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陈晓明表示，为当代作家写评传，是切近当代文学史的一种有效途径。因为在作家个体身上，可以显现出无限丰富的文学精神，是文学活生生的表征。如果将一个作家的心灵世界、创作活动和文学文本很好地结合起来，就可以从某个角度探求当代文学的发展阶段。当然，为当代作家写评传，需要有敏锐的感悟，并不是靠掌握多少材料就可以作到的，关键是对文学史语境的把握。学者陈福民说，近十几年，就有人给铁凝、贾平凹、余华等当代作家写评传，这表征着当代文学在今天的语境之下把知识性的资料予以历史化的倾向。勿庸讳言，给当代人作传仍然是一个具体的困难，如立传者本人的知识见解。
评论家贺绍俊谈及自己写作《作家铁凝》一书的感受时说，关于一个作家的评传可以有多种写法，如有人侧重于对作家经历本身的挖掘，尤其是关注那些不为人知晓的东西，包括其个人情感等。而我在写作时，更愿意研究文本中的铁凝。任何一个文本都存在着一个潜在的作家主体形象，而形成这个主体形象有很多外部的因素，包括个人经历、成长环境、各种社会关系等。但创作基本成型后的作家主体，更多地体现出和作品中的人物之间发生某种张力关系，再放置在更大的文学范围内进行整体阐释，以此解读作家及其作品可能更会有效。不少人也对贺绍俊作出的这种探索表示肯定，认为铁凝在创作中总是执著地走着自己的路，她在每一阶段的文学写作，都给当代文学提示了一份独特的经验。贺绍俊最为用力处，在于去揭示作家铁凝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并由此去勾勒中国当代文学内在丰富性。
由学者白烨主持的《中国文情报告》从2003年起开始推出，五年间已连续出版了五种。该课题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部分研究人员和院外专业文学人士联合组成，他们力争使之成为全面反映我国文学领域年度发展态势的“蓝皮书”。白烨表示，文学领域不同于其他领域，没有明显的指标性的东西，它呈现出来的东西比较分散；而流行的东西又不完全具有文学性，那些“畅销书”、“排行榜”之类的东西也不能客观反映年度文学发展的真正实绩。文学的这种既分散又隐约的现状，使得把握起来难度很大。越是这样，越需要去了解和把握，以便弄清文学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促成这些变化的有哪些动因，社会生活给文学带来了什么，而文学又给我们提出了什么。要很好地完成把握文学现状这样一个比较艰巨的任务，需要多个志同道合的专家同行分工把口，通力合作。我们就是以整体协作又分工负责的方式，从年初到年终跟踪观察，并在由表及里的梳理中进行微观分析和宏观整合。他还表示，“年度文情报告”意在通过对文学现状进行分门别类的追踪与考察，清点年度文学成果，描绘年度文学风貌，记录年度文学足迹，梳理年度文学脉络，特别是通过对一些倾向性文学现象的捕捉，更为内在地把握年度文学的宏观走向与主要问题。同时，在整体的“实证”与“客观”的总要求下，主张适当显现研究者个人“眼光”与“观感”。因此，文情报告带有课题组成员的角度与个性，是经由我们“主观”感受所浸润的“客观”报告。
关键词： 高中历史教学 以学生为本 参与意识 社会责任感
在传统的历史教学模式下，老师上课往往是满堂灌，从头讲到尾，上课很少提问，课堂气氛沉闷。而学生上课则是不认真听讲，经常走神，昏昏欲睡，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较差，其结果往往是事半功倍，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因此，这种传统的“填鸭式”历史教学模式必须要打破，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必须做到以学生为本，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把课堂真正交给学生，发挥学生的主人翁的精神，增强学生的参与意识，教师要转变观念，放开手让学生去大胆地实践，最后给予画龙点睛式的指导和总结。通过近几年的教学实践活动我总结出了一些经验和做法，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
一、根据学生实际生活经验来设计教学内容。
历史总是与现实密不可分的，历史虽然过去了很久，但历史可以反射出很多现象，至今也很受用。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我让学生把历史课本中的知识与实际生活经历相结合，让他们体验到历史就在身边，生活中随时随地都有历史的影子。比如在讲述人民版高中历史必修二专题五第三节《“蒸汽”的力量》和第四节《走向整体的世界》时，在学习两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后，我引导学生联系现在人们外出所选择的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等来加深对历史知识的理解。我采用这种方式让学生感觉到教材中所学的知识其实并不遥远，而是密切联系现实生活，从而在思想上引起他们的共鸣，产生想要进一步深入学习的愿望和想法。
二、重视将教材知识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去。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在讲解人民版历史必修一专题四第三节《“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及其实践》时，我积极引导学生联系中国古代史上的台湾与祖国的关系和二战中通过的《开罗宣言》中明确规定日本侵占的包括台湾和澎湖列岛在内的中国领土必须归还中国及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国际法等内容，证明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且已经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在此基础上，联系现实提出以下面一系列的问题：“你如何看待日本制造的事件？美国为什么要向台湾出售武器？等人为什么要搞“”，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对付分子的分裂活动？海峡两岸实现“三通”的局面对祖国大陆和台湾各产生怎样的影响？为什么海峡两岸的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两岸统一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等等，同学们表现非常踊跃，答案自然也是五花八门，在此时我加以正确的引导，从而提高他们用历史眼光看待问题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三、在教学过程中渗透各种时事热点问题。
高中阶段的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拥有了一个热血青年应该具备的各种条件，他们非常愿意和渴望关注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情况，但由于受紧张繁重的学习任务影响，他们的信息和资料相对闭塞和匮乏，无法及时了解当前的时事热点。因此，我在教学过程中适当穿插正在发生的或者近期发生的与教材知识相关的时事政治热点问题，如9·11事件及国际社会的反恐问题、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欧债危机、中菲黄岩岛事件、索马里海域海盗势力猖獗、伊朗核危机、朝鲜导弹发射失败、利比亚内战、埃及总统大选、日本非法购买问题等，将这些近期社会出现的热点问题引入课堂，培养他们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让相对枯燥的历史课堂变得富有时代气息，从而激发学生关注历史、关注国家和关注世界发展趋势的热情。
四、积极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活动，提高学生们的参与意识与社会责任感。
在历史教学过程中，以我国现在推行的一系列惠民的方针政策，如汽车下乡、家电下乡等政策以及当地的特色产业、人口老龄化、乡镇企业、社区居民的业余生活方式、农民收入状况及环境污染等等一些问题为主题，充分利用我校每月月底放一次假的机会，给每一位学生留一份特殊的历史作业，就是让学生回家后开展社会调查活动。我把学生们以家庭居住地为单位，分成若干个调查小组，根据小组预先拟定的调查提纲，各个小组同学分工合作，以观察、访谈、图片资料搜集等形式，在社区中有针对性地开展调查活动。在调查活动中，学生们搜集了大量的具有典型意义的谚语、图片资料、实物用品等，为调查报告准备了翔实、生动和具有说服力的内容。回来以后，同学们先在自己小组内汇报个人在调查中所了解的情况、遇到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进行组内讨论和交流。然后在此基础上，划分内容板块，起草调查报告初稿，然后由小组共同讨论报告初稿，提出修改意见，写出完整翔实的调查报告。在全班汇报会上，每个小组的小组长在历史课堂上讲解本小组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收获和体会，并回答其他小组同学提出的问题。与此同时，在全班同学中，就社会调查的方法、调查报告的内容及调查过程中的体会和感想等问题，展开讨论和交流。最后，我对调查活动的开展与讨论进行必要的引导，并对各小组的调查报告进行点评。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活动，同学们初步掌握了一些基本的社会调查方法，在调查中学习历史、了解社会，体验合作互助的快乐，增强关注社会、关注生活的意识和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能力，逐渐学会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锻炼自己独立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适当地穿插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的内容。
各种历史材料和历史故事是学生们喜闻乐见的内容，特别是那些重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能引起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把枯燥、沉闷的历史知识变得鲜活、生动，改变学生过去认为历史毫无实际用处的错误看法。
关键词： 新疆高校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实践教学
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是当前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而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则是解决这一瓶颈问题的有效途径。为此、教育部专门出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教思政〔2012〕1号）等文件，强调实践教学的重要性，要求“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有课程都要加强实践环节，建立和完善实践教学保障机制，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通过形式各样的实践教学活动，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观察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深化教育教学效果”。①如何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建立符合实际的实践教学模式，并形成长效性的教学机制则成为学术界探索和讨论的焦点。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以下简称《纲要》课），作为全国高校思想政治之理论课程体系中的主干课之一，承担着帮助当代大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为什么和怎样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的重任。在新疆，《纲要》课程还承担着让学生从历史的角度正确认识新疆的区情，维护祖国领土完整、反对民族分裂，与作斗争的使命。因而加强新疆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实践教学环节是充分发挥新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主渠道、主阵地的作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了解国史、国情以及新疆区情的有效途径。本文拟就当前新疆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实践教学活动开展的必要性，新疆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实践教学的现状，以及新疆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实践教学模式探索等三个层面展开阐述，希冀对于建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实践教学模式提出有益的建议。
一、当前新疆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实践教学活动开展的必要性。
（一）在新疆高校《纲要》课程中积极开展实践教学活动，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缺憾的弥补。
