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拟依据最新整理出版的文献资料，对该所农业高等教育机构作一介绍，以资实证案例的作用。时正值清末“新政“时期，袁世凯曾以《省城设立农务局片（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二日，即1902年8月5日）》上奏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陈述欧美日本等国，都以商战立国，对农业十分重视，其科学方法值得我国借鉴。奏折中称：“直隶地瘠民贫，非讲求地利，振兴农业，不足资生计而裕度之。查外洋虽以工商立国，而尤注意于农务，专部以统之，学堂以教之，故近年欧美农学，精益求精。其取法泰西，获效最著者莫如日本。臣前在省城设立农务司，委道元黄璟管理局务，聘订日本农学士楠原正三来直考求种植之法。兹据该道阾请，先于城西设立农事试作场一所，俟办有成效，再行逐渐推广。惟农功必期实验，考察不厌精详，现派黄璟偕同楠原正三前赴日本购办农学器具，就场试验，设学教授，并查考该国农务各新法回直仿行。”[1]196清政府则决定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由直隶总督袁世凯在保定西关外霍家大院（今铁路以东至原地区公安处横跨建华南路一带）创办直隶省农务总局，袁世凯委派道员黄璟（字小宋）为总办，李兆兰为农务局帮办，占地40余亩，盖起校舍，聘请日本人为顾问、技师和教习，招收速成、预备两科学生，并在附近征地百余亩，建起“农事试作场”，供学生“就场试验”。这便是我国最早的农业教育高等学府——直隶农务局。直隶农务局于1902年在保定设立了规模颇大的农学试验场，用科学方法培育良种予以推广。并且在保定直隶农务局内创办直隶农学务堂，分种植蚕桑、制造糖酒等科，该学堂是全国最早的农科学校，成为如今河北农业大学的前身。袁世凯在直隶农务学堂联：“儒通天地人技近道矣；学纵欧亚美一以贯之。”[1]197任何一项课题的研究都离不开科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对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这一复杂的专门领域探讨，更需要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作工具。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为指导，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综合研究和个案研究相结合、量化分析与质性分析相渗透以及古今中外研究方法对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发展的脉络进行梳理，总结提炼高等农业教育产生的动因、发展轨迹、影响因素、存在问题及其内在关系，为读者提供了该专题的丰富认识资源、精神食粮，并有裨于人们思考“三农”问题，建立和谐新农村社会，实现全面小康的社会现代化理想而有所资鉴与启迪。
一统观全书，从内容、思想、体例结构尤其是学术创新等方面综合来看，有如下特点：
（一）观点创新
在研究中，作者表现出很强的整体把握能力和过硬的学术功底，其观点具有独创性，而且言之有据。书中详尽地介绍了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起步的社会背景和动因研究，使读者能够清晰地了解中国古代农业教育的成就与局限，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转型的动因和农学会、报刊等在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中的作用。此外，书中的很多观点十分新颖，而且论证充分。例如，作者根据不同学者对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阶段划分的理论，并结合近代中国高等农业教育发展相对滞后的特点，将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近代化划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设计：第一阶段，从1897年杭州蚕学馆的创建到1912年“壬子癸丑学制”的建立，是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起步阶段；第二阶段，从1912年到1922年“壬戌学制”的建立，是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转型阶段；第三阶段，从1922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是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发展阶段。
中国近代史以重大历史事件及社会思想变革为依据，划分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五个依序而又交错的运动与斗争不同阶段的历史，其间的辛酉、同光中兴、百日维新、义和团运动与新政改革等杂糅、分布期间，蔚为一部充满血泪的抗争，又不断探寻实验的多角性历史画卷。这种历史的纵向嬗变、演进的社会历史体系，成为一般共识，具有普适性意义。但就专门史而言，由于受特定研究对象的限定，必然应体现出其个性化的多样性，具体到经济史、文学史、教育史、宗教史等均是如此。本书探讨的高等农业教育属于教育史的专题或农业史的领域，在阶段性问题的把握确立中，更应有其独特性，这应该是一种历史智慧与研究创造性的突出表现。由于学制是办学的章程，具有教育法制化的意义，不仅是新教育发展的方向，也是设学兴教的依据，更是督察评估的指标或项目要求。因此，论近代各级各类教育，都要考究学制的内容。清末的1902—1903年“新学制”包括《壬寅学制》、《癸卯学制》两部，其中都有农业学堂的设计，但真正颁布实施的却只有后者。由于包括农业在内的高等实业学堂在民初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主持下的教育改革才被列入专门学校，归于高等教育之列。因此，本书并未对清末学制详加论述，此举蕴涵了对高等农业教育研究对象的清醒认识。当然，这或许也与近代化格局中清末新教育流弊的理解不无关系，但在我们看来，适当地加以梳理与阐释并赋予其应有的历史地位还是有必要的。
“癸卯学制”的课程计划改革了传统教育内容，具有面向世界的国际意识。表现在实业教育上，则是要求初等商船和中等各科实业学堂，加设外语课和相关的国际贸易及商务来往知识，有意识地进行世界市场专业人才的培养。“癸卯学制”规定，各省至少设立一所完全制的实业学堂，并由地方督抚考察当地情况后，就本省“最相需最得益”之实业门类，选派学生出国留学。这种“相需”与“得益”的办学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教育唯义理所在、不求利益的旧格局的突破，它反映了市场经济的要求，意味着中国近代教育开始成为文化知识与社会生产之间的桥梁。“癸卯学制”规定各种实业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不同专业的应用技术人才，确定了近代国民教育和人才教育的基调，教育开始与社会生产、国计民生相联系。该学制是西方实业教育制度中国化的第一次尝试，但由于时代和统治者的局限性，它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一是章程尤其是关于实业学堂的规定，基本上是仿照日本的学制，对国情的考察不够，即在没有受到普遍良好的普通教育毕业生的前提下，盲目重视高等实业教育，忽略了中国社会最需要的初中等实业教育，不重视实习实践。二是由于章程是在清政府的谕令下，由封建官僚要员张之洞、荣庆、张百熙等人拟定的，它打上了极深的封建烙印。它强调修身和中国文理为各种教育之根本，各级学堂都要设修身或人伦道德课，其中初、中等学堂的修身、读经各占到每周总学时的47%、28%。[2]417-420基于上述缘由，本书作者实际上是以1912—1913年《壬子•癸丑学制》和1922年《壬戌学制》为界限，对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进行阶段划分。1912年学制颁布前，重农思潮和实业救国思潮逐渐形成，其倡导者借鉴西方近代农业实践的经验，大力发展农业教育和科技，推动了近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兴起，然而，近代早期农业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发展还不完善，具有很多缺陷。民国早期处于北洋军阀的统治下，政局动荡，割据一方，造成了种种矛盾与困苦。但各豪强势力为了扩充实力，争取民意，又纷纷借助实业、工商的资源，在相关政策、环境条件下给予便利。尤其是此时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各国忙于战争，美国则争做军火买卖，从中谋利，无暇东顾挤压中国资本经济。这就为民族资产阶级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以轻工业为主的工业产业及股份制资本发展迅猛，也由此催化西方科技文化传播与近代教育改革。高等农业教育制度得到进一步改革，农业教育学科体系初步形成并逐渐完善，由学习日本逐步向学习美国转型，农业教育、科研、生产一体化的办学体制引入中国，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发展进入转型阶段。从此，美国化教育模式、专业设置、课程模块以及实验方法占据主流地位，其他如传统农业教育内容及方式的沿袭，日本、欧洲大陆国家近代农业教育成为辅助，这种态势至少持续到新中国成立。
“壬戌学制”颁布后，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逐渐完成转型，高等农业教育得到迅速发展，学科层次得到提高，农业教育和农业科技的国际交流更加频繁，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教会大学农林学科与国内大学农林学科并举的格局，同时还出现层次较低农业专科教育或附属于大学、或独立建置隶属职业技术教育以及专门学会或社团组织创办短期农业科技培训班等多层次、多类型的近代新型农业教育体系。一时间金陵大学、岭南大学、齐鲁大学、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高师、浙江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南通大学、厦门大学等纷纷改进农林学科，增添短期培训机构；北京、广东等地农业专门学校升格为大学，以提高办学层次与人才质量规格，与此同时又在中等专业教育层次基础上建立了浙江、山东、河南、山西、四川、湖南、江苏等农业专科学校。至于依照“壬戌学制”及其它职业教育规程要求开办的农林职业学校更如雨后春笋，竞相生长。到1937年，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基本完成。由此可见，作者对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阶段划分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论证合理，推理的逻辑亦准确、严密，能够很好地呈现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二）内容系统
本书对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制度，高等教育思想和留学生教育进行了全面地梳理，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缺。在教育问题专题研究中，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研究教育制度与教育思想对深入了解教育活动具有重要意义。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制度和近代高等农业教育思想的演变是其重要内容。在本书中，作者从包括清末《壬寅•癸卯学制》在内的三次学制的演变入手，详尽地介绍了高等农业教育制度的近代化演变，并通过张之洞、邹秉文和杨开道的农业教育思想对近代高等农业教育思想进行归纳总结，使读者能够清晰地把握高等农业教育制度及思想的近代化演变。伴随着留学教育的兴起，农业留学活动逐渐开展。通过整理近代农科留学教育的资料，系统地介绍了近代农科留学教育兴起的动因与留学政策和近代农科留学教育的实况，使读者能够准确把握农科留学教育在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中所扮演的角色。书中对直隶高等农务学堂的发展过程进行个案研究，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色。个案研究法是一种从整体上来处理一个课题的方法，它通过详细地调查一件实例来了解这一实例所属的整类个体的情况。直隶农务学堂是我国建校最早的高等农务学堂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是河北农业大学的前身。1904年直隶农务学堂发展为直隶高等农业学堂，开创了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先河，对近代高等农业院校的建立起到了带动和示范作用。直隶农务学堂的发展史，记载了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发展与兴衰。对直隶农务学堂的近代化历程进行考查与论证，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整体情况。时赟在河北农业大学学习工作多年，凭借自身的优势广泛搜集史料，进行严谨的考查与论证，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直隶农务学堂的历史演变、直隶农务学堂的办学特色以及直隶高等农业学堂对近代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影响。古语云：“管窥全豹”，从直隶农务学堂、直隶农业专门学校到河北农学院演变的个案中能够了解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整体情况，这充分实现了个案样本与群体普遍之间的推理关系，不仅是可信有效的，而且突出了区域与全国之间的逻辑关联。
（三）现实性突出
