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范文1

关键词：世界历史观；晚清学人；西方中心模式

华夏中心观作为一种文化世界观，一种植根于中国悠久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鸦片战争后面对着不同以往的世界史观，当时的学人的思想如何转变，后来研究这段历史的史家又是怎样看待西方与中国的呢?

一、身临其境的当事人们的世界历史观

鸦片战争是被中外学者公认的影响中国历史的一件大事，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也有学者认为鸦片战争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它也不会一刀切地把中国社会划成两段：传统与近代。但是鸦片战争对于当时的学人思想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给当时的学人造成的一个共同的影响就是：震动与吃惊，都认为这是千年未有之变局。欧美的世界概念开始内化为中国人自身的概念，从而引发了正统史观的重要基石“天下观”的解体。所以学人们开始将视野扩大到域外史地。其中以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为代表。他们以封建时代的国别史代替一统时期附着于正史的“四裔传”，尽可能详尽记载诸多国家的地理、风俗、历史等情况，同传统的史学观念和体例相比已经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尚未摆脱传统的天下观念，仍以中土自居，视五洲之国为海国。

甲午战败后，知识界迫切需要深入了解世界，开始注重世界历史书籍的译介和传播。随着留学日本学生不断增多，特别是康梁等维新人士流亡日本后，大量阅读日本转译或编著的史学著作。西方的世界历史观念进入晚清学人的视野，并成为其著作中明确讨论的内容。而在这方面他们也深受日本历世界史观的影响。明治早期，日本史家在世界史编纂形式上采用“欧洲中心论”，他们认为：1、世界史不是国别史的汇集，而是人类整体的历史；2、目前的最高文明即为西洋文明，在一定阶段内代表着人类发展的潮流和趋向，因而日本要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目前的世界史著作应以西洋史为中心；3、最高文明是相对的，并非固定不变的，较高文明的出现始于各地区、民族之间的碰撞与交流，随着东方卷入西洋文明的风潮之中，与固有文明相融合，未来的世界史未必不能以东方为中心。至19世纪90年代，明治维新已经取得重大进步，有些日本史学家遂渴望摆脱西方世界史中没有日本地位的状况。他们通过东洋史的构建，开始反对“以西洋史为世界史”的叙述方式，世界历史不再是西方文化的一元单线进步，而是西洋文化、东洋文化长时期内的各自独立成长和直至近代的交融，强调将西洋史、东洋史并行列入世界历史。在上述世界历史观念、东洋史学悄然兴盛时，梁启超将传统的春秋三世说认为“东西合编的世界史”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世界史。

概言之，面对急剧变迁的世界政治格局，晚清学人从传统史学的内在理路出发，重新挖掘出国别体以记载外史，表现出通过历史了解外部世界的强烈渴望，但是并未产生将中国历史纳人人类整体发展史的意识。甲午战后，面对明治日本诸种并存的“世界历史”观念，晚清学人呈现出复杂而矛盾的心态，既接受西方“文明史”的一元进步论、阶段论，又质疑“以西方史为世界史”的西方编纂方式；既承认在东西方文明、中日之间的竞争中暂时落后，又在“东洋史学”中寻求中心位置；既痛斥西洋世界史的意识形态意义，又不深究东洋史学中的同样意味。

二、现代史学家们的历史观

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学科兴起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蒋廷黻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深受早期西方学者的影响，同时又强烈地影响到后来西方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他辑录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和撰写的《中国近代史》等著述而受到学术界的注目。

蒋廷黻对现代中国史学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是中国少数近代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而且在于为起步不久的近代史研究建构了一个可参考的分析框架与通史体系。蒋廷黻多次谈到他对中国近代史的理解。他认为，(1)近代史是世界史，中国近代史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外交史为主体；(2)近代史是全世界的欧化史，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华民族近代化的历史，也即是中华民族接受欧洲近代文化的历史。这两点是蒋廷黻对中国近代史所持的两个基本观点，也是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两个基本前提和预设。他认为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蒋廷黻还认为近代史就是欧化史，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只有接受欧洲文化，才有出路，这是近代史的铁律。由此出发，蒋廷黻就从接受欧洲文化是否自觉，欧化的程度是否彻底来评价中国的近代史。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政治哲学都是中国近代化的阻碍，近代的中国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自强运动的领袖们虽然在接受欧洲文化方面向前走了好几步，但是他们不彻底，所以他们仍然不能救国救民族他们的失败就是我们文化的失败，我们批评他们，就是批评我们的文化。

就如沈渭滨先生所言：如果对我们最近20年的近代史研究稍加回顾，就会惊讶地发现，我们正在致力于蒋廷黻提出的近代化研究，而且大部分研究在不同程度上重复蒋廷黻早在60年前建构的话语，乃至使用他那套分析框架。

三、美国汉学界的近代史研究

可以说，对国内近代史学界而言，80年代以来的外部影响莫过于美国了。战后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在70年代前受费正清与列文森等人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循环往复，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只有经过19世纪中叶西方冲击之后才发生剧变，向近代社会演变。但美国史学经过1964—1974年越南战争至水门事件后，部分对美国与西方文明的精神价值发生了根本动摇，对西方近代历史发展的整个道路与方向产生了怀疑，从而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以西方为出发点之模式提出挑战，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精辟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多学科协作研究。

柯文在他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对美国的汉学研究作了梳理和反思，在这本书中对三种模式的西方中心模式进行了批判：

第一种模式是冲击一回应模式，这种认为在19 世纪中国历史发展占主导作用的因素或主要线索是西方入侵解释这段历史可采用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这一公式，从而夸大了西方冲击的历史作用。柯文认为冲击回应取向对晚清历史虽然可以说明某些问题。但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冲击回应论谈到西方冲击是人们往往忽视近代西方本身就带有扑朔迷离，自相矛盾的性质。柯文还认为史家容易堕入的陷阱是在讨论“中国回应时往往过分抽象化。中国在地理上横跨整个大陆，在种族、语言和地区上变异甚多，极为复杂。所以柯文认为”中国回应这个词最多只是一个代表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境的简化符号而已。

第二种模式是传统一近代模式，认为中国近代史在西方入侵前停滞不前，只能在传统模式中循环往复或产生微小的变化只有等待西方猛击一掌，然后才能沿着西方已走过的道路向近代社会前进。柯文认为这种模式的问题之一是这种两分法迫使我们对现实只能严格地按两极来划分，排除任何中间的可能。第二个问题是假设在一定的社会中，花费在成对两极因素身上的能量是固定不变的，因此社会能量向一极流动，就要求相应减少向他极流动的能量。第三个问题是传统近代模式采用整齐匀称的概念来描绘和解释根本上不匀称的现实。

第三种模式是帝国主义模式，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各种变化的主要动因，是中国百年来社会崩溃、民族灾难无法前进的动因。柯文认为把帝国主义作为是打开中国百年来全部历史的总钥匙，确实是一种神话。

近代史研究范文2

孟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告诫我们，“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因而，喋喋不休指导别人，为公众开“必读书目”是一件出力不讨好，且往往容易引起争议的事情。胡适、鲁迅等一代名流无法幸免，因为任何一个书目在专业人士看来，均非必读。此次，我只就“中国近代史”专业研究生应该博览、精读哪些著作说点儿粗浅意见，不对之处还请各位读者赐教。

博览部分

作为“大中国近代史”研究生，至少应该知道古典中国之所以来，故应该博览从人类起源、中国文明起源以来的全部中国历史。假如立志从事近代史研究或教学的话，在本科阶段至少应该博览二十六史，熟知古典中国研究的基本状况及大致走向。

近代中国的全部问题都是英国革命所引起的，因此要讨论中国近代的历史，必须熟悉世界历史，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的历史，熟悉中国与世界的关联，知道中国是怎样从世界楷模、世界文明中心转变为“被打对象”的。

广义地说，“大中国近代史”至少本文由收集整理应该涵盖西方文明向中国传播之后至当代的全部过程，因此中国近代史专业研究生在最值得用心博览的部分，应该熟悉利玛窦、徐光启以来的全部文献，知道怎样利用这五百年的存世文献，包括官方文书、公私档案、时人文集、野史笔记，以及墓碑、田野调查等一切有助于理解这个时代的有形无形史料。具体而言，应该博览《清实录》、《清史稿》、清代人物自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以来的文人文集，博览《四库全书》中的相关部分，知道《续四库》、《四库补》以及《四库未收》等大型文献汇编大致情形。

进入19世纪晚期，中国文明的载体在西方影响下发生巨大变化，信息传播方式有了报纸和杂志。研究近代中国历史，必须知道近代中国新媒体的发生和发展，知道一些重要刊物、报纸的倾向、主要内容，知道他们藏在何处，如何使用。

研究唐宋之前古典中国的历史可以穷尽文献，可以运用聪明智慧去解读历史，重建历史。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谁也没有办法穷尽文献。近代中国的文献不是汗牛充栋，而是根本不知道有多少，因此，在博览的同时也要有所节制，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不必再做两脚书橱笨功夫，既要博览群书，还要会读书。

精读部分

作为近代史专业研究生，我觉得至少应该精读这样几部分书籍：

不管将来重点研究哪一段哪些问题，在读书阶段，都应该精读中国史学会自1950年代以来编辑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正续编，这套书正编已出版的有《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续编部分目前所见已出版的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北洋军阀》、《抗日战争》等，据说很快还会有《清末新政》、《解放战争》等。这些都是近代史研究最基本的文献，如果不熟悉这些文献。固然也能作出很不错的专题研究，但其学问根基总显得有点儿不甚牢靠。

如果兴趣在近代史后半段，即20世纪的历史，需要掌握的基本文献更多，这方面需要读者自己去扩大，去检索。

熟悉基本史料只是学习近代史的第一步，第二步应该知道前人对这段历史究竟做过哪些工作，有着怎样的基本认识。我们现在这一代研究生，不论博士和硕士，都是接受“半殖民地半封建”近代史观教育的，这方面奠基之作是范文澜、刘大年、胡绳等人著的不同名目的近代史。代表最近看法及反映新出史料的作品，当属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十卷本（江苏人民出版社版）。这部作品在总体框架上依然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但在各个局部问题解读上明显废弃了过去的教条、武断，多了许多新意。

此外，研究生应该熟知、精读非马克思主义、非半殖民地半封建史观的著作，否则无法与大陆之外的近代史研究对接，只能在大陆内部自说自话。在这方面，需要精读的作品非常多，简单举出一些仅供参考：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这是一部非常值得精读的作品，全书只有几万字，但作品提供了一个对近代中国历史完全不同的解释，这些不同解释对范文澜等后来者建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史观起到了重要的刺激作用。简单地说，范文澜等人用悲情解读近代中国，过去一百多年就是中国人挨打、奋起的历史。按照蒋廷黻的看法，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走向世界重回世界文明中心的历史，中国原本可以做得更好，可以不挨打，只是中国的统治者太愚昧太自私。这些解释我们可以不同意，但作为近代史专业的研究生，不能不知道。

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纲》。郭廷以是台湾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山者，他的几部作品都以丰富的史料功夫见长，或本身就是史料，比如专业研究者手头必备的《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等，我们或许能够作些补充，但无法颠覆。所以，郭廷以的《近

代中国史纲》在历史线索、基本史事方面贡献最大，最值得信赖。

受郭廷以影响，台湾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以扎实的史料功夫见长，张朋园、张玉法、陈永发以及更年轻一代，都注意从基本史本文由收集整理料入手去研究历史。他们的许多作品已经或即将引进，值得注意。

在西方汉学界，最近若干年最流行的是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这是西方一些大学使用的中国近代历史教科书，值得阅读。不过，如果真要了解西方汉学界对近代中国历史的系统解释，我还是比较倾向于费正清老一代汉学家主持编写的《剑桥中国史》系列的《剑桥晚清中国史》、《剑桥中华民国史》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几部通史类作品今天看来可能资料略显陈旧或不足，具有时代局限，但其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整体感觉、客观的第三者叙事，对一些重大问题不一样的看法，对我们近代史专业从业人员来说依然具有无法替代的意义。

费正清之后，西方汉学有巨大进步，其门生弟子的作品更是新意迭出，颠覆老者。比较优秀的作品如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历史三调》，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起源》等，都是值得格外关注的作品。

说到西方汉学，还应该注意在西方各大学从事教学的中国学者，他们具有国内学者不具备的西学素养，所以他们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解释也很值得重视。最优秀的当属余英时先生，他对中国历史是打通古今，著述宏富，每一部作品都充满新意。

近代史研究范文3

从19世纪中叶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曾掀起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现在晚清咸丰、同治、光绪年间，一些人有感于帝国主义列强入侵而引起的边疆危机和边界问题，加强了边疆治理、边事外交、边界舆图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一批成果。朱克敏《边事汇钞》、吴大瀓《吉林勘界记》、曹廷杰《俄界情形》、薛福成《滇缅划界图说》等，是这些成果的代表。第二次高潮出现在20世纪30、40年代，而其形成则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沙俄对我国北部边疆的分割和侵占，英国对西藏的侵略，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大举进攻，不仅使中国边疆的形势依然严峻，而且使中华民族陷入了新的危机中。随着爱国救亡运动的开展，以及中国在世界大潮中社会的演进，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也再次呈现高潮。具体表现是：成立了中国地学会和禹贡学会等边疆研究团体，创办了《中国边疆》、《边事研究》等10多种研究边疆问题的专业刊物，纂辑了多种“边疆研究丛书”和边疆省区的通志，开展了对新疆等边疆地区的考察活动，出版了大量著作。从论著方面讲，华企云的《中国边疆》（新亚细亚学会1932年版）、黄定初的《帝国主义侵略下我国边疆之危机》（《边事研究》第2卷第5期，1935年10月）、荆三林的《近代中国经营边疆史》（中国文化服务社陕西分社1942年版）、顾颉刚的《中国边疆问题及其对策》（《西北通讯》第3-4期，1947年5-6月）都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新中国成立至今50年来，受国内外政治形势以及学术发展的影响，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即起始阶段（1949-1965年）、挫折阶段（1966-1976年）、初步发展阶段（1977-1987年）、深入发展阶段（1988-1999年）。下面就各阶段的情况进行简要评述。

一、起始阶段（1949-1965年）

中国自进入近代以来，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边疆地区往往首当其冲。中国人民不甘受奴役，从内地到边疆，凡是帝国主义侵略过的地方，当地人民都曾进行英勇的反抗斗争。一部中国近代史，从某一个层面讲，也就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任人宰割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来自帝国主义的威胁却丝毫没有减弱。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战火映红了祖国的东部边疆。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战争乌云笼罩在东南海疆。1959年，在帝国主义势力的策划下，原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反动分子发动叛乱，妄图把西藏从祖国的大家庭中分割出去。196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战，维护国家主权和祖国西南边疆的领土完整。从60年代起，受霸权主义的威胁，中国东北至西北辽阔的北疆地区，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以上所述，作为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起始阶段的大背景，对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有重要影响。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到底是怎样侵略中国和中国边疆地区的？中国人民进行了怎样的反抗？这是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正确阐述这一课题，对当时面临帝国主义威胁的中国人民来说，无疑有着现实意义。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开始了起步阶段。根据有关资料统计，这一阶段出版学术专著24部，资料书3部，发表学术论文68篇。从内容上看，多以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我国边疆、歌颂我国边疆地区人民反侵略斗争为主。从边疆区域上讲，则以涉及西藏、台湾和北疆地区的为多。尽管有些著述带有一定的宣传色彩，但是也有些著述表现出了较高的学术水平。

从专著方面讲，以下著述值得重视。余元庵《内蒙古历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论述了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内蒙古历史。余素《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以丰富的史料，详细地阐述了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过程。书中的许多论断就是在今天看来对人仍有启发。比如该书第150页写道：历史证明，反对像英帝国主义者这样的敌人，不发挥群众的抗英热情，不求得中央与地方的一致，即不取得祖国的援助，不团结联合临近各兄弟民族，孤军作战，是必然要失败的。卿汝楫《美国侵略台湾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引用了很多美国官方的材料，叙述了百年来美国侵略台湾的种种阴谋和罪行，并把美国如何一贯地企图以台湾为进攻中国大陆的基地，以实现“太平洋帝国”梦想的阴谋加以揭露。书中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字，都有美国档案即美国侵略者自己的供词为根据”（见该书序），鲜明地表现了此书的特色。中国科学院吉林省分院历史研究所、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编著的《近代东北人民革命运动史（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吉林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是当时唯一一部全面反映近代东北地区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著述。此外，刘大年《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从整体上论述了鸦片战争之后美帝侵略中国的罪恶活动。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卷1952年版，第2卷1956年版）内容充实，叙事周详，选用了较多的美国官方档案，较全面地评述了鸦片战争前后到19世纪末美国的侵华历史。丁名楠、余绳武、张振鹍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不仅运用了丰富可信的中文资料，而且参阅了大量外文资料，包括外文档案，系统地论述了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这三部书中，都以相当的篇幅论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疆地区的侵略。

从论文方面看，丁名楠、张振鹍《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西藏的罪恶历史》、王忠《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地方的制度的发展》（《历史研究》1959年第5期）、黄时鉴《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政策”和内蒙古反动封建上层的“自治”“独立”运动》（《内蒙古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等，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丁、张一文征引美国国会档案、俄国中央及地方政府档案等资料，详细阐述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我国西藏的历史过程，并明确指出，中国被迫走上半殖民地道路以后，清朝政府保卫边疆、保卫西藏的力量也受到了严重的削弱。王文以无可辩驳的史实证明，我国在西藏地方拥有主权可以追溯到13世纪中叶，清和民国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地方制度的发展，正是这种主权的无可争辩的说明。黄文通过大量史实的阐述，揭示出日本帝国主义是把勾结内蒙古反动封建上层进行民族分裂主义的活动作为实现其“满蒙政策”的重要手段的，而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内蒙古反动封建上层的“自治”“独立”运动则恰恰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政策”的表现形式。

从资料书方面看，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的《锡良遗稿》（中华书局1959年版），对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锡良是清末满族中的著名大吏，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做过山西、河南巡抚，热河都统，四川、云南、贵州、东三省总督，所以在他的遗稿中，有许多涉及中国近代边疆问题的重要史料。例如日本在日俄战争后，对东三省加紧侵略的政策，美帝国主义打算插足东三省的实况，在遗集中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述。

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在起始阶段取得了一些成绩，这是史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严谨求实刻苦钻研的结果。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指导人们思想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得到空前普及。史学工作者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也用以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一些高水平的中国近代边疆史著述的产生，正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中国近代边疆问题研究相结合的产物。此外，学者们选题具体，大量使用中外档案等第一手资料，对有关文献进行认真鉴别，去伪存真，也保证了研究成果的质量。

不过，当时学术界还没有把中国近代边疆当作一个独立研究的客体而开展研究，这就从总体上影响了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深入。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从政治方面讲，当时中国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威胁始终存在。边疆作为敏感的地区，关系外交、民族等重要问题，因而存在着许多研究禁区，中国近代边疆作为独立的研究客体的政治环境还没有形成。从学术方面看，新中国成立以后，学科建设有一个形成和完备的过程，特别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的学术批判，基本否定了1949年以前的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成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要想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而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显然是不可能的。

二、挫折阶段（1966-1976年）

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遇到了严重的挫折。有关资料显示，这期间没有出版一部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专著。和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有关的，只是几部沙俄侵华史的书，即复旦大学历史系编写的《沙俄侵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编写的《沙俄侵华史简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戎疆编写的《沙皇俄国是怎样侵略中国的》（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此外，还出版了几部有关中国近代史的书，比如辽宁大学历史系编写的《中国近代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哈尔滨师范学院历史系编写的《简明中国近代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复旦大学历史系编写的《中国近代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近代中国史稿编写组编写的《近代中国史稿》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这些书也都以一定篇幅叙述了中国近代边疆史上的一些问题。不过，这些著作的出版，主要不是为了解决学术上的问题，而是配合当时备战形势的需要，以图激起国人对老沙皇和新苏修的义愤，进而巩固边疆免受外来势力的侵犯。这种意图在《沙俄侵华史简编》前言中有明确的表述。

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里，有关中国近代边疆史的文章很少，且内容多是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沙俄对我国边疆进行侵略，以及中国边疆军民的反侵略斗争。例如志力、钟锷的《涅维尔斯科伊——十九世纪中叶沙俄侵略黑龙江地区的急先锋》（《历史研究》1975年第4期），谭其骧、田汝康《“新土地的开发者”，还是入侵中国的强盗》（《历史研究》1974年第1期），希达《沙俄对我国西部地区的早期侵略》（《历史研究》1976年第3期），孙代兴《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云南的侵略和云南各族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民族与地方史研究》1975年第1期）。

“文革”期间，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以揭露沙俄对我国边疆地区的侵略为主要内容，这是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决定的。当时，我国的政界和学术界普遍认为，苏联出于社会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需要，极力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编造谎言，散布奇谈怪论，为老沙皇侵华的丑恶历史进行百般辩护，为向中国提出新的领土要求制造舆论。在这种情况下，要把被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歪曲了的沙皇侵华历史，用确凿的史实加以戳穿，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为武器，彻底揭露老沙皇侵华的滔天罪行，揭露和批判苏修叛徒集团篡改和伪造历史的罪行，痛击其反华谏言，总结我国各族人民反抗沙皇侵略的历史经验教训，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完成伟大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任务而努力奋斗。正是出于这种认识，这一阶段中国边疆史研究的有关著述才以沙俄侵略我国边疆地区为主要内容。

还应当指出的是，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关系到领土、边界、民族、宗教等问题，也与国家稳定密切相关，有很强的现实性。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应当为国家的稳定发展提供历史借鉴。但是，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属于历史科学，有它自身的客观内容，不能迎合需要，也不能成为现实政治的说明书。“文革”中的一些中国边疆史著述，过于迎合了现实政治需要，削弱了本身的科学性，因而很少学术价值。这一教训是人们应当汲取的。总之，挫折阶段的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主要著述，不是中国近代边疆史作为独立学科研究的产物，而是适应了当时反修斗争需要的结果。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要发展，还需要等待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转贴于 三、初步发展阶段（1977-1987年）

“文革”结束后，学术研究逐步进入正轨。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学风重新确立，中国学术界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了中外学术的交流，也扩大了中国史学界的研究视野。80年代初，国家一度提出开发西部的战略，边疆问题引起关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获得了初步的发展。

从1978年起，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边疆省区相继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创办了学术刊物。这些地方科研机构多以本省区为研究客体，近代史研究在其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此外，一些学术团体也先后成立，如中国中亚文化研究会、中外关系史研究会、中俄关系史研究会、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中国蒙古史学会、中国民族史学会等，近代边疆史研究是这些学会关注的重要方面。这一切有利于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开展。尤其值得指出的是，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要开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为此，在1983年3月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著名学者翁独健先生任主任。1987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在《西北史地》开辟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术专栏，并创办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是以中国边疆为研究对象的专门研究机构，它的成立，大大推动了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工作的开展。

初步发展阶段的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据统计，约有50部学术专著出版，多部资料书问世，400余篇学术。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概括起来，可包括如下方面：

（一）帝国主义对我国边疆地区的侵略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着重揭露沙俄对中国边疆地区的侵略，是这类主题的重点。由编写组编写的《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在叙述蒙古地区边界沿革的基础上，论述了俄国在蒙古地区的各种侵略活动及其阴谋手段。《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概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俄国对我国西北地区的蚕食，同时追述了这一地区中俄边界的沿革，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对于帕米尔问题、巴尔喀什湖问题、伊犁问题等，书中都有详尽的论述。同类著作还有《中国人民保卫海疆斗争简史》（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以及赵春晨《沙俄侵略我国西北边疆简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李冀成《沙俄对中国西藏的侵略》（中华书局1980年版）、余绳武《中俄〈北京条约〉订立前沙俄对中国西北的侵略》（《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2期）、杨建新《清代的西北边防政策和沙俄的侵略》（《西北史地》1980年第1期）等。资料翔实，论证严密，把边疆作为独立客体进行研究，是这些论著的显著特点。其中，《中国人民保卫海疆斗争简史》是第一部阐述中国近代海疆的学术专著，具有开创意义。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大年负责编著的《中国近代史稿》1-3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1984年版），丁名楠、张振鹍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也都以丰富的史料，严密的论证，在有关章节中论述了帝国主义对我国边疆地区的侵略，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余绳武等著《沙俄侵华史》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1981年版），从整个世界局势和俄国的对外扩张战略的考察中来论述其侵华的政策和行动，对中俄东北、西北的疆域形成作了周密的订正，反映了该书在科学性、史论结合等方面颇具功力。

（二）近代中国疆域及边疆地区的管辖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近代疆域和中国古代疆域相比变化很大。中国近代疆域的基础是什么？中国政府是怎样对边疆进行管辖的？一些著述探讨了这方面的问题。

陈连开《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和民族》（《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都是以资本主义破坏其独立以前的疆域来确定其历史疆域的，中国自然也应该如此。因此，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以前的清代版图，就是中国近代疆域的基础。谭其骧《对历史时期的中国边界和边疆的几点看法》（《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11期）也提出，中国近代的疆域应以鸦片战争以前的疆域为基础。张博泉等著《东北历代疆域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首次详细论述了东北疆域的发展。尤中著《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方国瑜著《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版），反映了这阶段西南疆域史研究的重要进展。尤著全面系统地考察了中国西南疆域变迁的过程。方著从历史地理角度考订了我国西南边疆各个政区不同时代的不同情况。

王魁喜等著《近代东北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详细论述了中国政府对东北地区的经营和管辖。刘邦厚《1861年后清政府在黑龙江右岸的巡边活动》（《北方论丛》1980年第3期）、《1861年后清政府在黑龙江左岸的巡边活动》（《瑷珲历史论文集》，1984年编印）分析了清政府为抵御沙俄侵略渗透，在呼伦贝尔和黑龙江左右岸等地区加强边防所采取的措施。

