关键词：文化结构论；民族凝聚力；逻辑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1.0018
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中国力量”的核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动力源泉。历史证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稳定发展，始终与文化实践紧密相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构成了民族凝聚力的内核。随着时展，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文化系统要素更新、发展及彼此协调互动必然能提升民族凝聚力。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是传统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时代延续与升华，更是其基本要素自我发展的结晶。而实践告诉我们，这种自我发展有着独特的文化逻辑与特征，充分体现了本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强。本文立足于文化哲学的文化结构论视角，对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自我发展的文化逻辑和特征进行分析，以更好地展现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内在结构及其运行机理。
一、文化结构论与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的契合
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特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阶段，与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紧密相连。实践证明，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其实质就是其基本构成要素在民族性与时代性基础上的自我更新与发展。一直以来，学界普遍认为民族凝聚力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包括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科技因素、地理环境因素、外交因素等。诚然，民族凝聚力是民族问题，因此必然包含民族构成的基本要素，即地理因素、经济因素、传统文化因素、共同的心理状态，但与此同时，随着人类产生国家这个共同体之后，民族凝聚力不仅是一个民族问题，还是国家层面的问题，涉及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体制和制度以及国家间的交流等层面。因此，民族凝聚力的基本构成要素相当庞杂和广泛，需要对其进行合理归纳以便展开相应研究。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亦是如此。本文借助文化哲学的文化结构论，结合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实际，对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基本构成要素进行合理归纳与深层分析。
文化结构理论是文化哲学的重要内容。文化哲学往往将文化作为一个系统进行研究，认为文化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方式的积累和沉淀，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主要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大子系统。经典作家马克思对此也进行过论述。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对蒲鲁东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进行了批判，认为“哲学家蒲鲁东先生对事物的理解是颠倒的”。在马克思眼里，“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1]马克思在这里阐述了人们生产过程的三个阶段及其递进关系，其实也等于间接地阐明了人类社会文化的基本构成，即物质文化（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等）、制度文化（社会关系）、精神文化（原理、观念等），其中，物质文化是基础，精神文化建立在物质文化基础之上，制度文化介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间，成为二者互动与衔接的中间力量。马克思不仅勾勒了文化的基本构成要素，还对这些要素关系进行了深层阐述。马克思曾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这告诉我们，物质文化是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基础。马克思还指出：“在宗法制度、种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下，整个社会的分工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的。”[3] “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4]这意味着制度文化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精神文化对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都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许苏民先生曾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结合文化发展实践，对文化基本构成要素的辩证关系进行了详细论述，即“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物质文化中渗透着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为物质文化所决定，同时又以一定的精神文化观念作为存在的前提，并在其中凝结着、沉淀着精神文化的因素，而又反转过来给以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以巨大的影响。精神文化归根到底为物质文化的发展水平所决定，但又受到制度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并且反作用于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5]108-109按照上述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论的思维方法，结合当代中国发展实际，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就可以具体归纳为：从物质文化而言，主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科技成就形成的影响力；从制度文化而言，主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的强制力、约束力和向心力；从精神文化而言，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形成的感召力和亲和力。这些要素彼此并不孤立，而是相互影响、相互牵制、相互配合的辩证统一关系。这种关系使得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了一个和谐运转、有机互动的整体结构，释放了强大力量，构筑了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动力基础。
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基本构成要素虽然彼此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但在民族凝聚力系统中的地位和价值功能是不一样的。按照文化结构论的思维，物质文化居于文化系统的表层，是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物质基础和创新动力，其时代性特征明显，变动性和灵活性最强，虽能体现民族发展的历史特征，但不能体现民族最本质、最深层的特征。因此，物质文化要素虽影响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但不是决定性的根本要素。就像在西方物质文明的冲击下，麦当劳、肯德基等快餐在中国遍地开花，现代化摩天大楼座座耸起，但这并未弱化中华文明影响力和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精神文化居于文化系统的最深层，稳定性最强，是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因为精神文化“更好地揭示了人的本质特征，揭示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差别；换言之，精神文化最深刻地体现了人的文化超越自然和本能的创造性和自由的本性。”[6]80与此同时，“精神文化不应是外在于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独立的东西，而是内在于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内在于人的所有活动的深层的机理性东西，而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都是精神文化的外在表现或物化形式。”[6]80所以，精神文化是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构成的深层要素，是决定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历史上，当中华民族遭遇外敌入侵时，首先必然是“国家统一、自强不息”等民族精神唤醒国人守护民族家园。
