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小学语文；经典诵读；方式
台湾王财贵教授曾经说过：“四书五经也好，老子庄子也好，古文诗词也好，常朗读，可以怡悦性情，涵养气质，增进语文能力。”《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的前言部分就提到：“语文课程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为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良好个性和健全人格打下基础；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打下基础。语文课程对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经典诵读体现了语文学科的这一优势，因此，在小学语文课堂中探索经典诵读的教学方式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一、选择合理科学的经典诵读教材
教材作为教学的重要载体，是传播传统的中华文化一个重要的途径。因此，提升经典诵读课教学的质量、选择合理科学的教材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前提。经典阅读的教材可谓是浩如烟海，但有些内容并不适合现在的学生来学习和诵读。因此，教师在推荐阅读书目和进行诵读教学时就需要认真对书目中的经典诗文进行选择。例如，《论语》《三字经》《弟子规》是接触比较多的经典诗文，对其中的一些内容，我们绝不能完全不加辨析地接收和灌输，而是做到有所选择、有所扬弃，避免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背离的思想
出现。
二、掌握高效的经典诵读方法
诵读的方式和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在教学中，为使学生的经典诵读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教师就需要通过不断地探索来激发学生对诵读经典的兴趣，从而让学生产生“乐读”的情绪。例如，自读就是诵读经典诗文的一种方式。选择一些注有拼音的读本，经由教师点拨之后，学生就可以进行自由地诵读。在这个诵读的过程中，学生可以充分发挥自主学习的能力，积极参与到读书中，从而提升教学的质量。除了自读之外，还可以选择创设情景读、淘汰读、唱和读等多种方式，从而最大限度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参考文献：
[1]李瑞生.试论诵读教学在语文素质教育中的作用[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1999（05）.
【关键词】核心价值观 经典诵读 诵读内容 诵读方法 诵读环境
一、精心筛选诵读内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丰富，具有非常强的现实价值，其中有许多适合儿童阅读的经典诗文，如《唐诗三百首》《三字经》《弟子规》等，但同时也有许多不适合青少年阅读的糟粕之作。而在核心价值观视域下，选择何种经典进行诵读，以实现文化育人的教育目标，是所有小学语文教师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选择什么样的作品让小学生阅读，需要教师进行精心筛选。而在此过程中，教师必须综合考虑小学生的身心特征和认知水平，做出科学合理的安排，循序渐进，逐步提升。在诵读内容的选择上，切不可随意而为，而是要在批判继承、与时俱进的原则指导下展开精心筛选。要紧紧围绕“真善美”的价值诉求，列出小学生成长中最具普适性的“立人之本”的文本，分时期确定诵读内容，然后根据循序渐进的原则，合理安排相应的诵读内容。例如，低年级学生诵读《三字经》《千字文》;高年级小学生则诵读《论语》《诗经》和《弟子规》等经典篇目。此外，教师还可以根据核心价值观的新要求，对经典文本进行分类，如爱国篇、孝悌篇、诚信篇等，然后结合教学实际进行合理安排。
二、灵活采取诵读方法
在小学语文经典诵读教学中，教师一定要灵活采取教学方法，最大限度地调动小学生诵读的积极性。虽然经典诵读的主要形式就是“读”，但教师一定要将这个“读”做活、做新，增强诵读的趣味性。例如，教师可以通过接力、唱和等方式组织学生进行经典诵读，以调动他们课堂参与的积极性，提高经典诵读效率。还有，教师可以将诵读内容与传统节日或地方民俗结合起来，充分利用民间传统风俗和节日，灵活开展主题诵读活动，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充分感受和理解经典内涵。同时，教师还可以将经典诵读与趣味学习结合起来，通过搜集对联、成语接龙、猜灯谜比赛等娱乐性和参与性较强的课堂活动，展开形式丰富、极具趣味的经典诵读活动，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状态下学习经典。另外，教师还可以面向全校学生，以班级为单位组织开展诗文配画、文化手抄报比赛等活动，让学生在创新创造活动中领略经典魅力。总而言之，教师要采取灵活多样的诵读方法，调动小学生参与积极性，激发小学生经典诵读兴趣，创造有助于学习与弘扬核心价值观的学习环境，让核心价值观如同音乐一样，时刻浸染小学生的心灵，让小学生在诵读中加深对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促其内化，促进小学生良好品格和习惯的养成。
三、营造良好诵读环境
良好的学习环境会无形中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所以，教师要学会营造经典诵读的良好氛围，让小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和影响。但需要指出的是，教师在营造经典诵读环境时，一定要注重文化内涵的挖掘与呈现，要坚持文化育人的诉求与目标，切不可随便找些名言警句进行胡乱堆砌。可以将古典音乐作为经典诵读的背景音乐，为学生营造淡雅宁静、古香古色的诵读环境。还可以将经典诵读与“日行一善”相结合，让学生充分践行核心价值观。比如，当诵读到《弟子规》的“孝悌篇”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在放学后为家人做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帮助他们减轻负担。如诵读“成由勤俭破由奢”“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等经典诗词，倡导学生加入“光盘计划”，不挑食、不剩饭菜、不浪费，同时做到不攀比，勤俭生活，不浪费水，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此外，在经典诵读过程中，教师还要向学生讲解“孔融让梨”“二十四孝”等经典故事，引导小学生尊敬师长，孝敬父母，帮助家长做家务活，养成友善勤劳的良好品德。让“日读一经典，日行一善事”成为小学生学习和生活中的一道“大餐”，用经典美文熏陶小学生心灵，进而实现文化育人的教学目标，这是将核心价值观全面贯穿于小学语文经典诵读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总而言之，在核心价值观视域下开展经典诵读时，教师不仅要学会精心筛选诵读内容，而且要灵活采取诵读方法，同时要积极营造良好诵读环境。只有如此，才能让小学生在经典诵读中深入理解核心价值观内涵，才能促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全面践行核心价值观，最终实现文化育人的教育目标，推动小学生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何全斌.小学语文经典诵读价值研究[J].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15（02）.
一、高中语文课堂经典阅读的范围
阅读能帮助学生进步，好的经典性的文章能给学生的创作提供素材和技巧指导，同时也能拓展学生的视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经典性的文章经过了历史的考量、文学的考核和时光的洗礼，充满着广泛的语文营养，如果学生能有效的阅读势必会促进学生的长远发展。
一般来说，经典性的文章首先具有一定的原创性和独特性，原创增添了它的新颖性和创新性，独特性阐述了经典的特质与个性，具备这样的特点才有可能成为经典;其次，经典性的文章在形态上具有开放性、多元化和超越性，经典文章不是偏激的文章，也不能蕴含唯我独尊的观点，一定是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文章，这样才能让不同的读者接受;经典性的文章还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和教育价值，经典文章往往承载着当时的历史，具有一定的地域性、民族性和史学价值，同时经典文章必然内含丰富的文学价值。经典文章也是与时俱进的，具有动态化的特征。
经典文章的题材多种多样，可以是诗歌、散文、古诗词、小说等等。在中学阶段，开展广泛的经典阅读符合语文教学的规律，有利于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
二、阅读经典对高中生语文素养提升的积极作用
经典文章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具有极强的史学价值、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如果高中生能广泛有效的开展经典文章的阅读肯定会促进他们的长远发展，就文学素养而言一定会大大提升。经典文章的文学价值只有广泛的阅读和反思才有有所感悟，它们以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表达技巧，可以潜移默化的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
（一）了解经典文章文字背后的寓意，拓展学生的语文视野
高中生在学习语文知识的时候，内容也是多方面的，语文素养承载的内容也是极为广泛的，包括生字词的学习、理解能力的提升、交际能力的提高、文学创作能力的提升等等。经典文章的每一个词、每一个词和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检验和润色的，可谓一字千金。经典文章文字背后折射出来的文学价值和寓意是非常丰富的，对提升学生的理解能力、创作能力和表达能力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二）拓展学习途径，夯实学生的语文基础知识
经典文章的阅读还可以增加学生对生字词的把握和词汇量的掌握，也能增加写作素材。经典文章的阅读包括课内经典专著的节选，也包括课外经典文章的阅读，所以学生学习的途径是非常丰富的。高中生经过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语文学习技能的积累，他们在语文阅读上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能力，他们在开展经典阅读的时候，可以有效的完成课后练习、做好相关的阅读笔记和阅读反思，对于生字词、语法知识、文学表达手法等有所掌握，可以促进学生的长远发展。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文是语文教学和阅读教学的特点。所以广泛的经典文章阅读可以促进学生语文基础知识的掌握和语文相关学习技巧和技能的提升。
（三）激发阅读积极性，提高创作能力
对于高中生来说，阅读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也是语文素材积累和文章再创造的过程，经典文章的阅读不但可以促进学生语文基础知识的学习，还能有效的提升学生的语文创作水平。经典文章在写作手法、表达技巧上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在词汇的运用上很有讲究。为此，开展广泛的经典阅读可以有效的拓展学生的知识量，拓展学生的语文学习视野，做到触类旁通。无论是课内的经典语文阅读还是课外的经典文章阅读都能有效的促进学生创作能力的提升，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提高。“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扩大高中生的阅读量是扩充他们写作素材，造就写作灵感的重要手段。针对性的阅读，经典文章是最好的选择，这些文章耐人品味，写作手法新颖，对学生灵感在线，文学创作，提高写作水准都功不可没。
【关键词】古典诗词教学；剩余价值；拓展延伸；再生性
中图分类号：G6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6）31-0012-02
古典诗词语言凝练而形象性强，具有鲜明的节奏、和谐的音韵、丰富的意境、多彩的想象，饱含着作者的思想感情。因其文体的独特性，在教学中，若能考虑到将文本的“剩余价值”进行开发，来个大幅度跨越，让初中的古典诗词教学有效地补充与拓展延伸到高中古典诗词的教学，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提高高中诗词教学的有效性。
一、诗词教学中的困境
古典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古人语言与思想高度凝练的结晶，因此，古典诗词成为语文阅读教学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古典诗词教学不同于现代文和文言文教学，呈现出教学难度大的特点。
先来看“教”。古典诗词语言凝练、思想内涵丰富，不容易理解。出于教学的需要，教师会进行翻译讲解，一字一句的串讲又受教师自身业务水平的限制，有的能讲解清晰，有的则云里雾里。值得注意的是，讲解不管是清晰还是糊里糊涂，古典诗词一旦被肢解，原有的意境将不复存在。这种为了解释清楚却偏离诗歌意境的做法，教师明知不对，却不得不做。当然，这种矛盾与高考的总导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再来看“学”。古典诗词的艺术成就积累本就不在一朝一夕之间，一首经典的诗歌亦是反复推敲的成果，要学生在一堂课里去理解、感悟语言与思想高度凝练的精华，的确不易。学生认知水平有高有低，知识储备有多有少，文化熏陶有深有浅，要让每个人都清楚明白地理解和感悟一首诗，实在是颇有难度的一件事。
