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发生过数次反对儒家经典的思潮，如魏晋和晚明，但最终都未能从根本上颠覆儒家经典的正统地位。真正具有革命性的经典重估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场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的现代化思想启蒙运动是近代以来仁人志士在探索中国现代化强国之路时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结果。因此，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便与“救亡图存”这一主题紧密相连，通过反孔批儒，革新思想文化来改造国民性，以启蒙来救亡。而作为新文化运动之一部分的文学革命，在“启蒙救亡”这条主线下，选择以重估文学经典的方式来革故更新，促进中国思想文化现代化，进而救亡图存。
此时期文学经典的重估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以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新知识分子为主体，以“启蒙现代性”话语，即“立足于社会的改造、思想精神的更新，立足于‘新人’的培养”为目的，以“历史进化的文学观”为重估的理论依据来展开。重估从破与立两方面着手，包括古代文学经典、外国文学经典和新文学经典的重估。
由于将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系于思想文化之革新上，因此，近代中国落后挨打之因便尽数归于以“儒者三纲之说”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思想，于是承载这一思想的古代文学经典便成为经典重估的首要对象。重估的中心主要集中在两点：一在文字工具的革新，废除文言这一“半死的文字”，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二在文学内容的革新，废除“非人的文学”，建立“人的文学”。在倡言以白话替文言这点上，为了更有效地推行白话，使之成为“标准国语”，胡适将中国古代的白话文学作为国语范本。于是，文学革命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批判眼光抨击用文言所写的骈文古文律诗古诗，转而为传统文学观念中属“引车卖浆之徒”的小说、戏曲等白话文学寻求经典化的合法依据，称其为“可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并力图为之建构中国白话文学传统，“从文学史的趋势上承认白话文学为‘正宗’”。通过撰写白话文学史①、古代小说史②、古代小说考证③、出版古典白话小说丛书④等方式确立了中国白话文学传统之杰出代表———古代白话小说的经典地位。在提倡建立“人的文学”这点上，周作人认为一些由白话所写的旧小说如《西游记》《水浒》《七侠五义》等在思想内容上宣扬强盗迷信鬼神，只会妨碍人性生长，乃“非人的文学”，不宜作为新文学的楷模，也需要革新。因此，引进西洋近现代文学来革新思想便成为经典重估的另一项主要工作。在“启蒙救亡”这一意识形态话语下，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文学是推介重点。被认为体现了“健全的个人主义”和“写实主义”的挪威作家易卜生在1918年6月《新青年》上以专号的形式得到推介。不少刊物积极登载拜伦、雪莱、海涅、歌德等诗人的作品。此外，与中国一样受损害的弱小民族和国家的文学也受到青睐，想要借此输入其中的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①。著名的有鲁迅和周作人的《域外小说集》、周瘦鹃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郭沫若翻译的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等。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除旧革新之努力下，新文学倡导者们对“文学革命”以来的新文学创作也进行了有意识的经典建构，这便是1935年至1936年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初步确立了文学革命后的新文学经典序列。
反观这场文学经典重估运动，它在语言、文体、内容上全面颠覆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等级体系，将文学创作从宣扬儒家义理、文字雅驯为正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开辟出新文学典范的创作路径。这条以白话为语言基础，以小说为经典文类，以诉诸现实为内容的创作路径不仅在当时增强了中国文学对社会现实生活的表达力，而且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多样化的探索路径，一批现代文学经典得以涌现。
但不可否认，这场以革命意识形态话语为核心的文学经典重估以激进的方式割断了中国文学经典系统的延续性和完整性，其赖以重估的话语依据———“启蒙救亡”和“进化论”也偏离了文学自身的建构典律。无论是对中国古代白话文学经典序列的建构，对域外小说的经典化，还是建构新文学经典，都表明在“启蒙救亡”这一意识形态话语下，“转型期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内在变革冲动，也是中国的现代性焦虑在思想文化上的直接表征。”这种“现代性焦虑”在经典重估中表现为全盘否定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价值，以非理性的二元对立思维，利用进化论为这种传统到现代的裂变提供“科学”的合法性依据。因此，几千年传统之中国古典文学，“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今人也。”不止如此，文学因时进化，新胜于旧，“两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这种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新与旧、活与死、先进与落后的二元对立，以科学真理的身份宣告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树立其权威的重要依据———“时间”②因素的瓦解。同时，这种源于革命意识形态的偏激批判话语最终走向对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非理性否定（所谓“不读中国书”），遮蔽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审美价值，割断了中国文学经典传承的延续性。
二、社会主义革命话语：社会主义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第二次经典危机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配合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建设的需要，文化领域有组织地展开了重估文学经典的工作。虽然此时期文学经典的重估呈现不断调整、冲突和变动的状态，但就其整体特征而言，此时期文学经典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和阶级属性被极端强化，作为新中国文化建设之一部分的文学经典审定工作受到高度重视，政治因素在文学经典重估中起主导作用。在文学经典的审定上，由中央政府主管的统一审核机构主导，通过确立“马恩列斯毛论文艺”的指导性文学理论③，划定出版选题范围（如一些有导向性的丛书系列）①，在主流报刊上掀起对某部作品或某个作家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运动②、统编教材③等方式来重新审定此时期的文学经典序列。在文学经典的重估中，社会政治运动的趋向、的政治指示和文艺思想、作家本人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倾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标准起决定性作用。#p#分页标题#e#
此时期的文学经典重估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以《新民主主义论》为纲领来重新定义和确立五四文学之性质和经典序列。早在1948年就有“文学再革命”的口号，提出“文学之自由与民主，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做它的前提。”这种以国家民族的现实政治取向为文学之标的的观点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延续。当时，在对已有作品进行经典重估时就着重聚焦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和西方文学，尤其是欧美的现代文学，因为这两者与当时中国的现实政治密切相关。在对“五四”新文学的认定上，贯彻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认为新文学“是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服务的，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它必然是由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文学。”因此，在选定入史作品时，突出“革命文学”的主题，在选集出版中突出革命作家的比重。例如，1951年3月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选的“新文学选集”丛书按现实主义标准来遴选新文学经典作家，蒋光慈、柔石、胡也频等革命性强的作家均有个人选集，郭沫若选集的印数高达39000册。其二，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标准下筛选和重构外国文学经典。此时期将苏联文学视为学习典范，亚非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作品在国内也可翻译出版，但对不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标准的20世纪欧美现代文学则极少评介④。这种选评标准正是“二战后冷战所形成的对立阵营和中国内部的政治现实”的反映。其三，确立共和国“红色经典”。围绕《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所创作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作品，如《白毛女》《李有才板话》《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通过“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系列“以文选的方式为新中国文学树立‘榜样’。”与文学革命时期的经典重估相比，政治力量而非知识分子成为此次经典重估的主体，表达出迥异的意识形态诉求。社会主义革命话语作为文学经典的重估标准参与到文学经典的筛选和建构中，确立起一套与五四文学大相径庭的文学经典体系，并通过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的政治批判运动、学校教育、学术研究等方式使之固定为合法性“知识”。