制度文化是民族文化的中层结构，兼具民族性与时代性特征于一体，能有效衔接、调节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互动发展，是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生存发展的政治条件和社会基础。没有制度文化调节和保障，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就失去了“护航”，很容易在现代化、全球化大潮中遭遇损伤，进而弱化民族凝聚力。因此，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要实现持续发展，就必须充分尊重各个基本要素的地位和作用，保持彼此协调发展，切忌相互脱节。改革开放以来，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到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从集体领导到依法治国，从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充分表明了我们党在提升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增强中国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方面的高度自觉。
二、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自我发展的内在逻辑
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的升华，既是本民族文化内在精神的自觉发展，也是中华文化与其他外来文化重在相互激荡、相互碰撞、相互交流中的自我提升。这是一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整合的复杂过程。
首先，民族文化内在精神的自觉更新。一般说来，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理性的民族进入到一个新的文化时代，当自身固有的文化模式无法适应生存需求和新的时展时，它们内部能自我衍生和形成新的文化要素，并对现有文化模式形成强烈的批判，从而具备文化内在精神自觉更新的能力。如西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对人性的呼唤及其对传统的世俗文化与神教文化形成的冲击就是很好的体现。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理性民族，中华文化更是一种理性色彩比较浓重的文化。当中华民族本土文化处于自我发展的和平环境，未遭遇外来异质文化入侵时，其自身具有内在的自我批判、自我质疑、自我更新精神，能根据社会的发展批判自身不足，并将一些新的文化因子自觉融入自身体系，通过新的整合与提升，超越自在的固有文化，形成新的符合时展需要的文化因子，实现整个民族文化的创新，从而推动民族凝聚力的发展。从原始的、以地缘关系为中心的自然情感文化观到强调德性、集体、和谐、人本的传统文化模式，从诸子百家学说纷争到“独尊儒术”及四大发明的相继产生，等等，都体现了中华文化内在精神的自觉更新能力。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就是其内部构成的文化因素自觉更新的结果。
其次，多元文化潜移的相互整合。文化结构论认为，“所谓文化整合，就是把不同的文化要素按照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需要重新建构成一个具有内在的有机联系的文化整体。”[5]174在文化发展与交流的过程中，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向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往往是文化整合的过程。这种整合既有横向的整合，又有纵向的整合。横向整合侧重于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纵向整合侧重于民族内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话。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是在全球化、现代化大潮背景下，所以其内部文化要素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横向整合上，即在维护民族凝聚力的前提下，以民族成员共同的心灵祈向和精神家园为基础，推动本土文化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与世界各民族先进文化相互对接、相互融合，提升本民族文化的自我内涵和世界影响力，从而提升当代中华民族的聚合力和凝聚张力。
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的自我发展主要通过以上两种内在逻辑机制实现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引导下，坚持文化的内部创新，使得我国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们也要意识到，当今世界又是一个文化离析与文化整合相互并存的局面。世界各民族在坚持本土不可替代的固有文化传统与模式走向世界并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往往都会遭遇一些困境或经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包括文化本土创新能力及经验的缺乏、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中的“阵痛”、面对外来文化强烈冲击时的“不知所措”等，致使民族凝聚力也在曲折中实现更新和发展。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内部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也曾遭遇过困境。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缺乏，我们向苏联学习，使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的自我发展或多或少打上了苏联的烙印，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巩固了新生的政权，但之后一段时间却又不幸受到了左倾思想的干扰，“十年”更是破坏了国家的经济建设，扰乱了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造成了人民精神意识的混乱，严重阻碍了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的自我发展。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文化的现代建设终于在一个更为理性、宽和的社会文化氛围中迎来了历史性的新契机。随着对中国现代化历程屡遭挫折之经验教训的反省， 随着改革开放后对左倾文化观念的清除与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方针的全面贯彻， 特别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的深入探讨， 国人对中国文化传统给予了更多关注。在国际上， ‘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时代正在过去， 民族文化多元开展的历史合理性得到了更有力的肯定；工业东亚一定程度上具有东方特色的现代化模式的出现也从一个侧面加强了国人确立具有民族特色之现代文化的紧迫感。”[7]在这种背景下，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在坚持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自我创新与发展，并积极与世界潮流接轨，吸收世界各民族先进文化要素，使之与本民族优秀文化基因相互融合与整合，共同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厦，实现了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极大增强。
三、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自我发展的内在特征
实践已证明，在文化创新与文化整合中，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实现了自我发展，这种自我发展立足于中华民族实际，紧跟时展，表现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
首先，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这是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自我发展的基本特征。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作为文化系统三要素，呈现由表层进入中层，再到深层的结构关系，既体现了民族性底蕴，又凸显了时代特色。但由于三要素在文化整体发展中的地位和功能不同，使得民族性与时代性在三要素身上的比重有所差异。一般而言，物质文化变化最快，时代性最强，精神文化由于历史沉淀时间较长，变化较慢，稳定性较强，民族性更加突出。制度文化沉淀着精神文化因素，又保障和支撑着物质文化发展，因而民族性与时代性都很突出。坚持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是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取得快速发展的宝贵经验和鲜明特征。从“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到“倡导平等、竞争、开放、法制”的市场经济发展，体现了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内部物质文化要素的发展紧跟时代潮流。从“双百方针”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再到“文化自觉和自信基础上的文化强国建设”，体现了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内部精神文化要素发展注重民族底蕴和时代气息的结合。从反对个人崇拜，坚持民主和法治原则到“依法治国”，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体现了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内部制度文化要素发展的与时俱进。正因为三大要素始终坚持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才使得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内部表层、中层和深层结构在时展中不断优化。