《纲要》课是一门以历史为载体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较强的历史性和政治性。在实际教学中因为内容多（涉及从1840年至今170多年的历史）、理论性强、课时少（标准为32学时，但在实际教学中往往因为学生专业课实践的因素，很多学校不得不压缩教学周）等原因，不得不压缩授课内容，加快教学进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削弱了课程的教学效果。另外，授课形式普遍采取两三个班甚至四五个班大合班的形式，上课人数多，增加了师生互动的难度，从而普遍出现老师“一言堂”的授课现象，降低了学生的听课兴趣，大大影响了教学效果。此外，由于现在的授课对象是“90后”，他们成长在一个和平、生活相对比较富足的时代，历史距离他们已经很遥远了，传统教学中仅仅注重课本知识传递的授课方式，在今天已经严重与社会生活实际脱节，学生难以以现代的心情理解过去的历史。因而只有把学习书本知识和参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使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才能进一步深化学习效果，达到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培养合格人才目的。
（二）在《纲要》课程中积极开展实践教学活动，是对教材内容的深化和补充。
目前《纲要》课程使用的教材是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内容涉及1840年至今170多年的历史，共十章。鉴于课时限制和避免授课内容与另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的重复，在实际授课中新疆高校《纲要》课普遍采取专题化教学，授课内容的范围也相应调整为第一—第八章的内容。由于这是一本理论性较强的全国通用性教材，在教材编撰上不可避免地忽视了对地方的近现代历史进程的介绍，而这部分内容对于地处祖国边疆的大学生来讲尤为重要，特别是在新疆，让大学生认识和了解近代以来新疆各族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是近代中华民族反侵略的一部分，新疆各族人民反军阀斗争是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国战场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是抗日战场的大后方，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而通过开展实践教学，挖掘新疆近现代史中的历史资源和线索，对于地处边疆的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观、与民族分裂势力作斗争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是对教材内容的深化和补充。
（三）在《纲要》课程中积极开展实践教学活动，是对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是提高教学针对性、实效性的重要途径。
提高教学针对性、实效性，培养高素质的合格大学生是当前教育教学所面临的突出问题。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只有能够激发学生去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以新疆高校《纲要》课程教学为例，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的限制，课堂教学普遍存在教师一言堂，学生积极性不高的问题，而积极开展实践教学，使学生积极投身和参与社会实践，在实践的过程中使学生亲自证实和接受所学理论知识，同时进一步将所学知识内化为自身的学习动力则是对课本知识的有益补充，是对课堂效果的有效强化，从而进一步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新疆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实践教学的现状。
关于新疆高校《纲要》课程实践教学的现状概括起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践教学处于探索起步阶段，理论研究成果有待丰富。
目前专门针对新疆高校《纲要》课实践教学的研究论文还没有，但并不是一点也没有涉及。目前关于新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论文虽然数量不多，但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尤其以新疆大学的姜勇副研究员和王霞副教授为代表，对新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做了客观的分析和研究，王霞副教授最新的研究《新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探析》一文，则对新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实效性的路径进行了分析，这对于新疆高校《纲要》课实践教学模式的探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对实践教学的认知和重视程度不够，影响实践教学的有效展开。
当前，各高校普遍存在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总体上重视不够，实践教学无课时、实践活动无经费保障的尴尬局面。以《纲要》课程为例，该课程授课标准为两个学分32学时，以一个学分至少保证两课时的社会实践教学为标准，该课程至少要有四课时的社会实践教学，但是在现实授课中这一标准往往难以落实，甚至还存在压缩理论课时现象。另外实践教学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教学目标、教学实践、教学评价机制，完全由任课教师自由发挥，缺乏科学有效的指导和规范。实践教学因为没有经费保障，在实施中实践教学的效果和作用难以充分体现。
（三）实践教学资源的挖掘不够深入，实践教学平台没有建立起来。
实践教学资源是实践教学开展的重要保证，也是教学效果的重要体现。目前新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实践教学资源的挖掘不够深入，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在数量上与学生人数的比例不协调，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处于初级阶段，学校与实践基地虽然建立有合作关系，但在合作内容上不够深入。
三、新疆大学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实践教学方面的探索。
自2012年开始，新疆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团队就开始了实践教学模式的探索和实践，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统一思想，认识到开展实践教学是提高课堂效果，提高教学针对性、实效性的有效路径。
通过举办教研室教师研讨会分析实践教学开展的必要性，使教学团队在思想上达成共识，为实践教学模式探索，提供思想上的保证。
2.制定实践教学大纲，确定实践教学内容、考核和评价机制。
《实践教学大纲》的制定以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教思政〔2012〕1号）的要求及设置“05方案”新方案为依据，突出社会实践活动，使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得到感知、认知，直至理性认识为要求，以帮助大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分析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提高大学生的认识能力、思辨能力和实践能力，使大学生更好地掌握课堂理论学习知识，在实践中学会做事、学会做人，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为目的，并对实践教学的内容和考核和评价做出了细致的规定。
在实践内容上根据授课对象和授课时间，学生自由选择老师提供的选题和学生根据自身兴趣自命题的方式展开。实践教学可供学生选择的选题包括（1）新疆大学校内道路命名由来的考察。以校内资源为依托，组织学生参观校史馆、考察学校各条道路的命名由来，如雁冰路、秀松路、阿扎提路等，以弘扬传承新疆大学精神，写出调查报告。（2）乌市红色旅游资源参观考察及现状调查分析。参观校外的红色路线如烈士陵园、八路军办事处，毛泽民故居、新兵营、一炮成功和空军新疆航空队纪念馆。通过参观、考察、查阅资料，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3）经典著作选读报告。主要是引导学生与经典著作一次亲密接触，让学生对经典著作的形式、内容，以及理论体系有一个全新的认识。（4）新疆近代史中的历史人物及其评价。以查阅资料为主要手段，了解新疆近代史以来，为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而作出的贡献的历史人物，如林则徐、左宗棠等。
在具体实践要求上，（1）采取小组的形式展开。以五六人为一个小组自由组合进行活动，每组选择一个选题内容进行调研，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内容相结合，题目自拟。（2）填写《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实践教学项目登记表》，阐明选题理由和意义，项目实施方案，并撰写社会调查报告。（3）必须有小组拍摄的照片（如：调查地的情况，小组成员在调查时的照片等）作为支撑。（4）读书报告因其特殊性，以个人提交的方式完成。
在最终评价上，采取调研报告和课堂交流汇报相结合给予综合评价的方式，整个实践教学环节的比重占总成绩的20%。
3.规范实践教学实施过程，监控实践教学效果。
在实践教学活动的开展中，对于实践教学的开展时间、结束时间，最终成果的汇报时间都做了明确的规定，要求各位任课老师在上课的第1周介绍实践教学的基本情况和要求，第2—3周落实各组的分组和选题情况，第4周开始各小组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实践调研活动。第10周提交《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实践教学项目登记表》，并开始课堂的实践调研报告交流汇报活动，各小组派代表以PPT展示的方式分享调研情况和调研收获，并由各组组长组成评委团进行打分。目前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和实践，教学成果显著，受到学生的欢迎。
4.不断挖掘本地历史资源，尤其是红色资源，建立实践教学基地，为实践教学平台建设提供保障。
目前我校已经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一炮成功、烈士陵园、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毛泽民故居、新兵营、空军新疆航空队纪念馆等相关部门和单位建立了联系，并正逐步按计划相继建立实践教学基地，这为实践教学平台的建立提供了基础保障。另外，实践教学基地合作内容也在深化过程中，比如与实践基地合作培养优秀人才，建立大学生志愿者服务，为学生提供假期或者业余时间的实践平台，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
5.通过个体实践与集体实践活动相结合的方式展开实践教学，增强实践教学影响力。
根据教学实际情况，每学期选择在校本部的班级中抽出两课时的时间开展“认真践行爱国、爱疆、团结、进步”的新大精神，了解校史，参观新疆大学校史馆、“了解历史，向革命先烈学习”，参观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活动。
（1）参观校史馆，树立热爱母校的情怀。通过参观新疆大学校史馆使新大学子进一步了解了新疆大学80多年的风雨历程，尤其是在特殊的革命年代，新疆大学为新疆的人才培养及进步思想的传播作出的突出贡献。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共产党人为新疆大学的发展做出的成就，让学生肃然起敬。一幅幅生动、鲜活的图片，让学生深入了解了新疆大学80多年的发展历程，认识到80多年的风雨艰程凝聚了一代又一代的新大人的梦想和心血，树立了“今天我为新大自豪，明天新大为我骄傲”的理想信念。
（2）参观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培养大学生爱党爱疆意识。通过参观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活动，学生对于新疆近代历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尤其是特殊的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新疆的共产党人为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出的突出贡献，以及新疆作为抗日战争战场的大后方的重要历史地位。通过对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历史的了解，学生对于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人在新疆为巩固抗日战争大后方做出的历史贡献有了深入的认识。通过此次参观活动，学生对于中国的近现代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也被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精神所感染，深感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应该珍惜今天的美好时光。
综上所述，通过一年多的努力，新疆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团队克服困难，在经费紧缺和实践教学课时不足的现有条件下在实践教学方面作了以上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当然这一探索仅仅是抛砖引玉，希望对疆内其他高校《纲要》课的实践教学有所启发，同时期望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在政策上、经费上能给予倾斜，加快我们实践教学模式探索的步伐，充分发挥实践教学的感染力作用，强化课堂教学效果，从而全面增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注释：
①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http：//.