在理解古典诗词本身含义都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教师还要紧密联系高考实际，讲清各种艺术手法，让学生死记硬背知识点，这种生硬而“实惠”的灌输，难免会使学生对学习古典诗词产生“畏难”情绪。并且，我们还要求师生在古典诗词教学中关注古典诗词的拓展延伸，这无疑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果教师能调动学生已有的知识储备，用初中学过的有关古典诗词的“旧知识”或古典诗词中没有讲解到的“剩余价值”来唤醒、激发学生的兴趣，让他们对所学的新文本产生一种亲切感，使他们愿意自主品读、感悟，对教材中的古典诗词形成更深入的，甚至是个性化的理解，古典诗词教学的课堂效率就会大大提高。
二、古典诗词中“剩余价值”的“再生性”分析
“如果我们充分挖掘入选教材的文本的潜在资源，多元利用文本的各项价值，就能实施‘语文’式的拓展延伸，展开循序渐进的教学活动。”的确，教学文本的价值是多元的。文本中没有利用过的是“剩余价值”，已经利用过的，通过教师巧妙的“再生”，也可以成为能够产生新价值的“剩余价值”，教师利用“剩余价值”的过程，也就是我们完成固有知识迁移与未知知识拓展的过程。
有些在初中阶段的古典诗词教学中已经学过的知识，我们可以在高中新的古典诗词教学中作为切入点，引导学生从“旧知”走向“新知”，这时已经学过的“旧知识”不是以知识的形态出现，而是以固有认知的形态出现，起到唤醒与激发作用。而曾经学过的古典诗词中出现过却未进行讲解的“剩余”知识，学生会因其“似曾相识”“已经学过”而产生亲切感，能够马上回忆并进一步理解，起到温故知新的作用。这就是“剩余价值”的“再生”过程。
不管是从“文”的角度，还是从“道”的角度，初中古典诗词教学的“剩余价值”在高中古典诗词教学中都可以进行“再生性”利用。
笔者以入选苏教版初中语文课本的杜甫的《登岳阳楼》（苏教版七下）为例进行挖掘和分析。杜甫的这篇《登岳阳楼》，以其“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一句闻名天下，一“浮”一“坼”，既是写实，又寓想象，诗人借景抒情，登楼时的喜悦之情，触景而产生的年老、孤独、重病、忧国忧民等哀情都可以是本诗的教学点。在“一课一得、文道各一”的主张下，如果教师在一堂课中选取其中一点作为“文”“道”方面的教学目标，那么剩下的几点便成了《登岳阳楼》这篇诗歌的“剩余价值”。作为“剩余价值”，该诗流露出的杜甫晚年的情感，既可以在初中阶段学习杜甫写下的《望岳》（苏教版八上）一诗时，对比诗人青年时期情感的拓展使用，又可以在高中阶段学习杜甫的《登高》（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四）等诗时作为“温故”点迁移使用。
同样在“一课一得”的背景下，一堂课教辛弃疾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苏教版七下）一词，若将“文”的课堂教学目标定为“学生通过反复诵读，基本掌握用典的修辞手法”，那么“虚实结合”“比喻”“夸张”等手法便成了该堂课的“剩余价值”。当然，以其他各点作为课堂教学目标亦然。这些“剩余价值”可以在教授《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二）和苏教版《唐诗宋词选读》中“龙腾虎掷”的稼轩词单元中迁移拓展使用。
李煜的《相见欢》（苏教版九上）堪称古人写离愁的经典。一般说来，教学这首词会抓住“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强调“比喻”“双关”“借景抒情”等几个点，但其实这首词的“意象”也非常值得学习。初中阶段，即便是学生能把握“月如钩”体会到词人抒发的那种人事缺憾，也未必能人人都体会到“西楼”“梧桐”的深意。从“道”的角度来讲，“别是一般滋味”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道得明的。这“西楼”和“梧桐”作为“剩余价值”在今后高中的学习中还会碰到，而对李煜人生的背景介绍，在今后学习他的其他作品中将会起到“固有认知”的作用，继续发挥其“剩余价值”的作用。
面对以上三篇从唐到宋、从豪放到婉约的古人名篇，如果教师将这些“剩余价值”丢弃，岂不可惜？这些经典篇目，琅琅上口，也都是教师熟悉的作品。与其寻找与文本相关联的课外材料做拓展，不如轻轻松松地从学生熟悉的作品入手，在最熟悉的古典诗词中完成有效且高效的迁移与拓展。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绝不反对向课外拓展延伸。
三、充分利用“剩余价值”，完善古典诗词教学的再生性利用
上文中，笔者已经分析了苏教版初中语文教科书中《登岳阳楼》《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和《相见欢》这三首古典诗词体现的“剩余价值”以及“剩余价值”再生性利用的可行性。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将初中古典诗词中的“剩余价值”再生利用到高中古典诗词教学中，对高中古典诗词教学进行有效的补充与拓展延伸了。
比如教师在教授《登高》（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四）这首七律时，以“通过反复诵读，掌握借景抒情的手法”作为“文”的教学目标，告诉学生诗人通过“风急、天高、渚清、沙白、鸟飞回”“落木萧萧”“不尽长江”等凄凉的景象来抒发悲情时，正好可以迁移在初中时学过的同为登高诗的《登岳阳楼》。同一个作者，同一个体裁，同一时期，看到的景象不同，情感却一致。一个是乐景含悲，一个是哀景含悲，对借景抒情的内涵就理解得比较清楚且全面了。初一阶段强调过“借景抒情”的，此时再次利用固有认知的“剩余价值”进行迁移；若初一阶段没有强调过“借景抒情”的，此时是充分利用了“剩余价值”。两种情况都是对既有文本的“再生”利用。
还是《登高》一诗，以“通过反复诵读，感受诗人深沉的痛苦与无尽的哀思”作为“道”的教学目标，如果这一点正好是在教学《登岳阳楼》时，因学生认知水平限制而没有详细分析的“深沉的痛苦”和“无尽的哀思”究竟有几重情感，则完全可以拿这篇《登岳阳楼》作为理解《登高》情感的切入点，分析一下两首诗表现出的共同的情感，还可以对比一下两首诗的情感有哪些不同之处。
又如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苏教版必修二）一词，在讲授“寄奴曾住”“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佛狸祠”“廉颇”等典故时，如果初中阶段重点讲解过《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苏教版七年级下）中的典故，那么完全可以使用同为三国时期的“的卢”的典故作为引入，如果没有重点讲解过，那么此时可以当作拓展延伸材料使用，起到归纳辛弃疾词擅于用典的特点。同样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涉及的“比喻”“虚实结合”“夸张”等手法，在《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一词中均有体现。在苏教版初中阶段以课文形式出现过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作为高中课文学习的引入材料或是迁移拓展材料是再合适不过了。
“文”的方面可以这样“再生”利用，“道”的方面同样也可以。《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一词写于稼轩赋闲上饶时期，此时的词人既有“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壮志，又有“可怜白发生”的无奈与痛苦，这与任镇江知府时期写下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所体现出的“壮志”一致，但因所处际遇的不同，最后的情感又是不同的。如此的横向与纵向的对比，不仅让学生充分地掌握了两词，也让学生对辛弃疾词作在“文”“道”两方面所体现出的共同特点有所了解，为今后学习苏教版《唐诗宋词选读》中“龙腾虎掷”的稼轩词单元奠定基础。
这样的对比，由浅入深，由已知到未知，充分将初中古典诗词教学中的“剩余价值”再生利用，教会了学生迁移使用课本教材的方法，实现了学生学习认识水平的螺旋式上升。
古典诗词阅读教学一直是困扰广大教师的一个难题，若能利用好初中语文教材中古典诗词文本的“剩余价值”，完善初高中古典诗词篇目之间的联系，那么，不但教材中的古典诗词文本能得到充分利用，语文古典诗词阅读教学的难题也将进一步得到解决。
关键词：诵读经典；传统文化；文化底色；语文素养
中图分类号：G4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4-0244-02
著名的特级教师黄玉峰老师说：“一个不懂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怎么能算得上是一个中国人。”那么该如何传承传统文化呢？经三年来的研究，我认为诵读经典是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诵读经典的意义深远，特别是在学生时期，诵读经典，更是意义深远。因为初高中时期，正是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黄金时期，在这关键期，让学生诵读经典、诵读名篇佳句，能让学生感受文化内涵之深厚，领悟人生哲理之睿智，从整体上提高学生的素养。本文将从四个方面论述诵读经典的意义。
一、诵读经典，形成中华民族特有的人生价值观
新加坡的心理学家做了一个有趣实验。比较新加坡学生中偏好汉语的和偏好英语的华裔的价值观的，结果发现那些偏好英语的大学生，他们更注重现代性的价值观，而偏好汉语的华裔大学生，他们传统的价值观特点比较明显。这个实验非常有说服力——说明我们学习的语言，除了语言外，语言里包含的价值观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你。因此，学哪个国家的语言，实际是在学这个国家的文化，接受这个国家的价值观。而经典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诵读经典能在诵读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形成中华民族特有的人生价值观。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选入教材的课文就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人文内涵和人生价值观。学生在诵读这些经典课文的过程中，不仅学到了传统文化知识，受到传统文化的陶冶，更重要的是汲取丰富的精神营养，形成中华民族特有的人生的价值观。如《寡人之于国也》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爱”思想；《鱼我所欲也》中“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曹刿论战》中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生于忧患？摇死于安乐》中的忧患意识；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的爱国精神；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高洁洒脱形象；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忧国忧民情怀；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精神；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正是这些民族文化精髓滋养着学生的精神世界，奠定了学生的人生根基；正是这些经典，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人生观、价值观。
二、诵读经典，提高学生的记忆力
有心理学家指出，人的记忆力在儿童时期发展极快，到13岁达到最高峰。此后，主要是理解力的增强。青少年时期，正是记忆力的黄金时期，如果有效地开发，就能提高学生记忆力。如果这种记忆潜能不予开发，就会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一天天蜕化。同样，在学生记忆的黄金时期，选择记忆内容显得非常重要，我们常要思考，在学生记忆的黄金时代，我们该让学生记住什么呢？难道就让学生记些流行歌曲、网络流行语吗？让学生记住“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不是更有意义吗？作为一名语文老师，怎能把自己的阵地转让了呢？我主持《传统文化与语文教学》课题研究后，自2009年提出的一个做法是：每天背一句古诗文。要求学生诵读七～九年级的文言文课文及诗歌。另外，要求实验老师根据自己学生的特点增加《三字经》、《论语》、《孟子》、《诗经》和唐诗宋词的部分篇目让学生背诵。刚开始实验教师带着疑虑说：“学生怎么可能背完？”经过一年多来的实验，老师们就惊叹学生的记忆力之强，一首古诗，学生用不了多长的时间就能够熟读成诵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不仅学生的记忆力的提高了，还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学生对背诵产生浓厚兴趣，对背诵不再视为畏途，而是当作精神享受。诵读经典，
在学生的记忆黄金时期，在记住的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经典同时，提高了记忆力。
三、诵读经典，积淀学生的文化底蕴
五四时期诞生了一大批大师级的人物：鲁迅、胡适、蔡元培、郭沫若、茅盾、沈从文、巴金、钱钟书、老舍、陶行知……这些大师都接受过严格的传统的私塾教育，大师们在儿童、少年时期诵读了大量经典著作，从而打下了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他们大多又都在青年时期远渡重洋，接受了西方文明的熏陶。传统文化的扎实根基，西方先进思想的启蒙，二者融合，造就了三四十年代这样一批大思想家、大学者、大作家、大教育家。正因为他们头脑中存储了大量的古今中外的文化知识，做起学问写起文章来才能旁征博引，成为一代大家。我们为什么说“学贯中西”，而不说“学贯西中”？“中西”和“西中”同的是字，不同的是语序。语序不同，内涵却大不相同。因为只有有了深厚传统文化根基，有了深厚的本民族的文化底蕴，对外来文化（西方文化）才能融会贯通，才能把外来文化化为己用。大量的事实证明，少年时期没有打好文化经典的根基，就难以培养出第一流的人才。诵读经典，正是让学生像大师们一样，在脑中存储大量的传统文化知识，为学生打下深厚的文化根基，积淀文化底蕴。