其次，理性文化批判与文化重建的统一。这是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自我发展的核心特征。从人类文化发展史来看，文化发展的过程是复杂的，但总体而言，主要是围绕“文化批判与文化重建”来展开的。常言道“不破不立”，文化批判侧重于“破”，倡导文化内在精神的反省，正确认识自身的不足。文化重建侧重于“立”，倡导创新与发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合适张力，在本土与世界之间保持自我本性。一个缺乏文化批判与重建精神及动力的民族，是一个精神困顿和缺乏活力的民族，必将被现代化所抛弃。理性的文化批判与文化重建表面上是文化的现代化，但实质上反映了人的现代化，其宗旨就是要破除旧的文化发展模式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束缚，形成一种以理性、宽容、开放、自由、人本为主要特征的新的文化发展状态，让人在一种“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文化氛围之中实现幸福生存与发展。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内部的文化要素发展凸显了这种理性文化批判与文化重建的辩证统一。无论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物质文化确立，还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的制度文化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体的精神文化的形成，都是基于现代化角度对传统文化发展的反思、批判和重建，都是为了给现代人发展创造一个更加自由、公正、人本的新环境。正因为如此，当代中国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才能获得巨大的价值认同，从而能聚合成一种强大力量。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的自我发展所体现的理性文化批判和文化重建精神，并不是传统社会或一般意义上的激进式变革，也不是仅限于精英群体的文化启蒙和改革，而是在润物细无声处，植根于民众生活，从人们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文化根基、利益表达与实现等入手，使民众日常生活的质量逐渐提升，并不断适应现代化发展要求。这种文化批判与文化重建过程必然能从根本上赢得民众认同和支持，进而能真正凝心聚力和聚合民气。反观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文化革新，如以制度文化变革为核心的“”，虽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封建制度文化根基，带来了文化新气象，但这场文化变革仅局限于精英知识分子的圈子，并未植根于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沃土，也没有提升全体国民的文化自觉、文化改造意识。因此这种文化批判和文化重建的探索注定昙花一现，无法完成民族危机背景下中华民族凝聚力内部制度文化要素更新与发展的重任。与此相比，当代中国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发展是深层触及民众生存与生活方式、真正坚持“以广大民众为本”的理性文化批判与文化重建过程。这不仅带动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与创新性发展，还极大地提升了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与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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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铿锵有力，豪迈自信，令人激动，催人奋进，为巩固好、发展好人民共和国伟大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磅礴力量。
回望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史，无论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辉煌史诗。这部历史，叙述的是奋斗，探索的是规律，启示当下，烛照未来。
党的领导是新中国70年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70年来，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矢志不渝地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一穷二白、满目疮痍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积极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有效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在强国富民的“赶考”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基础性成就，中华民族实现了从受尽屈辱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开启了实现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历史昭示我们，坚持党的领导是新中国70年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在前进征程上要夺取新的胜利，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要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始终保持强烈的“赶考”意识，保持刀刃向内的勇气，全面从严治党管党，使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纯洁性，永葆党的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中国70年艰辛探索取得的根本成就，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70年来，我们党在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巨笔公
众
号整理，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历史昭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胜利前进的光辉旗帜，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前进征程上要夺取新的胜利，必须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始终沿着党和人民开辟的正确道路胜利前进。
人民是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必须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70年来，我们党和国家坚持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把党的正确主张和国家的意志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无论是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完成“三大改造”，还是取消延续了2600余年的农业税;无论是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还是誓言把近14亿人一个不落带入全面小康，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进入新时代，总书记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坚持“以百姓心为心”，倾听人民心声，回应人民期待，人民群众获得感显著增强。历史昭示我们，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党和国家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在前进征程上要夺取新的胜利，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改革创新是新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必须不断激发改革创新活力。70年来，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取消农业税，到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兴办经济特区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共建“一带一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到全面深化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扎实推进，从“两弹一星”、超级杂交水稻、高性能计算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到载人航天、青蒿素、高速铁路等重大科技成果，改革创新成为新中国70年发展最显著的特征、最壮