参考文献：
[1]王霞.新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探析[J].思想教育研究，2013（1）.
[关键词]地方志；社会整体面貌；民众生产生活；资料；系统性；鲜活性
一、问题的提出
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作为中国新史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即发出“今日中国学界已陷于‘历史饥饿’之状况，吾侪不容不亟图救济”[1]之语，提出“史界革命”，反对“君史”，提倡“民史”[2]，主张著史应成为“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3]，“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而非其僵迹之展览；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谱录。如此，然后历史与吾侪生活相密接，读之能亲切有味”[4]。这无疑为新史学指明了方向。笔者认为，梁氏所倡导的“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为全社会之业影”，即是再现人类社会的整体脉动。这包含两方面的内涵：一方面要反映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人类社会的整体面貌，既要反映官事、官员、官政，还要反映官事、官员、官政以外的民众生产、生活；一方面是资料要系统、鲜活、有血有肉，反映社会的发展变迁。
然而，在新史学的探索实践中，由于“史学较诸他种科学，其搜集资料与选择资料，实最劳而最难”[5]，再现人类社会的整体脉动，尤其是再现民众生活、民众文化的文字资料往往是凤毛麟角，史学家们常常深陷资料的窘境。1928年，历史学家顾颉刚在岭南大学学术研究会上做题为《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的演讲，开题即表白，之所以讲这个题目，是因为他“研究历史感到痛苦”，因为“要找到一般民众生活、民众文化的材料，很不容易”[6]。时至今日，社会史（首先是社会生活史）研究日益兴盛，改变了以往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三分天下的单调格局，社会史学者也在披沙拣金的资料工作中开始转换视角，眼光向下，从民间视野把握中国社会的脉动。[7]
地方志作为“国史之羽翼”、“国史要删”，“乃一方全史”[8]，是一定区域内自然与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完整记述者，再现区域社会的整体脉动是其应有之义。但从整体上来说，当前地方志书在再现区域社会的整体脉动方面还任重道远。而史学研究无论在理论或实践上，都对地方志编纂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因此，笔者在这里试图提出此问题，以讨教于方家。
二、地方志在再现区域社会整体脉动方面的总体情况
就广西地方志而言，在再现区域社会整体脉动方面，即反映社会整体面貌和资料的系统性、鲜活性以及反映社会的发展变化方面，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但总体情况却不容乐观。以下对上述两个方面进行简单的分析：
1.在反映区域社会整体面貌方面，民众生产、生活的记述尚有不足。
广西明清志书，总体来说以记载官事、官员和官政为主，经济内容较为贫乏。民国志书，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和梁启超的“史界革命”等影响下，虽然仍记官事、官员和官政，但多数志书经济方面的内容较旧志充实，并且开始普遍关注民生，反映人民的疾苦，甚至民众生产、生活的一些内容成为志书记载的主体。社会主义新方志，在篇目上看，其反映的社会面更为广泛、全面，其中除记官事、官员和官政外，对民生的重视可谓前所未有。以《广西通志》为例，第一轮《广西通志》共设88部专志，囊括自然与社会各个门类；第二轮《广西通志》在第一轮的基础上稍有调整，共设85部专志，且专设人民生活志、民营企业志2部专志，为广西省级志书的首创。然而，社会主义新方志在记述过程还存在重经济轻人文的倾向，其中记述民众生产、生活的篇幅和材料相对并不多，很难从这些记述中看出广西区域民众生产、生活的具体面貌与其发展变迁。有些二轮志书这方面的记载甚至比一轮志书还有所忽略和简化。
2.在资料的系统性、鲜活性方面还有不少通病。
明清志书，尽管“其间可宝之资料乃无尽藏”，但“什之八九，皆由地方官奉行故事开局众修，位置冗员，钞撮陈案，殊不足以语于著作之林”[9]。民国志书，开始注重资料的征集、调查和调查资料的运用。较典型的是《（民国26年）邕宁县志》，该志有18名采访员，采访的资料几乎涉及县志记载的所有门类。除了将调查资料融入文献资料记述外，还将一些重要的调查资料完整地收录，并设置若干专目和专表。[10]但由于民国政局动荡，战争频仍，志书编修工作时断时续，对资料工作有较大影响。
社会主义新方志，首轮修志由于主要处于计划经济时期，机构和人员的变动相对较少，同时，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都在政府的管理之下，社会的发展变化主要受政府的主导，来自政府各部门的资料基本能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对社会的发展变化反映得比较完整。但由于地方志工作者视角没有下移，这些官方资料和当时社会的状况尤其是民众生产、生活的状况仍有一定的差距，且鲜活性不足。二轮修志阶段，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发展，政府职能转换为服务型，机构改革力度加大，而地方志工作者的视角没有相应加以转换，资料工作的基本方法没有得到根本改进，因而存在的问题就变得比较突出。综观笔者近年来所接触的二轮志稿，或多或少存在以下通病：即“案牍化”，以政府工作为主，以档案资料为主，缺少鲜活的资料，难以反映整个社会发展的情况；在反映民众生产、生活方面，真正系统、鲜活地记载其传承、演变、发展的内容不多见。“拼盘化”，资料东鳞西爪，七拼八凑。“平面化”，要素不全，记述简单，丰度不够，深度不够。“空泛化”，套语众多，敷衍成文，空洞无物，等等。以上种种，反映了资料系统性、鲜活性方面的欠缺。总体上看，社会主义新方志对区域社会整体脉动的再现并不如人意。
三、个例分析
现以一、二轮合修的《广西通志·人民生活志》（评议稿）为例，从该志稿的框架结构，撰写角度，资料的系统性、鲜活性及内容的深度、丰满度，资料的来源与形式等方面对其再现区域社会整体脉动的情况进行分析：
1. 从框架结构上看，《广西通志·人民生活志》（评议稿）由“民国及以前居民生活”、“农村居民生活”、“城镇居民生活”、“世居少数民族生活”4篇组成，前设概述，后设附录。大体结构尚可，在篇目的层面上能向民众生活靠拢。同时专设“世居少数民族生活”篇，地方特色突出，为全书的亮点。但有缺项，如婚姻家庭、生活环境等未有体现，此外，篇下面部分章节的标题离民众生活有距离，未能直接落实到吃、穿、住、行、用上来。后编纂者在各篇相关处分别专设了“吃”、“穿”、“住”、“行”、“用”等节，其他类似“教育”、“医疗”、“交通”、“通信”等标题，也相应修改为“居民享受教育服务”、“居民享受医疗服务”、“居民享受交通服务”、“居民享受通信服务”。 这样，利于内文更直接地从民众生活落脚，更能把握住民众生活的实质。
2. 从撰写角度看，评议稿阶段的《广西通志·人民生活志》不少章节存在一个共性的问题，即主要记述了生产力的发展情况，以及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等社会各事业的发展情况等，整体上离民众生活较远。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民众生活方面的现成资料不足，非现成资料搜集难度大，所以往往直接从其他书籍中摘取资料。
以教育为例。评议稿各篇的教育节主要从广西教育机构的数量、设施、队伍的角度进行记述，和民众生活有相当大的距离，而与教育志中所反映的内容无异。可谓“流自己的汗，种别人的田”。应转换角度，以教育事业的发展作为背景，主要记述广西历史上各个时期和现当代不同类型居民受教育的情况，教育给居民带来的成效，各级各类学校收取各项费用的数额，助学金、伙食补助金等的规定和发放，不同类型家庭的教育支出情况，以及教育支出对不同家庭的影响，尤其是当今教育支出逐步成为民众生活“新三座大山（住房、教育、医疗）”之一，而给不同家庭带来的具体生活影响。
3. 从资料的系统性、鲜活性及内容的深度、丰满度看，评议稿中解放后的内容总体上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其中资料的系统性方面，部分篇章不同程度地存在线索不完整、要素不齐备、缺点少面、典型缺失等情况。资料的鲜活性方面，绝大部分资料以行政统计资料为主，具体而生动的民众生活资料难觅其踪，有“案牍化”的倾向。资料系统性的不足，直接导致了内容的“平面化”。
如解放后各篇是以解放初为上限的，而不少章、节、目仅从1985或1986年写起，甚至从90年起，上限时间不到位的情况比较普遍。
再如第三篇第七章第一节记下岗（失业）职工，1984年至1999年各年仅记了总人数，时间过于零碎，要素不齐全，内容失之无物，没有把主要笔墨用在记各时期下岗（失业）职工的基本情况和他们的基本生活上。要使内容做到有血有肉，各时间点应包括：政策、社会、经济等背景情况；企业下岗（失业）职工的年龄比例、性别比例、学历比例、占总人数比例、各市所占比例等；下岗（失业）职工下岗前后及再就业后基本生活的变化情况。而这些资料都是很具体鲜活的，可以在专项调查资料、报刊、典型事迹报告等上面搜集。甚至有些调查报告是现成的，如关于广西困难职工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和下岗职工就业的先进事迹报告在该志稿的其他章节中就有所提及，可惜未加充分利用。
