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传统体系，局限性，经济法，产生，概念
一、近代法律体系的思想渊源及其基本特征
经济法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法产生于这个，有它的背景和特定的背景。这个特定的社会背景就是：受近代启蒙和古典经济学深刻的近代法律体系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已经暴露出严重的局限性。经济法的出现就是为了克服传统法律体系的局限，使法律与已经的社会经济和已经改变的社会道德观念重新吻合起来。因此，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经济法的产生是对传统法哲学和经济学以及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石上的近代法律体系反思的结果。因此，要把握现代经济法的本质，我们必须对近代法律体系的理论基础，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近代法律体系的基本特点进行考察：
（一）启蒙哲学、古典经济学与近代法律体系的形成
一般认为，近代法律体系由公法和私法两大法域构成。这一法律体系产生的思想基础是启蒙运动时期的法哲学思想和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理论。
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时期，一些思想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法哲学思想，例如他们认为，每一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自由是天赋的人权[1]. “人人是平等和独立的，因此，任何人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所有权”。[2]在此前提下，“没有本人的同意， 最高权力不能从任何人那里取走财产的任何一部分”。[3]政府是社会契约的产物， 没有全体人民的同意，它不可做任何有害于任何人的事情，每一个国民都有权在不损害他人权利的前提下，自由地追求财富和幸福。
这些思想无疑是现代法学思想的哲学源泉，并且，它促成了以建立在人人绝对平等、以保护私权为中心的权利本位的近代法律体系的形成。
从经济理论上看，古典经济学家们在对商品经济内在进行的基础上，认为自由经济是秩序在经济领域中的延伸，是最能实现人类福利的经济形态。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思想。他认为：“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以其劳动及资本，让他采用自己的，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在没有任何君主权力作用的情况下，必定会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带来的利益。斯密奠定的自由经济理论，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奉行的信条。
崇尚个人自由的法哲学思想和自由放任的经济学理论，是现代民主和法律体系的两大理论支柱。同时，这两大理论支柱，也决定了近代法律体系的局限性以及20世纪以后的一系列法律改革运动。
（二）近代法律体系的特点
建立在启蒙哲学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基础之上的近代法律体系具有以下基本特点：
（1）基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将法律分为公法、 私法两大法域。其中，以调整私人关系，保护私权为目的的，为私法；规范国家行为限制公权力扩展的法律，为公法。
（2）在公法领域，在建立现代民主政体的基础上， 强调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约束。
（3）在私法领域，基于人人平等、同质的假设， 对民事主体进行高度的抽象，并在此基础上构筑权利义务体系。
受启蒙哲学和自由主义经济学深刻影响的近代法律体系形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4]其形成后， 对于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其之所以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主要原因在于这种法律体系是随着当时的时代要求而产生的，它的产生和施行具有与其相适应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当时的人类社会是一个充满着小商贩、小手者、小作坊和小农产主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社会。近代法律体系正是在这种社会模型的假设上设计的。然而，两个多世纪过去后，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建立在这种社会模型上的近代法律体系已日益显露出其局限性。
二、近代私法体系的局限与经济法
深受启蒙哲学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的、近代私法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性假设就是一切民事主体绝对的平等。近代民法通过对民事主体的高度抽象，清除了各类民事主体的任何具体的特征，把每一个人都看作是彼此完全相同，完全一样的同质的人。在这个基础上，构筑了其庞大的规则体系。一切人都是相同的，法律必须对每一个人都赋予相同的权利，设置同样的义务，法律不对具体人格进行几乎任何程度的识别，仅以行为能力制度和监护制度对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给予最低限度的保护。作为近代民法支柱的三大原则，即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契约自由原则或私法自治原则和过失责任原则，无不来源于它对民事主体同质、平等的抽象假设。立法者深信，惟有如此，才能体现法律的公正性，才能实现人类真正的自由，并在自由的逐利过程中，实现人类的最大福利。
然而，随着自由经济的发展，建立在传统哲学和自由经济学基础之上的近代私法体系逐渐暴露出其局限性。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自由经济发展过程中弱肉强食的现象。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处于强者地位的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夺。依传统民法的观念，资本家与工人是完全平等的，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只能通过充分体现契约自由的契约法来调整。然而，随着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出现和发展，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剥夺，在城市中生活的工人，除了出卖劳动力以外，便无法生存。而法律却并未考虑到这个。另外，雇主出卖商品获得的收入首先由他自己获得，然后，再发给工人工资，这是商品经济的交易规则，对于掌握分配权，同时也决定着工人生存命运的资本家来说，他以各种理由扣减工人工资，工人除了忍气吞声之外，别无它法，对此，法律也未进行考虑。建立在抽象人格假设基础上的近代法律体系的局限性首先在社会劳动领域充分的暴露出来。绵延不断，愈演愈烈的工人运动，无疑是促使人们对近代法律体系的合理性进行反思的一个重要动因。
第二、处于优势地位的经营者对消费者的剥夺。经济活动的化，培育了一批又一批财力雄厚、各种专业人员齐备、触角遍布全球的大企业，与这些大企业相比，作为社会个体的普通消费者根本不可能与之匹敌。随着现代的发展和城市化生活方式的普遍化，消费者的境况更加恶化，信息的不适当分布，更加剧了消费者的“无知”以及基于这种无知而受到损害的可能性。而近代民法理论认为，平等的民事主体关系只能通过契约来调整。“契约的当事人被认为是自己利益的最好裁判者，如果他们自由自愿地缔结了契约，那么，法律的唯一作用就是使之发生效力。至于当事人一方在经济上占有强大的讨价还价地位，那是无关紧要的”。[5]显然，面对现实的经济社会， 对传统民法原则的固守，只能使处于弱者地位的消费者遭受经营者的任意宰割。消费者正当利益的被侵害开始引起人们的日益重视，消费者境况的恶化与消费者问题的普遍化，终于引发了席卷全球、愈演愈烈的消费者运动。
近代民法是对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肯定，梅因说，近代私法体系的建立实现了法律发展“从身份到契约”的进步。依照启蒙法哲学和古典经济学思想建立起来的私法体系，为保障人权，彻底根除封建等级制度，维护自由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抽象人格的假设，仅仅是一个假设而已。将每一个人视为同质的、完全相同的人，并在此基础上设立的近代私法体系的正义只能是一种形式上的正义，而不可能是实质意义上的正义。由于近代民法的这种局限，故而对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进行再次调整就成为必然。在经济生活中，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经营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经营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在自由资本主义初期，这些关系完全通过合同法，根据契约自由的原则进行调整。进入产业资本主义阶段，劳动者地位的日益恶化，工人运动的不断高涨，民法中基于资本者与劳动者平等的假设而以契约自由为原则调整劳动关系的规则首先暴露出其与现实的矛盾，对民法调整的结果进行矫治的行动首先在这一领域发生，其结果是导致基于对劳动者与雇佣者具体人格识别，并在对劳动者弱者地位充分认识的基础上，从保护劳动者一方利益出发而制定的劳动法的出现。随着经济的发展，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市场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垄断者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一手遮天，公平自由竞争并通过这种竞争将人类引入天堂的梦想已经破灭。为了弥补传统民法的不足，从而导致了现代反垄断法的形成。自本世纪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人类生活的高度城市化，人们对商品的依赖性越来越大，而技术的发展又使人们对商品越来越陌生，加上经济势力、交易能力以及商品生产本身所固有的经营者最大化利益追逐动机和信息天然地偏向于经营者一方等等，这些均使消费者的地位日益恶化，消费者的弱者地位同样使传统民法陷入困境。故而再次发生对近代民法的修正，其结果便是，基于经营者与消费者具体人格识别而制定的消费者保护规范的大量出现。这些法律规范无疑是今天人们所说的经济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可见，对传统民法局限性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对民法调整的结果进行再度调整，是现代经济法产生的重要原因。
三、公法体系家职能的变化与现代经济法
（一）从消极国家到积极国家
在启蒙哲学及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看来，国家是一种恶的存在，是不得己之恶，是实现人类自由与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在市民社会中，每一个人以自己的存在为目的，而以他人为手段。[6] 每一个人在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会自发地实现社会最大的福利。因此，任何形式和程度的国家干预，对人的自由的实现，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甚至对人类的公共福利的实现都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国家存在的必要性仅仅在于最低程度的维护秩序的需要，通过它可以避免原始野蛮状态下的互相惨杀和无休止的争斗，国家的基本目的乃在于实现理性的人的自由和权利，因此，国家本身不得以任何借口限制人们正常的权利行使和理性的自由意志的实现。在此前提下形成的国家，完全是一种消极的国家，是独立于市民社会和市民生活之外的存在。市民社会中的一切皆属于市民（包括法人）自由意志的空间，国家公权无任何活动的余地，仅当自由和权利受到侵害时，公权才得以发动，以消除对自由的威胁。国家的基本角色是充当市民的“夜警”和“仲裁人”。所谓夜警国家，警察国家，治安国家等等，虽然表述不同，但其最基本的内涵都是强调国家的基本职能在于维护社会最低程度的秩序与安全；同时，对人们在实现自由、行使权利过程中发生的冲突进行调停和裁断。司法过程本质上仍然是权利和自由的界定和实现过程。
随着的，各种层出不穷，经济活动的“溢出”，导致社会环境的日益恶化，无休止的掠夺性开发，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使人类面临毁灭性的危险；市场自发的资源配置以及因此而造成的分配不公现象更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失业、通货膨胀使已经混乱不堪的社会雪上加霜；经济危机频繁地发生并日益加重，更使人们频于绝望。这一切使人们对自由经济的消极面有了新的认识。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人们再次将求援的目光投向了国家，对国家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产生出更多的期待，认为国家不应该总是对社会及经济生活采取消极的态度，而应该为实现公共福利积极主动地干预社会，干预经济生活，通过其外部引导力量，调节社会经济生活。国家观念的转化，引起了由夜警国家向福利国家，由消极国家向职能国家的过渡。正如英国著名的法学家L？D？韦德所言，在200年前， 人们希望国家不要压迫它们，在100年前，人们希望国家给他们更多的自由， 而在今天，人们则期待国家为他们多作些事情。在人们的普遍期待中，国家对社会生活的介入逐渐成为普遍的现象。
（二）国家的经济职能