综观此次文学经典重估运动，不可否认，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它从思想文化建设方面巩固了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但由于政治力量主导了整个重估工作，依据单一的现实主义标准所确立的文学经典序列被赋予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文学经典的价值被异化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同时也丧失了持久性的经典价值，随后历次政治运动中这套经典体系的起伏变动亦表明单靠政治力量无法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经典，反而会导致文化专制，时期的革命样板戏便是例证。
三、拨乱反正：“重写文学史”与中国文学的第三次经典危机
“重写文学史”作为一个口号被提出是在1988年，它是当时的青年学者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主持的一个专栏名称①。此专栏从1988年第4期始，至1989年第6期便宣告结束。两位主持人在专栏开办时“主持人的话”中指出“重写文学史”就是对“中国新文学的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现象的重新研究、评估”，初衷是“冲击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结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激起人们重新思考昨天的兴趣和热情。自然，目的是为了今天。”可见，“重写文学史”表现出明确的重估经典之目的，而更为根本的目的则是重估经典所代表的一整套价值观念，即“文学史结论”，强调“从新的理论视角提出对新文学历史的个人创见。”那么，他们重估经典的对象是什么呢？
从1988－1989年间专栏所发表的相关文章来看，重估经典的对象主要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十七年”和“”时期被树立起来的红色经典，主要质疑这批作品经典地位的合法性。例如，专栏第一期刊登了两篇重评文章：宋炳辉的《“柳青现象”的启示———重评〈创业史〉》和戴光中的《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针对《创业史》，主持人语说：“《创业史》暴露了一个怎样理解生活‘本质’的问题：或者是强化自己对人生的切身感受，由此形成这种‘本质’的悟知，或者是以现成的政治定义为依据，虚构出一个教条式的‘本质’来———不幸的是，柳青基本上走的是后一条路。”从这一评语可知“重写文学史”对《创业史》这一“三红一创”的红色经典所持的否定态度，秉持“个人主体”的重估标准，认为真正的文学创作应该是个体性的而非政治性的，否定了红色经典所代表的那一套以“国家主体”为核心的评定标准。此外，重估的另一对象是在1949年至1978年间所确立起来的现代文学经典———“鲁郭茅巴老曹”，重点反思这批现代文学经典在“十七年”和“”间被阐释的那一套价值话语的合理性。例如，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的蓝棣之重评茅盾的文章《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重评〈子夜〉》。作者在文章开首援引艾略特的“文学之伟大与否并不全然取决于文学标准，虽然我们必须记住是否成其为文学只能用文学标准加以判定”这句话作为重评《子夜》的标准，认为“《子夜》读起来就像是一部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因而是一次不足为训的文学尝试。”“文学标准”成为蓝棣之重评《子夜》的依据，而处在“文学标准”对立面的则是“政治”。
那么，这次“重写文学史”之重估的矛头为何主要指向红色经典和1949年至1978年间所确立起来的那一套阐释现代文学经典的话语呢？也就是说，为何重估的焦点放在了刚刚过去的那一个时期的经典作品和经典阐释话语呢？时任《上海文论》编辑部主任的毛时安说的很清楚：“‘重写文学史’专栏的筹划和出台，并不是出于编辑部的心血来潮，更不是某个人灵感和机智的产物。它出台的基本背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因此，要从文学史的角度来否定就必然要牵涉之前的文学史，包括文学史中的作品、作家、文学现象和事件的再认识再评价。“重写文学史”“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在文学研究领域的逻辑必然。”显然，“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在当时具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形态诉求，而非一个纯粹的学科内事件，这也是“重写文学史”在当时社会之所以能引起极大反响的缘由之一。主持人之一王晓明说：“我们当时基本的想法是把‘重写文学史’基本的立足点定在审美和对文学史应该有个人的理解这两点上”，而这两点在当时只是一种策略性的话语，审美并非绝对“非功利”的文学审美，而是指向以文学作为政治工具的评定标准的“拨乱反正”，是作为政治对立面的审美，这个词所具有的特定历史内涵源自对时期政治干预文学的批判和反思。由此可见，“重写文学史”所要建立的新经典体系是在否定那一套以政治斗争为中心的经典体系的基础之上展开的。因此，其中所提出的“个人”和“审美”这一新的重估标准只有在与其所否定的那套经典话语的对照之下方可凸显其重估之落脚点所在。#p#分页标题#e#
此外，随着“重写文学史”之提出而陆续确立起来的一批新经典，如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又共同构建起一套表征“新时期”话语的经典系统。正如有学者所言它“似乎是‘新时期’话语建构其‘知识’的合法性的最重要的资源”，而建构一套与之适应的经典体系则正是形成新“知识”的基石。
四、众声喧哗：“大师重排座次”与中国文学经典的第四次危机
20世纪90年代前期，学界出现了一股评选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文库”或“选集”的热潮。在这些形形的评选中，有两件事在学界乃至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是1994年由太邦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推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共四卷）（策划：戴光南；主编：王一川、张同道），海南出版社出版。此文库以“为20世纪文学中大师级人物重排座次”标目，寻找20世纪中国文学中能与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巨匠相媲美的大师。这次“大师重排”之所以引起热议，其焦点就在于大师位次的认定上。该文库编者所排20世纪小说领域里的大师依次是：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老舍、郁达夫、王蒙、张爱玲、贾平凹。这种次序无疑是对“鲁郭茅巴老曹”位次的极大挑战。其中，尤其是对茅盾的落选和金庸、张爱玲的入选争议最大。编选者给出的理由是因为茅盾获得如今的高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学术偏见，这种学术偏见即“现实主义”、“史诗式”的评价标准，而依据编选者所持的新标准来看，茅盾的小说在总体上看“欠缺小说味，往往概念的痕迹过重，有时甚至‘主题先行’，所以只得割爱。”而针对编选者提出的“主题先行”，反对观点认为这一评判标准并没有公平地运用到其选定的所有作家身上，甚至两位编选者以“主题先行”这一共同理由作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评判：一个据此否定茅盾之经典地位，另一个却以此肯定穆旦为百年诗歌第一人，这种厚此薄彼的评判“不过是在已多次出现过的‘左’、‘右’、‘内’、‘外’一齐夹攻的怪圈中重蹈覆辙而已！”论争双方各执一词。“重排大师”的争议还未平息，1996年由谢冕、钱理群主编的“北大版”《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和谢冕、孟繁华主编的“海天版”《中国百年文学经典》面世，又引起新一波争论。《文艺报》、《光明日报》、《作家报》、《文学自由谈》等刊物纷纷发表讨论文章，其影响甚至超越文学界，一些电视台、新闻报纸也进行了报道，俨然成为一个文化事件。撇开论争双方孰是孰非的问题不谈，单就90年代前期学术界和出版界推出“百年经典”这一事件来看，至少有两个与“文学经典”相关的问题值得关注：其一，编选者为何急于推出“百年经典”？其二，这次“百年经典”的评选与前几次经典重估有何不同？
与五四文学革命迫于救亡图存之危机和启蒙之迫切不同，与建国后为配合政治需要进行文化建设不同，与80年代后期对“拨乱反正”的文化需求不同，这次经典重估热潮一方面受到荷兰学者佛克马1993年9月至10月间在北京大学的演讲谈及中国文学的经典问题的触动而引发，但这只是外因。就其内因而言，它仍是80年代后期“重写文学史”的延续，确切来说，是对“重写”行为的延续①。但在“如何重写”这点上，与“重写文学史”相比此次重估百年经典的价值取向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回顾前三次经典重估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文学在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一套文学经典的重估及确认往往和建构一套合法化的知识话语（包括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紧密相关，重估行为具有相对明确和统一的意识形态诉求。而90年代前期的这次经典重建热潮则是在“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之后”的市场经济语境中进行。经典重估不再有明确统一的意识形态诉求，而更像是研究者对百年文学经典的个人总结。因此，同为“百年经典”，《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中国百年文学经典》的所选对象和所排次序却有诸多出入，评选标准也是各自言之成理①。尽管编选者中不乏有声望的学者，但这也未能让读者对这些“百年经典”一致认同，反而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界内外的聚讼之声不断，可谓一场众声喧哗的经典重估②。