当前我国学术界有一种甚为流行的看法，即教育史研究疏离现实，其应用及实践功能欠缺。其实，这种论点有失偏颇。知识的实践性或运用程度是有多层次、多方位的，既有与市场机制联系的即时性，也有益智、培植素养能力的通用性，不能简单地加以归类或判断，更不能因此影响对学科的价值判断，这是非理性的，更漠视人文精神及主体生命价值。当然，就教育史学科而言，适当地加强实践应用取向也是可能的。无论在选题上偏于科技教育、职业教育或具体教育教学的微观问题，还是在方法上强调量化与实验分析等等均有助于工具操作意义的提升。本书作者的高等农业教育选题以及研究方法中独具匠心的实证个案与统计数据运用，都有如此的特定功能。尤其是书中介绍了近代高等农业教育为“三农”服务的探索与实践。“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不是当代中国所特有的现象，事实上近代的中国“三农”问题也曾凸现并引起高度重视。作者把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与中国“三农”问题联系起来加以研究，总结了近代高等农业教育为“三农”服务的经验教训、利弊得失，为农业、农村的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教育理论，从而揭示了高等农业教育对解决“三农”问题的作用与不足，应然成效与实然困惑之间的不对称性等，均可直接为当代农业发展及农村建设提供对策思路及深刻启示。
二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是在民族危机深重，自然经济濒临崩溃的背景下起步的，其近代化具有特殊性。作者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通过严格的考查与论证，将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以教育史的独特视角鲜活地展示出来，向读者展示了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历程并得出一系列精辟结论，给予现代农业教育以深远的启示。这些在本书的结语中有淋漓尽致、具体而微、高屋建瓴的论述，相信读者能通过阅读而体察品味。诚然，本书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缺少对教会学校在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中地位与作用的系统介绍。教会大学农业教育源于传教士对中国国情认识的深化，是除医疗外又一项重要世俗性事业，其发展演变的过程经历了初创、兴盛、衰退及消亡几个历史阶段。教会大学农业教育在中国近现代高等农业教育发展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农业科技人才，是近代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进程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金陵大学是教会大学开展农业教育的典型，书中多次以金陵大学为例进行论证，但没有对教会大学在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加以评述，这显然是令人遗憾的。在此，笔者就该论题略作陈述，以丰富认识。
教会大学为中国近代农业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其短暂的生命里，不但为中国近代社会培养了一批农业科技人才，而且其院系后来成为新中国农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农学院引进的教学、科研、推广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不但在当时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在当代也有其借鉴意义。首先，教会大学农业教育培养了一批本土农业科技人才，不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在中国近现代农科教育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这些毕业生有的从事农业指导，有的培养农业人才，有的从事农业研究，有的成为政府农业官员等。农学院的毕业生虽然不可能回到田间地头，直接从事农业生产，成为新型农民，但是绝大多数还是从事着与农业相关的工作。在农业各领域全方位培养各种人才，不但提高了相关教会大学的知名度，同时也为中国农业教育与农业科研储备下了优秀的后继者。其次，教会大学农业教育成为新中国农科院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农业经济恢复自是重中之重。新政府为了尽快消除西方资产阶级在高等教育中的影响，更好地为新中国服务，进行了声势浩大的1952年院系调整。这次院系调整中，教会大学的农科全部被分解调整到新中国的部委属院校，担负起培养新中国农业教育专业人才和从事农业科研的重担。再次，教会大学引进教学、科研、推广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农业教育、农业科研、农业服务三方面结合起来，更好地为中国农村实践服务。教学与科研结合，可以将最新的研究成果与推广工作中的问题介绍给学生，开阔他们的眼界，引导学生去研究一些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最为重要的是三位一体的模式有助于以更快的速度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的研究成果通过教育与推广很快就可以为农民所掌握。这种“三一体制”最终也影响了教会大学的其他科系，都纷纷借鉴来提高学生与社会实际的结合、学科与现实需求的结合。教会大学引进西方农业科学技术及先进机制，奠定了培养农业科技人才的新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中国农业教育的落后状况，使近现代的实验农业思想体系深入人心。其间曾为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贡献力量的中、外农学家和农学教育家也将永远在中国农业教育发展史中名垂史册。
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对近郊农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江西近郊农业突破传统发展模式，出现不少阶段性、转折性、标志性新变化，进入了转型升级发展新时期。
（一）功能从简单生产向生产、生态、生活转化。近年来，随着全省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推进，江西近郊农业不断向宽领域、多层次发展，促进了农业由传统的单一功能，向生产、生态、旅游、文化、教育等综合功能拓展，实现了“一业为主、多业并举”，体现了现代农业的特征：一是深化了生产功能。近郊农业生产由提供普通农产品向提供“鲜嫩活”、“中高档”农产品和时令性产品转化。如江西省供港蔬菜量主要集中在城郊，现在日供应80多吨叶菜类产品，接近香港市场的三分之一。适合观光休闲农业发展的特种蔬菜品种、水果、花卉等，引进工厂化农业种植模式和栽培技术，基本形成了四季有果。南昌蒋巷镇国旺实业公司特色水产养殖主打品种由传统的鱼虾发展为螃蟹和黄颡鱼。二是凸显了生态功能。近年来，江西近郊农业双管齐下，一方面耕地种满种严，防治农田。另一方面，对荒山、荒沟、荒丘、荒滩进行大投入治理，客观上起到了防风治沙，防止水土流失，对建设城市生态屏障起到重要作用。同时，城郊农业多定位集约农业、高效农业，为了生产优质、安全、绿色的有机农产品，发展过程本身对绿色生态等环保方面的要求就严，加上采取“猪-沼-果”、“猪-沼-菜”、“猪-沼-电”、“畜-沼-粮”等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等，使上一环节的废弃物作为下一环节的资源，增加价值链条，减少了能源、化肥、农药等方面的物质投入，大大改善了人民居住环境。三是丰富了生活功能。近郊农业在发展中出现了观光农业、体验农业、休闲农业（如垂钓、娱乐）等新形式，供城里人沐浴自然风光、娱乐农业文化、饱尝农业果实和泥土芳香。目前，休闲农业已经成为南昌市郊现代农业发展的龙头和品牌。
（二）要素从劳力为主向管理、劳力、资金、科技、信息融合转化。江西近郊农业作为新型经济的一个典型代表，凭借其良好的发展前景和盈利空间，为投资者带来了较高的收益预期，吸引资金、管理和技术等现代生产要素以资本的形式投向农村，成为“现代生产要素下乡”的绿色通道。据南昌市反映，城郊农业聚集各类生产要素下乡的载体作用明显，推广现代农业科技成果的平台作用显著。据不完全统计，通过城郊农业发展，南昌市去年吸引各类投资主体投资现代农业产业19.8亿元，带动100多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近1000名科技及管理人才入驻。
（三）效益从低附加向高产、优质、高效转化。过去近郊农业结构基本停留在农林牧副渔的低层次种养上，增长方式粗放，附加值较低。近年来，江西省近郊农业有效改善农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在质量和效益上明显提升。一是推进土地规模经营增值。通过出租、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近郊农业打破过去以户为主分散经营的“小农”格局，加快推进土地集中连片，实现了土地的集约使用和适度规模经营，经济效益更高。二是延长产业链增值。农产品生产与市场紧密衔接，形成了生产、加工、储藏、运输、市场的“一条龙”体系，使农业投资像其他产业投资一样，获得产供销全环节利润。据了解，一条龙体系至少减少环节成本25%~30%。三是集约化、专业化增值。近郊农业在经营战略、内部管理体制、分配制度、组织结构、运行机制等各个方面将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引入农业，农民变成了产业工人，农地变成了生产车间，其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如南昌市郊诸多农业合作社，通过合作社的管理机制实行民主管理，主要依靠专业化分工获得市场竞争优势。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合作社提供各种农用物资和商品，推广应用先进的农业机械和农业技术，帮助社员解决各类融资、贷款问题，在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社员只要安心搞好生产就行。
二、近郊农业发展中的几个倾向型问题和对策建议
（一）近郊农业在努力提高效益的同时，仍需确保粮食安全。粮食安全是工业化、城镇化的根本保障，是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粮食生产具有极强的公益性、战略性。随着人口增长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粮食需求呈刚性上升态势，保障粮食安全任务依然非常艰巨。近郊农业追求高效，发展高效种养业、高附加值的休闲农业理所应当，但绝不能因为比较效益下降，而忽视、放松粮食生产。必须清醒深刻认识到，近郊农业的发展必须以保障粮食稳定扩产的前提下，提高经济效益。由此，我们一要严格落实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二要继续实施有利于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支农政策，通过加大政策补贴与投入扶持力度保障农民从事粮食生产的合理收益，建立收入稳定增长机制，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二）近郊农业在注重提高生产能力的同时，仍需注重生态环境保护。近郊农业作为城市第一道必要绿色屏障，其生态建设的地位无可替代。各级政府要加强对农业环境保护与建设，推动农业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和生产力持续提高。一要加大环保执法力度，把农业环境保护纳入法制化轨道。二要以科技进步推动农业环境可持续发展。农业环境保护的根本途径在于科技进步，要大力推动科技进步，积极开发、推广环境无害化技术。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三要加大对近郊农村污染治理力度。一方面政府用于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应安排一定比例用于农村环境保护；另一方面鼓励社会和企业资金参与农村环境保护。积极探索建立农村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农村区域间的生态补偿方式。
（三）近郊农业在鼓励经营机制实践创新的同时，仍需做好中长期规划设计。在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基础上，近郊农业发展出几种新的经营模式。这些模式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现代农业发展需求，同时目前也仍存在一些明显不足。一是种养大户促进了规模经营，但数量占农户比重仍较低，整体上流转面积仍较小，在农产品市场上作为农产品的供给方集中度较低，产品替代性强，在农业生产资料购买中还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表现出积累能力不足、投资效益不高的缺陷。二是龙头企业带动模式，有利于组织大批农户发展生产，但大部分仍停留在由农户提供初级农产品原料的阶段，广大农民很难得到产供销的平均利润。三是合作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个体农户在经营中的势单力薄，以组织的身份提高农产品定价权和话语权，但依靠其自身力量难以突破资金、科技、劳动力素质等瓶颈制约，其经营领域往往局限于原料生产和粗加工包装等。这些发展中的问题，必须在发展中解决，但如果政府从完善规划设计、推进制度创新入手，系统地引导近郊农业规范有序发展，效果将事半功倍。一是探索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加快建立稳定的流转机制，探索土地股份合作社等多种模式，促进土地适度规范流转。二是积极贯彻落实江西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推动财政、用地、税费、信贷等方面对合作组织的政策扶持，同时引导合作组织规范运行，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三是扶持龙头企业做强做优，引导龙头企业与合作组织、农户建立深层合作关系，增强辐射带动能力。四是做好观光农业、休闲农业和旅游农业的规划和布局。结合城乡一体化布局，结合农村扶贫开发，建设各具特色、集生产发展、生态良好、旅游观光等多功能为一体的近郊农业。