关键词: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仪式传播;仪式重演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4-0111-05
一个社会如何保存和重现记忆?一个民族如何保存和重现记忆?有学者认为,只有举行仪式。因为“有关过去的意向和有关过去的记忆知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无疑,民族记忆历史的记忆是中华文化的储存箱,而重要的民族记忆都离不开仪式的承载和传播。记忆、仪式与传播之间相互辅助、共存共生。因此,河南新郑黄帝故里每年举办的拜祖大典可以看做是一种记忆的仪式传播,它在传承传统文化、强化历史记忆、建构文化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着不可忽略的传播意义和价值。
一、拜祖大典与记忆的仪式传播
“在许多文化中,举行仪式是为了纪念相联系的神话,为了回忆一个据信在某个固定的历史日期或在某个过去的神话中发生的事件。”几千年来,“三月三,拜轩辕”成为中华民族一项重要的文化传统活动。正因为如此,在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今天,河南新郑拜祖大典2008年已被正式列为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种被“发明的传统”在新的历史语境的复活带给我们许多重要的启示。
仪式和传统密不可分,“传统本质上是一种形式化和仪式化的过程,因此‘被发明的传统’意味着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性,它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可以说,“传统是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是人类过去所创造的种种制度、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构成的表意象征;它使代与代之间、一个历史阶段与另一个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密码,并且给人类生存带来了秩序和意义”。简言之,传统形成的范畴来自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体现着某种行为方式与观念,具有延续性、规范作用和感召力。
仪式和记忆、传播也紧密相连,“记忆不仅产生于人自身,也产生于人与人之间。它不仅是一种神经或心理学现象,更重要的还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在交际和记忆媒介中得以发展,记忆媒介确保这些交际的再次识别性和连续性”。拜祖大典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创造集体记忆的仪式传播活动,依托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依赖于炎黄子孙的历史文化记忆。而“记忆是实现历时性和时间延续的器官。从本质上讲,它有两个不同的功能:储存和重建。这两种功能都参与到了建立历时性即延长时间这一过程中,即便它们的参与方式不同。记忆是一种以编程和繁殖原则为基础的再生产,该原则使文化模式得以延续。这种(深层结构的)形式储存保证了(明显的)行为的可重复性,并由此赋予了文化再生产的能力。这并不是指‘大量复制’,而是在象征的感知世界、行为方式、赋形这三者的连续性的层面上说的”。
无疑,拜祖大典即是一种记忆仪式的媒介传播活动。所有参加拜祖大典以及在电视媒体前观看拜祖大典的人们,通过“在场”和“不在场”,感受到同为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的荣光,重新认识和记忆起中华民族和历代祖先所创造的历史。这种共同的“根基记忆”由于带着浓郁的情感和熟悉、亲切,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这种以“回溯本原”的历史记忆,是“以向回看的方式进行文化认同,确认自己处在一个强大的历史空间和族群文化之中,拥有一些可以充分应对变化的传统资源,自己是这一传统中的一分子,凭着凸显和夸张这种文化传统与民族历史的方式,人获得所需要的自信心和凝聚力”。换句话说,人们正是通过仪式这种文化行为,获得某种体验,形成文化记忆,这种记忆建立在集体的文化基础之上,并在变与不变之间代代传承、绵延传续。
二、拜祖大典的“仪式重演”与符号象征
一般来说,所有的仪式都具备两个特征:形式主义和操演作用。它们作为记忆手法能有效地发挥作用。除此之外,记忆仪式还有两个不同于其他所有仪式的特征,一是“它们明确涉指原型人物和事件,无论人们把这些理解为历史存在还是神话想象;由于有这个事实,这类仪式另一个特征,而且是它们独具的特色。我们可以把这个特征描述为仪式重演特征,它对于塑造社群记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特质”。拜祖大典中的“形式主义”特征主要突出显示在仪式中的一些符号运用上。这些符号无论是语言符号还是非语言符号,无不带有浓郁的象征意义,透露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气息,可以再次激活和强化我们的记忆。拜祖大典中的主要象征符号在以下几方面:
(一)色彩符号:黄色为尊
在历届拜祖大典中,黄色都为仪式场所的主色调。黄色在拜祖大典仪式中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意味着黄帝的功德之高与黄帝文化的厚重。
摘 要 中华武术是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色，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与艺术等多种文化形态相互交融渗透，形成了多元化的文化形态。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通过研究武术技法的巧妙、武术技击是否是艺术、武术和艺术的联系、武术套路的艺术特征来探讨中华武术的艺术性。得出结论：武术将“艺”与“术”的结合，通过实践获得万物归根、天人相合的生命感悟与精神体验。通过由武至道，超过技击的外在，实现自我生命的实现，使武术成为理想化的技击艺术。中国武术运用概括抽象这种手法，使技击动作的套路动作的概括性和具体可感性有机地统一起来，把艺术想象和客观形象完美的结合起来，具有形神兼备、动静结合、节奏鲜明等技击特征。
关键词 武术 艺术 特征
一、选题依据
中华武术是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从古代武术神话中的表意情怀、意象到武术套路，无不显示出其艺术气息。可以说，艺术是隐含在技击性之中，中国人追求“意境意象”审美追求、技术艺术化、“感性体悟”的审美方式、“天人合一”的哲学理想的典范[1]。随着冷兵器时代结束，武术技击性逐渐弱化，同时，影视的发展，又加速了武术的艺术化发展。武术活动中客观存在的大量的现实美，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当代武术的娱乐观赏、养生健体、陶冶情操的价值，大大超过了它的技击价值；而它的体育价值又不能完全概括它所包含的东方古典哲学、传统伦理和它与杂技、民族舞蹈、戏曲等的联系。本文是通过研究武术技击是否是艺术、武术技法的巧妙、武术和艺术的联系、武术套路的艺术特征来探讨中华武术的艺术性。
二、研究方法
（一）文献资料法
本文利用中国知网等网络资源和书籍搜索有关武术与艺术的文章40余处并进行了整合分析。
（二）专家访谈法
访谈了淮北师范大学陈威教授、赵先卿教授和王舜老师，北京体育大学门惠丰教授、阚桂香教授、武冬教授。
三、结果分析
（一）中华武术技法的巧妙
武术技法是指练习的基本技术规格要求及其规律性的运动方法，主要包括外部的形态动作和内部的神韵。武术中“神”是“形”的动作依据，“形”是“神”的外在表现。只有把二者巧妙的结合起来，才能达到技法的最佳效果，充分展示出姿势雄壮、精神勇往、动作灵活、力法快长的风格特点。武术技法的体态运动主要包括仰、立、拧、含、展、转等，具体指躯干后屈，含胸拔背，舒腰推胸，伸身拔腰，上下身体相反方向转动和以腰部为轴，手臂做各种轮转动作。在实践中这些体态运动多与各种身法结合在一起，形成武术的技法练习。武术的身法实质是以腰为源的方法，起于脚，发于腿，主宰于腰，形于手指。这充分说明腰是支配上下肢的总枢纽，也是力量传递是否得当的关键。
（二）武术是一种理想化的技击艺术
武术追求的是对“技”与“器”的更高追求，是人心对武术的理解，是对心灵自身的调节，是对神韵的感悟。武术追求的以和为贵就是来自民族的文化特性，体现了民族“尚和”、“内敛”的文化气质。武术追求的技击来自生存、竞争的要求，中国把它总结为一种“健吾身”、“养品行”、“知天性”、“寻天道”的活动方式[2]。武术拳技不再是一种好勇斗狠的暴力行为，而成为一种对自我、对自然、对天道追求的手段。武术之道为技艺的最高境界，表现为通过习武练拳获得的一种超越生命体验和人生价值，以及对天道自然宇宙的生化之理的感受与体悟。武术将“艺”与“术”的结合，通过实践获得万物归根、天人相合的生命感悟与精神体验。通过由武至道，超过技击的外在，实现自我生命的实现，使武术成为理想化的技击艺术。
（三）中华武术与艺术的结合
中国武术运用概括抽象这种手法，使技击动作的套路动作的概括性和具体可感性有机地统一起来，把艺术想象和客观形象完美的结合起来。虽然武术动作取材于技击，但不是技击动作的纯客观模仿和再现。而是根据中华民族“华实互补、虚实相成”等创作思想，将其素材进行艺术再现，成为“形神兼备”、“虚攻技击”的武术动作。在这个过程中，武术家要按社会要求和文化观念，将素材进行选择、概括、抽象、修饰、提炼、分解、组合，再依动静疾徐、攻守进退、刚柔相济等规律进行排列组合，串联成套，用艺术的形象，集中表现出技击动作普遍意义的特征。
（四）武术套路的艺术特征
