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近代中越艺术交流的背景入手，对近代越南艺术对中国的影响和近代中国艺术对越南的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提出这种艺术交流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中国 越南 艺术交流
中国和越南是邻国，自近代以来就有着非常频繁的交往。作为两国交流重要内容的艺术交流在两国交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艺术上的交流必然会带来经济的交流，实现艺术上频繁的交流是两国共赢的重要基础，因此对其展开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一、近代中越艺术交流的背景
1、优越的地理位置
中国和越南是邻国，近代以来，两国无论是在官方还是民间都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政治上的交流为艺术交流提供了前提条件。另外一方面，中越两国在近代的民间交流更加密切，这主要是因为越南和我国的地理接壤点位于我国西南方，离我国的政治首都比较远，所以当地人大多都是自发与越南交往；再加上两国的语言可以互通，所以民间走动比较频繁。
2、相似的历史遭遇
自鸦片战争以来，我国遭受了西方列强的侵略，大量的土地被占领，从《南京条约》到《马关条约》、《辛丑条约》，我国慢慢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反抗外国侵略，我国组织了全民族抗战，并取得了巨大胜利。
与中国很相似，越南位于东南亚，并且是一个小国，在近代也遭遇了西方列强的侵略，自己的国家受到了欺辱，越南人民为了反抗外国侵略也组织了全民族抗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两国在近代有着比较相似的历史遭遇，这就为两国的艺术交流奠定了历史条件。
3、民族交往的推动
因为中国和越南是邻国，所以在我国西南边境与越南接壤的地区，很多民族和越南一样，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文化、民族传统，甚至很多越南人是中国人迁移过去的，这样就为两个艺术交流奠定了民族基础①。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节日，当我国西南边境地区举行盛大的民族晚会时，自然会吸引大批越南民众参加，从而加深了两国边境人民的感情。
二、近代越南艺术对中国的影响
1、近代越南艺术
近代越南人民创造了丰富的文化艺术，并且这些艺术有着很顽强的生命力，在近代抵抗了西方列强的同化②。越南艺术最初是其君主专制统治下的封建艺术，但是由于封建制度遭到了越南人民群众的抵抗，所以民间艺术得到发扬，民族文化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越南艺术有着很浓的民族特色。从建筑方面来看，雕刻和装饰艺术比较发达，同时也反映了人民安逸的生活，比如著名的笔塔寺的“千手千眼佛”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雕刻艺术，展现了人民的智慧。从歌舞等方面来看，越南歌筹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种歌舞，最初是越南宫廷的歌舞，后来演变为民间庙会或者节日的一种庆祝方式，在越南的很多村寨都会凑钱搭戏台来表演。从绘画来看，越南有非常著名的肖像画和宗教画，并把这些画绘制在各种木板、丝绸上，色彩鲜艳、耐用性强③。越南的民族绘画都取材于人民的日常生活，有着很浓的民间风格，反映了越南人民的生活和历史，包括军事战争、家长里短等。因此，近代越南艺术是丰富多彩、充满特色的，有着很浓的民间特点，在民间流传很广。
2、近代越南艺术对中国的影响
经过民族交往、贸易往来等，越南艺术传入我国，对我国的艺术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比如越南近代的建筑艺术包含各种磨漆制品和磨漆画，这种构造对我国的建筑也有很大影响，在我国西南地区（广西、云南）很多地方至今可以看到，他们的建筑都使用胶漆装饰，特别是一些贵重的亭台楼阁更是如此。
另外一方面，近代越南的绘画经常放在丝绸、木板上，起到很大的装饰作用，而这些丝绸、木板都作为越南的土特产品输往中国，越南绘画通过这种贸易在中国广为流传，不仅在西南地区，在中国其他地方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内地很多人开始模仿这种绘画形式。
越南的歌舞在中国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主要还是通过民间的交往。上文提到我国西南地区和越南有着很深的民族渊源，很多民族都有着共同的节日，所以当我国西南地区庆祝民族节日时，越南的人民群众会带着自己的歌舞来参加，这样就使越南民间歌舞传入中国。
三、近代中国艺术对越南的影响
与越南相比，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有着五千年的文化，并且也是唯一一个没有灭绝的四大文明。从建筑方面来看，中国的建筑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以大气、庄重为主④；从歌舞方面来看，我国的歌舞也是起源于宫廷，后来流传到民间，并且每个地域都有属于自己本民族的歌舞，特别是多民族聚居地的西南更是如此⑤；从绘画方面来看，我国古代画家数不胜数，很多著作流传于世，在民间也有非常丰富的绘画题材。
近代中国虽然遭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但是本民族的文化依然得到发展，没有流失，这也为传入越南奠定了基础。中国艺术传入越南是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的，不仅有民间的民族互动，还有官方的传播，中国在近代经常会派一些演出团到越南，也深受越南人民的喜爱。
相比较越南，近代中国对其影响更大，特别是在歌舞、绘画、建筑等方面。越南的很多戏曲都是受到中国戏曲的影响，因为近代中国很多剧团到越南演出，观看这种演出也成为越南人民生活的重要内容⑥。
越南有着从剧、嘲剧等形式，都是来自于中国京剧的影响⑦。从从剧来看，主要内容来自中国的四大名著，并且演员穿的衣服、用的道具都和京剧很相似，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越南的从剧来自于中国京剧。嘲剧也是越南人民非常喜爱的剧种，这种剧种主要是受从剧的影响，在农民中比较流行。嘲剧的表演形式丰富多彩、异常活泼，演员甚至可以和观众进行互动，同时也反映了劳动人民对封建统治的嘲讽，所以这种意图和京剧很相似，从根本上来分析，也是深受中国京剧的影响。改良戏也是越南南部比较流行的一种剧种，也是在越南从剧、嘲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内容包容万象，有时还启用越南比较传统的题材，有时采用了中国的传统剧目。
不仅在戏曲上，越南在歌舞上也大量借鉴了中国歌舞的内容，比如越南的民歌非常丰富，旋律也很优美，主题包罗万象，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反映越南人民爱情的，同时也有反映越南人民坚强的斗争精神。在乐器方面，中国对越南也有很大影响，比如中国使用的琵琶、笛子、三弦等乐器，经常可以在各种表演中见到。
在建筑方面，中国建筑艺术对越南近代建筑也有很深的影响，在现代仍然可以在越南看到中国建筑艺术的烙印。比如越南有非常著名的文庙，其建筑风格就是模仿中国的孔庙，文庙的文湖、文池等方面的建筑风格都是中国式的。越南近代的皇城也是模仿中国故宫的风格，从总体上体现了对称性。
中国艺术流传到越南地区，很大一部分是受到中国逃难者的影响，主要是因为明朝的大量抗清官员失败后逃到了越南，他们在越南的华侨地区开辟新的生活区，同时也将中国的艺术带到了越南，目前在越南依然可以看到充满中国明朝风格的建筑，并享有“海外中华”的美誉。
四、近代中越艺术交流的意义
艺术交流是两国文化交流的一部分，也为两国文化交流提供了前提和基础，促进了两国文化的交往，为两国文化艺术繁荣奠定了重要基础。其次，艺术交流必然会促使民族往来加强、民间交流频繁，所以艺术上的交流会带来两国经济上的合作，为两国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特别是西南边境地区更是如此。再次，中越两国的艺术交流为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近代开始，中越两国的友谊就开始在这种艺术交流中加深。最后，中越两国近代的艺术交流在抵抗外来侵略的时期也没有停滞不前，这也反映了两国人民在文化上抵抗西方列强的同化，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本质。
在经济上中越两国已经受惠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两国互相取消了关税壁垒，经济上互动更加频繁，并且两国在商品方面有着很大的互补性，所以经济上的往来是双赢。经济上的交流必然会带动文化艺术上的交流，而文化艺术上的交流也会促进经济交流更加频繁，加强两国文化交流是促进经济发展、繁荣的重要前提条件。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越两国在近代有着相似的历史背景、优越的地理位置、频繁的民间交往，所以中越两国从近代开始在艺术上就有着很频繁的交流，对两国的艺术繁荣有着很大意义，也为日后两国的经济交流奠定了基础，从历史经验可以看出，两国频繁的文化艺术交流是两国实现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应该得到发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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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卢浩贤、崇左，《打造中越文化交流与合作优质平台》[J]《.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1（5）：42-44