随着国家观念的转变，现代国家的职能得到充分的扩展。除了传统治安国家的职能外，其产生的新的职能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管理职能 即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对相关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职能。公共管理是国家职能转变的重要体现。在夜警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仅仅在于维持必要的治安的水平上，而在职能国家，国家的公共管理职能进一步强化。它不仅从公共安全的需要出发对社会进行管理，而且从实现公共福利和经济的宏观效率角度对经济事务进行管理。与经济有关的公共管理职能最重要的具体体现在于对市场交易行为的管理，以及为了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而对与环境有关的经济活动的限制，为实现土地的合理利用，而对土地进行的管理等。
2.调控职能 即通过国家经济杠杆对经济进行宏观调节和控制。调控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经济宏观层次上的结构合理和高效率运行。调控的手段既包括刚性的直接调控，也包括柔性的间接调控。前者通常是指对具体经济活动主体直接实施的行政指令和行政安排，后者则通常包括对一般经济主体的政策性劝导和通过经济杠杆而做出的利益诱导。其中，经济杠杆的运用是最常见的调控手段。
3.经济参与 即国家以经济主体的身份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但国家的参与并不是直接为了追逐经济利益，而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国家的参与至少在两个方面是必要的：第一，通过国家参与经济，为一般大众提供其必要的但是又不能或不宜由市场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第二，为一般民众的利益，通过经济参与实现对市场的有效调节，如，为平抑物价而参与某种商品的进口、出口订购和销售等。
4.公共服务 即由国家向社会提供各种公共服务。这里所谓的服务，不是国家作为市场主体而提供的商业性服务，而是国家作为公权者而提供的职能性公共服务。如国家为了保护消费者利益，提供商品服务信息，进行商品质量检验，进行消费；为保护劳动者的利益而组织就业培训，提供就业中介服务；为引导经济活动而提供市场供求信息；为促进经济发展而开展咨询等等。
（三）国家经济职能的实现方式与经济法
国家经济职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其一，通过抽象的国家行为；其二，通过具体的国家行为。前者，通过一定的规范而实现，一方面，国家通过立法，界定经济活动主体的活动空间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当经济主体活动越出法定的范围或采用不合法的方式进行经济活动时，国家公权发动，通过公法责任的追究而迫使其就范。在这里国家的意志通过法律对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的作用而实现；而后者，则是国家对特定经济主体的特定事务做出处理的行为。
实现国家经济职能的两种方式是互相依赖，相互补充，缺一不可的，但在实现国家职能方面，二者的适用范围却是不同的。在上述各种经济职能中，国家的公共管理职能和宏观调控职能，可以通过抽象行为而直接实现。在公共管理领域，通过有关法律的颁布可以为被管理者提供行为依据，并以法律上的强制力保证其按照法律要求进行经济活动。在宏观调控领域，通过在法律中对各种经济杠杆的确定和利用，使经济活动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对其利益风险进行重新估计，以做出符合公共利益和有利于经济总体结构和宏观总体运行与发展的行为选择。同时，在公共管理领域，抽象的法律规制与具体的行政行为并不排斥，一方面，抽象行为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具体行为有其独立存在的空间；另一方面，抽象行为价值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具体行为的保障。在宏观调控领域，也不排斥具体行为。如，为实现国家政策而对某一经济主体进行劝导和在特定情况下的行政指令。
与此相反，经济参与和经济服务的职能一般只通过具体行为实现。作为实现国家职能另一种形式的抽象行为，几乎不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由于国家经济职能不可能通过法律这种抽象形式而得到全面的实现，故具体行为的运用便显得必要，但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具体行为本身也需要约束，惟有如此，国家权力运用才能取得合法的形式，权利滥用现象才能得到有效的制止。由此，便产生了对另一种法律的需要，这种法律就是规范行使经济方面的权力的法律。它以国家公权（主要是行政权力）的运用为主要规范对象，故所谓经济行政法，从真正意义上说，只能包括这一类法律。我们认为，对国家职能实现形式的混淆，乃是经济法与行政法之争的根源。
综合上述，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国家干预经济的需要，从而导致现代国家经济职能的产生，经济法是实现国家职能的一种形式，夜警国家向职能国家的转换，应是经济法产生的又一原因。
四、对现代经济法概念的再认识
基于以上对经济法的观念形成的原因，我们认为，对经济法概念，应从以下角度来认识：
现有的经济法大多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国家与某种经济主体之间的特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他们将国家作为经济法调整社会关系的一方，将其他主体作为经济法调整社会关系的另一方。，影响较大的几类经济法理论，如经济管理法论，经济行政法论，经济协调法论，宏观调控法论，等等，都是从这一角度对经济法进行界定的。其后果便是经济法无法从理论上廓清与行政法的界限。
我们认为，经济法是规制和调控经济的法律。经济法本身就是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规制和调控，将经济法界定为调整国家与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的法律，实际上根源于对国家经济职能实现形式的片面理解。如前所述，国家干预经济可以通过其实施具体行为来实现，亦可以通过立法这种抽象的行为来实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经济法的“国家干预性”不应理解为它是调整国家在干预经济过程中与经济主体之间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而应理解为它是国家实现对社会经济干预的法律，国家制定经济法本身就是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通过经济法的实施，干预的目的也因此而得到实现。
因此，两种不同形式的国家干预的区分，是划清经济法与行政法界限的基本前提。规范国家通过其具体行为干预经济生活的法律，为行政法（经济行政法）；而国家直接用来规制调控经济的法律便属于经济法。前者调整国家与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关系，其以规范国家行政权的行使为；而后者调整经济活动主体相互之间的关系，二者的区别已泾渭分明，一目了然。
承认经济法调整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否会引起经济法与民法的再度争论呢？我们认为，这也是可以避免的。很明显，民法是私法，是保护私人利益的法律，它通过财产权的界定，主体资格的确定，基本活动方式的提供和基本活动规则的订立等等来促进市场的形成，维护市场主体的高度自治，保护私权。民法基于人人平等同质的前提而制定，民法的主体是高度抽象的几乎没有任何具体特征的“人”（包括法人），在民法中，不存在享有特殊权利和承担特别义务的主体。基于这种假设而制定的民法，构成市场经济中普遍适用的一般规则。民法领域是自治的领域，一方面，在许多情形下，当事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意思排除法律的适用，另一方面，法律责任的追究要以当事人主动行使诉权才能实现，实际上，民法规则如何发挥作用，完全要依赖当事人的意思。而与此相反，经济法则属于社会法，它是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制定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正义、交易公平、宏观效率公共福利。经济法是在对经济活动主体的具体人格进行识别的基础上而制定的，因此它可以根据不同主体而做出不同的权利义务设定，以实现相互关系中的实质正义。经济法是强制法，任何主体不得通过协议排除其法律规则的适用。违反经济法，将受到国家的制裁，这种制裁由国家依职权进行（通常为行政处罚）。由此可见，民法与经济法在价值取向，法律性质和调整上是完全不同的，从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是市场内部的法律，经济法则是市场外部的法律。国家通过经济法作用于市场，以维护市场的正常运行，保护市场交易的公正合理，保障宏观经济效益的实现。
「
[1]卢梭。社会契约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0.9。
[2]洛克。政府论［下］［M］。博登海默。法-法方法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51—52。
[3]同上。
[4]王连昌。行政法学［M］。北京：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76。
一、推行市场化改革，促进企业家脱颖而出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近年来，紧扣市场经济脉搏，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狠抓市场化改革，发明最有利条件，形成了优秀企业家屡见不鲜、竞相发展的良好局面。
一是按市场化要求推进企业改革。从年开始，市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全国率先推行了股份合作制、四扩一调”和企业组织形式升级三步改革，使企业逐步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广大企业经营管理者同时成为企业产权的所有者。经济利益的直接联结、市场竞争的巨大压力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激发了自主守业发展的干劲和活力，促使不时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管理才能，进而百炼成钢，生长为能管理、善经营的名副其实的企业家。近年来，市先后涌现出了等一大批在全省、全国有一定知名度的企业家，其中有23人获潍坊市以上优秀企业家称号。
二是按市场化要求配置人才资源。主要是改变保守的企业干部选任模式，通过竞争上岗、公开招聘、测评推荐等方式，变“伯乐相马”为“赛场选马”近年来，全市限额以上工业企业普遍推行了竞争上岗制度，通过网上申报、参与人才招聘会等方式，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优秀经营管理人才360多名。市委还成立了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评荐中心，去年以来为16家企业胜利推荐了22名经营管理人才。
三是按市场化要求转变政府职能。适应改制后企业成为独立市场主体的实际，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努力改善发展环境。软环境建设上，建立健全了市级领导包靠企业和联系企业家制度；围绕招商引资、项目用地、户籍管理等，先后出台优惠政策30余项；成立了行政审批服务中心，清理、减少审批项目437项；设立经济软环境投诉中心和行政效能投诉监察中心，对机关效能进行督查。硬环境建设上，市里每年投资数亿元用于道路、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建设了25平方公里的经济开发区，实行“税外无费”政策；过境诸城的胶新铁路已正式建成通车。优良的守业环境，激发了企业家的守业热情。近几年，市每年新上投资过千万元的大项目都在50个以上，去年达到194个，总投资额107.8亿元。
二、坚持职业化定位，提升企业家整体素质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家队伍，必需走职业化道路。坚持以职业化为目标，引导和协助企业家不时强化职业意识，努力提高职业素质。
一是强化教育培训，加快知识更新。近几年,培养锻造优秀企业家队伍全力推动经济跨越式发展近年来。市里先后邀请专家、学者30多人次前来授课，对企业经营管理者进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宏观经济形势、现代管理知识等方面的培训，共举办各种类型的培训班16期，培训人员2160人次。着眼于培养造就一批高层次的职业经理人，还建立了职业经理人培训基地，定期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前来授课。市里还积极发明条件，引导鼓励企业家到高等院校进修深造，目前全市取得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企业家占总数的75％左右，其中有16人取得MBA学位。
二是加强横向交流，促进共同提高。由市政府牵头，组建了企业联合会，同时依托纺织服装、食品加工、机械制造三大主导产业，成立了三个行业协会，目前已有200多家企业入会。协会定期组织不同层次的经营管理人员沟通情况、交流心得、开展研讨。汽车工业协会自成立以来，围绕培育壮大诸城的汽车产业，进行多次协调磋商，使一大批机械加工企业加入到福田公司配套厂家行列，仅去年一年就增加会员企业50余家，为加速“诸城汽车工业城”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三是搞好人才储藏，培植新生力量。建起了企业后备人才库，将全市限额以上企业的中层以上干部全部纳入其中进行管理，并通过网上觅才等方式不时加以空虚，目前已拥有1000多名企业经营管理者信息。同时，对库内人才定期进行培训、考核，合格者颁发任职资格证书，并向有关企业推荐。市里还在市经贸局单列编制，从应届大学本科以上毕业生中选聘优秀人才，局机关和骨干企业进行双向任职锻炼，待条件幼稚后放到企业管理岗位上去，去年已选聘4名，今年计划再选聘10名。
三、加强制度化建设，创新企业家管理机制企业家队伍的壮大和健康生长需要完备的制度做保障。
为调动和维护企业家干事守业的积极性，促进企业家队伍不时发展壮大，建立起了一套既有激励、又有监督约束的管理制度。
一是完善干部管理制度。依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及时调整企业干部管理方式，把依法选聘与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有机结合起来，重点放在对企业干部的实绩考核上，建立健全了预警制度。市里为每个企业家建立起《实绩档案》实行任期目标和年度目标责任制，并严格考核。对经营不善、未完成年度目标的向经营班子发出警示；对经营中发生问题的通知企业董事会，限期整改；对整改不完全或整改不及时的通报给企业股东大会，由其决定有关责任人的去留。
关键词：经济思想微观经济学