那么，这场众声喧哗的经典重估热究竟对中国的文学经典问题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它表明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认同上的焦虑。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由于百年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变革相对频繁，随之而来的是文学经典的数次重估，这使得中国文学，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文学一直就缺乏一个稳定而具有广泛认同的经典系统。因此，在“百年经典”编选中就不可避免地夹杂着“五四”文学、80年代“重写文学史”、90年代大众审美等多套经典阐释话语，各自言说。其二，经典重估的众声喧哗正是90年代文化多元化，文学退居边缘，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削弱的必然结果。正如有学者所言“由市场经济引发的社会转型导致普遍的意识形态淡化、政治热情消退”，与之相应的便是“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感也随之大大降温”，这种“从政府决策到大众生活中普遍的务实取向和世俗化势头极大地消解了在百年中国一直占中心地位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精神至上的价值观念”，取而代之的则是“世俗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消费至上的价值取向。”在这种社会文化语境中，编选者和读者依据个人的阅读经验和欣赏趣味来评定个人心目中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这使得文学经典建构文化价值秩序的典范作用和教化功能被极大削弱。而更为堪忧的是，这种看似自由的经典评选衍生出来的却是经典认定上的随意，“百年经典”的无数版本最终必然导致“百年经典”之经典性因滥用而被耗尽的后果。其三，此时期参与文学经典建构的因素相较于前三次已发生变化。学者、大众媒介、商业运作等因素相互制衡，共同参与到文学经典的重估之中，使文学经典部分地被纳入文化商品的生产和消费机制当中，“文学经典”连同学者的盛名被商家作为卖点，“文学经典”蜕变为一个脱离经典性内涵的空泛口号。#p#分页标题#e#
一、经典诵读教育意义
小学阶段，是人生的记忆黄金期，是经典诵读教育的关键期。抓住黄金期与关键期，让小学生诵读一辈子管用的经典，打下深厚的经典底蕴，做一个堂堂正正、出口成章、下笔成文的大写的“人”，每个教师、每个校长责无旁贷。扎扎实实地做好此事，将功德无量。
1.提高广大小学生的思想素质。传统文化经典中承载的“仁义忠恕孝悌礼信”道德伦理观，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要通过经典诵读，让这些传统美德根植于小学生的心灵，进一步丰富学校德育内容，加强小学生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小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2.提高广大小学生的人文素养。传统文化经典内容丰富，文字精炼，是语言文字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高度融合。要充分利用小学阶段--人生记忆黄金期拓展学生的诵读读范围，增加学生的诵读量，广泛深入科学诵读，进一步夯实学生的文化功底，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增强学生的记忆能力、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
二、经典诵读教育的探索
在区域性开展经典诵读教育中，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要遵循小学生的记忆规律，要选择小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学习，要让学生在实践中领悟经典，体验经典，实践经典。
一是整合内容，突出典范性。
选择诵读内容要十分注重语言与精神的典范作用。因此在内容的选择上要有坡度，低中年级段背一些通俗易懂、朗朗上口、节奏感强的经典儿歌、古代诗歌、《三字经》《声律启蒙》等；中高年级背一些难易适中的诗词歌赋与哲理性强、趣味盎然的小古文等。在内容的选择上要有序列性，可根据教科书单元主题选择与主题相近、相似的经典诗文，根据小学生年段特点分册编写，循序渐进，适合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可根据本校、本班学生特点，拿来为我所用，整合诵读内容，编写校本教材。
二是纳入课程，体现规范性
将经典诵读作为校本课程的重要内容进行开设，科学开发适合学生年龄段的经典诵读校本教材，纳入教学课程管理整体范畴，列入小学教育教学计划，将经典诵读课程化。要注重经典诵读在学科教学中的渗透，特别在语文、历史、德育等课程中融入诵读内容，在校本课程模块中设置经典诵读课时。在学习过程中注重“本色”诵读，不要追求形式上的花样翻新，引导学生感悟做人的道理，把道德文章转化为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让学生从“读圣贤书”到“行君子事”，强化诵读经典活动的效果。
三是创新形式，彰显多样性。
要注重营造经典诵读教育的良好育人氛围，以音频、视频、书画等生动形式及校园广播站、电视台、校园网、墙报、校刊（报）等载体展示经典诗文，同时充分利用班会、学生会和社团活动、兴趣小组、课外实践活动等有效载体，围绕经典鉴赏、诵读艺术等，开展生动、多样的主题活动、竞赛活动、展示活动等。
四是分级诵读，把握阶段性。
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在诵读方法上要有所侧重，小学一到三年级的学生，重诵读积累，只求背诵，不求甚解。小学四五年级的学生要引导他们在诵读的基础上初步理解经典内涵，用先贤训戒昭示做人、处事的道理，规范自己的言行，使学生在诵读经典中潜移默化地熏陶道德思想，养成文明礼仪，汲取人文营养，修养道德心灵。
五是循环往复，体现渐进性。
根据艾宾浩斯遗忘曲线，不能只单纯重视诵读当时的记忆效果，更要重视后期的保持和再认。在不同的时期注意将以往背诵的篇目进行及时复习巩固，在牢固掌握已有篇目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背诵新的经典篇目，从而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和文化底蕴螺旋上升。
六是评价科学，凸显持续性。
教育主管部门把各小学开展诵读经典教育的情况列入学校“书香校园”建设的重要考核内容。各级各类学校建立经典诵读教育的评价机制，将教师开展经典诵读教育的情况列入教师日常工作考核。语文教师将每个学生的经典诵读情况进行多元评价，注重形成性评价与过程性评价。只有建立起全方位的评价机制，经典诵读教育才能广泛持续开展。
三、经典诵读教育的思考
读经之风颇盛，甚至有人认为经典诵读就是人生的灵丹妙药，可以包治一切。有些家长把孩子送到国学经典诵读学校，认为只背《大学》《中庸》等，孩子就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些教师不加选择、不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强塞给学生。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上世纪初，也走了一个极端，把经典批得一无是处。全盘肯定与全盘否定都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回顾这一百年的语文教育，我们应怎样认识经典呢？
第一，经典既是传统的、民族的，又是现代的、国际的。比如《道德经》、唐诗宋词等，是涵养民族精神的基础。比如《圣经》、《共产党宣言》、《独立宣言》等，是提高民族视野的阶梯。经典是鲜活的、成长的。真正的经典应当是一颗茁壮成长的树，不断吸纳最新的阳光雨露，长得枝繁叶茂。例如，现当代中外美文应作为经典诵读的重要板块，让孩子在诵读中能感受到鲜活的时代气息。
迄今为止，人们对于经典的理解还处于模糊状态，难以给予具体而准确的界说和概括，从而产生了严重的焦虑和危机感。这主要表现在对其理解上存在着一系列的悖论:既是永恒和绝对的，又是暂时和相对的;既是自足和本体的，又是开放和超越的;既是群体的，又是个人化的。两种相反的倾向，一是消解大师、告别和否定经典;另一种是试图寻找大师、重释经典。不过，这两种倾向都存在着盲目性，都涉及对经典和文学经典的认识问题，而这些悖论，归根到底又源于关于经典究竟是实在本体还是关系本体的矛盾态度。
经典的概念，来自拉丁文classicus，意为第一流的，指公认的、堪称楷模的优秀文学和艺术作品，对本国和世界文化具有永恒的价值，。①显然，这一定义反映了一般人对经典的理解，它主要从实在本体论角度来看待经典，将其视为因内部固有的崇高特性而存在的实体。近代以来，许多理论家更倾向于从关系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待经典，将它视为一个被确认的过程，一种在阐释中获得生命的存在。如伽达默尔说:古典型这词所表现的正是这样一点，即一部作品继续存在的直接表达力基本上是无界限的。，①这里所说的古典型，具有经典的意思，而无界限则强调其无确定性，实际上就是处于不断的阐释之中。
就个人而言，我倾向于认为经典既是一种实在本体又是一种关系本体的特殊本体，亦即是那些能够产生持久影响的伟大作品，它具有原创性、典范性和历史穿透性，并且包含着巨大的阐释空间。其内涵和特征至少应该从如下三个方面把握:
首先，从本体特征看，是原创性文本与独特性阐释的结合。经典通过个人独特的世界观和不可重复的创造，凸现出丰厚的文化积淀与人性内涵，提出一些人类精神生活的根本性问题。它们与特定历史时期鲜活的时代感以及当下意识交融在一起，富有原创性和持久的震撼力，从而形成重要的思想文化传统。同时，经典是阐释者与被阐释文本之间互动的结果。经典只有持续不断地被解释、接受、传播，它内在的潜力才能得以开发。如《红楼梦》被称为红学即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的重新解释，又如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也是此意。可以说，富有原创性的文本也需要富有原创性的阐释对之进行塑造和定位。因此，经典的本体特征呈现于经典文本与独特阐释的结合中。对经典的独特的读解系统与阐释空间，是它得以持续延传、反复出现、变异衍生，真正成为经典的必由之路。
其次，在存在形态上具有开放性、超越性和多元性的特征。经典作为人的精神个体和艺术原创世界的结晶物，它诉诸于人的主体性的发挥，是公众话语与个人言说、理性与感性、以及意识与无意识相结合的产物。如果说对经典的阐释大多借助上面三对关系的前项，那么，这些关系的后项，即个人的阅读、感性经验和无意识(包括集体无意识和个人无意识)则是经典具有超越性，开放多元的重要途径。特别是文学经典的审美把握，通过主题内蕴、心理情感、意境营构、人物塑造、修辞方式等努力，容纳了丰富多彩的心灵世界与鲜活丰满的本真生命，这样创造出来的经典既具有自身的特质，又包含了文化、人性的内容，从而使不同时期的文化和文学得到深层沟通，在文化和文学生命信息的传递中实现对话、互通和互动。惟其如此，经典才能出现共鸣现象，成为多数人的共识。
再次，从价值定位看，经典必须成为民族语言和思想的象征符号。如莎士比亚之于英语与英国文学，普希金之于俄语与俄罗斯文学，鲁迅之于中国与中国新文学，他们的经典都远远超出了个人的意义，而富于民族的精神气质。也是在此意义上说，鲁迅被称为民族魂。无论是所谓古代轴心期文明，或是在古代向现代转型期的文明，伴随着经典的出现和阐释，往往会出现能体现中国文化特有的人生体验结构、价值观念和审美风尚的意义场和意义空间。这里具有双面性:一是在社会文化长时段的深层结构中形成了经典阐释的土壤和背景;二是经典阐释又反过来推动社会和文化变革。
需要说明的是，文学经典除具有一般的经典特质外，还有自身的特点，因为与历史和哲学经典相比，它更具有文学性，更富有心灵的感动，更具有审美的内容，所以，文学经典更强调从艺术和审美的角度来理解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经典一方面作为实在本体，是文学艺术的高峰;另一方面又是关系本体，意味着一种新的文学传承阐释关系，从而也就意味着一段新的历史。因此它是一个国家、民族，一个历史时段的文学取得合理性存在价值，并形成独特的思想艺术传统的根本依据和保证。白话文的倡导，小说界与诗界革命的呼吁，启蒙救亡意识的发端，西方哲学、文艺思潮与文学作品的引进，实际上从19世纪末的维新变法时期就开始了，但为什么经历了20年，而文坛并无根本性改观，这一时段的文学仍然被视为过渡性的近代文学呢?这是因为没有出现新的文学经典。而从1918年《狂人日记》的发表，到1921年《女神》的诞生只不过两三年时间，但整个文学格局却为之一变，新文学诸流派纷出，争奇斗艳:乡土题材、知识分子题材成为这些流派的主要外在内容;思索、苦闷、欲望成为这些流派的主要内在情绪;现代语言形式和多种现代艺术手法为这些流派的总体特征;而现代人、现代生活、现代感受成为这些流派的整个范畴。现代文学已不再是《文学改良当议》、《文学革命论》中的理论倡导，而成为谁也无法否认的现实(不论赞同者还是反对者);有关讨论也不再是外视点式的从外部对新文学诞生的呼吁，而转为内视点式的关乎其内部规律与如何发展的探讨。这一切都说明，只有新文学经典的出现，才是新旧文学最终完成质变的标志。