全国性的农业教育创办于19世纪90年代，而真正意义上近代化的农业教育是在晚清新政时期才开始大规模创办。清朝前中期我国基本上还处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农业的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整个社会的演化。当时的进步人士看到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农业因为运用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在某些方面为中国的传统农业所不及，因而意识到中国也应该兴办农业教育，把西方近代农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知识运用到农业生产中来，以改进中国的农业。有人提出“我中国固素称以农立国者也，而何以农作物之产出远不逮欧美，近日水旱连年，一夫之所获，尚不足供一家之需，曰是无理科固，今夫土壤学，肥料学，家畜饲养学，植物病理学，固农家最要之学科而缺不可者也”，“我国虽有四万万人民，但是不重视科学发明，不用新的科技而单靠一手一足的辛苦劳作，要想富国是万万不能办到的。”由此可见，当时的传统农业不但不能富国，而且照旧发展下去还会使国家面临生存危机。清中后期以后，人口增长迅速，而耕地有限，粮食供应成为严重问题。据统计，1841年人均耕地仅为1．64亩，远低于维持生活所需的土地数。此时中国社会动荡、内忧外患，要取得社会进步和有效地迎接西方的挑战，就必须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发展农业。外来势力逐步把中国作为倾销其过剩商品的市场和掠夺原料的基地，凭借攫取的政治经济特权，帝国主义列强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将侵略的触角伸进广袤旷远的农村，民生日蹙，农业生产日益走向衰败的边缘。经济困境与内外交困的社会处境相交织，促使一批启蒙思想家和开明士绅重新体认农业生产的政治经济地位，从而形成了新形势下的“农本意识”。此时的“农本意识”不仅肯定农业生产的政治经济地位，更强调利用新型农业技术促进农业生产。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对西洋“农器便利，不用耒耜，灌水皆设机关，有如骤雨”的先进生产方式倾慕不已。孙中山在《农功》一文中，也积极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改良中国落后的农业生产。晚期时期以光绪帝一系列关于农业变革相关谕令的颁布为标志，近代的农业教育从知识启蒙开始上升为国家意志，以实验农学为学科体系的近代农业教育、科研得到官方的认可，并得以逐步实施推广。广东由于在全国范围内较早地接受西方的思想观念，加之当时的农业教育也受到大氛围的影响，开始逐步创办地方的农业教育。
二、晚清时期广东农业教育的发展
在洋务运动时期，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虽然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但当时尚未出现农业学堂，正如孙中山所指出的:“我国家自欲引西法以来，惟农政一事，未闻仿效，派往外洋肄业学生，亦未闻有入农政学堂者，而所聘西儒，亦未见有一农学之师。”但随着统治阶级对农业的重视加深，兴办农业教育思潮的推广，广东的农业学堂开始兴起。在维新变法期间，规定将旧式书院改为新式的学堂，命令筹办矿务学堂、海军学堂、农务学堂、医学堂、茶务学堂等，由于各省顽固派官僚千方百计加以阻挠，在变法期间开设的农学堂数量较少，并没有在全国较大的范围内兴办。近代农业教育大规模的兴起是在晚清新政时期。新政时期废除了科举制和旧学制，确立了新学制的基本模式，在颁布的新学制中有开设农业学堂的规定。如1903年清政府颁行《奏定实业学堂通则》、《奏定实业教员讲习所章程》、《奏定高中初等农业学堂章程》等。这一系列的章程推出，使兴办农业学堂成为一项既定的国策。在科举制废除和新学制确立的环境之下，晚清新政时期各地的新式农业学堂纷纷设立，农业教育大规模的兴起。清王朝末期，农业学堂从无到有，获得一定的发展，到辛亥革命前夕，全国约有农业学堂总数250所左右。
在清政府颁布的一些政策出台后，广东也响应起来，设立一些具体农业方面的学堂，这些农学堂、农业讲习所在专业设置上都有具体规定，所设课程也大都是近代农业科学，教学内容及教学方式都不同于旧学，已是开始具有近代性质的教育机构。其中较为有名的是广州农讲所、农林讲习所及特设广东农业教员讲习所的设立。1910年4月，清廷学部发出《设立实业师范学堂》咨文，通咨各省采取应急措施，在高等实业学堂未成立之前，各行省应暂特设实业教员讲习所，及早养成实业教员。广东当局在学部督促下，曾制订了为期9年的《广东省实业教育分年筹备表》，饬令府厅州县，限期1910年前举办中等、初等实业学堂，1911年(宣统三年)于省城设立农工商高等学堂，计划头一年先办教员讲习所简易科，次年续招完全科和高农本科，重点仍在为各州县培养农业学堂师资。由于财政拮据，一开始的尝试未能如期实行。1905年广东创建第一所中等农业学堂是崇实中学堂，至1908年有四所农业学堂，其中三所农科，一所蚕桑科。同年10月，广州知府选派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唐有恒，筹建广东全省农事试验及其附设农业讲习所。该所于1910年3月6日正式开学，不久，改办为农业教员讲习所，从而揭开了广东近代农业教育的新篇章。隶属广东劝业道推行“新政”，同年10月设立试验场筹办处，同时筹办农业讲习所。选定广州东门外鸥村(今区庄)面前，犀牛尾(今犀牛路)右侧为实验场址和讲习所。建场与办学同步进行。
广州农讲所的建立不但意味着广东的农业教育的开端，它还带动了其他农业学堂的创办，使农业教育发展到一个新的时期。农林教员讲习所建于1911年初，它是广东全省农事实验场附设的农业教员所，为培养林业师资和技术助理，后来招林学科新生100名，学制两年，按高等农业学堂森林学科设置课程。还有特设广东农业教员讲习所，隶属广东提学司主管的特设广东农业教员讲习所设在广州中等蚕业学堂内，扩修校舍，增购民田扩充实习场地。总之，这些讲习所均按照晚清的教育法令办学，具有近代的图书、仪器、设备和一定的试验场地;具有详明的招生章程和学校管理制度;依据高等农业学堂规格设置的专业课程和严格的考试制度，以及一支留学英、美、日为主体的师资队伍，这些可喜的进步。与现代的农业教育相比较，广东近代开始发展的农业教育有着明显的不足，但它毕竟是新生的事物，从无到有，从传统的，无序的自然生长到有意识地进行农业指导，其兴起标志了新一代人对国家命运进行理性思考后所作出的尝试，其发展体现了他们改变当地的农业状况的决心，他们希望从而在近代的农业教育中找出突破口，使国家更加富强。我们可以从近代农业教育的特征中窥探到其本质的转变。首先，课程设置专业化。新式的农业教育和科举教育有显著不同，它所追求的教育目的、传授内容、教育方法都引领着教育发展的潮流。
它表现了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新型教育的转化，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式教育的诸多特点，表现出教育理念的现代教学内容的系统性的特点。如农讲所共开设了13门课程:有农业总论、土壤、稼穑、农具、虫害、养蚕法、培桑、植物学、动物学、气候学、畜牧学、农艺化学、物理等。后来在此基础上还增设了教育学、教授法、园艺学、兽医学、水产学等共20门课程。其次，强化实验，实践课的设置。实验实习课程，是实际动手能力和劳动技能的训练课程。隶属广东劝业道主管的农所办学宗旨:“农业乃专门之学，理法精微……拟先场内附设讲习所……注重农业所必需之知识艺能，大要实验速成两者为宗旨”。加上试验场的的设立有助于培养学员的实践能力。晚清时期农业教育已脱离以往单纯的生产技能的传授，而形成从基本的社会、自然科学基础，到专业性的学理，再到生产实际的劳动技能的知识体系。知识本身也跨越了纯感性的生产经验，而丰富为理论性、实验性、技能性、经验性。大量设置的实习课程，更体现出农业教育注重实际、贴近生产的本质要求。再次，师资来源专业化。对照中国农业教育的历史发展，以往的农业教育多是依托农政部门，通过农政官员推行的。晚清农业学堂的师资已专业化，以吸收聘募外籍教习的一支师资队伍。农讲所的教师多从日、英、美等国留学归来，教材多按本省地方情况与需要及学生实际，根据外文课本自译自编讲授。外籍教师虽鱼目混杂，但总体而言，其对中国农业教育师资的弥补、对近代西方及日本教育理念的传播、对广东农业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都具深远影响，专业化的师资队伍为提高农业教育的效率和质量。
三、晚清时期广东农业教育近代化的意义
上述关于广东近代农业教育兴办的尝试，使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教学方法和教育制度有机会吸收进来，对广东传统农业的改良有着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实现地方农业近代化。
(一)晚清农业教育对广东近代化发展的促进
1.农业教育的发展初步满足了农业改革对农业技术人才的需求，也开始使农业知识初步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本地培养了懂得农业科学和技术的人才。农讲所从创办以来按照规定进行招生，对所招的学生进行农业知识的教授，并且进行农业生产的实践活动。在此之前，一些农业学堂也已经培养了大批的农业知识人才，这些农业人才都不同程度地对农业改良做出了贡献。其中一些优秀毕业学生则继续留在学校进行农业课程的教授，培养更多的农业人才。
2.促进了外国近代农业技术知识的推广和传播。农讲所做了农业技术知识的传播和推广工作。这些知识的推广使农民得以学到很多新鲜的农业科技知识，不再局限于原有的一些经验进行农业生产，有利于农业的改良。广东农业教育在本地近代农学和农业科技的启蒙与推广中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3.农业教育对农业科研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农业教育的兴办过程中，从国外引进了许多农业科技的物质成果。如新式农业机具，作物良种，牲畜良种，以及化肥农药等。这类引进，除了抽水机在一些地方有了实际上的应用外，大部分只停留在试验阶段，没有在生产实际中应用，但它们对后期的试验有启发性的作用。
4.农业教育的开展，培养了一批农业专门技术人才。广东的农业教育还培养了一批彪炳史册，对中国近代农业发展和农业教育影响至深的大家。中国学生最早在美国学农并获得大学文凭的是广东新会人陈振先回国后被授予“农科进士”，后主持奉天农事试验场，并兼任奉天高等农业学堂监督，历任北洋政府农林总长兼教育部长等职。更有大批的普通学员分布于科研，教学和农业生产的实地，运用从学堂所学知识，为近代农业发展献力献策。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熵权法；南京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2月23日
一、引言
农业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业日益用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技术与现代经济管理方法武装起来，运用现代化发展理念，将农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结合起来，使落后的传统农业日益发展成为具备当代生产力水平的生态农业。因此，农业现代化日益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目前，关于农业现代化的定量研究方法，大部分学者采取层次分析法的评价方法，如李芸、张安明基于AHP法研究了重庆市现代农业发展水平，林正雨、李晓等利用AHP法探讨了四川省农业现代化的综合发展水平，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主观性较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客观定量研究方法，因而本文拟采用客观赋权的熵权法确定权重，以此减少主观因素的影响，使研究结果更客观、科学。
二、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南京市地处长江下游地区，地理位置为31°14'～32°37'N，118°22'～119°14'E，全市总面积为6，597平方公里。2014年南京市常住人口为818.78万人，城镇化率达到80.9%，位居江苏省第一位，全市耕地面积为237.19千公顷，实现农林牧渔总产值384.63亿元，粮食作物总产量114.7万吨，素有“鱼米之乡”的称号，农业基础条件较好。近年来，随着南京市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农业现代化趋势也逐渐加深，作为东部经济强省江苏省的省会，南京市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可为周围其他城市提供参照，因此研究南京市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显得十分重要。
本文选取的统计指标数据来源于《南京市统计年鉴（2006～2015）》、《南京市环境发展公报（2005～2014）》以及2005～2014年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一）指标体系设计。本文在遵循指标选取的真实性、可操作性和层次性的基础上，借鉴已有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研究成果，同时依据南京市的实际情况，初步从农业投入水平、农业产出水平、农村社会水平和农业可持续水平4个方面选取12个指标，反映南京市农业现代化综合发展水平。
（二）数据预处理。由于所选指标原始数据的量纲不同，无法进行直接比较，因而采用极差标准化的方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1、正向指标越大越好，计算公式为：
Xij'=（Xij-minXj）/（maxXj-minXj） （1）
2、负向指标越小越好，计算公式为：
Xij'=（maxXj-Xij）/（maxXj-minXj） （2）
式中，Xij和Xij'分别为第i年第j项指标的原始值和标准化后的数值，maxXj和minXj分别为第j项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三）确定指标权重。本文选用客观赋值的熵权法确定权重，根据各指标的变异程度，利用信息熵计算出各指标的熵权，再通过熵权对各指标的权重进行修正，从而得出较为客观的指标权重。具体步骤如下：