此外，整部志稿比较普遍的一个问题是面上的行政统计资料很丰富，但缺少必要的个体典型资料，包括典型市县、典型人物、典型家庭、典型事例等，这也是导致资料鲜活性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4. 从资料的来源与形式看，民国及以前时期的资料来源相对比较广泛，使用了正史、旧志、档案、个人专著、其他地情书等资料，其中民国篇直接提及的所引用的书名就达30多本，而未提及的则难以计算；解放后虽然也使用了档案、地方志、其他地情书等资料，但相较之下，使用行政统计调查的成果更多一些。
民国及以前时期的资料形式也比解放后的丰富，除了文字，配置了大量的表格和部分图片。其中表格均为民国相关调查的资料，其特点为：（1）表格数量众多，民国篇的表格共105个，涉及生产、收入、消费、借贷、吃、穿、住宅建筑、医疗、交通、通信、教育等方面，其中仅牵涉“吃”的就有17个；表格涉及的阶层包括官员、公务员、农民（含农村长短工）、工人、教师、学生等；（2）调查主体和调查项目众多：有经济学家吴半农、千家驹等人对广西12个县780户的各类经济调查，有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丛书《广西省农村调查》的各类调查资料，有中央农业实验所的各类调查，有广西省政府农管处经济研究室组织的各类调查，有广西统计局对78县进行的各类调查，有广西省政府统计处编印的《广西统计资料分析研究报告》，有广西教育厅组织的《广西省教育调查总报告》，等等；（3）少量表格颇具特色，能深入生活的细节中，如“民国27年广西调查人群平均每人每日从食物中摄入的热量及与部分省比较”表及从食物中摄入钙磷铁、食物营养结构、维生素含量等表格。此外，个别地方还引用了诗歌、歌谣、俗语、打油诗、佃契、小资料等。民国图片约20张，主要从民国《广西一览》中选取，直观生动地反映了民国的各种生产、生活场景。以上两方面因素使得民国及以前时期的资料相对比较丰富，内容比较充实，内容更具鲜活性。但总体上看，面上的资料较多，鲜活的个体典型资料仍然较少。
以上个例所反映的情况基本上与广西的总体情况相一致。
四、今后志书如何更好地再现区域社会整体脉动
广西一、二轮合修而未出版的志书，其记述溯及事物的源头，如《广西通志》系列的《人民生活志》、《文物志》、《照片志》、《图志》等；纯粹的二轮志书以记述当代为主，但也应适当对第一轮志书的记述进行纠错和补遗。因此，今后志书资料的时间跨度仍很大，对资料的搜集和利用依然任重道远，这对地方志再现区域社会整体脉动的实践提出了很大的挑战。笔者认为，志书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更好地再现区域社会整体脉动：
1. 充分研究并利用有文字记录的资料，加强对长期被忽略的资料的挖掘。
对广西修志而言，第一轮志书基本上能综合利用档案、正史、旧志、报刊、个人专著、其他地情书等文字资料；第二轮志书以当代为主，利用的多是档案资料。总的来看，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不少修志人员对地情、对历史的研究不够深入，对资料的搜集方向不明了，或满足于停留在资料的浅表，对一些问题把握不准，因此首先应加强地情研究；二是对各类资料的利用与传统的史学研究相似，主要是围绕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多重视上层的文件、决策，重视宏大的历史事件，而忽视上层决策下和重大历史事件中社会生活的具体面貌，尤其是忽视民众生产、生活的真实面貌。根据以上问题，要注意挖掘一些长期被忽略的资料：一是各单位已有的调查资料，现对这些调查资料的利用还远远不够，应该加强；二是报刊资料，近现代报刊中大众生活文化荟萃，百余年来积累的资料数额惊人，其中蕴含大量鲜活的素材；三是不少散落民间的有价值的原生态资料，包括老商铺的陈年案卷账簿、各家庭的工资条、记账本、老日记、老信件、老照片等也应加以重视，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通过报纸、网络、手机短信等进行征集。以上都是我们待采的富矿。现薄弱的利用与丰富的资源形成反差，有待我们充分挖掘和利用。尤其是二轮修志，必须多从调查资料和报刊资料等各种资料入手，尽量避免资料“案牍化”的倾向。
诚然，要大力挖掘以上长期被忽略的资料具有相当大的难度，甚至会像顾颉刚先生一样“感到痛苦”。可幸的是，近年出现两个方面的有利条件：一是古代、近代社会史研究以及古籍整理重版等取得了不少新成果。其中古代、近代社会史著作从治国经邦之学向阅世知人的转化，大大开拓了前人未曾开垦的领地。古籍整理重版方面，广西近年规划整理重版大型古籍丛书——《广西古籍丛书》，现已整理出版清《（雍正）广西通志》、民国《广西一览》，其余古籍，特别是众多的旧志，正陆续整理出版。二是互联网的普及与网站建设及地情资料的数据化成为时代特色，除了各大门户网站蕴含了无尽的宝藏外，自治区方志办、图书馆、档案馆及各大报社、杂志社等单位也纷纷建立了相关的网站，所馆藏的大量地情资料正逐渐数据化。以上有利条件将为方志工作者搜集利用地情资料提供终南捷径。
2. 进行充分的调查采访，并将之作为今后编修地方志的一项必要环节。
针对上文述及二轮修志存在的“案牍化”、“拼盘化”、“平面化”、“空泛化”的资料窘况，方志工作者应发扬民国修志的传统，眼光向下，进行充分的调查采访，甚至如历史学家谭其骧先生所言，“主要是依靠调查采访”[11]。其中一部分没有现成资料的完全要依靠调查，一部分虽有现成的资料，也要通过调查予以核实补充。由于志书是以当代为主，所以大多数资料通过调查采访即可得到解决。
尽管调查采访早已是志界的共识，但牵涉到人、财、力等问题，广西方志界围绕修志专门进行的调查实践却属寥寥。如果这种情况不加改变，修志存在的“案牍化”、“拼盘化”、“平面化”、“空泛化”的资料窘况将难以解决。笔者认为，现阶段各专志首先应加大实地走访的力度，走访事件现场以及亲历者，同时进行一些简单的小型调查的探索，以后视条件逐步扩大范围，并将之作为编修地方志的一项必要环节，使之成为修志的常态。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可以考虑专门搜集各部门已有的考察调研报告，汇编出版；在编修志书或地情书的过程中，也应该创造条件考虑组织调查采访。
3. 合理设置志书篇目，充分运用各种体裁，以利于内容落到实处。
篇目是志书的蓝图。围绕篇目，我们应该深入思考以下问题：如何根据区域的社会整体面貌和脉动特点来谋篇布局？如何通过篇目的设置来明确资料搜集的方向？通过何种有效的资料搜集方式来达到资料的系统性、鲜活性？如何根据资料的实际情况来调整篇目？如何根据具体篇目把要反映的内容落到实处？等等。如《北京志·人民生活志》设“家庭收支”，“吃穿用住行”，“教育、文化、医疗及家庭”，“生活保障和生活环境”四篇。篇目直奔主题，第一个层次即紧扣与民众生活、民众文化最为密切相关的吃穿用住行等方面，各方面按不同的发展时期，密切联系社会发展，处处体现民众生活、民众文化与社会的变迁密不可分，具体形象地记述了不同阶层人们的衣食用住行，清晰、完整地再现了不同时期的北京人生活。与《广西通志·人民生活志》相比，更能与“吾侪生活相密接”。
如何充分运用述、志、记、传、图、表、录等诸种体裁，也是我们需要统筹把握的。如通过“述”，高屋建瓴地反映事物的整体面貌；通过“志”，把社会方方面面的系统、鲜活的资料加以融合、提炼，加强记述的丰满度与深度，反映社会变迁，如上例《北京志·人民生活志》；通过“传”，反映宏大历史背景及在该背景下单个人物的表现、发展变化与个性特征；通过“图”、“表”，发挥无言之史的功能，再现社会的真实细节；通过“录”，承载正文不宜容纳而又有必要留存的价值较高的原始资料，尤其是增补重要的调查资料、专项报告、典型资料、史事珍补、有重要存史价值的片段和细节等，扭转把附录变成文件汇编的不良倾向。
4. 注重科际整合，多方汲取各学科的营养。
科际整合是当今社会科学发展的主要趋势。编修地方志需要利用历史学、社会学、统计学、人类学等各学科的基本原则与方法，了解其发展态势和研究取向，从中汲取营养，这对于地方志编纂的理论和实践都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正如有学者认为，“在科学面前，历史的地位本质上是寄生的”[12]，方志亦然。
以史学为例，首先，“眼光向下”的新的学术理念提倡自下而上地关注中国民间社会的发展变迁，关注“草根社会”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在对他们看似平凡的历史命运的叙述中发掘历史的主流问题，为史学研究带来了全新的活力。这种学术理念正是地方志所亟需吸收的。其次，近年区域社会史成为社会史研究中的热门话题，它成功引入社会学的视角、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以及完整记录的写作方式，专注于对某一特定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社会变迁作全方位的记录和研究。其详尽、深度的记述，细致的分析，正是地方志编纂和研究有待提升之处。再者，近年来口述历史被多个学科所运用，成为备受关注的新领域。由于搜集口述史料带有抢救性特点，方志工作者对此也应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把这些宝贵的地方文化资源留存下来。[13]
史学与地方志编纂相互借鉴、合作的空间相当广阔。其他学科亦然。因此，地方志应加大科际整合的力度。
五、结语
地方志要求完整记述一定区域内的自然与社会的历史与现状，而一个区域的社会历史、现状结果及表征，最基本的影响因素是民众生产、生活的变迁，因此，当代地方志的编纂在更系统、更鲜活地反映官事、官员、官政以外，理应更多地把民众生产、生活的变迁纳入编纂视野，以达成地方志再现区域社会整体脉动的目的。
参考文献：
[1][2][3][4][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47页，前言6，8，3-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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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章学诚.丁巳岁暮书怀投赠宾谷转运因以志别.见《章氏遗书》.