关键词：高中语文；经典阅读；提升；学生素养
一、经典文章范畴分析
经典文章一般是指具有极强的典范性、权威性和价值性的文学作品或者文学专著，可以毫不夸张地把其称为经久不衰的万世之作。对于经典文章，有其自身的个性特质。首先从本体特征来看，具有原创性与独特性相结合的特性；其次，从经典文章的形态上看，具有开放性、超越性和多元性的特征；最后从经典文章的使用价值来看，具有民族性、历史性和地域性的特征。其实经典文章是一个不断更新，与时俱进的概念。我国著名的作家周树人最早使用文章的概念，并于1921年发表了《文章》，周先生大力提倡叙事抒情的散文创作，指出要给文学开辟一块新土地。之后，很多的作家，如冰心、朱自清等提倡白话文的文章，文章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地位得以在文学史上确立。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以来，人们对文章的界定不在局限于某种题材、某些文体，某种地域，其范围更广，题材更为多样化，给文章的概念也赋予了更多开放自由的元素，散文、诗歌、专著、古诗词、外文、议论文，甚至是优秀的笑话句段、手机短信都可以称为是经典。新时代的文章氤氲于每一个角落，但是经典文章却老而不衰，富有极强的生命力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这些一般是指我国古代优秀的诗词歌赋，外国优秀的文学著作等。正如前面的论述一样，经典文章具有原创性、典范性、权威性、奠基性、永恒性的特征，诸如我国的《道德经》、《孟子》、《弟子规》、《论语》、《易经》、《金刚经》等。西方的《简・爱》、《红与黑》、《基督山伯爵》、《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等，都堪称经典文章，它们通古今、重感性、达知性，长抒情、教于人、树于心。
二、学习经典文章对学生语文素养的积极影响
经典文章都是经过历史和岁月洗礼的极富有营养的文学作品，它拥有其他一般文章所不具备的文化和思想的厚重感，它们以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表达技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让学生的血液中流淌着正能量的元素。经典文章的阅读不但可以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也可以塑造学生的品质，提高他们的修养。
（一）博古通今，拓展语文视野
学生的语文素养是多方面的，听说读写、交际沟通、感悟理解等，如果在语文学习的过程中只是单纯地对语文基本知识的积累，那是很难提高语文素养的。通过对经典文章的阅读，可以拓展学生的视野，扩展他们的间接经历，让他们如同深入其境，感悟人物、事件的发生和事态的变化，尽可享受经典文章中的历史价值、时事评论等古今中外包罗万象的知识。经典文章的涉猎范围有西方的经典专著，有我国古代的诗词歌赋、现代的经典散文等，这些都是中西方活生生的历史写照，并且这些经典文章中也涉猎到语文学习、科技、民族特质等符号，可以让学生领略古今、学贯中西，并且通过中西方文章的学习，了解中西方文学的差异性和共同性，掌握古今文学创作的异同，这些都会促进学生拓展语文视野，了解以往的文学创作模式。
（二）拓展学习途径，扩充词汇量
对于经典文章的学习，无论是课堂授课还是自学都是语文学习的过程，都有益于学生词汇量的积累。对于经典文章，特别是古代的诗词歌赋，很多的名言警句、俗语等都是语文知识积累的重要内容，通过对名言佳句的掌握和理解，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在众多识字教学体系中，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文是积累词汇的最有效的方法，由此可见阅读还可以扩充学生的词汇量，促进高中语文的知识学习。比如在对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进行阅读的过程中，可以学习其中很多的词汇，语法等，比如“真真的”“巴巴的”“回回的”，三个重叠词用作副词，大大增加了作者表达的意境，更能突出作者的中心思想，通过文字就可以了解作者的心理。在《红楼梦》中，还有名词作动词的用法，如“家去了”，意思就是回家去，“家”就是名词作动词用，意思是“回家”。通过对经典文章的阅读就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字词、名言佳句的积累，这些都会为学生语文素养的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激发阅读积极性，提高写作水平
现在的高中生虽然生活条件好了，但是他们的生活圈子却越来越窄。他们与社会的接触越来越少，与自然的亲近也是少之又少，成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教科书”的“书呆子”。经典文章的学习可以让学生深入了解文章，在学生享受经典文章的同时，还可以激发他们阅读的积极性。语文作文水平的提高需要教师教导，更需要学生自觉的进行课内课外阅读，阅读是作文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正如古人所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由此可见，扩大高中生的阅读量是扩充他们写作素材，造就写作灵感的重要手段。针对性的阅读，经典文章是最好的选择，这些文章耐人寻味，写作手法新颖，对学生灵感再现，进行文学创作和提高写作水平都功不可没。
（四）积淀知识，增强文化底蕴
人们的素质，特别是文化底蕴，一般都是需要相关的语文知识的积累的，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人的阅读量达到一定程度时，言语谈吐自然就会呈现出高品位，高姿态，这样一个人自然就具有了一定的文化底蕴。经典文章，都是经过了风雨和人们的过滤的，富有极强的文化色彩、价值色彩，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如果高中生在阅读的过程中，加以识记诵读，体会理解，思考探究，做到眼到、口到、心到的话，他们就会从中汲取营养，增加他们的文化底蕴，进而提高语文素养。俗话说得好：“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就是这个道理。
阅读已经成为高中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和方式之一，它对学生素养的提高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经典文章以自身所具备的的优势成为高中生阅读的首选。经典文章富有极强的可读性，可以拓展学生的视野，增加他们的间接阅历；可以让他们增加词汇量，学习到更多的表达方式；可以学以致用，提高他们的创作水准；也可以加深他们个人知识的厚重感，做一个博学的人。但需要注意的是，对经典文章的阅读需要学会反思、运用拿来主义，实现与经典的对话，不可泛泛而读，人云亦云，要有大胆的质疑精神、探究精神和批判精神。
参考文献
[关键词]经典阅读；人文学科；教学质量
中图分类号：H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03-0250-01
一、经典阅读与人文学科
英国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曾对希望学习哲学的人说到：“想要获得有关哲学的初步知识的学者将会发现，阅读一些大哲学家的著作，要比试图从教本中得出一套全面的观点更加容易而又更加有益、”罗素的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哲学学科的学习和研究，对其他人文学科的学习研究同样也是适用的、由于受编写者的[界、思想深度的局限，各种编写出来的哲学史、文学史之类著作的价值远不能与经典原著相比，所以，要想在人文学科领域取得学习和研究的深入，阅读经典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
与各种应用型的新兴学科不同，以文史哲为主干的现代高校人文学科的学科基础建立在各自领域的经典之上，经典著作为人文学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是人文学科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可以说，没有《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理想国》、《尼各马科伦理学》、《忏悔录》、《纯粹理性批判》、《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存在与时间》、《哲学研究》等哲学史上的经典著作，哲学学科就会彻底丧失根基；没有《尚书》、《左传》、二十四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塔西陀历史》等历史学经典著作，历史学科就无从谈起；同样，没有《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红楼梦》、《呐喊》、《伊利亚特》、《奥德赛》、莎士比亚戏剧、《战争与和平》、《尤利西斯》等文学经典名著，现代文学学科也会成为镜月水花、对于现代高等学校的人文学科来说，上面所列举的经典著作的名单还可以更长、现代高等教育的人文学科正是在各自的经典著作上支撑起来，并在学科经典著作的基石上枝繁叶茂、开花结果。
以上列举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同时也反映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人文学科的教育必须以经典阅读为核心，人文精神的培养必须从阅读经典开始、“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老式的传统教育就是如此，以阅读评析四书五经为教育的核心内容，现代西方学者一般将其称为中国传统的“人文教育”、人文教育是古代中国教育的根基，也是出仕任官的主要条件，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历来最为突出的是将人文教育作为社会评价的标准，其程度远超过人文主义时代的欧洲或德国的情形、”这种人文教育的传统，同样也是西方教育发展历史上的一条重要线索、美国教育学家杜谱伊斯（Adria Dupuis）和高尔顿（R.L.Gordon）曾将几千年来的西方教育哲学定位为在自由主义教育与保守主义教育间做钟摆式的摇动，其中保守主义教育的核心就是进行以经典教育为主要内容的人文教育。
二、经典阅读与课堂教学
在人文学科的课堂教学中，经典阅读应该占据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古代中国，从孔子时代开始，教师的主要教学手段就是引导学生阅读经典。《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易经》、《春秋》及其三传，以及后来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在中国古代的教学中一直都是主要的教材，阅读这些经典也是当时课堂教学的主要手段。