正因为如此，我在《传统文化与语文教学》课题实验中开展了多样的诵读活动：（1）传统节日活动固定化：春节猜谜，端午诵读屈原，中秋诵读中秋。（2）用《弟子规》上班会课。（3）读“经”时间。“经”即经典。这些活动引起学生的兴趣，为诵读经典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一年来，实验学生诵读了不少的作品，在诵读过程中，学生不仅学到了传统文化知识，得到了“润物细无声”的传统文化陶冶，更重要的是积淀深厚的文化底蕴。
四、诵读经典，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关键词:消费文化;文化语境;文学经典
一、消费文化语境与“文学经典”
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文学经典”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以及这些“经典”在今天到底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首先,从纵向的历时性角度看,文学的经典化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接受和淘洗的过程。文学经典并非先在的存在,而是有其产生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接受等多方面的背景,它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正如所有的事物一样,文学经典也并非永恒的存在,必然有其建构、解构、重构的过程。其次,从横向的共时性角度看,“文学经典”是一个具有多重结构的统一体,其自身内部特质的规定性是它存在的基础。只有当文学经典的思想意蕴、艺术品质等方面具有了超越一般文本的特性时,才可以进入“经典”序列。而和文学经典有关的各种外部因素,如政治因素、经济因素、道德因素、社会舆论氛围、读者接受群等,都有可能参与文学经典的建构。而且在某一特定的时期,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越文学经典本身(如“红色经典”的形成主要就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参与及文学体制化的结果)。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经典”地位不断地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但同时,真正的“经典”所具有的地位又在这种挑战中得以巩固,“文学经典”总是处在恒态与动态、短暂与永恒、解构与建构的矛盾统一之中。我们只有撇下今天关于“文学经典”命运的种种预言,着眼于当代消费文化语境,才能认清文学经典的当下生存状态,并进一步揭示推动着文学经典命运变化的种种矛盾,把握文学经典命运变化的趋势和规律,探求文学经典的生存之道。
二、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外部矛盾
消费文化浪潮改变着传统“文学经典”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引发了当下一系列与文学经典有关的文化现象,“红色经典”、“四大名著”的改编,甚至“戏说经典”、“大话文化”等都是其突出的文化表征。其实,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无论是“文学经典”的尴尬还是解构,也无论是经典的危机还是地位的丧失,都首先缘自于文学经典与消费文化的各种悖反和冲突,这些因素构成了文学经典所面临的外部矛盾。
首先,文学经典的精英立场和消费文化的大众立场的矛盾。
文学发展的历史,是文学的自足性不断增强的历史。从古至今,对“文学”是什么的追问,似乎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如果说中国古代还没有像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分野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已经是一个有着自足的语言审美系统和完善的体制化管理系统的文学了。这对文学接受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识字能力、一定的鉴赏能力、一定的思维能力等都变得必不可少。一旦社会分工将文学从其他艺术门类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自在体时,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成为社会精英们言说的工具。以发轫于20世纪的中国新文学为例,其启蒙的出发与指向又是什么呢?换句话说,就是“谁启发,谁蒙昧”呢?显然,在这种对中国现代文学性质界定的背后,我们看到的还是一种精英意识。
作为人类文学活动的结晶,文学经典早已经超越一般文本,具有了相当的稳态性及神圣性。文学史的编写,是文化精英们按照一定的审美标准、价值趋向有意识地构造经典的活动,也即我们平常所说的“经典化”过程,其目的在于固化已有文本被文学史家所认可的崇高地位。而公众对文学经典阐释的热情,只是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了文学经典的超越公众意识的特性,即大众对精英意识的追捧。相比较而言,公众接受的程度,仅仅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参照,我们甚至连此处的“公众”这个字眼都要加以怀疑———“公众”究竟指的是哪些人?以茅盾的《子夜》为例,这部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有谁进行过受众接受的实证分析来说明其已经被最广大的读者所接受?在1930年代的中国,国民的识字程度可以说是小说被“广大”公众接受的最大障碍,若对受众的接受能力进行检视分析,其结果可想而知。
然而,以消费同时作为起点和终点的消费社会却是以最大多数的公众的参与为特征的,公众不仅参与了具体的消费行为,同时也参与了消费文化的创造。没有了大众,消费行为就无法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消费文化也无法获得自己合法的生存空间。同时,消费社会所赖以发展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文化传播方式的变革,在大众传播媒体的参与下,普通受众对消费文化的接受成为可能。以赢利为根本目的的消费市场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自然不会无视日益增长的大众的文化需求,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满足市场需求并生产出相应的文化产品,甚至利用消费市场中物质产品营销的惯用手段如广告、炒做等来刺激欲望、制造需求,从而形成了大众文化的繁荣景象。但应该看到,消费市场的无视文学与一般物质产品本质区别的生产和营销方式,使得“文化产业产生了一种威胁个性与创造性的同质性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中,“自我实现、自我表达的生活方式的产生,与浮华消费和风格化的自我呈现融为一体”。[3]这种畸形的繁荣背后,是大众欲望的无限膨胀及不合理的夸大。
而一种文化形态一旦形成,都会极力维护自己的地位。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是弱势群体自我表达和再现的方式,是与既有体制之主流价值对抗的方式。消费是一种涉及再现的政治策略”。①这样,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排斥乃至拆解便不可避免。如1990年代沸沸扬扬的王朔现象,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立场的矛盾对抗。还有“Q版语文”现象,也反映了大众希图解构已有经典,站在大众文化立场去消解精英文化意识影响的努力。
其次,文学经典的既定价值定位和消费文化中多元价值观的矛盾。
文学为人类提供了诸如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娱乐功能等多方面的价值满足,但是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多种文化传播方式的诞生,使得人类的精神需求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得以实现,这便加剧了文学的危机感,文学经典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处境。正如有学者面对“大话文学”流行的担忧:“‘大话’文艺的创造力充分体现在对于这些被时间和传统所固定了的文本结构、意义与阐释符码的颠覆。……到了今天这个中国式的后现代消费时代,经典所面临的则是被快餐化的命运。”[4]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主要是和文学以及文学经典本身的特点有关。文学有着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审美思维特性,有学者认为,“‘发问’是文学的哲学品质的首要表现。亦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学与哲学有着最深刻的贯通———哲学作为文化思维的核心,其责任是为社会提供思想动力和文化价值根基,这是文学介入社会历史的立足点之一。”[5]文学往往通过审美的方式将读者引向对人生终极价值的追问,对生命存在的形而上思考;而经过文学史沉淀的文学经典,更是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征服了一代代的读者。很难想象,那些没有引起读者强烈的心灵冲击,不能给读者提供美的享受,无法引导读者思考关于人生、世界等问题的作品,能够成为文学经典。
可是消费时代的到来却打破了人们关于文学经典的种种幻想,大众文化借助于媒体的力量不断地散播着世俗情绪、享乐意识,那些曾经在文学史上无立足之地的欲望化、浅表化、娱乐化写作一夜之间合理化、合法化、时尚化,以金钱交易为基础的商业法则深深地嵌入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也成为消费社会普遍的价值衡量法则,这种法则不可避免的成为衡量文学的一把尺子。“上帝死了”,“我”便是上帝,每个人都被这个狂热的消费世界不断地中心化,社会价值观也由此不断地走向多元化。在商业运行法则的驱使下,快餐式的作品通过大众媒体以华丽的包装、令人眼花缭乱的热点,不断地刺激着人们的快感,使人们通过这些文化快餐满足着自己日益膨胀的欲望。这样,当走进商品序列的文学经典一旦无法满足那些被消费文化所驱使甚至异化了的消费者的欲望时,便再也无法躲避残酷的市场法则的规约。于是,“经典”遭遇冷落成为“现实的一种”:
《我叫金三顺》则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引进……今年8月该书一经出版,在全国上柜不到一周2万册就售罄,重印2万册仍然供不应求,本周已经登上上海图书畅销榜第6名。不久前韩剧《我叫金三顺》已经由国内电视台高价引进,更令这本书的市场前景看好。[6]
在兰州西北书城经常上演这样一幕:很多中学生围在漫画书栏处,或蹲或站、或者干脆坐在地上,专注地看着手里的漫画书。相比之下,名著书栏处的中学生却寥寥无几。[7]
再次,文学经典意义的立体化和大众需求平面化的矛盾。
文学经典的内蕴在整体结构上体现出立体化的特征。任何文本的接受都是读者从可感知的语言层获取更多的包容于内部的意义信息的过程,但是“文学经典”包容的意义信息具有超越一般文本的特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兰·巴特说,经典是具有可写性的文本。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接受者,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在“文学经典”中找到相应的信息,从而对文学经典的意义不断进行阐释。
文学经典本身意义的复杂性和可阐释性,是其意义立体化的基础。文学经典是具体的文化语境中的个体———作家的心智劳动的成果,作家个人经历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往往是产生文学经典意义的土壤。孙犁在《贾平凹散文集序》中曾经谈到作家人品和文品的关系:“这些作家,文章写得好,我以为不只在文字上,而且在情操上。对于文章,作家的情操,决定其高下……”作家的文学修养、知识面、实践经验、写作技巧等等,是和作品意义的生成密切相关的。同时,文学是对生活的审美反映,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立体化的存在,无论“生活”在作品中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它固在的复杂性。文学经典所反映的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其意义的复杂形态。另外,读者接受活动的展开,是文学经典意义的立体化实现的条件。受众一旦进入文学经典的意义的实现过程,其意义便不再完全是由作家和生活所决定,文学经典的意义因而变成了一个被动的存在,受众的参与使得其意义日益立体化。如《红楼梦》意义的生成,就是从一般生活信息的传达深入到对人生终极价值的追问,进而达到更具形而上色彩的哲学思考。