光绪年间新疆和台湾建省是清政府加强对边疆地区管辖所采取的重要措施。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著的《新疆简史》第2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纪大椿《论清季新疆建省》（《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沈传经《论新疆建省》（《新疆历史论文续集》，1982年）、齐清顺《新疆建省及其历史意义》（《西域史论丛》第1辑，1985年）等认为，新疆建省是清政府为了抵御沙俄扩张和巩固自己在新疆的统治而在行政建置上进行的一次重大改革，它加强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友好往来，促进了新疆的经济发展，有利于抵御外来侵略和维护祖国统一。陈在正《台湾建省方案形成过程的考察》（《历史研究》1987年第5期）、《1874-1875年清政府关于海防问题的大讨论与对台湾地位的新认识》（《台湾研究集刊》1986年第1期），概述了台湾建省的过程，指出正是因为加强海防建设的需要，才促进了台湾建省的实现。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台湾及东南沿海的海防，以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

（三）近代边疆开发和社会发展

近代边疆开发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引发了边疆社会的变化。这是近代边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另外，改革开放以来，现实生活也要求史学工作者关注这一课题。戴逸《加强边疆开发史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从宏观上阐明了边疆开发史研究的内容、意义和方法，强调指出只有研究清代和近代边疆开发的情况，才能够更深刻地认识边疆的现状。钟祥财《试论中国历史上开发边疆的经济思想》（《青海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指出，近代以来，陈炽和邵作舟等人都把边疆建设作为振兴商务、促进民族经济的重要内容，孙中山的《实业计划》更是一份全面发展中国近代经济的宏伟蓝图，边疆的建设在其中占有很大的篇幅。董万仓《光绪初年吉林东部边疆的开发》（《北方论丛》1980年第5期）具体论述了1881年吴大瀓等人在吉林东部边疆宁古塔、三姓、瑷珲等地进行移民实边、试办屯田、驻军屯垦等项工作。马东玉《冯子材与海南岛开发》（1987年12月9日《光明日报》）介绍了1887年冯子材在海南岛大力组织军队士兵开山劈岭筑路的开发壮举。曲从规《近代黑龙江流域金矿业的开发与兴办》（《瑷珲历史论文集》，1984年）对黑龙江金矿业近50年的盛衰起伏作了宏观考察。姚永森、陈万钧《论近代台湾资本主义开发的先驱者刘铭传》（《福建论坛》1984年第5期）认为，刘铭传企图在台湾建立独立自主的近代工业体系，以便有效地与敌争利，并进而达到求富的目的。

随着近代边疆的经济开发，边疆的社会和人口也发生了变化。一些学者分别探讨了新疆、内蒙古、东北地区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内蒙古一些地区社会形态和人口问题等。邓波《近代新疆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新疆经济研究》1984年第7期）认为，近代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尽管自然经济为其主要特征，但商品经济也在缓慢地发展，劳动力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另一方面，商业资本在新疆有特殊地位。汪炳明《蒙古实业公司始末》（《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探讨了清末蒙古的资本主义发展，认为20世纪初，在外国和内地资本主义的影响下，一部分蒙古王公开始从事资本主义经营活动，同时蒙古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企业。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清末民初由蒙古王公联合清廷大员及内地官僚买办资本家筹办的蒙古实业公司。赵云鹏《清末至民国时期辽宁民族工业初探》（《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5期）分几个阶段考察了清末至民国时期的辽宁民族资本工业，认为辽宁工业有偏于轻纺、资本少、规模小、技术差、竞争力弱等特点。朱风《近代阿拉善旗社会初析》（《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1981年）认为，近代阿拉善旗在生产关系上，除了劳役制以外还有不同形式的雇佣制和劳动牧民之间的合牧制。张植华《清代至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蒙古族人口概况》（《内蒙古大学学报》1984年第3-4期）依据有关档案，对清末内蒙古地区蒙古族人口变化以及民国时期内蒙古各盟旗蒙古族人口情况，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同类文章还有沈斌华《近代内蒙古的人口及人口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等。

（四）边疆民族和人物

1979年1月，国家民委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编辑出版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是其中一种。同年3月，编辑出版任务下达各省区，并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科研项目。此后，55个少数民族简史陆续出版。到1987年底，已经出版了7种，它们是各编写组编写的《壮族简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蒙古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满族简史》（中华书局1979年版）、《达斡尔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俄罗斯族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门巴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畲族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等。这些著述记述了该民族进入近代以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情况。

近代边疆是一个舞台，许多人在这个舞台上活动过，对近代边疆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产生了影响。正因为如此，近代边疆人物就成为这阶段近代边疆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专文论及的近代边疆人物主要有：抗俄英雄寿山，珲春勘界的吴大瀓，蒙古族人民起义领袖嘎达梅林、进步思想家罗布桑却丹、王公贡桑诺尔布，收复新疆的左宗棠，谪戍新疆的林则徐，抗击法军的刘永福，经略台湾的刘铭传等。在专著方面，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是这阶段出版的在少数民族人物方面有影响的著作。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两大领袖之一，对历史上西藏的政教有着重要影响。该书依据藏文版的历代达赖喇嘛传和大量中外资料，从1391年一世达赖喇嘛降生写起，到1952年十四世达赖欢迎班禅返回扎什伦布寺为止，叙述了历代达赖喇嘛的生平，兼及历代班禅的事迹，对近代西藏宗教和社会情况多有叙述。

（五）领土和边界

从70年代起，由于对外关系的实际需要，边界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逐渐为人们所认识。随着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初步发展，有关论著也多了起来。除前述《沙俄侵华史》、《帝国主义侵华史》、《中国近代史》等书有这方面内容外，还有一些具体论著分别涉及中朝边界、中俄边界、中印边界、中越边界、南海诸岛、钓鱼岛等问题。

中朝边界研究。19世纪80年代，中朝两国界河图门江段产生争议。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间岛归属问题，掀起轩然大波。此后，经过吴禄贞等据理力争，这一问题才得到解决。高永一《间岛问题的始末》（《延边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分析了间岛问题产生和解决的过程。

中俄边界研究。张本政《评1886年中俄勘界》（《学术研究丛刊》1980年第3期）论述了自图们江口至乌苏里江口一段边界第二次“会勘”始末，认为在这次勘界中，中国收复了一部分1860年以后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步平《中俄东部边界西段的勘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1辑，1987年）分析了1910年至1911年中俄派员会同勘测呼伦贝尔地区中俄边界，签订中俄《满洲里界约》的始末，指出此举奠定了中俄东部边界西段的基础。李之勤《略论〈中俄伊犁条约〉关于西疆分界的条款》（《西北历史资料》1983年第1期）全面论述了条约签订对中国西部边界的影响。赵春晨《谈〈中俄伊犁条约〉的性质和清政府谈判的成败》（《西北历史资料》1983年第2期）论述了清政府在改约谈判中的成败得失，以及曾纪泽个人的功过。黄盛章《清代在帕米尔的管辖范围及其变迁》（《中亚研究资料》1986年第3-4期，1987年第1-2期）详细考定了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中国在帕米尔地区的主权管辖范围的变化。刘存宽《中苏帕米尔争议的历史背景》（《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3期）指出，这一问题的争议现存的唯一依据就是1884年《中俄续勘喀什喝尔界约》，任何越过或离开这个条约的其它解决办法都是行不通的。

中印边界研究。这阶段这方面问题的研究成果不是很多。值得注意的著述有，金宗英《1899年英国建议划定中印西段边界照会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1辑，1987年）。该文详细论述了中印边界西段的形成与界务纠纷的交涉。此外，周伟洲《英俄侵略我国西藏史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也列有专章论述了中印边界问题。

中越边界研究。中越边界有陆界和海界之分，都涉及领土的归属。戴可来《漏洞百出，欲盖弥彰——评越南有关西沙、南沙群岛归属问题的两个白皮书的异同》（1980年6月9日《光明日报》）、韩振华、吴凤斌《驳越南当局所谓黄沙、长沙即我国西沙、南沙群岛的谬论》（1980年8月1日《人民日报》）等文，以大量事实论证了越南历史图籍中所说的黄沙、长沙都是越南近海的一些岛屿、沙滩，同我国西沙、南沙群岛没有任何关系。

钓鱼列岛研究。钓鱼列岛是台湾的附属岛屿，早在明代就已经划入中国版图，19世纪末为日本侵占。1945年日本投降后，该岛屿本应同台湾、澎湖列岛一起归还中国，但日本却宣布其对该岛屿拥有主权，从而制造了中日间的领土争端。周兆锐《钓鱼岛等岛屿问题的来龙去脉——钓鱼岛等岛屿是中国的领土》（《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2-3期），概述了钓鱼列岛的历史、主权归属以及有关中日间的争端。于福顺、刘耀祖编的《钓鱼列岛历史资料》（《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1辑，1987年）摘录中外文献63种，叙述了钓鱼列岛的地理形势、主权归属和中日交涉等问题。

（六）对中国近代边疆研究史的考察

前曾指出，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曾两次掀起高潮。这两次高潮的具体情况怎样？为了总结经验，促进学术进步，这阶段一些学者对这两次研究高潮进行了研究。

赵俪生《论晚清西北之学的兴起》（《西北民族研究》创刊号，1986年）指出，鸦片战争前后，中国遭到外国入侵力量的胁迫，一大批爱国学者深感边疆地区迫切需要进行过细研究，遂身体力行，由此产生了西北历史地理之学和西北少数民族之学。胡斯振《西北学刍议》（《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综述了民国时期边政学的研究成果，认为1931年以前，由于沙俄策划外蒙古“独立”、“自治”，促使全国人民继续重视西北史地的研究。1931年以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西北史地学迅速发展，同时也为边政学研究开辟了新领域，提供了新内容。丛佩远、赵鸣岐《简评曹廷杰》（《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4期）评述了曹廷杰的全部著作及其思想倾向，指出甲午战前，曹廷杰的思想比较激进，爱国和抗俄是其思想的主流。钟兴麒《王国维与西北史地学》（《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分析了王国维的西北史研究，认为王氏继承了乾嘉学派的治学经验，又吸取了世界近代资产阶级的研究方法，在前人的基础上，把西北史地学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把西北史地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整个中亚地区，大大丰富了这个领域的研究内容。吴丰培《顾颉刚先生和所著〈西北考察日记〉》（《西北史地》1983年第4期）等，评述了顾颉刚的边疆研究和和禹贡学会的业绩。

初步发展阶段的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以近代边疆为研究对象，内容涉及较多领域，局面基本铺开，独立学科开始形成。学者们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南，加强对史料的考订和史籍的校勘，出现了许多较高水平的著述。这些为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深入发展阶段（1988-1999年）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世界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发生了变化。这影响了中国边疆地区，使往日是反帝反修前线的中国北部边疆形势得以缓和。与此同时，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特区”不再仅局限于东南沿海，这给中国辽阔陆疆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当然，世界局部地区的紧张形势还时有发生，和中国相邻的有些国家也不时对中国提出领土（海）要求，侵犯中国的领土（海）主权。在这种形势下，中国边疆的战略地位发生了变化。国人希望进一步了解边疆，稳定边疆，建设边疆，发展边疆。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适应形势需要，得到了比较深入的发展。

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一届边疆史地学术讨论会，10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对中国（近代）边疆史地学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这次会议对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深入发展起了促进作用。1990年，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会成立边疆史地临时评议小组，鼓励和资助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项目，这也促进了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在协调和发展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方面也加大了力度。1988年，该中心创办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91年，又创办了理论性、综合性和信息性学术刊物《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此外，为了给研究者提供更广阔的园地，从1988年开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先后组织出版了5套丛书、丛刊，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边疆史地丛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边疆史地文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资料丛书”、“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一些边疆出版机构也出版了不少具有地方特色的丛书，如“长白丛书”（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东北文史资料丛编”（辽沈书社出版）、“黑水丛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兰州古籍书店影印）、“云南史料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指南丛书”（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等。上述出版物中，有许多是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内容。1999年9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在浙江宁波象山县召开了第二届全国边疆史地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50余位边疆史地学者出席了会议。大家认真讨论了1988年以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情况，规划了未来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工作。同年秋，马大正任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边疆通史》杀青，即将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深入发展阶段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日益繁荣的象征。据不完全统计，1988年至1999年，共出版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专著80余部，1000余篇，资料书40多种。从主要内容上看，有的是前一阶段所探讨问题的继续和深化，有的是新开辟的领域。归纳起来，大致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中国（近代）边疆的理论探讨

这包括中国边疆的理论界定和概括、中国边疆研究的社会功能、中国边疆研究的内涵和方法等。

首先是中国（近代）边疆的界定。早在20世纪40年代，顾颉刚就提出边疆是一国领土的外缘地带。吴文藻也认为边疆有政治上的边疆和文化上的边疆之分。1988年以后，人们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认识。马大正、华立认为：边疆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中国的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陆疆是指沿国界内侧一定宽度的地区，具有自然、历史、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自身特点（《古代中国的北部边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邢玉林指出，近代以来的边疆，是指在国家陆路边界线内侧的或在国家海岸线外侧的、且属于该国主权的边缘陆路领土或海洋领土（《中国边疆学及其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

其次是中国（近代）边疆研究的社会功能。丁伟志认为，研究边疆既有体现在政治纠纷与军事冲突中的现实价值，也有体现在和平建设中的经济文化方面的社会效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序》）。邢玉林提出，研究边疆可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的爱国主义，强化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提供稳定边疆的历史经验，为边疆的建设提供科学依据，促进边界问题的解决，维护国家领土完整（见前引文）。

再次是中国边疆研究的内容与方法。40年代林耀华、吴文藻、顾颉刚曾从环境、人类、文化三要素，政治学、人类学观点，旅行调查和专题研究诸方面进行探讨。90年代初，马大正提出，应当加强边疆政策方面的综合性研究，既要考虑到民族、宗教、边防、外交等政策，又要考虑到近代边疆危机与封建时期边疆政策由成功到失败的演变。特别应当加强现代边疆政权建设及其与中央政府关系的研究，边防工作、边界交涉、边疆地区民族关系与跨境民族、接境邻国政治、军事、社会、民族概况等方面的研究（《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和当代边疆问题研究刍议》，《思想战线》1991年第3期）。邢玉林认为，中国边疆史研究应当包含中国边疆通史、中国边疆断代史、中国疆域史、中国边界史、中国边防史、中国边疆社会思想史、中国边疆内外关系史、中国边疆历史学史（见前引文）。

以上关于中国边疆的理论探讨，有的是直接述及近代的，有的虽然不是专讲近代，但对研究中国近代边疆问题也多适用。

（二）中国近代边疆管理及边防观

关于中国近代的边疆管理，这个阶段的研究成果可分总体性论著和区域性论著两部分。谈到总体性论著，首先应当提及赵云田著《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1988年，赵云田提出“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概念，呼吁学术界加强该领域的研究，认为这对于深入了解我国历代的政治制度和边疆统治政策，深入理解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祖国的历史都有重要的意义（《加强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研究》，《清史研究通讯》1988年第3期）。《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正是他身体力行的结果。该书在理论上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民族观点结合起来，在内容上则把边疆民族管理机构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和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不断发展和巩固的历史联系起来考察，摆脱了断代史和地方史角度的局限。该书以相当的篇幅论述了晚清理藩部，中华民国时期的蒙藏事务局、蒙藏院、蒙藏委员会对边疆地区的管理。此外，马汝珩、马大正主编的《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设有专节论述了近代边疆危机和晚清政府加强对边疆管理的措施，内容丰富，议论精当。刘子扬《清代地方官制考》（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版）、徐学林《中国历代行政区划》（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概述了近代边疆地方行政设置和管理。

关于中国近代边疆管理机构的区域性论著，涉及东北、蒙古、新疆、西藏的较多。赵云田《晚清东北军政管理机构的演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4期），分析了光绪年间东北三将军体制的变化，以及废除军府、建立行省的原因和作用。康沛竹《日俄战争后的清廷东北防务》（《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认为改建行省、整顿军事是清政府面临边疆危机加剧在东北地区采取的相应措施。刘金明《北洋政府对鄂伦春族的政策与“安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4期）指出，北洋政府对鄂伦春族的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北洋政府对东北边疆地区的管辖。郝维民主编《内蒙古近代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赵云田著《清代蒙古政教制度》（中华书局1989年版）、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卢明辉著《清代蒙古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都设有专章论述了近代管理蒙古地区的机构和措施。格日勒《北洋军阀政府与西盟王公会议》（《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3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乌云格日勒《清末内蒙古的地方建置与筹划建省“实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1期）也考察了近代内蒙古地方管理的情况。

吕一燃《清政府对阿勒坦诺尔乌梁海的管辖》、《阿勒坦诺尔乌梁海历任总管考略》（《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樊明方《中国历代政府对唐努乌梁海的管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2年第1-2期）论述了近代对乌梁海的管理情况。樊明方编《唐努乌梁海历史资料汇编》（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以大量的历史资料，叙述了19世纪60年代唐努乌梁海西部中俄边界的划定，此后俄国对唐努乌梁海盆地的渗透，辛亥革命以后俄国以“保护”名义侵占唐努乌梁海，1919年中国收复唐努乌梁海，以及苏联兼并唐努乌梁海的经过。赵云田《近代新疆行政建置的演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管守新《刘锦棠在新疆建省》（《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陈延琪《伊塔阿三区政府管理机构设置述略》（《西域研究》1997年第2期），从不同层面论述了近代新疆管理机构变化的情况。

吴丰培、曾国庆著《清朝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与沿革》（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版）、《清代驻藏大臣传略》（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贺文宜《清朝驻藏大臣大事记》（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探讨了清代驻藏大臣的职权和管理西藏的情况。朱先华《清末西藏新设机构及其活动概述》（《中国藏学》1988年第2期）、赵富良《试论张荫棠“查办藏事”及其治藏方针》（《西藏研究》1992年第2期）、余子明《论晚清政府在西藏的若干政策》（《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具体评述了晚清时期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理情况。祝启源、喜饶尼玛《中华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版）、唐景福《民国时期历届中央政府维护西藏主权的措施》（《中国藏学》1997年第1期）论述了民国时期对西藏的管理。

在探讨中国近代边疆管理的同时，一些学者研究了中国近代边防观问题。毛振发《我国强边思想的演替和发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2期）、刘庆《中国古代国防政策及其在近代的演变》（《军事史研究》1991年第2期）、牛俊法《浅析中国近代“争胜型”与“守土型”的国防观》（《军事历史》1989年第3期）、黄顺力《鸦片战争时期传统海防观的影响与扬弃》（《厦门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俞世福《浅析中国近代海防论》（《军事历史》1989年第6期）、李国华《清末海洋观与海军建设》（《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等，从宏观上论述了近代边防观的主要内容、特征以及产生的影响。李少莉《论清末洋务派的海防建设》（《辽宁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施渡桥《林则徐、魏源的海防战略思想是消极的吗？》（《军事历史》1992年第4期）、史滇《李鸿章与北洋海防》（《安徽史学》1992年第3期）、何丰伦《中法战争后广西边防建设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2期）、徐舸《清末广西边防问题》（《印度支那》1988年第4期）等，则论述了具体人物、具体地区的边防思想和建设。

（三）近代边疆开发研究

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汇集了15篇专题论文，其中9篇涉及近代东北、蒙古、新疆、云南、海南、台湾的农业、牧业、工矿业的开发。王戎笙主编《清代的边疆开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是1991年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内有多篇文章涉及了新疆等地的开发。成崇德、张世明著《清代西藏开发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分析了清末张荫棠在西藏的开发思想，联豫在西藏的开发措施，以及清末西藏开发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卢明辉主编《清代北部边疆民族经济发展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对晚清北疆地区畜牧业经济的变化、“移民实边”与土地滥垦的影响、手工业生产兴衰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探讨。华立著《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以相当篇幅论述了晚清时期新疆农业开发状况，并总结了开发的历史特点和功效得失。

此外，许淑明《清末黑龙江移民与农业开发》（《清史研究》1991年第2期）提出，大批汉民的迁入，使黑龙江土地的开垦方法、耕作技术和农业习惯都受到了影响。钟萍《近代新疆农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4期）认为，近代农地的开发，促进了新疆农业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新疆以农为主、各业并举的混合经济形式。唐凌《矿业在近代广西边疆开发中的作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3期）指出，鸦片战争后，随着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日益深入，以及广西战略地位的日益提高，政府和民众开始大力对其进行开发，其中，矿业开发起了很大作用。何瑜《近代海南开发》（《历史档案》1992年第2期）认为，近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的大量侵入，海南传统农业逐渐解体，经济作物日益发展。

（四）边疆人物

这一阶段近代边疆人物研究值得重视的是以下几部著作：阿拉腾奥其尔著《清代伊犁将军论稿》（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伊犁将军是清代统一新疆后在该地区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统辖天山南北，并管理归附的中亚地区及哈萨克各部，在巩固西北边防、抵抗外来侵略、稳定社会秩序、防止分裂割据、维护国家统一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该书从清代历任伊犁将军中选出10位较有影响的人物，对他们在新疆的活动和政绩进行了述评。其中，奕山、布彦泰、金顺、志锐四人均属近代人物。本书拓宽了近代边疆人物研究的视野，有助于人们从不同侧面了解近代对边疆地区的经略。周轩著《清代流放人物》（紫金城出版社1993年版），周轩、高力著《清代新疆流放名人》（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这两部书可称为姊妹篇，论述的都是被清政府流放的人物在边疆地区的活动。两书共收100多人，对他们在开发边疆、巩固国防、发展文化等方面的贡献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述。探讨流人对近代边疆的贡献，两书的开创意义功不可没。谷苞、蔡锦松编《林则徐在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杰出的民族英雄，1842年12月含冤流放到新疆。他在新疆三年间，不顾政治上所处的逆境，为新疆开发不遗余力。该书选收论文19篇，从主张加强西北边防、兴修水利、勘查荒地、关心少数民族疾苦、重视协调民族关系、禁止鸦片及限制鸦片在新疆的蔓延等方面，论述了林则徐对新疆卓有成效的贡献。书中许多文章利用了档案资料，也有的是根据文献资料结合实地考察写成的，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五）领土和边界问题

这是这阶段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取得成果较多的领域。学者们既从宏观上论述了中国近代边界问题的形成，也具体考察了和邻国的边界情况，以及有关领土的争端。

从宏观方面考察的主要著述有：张锡群、吴真明《中国近代割地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郑汕、傅元祥主编《中国近代边防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郑汕主编《中国边防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这些著作从丧失土地和边防史角度综论了近代边界问题。此外，张振鹍近代中国的边患与边界问题——一个简要的回顾》（吕一燃主编《中国边疆史地论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认为，近代中国的边患经历了从海疆告警到边疆普遍危机，进而危机深化的历程。边患造成了中国丧失大量领土，积累了许多边界问题。

考察中朝边界的著述有：孙进已《东北历史地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该书在论述东北历史地理问题过程中，也考察了中朝边界问题。杨昭全《中朝界务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3、4辑，1988-1989年），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杨昭全、韩俊光《中朝关系简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这些论著以详细的史料，对中朝界务作了细致的研究。此外，姜龙范《关于清季中朝边务交涉的研究》（《延边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崇实《历史上的以图们江为中朝东段边界的考察——驳“间岛”学说》（《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6期）等文，也是这一专题研究的力作。

余绳武主编《沙俄侵华史》（第4卷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探究了沙俄侵略中国边疆、吞并中国大片领土的历史事实，对有关中俄边界的一系列条约的签订经过、主要内容和边界走向，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资料翔实，考证精确，是研究中俄边界史的上乘之作。厉声《中俄伊犁交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全面系统地评述了中俄伊犁交涉的历史过程。李之勤《论〈中俄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第1-2期）、朱炳耀《关于新疆乌宗图什河源“争议”地区的调查报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2年第1-2期），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具体考察。

探讨中印边界问题的著述有：杨公素《中印边界问题的真相》（《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4辑，1989年），对中印之间传统习惯线、英国私自划定的“麦克马洪线”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丁名楠《中印西段边界问题由来的片断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第3-4期）、景辉《中印东段边界真相》（《国际问题研究》1988年第1期）、吕昭义《关于中印边界东段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房建昌《近代中印西段边界史略》（《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近代中印中段边界史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1期）等，分别论述了中印边界有关段落的形成与界务纠纷的交涉。

房建昌《中尼边界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2年第3-4期）、《中尼边界洛敏汤考》、《中锡边界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第1-2期）、《中国与不丹的边界及不丹在西藏的飞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5辑，1990年）、《近代中国与巴基斯坦边界史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对中国与相关国家的边界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填补了这方面专题研究的空白。

关于中缅边界研究。张振鹍《近代史上中英缅边界“南段未定界”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2辑，1988年）认为，1941年中国政府与英国换文，就南段未定界划定界线，但这段边界始终没有竖立界桩，所以直到缅甸独立，南段未定界并没有最终解决。谢本书《片马问题考察与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4辑，1989年）论述了清政府对片马的管辖，以及英国侵占片马的经过。金宗英《麦克马洪线与中缅北段边界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3辑，1988年），分析了中英间关于中缅北段边界早期交涉和麦克马洪在西姆拉会议中玩弄的伎俩，认为英国炮制麦克马洪线的目的之一是想把尖高山以北除独龙江以外的恩梅开江与迈立开江流域全部土地据为己有。张植荣《论中缅边界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第3-4期）探讨了中缅边界问题的历史背景、交涉过程、中国政府指导中缅交涉的边疆战略与边界政策。余绳武《近代中缅北段未定界的由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2年第3-4期）、《有关猛卯三角地的一些历史情况》（《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2辑，1988年），陈瑞金《中缅北段未定界历史的变迁》（《云南史志》1995年第1期），分别进行了细密的分析，提出了有见地的意见。

中越边界研究。李国强《中越陆路边界源流述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90年第1期），论述了中越边界形成的过程，认为中越边界条约使中越边界走向有了明确的规定，但也使清政府丧失了许多土地。木芹《清代中越边界云南段述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第1-2期），深入论述了19世纪末云南省临安、开化、广南三府边境大片领土被法帝国主义划入越南的历史。龙永行《中越界务会谈及滇越段勘定》、《中越边界桂越会谈及勘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第3-4期、1992年第1-2期），前文论述了自1885年起至1897年止中法两国关于滇越段界务谈判、勘定始末，指出中国最大的失败在于第六段边界即后来普洱府属猛乌、乌得之割让，后文论述了中越边界桂越段会谈及勘定的情况，以及勘界大臣邓承修的功绩。萧德浩《中越边界广西段历史概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3年第1-2期），研究了中越边界广西段形成的历史。萧德浩、黄铮主编《中越边界历史资料选编》上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黄国安、萧德浩、杨立水编《近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分别从档案、文献中辑录了中越边界交涉的大量资料。