[9]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引自：朱士嘉编著《中国旧志名家论选》，《史志文萃》编辑部出版，1986年.
[10]雷坚.广西方志编纂史.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36页.
[11]谭其骧.地方志与地方史的区别. http：//.cn/web/？action-viewnews-itemid-22822.
一、调研目的
高举思想、邓小平理论、“*”重要思想伟大旗帜，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内涵，围绕“以学科建设为重点，努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这一主题，院领导班子深入到师生员工中，开展调查研究，充分发挥全院师生的积极性、能动性、创造性，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吸取意见和建议，以使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富有成效，促进学院全面发展。
二、调研课题
主要围绕我院学科建建设、师资队伍、人才培养、党建工作开展调研，具体课题如下。
1．如何发挥和保持近现代史学科优势，带动相关二级学科发展。
2.如何利用现有力量，进一步明确我院重点发展学科（或领域），积极培育国家重点学科。
3.如何利用我院现有研究优势，组建新兴交叉学科（领域），进一步争取学校学科建设经费支持。
4.如何利用现有力量和优势，进一步争取更多的部级科研项目。
5.如何创造条件，进一步争取高校人文社科奖。
6.在师资队伍建设上，如何进一步创造条件培养培育大师级学者，如争取长江学者、新世纪人才等。
7.根据确立的重点发展方向，如何进一步培养或引进学科骨干。
8.如何进一步采取措施，全面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积极培育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生尤其是硕士研究生控制在多大规模。
9.如何充分利用我院历史学人才培养基地和创新实验区的优势，进一步提高我院本科生培养质量。
10.如何进一步使专业教学和思想教育形成合力，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增强学生就业竞争力。
11.当前，如何进一步采取措施，提高我院毕业生就业率。
12.如何抓好党建工作，增强党员意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13.如何开辟创收渠道，提高教职工福利。
14.其他有利于我院发展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建议。
三、调研形式
1.座谈会
由院领导班子成员分别负责召集相关师生员工座谈，就上述课题看进行调研。
具体安排如下：
彭南生负责文化学系；
朱英负责中近史所；
邢来顺负责世界史；
刘固盛负责历史文献所及中国古代史；
卢治平负责办公室、资料室；
胡年珍负责中近现代史及研究生；
张明生负责本科生。
2.问卷
主要是针对上述部分课题，胡年珍、张明生分别负责在研究生、本科生中开展问卷调查。
3.网络调研
开通书记院长信箱，向全院师生广泛征集意见和建议。
四、时间安排和要求
1.座谈会
3月23日——4月10日，各负责人分别召开座谈会并形成调研报告。
2.问卷
4月10前完成，并形成调研报告。
设立来由
辛亥革命成功后，辛亥革命元勋孙武、张振武等人建议创立革命实录馆，以记录、编纂湖北革命史。1912年6月16日，中华民国临时副总统兼鄂都督黎元洪正式下达任命批文，“前据孙武、张振武等呈请设立湖北史馆编修革命实录，业经本都督核准立案在卷。兹复据公呈举定谢石钦为馆长，苏成章为副馆长，并请饬内务司刊发关防等情前来，应即照准，除饬司照刊关防外，合亟任用。”与此同时，黎元洪聘请王葆心担任湖北革命实录馆总纂。同月24日，湖北军政府下发颁布“湖北革命实录馆关防”令，下发木质关防一颗。谢石钦、苏成章旋即履新，王葆心结束了天津天民社机关报《天民报》的编辑事务后，于1912年6月回到湖北，参加湖北革命实录编纂工作。
谢石钦、苏成章、王葆心接任后，在寻觅馆址过程中相中了位于英租界一码头前花楼附近，拥有20多间房间的普海春番菜馆。经过多方协调，正式确定为湖北革命实录馆馆址，短暂筹备后正式开馆办公。
卓有成效的收集编纂
湖北革命实录馆遵循“编修革命实录”的建馆宗旨，以搜集、整理、编排辛亥革命史料为任务，广泛开展革命文献资料的调查搜集，系统编纂辛亥革命文献，全面记录辛亥革命过程。
湖北革命实录馆内设编修6人，文牍长1人，文牍员5人，典守1人，调查长1人，调查员6人，翻译、会计、庶氖收发各1人，录事8人，加正副馆长总纂共35人。除4人年龄未登记外，最年长者56岁，最年轻者22岁，40岁以上者有6人。正副馆长分别只有26岁和28岁，另聘请革命元勋黄兴等89人为义务调查员。
武昌起义成功后，谢石钦、苏成章均直接参加湖北军政府的筹建工作，并分别担任都督府参谋和都督府谋略处谋略职务。王葆心是编纂大师，更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参加编修人员均是荆楚通儒，“学术湛深，史识尤卓”。开办初期，遍请各机关革命参加人担任调查，同时布告全省收集史料，至10月材料始渐收集。11月，革命实录馆又两次公文催请，三次登报声明，一次专函催促，并咨请民政长转饬各民政部门赶编，呈请军政府转饬各军事机关赶送。
广泛的社会影响与人脉资源和务实的工作，使得湖北革命实录馆的各项工作开展得顺利并卓有成效。一年多时间里搜集到集体和个人提供的史料500余件。具体有辛亥革命亲历者撰写的起义经过、各地光复始末及人物事略，同时还收集到部分革命组织章程、旗帜、印信和起义人士的电文、日记、大事记及官佐名册等珍贵文献与实物。
随后，湖北革命实录馆拟订出“馆内办事规则”，就馆内事务中的“收掌、编纂、缮校、文牍、会计庶务”5项工作列出具体规定。在史料收集方面，提出了“先行调查材料，应内与本省各公署及编制各处、省议会、各界议会事务场所，外与各县城镇乡议会及行政机关并义务调查各员联络一气，业经通行布告并登报启闻在案。兹统由两馆长会商总纂与各处常通书问电报以收集思之益，并请省会军民两界各志士及外县留心乡邦掌故之土，随时著虑咨询查考，详细开列达馆以备采择”的具体办法。
与此同时，湖北革命实录馆着力抓紧革命实录长编的编纂工作。一是制订“拟纂湖北革命实录长编例言”，从10个方面进行了界定。二是编纂出《湖北革命实录长编》8册。《长编》史料来源于辛亥革命的亲自参加者，所述也多为自己亲身经历和见闻，兼收丰富与生动之效。如记录十八日晚在汉口英租界留学生、革命党二人被捕；小朝街机关三十余人被捕，尤其是记录彭、刘、杨三烈士被捕被审一节十分详细并形象生动。
1912年6月，罗田人王葆心应黎元洪之请担任湖北革命实录馆总纂。作为革命实录修纂事务的灵魂人物，王葆心在湖北革命实录编修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在一年零两个月时间里，王葆心制定了全套修史方案，主要包括《湖北革命实录馆布告通启》、《修革命史应先立长编议》、《实录馆修书进行要议三篇》、《革命是应为生人立传议》、《革命是应为生人立传议续议》、《再续革命是应为生人立传议》、《革命史宜以图画相表里》等，提出了“革命事业为民权代君权”、“民纪以民人全体为本纪之主体”、“革命史应为生人立传”等修纂理论；以及“政治既有更张，文籍随世递交”、“以图入史”的思想。其革故鼎新、以资鉴戒、融会贯通、继往开来的理念，直到今天也具有积极意义。
王葆心起草的《湖北革命实录馆布告通启》提出，“本馆所纂修之湖北革命史者，其区划则属吾国之一隅，其断限则属吾省之一事。然以革命论，其勋绩则震乎五洲；以首义论，其徽帜则炳乎全国；以远因论，则数典宜不忘古初；以方来论，则声光尤昭垂于(后世)。范围至约，而流播至闳。”“通启”还就纂修过程中的“取材之难、述事之难、体系之难、临文之难”提出应对办法。针对搜来的五花八门材料，王葆心提出，唯有先立长编，“略述其进行之次第”，才能“网罗凡关于此次之史料，皆期毫发不遗”。
辛亥革命成功后，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卮言日出，淆乱听闻……自书自赞纪一人革命之行为”。有鉴于此，王葆心提出“为生人立传”理念，并提出了革命实录馆应厘清“现在与日后是非之关系”，“去伪存真，黜浮崇实，期信今而传后也”。这些思想，当时能提出当属难得，对现在修史也不无其功用。
遵令解散
1913年8月27日，黎元洪“副总统领湖北都督解散湖北革命实录馆”令：“此次赣乱发生，从前革命伟人附和乱党颇多。局势一变，该馆仅就湖北一省着手，未免偏枯。且开办年余，为费不资，着即行取消。所有已办稿件，仰呈由本府转咨中央采择，以为划一。并令财政司将馆款自本月停止。其房合、器具等件，仰汉口警察厅即日检收查封，归公管理。此令。”
同日，湖北革命实录馆上报“呈副总统领湖北都督事黎遵令封馆由”一文，称“职馆细绎钧旨，似谓从前革命事迹，是非不无变易之外。职馆默体此意已久，深虑纪实之难。何期遽奉大令，即行取消，重负骤释，无任铭感。所有已办稿件，一俟迁出馆外，清理齐全，即送中央采择。至房合器具，限于三十一号恭请汉口警察厅一律检收查封。所有全馆职员亦于是日出馆。”明31日，湖北革命实录馆闭馆。
史料的保存与归属
湖北革命实录馆闭馆后革命史料的