但是,消费社会中消费行为的社会化、大众欲望的合法化、传播途径的多元化,使得大众的文化需求在“量”上日益膨胀,在“质”上却趋向平面化,突出表现是:取消深度的倾向;追求同质化的时尚、奢侈、快感等;大众需求呈现群体性的个体化等特征。其原因首先是大众传媒对文化消费的介入。以先进的信息科技为支撑的电视、电影、报纸、广播、互联网等传播媒介,往往屈从于商业的利润法则,除了制造出各种文化繁荣的表象以迎合受众以外,更是强加给受众以各种不切实际的消费观念:“大众媒介不仅仅是一种产业,更是一种意识形态再生产工具,它一方面是遵循商业逻辑进行生产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又是操纵大众意识的工具。它充分充当‘把关人’的角色,通过创造‘模拟环境’,诱导人们接受它们宣扬的消费意识形态,从而推动新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形成蔚成风气的消费文化。可以说,在现代消费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大众媒体充当了最佳孕育者和助产士的角色。”[8]另一个值得重视的原因是消费社会中公众消费行为的“合理”进行及其结果。在消费中,多元化的大众的需求都指向被商业的利润法则引导的潮流和时尚之中,这样,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在商业和消费的共谋中渐渐地趋向同一层面,以便适应消费时代生产的大批量和大规模的要求,促使更大的消费,产生更多的利润。
在消费文化语境中以文字形式呈现的“文学经典”,与声音媒介、图像媒介相比体现出祛时尚化、祛奢侈化、祛快感化的特征,因此,文学经典也就很难摆脱被解构的命运。
第四,文学经典的历时性和消费文化共时性的矛盾。
如果从时间角度来考察文学经典的建构和接受,以及消费文化的生成和蔓延,即可发现文学经典的历时性和消费文化的共时性之间的矛盾。文学经典的历时性构成首先源于文学经典接受过程的超时性。文学经典的魅力在于它可以引发受众不断阐发的内驱力,在横向空间纬度上,它可以被不同的受众按照自己的要求加以诠释,从而获得文学经典在空间中的拓展,同时也可以在纵向的时间经度引发再阐释的欲望和生存空间的再拓展,从而获得相对恒久的超时性。其次,传统文学经典传播介质的历时性。与电子传媒相比,纸质媒介生产的技术已相当成熟,从毕曰升发明活字印刷的那时到现在的激光照排,其生产已经走向大规模的“机械复制时代”。由于其载体的物质特性,为固化于纸质传媒并承载历史沧桑的文学经典大大扩展了自身存在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和文学经典的历时性相比,消费文化则带有更多的共时性特征。消费社会中消费的一次性倾向导致商品的符号化和消费文化的时尚化。大众媒体通过自己特有的传播手段,使得时尚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在社会中“肆虐蔓延”,形成风尚,同时又通过时尚的不断更迭制造着走马灯似的繁荣表象。符号这个虚拟的存在引导消费者往往忽略了商品的物质实在性,而更多地沉溺于消费商品时折射出的个人欲望的虚幻的满足中。而且,消费文化赖以传播的手段如电视、网络、广播等电子传媒在有效地扩大其传播范围的同时,也潜藏着由于过分依赖高科技而引发的失语乃至瘫痪的巨大威胁。更重要的是,传播手段的不断变革会引起消费文化从形式到内容的变化,使其很难取得恒态的存在方式。这样,消费文化虽变化多姿但却无法超时存在。
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已经被纳入整个社会的消费系统,公众会更多地倾向于将文学经典也作为商品的一次性消费,而忽略对其意义的历时性发掘,因而使得文学经典也遭遇时尚一般转瞬即逝的命运。例如,影视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四大名著改编热,以及近些年通过各种媒体参与8出现的“红色经典”改编的再度升温,仍摆脱不了其“热”后的短暂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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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自身的悖论
悖论一:文学经典主观上的价值回位与客观上的价值失位。
如果我们反过来审视这一问题,就会发现在这种努力的背后所隐含的难以抹去的忧思:文学经典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的确正在失去自己的价值位置。需要注意的是,学界这种对文学经典价值定位的努力,似乎更引发了另外一种危机。因为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多元价值的碰撞与冲突客观上是不可避免的,一旦文学经典为自己规定了崇高的、超越的、神圣的、近乎完美的价值立场时,便内在地引发了多元价值的消解欲望,而消解的后果便是文学经典价值的又一次迷失。同时,由于文学经典的价值界定牵涉到经典本身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两个方面,而内部要素往往是一种稳态的存在,外部要素却经常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当其内部要素的稳定性和外部要素的易变性产生矛盾时,文学经典便会处在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摇摆于价值的失位与回位之间。
当代消费文化的泛滥,引起了文学经典的各种外部要素的巨大变化,而其内部要素的相对稳定性又促使着文学经典化进程的持续,文学经典借助学界的力量消化各种外部因素变动带来的影响,以维持其固有的地位。但这种主观上的努力却面临着客观的消费文化的生态背景,消费文化形态的流动性、易变性,使得刚刚形成的价值定位顷刻间土崩瓦解,从而再一次陷入了价值的迷失状态。所以说,文学经典的这种悖论性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是很难克服的。
悖论二:文学经典意义的主观解构与客观强化。
文学经典接受上的历时性及其意义上的立体化特征,都使其处在不断的解构与重构交替的进程中,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也不例外。以四大名著的解构为例,这儿有一则材料:
据了解,迄今《水煮三国》已经重印23次,销量突破80万册。可以预料,到今年年底它将轻松突破百万大关,成为本土财经书的一个奇迹。
当然,跟风也有不同的境界,从市场反响和媒体评论来看,《麻辣三国》、《麻辣水浒》和比较另类的《诸葛亮日记》,有脱颖而出之势。《麻辣水浒》、《诸葛亮日记》和另一本不同于“水煮”风格的《闲看水浒》都是今年6月出版。因此可以说,在《水煮三国》出版一周年之际,又形成一次游戏《三国》、《水浒》的小高潮。[11]
我们要反思的是,名著解构热背后的经典意义的重构,是否削弱了文学经典的影响力?是否使得文学经典结束了经典化的进程,而进入了一般文本的序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首先,文学经典的改写本能够被市场认可,无疑促进了文学经典传播空间的扩大。不可否认,在当下,很多人正是通过这些改写本而进一步了解文学经典文本的。其次,虽然文学经典的原有意义被解构,但是却生成了新的意义。表面上看,这种新的意义确实和文学经典所内蕴的人们普遍接受的思想意识、审美意蕴相去甚远,但实际上,这是文学经典的经典魅力影响的必然结果。文学经典的意义本来就是一个立体化的可供人们不断阐释的结构,无论这种新的意义建构在理论家看来是何等离谱,但它终究是对文学经典意义的再诠释。同时,已经固化在文学经典文本中的意义信息并不会因此消失,相反会与新的意义信息同时存在,甚至可能互相作用,产生出全新的意义。比如,通过阅读《水煮三国》,有些人可能会回过头来重新阅读《三国演义》,从而获取已经固化了的意义信息(即经典意义),同时获取高深的管理知识。所以从长远来看,文学经典的意义是强化了而不是削弱了。
悖论三:文学经典生产综合能力的提高与实际质量的贫乏。
消费社会文学经典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了。今天,不仅大众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而且参与文学写作的新的群体如所谓的网络、自由撰稿人、少年作家、名人作家等不断出现,大大地扩充着写作者的队伍。同时,文学生产、传播的条件和手段不断地得到改善,如微机的应用不断改变着作家用笔写作的习惯,而且疾速提高了作家生产的文字数量。文学作品传播的速度也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作品的商业运作体系中,有些作品甚至还没有生产出来,宣传与广告等一系列营销战略就已经展开。贾平凹的《废都》、刘晓庆的《我的路》等,都是这种运作模式下的产物。消费社会对于商品的大规模消费,要求作品大批量地生产,这也促使了文学生产能力的提高。
但是,文学生产能力的提高仅仅是为文学经典生产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必要条件,并不能就此而形成更多的“经典”。从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来看,文本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是经典化的基础,各种外部条件只会加速或者延缓文本经典化的历程。在消费社会中,商业的运行法则贯穿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包括文学作品的生产,作家为了提高文学产品的销售量,不得不屈从于市场,这样,各种媚俗的、格调低劣的作品便不可避免地大量涌现。如果作家坚持自己纯正的文学立场,则可能面临不被读者接受的尴尬,而这显然是消费社会的文学生产机制包括生产主体———作者所不愿意面对和接受的。所以,一旦当文学文本缺乏思想和艺术沉淀的充分的主客观条件时,即使消费文化用各种商业化的手段“造经典化”,这些所谓的“经典”也终会被时间所淘洗。
四、对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未来走向的思考
第一,在文学经典价值坐标的厘定中,构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互动平台,寻找两种文化的契合点。
要摆脱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二元对立的固有思维模式,不能只看到消费文化语境中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不相容的一面,更要看到二者之间互相包容和互相补充的一面。文学发展的历史证明,所谓高雅与低俗、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绝对不变的,过去的大众文学,可能就是今天的精英文学,两者常常处在一种不稳定的变动状态之中。但不管怎样,它们往往是互相补充的,谁也离不开谁,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消费文化的出现,使文学经典面临一系列矛盾,这与我们对大众/精英文化、高雅/通俗文化之间关系的不全面认识密切相关。如果能够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文学经典面临的矛盾才会逐步消除。同时,如果我们把文学经典问题的出现当作处理两者矛盾的一个契机,则会达到双赢的局面。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厘定文学经典的价值坐标,虽然这个问题在学界有较多的争议,但是往往限于学术理论概括层面,而没有将实践这个很重要的环节考虑进去。正如有学者所言:“调查与统计是文学经典化的必要手段,佛克马在北大讲演时曾做过问卷调查,国内学者却很少有人这样做。出版界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12]如果将实证分析纳入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也许经典的价值坐标就远非如理论家们想象的那样。
同时,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的价值定位也具有相对性,其被再次解构仍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可以为文学经典的价值定位建立一个坐标:时间是经典化的纵向贯穿线,而共时态的空间则是文学经典本身以及和它相关的各种外部要素共同构成的一个“力场”。一般地讲,当文本经典化进程开始的时候,首先是文本的内核如思想内涵、审美意蕴、艺术手法、题材、体式等在起作用。也就是说,它本身必须具有足够丰富的信息含量,而且这些信息能够和处在文学经典外部的各种要素如政治意识形态、读者接受、出版发行、市场运行等产生交流,形成一个全方位的互动的“力场”。如果这个“力场”可以在时间的经线上持续运行,则其经典程度就越高,从而构成所谓的“恒态经典”或者“文学经典”。但如果无法持续运行,则该文本必然会退出经典化进程,也即构成所谓的“动态经典”或者“文学史经典”。当然,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文本的各种外部要素有可能会先于作品本身产生巨大的推动力量,使其强行进入经典序列。这种价值坐标的建立,有望消解精英立场和大众立场的矛盾,构建两者之间交流的文化平台。如那些并不被精英学者看好的武侠小说,当其内蕴足以和外部的各种要素产生强烈的交流时,并且这种交流可以持续很长时间的话,那么它就进入了经典文本序列,可以成为“文学经典”。
第二,深刻认识精神文化产品消费的特殊规律,为文学经典走向市场创造必要的条件。
只有深刻认识当前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所面对的各种矛盾,才能因势利导,化解矛盾,为文学经典开拓更大的生存空间。尤其要深化对文化产品消费市场的认识和研究,文化产品消费市场具有不同于物质产品消费市场的特殊规律,两者不可以等量齐观。在文化产品消费市场上,产品的价值如何实现?产品销售的商业策划如何进行?如何追求利润的最大实现?如何引发大众的购买欲望?……这一系列问题都期待着我们去探索。尤其是具体到文学经典,当它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时候,怎样去规避消费市场对文学经典的潜在威胁?怎样引导市场对文学经典的消费?这些问题变得相当迫切。今天人们已经意识到,文学经典不但有商业价值,而且其商业价值往往大于一般的文本,市场的认可度也更高:
读书月组委会曾经在2000年做过一次同样的调查……但是令人意外的是,中国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依然受到年轻深圳人的偏爱。四大名著在深圳保持较大的销售量已经持续多年。这个迹象表明,年轻的深圳人渴望着对传统的接续。[13]