北部湾问题是中越边界研究的重要方面。萧德浩《北部湾问题刍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3辑，1988年）、《中越两国从未划分北部湾海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2年第3-4期），刘文宗《是“海上分界线”还是岛屿分界线》（《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4辑，1989年），分别从不同方面论证了在历史上中越两国从未划分过北部湾的海界，1887年《中法续议界务专条》第三款划分的是芒街附近海中岛屿的归属，越南政府把它说成为划定中越海上分界线是没有根据的。

南海诸岛研究。南海诸岛包括南沙、东沙、中沙、西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吕一燃主编《南海诸岛——地理、历史、主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海疆历史与现状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反映了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张良福《南沙群岛领土主权的争端》（《南洋问题研究》1991年第3期）、林金枝《民国时期中国政府行使和维护南海诸岛主权的斗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第1-2期）、黄盛璋《南海诸岛历来是中国领土的历史证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5辑，1990年）等，也都以大量事实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神圣主权。

钓鱼列岛研究。吴天颖《甲午战前的钓鱼列屿归属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列有专章论述了1885-1895年日本觊觎、侵占我国钓鱼列屿的始末，指出钓鱼岛等岛屿是中日甲午之战签订《马关条约》后被日方侵占的中国领土。杜继东《钓鱼岛等岛的历史和现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5辑，1990年）论述了钓鱼列岛历史上的主权归属和今天的中日争端。王乃昂等《略论中日钓鱼诸岛之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4期），依据大量的历史文献，从国际法的原始发现、行政管辖、经济活动、自然延伸等原则，论证了钓鱼诸岛主权属于中国。

香港史研究。香港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世纪末被英国强割强租。20世纪80年代初，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开始以后，国内学者对香港史研究逐渐重视，论著渐多。余绳武、刘存宽主编《19世纪的香港》（香港麒麟书业公司、中华书局1994年版），以丰富的史料，严密的论证，叙述了英国割占香港岛，割占九龙半岛南端，强租香港新界的过程，是这一领域高水平的学术专著。余绳武、刘蜀永主编《20世纪的香港》（香港麒麟书业公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论述了20世纪的香港政制、香港与中国内地的关系、中英关于归还香港问题的交涉等，反映了这一领域的最新成果。此外，刘蜀永主编《简明香港史》（香港三联书店1998年版）、《香港的历史》（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刘存宽著《香港史论丛》（香港麒麟书业公司1998年版），也从不同角度以大量史实论证了英国侵占香港的经过。

澳门问题。澳门自古就是中国领土，明朝时期被葡萄牙占据，鸦片战争以后，葡萄牙加紧在澳门扩张，后来沦为葡萄牙领地。费成康《澳门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黄鸿钊《澳门史纲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2期“澳门专号”、郑炜明《葡萄牙人占有澳门附近凼仔、路环二岛的经过和性质》（吕一燃主编《中国边疆史地论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等著述，从不同侧面论述了葡萄牙强占我国澳门的经过。张海鹏主编《中葡关系史资料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收入了大量中、葡、英、法、日文档案资料，是至今关于澳门史最全面的资料汇编。

（六）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疆的侵略

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边疆地区各种资源的掠夺，以及所实行的奴化政策，是这一阶段这一领域的主要内容。代表性的著作有：丁清《近代以来日本对我国东北邮政的侵夺》（《历史档案》1995年第3期），肖安鹿《论日本对我国东北、台湾的侵占及其推行的奴化同化政策》（《甘肃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霍辽原《日本在中国东北沦陷区实行的民族统治政策》（《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1期），饶野《20世纪上半叶日本对鸭绿江右岸我国森林资源的掠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连心豪《日本夺取中国海关述略》（《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王晶、牛玉峰《日寇对我国东北煤炭资源的疯狂掠夺》（《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宋德玲《伪满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黑龙江地区的经济掠夺》（《北方文物》1997年第3期），宋承荣、张庆山《日本殖民渔业对旅大水产资源的独霸和掠夺》（《辽宁师大学报》1997年第5期），佟静、赵一虹《略述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工矿业的掠夺》（《辽宁师大学报》1998年第5期），孙玉玲《浅析中国东北沦陷时期日伪对劳工的掠夺政策》（《东北沦陷史研究》1998年第4期），李琳《日本占领海南及其对资源的开发和掠夺》（《海南史志》1997年第1期），房建昌《关于日本侵略海南岛的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3期）等。应当指出的是，上述论著的共同点，即认为日本掠夺我国的各种资源，残暴地压榨中国人民，向世人显露出侵略者的狰狞面目。

（七）近代中国边疆研究史的考察

这是前一阶段该专题研究的继续和深入，内容涉及学术团体、学者、著作和边疆考察等方面。

刘逖《中国地学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2期）、马大正《略论禹贡学会的学术组织工作》（《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分别论述了中国地学会和禹贡学会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方面的业绩，以及学术组织工作的经验和成绩。袁英光、桂遵义《中国近代史学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评述了西北史地学派及该派的代表人物张穆、何秋涛等人的学术成就。马汝珩、张世明《嘉道咸时期边疆史地学的繁荣与经世致用思潮的复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认为，嘉道咸时期形成了一个边疆史地学研究者的趣缘集合体，成员包括祁韵士、何秋涛、俞正燮等人。正是这些人的整体效应，才产生了嘉道咸时期边疆史地学繁荣昌盛的局面。

宝日吉根、宝音图《〈皇朝藩部要略〉张穆改定稿本评介》（《蒙古史研究》第4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蔡家艺《何秋涛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吕一燃主编《中国边疆史地论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浅论〈蒙古游牧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张承宗《张穆、何秋涛对边疆历史地理的研究》（《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1期），评述了二人的学术贡献和爱国主义精神。吴怀琪《评姚莹的边疆史地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1期）、陈经忠《姚莹和他的历史地理著作》（《文史杂志》1989年第1期），分析了姚莹边疆史地学著述的特征。

边疆考察是中国近代边疆学者学术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些政府官员的治边措施。马大正《有清一代新疆考察述论》（马大正等主编《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20世纪新疆考察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3期），探讨了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及军政要员新疆考察活动的历史功绩。吕一燃《谢彬及其边疆史地研究》（《西北史地》1988年第2期）、杨镰《谢彬和他的〈新疆游记〉》（《新疆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论述了谢彬的边疆考察经历和成就。邢玉林、林世田《西北科学考察团组建述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黄烈《艰辛的历程、丰硕的奉献——黄文弼先生与西北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3期），评述了20世纪20至30年代中瑞（典）西北科学考察团组建过程以及黄文弼学术活动和成就。

深入发展阶段的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显著的特点是创新。表现在新概念的提出及系统阐释，如对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研究；新领域的开辟及详细论述，如对边疆大吏及流人对边疆贡献的研究；新课题的论证和薄弱环节的加强，如对唐努乌梁海的研究等。

五、回顾与前瞻

50年来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也反映出了一些问题。50年来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还存在哪些问题，我们今后应如何加强薄弱环节呢？

首先，理论研究还比较薄弱，今后应当加强探讨。应当承认，老一辈学者顾颉刚、吴文藻、白寿彝、谭其骧等人在关于中国疆域的界定等边疆理论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给晚学开辟了道路。吕一燃、马大正、邢玉林等人近些年来在边疆界定、中国边疆研究的功能和方法等方面也提出了不少有益的见解，为中国边疆史理论框架的构筑做出了贡献。此外，台湾学者胡耐安、林恩显在中国边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方面也做出了成绩（见胡耐安《边政通论》，1960年台北初版；林恩显《边政通论》，台北华泰书局1987年初版；《中国边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台北渤海堂文化公司1992年版），但是也应当承认，中国边疆史研究理论探讨还不够深入，有些问题还没有涉及。比如边疆观问题。中国近代边疆是中国古代边疆的延续和发展，只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近代边疆才发生了不同于古代边疆的变化。中国古代边疆观已有比较明确的内涵，而中国近代边疆观的内涵却还是很不明确。到底应当怎样揭示中国近代边疆观的内涵？中国近代边疆观和中国古代边疆观相比有哪些异同？解决这个问题，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中的许多问题也才便于梳理。又比如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方法问题。中国近代边疆既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含义，又和民族、宗教、人物等因素密切相关，它的研究方法就必然是多种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而不可能是单一的。换言之，政治学、军事学、经济学、文化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都可以借鉴。而目前这方面的探讨还很不够。因此，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里，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做指导，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构筑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理论，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其次，研究领域还不够宽广，今后需要进一步拓展。中国近代边疆史有着丰富的研究内容，包括边疆民族、边疆宗教、边疆社会、边疆教育、边疆人物、边疆制度、边疆管理、边疆开发、边疆自然地理、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疆的侵略、边界和领土问题等。就其中的某一项说，又可以分得更细，比如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疆的侵略，就有割占领土、掠夺资源、宗教渗透、文化侵略等方面。由于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以近代边疆作为独立客体进行研究的时间还不很长，所以有些内容还没有涉及，或虽然涉及了但还很不深入。比如边疆社会。不同少数民族居住的边疆地区由于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生产方式等的不同，社会面貌也就很不一样，而我们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又比如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疆地区的侵略，在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初步发展阶段，学术界侧重于沙俄对我国边疆领土的掠夺，到了深入发展阶段，侧重的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疆资源的掠夺。这显然是扩大了研究领域，深化了研究内容。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里，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领域还需要拓展，应着重加强中国近代边疆内在问题的研究，比如边疆社会、边疆宗教、边疆教育等。

近代史研究范文4

一　研究状况综述

建国以来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大致上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各个阶段所关注的问题及其所研究的取向不同，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1949年至1966年，学术界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虽然论文不多，但质量很高。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中国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工业的关系、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研究工作表现了更多政治取向，尤其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谴责和批判。1966年至1976年，文革十年，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庸，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虽然幸免于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但由于学术界移情于革命史、阶级斗争史，这一领域的研究事实上无法展开，倒是国外汉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走在了我们的前面。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逐渐细化与深化，领域逐步拓宽，新观点不断出现，既有跨区域、跨行业的宏观性的总体观察，也有分区域、分行业的具体入微的探析，强烈的学术关怀与现实关怀成为学者们的主要研究取向，讨论更加趋于理性与客观。

迄今为止，虽然尚无一部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专著，但相关著作中的探讨并不少见，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是国内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棉纺织业的专门性著作，其中相当篇幅分析了近代以来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生产关系的蜕变，为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再版本）分析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生、发展过程。全慰天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全面评述了手工业的发展概况及其与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段本洛、张圻福著《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虽然主要以苏州城镇手工业为讨论对象，但乡村手工业亦有涉及。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在分析机器缫丝工业的同时，也附带论及手工缫丝业。黄逸平著《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对手工业的兴衰状况及其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汪敬虞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在第十三章中纳入了由王翔撰写的手工业，对这一时段的手工业经济进行了总体评析，并对十个行业作了示例性研究。苑书义、董丛林著《近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变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将乡村工副业纳入小农经济体系中，分析了农民家庭工副业中的主要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织业、草帽辫、花边、发网业及其他家庭副业的兴衰概况。中青年学者王翔、彭南生分别出版了《中国近代手工业的经济学考察》（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和《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从宏观上论述了手工业在近代中国兴衰演变的原因、地位及其作用。但是上述著作未将近代乡村手工业从城市手工业中分离出来，看不出手工业在近代农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大多数研究者将手工业作为机器工业的一个配角，看不出乡村手工业自身的变迁。

与此同时，区域性的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史专著或专门性的行业史著作也非常关注区域内的手工业经济状况。乡村手工业是行业史研究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否则，区域社会经济史或行业史的整体性将受到影响，因此相关著作都或多或少地迁涉到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朱新予主编的《浙江丝绸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徐新吾主编的《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主要分析了近代江南城乡丝织业的演变。徐新吾主编的《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分上、下编，上编缕述了近代上海地区手工织布业与土布商业的变化，下编辑录了江苏江阴、常熟、常州、无锡、苏州、南通以及浙江慈溪、平湖、硖石等地的土布史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四部分以“手工业与乡村经济”为题对近代河北、山东、河南的主要乡村手工业进行了分析。曹幸穗著《旧中国苏南农村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充分利用满铁的“中国农村实态调查”资料，讨论了农村工副业生产及其在农家经济中的地位、农副产品及其生活资料的商品化。苑书义、任恒俊、董丛林等著《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以“传统手工业的变迁”为题粗线条地概述了华北乡村手工业的兴衰。庄维民著《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中华书局2000版）从山东工业化进程的角度分析了传统手工业结构的嬗变、农产品加工业的工业化进程。林刚在《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重点探讨了家庭棉纺织业、蚕桑业与近代机器大工业之间的关系。王笛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2001年版）描述了传统手工业到近代工业的发展历程。张利民等人合著的《近代环渤海地区经济与社会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将手工业纳入该区域工业体系中，分别讨论了辽宁、天津、山东工业体系的特色，肯定了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及其与近代工业的关系。侯建新著《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解放前国内外有农村调查资料，从农村产业结构变化的视角，对冀中11村工副业经济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徐浩的《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方志资料，以织布业为例，简略地分析了华北农村工副业的扩张。马俊亚在《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以专章对江南农村手工业与机器工业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新近唐致卿推出了《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篇幅达72万字，其中第四章第三节以2.5万字的篇幅简要地探讨了“农村手工业和副业”的存在领域。不过上述研究除个别较为深入外，大多将乡村手工业视作行业史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绕不过去的“坎”，讨论停留在浅层次上，有些只是点到为止。不仅如此，这类研究普遍存在着行业的不平衡性与地域的不平衡性，就行业而言，棉纺织业、丝织业等是讨论中的重点，其他众多行业较少，有些则根本尚有触及，就地域而言，除华北、江南考察较为充分外，其他广大地区探讨较为薄弱。

相比之下，无论是成果的数量，还是学术质量，亦无论是研究的深度，还是讨论的广度，论文都大大超过了专著，对推动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更大的贡献。虽然有些论文并非专门以乡村手工业经济为题，但大量利用了乡村手工业经济史料，其结论无疑也是适用于乡村手工业的。

1956年陈诗启探讨了近代中国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第4期），稍后他又撰文分析了甲午战前中国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成长（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彭雨新以丝棉手工业为例，剖析了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我国原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光明日报1961年8月2日）。1962年，樊百川撰文揭示了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1965年戴逸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人民日报1965年8月20日）希望将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推向深入，然而随后10年“文革”使这一讨论进程中断了十余年之久。这一时期讨论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专文虽然不多，但质量较高，视点集中，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与重点。

改革开放后的最初几年中，学术界对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仍然乏力，学术论文仅见李炳东对广西近代手工业兴衰演变的宏观概述（广西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夏林根以地方志史料为依据，对上海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所做的分析（中国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1期）。鉴于这种状况，彭泽益呼吁重视中国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他认为忽略近代手工业、尤其是工场手工业，“使得中国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形象不够完整，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因此专门撰文“希望能够引起重视，充实这方面的调查研究”（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此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论文渐渐多了起来，唐文起探讨了营口土布市场的兴衰对南通土布业的影响（江海学刊1985年第5期）。潘景隆、谭禹对光宣年间吉林蚕业的兴衰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讨论（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李达三从微观角度剖析了近代河北高阳土布的盛衰情形（河北大学学报增刊，1985年）。1986年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进入兴盛时期，无论是宏观探讨，还是区域研究，亦无论是手工业经济整体，还是若干重要手工业行业，都成为学者们探讨的对象，出现了一系列的新观点。

就宏观研究而言，李荣昌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近代工业与传统手工业之间的竞争（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7年第3期）。张学君对19世纪后期的四川工场手工业进行了实证研究（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第3期）。陈玉环、刘志伟利用《沙滘楚旺房陈氏家谱》、从个案角度讨论了清代后期广东的丝织工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乡村手工业的兴衰变化与近代社会运动密不可分，张思从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破产的角度考察了北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原因（《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汪敬虞就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提出了新的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徐新吾从总体上考察了近代中国自然经济加深分解与解体的过程，已经注意到了这一发展过程的不平衡性（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王方中以大量丰富的史料探讨了1930～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织业的衰落及其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谢放以四川为例，讨论了近代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中青年学者将研究视野聚焦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这既是手工业经济史受到重视、研究工作进一步细化的表现，也是农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受到关注、进而带动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一种反映。曹幸穗站在农民家庭经济的微观角度分析了近代苏南地区农村手工业副业的存在状况及其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陈庆德论述了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的社会基础（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及其发展趋势与归宿（求索1991年第6期）。史建云以华北地区抗战之前的情况为依据，从市场角度分析近代农村手工业对近代民族工业的促进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对20世纪30年代初期农村手工业衰退现象及其原因提出了新看法（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并论述了华北手工业生产力的变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王翔探讨了近代中国行会手工业的演变（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危机（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手工业经济结构等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彭南生发表了系列论文，其中《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传统工业的发展与中国近代工业化道路选择》（华中师大学报2002年第2期）、《包买主制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史学月刊2002年第9期）、《半工业化：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进程的一种描述》（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论近代乡村半工业化的兴衰》（华中师大学报2003年第5期）、《“地方能人”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进一步深化了这一研究，提出了“半工业化”分析框架，明确肯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并分析了发展的多种因素。此外，他还撰文评价了晚清、民国政府的手工业经济政策与措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华中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2000年第1期），以及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的互补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万振凡、孙桂珍重新评价了近代中国农民家庭手工业（江西师大学报2003年第1期）。

陈西平从区域研究的角度、以清末湖南为横截面，透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展，并探讨了它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90年第10期）。张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农村地方工业的演变及其趋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他后来将这一研究扩大到近代长江沿江城市周边农村的非农产业，明确肯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第3期）。刘华明按时段顺序对1840－1949年间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情况进行了描述（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胡水凤对近代江西几种主要手工业的兴衰变化进行了考察（江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史若民则探讨了近代山西部分手工业的变迁（山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戴鞍钢研究了开埠后的近代上海与周围乡村手工业的关系，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近代城乡经济关系的内涵（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李先富探析了清末民国时期广西手工业的发展及其在市镇发展中的地位（广西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宾长初揭示了广西近代手工业的变化（社会科学家1996年第3期）。乡村手工棉纺织业在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等红色区域中十分重要，刘宏探索了晋察冀边区的棉纺织业（河北学刊1998年第1期）。刘萍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妇女纺织运动进行了考察（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张静以草辫、花边、发网业为例，探讨了近代山东农村手工业的外向型发展（史学月刊2002年第2期）。李靖莉评述了黄河三角洲地区近代手工业的商品化倾向（东岳论丛2003年第2期）。杨华论述了清末民初黑龙江手工业的发展情况（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更多区域性的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是从行业史反映出来的。

就手工业行业史而言，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等多有专文探讨，其中棉纺织业是讨论重点，研究的视角既有整体性的行业史，也有区域性的行业史。夏布是近代乡村重要的纺织业，胡水凤探讨了近代江西夏布的产销问题（江西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林顿等简要考察了清末四川的手工棉织业状况（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2期）。刘灿河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山东手工棉纺织业的考察，提出了对“自然经济解体论”的新认识（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88年第6期）。陈惠雄提出了近代中国家庭棉纺织业多元分解的历史解说（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李金铮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的家庭棉纺织业进行了实证研究（河北学刊1991年第3期）。陈美健具体分析了清末直隶工艺总局在高阳织布业兴起中的历史作用（河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刘华明对近代百年间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描述性的讨论（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张思对清末直鲁地区农村手工纺织业的曲折经历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载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清王朝的建立、阶层及其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他后来将视野扩大，以直鲁地区农村手工业为例，考察了19世纪末中国农村手工业的曲折经历（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阚维民对民国初年山东手工棉纺织业中的生产关系进行了具体入微的探讨（民国档案1996年第2期）。林刚就1927～1937年间的中国近代手工棉纺织业提出了新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

在蚕丝业研究中，严学熙论述了蚕桑生产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的关系，肯定了蚕桑业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姚玉明深入挖掘了近代浙江丝织业生产的演变及其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王翔从近代化的角度论述了中国传统丝织业的发展过程（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李平生着重就1929～1933年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对中国蚕丝业的生产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徐秀丽对近代浙江湖州地区蚕丝业生产的发展及其局限进行了全面考察（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张晓辉探讨了广东近代蚕丝业的兴衰及其原因（暨南学报1989年第3期）。黄慰愿从生产力角度分析了广东近代蚕丝业畸形发展的原因（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徐新吾、张守愚综述了江南丝绸业的历史状况（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王翔的研究更为深入，他对近代江南丝绸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迁进行了分析（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又考察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中国丝绸业近代化的促进作用（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彭通湖对抗战前四川纺织业的兴衰状况进行了初略探讨（档案史料与研究1992年第4期）。李平生对晚清蚕丝业改良进行了重新考察，既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所存在的局限性（文史哲1994年第3期），周从平探索了浙江近代的蚕丝改良（浙江学刊1997年第3期），汪敬虞从中国近代生丝贸易的变迁入手，评述了缫丝业中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

在制茶业研究中，苏鑫对近代安溪制茶业进行了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汪敬虞从对外贸易的视角研究了中国近代茶业的现代化问题（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戴鞍钢对近代中国植茶业的盛衰进行了全面考察（史学月刊1989年第1期）。张笃勤对近代汉口与俄国间的茶叶贸易进行了探讨（江汉论坛1994年第2期），杜七红论述了茶业对晚清汉口市场的影响（江汉论坛1999年第6期）。胡赤军全面考察了近代中国与西方的茶叶贸易（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陶德臣发表了系列论文，深化了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史研究、揭示了其发展阶段及其特点（中国农史1996年第2期）、出口茶业的经济结构（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以及伪劣茶对近代中国制茶业的负面影响（中国农史1997年第3期），他还从中外对比角度对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中印制茶业进行了比较研究（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对近代中国茶叶生产中的高利贷金融资本（中国农史2001年第3期）、茶农经营状况等（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进行了分析。唐文起则细致分析了我国近代茶叶交易中的初级市场（江海学刊1994年第5期），刘淼探讨了民国时期祁门红茶的产销统制问题，涉及到这一时期乡村制茶业中的政府行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周翔鹤探讨了晚清台湾乡村制茶业（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2期），皮学军讨论了民国时期湖南安化制茶业走向衰落的具体原因（益阳师专学报2002年第5期）。贺琤则通过对1886－1896年间中国红茶出口的考察，探讨了中国近代茶业出口衰落的原因（福建论坛2003年第1期），林齐模以华茶对英出口为中心，具体考证了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的衰减（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其它乡村手工业行业也略有探讨，如林仁川对民国时期福建纸的生产与运销进行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胡水凤简要考述了近代江西的苧麻业（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魏娅娅从出口贸易入手，分析了近代中国榨油业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6期）。李志英分析了近代中国传统酿酒业的发展，填补了该行业史研究的空白（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郭大松、庄慧娟肯定了传教士在近代山东花边、发网业兴起中的历史作用（烟台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梁勇对近代四川桐油外销与市场整合问题进行了讨论（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有关农村集市、贸易等方面的论文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多有涉及，限于篇幅，本文不一一介绍。

与此同时，国际汉学界成为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赵冈研究了鸦片战争后进口棉货与手工纺织业的关系，他与陈钟毅合著的《中国棉业史》（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印行）对中国近代手工纺织业的生产制度、技术条件以及其他有关因素进行了探讨，此外，他在《现代纺织工业的成长及其与手工业的竞争》（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5年）、Albert Feuerwerker（费维恺）在《1870～1949年的中国经济》（密执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1968年、）《1871～1910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与机器纺织业》（经济史杂志第30卷第2期，1970年6月）等文中，深入分析了机器纺织业与手工纺织业的关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若孟关于中国近代农民经济的研究中，对农村手工业多有涉及，他还发表一些专题性的论文，如《手工棉纺织业和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经济史评论1965年第3期），从中、日比较的角度分析了手工棉纺织业在两国工业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美国联合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容国石探讨了中国手工纺纱的衰落与演变（美国《清史问题》1974年第2期）。此外，美国学者李明珠的《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中译本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出版），作者将乡村蚕丝业置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大背景下，探讨了江南及其他地区蚕丝业的发展及其在农民家庭经济中的作用。黄宗智探讨了华北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乡村工业，他的学生、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叶汉明分析了山东潍县近百年农村社会经济的演变，潍县乡村手工业是其探讨的重点之一。日本学者森时彦新近推出了《中国近代棉业史之研究》（日本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1年），“着眼于中国传统棉纺织业与来自西欧的近代棉纺织工业相碰撞而发生变化的过程”。

从总体上看，近五十余年的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研究，在中外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无论是整体性的概论，行业性的专论，还是区域性的分论，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以后该领域的深入研究积累了良好条件。但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薄弱环节仍然很多，需要我们在总结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视已经形成共识的观点，正视研究中尚存在的分歧，整合力量，在新的起点上将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研究推向深入。 二　现有研究中的主要观点及分歧