武术套路的艺术美是艺术美和武术自然本色美的辩证统一体，具有以下特征：1.节奏特征：动如涛、静如岳、起如猿、落如鹊、立如鸡、站如松、转如轮、折如弓、轻如叶、重如铁等。在武术套路比赛中，追求的是神韵的完美结合。2.动作特征：武术套路动作实现了攻防技击动作的艺术化过程。攻防技击动作是武术套路运动的重要组成元素，分动态和静态两种。3.风格特征：武术门派各异，拳种繁多，有刚劲有力、浑厚沉稳的南拳；飘洒大方，气势奔放的通臂拳；丝丝如扣、圆活走转的八卦掌等。4.结构特征：武术套路的结构有情节构思结构和动作编排结构。
四、结论
武术将“艺”与“术”的结合，通过实践获得万物归根、天人相合的生命感悟与精神体验。通过由武至道，超过技击的外在，实现自我生命的实现，使武术成为理想化的技击艺术。中国武术运用概括抽象这种手法，使技击动作的套路动作的概括性和具体可感性有机地统一起来，把艺术想象和客观形象完美的结合起来，具有形神兼备、动静结合、节奏鲜明等技击特征。
参考文献：
[1] 邱丕相.武术套路运动的美学特征与艺术性[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4.28（2）：41-43.
一、征文指导思想和主题
抗日战争时期，山西作为华北敌后抗战的中心，创建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发源地，我党领导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英勇抗日的主战场之一，在华北乃至全国抗战中居于重要地位，发挥了特殊作用，作出重大贡献。研究宣传山西抗战光辉历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对于凝聚力量，奋发进取，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重要意义。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以科学求真的态度，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抗战和华北抗战历史进行深入研究，重点研究山西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居的重要地位和发挥的特殊作用，山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英勇斗争、顽强拼搏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的巨大牺牲和突出贡献，山西革命老区培育形成的伟大精神，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人民军队领导人在山西抗战中建立的丰功伟绩和体现的崇高思想风范，山西抗战著名英烈、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山西革命根据地党与人民群众结成的血肉联系和根据地局部执政老区干部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为民务实清廉的好作风等。深化研究和扩大宣传红色的山西、英雄的山西、为革命做出重大贡献的山西、富有光荣革命传统和党的政治优势的山西，增强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历史自豪感和历史自信，激发开拓奋进的力量，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净化政治生态、实现弊革风清，重塑山西形象、促进富民强省。
二、征文基本要求
（一）研究论文实行广泛征集，重点组织，专家评审，择优入选。
（二）论文题目和研究角度，参照《 山西抗战的历史贡献――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论文集 》征文参考选题（附后），可在参考选题的思路下作者自行拟定题目。
（三）论文撰写做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对历史的研究有新意，或在资料挖掘上有新的成果，或拓宽拓深某一方面的研究。
（四）论文撰写对重要史料、重要数据和引文观点评价的引用，注明出处，采取页下注。
（五）每篇论文的字数宜在8000字左右。有特别重要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的论文可在1.2万字至1.5万字。
（六）报送的论文，必须是未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不得一稿多投。
三、征文组织
（一）论文截稿日期为2015年5月30日。
（二）论文投稿方式：将论文以电子稿形式发至征文电子邮箱。请写明作者姓名、性别、工作单位、职务、职称、通讯地址、电话、邮编、电子邮箱，以便联络。
（三）省委党史办公室组成专家评审组对应征论文进行评审，择优入选，于2015年9月集辑出版。
征文电子邮箱：
联系人：高桂珍 杨子晋
联系电话：0351-4019853 0351-4018809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
2014年10月20日
附：征文参考选题
1、红军东征对全国抗战爆发后八路军开赴山西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历史意义
2、党中央和部署以山西为华北抗战战略支点研究
3、八路军以山西为立足地和出发地实施战略展开，开辟华北敌后战场研究
4、八路军总部转战山西，山西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指挥中心研究
5、中共中央北方局移驻山西领导华北地区党的工作和抗日斗争研究
6、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历程和基本经验
7、山西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结合革命斗争实际创造性地贯彻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研究
8、山西是华北敌后抗战的主战场之一，平型关大捷、以山西为主战场的百团大战等重大战役、战斗研究
9、山西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研究
10、山西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党局部执政的历史经验
11、山西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的建设，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培育发展及历史启示
12、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山西的成功实践与山西抗战特殊局面的开创
13、以山西为例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研究
14、山西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与人民群众结成的血肉联系及历史启示
15、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沁源围困战、晋西北“挤敌人”等人民战争战例研究
16、山西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涌现的抗战英烈、英雄模范人物研究
17、山西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对夺取抗战胜利的巨大支持和牺牲贡献
18、以山西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对陕甘宁边区、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的财政经济支援
19、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人民军队领导人在山西抗战中建立的丰功伟绩
20、著名爱国抗日志士、国际友人与山西抗战研究
21、抗日民主新天地――山西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战历程中的社会变迁研究
22、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山西移驻情况考证调研
23、山西抗日根据地干部学校设立、干部培养情况调研
24、抗日战争中山西人民参加八路军，贡献粮食、物资和支前勤务的考证调研
25、抗日战争中山西民兵发展和发挥抗战重要作用研究
26、从抗战历史实践解读太行精神、吕梁精神
27、日军侵晋暴行研究
28、抗日战争时期山西省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
29、弘扬太行精神、吕梁精神，传承光荣革命传统，推动改革发展，富民强省
30、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抗战对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深刻启示
引言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创造了璀璨的历史文化成果。每种文化都是祖先留下的智慧凝聚，其中就包含了别具格的十二属相文化。十二属相图形作为属相文化的视觉载体，有其独有的艺术形象，它丰富着人们的生活，传递着人们对动物的图腾崇拜，体现了独特的价值和艺术魅力。以属相龙文化为例，在封建社会时期，龙是一种权力的象征。龙在人们的心目中是神秘且又神圣的动物，并逐渐成为汉民族的图腾。属相龙不但内涵深厚，风格多样，且极具地域特色，也是我国传统十二属相文化艺术的典型体现。
十二属相的由来
”全国十二个，人人占一个”，十二属相源于何时，今已难于细考。十二属相，又叫十二生肖，包括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12种动物。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查阅可以证明，中国是属相的发源地。长期以来，《论衡》视为最早记载十二属相的文献。从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十二地支与十二属相的配属如此完整，且与现今相同，这段记载在现有文献中属较早的。属相为何取数十二？对于中国人来讲，“十二”是一个神秘的数字。而我国的十二属相之所以取数十二，与“十二”蕴含的文化内涵有着根深蒂固的关系。在古代以十二累进来分割时间，十二个时辰为