其实大多数真正理解人文学科教学规律的教师，都会同意阅读经典对于学生学习来说十分重要、也就是说，阅读经典的重要性本来不是人文学科教学的一个需要不断提醒的问题、然而，随着多媒体教学手段的不断普及，以及学生对大众娱乐文化兴趣的不断增加，为了迎合学生的一时兴趣，或者满足学生功利性学习的需要，经典阅读对于人文学科课堂教学的重要性，往往迷失在光影交错、声色并茂的多媒体教学中，也经常迷失在对师生对“超女”、“加油好男儿”等时尚文化之兴趣盎然的讨论中，或者迷失在应对考试的教材、试题集的背诵活动中。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并不是说人文学科的课堂教学应该开历史的倒车而排斥现代多媒体教学手段，也不是说师生在人文学科的课堂上应该对现实文化现象熟视无睹，而是在反思多媒体教学手段是否应该喧宾夺主、以光怪陆离的形式冲淡人文学科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实质、同时也是在反思如果没有经典作为支撑，我们是否能对当前文化现象作出深入的思考而不流于人云亦云。
三、经典阅读与人才培养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中，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读书一定有益，“开卷有益”，“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赋予人们精神力量，也赐予人们人格之美、古往今来，不读书肯定不是一件好事，在读书之中，经典阅读又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经典阅读始终是我们接引文明脉络、确认文化身份的自觉途径、对于接受人文学科教育的大学生来说，经典阅读关乎人文素质的养成，关乎高尚心灵、优雅气质的培养，同时也是人生道路上个性思想养成的原动力、大学的使命应该是培养各行业、各团队的领袖人物（这里的“领袖”一词绝不仅限于“政治领袖”），要想在未来成为各行各业、各种团队的领袖人物，而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工具，当代大学生就必须不断走入经典，和历史上伟大心灵展开对话，接受崇高精神的洗礼，获取对人生、事业的深刻洞见、在这一点上，影视阅读、网络博客等许多快餐式阅读都无法替代经典作品阅读所带来的效应。
同时，从阅读经典在国内外学校教育中的地位来看，提倡在人文学科教育中引导学生阅读经典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西方教育传统中，青少年的阅读经典有两重含义、一是宗教经典的阅读，这是持有之人的必修课；二是阅读历史上的伟大作品，从阅读经验和体会中把握知识和领会生活、前者关乎，对于不太具有宗教传统的中国社会来说，没有太多的讨论余地，也和我们的人文学科教学没有太大的关系。而关于伟大作品的阅读，却是我们在借鉴国外高校经验时必须予以重视的现象。
关键词：新闻学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 新闻经典 经典焦虑
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新闻学自20世纪初诞生以来，已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为何一个已经拥有博士甚至博士后授予权的学科，其背后隐藏的“新闻无学论”至今仍此起彼伏。基于此，有学者从词源上予以考察，“新闻学的原名叫Journalism，这个词的词尾是ism，这三个字母是‘方法’的意思。不过在普通外国的科学名词，它们的词尾，后面都是logy，而新闻学的名词却独异。在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测外国学者对于新闻学的这个东西，并不把它列于科学的地位”。①新闻学科之幼稚乃在于是“器”而非“道”。因此，有学者提出建构新闻经典是升华新闻学科的首要任务。②
但是我们必须警惕，盲目人为建构经典的历史合法性与合理性，即经典的建构是否基于人类认知的需要，黑格尔坦言：“人只有在认识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事物时，才是符合他本身的存在规律而存在着，人必须认识到推动他和统治他的那些力量，而向他提供这种认识的就是形式符合实体内容的诗。”③对于人类认知自我与世界而言，经典乃是一种启蒙、召唤、塑造，跨越时空的创造性，是一种认同的想象。
经典的建构不是一时一事的产物，也不是由某个权威机构或权威人物认定的。“那些具有经典或大师地位的学者或批评家的肯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④但是自后现代转向以来，面对社会文化价值多元共生、大师缺场的尴尬，我们更相信经典的建构是一个长期的、跨越时代的过程，是历史集体认同、多种元素共同参与的结果。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与新闻经典之比较
关于经典的定义，前人已论述颇多，本文不再赘述。文学与新闻学作为两个不同的学科，其关于经典的标准也许会有不同，但是两者又有着天然的联系，脱胎于18世纪英国文学的新闻学始终都受到来自文学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国的语境下。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与新闻经典必定具有某些相似之处，即“……经典的作品必须首先具有原创魅力”。⑤但是为何在当今中国新闻学界新闻经典的建构不温不火，除去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的束缚之外，恐怕与当时的历史语境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从时间上来看，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与新闻经典几乎同时诞生，且处在相同的历史语境之下，将两者进行对比研究或许能够得到答案。让我们回到经典性问题的本体论意义上来考量，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与新闻经典除了具备一般意义上的基本特质之外，还有哪些更深层次的相异之处。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具有思想启蒙的划时代意义，这一点中国现代新闻经典不能与之比肩。诞生于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在许多领域重构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康德在对启蒙运动进行总结的《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一文中认为“启蒙就是人类脱离强加给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即人能够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反思自我、认识世界。近代中国民主主义启蒙运动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康梁维新变法运动，后经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阐发，意图在中国建立以“三民主义”为根本特征的共和政府。
自明末清初以来，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逐渐增多，特别是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为西学在东方的传播贡献颇多，西学东渐局面日盛。“五四运动”前期，中国思想界其实已经是暗流涌动。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对“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传统守旧思想提出了挑战，在当时的思想界刮起了一股飓风；1915年《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自创始起，新文化运动就显示了其激烈的批判精神，批判矛头直指封建儒学，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而高举新文化运动大旗，高呼要打倒孔家店的旗手则首推文学。1917年，《新青年》先后发表胡适和陈独秀的《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
自新文化运动至整个20世纪20年代，在一种全新现代性的价值观念和美学原则感召之下，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集体建构开始了对封建守旧思想观念的颠覆并开始树立一种以重新发现现代人独立价值观与生命体验的意识形态。放到历史长河中去考察，这种意识形态对现代中国整体演进的最大促进作用即是对国民的启蒙。“启的不是家族体系的‘子民’之蒙，而是现代民族国家中的‘国民’之蒙。”⑥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对于国民的启蒙是基于对人的灵魂的拷问与重塑，并在相当大程度上促成了偌大的具有封建传统的国家向现代性转变，在“求新”、“求变”思潮的冲击之下，国民迫切需要的是立足于社会改造、精神更新、人的现代性转变的领航者，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建构恰恰担当起了历史的重任。
反观同时期中国现代新闻学的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此后涌现出一批新闻学经典作品，如徐宝璜的《新闻学》，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由黄远生友人林宰平编辑的《远生遗著》等。这些作品在中国新闻学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为何未能担当起像文学一样思想启蒙的引领者的角色，应该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新闻学传入中国不久，发展并不成熟，还处在向国外学习以及自身探索阶段；其二，这些著作本身或者是对当时历史政治现状进行宏观的客观描述，或者是有关新闻采访方法及新闻思想的介绍，两种都没有对人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其三，最重要的恐怕是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学传统的国度，新闻学的研究在当时并未普及，仅限于少数知识分子或报人，有着根深蒂固文学情结的国人更认同文学的表达方式。
经典的建构有赖于经典本身的多元阐释空间，这种阐释是基于对经典本身所蕴涵的丰富思想意蕴的多重解读。也就是说，经典的建构过程并非单一方面的结果，除了经典文本本身具备经典的特质以外，还需要有后人给予经典的多元阐释。“经典是阐释者与被阐释文本互动的结果。”⑦当然，二者之中，文本所具有的经典性才是根本，这种经典性体现在文本作者对世界本身深邃的思索与追问，并且能够穿越时代的隔膜激发后人的想象。