综观现有研究，学术界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其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关于传统手工业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关系，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之间有着内在的、前后相承的关系，这等于说中国既有的手工业存在着向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发展的历史趋向。早在60年代，戴逸在《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一文中提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是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由以产生的出发点和内在根据。离开了这个出发点和内在根据，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就会成为不可理解的事情。”（1）吴承明在20世纪80年代进一步呼应了这个观点，他从劳动力、资本市场等方面阐明手工业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社会条件，指出：“在中国，也有些同志认为，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断了。鸦片战争后近代工业的建立是另起炉灶，与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无继承和发展关系。这可称为‘中断论’。”（2）（P128）那种认为我国资本主义是鸦片战争后从外国移植来的，“更站不住脚，这种理论是否定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只把使用机器和机械动力的近代工业算作是资本主义。”（3）（P758）但是樊百川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洋务运动时期出现的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不但不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而且恰恰是随着手工业的破产，在这种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的情形下，由于外国机器工业的刺激，一部分从封建势力控制下的官办军事工业逐步演变而来，一部分在托庇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之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4）80年代后期，汪敬虞针对这一观点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原有的手工业并没有中断，绝大部分在鸦片战争后继续存在，但并不是向手工工场发展、也没有向大机器工业转化，“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以至整个经济，还远没有为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准备必要的条件。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条件下产生的”，大机器工业与手工业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依赖、荣损与共的关系，但是，“中国大机器工业和手工业的'长期共存'，并不是由于工厂和手工业在机械化程度方面彼此互相接近，而是由于中国工厂和手工业同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在外国资本的强大势力面前，有着共同的命运。这种‘长期共存'，不是发展中的共存，而是两者都得不到发展的并存。”（5）

笔者认为，在传统手工业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上产生上述分歧，既有概念上的混乱，也有理论与史实上的脱节。从概念出发，机器工业不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手工业中也存在着“资本主义”，这里的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生产关系，严格意义上说就是一种雇佣关系，既然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内部已经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鸦片战争后也没有中断，那么就没有理由将近代资本主义限制在民族机器工业这种生产力层次上。这样，在分析传统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产生的关系时，就不必上升到它与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之间的关系了。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完全有可能产生机器工业，但在事实上，中国近代民族机器工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由晚清政府通过引进机器技术创办起来的，与原有资本主义萌芽似乎没有什么关系，这并非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

不过，民族机器工业与手工业的长期共存是事实，两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明显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充分肯定民族机器工业与近代手工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肯定手工业从附属于传统农业经济到附属于大机器工业的进步作用。吴承明认为，“大体在1920年以前，手工业与近代化工业并行发展的，现代工业发展较快的时候也是手工业尤其是工场手工业发展最快的时候，乃至在同一行业中也是这样，两者间的互补作用超过两者间的对抗。”（6）樊百川认为近代手工业与大机器工业之间是一种依附关系，认为：“一方面，大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通过加工订货，收购和赊销，统率着广大的小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所有各种手工业，从工场手工业到农民家庭手工业，又都依附于大机器工业，甚至成为大机器工业的厂外附属部分。中国手工业，从这时开始，再也不是孤立于资本主义之外而独立发展了，它已经逐步纳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范围和轨道。”（4）彭泽益也指出，鸦片战争后的手工业，“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改组，这种个体经济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为资本主义服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和必要的补充形式。”（7）黄逸平也肯定了这种补充意义，“这种补充，不仅在于大量手工业产品满足了市场的需要，弥补了大工业产品的不足，也在于它是大工厂产品某些工序的在外协作者。”（8）（P245）史建云着重从农村市场的视角分析了乡村手工业与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认为农村手工业使用近代工业生产的原料或工具，农村手工业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同时大多数农村手工业不存在与机器工业的竞争关系，因此，“在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商品生产，在市场问题上，对民族工业的发展既有促进的一面，也有与之竞争、对抗的一面，促进作用是主要的，而竞争、对抗则是将要的。”（9）戴鞍钢还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了再考察，他充分挖掘地方志中所蕴藏的大量经济史资料，分析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特色，认为：“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生发展有其历史的独特性，它并不意味着以往很多人所认为的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没落和破产’，而是通过后者生产结构的内部改组，逐渐与近代工业形成一个互补互动的经济关系。”（10）彭南生更具体地揭示了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之间多层次的互补关系，包括结构性互补、市场关联性互补、市场水平性互补以及劳动技术性互补。（11）林刚以大生纱厂与南通农村家庭纺织业的实例，指出“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产生……是在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中建立起大工业的产品市场，农民家庭手工业也同时得到改进与更新”（12）（P54）。马俊亚通过对江南农村手工业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尽管在许多方面，手工业对现代工业有抵触的一面，现代工业对手工业有挤压的一面，但不管怎样，现代工业的发展不是完全悖离中国手工业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利用了这种得天独厚的资源。”（13）（P197）但是，另一种观点不同意将两者间的互动作用估计得过高，相反，认为两者之间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关系，或提出民族机器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农民家庭手工业被破坏的基础上的，或主张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存在构成了机器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国外有学者认为，手织业使用了改良的手织机，增强了同近代工业的竞争能力，反而阻碍了近代工业的发展（14）（P179－186）。马若孟也认为清末手工棉纺织业的调整挡住了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15）（P295－308）。黄宗智也持大体相同的观点，农民家庭手工业不过是家庭式农场的经济支柱，“这种商品化了的手工业，与其说是象有的人说的那样成为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的跳板，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因为“旧式家庭农场吸收了商品性的手工业生产，使它成为自己的附加支柱。在这个过程中，商人耗去了一部分可能投入工业的资本，也占去了一大部分可以支撑近代工业的市场。”（16）（P203）

第二，关于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关系，学术界普遍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手工业经济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战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对手工业经济造成了复杂的影响，在洋货的打击下，农村手工业一败涂地，此为“压迫论”或“破坏论”。陈诗启针对此前学者一般侧重于外国资本主义机制棉纺织品对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破坏面，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棉纺织业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破坏了中国颇大地区的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自给生产的特点在迅速衰退；另一方面“促进了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成长”，尤其是“资本主义家庭工业”在农村中成长起来了，这甚至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里程碑。”（17）樊百川则站在近代中国百年历史的长时段对鸦片战争后中国手工业的遭遇和命运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认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原有手工业中已经存在着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截断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正常道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强大势力面前，中国固有的手工业大量破产，“手工业的破产，摧毁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所依以生长的基础，从而也剥夺了中国在正常情况下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所谓“正常道路”，当然是指从手工作坊到手工工场再到大机器工业这样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另一部分手工业在外国资本和买办商人资本的控制下，变成出口原料的加工手工业从而依附外国资本主义的命运”，这类依附型的手工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和近代家庭劳动，一小部分过渡到机器工业，“这在中国手工业的发展史上，无疑地应该说是一种很大的进步。”（4）徐新吾认为传统“破坏论”是可以成立的，他以手工棉织业为例指出：“帝国主义的机制布是破坏农民手织业的更较重要的力量”（18）。也有学者认为，简单地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影响两分为“破坏”或“发展”均有失偏颇，他们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从充当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不自觉的工具，变为阻碍中国工业向资本主义工业转化的势力”，“外国资本家利用中国的特殊国情，阻碍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过渡。”（19）戴逸认为，“外国的侵略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和速度，但是不可能一刀斩断这个进程。”（1）新近张思撰文指出，“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农村手工纺织业既经历了一段衰落破产的悲惨遭遇，又迎来重获新生的复兴机遇”，强调“应辩证地看到与遭遇同在的机遇及其历史意义，还应对传统农村经济在机遇面前的对应和表现给予关注”（20）。国外学者则普遍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影响局限在通商口岸附近的农村地区，对广大内地农村的传统手工业影响甚微，使其一直得以维持下来。美国学者费维恺认为：“整个手工业在1870～1911年间并没有受到严重破坏”，并称以往中国学者的观点是“最粗浅的公式化的指责”（21）（P338－378），过分夸大了外国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赵冈也以手工棉织业为例，论证了传统的“破坏论”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手工织布业迅速发展的有案可查的阶段是发生在现代棉织品进口与国内生产都有重大增长的期间”（22）（P174），这即是说，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手织业即便没有促进作用，至少也没有太大的破坏性。

第三，近代乡村手工业与农家“耕织结合”模式的分解。棉纺织手工业不仅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手工行业，而且也是作为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象征的“耕织结合”模式的典型，因此，棉纺织手工业成为学术界讨论最多、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也是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亮点。传统的主流观点认为由于洋纱洋布大量倾销，近代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总趋势是逐渐衰落，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模式不断走向解体。近年来，学者们对传统观点提出了不同认识。徐新吾首先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错觉，如过去一般认为洋纱的入侵是由通商口岸的沿海地区开始，然后逐步深入内地的，然而“事实是洋纱的入侵先从非植棉地区（主要是闽广）开始”的，又如过去一般认为，洋纱的侵入土布是在全国范围内由土经土纬过渡到洋经土纬，再过渡到洋经洋纬，徐新吾认为“如果笼统地从总的发展进程来看，也不妨可以这样说，而具体考察则并非完全如此”，各地在发展中存在着差异，“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是需要加以注意的。”（23）陈惠雄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论中的单线史观进行了挑战，“提出了家庭棉纺织业的多元分解乃是朝向经济近代化、商品化进步的历史解说”，他在概述大量史实的基础上，“认为中国传统丝织业在资本主义外力冲击下只呈单线性萎缩、并没有多元发展进步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24）同样对这种单线史观提出挑战的还有谢放，他在《近代四川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及其局限》一文中认为：“洋纱倾销的主要作用不过是改变了'耕织结合‘的形式，即由原来的自纺自织改为买纱自织。在广大农村地区，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仍然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带来了不利于其进一步分离的消极影响”，在与外国资本的不等价交换中，“'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亦由此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时而分离，时而结合”，因此不能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估计过高（25）。李金铮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实证分析，认为农村耕织结合的解体“并非来自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动力作用，而是来自外来侵略势力的影响，是一种历史的畸形。”但是，也有学者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自然经济结构并未真正分解，如刘灿河在分析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时，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东手工棉纺织业、包括当时颇为名气的潍县织布业为例，指出“这些当然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丝毫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气味”，“不可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进而得出结论认为乡村手工织布业的发展“正是反映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的坚固性特点。说它'解体'了，那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它非但没有解体，而且还有所强化。”（26）

第四，关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前途。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双重冲击下，近代手工业兴衰起伏、历经曲折，但毕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长期存在下来了，某些行业、某些地区的手工业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何看待和理性分析这一历史现象。陈庆德认为近代手工业发展的内在基础是农民经济的贫困化，“中国近代手工业的这一特殊发展过程，完全是在社会经济贫困化的强大推动下形成的”，也正因为如此，鸦片战争后“无论是传统手工业，还是新兴手工业，都未曾改造旧有的基础。因此无论这种生产组织形式与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多么相似，但它同资本主义生产结构本身仍有本质的区别”，“与其说中国近代工场手工业是一种资本组织的生产单位，不如说它更靠近前资本主义的小商品生产基础。整个手工业总体发展趋势中这种个体性质的保持，使其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转变，尚有相当大的差距”，“它总是不能向前更进一步转化为机器生产”，并断言“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已完全建立起来的近代的世界性历史联系中，以手工业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其说是向着近代化转变的自然累积过程，不如说是近代化历史转变的道路受到阻塞。”（27）但是大多数学者仍肯定近代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即使是个体手工业，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一般地讲，在鸦片战争前的封建社会，它为封建主义服务，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改组，这种个体性质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为资本主义服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和必要的补充形式。”（7）张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农村传统农家手工业，认为近代农村地方工业显示了中国农村摆脱贫困，摆脱传统小生产，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方向。作者在该文中力图穿透历史时段的限制、找寻历史的启示，提出90年代东南沿海的乡镇企业“乃是前近代农村家庭手工业的逻辑延伸，它们在存在和发展的动因、基本条件以及亲缘关系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和内在的逻辑联系；由近代而后瞻，近代农村的地方工业毫无疑问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自70、80年代蓬勃发展的农村乡镇工业的先声。”（28）作者的这种研究取向对探讨中国式的乡村工业化道路具有重要意义。彭南生近年来发表多篇论文明确肯定近代乡村手工业在清末民初以来的发展，并将若干地区、若干行业中以技术进步为依靠、以区域外市场为依托的乡村手工业的发展称之为“半工业化”，半工业化存在着向工业化发展的趋势，尽管由于外力的影响，未能最终完成向工业化的转化，但这种与技术改造为主的渐进性工业化模式与引进机器技术为主的突发型工业化模式一道构成中国近代的二元工业化道路。

第五，关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衰落的认识。如何看待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外力影响下出现的乡村手工业经济状况的变化，学术界主要存在着两种对立观点。王方中列举大量史实，说明从1930年至抗日战争前夕，中国手工棉织业明显衰落了，但是，“手织业的衰落主要不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强制造成的。”（29）夏林根以方志等地方文献为基本史料，对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原因进行了补充分析，认为“既是资本主义商品倾销所引起，也是中国社会内部新陈代谢的结果。”尽管棉纺织手工业很早就开始衰落，但“又为什么延续百年而被大量保持下来呢？”夏林根认为棉纺织手工业衰而不落的原因“主要在于农民生活的贫困和小农经济思想的劣根性”（30）。但是，近年来也有学者不同意将近代手工业的命运看得过于悲观，史建云认为20世纪30年代农村手工业的衰落只是暂时现象，“并不意味着农村手工业的根本衰亡”，原因就在于“无论是农村手工业自身的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水平，近代工业的发展程度，还是整体的社会经济环境，都不足以使农村手工业全面衰亡，30年代农村手工业衰退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31）林刚以1927～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为例，对中国传统手工业中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门类进行了定量的实证研究，澄清了学术界一些固有的认识，作者估计直至抗战前的1930年代中期，中国棉纺织品中（包括布匹、针织品和其他棉织品），机纱约占77～79％，土纱约占21～23％，棉布中的手织布约占71％，机制布约占29％。这说明手工业尚未到“垂死的边缘”（32），这种量化分析更具说服力。其实，用“衰落、衰退、衰亡、垂死边缘”等描述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命运，是否贴切，在语义学上似可进一步斟酌＊。但如果是从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角度看，用上述词语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命运作定性描述似乎都不恰当。因为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远远未到乡村手工业退出其历史舞台的时候，持“衰落论”的学者也不能不承认，它不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所造成的。因此，笔者认为更为科学的定性描述是，在外力的影响、主要是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随后相继发生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日本侵华战争的打击下，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陷入了严重困难时期。在外力解除后，手工业仍可恢复其原有的活力，并会向前继续发展，直至这种增长方式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为止。

三　几点思考

近50余年的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无论是论著数量，还是学术质量，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问题也不少，表现在宏观研究不足，分歧较大；区域与行业研究上，存在着很多薄弱环节。今后该领域的研究应在现有基础上，针对上述不足与薄弱环节，进一步拓宽视野，更新方法，加强实证分析，推动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迈向新的高度。

首先，加强定量研究。数字是经济史科学性的最好体现。然而，从总体上看，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存在着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吴承明、徐新吾等老一辈学者虽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但离全面弄清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状况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尚有距离。这虽然与近代统计落后、数字缺乏有关，但也与研究队伍自身素质有关。我国现有经济史研究队伍分属于历史学科和经济学科两大类，前者占主导地位，普遍存在着经济学修养不足、数学训练缺失的问题，使得他们大多长于定性分析，疏于定量研究。要克服这种状况，一方面亟需经济史学界深入挖掘、整理史料，另一方面需要从长远着眼，加强经济学、数学修养，借鉴现代计算工具，强化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量化研究。

第二，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所谓整体研究，是指站在宏观角度，将近代乡村手工业史进行区域性、行业性的整合，作为一个经济整体，探讨它的长期存在状况及其原因，分析它在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地位、全面评价它在近代农村社会经济中的作用，等等。所谓区域研究，是指站在中观或微观的角度，对一村、一乡、一县或更大的区域如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乡村手工业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尤其应加强对若干近代手工业发展较好的农村地区如河北高阳、宝坻、定县等织布区、山东潍县织布区、江苏通海织布区、山东平湖针织业区、环太湖蚕丝业区、华南缫丝业区等的研究，准确把握不同区域的乡村手工业经济的特点。所谓行业研究，是指对若干重要的乡村手工业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榨油业、造纸业、制糖业、编织业、针织业、陶瓷业等，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弄清不同手工业行业间的差异及其在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上的地位。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整体研究比较落后，区域与行业研究中又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在区域研究中，现有成果大多集中在江南、华北乡村手工业经济史，其他地区研究较为薄弱，有些地区如西北、东北等区域尚缺乏最基本的研究。在行业研究中，乡村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的研究较多，其他手工业行业如榨油业、制糖业等行业研究不足。这种研究状况与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广泛性及复杂性不相适应。因此，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要求我们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整体研究只有建立在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把握地区、行业间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区域研究、行业研究只有上升到整体研究，才能克服微观研究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憾，否则，研究结论就会走向片面，给人造成错觉和误解。

第三，更为客观与理性。求真求实不仅是史学精神，也应是史家品格，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也不例外，客观与理性应是所有研究工作者的共同追求。秉持客观与理性，既要避免以理论、经济模型代替实证研究，又要尽可能防止研究主体受到情感影响，既要超脱于时代，又要避免过多的主观色彩。只有建立在客观与理性的基础上，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才是真实的历史，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才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既往研究中的某些分歧往往就是由于客观与理性不足所造成的。如对近代手工业与外国资本主义关系解释上的分歧，起源于如何拿捏评价外国资本主义的尺度。拿捏分寸的准确与否，不仅与研究主体的民族情感息息相关，而且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一方面，对百余年来深受外国欺凌的中华民族来讲，憎恶外国资本主义的情感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建国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内，西方国家封锁、扼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残酷现实，更加深了我国学者对历史上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全面否定，这种现实的情感色彩便被自觉不自觉地倾注到历史研究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西方关系改善，人们开始正视并理性评判外资的作用，学术界又出现了肯定外国资本主义的观点。因此，建国以来史学界在评价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关系时先后出现“破坏论”与“发展论”的观点，此乃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民族情感的反映。但是，历史研究毕竟应该建立在理性与客观基础上，任何过度否定或过度肯定的解释，都可能使其滑向反面。如站在民族的立场上，揭露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近代经济的侵略似乎天经地义，无论怎样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破坏作用，也似乎并不过分。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殆尽，被中断了，这岂不是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似乎又有“外铄论”之嫌，虽然强调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手工业的破坏之罪，却又不自觉地肯定了它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之功，否定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自主性。因此，有学者提出外国资本主义虽然破坏了中国手工业，但并不严重，除棉纺业等少数行业外，大多数手工业行业存在下来了，近年来，更有学者在肯定外国资本主义对促进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模式分解的不自觉的工具时，强调了它在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转化中的阻碍作用。摒弃这种偏执一端的观点，唯有秉持史家品格，既不因民族情感而过于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对近代手工业的负面影响，也不要因当代吸引外资的需要而一味肯定它在历史上的正面作用。

从理论或所谓规范认识出发，也会造成研究中无谓的分歧。如在对“耕织结合”与自然经济解体问题评价上，为什么面对同样的情形，会形成完全相反的观点呢？仔细揣摩既往的研究，笔者认为，学术界已经将“耕织结合”的经济性质固定化了，形成了所谓的规范理论：即“耕织结合”模式是自然经济的象征，它的分解标志着自然经济的解体，在这里，“耕织结合”已经概念化为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典型。其实，这种规范认识存在着缺陷：首先，“耕织结合”作为农家的一种经营模式，并不是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全部，手工棉纺织业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农村手工业行业，棉纺织业衰落了，还会有其他乡村手工业代之而起，在新的基础上形成与农业的新结合。因为，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是近代中国小块土地经营制度所决定的，只要耕地不足，农户就不得不进行多种经营，将农业、手工业、家畜饲养业等结合在一起，以维持家庭的延续。其次，“耕织结合”的经营模式也未必一定就是自然经济，随着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变化、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内容、方式的不同，农业与手工业经营方式的变化，名称上虽然还是“耕织结合”，但其经济意义已悄然发生了改变，它可能是商品经济，也可能是资本主义，关键取决于农家与市场联系的程度及其经营方式的变化。可见，“耕织结合”不仅具有较大的弹性，可以容纳不同类别的手工业，而且具有不同的经济意义。因此，不加区分地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农家织布业看作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其实只是看到了乡村手工织布业与农业相结合的表面现象，而没有对该业的具体形态作更精细的分析。在这里，“耕织结合”虽然没有解体，但统统斥之为自然经济，显然是忽视了近代农民家庭手工业在生产技术、经营形式、与市场的联系等方面的变化，及其手工业在农家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因此，对近代农家耕织结合模式尚须作更深入、更细化的剖析。

转贴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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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范文5

【摘 要 题】近代经济史

【英文摘要】public debt, which had had profound influences on the finance and banking as well as economy of all chinese governments before 1949, was obviously a very important problem in china' s modem history of economy. researches into china's external public debt have been started early enough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hat a lot of related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have been scored. on the contrary,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few special or systematic researches regarding the public debt in modem china. so, it is highly necessary to enhance the said researches. the public or internal debt in question means the total amount of money borrowed by all the previous central governments of modem china or by local governments with the approval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cluding （1） public bonds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those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railways,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commission of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some other relevant department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2） government bonds and treasury bonds as well as debtsbased on contracts and agreements. while researches on china's internal debt started as early as the 1930s were far form being perfect, those that have been conducted by contemporary scholars are just oriented towards historical periods and special subjects. so far little has been achieved in terms of comprehensive researches. scholars failed to pay due attention to the researches during the long period from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rough the 1980s, in which was published only one monograph entitled materials regarding the history of old china's public debt（translated name）compiled by qian jiaju. it was not until after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that scholars began to show interest in researches into the history of modem china's internal debt. with the researches deepening, they have tended to reach objective and fair conclusions. for example, jin pusen, who made a more active and impartial judgment of the pre-war （1937-1945）10-year policies regarding the internal debt of the then government than ever before. he appraised the policies positively while pinpointing its class limitations. from the 1930s on, certain progress was made in this regard, which provides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further research on this topic. nevertheless, there have ever since been quite a few problems and weaknesses that deserve attention, mainly including： firstly, as wu jingping pointed out, although the internal debt is part of the contents of all almost textbooks on modem chinese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works on the periodic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other textbooks and monographs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y, finance, or banking, there is a lack of systematic and special researches except for the above-mentioned book by qian jiaju. secondly, there is a tendency of doing researches out of context. instead, they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the broader context-the the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ontext-according to the fundamental marxist principles on productive forces an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the economic base and the superstructure. we should, through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riticism, judge the nature and use of the internal debt and find out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modem china's internal debt from those of the capitalist internal debt and socialist china's internal debt. for example, modem china's internal debt contributed to the survival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governments； it was chiefly for a non-productive purpose； it became one of the causes for the lopsided development of the banking industry； and it was known for its bad credit. thirdly, the research area is limited. we should expand the research area, including not merely the rules on the issuance of government loans but also their uses. in fact, the object of the study of internal debt also includes direct loans, secured loans, etc. lastly, it is a tough challenge to take in making an analysis of modem china's internal debt by using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n public debt, to serve the purpose of today's economic construction. since the 1980s, china has take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olicy of public debt a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speed up modem socialist construction, thus expanding the scope of national debt gradually. especially after 1998, thanks to its active financial policies, china has maintained the relatively high rate of loaning for successive four years, with the balance of national debt increasing from 777 billion yuan at the end of 1998 to 1870 billion yuan at the end of 2001. with the rapid expansion of government loaning, its risks have kept increasing. in this connection, it is a challenge for both theorists and practitioners to tackle the problem： how to keep an appropriate rate of the increase of national debt and establish a reasonable structure of national debt in order to guard against and eliminate the financial risks.