日，十二个月为一年，十二年为一纪。因此，就非“十二”莫属了。
属相与图腾崇拜
图腾是群体的标志，旨在区分群体。图腾就是原始人迷信某种动物或自然物同氏族有血缘关系，因而用来做本氏族的徽号或标志。“图腾崇拜是原始社会诸种崇拜互相结合起来的一种综合宗教形式。”图腾崇拜有着丰富文化内涵，存在于世界各个原始民族之中，是种最早出现的文化现象，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远古时代的图腾崇拜是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展现，是整个民族所共有的、与生俱来的文化现象。图腾作为民族标识之的属相文化，应该给予重视，将其看成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十二属相的文化内涵与意义
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而精深的文明史，有着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然而，十二属相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种，也是一种历史悠久、影响面广、生命力强的民俗传统文化。十二属相有着深深的吉祥和祝福的寓意，它们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浸入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它们的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团结和谐，吉祥祝福”的寓意上。中国的属相文化，经过长时间积累，已深入到中国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生肖属相让人对生活有一种积极向上、勤劳务实、聪明灵活、坚持原则的态度，是一种积极因素，对民族文化发展和社会和谐起到一种推动作用。十二属相植根于中华民族，中国元素属相为首。十二属相是一种非物质文化，它广泛地介人中华文化的各个领域，融合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它既包藏着久远的民族文化积淀，也饱含着生动活泼的民间生活情趣。从古至今，凡中华民族子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属相吉祥物，人们赋予十二个属相不同的象征意义，共同表达美好的祝愿和心灵的祈求，下面以属相龙文化为例做具体阐述。
以属相龙文化为例
十二属相是
个地区或是一个民族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形式，是一种隐性的民族语言。在中国传统属相文化中，龙的形象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也有一些少数民族把属相动物作为本民族的象征。在平民百姓的心目中，龙作为主宰雨水的神，具有通天、好飞、喜水、征瑞等特性，成为中华民族最主要的吉祥物之一。龙作为一种艺术形象，是中国民族文化的代表，也说明了龙文化历史悠久。
在中华大地上，龙文化能够长盛不衰，是因为其超越了时空局限的象征意义。龙是男性的象征，因为龙的腾飞逾越、气势逼人与男性的血气方刚有吻合之处；龙是成功的象征，因为“望子成龙”、
“人中之龙”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因为龙的形象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成为全体炎黄子孙的精神归依和感情纽带。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龙代表着吉祥如遇、和谐长久，代表着风调雨顺、人寿年丰，代表着团结一致、生生不息。总之，龙文化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龙的象征意义也随着中华文化的发展显得日益成熟和饱满，同时也是对属相龙文化的极大丰富和发展。
结语
关键词：大众传媒；民族认同；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DOI： 10.3969/j.issn1003-8256.2013.04.0009
中华儿女是全球华人的共同称谓。作为唯一以“中华儿女”冠名的媒体，创刊25年来，《中华儿女》杂志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纵情讴歌优秀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光辉业绩，以一本期刊独特的传播力，以对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记载，把中华儿女这个神圣而又尊贵的称呼，提升为一种影响全球的强音，以大众传媒的力量促进了民族认同。
1 中华儿女名称的由来、演变及内涵
1.1 中华儿女名称的由来
中华儿女作为当代全球华人的称谓广泛流行，并成为海内外华人的专用符号，是在1988年《中华儿女》杂志创刊，邓小平为杂志题写刊名以后。
198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在一封复函中说：“经部领导研究并报中央书记处领导同志审定，今后在党和国家机关文件及领导人的正式讲话中，还是用‘中华民族’代称中国各族人民更好一些。”
1990年3月10日，邀请在北京参加中央全会的边疆民族地区和沈阳、北京、兰州、成都等军区的同志，以及党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参加全会的同志召开座谈会，共同商讨研究进一步稳定边疆民族地区局势的问题。他在讲话中谈到“可以研究在国内用‘中华民族’、‘中华儿女’这样的词，以加强对各族人民的感召力。”
1993年11月5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第18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李瑞环发表讲话，首次使用“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的团结”这句话，他说：“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基础，实现大陆范围人民的团结；以拥护祖国和平统一为基础，实现大陆同胞与台港澳同胞的团结；以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基础，实现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的团结。”此后，在党和国家机关文件及领导人的正式讲话中，“中华民族”、“中华儿女”这两个词语逐渐成为官方用语中的常用称谓。
1.2 中华儿女作为广义范围的概念
目前，作为在全球人数最多、分布最广的族群，无论是什么国籍，客居他乡多么遥远，都把自己称作中华儿女。因此，中华儿女是海内外华人华裔共同的象征，是一种共同的血缘、内在的情感和祖先认同，只要是华人华裔，都被称为中华儿女。
1.3 中华儿女作为特定概念的内涵
作为特定的称谓，中华儿女特指那些为中华民族做出贡献的优秀分子。2010年7月，在会见来自51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6000余名华裔青年时指出，“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中华儿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梦。”把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华儿女的基本要素总结为三个：第一个是“根”。中华儿女的根在中国，认同这个根，才能成为中华儿女。第二个是“魂”，对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有一种非常根深蒂固的认同。第三个是“梦”，无论是在海内海外，怀有一个共同的大目标，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大家共同的梦。
2 《中华儿女》杂志对民族认同的贡献
大众传播媒介无论是对社会凝聚力的主观感知方面，还是对公众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都产生一定的直接影响。《中华儿女》杂志创刊以来，以精彩丰富的传播内容，以鲜明的人物形象塑造，超越了社会的各种属性，在不知不觉中传递了人们对“中华儿女”概念的认知态度和价值观念。
2.1 《中华儿女》杂志强化了“中华儿女”的符号价值
民族认同的建构是民族国家进行文化融合与政治整合的过程，其要点在于民族统一与族裔多元的平衡以及文化与政治的良性互动。人类学家戴维·科尔泽曾说：“没有仪式和象征符号，就没有民族。”民族符号作为一种意义综合体，蕴含了本民族全体族群的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反映民族文化的特征，这种强烈的象征符号有助于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本妮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中指出，印刷品的广泛传播发挥重要的凝聚作用，人们通过阅读相同的文本，形成了相互联系的读者群，从而为民族意识奠定了基础。《中华儿女》杂志创办以来，不断在全社会突出“中华儿女”这个响亮的称谓，使之成为显著的民族符号。“中华儿女”作为中华民族传统血脉的文明标识，创造出了一致的心理归属，逐渐得到所有华人的普遍认同。
2.2 《中华儿女》杂志促进了一个称谓的政治认同
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影响着国民心理和民族认同，而大多数国民的价值判断和公众舆论，又通过媒体和各种传播渠道传达给国家领导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领导人的各种决策及行为。中华儿女称谓就是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申下形成的，是由政治力量和政治权威决定的。《中华儿女》杂志创刊以后，陆续发表了一批影响深远的领袖系列文章，把党的三代领导人以及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作为报道对象，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如《解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杰出贡献》、《：感动中国的春天故事》等文章，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工作为报道内容，既让领导人熟悉了刊物，也让他们更倾向于使用“中华儿女”这个称谓，从而促进了一个称谓的推广。
