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土壤；城市：污染；重金属元素
土壤中的重金属污染已经成为当今环境科学中重要的研究内容，尤其是城市的土壤重金属污染越来越多的被人们关注。城市作为人们生活和生产高度聚集的场所，人口相对集中，种种人类活动都非常容易造成城市的污染。本文针对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来源及危害加以阐述，增加读者对土壤污染的重视。
1 土壤重金属污染概况
重金属指的是密度大于5.0g/cm3的45种化学元素，但是因为每一种重金属元素在土壤中的毒性区别很大，所以在环境科学中通常关注锌、铜、锡、钒、汞、镉、钴、镍、铅、铬、钴等。硒和砷两种非金属元素它们的毒性及某些性质与重金属相似，因此也将硒元素和砷元素列入重金属污染物的范围内[1]。由于土壤中本身含有的铁和锰含量较高，因而一般不太注意它们的污染问题，但在某些强还原条件下，铁和锰所引起的毒害却不能被忽视[2]。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工业科学上的发展越来越重要，但是由此造成的污染也在加剧。城市作为人口密集的区域，汽车尾气的排放成为了土壤中重金属污染的主要来源。吴学丽[3]等人运用地累积指数法研究了沈阳地区浑河、细河及周边农田的土壤中重金属污染状况，发现这些地区土壤中汞元素和锌元素含量较高。兰砥中[4]等人研究湘南某铅锌矿区事故之后导致周围土壤的重金属污染情况，运用单因子指数和潜在生态风险指数评价土壤污染状况，发现该地区土壤中铅、锌、铜、镉等重金属污染严重，其中镉的污染指数最高。
国外学者早在20世纪末就针对城市中土壤中重金属污染进行研究，在英国的几大城市中对土壤中的汞、铅等重金属元素进行调查，他们观察到这几个城市中的土壤重金属污染与英国的工业发展活动与周围居民区的繁荣与否有着直接的关系。世界各个国家正逐步开展城市中土壤中重金属污染的研究。在对葡萄牙、苏格兰、斯洛文尼亚、西班牙、意大利和瑞典这6个欧洲国家城市土壤中的重金属总浓度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葡萄牙地区中汞的浓度比苏格兰低，可能是由于燃煤发电和取暖导致的[5]。
2 土壤中重金属元素的污染来源
一般来说，城市中土壤重金属污染来源主要有两类：自然因素和人为外源输入。
2.1 自然因素：某些地区的土壤由于地壳运动导致本身就含有很多的重金属元素，成土母质是造成城市土壤中重金属含量高的重要原因。如陈雪龙[6]等对大庆龙凤湿地土壤中重金属元素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发现土壤中的铅和锌随着土壤深度的增加而增加，表明重金属在土壤中的含量与土壤的理化性质、成母土质和岩石风化有着极大的关系。
2.2 人为外源输入：这类污染为土壤中重金属元素污染的主要来源，包含三大类
2.2.1 工业污染源：为了提高经济水平，现代工业的开发越来越广泛，加上环保理念没有普及，金属冶金厂、化工厂、油漆厂的三废没有达到排放标准就流入到环境中，造成土壤中重金属元素的污染。
2.2.2 农业污染源：如今科学的发展，人们在种植农作物的时候为了提高庄稼的产量，施用了大量含有重金属的化肥，这些污染直接的作用到土壤中。
2.2.3 生活污染源：城市中交通高度发达，虽然给人们带来的便利，但是交通工具的尾气排放却给土壤中带来的很多的重金属元素[7]。另外，城市中人们的生活垃圾中常常含有各种重金属元素，加上固体废弃物处置不完善，这些垃圾也会流入到城市土壤中。
3 土壤中重金属污染的危害
3.1 土壤中重金属污染引起的直接危害
3.1.1 对土壤中的生态环境系统的稳定性造成破坏
土壤环境是一个很复杂的生态环境，其中包含这许多种类的微生物群落与蠕虫类动物，这些生物的存在保持了土壤环境的稳定也保证了土壤的活性，但是当过量的重金属被引入到土壤中时，会对这些生物带来毒害，大量研究证明：重金属污染的土壤中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多样性被严重减少[8]。
3.1.2 影响植物代谢循环和生长
据研究表明，重金属对植物形态、生殖、繁衍各方面都有影响。吸收到植物体内的重金属能诱导其产生某些对酶和代谢都有毒害作用和不利影响的物质，引起植物伤害。某些重金属在胁迫作用下有时会引起大量营养元素的缺失和有效性的降低，较高浓度的重金属含量有抑制植物体对镁元素的吸收和转运的能力。
3.2 土壤中重金属污染带来的间接危害
3.2.1 促使水体污染
土壤环境中遭受重金属污染时，污染浓度较高的表层土壤能在地表或地下径流作用下，进入水体环境，导致地下水的重金属污染。
3.2.2 导致大气环境污染加重
由于土壤环境与空气环境有着直接的联系，通过空气中的湍流交换作用，土壤颗粒能够被带入到大气中，使得空气中的污染物变得复杂，当土壤中含有重金属元素时，则可能导致大气污染和生态系统退化等等的环境问题[9]。
3.2.3 对人体和动物的健康影响
土壤中重金属元素通过植物由食物链逐级传递到人体中，城区内部种植的观赏和净化空气用的花草树木也能累积一定的重金属污染物，人们居住在这种环境中，经过皮肤接触和无意由口摄入这些被污染的土壤[10]。
结束语
土壤重金属污染逐渐被各个国家的环境科学工作者重视，由于土壤中含量复杂，修复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传统修复技术很难达到理想的预期效果，针对工业迅速发展，环保部门的管理力度也应该加强，从根本上减少重金属污染物的来源才是修复土壤的最有力的手段。■
参考文献
[1]贾广宁.重金属污染的危害与防治[J].有色矿冶，2004，1：39-42.
[2]刘昌岭，宋苏顷，夏宁，李学刚，林学辉，张红，张经，于志刚.青岛市区大气颗粒物中重金属的浓度及其来源研究[J].青岛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8，03：44-48.
[3]吴学丽，杨永亮，徐清，黄园英，路国慧，何俊，刘晓端.沈阳地区河流灌渠沿岸农田表层土壤中重金属的污染现状评价[J].农业环境科学学报，2011，2：282-288.
[4]兰砥中，雷鸣，周爽，彭亮，廖柏寒，沈跃.湘南某铅锌矿区周围农业土壤中重金属污染及其潜在风险评价[J].环境化学，2014，8：1307-1313.
我国污染环境犯罪立法演进梳理
污染环境犯罪的缺失阶段 (1979年之前)
1979年《刑法》颁布之前，我国污染环境犯罪处于缺失状态。在此期间我国通过大量的行政法律对环境问题进行规制，以保证环境能够满足建国初期生活、生产需要。例如，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大部分森林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改善森林现状，我国颁发了大量的森林保护行政指标。其中，1960年颁布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1963年颁布的《森林保护条例》成为保护森林资源的重要法律依据。因此，在此阶段行政法律规范在保护环境方面起到核心作用，环境立法并没有达到归罪层次。
污染环境犯罪附属阶段 (1979~1997年)
1979年《刑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刑事法学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它并没有将污染环境犯罪纳入我国的刑法体系中来，有关污染环境犯罪的条款寥寥无儿，仅有第115条较为直观地规定了由于违反危险物品管理规定而导致的重大环境污染类犯罪。但这仅有的环境犯罪条款也因为缺乏理论深度和实践经验而无法操作。值得一提的是，此阶段污染环境犯罪在责任承担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出现了附属刑法形式。即污染环境的行为是由行政法加以界定，但责任承担方面却是参照1979年《刑法》的有关规定。例如，1987年《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造成重大天气污染事故，导致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可以比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5条或者第187条的规定，对责任人追究刑事责任。污染环境犯罪的附属刑法阶段是污染环境犯罪立法的重大进步，但仍然存在规定笼统、体系混乱等缺陷。
污染环境犯罪专门化阶段 (1997-2011年)
在1997年《刑法》分则第6章中，由9个条文14个污染环境相关罪名构成了污染环境犯罪的独立章节，由此，污染环境犯罪迈入了专门化阶段。污染环境犯罪在我国刑法体系中占据了较为独立的地位，标志着环境刑事立法的重大突破。在这9个条款中，土地、水、大气、珍贵野生动物等资源都被纳入刑法保护体系中，严格了责任承担形式，为环境保护提供了最强有力的保障。尽管如此，1997年《刑法》有关污染环境犯罪的规定仍存在较大争议甚至是缺陷。例如，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所保护的客体并不是环境权益而是生命权和财产权，这就忽视了环境客体的独立价值。另外，该罪的主观形式通说认为只能是过失，此举加大了司法实践的难度，同时对于故意污染环境犯罪的行为也难以以第338条为依据。
污染环境犯罪的突破阶段 (2011年至今)
2011年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对原《刑法》第338条做出了大幅度调整，是我国环境刑事立法的重大突破。首先，该修正案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更名为污染环境罪，调整了该罪的主观心态的规定，使故意污染环境犯罪在污染环境犯罪中有法可依。其次，该罪的客观方面也做出一定修改，删去了原《刑法》中向土地、水体、大气的规定，拓宽了环境要素的范围，使之与《环境保护法》第2条所规定的环境概念保持一致。再次，该修正案删除了原《刑法》第338条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的说法，表明我国污染环境犯罪的客体不再局限于人身、财产权利，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环境权拥有独立价值的理论，但该修正案并没有将污染环境犯罪独立成章。可见，污染环境犯罪在刑法体系中的地位仍有待商榷。
问题审视:我国污染环境犯罪立法现有价值评析
通过对污染环境犯罪的立法梳理与总结，不难看出我国污染环境犯罪的立法取得了重大进步。然而，纵使污染环境犯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国污染环境犯罪所蕴含的立法价值取向却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规律性。
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一种价值尺度和判断标准，它主要从人的根本利益出发，把人类作为一切行为的核心，并将生态、环境等自然要素作为人类实现目标的工具与原材料，任由人类支配。从我国污染环境犯罪的立法史不难看出，我国的污染环境犯罪的立法价值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首先，在污染环境行为还未上升为罪时，行政法律规范调整污染环境行为仅以满足人类的生活、生存需要为唯一目标，而环境生态要素的自身价值并没有被重视。其次，在附属刑法阶段，污染环境犯罪缺乏独立的犯罪构成体系，行为模式与责任后果的分离导致污染环境犯罪的严肃性与严厉程度被大大削弱。再次，在1997年《刑法》中，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为例，该罪的犯规构成并未强调环境污染后果，反而将重大公私财产和人身权利作为构成要素，显然，这种立法理念较大地削弱了环境生态要素的独立价值并生动地诊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精髓。
法定犯之选择
法定犯是指以违反行政法律规范或者经济法律规范为前提条件，不具有明显的反伦理道德性质并且不以侵害个人利益为目的只对国家、社会造成一定损害后果的犯罪类型。在一定程度上，环境破坏是经济发展的副产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我国环境生态也遭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破坏，基于此我国污染环境犯罪也不断向前推进，但不论是1979年的附属刑法还是1997年污染环境犯罪专门化阶段，无一例外将污染环境犯罪视为法定犯。首先，从立法体系上看，污染环境犯罪并未与侵害人身、财产权益这类违反人类伦理道德的犯罪安排到一起，而是将其归入违反社会管理秩序类罪中，可见，我国并不关注污染环境犯罪的主观恶性，认为其并没有损害人类朴素的道德情感。其次，立法技术表明污染环境犯罪为法定犯。从我国《刑法》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专节的第338条到第345条，无一例外将罪名表述以违反国家规定、违反保护水资源法规定、违反狩猎法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定、违反矿产资源法规定、违反森林法规定开头。综上，污染环境犯罪以各类行政法规为基础，因此具有高度易变性。
自由主义犯罪观