【关 键 词】公债/内债/财政/近代中国

public debt/internal debt/finance/modem china

【 正 文】

公债问题，是近代中国经济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对1949年以前历届政府的财政、金融和社会经济影响至深。对近代中国的外债（国外公债）研究，学术界开展得较早，中外学者关注较多，至今已是硕果累累。比较而言，对近代中国的内债（国内公债）研究相对缺乏，系统、专门的研究尚不多见。有鉴于此，本文拟对20世纪近代中国内债史研究的学术演变作一回顾，并对未来内债史研究的发展趋势作一展望，以期对近代中国内债史研究有所推动。

一、概念的厘清

按照公债经济学的界定，公债是指"政府为筹措财政资金，运用国家信用方式，向国内外投资者所借的债务"[1]（p.97），作为一种财政范畴，公债的产生要比税收晚些。现代意义的公债制度是在封建社会末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而出现的。在最早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意大利产生了近现代意义上的公债。到了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内对外职能的扩大，使得政府的财政支出急剧膨胀，只能通过大量发行公债筹集资金，以弥补财政赤字，公债制度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国家的职能空前扩大，国内外战争和经济危机频繁发生，财政危机接踵而至，公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规模越来越大，制度日趋健全，公债已越来越成为各国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公债按不同的标准，可划分为不同的种类。按发行地域划分，可以分为国内公债和国外公债。政府在本国的借款和发行的债券为国内公债，发行对象是本国的公司、企业、社会团体或组织以及个人。发行和偿还用本国货币结算支付，一般不会影响国际收支；政府向其他国家的政府、银行或国际金融组织的借款，以及在国外发行的债券等，为国外公债，外债的发行和还本付息都要使用外汇。按发行债券的政府级别分类，可分为中央公债和地方公债。中央公债是由中央政府发行的公债，地方公债是由地方政府发行的公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统一的国家预算使得国家政权是作为一个整体出面借债的，从而使中央公债等同于国债。而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看，由于地方财政独立于中央财政，因而可以较为严格地区分中央公债和地方公债，地方公债虽然是整个公债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不是"国债"。总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明确规定，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一律不得发行公债，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公债"包括"国债"和"地方债"两个组成部分。当然，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我国也将可能出现地方公债。除上述划分方法外，还可从其他角度分类，如按发行期限，可分为短期公债、中期公债和长期公债；按公债计量单位，可分为实物公债和货币公债；按公债举借的方法，可以分为强制公债、爱国公债和普通公债；按有无利息和利息支付方式划分，可分为有息公债、有奖公债；按公债是否可以自由流通划分，可分为上市公债和不上市公债，等等。

为了更好地把握本文的研究对象，还有必要对"公债"、"内债"及"外债"等几个相关的概念再作一些说明。"公债"与"内债"、"外债"的共同点是三者都是债务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政府向国内的个人和单位举债时，既产生"公债"，也产生"内债"，即此时的公债就是内债。同样，当政府向国外的政府、银行、企业和私人借入债款时，此时产生的公债也就是外债。可见，任何一项公债不是属于内债，就是属于外债，公债就是整个社会的债务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从严格的科学定义上看，又不能仅将公债称为"内债"或"外债"。因为"内债"这一概念既包括政府举借的国内公债，也包括私人、单位所举借的内债。同理，"外债"内涵也是由国外公债和国外私债两部分共同组成的，只有在一个国家仅存在公债而无私债的条件下，国内公债才能称为"内债"，国外公债才能称为"外债"[2]（p.264）。当然，在文章概念明确的情况下，也可简称国内公债为内债，国外公债为外债，如本文在某些地方使用的那样。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严格意义上将"公债"与"内债"、"外债"区分开来。

综上所述，结合近代中国公债史的具体情况，本文所说的"公债"或"内债"，是指近代中国历届中央政府所举借的、或者是经中央政府认可的由地方政府举借的国内公债。它既包括财政部发行的公债，也应涵盖铁道部、交通部和建设委员会等中央其他部门发行的所有内债；既包括公开发行的以公债票、国库券形式出现的债项，还包括以合同、契约等形式出现的各种债务。

二、国内公债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与近代中国的外债产生早于内债相适应，我国近代外债史的研究也较早就已经展开了。早在20世纪20年代，一些学者利用有关部门整理外债资料之便即已开始了相关研究。对近代中国内债史进行专门研究的首推贾士毅。他利用任政府财政金融官员之便，搜集了大量的内外债资料，写成《国债与金融》一书。该书对内外债"现时"性状况说明、描述多，分析则比较浅显，不过基本勾画出了中国近代内外债的面貌以及相关的财政金融关系[3]，为后人提供了研究基础。贾士毅在稍后出版的《民国财政史》中，以一编（第四编《国债》）的篇幅，按财政部经管的长期内债与短期内债、农商部内债与交通部内债、地方内债、整理国债、偿还国债的顺序，对自清末至民国5年（1916）的国内公债进行了较为翔实的沿革描述和分析[4]。至于民国5年以后的国内公债情况，贾士毅在《民国续财政史》第四编《公债》中已有赓续。该书以北洋时期的公债状况为沿革，以国民政府时期的公债概要为"现情"，对自1917年至1931年的国内公债务债项进行了逐项罗列，条分缕析，以为后人借鉴[5]。贾土毅的这两部著作，资料翔实，面面俱到，确是研究近代财政史和公债史的必备之书。与此同时出版的，还有两本影响较大的研究中国内债的小册子，一本是千家驹的《中国的内债》，一本是王宗培的《中国之内国公债》。在具体的研究中，千家驹把自民国元年（1912）以来的中国内债作了一个历史的考察和整理；对南京国民政府发行的10亿多元公债的用途作了分析；阐述了发行公债对中国的金融及国民经济的影响[6]。而王宗培对民国20年来的内债资料采用统计方法，就发行额、现负额、用途、担保、还本付息等项，分类汇编成八章，并附债券发行之成本计算及国债投资之利益计算两章，是一本较完备的可资财政研究者和国债投资者参考的书[7]。这一时期其他有关内债问题的专著和资料尚有徐沧水的《内国公债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研究科编的《内国公债要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30年）、《我国发行内国公债史略》（上海太平洋书店，1929年）等等。

以上是专论中国内债问题的，此外，在当时有关中国财政问题的论著中，大都辟有专门章节来阐述公债问题，如朱契和叶云龙的同名专著《中国财政问题》，都或多或少地谈到了民国以来的内债。

在20世纪30年代研究内债问题的论文中，较有代表性的有余英杰的《我国内债之观察》、尹伯端的《从公债的作用形态说到中国的公债政策》、郑森禹的《整理公债与当前的恐慌姿态》、杨荫溥的《新公债政策之检讨》等。余英杰主要从政府的立场、财政概况、金融状态以及交易供求之关系等方面分析了当时债市高涨的原因[8]（pp.77-85）；尹文则从公债的学理上入手（如公债的作用、形态等），来探讨、评价中国近年来的公债问题，对国民政府的公债政策进行了批评[9]（pp.23-32）；郑森禹也认为，南京政府成立以来的公债政策"摧残国民经济、影响产业的深重，岂是一二语所可形容"，1936年初发行的统一公债与复兴公债虽然挽救了当时财政的总崩溃，但也只能是挖肉补疮的"消极的救急剂，前途还是很危险的"[10]（pp.57-67）；杨荫溥的文章通过对南京政府过去公债政策的回顾，认为当时实行的新公债政策，是"在吾国现在环境下……比较适当之步骤"，但能否完全实现，"全在当局之善为措置"[11]（pp.1-26）。

抗战期间，军费开支剧增，而增税缓不济急，国民政府为解决战时财政的极端困难，在举借外债的同时，还发行了大量国内公债，使战时国债问题的讨论成为热点。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放钧的《我国之国债问题》（《中国经济评论》1939年第11期），王丕烈的《我国战时的内债与外债》（《政治建设》1940年第3期），慕公的《战时国债之动态》（《商业月报》1940年10月）（注：参见张侃《中国近现代外债制度的演变》，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论文，2001年11月，第2页。），郑孝齐、朱嵩岳的《战时国债之统计分析》（1943年12月），尹可权、刘凤公的《我国战时公债》（1945年）。郑孝齐、朱嵩岳的文章认为，战时国债发行不多，销售亦不畅，故其收入在国库收入中并不重要，平均每年占百分之一左右，主因为物价上涨而公债利率太低之故[12]（p.322）。尹可权、刘凤公认为，我国八年来所发行内债共有15种，其中法币内债占12种，债额达100200万元，外币内债2种，即英金2000万镑，美金2亿元。但战时内债自抗战第二期开始，销路渐成问题，直接向国民推销之数不多，大多向银行抵押，造成通货贬值，公债平衡财政赤字之作用也因之大减[12]（p.375）。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债司为纪念孔祥熙就任财政部长十周年，于1943年11月发行了《十年来之公债》的小册子，对国民政府1933-1943年间的公债政策进行了较详细的叙述，该书虽然不乏对孔祥熙的溢美之词，但其中的一些材料和统计数字对我们今天研究战时公债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13]。

抗战胜利后，因内战的全面爆发，经济建设未能如人民所期望的那样顺利展开，而是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高涨、工商业凋敝，这引起了当时经济、金融界人士的忧虑，希望通过研讨民国经济史以对起衰振敝、救国裕民有所裨益，银行周报社和中国通商银行分别借成立30周年、50周年之际，就民国以来的财政、金融、水利、交通、农工和矿商发展情形，写成《民国经济史》和《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两书都有关于中国公债的专题，分别为邬志陶的《民元来我国之公债政策》和陈炳章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公债》。邬志陶通过对民元以来我国公债政策三个阶段的回顾，认为自民元至1937年，公债在我国财政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而抗战发生后因受经济环境所限，公债在我国战时财政中的作用已无足轻重[14]。陈炳章则利用曾任财政部公债司司长的便利，比较完备地搜集了自前清至战后的中国公债资料，分五个时期进行评述。陈炳章认为，无论是中国的内债、外债还是庚子赔款，都是由内忧外患而起的。民国成立后，因军阀内战连年，举债愈滥，债信愈堕；至国民政府成立，因筹措军需、办理善后以及经济建设等不得不大量发行公债，以资因应；而抗战以后所举之国债，为数较巨，但因战区扩大，货币贬值，终难实收宏效；抗战胜利后，各地政局未定，灾患频仍，对于推销公债有很大不利影响[15]。此外，贾德怀的《民国财政简史》和马寅初的《财政学与中国财政问题--理论与现实》对中国的内债史都有详略不等的描述。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前的内债资料整理和研究尚称不上完善，时人的研究主要是分段性和专题性的，缺乏对近代中国内债问题作整体性研究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近代中国的内债问题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有关研究仅有千家驹主编的《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894-1949年）》（注：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版，中华书局1984年新版。其中"代序"《旧中国发行公债史的研究》一文，另刊于《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又以《论旧中国的公债发行及其经济影响》为题.发表于《文史哲》1983年第6期。）、任静吾的《十年内战中蒋党政府的公债与经济垄断》（注：参见《光明日报》1953年9月19日所载。）和肖灼基的《四大家族的公债投机活动》（注：参见《光明日报》1965年9月13日所载。），除此之外的其他研究成果寥寥无几。即使在经济史、财政史和金融史的教材、著作中对这方面的内容有所涉及，论者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也大都把旧中国内债作为"四大家族"残民以逞、盘剥民众的发财工具进行批判，未能进行科学、客观的分析，结论也时有失之偏颇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恢复国债发行，运用公债（包括内债与外债）工具为改革开放、推进四化建设服务。这引起了学术界对公债问题的极大兴趣，有关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与此相联系，近代中国国内公债史研究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并有了较快发展，这首先体现在有关研究资料的大量刊布上，如：（1）《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这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就该馆馆藏历史档案中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资料编辑而成的一套综合性档案资料汇编，共分五辑，其中第三辑、第五辑分别是《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注：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第5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2000年版。）。在第三辑《财政》分册中，辑录有北洋政府时期的内债、外债档案资料，是研究1912-1927年间中国内债的重要参考资料；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三）辑录的是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的内外债档案资料，包括"国民政府筹借整理内外债方针政策与组织机构"、"内债"、"外债"、"内外债整理概况"和"附录"五部分；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二）辑录的是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内外债档案资料，内容涉及内外债概况、中央公债、地方公债和外债等情况；第五辑第三编《财政经济》（一）辑录的是国民政府崩溃时期的内外债档案资料，内容涉及内债的发行及偿还等情况。（2）《金城银行史料》。该书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辑录了金城银行从1917年创立起到1952年为止的有关资料。可供本专题参考的主要是"经营公债有利可图"、"金城银行公债库券明细表"、"公债买卖投机实例"、"以公债为押品进行放款"等有关内容[16）。（3）《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选编，辑录的主要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金融货币的有关档案文献、报刊资料，但对研究近代中国内债也有较大帮助[17]，儿（4）《民国外债档案史料》。共12卷，由财政科学研究所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虽然名为"外债档案史料"，但第二卷的有关内容如"1928-1945年财政状况"、"整理内外债委员会"、"抗战时期的债务状况及处置"、"1945-1949年的财政及债务状况"等，对内债研究也有重要参考价值[18]。此外，可供本专题研究参考的相关性资料还有很多，恕不一一列举。

学者们在充分利用上述资料的基础上，对近代中国内债史的研究开展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在这一阶段的初期，论者仍或多或少地受传统观点的影响，较多地强调旧中国内债的破坏性和腐朽性，如有学者认为，"中国近代的国内公债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权维护其反动统治的财政支柱之一"，"中国近代的国内公债作为一种历史陈迹还保留着它的丑恶形象"[19]（pp.58-63）。具体到对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国内公债的评价，认为"政府发行内债，并不像资产阶级学者所说的是'被迫的'、'克制的'、'建设性'的借贷，而是直接用于内战、不遗余力对人民残酷的掠夺。"[20]（p.39）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得出的结论也逐渐趋向比较客观和公允。如金普森、王国华在其连续发表的《南京国民政府1927-1931年之内债》和《南京国民政府1933-1937年之内债》两篇文章中，一方面对国民政府战前十年的内债政策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十年的内债政策，从债务结构、债务信用、发行条件和债务用途的前后发展看，是有进步的，比较成功的"，"巨额内债的发行与流通对南京政府的生存、稳定、统一是至关重要的，这种稳定和统一，对于中国后来顺利地进入抗战并最后取得胜利，是有积极意义的"；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其阶级局限性："内债收入中相当大的部分被用于内战、剿共的军费开支上，很少重视经济发展，这既有当时的实际困难，又是由南京政府的阶级本性决定的。"[21]（p.88）学者们在评价国民政府的战时公债政策时，能坚持辩证唯物的历史主义的方法论，认为："战时国民政府财政极端困难，借公债筹款情有可原，内债也的确在抗战财政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与此同时，也应该指出，由于国民政府不能真正做到'有钱出钱'，反而是'有权者发财'，它的财政政策包括公债政策又是失败的。"[22]（p.87）对此，赵兴胜也认为，国民政府的战时募债活动在一定时间、一定限度内筹集了经费，支持了抗战。但由于公债政策运用上的非持续性、推销上的强制性、摊派的不公平性和偿还上的欺骗性，就总体而言，国民政府的战时公债政策是算不得成功的[23]。值得一提的是，吴景平在其最近发表的长篇论文《近代中国内债史研究对象刍议--以国民政府1927年至1937年为例》中，站在更高的角度提出了关于旧中国内债史研究对象问题的若干思考[24]，对学术界的影响较大。

这一时期的公债史研究较有代表性的论文还有：王国华的《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内债研究》（杭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0年），单宝的《北洋军阀政府的公债》（《史学月刊》1987年第1期），张生、康勇的《从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公债发行看上海资本家和政权结合的原因》（《陋铭理论家》1990年第1期），周育民的《试论息借商款与昭信股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朱英的《晚清的"昭信股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6期），邓宜红的《试析1935年以前中国银行对待政府内债态度之演变》（《民国档案》1993年第1期），等等，不一一赘述。

三、21世纪近代中国国内公债史研究发展趋势展望

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关于近代中国内债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本专题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但与此同时，也还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和薄弱之处，只有克服了这些问题之后，近代中国内债史的研究才能更上一个层次。

首先，正如吴景平指出的，虽然绝大部分中国近代史、现代史教材和作为断代史的中华民国史著作，以及相关时段的经济史、财政史、金融史教材和专著都涉及到内债问题，其中有些著作还做了专题性述评，但对近代中国内债问题作系统、专门的研究尚不多见。就整体性观照的成果而言，仅有千家驹主编的《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894-1949）》，"迄今为止尚未见有以近代中国内债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教材和专著问世"[24]（p.175）。这与近代中国内债在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是不相称的，需要广大史学工作者作出辛勤劳动，使研究近代中国内债方面的专著早日面世。

其次，应按照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基本原理，把近代内债放到当时的政治、经济、财政大背景下考察，避免就债论债的倾向。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偏重对近代中国历届政府所发债项、总额的考证，影响到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内债史往往要对许多债项进行梳理和统计，才能得出相关结论，这是必要的，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必须把近代内债放到近代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发展中去研究，通过对政治、经济的研究来判别内债的性质和作用，找出近代中国内债与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内债及社会主义类型的内债的不同特点。比如，近代中国内债在维护历届政府统治方面的财政支柱性作用、近代中国的内债以非生产性用途为主、近代中国内债在促进银行业畸形发展方面的作用、近代中国历届政府的内债大都债信不佳，等等。总之，只有联系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来研究近代中国内债，才能揭示出近代中国内债的运行机制，才能通过对内债的研究去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

第三，应拓宽近代中国内债史研究的领域，深化研究层面。内债史的研究范围不应仅限于发行条例所提到的方面，还需要注意研究对债款的实现有重要影响的其他因素。作为内债史的研究对象，不仅应包括公开发行的公债库券，还应包括非公开发行的直接借款和以债券抵押借款；应搞清所论及债项的直接举借主体，把该时期经政府批准或授权的由各直属部门和各机构出面举借的各债项都考虑在内；要从债权方角度出发，研究金融业对待内债问题的态度；要通过研究起中介作用的团体和机构，来考察某一时期内债问题的特殊性，等等，从而拓宽内债问题研究领域[24]（p.187）。同时，还应关注内债关系的延续性和阶段性，把与债项各要件有区别但又密切相关的内债风潮和内债整理问题列入研究范围。如对北洋时期的1921年内债整理案和国民政府时期的三次公债整理（1932年公债整理案、1936年"统一公债案"、1943年省债整理案），需从整理的背景、整理的过程和对整理案的评价等各方面进行系统、细致的专题分析和研究。此外，还需要开展比较研究，如对近代中国内债前后各阶段进行纵向的异同比较，对同一阶段的内债和外债进行横向比较，还可以把同一阶段的中国内债与外国内债进行比较，以探寻近代中国内债运行的规律性。若从更广的视角考察，还应对下列问题引起关注：如北洋政府遗留未清偿的对内债务，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内债政策究竟有何影响；历届政府所发行的各项债券的上市情况、某一债券的上市与日后行情等，是如何影响到现有其他债券行情，进而影响到以后发行的；公债库券市场与股票市场的关系；如何评价地方借款与中央借款的关系；金融业对政府借款与对工商业放款的比较；政府当局的内债政策与金融工商界有关主张的交互影响[24]（p.187），等等。在掌握史料和搞清事实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究，无疑有助于进一步拓宽内债史的研究领域，有助于构建较为完整和科学的内债史研究体系。

第四，如何运用现代公债理论来分析近代中国内债史，为今天国债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是本专题研究中亟待加强的一个课题。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把公债政策的运用作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步骤，国债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从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使得我国连续四年保持着较高的借债速度；1998年发行国债3811亿元，1999年为4015亿元，2000年则达到4657亿元，2001年为4604亿元。国债余额也由1998年底的7770亿元增至2001年底的 18 700亿元[25]。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阴影中，中国经济近几年能始终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国债可谓功不可没。据统计，1998年国债投资项目带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1999年带动2个百分点，2000年带动1.7个百分点，2001年带动1.8个百分点。

但在国债规模急剧扩大的情况下，我国的债务风险也在逐渐增加，因此，如何根据中国的国情把握适度的国债规模，建立合理的国债结构，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是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如果能将中国近代国内公债的发行、偿还、整理、交易和管理等内债运行基本规律阐述清楚，辨别其中的利弊得失，就可以对中国今天国债政策的制定起到宝贵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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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范文6

一、清代职官制度研究

清前期职官结构的研究是此领域研究的重点之一。王文明《试论清前期官制的几个主要特征》（《许昌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一文认为，清前期的官制调整幅度大，总的趋势是加强皇权，并带有浓厚的民族歧视性质。李兴荣在《试论后金"八王共议"制度》（《四川师院学报》1992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努尔哈赤本意效法汉人立皇储，无奈屡屡受挫，只得以"八王共议"来维护政权稳定。由于与中央集权的趋势相抵触，故只能是一种过渡性的措施。杜家骥《天命后期八旗旗主考析》（《史学集刊》1997年第2期）一文则认为，八和硕贝勒是八旗旗主，但天命后期两黄旗尤其是镶黄旗虽已确定旗主，但仍与努尔哈赤有统属关系。姚念慈《天命年间都堂初探》（《清史研究》1991年第3期）一文，分析了天命六年至八年间都堂的发展脉络，作者指出它实质上是一次限制"八王共治"的不成功尝试。赵志强《论议政处与清代前期之决策》（《历史档案》1992年第4期）一文，在详细比较了清前期议政处的职责和功能后指出，清前期决策中枢以皇帝为核心，由议政处、内阁和各部院首脑组成，三者之中，"以议政处为最重要"。杜家骥则在《清代议政处考略》（《清史研究》1991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另一种见解，认为议政王大臣会议有自己的衙署，即议政处。

李鸿彬《简论清初十三衙门》（《史学集刊》1990年第2期）一文认为，顺治帝废除内务府，设立十三衙门，目的在于防止皇室亲贵干政以及便于重用汉官，但由于宦官弄权，满州贵族在顺治帝死后便将其撤消。祁美琴《清初内务府及其与十三衙门的关系》（《清史研究》1997年第1期）一文则指出，从本质上说，十三衙门是顺治帝在清朝统治初期对原有内务府一次不成熟的改革。朱金甫《论康熙时期的南书房》（《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第2期）一文认为，南书房的职责，主要是在皇帝退朝之后陪侍皇帝讲读经史、论古谈今，或从事文字翰墨和其他文娱活动方面的研讨和消遣，对康熙时期南书房的政治作用及其历史地位，不能估计过高。

围绕军机处的研究，赵志强有《军机处成立时间考订》（《历史档案》1990年第4期）、《论清代的内翻书房》（《清史研究》1992年第2期）和《户部军需房述论》（《清史研究》1994年第1期）三篇文章，前文从档案材料考证，军机处的设立时间是在雍正八年十二月，后两文则指出内翻书房和户部军需房与军机处既密切相关又互不统属。刘绍春《军机章京权责利的若干问题》（《史学集刊》1993年第4期）一文探讨了军机章京的具体工作要求和管理情况，指出它与会典记载大有出入。任清《清初奏折探析》（《清史研究》1996年第3期）一文则认为，为清帝所独创的奏折制度，与清代政治体制的演变息息相关，而奏折的广泛使用，又将军机处推上了历史舞台。

对于省级政权中职官的研究，林乾在《近十年来明清督抚制度研究简介》（《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2期）一文中，归纳了90年代以前10年中清代督抚制度的研究情况。王跃生的《清代督抚体制特征探析》（《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4期）一文指出，督抚总揽地方事权，机构精干，彼此监督，相辅相成。王雪华《督抚与清代政治》（《武汉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一文分析了各朝选任督抚的情况，认为督抚是清代政治腐败的推波助澜者，而其贪墨又加速了清政权的衰落。刘凤云《清代督抚与地方官的选用》（《清史研究》1996年第3期）一文，则论述了督抚在地方官选用中的作用和地位。

省级以下政权职官的研究，毕建宏《清代州县行政研究》（《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3期）一文认为清代统治者对州县行政空前重视，州县衙门也较好地完成了统治者交给自己的任务。秦富平《清朝的县级政权》（《晋阳学刊》1994年第5期）一文则认为，知县独尊的局面直至清末才有所改变。孙海泉《论清代从里甲至保甲的演化》（《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一文考察了地方基层政权从里甲制到保甲制的演变状况，并指出，里甲制的失败，是雍正初年进行赋役改革的重要原因。吴吉远《试论清代吏、役的作用和地位》（《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和朱金甫《清化胥吏制度略论》（《清史论丛》，1994年）两文都认为，胥吏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吴爱明、夏宏图《清代幕友制度与文书档案工作》（《历史档案》1993年第4期）一文，则分析了清代从事文书档案工作的幕友的职责与素养。

除此之外，近期有影响的论文还有吕美颐《清代的督催与注销制度》（《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3期）、韦庆远《江南三织造与清代前期政治》（《史学集刊》1992年第3期）、晏子龙《清朝世爵世职制度》（《清史论丛》，1996年）等。

1993年5月，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郭松义、李新达和李尚英三人合著的《清朝典制》一书，它是国内清代典制史研究的一部专著，书中较系统地介绍了清代的皇帝、礼仪、国家机关、职官管理、监察、军事等方面的制度，值得一读。

二、清代政策研究

在此专题研究中，涉及清代民族政策、清初政策、经济政策、八旗旗务政策、选官制度与政策的研究和评价等方面的内容。

民族政策研究是近年来清代政治史政策研究的重点之一，每年都有大量的论文和专著，研究广度与深度也不断得到加强。其中，杨学琛《清代民族关系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和马汝珩、马大正《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清代民族关系与边疆政策，均属此方面有代表性的专著。

论文方面，王钟翰《清代民族宗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一文对清代的民族宗教政策作了总体性概括，指出它为我国统一多民族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王希隆《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述论》（《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和苏钦《理藩院则例性质初探》（《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两文，从具体条文角度，论述了这些政策的实施情况。杨选弟《清朝对蒙古地区实行法制统治的几个问题》（《内蒙古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和苏钦《试论清朝在"贵州苗疆"因俗而治的法制建设》（《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两文，则从法制史的角度探讨了民族法制与法制建设的举措。穆渊《略论清代前期南疆的普尔制》（《南开学报》1990年第4期）和王熹、林永匡《叶尔羌的官方丝绸贸易》（《新疆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两文，还分别从经济政策、经济制度的角度，剖析了清政府的边疆地区民族经济政策和策略。对于"改土归流"的研究，近期也有所加强，日本神户辉夫《清代雍正朝时期的改土归流政策》（《民族问题》，1991年）和关汉华《论明清两代的改土归流》（《华南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两文，分别从纵向和横向的角度，对此政策及其实施情况和结果，进行了深入探讨。

清初政策研究。魏千志《从清初五大弊政看当时的社会矛盾》（《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8期）一文认为，剃发、易服、圈地、投充和逃人法是清初五大弊政，既是清王朝统治者执行错误政策导致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反映当时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郑克晟《试论多尔衮对明皇室态度之演变》（《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一文认为，多尔衮对明皇室由笼络改为打击镇压，这一重要政策的改变，并非个人好恶使然，而是国内形势变化的结果。孟昭信《试论清初的江南政策》（《吉林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一文则指出，清初多尔衮在江南执行的高压政策，直到康熙时才得以全面纠正和调整。

经济政策研究。郭蕴静《谈谈清代的重商政策》（《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2期）一文认为，与历代王朝相比，清政府更重视商人和商业经济的作用，这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王纲《清代禁酒政策》（《文史杂志》1991年第1期）一文则指出，从崇德八年起，清政府长期推行的酒禁政策，在后期妨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俞玉储《清代前期漕粮缓改折概论》（《历史档案》1990年第2期）一文认为，根据清初土地荒芜的情况，统治者适时调整政策，采取了"征熟免荒"的办法，并逐步加大蠲免力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彭泽益《清代财政管理体制与收支结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0年第2期）一文则指出，户部控制各省财政，是解款协拨制得以推行的基础。彭雨新《清代田赋起运存留制度的演进》（《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一文则认为，耗羡银为田赋附加制与补助金制度的结合，是地方财政体制形成的标志。

关制与八旗政策研究。日本香坂昌纪《雍正年间的关制改革及其背景》（《东洋史论集》1992年第5期）一文认为，雍正帝关差废止措施是财政因素与政治因素相结合的产物。赵秉忠、白新良《关于乾隆时期八旗政策的考察》（《史学月刊》1991年第2期）一文认为，乾隆帝为解决八旗生计，在赈济银两、赎买旗地之外，又有出旗为民和京旗移垦的政策。

选官制度与政策研究。吴仁安《明清庶吉士制度对比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一文，分析了清朝科举的"分省取士"和"分民族取士"的特点。宋元强《清代的科目选举与竞争机制》（《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一文则对清代57名状元进行抽样调查，分析了清政府为保证科举的公正性而采取的诸多措施及其原因。美国B·A·埃尔曼《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下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更新》（《国外社会科学》1992年第8期）一文认为，清代实行科举制，"掩盖了政府官职对下层社会的排斥"。此外，袁昌顺在《试论清代铨选回避制度》（《华中师大学报》1990年第1期）一文中，分析了清代官员铨选的籍地、姻族、师生和拣选四种回避制度，郭成康、林铁钧的《清代文字狱》（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则考察了清代诸多重大文字狱的情况。