2017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并指出其“不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构成，更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创新和发展”。微观经济学作为教育部指定的高等学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之一，目前在教学中存在很多问题，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融入微观经济学教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部分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实际运用性较差
微观经济学有许多原理和模型，这些原理和模型都是通过对经济现象和问题的深入研究总结出来的，是微观经济学的精华所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是在建立这些经济学模型时，都是要预先设立了一个或者多个条件，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经济学模型和结论才能成立。如果条件不符却强行使用模型分析，则会使结论发生较大的偏差。例如，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的最重要的假设之一，它指出经济主体都是自利的，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但现实中，人们的行为并不单纯出自追求金钱的目的，还有社会和心理方面的需要，人们都只是追求可以实现的“满意的状态”而不是“最大化”。西方经济学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是假设经济主体在决策时是完全理性的，即在经济活动中，人们掌握完全信息，能够做出最优决策。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市场是瞬息万变的，信息呈爆炸式增长，要掌握完全的信息，做出最优决策是不可能的。这些假设距离现实情况较远，因此建立在此假设基础上的经济学模型和原理的实际运用性也较差。
（二）微观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与实践有些脱节
微观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应用性都很强的学科，在教学过程中如果只注重理论教学而忽略其应用性将难以适应社会的需求，也难得到学生的认可。例如将价格效应分解成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理论中，需要做一条虚拟的补偿线，这非常抽象，又如消费理论和生产理论中的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和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规律，也因为缺乏案例不好理解。有些教材即使有案例也与现实生活严重脱节，例如在分析社会生产力边界曲线的时候，很多教材用“大炮”和“黄油”的案例，但这两种商品对于中国学生来说，都不是生活常见品，不能帮助加深理解。调研数据显示，70%的学生认为微观经济学“理论抽象枯燥”，35%的学生认为微观经济学教学“案例少，理论联系实际弱”。因此，应选用学生喜闻乐见的生活案例，才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经济学原理。
（三）案例资源创新度较低，不能与时俱进
微观经济学是一门动态的学科，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案例教学是微观经济学常见的教学手段，其目的是让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理论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目前教材使用的案例资源大多过时了，学生不能很好地用这些案例来理解复杂的理论知识。例如，在讲述消费者行为理论时，教材经常使用“钻石与水”和“吃三個面包”案例，但看明星演唱会、网红促销效应、综艺和影视的赞助效应以及当前“双十一”的巨额消费等案例，更能反映时代特点，如果用这些学生耳熟能详的案例，更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四）教学内容过于西方化
微观经济学的知识体系来源于西方，属于西方经济学的一部分，因此教材上研究的大多是西方的市场经济，分析的社会现象也多是关于西方社会的，用的也是一些西方典型案例，比如芝加哥雪天杂货店、石油输出国家石油价格的持续下跌、日本商人麻绳垄断以及美国政府微软案等案例。这些教学内容都过于西方化，我们在教学中如果一味照搬，将使学生的思想认识也过于西方化。我国走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经济现象与西方社会有很大的不同，“本土化”的教学案例具有“洋案例”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必须更多地使用反映中国经济现实的本土化案例，引导学生运用所学原理分析解释我国经济活动中的经济现象。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概述
经济思想根植于中国实际，是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问题的深刻阐释，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结晶，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写就了21世纪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新篇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与微观经济学相关的内容概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其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硬仗，要把握好“加法”和“减法”，增加要素投入，促进经济总量增加，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二）在新常态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同志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在新常态下，应进一步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凡属市场能解决的，政府要简政放权、松绑支持，不要干预。凡属市场不能有效解决的，政府应当主动补位，该管的要坚决管、管到位、管出水平，避免出问题。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等。
（三）实施精准扶贫，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是我们党和政府的重要使命，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注重增强扶贫对象和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注重解决制约发展的突出问题，努力推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加快发展。提倡合乎公平的收入分配，强调既要能够促进效率提高和经济增长，又要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
（四）进一步深化垄断行业价格改革，防止市场垄断，维护公平竞争
党的十八大以来，聚焦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问题，提出要加快价格市场化改革，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强化价格监管，维护公平竞争，按照“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总体思路，深化垄断行业价格改革，价格由市场调节；保留政府定价，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有效发挥价格机制的激励、约束作用，引导资源在实体经济特别是生态环保、公共服务等领域高效配置，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好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五）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提出，指明了绿色发展方式的转型，确立了生态思维方式，就是要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坚持和贯彻新发展理念，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三、新时代经济思想融入微观经济学教学的必要性
（一）新时代经济思想的融入有利于微观经济学教学资源的本土化开发
微观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优化配置的科学，研究领域包括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福利经济学、市场失灵理论等，由于微观经济学本土化教学资源的缺失，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面临较大的困难。新时代经济思想作为时代的智慧产物，其中一些思想与微观经济学有着相同的理论内涵，因而将这些经济思想融入微观经济学更有利于教学资源的本土化开发。例如，在微观经济学的供需均衡理论中，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内在关系中两个互相依存的基本方面，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而同志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把需求放在更重要的地位，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供给的总量和结构必须同需求的发展变化相适应，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将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想融入供求理论的教学中，可以开发出很多符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的教学资源，形成具有本土化特色教材、教案、案例库等。
（二）新时代经济思想的融入有利于微观经济学课堂理论联系实际的开展
微观经济学试图通过对个体经济单位经济行为的研究，来说明现代社会中市场机制的运行和作用。在微观经济学的教学中，教师常常采取灌输式纯理论教学方法，很多学生在学完后根本不知道如何把该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如果把新时代经济思想融入微观经济学教学中，将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例如，在市场失灵理论中，市场失灵是指通过市场机制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其中就有垄断这个原因。同志提出的“进一步深化垄断行业价格改革，防止市场垄断，维护公平竞争”的思想，则是将微观经济学市场失灵理论与中国的发展实际情况进行了有机的结合。因此，将新时代经济思想融入微观经济学课堂中，将有利于理论联系实践的开展，将有利于教师突出重点、抓住难点、把握热点，优化微观经济学教学内容，有效地开发学生的智力潜能、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帮助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当前中国经济问题。
（三）新时代经济思想的融入有利于开展创新型教学，培养学以致用人才
十八大以来，针对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问题，国际社会出现的新形势，同志立足于当前中国微观和宏观经济层面的新矛盾和新问题，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以问题导向和实践指向为原则，对中国经济改革实践进行总结和提炼，从而形成系统的、重要的理论结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将经济思想融入微观经济学教学中，有利于微观经济学创新型教学，培养学以致用人才。例如，微观经济学在对效率与公平的理论分析中，只重视效率而忽视公平问题，并指出在市场的自由交换下，任何资源在初始分配下的结果都是帕累托最优状态；市场经济的初次分配会使得贫富差距加大，要构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在注重效率的同时使分配更加公平。同志针对这一现象提出实施精准扶贫思想，强调要通过公平分配以实现经济公平与机会平等，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因此，將关于精准扶贫的经济思想融入微观经济学教学中，有利于微观经济学结合当前经济发展需要开展创新型教学，不断增强微观经济学课程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推动高校培养出更多学以致用的人才。
（四）新时代经济思想的融入将推动微观经济学更好的“洋为中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应用数学已经越来越深入地、广泛地渗透到科学技术、经济生活以及现实世界的各个领域，尤其在现代经济领域中的应用更加广泛。数学发展与经济学发展息息相关，数学上的很多知识，在现代经济发展、经济分析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于许多经济学的概念、理论都与数学有着密不可分关系。如何使这门抽象的数学理论找到更广泛的应用市场，在具体的现代科学实践中得到更好地发展，使之发挥更大的作用，既是数学工作者也是科学工作者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正是由于在经济理论研究中渗透了高等数学知识，在经济分析中引入了数学公式和模型的形式，才促使现代经济理论从过去单纯的经济定性分析，逐渐朝着精密化、严谨化和量性结合的方向发展，从而使经济学成为一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统一的科学。毋庸置疑，经济科学完善和成熟的标志,显然是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融合。