2.3《中华儿女》杂志以人物报道塑造了广泛的身份认同
信息社会的到来构建了特有的媒介时空。在媒介社会，人们在利用大众传媒所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被大众媒介所影响。大众传媒创造一个“观念世界”，受众追随媒介成为这个观念世界中的一员。当受众逐渐拥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中华儿女”，在文化、心理上更易联结为一个“共同体”，从而强化了民族认同的塑造。在25年的办刊实践中，《中华儿女》杂志逐步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内容特色，以报道国内政要的工作与生活为重点，以挖掘党史人物与党史事件为特色，以记录社会精英人物的发展与成功为内容，主要刊登中国当代政要人物的传记、专访和回忆录等，备受中国政界、商界及其他主流社会关注，成为一本高举爱国爱国主义旗帜的高格调、高水准、高质量的人物期刊。《中华儿女》杂志精心选取的报道对象，由一个个鲜活的形象来展现海内外的华人风采，用一个个典型代表人物强化民族情感，使身份认同更加明显。
2.4 《中华儿女》杂志传递了民族文化认同
一个民族共同体的传统文化则是构成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核心。自《中华儿女》杂志创刊起，就致力于传播民族文化，发表了一大批具有影响力的文章，对国学与传统文化大家的成果进行报道，在更高的层面传递了民族文化认同。传统文化是渗透在人血脉中的基因，是一个民族得以延续的根基。按西方学者戴维·莫利的观念：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必须经年累月，借助集体记忆，借助共享的传统，借助对共同历史和遗产的认识……维持它还必须跨越空间……借助界定‘我们’与‘他们’的包含原则与斥异原则。”因此，作为中华儿女，他们可能国籍不同，有别，价值观念差异，但是，一种共同的文化认同造就共同的血脉，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就是每一个民族成员对同一个国家的认同，也是对一个民族能够在世界舞台上得以生存发展和走向未来的认同。当伟大的祖国繁荣和强大，无论是身在海外还是身在国内，每一个中华儿女都会因有这样的祖国而感到无比自豪，这种对故土、对家乡、对民族、对国家的依恋，也彰显着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
3 让中华儿女成为伟大民族复兴的符号象征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血脉相连的大家庭。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每个中华儿女都有振兴中华的责任，而这个责任特别落在青年身上。民族意识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会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人文生态因素、大众媒介和外部政治势力等因素都会强化或淡化民族意识。因此，大众传媒如何发挥自身的优势，引导青年成为优秀的中华儿女，让中华儿女成为当代青年的符号象征，关乎民族未来，关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乎中国梦的顺利实现。
3.1 让爱国主义成为中华儿女的精神支柱
爱国是一种对祖国的眷恋，那种真挚的感情使多少海外游子常常心怀一腔乡愁，盼望落叶归根；那种强烈的感情又使多少身在祖国的人们，深感热土难离。爱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是中华儿女的美德，爱祖国、报效祖国，把祖国建设得繁荣富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每个中华儿女的崇高理想，是爱国主义的本质所在。虽然大众传媒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的具体看法，但是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相关的议程设置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和意见，以及他们关注的次序，受众会因为媒介提供议题的重视程度来改变对事物重要性的认识。大众媒介所提供的是渗透了特定价值观的“媒介环境”，它不但影响人们对某一议题的重视程度，对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大众传媒要传播报道中华儿女的爱国主义精神，引导中华儿女树立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把对自己祖国的感情时刻蕴含在心底，时刻准备着为国家奉献自己的一切。
3.2 让民族精神成为中华儿女的价值要素
中华民族精神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其核心内容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此外，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舍生忘死的牺牲精神、敬老尊贤的伦理精神、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以及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等等，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内涵。社会的存在必须有一个同一的思想价值观念体系和行为准则，特定的意识形态是加强民族凝聚力的核心所在。中华民族精神，是动员和激励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每一个真正的中华儿女所应有的骨气和胆识，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大众传媒要重视对民族精神的传播，引导更多人成为优秀的中华儿女，形成优良品格，在大灾大难和面临的任何逆境中，不屈不挠、坚忍不拔、凸显精神、彰显美德，在世人面前展现华人的风采风貌。
3.3 让民族文化成为中华儿女的信念信仰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生存繁衍发展过程中的文明和智慧的结晶，是民族的血脉和人民的精神家园，是民族、国家的文化心态的体现。作为世界惟一持续发展未遭中断的文化，与世界上主要的古老文明相比，中华民族文明没有中断的重要原因，就是中华文化的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不断与其他先进文化相互交融，不断吸收人类发展的先进文化。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面对普世价值对民族文化认同的挑战，面对商品社会中出现的文化认同危机，大众传媒要树立民族文化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吸引力，增强民族凝聚力，引导中华儿女，不论身处何地，以一种休戚与共的情怀，为民族和国家的兴旺发达而欢欣鼓舞，一旦民族和国家面临时艰，同胞遭遇危难，就会感同身受，引发出心连心的同胞情谊，共同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增光添彩。
参考文献：
[1]Kertzer，David（1988）.Ritual，Politics and Power.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戴维·莫利，《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新华出版社，2005.
[3]克里斯·巴克，《媒介与文化书系：电视、全球化
与文化认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十七大，我们党奠定了新的奋斗目标，确立了新的理想体系，站在时代高度上，我们党实现了伟大转折。这个转折的时代意义就是继续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高举旗帜，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建设现代化的小康社会。就是以科学发展观为发展的思想体系，围绕构建和谐社会，社会主义荣辱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产生新的学说体系，使我们党始终与时俱进。从根本上讲，这也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特征。
信仰的问题是一个时代的问题。现在是信息多元化时代，受各种观念的冲击和各种思想的影响，信仰这个思想上的根本问题已被人们用各种方式理解。而解决信仰问题，是我们党的建设的根本。做到信仰上的专一，也是我们党发展的根本。
信仰是一个政党的生命，没有信仰方向的政党是软弱无力的。我们党始终注重思想信仰的建设，把党的思想信仰作为一切奋斗的最高宗旨。并从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立场上，不断提高党的思想水平，使党不断提高驾驭领导复杂社会的能力，让党的思想逐步演化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齿辱相依，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是为复兴中华民族而产生的。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就是中华民族的一个解放、发展的过程，这也是历史的结论。