三、清代政治人物研究

清代政治人物研究，尤其是有关清代皇帝的研究，近年最为活跃。

在清代帝王的总体评价方面，李治亭、王桂平《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亡明辨》（《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3期）一文认为，明朝的灭亡不能简单归结为农民起义，努尔哈赤是率先亡明的第一人，正是他与皇太极动摇了明朝的统治根基。郭长庚在《应重新评价康熙帝》（《河北学刊》1994年第4期）一文中则指出，康熙帝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延缓了封建社会的衰亡，并使中国失去了向资本主义社会迈进的最佳时机，关于雍正帝继位之谜，史学界仍有两种观点。张羽新《康熙因宠爱乾隆而传位于雍正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1期）一文认为，据《朝鲜李朝实录》景宗二年十二月条文所反映的情况看，康熙帝因宏爱乾隆帝而传位于其父雍正帝，并非荒谬。杨珍《满文档案中所见允＠①皇位继承人地位的新证据》（《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一文则根据满文朱批奏折，认为允＠①被康熙帝任命为抚远大将军乃是深思熟虑的结果，雍正帝收缴并销毁大量奏折与朱谕，正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夺位行为。

在清代帝王的统治思想、统治策略的评价方面，研究文章亦不少。其中，韦庆远的《论雍乾交替与治道同异》（《史学集刊》1991年第1期）一文认为，乾隆帝以幼冲继位，在许多方面延续了世宗政治，但在秘密建储、军机处与内阁双轨辅政制度、用人政策等方面则有较大的改革与变通。赵秉忠在《论乾隆出巡》（《北方论丛》1990年第4期）一文中则指出，乾隆帝的六次南巡，作用不可估计过高。乔治忠《论清高宗的史学思想》（《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一文认为，乾隆帝主持编修《四库全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一次大的清理和总结，它促进了官方史学的发展和繁荣。近年来还出版了多部乾隆帝传记，如周远廉《乾隆皇帝大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和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这些研究论著，均试图从总体上把握乾隆皇帝一生及其时代的特征。

此外，高翔《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更对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的主要方面进行分析比较，探索其形成的原因，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新见解。

作为清史研究较为薄弱的嘉道时期的政治史研究中的若干领域，也开始受到一些学者的注意。谢刚《清史嘉道朝研究论纲》（《南开学报》1991年第4期）一文提出，嘉道朝处于重大历史的转折关口，应注意整体研究。李尚英《嘉庆亲政》（《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2期）一文认为，嘉庆帝亲政一年，在政治、经济和宫廷方面进行的改革取得了较大成绩。张玉芬《论嘉庆初年的"咸与维新"》（《清史研究》1992年第4期）一文则指出，由于清代社会各种矛盾更趋激化，社会积弊日深，致使嘉庆帝的改革并未能解决各种社会弊端。《华南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与1992年第4期相继发表《关于"和＠②shēn跌倒，嘉庆吃饱"问题的质疑》和《嘉庆嗣位考述》两文，前文认为嘉庆帝铲除和＠②shēn，主要是由于政治上的考虑，而不是经济上的原因；后文则指出，乾隆帝多次秘密建储失败，在无嫡子可立的情况下，＠③yóng琰才得以脱颖而出。他的《嘉庆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还是国内第一部较为系统研究嘉庆帝的传记。赵秉忠、白新良的《道光前期政局剖析》（《北方论丛》1991年第4期）一文认为，道光帝惩贪过宽、治军不严、改革不坚，加速了清朝国运的衰落。1992年3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则出版了冯士钵、于伯铭的《道光传》一书，书中对道光帝的一生及其治国得失，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其他清代政治人物的研究方面，论文亦不少。其中，周晓光《多铎简论》（《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3期）一文，分析了多铎在皇太极时代与多尔衮时代的不同遭遇，以及所发挥的作用。杨友庭《论郑成功的军事思想》（《厦门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一文认为，总体而言，郑成功的军事思想是基本正确的。张晓虎《董鄂妃死因新探》（《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3期）一文认为，顺治帝逼死胞弟博穆博果尔之福晋，两人的爱情危及满蒙贵族利益，导致董鄂妃被孝庄太后逼死。而杨珍《董鄂妃的来历及董鄂妃之死》（《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1期）一文则提出，董鄂妃是"一位满籍军人"的妻子。吴伯娅《傅弘烈与尚之信》（《清史论丛》1993年）一文认为，广西巡抚傅弘烈是平定三藩之乱的功臣，而尚之信则既是叛乱的参与者，又是其牺牲品。王思治《索额图其人》（《清史研究》1992年第1期）一文指出，索额图既以助康熙帝清除鳌拜而发迹，又因助太子"潜谋大事"而身败名裂。杨珍的《索额图研究》（《清史论丛》1996年）一文，还从多角度研究入手，分析了索额图政治心理特征的家庭因素。高翔《尹继善述论》（《清史研究》1995年第1期）一文认为，尹继善是一代经世重臣，任两江总督期间政绩卓著。马大正《论噶尔丹的政治和军事活动》（《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一文指出，噶尔丹在政治、军事方面均有建树，但分裂祖国，走上覆灭道路，却"又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迄至1996年为止，由何龄修、张捷夫等人主编的多卷本《清代人物传稿》一书的上编部分已由中华书局出版了第一至第九卷，涉及乾隆朝之前的各方面代表人物，该书体例严谨，文字流畅，其立论与评价也颇为公允，是清代人物研究中的重要成功著述。此外，清代人物传记方面的著述，尚有王宏志《洪承畴传》（红旗出版社，1991年版）和周刊《清宫流放人物》（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版）等书，有关李光地研究的文章，也相继出版与面世。

四、清代外交政策与活动研究

清代外交政策与活动，是清代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之一，因此，有关研究成果亦多，涉及面甚广，现介绍于后。 林金水《明清之际士大夫与中西礼仪之争》（《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一文，分析了17至18世纪中西历史上就中国祭祖祭孔礼仪的大争论后，指出"礼仪之争的神学分歧是次要的，政治上的向背才是本质"。李治亭在《康乾盛世与西方文明》（《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康乾盛世时期封建统治者多次拒绝西方文明，使中国社会转轨化为泡影。冯佐哲《康熙乾隆二帝与传教士关系比评》（《清史论丛》，1994年）一文指出，康熙帝因罗马教廷掀起礼仪之争而禁教，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乾隆帝则广泛使用、严格限制西方传教士，两者有显著的不同之处。聂德宁的《明末清初澳门的海外贸易》（《厦门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一文，对澳门在明末清初海外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考察，作者指出，澳门的主权一直归中国所有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何瑜在《康熙晚年清政府海疆政策变化原因探析》（《清史研究》1991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康熙帝晚年强化海疆闭关政策，是内外政治交相压迫的结果。郭成康《康乾之际禁南洋案探析--兼论地方利益对中央决策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一文指出，清政府在禁南洋案问题的决策上受到了东南封疆大吏的直接影响，并受到传统政治体制和文化观念的制约，反映了旧政治体制已丧失活力。戴逸《清代乾隆朝的中英关系》（《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一文，则分析了闭关政策在乾隆朝的表现。

余定邦在《清朝与泰国阿瑜陀耶王朝的关系》（《东南亚》1992年第1期）一文中，考察了从1664年到1766年中泰两国官方交往的记录，认为它极大地促进了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在清朝与琉球的关系研究方面，秦国经《清代中琉关系文书研究》（《历史档案》1994年第4期）一文，对记录中琉友好往来的文书的形式、种类、格式、特点及其价值作了考察和研究。此外，杨冬荃《中国招抚琉球史实考》（《海外史研究》1994年第1期）一文指出，琉球曾在三藩之乱时，向耿精忠进贡过硫磺。

中俄关系是近年中外关系研究中的热点之一。周祚绍《康熙后期中俄关系基本态势简析》（《文史哲》1991年第3期）一文指出，康熙帝在签订《尼布楚条约》后，以守为主，而彼得一世又无力向东扩张，"于是形成了不太短时间内的和平状态"。日本涩谷浩一的《俄清关系和罗连茨·兰格》（日本《东洋学报》第72期）一文，根据18世纪初参与中俄两国交涉事务的罗连茨·兰格的日记，探讨了俄罗斯观察清朝官员的情况。王少平在《中俄恰克图贸易》（《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中俄贸易是建立在恰克图贸易条约基础上的平等互利贸易，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具有重大意义。米镇波、苏全有《清代俄国来华留学生问题初探》（《清史研究》1994年第1期）一文则指出，俄国留学生来华学习，促进了俄罗斯汉学的发展，但从本质上说，它维护了沙俄统治集团的利益。1995年8月，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了王希隆的《中俄关系史略》一书，该书在充分利用近年来出版的中俄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全面介绍了有关清代中俄关系的问题。 五、清代重大政治事件研究

有关清代重大政治事件的研究，也获得一定进展。阎崇年《论宁远战局》（《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年特刊）一文指出，明朝天启六年的宁远之战，明与后金双方各有胜负，这是双方兴衰之势的客观反映。王思治与〔香港〕吕元骢《甲申之变与清军入关》（《清史研究》1994年第2期）一文认为，清军入关是多种政治军事力量相互作用和激烈冲突的结果。朱永安《弘光政权速亡探析》（《江苏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一文，通过对南明政权种种政治举措进行分析后指出，联清灭顺、内部纷争、政治腐败、丧失民心，是弘光政权迅速灭亡的原因所在。王戎笙在《顺治遗诏与清初权力斗争》（《清史论丛》，1994年）一文中认为，"遗诏"乃孝庄太后等人所炮制，它的目的在于抵制宗室诸王贝勒对四辅臣制度的反对。何龄修通过对许多支离破碎、隐讳晦涩史料的整理爬梳，陆续写出了多篇清初复明运动的论文，如《李之椿案与复明运动（兼述后明朝主）》（《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杨＠④kūn空敕案》（《清史论丛》，1993年），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并总结了这些政治军事活动的许多特点。

〔日本〕黄一龙（伊东贵之译）在《择日之争与"康熙历狱"》（日本《中国：社会和文化》1991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杨光先与汤若望、南怀仁有关天文历算的争论并非问题的关键，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选择荣亲王的葬期。王政尧在《简论清初收复台湾》（《清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一文中则指出，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康熙帝挫败郑经"将台湾分割于中国领土之外的企图"，都为完成统一台湾大业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张仁善《康熙朝"明珠案"与"治河案"的关系》（《南开学报》1992年第1期）一文提出，康熙帝因废立太子而借治河案罢黜明珠，而当太子党威胁皇权时，明珠一派便又得以复出。

王钟翰《年羹尧西征问题--兼论雍正西北民族政策》（《青海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一文认为，作为胤＠⑤死党的年羹尧对抚远大将军允＠①用兵处处加以掣肘，为胤＠⑤夺位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有关他在青海毁寺庙、杀喇嘛的问题似不应过分夸大。对大小金川战役，戴逸、华立《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论乾隆朝金川之役》（《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一文指出，金川之役为统治者轻易点燃，劳师縻饷，久而无功，是得不偿失的。关文发的《清代中叶蔡牵海上武装集团性质辨析》（《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1期）一文，反驳了关于蔡牵集团"官逼民反"的起义说，认为"其海盗性质十分明显"。

在有关清代政治事件的研究专著方面，1992年2月，江苏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美国魏斐德的《洪业--清朝开国史》，力图从政治和民族等多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与剖析，以此解释明清嬗变和封建统治秩序的崩溃与重建。刘凤云《清代三藩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对清初三藩之乱进行了全面、动态和系统的研究，探讨了三藩的源起、历史作用及其必然归宿。李景屏《清初十大冤案》（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还分析了清初的一些重大冤案，力求从案件的分析中整体把握清玉朝统治集团的发展脉络。

六、清代会党与秘密社会研究

近年来，清代会党与秘密社会研究，在清代政治史研究中，是一个为诸多学者所关注的领域，因而取得了许多成绩。

在总体研究方面，秦宝琦《清前期秘密社会简论》（《清史研究》1992年第1期）一文，对秘密社会的研究范畴、性质与社会功能、清前期秘密社会的历史分期与发展脉络等问题，作了概述，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莉在《论清前期会党的性质--兼论会党的起源》（《清史研究》1993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清前期的会党是以乡村城镇的下层群众为主体、以遇事相帮为目的、利用传统歃血为盟为形式而建立的、处于初级阶段的民间结社组织。马西沙《白莲教辨证》（《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4期）一文指出，对于明清时代的民间宗教，不应统称白莲教。李尚英《八卦教的渊源、定名及其与天理教的关系》（《清史研究》1992年第1期）一文，则对清代八卦教研究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对此教进行了正名。

在天地会起源问题研究上，争执最为激烈的无疑要数"康熙十三年说"与"乾隆二十六年说"。秦宝琦坚持乾隆说，他的《福建云霄高溪--天地会的发祥地》（《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一文认为，天地会的发祥地是福建云霄高溪，其创始人是乾隆年间的僧人万提喜即洪二和尚。在《洪门真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中，他还强调指出，清代秘密会党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完备的逐渐完善过程，洪门是乾隆年间秘密会党发展到成熟、完备阶段的产物。主张康熙说的文章较多，1993年《清史论丛》即登载了胡珠生《洪门会书的综合研究》、赫治清《再论天地会起源》和罗＠⑥《天地会的两个源头》三篇文章，依据大量可靠的文献及实地调查资料，从不同的角度论证天地会起源于康熙十三年，其创始人为万云龙。

1996年2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赫治清的《天地会起源研究》一书，它是作者多年研究天地会起源问题的系统总结，对于天地会产生的时间、背景、创始人、宗旨及其来源均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结论，成为立论有据的一家之言。著名学者罗尔纲先生在此书的序言中评价说："这部集中阐述’康熙说’的专著，在天地会起源问题上取得了重要突破，揭示了多年困扰人们的起源之谜。"

此外，近年来还召开了十余次清史学术论会，出版了多部讨论文集，其中不少论文涉及到清代政治史研究。而近期出版的有关清史总体研究成果的著述也较多，包括王戎笙为项目负责人的《清代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至1992年出齐），共十册；蔡美彪主编的《中国通史》第十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何龄修、郭松义主编的《中国史稿》第7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和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中的清代部分。陈生玺、杜家骥的《清史研究概说》（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一文，总体介绍了辛亥革命以来我国清史研究的成果，并附有论文索引。1993年6月，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清朝系列帝王传。而白钢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第10卷"清时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则可称得上是近年来清代政治史研究的概括性成果。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礻加题

＠②原字王加申

＠③原字禺加页

＠④原字昆加鸟

近代史研究范文7

 

 

从《东方杂志》看近代乡村社会变迁

 

——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的视角及其他

 

 

   近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凸现可以说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乃至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历史主题．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既承负着现代化进程也承负着半殖民地化进程的双重困厄，因而乡村社会变迁更多地表现为危机的加剧、交错和寻求解脱危机的基本走向。通过从1907年到1948年近半个世纪的《东方杂志》有关近代乡村问题主题的记录，或可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近代乡村历史变迁的时代特征。

   近半个世纪的《东方杂志》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的记录和关注，大体表现为三个高潮：即1910年、1927年和1935年。其相关文章分布情况为1910年36篇(多为报道和通讯类)；1927年18篇(专题调查)，并有23篇各地农民状况调查节录；1935年达45篇(专题研究和调查)。而且，与前两个年代相比，在1935年前后两年的《东方杂志》上，相关的农村问题研究文章也很多，其关注的时限显得更为持久。三个时段所记录的内容和侧重点各有不同，体现了近代中国乡村社会演进内容和过程之不同。

   从1907年到1912年民国成立前，《东方杂志》关于中国乡村社会专题研究的篇目极为少见，有关乡村的内容多为时事新闻类的报道性质，且散见于“各省农务汇志”、“各地商务、商况调查”专栏之中。虽然1910年前后社会动荡加剧，《东方杂志》关于各地乡村民变内容的记录突增，但也多限于争矿、抗捐、毁学和官民冲突等，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在晚清地方自治的政制变动与乡村社会矛盾加

剧激化的社会状况。显然，革命风潮的涌动、绅商阶层的崛起及其权力领域的扩展、清王朝社会控制的弱化等等，共同构成乡村社会乱象迭生的景况，但乡村社会生存、发展的深层问题尚未凸现。《东方杂志》所关注的还是乡村社会的表象问题：如《记江西调查户口之风潮》(1909年第6卷第8号)，《直隶迁安民变详情》、《记丹阳乡民暴动事》(1909年第6卷第9号)，《记江西袁州乡民暴动事》(1909年第6卷第10号)，《详记台州民变原委》、《温州乡民暴动记闻》(1909年第7卷第3号)等。1910年《东方杂志》的第7卷第3号记录始直到第10号．关于乡村民变的记载、调查逐期增多，平均期达4至5篇之多。然而，相对集中的”民变”内容在1912年后的《东方杂志》中却基本消退了．政治动荡与社会变乱的关注点随着民国成立而转移。

   1912年后，《东方杂志》关于乡村社会的记录和报道相对见少，每年仅一、二卷刊载有关乡村问题的文章也仅一、二篇，然探讨的问题却显示出趋于深化和专门化的倾向，如《都市集中与农村集中》(1915年第12卷第9号)，《中国棉市之景况》(1914年第l。卷第4号)等．到1927年时，因应着大革命和北伐战争风卷潮涌的情势，中国乡村问题突出摆在了国人面前，《东方杂志》推出了“农民状况调查”专号，集中刊载了16篇有关调查研究专文和23篇《各地农民调查》的“征文节录”(1927年第24卷第16号)。此时《东方杂志》刊载的内容多为各地农民、农村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主要关注的问题是中国农村的生存状况和生活习惯等问题．对于土地制度和城市化发展与乡村社会变迁的深度研究文章极为罕见。

   20年代始，《东方杂志》给予乡村社会研究的篇幅曰渐增多，几乎每期均有专题研究和问题讨论。此后，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和扩展，使得本已趋于凋敝的中国乡村社会遭遇到空前的生存危机，“乡村崩溃”的警告也日见其烈，因而1935年前后的《东方杂志》各卷均以大篇幅集中刊载着乡村社会问题的文章，使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远远超出学界范围而成为全社会的焦点。而且，探讨问题的角度和深度也已学术化、专题化。这显示着近代中国乡村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了。

   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一个显着的特征就是快速发展的工业文明正在疯狂地吞噬着农耕文明，乡村社会正在成片地急剧消失，作为整个人类摇篮的、绵延了数千年的带有中古韵味的原始村落正一个个地被五光十色的现代建筑群所取代。虽然中国迟缓的现代化进程远不及西方那样对乡村社会形成强劲的冲击，并彻底改造了传统乡村结构，但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剧变中，乡村社会所受到的冲击和孕积的矛盾已经是前所未有的了。“旧时代的矛盾依然存在，新的社会矛盾又闯了进来，再加上外国侵略和天灾****诸种因素，农村问题成了引人注目的大问题。上世纪30年代，‘农村危机’、‘救济农村’成为非常强烈的呼声；‘复兴农村’、‘乡村建设’、‘农村改进’、‘改革土地制度’，成为一股强劲的浪潮。那时几乎所有政党政派的政治纲领中，都有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主张”。①《东方杂志》关于乡村问题关注的历史演进其实也是乡村社会变迁的历史记录。

   在30年代，《东方杂志》关于近代中国乡村问题的深层讨论的主题有哪些呢?主要有土地问题，农民经济问题，农民生产问题，农民教育问题。对于制度层面的讨论相当集中，认为土地制度以及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土地背向流转(城市区域的土地高度集中和价格暴长与乡村土地的抛荒和地价下跌)，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根本问题．当然，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中国农村的整体衰落。在30年代，“我国农村生活，衰落已达极点。无论从那一方面去看——社会方面，经济方面，政治方面，教育方面，都是一点生气也没有。”②

   这当然不仅仅是历史传承的问题。虽然历史上的农民也是贫穷的阶层，而且也遭受着土地集中和贫富分化结构性规则引动的升降流动的困扰，但近代以来的农民生存则更多地呈现出社会变迁中的特征。因为“我国古时重士农，轻工商，所以农民的地位非常高尚。”但到了近代以后，“工商业一天一天的发达，工商的地位逐渐提高……农民的生活一天一天的变坏，他们的地位一天一天的降低……”③这一历史记录表明，近代中国乡村问题的出现和累积之所以不同于传统时代，就在于它不仅受到社会政治变动所引发的权力结构的动荡影响，也不仅受到农村阶级结构内在规律引发的土地集中和贫富分化的

周期性振荡，而且更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于乡村社会生存和发展形成的巨大压力和分解力。因此．立足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探讨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就成为30年代《东方杂志》讨论的主题之一。

   同样，已经被拖入世界经济市场的中国乡村，不可避免地也承受着世界经济的冲击。因此乡村社会研究的国际视角也是十分鲜明的，如马寅初《世界经济恐慌如何影响及于中国与中国之对策》(1935年第32卷第13号)等。而且对于中国农民贫穷问题的考察也是从世界史的对比角度入手的，如李树青的《中国家的贫穷程度》(1935年第32卷第19号)即是通过与美国、丹麦农民生活状况的比较而立论的。

    

   因此，从《东方杂志》对于中国乡村社会关注走向深层时，它几乎都是从“问题”的视角切人的。《农民问题与中国之将来》(1927年第24卷第16号)可以说代表了这一视角的基本走向。

   就历史变革的进程而言，中国乡村的结构性变革始于2。世纪初年。而且在整整一个世纪的发展进程中．乡村社会变迁始终是中国历史变迁的主体内容，这不仅因为在区位结构中乡村占居绝对的多数．而且因为乡村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传统，从更深层次上代表了中国历史的传统。即使对于整个近代史而言，近代化或城市化进程，本质上也是乡村社会变迁的过程。近现代中国历史变革的走向、规律及其独具的特征，如果不从乡村社会研究入手，就很难真正获得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认知价值的认识。

   由工业化浪潮引发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导致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发生急剧的变动：一方面，是原始村落正在成片地急剧消失被现代化建筑所取代；另一方面，是传统乡村的生活模式、社会结构、乡村文化和信仰体系等也发生了结构性变动。乡村社会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基础，华夏文明主要是建立在乡村社会基础上的文明。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两次最重大转折：即世纪之初革命道路的选择和世纪末改革道路的选择，都是从农村开始的。这意味着对于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依赖于对乡村社会认识的深度，同时也意味着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发展演变的基础。

   《东方杂志》关于近代中国乡村问题关注的历史，动态性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思考这一课题的视角。

   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在动荡中走向危机四伏的窘况，在这一历史性变动中隐含着以现代化为取向的对城市化、工业化路径的探寻．也富含着民族国家的建————————

   ①  朱汉国：《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王桧林：《序》

   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②③  杨开道：《我国农村生活衰落的原因和解救的方法》，

   《东方杂志》1927年第24卷第16号。

 

构、社会结构与和文化结构重构的路向选择等等一系列深层的思想成果。《东方杂志》作为具有学术性、现实性和广泛社会性的杂志，对于中国乡村社会变迁问题研究的高度关注和集中表达，其时代的意义和历史的价值都不容忽视。面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危机和农村经济的崩溃，许多力求解释原由和探寻解救答案的研究，都蕴含着对中国现代化根本道路的思考。我们固然不能以简单的成败论英雄，但在各种应对危机方案的成败之间，我们无疑会体察到包含着超越个体、超越时限的普遍性认知理性——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深刻的研究对象。

   现代化过程中的乡村问题，必然是超越乡村本身的问题。“我们知道，现代文化虽然并不一定与农村绝缘，但它是附丽于工业发展而进化的。同时在另一方面，由于农业经济之急度崩溃，必然要发生愚贫弱私的现象，农业建设终究不能解救农民的贫困”①。因此，在急切探求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同时也是探求中国现代化出路的讨论中，汇聚的学识和学科范畴也是极其广泛的：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政界、思想界、文化界、舆论界等等，他们各自以自己的认识和思考提出了独特的见解。所谓重农主义派、重工主义派、工农并重派；农村复兴派、都市建设派；资本主义派、社会主义派、民生主义派；放任主义派、统制经济派、合作运动派；交通建设派、

生产建设派等等，均试图在自己的学理论证框架中提出改造和建构中国发展的模式。

   任何模式都有其学理层面的价值，也有其现实试验的意义。当然．任何模式也都是有限的，历史的发展和演进最终都超越了模式本身。作为历史研究，我们不能无视这些模式的时代特征及其意义，不充分揭示和认识这些模式，就无法理解真的历史和历史中的人物与思想，但作为历史研究者的优长则恰恰在于超越这些模式：他拥有比当时的学者、思想家或政治家足够的历史检验认识的高度。因此，他获得了在历史演进与模式成败的内在比较的深层认识的条件。这也是我们研究近代乡村史的必要视角。

   历史学的功用，可以在超越一时的模式，在历史解释的重构——比较和检验中，获取更深层的理性认识。[作者简介]  王先明(1957—)，男，山西屯留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史和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

①  齐植璐：《现阶段中国经济建设论战的批判》，《东方杂

  志》1935年第32卷第24号。

 

   我所理解的社会史研究，不是婚丧嫁娶、风俗人情之类的现象简单梳理，而是要寻求现象背后的意义。社会史的表达，不仅仅是社会现象的表达，而更重要是意义的寻求。从这个视角，社会史跟政治史、制度史和文化史往往有着更多的纠缠，唯其如此，社会史的研究才更有价值。