⑥赖兆年，《论21 世纪初的中越文化交流》[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5）：93-95
“这次画展，对于两岸通过交流，加深了解、理解，进而深化感情，共同携手创新乃至复兴中华文化具有重大意义。”
在以“多元化时代的台湾美术”为主题的论坛上，李永萍作为嘉宾致辞。正如有人评价的那般，李永萍的语言风格“果断、明快、有魄力”，但作为一位曾创办并领导前卫艺术剧团达10年之久的文化人，谈起本次画展，她颇显动容。“两岸自20年前开始交流，近10年交流加速，突破了许多瓶颈，但这一展览是过去无法达成的事情”，她说，“两岸分隔60年，台湾美术的发展史正是我们观看两岸差异以及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图像呈现”。
李永萍谈到，台湾文化杂糅了荷兰、日本、美国等多元文化，这是来自历史的烙印，但“台湾承袭中华文化是无法抛开的血缘联系”。“完成新时代中华文化的复兴是两岸的共同使命，而未来华人文化地位的崛起以及华人文化品牌的出现，还要寄希望于两岸的共同合作。”她认为，文化的创造力，只有在自由的环境中才能达到高峰。
“两岸的政治问题不管如何复杂，只要持续推进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文化交流越多，就越觉得两岸是一家人。”在这样的观念下，李永萍提出“文化再创造”的理念，即对原创文化的支持，以及传统文化的原创性发掘。她也举例指出“文化创意”已成为台北人的生活态度与工作形态，台北市平均每5家企业中有2家从事文化创意产业，每年“文创”产值增幅超过6%。而两岸著名的文化创意产业案例在许多方面具有相似性，因此更可以寄希望于两岸合作，将传统艺术艺术融入民众的生活中，继而发扬光大。
倪再沁：本次画展只是一个开端
在前来参加“美丽台湾”展览的艺术家中，倪再沁是比较特别的一位。简约的衣着，云淡风轻的神情，看上去很像一位颇具风骨的学者。诚然，任教于台湾东海大学的倪再沁，不仅在美术系担任教职，还长期从事文学与美术理论方面的研究工作。身兼专业评论家、艺术家、教育者、艺术史学者、行政者等多重身份，使得倪再沁对于世界的认识不仅以美术的方式，还具有独到而深刻的文化视角。
虽然不是第一次来大陆参展，但对本次画展，他却投以不同以往的期望，“交流，会起到借鉴、对照、促进的效果”，倪再沁说，“两岸一开始的交流都是制造业、经贸业，现在进入文化领域，可以让两岸一同思考在所谓的现代性、当代性的过程中存在哪些与我们的民族性、主体性不合的东西，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们可以看到大陆美术界的一些问题，也期待大陆美术界指出我们的盲点”。而两岸的交流最终要回到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代复兴这个现实层面上。他不无痛心地谈到：“今天现代性、当代性基本上是西方的东西，游戏规则是西方人定的，艺术的规则也是。我们谈现代性是在他们的游戏规则里谈我们的问题，我们应该用自己的游戏规则。”
在这一点上，倪再沁敏锐地捕捉到了本次展览形式的特别。“这次的展览是同台湾民间的一次合作，这次的尝试是一个开端。”他快人快语地指出，虽然官方与民间都存在各自的优点，“官方有一定的代表性，它拿出来的东西规格化、比较准确，但民间的东西差异性比较大，有时候可以达到特殊的效果。尽管有些时候也会有些不尽如人意，但不能过于求全责备”。
倪再沁也同时指出，目前的文化交流仍多以联谊活动为主，较少深入到学术层面。他对两岸文化艺术界未来的合作提出了更高的期许，“希望能从文化联谊走到更深层的思想性，这样才能产生更大的前进作用”。
朱为白：中国精神是最重要的主题
“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要面对未来、国际，面对西方话语权，一定要握紧中国的感觉，否则人家不一定欣赏你，进行中华文化国际上的复兴是很重要的。”
在台湾画坛，作为一位无论是在材料与技法、观念与风格上都独树一帜的艺术家，朱为白的艺术可堪称与时代紧密相连。在他将近60年的创作历程中，他不仅只表现一种视觉形象，更着意于表现一种扎根传统，与时俱进的艺术理念。
认真参观过展览，这位87岁的老艺术家满怀深情地说：“本次展览历史意义很大，通过它，可以看到台湾社会文化一百年来的演变，一个艺术发展的背景。虽然它经历了不同文化浸染，但最终导向了中国精神，这种精神是两岸美术发展之中最重要的主题。”作为一个具有民族意识的艺术家，朱为自强调民族意识对艺术、乃至地区发展的重要性。“作为一个中国人，传统文化自然地发自于每一个艺术家的内心，自然地流露在他的艺术中。只有纯粹的超越于政治的艺术，才可以发展得更快，从台湾艺术的发展来看，有了现代的艺术，才有了时代的发展和后来台湾的起飞。”
朱为白认为艺术开拓是无限的，但艺术家内在的对于传统精神的传承，才会激发出艺术家更强的生命力。在这一方面，他表示两岸可以携手并进。“两岸可以相互学习，并加入个人体悟，在发展的方向上一定要坚持自己的精神理念，在两岸美术交流之下，发展出不同的艺术风格，而精神的总指向是一致的。”在此基础上，他格外强调艺术的创造性，“在我们那个年代里，不仅创造了自我的艺术理想，同时也影响了社会对原创精神的开拓”，“艺术家一定要敏锐地感知当下时空的感受，将它与民族的精神、生活的环境、时代的演变及个人生命的成长结合在一起，这样才有艺术真正的发展”。
廖仁义：找回两岸同胞相知相惜的情感
“如果没有过去20多年的交流作为基础，这个展览不可能顺利走到实现的这一天。每个人都知道过去这段交流虽然硕果累累，却也得来不易，因此，我们非常珍惜这个历史时刻，决心办好这个展览，才不辜负过去辛苦为两岸交流打下基础的前辈，也才不辜负两岸为此次展览付出心力的每一个人。”作为“美丽台湾——台湾近现代名家经典作品展”策展人的廖仁义对记者这样说道。
活动的缘起――达创作教学之理 拓音乐交流之道
此次中韩作曲家作品交流系列活动，是主办方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以下简称“音乐学院”)加强国内外艺术交流、探索高层次学术研究、促进艺术教育改革及艺术创作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学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精心准备和策划此次交流活动，目的不仅仅是加强两国音乐文化的互动，更重要的是开拓音乐学院的国际视野，通过与具有国际声望的音乐家的接触与沟通，推动我国当代音乐创作和音乐教育的发展，提升中国音乐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是部级骨干音乐教师培训基地和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具有音乐学博士学位授权资格，完成了大批在国内有影响的教学和科研成果。“十五”期间获得国际、国内各种奖项22项，举办大型学术活动10余场。音乐学院利用其良好的学术传统、资源优势和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培养出了音乐学科方面的大量专业人才。
此次中韩作曲家作品交流系列活动，正是音乐学院以创作和学术交流促进教学实践这一传统的延续和传承，是提升学院师生艺术修养的重要手段之一。正如音乐学院院长、作曲家杨青教授所说：“我们不仅要学习、研究一切优秀的音乐文化成果，更要积极地催生艺术品的生产，因为创作是音乐事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音乐学院也有责任为国家培养现代音乐的创作型人才。”
此次来参加中韩学术交流活动的代表团，是韩国现代音乐创作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作曲家队伍，其中包括ISCM(国际现代音乐协会)韩国委员长、韩国作曲家协会副理事长陈圭英，庆熙大学音乐学院教授禹东熙，TACM音乐总监、郑律成国际音乐节组织委员李镇宇，韩国大邱现代音乐节总监、Modern Ensemble(韩国现代乐团)总监金釉梨等作曲家。他们都是TACM(三位作曲家音乐联盟)的成员，该联盟因最初是由韩国三位作曲家发起创立而得名，目前已有包括欧洲在内的15位优秀作曲家加盟，是享誉世界的国际性音乐组织，因此系列活动是音乐学院一次高层次、高水准的跨国学术交流活动，而且双方的交流合作还将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
心灵的震撼――音乐盛宴 匠心独具
4月21日晚，中韩作曲家学术交流系列活动的重头戏――中韩作曲家作品音乐会在音乐学院音乐厅上演。
音乐会首先由韩国现代乐团演绎了韩国作曲家李镇宇教授的作品《为女高音和5位演奏员而作》、陈圭英教授的作品《归乡》、禹东熙教授的作品《SORI――为大提琴而作》和中国作曲家姚恒璐教授的作品《双磬》。随后，音乐学院乐队演奏了中国作曲家张大龙教授的《探戈》、尹铁良教授的作品《辞章四阕》、周雪石教授的《山韵》和胡艺芳博士的《菩萨蛮》。
这些作品吸收了民族传统音乐的精华，并大胆运用现代音乐元素，因此演出不同于以往音乐会的古典浪漫，而是富有想象、天马行空的视听效果。
整场音乐会演奏的曲目都是中韩两国作曲家近期创作的作品，其中有三首作曲家的作品是世界首演。两国作曲家们用各具特色的音乐语言，倾诉了内心的思绪，诠释了对现代音乐的理解。此外，两国作曲家共有的文化传统，还使这场音乐会既充满着古老的亚洲文化乐韵，又展现出当代东方音乐的崭新风貌。
交流的延续――借鉴和推广同行 传承与发展并重
除了交流音乐会，李镇宇、全商直、金釉梨等三位教授还为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学生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讲座。李镇宇演讲的题目是《音乐的旅程》，他首先介绍了自己从事音乐创作的旅程，以及在学习现代音乐创作中，由开始的抵触到后来的接受，再到慢慢被现代音乐所感动的过程，并用实例向同学们展示了现代音乐的迷人魅力。接着，全商直在题为《我的作品世界》的讲座中，用高科技手段介绍音色搭配在创作中的作用，使学生们从视听两方面感受到强烈的冲击和震撼。最后，金釉梨教授简明直观地概括了现代作曲家们最通用的记谱法。