相对于文学，新闻首要的特点是真实，新闻专业主义所信奉的是客观、真实、不带偏见地报道新闻。以备受新闻学界所推崇的《西行漫记》来看，它不仅是一部伟大的新闻学著作，同时也蕴涵着重要的史学价值。“如果它比大多数新闻报道更有生命力，那是因为它不单单是抢先获得的独家新闻而昙花一现，更深的理由则是它客观地记录了许多永恒的历史事实。”⑧然而正是其不容否定的政治价值和历史价值限制了《西行漫记》的多元化阐释空间，作为特殊历史语境下的产物，《西行漫记》被打上了深厚的时代烙印，对其意义的表达只有一种解读方式，即作为研究中国革命的重要文献的价值而存在。
与之相比，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则构成了一个意义表达空间非常广阔的张力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诞生于五四运动狂飙突进的历史背景之下，对封建儒学的彻底否定与批判在当时曾招致诸多质疑。除了对封建残余的批判之外，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重镇在于对“人”的重现发现，是一代知识分子不断地在矛盾和苦闷中思索的结果，他们的表达与诉求不仅仅局限于对社会现实的客观摹写，而是建立在对人性意蕴与文化内涵的逐层解剖之上，他们唤起了一个民族的觉醒。“中国现代文学作为20世纪最杰出的中国人的才情和智慧的结晶，已经创造了堪称属于自己时代的文学经典，它是这个时代人民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的审美表达。在历史给定的条件下，它已尽可能地发挥到了最高水平，无论今后的历史会进步到什么程度，当人们需要了解20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命运、苦难、境况、挣扎以及情感方式时，他还是会打开现代文学的著作。”⑨不同的读者在对经典文本解读的过程中都会获得各自的审美体验，正如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形象。每个中国读者在解读鲁迅作品的过程中都会看到自己的影子，并进一步反思个体身上存在的国民劣根性。而且这种反思是随着历史发展向后无限延宕的。
新闻学的经典焦虑
随着新闻学科的逐渐成熟，新闻学的经典焦虑也开始凸显。焦虑的表征之一在于新闻学在当今中国学术界的尴尬地位。
从历史上看，经典的建构要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鉴于新闻学在中国语境中的特殊位置，新闻经典的建构更多地受到来自主流权力话语的影响。话语权力中蕴涵的强制力量或支配力量将会大大强化新闻经典的建构标准，甚至，在这种标准建构下，新闻作品本身的特质会退居次席。
受众的认同同样对新闻经典的建构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大众文化的流行，审美日常化时代来临，受众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疏离，主流权力话语的建构与大众流行文化的解构必定会出现巨大的价值断裂空间。在这一点上，从“文化大革命”时期所树立的“样板戏”的命运便可窥见一斑，因此，新闻经典在中国的建构所面临的是“动态经典”与“恒态经典”的问题。
处于夹缝中的新闻学遇到了相当大的困惑，人为地强行建构经典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经典本身必须是开放性的，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地被阐释，甚至被质疑。照此来看，中国目前新闻学界所推崇的“新闻经典”还不具备这样的特质。这与它们产生的历史语境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新闻经典本身大多掺杂着意识形态的内容，它们似乎与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具有某些相似之处。
当然，由于新闻学学科本身具有自己的特点，因此用文学经典的标准来衡量新闻经典似乎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无论如何，产生于同一历史语境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已经证明了其文化传承意义和文化价值。“经典是帮助我们形成一个文化序列的那些文本”，⑩照此来看，新闻学的经典建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新闻学的经典焦虑还会存在很长的时间。
注 释：
①姜红：《现代中国新闻学科的合法性建构——“新闻有学无学”论争新解》，《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1），第52页。
②蔡尚伟、刘锐：《“新闻经典”在中国的建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7），第152页。
③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0页。
④刘象愚：《经典、经典性与关于“经典”的论争》，《中国比较文学》，2006（2），第48页。
⑤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⑥⑦黄曼君：《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中国社会科学》，2004（3），第152页，第150页。
⑧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美国1968年版自序。
经典的重构已成为当今文学创作日趋浮躁、日趋世俗化、感官化、日趋追求“明星化”文化策略和时尚效应中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经典得以重构是文学活动“四要素”互动的结果。就作品而言，内涵的丰富性、深刻性、震撼力及独特的技法是经典重构的前提。社会生活的多元化、文化价值追求的异质化，作家“影响焦虑”下的颠覆冲动、时尚欲望化追求，读者求新尚奇、狂欢化效果的阅读期待以及时尚批评家的引导，是导致经典重构世俗化、通俗化趋势的外部原因。经典重构过程是一个经典文本与社会生活互动的过程，社会语境影响下的作者和读者作为最活跃因素互为影响地参与了整个过程。
【关键词】 文学经典；经典化；互动；重构
文学创作类型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原创性创作，二是利用已有的文学资源进行重新创造，生发新意。前者要想成为名著，产生广泛影响，必然要经过长期的历史淘洗，即从一般性、通俗性到经典圣性的证立过程，此为经典化。而后者却可以利用原典已有的影响，较容易在互文阅读中产生轰动效应，这就是经典的重构。经典的重构已成为当今文学创作日趋浮躁、日趋世俗化、感官化、日趋追求“明星化”文化策略和时尚效应中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
经典重构的社会效果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从经典到经典，即在经典的重构中巩固其经典地位。比如《西厢记》经典地位的形成，就经历了由元稹《莺莺传》到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再到王实甫《西厢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其流传日益深远、经典地位逐渐得以确立和巩固。另一种情况是从经典到通俗化、世俗化，经典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解魅”，笼罩其上的光晕逐渐淡散，读者由阅读的膜拜心态转为“戏谑”心态，读者不再关心其神圣价值，而仅仅留意娱乐效果。例如，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就经历了由经典名著《西游记》到动画片《三打白骨精》、《孙悟空大闹天宫》再到《大话西游》的重构历程。大凡一个有生命力的经典文本的命运一般都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其经典圣性的确立，第二个阶段则是经典的“解魅”。就目前而言，在曾经创造了古代灿烂文化而当今又缺少原创且追求价值多元化的中国，后一种情况尤为突出。本文重点论述这一问题。当然经典重构的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有经典曲目的改编、经典名著的改写、经典名著的拍摄与翻拍，等等，兹不赘述。
一、文学经典重构的素材——经典文本
在文学活动“四要素”中，“文本”处于核心地位，其他要素都围绕着“文本”而存在，因与文本关系的不同而发挥着不同作用。文学经典重构过程中的“文本”包含两层理解：一是作为前在“文本”的经典作品，一是重构之后的新文本。在笔者看来，前在经典文本本身就类似一个意义丰富的创作素材，具有可供挖掘的多重潜在质素，其价值含量是经典重构的前提条件。当然，前在经典文本也可以看成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有着“世界”因素的相同功能：提供创作灵感和素材。但在经典重构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学创作活动中，笔者更愿意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内在要素进行分析。
据刘象愚先生考证，汉语“经典”中的“经”从“系”从“里”，按照《说文》段注的解释，“巠”乃川在地下之象，后来与“系”结合，才表示织物的纵线，并引申出“规范”、“标准”等义。“典”原是册在架上的意思，指“五帝之书”，即所谓的“三坟五典”。“经”与“典”二者结合，经过漫长时间的演化，才有了“经典”的现代意义。“经典”一语大约从汉魏时期就开始使用了，主要用来指儒家典籍。譬如，《汉书》第77卷《孙宝传》中就使用了这一名词。英语中与“经典”对应的大约是cannon与classic。cannon从古希腊语的kanon(意为“棍子”或“芦苇”)逐渐变成度量的工具，引申出“规则”、“律条”等义，然后指《圣经》或与《圣经》相关的各种正统的、记录了神圣真理的文本。可见，这一概念原初具有浓烈的宗教意味。大约从18世纪之后，其使用范围才逐渐超越了宗教范围，扩大到文化的各个领域中，于是也就有了文学的经典(1iterary cannon)。然而就文学经典而言，classic似乎是一个更为恰当的字，因为它没有那样强烈的宗教意味。classic源自拉丁文的classicus，原意为“头等的”、“极好的”、“上乘的”，是古罗马税务官用来区别税收等级的一个术语。从上述对“经典”概念的由来与含义的考察可以看出，“经典”指那些权威的、典范的、具有较高入史率的伟大著作。它应该包括以下因素，正是这些因素使其被重视、被重构，并得以浴火重生。
(一)文本内容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经典文学文本一般具有“百科全书”性质，包含着人类社会生活中诸如政治、哲学、人生、自然、宇宙等方方面面的思想和观念，从不同侧面展示着人类试图解决这些困惑的历史踪迹。它能让来者重读时产生无边的想象，并有着从某一角度重新阐发和引申的可能。因而，容量大、涉及面广是其最重要的特征。比如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就不仅以精练的笔法描述春秋战国时期的风土人情、人事物理，而且还栩栩如生地摹写了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的各类人物，并且其点到为止的白描手法及曲折生动的传奇色彩最能引发后人的想象，因此便有了《英雄》、《孟尝君》等重构故事。
(二)文本内容的深刻性与震慑力
经典文本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往往从某一角度揭示社会生活发展的规律和本质。但这不是抽象的解释，而是在形象的流转中给来者以心灵的启发、抚慰和震动，使其自觉反思生活的沉重、人类命运的劫难和可能出路。比如民间传说《白蛇传》中感人肺腑的“人鬼情”、白居易《长恨歌》中超越时空的爱情、鲁迅《阿Q正传》中震人心魄的“民族惰性”等都具这一性质。