实践已经证明，用数学方法对经济问题进行分析，所得出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果是周密严谨的，值得信赖的。现代经济管理是经济学门类的一个综合性应用学科，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的知识为一体，重视在实践中探索并及时总结经验，力求保证数据分析预测的精准性与思维逻辑的严密性。其主要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的资源配置及社会的经济关系如何进行合理调节与组织的规律与方法。例如：通过对财务状况的研究，对未来形势进行预测；通过对国民经济管理研究，分析各种可以预见的经济问题；通过对财政与税收的研究，对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税收、财政管理体制、财政政策等问题进行分析研究。非常明显，在现代经济管理中，对经济数据的准确分析与预测是至关重要的，而高等数学这一理论性学科正是由于自身的周密性、精准性和实用性的特点，是用来处理一些经济问题再合适不过的思维工具了。用数学模型作工具来分析研究经济问题，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它可以对经济的主要本质特征作一个抽象的、简化的结构的数学刻划，能比较近似地反映出现实情况。在经济管理中应用数学模型不仅仅是为了分析和预测单一的经济量，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把每个经济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共同的作用搞清楚，它对总体经济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发展趋势的预测、完善经济信息分析的精度、对经济发展理论的验证和解决一些经济问题。数学经济建模可以促进经济学的发展，也可以提高现实的生产效率。因此，数学经济建模在经济决策更加科学化和定量化的呼声日渐高涨的今天，更是无处不在。
2高等数学知识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
[关键词]人性管理 市场经济 人才管理 人才流失
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竞争，从根本上讲是人才的竞争。但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事业的进步，中国却出现了人才流动不够、不合理流动导致人才紧缺与浪费并存，人才供给与需求失衡等问题，出现了“才”荒、“人”不荒的局面。尤其近年来东南沿海地区和一些中部省份相继出现了“民工荒”，企业出现了“用工荒”，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归根结底还是不够重视人的作用。
一、 人性管理的内涵分析
（1）关于人性的阐述
对于人性的假说是现实管理工作中最基本的问题。古今中外对人性的研究至今没有统一的结论，这只能说明一点：用人去研究人性不能跳出人以外的圈子，必然有其局限性和片面性，甚至是随意性。因此，重要的不是人性到底是什么，而是管理者是站在哪一座山巅上看待人性。
（2）人性管理
人性管理的出现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传统管理中也有人，但人在管理三要素——人、财、物中是处于从属和边缘地位的。相反，在人本管理中，人是处于主导地位和起核心作用的，一切管理活动均应围绕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以实现人的价值目标而开展。简单地讲就是以人为主体组成的，人是人性管理的实施者和主要对象。
二、中国企业人才管理的现状
（1）中国式的人性管理
中国企业管理的方式一直都遵循孔子的中庸之道，上至管理者下至普通员工，在发言行事之前往往会自问：“这样做是否符合我的身份？”、“在这种场合说此话、做此事是否妥当？”，他们的反省，无非在求“得中”所以中国式的管理实际上就是中庸之道的管理。在现代企业，管理的中庸之道是要使个人与团队之间，得到一个中道，也就是《中庸》里讲的“人尽其才，事尽其功，地尽其利，物尽其用，时尽其效。”
（2）中国的人力资源概况
人性化管理近年来越来越得到管理者的重视，但是为何中国的企业人才流失日益严重呢？从人才市场中我们可以调查到这样一种现象：有些企业为了经营的扩展需要，一直在招聘一些岗位的空缺人员。但是从招聘结果来看，简历倒是收到了不少，也面试了很多，就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才。一边是就业率非常不理想的大学毕业生和找不到工作的就业人员，一边是花了很多精力和费用却苦于找不到人才的用人企业。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矛盾的现象，实质上它却真实反映了当前社会就业和大环境的实际症结。
1.人力资源数量将在较长时期内出现供给剩余趋势
我国人口众多，经济落后，这是人力资源供给剩余的基本原因。从长期来看主要有三方面的压力：第一，城镇职工多余。随着经济改革的进行，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单位，有了提高经济效益的要求和对于劳动要素的自主使用权以后，必定会主动提高企业的技术进步和资本的有机构成，排挤冗员。第二，农村劳动力过剩。随着农村经济发展，生产的集约度将会逐步提高，农业所需的人力资源将进一步减少，随之出现的就是进城务工、经商、从事各种服务性劳动的农民数量不断地增加。第三，新增的人力资源，随着我国人口不断地增加，人力资源供给量也会不断地增加。
2.人力资源素质较差
我国的教育水平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人力资源质量偏低。主要表现为劳动力人口的体质水平、文化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水平差以及人力资源能动性差等方面。
3.人力资源分布不均匀，就业配置结构不平衡
由于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地区间经济信息联系欠发达，人力资源在产业、地区间分布很不均匀。往往是我国第一产业过大，第二产业较小，第三产业严重短缺的情况，中东部人才聚集，西部人才短缺。
4.中国现代企业集成型人才严重缺乏
在世界经济竞争发展态势的基础上，打头阵的往往是企业集团与企业，但是近年来我国培养出来的科研、管理人才大多数都流向了国外，造成中国企业集成型人才短缺。中国科协2008年报告，自1985年，清华高科技专业毕业生80%去了美国，北大为76%。
三、中外经济模式与现代企业的人才管理之比较
在人类经济发展的进程中，由于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的差异，其社会制度也不同，市场经济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也发挥不同的作用。下面是以英美的市场模式为代表来与中国市场经济模式做比较。
英美模式，即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其实质是为维护资本利益，适应资本扩大积累，无限扩张的需要而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措施。该模式属于有政府调节的市场经济模式，它强调个人和企业自由创业、自由发展、自由竞争、自由经营，任凭私人利益在微观运行中自行调节。在这样自由的经济环境下，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对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主要通过“反歧视”、“最低工资保障”等法律手段进行规范管理，在具体管理运作上不经手、不干预、切实达到了政企分开，让企业自主择人，人才自主择业。
而中国的模式是以公有制为主的综合市场经济模式，这种模式最大的特点是以追求全社会经济福利的增进和深化为根本目的，这样的经济模式影响下，企业员工都是追求高薪、高福利，如果薪酬制度不合理，觉得企业提供的薪酬与自己付出的劳动不成比例，与自己的心理价位相去甚远的时候，员工就会寻找更高福利的工作。
四、 中国现代企业人才流失的原因
今后的世界无论是国与国之间还是企业之间的经济竞争，归根结底将是高素质人才的竞争。近年来，我国不论是高端技术企业、跨国企业甚至中小型企业都出现大量人才流失的现象，而这些人才一般流向国外、外企，为什么我国本土的企业没有魅力留住人才呢？究其原因有以下：
（1）从国家层面上看，国家的宏观调控对人才的流动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国家出台了吸引国内人才的相关政策，但是由于人才管理体制不健全，人才价值规律的市场价格作用下，引进的外资企业利用优越的条件招收我国大量优秀人才负责技术开发或担任管理职务，直接为跨国公司服务，实现人才不出国的“出国”。我国国内一流高校的毕业生除了出国留学外，又有近1/3为外资企业效力。据统计，在“三资”企业工作的中国人目前已近1500万。
（2）从企业本身看，企业的工作环境、薪酬待遇、职业生涯设计以及企业的文化等方面对员工的去留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市场经济中，人才流动是必然的规律。据有关社会调查显示，首先在促使员工流动甚至人才流失的各种因素中薪酬福利是最主要的，有些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增加经济效益，加大员工工作强度，压低工资，把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基数压到最低限度，这是员工离职原因之一；其次，企业的培训机制是影响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在中国多数企业要求一个人的才华有多少就发挥多少的作用，而当员工的知识量不能满足企业的要求时都是丢之弃之的；第三，企业的人力资源配置不合理也是原因之一，一般多数人应聘到企业等到工作稳定后，都会考虑个人的发展机会和前途问题，每个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有自己的职业发展计划，由于企业的人力资源配置不合理，放错了位置，结果束缚了员工才能的发挥，员工自然会考虑能给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前景的外企或跨国公司了；最后，有些企业内部管理一片混乱，工作职责不明确，缺乏基本的、系统的管理制度，甚至出现明显的内耗现象，导致员工无所适从，这样的企业人才流失是必然的。
（3）从个人因素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理所当然更多地追求个人价值，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只有当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以后，才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许多从企业流出的人才觉得企业提供的薪酬与自己付出的劳动不成比例，与自己的心理价位相去甚远。个人得不到工作的成就感和自我价值的实现的时候，就会去寻找能够利于发挥自己才能拓展职业发展空间的地方。
五、结语
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但是人才流失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对于近年来我国人才外流的现象，国家应该宏观地调整政策，鼓励优秀人才出国深造，并营造更好的条件吸引其回国；企业应该借鉴外企的留才策略，从工作条件、优厚待遇、完善制度等方面留住优秀的人才为我国经济发展服务；个人本身更应该有为社会主义建设献身的精神，克服企业现有的困难，努力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实现自己不平凡的价值。总之，无论国家、企业还是个人自己都应该以“人“为本，全面推进现代化的中国式的人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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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清代西北经济史的研究作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领域，长期以来倍受学者关注，尤其是近l0年来，该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但其研究述评却不见于文．本文就近lo年清代西北经济史的研究状况加以述评，以期对该领域的研究有所助益． 论文关键词：近l0年 清代西北经济 西北清代经济史是中国经济史的一个分支，近年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因此，本文试图对二十世纪九十二年代以来西北清代经济史的研究状况进行一些总结和分析，以图对该领域的深入研究有所助益。 一，研究规模与状况 1．研究专著．宁可主编《中国经济发展史》1999年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第三册为史志宏主编的“明清卷”；国家社会科学“七五”重点课题“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的“明代经济史”、“清代经济史”部分，由经济日报出版社《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于2000年出版，这两部分专著其中多涉及西北部分．李清凌著《西北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与《甘肃经济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分别系统勾勒了整个西北地区与甘肃从上古至晚清的经济发展轨迹，全面总结了该地区经济各时期的特点、经验与不足，对于全面了解西北与甘肃的经济发展历程以及当前的经济建设有重要作用。关连吉与赵艳林主编《西北开发思想史》 (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以及王三北主编的《西北开发决策思想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都对各历史时期的西北开发思想进行了研究。继光与高瑞主编《中国古代西部开发·人物志》(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对清代西北开发人物均有研究．赵俪生主编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 (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全书叙述了从汉代到清代屯田发展的全过程，是对西北屯田史迄今最为系统的研究。