自由主义犯罪观认为犯罪是由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以及环境等外在缺陷所引发的，行为人自身的过错并非犯罪的主要因素，由此，刑罚政策对行为人较为宽容。也就是说，经济人严重的绊脚石非常微不足道，在自由主义犯罪观的引导下，经济人会在利益与贪财欲的驱动下，以大肆破坏生态环境来换取不法利益圈。从我国污染环境犯罪的立法史不难看出，该罪显然受到了自由主义犯罪观的影响，其刑罚处罚较为轻缓。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生态环境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形下，我国并没有对严重的污染环境行为进行刑罚处罚，仅以行政手段加以规制。在附属刑法阶段，我国污染环境犯罪的刑罚处罚已经纳入刑罚体系，但惩罚力度差强人意。在污染环境犯罪专门化阶段，通过对《刑法》第338条到第346条的解读，污染环境犯罪的刑罚处罚大多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在情节特别严重、数额特别巨大的情况下，仅为3年到7年有期徒刑。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也未对刑罚做出任何修改。此外，笔者认为更直接说明该罪刑罚轻缓的证据来源于我国司法实践。在胡文标、丁月生污染环境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一案中，法院依据投放危险物质罪分别判处胡文标10年有期徒刑、丁月生6年有期徒刑。笔者认为该案案情与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污染环境案类似，在后一案件中法院仅以重大污染事故罪判处行为人3年有期徒刑。通过案件对比，可见污染环境犯罪的刑罚过于轻缓。
未来选择:我国污染环境犯罪立法应然价值取向
生态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理论导致了生态环境的空前恶化，直接造成了环境生态要素制约人类发展的危害后果。于是，在对人类中心主义反思与批判中，学者提出了非人类中心主义即生态中心主义理念。生态中心主义主张环境生态要素具有独立的内在价值，即生态环境的价值是能够脱离人类利益而独立存在的圈。
在生态中心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刑罚的立法体系应该突出污染环境犯罪的特性与独立价值。由此，建议将污染环境犯罪从第6章中脱离出来后独立成章，使环境法益与人身财产权利、社会秩序法益等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污染环境犯罪的客体应明确为环境权。我国学术界对该罪客体有多种理论，但随着环境权学说的发展，生态中心主义的不断完善，人们日益认识到了环境权说的正确性。此外，污染环境犯罪较其他罪而言，显然没有得到长足发展，内容简单粗陋，不能满足现实需要。例如，随着经济发展，核污染或将纳入刑法体系。建议学术界以及实务界加大污染环境犯罪的研究力度以完善该罪。
法定犯之自然犯化
自然犯是与法定犯相对应的概念，该行为的实施违反了人类生存、生活的道德评价标准。在我国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情形下，污染环境犯罪是否具有法定犯向自然犯转化的倾向呢?
首先，自然犯所依据的社会伦理道德也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事物的容忍能力也会随之变化。当环境污染犯罪数量越来越多，污染、破坏的后果越发严重时，这种犯罪的普遍存在就会直接触及人类最朴素的内心情感，尤其是当人类健康、财产成为受害对象时，人们就更加确定了污染环境犯罪的自然犯属性。那么，该罪也就不会因政策或者行政法规的变动而做出较大调整了，其存在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道德伦理需要圈。基于此，污染环境犯罪存在的理论基础就如投放危险物质罪等罪名一样是人类朴素的道德情感。由于该罪与危害公共安全罪危害后果相似，建议将该罪独立成章安置于危害公共安全罪章之后，这样既可以体现出污染环境犯罪的独立价值又能体现出该罪危害后果的严重性与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其次，对罪名内容的陈述做出调整。目前我国《刑法》分则中环境污染犯罪的表述均以违反国家规定或者违反行政法为开头，这显然是典型的法定犯的表述方式，应删除此种表述。
保守主义的犯罪观
关键词 全要素能源效率 环境污染经济损失 DEA ECM
中图分类号 F0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4-0050-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4.009
30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总体上取得了年均9.8%的高速增长率,创造了世界的 奇迹,但在经济快速增长、国民收入大幅增加的同时,能源和环境问题日趋严峻。一方面,高速的经济增长意味着对能源的高度需求以及由此产生的能源供需矛盾;有关研究表明,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耗国,到2020年我国石油的进出口缺口将达到2亿t;同时,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低下,资源浪费严重,2007年,我国单位GDP能源消耗为印度的2.2倍,美国的4.3倍,德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这种“高投入、低效率”的增长模式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的环境污染,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
1 研究背景
面对日益严峻的能源和环境问题,我国政府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开展了一系列节能减排实践,大力倡议新能源技术的研发和使用,并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了“万元GDP能耗降低20%,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减少10%”的约束性指标。这说明随着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我国政府已意识到能源效率的提高与否对于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考虑到经济增长的惯性,短期内通过减少能源消耗来降低环境污染的途径是行不通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提高能源效率将成为节能减排的最佳途径。
尽管我国的能源与环境问题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由此引起的相关研究也比较丰富,但大多数研究只是单独针对能源或环境进行探讨,对能源与环境特别是能源效率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已有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定性研究:张慧勤等[1]论述了我国能源结构与大气环境污染的发展趋势,重点指出采用型煤技术以减少环境污染的可行性。李京文[2]基于对1949-1993年我国能源和环境基础数据的分析,认为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低下,同时由于煤炭的比重过大,使得能源消耗对环境的污染比较严重。朱光俊等[3]在分析我国能源特点及能源利用对环境的影响基础上,阐明了加速实施洁净煤技术和节约用煤技术是解决我国能源与环境污染问题的关键技术。国涓[4]考察了我国1989-2002年能源消费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得到的结论是我国大气环境污染与能源结构、消费量和能源效率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定量研究:Zhang[5]计算了化石能源占总能耗的比重、化石与非化石能源消耗的比例、生产率、经济规模对中国CO2排放的作用;于峰等[6]通过面板回归测算了我国经济规模扩大、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变动、生产率提高、环保技术创新与推广对我国SO2排放的影响程度。曾波等[7]通过灰色关联理论分析了我国的能源消费和环境质量存在内在灰色关联,得出优化和调整能源消费结构是改善环境质量的关键。杨永华等[8]利用最优控制理论分析了能源使用与环境质量的关系,指出提高能源效率有利于减少能源的使用量以及减缓生态系统的恶化。李从欣等[9]通过协整检验和ECM模型得到了能源消费增加导致环境质量的恶化,能源消费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认为应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调整能源消费结构等途径以减少环境污染。
上述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环境污染的影响因素众多,但对于哪些因素是影响环境污染的关键因素,以上文献未能明确指出。虽然多数研究都意识到提高能源效率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但对两者仍缺乏具体的实证研究,从而未能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作出明确的解释。以上研究所涉及的能源效率都是指能源强度(其计算表达式为:能源强度=能源消费/GDP),能源强度作为一种单要素指标不能够全面地反映能源效率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而基于DEA的全要素能源效率,而全要素生产率则是衡量单位总投入的生产率指标。刚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大多数研究都是以单个环境污染指标作为环境污染变量,缺乏对环境污染的综合评价。
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上述文献进行拓展:利用 DEA方法和环境污染治理成本法测算中国1989-2007年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和环境污染经济损失;通过协整检验,以期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进行分析。本文以下内容分别为: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变动与环境污染经济损失的测算;全要素能源效率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分析;结论与启示。
李国璋等:全要素能源效率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年 第4期2 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变动与环境污染经济损失的测算2.1 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变动
2.1.1 全要素能源效率的界定
目前国内外对能源效率的定义争论不一,采用相对较多的是M.G.Patterso[10]给出的能源效率定义,即能源效率是指用较少的能源生产同样数量的服务或有用的产出。目前已有的能源效率研究文献主要基于能源强度的比较及其变动的因素分解,随着能源效率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11-14]开始对单要素能源效率产生质疑,认为单要素能源效率是对能源生产率的描述,能源生产率指标只是衡量能源投入与产出之间的一个比例关系,而没有考虑到生产中资本和劳动力等其他投入要素的影响,因此其作为测度能源效率的指标具有明显的缺陷[10]。有鉴于此, Hu and Wang等[12]基于DEA方法拓展了能源效率的定义,提出了“全要素能源效率(total factor energy efficiency,tfee)”的概念,即在既定其他要素投入的前提下,按最佳实践,生产一定的产品所需投入的最少能源占实际能源的百分比。一般来说,全要素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全要素生产率无关,全要素能源效率特指能源的利用效率。根据上述研究的结果,我们采用Hu and Wang的定义,并将全要素能源效率作为能源效率的替代指标。为便于行文,下文除特别指明外,所有“能源效率”的概念均指“全要素能源效率”。
2.1.2 变量选择及数据简单说明
①资本投入。由于该指标无法直接从统计年鉴获得,本文采用张军等人[15]的计算方法,估算了1989-2007年以1952年不变价格折算的资本存量数据。②劳动力投入。以历年年初与年末就业人数的平均值计算,单位为万人。③能源投入。以各省区的消耗能源为基础数据,折算为标准煤计算,单位为万吨标准煤。④生物能源(Bioenergy)投入。根据Hu和Wang[12]的研究认为,低碳量的可再生能源尤其生物能源是能源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大多研究未将其涵盖进能源投入范围。由于生物能源缺乏连贯的统计数据,本文沿用Hu和Wang的研究方法。⑤产出数据。以历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计算, 单位为亿元。
以上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0-2008)、《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0-2007)、《中国能源五十年: 1949-1999》和《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2.1.3 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动的测算