表面上看,文学经典的改编本销售量非常大,但是深层考虑的话,其实这些都是借助于文学经典的市场号召力的结果,如果没有文学经典的本身价值,也就没有了这些以文学经典为资源的改编本的商业成功。虽然文学经典可能遭遇暂时的市场冷落,但从长远来看,文学经典消费的市场前景仍然是相当广阔的。
第三,跳出语言文本是文学经典生存惟一方式的狭小视阈,转向建立文学传播跨媒体的理念。
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大众参与文化构建的意识和可能比原来大大地增强了,这为文学经典的传播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受众背景;而同时存在的受众的接受选择指向平面化、快感化、时尚化,缺乏理性的规范,这对于文学经典的语言文本的接受显然是不利的。但站在更开阔的视野看,各种大众媒体却能够以自己的传播方式拉近和大众的距离,通过他们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传播乃至推销文化产品,进而影响大众的接受偏好和思想意识。所以,建立文学传播跨媒体的理念成为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生存的必然选择。实际上,文学经典完全可以利用现代传播科技的成果拓展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图像文本、声音文本、电子文本等都是文学经典可以借重的介质。文学经典可以利用大众文化的宠儿诸如电视剧、电影、网络等走进大众生活,以更加具有亲和力的方式接近大众,让大众心甘情愿地接受。如近几年来非常兴盛的“电视散文”,以其优美的画面语言和娓娓动听的朗诵感染了不少的观众,其中选择的作品,大多数都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散文。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许多人才开始接受这些经典作品。还有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也是推动文学经典传播的一种重要手段,尽管因为媒体特性的差异会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甚至引起一些非议,但是在文学经典的大面积传播还没有寻找到更好的途径之前,仍不失为一条可以选择的路子。在这方面,有好多成功的例子。如钱钟书《围城》的改编,当电视剧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有些评论家甚至将其看成中国当代十大经典电视剧之一。不少受众都是在看了电视剧之后才去阅读原著的,因为导演对这部小说的主题做了深入浅出的阐释,就更易于让那些非专业的文学接受者进入经典。这样,文学经典借助现代传播媒介的平台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对它的接受活动中来,在扩大文学经典影响力的同时,引导和规范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构建新的社会文化氛围。
第四,要使文学研究尽快走出和大众相对隔绝的“象牙塔”,拉近和大众的距离。
近些年来,在一系列学术评价体制的规范与制约下,理论研究反而有封闭化的趋势,很多理论成果仅仅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范围内流通。虽然这种相对封闭的学院式研究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推动学术研究保持其理论性和独立性,但是却不利于大众对于学术成果的消化和接受。尤其是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这种问题更显突出,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也不例外。目前,文学批评的规范化的学术话语固然可以保持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和学理性,但这对于文学经典的接受却存在着不利的因素。一方面,实际的情况是大众对文学经典的理解往往局限在比较浅显的层面,却无法把握经典复杂深刻的思想意蕴、艺术魅力,急需要审美引导。而另一方面,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尽管具有阐释经典的能力,却无法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
要弥补这种“断裂”,专业的文学研究者首先应该逐渐改变自以为是(高深艰涩)的话语方式,致力于建设大众传播背景下的中国特色的批评话语和文论体系,以加快研究成果的传播和接受。同时,探索学者和大众之间交流的多种途径,为大众提供易于为他们接受的理解方式。在这点上不乏成功之例,如近年来收视率颇高的CCTV-10的《百家讲坛》节目,通过学者的理论研究提高了普通大众对社会现象、文学作品等的认识和理解。许多知名学者之所以能够给普通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正是源于文学经典与大众传媒的紧密结合。当然,提高学者和大众以及作家之间交流的途径并非局限于此,我们完全可以在实践中探寻其他更为有效的途径。如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可以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引导作家树立“精品意识”,为读者创做出更具影响力的经典作品来。
[注释]
①狄塞陶(MicheldeCerteau)、费斯克:《消费作为一种对抗性的战术》,转引自陈坤宏《消费文化论》,台湾扬智出版公司1995年11月版,第10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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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选经典影视，分析思想精髓
经典的影视作品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失去意义，更不会因为新的影视作品的繁多而失去价值。经典影视作品之所以被誉为经典，就是其制作工艺和作品本身的价值意义，会经久不衰，长久流传，影响着人们的思想理念和人生价值观。《泰坦尼克号》虽然已上映近20年之久，但其跨越门第、超越生死的爱恋，影响了一代代人，剧中人物的爱情故事使人们看到了真挚伟大的爱情，影响着人们的爱情观。中国的影视作品《山楂树之恋》，通过对主人公之间纯洁爱恋的描述，向现代人展示了最纯真的爱情真谛，传递着正确的爱情观、价值观。1937年的经典电影《马路天使》，深入揭示社会问题和生活现实，是中国早期电影的集大成之作。电影《活着》《我的父亲母亲》《红高粱》等，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中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底蕴，深刻的教育意义成为一代经典，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情感。还有很多百看不厌的励志电影，既有很强的观赏性，更有深刻的励志效果，如《阿甘正传》《当幸福来敲门》《肖申克的救赎》等，都以影视人物的故事，向观众传递积极向上的生活意义，帮助人们正确看待生活，正确对待生活中的不如意，从而帮助人们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念。
思想政治教育中，越来越多的教育者倾向于利用经典开展教育工作。利用经典人物，树立先进榜样，号召人们学习先进精神；利用经典影视作品，激发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兴趣，树立正确观念。在学习经典、观赏经典时感悟人生真谛，形成正确的道德品质和思想价值观念。以经典影视作品的思想精华，引导人们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之中，以正确的思想观念、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服务于社会。利用经典影视作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对于教育工作的顺利有效开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后现代化的影视创作浪潮，使得很多经典作品受到严重的改编冲击，对经典的价值形成挑战，严重影响了文化和艺术的内涵和价值。例如，电影《西游•降魔篇》，就将原本在人们心目中勇敢机智的孙悟空，变成了妖王之王，这样的改编不仅是对经典的不尊重，深刻影响了经典的社会价值和艺术文化，更影响了人们的传统价值观念。因此，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要紧扣经典作品内涵意义，清晰认识经典的改编影响。准确汲取经典的精髓，用精华部分彰显经典作品的精神价值和思想内涵。针对不符合历史意义的经典著作改编，予以正确的思想引导，展现正确的思想观念，对名著和经典的维护坚持自己的立场。以优秀的经典影视作品，为思想政治工作创建稳定和谐的教育氛围。
二、巧妙运用影视作品，形成正确世界观
教育工作者需提升政治素养与审美能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政治素养与审美能力，是判定影视作品艺术价值和思想意义的前提。丰富的知识面和较高的政治素养，是使思想政治教育和红色经典影视作品发挥相辅相成作用的保障。但是，在利用影视作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除了作品本身较高的价值外，教育工作者还要在观赏影视作品后进行及时评价，重视观后效果。
弘扬时代主旋律，营造和谐氛围。在各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有一些学生会被某些涉及黄赌毒的影视作品所吸引，从而影响了心理健康，对学生的未来成长极为不利。因此，对于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而言，要注重正确引导，向学生推荐优秀的经典影视作品，鼓励学生观看，在学生中树立正确的英雄主义观念，激发其革命热情和爱国情怀；同时引导学生观看优秀励志的经典影视作品，通过影视作品阐释的励志意义和思想内涵，帮助学生树立积极向上、不屈不挠的人生态度。在网络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有关黄赌毒的影视作品的侵入也变得更加容易。因此，高校要严格监管，让学生具有自主选择优秀经典影视作品的意识，逐渐营造出一个和谐的教育环境。
关键词：历史化；经典化；当代文学评价
作者简介：王本朝，男，文学博士，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代美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学秩序与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价值研究”，项目编号：07XZW011；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20世纪中国文学生产方式与文学意义和形式”，项目编号：NCET-10-0661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1）06-0093-05 收稿日期：2011-08-02
当代文学60余年，有着一个不算太短的历史。文学史一般将它划分为前后两个30年，也有的将它细分为十七年文学、文学、新时期文学和新世纪文学等历史阶段，显然，它是一个具有连续性的历史整体。但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上，却出现了不同的看法。有赞叹和惊喜，也有遗憾和惋惜，有说它是中国文学的高度，也有垃圾和负高度的说法①。应该如何总结和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的成绩和不足，则是一个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始终与民族国家的 振兴以及社会的发展、生活的变化联系 在一起，特别是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使其拥有鲜明的政治化倾向，可以说，文学的政治化一直或显或隐地贯穿于当代文学，它与文学的人性和情感诉求共同构成当代文学内容表达的两极。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文学事业的蓬勃发展，贡献了一大批曾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表达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人、建设新中国的感受和想象。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创作机制被激活而趋于开放，作家队伍和接受群体出现多样化，文学既在描述社会时代的发展，倾听文化心理的变化，促进改革开放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又在文学观念、艺术风格、表现手法等方面不断探索和变化，增强了文学的表现力和影响力。
可以说，社会主义文学在当代中国的发生与兴起，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阶段，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所取得的重大成果。社会主义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居主体地位，起主导作用，虽有曲折的探索过程，由统摄的主宰和绝对的权威发展到起指导作用的主旋律，但它始终是当代文学的中心和主流。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文学、社会主义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既是统一的，又是有区别的，有数量的包含而相交，也有性质的主体与主导，显示出文学的计划性、一体化、意识形态等特点，实现了文学价值与社会存在的同向与同行，社会价值成为文学的一种基本价值。