去向。《湖北革命实录馆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册第618页收入“湖北革命实录长编”注称，由于谢石钦因公入京，黎元洪解散令中“转咨中央采择”未能照办，所有稿件由谢石钦封存在家。苏成章10月12日给黎元洪的报告对相关过程有一叙述：苏于9月“为全馆职员请增给月薪一月外，川资洋五十元”，得到黎“俟史稿交齐后核夺”批语。苏“当即驰函北京，商之谢正馆长。未几，渠即遣人回鄂邀成章到渠家中，检出所编史稿数百页。现已分订八册，特呈大府并转咨中央采入国史，实吾鄂首义之光荣也。”这就是“湖北革命实录长编”8册送给黎元洪的缘起与经过。据《湖北革命实录馆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称，“谢石钦后来曾将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资料借给孙武、胡祖舜、李春萱等人使用。几经变故后，该资料已经散失不全。”苏成章给黎元洪的报告已无从查询，这是现今能见到的关于《湖北革命实录长编》8册形成经过及送请黎元洪审阅的最权威记录。1953年，谢石钦被聘为武汉文史研究馆员。1956年，谢石钦在随县老家去世，其家人将家藏的湖北革命实录馆史料提交武汉市文史馆，复经湖北省政协委托贺觉非先生将这批埋没近40多年的珍贵史料接管过来。1958年，湖北省政协又将这批史料转交给湖北省博物馆收藏。《湖北革命实录馆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一书“编辑说明”称，湖北革命实录馆编目上的史料，约60件下落不明(其中16件早在1913年就已失散)。
湖北革命实录馆留转下来的档案与文物，现主要收藏在湖北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武汉市档案馆。
笔者从相关途径得到了三处保存湖北革命实录馆卷宗大体情况：湖北省博物馆保存量为三分之二，约200-300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保存量约在100卷左右，武汉市档案馆保存量为98卷。从《湖北革命实录馆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公布的情况看，这批档案既有对起义群体事略的记录，也有百名参加者本人或他人撰写的起义人物事略，还有彭、刘、杨三烈士被杀照片。武汉市档案馆保存的“第一百零五号卷宗”披露了戚志云的特殊身份及其参加辛亥革命的经历。戚志云与管之卿、魏斌臣二位志士的事略均收录于“实录馆”，其中戚志云事略档案为“手札”形制，黄色毛边纸，毛笔小楷书写，字迹工丽。“手札”开头贴有一张戚志云佩戴十字白袖章、手提急救药箱、头戴礼帽的全身照片。照片下方印有“德记号照相”字样，并在括号中注明照相馆地址在“中外药局内”。卷宗内的“戚志云事略”共含两份文件，一件是由“武昌萍煤局转运局造送”。另一份文件为“湖北汉阳铁厂监督咨送调查戚志云事略”。两者内容大致相同，后者或为对前者内容的调查核实。此外，武汉市档案馆保存的1912年“中华民国副总统黎元洪同意湖北财政司定每星期二、五为放款日的谕书”、“中华民国鄂军政府理财部调查江汉关税务的批文”等也是十分难得的珍品。
2011年3月，香港辛亥革命百周年展期间，湖北省博物馆展出了武昌首义的“黎元洪军服”和“大勋章”等。特别是“武昌首义寸八星旗”，幅面巨大，有很强的震撼力。
湖北革命实录馆编纂的8册《湖北革命实录长编》，存世的仅有1册，现典藏于天津市博物馆，其余7册不知去向。
历史地位
【关键词】高中历史作业实践味性
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提出：“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合作的能力。”要进一步落实纲要的精神，不仅要体现在新课改方面，更要改变传统历史作业的设计方面。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进而增强历史学科的趣味性和实践性。根据我从教九年的教学经验和实践 ，对如何增强高中历史作业的实践性和趣味性，从以下三方面谈谈个人心得体会。
一、高中历史作业的设计形式要多元化
一提起历史作业，传统观念里无非是选择题、材料题、问答题等传统作业形式。单一、呆板、重复，毫无趣味性可言。在新课改的今天，我的教学实践中，尝试了多种作业形式。
1.口头表述型作业。比如，在学跃进、化及此类与时代较近，又有可以采访到当事人的历史知识时 ，我为学生留的是家庭作业，学生回家了解情况后，回校以口头形式在课堂上与大家沟通交流。
2.实地调查型作业。一部分作业可以设计为采访调查形式。比如，安排学生采访调查老红军、老战士，亲身听当事人的讲解。以调查报告的形式交作业。
3.实践创造型作业。创造型的作业是需要学生在领会历史基础知识的基础上，自己动手创造出相关作业。比如，在学习必修一专题一的宗法制时候，我设计的作业是，请回家后自己制作一个家谱，通过制作家谱体会其中浓浓的宗法制情怀。
4.感悟体验型作业。历史无法重来，却可以由我们想象。可以带领学生去历史遗迹参观考察，感悟历史，感悟历史就要使自己的思想“穿越”到特定的历史年代。在我的历史作业中，我曾经布置过《假如我穿越到了××时代》。让学生不违背大的历史背景和特征的前提下，展开想象的翅膀，感悟历史。
5.阅读交流型作业。每一学期，我都安排学生进行读一本书活动，作业是读书心得体会。这一本书是什么，可以根据教材内容进行搭配。通过大量的阅读，拓宽学生的历史学习视野，增强青少年的读书欲望，提升整体素质。
二、高中历史作业的设计要与地区、学生、教材三结合。
传统历史作业提起笔杆子，打开课本，拿出课堂笔记，套出配套资料就能完成，有点纸上谈兵闭门造车的嫌疑。新课改和素质教育的推行更注重学生的实践动手操作能力。
1.与本地本校实际情况结合。比如，可以安排学生去本地的符合教材需求的旅游景点、历史遗址考察。我校附近有古代土长城遗址、安边起义遗址、安边烈士陵园、李守林故居等遗址。这些都是十分有利的历史实践作业素材。
2.与本校学生具体情况结合。我校是一所农村中学，学生都来自于周边农村家庭。这个具体情况就可以开展一些跟农村农业相关的调查报告内容型的作业。每一所学生的具体情况不同，实践性作业的设计就不同，要因地制宜。比如，结合我校特色办学的实际情况，我组织美术班学生开展了一次历史素材的绘画展，让全年级学生集体欣赏画作，感悟历史。
3.与教材基本内容结合。在我的逐步探究中，每一本教材逐渐形成一个作业系列。学生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选择性的完成。比如，在必修一政治史的学习中，我设计的实践性作业有：我的家谱、如果我穿越到了××时代、电影《紫日》等一系列近代体现反侵略斗争的电影观后感、采访老红军老战士、寻找时候的亲历者、时候的真实生活调查报告、排话剧太平天国运动等一系列和教材紧密结合的实践性作业，学生可以任意选择其中的几项进行完成。
三、高中历史作业的设计要有趣味性和可操作性
1.必须是在历史教材的基础上，设计合适的、有趣的历史实践作业。设计中不能为了趣味性而失去了知识性。这就需要教师宏观上的严格把握。比如，可以安排学生观看历史素材的电影，学生写观后感。但在电影素材的选择上就不能盲目下手，教师要严格把关。
2.了解学生的兴趣爱好，设计形式多样的历史作业，才能调动他们完成历史作业的兴趣和热情。在课余时间多了解学生，多和学生聊天交流，了解他们的兴趣爱好，个人需求。在此基础上，设计相应的历史实践性作业。比如，我根据调查情况，设计几项实践作业，分属于调查报告型、采访型、口头型、观后感等形式的作业，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人爱好和个人的有利条件进行其中一项实践作业。
3.历史实践性作业的设计要有可操作性，不能过于复杂难以完成。高中学生的操作能力有限，在结合学生条件和学校家庭条件的基础上，设计的作业要可以操作完成，这样才能让学生不会望而却步，操作完成之后获得成功感和价值感。
总之，高中历史实践性作业的设计，没有固定模式，每位教师要结合自己学生的具体情况，设计合适的实践作业。通过大量实践作业的设计和完成，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与人沟通合作能力，增强学生的自信心，激发学生学习历史感悟历史的能力，提高学生的整体素养。
参考文献
[1] 林日掌.《高中历史学生作业自主设计与评价探究》[D].浙江：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2009
[2] 曾尚书.《新课程理念下高中历史作业设计初探》[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9第6期
[3] 唐永康.《论新课程下的历史教学评价方式》[J].《在线聚焦新课程》2008
关键词：首尔；历史文化遗址；数据库
Abstract：Although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is glorious， we tend to forget to tak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servation into consideration. Therefore， rapid urban development caused many ruins destroyed or disappeared. Korea implemented an investigation project with a theme of resurgence of historical cities. Taking as an example for protecting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s， on the basis of the results of exploration and investigation， the project will make plans for basic surface and its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s.