Chames、Cooper[16]等人提出了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以评价具有同质投入产出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s,DMU)的相对有效性。在DEA分析中,测定不同时期的潜在最小投入或最大产出的技术前沿水平是对生产效率进行进一步测算的基础。我们的测算以投入效率为基础来进行,DEA模型假设在每一个时期t,有N个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s,简称DMU),每个决策单元都通过M种投入要素X生产S种产出Y,构成生产可能集为:T={(X,Y)|产出Y能用X生产出来};其中,任意评价单元的投入集和产出集分别表示为:输入向量Xtm=(Xt1m,Xt2m,…,Xtnm)T,输出向量yts=(yt1s,yt2s,…,ytns)T。则基于投入导向的规模报酬不变的DEA模型表示为:
θ*=minθn
s.t.∑Nn=1λtn xtnmθnxtm;∑Nn=1λtn ytnsyts; λtn0
n=1,2,…,N;m=1,2,…,M;s=1,2,…,S。
其中θ是标量, λ是一个N×1的常向量,表示每一个横截面观察值的权重。解出来的θ值即为DMUi的效率值,一般有θ1,如果θ=1,则意味着该单元是技术有效的,且位于前沿上。
王兵等[17]认为,为了得到生产率随时间变化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考虑引入距离函数(Distance Function)的概念,距离函数是Farrell技术效率的倒数,而Farrell技术效率存在以下等式:Fti(yt,xt|c,s)=θ*,其中c和s分别代表规模报酬不变和要素强可任意处置。因此在技术前沿水平下的投入距离函数可表示为:
Dtt(yt,xt)=1|Ftt(yt,xt|c,s)=1/θ*
张宇[18]将投入距离函数可以看作某一生产点(xt,yt)向理想的最小投入点压缩的比例。基于投入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可以用Malmquist指数来表示,即:
Mti=Dti(yt,xt)/Dti(yt+1,xt+1)
Mt+1i=Dt+1i(yt,xt)/Dt+1i(yt+1,xt+1)
这两个指数分别测度了在时期t和t+1的技术条件下,从时期t到t+1的技术效率的变化。现实中常用以上两个指数的几何平均值来计算生产率的变动。借鉴张宇[18]的研究思路,我们同样可以用Malmquist指数的累计变动率来表示基于投入的全要素能源效率(tfee)累计变动率,并以此表示能源效率水平的变化。利用DEAP2.1软件计算,我们对我国1989-2007年的tfee的累计变动率进行了测算,具体结果见图1。
2.2 环境污染经济损失的估算
2.2.1 指标选取与数据简单说明
本文参照《公元二年中国环境预测与对策研究》[19]报告中的污染分类估算法,把环境污染分为大气、水、噪音和固体废弃物四大类并分别对其进行估算。其中大气污染主要包括: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烟尘及工业粉尘等废物,由于目前没有一氧化碳的数据,参考其他文献的研究方法,对其不予考虑。水体污染主要是由化学需氧量(COD)和氢氮排放引起,其中氢氮排放量极少,经济损失较小,故对其忽略不记。估算噪音污染损失和固体废物污染损失时,不设置二级指标,直接对其进行估算。以上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0-2008)、《中国环境统计年鉴》(1993-2007)和《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990-2008),个别年份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测算。
2.2.2 估算方法的选取
估算环境污染经济损失的方法主要有四种,分别为生产率法、机会成本法、治理成本法和人力资本法等,国内外学者采用不同方法得到的结果往往存在较大差异,并且研究结果大多都是针对某个年度,无法形成纵向上的比较。刘渝琳,温怀德[20]采用消除每单位污染所需成本的方法(即治理成本法)近似估算我国1989-2006年的环境污染损失,从而弥补了“无法纵向比较”的缺陷;其所得结果与其他方法大体一致,可信度较高,且方法操作简单明了,因此本文沿用此法并加以改进。刘文未考虑固体废弃物污染,本文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固体废弃物污染及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容小视,因此本文在原有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涵盖了固体废弃物污染损失。
由于环境污染各项指标的形成、危害及其治理方法的不同,其消除成本也不一致。根据Guenno和Tiezzo[21]的研究,消除大气污染中各项二级指标所需的单位成本,分别为:CO2 为0.004 965元/kg(1988年价格)、SO2为1.101 742元/ kg(1988年价格)、SPM (即悬浮颗粒物,含烟尘和工业粉尘)为0.617 869元/ kg(1988年价格)。根据泰国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Works[22]的研究结果,消除水体污染的单位成本为1.11 663元/ kg化学需氧量排放(1988年价格)。根据Daly和Cobb[23]的研究认为,随着经济的增长,由工业和交通所产生的噪音污染也将逐渐增加,其污染治理成本可按照GDP的百分之一来估算。由于固体废弃物污染损失的估算比较复杂,限于篇幅,我们重点选取了国内几个有代表性的估算结果(过孝民、张慧勤[19],郑易生[24,25],夏光等[26]),其估算结果分别占总污染经济损失的1.5%、3.6%、5%、3%,取其平均数3.275%作为本文中固体废弃物损失占总损失的比重。
2.2.3 环境污染损失的货币化估计
借鉴刘渝琳,温怀德[20]的研究方法,我们可以得到关于环境污染经济损失的货币化估计方程:
EPt=∑Tt=1{APt(cCO2+cSO2+cSPM)+WPt(cCOD)+NPt(GDP)+SPt(EPt)}
上式中EPt为环境污染经济损失、APt为消除空气污染的成本(包括消除二氧化碳的成本cCO2、消除二氧化硫的成本cSO2和消除悬浮颗粒物的成本cSPM)、WPt为消除水体污染的成本(主要是消除化学需氧量的成本cCOD)、NPt为消除噪音污染的成本(以GDP的1%计算)、SPt为消除固体废弃物污染的成本(取环境污染经济损失总量的3.275%来估算)。
根据以上公式,本文大致估算了我国1989-2008年的环境污染经济损失总量(ep)及其相对量指标值,环境污染经济损失的相对量指标为“环境污染经济损失占GDP的比重(epi)”,并取epi作为本文的因变量指标。之所以选取epi作为本文的分析对象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在产出不变的情况下,能源效率的提高必然可以减少能源的投入和消耗,进而降低环境污染经济损失;然而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虽然我国的能源效率逐年提高,但由于我国快速增长的经济仍严重依赖于能源的高投入和高消耗,由此造成的环境污染及其经济损失在总量上也相应地呈现出递增的趋势,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为什么能源效率提高反而污染损失却增加了?通过对原始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环境污染经济损失虽然在总量上呈递增趋势,但其增加速度低于GDP的增长速度,即环境污染经济损失占GDP的比重呈逐年递减趋势,这就为本文的研究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也是本文选取epi作为因变量替代变量的原因。环境污染经济损失占GDP比重的具体结果见图1。
2.3 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变动与环境污染经济损失的直观分析根据前文的估算,我们用tfee的累计变化率来表征全要素能源效率水平的变化,结合环境污染经济损失占GDP的比重(epi),见图1。
图1 我国1989-2007年tfee和epi的变动趋势
Fig.1 The trends of Chinese tfee and epi in 1989-2007)资料来源:根据历年《全国统计年鉴》、《能源统计年鉴》和《环境统计年鉴》等计算得到。
根据图1,我们可以发现:随着能源效率水平的提高,环境污染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两者之间呈反向趋势,这经济发展的现实吻合,说明能源效率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能源效率的提升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减少环境污染的排放及其造成的经济损失。进一步看,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水平的变化总体上比较平稳,但仍然存在两个能源效率明显增加的时期:1991-1994年和2005-2007年。从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增长率角度分析,其中,1991-1994年的年均增长率为6.35%,大大高于前期水平(1989-1991年为1.53%);2005-2007年的年均增长率为553%,同样高于1989-2004的4.15%。与此相对应的环境污染占GDP比重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同样存在着两个大致相同的时间段,即在1991-1994年和2004-2007年间,由于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加速提高,环境污染损失占GDP比重的相对量同样出现了加速减少的趋势,进一步验证了前面的观点。
回顾经济发展的历史,我们对上述两个时间段变动的深层次原因做简单分析:①1988年《大 气污染防治法》通过施行和1989年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的召开以及全国性范围内环境污 染研究的兴起(过孝民、张慧勤[19] 1990年的研究是关于我国环境污染经济损失的 开端之作,之后引起了我国政府和学者对此方面更多的关注和探讨)。考虑到政策法规效用 的滞后性,因此以上事实很大程度上解释了1991-1994年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及环境污染占GDP比重变动的原因,即由于政策和环保意识的加强,从而使得能源效率进一步提高,环境 污染占GDP比重加速降低。②国家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规定“未来5年内万元GDP能耗降 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约束性指标,节能减排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 高度。这也恰好给予了2005-2007年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及环境污染占GDP比重加剧变动一 个非常合理的解释。综上所述,说明了本文所测算的数据比较符合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具 有较好的可信度。
3 全要素能源效率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通过前文分析,我们从直观上了解了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化和环境污染经济损失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下文拟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来进一步考察其更深层次的关系。模型变量的选择上,我们以环境污染占GDP比重(epi)作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以全要素能源效率(tfee)水平的变化作为解释变量,并对以上数据取对数,分别记为lnepi和lntfee(其一阶差分记为Δlnepi Δlntfee),以避免回归模型中可能出现的异方差问题。
3.1 单位根检验
运用协整理论进行时间序列分析之前,应进行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否则进行的估计就有“伪回归”的可能。本文采用ADF检验法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ADF检验过程中滞后项的确定采用SC准则,检验结果见表2。
从表1的检验结果看,lnepi和lntfee两变量均为I(1)序列,即两个变量原序列不具有平稳性,但其一阶差分序列Δlnepi和Δlntfee是平稳序列,满足进行协整检验的条件。
3.2 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的方法有Engle Granger两步法和JJ法,通常情况下前者多用于两变量间的协整检验,后者多用于多变量间的协整检验。本文采用第一种方法。