吴廷桢、郭厚安主编的《河西开发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与《河西开发研究》(古代卷)《甘肃教育出版社，1993年》将西汉至现代河西社会经济发展划分为五个时期，并从中总结了经验与教训．魏永理主编的《中国近代西北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全面介绍了西北近代的农林牧业的开发状况，尤其对西北近代水利开发、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以及农村合作事业的发展作了较详尽的论述．赵予征的《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从政治、经济等多角度系统记述了自古至今新疆屯垦的全过程．姜守鹏的《明清北方市场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对明清北方市场产生的物质基础、市场构成、主体与客体以及对明清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做了全面的论述．华立的《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再现了清代新疆农业开发的真实历程，以历史唯物史观客观地评价了清政府对开发新疆的贡献，并指出了不足．耿占军著《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从历史地理角度对区域经济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历史探索，该书对清代陕西的人口、地亩、农地垦殖活动、清代陕西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及其地区性差异以及清代陕西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状况和清代陕西农业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规律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都有论述，并进而在总结清代陕西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当今陕西农业的发展提出了若干条建议．翟松天著的《青海经济史》(古代卷和近代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专门论述了青海清代的农业及农村经济，尤其对藏区的社会经济形态作了研究与划分．杨重琦主编的《兰州经济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对兰州诸历史时期的经济状况有全面的论述．王希隆著《清代西北屯田》(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全面论述了清代西北屯田的情况，对其地屯田的演变探其规律找其原因，且多有精到之处．党诚恩与陈宝生主编的《甘肃民族贸易史稿》(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对甘肃历史上的民族贸易状况作了详细的论述。另外还有杨新才编著《宁夏农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穆相林等人编著的《新疆民族贸易》(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董庆煊与穆渊合著的《新疆近二百年来的货币与金融：1759～1949》(新疆大学出版社，1999年)、厉声著《新疆对 苏(俄)贸易：1600—1990》(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玉门石油管理局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张叔岩执笔的《玉门油矿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徐安伦和杨旭东合著的《宁夏经济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李刚著《陕西商帮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等多部专著。此外，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编《西北史研究》 (第一辑，上、下册，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二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汇集了一些清代西北经济史的文章．陈舜卿主编《陕甘近代经济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收录了16篇文章，对近代以来陕甘两省的农田水利、工矿业、金融业进行了论述． 2。史料的整理、编纂。西北各省区也先后编辑出版了一批资料集，主要有：《甘肃近代机械工业史料(1872—1949)》(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王连芳编《旧中国新疆石油史料辑要》(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政协甘肃省委员会编《甘肃近代工业》、《西北近代工业》(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张灏与张忠修编《中国近代开发西北文论选》 (上、下册) (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新疆金融学会与新疆金融研究所合编《新疆银行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青海省邮电史志编纂委员会1988年至1994年编印的《青海邮电史料选编》12辑． 3．研究规模。就清代西北经济史的研究范围来说，其涉及面广泛，农业、工矿业、交通运输、商业贸易、货币金融、财政税收等均有研究．同时研究主题也紧扣清代西北经济发展的特点，如对西北地区的民族贸易、畜牧业的多有关注。并且关于清代西北经济的研究文章总体呈上升趋势． 二．主要研究情况 1．总论性质的．李清凌(《元明清时期西北的经济开发》，《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对元明清时期西北的经济开发作了宏观的论述，指出此历史时期的经济开发人围绕着军需供应这个历史上的老课题展开，但此时期的西北经济开发思路、措施比前代有了较大的改进，成果显著。魏明孔(《历史上西部开发的高潮及经验教训》，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任重(《从大西北农牧历史演变思考其开发战略》，《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李春芳(《西北经济发展缓慢的历史研究及对策研究》，《甘肃理论学刊》2000年第4期)对历代西北经济开发的经验与教训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对当今的经济建设提出了建议；李宗植((近代西北开发特点述论)，(开发研究)1994年第5期)将近代西北开发特点概括为‘起步较晚”、“阶段性强”、“水乎低、局限性强”。并进一步指出近代西北经济开发无论政府还是个人都是由客观形势的变化被迫进行的，都是被动盲目的实践，又加之近代帝国主义国家的压迫，近代西北开发只是一句空话。杜常顺(《明清时期黄河上游地区少数民族经济浅论》，《青海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从区域经济史的角度对明清时期黄河上游地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和趋势作了综合性的考察与阐述．党瑜(《论历史时期西北地区农业经济的开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认为西北地区农业经济的开发始于西汉，在唐代获得很大发展．清代，新疆地区的农业经济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面河西走廊的农业经济却有所萎缩．西北农业经济在开发的过程中，服从于军事对抗的需要．因此，它对于生态环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当今继续开发大西北的进程中，应该引以为鉴．成崇德，孙喆(《论清代前期的西部边疆开发》，《清史研究》2001年第4期)从地理环境、人口迁移、政府决策诸多方面对清代前期开发的得失进行综合研究，为当今中国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提供历史借鉴．梁四宝、燕红忠(《清代边疆开发的经济动因及其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认为边疆经济价值的提高和利益机制的刺激是清代边疆开发的经济根源．而政府对边疆开发的实绩具有很强的影响，商人则在这一开发过程中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清代边疆开发在取得一系列经济绩效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童远忠(《乾隆帝与西北边疆开发》，《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认为清代乾隆时期，开始了对西北边疆地区的全面开发。乾隆帝在西北广兴屯垦，使清朝中央政府对西北地区的影响力超过了历史上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促进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 家的巩固和发展．耿占军(《试论清代陕西的经济开发》，《西北史地》1998年第4期)认为历史经验与现代科学均已表明，林地和草地具有保持水地、防止水土流失的效益，并对清代陕西的经济开发作了概要的论述．赵常兴、张小明、秦敏(《清代陕南移民及其对当地经济的影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认为由于外来移民的大量迁入，清代陕南地区的许多山区得到广泛开垦，耕地面积大为增加，土地开发利用程度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经济开发的速度明显加快，客观上促进了陕南移民迁入区的经济发展．但由于移民人口的过度增加和大规模的掠夺性开发，大肆毁林开荒，盲目扩大耕地面积，致使陕南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从而影响和制约了当地经济的持续发展。赵葆惠(《清代对新疆的开发》，《齐鲁学刊》2001年第3期)认为清政府完成了对新疆的统一后，为开发新疆采取诸如设立伊犁将军及之后的行省取代了军府制，以及屯田置牧、发展贸易、’开矿设厂、筑路兴学、培养人才、巡边守土等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对维护国家统一，抵制外敌入侵，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巨大作用。韩香(《清代察哈尔蒙古的西迁及其对新疆的开发》，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3期)认为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后，对清代新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亦促进了其自身的社会发展，在社会生活上表现为以牧为主、农牧兼营的经济结构及人口的增加，教育、宗教的兴盛和民族关系的改善．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察哈尔蒙古的自身发展， 自然也相应促进了新疆地区的开发．王东平、郭红霞(《清代回疆经济政策与法规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1期)依据文献资料，论述了清朝对回疆(天山以南地区)经济立法的原则，清朝制定的经济政策与法规的具体内容，分析了回疆经济法规中的地域文化特色及存在的问题，并对其历史作用作了客观的评价。樊如森(《西北近代经济外向化中的天津因素》，《复旦学报》2001年第6期)认为天津的开埠及其经济辐射力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使西北经济逐步与国际市场发生了联系，开始向外向化经济转型。 2．农牧业方面．向达之(《论近代西北地区的土地租佃制度》，《甘肃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认为近代西北土地租佃制度中货币地租甚不发育、实物地租占有绝对优势、劳役地租普遍存在是与近代西北农村较低的商品经济发展水乎相适应的．郑传斌(么清代西北回民起义中的人地关系}，《文史哲》2003年第6期)认为人地关系的广泛联系特征在回族的发展史上有突出的表现。西北回民起义发生在清代，从人地关系的角度讲绝非偶然．同时，西北回民起义对当地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环境也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艾冲(《清代雍乾时期陇中地区的水利开发与土地利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3期)论述清代雍正、乾隆时期甘肃省陇中地区水利资源开发的成就和小型农田灌溉工程的分布，探讨水利开发在此期间形成热潮的原因．同时指出正是多达136处的水利设施的出现，推进了河谷地带灌溉农业的发展，水浇地的面积则扩大到3641．5顷，从而直接影响着本区域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魏静(《浅析清代甘肃水利建设的若干特点》， 《开发研究》1999年第4期)着重论述了清代甘肃水利建设的若干特点，指出各流域在开发利用上存在的优势与不足．党瑜(《论兰州地区农牧业的发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期)对兰州地区历史时期农牧业情况进行了勾勒．梁新民(《民勤绿洲历史上农业的三次开发》，《开发研究》1993年第4期)对甘肃民勤县历史时期的三次农业开发作了论述。耿占军({试析清代陕西的折丁、折田问题)，《中国农史》2000年第l期)对清代陕西人口和土地统计中存在的折丁、折田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清代前期文献记载中陕西的人丁数并非实际人丁数，而是经过折算的下下人丁数，并提出了下下人丁数与实际人口数之比值；提出了延安、榆林等地的折田比例．这对反映当时的人口状况和土地状况具有很大的帮助．肖正洪(《清代陕南的土地占有关系与农业经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认为清初陕南农业生产水平低、规模小和区域内部市场发育不好，乾隆初年以后。