Key words：Soul ；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uins ； database
中图分类号： TU-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6）-03- 74（5）
1 绪论
现代城市的面貌一般表现为高度的人口密度和高层密集的大厦。首尔的急剧城市化缩短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这也造成了忽略历史价值的问题。这种现象不仅在韩国的首都，在其他国家的各个城市中也不断地出现， 只不过是发生时间的不同而已。20世纪前后，韩国与中国在城市发展方面都经历了东亚近代化。作为历史城市首尔和北京，怎样面对与解决城市开发与历史文化保存方面的问题，对此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自从史前时期以来，首尔作为政治社会文化的中心，具有历史的场所性。百济的都城尉礼城，高丽时期的南京，朝鲜的汉阳，日本帝国主义时期的都城，现在的首尔，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如今虽然城市的发展很辉煌，但我们往往忽略了历史文化保存方面的问题，急速的城市开发导致了许多遗址的损坏或消失。近期韩国开展了以复活历史城市为主题的调查项目，对于保护并保存历史文化赋予很高的价值，首尔市政府进行了许多有关文化遗址发掘调查方面的研究。
在历史城市内，开发、保存与发掘历史文化遗产是紧密连在一起的。开发商在历史城市中心开发之前，首先应按照方案指标施行调查。调查时如发现遗址，必须采取保存处理方法。
2015年以来，在首尔全境内，不管政府还是私人机构，依据方案指标，调查和考察过程中发现了许多历史遗址。我们大量地累积这些考察结果，作为以后其他研究的基础资料。但很多项目只停留于调查的结果，并没有进一步发展。也就是说发掘的遗址应该怎么活用，与城市开发起着怎样的连接关系等根本性问题没有详细说明。笔者以为非常有必要查阅开发地区的相关资料，以调查与发掘结果为基础，制作基础图面及提供文化遗址分布图。这样可以给开发商提供事先进行调查的依据，还可为以后的研究提供基础材料。
2 与城市开发相关的历史文化遗址问题
2.1 随着城市开发而引发的矛盾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及调查的法律规定：“建设工地面积为3万平方米以上的情况”、“文化遗产存在的可能性大的建设工地”，必须实行义务指标调查。被认为存在文化遗产遗存地区，文化遗产厅厅长可以给建设工程的执行者命令，让他们依据历史文化遗产的发掘调查结果，采取保存文化遗产的措施。开发商受文化遗产保护法的制约，文化遗址得到最低限度的保护。在地区开发的建设工程中，发掘调查时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耗时折算费用，皆由发展商承担。①
城市规划初期，韩国钟路1街的lumiere②建设工程，是四大门内开发计划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发掘遗址价值的转折点。由此，首尔市政府对历史文化遗产有了新的关注。
这个地方是朝鲜时期的胡同，也是市廛行廊③。它被证实为构成朝鲜时期汉阳的城市组织之后，成了话题焦点。这就给大家提供了在首尔市中心能看到历史记录的可能性。迄今为止，我们虽然发现了很多重要的遗址，但因没有积极地形成把它保存下来的方案，所以很多遗址被开发后覆盖再开发，这种错误行为我们不能再犯。文化遗产的保存与地区开发之间始终存在矛盾，遗址被发掘后，主张开发的一方和保存遗址的一方之间还经常发生。由于出现这种情况，工程或是中断，或是无期限延长。这是由于执行公司要承担发掘调查所耗费的时间及所有费用，同时包括管理发掘遗址的费用所引起的。
最近，文化遗产厅通过Hanul文化遗产研究院实施了首尔钟路孔坪洞的发掘调查，发现了朝鲜前期到日本帝国主义时期以胡同为中心的一个住宅的变化遗址。执行公司（citycore）和施工公司（posco）表示要在这里建设综合大楼，并且在大楼的1层维持古老胡同原有的路线，体现其历史性意义。这表明首尔市政府在开发首尔市中心的同时，也在文化遗址保存方面倾注了努力。
2.2 指标调查及发掘调查的现状与课题
已发掘调查的遗址提醒我们，祖先们的生活记录依然存在。但调查量的增加，提醒我们对以后的管理方案或行政处理应该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发掘调查过程按照《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及调查的法律》，通过发掘调查及步骤规定细节事项。调查机关应向相应部门申请发掘许可证，提交承担委任书的行政处理文件。在发掘过程中，重要遗址及遗物出土后需要综合性检讨，举行专家检讨会议。通过前面所述的一连串过程，结束调查后做成报告书提交委托调查建设工程的执行者。并且明示“文化遗产厅厅长为了学术研究或公共目的，可以通过文化遗产地理信息系统网络把发掘调查报告书予以公开”。调查机关在发掘调查报告书的封面上写上“为了学术或者公共的目的，同意公开发掘调查报告”，作为标识。这也作为发掘调查的结果做成报告书提交。但对全部内容的调查是按照调查机关的意思，资料的共享是有选择性的。
首尔地区的发掘及遗址调查是由大学的研究所、博物馆、私人机构等多种机关实行的。现在相应的机关没有提供资料共享，因此，调查结果不得不偏向于某个地区。由于各机关保存的资料不同，因此不能科学有效地使用资料，以致已累积的调查记录有可能出现偏差。虽然有几个机关已经调查完了，但我们需要的是统一的管理体系。发掘调查其本身具有很大的意义，但我们不能只满足于调查结果，更需要的是提高保存文化遗产价值的资料，对使用方案进行深入的研究。
3 制作历史文化遗址数据库的基础图面（案例）④
3.1 构建图面的方法
管理首尔市全境资料需要整理许多数据，但首先要考虑把资料数据化后，什么体系是最合理最有效的升级方法。要考虑以什么为基准分类、组合、才能更好的将资料有效地活用。既要做到浏览资料容易，又要可读性好。
集团化的最基本单位简单分为办公楼和行政区。但本文认为，几个发掘调查的案例，应该由首尔市统合行政部门来管理。本文把首尔地区看作是一个对象做了新的基准。按网格方式分为横30间，竖31间，一间的大小为750m×1000m。x轴和y轴分别标号，并以同样的面积分区域。
制作图面的依据是现在的首尔市土地平面图和古地图、1912年的地籍原图、现场实测照片、调查内容、古文献资料等。重叠遗址图、过去和现在的地图来增加了视觉上的效果。
3.2 制作基础图面
3.2.1 制作文化遗址分布图
古地图大部分是朝鲜时期的，因此以汉阳为中心的地图比较多。
所以对于现在首尔行政范围的全体掌管和处理存在一定的限制，并且实现不了准确的测量，只能大概的掌握位置。准确的位置是由以实地测量制作成的1912年的地籍原图来界定的。通过18世纪都城大地图，可以掌握古路和水路，寻找衙门和其他主要设施。在与现在的土地平面图重叠后，突出遗址的位置和领域。这样可以预测以后将要开发的文化遗址的分布，对发掘调查具有更大的意义。
3.2.2 调查现状分布图
X26-Y15区域现在是景福宫前面的光化门广场。朝鲜时期相当于六曹街⑤。它在朝鲜时期也跟现在一样是个中心地带。它以宫殿为中心，连接社稷和宗庙，并且密集了中央最高的官府。因为这个地区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对主要设施及寻找水路的痕迹进行了多次的指标调查及发掘调查。例如首尔清津地区指标及发掘调查⑥、首尔光化门广场指标调查⑦等。在现在的土地平面图上标识的古路、水路、衙门的位置，是根据18世纪都城大地图推断出来后，给合光化门外诸官衙实测平面图而推导出来的。光化门外诸官衙实测平面图描述了六曹街的主要设施。现有的土地平面图是通过世宗路画幅制成的，所以可以预测未开发的周边建筑的地底下所埋葬的历史遗物的痕迹。