社会主义文学是有秩序和规范的文学，也是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意识和崇高审美追求的文学。作为社会主义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学，不同于任何其他时代，而有着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的规定性和独特性，这也形成了中国文学的新传统。正是有形的“秩序”和无形的“价值”才创造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在秩序里生存，向价值而存在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它通过文学组织的有效管理，作家身份的自我认同，文学批评的运动化，促使人民群众成为文学教育对象，由此建立了一套文学新秩序。由此，确保了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坚持了社会主义文化的领导地位，配合和推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进步和文化建设。对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特征的理解则要回到历史中去，回到当代中国所选择和实践的社会道路中去理解和阐释，设身处地感受到当代文学在创建社会主义文化、表达政治乌托邦上的必然性和复杂性。如十七年文学中的《创业史》、《三里湾》、《保卫延安》、《红旗谱》、《红日》、《青春之歌》、《山乡巨变》、《林海雪原》、《红岩》、《上海的早晨》、《艳阳天》、《我的第一个上级》、《黎明的河边》、《李双双小传》、《百合花》、《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燕山夜话》、《茶馆》、《关汉卿》、《布谷鸟又叫了》、《葬歌》，等等。它们充分展示了当时能够感受到的历史变迁和社会生活，知识分子的蜕变和农民的命运以及精神的分裂和痛苦，应该说是符合社会生活逻辑规律和文学发展规律的，它们有着不同的艺术风格，在特定历史时期产生了重要影响和争议。如果忽略它们的社会价值和文学影响，显然是不恰当的。就是郭小川、贺敬之的“颂歌”，也未尝没有特定历史背景中作家们个人的真切感受和生活理想，也有很强的社会关注度和较高的艺术价值。
但是，人们对当代文学的时代性和政治性价值却给予了较多负面的评价，特别是采用现代性和审美性的观念，遮蔽、忽略乃至否定了当代文学的价值。现代性理论作为一种历史叙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有着偏见与公允、真理与权力、压制与整合的悖论，它强调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有意识割裂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认为历史的发展按照直线的步骤有序地展开，并预设了历史的目的和终点。实际上，在现代性意识的深处隐含着历史的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充满着历史的怨恨意识。文学的现代性理论常常借助于文学概念和意义框架去阐释和规范文学的历史，一种概念与解释框架又需要另一种概念或框架去承担它的合法性， 由此带来无穷的逻辑推演，文学史也成了现代性理论和概念肢解的剩余物。“现代性”概念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批评和研究影响深远，旅美学者李欧梵和王德威开风气之先，90年代中后期以后，几乎成为描述和谈论中国现当代文学问题的最主要的入思方式。“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以及“民族国家的现代性”也为重新阐释革命文学、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以及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视野。如认为“民族国家”是社会和现代性的最终表达，现代性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技术同样也在社会经济生产标准化和一体化过程中服务于民族国家的产生。由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具有文学的现代性了。［1］（P32）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虽然是不同于西方启蒙现代性或历史现代性的另一种现代性方案，但是在一些基本的思维方式或“话语型”上与西方启蒙现代性或历史现代性共享着一些基本的前提。社会主义是一种现代性设计与工程，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与文学叙事中，在《创业史》、《红旗谱》等小说以及革命样板戏中“无不笼罩着现代性的幽灵”［2］。“现代性”概念在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广泛使用，既拓展了文学研究的思维空间，也掏空了文学的历史内涵。真实的文学历史应该是具体而丰富的，是活泼而生动的。
如果撇开文学的历史环境去评价文学，就会带来文学阐释的“隔膜”，或者说是文学标准的“冲突”和错位。文学评价首先应该是历史的评价，既理解文学在历史中存在的客观境遇，又将其置入历史中去分析和判断。如同米兰・昆德拉所说，“只有在历史之内，一部作品才可以作为价值而存在，而被发现，而被评价”，“伟大的作品只能诞生于它们的艺术历史之中，并通过参与这一历史而实现”。［3］（P16）并且，在文学日益世界化的过程中，当代中国的文学道路，无论是文学理论还是文学创作已形成了自己的文学经验，有着文学的民族特色。“本土经验”作为一种开放性和流动性的概念，有着极其复杂和包容性的内涵，容纳了各种传统和现代经验，形成了既矛盾又统一、既独特又丰富的意义集合体。社会主义文学坚持文学的创作方向和热情，追求文学的人民性、时代性和诗情画意，拥有当代中国的文学经验。这种经验也是当代文学评价的历史化立场，不应将当代文学置于当代历史和经验之外去考察和评价。
在如何评价当代文学上，还存在一 个评价的标准问题。文学经典被作为了 文学的“标准”，文学的经典化也就成为文学的评价方式。对传统社会而言，经典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它的权威性在迟缓而分散的传统社会里，能够产生甚至代替法典、规则的作用，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的意义。经典在人类历史文化传承过程中达成了某种普遍性的共识，确立了知识和价值的统一性，它代表着一种标准，至少是一种尺度。朱自清曾将“标准”和“尺度”作了不同的区分：来自传统、“不自觉”地接受并用来“衡量种种事物种种人”，这是“标准”；修正或外来的标准则称之为“尺度”。［4］（P130）显然，文学经典所代表的是一种文学标准，而不仅仅是文学的一种尺度。但是，在人们评价当代文学时，常常将“文学性”、“审美性”等文学尺度作为文学标准，用它来确立当代文学经典，并由此评价当代文学成就的大小。
文学性曾经是文学评价和阐释的尺度。它先是20世纪初罗曼・ 雅各布森提出的文学术语，它指的是文学的特性，即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作品的特性，主要是文学的形式和语言。后来，“文学性”的含义又不断发展扩张、变形，认为在日常生活、电子传媒、公共表演等一切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之中也有文学性。文学性为文学的“独立性”和“自足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带来文学意义的泛化和争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性”也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去政治化”运动的理论旗帜，文学性被理解为“纯文学”，主张文学是自足的，不受社会政治的约束，而以审美性、形象性和情感性为目标。文学性成为人类诗性存在的证明和表达。应该说，“文学性”和“纯文学”观念的提出是当代文学的一种策略，目的是摆脱当代文学曾有的极端化的意识形态，但如果忽略“文学性”、“纯文学”作为文学策略和手段的意图，而将其作为终极性或者说本质性的文学标准去评价文学，反而会压缩文学经典的意义空间，窄化当代文学历史的丰富性。事实上，没有本质化的纯文学概念，离开历史语境的“纯文学”，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中的虚构和想象。
文学作品能否成为经典，并不完全是文学内部的事，而是文学生产、文学传播以及文学评价共同运作的结果。文学的经典化是一个不断建构和解构的过程，文学的经典也是不断变化的，被某个时代确定为文学经典的作家作品并不能一劳永逸地成为经典。文学经典的建构与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可阐释的意义空间，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以及特定时期读者不同的期待视野有着或紧密或疏散、或多或少的联系，也与历史中的“发现者”（“赞助人”）有联系。［5］可以说，文学经典是各种社会力量和因素参与的意义生产过程，有自主化和社会化两种力量。文学传播与接受方式的变革使文学经典与现代社会合谋，形成了生产、流通和消费的文学秩序，使文学与社会，文学各要素之间，如作者、作品、媒介和读者之间，建立起有效的运作机制，文学经典所代表的意义也被社会所承认或接纳，完成从审美向社会趣味的转变，最终被文学制度所收编而成为文学传统。
显然，以纯粹的审美眼光无法解释文学经典的生产过程，文学经典的命运常常折射出一个特定时代、民族和群体的文化态度与意识形态的立场，以及在其背后文学生产体制的差异。经典并不是一个“纯文学”的概念，它脱离不了自身的“历史语境”。弗兰克・克默德认为，经典“实质上是社会维持其自身利益的战略性构筑，因为经典能对于文化中被视之为重要的文本和确立重要意义的方法施加控制”［6］（P260）。阿诺德・克拉普特也认为，“经典，一如所有的文化产物，从不是一种对被认为或据称是最好的作品的单纯选择；更确切地说，它是那些看上去能最好地传达与维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秩序的特定的语言产品的体制化”［6］（P276）。正因如此，经典并不一定是一般人们眼里的“好作品”，单纯的文学性或审美性难以确定“经典”。对那些曾经影响了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作品，如50、60年代的红色经典，即使现在看起来不算所谓的“经典”，也不能视而不见，忽略它们曾经具有的文学贡献和作用，应该给予应有的文学史地位，何况“当代文学――至少是它的前30年，它本就是被意识形态高度渗透的，最后成为政治的形象解读，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7］。对80、90年代流行的现代派，也该有恰当的分析，不能在貌似正宗的“道德”面具下否认他们的探索，何况整个新时期文学就是西方文学参与下的产物，包括文学经典概念本身的兴起和讨论也有西方知识的背景。
1993年，荷兰学者佛克马来中国讲学，就谈到了中国文学的“经典化”问题。1996年，谢冕、钱理群主编了《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引发了一场有关“文学经典”的争论。围绕文学经典的权威性与代表性、经典的解释权和影响等问题展开了辨析与讨论。如认为经典是一种文学修辞，不能将其神圣化、神秘化和理想化，而应该将它从传统拉回到当代，从权威手上还给普通人，认为当下对当代经典有命名权，有行使当代文学经典化的使命和责任。［8］与此同时，近年来的影视娱乐界也流行“戏说”、“改编”等“去经典”文化现象，“大话”经典，“水煮”名著，文学经典在市场利益驱使之下被快餐化和通俗化，经典化与去经典化形成了当代社会的文化矛盾。实际上，文学的经典化与去经典化是文学意义的生产方式。维护或尊奉经典，可以保留传统，维护规范，确立秩序，对经典的反叛和解构不无反传统与创新的意图，也有的倾向。
新时期以来，人们通过文学与政治、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区分策略，提出了“让文学回到自身”和“把文学史还给文学”的口号，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文学与社会政治的联系，也贬低了当代文学的价值，而且更危险的是遗忘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将一套固化了的文学概念及其知识体系作为唯一的合法观念，忽略了当代文学所具有的特殊规律和历史规定性，把文学与政治，十七年文学与新时期文学，文学历史与文学经典简单地对立起来，而不是作为一个变化的、有联系的文学整体去看待。事实上，有关文学的自律和纯粹，如果离开了现代社会如科学、道德、艺术相分离的知识体制，也是不存在的。在对当代文学的评价过程中，既要充分理解它在历史中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也要以文学经典化标准，理解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文学经典的意义和价值。不同历史背景有不同的审美经验，文学性不能被本质化、唯一化。