随着外省农民大量迁入和农业拓殖的展开，陕南市场经济有了初步发展。胡波(《试析清代陕西黄土高原地区常平仓储粮规模的时代变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l期)认为陕西黄土高原地区常平仓的储粮规模在清代的不同时期是不同的．这种不同除与政 府对常平仓额储规模的规定有关外。还与生产力发展程度、社会安定状况及管理制度等因素有关．而且常平仓的实际规模与文献记载的规模并不一致，这就影响了对常平仓在仓储体系中的地位及其保障程度的评价．孟晋(《清代陕西的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的破坏》，《史学月刊》2002年第10期)认为清代陕西地区，在人口日益增长的压力之下，由于不顾后果的过度垦殖，森林、草原等天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并进而导致了干旱和水涝等自然灾害的日益频繁，耕地面积也随之减少。吴洪琳(《清代陕西社仓的经营管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指出清代陕西社仓与其他省不同，主要不是靠民间捐输而是用耗羡银为经费建立起来的．陕西社仓在管理体制上比较健全，其管理制度详细而且具体，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陕西社仓发挥作用并不是借助于放贷，而主要是采用赈济的方式．李建宁(《清代管理青海牧区的方略》，《青海民族研究》1996年第3期)对清代管理青海蒙古族与藏族牧区的政策与措施分别进行了探讨，并对清代前后两期作了比较．齐清顺(《清代新疆维吾尔族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期)认为清朝统治新疆时期，是新疆维吾尔族地区农业生产获得快速发展的时期，清代维吾尔族地区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不仅对清代新疆整个农业生产的大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为以后新疆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华立(《清代新疆屯垦方式的转移及其意义》， 《西域研究》1991年第4期)对新疆屯垦的方式转变作了论述，并探讨了其转变的意义．张丹(《内地汉人在清代新疆屯田开发中的作用》．《河海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认为大量从内地移人汉民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地汉人为近现代新疆的屯田开发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四个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董琳(《清代新疆移民屯田的历史作用与教训》，《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认为清代新疆移民屯田，稳定和加强了清朝对新疆的军府制统治，开发了天山北路大片土地，有利于新疆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祖国统一。但诸如重北轻南的经营方针、北路经营不平衡、兵屯对边军战斗力的负面影响等历史教训值得吸取．李敏(《论清代新疆屯田的重大历史作用》，《西域研究》2001年第3期)在概述清代新疆屯田发展状况、组织形式等基础上．重点对屯田的重大历史作用作了较充分的论述．周红(《论清代乾嘉年间伊犁的回屯》，《伊犁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通过对清前期乾嘉年间伊犁回屯的研究和剖析，展示了清前期伊犁地区的农业经济和政治、军事概况，有助于我们对新疆回屯的了解和认识．李磊、田华(《清代新疆建省后的田赋制度》，《新疆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考察了近代新疆建省到清朝灭亡这一时期的田赋制度，清晰勾勒了新疆田赋制度所包含的田制、税则税率、征收形式、耗羡、征收管理、定额收入等基本情况、变化及特点，并进一步研究了清代田赋制度与财政及社会经济的关系．杨琰(《清季新疆屯田对当地少数民族人口的影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认为清政府统一全国后，在新疆实行了内容不同、制度各异的屯田制．清季新疆屯田加速了新疆地区农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变化．刘锚涛(《议新疆清代农业技术，，《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认为在自然环境人文社会环境制约下的清代新疆农业技术在作物品种、生产工具等方面具有自己独特的粗放经营方式，如何评判及新疆未来农业的出路何在，很值得研究．钟萍(《近代新疆农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4期)对近代新疆农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情况有细致的论述．张岩(《论近代新疆维吾尔农村的封建庄园》．《西域研究)1998年第4期)对近代新疆维吾尔农村的封建庄园的形式、演变进行了论述． 3．工商手工业方面．魏丽英(《西北市场的地理格局与商路》，《甘肃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探讨了近代西北地区市场的地理格局与商路．认为任何地区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必然有其深厚的经济及地理原因．朱立芸(《论近代西北的药材与市场》，《开发研究》1997年第6期)认为兰州作为西北药材最重要的集散中心，早自明清已闻名海内，其就近代西北药材与市场的探讨，正是希望由此为甘肃及西北药材的生产及市场建设提供不容忽视的历史认识。朱立芸(《近代西北金属矿业开发简论》，《开发研究》2000年第5期)简要论述了近代西北甘、宁、青、新四省金属矿业资源蕴藏的情况和开发的历 史过程，并从其生产技术水平与管理方式等方面揭示出近代西北金属矿业开发的时代与地域特征。马啸(《左宗棠与近代西北蚕桑业》，《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认为左宗棠在西北期间，曾对甘肃和新疆的蚕桑业进行了一番颇具规模的振兴与开发，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取得了可观的成效，很值得总结与借鉴。杨丽萍(《清末地方官员在西北石油工业近代化中的作用》，《石油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认为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开始重视工矿业的开发，西北地方官员纷纷行动，积极规划开发西北石油资源，力图建立西北近代石油工业．在他们的努力下．西北石油工业的近代化得以启动。邹荣础(《清代陕南土特产生产及其对外贸易》，《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1年6月第18卷第2期)认为清政府调整的茶叶政策，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没，文章对木耳、桐油、生漆、蚕丝生产等的产区与经济价值作了分析。陈崇凯(《陕商在开拓“西西”汉藏贸易中的历史作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运用详实的汉藏史料从元以前陕商通过藏汉茶马贸易对“西西交流”的开拓，明代陕商与西南盐茶开拓“西西”贸易的关系，清代陕商对“西西”贸易的推动和清末民初陕西沙客与陕西街的形成几个方面，首次全面论述了陕商在历史上“西西”汉藏贸易中的作用和地位．徐晓萍(《清代甘肃的商业贸易》，《发展》1997年第7期)认为有清一代，甘肃地区的商业活动是相对繁荣的。甘肃实为整个西北地区商贸活动的中枢．清代甘肃商业贸易的繁荣，除受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客观因素影响外，还应归功于清政府大力发展官方贸易，并以此鼓励带动了私营贸易的兴起．段国正(《试论左宗棠三改甘肃茶法》，《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认为清代乾隆年间，西北茶马互市演变为茶叶贸易，到咸同时期茶法遂废；陕甘总督左宗棠除旧布新，于同治十三年仿淮盐之成例三改清廷同治十一年“议准”的茶法，从而形成其五条茶法．其茶法积极因素与弊端同在，但左宗棠五条茶法毕竟奠定了晚清甘肃茶法的基础．刘景华(《清代青海的商业》， 《青海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认为青海商业在明代由于自然条件和其他原因发展很不充分。但到了清代由于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也有了空前的发展，并形成了一些名噪一时的商品集散地与贸易中心．刘景华(《清代青海的手工业》《青海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对清代青海的手工业进行了描述，并对其特点进行了概括．房建昌(《历史上青海省的盐业》，《盐业史研究》1996年第4期)探讨了清代与民国年间今青海省范围内的盐业，指出这一时期青海省范围内的盐产以柴达木的湖盐为主，辅之以西宁地区东南部的土盐。尹伟先(《清代维吾尔族与藏族之间的商业贸易关系》，《中国藏学》1997年第2期)对清代维吾尔族与藏族之间的商业贸易进行了论述． 4．财政、城市与人口问题．杨尘(《清代伊犁军府制财政管理体制述略》，《伊犁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指出清代在伊犁实行中央集权管理下的财政管理体制，地方财政的收支范围均纳入国家预算管理，伊犁将军相当省级收支预算单位，但实际负责将军府本级和伊犁参赞大臣所属军府营及土尔扈特各部财政管理．将军府专设粮饷处管理财政。刘燕、穆渊(《试论清代新疆铜钱》，《新疆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指出从清统一新疆到新疆建省，实行南疆通行红钱、北疆通行制钱的双轨制，这既是政治上分区治理政策的需要，又有民俗物情的实际考虑．建省后以红钱统一新疆币制，则是全省行政制度统一的必然结果。牛海桢、李晓英(《清代南疆地区实行的普尔钱制度》，《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指出清朝重新统一新疆之后，顺应当地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传统和特色，实行了保护性的普尔钱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丁南疆地区的经济发展，稳定了南疆少数民族经济生活，也充分体现出清王朝“因俗而治”的政策特色． 李建国(《论近代西北地区城市的特点及其影响》，《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认为近代西北地区城市总体发展水平滞后，西北城市自身发展水平低下，造成了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带动能力差，而周边社会的不发达又严重制约了城市发展，难以形成良性循环，从而使整个地区经济受到严重制约和影响．陈新海(《清代青海的城市建设与商业经济》，《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认为清代是青海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城址的选择、城市的建设上，都深受军事因素的影响。但随 着城市居民数量的增加，消费需求的扩大，专业性较强的市出现并增加，城市的布局与结构渐趋合理，城市商业贸易与服务行业也兴盛一时．杜常顺(《清代青海蒙旗人口与经济问题探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认为同其它地区的蒙旗一样，青海的蒙旗也具有双重性质，即既是清朝封建国家体制内蒙古地区的军事行政单位，又是清朝皇帝赐给蒙古封建领主的世袭领地，是生产和经济单位。但青海蒙旗自建立始，就面临着严重且持续的人口减耗与经济凋敝问题，其结果是绝大多数蒙旗丧失了作为生产和经济单位的基础，作为军事行政单位也名存实亡．张建军(《论清代新疆城市的人口规模》，《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期)认为清代是新疆历史上经济开发规模最大、开发成效最显著的时期，也是新疆城市发展最快、城市地理变化最明显的时期。他分析了清后期新疆城市人口的统计原则，从清前期天山南北主要城市的人口数量及城市规模、清后期新疆主要城市的人口数量及城市规模等方面分别进行了述论，初步探讨了形成这种人口规模特征的主要原因．阚耀平《么历史时期新疆北部城镇的形成与发展》，《人文地理》2001年第4期)分析了新疆北部地区城镇的历史演变过程，提出其城镇萌芽于汉代前后，完善于清代后期，城镇的中心有一个从吉木萨尔一伊犁一乌鲁木齐的演变过程，并论述了新疆北部城镇形成与发展的特征和城镇发展的影响因素，对今天城镇建设与规划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司俊(《近代西北少数民族土地所有制结构的发展趋势》，《甘肃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认为近代西北少数民族土地所有制结构发展趋势是地权更加集中于地主富农和牧主手中。这是由继续废除农奴制、近代市场经济发展、土地进一步商品化所致。石志新(《清代后期甘宁青地区人口与耕地变量分析》，《中国农史》2000年第l期)讨论了清代后期甘宁青人口和耕地变量情况。认为人口和土地是两个互为依赖又互相制约的因素，如果作长期的历史考察，就会发现在旧中国，耕地是一个缓变量，增减波动趋势平缓；人口是一个激变量，波动趋势急剧，波动周期短而且人口表现为社会问题，它的发展与否，除受土地制约外，又要受到多种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制约。而土地主要表现为一个自然环境问题，它的增减变化主要受客观宜农土地状况及社会人口改造自然能力的制约．杨琰(《清代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经济环境》，《西北人口》2001年第1期)通过论述清朝政府在新疆地区推行的经济开发政策和新疆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分析了清代新疆地区经济发展对少数民族人口的影响，提出清代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具有良好的经济环境． 5．开发思想与实践，赵珍(《近代西北开发的理论构想和实践反差评估》，《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l期)认为近代西北开发从理论构想到实践，显现出了经济建设方略的转变，客观上给西北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带来了根本性突破，引发了社会变迁。