（四）数据标准化。用标准值法处理数据，在个体指标分析基础上，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标准值，如果该指标达到了这个标准值，就可以当作实现程度达到了1。一般情r下，对于某个指标的实际值Xij，其对应的标准值为X0，按照公式Zij=Xij/X0进行标准化处理，若Xij>X0，则给定Xij=X0，使得标准化结果不超过1；若指标值Xij
（五）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在确定了权重以及各个指标对应的标准化数值后，就可以计算南京市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综合指数Y，计算公式为：
其中，n为统计年数，j为指标数，？棕j为各指标的权重，Zij为各指标每年的标准化指数。在参考国内农业现代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将农业现代化发展分为5个阶段，即准备阶段、起步阶段、初步实现阶段、基本实现阶段和发达阶段。（表2）
四、结果分析
（一）南京市农业现代化发展总体评价。依据公式（6）计算出南京市农业现代化发展综合指数，计算结果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自2005年以来，南京市农业现代化水平一直处于上升趋势，2014年相较于2005年已经上升20%左右，可见近10年来南京市农业现代化水平一直处于平稳上升的发展状态，这得益于南京市先天拥有的较高水平的农业发展基础。随着南京市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发展逐渐让位于工业与服务业，到2014年，南京市已经基本形成“三二一”型产业格局，二三产业比重逐渐上升，第一产业即农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到3%，但农业发展水平并没有因此下降，反而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这主要是由于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农业也引进不少新技术，走向机械化发展的道路，使得大规模经营成为可能，农业生产效率逐渐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也因此逐步提高。依据农业现代化发展阶段划分，目前南京市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仍属于初步实现阶段，正在向基本实现阶段稳步前进，但距离发达阶段仍有不小的差距。（图1）
（二）农业现代化水平结构特征。图2显示出农业投入水平指数、农业产出水平指数、农村社会水平指数和农业可持续水平指数，这4项指数是农业现代化程度的主要标志。（图2）
1、农业投入与产出水平指数。由图2可知，相较于其他结构指数，农业投入水平指数一直处于低水平均衡发展的状态，基本维持在0.3左右，表明南京市在农业发展方面的投入一直以来比较稳定，并没有为了增加产量而加大投入的趋势，可见近些年来南京市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并不依赖于农业生产投入的增加，而应是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相对应地，农业产出水平指数不断上升，到2012年，农业产出水平指数已经达到最高水平。可见南京市农业产出水平远高于农业投入水平，农业投入的边际效益递增，目前已达到最佳发展状态，表明近些年来，南京市对农业基础设施与农业现代化装备的投入已发挥了实质性的作用，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逐步提高。
2、农村社会水平指数。从图2中可以看出，南京市农村社会水平指数处于不断上升的状态，2014年南京市农村社会指数达到0.9736，已经接近最佳水平。南京市目前已经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2014年农村人均收入超过17，000元，远高于标准值13，000元，同时农村居民生活恩格尔系数也逐渐下降，现在农民从事的基本是与农林牧渔有关的服务类行业，农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这得益于乡村企业的逐渐壮大。政府也给予乡村企业以优惠政策，鼓励他们在农村投资建厂，使农民可以就近工作，大大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促使农村社会水平大幅度上升。
3、农业可持续水平指数。由图2可以看出，农业可持续水平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状态，从2005年的0.4025提高到2014年的0.6964，近10年来增幅达到73.02%，由此可见，南京市农业可持续水平不断提高，表明近年来南京市在提高农业产出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南京市建成区面积逐渐扩大，但全市森林覆盖面积不减反增，森林覆w率逐年提高，2014年森林覆盖率已超过35%，位居江苏省第二；同时，南京市发展农业也日益关注农产品的质量要求，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逐年减少，绿色产品逐渐增多，这些都使得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逐渐提高。
五、结论
2005～2014年，南京市农业现代化建设取得较稳定的发展。总体上看，南京市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处于初步实现阶段，正在向基本实现阶段发展。农业产出水平稳步上升，已达到最佳发展水平，而农业投入水平一直处于低水平均衡发展状态，表明南京市农业生产效率逐渐提高。农村社会水平也稳步上升，现已接近最佳发展水平，表明农村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农业可持续水平不断上升，增幅超过70%，表明南京市在发展农业的同时，亦十分注重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有利于农业现代化向更高水平的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李芸，张安明.基于AHP法的重庆市现代农业发展水平评价[J].中国农学通报，2013.2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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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满，李世峰，欧阳映鸿.基于熵权法的涿鹿县现代农业发展水平评价分析[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4.19.5.
[4]徐贻军，任木荣.湖南现代农业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测评[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9.4.
[5]王国敏，周庆元，卢婷婷.西部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定量测评与实证分析[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
[6]李宝玉，李刚，高春雨.环渤海现代农业指标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发展水平评价[J].中国农学通报，2012.28.11.
一、学术界对民国时期农村经济问题研究综述
1927年,国家形式上实现了统一,国民政府于1928年实施了 “二五减租”,1936年颁布了土地法等诸多刺激工农业的措施。 然而,在近十年的时间里,一方面我国城市资本主义经济及工业有所发展,出现暂时的繁荣;另一方面乡村却依然破败不堪,农村成了城市商品的倾销地和原料供应地,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陷入不可自拔的危机中。 在此背景下,农村问题不仅时常见诸报刊、学术界、高等学府、政府相关部门,兴起一股对农村经济关注的热潮,并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法。20-30年代, 卜凯教授先后在我国22个省进行家庭农场实验性调查,出版了《中国农家经济》和《中国土地利用》两部着作。 他认为:中国近代农业最主要的问题不是土地制度的缺陷,而是农业“技术落后”,因此,解决农业问题的办法是改善农业经营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在1934年陆续发表了对江苏 、浙江、陕西、河南四省的农村调查报告;国民政府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编辑出版了《农情报告》月刊,每年还出一本汇编;各县、区等地方政府都对农村做过详简不一的调查;铁路部门也开展了对各主要铁路沿线的调查。
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陈翰笙、钱俊瑞、薛暮桥、千家驹、孙冶方等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 ,在调查的基础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陈翰笙的《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中国农民负担的赋税》、《难民的东北流亡》,薛暮桥的《中国农村经济常识》,钱俊瑞的 《中国地租的本质 》,冯和法主编的 《中国农村经济资料》和《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续编》等。 (后被整理成由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合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1-3册,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1986、1989分别出版 。 )他们认为中国农村最主要的问题是土地分配不均,解决方案是重新分配土地和财产。 作者们分区域对农村经济作了深入的调查与描述,对农产商品化、农村内部贸易、粮食生产及销售、经济作物的种植与营销、农民生活用品来源与个人消费展开调查,数据详实,描述生动准确,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历史价值。梁漱溟、晏阳初等乡村建设派认为:中国农村社会具有特殊的国情,欧洲近代资本主义农村经济工业化与俄国农村经济工业化之路在中国都走不通,中国农村的出路应该立足于维护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乡土重建”。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提出“草根工业”、“中国农村的真正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与贫困问题,解决问题“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最根本的措施是“恢复农村企业”。李景汉主持了京郊和定县调查,出版了《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等资料。其他学者如:许涤新、朱楔、董汝舟、张培刚、巫宝三等都从乡村副业、农业发展、自然灾害、乡村教育等方面对乡村的经济、政治进行了全面论述。 另外,1908-1945年间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社址设大连 )在我国进行了长达38年的农村调查 ,出版了 《北支那农村调查报告 》等资料集。50-70年代对农村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过去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如李文治、章有义编的《中国近代农史资料》,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为我们今天研究近代农村经济现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80年代以后 ,对近代农村问题的研究掀起高潮 ,短短20几年共出版相关着作80多种,论文500多篇。 内容涉及农村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如:地权分配、农业生产、手工业、租佃关系、农村金融、雇工生活、自然灾害、市场贸易等等。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着作是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的核心观点是“没有发展的增长”,他认为清末以来,华北的农业生产有了增长,但人口增长更快,对土地造成了压力,使得人均生产效率呈递减趋势 ,促使农业经济趋于商业化, 更多分散经营的农民无地可种,其农业生产方式缺乏竞争力,致使农民日益贫困化。 因此,近代商品化所带来的资本主义农场经营方式在华北导致了社会分化。 本书在研究视角上将农村社会看成一个功能单位 ,从人口、环境、社会分层诸方面入手,综合探讨了各因素的相互制约和影响,值得很好地借鉴。在《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中,黄宗智发展了自己的理论,提出“内卷化”,或被称为“过密化”的核心概念。 指出:商业化的高度发展并没有导致小农经济的瓦解,而是巩固和增强了这种经济,使得男耕女织的小农家庭经济更为凝固。 黄宗智在方法论上深刻反思了传统中国经济史研究,从而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极大兴趣。侯建新的《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一书(社会科学文献2002年版),将对冀中11村微观研究的每一项指标放置于华北地区乃至全国的宏观视野之中, 同时还与工业革命前的英国农村进行比较 ,从而给读者提供了广泛的比较和思考空间。在理论体系上作者提出了“个体农民生产———消费说”,而且指出农村经济发展不仅是生产问题,也是消费问题,不仅是外部市场问题,更是内需市场的启动和发展问题。对于重新认识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的历史,既有学术创新又有现实意义。苑书义、董丛林所着《近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变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依据大量翔实的史料,对近代百余年间中国小农经济的变动历程进行了全面、 系统的审视和研究,比较清晰地勾勒出近代中国小农经济变迁的轨迹,剖析了引起小农经济变迁的历史动因,揭示了近代中国小农经济变迁的总趋向和一般规律,从而为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从翰香主编的《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一书 ,从乡与村的社会结构 、市镇的勃兴 、农业自然资源和粮食生产、手工业与乡村经济、田赋和徭役等五个部分,全面系统地研究了近代冀鲁豫乡村社会,在理论上形成了一种研究有中国特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农村经济模式,具有独创意义。夏明方的《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一书(中华书局2000年10月版), 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各个方面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系统分析,揭示了自然灾害形成、演化规律、特征及其在乡村层层扩散的过程,论述了自然灾害与人口变迁、乡村经济与社会冲突的关系 ,指出了灾害源与社会脆弱的相互关系。