首先对lnepi和lntfee进行OLS回归,得到如下回归方程:lnepi=1.547832-1.034112 lntfee(1)
(70.40311) (21.93744)
R2=0.965881 F=481.2511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lnepi和lntfee回归方程的总体检验F值以及各回归系数的检验值都在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拟合优度R2也很显著。
其次,对上述模型的残差Ut进行单位根检验,由于残差序列的均值为0,所以选择无截距项、无趋势项的ADF检验,检验结果显示:
残差Ut的t统计量是显著的,即拒绝存在单位根的零假设,由此认为残差序列是平稳序列,进而lnepi和lntfee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从经济含义上讲,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与环境污染经济损失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高可以减少环境污染经济损失。
3.3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分析只提供变量间长期关系的信息,并没有为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和动态作用特征提供更多的信息,因此在变量之间具备了协整性的前提下,由于因果关系检验对滞后阶数非常敏感,在实际检验中,我们对所有滞后情况都进行检验。Granger因果性检验结果见表2。
如表2所示,在短期内,不论滞后阶数为何值,我国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均是环境污染经济损失占GDP比重变化的原因,而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环境污染经济损失占GDP比重变化的变化不会引起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变化。
存在这种单向因果关系的主要原因是:在保持经济增长总量不变的前提下,提高能源效率,可以用更少的能源投入,生产同样的产出,而能源投入的减少,相应地降低了污染物的排放,减少环境污染经济损失。因此,提高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对于降低能源消费的增长,减少环境污染及其经济损失具有重要的意义,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关键是能源效率。这一结论在很大程度上从实证角度验证了李京文[2]、国涓[4]、李从欣[8]和杨永华等[9]等人的观点。
3.4 ECM模型
根据Granger定理,一组具有协整关系的变量具有误差修正模型(ECM)的表达形式。在前文协整检验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建立ECM模型来研究模型的短期动态和长期调整特征。下面建立单方程误差修正模型。
根据(1)式,我们以其残差项Ut作为误差修正项ecm,以lnepi为被解释变量,lntfee和ecm为解释变量,利用OLS法进行估计,得到如下的误差修正模型(括号内为t统计值):
Δlnepi=-0.965 012Δlntfee-0.34 622ecmt-1 (2)
(5.788 842)(1.839 930)
其中, ecmt-1=lnepi-1.547 832+1.034 112lntfee (3)
被解释变量的波动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短期波动,一部分是长期均衡。模型(2)式中的lntfee部分反映了变量短期波动的影响。根据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短期内,全要素能源效率水平的变化将引起环境污染经济损失占GDP比重(epi)的反方向变化,如果lntfee提高1%,将引起lnepi减少0.965 012%,可见全要素能源效率的短期波动对环境污染经济损失占GDP比重的影响较大。
在上述模型中,(3)式是滞后一期均衡误差修正项,表示lnepi和lntfee的长期静态关系。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负数,说明长期均衡趋势偏离的收敛机制在起作用,其大小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方程的调整力度,如上一期偏离
表1 lnepi和lntfee的单位根检验
Tab.1 The unit root test of lnepi and lntfee
变量
Variable检验方式
Test model
(c,t,k)ADF统计量
ADF statistic1%ADF临界值
Test critical values
at 1%5%ADF临界值
Test critical values
at 5%10%ADF临界值
Test critical values
at 10%检验结果
Test resultlnepi(c,0,3)0.780 1083.857 3863.040 3912.660 551不平稳lntfee(c,t,3)2.483 3294.571 5593.690 8143.286 909不平稳lnepi(c,0,3)3.780 5523.959 1483.081 0022.681 330平稳lntfeer(c,t,3)4.078 7494.616 2093.710 4823.297 799平稳注:检验形式(c,t,k)分别表示带有常数项、趋势项和滞后阶数。表2 lnepi和lntfeer的Granger因果检验
Tab.2 The granger causality test of lnepi and lntfeer
原假设 Null Hypothesis滞后1阶
lag1滞后2阶
lag 2滞后3阶
lag 3滞后4阶
lag 4滞后5阶
lag 5 lntfeer不是lnepi的格兰杰原因/lntfeer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epi0.8370.6332.8026.6195.448lnepi不是lntfeer的格兰杰原因/ lnep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tfeer0.2600.2590.0420.2731.771越远,本期修正的量就越大,意味着对偏离长期均衡方程的调整力度也越大。根据估计结果可知,ecm的估计系数为0.346 622体现了对偏离的修正,但是修正力度相对较小,t统计量值不显著,这说明我国在制定减少环境污染政策方面的长期执行能力较弱,效果不明显。
4 结论与启示
与以往大多研究不同,本文同时借助协整检验和ECM模型,进一步对能源效率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从直观上可以看出全要素能源效率累计变动率与环境污染经济损失占GDP比重之 间存在反向关系,即随着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高,环境污染占GDP比重逐步下降。
通过对全要素能源效率与环境污染经济损失替代变量间的协整和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得出:二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全要素能源效率和环境污染经济损失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且无论滞后几期,前者都是后者的格兰杰原因。
从误差修正模型的分析中可得出:全要素能源效率水平的短期波动对环境污染经济损失的影响较大,高于其长期波动的影响,说明我国在制定减少环境污染政策方面的长期执行能力较弱,效果不明显。
以上结论蕴含的政策启示:
能源效率提高对减少环境污染经济损失存在积极作用,因此要减少环境污染物的排放,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必须要提高能源效率。这意味着我国政府从短期和长期方面都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特别从长期上要增强各项政策的执行力度,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投入和引导产业结构的调整等一系列措施,从而提高我国的能源效率,有效的减少环境污染物排放,降低我国的环境压力。
影响环境污染经济损失的因素很多,除了能源效率的关键作用之外,离不开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可持续发展的实现,环境污染及其经济损失减少,除了依靠提高能源效率,还需要加快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型、发挥能源消费政策的引导作用、提高环保意识的宣传、加大能源节约技术的研发投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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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 Between Total Factor Energy Efficiency and Environme ntal Pollution
LI Guozhang JIANG Jinrong ZHOU Caiyun
(School of Economic of 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Gansu 730000,China)
【关键词】环境污染；诱因分析；措施
中图分类号：X131文献标识码： A
环境问题是一项复杂且长期的工作，在我国保护环境是一项基本国策，同时国家提出了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的都是为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但在具体的实践中，环境污染问题还是困扰着我们的生产和生活，在城市和农村中，环境问题无处不在。本文宽泛的分析一些常见的环境污染诱发原因，并针对环境污染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应对对策，以期提高大家对于环境污染的认识，提升环保意识，共同创建美好的环境。
1.环境污染的诱因分析[原因分析，1.1是生产活动，增添1.2，如生活原因之类的]
1.1生产活动
人类的生产活动是造成环境污染的最主要的元凶，伴随着人类的生产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环境污染问题逐渐加重，特别如今人类生产高度发达的今天，生产活动更是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
1.1.1工业生产
工业生产是当前环境污染的诱因之一，工业的"三废"（废气，废水和废渣）对大气、水体、土壤和生物的污染，环境污染包括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生物污染等由物质引起的污染和噪声污染、热污染、放射性污染或电磁辐射污染等由物理性因素引起的污染，一些重、轻工业如化肥厂,还有食品加工,造纸业,煤矿加工,石油提炼等比较容易污染环境，其中工业生产中所排放的一些有毒的化学物质对环境产生污染非常严重，城市的环境问题主要集中在污染上。
1.1.2农业生产
农业生产同工业生产一样，其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是环境污染的重要诱因，其中农业大面积垦荒造成森林覆盖率降低，环境净化系统受到破坏，不合理的使用化肥，农药，其中化学成分对土壤，水体，空气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污染，长期使用化肥，造成土壤板结、有机质减少、地力下降；长期使用高毒、剧毒农药和化肥，致使农田中鸟类、青蛙、蚯蚓等益虫、益鸟数量大量减少，河流内鱼虾遭受毁灭性毒害，生物多样性遭到严重破坏，使农业生态环境恶化，造成了依赖农药的恶性循环，和城市环境多污染相比，农村的环境问题主要集中在破坏，各种因素综合在一起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诱发环境污染。
1.1.3经济开发和生活垃圾
环境污染的诱因大多与经济开发有关，经济利益的诱因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为了经济利益而对土地或是资源进行不合理开发都容易造成环境污染或破坏生态环境，例如，对土地的开发所造成的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对植被的开发造成植被覆盖率降低，对资源的开发造成污染如石油泄漏造成的海洋污染，化学物质的泄漏造成空气污染，植被破坏等等。除此之外，由于人们环境意识淡薄，随意丢弃生活垃圾，不将垃圾分类，或当地政府缺乏对垃圾管理工作的细化，造成工作中存在问题等都会诱发环境污染的问题。
1.1.4电子垃圾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一些新的因素诱发环境污染问题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电子垃圾，电子垃圾具有危害大，毒性强，扩散广，治理难，不易察觉等特点，例如一个电池泄漏后可污染六十万升水，其中重金属毒性非常大，对人体造成危害巨大，填埋会污染地下水和土壤，焚烧则会污染大气。