(三)文本鲜明的风格和艺术特色
这种因素与前两者一起造就文本的社会影响。经典文本一般在开掘某一题材方面具有独创性，并以特有的言说方式加、以表达，使其在文学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它要么是某一体式的开创者，要么是集大成者。一般而言，文学经典也都是文学史经典。比如《牡丹亭》的“因情生死”模式、《红楼梦》的“汉语白话”成熟形态与言情模式的突破、《西游记》的神魔小说结构体式等，都达到了巅峰状态，成为一种典范和摹本，具有高山仰止地位和风范。
(四)文本内容的广泛社会影响
上述三种因素使得经典文学文本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并以文学史经典和课堂教育方式承传和延续下来，成为人们时时摹仿又时刻渴望超越的对象。中国古代的《诗经》、《离骚》、《史记》，古希腊神话、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等作品，就具有这种超越时空、跨越国界的影响。 这样看来，文学经典的“经典性”是其之所以被不断重构的不可忽视的内在原因。
二、文学经典重构的语境——世界
世界——社会历史状况，是文学活动的场所，也是文学得以产生的缘由。当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价值观念的演变与转型导致了对经典阐释的变化。
(一)经济领域中消费经济的到来
当前社会经济转型是空前的。传统社会是农业经济社会，是一个侧重生产的社会形态，文艺作为经验承传和社会公德、礼仪组织的承担者，历来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古人名言“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文以载道”等，就是对其功能很好的描述。当代社会处于后工业信息时代，是一个消费社会，经济全球一体化已经到来。与此相应，文艺的政教功能退位，审美本质得以凸显，娱乐休闲几乎成为其唯一的追求，它可以给快节奏工作中获得短暂休息的大众以心灵的放松。这样，那些承载沉重礼仪典训的经典便遭遇空前危机，适时挖掘其潜在审美价值就有了必要和可能。
(二)政治领域中文化资源的重新配置和文化权利的重新分配
这是一个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领域。在传统社会中，作为正统文人的“知识贵族”掌控着文化领导权和发言权，并且操控着私塾、讲堂选讲篇目的裁定，因此，何谓“经典”与“谁的经典”休戚相关，都是特权阶层的附属物。当前，随着文艺审美功能的突出和文化“资本”的下移、“知识贵族”的衰朽，经典与经典的阐释权回到了大众与民间。民间文艺俚俗化、狂欢奇观效果的诉求，在经典的重构中得到了体现。例如“三言”、“二拍”、《金瓶梅》等明清禁毁著述的整理与挖掘、改编等，就体现了民间叙述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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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领域中价值判断与价值观念的转变
经济发展全球化、多极化和政治体制民主化转变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文艺中唯政治、唯历史是从的“宏大叙事”面对民间立场的冲击日渐式微，真正的多元化时代已经到来。特别是在大众传媒技术的影响下，这种价值观念得到了最有效的张扬。那些尘封已久的经典文本中潜在的文化价值被重新挖掘，并得以夸张化、放大化的阐释，以人们陌生得几乎不能辨认的“另类”方式重登历史舞台，极大地满足了大众的消费欲望。比如《大话西游》、《新白蛇传》、《新笑傲江湖》等的闪亮登场，就应和了这一变化。
总之，当代社会领域中，经济转型、文化权利重新配置与资本转移以及价值观念的多元化追求，构成了文学经典重构的大舞台，即大众审美文化语境，并以此影响着文学活动的两个主体——作家和读者的参与意识。
三、文学经典重构的主体——作家
按照童庆炳先生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的认识，作家进入创作过程需要三个先在条件：足够的材料储备、敏锐的艺术发现和不可遏止的创作冲动。就文学经典重构来说，材料、素材早已存在，其中潜在的因素作为艺术发现可能早显端倪，只是在过去不能述说，而最重要、存在最大变数的恐怕就是创作动机(创作意图)。当代作家“影响的焦虑”、颠覆的冲动和时尚欲望化的心态，最终导致了经典文本重构和本事的下移。
(一)影响的焦虑
这是一种最隐在的创作心态。在布鲁姆看来，文本应该创新，应该有意摆脱传统影响，甚至有意对经典文本进行误读，在误读基础上改写传统文本。这是一种影响的焦虑在作祟，它类似于俄狄浦斯内心涌动的“杀父娶母”欲望，它渴望摆脱“父亲”的影子。在《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中，布鲁姆论述道：“一切作者所感受到的被影响的焦虑促使他们对自己读过的东西和模式加以利用和改变。”独创性是文学创作的最根本追求，但生于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国度的中国，当代作家既是最幸运的上帝宠儿，又是最不幸的“霉运鬼”。幸运的是，他们有丰富的文化传统可供借鉴，有深厚的文艺资源可供挖掘；不幸的是，他们又因不能摆脱“伟大传统”的笼罩走向全新而苦恼，影响的阴影带来的焦虑是空前的。焦虑是创作的动力，也是借口。不同的心态制约着摆脱焦虑方式的选择，有的作家选择了探索，有的作家选择了回避，有的作家则走向了消费，就类似鲁迅先生《拿来主义》中继承祖上古斋的三个生动比喻。其中鲁迅先生所说的不鉴别、不改进欣然享受的“废物”心态，成为当代文学经典重构的主要姿态。“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即拿来消费、进行简单重构。文艺消费的娱乐心态可以冲淡甚至抹去作家内心的焦虑与不安。如冠以“新xx”、“xx新编”的经典改编，就显示了这一创作心态。
(二)颠覆的冲动
颠覆冲动、攻击欲望是人类本能活动之一，只不过在长期的文化规训中，人的这一“兽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约束和限制。当前宽松的文化环境和多元价值诉求为这一冲动的集结和进发提供了条件，而深刻内因则在于它是摆脱“影响焦虑”最简单、最直接和最激烈的方式与手段。布鲁姆也曾精彩地分析过摆脱“影响焦虑”的主要创作方法：
从这一焦虑中产生了五种态度。第一种态
度是追随，即延续前人的作品，使它达到原文应
该达到的目的；第二种态度是重新杜撰一段文
字，使读者把作品看成是一个新的整体；第三种
态度是与模式的决裂；第四种态度是完全依赖
自己可能拥有的想象的残余；最后，第五种态度
是将视点颠倒过来，使前人的作品看上去反而
出自自己的作品，用格诺的话说就是，让另一部
作品反而成了“先行的抄袭”。
当代最典型的摆脱“影响焦虑”的方式，就是放松的享受、大胆的戏谑，具有布鲁姆所说的后四种方法的功能，但未必具有其严肃性。这种摆脱“影响焦虑”的办法不仅以轻松的方式拆解传统、获得了“创新”，而且还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大众的娱乐需要；在不经意间消除“影响”困惑的同时，还能给自己的创作披上“与时俱进”、“满足大众需要”的“外衣”。于是，便出现了与吴妈谈恋爱的阿Q、与父王乱伦的白雪公主、与胡传魁有染的阿庆嫂，等等，颠覆冲动的极端就是网络“恶搞”。
(三)时尚欲望化心态
普列汉诺夫在其社会结构“五项论”公式中指出，“社会心理”作为联结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与最顶端的意识形态的中介因素和中间环节具有重要功能，它以时尚、时代精神的形式弥散于社会各个角落，潜移默化地规约着大众的价值观念选择和交往行为方式。当前关于文艺的时尚理解是：文艺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文化消费品，其主要功能在于满足大众的娱乐、休闲需求。文艺既然是商品、消费品，就需要有包装、有市场调查、有卖点看点……；文艺功能既然定位于审美娱乐，那就需要有观赏性、娱乐性、煽情性，需要与实际发生着的现实生活观念接轨。而围绕当代作家的现实生活又是可怜的，就像 伟大作家歌德没有战胜当时的“鄙俗气”、倒是“鄙俗气”战胜了他一样，当代作家也不甘寂寞、追随了时尚。在经典重构中，宫廷秘闻、婚外恋情、多角恋爱、变态人生，等等，成了重点凸显的视域，最明显的莫过于“猪八戒系列”。经典文本《西游记》中，多处提及猪八戒好色的特点，后来各种版本的《西游记》就突出、放大了这一特点，最后在《春光灿烂猪八戒》、《吉星高照猪八戒》等作品中，出现了纯情“情种”猪八戒形象。类似情况不胜枚举。
四、文学经典重构的制约者——读者
读者的阅读期待，即读者没有直接参与重构的过程，但作为潜在因素与作家构成了同谋关系，规约着作家的价值判断。作为文学活动的重要一极，它主要影响着经典重构的价值走向。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精彩地分析了“生产与消费”关系，“生产和消费表现为一个行为的两个要素”，“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两者存在着“直接的同一性”。“每一方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中介；这表现为它们的相互依存；这是一个运动，它们通过这个运动彼此发生关系，表现为互不可缺，但又各自处于对方之外。”这一论述同样也适应于文学生产与消费活动。读者的消费意向和阅读期待，引导着作家的价值判断。当代读者阅读期待的转向主要表现为求新趋奇期待、狂欢娱乐追求增强。
(一)求新趋奇的期待
传统意义上，读者阅读文本主要是为了获取知识、接受再教育，休闲娱乐居于次要地位，即审美效果仅仅是手段，接受伦理教育才是真正目的。当今文本阅读教化功能大为削弱，甚至被认为其功能仅仅体现为娱乐、消遣。在这一潜在规则的指导下，读者阅读期待中的求新趋奇意识增强，只有那些新且奇、感性化、刺激性的东西才能打破现实的平庸，从而吸引人的眼球、满足读者的想象。因此，情节曲折生动的武侠、言情文学大行其事，故事离奇的玄幻文学也很有市场，经典重构也须借助夸张、想象、虚构才能摆脱尽人熟知的“本事”，给人以惊奇感、陌生感。比如《红拂女》中红拂女武功超群，原本不会武功的乾隆皇帝也有一副好身手，《新白蛇传》、《西游记后传》中玄虚不经色彩则更为浓厚。
(二)狂欢效果的追求与休闲、娱乐性价值追求
西方大众文化理论认为，文本阐释是一个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文本编码过程是意识形态的渗入过程，文本解码更是意识形态斗争。文本传达的固有文化信息并不是被读者全盘接受，读者时时以“游击战”的方式冲击、解构文本，新阐释中蕴涵着反叛理念。这在德·塞图、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中都有明确的表述：
“战略受到战术的对抗，资产阶级受到无产阶级的抵制，霸权遇到抵抗行为，意识形态遭受反对或逃避；自上而下的权利受到自下而上的力量的抗争，社会的规训面临无序状态。这些反抗、这些社会利益的冲突，都主要由快感所驱动，即生产出属于自己的社会体验的意义所带来的快感，以及逃避权利集团的社会规训所带来的快感。
事实上，当代读者正是以这样的心态对待经典文本，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耳熟能详的固有价值，更渴望老生常谈的故事抽出新枝，在震惊中、在新旧对比、互文阐释中满足颠覆的欲望，达到狂欢效果。新编《雷雨》、新编《沙家浜》等就是如此。试想，当你看到隆胸后手握金元微笑着的《蒙娜丽莎》会是怎样的心情?