此外,还有大量论文从不同层次、不同视角对二三十年代农村经济状况进行分析,如周中建的《二三十年代苏南农家收支状况研究》、王印焕的《略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农村土地问题对农民生活的影响》、符长泉的《三十年代中国农业危机原因及其影响》、向玉成的《三十年代农业大危机原因探析》、吴存浩《中国近代农业危机表现及特点试论》、张丽的《关于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探讨 》、彭南生的 《也论近代农民离村原因》等等,限于篇幅就不再一一累述。
二、民国时期农村经济状况
关键词：计算机；精准农业；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TP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599 (2012) 09-0000-01
近年来，精准农业已成为一些发达国家将高新尖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领域的标志。计算机在农业生产上已被广泛使用，目前计算机在农业上的应用主要集中在农业数据和图象处理、农业系统模拟、农业专家系统，农业计算机网络、农业决策支持等方面。
一、引言
21世纪是人类经济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和更加迅猛发展的世纪，工业的全球扩散、市场经济的全球推进、科学技术的全球合作、信息化的全球影响势不可挡。但同时环境问题的全球化、生态危机的普遍化、自然资源争夺的白热化，人地矛盾的尖锐化，亦将更为突出。为了协调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化解危机，把握住人类未来发展的正确方向，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21世纪人类发展的必然选择。
农业产业信息化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和建设新农村的重要手段和方式作为主要的农业生产率力，但也出现了大量的农业机械化信息网络及相关技术，机械化，农业信息化水平是能够上升，尽管如此，农业机械化生产中的应用软件相对较少，设计，应用软件开发，可以有效地提高了农业机械化技术应用水平和效果，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同时，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在同一时间可以有效地提高了农业信息化水平的机械化，
计算机生产管理系统的不断完善，使其最终成为专家系统。迄今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将计算机应用于作物的生产管理系统，特别是在精准农业的应用。精准农业技术是一种把客观、科学的精确引进农业生产的方式。其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是全球定位卫星，这种定位技术用于农业生产主要是针对农业生产因土壤结构、肥力状况、作物生产情况等因素的差异。而对种子、化肥、除草剂和杀虫剂施用提出的不同要求（近年来美国、德国等国家已建立了大型的农业资源数据库、优化模拟模型、客观决策系统，已应用遥感技术对农作物进行病虫害预报、诊断和作物的估产）。
二、计算机在农业机械的应用
（一）农业资源信息管理。农业资源信息量大。建立各类数据库系统是过去十多年我国农业应用研究的主要内容。迄今已开发成功并投入运行的有：农业生产经济资料数据库、农业科技情报信息库、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数据库、畜禽种质资源数据库、海洋捕捞渔船数据库和淡水鱼类种质资源数据库等。
（二）农业规划与决策分析。无论在种植业还是养殖业生产管理业务中，计算机应用面不断拓宽。小麦、水稻、棉花、大豆和油菜等优化栽培技术推广了近千万亩。主要作物病虫害预报系统、饲料配方技术已成功地投入应用。以施肥咨询、栽培调控、良种选育、虫害预报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防御为目标的专家系统研究，也取得了一批有实用前景的成果，并进入试验推广阶段。由于数据库、模型和专家系统这样一些单项技术有了一定的基础，农业决策支持系统的研究正在着手进行。
（三）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现代近红外光谱分析是20世纪中叶从农业领域发展起来的一项高新技术。随着计算机数据处理技术及化学计量学理论和方法的不断进步，使得近红外光谱（NIR）分析技术的准确性迅速提高，近红外光谱分析仪器应用日益普及，其非接触、自动与快速多组分测定的优点不断为人们所认识。根据我国现代农业领域“十二五”规划的科学发展观，农业生产将从资源消耗型和粗放管理型向节约型和优化精确控制型转化，土壤、作物、粮食和食品等养分与产品质量分析管理占据重要的地位。近红外分析技术将成为现代农业领域不同对象成分分析的重要技术手段之一。目前在现代农业领域农业生产、产品贸易和流通过程中，快速品质检测手段日益丰富，许多地区产品收购部门质量检测方法由人工感官手摸、鼻嗅、嘴咬、眼看等方式判定已转变为自动快速检测，不但可以检测产品各种内部品质参数，而且极大的改善了质量检测的客观误差，近红外分析技术在我国的市场已初步形成，应用前景乐观。
（四）农业科研。我国的计算机农业应用从这里起步。经过农业战线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计算机已普遍进入农业科学实验室，使用手摇计算机的时代基本结束。计算机已发展成为农学研究基础技术，相应的专业人材队伍已逾千人，分布在全国农业各条战线。同样在灌溉机械上安有自动灌溉的红外温度计，根据计算读取的有关数据处理，最终通过计算机发出灌溉指令。
三、存在问题
农业的产品，已建成的数据库系统，首先都应先促使个人对将做出买卖决策的市场环境进行分析，这种方式很适合于作为分析问题的第一步骤。而对包括买方决策在内的交易发生的整个市场环境缺乏足够的重视。因此，总体看来，我国农业计算机应用水平亟待提高。应当认真总结经验，减少盲目性，切实研究如何使计算机这一日新月异的技术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发挥应用的积极作用。
四、结束语
为缓解高投入、高产出的集约农业所引起的环境问题与降低生产成本，纷纷借助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开展精确农业的研究及实践。精准农业作为一种以信息为基础的农业微观管理系统控制下的农业生产，通过GPS和计算机控制技术准确计算出某一地块实际所需投入，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投入与资源浪费，提高投入产出转换效率，避免由于过量施用化学产品而带来的污染风险，因此它是一种属于超前性的高新技术农业，是世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趋势。为了迎接世界性农业科技革命的挑战，把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与生态工程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培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和产业集团，它将成为未来农业的一个发展趋势。在现阶段，应结合我国国情，把为实现优质、低耗的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作为农业科技的发展方向，努力促进农业走技术集约的道路。近年来在部署生态农业和农村生态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试点中，把质量问题、效益问题、农民增收和环境保护问题始终作为近期农业研究的重点，加以实验和总结，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和模式，已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1]何雄奎.农业机械化[M].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4
[2]宗锦耀.中国农业机械化重点推广技术[平装] [M].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8,12
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实业学校令》，规定实业学校分为甲种和乙种，“甲种实业学校施完全之普通实业教育。乙种实业学校施简易之普通实业教育”。其程度分别相当于清末的中、初等实业学堂，而作为高职的高等实业学堂则归入大学系列的专门学校［8］。农业职业教育分为甲种农业学校（一般为省立）和乙种农业学校（一般为县立），校内学科有农学科、森林学科、兽医学科、蚕学科、水产学科等。据有关统计数据，1912年有甲种农业学校39所，乙种农业学校219所，1922年甲种农业学校数量增至79所，乙种农业学校数量增至327所［4］139。学生人数也有增加，如1912年，学生人数计14038人，其中甲种农业学校有4512人，乙种农业学校有9526人，到1916年，学生人数增至16482人，其中甲种农业学校有4982人，乙种农业学校11500人［9－10］，政府成立后，将乙种农业学校改为高级小学职业补习班或准备班，甲种农业学校改为农业职业学校，甲、乙两种农业学校的名称不复存在。1932年至1935年，国民政府颁布《职业教育法》和《职业学校规程》，对农业学校系统进一步改造，各省分层设置农业职业学校、农业高中班、农业实验学校，使农业职业教育进一步系统化。农业高等教育逐步专门化。随着农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农学学科专业门类出现细分化倾向。以金陵大学农学院为例，民国时期设置的专业系部有农艺系、森林系、植物学系、园艺系、植物病虫害系、蚕桑系、农业经济系、农业教育系、农业工程学系和农业推广部以及农林专修等，从而形成了细致和完善的专业体系［11－12］。据1946年民国教育部的统计，全国高等农业院校设置系、组共计154个，据名称归类汇总为11类，25系5组［5］134。农学研究生开始出现，如1937年，金陵大学农学院正式开始招收研究生，分为农业经济、农村金融、农村社会、农业合作、农场管理等门类。上述事实表明，中国近代农业科学教育趋向于专业化和精细化方向发展。总之，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已初步建立起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中专生到职业教育等不同层次的农业教育体系，培育了大量农业专业人才，这为农业科技体制化奠定了人才基础。
一、近代农学家群体出现
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洋务派急需一批掌握外国先进技术的科技人员，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联名上折，请求政府派留学生赴美。1871年，清政府批准了派遣留学生计划，陆续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甲午战争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空前深重，朝野舆论大声疾呼，要求派遣留学生，寻找民族自救的门径。而当时的邻国日本，经过数次维新变法向西方学习，成为强盛之国，这对中国触动相当大。因此，从1896年升始，清政府选定人员赴日留学，此乃中国正式派遣留日学生之始。与此同时，农科留学生也开始被派遣到国外学习科学技术，他们回国后，从事专业研究，成为专职人员，从而出现农学家群体。据王国席统计，到1911年为止，清政府共向日本派遣公费农科留学生共计172名［13］，其中包括陈嵘等著名农学家，另外还有若干自费生，约共有200余人。清政府向美国派遣农科留学生有案可查的约有24人，另外，在有关清华留学生史料中，记载有从各机关转入清华的官费留美生4人，这样，清末留学美国的公费农科学生有28人。另有学者刘曰仁研究，1881年至1911年，农科留美生约有51人，其中公费31人。清政府向西欧派遣农科学生有案可查的约有13人［14］115。综合上述数据，到1911年为止，中国在国外学习农科的留学生大约近300人。这些农科留学生归国以后，大多从事农业科技和教育工作，成为我国农业研究和农业教育的先驱，如王舜臣、陈嵘、梁希、过探先、胡昌炽、邹树文、邹秉文等均是我国近代农业建设的奠基者与骨干。中华民国时期，利用各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培养留学生是政府留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项目。如美国庚款留学生，1909年起，由清华园游美学务处办理选拔留美学生，1909年至1920年，有农科赴美留学生74人，1921年至1929年，有农科赴美留学生61人，共计135人［14］118－120。这个时期，依然有一部分农科学生到日本留学，主要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院，日本鹿儿岛高等农林学校等校学习。这些留学生归国以后，成为中国近代农业改良的迫切需求人才。如沈宗翰、曹诒孙、程绍迥、吴福桢等归国留学生，均成为当时著名的农业专家。