1.2[增加此点，使文章结构完整]
2.环境污染的应对措施
2.1统一思想，提出明确的环境保护战略
鉴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必须在全社会树立环境保护的意识，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来完成环境保护，当前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又有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在大方针明确的情况下，应该从上到下深刻理解并落实环境保护的问题，减少环境污染，要让全社会认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
2.2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密切与企业进行配合
治理环境污染问题政府与地方企业的工作是关键，不能为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因此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转变当地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于一些严重污染环境的地方企业必须严格限制，对于重视环境问题，在生产中注意环境保护的企业要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完善地方环境发展管理。首先，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依法处理环境污染问题，其次，加强环境问题的宣传，掀起环境保护的绿色风尚，鼓励可持续发展，给予政策上的支持，最后加强与企业的联系，针对企业发展中可能出现的环境问题要进行动态的管理，加强政府监督工作。
2.3加大科技投入，利用清洁新能源
科技的发展与进步是处理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当前针对环境污染问题，国家或各地政府都在加大科技投入来处理环境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污染的处理，例如污水处理技术，通过对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工作来解决环境问题，另一方面是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传统的能源如煤炭等即使经过处理也难以保证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因此开发新能源例如风能，地热能，潮汐能等清洁能源将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2.4环境保护，从个人做起
环境保护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对于每个普通人而言，在生活中不随意丢弃垃圾，将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实际上就是减少环境污染，保护环境的措施之一，看似力量渺小，但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将会让环境保护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
总 结
综合以上我们可以发现，环境污染的诱发原因多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相[这句话正好与上面两点相对称]关，过去人们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来了经济发展，但短期经济的发展不能掩盖环境问题中我们犯下的种种错误，于是我们看到了人们对于环境问题的反思，环境问题是一项长期且复杂的工作，必须在思想认识上重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才能有针对性的采取环境保护措施，减少环境污染，这其中除了要有政府的引导和措施的出台，企业的配合，认识与响应，还有广大普通群众从我做起的环境意识，相信随着社会的共同努力，环境问题将会得到更好的解决。
参考文献：
[1]李国璋,江金荣,周彩云. 全要素能源效率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04:50-56.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绿色;GDP;国内生产总值;环境污染;环境污染治理成本
中图分类号:X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8-0034-02
1 绿色GDP核算
目前经济现论界对绿色GDP概念有以下几种不同认识:
1.1 基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界定绿色GDP概念
1.1.1 考虑资源环境要求对绿色GDP概念的界定
绿色GDP是指在原有GDP的基础上考虑资源与环境因素,对GDP指标作出某些修正计算而产生的一个新的总量指标,“绿色GDP=国内生产净值+固定资产损耗-生产中使用的非生产自然资产”,或者“绿色GDP=(净出口+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净额+固定资产损耗)-非生产经济资产净耗减-自然资产降级与减少”;也有学者提出“绿色GDP=GDP-(自然资源耗减价值+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的价值)”。上述观点其共同之处:是基于已有的SNA体系核算出的GDP的基础上削减GDP的获得对自然资源、环境所造成的降级与损失。即,绿色GDP就是在原有GDP的测度中纳入“资源环境”概念。
1.1.2 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界定绿色GDP概念
绿色GDP是用以衡量扣除了自然资产(包括资源环境)损失之后的新创造真实国民财富的总量核算指标。绿色GDP=GDP-自然资源耗减和环境退化损失-(预防支出+恢复支出+由于非优化利用资源而进行调整计算的部分)。1.2.3 福利GDP的观点
福利GDP=现行GDP+外部影响因素,外部影响因素是一种非经济福利,有外部经济因素和外部不经济因素。
1.2 从统计核算角度界定绿色GDP概念
该观点从统计度量的可操作性的角度认为,在现行国内生产总值中扣除环境污染的损失,即可得到绿色GDP。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扣除自然资本的消耗,得到经过环境调整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绿色GDP(GGDP);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扣除生产资本的消耗,得到国内生产净值(NDP)。从国内生产总值中同时扣除生产资本消耗和自然资本消耗,得到经环境调整的国内生产净值,也称绿色国内生产净值(EDP),这就是联合国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的核心指标。所以这几者的关系可这样来表示:EDP
实施绿色GDP核算体系,在技术上需要解决如何衡量环境要素价值的问题。由于环境资源的使用大多属于非货币交易,在难以通过市场行为确定其价格的情况下,对资源增减、环境变化的估价只能采用虚拟方法。现从理论上提出了三种虚拟估价方法:市场价格法;住户意愿法;维护成本法。按照资源环境恢复到耗减和降级前的水平所需的费用来计算其价值。与市场价格法相比,维护成本法在理论上更加体现持续发展的思想,因为维持资源环境的数量和质量水平不变,也就是保证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环境成本表现为人类活动对周围环境质量和受纳体的不利影响所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对活动地造成的损失和对活动地以外的其他区域造成的损失。从量的角度看,环境成本应等于受纳体损失的总和。因此,国际上一些专家比较看重维护成本法。
2 我国环境污染总量估算
绿色GDP核算时,从GDP中扣除的项目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是自然资源净耗减,包括经济资源和非经济资源,二是环境污染损失,二者存在重叠的部分,即环境污染所致的自然资源的损耗。本文拟采用维护成本定价法,对我国环境污染损失总量进行粗略分析。假定环境污染被完全治理,不存在环境污染所致的自然资源的损耗,同时环境污染损失等于环境维护费用。
环境污染损失价值总量=环境污染的完全治理成本
=∑各污染物的排放量×各污染物的单位治理成本
=废水的理论治理成本+废气的理论治理成本+固体废弃物的理论治理成本(+噪音污染危害+其他损失)
=∑废水中各污染成分含量×各污染成分单位治理成本+∑废气中各污染成分含量×各污染成分单位治理成本+∑各类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各类固体废弃物单位治理成本
我们很难详细统计到所有污染成分的含量,也很难有十分精确的分类治理成本,可行的办法是根据国家环保部的统计数据,对主要污染成分总量进行估计,并且用各污染物的排污费征收标准作为其治理成本。目前的征收标准是2003年颁布执行的《排污费征收标准及计算方法》。根据2007年新闻报道,国家环保总局发言人称“该标准仅为污染治理成本的一半”,“我国将在3年内提高至污染治理的成本”。但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迄今基本没有调整。2009年底,环境保护部官员透露,将争取发改委、财政部的支持,尽快提高全国排污费征收标准。其中SO2废气排放费已经率先提价,部分省市从2007年的0.63元/千克提高到2009年的1.26元/千克。我们用现行标准的2倍的值进行环境污染治理成本的估计。
当然这里的污染物统计是不全面的,最重要的缺少是CO2排放的损失估计。且这里仅仅计算了理论治理成本,而大多数污染物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后已经扩散,并对自然经济社会系统造成了实质性危害,而这种这种危害可能远远大于治理成本,事实上,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还应加上其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对民众健康的损害等。因此以上数字是严重保守的,它仅表明我国污染物排放的治理成本,约占2006年我国GDP总量210871亿元的0.49%。上表中我们仅仅估算了污染物排放量的治理成本,根据本文第三部分,可知工业污染物产生量远高于排放量,即对于污染物排放的主体――企业来说,大部分污染物在排放前已经通过净化设备或工艺处理过了,然而这个过程也应该是有成本的。考虑到这个因素,可以把环境污染损失总量调整为3356.73亿元,占当年GDP的1.59%(在不考虑CO2排放所致损失的情况下)。
3 2006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环境污染总量考察
我们有必要基于绿色GDP核算模式对各省的自然资源耗费和环境污染损失进一步分析,摸清真实GDP增长现状,并尝试进行绿色GDP核算,虽然由于考虑到自然资源耗减后,GDP增幅被严重调低,所以这一尝试在省级层面已于从2006年开始严重受阻。而本文仅对各省的环境污染损失进行统计估算。
类似于上述估算过程,根据2006年环境统计年报,我们也可以对各省的环境污染状况进行分析,分别计算各类污染物价值量(排放量/产生量等×每单位污染物的排污费征收额),汇总后可得到下表数据。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污染物产生量占GDP比例在前5位的依次为贵州、山西、内蒙古、宁夏、甘肃;污染物排放强度(排放量占GDP比例)的前5位依次是贵州、宁夏、山西、内蒙古、青海。
(一)模型
参考ColeandElliott(2003)的模型，结合中国具体情况和本文实证目的，得到本文使用的模型：
其中，k、t分别表示地区、年份；Ekt表示污染指标，用人均污染排放量表征(文中根据需要也采用污染密集度)；KLkt表示资本劳动比率；Ikt表示人均收入；Okt表示贸易开放度，用贸易依存度表征；D是一个时间趋势变量。RKLkt和RIkt分别表示相对资本劳动比率和相对人均收入。
对上述模型各变量含义加以说明：
(1)资本劳动比率KL代表结构效应。加入资本劳动比率的平方项KL2是考虑到资本积累对环境边际效应递减。如果β1>0且β2<0，则说明随着资本劳动比率的增加，环境污染排放以递减的速度增加。反之，如果β1<0且β2>0，环境污染排放随资本劳动比率增加而减少。理论上，随着资本劳动比率的增加，经济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化，即由清洁产业向污染密集型产业转化，导致污染增加。
(2)人均收入I代表规模和技术总效应。人均收入项的系数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规模效应对环境影响为正，技术效应对环境的影响为负，因此当规模效应大于技术效应时，总效应为正，反之为负。另外，模型中人均收入的平方项表示人均收入对环境的递减效应，同时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含义也保持一致。