当一种思想成为一个民族的共同理想时，这种思想的生命力已得以传承。当一种民族的共同理想成为一个政党的生命体系时，这种理想的内涵已升华成一种时代的最高境界。而这种思想和理想的结合，就成为一种时代的标志。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系已建设成为一种时代的标志，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已发展成为一面中国共产党的旗帜。
这就需要我们，在解放思想状态中，全力搞好思想信仰。而思想信仰的关键在于与时俱进，建立核心问题。核心不是搞个人崇拜，是党的发展方向和旗帜的建设问题。
建立核心，在于结合时代特征，形成一种新学说体系。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根本。建立核心，在于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新体系，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根本。建立核心，在于用丰富的社会主义文化为新思想产生新的时代内涵，从而产生符合社会主义新价值体系和道德体系的内容。这也是建立核心的本质特征。
关键词:鹤文化;特征表现;传播渠道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7-0201-02
鹤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是中华民族文化优秀的组成部分,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内在的、根本的标志。在人类生活中,鹤文化是由丹顶鹤自身所衍生出来的一种文化精神与意义,这种文化精神以丹顶鹤的素朴自然、优雅刚健、福瑞忠贞、美满和谐、吉祥长寿等象征意义为根本性内涵。
一、鹤文化的特征表现
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中国的鹤文化横亘古今、源远流长,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每个人心中。它是中华民族具有悠久历史的灿烂文化、先进文化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一定地位,千百年来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建构,具有很高的传承价值。它的特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群体性
民族文化的首要特征就是它的群体性。鹤文化是民族文化,这是因为鹤文化在其形成过程中,首先必须得到群体的认同,唯有群体的认同,才能约定俗成,进而完善并传承下来,这是其一。其二,鹤文化是群体智慧创造的结果。以鹤文化的民间故事为例,第一个编故事的人讲述的故事情节可能十分简单,线条也单一,如同插在地上的柳枝;第二个讲故事的人让它发芽吐叶了;第三个讲故事的人让它开出了柳絮,且摇曳多姿,等等如此现象。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每一个人在讲述、表演、模仿和重复某一种事项时,都可以说是一种创造。其三,鹤文化为群体所遵从。鹤文化一经形成,即规约了特定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如鹤所蕴含的高洁高雅、超凡脱俗之气质,这是人类所追求的。由此不难看出,人类在征服自然、从蒙昧走向文明的进程中,所创造、传承并遵从的鹤文化,是群体成员共同的心理企盼、共同的话语诉求、共同的审美理想和共同的价值追求。
(二)地域性
人类在走向文明的进程中创造了鹤文化,这种创造既代表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又适应了人类所处的外部环境,包括气候温差、干湿状况、地形地貌、物产植被等等,即与人类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因此,鹤文化也是人类征服自然的结果。由于不同的人类群体繁衍生息于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之中,使之所创造的鹤文化呈现出不同的个性,这种个性即鲜明的地域性特征。这从衣、食、住、行、用诸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充分证明。如清廷服饰――一品文官缀绣的补子图案为仙鹤;青铜器――立鹤方壶,我国春秋中期青铜器,是一种盛酒的礼器,壶盖上部为重瓣向外翻仰莲花形装饰,中立一鹤,展翅欲飞,形象真实生动;朝鲜族民间舞蹈中,模拟鹤自然形态的物质因素有“鹤步”、“鹤飞翔”等舞蹈形象。所有这些,都是生活在特定地域的人们适应自然、利用自然、与自然相和相谐的印证。
(三)传承性
鹤文化的价值所在,即它所彰显的功能决定了它的传承性特征。传承,使鹤成为财富,成为文化,得以世世代代延续下来,并且在延续的过程中,不断被后来者融入富有时代特色的文化元素,使之愈发被人们所接受。在考古中人们发现,早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鹤文化就融进了人类的生活,人们使用鹤骨制成乐器(七音阶鹤骨笛,这是世界上已出土的距今年代最早、保存最为完整的乐器实物),古蜀人、昂昂溪人将白鹤作为自己氏族的神圣图腾,春秋时期出土的青铜器,在不同历史时期鹤文化在诗文、建筑、哲学等诸多领域的表现,都体现了其传承性。可见,鹤文化作为特有的价值体系之所以得以传承,取决于人们的价值判断与价值认同。可以说,没有文化传承,就没有现代文明。
(四)寄托性
在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发展中,有相当一部分反映了民众的信念支撑、理想追求、情感慰藉乃至心理依赖,我们将其概括为寄托性。鹤文化也如此,从远古先民的图等崇拜,到鹤文化在文学、绘画、建筑等众多领域里的表现,无不体现鹤文化的寄托性,这是鹤文化的又一显著特征,它大多通过谐音、寓意、象征、造型的形式表现出来。鹤与“和”谐音;鹤的寿命约在60～70年,象征着长寿,人们把去世誉为驾鹤西行;鹤飞舞时直冲云天的姿势被誉为奋发向上;鹤的一夫一妻制,被喻以忠贞福瑞、和谐美满等。总之,任何文化样态都有其自身特征及其发展规律,寄托性这一特征,是鹤文化显著地区别于其他文化样态之所在。
(五)形象性
形象性本是文学艺术的典型特征,我们之所以将其归纳为鹤文化的特征,不仅是因为有关鹤民间口头文学、民间艺术是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即使民间工艺技术、民间娱乐的形象性亦十分显著。首先,看看民间工艺技术,丝织刺绣。如明中期织绣《凤鹤樗蒲纹妆花缎帘》,图案以“凤鹤相戏”组成橄榄形的樗蒲纹,花纹上下交错,四方连续,采用金线交边,更显富丽华美,为明代妆花织物的佳作。雕刻、陶瓷制品以及各类金属工艺,无不是以栩栩如生的形象性为人们所感染、所赞叹、所收藏。再看民间娱乐,如放风筝、剪窗花、扭秧歌以及面具舞会,也无不是以其形象性令人陶醉其中,且心旷神怡。可以说,形象性作为物化形态,既是鹤文化的传播媒介,又充分体现了鹤文化的内涵,并成为鹤文化美的韵律。正如有学者所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理想来创造物品,制作出自然界中所没有的东西。在这个造物过程中,既包含了具体的使用目的,也包含了审美的社会功能,在具体方法上,当然也包括了对形式美规律的运用。
二、鹤文化的传播渠道
鹤文化的传播渠道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学渠道
文学是以语言为工具对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文学为语言艺术,语言是文学用以塑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基本材料和基本手段,这也就形成了文学自身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特点。语言艺术具有形象的间接性,能多方面灵活地反映社会生活以及深刻的思想性。
人类对鹤文化的传播较多地体现在诗词歌赋之中,从《诗经・小雅・鹤鸣》、《易・中孚》:“鹤鸣在阴,其子和之。”魏晋・曹植的《失题》中“双鹤俱邀游,相失东海傍。雄飞窜北朔,雌惊赴南湘。”南朝宋・鲍照《舞鹤赋》中“精含丹而星曜,顶凝紫而烟华。”尤其是到了唐代,鹤的形象被广泛用到诗文之中。白居易《代鹤》“我本海上鹤,偶逢江南客。”刘禹锡 《秋词》“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元稹《松鹤》“渐见尺帛光,孤飞唳空鹤。”宋・苏轼《放鹤歌》“鹤飞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后赤壁赋》中苏轼不仅借孤鹤以表达自己那种高贵幽雅、超凡脱俗、自由自在的心境,更表现了那种超越现实的痛苦,遗弃凡俗、追求自由的精神。《三国演义》中的一句“先主见李意鹤发童颜,碧眼方瞳,灼灼有光。”这些脍炙人口的描写鹤的作品,不仅把鹤的优美形态描写得传神动情、淋漓尽致,而且借鹤言志,以鹤抒情,扩大了古典诗歌的题材,开拓了古典诗歌的意境。
(二)艺术渠道
所谓艺术,大致有三种含义:一是指“技艺”、“技能”;二是指富有创造性的工作方式和方法;三是指用语言、动作、线条、色彩、音响等不同手段构成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并表达作家、艺术家的思想感情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也即是说艺术常常是通过形象化的手段来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
鹤文化的艺术传播主要表现在绘画、刺绣、雕塑、工艺、服饰、建筑等形象之中。在人类的生产生活当中,人类创造了大量的以鹤为题材的艺术精品。早期的先民们就学会用鹤骨制作乐器,在河南省安阳市阴虚妇好墓出土的“玉鹤”飘逸洒脱。陕西西安秦皇陵出土的《青铜彩绘仙鹤》体现了秦始皇长生不老的梦想。北宋赵佶的《瑞鹤图》,此图绘彩云缭绕之汴梁宣德门,上空飞鹤盘旋,鸱尾之上,有两鹤驻立,互相呼应。画面仅见宫门脊梁部分,突出群鹤翔集,庄严肃穆中透出神秘吉祥之气氛。《太和殿铜鹤》,出现在太和殿的汉白玉露台上,充分表现出鹤文化在古老中国的崇高地位,也正是在彰显帝王皇权的太和殿得到了升华。平凡的鹤以其不凡的精神内涵与神格化的龟身兽伫立在太和殿广场之上,一同为天朝盛世颂德祈福。
(三)宗教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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