张剑等人根据科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统计了20世纪上半叶农学家的基本情况，他发现，在237名农学家中，有185人有留学经历，占78％［15］。再以国民政府时期中央农业实验所为例，中农所成立时，集中了中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农业专家，其中32个技正，约有20位有国外留学经历，这些人均是当时有影响力的农业专家。伴随着国家教育的兴起，通过国内农业教育体系化的发展，也培养了一批致力于我国农业事业的学者。清末，清政府为了适应时代变革的需要，在学制上进行改革，推广学堂，培养各级专业人才。自此以后，各地大、中、小各级学堂以及师范学堂和实业学堂纷纷成立，为我国培养了一支完全不同于旧式知识分子的科技队伍。在农业人才队伍形成方面，农业学堂有初等、中等，高等三级，分农业、蚕业、林业及兽医四科，为农业专业人才形成奠定了基础。进入民国以后，农业教育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农业高等教育有了质的飞跃，南京金陵大学农科、国立东南大学农科、国立中央大学农艺系、国立北京农业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中山大学农学院等农科大学相继成立，为农学家群体形成提供了人力资源。农业专业教育也进一步发展，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浙江省立森林学校、江苏苏州农业学校、上海公立兽医专门学校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农校，中国近代农业科学家有很多是从这些农校走出来的。据有关资料统计，民国时期本、专科农科学生毕业人数，1912—1926年有1206人，1927—1936年有3122人，到1937年为止，共有农科学生毕业生4328人。另外，到1937年以前，我国还招收农科研究生13名［5］132－135。这些本、专科毕业生以及研究生，构成了我国近代农学家群体的又一主要来源。例如园艺学家吴耕民、森林学家殷良弼、水稻专家卢守耕、农业专家沈宗瀚、土壤肥料学家彭家元、林学家贾成章、农业经济学董时进、林学家周桢是京师大学堂农科学生［7］116，耕作学家孙渠、遗传学家陈桢、作物学家叶元鼎、昆虫学家张巨伯、植物病理学家俞大绂、作物育种和细胞遗传学家戴松恩、土壤肥料学家张乃凤、水土保持学家蒋德麒、植物学家蒋英、农业微生物学家樊庆笙是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生，稻作学家周拾禄、农学家和小麦专家金善宝、棉花专家冯泽芳、农业昆虫学家吴福桢等人均是东南大学农科毕业生，玉米育种家和细胞遗传学家李竞雄、农业化学家孙羲是浙江大学农学院毕业生，植物病理学家朱凤美、农业昆虫学家吴福桢、林学家郑万钧在江苏省第一农校学习过，蚕体病理学家曹诒孙在江苏苏州农业学校学习过，蚕学专家郑辟疆在杭州蚕学馆学习过，蚕业科学家杨邦杰在湖南省立甲种商业学校学习过［16］。总之，无论出国留学还是本土学习，他们毕业以后，开展农业科学研究与试验推广，成为专职的农科工作者，进而成为农业专家，中国近代真正意义上的农学家群体日渐确立，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三十年代农学各学科领域里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就，中国农业科学研究事业得到重大发展。
二、农学社团的诞生和农学出版物的出现
之前，我国已有西方文化传入，分赴海外求学者也日渐增多。留学海外的农科学生，在留学所在地成立了农学学会，如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华农学会，在法国巴黎成立了新中国农学会，在美国也有类似的农学团体。而从海外学农归来者和国内的农界人士，也都在积极从事农学社团的组织活动。1896年，张蹇等人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务农总会”，1910年，由南洋第一次劝业研究会发起，集各省农业团体和农务人员组织了全国农务联合会，上述组织的出现是我国农学社团的开端。进入民国以后，农界学人大幅增加，他们分别发起组织农学社团，社团向全国扩展。1916年，以国内和日本留学生为主的二、三十个学农的学人，于秋季在上海筹备全国性的农学团体，以联合全国研究农业科学的人。1917年1月30日，筹备者在上海市召开了“中华农学会”成立大会，大会推举王舜成为临时主席，并选举王舜成为会长，余乘为副会长，林在南为事务部长，过探先为研究部长，邹树文为编辑部长。各科主任为各省著名农学学者。这样，我国第一个全国性农业学术团体———中华农学会成立。中华农学会是中国近代农业学术团体的标志性组织。1919年，中华农学会有会员200余人，分布于全国14个省份。到1936年，该会会员发展为2791人，分布于全国20余省市及日本、朝鲜及欧美各地［17］，它内设农、林、土壤、植物病理、昆虫、畜牧兽医等多个专科学会，出版学术刊物，进行农业科学研究，成为民国时期中国规模最大、影响最为广泛的农业学术团体。中华农学会的创建，意味着中国农学家已经组织起来，形成有效能的科研力量，从而促进了中国现代农业科技体系的建立。在中华农学会的影响下，其他农学各分支学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1917年，美国耶鲁大学硕士凌道扬和留日生陈嵘发起成立中华林学会；1929年，留美生邹秉文、戴芳澜等人成立中国植物病理学会；1930年，留日生吴耕民、胡昌炽、林汝瑶与留美生管家骥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园艺学会；1933年，中国植物学会成立，由留美生胡先啸、李继侗、裴鉴与留欧生辛树帜等创办。此后，又相继产生中国农业推广协会、中国稻作学会、中国畜枚兽医学会、中国农具学会、中国土壤学会等农业学术团体。以农学会为代表的“科学共同体”的普遍建立，形成了有效能的科研组织，加强了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了农业科学研究的发展，是中国近代农业科技体制化形成的重要表现。
随着农业学术团体的出现和农业研究的发展，学术交流日益需要，科研活动的成果也需要展示，农学类刊物和著作应运而生。各农学社团创办了会报。例如中华农学会于1918年创刊的《中华农学会会报》，为当时国内农学杂志的权威刊物之一，专业性较强，内容也较丰富，被一致认为是国内重要会报之一。其他还有《林学》、《中国植物学杂志》、《中国稻作通讯》、《畜牧兽医》、《园艺学报》等会报，均是当时比较有影响的农学类刊物。除了农学社团创办的会报以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农业研究机构和大学也创办农业类学术刊物，进行农业科学技术交流和传播，比较著名的有：中央农业实验所编印的《农报》和《农情报告》。《农报》创办于1934年，它传播农业试验研究成果，介绍国内外农林知识，报告农事消息，解答农事问题，内容深浅兼蓄，是当时介绍农业知识与农业技术的重要刊物。《农情报告》创刊于1933年，在当时堪称国内农业统计的权威杂志。金陵大学农学院于1924年创办的《农林新报》，该刊主要报道关于农林问题上的各种新知识，及金陵大学在农林问题上的新发现。私立福建协和大学于1939年创办的《协大农报》，内容多为研究与讨论福建省农事问题，以及协大农科的研究报告。与此同时，还有一批农学类书籍出现，例如周颂原《中国作物论》（1924年）、聂信予《桑树栽培学》（1933年）、熊同龢《应用昆虫学》（1933年）、金国宝《中国棉业问题》（1936年）、缪毓辉《中国蚕丝问题》（1937年）等著作，中央农业实验所等机构编印的各种农学丛书和手册等，均体现了当时农业科技研究的成果。农学出版物是农业科学体制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上述农学出版物的出现，促进了农业知识传播与学术交流，加速了农业科学职业化发展，从而推动了农业科技体制化进程。
三、独立的农业科学实验研究机构建立
农业研究实验机构是农业科技体制的核心建制，它们的建立标志着农业科技体制化的正式确立。清末，在内外形势的逼迫下，清政府准许引进和推广西方的农业科学技术，其中，创办农事试验场是举措之一。1902年，北洋大臣袁世凯奏请朝廷于保定创办直隶农事试验场，分蚕桑、森林、园艺、工艺四科，这是我国近代第一所具有一定独立意义的农业科研机构。1906年，清农工商部领衔筹建中央农事试验场，于西直门外乐善园官地建京师农事试验场，试验场做了一些引进、实验和推广工作。此外，全国各地出现了一些地区性的农业试验机构，1898年，上海成立育蚕试验场，1902—1906年，济南、福州、沈阳、河北、江苏及四川、贵州等地区先后成立农事试验场等试验机构。至1911年，各省已有农事试验场等农业试验机构100多处。这些农事试验机构引进近代农业技术及其试验方法，在我国农业生产中推广应用，其成为农业科学体制化的重要条件与内容。这些试验场虽囿于当时的条件和环境而绩效有限，但它的实践启迪了民智，开通了风气，给中国农业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标志着中国近代农业科研的正式起步，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开始萌芽。辛亥革命后，农业科研机构有进一步发展。尤其在南京政府前10年，各级各类农业科研试验机构不仅数量有较大增加，而且人才、经费、各项研究事业也都有了较大改善，我国农业科技事业在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也出现了可喜的发展态势，我国近代农业科技体制在此黄金十年时期逐步构建起来。20世纪30年代，由于内外因素的冲击，中国传统农业处于衰落状态，“复兴农村”成为当时最重要的话题之一。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为解决农业生产每况愈下的困境和农村破产导致社会动荡的危机，大力进行农业科技的改良与推广，努力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期间，国民政府成立了专门的农业研究机构对中国的农业、畜牧业、农村经济、养蚕业等方面实施技术改革和推广，并以持久有效为目的对农业技术改良进行广泛的研究。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设立国立农业研究机构———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央农业实验所直属于国民政府实业部，为主管全国农业技术改进的农业最高机关，其主要任务为：“一、研究及改进发展中国农业技术并推广其有成效之结果；二、调查及研究农村经济及农村社会；三、以科学方法研究农产品或原料之分级。”［19］作为国家最高级别的农业研究机构，政府给予其组织保障、资金投入以及良好的工作条件，中央农业实验所成为全国农业科学研究中心，我国近代农业科技体制建制中的标志性单位出现。在抗战前，国民政府还建立了中央种畜场（1933年）、中央棉产改进所（1934年，后并入中央农业试验所）、全国稻麦改进所（1935年，后并入中央农业试验所）等部级农业机构，上述单位和中央农业试验所互相合作，开展了全国性规模较大的实验研究工作，使中国农业科学研究有新的发展。抗战前，各省的农事试验场及农业研究机构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加，并且很多省农事试验场内部得到充实和调整。例如：1928年，陕西省设农棉试验场；1930年，浙江省设稻麦改良场，福建省设福建省农事试验场；1931年，四川省设中心农事试验场；1933年，湖南省设棉作试验场；1934年，广东省设甘蔗试验场，成立农林总场，同年江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成立；1935年，广西省设广西农事试验场。据有关数据，1931年，全国22个省市都有专门从事农业科研和推广的特种及普通农事试验场及其他研究机构［20］。另据1934年实业部统计，到1934年为止，全国共有552个农事试验场［21］。
抗战开始，为了加强后方农业生产，后方各省还对省内各农业研究试验机构进行整合，建立了具有比较完备组织的省立农业研究中心。如浙江省农业改进所（1938年）、四川省农业改进所（1938年）、湖南省农业改进所（1938年）、贵州省农业改进所（1938年）、云南稻麦改进所（1938年）等。各省研究机构以引进、改良、推广农作物和畜禽品种为中心，开展各种农业科学试验和农业改进工作，对各省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民国时期，许多大学农学院相继成立，进行农业科学研究，构建了农业科技研究机构的又一重要部分。金陵大学农学院，国立中央大学农艺科、西北农学院，中山大学农学院、浙江大学农学院、河南大学农学院等院校不仅从事农业人才培养工作，同时也是重要的农业科学研究机构，它们开展农业科研、推广和调查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摘 要 题】现代史专论
【关 键 词】近代中国/农民/离村进城
【正 文】
所谓农民进城，是指在农村推力和城市拉力的合力作用下，农民离开自己所居住的村落，流入城市做工谋生。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榨盘剥，促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逐步趋于解体，农村经济的日益衰败，使得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迫于生计，成千上万的农民不得不离开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另谋生路，或流亡，或垦荒，或进城，汇聚成一股规模空前的流民大潮。其中，进城农民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和深刻的社会内涵，也最引人注目。
一、近代农民进城的量化分析