   晚清民教冲突中最突出的一类，就是关于演戏和求雨的风俗冲突，在19世纪后半期，因演戏和求雨引起的教案相当多，这也是许多研究教案的论者往往把民教冲突归结为文化冲突的原因，人们当然可以把这类的教案理解为教民遵从了西方的文化风习，因而与中国乡村固有风俗习惯产生了冲突。然而实际上，在那个时代，除了极少数做了牧师的基督教世家之外，绝大多数教民既没有改变习俗的意愿，也没有这个可能。西方教会借口不拜偶像，为教民从清朝政府讨来一纸可以免除演戏出份子的特权，其实只是以宗教为借口，为教民争得的一种经济上的优惠。事实上，中国乡间的演戏，虽然在许多情况下都有拜神的仪式，所有的戏剧，名义上都是给神看的，但实际上拜神仪式的偶像崇拜意义早已淡化，人们只是借此娱乐而已，只是在求雨的时候，才具有较强的拜神意

味。教民中的多数也是中国农民，他们在那个时代，也只有这种娱乐形式，除了少数信仰特别强固之人之外，教民和他们的家人，在村里来了戏班唱戏的时候，大抵也是耐不住的，而教会为他们讨来的特权，实际上使他们变成了占村民便宜的人。尤其是当求雨唱戏(代价有时比较高)，而且真的把雨“求”来了的时候．在村民眼里，教民所占的便宜就太大了，这里，不仅有请戏班子的公份，还有求来的天上的雨。当然实际上由于绝大多数村庄教民都是绝对的少数，他们不交请戏班的公份，对大局影响并不大，而且每户所应交的戏份，数量一般都很小，只是在人们的感觉里，教民却是占了很大的便宜，白占大家便宜，往往意味着不道德，如果行为不道德还找理由(不拜偶像)辩解，就成了无耻之尤，从而强化了一般村民经济上吃亏的感觉。所以，起源于似乎很微不足道的”细故”的教案，才会以如此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打、杀、烧、抢)。这里，所谓文化风俗的冲突，只是一种表象的表达，实际上背后有经济和道德的原因。

   近代的剪辫和不缠足（放足)，一般说来，是公认的社会转型的标志(太平天国时期除外)，不缠足(放足)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无疑容易被人理解为对妇女的解放，但实际上，不缠足(放足)从民间的运作到官方的推行，基本都是被“富国强兵”之类的男性话语所支配着，提倡女性放足和不缠，无非是着眼于增加劳动力，改善婴儿质量，摆脱男性的内顾之忧，甚至期望打仗的时候，女性“援桴而来”。戊戌期间发表在湘报上曾继辉所说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不得不录：“向者吾方谓中国为人数之至多，今始觉人数之至少。夫万万之众尚谓之人少乎哉?然缠足之习不除，则女人二万万已去其半也，且不特去其半减其数而已，坐以待食其弊一，深闺无事拈花刺绣耗费益繁其弊二，井臼操作不能胜任，水火盗贼不能防，让有四方之志的丈夫多有内顾之忧其弊三。由三弊生三穷：生少食多其穷一，穷奢斗靡其穷二，因二万万无用之女并二万万有用之男亦消磨其志气，阻挠其事机其穷三。夫至弊与穷交深，国其危矣。今者欲救国先救种，欲救种先去害种者而已，夫害种之事，孰有如缠足乎?”这种充斥了男性话语的强横，和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的言论，在整个不缠足运动期间，比比皆是。不仅如此，笔者曾经考察过戊戌维新期间湖南的不缠足会，所有列名的1 060名成员都是男性，72位捐助人也只有9位女性，其中还有5位是以某某母或妻的面目出现的，不排除是她们的丈夫或者儿子假借名义的可能，晚清的不缠足运动，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男人的运动，即使有个别妇女参与其间，也大多是作为维新派人士的家眷而奉旨行事的。所以说，不缠足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其实并没有表象上所表达的妇女解放的内涵。实际上，作为晚清一系列西化意义改革的副产品，其更深层的原因，则是迅速刷洗民族自身的“不文明”标记的冲动，在这种冲动中，妇女事实是做了某种意义上的替罪羊。

    

   剪辫部分地成为社会的潮流，要晚于不缠足，由于男人的辫子是汉人服从满清统治的标志，所以，只有在庚子以后，清朝政府的合法性出现危机，同时不得不依靠大规模的西式变法来摆脱危机的时候，才可能出现剪辫的潮流。跟不缠足一样，先进人士之所以对男人留辫子深恶痛绝，主要是因为辫子已经成为西方人眼里中国人野蛮的标志，欲脱野蛮而人文明，则非剪辫不可。但是即便如此，学生和新军中的剪辫风气，也不大可能传染到下层普通民众，老百姓大多听不着也听不懂西方人对于辫子pig tail(猪尾巴)的讥诮，因而不会有那么强烈的羞辱感，而且留辫子早已变成了他们的一种强固的日常生活习惯，对保留辫子，不仅有习惯上依恋，还有巫术思维的考虑，其中归顺满清的政治含义早巳淡漠了。尽管如此，在辛亥革命和革命后的一个阶段里，还是出现了大规模的剪辫的强制运动。其动机，不仅是为了消除民族耻辱，还有反满和改造国民性(革命党人认为辫子是国人服从满人的奴隶根性的标志)的初衷。

   不过，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考察，不缠足和剪辫其实又具有强烈的政治运作的意义，不缠足实际上是戊戌变法的民间突破口，而大规模的剪辫运动，则是辛亥革命期间革命者为扩大群众基础，“强迫入伙”的一种举措(在人们印象中，辫子一直是否忠于朝廷的一种标志，尽管革命爆发后出于权益之计，清政府已经宣布剪辫自由，但老百姓和造反者却大多不知道)。正因为如此，辛亥期间先进分子更多在意强迫剪辫，而戊戌期间则着意不缠足。由于这种政治运作的印记，使得这种风俗变革带有很强的功利和强迫色彩，未免与先进分子所效法的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多有扦格(辛亥期间，西方国家的外交人员曾对强迫剪辫有过抗议)。

   事实上，近代中国人的“文明”情结，一度显然被政治事件大大地强化了。从庚子以后到二次革命，是国人狂热地追求“文明”的时期，其原因，不能说不与庚子义和团运动有关，因为义和团运动的盲目排外，中国人背上了野蛮的十字架，为了摆脱这个十字架，所以才事事讲求“文明”，从文明棍、文明帽到文明戏和文明结婚。

   如果说文明棍和文明帽不过是外来器物的引进与仿造，那么文明戏和文明结婚，则带有文化上的“以夷变夏”的内蕴，在文化的深层次上，公开彰示中国的野蛮和西方的文明，或者说中国落后而西方先进。城市的“文明”热虽然后来逐渐消淡，但这种话语模式却传了下来，中国文化的所有内容，从京剧、中医到宗教和中学，都被打上了落后、迷信的印记。当然这已经是后话。在文明热的时候，所谓的文明戏，其实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有点模仿西方的话剧，但又不是话剧，跟写意象征性和程序化很强的中国戏(比如京剧和昆曲)正好南辕北辙，主要是些洋学生用它来演时事(政治宣传)和西洋的故事。而文明结婚也类似，它不是西方教堂婚礼，只是穿着不中不西的服装，革掉了大部分中式婚礼的程序与仪式，也革掉了所有的中式婚礼中有关巫术和类巫术的成分，诸如撒米、枣、花生，跨火盆等等仪式。而在此前，繁复的礼仪(包括婚礼)恰是中国人赖以区分文野的标志，讲求礼仪者为文，反之是化外的野人(蛮夷)。所以说，这一时期的“文明”追求，带有强烈的文化颠覆意义。

   尽管如此，这种风习上的文明追求，依然没有摆脱政治话语的覆盖。追求文明无非是通过对西方的学习的仿效，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至少也得摆脱西方强加于我们的野蛮民族的恶谥。

   野蛮排外的反教运动很有群众基础，而追求文明的不缠足与剪辫运动却正好相反。看社会的进步并不以站在前列的先进人士的意志为转移。文明戏和文明结婚在乡下从来就没有市场，在都市的支持者也很寥寥。至于不缠足和剪辫，虽然在城市里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民众的反弹却依然强烈。辛亥期间，农民为了躲避强制剪辫，甚至不惜不进城卖菜和挑粪，有的地方的城里人甚至制出一种特殊的尖顶帽，以遮掩盘在头顶的辫子。“小宣统，退了位，家家都有和尚睡”，“你说邪不邪，娘们穿着男人鞋，回家一比差半截，”这样讽刺放足和剪辫的民谣，在到处传诵，极大地消解了这场文明追求的社会意义。

   其实，不仅先进人士居高临下倡导的社会改造，不能按其表象阐述意义，当我们考察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苏区移风易俗的社会运动时，也有类似的问题。应该说，苏区在移风易俗是相当深入的，每个乡甚至村，都有列宁小学，编出了适合农民扫盲和启蒙的《工农兵读本》和《劳动读本》，有条件的地方还组织了红星俱乐部和剧社，即使没有这样的组织，宣传破除迷信，婚姻自由等等的文明戏、改良花鼓戏到处都在演，在组织的强制下，原来的僧道和巫婆神汉纷纷改行，包办婚姻也可以在苏维埃法庭解除。不过，虽然苏区民众的信仰和民俗有了很大的改观，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农民将家里神龛里的神佛丢弃了，却换上马克思、列宁的牌位或者画像，在恋爱自由的氛围中，越是老实巴交的贫苦农民，老婆跑得越多，以至于有的地方苏维埃不得不出台决议，禁止“自由找爱”。

   实际上，苏区农民信仰结构并没有真的改观，他们只不过是将马克思和列宁当成神来崇拜了而已，因为在他们看来，是信仰马克思和列宁的人们给了他们土地和财

物，有用则信，恰是农民信仰的核心精神，只要精神不变，信仰对象的改变其实是无关紧要的。同样，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的信条，也不见得一下子就使农民走向现代，在某些方面实际上鼓励了原来在南方农村就存在的性自由，对农村社会有某种瓦解的作用。其中的原因，也许是由于肃反扩大化的缘故，苏区的知识分子被殃及过多，以至于预定的文化建设并没有完成，也许还有别的。

总之，我们在今天的条件下，回顾我们的社会史的时候，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在研究社会变迁的时候．尤其要慎重，不要被一些热闹的表象所迷惑，轻易做出定性的结论。[作者简介]  张鸣(1957—)，男，浙江上虞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中国近代史社会史研究。

  “中国的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农民及其所依附的土地，构成了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乡村社会。近年来，乡村史研究越来越引人瞩目。人们对历史上乡村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乡村本身，诸如经济、社会、人口、区域等等；二是研究乡村的理论与方法，如停滞论(珀金斯)、陷阱论(伊懋可)、过密化论(黄宗智）、内卷化论(杜赞奇)、区域经济(中心—边缘)理论(施坚雅)、权力共同体论(秦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增长论(马若孟、罗友枝)，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学科交叉，等等。

   从乡村史研究的现状来看，上述两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众多名家各领风骚。怎样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该项研究呢?这里我结合自己近年对盗匪问题、江湖问题、秘密社会、民间械斗等的研究，就“乡村边缘群体”的研究谈些粗浅的看法。

    一  关于“乡村边缘群体”的概念

   传统乡村社会是由不同的利益群体组成的，其中最基本的群体是农民(或曰农民阶级)．因为许多内在外在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些人会成为地主，一些人会外出为官、经商务工，还有一些人会破产失业，沦为流民无产者。地主与农民，构成了传统乡村社会中的主流群体．名目繁多的流民无产者，构成了乡村社会的边缘群体。中国自秦以来始终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社会，因此，中国社会群体的关系可以用一系列同心圆的结构来比拟：处在同心圆中心位置的，可称为“主流群体”(或“中心群体”、“核心群体”)，处在的同心圆可称为“边缘群体”。例如，就国家与民众而言，官员是典型的主流群体，而农民则是

典型的边缘群体；就乡村社会而言，农民和地主是主流群体，游民无产者是边缘群体。主流和边缘是相对概念，即使是在封闭保守的农业社会，也有较大的互动性和易变性。

    

   由于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乡村中的主流与边缘群体．稳定性极差，无论是地主还是农民，因为个体因素和外在因素的影响，主流群体很容易走向边缘化，反之亦然，同时，在许多情况下，不少人一身而二任，身在主流，心系边缘，如遭受迫害的地主、官员、知识分子。我们看到，在漫长的乡村历史演变中，人口增长、经济关系恶化和文化传统变异，是导致朝代更替、”封建关系”逐渐瓦解的主要原因。在难以记数的乡村骚乱中，参加者的社会成分非常复杂，领导者当中除手工业者、船夫、小贩、散兵游勇、星相医卜和僧道中人之外，还有许多士绅文人、落魄官员、衙门胥吏、地主商人、农民等。

   如果直观地看待乡村社会中的主流和边缘群体，当然是单色调的；如果深入乡土社会各内部去观察、理解各类群体之经济、生活、文化的复杂空间，增加对乡村内部各种社会关系的了解，增加对当地家庭、宗族、村落、宗教、风俗、生活方式和社会变迁的直接感受．广泛收集民间文献如族谱、碑刻、书信、契约、传说、宝卷、歌谣等等，分析推究，一幅色彩斑斓的乡村图卷就展现在人们面前，就不难从中发现一部完整的、真实的乡村历史。

   二  关于“乡村边缘群体”的内涵

   要透视“乡村边缘群体”，最直接的切入点是从乡村民众运动入手，民变、复仇、匪徒啸聚、秘密社会起事、抢米抗租风潮、叛乱等，都是常见的地方骚乱的表现形式。骚乱往往通过简单的自发反抗和群体暴力表现出来。拿清朝中期最具代表性的川楚白莲教起义来说，其中主要成分，均可归为“边缘群体”，据《戡靖教匪述编》称：“勾连裹胁，日聚日滋，而无赖不法之徒，如四川之啯噜子，南山之老户，襄、郧之棚民，沿江私盐之枭，各省私铸之犯，乘间阑入，鼓煽劫掠，纷纷而起，流转靡定，”其中所述之啯噜子、棚民、私枭等名目，都是脱离了乡村固定生活的“边缘人”，这些边缘人，因时因地，名目各异。他们平时在乡村生活的运行中，逐渐被抛到“边缘”，待到天灾****剧烈的年份，原本属于个体的乡村边缘人或比较“本分”的边缘群体，很容易在一定的目标下，彼此勾联，啸聚萑苻。

    结合乡村社会实际，我们发现，除了特定区域和行业的边缘群体(如棚民、私枭)和特定时期(如灾民和难民)之外，乡村游民、江湖中人、匪股、秘密社会构成了乡村社会中一般意义上的“边缘群体”。

   一是乡村游民。

   所谓游民，就是由于各种原因从乡村及宗法网络中脱离出来的人们。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脱序”，也就是脱离主流社会秩序之意。游民历代都有，但形成群体大致在唐宋，活跃于明清至近代。广义而言，江湖中人、盗匪及秘密社会中人多为游民，但与这里所说的乡村游民还有些差异(详见下文)。毛泽东早年所写的《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一文中把农村的游民分为五类：兵、匪、盗、丐、娼。他指的是当时乡村中的一般状况。这里所说的“乡村游民”，主要是指失去土地生计、尚未脱离本乡本土的人群，包括地痞、无赖、光棍、乞丐、打手、赤贫等。他们一般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尚未离乡，结成一定的团体；二是虽然被主流群体歧视、排斥，但基本活动于法律框架之内。这类人群在各地乡村所在多有，其特殊之处在于，很容易成为地方骚乱的参与者、秘密社会的后备源。

    二是江湖中人。

    许多人不得不去闯荡的那个“江湖”指的是一个社会——与正统社会相对立的隐性社会，或曰地下社会，有人称为“另一个中国”(李慎之语，见刘平：《近代江湖文化研究论纲》，载《文史哲》2004年第2期，第68页）。江湖中人指的是脱离了本乡本土、从事各种非正当或低贱行当、以各种合法非法手段流动谋生的人群。在中国历史中。与乡土社会相伴生的是江湖社会。乡土社会的载体是农民，江湖社会的载体是游民。两者如影随形，既对立又互相依存。

   广义而言，江湖社会由游离于正常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之外的人群构成，他们不一定有统一的组织形式、固定的法律规范，但它有形形色色的人物、五花八门的团体和行业、相对稳定的规矩和道义、神秘莫测的隐语暗号，它们共同构成了江湖这一充满神秘色彩的地下社会。一般来说，江湖中人都是以四海为家，浪迹天涯，食无定处，居无定所，主要活动于都市码头和乡村庙会集市。狭义而言，江湖有“风”“马”“燕”“雀”四大门，”金”“皮”“彩”“挂”

“平”“团”“调”“柳"八小门：金门(又叫巾门，指星相、测字、风水)，皮门(行医卖药)，彩门(戏法魔术)，挂门(耍枪弄棒、打把式卖艺)。平门(评书、大鼓、相声、说唱)，团门(走街卖唱、行乞)，调门(扎彩、鼓吹、杠房)，聊门(又称柳门，指梨园戏班)。实际上，江湖行当比这四大门、八小门多得多，包括江湖术士、江湖郎中、江湖艺人、江湖骗子、巫婆神汉、窃贼、强盗、侠客、乞丐、清客、扶乩、马戏、戏班、娼妓、游方僧道等各色人。进入近代，传统中国社会发生裂变，商品经济畸形发展，大量人口被迫走入江湖。新的江湖行当开始出现，如烟毒、西式、拉洋片、外国魔术等，一些传统江湖行当也在畸形发展，如娼妓、乞丐、盗匪、秘密帮会等。农村破产，城市兴起，出现了许多水陆码头，江湖人麇集其间，造成了近代城市的畸形繁荣。

   江湖是个被主流社会所打压的隐性社会。江湖人作为社会上的特殊人群，尤其是他们结成的江湖组织，容易形成相当势力，与社会生活、政治变革发生密切关系。在江湖上挣扎谋生的游民不能遵守主流社会的规范，必然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和打击．从江湖中人来说，他们见多识广，多有一技之长，喜欢弄枪使棒，好勇斗狠，讲义气，结团体，往往成为社会变动或动乱的一股重要力量：尽管江湖中人以水陆码头为生活舞台，但传统乡村社会中也常常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历史上众多农民叛乱，其领导人和骨干分子，很多都有江湖背景。

   三是土匪强盗。

   所谓土匪，就是农业社会中那些脱离或半脱离生产行列、没有明确政治目标、以正义或非正义行动反抗社会、以抢劫和绑票勒赎为主要活动内容的武装集团或个人。

   在传统乡村社会秩序失衡之际，人口问题和土地问题必然成为社会矛盾激化的焦点，农村破产者日趋增加．成为社会难以容纳的游民。他们辗转他乡，漂流江湖，生活动荡不定，既无室家之好，又无生人之乐，备受社会歧视，出于互助谋生、武力自保的目的，结成某种名目的匪股，就成了很自然的事。进入近代，传统自然经济结构的瓦解与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同时进行，大量破产失业者浮游在社会上，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激增，土匪、海盗、马贼、盐枭、刀客等盗匪活动显着增加，他们的活动成为近代社会动乱的一种集中表现。秘密社会与匪股都是穷苦人特别是游民无产者的聚集地，在土匪来说，其成分更加复杂，包括破产农民、无赖、地痞、罪犯、游勇、私枭、江湖中人、秘密社会，等等。这些人投入匪股的目的各不相同。有为生活所迫者、复仇者、浪荡者、追求升官发财者，不一而足。这样一个成分复杂、动机各异的混合体，从匪股形成伊始，便表现出一种行为放荡、掠夺成性、贪婪残忍的姿态。如清末长江中下游，会党盐枭所在皆有，“红帮西溯江，青帮南入湖，率其群丑，分道而驰，贩盐则为枭，无盐可贩则聚赌，赌不胜则为盗，盗不足则掳勒索诈，无所不至。”(《中外日报》1905年10月24日)由于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他们又很容易成为其他政治势力争取的对象。

   四是秘密教门与秘密会党。

   民间结社是指人们因某些共同的目的、利益、信仰而结成的团体。民间秘密结社则是因为政府和主流社会的排斥和镇压，在民间秘密流传的结社。

   传统农业社会中的秘密结社．是一部分下层群众为了某种世俗或宗教的原因而自发结成的团体。它们利用“互助”、“末劫说”等教义纠集民众，反对社会与政府，因而受到排斥、取缔和打击，只能在民间秘密流传。秘密社会名目繁多，价值取向也极为复杂。由于秘密社会中的骨干成员都是身无恒业、四处闯荡的游民游勇(主要来自破产的农民和失业的小手工业者)，他们一般都怀有不满情绪和反抗意识，常常在社会危机时期起事、叛乱，形成强大的反抗政府的力量。按照它们的组织形式与行为方式，可以分为“秘密会党”和“秘密教门”两大系统。

    

   秘密会党以天地会为代表。天地会是清代前中期民间兄弟结拜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乾隆末年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林爽文起义。其后，清朝从法律上予以明文禁止，但由于以下两个原因，天地会不但没有灭绝，反而迅速蔓延开来：一是从天地会创立到林爽文起义时，它已逐步成为一个从宗旨、仪规到组织、行动都十分严密的秘密团体，它的许多行为准则容易被广大的破产劳动者和贫苦农民接受。如天地会头目严烟供称，会中之人，凡遇“婚姻丧葬事情，可以资助钱财；与人打架，可以相帮出力；若遇抢劫，一闻同教暗号，便不相犯”。(”严烟供词"，载清史资料丛刊《天地会》〈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这对那些被压迫、受歧视的“边缘人”来说是有相当吸引力的。所以天地会枝蔓繁多，扎根深远，绵延不绝。二是林爽文起义失败后，天地会纷纷改变名称进行活动，如添弟会、三点会、三合会、忠义会、江湖串子会、双刀会、千刀会、边钱会等，总计有三四十种名目。至于嘉庆、道光年间，这些会党势力遍及南方各省，其名目迅速由闽粤沿海向内地传播，并逐步确立了以天地会为主的会党系统的地位。

   秘密宗教(即“秘密教门”)以元末出现的白莲教为代表。明中叶以后，以罗教的出现为标志，秘密教门迅速繁衍(当局不明就里，往往一概称为“白莲教”)，他们以师徒传承的方式结成，以杂糅和曲解儒释道三教拼凑“教义”，作为维系内部团结的纽带。明清时期，秘密教门十分活跃，有白莲教、罗教、黄天教、弘阳教、闻香教、圆顿教、龙华教、在理教、先天道、皈一道、一贯道、九宫道、同善社、八卦教、天理教、青莲教、金丹教等，名目达三四百种。由于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和脆弱性，小农阶级总是担心朝不保夕，天灾****随时会落到头上，所以，秘密教门便以治病怯灾、健身强体、修福来世为诱饵，广收门徒。

   在一般情况下，教门首领的主要目的是聚敛钱财，他们往往规定门徒加入该组织要缴纳数目不等的“根基钱”、“福果钱”、“种福钱”、“元勋钱”、“功德费”、“线路钱”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这样，传教收徒敛钱就成为部

分衣食无着的贫穷农民的谋生手段之一，也成为游手好闲者的寄生方式，传教敛钱是他们传教的动力。对此，清代嘉庆年间山东学政王引之分析道：“彼为邪说者，知愚民之可以利诱也，于是借敛钱之说以邀其人教也，则己之钱人于人之手，其人人教而又传教也，则人之钱人于己手。辗转传教则辗转敛钱，愚民信以为生计，遂相与从之。”

   从敛钱聚众到聚众谋反，仅一步之遥。秘密教门内部的日常活动不外是搞一些传授经文、设坛扶乩、焚表吞符、降神过阴、巫术迷信，以及念咒、气功、静坐、拳棒习武等。教首们用上述手段吸引、发展门徒，并借师徒关系、地域关系建立蛛网式联系，从而发展了大批徒众，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叛乱的出现就不可避免。确实，清中叶以前，许多大小不等的起事、起义都与秘密教门有着直接间接的联系。清中叶以后，经常发生的社会动乱大部分是由秘密社会尤其是会党发动的。秘密社会的成员与主流社会决裂的原因，往往是出于个人的边缘地位、不幸遭遇、野心或个性。以往，学者们着重于梳理秘密社会源流(纵向)，今后，有必要与乡村社会实际相结合，着力探索秘密社会的生存环境及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三  “乡村边缘群体”与社会变迁

   传统乡村社会的理想境界是“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封建政府的残酷压迫，造成了社会贫困、农民的反抗与乡村边缘群体的反抗互相交织，反过来又加速了封建统治的瓦解。

    

因此，我们在着力关注乡村经济关系、阶级阶层、人口流动、民风民俗等问题的同时．认真探讨乡村边缘群体问题，对于我们加深对乡村史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作者简介]  刘平(1962—)，男，江苏苏州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史、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刊登在《东方杂志》上的《农民问题与中国之将来》文中写道：中国的农民、农业、农村是“一个难以索解的谜”，“把这个谜猜透了，中国的将来，也就决定一大半了”。①这话不无道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其状况如何，关系到整个经济的发展、政权的巩固、社会的稳定。中国经济史表明，大凡农业发展，近代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就繁荣，政权就巩固，社会就稳定；反之，国民经济就徘徊不前，政权就会动摇，社会就动荡不宁。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中，革命和建设的成就。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创新，都与认真研究和正确认识中国的三农问题密不可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特色是用马克思主义这把钥匙解开了中国农村这一社会经济之谜，建立农村根据地、领导以农民为主的革命战争，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全国胜利。邓小平理论也是始于农村改革。“三个代表”思想要求研究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的根本利益而代表之。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四化，就必须认真研究作为四化重要内容和基础的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道路，总结其经验教训，以为借鉴；要实现经济学理论创新，也必须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但对于这个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性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长期缺乏深入系统研究；现有的国内外论着大多讨论这个问题的某一方面，有的讨论农业结构问题，有的讨论农村商————————

   ①  《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1927年8月25日。

 

品经济与市场问题。在《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近代中国农业结构、商品经济与农村市场》(商务印书馆2000年）一书中我们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较深入、系统研究，并将其与中国农业现代化问题联系起来，做整体考察。但言犹未尽，一是未深入研究农民与市场的关系．本书论述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时，虽涉及到这一问题，但未予深究；二是未深入研究农民与国家的关系，本人参加的财政部主编的《中国农民负担史》(4卷，中国财经出版社1994年出齐)，虽然“着重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上，总结处理(农民)负担问题的历史经验教训”．但该书主要是从财政税收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农业现代化的视角研究这个问题，而《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一书，则是由于篇幅的限制，未涉及此问题。国内外学者在研究农民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时或片面夸大农产品商品化的积极作用，认为中国近代农民的收入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加；或只强调其消极作用，提出所谓”没有发展的增长”、“过密化”等概念。国内、特别是国外学者多不涉及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如约翰劳斯·卜凯就曾明确表示他不准备“从农民和其他社会阶级之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而考虑未来所谓土地问题”。但这些问题又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农业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以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最终目的。国家和市场又是影响农民收入的两个重要因素。

   从历史上看，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需要处理好国家、市场与农民的关系。

   1．农民与市场的关系。市场化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乃至主要标志。希克斯《经济史理论》把从习俗和指令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演进看成是“整个世界”、“整个人类历史”经济发展的“根本趋势”和“规律”。①农民自古即与市场发生关系，且日益密切，一般情况下，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是有利于农民收入增加的，但如希克斯所说，也“有例外”，即在特殊情况下，如中国近代，由于农民受帝国主义不等价交换剥削，中国农村市场化和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发展，并未惠及广大农民。近代世界市场的发展造就了一小批富国和一大批穷国，近代中国农村市场化的进展，使一小部分农民发财致富，而大部分相对贫困。中外经济史表明，市场的作用具有两面性，它既带来机遇，又带来挑战。中国农民如何趋利避害，抓住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入WTO所带来的有利时机，以市场为导向，调整产业结构，增强竞争力，增加收入，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使自己富裕起来，以迎接来自世界的挑战，使中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第一个问题。

   2．农民与国家的关系。道格拉斯·C·诺斯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②国家究竟是促进还是阻碍中国经济增长和现代化，不能只是泛泛而论。党中央在十五计划建议的说明中提出：“实行轻徭薄赋，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否则，“农民的积极

性势必受到严重损害，农业这个基础就有动摇的危险，不仅会影响农业和农村的稳定和发展，而且会影响国民经济全局”。这是从实际出发而又吸取了历史经验教训的英明决策。中国历史表明，大抵在一个王朝初期，吸收前期向农民过度征收税赋而引起农民起义、导致灭亡的教训，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政策，从而调动农民积极性，促进生产发展，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改善；而到中后期，又多实行横征暴敛政策，从而使民不聊生、流离失所，以至于农民起义，再次****当权者。轻徭薄赋、生产发展、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改善；横征暴敛、生产衰落、农民收入减少、生活恶化、农民战争爆发、政权被****……中国历史上这种循环往复的现象说明，国家向农民征收要适度，农民负担要合理，否则，是很危险的。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中国历史上，而且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农民对国家的负担占其收入的百分之几算是“轻徭薄赋”，合理负担呢?“度”是什么呢?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第二个问题。

   3．国家与市场关系。国家不干预市场不行，过度干预也不行，要适度干预市场。我在《中国历史上国家干预市场问题的考察》中提出了国家适度干预市场的五个要点：第一，要寻求国家干预与市场两者的有机结合；第二，干预方向要正确；第三，干预范围要适当，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第四，干预方式要适当；第五，干预时机要合适。那么国家适度干预市场，还应注意哪些问题呢?