(3)贸易开放度O代表贸易对环境的总效应。ORKL是变量O和相对资本劳动比率RKL的乘积，表示要素禀赋动因引起的贸易对环境的影响，ORI是变量O和相对收入RI的乘积，表示“污染天堂”动因引起的贸易对环境的影响。
要素禀赋假说认为，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资本要素充裕的国家将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污染密集型产品)，劳动要素充裕的国家将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清洁产品)，因此，当相对资本劳动比率增加时，污染增加。“污染天堂”假说认为，如果各个国家除了环境标准之外，其他方面的条件都相同，那么污染企业会选择在环境标准较低的国家进行生产，这些国家就成为了“污染天堂”。因此，当β6<0时，表示要素禀赋假说存在，当β7>0时，表示“污染天堂”假说存在。
需要说明的是，当模型(1)的被解释变量采用人均污染排放量时，解释变量人均收入项代表规模和技术总效应，但如果被解释变量采用污染密集度对上述模型重新估计，人均收入项对污染密集度的影响只体现技术效应。因此本文将人均污染排放和污染密集度分别作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先对规模和技术效应进行估计后单独估计技术效应。
(二)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样本数据为1990-2005年(1996年和1997年除外)29个省市(除外，重庆市数据计入四川省)的数据，下面就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分别说明。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包括三种污染物的人均污染排放量和污染密集度，参考Antweiler等(2001)的选取标准，本文选取的污染物分别是二氧化硫、废水和烟尘。
各省市污染物的人均排放量分别由各省市的污染物排放总量除以总人口数得到。由于1996年和1997年只有工业污染排放数据，缺乏生活污染排放数据，故本文选取的统计时段为除1996和1997年以外的1990-2005年，基础数据来自相应各年的《中国环境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污染物的污染密集度等于各省市污染物排放总量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
(2)解释变量
需要说明的变量包括资本劳动比率KL、人均收入I、贸易开放度O、相对资本劳动比率RKL、相对人均收入RI和时间趋势变量D。
各省市的资本劳动比率KL等于各省市1952年不变价表示的资本存量与就业人员数之比。前者的数据采用张军等(2004)估算的数据，后者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各省市人均收入I的数据均采用剔除价格因素后的上一年人均GDP数据，即采用1990年不变价表示的1989-2004年各省市的人均GDP数据，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各省市的贸易开放度O等于当年价表示的各省市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进出口总额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3-2006》和《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1-1992》，基础数据由美元表示，根据相应年份的美元兑人民币年平均汇率换算成人民币。
各省市的相对人均收入RI等于上面得出的各省市的人均收入I与当年全国的人均GDP之比。各省市的相对资本劳动比率RKL等于上面的各省市的KL与全国的资本劳动比率之比。
时间趋势变量1990年取值1，依次各年度分别取值2到14。三、计量结果及分析
本文依据豪斯曼检验(Hausman-test)的检验结果来判断估计模型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根据检验结果，模型估计时全部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被解释变量分别采用人均污染排放量和污染密集度的估计结果依次见表1和表2。
(一)规模、技术和结构效应分析
表1的估计结果是将人均污染排放作为被解释变量得出的，资本劳动比率KL表征贸易对环境的结构效应，人均收入I表征贸易对环境的规模和技术效应。
表1第1列和第2列分别是Antweiler等(2001)和ColeandElliott(2003)的估计结果。为和本文的估计结果比较，先对其加以说明。Antweiler等(2001)估计结果显示，规模效应变量(GDP/km2)和结构效应变量(KL)都与二氧化硫浓度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技术效应(滞后三年的人均收入的移动平均值I)与二氧化硫浓度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经济规模的扩大和资本积累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为正，技术效应为负。与Antweiler等(2001)不同，ColeandElliott(2003)和本文的模型中，人均收入项I(前一年人均GDP)代表规模和技术总效应。ColeandElliott(2003)的估计结果中，结构效应变量(KL)与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随着资本劳动比率的增加，人均二氧化硫排放增加，且速度递减。而人均收入(I)与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负的技术效应已经超过了正的规模效应。
表1的第3-5列是本文模型的估计结果。
首先，二氧化硫的估计结果与ColeandElliott(2003)的结论是一致的，即结构效应为正，规模和技术总效应为负。不同的是，表征规模和技术效应的人均收入项I统计不显著，说明正的规模效应和负的技术效应相互抵消后对环境的作用很小，则经济对二氧化硫排放的影响将主要取决于结构效应。
其次，废水的估计结果显示，资本劳动比率KL与人均废水排放之间显著正相关，即结构效应为正。人均收入项I的系数统计显著且为正，表明技术和规模效应为正，正的规模效应超过负的技术效应，其原因在于，废水包括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而国家对污水的治理主要集中在工业污染方面，生活污水的迅速增加和难以治理是导致规模效应超过技术效应的主要原因。近年来中国的环境统计数据也显示，生活污水排放量已经超过工业废水排放量，成为水污染的主要来源。
最后，烟尘估计结果显示，结构效应不显著，且正的规模效应超过了负的技术效应，规模和技术总效应为正。同时，人均收入I的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表明，针对烟尘，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还没有越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转折点，处于曲线的上升阶段。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人均烟尘排放量增加。
表2是将污染密集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得出的估计结果，主要分析由人均收入I代表的技术效应。与ColeandElliott(2003)的估计结果类似，本文所选的三种污染指标中，人均二氧化硫和废水排放分别与人均收入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技术效应为负。人均烟尘排放与人均收入之间也是负相关，但不显著。表明人均收入的提高已经推动技术进步，进而减少污染。
(二)要素禀赋动因和“污染避难所”动因分析
表1和表2中，联合变量ORKL表征要素禀赋动因，联合变量ORI表征“污染天堂”动因。
表1中，同Antweiler等(2001)的估计结果一致，本文二氧化硫的估计结果也为要素禀赋假说和“污染天堂”假说提供了实证支持。要素禀赋变量ORKL与二氧化硫浓度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这说明，相对于中国的平均水平，大部分省市资本劳动比率相对较低，因而还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就大大地减少了中国污染排放，这与要素禀赋假说的内容相符合，同时，“污染天堂”动因变量ORI与二氧化硫浓度之间是显著正相关关系，即相对于中国的平均水平，大部分省市的人均收入也比较低，对环境质量的需求不大，因而导致了较弱的环境管制，增加了污染排放，这又符合了“污染天堂”假说的内容。废水和烟尘的估计结果也符合这两个假说，但是估计结果部分不显著。
另外，与Antweiler等(2001)贸易有利于环境改善的结论不同，ColeandElliott(2003)的估计结果显示贸易密集度(O)与二氧化硫浓度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的结果，也就是说，贸易自由化导致环境污染增加。本文的估计结果中，依污染指标不同，贸易对环境的总体影响也发生变化，总体上，贸易自由化有利于减少人均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但增加了人均废水排放。表2中贸易变量的符号基本上与表1一致，其估计结果进一步印证了上面的讨论。
最后，表1和表2的时间趋势变量(D)基本上都与污染指标呈现统计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的环保意识、环境友好型技术的开发及其他的因素都促进了污染的减少。
为进一步阐明表1和表2的经济含义，本文在表1和表2的基础上计算了各污染指标对所有经济因素的弹性，自变量的值采用各省市所有年份的平均值。估计结果见表3和表4。
从表3可以看出，贸易开放度对环境的影响相对于其他经济因素来说较小，具体地，贸易开放度提高1%，人均二氧化硫排放减少0.15%，人均废水排放增加0.06%，人均烟尘排放减少0.16%。同时，对每个污染物来说，其“污染天堂”动因对环境的影响都大于要素禀赋动因带给环境的影响，比如对于二氧化硫，其“污染天堂”动因的弹性值为0.4，而要素禀赋动因的弹性值为-0.05，前者远远大于后者，如果不加以控制，中国大部分省市很有可能变为“污染天堂”。
表4的数据显示，三种污染物对技术效应的弹性都比较大，说明技术效应较大程度地降低了污染密集度，减少了污染排放，但是，较大的技术效应并不一定能够全部抵消规模效应，结合表3，对于二氧化硫，技术效应超过了规模效应，而对于废水和烟尘，规模效应仍大于技术效应，因此需要中国进一步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开发新技术，降低污染。
四、结论
1.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经济规模的扩大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增加(结构效应)，都加大了我国的污染排放，但同时贸易开放给中国带来的技术进步降低了国内的污染排放强度，贸易是否有利于中国的环境改善依污染指标不同而不同。
2.贸易对环境总体影响相对较小，且正负因污染指标不同而不同。就本文所选的三种污染物，贸易自由化减少了二氧化硫和烟尘的排放，却增加了废水的排放。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尽管近年来国家对主要污染物的管制已经加强，但是主要将重点放在了大气的污染治理上，尤其是二氧化硫的治理，而忽视了废水的治理。
3.本文的估计结果也为要素禀赋假说和“污染天堂”假说提供了一定的实证支持。相对于中国的平均水平，多数省市的资本劳动比率较低，资本不充裕导致的要素禀赋效应减少了环境污染排放；同时，相对于平均水平，多数省市的人均收入较低导致较松的环境管制，使中国的污染排放增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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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因素工业布局环境污染合理布局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环境因素是衡量工业布局是否合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不合理的布局会加剧环境污染、破坏生态平衡，最终丧失工业生产所取得的经济效益。这样的教训很多。例如：我国辽宁省本溪市一度成为卫星找不到的城市，就是由于该市高度集中了数百家排污企业，浓烟遮蔽天空，产生极其严重的大气污染，既造成该市区大的经济损失，也对今后的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究其原因，基本的一条就是该市在工业布局时没有充分考虑本地四面环山，不利于烟尘疏散这一因素。工业污染源的形成及其对资源、生态的破坏与工业布局的不合理有密切关系。这些教训也告诉我们在对污染物缺乏治理，对突发的环境污染事故缺乏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合理布局是减少损失、减轻危害的一条有效途径。
工业布局既要注意经济效益，同时也要注意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如果环境污染严重，生态平衡被破坏，经济效益最终也就丧失了。那么从环境因素考虑如何进行工业布局呢?