大量的农民离村进城，已经成为晚清时期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由于缺乏相关的统计数据，对这一时期离村农民的具体数量我们现在还无从考证。但时人对农民因天灾人祸等原因大量涌入城市的记载并不少见，如“(江苏)江北一带村农，每至荒年，辄即扶老携幼，谋糊口于苏城，相沿成例”，[1] (P936)1910年，“淮安、扬州、江宁、平湖、海州等处，老弱流亡，络绎道路，或数百人为一起，或数千人至万人为一起。汉口地方乃聚至20余万人。”[1] (P723)大量的无业游民聚集于城市，使晚清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惶恐不安，“无业游民生计日绌，苟不早为之所，则民不聊生，人心思变，更何堪设想”。由此可见问题严重之程度。
进入民国时期，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混战状态，天灾频仍，致使农村社会动荡不安，农村经济进一步恶化。同时，随着半殖民地化的加深，通商口岸、商埠、自行开放的口岸城市不断增多，城市工商业有很大的发展，致使城市对农民也形成了较强的吸引力。于是，农民离村进城现象“已普遍于全国的任何穷乡僻壤，并且日益严重化了”，[2] (P72)农民离村进城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根据时人在1923～1925年的抽样调查，不同地区的农民离村规模有很大差别(如下表)，仅就调查样本来看，农村人口的1.44％至8.72％离村了，其平均数为4.61％。进入30年代，农民的离村率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据1933年国民政府中央农业实验所对22省农户的调查，统计出“全家离村之农家”共有1920746户，占报告各县总农户的4.8％；“有青年男女离村之农家”共3525349家，占报告各县总农户的8.9％。[3] (P886)
表1 1923～1925年不同地区农民离村规模比较
地区
全人口 离村人口 离村人口率
(人)
(人)
(％)
江苏仪征
2084
30
1.44
江苏江阴
3414
80
2.34
江苏吴江
1372
67
4.88
安徽宿县
3478
105
3.02
山东露化
5857
513
8.70
直隶遵化
9085
241
2.65
直隶唐县
6177
281
4.55
直隶邯郸
4236
77
1.82
直隶盐山
803
70
8.72
浙江萧山 10355
795
7.58
资料来源：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36页。
以上只是对农民离村的整体规模作了考察，至于离村的农民中有多少进入到城市，还需作进一步分析。在靠近工业城市或政治中心的农村地区，因其消息相对灵通，流动成本低等因素，农民离土后入城的比例相当大。江苏无锡礼社的755名离土农民中，前往上海者约400人，其次是到苏州，两地合计达500人左右，进入无锡城区的有百余人，这样进入城市的离土农民占离土总人数的75％左右。[4] 另在江苏宜兴，“附城乡村，颇有入城进工厂做工者，甚有往苏、沪、锡等埠在纱厂纺织者，此亦以生活所迫，使其不得不如此也。统计全县由农妇变成工人者，可达六千之数。”[5] (P639)
就全国情况来看，据国民政府中央农业实验所1935年所做的调查，全国22个省中举家外迁至城市逃难、做工、谋生、住家的户数比分别为14.2％、21.3％、15.4％、8.2％，四项合计达59.1％，到别村垦荒、务农、逃难的占36.9％。同一时期对青年男女离村之去处的调查表明，因各种目的离村进城的达64.9％，而到别村务农或垦荒的为28.5％。[3] (P893)可见，在近代离村农民的流向中，进入城市的比例最大。
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农民进城的速度和规模。以上海为例，1852年上海人口不过50余万人，但到1949年增至近550万人，[6] (P12)单靠人口的自然增长，近百年时间上海增加500万人口，是难以想象的。有学者估计，根据正常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百年时间里，近代上海人口最多增长到100余万至150万左右。[7] (P14)由此可以断定，上海人口过度膨胀的原因，主要是人口大量流入造成的。“这大量人口的增加，除了微不足道的外侨和地主商人之外，那十字街头鸠形鹄面的失业者，便是从内地农村破产中逃出的农民了。”[2] 这也是近代中国城市的缩影。
二、近代农民进城的动因
近代农民进城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是政治、经济、社会以及自然环境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天灾人祸是造成农民进城的直接原因 自然灾害一直是历史上人口流动的主因之一，在天灾频仍的近代中国更是如此。单说民国元年至民国二十六年这一段历史时期中，各种较大的灾害就有77次之多：计水灾24次；旱灾14次；地震10次；蝗灾9次；风灾6次；疫灾亦六次；雹灾4次；歉饥2次；霜雪之灾2次。而且各种灾害，大都是同时并发。[8] (P44)可谓无年不灾。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们的生产、生活与自然条件密切相关，每当发生自然灾害，农民迫于缺衣少食而不得不四处流亡。因此，每一次灾荒就必然伴随着一次大规模的农民离土进城。据容闳《西学东渐记》的记载，19世纪50年代末，“其时黄河决口，江苏北境竟成泽国，人民失业，无家可归者，无虑千万，咸来上海就食。”[7] (P14)“至于安徽，尤其是淮北一带，由于淮河长期失修，经常闹水灾，距离旧上海亦不远，所以通过逃荒的方式来旧上海的安徽人口亦复不少。”[6] (P41)南京有着大量的棚户人口，他们有十分之九以上也是由农村移来的，而移来的原因大半是由于灾荒。[9]
人祸主要是指战乱和土匪横行。近代中国是一个战乱不已的国度，对内战争，对外战争，未稍停歇。晚清时期的两次鸦片战争，镇压太平天国战争，攻捻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等，接连不断，广大农民流离失所，纷纷流入繁华的都市。王韬《瀛壖杂志》记载说：“庚辛之间贼陷江浙，东南半壁无一片干净土。而沪上繁华远逾昔日……于是八郡难民靡集于城外……人因号洋径浜为流离世界。”[10] (P66)进入民国以后，各军阀之间的混战更是频繁不已。仅自1927年夏至1930夏这短短3年中间，动员10万人以上之内战巳多至近30次。[11] 由于长期战乱，大批散兵游勇变为土匪，一些没有生活来源的流民也加入了土匪队伍，因此，不少地方简直成了土匪的世界。如在河南南阳，有的农民外出耕田，竟还要背扛枪支以防土匪抢劫！另如淮北地区，“自改国以来，土匪蜂起……十五年中，(农民)未遭匪难者，盖寥寥可数也。”[12] 因此，多数农民为躲避盗匪侵害，只好求生于相对安定的城市。
2、巨大的人口压力是内在原因 人口压力是指“人口再生产对物质资料再生产所形成的压力，即物质资料再生产满足不了人口再生产的需求。”[13] 从1840年到抗日战争发生前的1936年，虽然由于战争、饥荒、瘟疫等天灾人祸的影响，人口增长的势头趋缓，但人均占有土地的数量并未上升，人多地少现象依然是近代中国最基本的经济国情。据统计，人均耕地面积1851年1.75亩，1873年2.73亩，1887年2.27亩，1901年2.14亩，1911年2.67亩，1932年2.71亩，始终未能超出3亩。[13] 但是依照当时的生产条件，“每亩所获，岁约六斗，以人民之食料而论，每人所需日约一升，非有六亩之田，不足以一人之用。”[1] (P644)由此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存在着很大的人口压力，对于以农立国的中国来说，土地资源的短缺必然造成物质资料再生产的严重不足。一部分人就被排挤出农村，被迫去城市寻求生路，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了。如江苏无锡礼社，农村中产生大量之过剩劳动，兼以主要副业蚕桑之衰落及连年灾荒。使农民不得不打破其墨守乡土之故习，群集都市。为产业工人、商铺店员及劳动后备军”。其离土率高达21％。[4]
3、自然经济的解体，商品经济的楔入，是推动农民进城的根本原因 鸦片战争前，中国基本上是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这种自然经济的基本经济结构表现为耕与织的结合。1840年，英国的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大量廉价的“洋布”、“洋纱”等“洋货”随即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强行剪断了农村耕织结合的纽带，使传统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工业的打击下日渐凋零，手工业者破产失业剧增。时人亦指出，“自道光年间，大开海禁，西人之工于牟利者，接踵而来，操贸易之权，逐锥刀之利，民间生计，皆为其所夺。未通商之前，大布衣被苍生，业此为生者何可数计。自洋布洋纱入口，土布销场遂滞，纺绩稀少，机轴之声几欲断矣”。结果，“中国之织妇机女束手坐困者，奚啻千百万人”。[7] (P16)“民生日蹙，失业日多”[14] (P505)正是当时乡村社会的真实写照。为了生计，这些众多失业者和剩余劳动力就不绝逃往都市。
4、近代城市的发展是吸引农民大量进城的重要原因 近代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无疑给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提供较多的从业机会。那些在乡间正苦无生计的农民，缘于生活的艰难和对都市生活的憧憬，他们也希望到都市去寻找可以改善生活条件的机会。如湖北孝感，“乡民因农村生活艰苦，羡慕都市繁荣，离村外出者，亦日渐加多，所去之处，以汉口为多。”[15] (P40)城乡比较利益的差别，工人收入较农民为优，是农民进城的第一着眼点。特别是工业化运动初兴之时，“江海通商，食力之民，趋之若鹜，每月工资至少数元，以养妻孥，绰有余裕”。[1] (P412)
当然，中国近代城市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和刺激下发生发展的，本身还存在很多问题，工业化发展水平也十分低下。因此，在农民离村进城的过程中，城市的拉动力显然处于次属地位，远远小于来自农村的推力。这种特殊的推拉力模式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紧密相连，也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
三、复杂多元的社会效应
进城农民中既有失地农民，也有破产的手工业者，既有青壮年，又有老弱病残，可以说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同时，农民进城以后有的进入工厂成为产业工人，有的成为商业服务人员，有的纯粹靠出卖体力谋生，有的则沿街乞讨，还有的加入秘密社会而沦为盗匪。因此，农民进城也带来了复杂多元的社会效应。
1、对日益衰退的农村经济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一方面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推动了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在另一方面却是减少农村劳动力，致使耕地荒芜，影响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中国近代城市人口性别年龄结构中，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者主要是男性青壮年人口，根据李景汉的调查，在1338位被调查者中，20岁至49岁“离村”的农民，占到71.28％。另据陈翰笙、刘宣、卜凯的调查，广东、广西及河北等省的离村人口中，男性占85％以上，而年龄在20～40岁之间者，占四分之三以上。[16-18] 农村劳动力精华部分的大量离村进城，对于农村而言，就会直接造成农村农工缺乏，影响农业生产，造成大量农田荒芜。其中，有的离村农民将自家土地交于他人代耕，但大部分都将土地抛荒。那些仍留在农村且拥有一定土地者，因没有农工可请，也不得不弃耕部分农田，如“京畿一带以及城内无业贫民虽称众多，但……农工竟不敷需要，以致大好良田，因乏工人不能耕种者，为数甚广”。“壮年劳动者常脱离农村，致生产力日益减少”；“田畴荒废，产额又因之减下”；“耕者日少，而田愈荒”；“田园任其荒芜，生产能力低减”已成为南北各地农村的普遍现象，[5] (P649-651)据统计，1873～1933年间，就有福建、浙江、河北、山东、湖南、陕西、江西、宁夏、绥远等9省区的耕地面积减少。[19] (P356)“强健者多逃入城市，另谋糊口；而所残留于乡村者大都老弱贫病者流。农民麇集都市，都市固嫌人口过剩；但农民离乡，则农村基础根本动摇，农村经济惟有日见摧毁。”[20] 这说明农民离村进城主要是农村经济衰退的产物，其反过来又加速了农村经济的衰退，从而造成一种恶性循环。
2、离村农民大量进城给城市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方面，城市劳动力市场受到极大冲击。中国近代的农民离村，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中，大机器工业和现代工厂制度始终没有发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产业经济成分，吸纳农业劳动力的能力十分有限。那些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民族机器工业竞争下失业的、原先可以从农业和手工业的紧密结合中得以消化的相对过剩人口，难以在城市工商经济部门充分就业，于是就造成了规模庞大的产业后备军队伍。正是由于产业后备军大量过剩，资本家对工人的压榨和剥削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同是纺织工人，外国纺织工人的工资竟比中国工人工资高出5～20倍，这是名义工资，而中国工人真正到手的实际工资还要更少。工人工资水平不断下降，进而造成民众生活水平大大降低，购买力无形萎缩，市场疲软，最终导致工商业难以维持和发展。另一方面，城市中大量的失业和无业人口导致社会治安问题严重。如果进城农民找不到工作，又没有社会救助和其他的生活来源，那么他为了生存就不惜铤而走险。许多无业游民结帮成党，“以失业之故，遂致作奸犯科，无所不为，无所不至，既非王法所能禁止，又非粥厂暖厂所能收养”，[14] (P516)他们游荡于都市街头，常干些抢劫、斗殴、拐骗和偷盗的勾当，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城市社会秩序，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受到威胁。