(三)先锋批评家的引导
文艺批评家作为一类特殊的读者，发挥着与普通读者不一样的功能。一方面，他们比一般读者具有更高的辨析能力、领悟能力；另一方面，他们的评论，无论“棒杀”还是“捧杀”，无论是正面的善意批判还是负面的恶意推销，都不仅具有宣传功能，而且还指导着读者的选择与阅读，并间接地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当代文艺批评家的媚俗化倾向，为通俗文艺转向的摇旗呐喊，暗中鼓励着大众(包括作家和读者)的颠覆欲望与冲动。如他们为“玄幻文学”、“网游文学”唱赞歌，客观上就支持了网络“恶搞”之风。因此，作家和读者是战略伙伴关系、同谋关系，他们共同的志趣谋杀了经典文本，使其浴火重生——获得世俗化、大众化的新生。
从当前文艺创作的实际情形来看，市场经济总在发掘着文艺作品的娱乐性和一次性消费价值，网络文学和“肥皂剧”的快速发展与膨胀已发誓要将快餐文学进行到底，一些写实性作品只着重写实，既缺乏思想的深度和文化的厚度，又欠缺性格和风格上的多样性、深刻性与审美性。传统经典精神在这个时代的文学“”那里常常是被解构，而非被建构的；常常是被戏谑调侃的，而非充满敬意的。所以，传统经典在当前面临的挑战，是一些读者欣赏趣味的下滑和不少创作者耐心的极端弱化。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经典重探将给当前创作带来挑战，民族复兴既要有坚实的物质基础，还要有强大的精神力量，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加快，一场发生于中国大地上的新的文艺复兴必将来临。这又将是一个经典涌现的时代，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方面和重要体现。
经典重探应着重于经典对于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构建。经典作为精神产品的存在，其核心或根本的基质在于其中蕴含的价值观取向。经典虽是作家、艺术家个人的创造，但它日后成为经典，则是历代广大读者选择的结果。所以，经典的价值观取向应该是与广大读者的价值取向相呼应和共鸣的。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民族经典对于民族价值观取向的确立具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尤其是对于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而言，经典的存在就是其文明的标志，没有经典就没有文明，重探经典就是对文明的核心――民族传统价值观的重探。
经典重探还应着重于人的建设。经典是人的创造，也显示着人的理性和精神发展的高度与成熟程度。同时，经典也影响人、创造人。一部经典往往会影响一代，甚至数代人的成长。因此，重探经典还应当关注经典育人、经典立人的方面。时代前进需要怎样的人，社会进步呼唤怎样的人，我们应该从经典中获取更多的启示。人应该怎样生存，是走向崇高，还是走向粗鄙；是追求精神的独立，还是陷入物欲的深渊？传统经典都曾给予过深刻的回答。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站在经典的高峰之上，我们会看得更远，更清晰。
当前文艺创作上的消费主义倾向，使文化和思想流失严重，使入的精神面貌脆弱而苍白。我们的时代显然需要一场文艺复兴给文艺补充更多的钙质，滋养人的心灵，强壮人的精神。而实现这一文艺使命，以蓬勃的时代精神重探经典、重释传统，将使当前文艺创作面临新的挑战。当然，这个挑战之后，将由新的经典来书写文艺存续的新的合法性。我们有理由期待着。
（选自“中国作家网”2014年8月25日。有删改）
含英咀华
本文强调了传统经典对创造经典的重要作用，并指出当前文艺创作存在的问题。指出经典重探应着重于经典对于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构建，着重于人的建设。思想深刻，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国学经典；小学语文；小学教育；新课改
中图分类号：G623.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6）11-0136-01
1.国学经典教育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渗透方式
由于小学教育本身存在明显的低龄化特点，所以国学经典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渗透必须要满足小学教育这个低龄化的特点，从而形成了启旅性、趣味性和开放性的独有特点。首先从启旅性来看，小学教育实际上就是启蒙教育，因为在小学阶段，学生的思维、行为等都处于雏形期，这个阶段的学生不能接受过于高深的理论知识，大多数的教育内容都是为了启发学生而设立的。所以各地区、各校在国学经典的选择上自然就不能选择那些诘屈聱牙的大师经典，而是选择一些具有启蒙特性的读物，譬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这些启蒙读物虽然在文字上相对简单，但是内涵上却不差分毫，而且朗朗上口，易于学生掌握和记忆，人教版教材中从选取的《伯牙绝弦》、《孟子.告子》中的《学弈》，《列子.汤问》中的《两小儿辩日》等几篇课文来看，这些经典作品具有非常浓厚的文化性和教育性，内容包罗万象，能够为学生展现一个个多彩的世界。
其次就是趣味性，对于小学生来讲，在这个年龄阶段他们的注意力更多的是集中在有趣的、能够吸引他们的事物上，所以如果将枯燥乏味的国学经典渗透到小学语文教育中势必会严重影响小学语文教育的效果。因此国学经典的渗透和选择也必须选择具有趣味性的作品，近几年从新疆地区到国家举办的各类小古文比赛中你会发现，内容有趣而多样，有告诉孩子们要团结的《五指争功》，课堂上有学生声情并茂的表演；有歌颂的《菊》，老师按照平仄带领学生进行优美的唱读；有突显人物特点的《性缓》、《性刚》，有推理故事《陈述古辨盗》。涉及到各种内容，且内容易学，课堂活跃、生动有趣。
最后就是开放性。小学教育作为启蒙教育，其本身所承载的教育责任就是解放学生天性，鼓励学生的思维创造，因此在小学语文中渗透的国学经典应该能够推动学生形成联想，获得情感体验，在感受语文魅力的同时能够促进大脑的创造和思考，进而激发学生对于国学经典的兴趣，产生求知欲和好奇心，这样学生才会对学习产生兴趣，进而形成自觉阅读，自觉学习的良好习惯。
2.国学教育渗透的前提条件
国学经典对小学语文教学的渗透并非是在当代教育中提出的全新课题，在以往的小学语文教材中我们就已经能够发现国学教育的痕迹。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网络化的高度发展，小学生接触外面世界的方式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书本，而且就现代社会小学生的思维道德建设来说，越来越多的学校已经开始不重视国学经典的渗透，对教师的国学素养也不看重，导致国学经典出现了无人问津的情况，即便是在课文中安排国学经典，教师也不能将国学经典完整的教给孩子。所以对于国学教育对小学语文教育的渗透来说，教师国学素质的培养应该是小学语文教育国学经典渗透的前提。只有保证教师首先肯定国学经典对于学生的价值，教师才会真正用心的去将国学经典中精华传授给学生们。而且就国学经典的教育来讲，它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都与其他的课文内容也有所不同，这也就意味着学校必须要针对国学经典教育对相关的教师进行培养和考核，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国学经典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启蒙效果。
3.国学教育渗透的地区化展现
我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大国，而且地广物丰，幅员辽阔，许多地区都有着地区化的国学经典出现、而在国学教育对小学语文教育的渗透过程中实际上就可以将这些国学经典地区化展现。根据不同地区学生的实际情况以及各地区的历史背景来选择小学语文教材内的国学经典内容。一直以来我国小学语文教育的教材编写也是带有明显的地区化性质的，包括人教版、北师大版等，这些不同区域的不同教材会对不同学生造成不同的影响，从而保证我国小学教育的多样化。而且在现有的小学语文教育中，也有一些教材的编纂对传统的国学经典进行了改编，将一些具有相同教育效果的故事内容放在一起形成国学经典集，这样不仅能够便于教师的讲解，而且能够便于学生对于国学经典内涵的掌握。譬如说人教版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全国中小学实验教材》和北师大版的《小学国学经典教材》等，这些教材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他们能够讲国学经典形成一个系统，满足小学语文教育对于国学经典的需求。所以国学经典渗透的地区化对于小学语文教育教学来说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它不仅能够满足新课改对国学经典传播的要求，而且能够满足地区文化传承的需要。
4.结束语
国学经典对于小学生树立道德标尺、养成良好的行为规范和思想观念来说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说现代文学是高楼大厦的话，那么国学经典就是这些高楼大厦的地基，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国学经典，我国的文学才会呈现出缤纷多彩的现象。从古至今，我国在修养论中就提出"知行合一"的价值观，尽管现代社会发展速度极快，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国学经典无论是对小学语文教育还是社会精神文明建设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只有将国学经典不断渗透到小学语文教育、中学语文教育、大学语文教育中，我国才能够真正的将这些国学经典发扬光大，也才能够真正的推动新课程改革对传统应试教育的改造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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