在“中韩作曲家现代音乐创作研讨会”上，与会的韩国作曲家认为，亚洲文化有别于欧洲文化，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全盘接纳西洋音乐就会丧失本民族的文化个性，亚洲作曲家应立足民族传统和本国音乐特质，以包容的态度创作音乐，寻找我们自己独特的文化精髓。为了寻找这个同宗同源但已发展为各具特色的“文化”，两国的作曲家通过各自的新作和西洋优秀的音乐作品进行此次交流，增进了解，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两国作曲家希望将这种合作和学术交流的关系长期延续下去，为确立亚洲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做出各自的贡献。
中国作曲家认为，中韩两国是隔海相望的近邻，文化交流史源远流长。从古至今，两国人民互通有无，彼此借鉴，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两国地缘相近，两国民众有着天然的亲近感，音乐语言的交流使两国的作曲家更增加了彼此间的了解。通过此次的中韩作曲家作品交流等一系列学术活动，两国艺术家之间的深厚友谊必将延续下去，并且在世界音乐文化的发展中产生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近代中国；农民工群体；社会变迁；互动关系
中图分类号：F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3-0047-03
农民工是社会变迁的伴生物，同时也是社会变迁和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当代的中国民工潮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目前已成为至关重大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也自然成为学者们探讨和研究的焦点。
作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当代农民工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农民工在近代的历史存在，却门庭冷落，少有问津，这不可谓不是农民工研究的一大缺陷。池子华教授所著的《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以苏南为中心对近代时空下的农民工群体的产生和流动做了全方位、多角度的考察，无疑不是弥补了这一缺憾。
历史是逝去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自然延续。农民工问题不仅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只有把农民工问题放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审视，才能搞清楚它形成、演变的趋向及时代特征。该书作为第一部以农民工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的学术性著作，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填补了农民工研究的一项空白，这就是该书的学术价值所在。
一
《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是池子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民工与社会变迁――以近代苏南为中心”的最终成果。该书一共13章，36万字，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内容翔实，剪裁精当，在占有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近代农民工的源流、生存状态及农民工与近代城乡的互动，探究了近代农民工调控模式的成败得失，并以史为鉴，论述了农民工的历史价值。该书是一部严谨的史学研究专著，但通读全书不难看出字里行间浸润着深切的人文关怀。作者立足近代时空，在文字和情感上深入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空间和精神世界，用实证的手法、严肃却不失人性化的笔调，展现了近代农民工群体的期盼与失望，抗争与无奈，弱小与强大，卑微与崇高，理智客观地分析了近代社会中的农民工群体和农民工群体作用下的近代社会。读罢此书，既有学理上的启迪，又有思想上的震撼。
首先，作者对农民工产生的背景做了详细的介绍。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开始处于由传统社会走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期，新的经济因素不断增长，近代工业大量的兴起，城市的近代化不断向前推进，农村社会受其影响不断发生裂变，大批量的农民逐渐走出封闭的农村，走向繁华的城市，开始了务工经商，也由此形成了近代社会的打工群体。可以这么说，近代农民工群体是社会变迁的产物，他们的出现对社会变迁产生了多元复杂的影响。
其次，作者在第二章里分析了近代农民工产生的原因。他认为，近代中国之所以出现严重的民工潮，是因为多种因素的“合力”所致，有内在的社会结构性原因，有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原因，有乡村经济转型的隐痛，有工业的发展以及城市的近代化的吸引，还有城乡经济位差的现实存在等因素。这些因素的合力使近代中国民工潮潮起潮落。
其三，探讨流民的“流（向）”与“（职）业”。作者对农民工的流向与职业进行了具体的结构性考察，不仅考察了他们的空间位移，更重要的是具体地考察了他们的“职业流向”，也就是他们的谋生方式。作者在第三章里，一开始对农村的离村现象进行了量化考察。在随后的章节中，他又细致的分析了流民的职业流向，由于进城农民素质构成难以适应城市化对“现代人”的要求，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缺乏竞争优势，在职业选择上被脏、累、差、险以及“低贱”职业所选择而不得不居于社会下层。作者通过对这些谋生方式的研究，认为农民工看似可以自由的选择职业，但是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选择往往是迫于生计，职业选择民工的现象更为普遍。在书中，作者还专门对“打工妹”现象的出现、自然构成、社会构成以及空间与职业流向进行专门研究。
其四，全面展现了农民工生活的状况。文中第八章，以劳资冲突为切入口，考察了农民工对政治生活的参与；第九、十两章则以农民工的衣食住行、文娱为视角，考察了农民工的物质、精神生活及其生活方式。
其五，揭示了农民工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关系。作者对此也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进行了多角度的透视。作者认为，作为农民工这样一个复杂的群体，其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是复杂多元的，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不能一概而论。作者在第十一章里指出了，流民入城对于城市近代化有推动作用，同时又对由于近代中国工商业发展的不充分以及城市化过度，根本无法吸收滚滚而来的民工大军，而引发的“城市病”综合症作出了客观的分析。在第十二章里，作者对农民工与乡村社会会变迁的互动关系进行了仔细分析，既考察了苏南农村社会变迁的农民工“激素”，有对其不容忽视的负面效应作出了客观的评析。
其六，农民工问题的调节与控制。作者认为产生农民工的因素是多元复杂的，那么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方法也应该是多元的，而且应该“对症下药”。作者在专著的最后一章里，详细介绍了民国年间有代表性的三种学术流派对于农民工问题的解决措施。对这些措施的利弊，具体实施的成效，作者都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认为，对于这些理论，虽然在近代中国社会未能行得通，但还是有不少合理的内核，具有可资借鉴的时代价值。
二
作为我国研究流民史的专家，池子华教授也是近代流民史研究的开拓者。“农民工属于流民的范畴”，所以在某种角度上，《农民工与社会变迁》一书可以视为作者在这一问题上的深入研究，也可以说此书是作者多年学术积淀的结晶。该书继承了《中国近代流民》、《中国流民史（近代卷）》等专著的思想和写作风格，同时该书特点鲜明，其中以下几个方面尤其值得称道。
首先，学科交叉的理论体系。专著力图打破“科际”壁垒，尝试进行跨学科研究。通观全书，我们不难发现，本书虽以社会史为基础切入视角，但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综合运用了社会学、统计学、文化学、人口学、社会心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相关理论，交叉研究，力求多层次、多角度对近代农民工问题进行深度透视；动静结合，从而使社会史在近代农民工问题上呈现出一门动态，独立完整的学科体系。跨学科方法的运用使得本书视角独特，视野开阔，有很强的可读性。与此同时，作者在考察民工群体时，还把整体性研究与区域性（苏南地区）研究结合起来，宏观考察与微观剖析结合起来，理论研究与方案措施结合起来，把历史与现实衔接起来，从而架起通向未来的桥梁，达到了鉴史资治的目的。这就使得本书集深度与广度为一体，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时代的价值。