人类赖以生存和生活的地球，其环境容量虽然巨大，但毕竟是有限的；不同的自然环境对污染物的净化能力也是不同的。因此，在工厂选址时，应充分考虑工厂所排放的污染物类型，根据区域的环境和特征（地质、地貌、气象、水文、土壤、植被等）、环境容量和自净能力等特点，选择适宜的厂址及排污口位置，使污染物能较好地被环境净化或避开对人类的直接危害。如有大气污染的工厂应布置在居民区的下风地带；有水污染的工厂应布置在河流的下游；大气污染严重的工厂不宜布置在山谷或盆地中；有污染的工厂还应与城镇和其他居民区、风景区保持必要的距离，并用绿化带相分隔等
从污染物的类型考虑，大气污染严重的工业部门应布置在居民区的盛行风向下风地带的郊外，在季风区要布局在与当地主要风向相垂直的郊外，使工厂排放的大量烟尘、有害气体不至于吹到居民区。在厂区与生活区之间应有绿化带，以便净化空气。需要大量工业用水，又要排放大量污水的工矿企业，工厂污水排放口要远离水源地和河流上游、避免工厂排放的污水污染居民区的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用水。进行工业布局或判断某工业部门布局是否合理必须弄清该工业部门属于何种污染，然后再进行布局或判断。
要有利于环境污染的区域综合治理。某些工业部门产生的“三废”有可利用的部分，可在附近布局配套工厂就近加以利用，将污染物有效地控制在生产过程之中，使一个工厂的废物成为另一个工厂的资源，达到“化害为利、变废为宝、综合利用”的目的。如某地区，铜矿和煤矿资源都比较丰富，拟建铜矿冶炼厂，同时建火电厂为其提供电力。但铜矿冶炼厂排放的“废气”中，含大量的二氧化硫，火电厂排放的“废气”中，有大量的粉煤灰，严重污染大气环境。因二氧化硫是制硫酸的原料，而粉煤灰也可用来制造建筑材料，所以在附近建硫酸厂和粉煤灰建筑材料厂，对前者废气进行回收利用，同时再建一个污水处理厂，对硫酸厂和粉煤灰建筑材料厂产生的污水进行治理，这样既发展了经济，又保护和改善了环境。
城市工业布局要符合工业布局的原则。如用地规模小、无污染的工业可以有组织地摆放在城区；用地规模大，对大气有轻度污染的工业可以布置在城市边缘或近郊区；有严重污染、一时又难以治理的大型企业，宜布置在远离城市的郊区，并考虑到盛行风向的影响。
还要考虑到地形的影响。大气污染严重的工厂不要布局在盆地或谷地中，要布局在通风良好的地区，以免污染物难以扩散而造成污染事故。
关键词：农村生活污染；区划指标体系；影响因素指标；现状评价指标
中图分类号：X5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3）17-4279-03
Analysis on the Affecting Factors and Establishment of Zoning Index System
for Rural Domestic Pollution
CUI Ji-honga，ZHANG Zhao-lub，ZHANG Lu-qianga
（a. College of Business； b. Faculty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255049，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the rural domestic pollution has become a major issue of curr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irst， the authors systematically analysed the affecting factors of rural domestic pollution. And then， the present status and the evaluation indexes of the rural domestic pollution were dissected. Finally， the zoning index system of rural domestic pollution was established. The zoning index system included two types of affecting factors indexes and status evaluation indexes， which had three layers and totally 19 indexes. Based on the zoning index system， the zoning of rural domestic pollution was more reasonable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The result of the paper could support the scientific prevention and cure of the rural domestic pollution.
Key words： rural domestic pollution；zoning index system；affecting factor index；status evaluation index
收稿日期：2013-04-03
基金项目：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09ZRB01277）
作者简介：崔继红（1981-），女，山东博兴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管理与农村环境保护研究，（电话）15269308135（电子信箱）
；通讯作者，张照录，主要从事于农村环境保护研究，（电话）13792173899（电子信箱）。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小农经济时代。在农业生产力并不发达的状况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却有着完整的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组成的农村生态系统，可以完成“生产—消费—分解—再生产”的物质循环功能[1]，基本不存在农村生活污染问题。然而，人类进入工业文明后，农业进入了以化肥、机械、农药使用为代表的高投入、高增长、高污染的现代农业发展阶段。农业生产力水平得到极大提升，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得到极大改变，但是，人类生活系统与农业生产系统之间的物质循环链被打断，人类生活系统排放物阻塞堆积，超过农村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致使农村生活污染日益严重[2]。
我国地域广阔，地形地貌复杂，气候多样，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人口分布极不均衡。在不同的自然资源禀赋和历史文化背景下，各地农村生产生活方式迥异，由此产生的农村生活污染问题因地而异，具有明显的地域分异性[3]。因此，正确找寻农村生活污染的主要原因和影响因素，客观评价农村生活污染现状，构建合理、适用的农村生活污染区划指标体系，因地制宜地开展农村生活污染的区划管理与防治，将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本研究从农村生活污染的影响因素分析入手，在对农村生活污染现状调查评价的基础上，提取出适用的评价指标，构成农村生活污染区划指标体系，从而为划分不同的农村生活污染区提供支撑。
1 农村生活污染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生活污染的影响因素众多，概括起来可分为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两大类型。各因素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与此同时，不同地域农村生活污染影响因素的权重不同，并且随研究空间尺度的变化而变化。因此需要对农村生活污染的影响因素作详尽分析。
1.1 自然因素
自然因素主要包括气候、地形地貌、土壤和水资源。自然因素对农村生活污染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农业产业类型、人口分布密度和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等影响而体现出来的，一般在较大区域范围内研究时才要充分考虑，通常对应于国家、省级地域范围。
1.1.1 气候因素 气候因素主要是在国家层面研究时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不同地区的气温、年日照时间、降水量等因素对农业产业类型与结构、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影响巨大，因而影响农村生活污染源类型、污染物的排放强度及年内变化、污染物能否循环利用等。一般情况下，气候条件还影响了土壤和水资源条件，共同对农村生活污染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
1.1.2 地形地貌因素 地形地貌因素对农村生活污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地形起伏变化较大、气温随高度变化明显的地域，直接影响了人口的分布、农业产业类型和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因而对农村生活污染影响较大。如我国西部青藏高原地区。二是地形起伏变化不足以引起气温明显变化的地域，地貌类型的影响体现较为明显。如我国中东部丘陵和平原地区，一般丘陵地区人口分布较为分散，平原地区人口分布较为密集。
1.1.3 土壤因素 土壤作为基岩风化作用的产物，受区域岩石类型、气候和地形地貌的控制，不同地区土壤类型差异较大。土壤对农村生活污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土壤是农业发展的基础，不同类型的土壤决定了不同类型和结构的农业产业模式，不同农业产业构成的农业生产系统各具特色，影响了其与农村生活系统之间物质循环的广度与深度。
1.1.4 水资源因素 水资源条件对区域农业产业类型有重要影响，直接决定了人口分布状况。农村生活污染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生活污水的污染问题，而区域水资源类型与水资源量的大小决定了区域水污染自净能力和污染承载能力，对农村生活污染的自净与消化有重大影响。
1.2 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是在自然因素基础上随人类发展历史阶段的不同而逐渐演化发展的，尤其是受生产力的发展影响巨大。社会因素主要包括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农业产业类型与结构、人口分布与受教育水平和污染控制政策与执行状况等。