此外，过量的农民进城也给城市带来交通和住房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压力，使城市人口职业结构严重失调等等，在此不一一展开。
3、近代农民进城固然给城乡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其积极影响亦不容忽视 对农村而言，农民在城市务工所得收入可以贴补其尚在农村的贫困家庭，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村经济提供了资金支持。摆脱经济上的困境是一般农民进城“打工”的根本驱动力。他们在城市一旦谋到适当的职业，不仅解决了自己的生存问题，还可以缓解家庭生活的压力，如广西，“近城市的农村中男子许多跑到城市去做苦力的，到农忙时有些是转回农村耕田，有些则全年做苦力。他的家庭仍在乡下种田，他做苦力所得的钱拿回去帮助他们的家庭生活。”[21] 他们的辛勤劳动，不仅推动着流入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对缓解流出地经济困顿局面不无小补。
离村农民的大批入城，顺应了近代社会转型的需要，既推动了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也加快了城市近代化的进程。农民进城为城市工商业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他们是近代产业工人的主要来源。廉价的劳动力市场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必要条件，离村农民大量涌入城市，正好满足了这一需要。据20世纪二三十年代抽样调查，各地工厂工人出身于农民的比例，上海189名印刷工人中为79％，51名黄包车夫中为71％，100名大连码头工人中为69％，塘沽86名久大制盐业工人中为59.3％，50名碱厂工人中为44％，而山东中兴煤矿的矿工中，985名里工中52％出身于农民，1025名外工中则有75％来源于农民。”[22] (P167)来新夏在其编著的《天津近代史》一书中也明确指出：“天津的近代产业工人，一般都来自北方农村中破产的农民或手工业者。”[23] (P123)离村农民所从事的行业，虽然多为辛劳的苦力，但也为城市所必需。他们以自身的辛勤劳作支撑着城市的全面发展，为近代工商业的繁荣与进步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可以说，农民入城是近代城市工商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农民进城做工还极大地冲击了传统封建观念。其一，在农村社会根深蒂固的宗法制度遭到破坏。中国自古以来便是宗法社会，向来崇尚一族同居，但是由于近代农民大量进城做工，渐渐地削弱了以共同劳作为基础的大家族制度，也破坏了宗法制度存在的基础。其二，妇女地位得以提高。在传统中国，“料理家务”是妇女的本分，“女子不出门”是妇女必须恪守的道德规范，这就使她们长期处于家庭和社会的“附庸”地位。然而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吸收了大量农村妇女进厂做工，她们在整个工人队伍中所占比例竟高达35％左右。[24] (P489)因此，她们不但在经济上得以独立，还打破了男性垄断社会公共领域的局面，这是妇女获得应有社会地位的前提，也是对传统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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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概况
战后日本经济的复苏与飞跃性发展被称为一个奇迹，殊不知作为日本近代开端的明治维新同样是一个奇迹。短短30年间，由蔽塞落后的封建岛国一跃成为资本主义强国，其转变之快、发展之迅猛令人叹为惊止。经济发展决定社会变革的走向，那么明治维新前的日本社会经济处于什么样的发展状态呢？本文通过与同一时期欧洲城市的发展进行对比，研究近世日本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特征。
从日文文献中可以知道，日本的经济发展在18世纪期间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期间，以每年0.7的增长率持续了数十年之久。也就是说，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已经有了近代化的萌芽。0.7的经济增长率在今天看来也许不值一提，但是从当时的国际平均水平来看却是不容小觑的数字。不仅地方上的区域市场之间的交易增多，连接京都、大阪和江户（东京）的统一市场也逐渐形成。其中，大城市在人口结构、阶层构成、平民的生活方式以及消费水准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中世（12世纪末～16世纪末）的日本社会与欧洲社会一样，都是建立在庄园经济之上。原则上来说，所有的国土都被京都和奈良的贵族、寺庙神社、武家等势力分割占有。每个庄园都有自己小规模的市场，但是庄园本身并没有发展为城市。这主要是因为中世纪农村的社会生产力过低。但是，在庄园征收的税租（农作物或者金银）向京都或奈良运送的过程中，物资的流通随之活跃起来，物资交汇的地方开始发展为城市，这就是商镇或港口城镇。中世纪，水上交通是搬运物资的主要方式，因此水陆交通相接的港口城镇的发展异常迅猛。
到了中世后期，社会整体的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不仅是庄园的税收，其他商品也渐渐流通起来。与此相应，城市里的居民和商人脱离了统治者的制约，可以更加自由地通过商业活动获得利益。与欧洲不同的是，中世纪的日本城市没有基尔特这样的同业者行会，取而代之的是被称为“有德人”的德高望重之人代表居民，通过成员内部解决问题（这就是城市自治之滥觞）。但是，想用从属关系来控制城市居民或自治体是不可能的，因为武家权利作为公权，通过维护城市的稳定、促进商品流通的活跃获得了城市居民和商人的支持。
到了近世（江户时期），大名领主居城的周围-城下町的发展异常繁荣。这些城镇成型于中世纪后期，16世纪时遍及日本各地。近世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幕藩体制的政治系统相互呼应，互为一体。幕藩体制建立在“石高制”和“兵农分离制”的基础之上。
“石高制是按照土地的标准粮食收成来征收租税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领主把大米作为主要的税物或贡品征收上来，并用其交换自己和家臣武士生活的必需品或武器。”“另一方面，兵农分离制把家臣武士聚集起来，而向这些武士们提供武器和生活必需品的工匠和商人们也随之移居到城下町，并由此产生了商品物资的供需关系。这种以城下町粮食、武器和生活必需品的交换，以及城下町和农村之间生活必需品和农产品的交换为中心的市场就叫做藩域市场。”
以这两种制度为基石发展起来的近世城市促使商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日益兴盛。伴随着家臣武士在城下町的聚集居住，向他们提供财货或服务的商人、工匠和其他非农业居民也越来越多，人口的规模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膨胀。武家宅邸和町人聚居区、寺庙神社布局分明就是这种变化最好的证明。
近世城市作为流通市场或消费生活的中心地域，通过对粮食和工具等的需求、劳动力和资本的调配、生产和流通的系统化推动藩国的经济发展，同时其规模又受到整个日本经济社会的影响。在工业革命前的欧洲大城市，尤其是世界首个工业大国英国，因农业革命而扩大的大众有效需求，为市场的活跃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生机，交通方式的完善和国内市场的统一也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此外，海外市场的不断扩大又进一步丰富了都市的经济生活。与欧洲城市的发展相比，在幕藩体制的统治下不断发展是日本城市化的时代特征。各个藩国虽然采取了地区振兴等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但是受幕府“锁国”政策的影响，不论藩内市场再怎么活跃，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即使如此，近世日本城市的物资流通和消费生活空间的变化仍然对市场的扩大起到了不小的促进作用。
二、日本三大城市的发展
进一步细看近世日本的这种城市化进程的话，我们会发现京都、大阪、江户三大城市连接而成的中央市场在17世纪期间不断扩大发展，推进了商品生产流通的活跃和进化，成为工业生产向地方市场扩散的原动力。
当然，这三大城市各自有各自的特点，它们的特性与商品生产和流通的方式有关。京都和大阪市是工业城市，而江户则作为消费城市发展起来。并且，虽然同为工业城市，但是京都拥有古都的背景，其市场以高级丝织品、武器等传统工艺的手工业为中心，并且在丝织品、金银器具和武器等手工业生产上，无论是品质还是数量都远远优于其他城市。而大阪作为丰臣秀吉政权的根据地，用政策引发工商业机能，其市场主力是与日常生活物资相关的手工业，同时，这里是日本海沿岸、九州、中国地区、濑户内海沿岸等地物资的集散地，棉纺业等农产品加工业是其代表性产业。以这两大城市为中心的畿内（古代日本的行政区域）是当时日本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决定着商品生产流通的规模。
另外，巨大的消费城市江户从畿内和一部分地方领主那里运入手工业产品和农作物，在德川幕府的强大货币供应下买卖消费。与大阪和京都相比，江户的变化更加剧烈，18世纪时，其人口已过百万，日常生活物资几乎全部依赖于外部的输入，其中大部分来自大阪。尤其是食用油、酱油、酒等最终消费品更是全部依靠大阪的供给。通过大阪和江户之间的巨大流通渠道，两大城市形成了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但是，18世纪后半叶开始，由大阪和畿内供应的消费品渐渐被江户周边地区的产品所取代，不仅是农林水产品，甚至加工度很高的产品，江户对畿内和大阪的依赖性也大幅度降低。这一方面取决于江户周边经济圈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江户和地方藩国的贸易往来逐年增多。
由此，江户不再仅仅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而同时拥有了集散市场、中央市场的功能。到了近世后期，随着江户市场结构的不断变化，各种新商品层出不穷，流通机构也发生了变化。其中不断满足大众消费需求的商人和批发商店（屋とんや）的变化尤其引人关注。
批发商店起源于中世，当时，农村的定期集市被市区里的商铺买卖取代，批发商店、经纪人、零售商等行业各司其职，商业和金融及运输业出现了明确的分工。即使如此，17世纪前半叶之前，拥有全国性配售网络的专业批发商店仍然很少见，然而，到了17世纪后半叶，从地方运往江户、大阪的物资猛增，不同商品的批发商店开始出现，这些商店从地方购入物资，精细计算后再转卖给经纪人和零售商。
进入18世纪后，江户的城区规模迅速扩大，消费需求有了飞跃性的增长。同时，全国性的海上运输网形成，全国各地的物资和商品大量涌入江户，流通机构应运而生。这也对承担着流通重任的商人们带来了影响。为了使大量物资流通顺畅，商人们结成利益团体，成立批发商中介，于是，本来各行其是的商人们在贸易往来中有了商人团体的保护。并且，批发商的兼营化也具有深远的意义。以江户沙丁鱼鱼干的批发商店为例，因为不断兼营其他商品的批发，与其他行业的来往越来越密切，经营也就越来越稳定，鱼油和大米杂粮取代沙丁鱼鱼干成为主要的批发商品。“鱼油还算是和沙丁鱼鱼干相关的商品，相对而言，大米杂粮则和鱼干类商品没有什么关联。这种兼营对于批发商店的重要性在于，个体商户通过经营两种商品，可以将买进江户市场的大米杂粮的货款和卖出江户市场的沙丁鱼鱼干的货款相互抵消”。
另一个与近世城市发展和近代化关系密切的因素是农村工业的发展。非农产业的扩大和随之而生的货币经济不断渗透，使农民有了职业分工。在欧洲，脱离基尔特约束的农村工业在与不断扩张的城市的对抗中发展起来，农村手工业者和农民之间的商品交换最终脱离自古以来的流通机构形成了独立的市场圈。
日本也一样，商业化农业或农村工业的发展使自给自足的小农经营的规模不断缩小，扩大了商品生产的规模。但是，“虽说农村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地区的行业分工，却无法代替以谷物栽培为主的农业生产，对于大米和小麦、杂粮这些主食，几乎所有地区都能自给自足，因此并没有出现西欧工业化进程中所看到的农村工业与商业化农业的彻底分工。”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日本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虽然这个以农家为单位的社会从中世开始就频繁进行着市场贸易，形成了市场经济结构的雏形，然而由规模极小的家庭式经营构成的日本农村社会，却阻碍着土地市场和劳动市场的扩大，也制约着社会分工的进化。因此，日本近世初期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无法和17世纪的西欧，尤其是英国的发展水平相提并论。另一个原因则是幕藩体制和“锁国”政策的影响。英国本来就有城市自治的传统，再加上海外贸易的蓬勃发展促进了农村的行业分工，拥有大量土地的农场主将土地合并，以获取稳定地租为目的对土地进行改良投资。而日本在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下，家臣武士与土地完全分离，并且盛行，这大大抑制了农村工业的发展。同时，海外贸易规模极小，与国际贸易圈脱离，缺乏刺激农村工业发展的动力。
即使如此，以藩国为单位的区域间贸易仍然有了一定的发展，随着商品生产的深化扩大，小农家庭式经营的市场经济有了很大的变化，农村内部的市场贸易日趋普及。江户后期，纺织工业的发展规模极大，是农村工业的典型代表，小农家族式经营的家庭加工工业将农业和工业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也就是说，小农家庭式经营模式作为商品生产的经济主体已经参与到市场经济中。并且，从京都、大阪、江户等中央大城市扩散到地方藩国和农村的手工业生产也带动了地方上的行业分工。
三、结语
日本的城市化虽然不像西欧那样与农村工业有很深的联系，但是建立在批发商店和流通市场之上的城市消费生活丰富多彩，尤其是京都、大阪、江户等中央城市市场经济的发展异常醒目。围绕着这三大城市，地方市场（城下町）随着市场经济的展开得以蓬勃发展这一现象，在近世日本的城市变化中尤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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