其次，多角度的深度透视。作者在考察近代民工潮现象时，并没有单纯从历史角度进行研究，而是运用社会学与文化学的方法与理论进行系统的分析，以求多角度多层次地考察。
其三，丰富的资料。众所周知，对于流民史的研究，收集资料是一个巨大而艰难的工程，其多少和准确性更是一个关键，这是基础，决定着之后的一切结论。一丝的差错就会令结论谬之千里，而作者池子华先生无疑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这也是此书给我的一个很深印象。从书中我们不难发现，《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占有翔实的资料，从档案到报刊，从官修正史到民间歌谣，旁征博引，作者用功之勤，可见一斑！
其四，论点明确，予人启迪。作者通过潜心研究，在书中提出了不少深邃见解，给予了读者诸多启发。例如，农民工进城与城市社会的互动关系。作者指出，农民工涌入城市，无疑是促进了人口城市化进程。对于这种人口变动，自近代以来就褒贬不一，其中民工进城的“病态观”，差不多成为一般人的共识，而对其“常态”或正效应的一面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农民工的“城市集中”，应该说对近代中国社会有着相当积极的影响。农民工的蜂拥而至，加速了城市化进程，为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廉价劳动力。农民工自身的人际交往范围也有所扩大，他们受城市文明的熏陶，使他们的思想行为越来越远离传统而具有了“现代性”。而且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流民的“回流”把城市文明又输入到乡村，给封闭的农村带来新鲜的空气，家族散之四方，给根深蒂固的宗法制度以有力的冲击。在此过程中，最为明显的就是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中国工人阶级诞生了，并在中登上历史舞台，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领导力量。但是由于农村推力强劲而城市近代工商业发展不充分，使得城市根本无法吸收汹涌澎湃的民工潮，由此引发了“棚户区”现象的普遍化，城市供应的紧张，交通拥挤，物价飞涨，城市就业困难失业率高，劳工待遇恶劣，城市技术革新停滞，社会治安状况堪忧等多种“城市病”。这些论点，符合实际情况。
其五，时代价值。在书中，池子华先生提到，民工聚城具有正负两方面效应，即可以加速城市发展的进程，又给城市带来难以承受的“城市病”。放眼当代，今天的中国正处在深刻的变革之中，社会的转型，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阶层的分化，已经导致了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民工潮汹涌澎湃，社会矛盾凸显。如何充分发挥民工潮的积极作用并将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已成为政府急需解决的难题。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以苏南这一典型地区为中心，对近代农民工进行历史考察，汲取历史上对于农民工调节与控制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解决当代农民工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正如金无足赤一般，该书也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如本书仅以苏南为中心进行典型性研究，尽管把整体性研究与区域性研究结合起来，但比较研究不足。倘能对东北、西北、西南、等区域性的农民工进行研究，并与苏南农民工进行比较，当会使本书更具学术价值。尽管本书还存在一些不足，但作为第一部以近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的学术性著作，它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同时，书中提出的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也给我们以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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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玛窦时期，西方传教士是穿着儒装进行传教的，他们友好的架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随后，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虽有矛盾，多是围绕着礼仪、风俗问题进行的争论。而近代以来，西方强势与中国的没落局势下，西学的再次到来变成了一种强制，这种强制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表现的最为明显。
鸦片战争的爆发使清政府的禁教令成为一纸废文，《南京条约》的签订使东南沿海的五大城市成为西学传播的重要地点。面对陌生的敌人，晚清士人和士绅阶层开始觉醒，林则徐在虎门销烟时亲自目睹西方的坚船利炮，因此，林则徐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在鸦片战争开始前，林则徐便为知己知彼做了准备，他到广州后，便积极搜罗人才翻译西书，研究外国情况，甚至将翻译好的重要报纸送达北京，供皇帝参考。徐继在就任延津绍道道台时，鸦片战争爆发，自此，这位在内地出生成长，沿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人生轨迹生活的读书人开始觉醒，并参考西方资料及传教士所著书目写成《瀛寰志略》，并在提及相关国家的时候对该国的历史、民俗、政治进行介绍。魏源无疑是这个时期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家。他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意识，在撰写《海国图志》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并在书中以大量的笔墨介绍英美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和文化事业，号召人们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摆脱被侵略的命运。在科学方面，李善兰、王韬、管嗣复、张福僖为科学界的代表，在屡试不第的情况下，居于江浙沿海的他们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开始接触西学，并在探索中开辟了中国科学近代化的道路，为中国早期科学发展和工业化的起步奠定了理论基础。
新式学堂也在传教士的影响下在逐渐兴起。最开始是传教士将南洋地区的学校迁往香港，其后传教士在通商口岸创办的教会学校，并逐渐扩展到内地。根据汤清先生在《中国基督教百年史》的统计，1839年―1860年期间，传教士在五个通商口岸创办早期教会学校38所，这些教会学校秉承中西教学的传统，宣传基督教的同时向学生教授中西文化。在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也开始着手创办新式学堂，清政府先后创办了同文馆，广方言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其中传教士傅兰雅创办的格致书院是一个特例，格致书院由外国人倡议，但不是教会学校也不是外侨学校，不少中国士绅参与其中，但它不完全由中国人管理，不完全听命于中国政府，它的管理权在董事会，董事会由中外人士组成，它是特殊时期上海华洋杂居情况下出现的特殊教育机构。
中国的近代报业也在此时段起步，除《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外，五口通商后，创办有《申报》《新闻报》《点石斋画报》等。到19世纪后期，介绍西学最为集中，影响力最深远的是《万国公报》与《格致汇编》。报纸中所传播的西学，比专门译书机构更为快捷，信息传递更为及时，影响力更大，但知识零散，难成体系。报道的内容多时美英法日等国家的时事，战争等等，在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学习西方的参考体系之外，还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国计民生的思考。这一点在维新变法时期展现的尤为明显。