对当代文学的评价，不但要回到文 学本身，更要回到当代文学本身，把握 当代文学与当代社会的复杂性，特别是文学要求与社会历史要求之间的矛盾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学价值的矛盾性。对当代文学的评价应该持有多重眼光，坚持文学的历史化与经典化相统一的原则，特别需要辨析社会主义文学与当代文学、当代文学与当代社会、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复杂关系。比如文学的政治化显然是当代文学重要的实践方式，无论在理论上持何种批判态度和立场，都不得不承认，文学的政治化锻造了当代文学的性格和风貌，为文学的发展确立了方向，开辟了道路，使文学参与了当代政治和社会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当代文学的地位和影响，由此生产出来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也应该得到历史的评价，而不能因狭隘的文学观而忽略它们的价值和影响。只有充分地认识到当代文学面临的政治社会背景，才具有真实的历史感。由此，对当代文学的评价，不能简单地得出高度或低度的结论，而应该从文学特定的历史情境及其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而产生的文学意义，去阐释和确认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和丰富性。
在我看来，当代文学应是一种历史资源，是中国文学的新传统。作为文学资源的当代文学，应该承担文学传统的历史使命，发挥文学经典的引导作用，参与到中国文学精神品格的建设和创造之中。经典化具有“标准”的意义，经典化就是文学的传统化，被经典化了的文学作品就会成为文学传统的一部分。传统是一个有机体，有产生、分化和传承的过程，有重复、结构和解构的功能。传统不可能一成不变，一劳永逸，也不可能干净利落地实现彻底反传统的效果。传统本身难以改变，变化了的只是我们的现实和生活。也没有永恒不变的传统，问题在于应该通过什么形式去实现传统的改变。二极对立的矛盾斗争是一种方式，在对话与理解中实现沟通也是一种方式。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对传统的彻底否定，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甚至否定我们自身。鲁迅的反传统常常成为我们引以自豪的事例，但鲁迅的独特性在于，他在反传统中洞悉自身的历史性，在传统之中反传统。没有传统却要反传统，虽有无畏更是无知。文学经典化就是为了形成文学的传统，当然，经典的形成更是离不开传统的滋养，没有“先秦汉魏骨”，哪有“李杜文章光焰长”！没有《荷马史诗》和希腊神话，哪有《伊尼德》和《神曲》。如果赞同某些人的说法，当代文学缺少经典，在我看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的简单否定。在20世纪50年代所启动的文学经典化的工程，有力地支持了当时的政治秩序与文化秩序的建立，也引导了当代文学创作，如对革命史诗性作品特别是战争题材作品的重视，就制约了当代作家的欣赏趣味，养成了文学的政治化取向。经典本身的示范性通过写作姿态与文本构成的合法性暗示，影响到作家的创作心态和意图的设定，反过来也会影响到文学创作，由此形成文学生产的意义循环。
一个显著的事实是，中国传统文学包括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却没有被允许自由地生成为当代的文学传统。在一个没有坚实的文学传统中创造的当代文学也就失去了价值选择的多样性，新时期以后又过分偏向西方的现代派传统，再次忽略中国文学传统的价值。重建当代文学传统，推动当代文学的合法化，确立当代文学的价值和地位，使其进入中国文学的意义共同体，应该是当代文学评价的当务之急。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人们往往喜爱在历史的终结中完成历史，在时间的差异中体验意义的差异，以一种价值体系的解体或破坏来实现一个时代的结束。对历史的评价常常忽略它本身的时代价值和意义，而依据自己的时代而作出意义的阐释，这也是所谓的现代性的意义逻辑。
当代文学经典的确立应该超越局部的或单一的评价，特别是社会的、历史的、审美和道德的极端化评价。脱离历史语境的“经典化”会颠覆文学历史的真相。文学史证明，文学经典的生成有着不同的方式，经典既有历史性，也有超越历史时代的超时性。文学经典并不一定是最有艺术价值的，一些传播广泛、被普遍接受并产生了明显社会效果的文学作品也成为了文学经典。文学经典需要有不断的意义阐释，恰当地处理继承与发展、传播与接受的关系。文学的意义既存在于文学的创造，也存在于文学的影响和接受之中。因此，确立当代文学的经典，不断推进当代文学的经典化，有助于扩大当代文学的影响。当代文学不能毁在当代人手上，历史在虚无之中可以通向未来，但却是空洞的、不确定的，也许有行走的自由和，但终究不能承受意义之轻，变成无根的飘浮物。在如何评价当代文学的问题上，应该首先重建文学的价值，它不仅是文学自身的建构，也是文学的社会价值体系的重建，这是由文学的社会性质和意识形态性质所决定的。文学所涉及的价值问题，既表现为文学对社会历史本身所作的艺术解释及其体现的价值取向，也表现为文学对人生、情感、道德以及生命的表现和探索，由此，对社会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对人类的精神家园提供意义资源，对社会文化也发挥了整合作用。当代文学既拥有自身的价值，也通过文学方式对社会发展发挥了作用，它们是相互联系的。文学评价的历史化和经典化，是确立当代文学价值的主要方式。有着生动的历史的文学，哪怕是最终消失在历史的缝隙里，也说明它曾经“存活”过，如同鲁迅在《野草》“题辞”中所说，“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有着文学经典的文学更不会死去，它会成为文学新传统，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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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and Classics: Evaluation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WANG Ben-chao
（School of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关键词]斯拉法价值理论；新古典价值理论；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05-0040-06
一、引言
价值理论是经济理论的基础与核心，是理解整个经济运行过程的枢纽，也是交换理论、分配理论、生产理论和消费理论的基础。关于价值理论，当今经济学界存在三大理论体系——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体系，新古典均衡价值理论体系和斯拉法价值理论体系。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体系是在批判继承英国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创建发展起来的，是揭露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最本质、最抽象的经济理论，同时由劳动价值理论发展而来的剩余价值理论揭露了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根本对立，为无产阶级斗争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新古典均衡价值理论体系是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在综合生产费用价值理论、边际效用价值理论和供求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创建的，后又被庇古、希克斯、张伯伦和琼·罗宾逊以及阿罗和德布鲁等几代经济学家不断发展和完善，现已成为当今经济学主流价值理论，其以近乎完美的数理模型解释了市场运行的规律和市场运行所带来的效率。斯拉法价值理论体系是英籍意大利经济学家皮埃罗·斯拉法在其著作《用商品生产商品》中提出的，是其在花费半生精力研究李嘉图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其目的在于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复兴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传统，所以，斯拉法的经济理论也被称为“新李嘉图主义”。斯拉法价值理论是一种既不同于新古典均衡价值理论也不同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独立的价值理论。斯拉法价值理论是作为新古典经济学边际分析方法的反对者而提出的，与新古典经济学有着截然不同的方法论和分析框架。同时，斯拉法价值理论也完全不同于马克思价值理论，虽然在斯拉法分析的后半部其也将商品的价值归结为劳动的耗费，“商品的价值是和商品的劳动耗费成比例的，就是说，和直接间接用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数量成比例”，但是，劳动在斯拉法的价值理论中并不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将劳动从他的整个理论体系中抽掉，余下的部分仍能够组成一套完整的价值理论，在他的理论中，商品的价值最终还是决定于生产的技术水平和劳动、资本的分配比例。所以斯拉法价值理论在国内与国外都作为一种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和新古典均衡价值理论并列的价值理论而存在。
《用商品生产商品》出版后，经济学界对这部著作和斯拉法价值理论给予了高度重视，并由这部著作引发了许多关于价值理论与价值转型问题的争论。后凯恩斯主义者和新李嘉图主义者认为斯拉法的理论体系从根本上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为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建立提供了价值理论的基础。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运用斯拉法的理论体系研究马克思主义，得出了许多有益的新观点，同时有一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怀疑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可以用斯拉法的价值理论代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
在国内，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学家就开始关注斯拉法价值理论，一方面对斯拉法价值理论进行理论介绍，另一方面则对斯拉法价值理论与马克思价值理论和新古典价值理论进行比较研究。丁堡骏（2001，2003）认为虽然斯拉法的某些概念和某些分析方法与马克思的概念和分析方法非常相似，但是并不能就此说明斯拉法的这种实物关系体系与马克思的价值关系体系是相互贯通的，更不可能按照斯拉法的思想去研究马克思、放弃多余的劳动价值理论，而是相反，按照马克思的思想研究斯拉法和斯蒂德曼。魏埙（2001）同样也认为斯拉法的价格理论体系“与新古典主义的价格论和分配论相比，还是有其进步和科学意义的”，但是“与马克思的价值、资本有机构成、生产价格以及固定资本等基本理论相互比较，斯拉法的理论远不如马克思理论科学、深刻、系统和全面”，所以“某些西方学者否定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试图用斯拉法的价格理论取代马克思的价值和生产价格理论是错误的”。鲁品越（2001）将价格形成机制分成三个层次，“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与剩余价值理论最为深刻，是关于交换价值源泉与本质的理论”，而斯拉法的价格理论则居于中间层次，“指出了生产与生活过程中各个产品之间的客观联系决定不同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关系”，而居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则居于价格决定机制的最表层，“由理性人通过市场供求关系来确定成交价格”。通过这种价值或价格理论的分层分析，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斯拉法的价值理论与新古典的价值理论做了分析，并统一了分析的框架。白暴力（2011）也有着相似的观点，其认为价值的范畴包括三方面内容，价值价格理论有六个层次，而斯拉法的价值价格理论体系仅仅是完整的价值价格理论中的第三个层次“交换价值或价格直接基础”的特殊形式“生产价格”的精确计算问题；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则研究了价值与价格的本质，揭示了价值理论体系的第一个层次；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研究了第二个层次——价值的实体问题，而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价格理论则只是研究了价值价格理论的第四个层次市场价格理论。这种六层次价值价格理论将古典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新古典均衡价值论和斯拉法价值理论统一在一个分析框架内进行分析比较，使得经济学界一直在相互争论的三大价值理论体系的比较问题，得到了统一的认识。
而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斯拉法价值理论与居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价值理论进行比较。与以往注重比较两者区别的研究不同，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研究斯拉法价值理论与新古典价值理论的共通之处，通过对斯拉法价值理论的前提条件的放松以及对其模型推导的变形，发现其与新古典价值理论的相通之处。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可以通过斯拉法价值理论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与新古典均衡价值理论打通，最终，我们发现三大价值理论虽有区别，但是更多的却是共通之处，而这些共通之处才是价值理论的真谛。
二、斯拉法价值理论体系