为了掌握现状，本文结合现有资源制作了一个可视性图板，我们可以详细观察各个项目中被发掘的遗址，从而更多地了解文化遗址的连接性。
本研究不仅重叠了既存的不同年代的地图资料，并且通过图面中不同的面和线的色彩划分，从而标识出不同的调查方法和发掘遗迹的时期，为遗址的保护提供了帮助。因为首尔具有几个时代的不同历史层面，因此将发掘调查的多种层面仅仅只表现在一张图纸上是不够的。所以通过综合的方法，将指标调查、勘察调查和发掘调查中正在进行的项目标在现有的地籍图上，这样无需考虑遗迹是否存在，就可以明确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的调查现状，并且为以后确定调查顺序时，提供有用的资料。
4 结论
其实我们对历史文化留有一份关心的话，会发现城市开发与文化遗址保存之间存在着相互矛盾。过去人们只注重城市的发展，不重视文化遗址的保护。但现在我们要为文化遗址制定最佳保存方案。本文是以文化遗产的保存方法为前提，根据历史文化遗址资料提供基础图面。文化遗址分布图可以为开发商和施工商提供最基础的信息。调查现状图虽然不是专业科研机构调查后得出的，但它是一个整体的视觉资料。城市的开发与发掘调查告诉我们，过去的历史应与现代的生活共存，也启发我们要对文化遗址进行保护。有效地积极管理并活用累积的历史资料及已出土的遗迹、遗址，是我们日后首要的研究课题。
注释：
①参见196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由于公私工程处于危险处境的文化遗产保存的相关规定》。日本、英国、法国等国，文化遗产发掘费用由开发商（机关）承担的，独立承担并且建筑总面积为264O以下的建筑工程（地基面积792O以下）或一些小规模工程，发掘费用由国家支援。
②在首尔钟路区中路19（钟路1街24）的写字楼大厦。
③市廛起到王室、官厅、汉阳都城百姓的粮食、棉布、绸缎、木材等生活日用品及向中国采购贡品的作用。
④根据首尔学研究所“首尔地区历史文化遗址中长期发掘调查的基础计划”中的部分内容构成。
⑤六曹街是1395年建成的。除了六曹以外，还聚集了议政府，司宪府等。六曹的构成是吏曹，户曹，礼曹，兵曹，刑曹，工曹。
进入朝鲜王朝后，太祖3年（1394年）汉阳定为首府，同年9月以郑道传为首的权仲和、沈德符、金溱、李稷等前往汉阳计划设置宗庙、社稷、宫殿、官府、市街等场所。估计当时六曹街也应该计划在内。???，《关于朝鲜时期汉阳的六曹街的研究》， 延世大学硕士论文；???， 《关于汉城府衙门的选址变化与构成空间的研究-从1865年到1910年为中心》， 汉阳大学硕士论文。
欧洲的难民危机正逐步升级，也令欧洲多国的接收能力逼近极限。欧盟国家每年在每一个难民身上平均要花费数千至上万欧元。德国2015年用于安置难民的联邦财政预算由原来的10亿上升到70亿欧元。《法兰克福汇报》指出，对于地方财政来说，平均每安置一个难民，一年就要支出1.2万至1.3万欧元，这其中包括住所、衣食、零用钱、医疗和管理的成本。法国审计法院今年4月的报告显示，法国用于接待难民的费用直线上升，每个难民每年需要国家花费8666欧元。西班牙本次接收难民的数量仅次于德国和法国。虽然西班牙政府态度十分积极，但如何安置难民仍然令人头痛。西班牙政府2015年用以救济难民方面的预算相较此前已经大幅提高，根据2009年的数据并加上今年通货膨胀的影响，难民每年的人均开销为4000多欧元。
全球仍有超40亿人
未接入互联网
联合国宽带委员会（以下简称“UNBC”）报告称，目前全球网民数量增长开始放缓，而全球超过50%的人口尚未接入互联网。UNBC在报告中称，当前互联网在发达国家的普及程度已趋于饱和。但在全球最贫穷的48个国家，90%的人口尚未接入互联网。报告称：“当前，全球50%以上的人口，确切而言是57%约40多亿人口，尚未定期或频繁使用互联网。”UNBC还称，贫穷国家的妇女使用互联网的比例极低。在发展中国家，女性接入互联网的比例较男性低25%，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该比例更是高达50%。报告还称，在全球大约7100种语言中，仅约5%的语种被互联网使用。
上海家庭多为“女皇当权”
上海家庭到底谁说了算？上海市婚姻家庭研究会等单位最新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上海更多的家庭由“女皇当权”，即妻子在家中更具有话语权，也更有实权。此次调查对象是509名在职已婚女性，其中中年女性占五成左右（36～55岁），本地户籍占九成半以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七成以上。调查显示，有关“谁在家庭中更具有话语权”问题，回答“丈夫”的占19.8%，回答“妻子”的占39.5%，回答“差不多”的占37.9%。另外，当夫妻双方发生冲突时，50.3%的被调查者称“丈夫让步”，只有17.1%的被调查对象称“妻子让步”，24.6%的被调查对象表示“差不多”。调查还发现，上海家庭硬件管理以丈夫为主，软件管理以妻子为主。对于上述调查的结果，婚姻家庭专家认为，上海特定的环境、文化决定了上海特有的家庭生活环境、管理运作模式和夫妻双方关系。这种固有的家庭特性来自于吴越文化，早在百余年前就已经开始，逐步形成了特有的海派的夫妻双方和谐共存、相互依赖的关系。
全球每年有80万人死于自杀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每年有80万人死于自杀，由于对自杀的歧视、缺乏可靠的自杀登记程序等，实际死亡人数估计要高于这个数字。调查显示，2000～2012年，我国的自杀率下降了59.6%。专家指出，40%的自杀死亡者在自杀时患有抑郁症，但抑郁症的识别率和就诊率都很低。
非洲人口出生率全球居首
近日，联合国公布的《世界人口展望》报告显示，非洲目前的人口数量约为12亿，预计这个数字在2050年将达到25亿左右。报告称，非洲大陆目前人口出生率居全球首位。预计到2050年，全球超过一半的新增人口将来自非洲。报告指出，人口在欠发达国家集中增长将给政府在减贫、消除不平等等方面带来困难。此外，报告显示，全球目前有73亿人口，而这个数字预计将于2050年和2100年分别达到97亿和112亿。
古代“老公”原指父亲
古时候的“老公”，并非如今所指的“老公”之意，而是用来称呼老爹。然而，并非所有的儿子都会称呼老爹为“老公”。相反，会把老爹称为“老公”的少之又少，在古代属非主流。这是为何呢？原来，“老公”二字尽管可以用来指老爹，但却带着不敬的味道，有点像现在的儿子把父亲称为“老头子”的意思，所以一般的情况下，儿子不会称呼老爹为“老公”。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状元是谁？
科举制是中国历史上独有的一种人才选拔制度。自隋唐开始施行，直到清末废止，其间除了蒙元初期停止了几十年，科举制度在我国一直沿用了1300多年之久。“状元”一词始于唐代。凡举人进京会试，须先到礼部投状报到，故时人称进士第一名为状元，又称状头。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朝廷开办贡举，考取进士4人，第一名是孙伏伽，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状元。唐代的状元还不像后世那样受人艳羡。而且，唐代考中状元也和其他进士一样，只有再通过吏部试才能入仕做官。唐代状元没有高出一般进士之上的特殊荣耀，这和当时的考试与录取方式等很有关系。状元既不像宋代那样由皇帝殿试“钦点”，也不是全凭考场上的答卷定名次，而通常是由考官决定。考官受人请托和接受推荐，定谁为状元都属正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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