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的需要，晚清政府也采取了相关行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便是由晚清政府创办的，历时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翻译馆，它对于中国的近代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翻译馆采用西译中述的方法，翻译书籍180余种，涉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医学、农学、工艺制造、船政、军事科学、工程、矿学等学科。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不会总是呈现出安定祥和的状态的，随着战争的推进，侵略的深入，西学的影响日益扩大，中国的近代化也随着侵略被迫向前。但这种被迫前进时常化成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在这些除了战争之外的冲突中，教案是中国民众与传教士之间最激烈的冲突表现。从利玛窦开始，传教士在中国传统社会向近现代化转变的过程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而其双重身份使其行为同时兼具天使和恶魔的双重性质。在中国近代自然科学、教育、军事、医疗、农业发展方面，传教士是传播先进知识的天使。而站在宗教扩张、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扩张的道路上，传教士是侵略者的指南针，为侵略者提供情报、舆论支持，甚至在许多教案冲突中，传教士亲自充当屠杀者和恶霸。而在今天，知识文化交流更为便捷，科技变革更为迅速，互联网将地球变成一个“村庄”。中西文化交流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时代。而在这样的时代，西方的节日、科技新宠、娱乐方式商业化泛滥的出现在中国的街头巷尾，我们更应理性的反思，未来的中西交往该如何继续进行，是一味的批判西方过度的自由化，还是继续以西洋为商业噱头进行铺天盖地的宣传。我想，这些传教士曾给予我们启发，暂且不谈他们在中国的近代化历程中曾犯下了怎样的错误，单从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心怀信仰，开始了穿越半个地球的航行，传播文化，这种在文化上的自信与挚爱，就值得我们深刻的反思，在市场化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该如何发展，我们该如何热爱自己的文化，并使其在热爱中前进而不是固步自封，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也是需要我们在民族复兴的路途中需要妥善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摘要】展望未来，衢州二中将秉持以课程为主，学科渗透，交流互访，开展特色鲜明的主题活动，拓展国际理解教育的“业态”，扩大对外教育的交流领域，提升国际理解教育的国际影响，在民族性与国际性的融合中，迎来万紫千红的锦绣春色！
随着全球化影响日益加深，国际理解教育作为一种培养和提高人的国际理解意识、技能和综合素养的教育理念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我国新近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提出：“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研究和开展国际理解教育，是当今中小学校的重大课题。近年来，衢州二中依托衢州“南孔文化”资源，结合长期的外事交流实践，将国际理解教育课程化，做了大量积极而有益的探索。开展国际理解教育，首先要正确定位。衢州二中的理解是：学校应着眼于实现民族自尊基础上的国际主义与在国际理解基础上的爱国主义的统一，以培养“具有中国文化底蕴，同时又具有国际视野与沟通能力的中国公民”为教育目标。开展国际理解教育，还必须寻找一种切实有效的途径和交流切入角度，使之真正落到实处，产生实质性的意义，而不能流于形式，或成为时有时无的“花瓶工程”。衢州二中的做法是：无论是教育环境的创设，还是各种相关活动的开展，都必须以地方课程或校本课程为有效载体，进行深度挖掘和开发。
挖掘“南孔文化”资源，营造国际理解的学校文化
衢州是部级历史文化名城、孔氏南宗的发祥地、围棋发源地。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衢州二中便开始深入挖掘“南孔文化”资源，积极打造无“孔”不入的儒学校园，深入发动师生和校友，开发一系列“南孔文化”课程。伫立在学校草坪上高大的孔子雕像，刻有《论语》经典篇章的“论语墙”，出自《论语》典故的每一条道路、每一栋建筑的命名，南孔翰林院专题学习网站等都是各个课程开发小组辛勤劳动的结晶，让师生浸润在厚重的儒学文化熏陶之中。儒学辩论赛、参加祭孔大典等活动已成为深受广大师生欢迎的第二课堂。徜徉在校园里，不时能听到师生之间说儒论道。学校浓厚的儒学气息和鲜明的办学特色，吸引了越来越多来自世界的目光，成为衢州对外交流的一个窗口。近几年，学校先后接待了美国雷德温市政府代表团、国际教育界人士，如“汉语桥”——美国中小学校长代表团、海外孔子学院院长代表团、非洲英语国家中学校长代表团、意大利师生访问团等80多批国际友人，教育交流已从学校层面向政府高层发展。而这些，正是国际理解教育课程的绝佳素材。每次国际友人来访，学校都组织各接待小组认真策划，制订十分详尽的接待方案。师生们积极向外宾介绍衢州的南孔文化，推介二中的儒学校园文化。我校师生对民族文化的高度认同感，对外域文化的理解和尊重，给外宾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高层次海外代表团的频繁来访提升了我校的办学品味，更拓展了师生的国际视野，提升了国际交往能力。
关键词：水彩艺术；当代性；国际化
水彩艺术虽然是一门最古老的艺术，但也是一门年轻的艺术，成熟的现代水彩真正影响世界才区区几百年的时间，传入中国才百余年，发展时间虽不长，但其发展速度与影响力却是前所未有的。许多传统画种，比如西方的油画和中国的国画，以及各个不同国家地区的地域性画种的形成与发展，都耗费了相当长的时间来进化与培育。不论哪一个画种，达到何种成熟的程度，都属于“一方文化”，难以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艺术语言。油画可以称得上一门世界性画种，在全球的普及程度较高。
物种的传播，必须通过交流，同时通过各种不同的载体。植物的传播需要风和昆虫，动物的变异进化需要地里环境变化和物种，文化的发展需要交流并依附生产力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印记，创下了各个不同时期的文明。以地域为线，中国敦煌丝绸之路、大漠埃及、黄河流域、两河流域，这些发源于大漠草原、河流的文明，从远古至近代，经历的是漫漫“进化”之路。考察一下油画发展的规律，可以发现，每一次美术思潮与手法的变化，越接近现代，其周期便越短。中世纪的油画手法及风格，几百年经久不变，或者说处于不见痕迹的转变过程，文艺复兴的到来，用了近一个世纪的孕育过程，古典主义油画从成熟到变革，历时几百年，细读一下古典主义油画，整整一个世纪，其进展缓慢前后画风变化不大。
近现代艺术流派推陈出新的变化，皆以工业革命为大背景。工业革命以及航海事业的发展，使人类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海洋文化时代。海洋文化与以陆地为生存条件的农业文明、畜牧文明有着天壤之别，其最大特点是传播迅速，地域互融。
水彩画是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和航海扩张的历史过程发展起来的，是一门具有海洋文化特色的艺术品种。所谓海洋文化特色，指的是水彩艺术的当代性与国际走向，可从以下几方面去进行考察：
其一，水彩画的基础理论（光、色）来自近现代物理学研究成果，水彩画所用的颜料与纸张，都与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可以说是现代科学技术为水彩画奠定了物质基础。
其二，水彩画的发生与发展，移植与传播，多以沿海城市为土壤。英吉利海峡，是水彩画的发源地，威尼斯海上水乡是水彩画的摇篮。中国的上海和广州，都是移植与传播水彩画的沿海城市。纵观全球水彩画发达的地区一般都位于沿海城市。水彩艺术之花，缘水而开，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其三，海洋文化。是一种打破地域界限，全面交融的文化。虽然水彩画是一门年轻的画种，但她在比其他画种更短的时间内，迅速传播，普及全球。尽管水彩画与一些传统画种相比，不能作为地域性的主流画种，比喻国画在中国的地位或油画在欧洲的地位，但就水彩画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而言，却是没有一个画种能够比拟。近年来，我们从上海朱家角国际水彩画双年展，深圳国际水彩画双年展，意大利水彩节，土耳其国际水彩节，以及英国皇家水彩年展，美国水彩画会年展等世界性的水彩画交流活动中，可以看到。水彩画是一门参与性最高的画种。
其四，海洋文化，是一种当代文化。水彩艺术与海洋文化共生息，充分显示出其旺盛的性命力。水彩艺术与世界上其它成熟的传统画种（油画或国画）相比，没有沉重的文化负担，在各种艺术思潮的冲击下，水彩画应对自如，包容并按照自身的规律去发展。尚辉在评论2015年深圳国际水彩画双年展时说到：“此届深圳水彩画双年展征集和最终入选并获奖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水彩画作，既让人们窥见了依然处于现当代性探索状态的欧美水彩画，也让人们获悉包括主办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早引进此种绘画进行文化与时代跨越之中，所不断激发出的勃勃创造生机。”“将日常视觉经验转换为超验性的视觉体验，是水彩画探索艺术当代性的重要特征。一方面，许多日常经验因熟视而无睹，画家却在这些几乎被人们视为视觉盲区的形色中予以重新发现，另一方面，水彩画的材质与技艺的审美性也在此过程中获得再度个性的创造。”水彩画的水性色彩媒介表达是一种当代绘画对于精神图像的寻绎。将日常视觉经验转换为超验性的世界体验，使水彩艺术更能包容传统，关照当代，立足本土，走向世界。