斯拉法的价值理论体系是从建立简单的仅能维持生存的生产方式开始的，这非常类似于马克思的简单再生产过程。假定起初只生产两种商品小麦和铁，其简单的生产方程为：
280夸特小麦+12吨铁400夸特小麦
120夸特小麦+8吨铁20吨铁
将价值或者价格引入其中得：
280Pw+12Pi=400Pw （1）
12Pw+8Pi=20Pi （2）
其中小麦的价格为Pw，铁的价格为Pi，我们令小麦的价格Pw=1，求解上面的方程可得Pi=10，即一吨铁的价值等于10夸特小麦。
再引入三种商品的生产，小麦、铁再加入猪，其中生产方程如下：
240夸特小麦+12吨铁+18只猪450夸特小麦
90夸特小麦+6吨铁+12只猪21吨铁
120夸特小麦+3吨铁+30只猪60只猪
同样我们假设小麦的价格为Pn，并且令Pw=1，假设铁的价值为Pi，猪的价值为Pp，则方程为：
240+12Pi+18Pp=450 （3）
90+6Pi+12Pp=21Pi （4）
120+3Pi+30Pp=60Pp （5）
解该方程组得：Pi=10，Pp=5。即一吨铁的价值等于10夸特小麦，等于2只猪。
将上述生产方程扩展到K个部门，我们令A为每年所生产a商品的数量，B为每年所生产b商品的数量，C为……，依次类推。我们称Aa？熏Ba……Ka为生产A的生产部门每年所使用商品a？熏b……k的数量；Ab？熏Bb……Kb为生产B的生产部门每年使用相应商品的数量；……；Ak？熏Bk……Kk为生产K的生产部门每年所使用的ab……k的数量。再假设Pa？熏Pb……Pk为商品a？熏b……k的价值，则生产方程为：
AaPa+BaPb+……+KaPk=APa
AbPa+BbPb+……+KbPk=BPb
……………………………
AkPa+BkPb+……+KkPk=KPk
以其中一种商品的价值当作自由变量，设其价值为1，则由K-1个未知数和K-1个方程最终可求解出各个商品的价格Pa？熏Pb……PK。其中Aa+Ab……+Ak=A，Ba+Bb+……+Bk=B，……，Ka+Kb+……+Kk=K。
三、新古典价值理论体系
新古典经济学对商品价值的分析是运用边际的方法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进行的。就需求方面来说，新古典运用了效用和预算约束的方法，利用无差异曲线和预算线可以求出：
由此可以得出：
在此λ为货币的边际效用。我们从这个公式中可以看出一种商品的价值等于商品的边际效用与货币的边际效用之比。一般的说，商品的价值与商品的边际效用成正比，与货币的边际效用成反比。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生产效率与单位商品的价值成反比例关系，也可以解释过多的发行货币为什么可以引起通货膨胀。但是，边际效用只是从商品需求这一个方面说明了商品价值的决定。由于每个人的效用函数和约束条件不同，不同的人对同一种商品会形成不同的价值判断，从零到无穷都有可能，这就需要从供给方面对价值进行规定。
从供给方面来看，厂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即在给定产量水平下实现成本最小或者在既定成本约束下实现产量最大。无论用哪种方法都能得到价值与成本之间的关系：P=MC，商品的价值最终决定于生产该商品的边际成本。如果PMC，则每多生产一单位商品厂商就会赚取（P-MC）的利润，所以厂商就会增加生产。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会有无数个厂商，每一个厂商都有其自己的边际成本，从极小到无穷都有可能。最终的价值如何决定呢？这就要由需求方面来决定。
将需求与供给结合起来，有无数的消费者和无数的厂商相互的、彼此的进行竞争，最终会达到一种状态，即消费者对某一商品价值的评价完全等于生产它的边际成本时，竞争达到均衡。这就决定了市场的产量，在这一产量下的价值就是其最终的价值。这一价值并非一成不变，它随劳动生产率、生产规模、消费者的偏好、货币的价值等条件的改变而改变。这就是新古典简单的价值决定过程。
四、斯拉法价值理论与新古典价值理论之比较
接下来，我们将对新古典的价值形成过程与斯拉法的价值体系做一个比较，从中得出有启发性的结论。
斯拉法的价值理论体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前提，即所有生产部门收益不变。斯拉法假设各个部门所使用的不同的生产资料的比例不发生改变，也就是生产规模不发生改变，所以产量也不发生改变，最终收益也不发生改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假设，它从根本上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是对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的回归。边际分析方法“要求把注意力集中在改变上，因为如果在一个生产部门规模上或者在生产要素比例上没有改变，就不能有边际产品，也不能有边际成本。在一个体系中，如果生产在这些方面日复一日的继续不变，就不但很难找见一个要素的边际产品（或者换一种说法，一种产品的边际成本）——干脆在那里就找不见。”
如果我们放松斯拉法体系的假设条件，我们假定各个生产部门所使用的不同的生产资料的比例可以发生改变，生产规模可以发生改变，产量也将随之改变，最终收益也将发生改变。这样我们就可以引入边际分析的方法对斯拉法的价值理论体系进行分析。通过对斯拉法价值体系变形，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①：
由于生产资料的比例可以改变，所以我们假定不变资本不发生改变，而只增加可变资本的数量即只增加劳动的数量，这将必然会引起纯产品数量的增加。另外，在不变资本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由于纯产品数量是活劳动数量的函数即Q=q（V），所以， 。由此可知，商品的价值也是活劳动的函数即P=p（V）。
现在活劳动的数量做极其微小的变化即 ，则根据P=p（V） ，商品的价格不发生改变仍然是P。而当活劳动的数量做极其微小的变动时即时 ，产品的增加量也为零即 ，由此我们可以对 求极限，观察其如何变动：
正是劳动的边际产量MPL。所以，
将上面两步合并：
由以上分析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并不难理解，价值不但决定于活劳动和纯产品数量，更加具体地说是决定于活劳动和纯产品数量的变化量。上式中的分子为1，说明增加了一单位活劳动，而分母则为增加这一单位活劳动带来的纯产品的增加量。所以商品的价值就是一单位纯产品的增加量中所包含的活劳动的量。
如果我们重新假定条件，则这个问题可以看得更加清楚，设活劳动是纯产品数量的函数，即在固定资本不变的条件下，要多生产一单位纯产品需要增加多少劳动量，用公式表示为V=v？穴Q？雪，则 ，同样的推导过程可以推出：
即P=边际活劳动
这个公式更加容易解释，一种商品的单位价值就是多生产一单位该商品的纯产品所付出的边际活劳动。通过放松斯拉法体系的假设条件，引入边际的分析方法我们得出了两个结论：
（1）P=边际活劳动
（2）P=1/MPL
这基本上可以完成从斯拉法体系向新古典的过渡。我们只需要从中引入一个计量单位就可以看到这一结果与新古典之间的联系。我们给劳动量一个计量单位，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以劳动时间来计量劳动量，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则以工资来计量劳动量。其实这两种计量方法之间并不矛盾，但劳动时间仍然是一个极其抽象难以度量的指标，所以我们使用工资来对劳动量进行度量。设一单位劳动量就是一单位劳动时间，这一单位劳动时间的工资为W，所以增加一单位劳动量就相应的增加一个W。这时我们就可以用W来代替上述公式中的边际劳动量。则P=1/MPL就变形为P=W/MPL，整理后得：P·MPL=W。这个公式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劳动要素市场中工资决定公式，这个公式告诉我们一单位边际劳动所生产的边际产品的价值不是别的，正是这一单位边际劳动所表现的价值。按照这一公式，在固定资本不变的条件下，由于劳动的增加所带来的价值的增加都应归劳动所占有。由公式P=边际活劳动，在固定资本不变的条件下，活劳动的额增加便是成本的增加，增加一单位活劳动就增加一单位边际成本，即在这种条件下，边际活劳动=边际成本=W，因此，P=边际成本=边际活劳动。这一公式也可以将斯拉法的价值理论与新古典价值理论的供给方面机密联系起来。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P=MC，而在短期中，资本是固定不变的，所以边际成本中只包含边际劳动。由此可见，斯拉法的价值理论和新古典的价值理论，就其最根本的理论实质而言，并没有根本对立的区别，只是分析方法有所不同。一个用的是平均的分析方法，一个用的是边际的分析方法；一个是从生产的实物方面讨论价值，一个是从供给、需求两个方面讨论价值。
五、通过斯拉法价值理论联通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与新古典价值理论
本文写作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斯拉法价值理论体系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联系起来，寻找二者的相通之处，并从中得到启发。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斯拉法价值体系和新古典经济学都包含有劳动决定价值的成分，只是他们分析的侧重不同。通过上文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注重宏观层面上的分析，商品的总价值等于所耗费的总劳动；斯拉法则通过一系列联立方程组可求得商品的价值，然后通过还原即用劳动量来代替所使用的各种生产资料将商品的价值还原为劳动，但就斯拉法看来，商品的总价值仍等于所耗费的总劳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与他们不同，新古典经济学假定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比例关系是可变的，他们能够按照不同的比例增加，产出不能够按一个固定不变的比例增加，所以必须引入边际的分析方法，通过一系列推导可以得出单个商品的价值等于他的边际成本，在一定条件下也就是其边际劳动。生产资料与劳动力有一个最优的比例，如果这一比例保持不变，则在这一比例下生产的商品总价值就是其投入的总劳动。
2.不能将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简单地归结为效用价值理论。上文已经论述过，效用的分析只是从商品的需求方面进行的分析，是消费者对商品价值作出的主观判断，由于消费者对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无法作出判断，所以只能对其效用进行判断。根据边际效用的大小来决定其愿意付出的价值。但仅仅依靠效用这一方面并不能够决定商品的价值，它还必须受到供给方面的限制，只有当需求与供给相等时，即消费者的边际效用与生产者所耗费的边际劳动相等时，价值才最终被确定下来，而这时的价值量就是边际商品上所包含的劳动量。
3.从效用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商品的价值归结为劳动，但并没有否定效用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用“使用价值”一词来代指效用。“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两个因素的对立统一，就构成了商品。其统一性表现在：构成商品的二因素是互相依存、不可分离的。一个物品没有使用价值，也就没有价值，因而不可能成为商品；相反，一个物品如果仅有使用价值，没有人类一般劳动凝结在内，因而没有价值，也不可能成为商品。”这句话通过商品的定义道出了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用新古典的语言来重新解释这句话，一种物品如果没有使用价值，那它的效用就是零，边际效用也为零，则从商品需求的角度来看，P=MU/λ=0/λ=0，所以消费者对这一物品的主观判断为零。无论在供给方面这一物品花费了多少成本，耗费了多少劳动，这一物品价值的供求平衡点只能是零。相反，一物品如果仅有使用价值，没有一般人类劳动凝结在内，也不可能有价值。没有人类劳动的凝结即增加这一物品不增加成本，则MC=0，所以P=0，所以价值的供求平衡点也只能是零。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而劳动量是由劳动的天然尺度——劳动时间来计量的，所以价值量便决定于劳动时间。”商品的价值量不能决定于个别劳动时间，“只能按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商品的价值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的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马克思仍然只是从供给角度揭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我们换一个角度从需求方面来解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是别的，就是能够满足社会有效需求的劳动时间。在不同的条件下它是不同的。例如在农业生产中是最劣等土地生产所需要的时间，在工业中则是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最劣等土地生产的农产品仍不能满足社会需求，而在工业生产中，超过平均劳动时间生产出来的商品超过了有效的社会需求。上文中提出价值在需求方面的决定公式为P=MU/λ，λ为货币的边际效用，价值在供给方面为P=MC，当供求平衡时MU/λ=MC。也就是说社会必要的边际劳动等于物品的边际效用与货币的边际效用之比。假设货币的边际效用不变，所以令其等于1，则MU=MC，即边际效用等于边际劳动。两边积分，从零积到均衡产量，则总效用=总劳动。所以当效用一定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可以达到这一效用的最多的劳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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