但由于生态和独特的人文环境、民族构成，开发理念主客观的脱节，以及军阀各自为政的割据状况等因素的影响，使原本就微弱的开发力度少有可持续性．周向阳(《晚清开发西北原因探析》《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认为晚清时期，在解决西北边疆危机这一现实需要的直接刺激下，国人出于巩固国防、保护利权、富国、平衡地区发展等方面的考虑，强烈呼吁开发大西北，从而形成了近代历史上第一次西北开发的高潮．王劲、刘继华(《龚自珍、林则徐开发西北的思想》，《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认为龚自珍给后世留下的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之一就是开发西北的构想，林则徐则是近代中国开发西北的先驱者之一．他们把龚、林两位爱国者相联系，主要讨论他们开发西北的思想，以期对当前的西部大开发有所裨益。李伟、刘丹(《左宗棠开发西北的思想和实践》，《湖南商学院学报》2011年第l期)指出左宗棠在经略西北期间，提出了一系列开发、建设西北的思想。他在因地制宜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农牧并举、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教育，推广近代工业和商业贸易等方面进行了积极实践．马啸(《左宗棠对近代西北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青海师专学报》2003年第6期)也认为左宗棠是近代以来对西北生态环境给予深切关注和进行初步治理的第一人，在西北十余年中，他从植树造林、兴修水利、合理垦荒、改良土壤、美化城市等方面，对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进行了诸多有益的保护与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西北地区的生态状况。牛海桢(《徐松及其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甘肃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认为 徐松是清代研究西北边疆史地的学者中承先启后的人物，他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克服了前代学者研究西北囿于书本的局限，以实地覆勘与文献考证相结合，著述真实可信．其研究及其研究成果对于我们今天研究西北边疆史地具有突出的借鉴意义．张俊杰(《陈宏谋关于西部开发的经济思想与实践》，《桂林市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认为陈宏谋关于西部开发的经济思想与实践，主要为重农务本、以民养民，发展经济、自由贸易，培养人才、传播技术．这些都充分说明了陈宏谋不愧为我国清代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章育良(《刘锦棠与新疆农业》，《湘潭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对刘锦棠的经济思想与农业实践也有论述。 三、研究特点与不足 纵观近十年清代西北经济研究状况，其大致呈现了以下特点：第一，研究面广．就研究范围而言，其涉及面广泛，国民经济各部门均有论述，而且对某个领域、部门的研究有总体探讨清代西北社会经济的演变，也有对某个细微问题作个案研究的．人口经济、城镇建设、民族经济、经济行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等热点问题多有涉及．第二，研究论题紧密与现实结合．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以及“西部大开发”决策的提出，研究者多从实际出发，反观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尤其对近代西北经济的研究最为用力，研究成果也最为丰硕．当然在研究中也反映出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1)研究的不平衡性．首先是研究地域上的不平衡．在西北五省中，以研究新疆经济问题者最多，甘肃次之，陕西最少．其次是研究时段的不平衡．任何时段、任何时期都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环。同样，对其的研究不应厚此薄彼，而对清代西北经济的研究显然大都侧重于晚清时期，前期研究相对不足．(2)比较研究不够，量化研究、个案研究缺乏．所见文章大多是叙述性文章，或述其经历，或论其原委，很少见到比较、量化、个案研究．研究方法单一且多以传统为主，对于西北各省之间、西北与西南之间、．西北与东南之间，经济状况都存在着一定差异，对此研究者甚少；对于清代前后期的比较研究更属罕见，量化研究、个案研究实属少见．(3)学科间的交叉兼容性不够．经济史的是一个交叉性很强的学科，既有史的性质，又有经济学科的某些属性，这就决定了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不只是理论说教与史料堆砌，更应该有经济理论的运用．但目前的研究大多是纯历史的论文，研究者也多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很少有经济学者加入到清代西北经济研究的队伍中来．这难免使得目前对于清代西北经济史的研究缺少理论支持与深入分析。
一、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商会、行业协会的大量涌现
中共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认为，如果政府轻视非政府机构（或称第三方机构）会带来两大后果，一是市场经济发展受到制约，第三方机构作用受到抑制；二是加大了政府的运行成本，使政府其他作用相应削弱。商会、行业协会等第三方机构的作用是公益机构和私营机构均难于实现的。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先生高度评价了无锡比较研究咨询事务所5年来连续不断地举办研讨会。他指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已经有20余年，有260万户民（私）企业涌现，但只有江浙、广东三地的商会活动活跃。保育钧认为，有四大障碍阻止商会的发展：一是体制障碍，主要是按照企业所有制属性划分来监管的政府监管体制；二是法律建设滞后，现在还没有一部商会法，旧中国1905年就有了商会法；三是意识形态的障碍；四是利益格局的分化问题，商会有可能使原来权力拥有者的权力被分散了。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认为，商会立法有赖于四个外部环境，即良好的法制环境、自治权力的拥有、法律监督和社会民主架构的成熟。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为研讨会作主题报告。他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和宏观调控力度加大；但同时，经济发展深层次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表现为社会矛盾加大，社会不和谐因素在增多。所以，我国面临一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增长方式升级化的问题，即从工业化早期式增长转化为现代式的增长。我国目前是依靠投资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带来的经济增长，应该将投资规模占GDP的比重达50%左右的那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经济增长依靠效率和技术进步。但从九・五期间提出的转变增长方式到目前还没有转变过来，原因是在制度方面。吴敬琏认为，我国经济仍然带有早期资本主义那种不完全法制的发展以及政府置配资源力量强大、而市场配置不畅的现象，所以，目前需要体制、制度的转型，即目前改革的中心环节不是企业改革，而是政府职能转变。总体上讲，构建和谐社会和市场经济有效运行都是政府治理的问题。
二、自治原则是商会、协会立法的出发点
深圳大学法学院黎军教授认为，满足行业协会、商会立法必须有三个条件。一是商会法本身应该确立为社会权利的法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由私人解决的问题就由私人解决，不能解决才由社会中介，再后才是政府。按照国家法律滞后原则，必然出现大量社会力量时，社会权利才能和国家权利分开。二是结社自由。没有一个庞大的非政府组织，那么商会立法是悲观的。目前有人担心的是非政府组织可能变成反政府力量。所以结社法也很有必要。第三，商会人格问题。在中国几乎所有社会团体都是官方或半官方的组织，如果商会代表政府来管理协会，那么商会人格就有问题。必须强调商会是自治组织，商会法是自治法。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刘培峰博士首先厘清了行业协会的性质，行业协会是会员自愿成立的，会员间协议是组织成立的法律基础，也即行业协会是一个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意思自治的产物；行业协会是一种互益型组织，代表的是会员的共同利益。但行业协会并不是行业管理机关，有人认为我国经济管理由部门管理向行业管理转变，这是混淆了市场与政府和会员三者之间的关系。刘博士评述了目前政府与行业协会之间的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认为：双重管理事实上存在一定的问题，其本质是政府对社会管理多设定一个限制阀，使政府不乐意成立的那些组织无法成立。但双重管理是传统型社会之下的全面社会控制向民权时代的统一综合管理的一种过渡形式，随着国家对社会管理能力的提高，社会宽容、自由度、理性程度的增加，双重管理所代表的目的事业管理，被“行为主义”的统一综合管理代替势属必然。因此，目前对于社团和行业协会立法而言，审慎与节制是必要的。
三、商会法立法模式有关问题的讨论
1.关于一地一业一会原则。“一地一业一会”原则源于我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13条的规定。该条例规定：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已有业务范围相同或者相似的社会团体，没有必要成立新的。江平、陈晓军认为，一地一业一会的做法是我国制度性缺陷的结果，是民间商会不能合法化的根本原因。一地一会做法是官方垄断性行业管理的做法。实际上，商会、行业协会组织能否获得广泛的代表性，应当取决于商会、行业协会对其会员的服务水平，取决于业内企业及人士的认同感。当某一商会或者行业协会不能为会员提供满意的服务，会员对其存在价值不再认同的情况下，可以根据自愿性原则选择退出该商会、行业协会，加入另外的能更好地维护其利益的组织，那么，优胜劣汰的过程，最终可能会自然导致一地一业一会的结构。黎军、余晖等人分别考察了目前地方商会立法对于“一业一会”的规定，温州等地行业立法中还是严格规定的，但上海没有那样严格；而在深圳市的商会条例（草案）中，没有关于“一业一会”的规定，并认为这将是一个趋势。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郑成林副教授把一地一业一会原则理解为一地商会的冠名是唯一的。
2.关于政府管理行业模式的讨论。余晖系统地考察了中国商会、行业协会发展变迁过程，认为商会、行业协会发展是与改革以来政府自觉改革密不可分的。这可以描述成“体制内生成”和“体制外生成”的双向互动过程。在管理模式上，上海是三元管理模式，深圳是新二元管理模式。但目前更有激进的管理模式，体现在2004年广东省人大制定的行业协会条例中，该条例主张完全取消业务主管部门对于行业协会的监督管理权，只保留登记机关的登记权，实为一元管理模式。
中国政法大学方流芳教授认为，体制内出现的各种商会是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产物，国家吸纳了社会的人格。当然，这种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式的行业协会也有许多功能，如起到反映社会呼声的回音壁的作用。但是，我国现在是利益多元化时代，体制外出现的商会、行业协会很弱，有被同化的危险，有些协会甚至有消化多余官僚的功能。所以，必须解释两个具体问题：一是人以群分。自由结社的目的是为了自身的利益，防止自己的声音被稀释。二是商会合法性问题。商会、行业协会独占性必然与公益性联系起来，那么公共权力使用过程中的合法性必须解释清楚。方教授认为，政府为人民安排商会、行业协会的治理方式是必然会失败的。
3.关于商会法律环境的比较研究。天津社科院历史所宋美云研究员和华中师大中国近代史研究所郑成林，分别考察了近代以来中国商会随着民族工商业的兴起而逐步发展的情况。宋美云概括了近代商会的一些经济作用，具体地说是联络工商、调查商情、兴办商学、维持市面、仲裁纠纷等。郑成林挖掘一些具体的历史素材，认为在近代中国有些地方的商会要求所有会员强制性入会，其原因是在弱政府的条件下，政府把一些经济职能（如税收）交给商会办理，强制性入会要求就有了客观原因。德国达姆斯塔特工业大学研究所博士生郑春荣介绍了德国对商会的监督，在德国，商会与协会有较大的区别，对于社团或协会而言，组建社团的自由抵制了任何国家干预；而对商会则不然，但商会仍然具有经济界自治组织的特征，国家监督的范围绝大程度上局限在法律监督范围之内。浦文昌研究员从台湾工商法性质、会员、组织、治理、财务、监督等多角度介绍了我国台湾地区工商会法律环境问题。
四、关于我国目前商会发展现状的讨论
1.关于目前商会发展现状。江苏省工商联秘书长曹明祥同志介绍了江苏省各地商会发展的现状，认为，这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本身也构成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外部环境。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高新军研究员在对天津商会活动调查的基础上，介绍了自己对目前商会发展思考的三个话题：一是半官方性质的商会利大还是弊大；二是如何看待基层商会有强烈的会办企业的冲动，但由于没有社会法人资格，还办不起来；三是国外的商会立法是不同利益主体的需要，而在我国是权力系统下的分工制，可以协调、合作、谈判、妥协来达到目的，那么商会立法的呼声是否有过度的倾向？
1、自然观的缺失以及缺乏相应的土壤；
2、中国崇尚实用主义，擅长总结经验而非创新；
3、“学而优则仕”的第一追求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读书人的思想被束缚在名利上，过度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缺乏数字进行管理。
二、主观因素的影响
1.闭关锁国政策在政治制度上的体现。我们国家没有积极走出去了解其他国家而是一直以“天朝大国”自居，在其他国家开展科技革命的时候，自认为我们国家物产富饶，固步自封，仍旧过着三跪九叩的生活。这种夜郎自大的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我们国家各个方面日趋落后，严重阻碍了我国近代科技前进的步伐，甚至成为挨打的罪魁祸首。