近代史研究范文8

1．．在诸多研究领域热烈争论的“繁荣”局面难以再现，建构完整与客观的中国近代史应该成为基本总体目标。

在刚刚过去数年的世纪交替之际，史学界不少学者曾经从不同的角度或不同的领域，总结反思上个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成绩与不足，探寻和展望新世纪历史学的发展新趋向。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学术见解。《历史研究》作为中国最有影响的专业史学杂志，曾发表过多篇对各种专题百余年研究的发展进行回顾与展望的评述文章．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历史学专业学术刊物也有意识地组织和发表这方面的文章，常常集中刊发一组相关论文，以期引起海内外史学界关注。以此为主题的规模大小不一的学术研讨会，同样召开过多次。应该说这一工作是颇有意义的，但其对中国历史学在新世纪发展的作用与影响尚需较长时间才能加以判断。

在此前后，还常常听到一些史学刊物的编辑们感叹于80年代中国近代史学界在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许多领域近乎于轰轰烈烈的讨论，无论是在学术刊物上登载的论文，还是在相关学术研讨会的讨论中，一些完全对立的观点甚至有过相当激烈但又十分友好的学术争论，呈现出十分热烈的史学繁荣场面。当时，大多数史学杂志的来稿数量都比较可观，当时的编辑们也不愁稿源不足。而进入90年代以后，史学研究则似乎显得相对沉寂，甚至到处出现“史学危机”的感慨。不少史学杂志的编辑感到稿源不足，特别是比较满意的高质量论文较少，显得十分沉闷，因而希望研究者能够寻找到新的争论点，相互进行讨论和争鸣，使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再次出现新的“繁荣”景象①。

新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原有基础上应该如何发展?实际上也是近代史学界普遍关注的话题。许多学者在理论、方法以及其他一些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颇具参考价值。拙意以为，要想再现80年代那种在中国近代史许多领域出现热烈争论的景观是不太可能的，因为那种情况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文革”之后的特殊年代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而类似的特殊年代恐怕在今后不可能再出现了②。此外，笔者还认为，无论提出何种理论与方法，也无论在其他各个方面做出何种具体努力，走向更加完整与客观的中国近代史，应该是2l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的一个长期的基本总体目标，甚至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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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中国近代史学科在内的史学界，在学术评论和批评方面应该说较诸80年代有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从学风方面对一些研究成果的批评已是相当尖锐。这一方面表明学者之间不再只是对相互的成果进行颂扬，也敢于进行较为激烈的批评，史学界的学术评价机制有了较大的改进；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史学界出现了不正常的学风，粗制滥造甚至抄袭剽窃的所谓研究成果不断问世。另外，有些批评与反批评后来演变成了相互之间的人身攻击，而不是正常的学术讨论，这也无益于史学研究的发展。

② 这里并不是说中国近代史学界今后不可能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出现学术讨论和争鸣，而是说明不可能像80年代那样在如此之多的重要领域有众多学者参与的争论。事实上，在学术研究中出现争鸣是长期存在的现象，也是史学研究得以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

经过几代学者的艰辛努力，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到现在可谓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有个别学者对以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甚至包括改革开放之后的近20年)持一种全盘否定的态度，未免过于偏激。然而也应该承认，迄至目前我们还很难说已经建构了一个完整和客观的中国近代史，甚至可以说离这一目标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何谓完整与客观的中国近代史?对此问题要予以全面的详细回答需要从多方面进行阐述，但考其最基本的要义，可作以下概括：所谓完整的中国近代史，无非是通过对近代中国方方面面的问题，包括许多过去认为无关大局的小问题(实际上也未免就是小问题)都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而不是忽略或是放弃对某些问题的探讨；而所谓客观的中国近代史，则是研究者要重视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尽量避免各种主观意识或是其他因素的影响，对各种历史人物、事件和社会现象给予客观的论述，从而展示出一个真正完整和客观的中国近代史。从另一角度而言，完整与客观的中国近代史也可谓对整个中国近代历史进行全景式和全方位的研究，既关注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考察，也重视微观的、具体的、实证的分析，真正展示出近代史多面向、多维度的客观真实。①

过去，由于受各个方面种种原因的影响，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关注更多的是所谓正面主流人物与事件，很多领域的问题或者是不在研究视野之内，或者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由此留下了不少历史空白，这当然称不上是完整的中国近代史。即使是对那些普遍受到重视而研究较多的问题，也因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研究者并不是以客观的研究态度得出合乎历史原貌的客观结论。近10余年来，随着社会史、心态史等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复苏与兴起，以及多种研究理论与方法的运用，这种状况与过去相比已有所改善，但也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可以说，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空白点和不甚客观的评价及结论至今仍然较为明显，需要近代史研究者继续进行艰苦的努力。

2．努力发掘新史料是促使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完整与客观的前提条件。

历史学不同于其他许多人文社会学科的特点，决定了史料对于历史研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没有充足的史料，对于史学研究者而言可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虽然已是老调重弹，但在今日仍然有置于史学研究的首位加以强调的必要．因为史料挖掘的不深入和不细致，在现今依然是导致近代史研究不完整和不客观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由于当今职称评定、学术管理制度以及科研工作量的年年考评等多方面的弊端，助长了学风浮躁的短期行为，使得研究者往往追求尽快出成果，不愿意花费较长时间去挖掘史料。特别令人担忧的是，老一辈史学研究者那种“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优良严谨学风，在新时期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和发扬光大，甚至相反还被某些人讥讽为一种迂腐的行为。如果这种现象持续蔓延和发展，对于近代史研究来说无疑将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尤其是对新一代青年研究者的成长相当不利。这也正是笔者仍然呼吁重视史料挖掘的原因所在。

从正面的经验看，新史料的挖掘也是促使近代史研究走向完整与客观的前提条件。

首先，中国近代史许多新研究领域的开拓与研究空白点的填补，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源于新史料的挖掘，特别是系统的档案文献的发掘，常常能够推动相关新领域研究的兴盛，从而逐渐弥补近代史研究不完整的缺陷。例如商会这一重要的新式商人社团，自清末产生后即在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但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社会团体，多年来却一直没有引起近代史研究者的重视，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前都几乎没有什么研究成果问世，这称得上是近代史研究发展不完整的一个非常突出的具体反映。事实上，天津、苏州等地的档案馆一直完整地保存了所在商会从清末至1949年的大量档案，如果加以整理、出版和利用，即完全有条件对商会开展深入研究。但是，由于很少有研究者去档案馆发掘和利用这些档案，商会研究也就一直成为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空白点。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章开沅等著名学者四处大力呼吁整理出版商会档案，加强对商会的研究，并组织研究人员参与其事，天津、上海、北京等地也有学者开始重视商会档案的发掘。几年后，随着天津、苏州商会档案的陆续出版，一批论文和专著相继问世，商会研究很快即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受到海内外近代史学界关注的一个新领域，也使我们能够切实了解近代中国工商业者组织形态的发展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与影响。不仅如此，商会档案的发掘还带动了除商会之外的其他新式商人社团的研究，包括商团(商人的新型准军事组织)、商办地方自治社团、商办教育社团、商办消防社团等，甚至还包括清末的农会也都开始有研究。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国内学者研究近代中国绅商的成果，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商会档案的发掘。通过商会研究的不断深入，一部分学者又借此进一步考察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各自发展变化与新型互动关系，探讨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等新课题，也取得了值得重视的成果。仅仅这一事例就足以告诉我们，新史料的发掘对于改善中国近代史研究不完整的缺陷具有多么重要的影响。

其次，新史料的挖掘也是使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更加客观的重要条件。以往的近代史研究中之所以存在一些不尽客观的结论，除了理论和方法方面的缺陷之外，史料挖掘不充分应该说也是原因之一。即使是史学界研究已久、成果颇多的一些重要问题，同样存在着类似需要改进的情况。例如对鸦片战争的研究，从老一辈学者开始即进行了探讨，后来又有不少学者曾专心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不能说不丰盛。但这并不意味着对鸦片战争的研究已达到了完全客观的程度．如果在各方面相关史料的挖掘上花较长时间下一番苦功夫，仍可发现已往研究中与史实不相符的一些结沦，并加以纠正。茅海建在1995年出版的专著《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的再研究》(北京，三联书店)，曾引起海内外许多近代史学者的普遍重视与好评。该著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作者在多年的扎实研究过程中，沉下心来在史料方面尽可能进行了新的发掘，从而能够利用这些新史料对有关鸦片战争的一些似是而非的传统结论予以纠正，使近代史学界对鸦片战争的研究在原有基础上走向更加客观。林启彦与朱益宜二入主编的2003年出版的《鸦片战争的再认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一书，也是通过发掘新史料，对鸦片战争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再探讨。该书实际是多名学者撰写的一部论文汇集，其中由王尔敏撰写的第一章《鸦片战争前广州口岸对外洋的商贸形制》，进一步论证了清代自乾隆以后的对外通商并非“一口贸易”，而是许多港口对外开放，所谓“闭关自守”的结论是对史料的误解。林启彦、林锦源合写的第五章《论中英两国政府处理林维喜事件的手法与态度》，也是利用当时的大量奏稿、信函及日记，并对中外相关档案文献进行细致的考订，说明过往有关林维喜事件的指述，颇多误导和失实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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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学者曾提出“走向‘总体史’的新史学”这一见解，认为“无论中西，现代史学潮流都是以‘总体史’为指归，‘总体史’范式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能预见到新史学的根本范式。”见马敏《商会史研究与新史学的范式转换》，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其所论之“总体史”虽然是侧重从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领域而言，但在某种意义上与本文所强调的“完整与客观”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走向有许多相通之处。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另一个较早就受到普遍重视，而且成果也甚多的课题。但是，近代史学界对戊戌变法的研究同样存在相似的情况。一般人往往认为戊戌变法是研究太多太久的老课题，难以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再取得新的进展。其实只需要在史料挖掘方面真正肯下死功夫，即有可能获得某些突破，包括纠正过去一些不客观的结论。例如茅海建在出版上述有关鸦片战争的专著之后，又耗费多年时间潜心研读和考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有关戊戌变法的大量档案文献，在坐了数年的冷板凳之后，就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等问题，撰写了长达14万字的长篇论文，已接连在2002年第4期和第5期的《近代史研究》杂志发表其中的两个部分。该文纠正了不少以往的不实之论，也对一些相关问题进行了补证和修正，受到近代史学界好评。

这些事例都说明，要使中国近代史研究更加接近于完整和客观，必须在史料挖掘方面做出艰苦的努力。然而，像茅海建这样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者却并不是很普遍。现在，绝大多数高等学校都是实施以考核教师每年教学工作量和科研成果的多少作为发放津贴的制度，包括国家和教育部社科研究项目一般也规定承担者三年之内必须结项，并且还要有所谓阶段性研究成果应付中期检查。这种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使得史学研究者不可能在几年内精心致力于史料的挖掘而不出成果，也不是鼓励研究者出学术精品，而是在客观结果上助长了短期研究行为和学风的浮躁。

3．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改进研究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促使中国近代史研究更加完整与客观的必要手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已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过去主要以三次革命高潮、五大政治事件为主线的单一研究模式，不仅中国近代社会史、中国近代城市史和中国早期现代化(近代化)研究日益兴盛，而且在中国近代经济史、政治史、思想文化史、教育史、法律史等方面开拓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也填补了许多研究空白，这是近20余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较大进展的具体表现。①

但是，如果我们更进一步拓宽视野，将现有的近代史研究成果置于广阔而丰富的近代中国社会进行观察对照，又会发现即使是这些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也远未达到涉及近代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程度，仍有许多重要问题没有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而继续成为空白。例如近代社会史研究近些年日益受到众多学者的重视，也取得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但同时又还有不少问题尚未论及。仍以作者较为熟悉的近代社团为例，自清末民初之后，随着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变迁。除了商会之外还先后诞生了其他为数众多的新型社会团体，包括经济、文化、教育、学术、慈善、公益、风俗、自治、法律及诸多行业的同业公会等各类民间社团。这些社团在各自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中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理应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点考察对象。然而迄今为止史学界的研究却主要只是侧重于商会，对清末学生及知识界社团的研究仅有桑兵的《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及活动》(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一书出版，台湾学者吕芳上的《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从学生运动的角度论及1919年至1929年的学生团体；对近代政治社团的研究现也只有台湾学者张玉法的《清季的立宪团体》(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和《清季的革命团体》(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二书问世，对近代众多同业公会的研究则刚刚开始起步，而对其他众多各类社团的研究却仍然付诸阙如，这显然是研究视野不够宽广所致。以上只是就近代社团研究的情况举例说明，中国近代史研究要走向完整必须有赖于研究视野的进一步拓宽。实际上，类似的情况绝不仅仅在近代社团研究领域中存在，其他许多研究领域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相同的现象。

这里还想稍费笔墨，附带谈谈涉及中国近代史研究后备队伍亦即研究生的培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也直接关系到今后中国近代史研究能否走向完整与客观的发展，应该引起近代史学界的重视。近年来，中国高校包括历史学科在内的博士点和硕士点增加不少。平心而论，有些博士点的师资力量及研究条件并不令人满意。加上研究生的招生又连年扩招，博士生和硕士生越来越多。一些近代史学者常常私下议论，在中国近代史研究起点甚高的情况下，现在研究生数量剧增，已呈批量生产之势，如何确定学位论文选题并保证其学术水准，不仅对研究生而且对指导教师也是一个难题，由此导致学位论文的水平出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这对近代史年青研究队伍的成长颇为不利，也直接影响到今后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如果再不拓宽视野，今后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将更加困难，然而一旦将研究视野放宽，就会发现新的研究课题比比皆是．实际上，目前的状况是，一方面研究生和指导教师为确定学位论文的选题而犯难，另一方面则是许多研究空白尚待填补，并非是近代史研究已发展到无题可选的程度，而是我们的研究视野仍较为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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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详请参阅拙文《在开拓创新中发展——近20年来中国近代史新领域、新课题研究述评》，载《史学月刊》1998年第6期。

在扩大研究视野方面，国内近代史学界值得参考借鉴国外研究中国近代史学者的研究视野与方法。不少中国学者没有注意的一些研究课题，往往是国外学者率先开展研究，并先期取得相关的研究成果。例如前述商会研究，即是日本学者先于中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最早发表了几篇论述清末商会的专题论文①。美国的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也有比较宽阔的视野，其研究成果在海内外普遍受到关注，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和深入也不无启迪意义。例如罗威廉对晚清汉口商业发展、商人组织演变以及公共领域的考察，黄宗智对近代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的探讨以及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些规范性认识的质疑，都曾引起国内外近代史研究者的重视和讨论。近年来，彭慕兰对明清以降中国江南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发展模式的研究，以及与黄宗智就有关问题进行的学术争论，也相当引入瞩目和发人深思。虽然中国学者应该注重自己具有本土特色的研究路径和方法，不能盲目跟在西方学者的后面走，但同时也要善于借鉴外国学者有益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不断扩大我们的研究视野。

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各方面史料进行客观详实的分析考订之后得出中肯的结论，是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客观与公正的另一重要因素。过去由于受“左倾”思潮的影响，对近代史上的所谓正面人物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往往是溢美拔高，对反面人物及其从事的活动则常常是苛责贬低，这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例如对辛亥革命前的清政府及其从事的“新政”改革，当年的革命党人出于动员广大爱国志士起来革命以推翻清王朝的目的，尽其所能全力揭露批判清朝的反动与腐朽，我们当然不能要求当年的革命党人对清政府及其从事的“新政”予以客观的评价。但是，作为现今的历史研究者在看待清政府及其改革时，却不能简单沿用“洋人的朝廷”这种当年革命党人的结论，未做细致的实证研究和专题考察，即将“新政”斥为假改革，视之为清朝统治者“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之举，全盘予以否定。众所周知，研究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中国近代史，不能不同时涉及国民党与共产党这两大政党。而在过去的中共党史和国民党史的研究中，应该说无论是大陆学者还是台湾学者，由于受意识形态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客观的现象。大陆学者的研究是以共产党为主线，即使是考察共产党十分弱小而依靠国民党发展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也都是强调共产党的作用，对国民党的影响与作用较少论及，而以批评居多；与此完全相反，台湾学者的研究则是以国民党为主轴，充分肯定国民党的历史作用，对共产党的积极作用极少提及，在论述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纠纷时，基本上也都是站在国民党一边批评和指责共产党。显而易见，党派意识长期有意无意地贯穿于海峡两岸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过程之中，而要想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自然会因此受到束缚。记得数年前一位中国大陆学者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进行有关国共两党关系的演讲后回答提问时，曾说明其研究考察相关问题所持的研究态度，是力图超越党派歧见，纯以学者的眼光尽量做出客观的分析与评论．毋庸讳言，能够公开表示要超越党派意识的束缚，对近代国共两党的历史以及两党之间的关系进行客观的考察研究，在目前的形势下应该说还是需要相当勇气的，而在研究过程和成果中真正体现这种意境者更属少见。需要强调的是，营造一个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尽量使学者能够不受包括政治在内的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专心从事研究工作，也是保证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客观公正的重要条件。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改革开放之后，上述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的不客观和不全面的情况已有明显改变，不少学者对清末“新政”改革的研究已逐渐趋于理性和客观，取得了许多与以往传统结论所不同的新成果。另外，近年来大陆学者对近代国民党的历史以及国共两党关系史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细致，并陆续有学术水准颇高且比较客观公正的成果发表，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朝着完整与客观方向发展的一种可喜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改变过去某些不客观的偏颇现象时，却同时又出现了另一种非客观的趋向。其主要表现即是一反过去对正面人物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溢美拔高以及对反面人物及其从事的活动苛责贬低，转变成为着重批评和否定正面历史人物，对过去认定的反面历史人物则多予以颂扬，对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匡动乃至辛亥革命的积极作用也都予以否定。这里并不是说对正面人物和革命运动不能批评，对反面人物也不能有所肯定，如果论据充分，言之在理，应该说也是为扭转以往近代史研究中不客观和不科学的状况而作出的贡献②。然而，这样的研究成果虽说也有一些，但相比较而言却并不多见。有许多所谓新成果得出的新结论，实际上在史料挖掘和史实考证等方面并没有提出真正能够令人信服的论据，有些甚至脱离近代中国的客观社会情境，只是根据作者自己的主观判断，想当然地推论出某种新结论，这就难免使人感到有故意标新立异之嫌。类似的现象目前虽然并没有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主流，但却值得引起警觉。如果不加注意，则有可能使中国近代史研究从过去在某些方面不客观的状况又演变成为一种新的不客观趋向。因为尽管国人在历史上即有不偏不倚崇尚中庸之道的传统，后世之人也常言看待人物和事物应该一分为二，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引发严重后果的事例却又屡见不鲜。不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努力克服这种片面和偏颇的趋向，中国近代史研究就很难顺利地向完整和客观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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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曾田三郎：《商会的成立》，(日)《历史学研究》》422号，1975年；仓桥正直：《营口的公议会》，《历史学研究》481号；《清末商会与中国资产阶级》，(日)《历史学研究》别册号，1976年。

近代史研究范文9

关键词：近代城市史；成果

城市史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可以追溯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城市化发育充分的欧美国家，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城市史研究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据统计，国外有关城市史的著作，六十年代按年度平均计算突破了500种，七十年代中期为1000种，1982年已达到1400种。[1]而相较之下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起步要晚得多，直到八十年代，中国近代城市史学研究才真正兴起，经过20余年的发展，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下面就中国近代城市史在研究领域上取得的成果加以介绍。

1．从对单体城市的研究向对区域城市研究拓展

中国近代城市研究发端于单体城市，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张仲礼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隗瀛涛主编的《近代重庆城市史》、罗澍伟主编的《近代天津城市史》、皮明庥主编的《近代武汉城市史》是其中的代表性著作，这四部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批以比较新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史的学术专著，篇幅宏大，不仅具有开创意义，而且也是迄今为止代表我国近代单体城市研究水平的权威著作。[2]其次就是在这几部书的影响下陆续出版的一系列较高学术水平的著作，史明正的《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常宗虎的《南通现代化》等。此外还有一些各具特色的专著，谢本书、李江主编的《近代昆明城市史》，程子良、李清银主编的《开封城市史》，刘景玉、智喜君主编的《鞍山城市史》、《宝鸡城市史》等。

在此基础上，一些研究者努力探索，发挥创新意识，试图从区域的角度来研究城市，区域城市史研究也被一致认为是拓宽和深化城市史研究的重要途径，代表着近代城市史研究的发展趋势。经过研究者的积极探索和不断尝试，城市相对发达集中的东南沿海、华北、长江流域等区域城市系统、城市群体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如张仲礼主持的“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他们首次把东南沿海五口通商城市看成一个有机的城市群体，采用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相结合的立体交叉式研究方法考察其纵向发展和横向联系，较好的把握了东南沿海地区以五口通商城市为主体的城市群体在带动区域近代化和中国近代化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开拓了城市史研究的新领域。[3]

2．开展了对不同类型城市的综合研究

到90年代，开始出现从整体上研究中国城市变化和发展，相关文章和专著发表和出版了不少。何一民的《中国城市史纲》，戴均良的《中国城市发展史》，宁越敏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这三部著作均是中国城市通史性著作，比较全面、系统地从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研究了中国城市史的起源、发展。他们各具特色，均为中国城市史的开创性著作。

中国近代城市发展在客观上存在两种差异：即地区性差异和类型差异。[4]如以上区域城市研究更多地关注城市网络体系和城市化，那么城市类型研究则较多关注城市性质、特征、发展的动力、条件以及城市发展的历史继承和时代变革，亦即城市近代化问题。隗瀛涛主编的《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以现代化为主线对近代中国的城市类型进行划分，对不同类型城市的兴衰、发展原因、发展动力、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它的出版，标志着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从单体城市研究、区域城市研究进入整体的、综合性的整体研究，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3．出现了将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趋势

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中叶是中国社会变化非常剧烈的一个时期，而这种变化在城市表现得更为明显，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有着明显的互动的关系。何一民主编的《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40~1949）》，不仅在研究领域具有开拓性，将城市史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而且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从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这一独特的视角去进行历史探索，运用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近代中国城市发展和社会变迁的过程进行深入的剖析，进而探讨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动力、规律和兴衰的原因，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城市发展的特点和社会变迁的一般规律。对于研究中国社会的变迁轨迹，对于认识当时的社会，对于整个历史规律的探索都必将有所裨益和启迪。这对于深入认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国情有着积极的意义。[5]

4．出现了将近代史研究与当代城市发展相结合的趋势

值得重视的是，目前国内出版的一些著作虽非城市史的专著，但也涉及近代城市研究。如由章开沅、罗福惠主编的《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第5章即“城市化与社会结构、民风民俗的变迁”，该书讨论中西城市化的不同模式、中西城市近代化的差异以及社会结构的变迁等，从整体上对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作了理论的探讨，其中不乏新意。曾业英主编的《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专门收录了城市史一部分，可见其重要性。此外不少学者还发表了若干高水平的文章。

参考文献：

[1]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