其五，在信息时代的科技背景下，信息作为现代传媒手段，为海洋文化的发展推波助浪。为水彩画的普及，交流提供了其他传统画种的发展期所未有的条件。水彩艺术被卷入信息浪潮的漩涡，打破了地域的封闭空间，缩短了新作品，新花样，新图式的孕育周期。淡化了水彩的传统标准，模糊了水彩画地域特色界限。水彩本体语言在淡化，水彩画正以一种开放的姿态，融入海洋文化的世界主题。从而使水彩画有可能成为一门世界性的画种。就当前各种世界性的水彩艺术活动而言，水彩艺术活动的参与和组织形式最为自由轻松。不论何种语言，任何肤色的人群都能在一起进行交流。他们借助于水彩画这一国际绘画语言的图式，打破来自文化、语言等方面的障碍，获得了国际性的交流。如同英语是一种国际性的语言，水彩艺术是一种视觉艺术的“世界性语言”，正以当代性与国际化的姿态，焕发着强大的性命力。在全球文化大融合的背景下，水彩画艺术拥有对社会的人文主义关切与视觉感知的创造。随着能渗于水的油性媒介材料的出现，油水不相渗的技术限制已成为过去。水的创造性和亲和力是无限的，各种各样的综合材料为画家提供了语域拓展的可能性，不断产生出新的视觉语言，使水彩画显示出一种现代品格。信息作为现代传媒手段，为水彩画的普及，交流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在信息的覆盖下，艺术家受到地域文化和信息文化双重影响。全球不同地区的画家能够同时感受到来自不同地区的最新创造，同步触摸到时代的脉搏。地球上的高山，河流已不成为画家们视野的屏障。信息时代背景下的画家视野开阔，思想活跃，注意力集中在捕捉时代流行的审美焦点。多元化的局面促使画家个体思考的独立性与个性化。时代在不断前进，艺术要求艺术家与时代同行，当代水彩艺术将会以画家的个体创造为主要特征。水彩画的国际化倾向，将迎来一个由众多的“个性化”创造汇集而成的水彩艺术“大千世界”。
参考文献：
[1]尚辉.新异视觉感知的探寻[C].2015吉林美术出版社.
中国近代史具体指的是清朝灭亡到新中国成立的这一阶段历史。这是一个乱象纷呈的年代，中国社会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和各种思潮，清朝的封建势力、西方思想的引入、维新派的新思想和新文化运动等等。各种学术势力和思潮都给人们的思想造成一定的冲击，虽然社会处于无组织状态，但是学术研究却是异常活跃。区域上看，虽然国内政治格局不稳定，但无论在国统区还是共产党的统治区各种学术研究都蓬勃发展，也形成这个时期特有的文化氛围和学术研究特点。建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无论是文化学术界还是文学界，都一直深受近代各种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在这个特殊时期，史学理论也在持续发展着，而且取得了一定成就，有自己的形成和发展的特色，当然也带有这个历史时期特有的烙印。近代史学可以说是近代历史留下的历史的回音，而史学理论则是历史的车辙碾过之后留下深深的印记。近代历史的异彩纷呈也使得这个时代史学理论研究不再枯燥，有着时代赋予的色彩和文化印象。
叶建的《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形成与演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是阐释这个特定时代的历史理论研究的专著，通过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历史形成与演进的介绍，对近代史学理论的研究内容和发展特点进行分析解读。作者重点阐释了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发展中问题探索的阶段和历程，以及近代史学家们对此的相关研究成果。同时，还探讨了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对西方史学理论的接受和借鉴，以及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继承和阐发等各方面的问题，详尽而系统地为我们展示了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脉络及传承意义。史学，尤其是史学理论，总是感觉有些距离，而且有些神秘。虽然人们对历史并不陌生，但一旦上升到理论高度便显得有些曲高和寡，能够让读者读下去而且受到一定的教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该著脉络框架十分清晰，读者通过简单的介绍和目录，便可以大体知道本书的结构框架。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历史理论带给读者的沉重感，使读者有兴趣读下去。而且，正如前文所述，中国近代的有着独特的历史环境，各种政治力量，各种文化团体和学术思潮涌现，加上内忧外患，一切都显得千头万绪。关于这段历史时期的史学理论研究自然也是纷繁复杂，想从中理清脉络，并研究其形成和发展历程，实属不易。作者通过分析、比较、归纳，抓住主干，梳理旁支，条分缕析，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神秘面纱，使之生动鲜明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种豁然打开读者视觉的框架结构，看似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却足可以看出作者经过认真刻苦思索和探寻的过程，这也是本著一个最鲜明特点。本著的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对中西方史学理论的交流与借鉴的阐释。自从人类的文明史形成之后，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文化交流就没有间断过，尽管清朝盲目自大、闭关锁国，但仍然没有隔断文化的交流。清朝灭亡之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各种文化思想也被带进来，中国近代文化思想的异彩纷呈也多半源于外国思潮的引入和搅动。尤其是梁启超、谭嗣同所倡导的维新运动，其实就是引进西方世界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即Democracy和Science，民主与科学。这对当时的学术研究无疑打了一针强心剂，各种学术思想和学术研究蓬勃发展起来，并形成了不同的流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史学理论研究自然也受到这个时代特定环境的影响，与西方史学理论发生剧烈碰撞和交流。当时的社会思潮使研究者的思想进一步开放，更加容易接受新事物，因而能够做到对西方史学理论的有效阐发，并合理进行吸收和借鉴，也使得西方的一些先进的史学理论得到学习和传播。
再次，本著还关注史学理论的传承与发展。有传承才能有发展，这是任何一门学术发展的必要前提条件，也是必然发展方向。作者探讨了关于史书体裁、体例总结，对古代史家史学思想的阐发，以及对传统考据精神、方法的继承和发扬等各方面的研究和借鉴。同时，作者重点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体系对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可谓重大而深远，从学术研究到政治格局，马克思主义都起着灵魂性的指导作用。中国近史学理论便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本著重点介绍了马克思史学理论产生的条件、理论贡献和巨大影响，还介绍了李大钊、瞿秋白等先驱者的重大功绩，以及何干之、翦伯赞等学者的成就，并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科学性、创新性以及在今后的史学研究成为指导思想的必然趋势。直到现在，国内学者对史学的研究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的指导，同时，也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思想在中国近代史学理论传承和创新中的作用。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研究，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指导下，兼容并蓄，对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进行继承、阐释和再创造。可以看出作者这部作品经过长期的研究实践和学术积累，是其长期研究成果的凝结。读者在领会近代史学理论的同时，也不禁会对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油然而生敬意。
关键词：东西方体育文化；间性；特质；同质；变迁
中图分类号：G 80-054 文章编号：1009-783X（2017）03-0213-04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based on analysis of three main viewpoints of differences， homogeneity and fusion concept between modern Chinese and western sports cultur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ter-sexualit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ports cultures. It is concluded that nature is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sports culture sense of value， homogeneous provides the platform for dialogue and exchang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ports culture， that change is the norm of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ports culture， and that it must reflect the change and guarantee the stability of the quality.