2.实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上，忽视了资本主义萌芽。我国古代一直是“重农”，这固然无可厚非，但“抑商”政策的实行却产生了很多消极影响，严重阻碍了社会工商业的发展。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并与之紧密相连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人们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这不仅可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还可以保障人民的基本的物质生活，但是对商人采取严格的限制管理措施，压制商业经济的发展，这些苛刻的条件严重地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正是因为工商业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压制的这种现象到了近代中国依然没有缓解，从而使我国没有充分产生和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经济。
三、对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启示
1信息化应用于人力资源经济师职业规划中的必要性
近年来，随着企业快速发展，人力资源师逐步成为企业发展中的重要力量，在企业的长期发展中，人力资源经济师主管着人力资源管理的各方面工作，因此，只有保证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现代化、科学化发展方向，企业才能不断完善自身的发展条件，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与动力。企业在未来长远目标的指引下，从人力资源管理的各个方面加以进行，在有关的市场发展背景下，获得企业发展的多方面信息，从而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充分利用此信息，实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模式的转变，使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更适应自身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近年来，信息化在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师职业中得到了推广与应用，基于信息化基础平台，实现了各种信息资源的共享，借助于数据挖掘与分析技术，从海量的信息中获得了对企业发展有利的信息，通过对这些信息的科学应用，可以使得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更为科学。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人力资源管理是实现企业长远发展的重要力量，使得企业内部所有的人才，从顶层管理人才到基础人员，都可以在企业人力资源的统筹与规划下朝着企业的目标前进，因此，信息化背景下，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实现了管理模式的创新，实现了信息技术、平台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技术优势，优化了企业内部的人才结构，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
2信息化与人力资源经济师职业之间的关系
信息化与人力资源经济师职业规划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在计算机技术、信息化平台上，借助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科学应用，可以为人力资源经济师的管理工作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因此，人力资源经济师能够充分利用和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实现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创新，有利于对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加以具体的分析，突破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旧有模式的束缚，用新的路径去提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实际水平，发挥人力资源经济师的专业素质，在实际的岗位工作中为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大的价值。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化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得到了越发普遍的应用，使得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方式逐步改变，符合管理的现代化、信息化发展趋势。市场经济的发展加剧了企业之间的竞争，因此，各个企业逐步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与改革，以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的实际价值。信息化在人力资源经济师职业管理中的应用，需要各个企业要立足于自身的实际情况，使得信息化技术可以提升人力资源经济师的综合素养，是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总之，信息化与人力资源经济师的职业管理存在着紧密的关系，在企业的发展中要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3信息化对人力资源经济师职业的影响
3．1人力资源经济师职业管理模式改变
信息化在人力资源经济师职业管理中的应用，促进了管理模式的转变，比如人力资源管理平台与管理工具、思想、理念的转变，这一系列的改变都使得企业人力资源经济师职业管理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信息化融入企业人力资源经济师职业管理中，基于信息化高效的技术特征，大大提升了人力资源经济师职业管理的整体水平，节约了时间、提升了管理效率。信息化作为近年来的一种新兴技术，能够大大减少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人力、物力等的投入。通过构建信息化管理平台，在平台内部可以实现企业内部信息的共享，人力资源经济师可以在该数据平台内直接调用有关的数据，借助于平台内的软件分析功能，可以使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在无纸化的状态下进行，构建现代化的管理信息系统。
3．2信息化方便人力资源经济师工作沟通和交流
信息化在人力资源经济师职业管理中的应用，改变了企业人力资源经济师职业管理原有的组织架构，借助于计算机信息平台，充分应用信息化技术，突破了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时间与空间限制，实现了企业内部上下级的实时沟通，使得沟通与交流不再局限于面对面的交流方式。与传统的人力资源经济师职业管理工作相比，实现了无障碍沟通，保证了沟通与交流的实际效果。信息化基于数据网络共享平台，使得人力资源经济师可以在该平台内部开展各种管理活动，不需要进行上下级、部门之间的协调，实现了管理机构的精简，提升了管理的效率，实现了成本节约，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3．3信息化时代环境下行业的人才培训模式发生了改变
信息化背景下，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实现了管理模式、理念的创新，因此，也必然造成了企业人才结构的创新发展。在技术经济发展的今天，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充分认识到信息技术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提升企业的战略发展水平。如果企业依旧采用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没有进行人才培训模式的调整，在长期的竞争中就会失去竞争力，逐步被市场淘汰。近年来，人才竞争逐步成为衡量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企业需要在发展的过程中引进人才、留住人才，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储备更多的人才。人力资源经济师职业管理可以为企业的人才培训等做出更大的贡献，使得企业可以在日常的工作中加强与重视培训，提升企业的综合实力。新形势下，一些企业逐步改变了传统的人才培训模式，借助于先进的培训理念与培训手段，使得培训工作更具现实意义，优化了企业内部的人才结构。
3．4信息化能够提高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
信息化在人力资源经济师职业管理中的应用，提升了人力资源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使得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逐步得到调整与优化，为企业各个部门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使得企业的结构越发年轻化，为企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种背景下，各个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企业面临着优胜劣汰的严峻形势，因此，用信息化技术的应用能够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使得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4信息化背景下人力资源经济师职业发展的思考
4．1完善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近年来，随着信息化技术在各个领域中的应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发生了较大的差异。人力资源经济师作为企业中的核心要素，更应该深刻掌握这一变化，结合企业自身的发展，建立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使得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能够符合企业当前与未来发展的总体趋势。具体来说，完善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制度需要从以下方面来进行：（1）优化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案，分析人力资源管理方案与企业发展的适应性。人力资源经济师要充分考虑企业的未来发展规划、预期发展目标等，结合企业的现实情况与市场的发展需求，完善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案，为企业的发展储备更多的人才。（2）创新人力资源考核评价体系。人力资源经济师的日常工作是面对企业所有的人员，因此，需要在企业的发展中制定公平的绩效考核标准，遵循统一的考核体系。经济师应该充分对企业现有的岗位性质加以划分，从而制定差异化的考核标准与体系，实现各个考核任务下放到部门与个人的制度，保证人力资源管理的实际效果，保证企业战略目标的快速实现。当考核结束以后，人力资源经济师还需要充分分析考核的结果，及时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不断进行考核制度的改进与完善等。
4．2构建多元化员工培养模式
人力资源经济师在企业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还需要逐步构建企业员工与人才的多元化培养模式，针对企业现有的人才培训制度，完善其培训模式，针对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等实施针对性的培训方案。另外，企业在培训的过程中还需要加强对信息化管理理念的宣传，从而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信息化奠定良好的基础，使得企业员工逐步具备信息化管理的意识，能够在日常的工作中充分发挥信息化管理模式的优势，有效利用信息化平台，实现企业内部各种信息的共享。人力资源经济师还需要注重对创新性人才、综合性人才的重点培养，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储备更多的人才力量。
4．3注重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全面提升
企业在日常的工作中要充分认识到信息化对人力资源经济师职业的重要影响，引进信息化技术，注重人力资源经济师专业素质与综合素质的提升，从而为企业的发展注入动力，使得人力资源经济师可以在及时发现企业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促进各种问题的解决。信息化创新具有更新速度快的特征，这就要求企业在人力资源经济师的培养上，要坚持与时俱进的理念，保证培训理念的创新，提升人力资源经济师的专业素质与实践能力。随着专业化信息技术的提升，企业还需要在日常的工作中积极构建良好的文化氛围，使得人力资源经济师可以充分意识到自身的岗位职责作用，积极参与日常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提升企业人力管理的整体水平。
4．4注重培训资金成本投入
基于信息化对人力资源经济师职业的重大影响，企业需要在日常的工作中加强培训资金等成本投入，从而实现企业对内外部资源的合理利用，构建企业多样化的培训管理平台。在此过程中，企业还需要基于人力资源经济师不同的职业发展特点，利用信息化技术制定完善的职业规划与培训计划，并科学进行培训资金的划拨，从而使得信息化技术平台可以为企业人力资源经济师的实践活动等创造更好的操作平台，为人力资源经济师提供培训模拟与操作，使得人力资源经济师能够在培训操作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信息化的重要性，提高人力资源经济师学习与掌握信息化基础理论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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