Keywords： eastern and western sports culture； inter-sexuality； nature； homogeneity； change
按照季羡林先生的观点，世界共有4大文化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文化体系、西方文化体系。前三者合称东方文化体系，后者可称西方文化体系。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关系的论争从近现代以来一直存在。20世纪30年代起，张岱年就试图在理论上彻底驳倒“全盘西化”论。他主张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肯定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他认为：对于近代中国而言，中西学术的会通成为了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同时，民族间的差异是长期存在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加强并不能消除中西文化的特点。 在吸取西方近代文化的先进成就的同时，更应努力发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1]。尤其批驳了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完全对立起来，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传统文化除了有阶级性、时代性以外，还有人类性和超时代性的一面。这种人类性和时代性的内容，决定了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和连继性。中国文化虽然在近代落后了；但是，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一种重要典型，它独立发展，源远流长，不仅在历史上有其独特的贡献，在今天乃至未来仍有它深厚的民族性基础和坚韧的生命力。中国文化不仅不会被淘汰，相反，只要中国人民敢于正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的根干上就一定能开出现代化的奇葩[2]。
中国与西方体育文化是中西文化在体育层面上的体现，中国与西方体育文化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存在较多争论的议题。关于中国与西方体育文化的关系，主要存在3种观点：差异观、同质观和融合观。
差异观观点认为中国与西方体育文化的差异表现在：中国传统体育植根于农耕文化，西方现代竞技体育根源于工业文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主静，强调情感，主张内敛；西方体育文化主动，强调理性，主张竞争：这2种文化具有明显不同的文化特征[3]。这种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从文化根源上讲，中国与西方体育文化是人类文化的因子，是中国与西方文化在体育层面上的不同体现，是不同民族文化和地域特征共同影响的结果。
在中西体育文化差异观的基础上，有专家在差异中寻根溯源，尝试在表象差异的基础上寻求二者的同质关系，提出了中西体育文化的同质观。同质观主张中西体育文化同根同源，只是处在发展的不同阶段，是发展先后的关系。主要观点在于：1）从文化根源上说，西方体育文化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一样都诞生于农耕文明；2）中西体育文化的不同表象是由于二者处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所表现出的差异；3）这2种文明是人类文化同一形态在不同阶段发展的不同产物，是同质的，而非独立的不同的文明主体[4]。
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出现了深刻变化，五四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使中国的思想文化发生了巨大变革。一些知识分子对西方思想和先进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与大力倡导，作为西方文化重要形式之一的现代体育活动也开始逐渐传入中国。这些西方现代体育活动的传入与发展，一方面打开了中国面向世界体育的大门，另一方面也对在中华大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双方的碰撞和交锋促使更多的人冷静地思考中西体育各自的长处和短处，于是中西体育文化的融合成为学者关注的问题。卢元镇[5]认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是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动力。如果说一部中国的近现代史就是一部中外文化的交流史，那么也可以将一部世界的近现代史看成是一部东西方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历史。奥林匹克运动作为一种世界文化，对各民族文化具有强大的感召、同化、融合、兼容和统摄的能力。这些学者认为应大力推进中西体育文化的融合，西方体育给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带来了现代因素，与此同时，中国传统w育文化可以使西方体育克服自身存在的不足和顽疾，中西体育在融合中互补互惠，共同发展。
以上3种观点都有其合理的价值，却从未平息中西体育文化关系多方论点质疑的争论；而文化间性的提出，从一个新的角度，以更加客观全面的态度审视中西体育文化关系及各自的发展。
1 文化间性的几个核心概念
1.1 差异哲学
差异哲学源远流长，世界存在于差异之中。霍尔在《表征》一书中对差异作出了以下描述：差异是意义的根本，是事物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意义只有在与他者的对话和比较中才能生成。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理论不谋而合。 “不同”或是差异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但事物之间的差异和“不同”又不是毫无关联的，各种异质因素相互关联，即产生了“和”，“和”是事物之间相互关联、和谐互补的共生关系。“和而不同”深刻地揭示了众多异质因素共生存在又和谐共处的规律。
1.2 视域融合与交往原则
文化之g的对话既是自我视域与他者视域相融合的过程，也是当前视域与过往视域相融合的过程。在文化的对话和交往的过程中，必须保证平等与尊重2大原则。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以相互尊重为前提，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性的各异。接触、对话、变迁，这是文化间性的体现，也是文化存在的常态。
1.3 与“多元文化”和“文化融合”的区别
对文化间性的定义，不仅仅是彼此的差异与相互关系，还必须厘清其余2个概念：“多元文化”和“文化融合”。“文化间性”不同于多元文化。多元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和政治环境中被定义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为避免移民与当地人发生冲突而采取的政治策略，也是美国在消除种族差别的政策失败后所采取的政治文化策略。“多元文化”提倡不同文化传统互相交融、互相渗透，基本上等同于双语混合和文化混合。“文化融合”是以原来的2个文化体系中选取的文化元素，经过调适整合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体系，例如现代美国文化就是多种文化融合的结果。
1.4 文化间性
“间性”一词来源于生物学，但在人文社会科学的使用中指一般意义上的关系与联系。在全球化语境中，文化间性已成为很多研究的关键词。文化间性指的是一种文化与他文化际遇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交互借鉴的内在关联。“文化间性”与“多元文化”“文化融合”等概念有着本质的不同，它以文化间的差异和开放为前提，强调文化间的对话和交流，在交流对话过程中，尊重差异、求同存异，扩大相互理解宽容的空间。文化间性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宽容，并以文化间的相互开放和永恒对话为最终旨归。在这个过程中，差异的存在是关键。正是由于差异性的存在，各种异质文化之间才有相互交流、相互对话、相互借鉴的可能，并在这一过程中彼此烛照，发现自己、反观自己并诱发创造性灵感，从而革新求变。
2 中西体育文化间性剖析
2.1 特质：存在的价值
2.1.1 中西体育文化特质的产生
差异或特质是间性理论的基础与出发点，而文化差异的产生可以从文化学的历史主义学派和功能主义学派中找到依据。从19世纪末，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和他的弟子们向进化论主义的方法和成果发起了一系列的质疑，提出了“历史主义”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历史主义的观点中，每种文化都有一个属于它自己的、独一无二的过去，每种文化都是“与众不同”的，即独特的和特殊的。每种文化之所以特殊，是因为过去的所有沧桑对它的现在都有影响，何况文化不同，经历的沧桑也不同。在历史主义主宰美国人类学期间，一种迥然不同的研究方法在英国兴起，即“功能主义”，其代表人物是马林诺夫斯基，主要观点是：在解释社会和文化特征时，应联系它们服务于人与社会的功能。历史主义和功能主义理论从历史和共识的角度为中西体育文化的各自存在提供了必然性的理论支持。中西体育文化的产生深深地植根于当地的地域、经济、社会等各种关系和需求之中，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体育文化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历史积淀中，在社会文化背景中，自然孕育而成的。这种存在是复杂的、必然的，且是客观的。
最初，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分为3个阶段，即蒙昧―野蛮―文明，并将文字的产生和工具的使用作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从广义上讲，人类以生产力水平作为参照物，先后经历了采集―渔猎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现代文明和后现代文明等几个阶段。如此看来，文明的发展是历史的概念，但世界文明的发祥与发展又有着极强的地域色彩。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言：“第一缕文明之光出现在烈日暴晒之下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滋润的一片荒原上。”[6]自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苏美尔人创造了灿烂的两河文化之后，世界上出现了古埃及文明、米诺斯―爱琴海文明、古印度文明和东方的华夏文明及中美洲的玛雅文明等[7]。每种文明都有其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地域环境下孕育产生的特质，这是必然的存在，也是其存在的价值。中西体育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类分支，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产生并发展的，适应当时、当地人们的需求，有着各自鲜明而各异的特质。
2.1.2 中西方体育文化特质的表现
1）价值观念的差异。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植根于天人合一、阴阳八卦、五行观念之中，在古代中国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下孕育了独特的“养生文化”，崇尚自然、注重伦理教化，但缺乏竞争意识。而西方体育则在西方哲学中重规则、重争斗等观念指导下产生了以个体性、激进性、流变性、开放性为特征的“竞技体育文化”，西方体育崇尚规则，注重精确，有强烈的竞赛意识，讲究更高、更快、更强，重力量、速度、形体。
2）表现形态的区别。古希腊人崇尚自然科学，以客观理性作为一切思维的逻辑起点，这样的哲学根基孕育出了独特的体育文化。于是，古希腊人创造了跑步、跳远、铁饼等极具竞技特性的体育项目，并倡导和实践着一套严格细化的竞技规则；因此，有学者认为西方体育就是“物理体育”和“立法体育”。然而，中国体育却表现出另外一种形态，中国文化的核心是探寻人存在的价值。这样的文化情怀孕育出的体育理念是：注重天人合一、人际和谐、身心愉悦；注重度的把握，不刻意追求超乎常态的体格与体能，拒绝以单纯的量化指标衡量优劣。
2.1.3 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的意义
近现代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的积贫积弱与传统文化有着必然的联系，于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避之弃之。鲁迅和梁启超先生认为中国人的肌肉不够发达，必须提倡斯巴达精神，甚至认为西方体育文化代替中国传统体育是时代的进步与文化发展的必然。这样的观点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和片面性。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于中国本土文化土壤之中，在其悠久的演变过程中，依靠其相对独立的运行轨迹，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存在是必然的，是不可替代的。人类文化形态是多元与瑰丽的，中西方体育文化在差异中体现出彼此的价值，没有东方体育的内敛，就无所谓西方体育的张扬。奥林匹克运动虽已拥有全世界的影响力，但也无法掩盖和代替中国体育的内敛张力。世界需要中西方体育文化的特质共存，中国文明需要传统文化的承载与复兴，而西方w育也需要中国体育文化的平衡与调整。
2.2 同质：共同视域下的对话与交流
2.2.1 中西体育文化的同质
中西体育在价值观念和表现形态上的巨大差异，是其特质的体现，也是其存在的价值。这是客观存在且不可忽视的，但是中西体育文化同为人类体育文化，人类在生理、心理、社会和发展等各个方面又有着极大的共同之处。人类文明因为地域的不同，划分出了不同的文明类型，却在很长时间内经历了共同的发展阶段和阶段交叉。这就使得中西体育文化在各自拥有不可取代的特质的同时，在较为广泛的区域内体现出或明显或隐蔽，但必然客观存在的同质化因素。中西体育文化同为人类的体育文化，在追求健康、娱乐身心、磨练意志、不断超越、向往和平、尊重规则等方面都有着相似或共同的认知，这使得中西体育文化有着同质的根源。比较中国古代体育和西方古代体育，二者在某些体育运动形态上存在着惊人的相似。在人的基本运动能力，例如跑、跳、投掷、摔跤、举重等方面，中西方不存在差异，除此以外，在身体技巧的表现上，中西方也出现了雷同。据记载，春秋时期的“燕戏”便是表演手倒立、鱼跃等动作，出土的汉化石像记载了20余种的倒立，有单手、双手、直臂、屈肘、屈体、直体、地上、搏上、盈案上手倒立，甚至绳索和马背上手倒立等[8]。这些种类繁多的倒立和技巧与雅典体操乃至现代体操有着极大的相似。中西方体育在骑射、狩猎等休闲体育活动形态方面的结构样式也大同小异[9]。于是，在文化间性理论的分析下，中西体育文化的特质与同质是并存的。
2.2.2 中西体育文化的对话与交流
文化同质与特质的存在提供了共同的视域，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成为必然。特质性使得中西体育文化各有长处，人类的共性使得中西体育文化可以相互交流，而这种基于文化间性的交流是基于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之上的。中西体育文化差异性客观存在，但不能以简单的优与劣、好与坏、先进与落后、科学与不科学进行区分与比较，任何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必须建立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文化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我们不可否认文化势能差的存在，在某些特定的历史状态下，一种文化会对另一种文化产生强势的作用和影响，比如战争、殖民等，但是这绝不是常态，且不会长久。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内敛、谦和、儒雅、自在、柔美与西方体育的刚劲、张扬、对抗、规则、超越各有风格，只有在平等与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对话与交流，才能实现文化的沟通与互鉴，这是世界文化繁荣的基础。
2.3 变迁：量与质的控制和时代的变迁
2.3.1 “度”的变化与“质”的稳定
在文化交流和对话的过程中，文化系统的开放，会受到他文化的影响，在自然选择的基础上，会发生适应性的调整和变化。吸收与借鉴，是常有的形态，但是不同文化的进入，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习惯与思维，于是原有文化系统会产生排斥性的反应。就是在这种排斥与吸收之间，自身文化系统会进行自然的选择和适度的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的文化形态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在“度”的范围之内，并不会影响自身文化系统的根基，即保持“质”的稳定。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西体育文化的交往一直存在，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的开辟，唐朝对外政策的开明，明朝时期的郑和下西洋，一直到清代中后期的闭关锁国，中国与西方的交往从未停止，并在这个过程中，中西体育文化互学互鉴，互通有无。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现代体育伴随着殖民入侵， 西方近代体育迅速在中国发展，学校体育基本上全盘西化。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中西体育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中国自身体育文化体系遭受了严重的质疑与诟病，这不仅仅是度的变化，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危及到了质的稳定，所以在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对话过程中，中西方文化自身会进行兼收并蓄的调整与变化，这种对话与变化是客观存在的，但必须是平等的，且各自应该在“度”的范围内保证“质”的稳定。
2.3.2 时代的变迁
中西体育文化各自有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并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变迁。学界之前对于中西体育文化对比的讨论，很多情况下混淆了2个层次。对比中西体育文化时，应该进行2个层面的分析，一是中国对西方，一是传统对现代。前者是时间的纵轴，后者是地域的横轴。中西方体育文化由于产生地域的不同，根据人类学中功能学派的解释，必然会产生风格各异的体育文化形态；但是这2种文化形态，不可避免地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发生适应性变迁与调整。文化的变迁是社会变迁的反映，也是社会变迁的载体。西方体育文化也经历了变化与发展，同样是力与美的展示，同样是对于和平的追求，但商业和科技因素的加入，学校体育、大众体育及竞技体育3大体系的构建，使得西方现代体育的张力得以充分地体现。中国传统体育同样经历了千年的发展与变迁，创造了辉煌的文化，但由于封建礼教的束缚，外来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在近代中国基本上停滞不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必须要在传承历史、保持东方特质的基础上，找准时间的坐标，不局限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而是应该致力于中国现代体育文化的创造。
3 结束语
关于中西体育文化关系的议题讨论已有多年，差异论、同质论、融合论等观点虽各有价值，却依然争议不断。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文化间性指一种文化与他文化际遇时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的内在关联。文化间性以差异和开放为前提，强调文化间的对话与交流，并关注对话中彼此的变化。以文化间性来分析和诠释中西体育文化的关系，得出“特质”是中西方体育文化存在并体现各自价值的基础，这种特质的存在可以在历史主义学派和功能主义学派中得到印证；中西体育文化同为人类体育文化，人类在生理、心理、社会和发展等各个方面又有着极大的共同之处，于是形成了中西体育文化在追求健康、娱乐身心、磨练意志、不断超越、向往和平、尊重规则等方面都有着相似或共同的认知，这使得中西体育文化有着同质的根源。而这些同质的因素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成为必然，而这种对话与交流是平等且互惠的。在文化交流和对话的过程中，双方的文化形态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在“度”的范围之内，不能影响自身文化系统的根基，即保持“质”的稳定，并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变迁。于是，中西体育文化各自的特质是其存在的价值基础，同质所产生的共同视域为其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和自身的需求，而变迁是中西体育文化在对话交流与时展过程的必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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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义，白晋湘.对“中西体育文化差异论”的质疑 [J]. 体育学刊，2007（3）：124.
[7] 招子明，陈刚.人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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