1.2.1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生活污染影响巨大，不但影响着区域内农业产业类型与结构，还影响着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受教育水平、污染控制技术与设施等与农村生活污染有直接关系的众多因素。我国区域发展差异明显，不同地区农村生活污染状况差异较大。从现阶段来看，一般社会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由于生活方式的骤变而环保措施不到位造成农村生活污染严重。相比之下，相对落后地区的农村生活污染并不突出。当然，这种现象是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1.2.2 农业产业类型与结构 农业产业类型一方面受限于区域自然环境条件，另一方面受限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农业产业类型和结构影响了农业生产系统内部及其与农村生活系统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与循环。一般来看，农业产业类型单一，结构简单，生产效率高，但循环利用效率较低，甚至不能循环，容易造成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农业产业类型多样，结构复杂，生产效率相对较低，但循环利用效率较高，相应的环境污染问题较少。
1.2.3 人口分布与受教育水平 与城市相比，农村人口居住较为分散，村镇规模与城市相比小得多。但是，在广阔的农村地区，受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多重影响，农村人口分布存在相对集中与分散现象。一般来讲，气候适宜、地形平坦、水土资源丰富的地区，人口相对集中；相反情况下，人口相对分散。人口分布密度的不同，一方面决定了生活污染总量的大小，另一方面对污染防治措施有重要影响。农村生活污染问题本质上是人的问题，农村居民的环保意识和知识水平直接影响生活污染的防治效果。
1.2.4 生活污染防治政策与执行状况 从农村环境管理来看，我国农村环境保护工作起步晚、起点低，管理基础较为薄弱。农村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标准体系不完善。农村环境监管体系不健全，环境污染治理缺少政策和资金支持，市场化机制难以建立。2010年2月环境保护部制定了《农村生活污染防治技术政策》后，农村生活污染防治工作的相关政策措施才不断出现。农村生活污染防治政策的有无及执行力度直接影响其防治效果。
2 农村生活污染区划指标体系构建
农村生活污染区划是科学防治农村生活污染的前提，农村生活污染区划的标准，即区划指标体系的构建是区划工作的核心和基石。农村生活污染区划，不但要考虑污染现状因素，更应考虑造成现状的影响因素、可能加剧或产生新的污染的潜在影响因素。
2.1 农村生活污染影响因素指标分析
影响农村生活污染的各项因素之间存在内在的因果关联，自然因素对农村生活污染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社会因素而间接发挥作用的，社会因素是自然因素影响的结果，对农村生活污染有直接影响。这就为选择有代表性的、易获取数据的评价指标提供了可能。在影响因素指标中，选择气候特征、地形地貌特征、土壤类型和水资源状况作为自然因素指标；选择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农业主导产业、农业产业结构、常住人口密度、居民受教育水平、居民生活方式、污染防治政策与设施等作为社会因素指标。
2.2 农村生活污染现状评价指标分析
现阶段，农村生活污染主要是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许多学者就此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4-6]。本着简便、有代表性、易获取的原则，选取能较好体现农村生活污染程度的评价指标，主要包括生活污水COD排放量、生活污水排放强度及生活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排放量、生活垃圾排放强度及生活垃圾处理率等。现阶段，在农村生活污染中大气污染程度较轻，主要是燃烧化石能源排放SO2，排放浓度和强度均较低，并且主要是在冬季。考虑到社会经济发展的预期，选取SO2排放量作为农村生活污染中大气污染的评价指标。
经过统筹考虑，构建了农村生活污染区划的指标体系见图1。
3 农村生活污染区划指标体系的应用
农村生活污染区划指标体系是评价农村生活污染程度，分析农村生活污染影响因素，有针对性地确定农村生活污染防治政策与措施的依据。在实际工作中，该指标体系可灵活应用。一般情况下，农村生活污染区划可分为两个关键步骤：第一步，按影响因素指标分区，这类似于自然人文综合地理区划，只是目标单一，仅针对农村生活污染问题。第二步，按影响因素指标分区后，在每个区内再按现状评价指标进行污染程度的分级区划。
在农村生活污染区划实践过程中，可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如采用层次分析法[7]，通过现场调查和专家判断确定不同层次指标的权重值通过定量计算值来分区。与此同时，可充分借鉴现代空间数据处理技术——地理信息系统技术[8]，将各指标值进行空间矢量化，形成空间可视化数据，通过空间叠加技术来实现农村生活污染区划。
4 结语
农村生活污染问题日益加剧，已引起政府和社会多方面的重视与关注。对我国来说，农村地域广阔，各地情况差异很大，农村生活污染轻重不同，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开展农村生活污染的防治工作，可把农村生活污染区划作为防治工作的第一步。因此，农村生活污染区划指标的建立与方法的选择成为重要的技术基础，亦是科学防治农村生活污染的前提。文中建立的农村生活污染区划指标体系在应用过程中还应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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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环境污染;防治对策
收稿日期：20120331
作者简介：于治远（1953—），男，辽宁新宾人,工程师,主要从事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工作。中图分类号：X7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2)05021902
1引言
近年来,通化市在生态建设示范区创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水源保护与管理、自然保护区监管、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部分农村环境质量有所改善,农民生活质量有所提高。但农村环境形势依然严峻,农村生活污染、农药化肥污染、畜禽养殖业污染、乡镇工业企业污染、水土流失等环境问题比较突出,亟待解决。
2农村主要环境污染问题
2.1生活污染
农村生活污染主要包括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通化市农村年产生活污水2 000万t,年产生活垃圾约44万t,长久以来,农村环境普遍存在“脏、乱、差”现象,农村生活垃圾随意倾倒、生活污水任意泼洒、畜禽粪便随处可见,对农村水质、大气、土壤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污染,是目前农村环境污染的主要问题之一。
2.2畜禽养殖业污染
近年来,通化市规模化畜禽养殖业迅速发展,畜禽养殖数量迅速增加,养殖规模不断扩大。但与发展不相匹配的粗放型管理方式和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等诸多因素,导致通化市规模化畜禽养殖业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对农村环境造成了一定的污染。
2.3农药化肥污染
通化市耕地面积269 028hm2,种植品种主要以玉米、大豆、水稻为主。全市大部分为山区,坡耕地较多,农药化肥的有效利用率较低,氮利用率在25.3%~628%之间,磷利用率在10.8%~20.8%之间,大部分没有被作物吸收利用的氮、磷随农业退水及降水径流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长期施用化肥也导致全市农田土壤有机质含量逐渐降低。
2.4乡镇企业污染
通化市乡镇企业主要分布在农副产品加工、矿产、医药、食品、木制品加工、建材、造纸、水电等行业,普遍存在生产工艺落后、经营方式粗放、污染治理资金不足等问题,乡镇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加剧了农村的环境污染。
2.5水土流失
通化市地处长白山区,2/3面积是山区,水土流失的原因有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自然因素引起地表土壤侵蚀过程比较缓慢,而人为因素造成的水土流失速度快、作用强。多年来,人们乱采滥挖、不合理开发矿产资源等人为因素导致水土流失严重。
3防治对策
3.1逐步完善农村饮用水源保护工作
目前,通化市农村仍有部分村庄村民饮用自家打井水,没有必要的水质监测。已采用集中供水的乡镇和村庄对水源的保护和管理还不够规范,水质监测和保护措拖还不够到位。为确保全市农村饮水安全,应加大农村自来水工程的推广力度。要对现有的集中供水水源地加大保护力度,尽早完成水源区划工作,并按照区划做好设立界标、警示牌、护栏,清理整顿污染源等相应的保护管理工作,同时做好水质例行监测工作,确保让全市农民喝上干净水,放心水。
3.2因地制宜开展农村生活污染治理
目前,农村生活污染问题比较突出,是农村环境污染的主要问题之一。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农村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的污染防治工作,抓住机遇,争取资金,结合当地实际,因地制宜地逐步完善农村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基础设施建设。生活垃圾在做好定点存放,集中收集的基础上,要选择合适的场地修建“三防”式垃圾处理场,对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生活污水可以选择小型人工湿地进行治理、投资小、见效快、易于管护。
3.3改变农业种植结构
长期以来,农业生产大量施用农药化肥对水体、土壤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全市农村要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提倡使用农家肥和生物、有机肥料,生产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作物,只有逐步提高农民科学种田水平和改变种植结构才能有效地减少农药化肥对环境的污染。
3.4加大监管力度
近年来,畜禽养殖业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大部分粗放经营,管理不严,对环境污染尤为严重。应在全市农村进一步加大畜禽养殖散养改圈养的力度,逐步改变农民落后的畜禽养殖方式。在农村和养殖场大力推广建设“四位一体”(即温室、畜禽舍、沼气池、厕所一体化)能源生态工程等畜禽粪便综合利用成功模式。同时进一步加大规模化畜禽养殖业监管力度,严把畜禽养殖项目审批关,严禁在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等敏感区域新上畜禽养殖项目,进一步加大日常监管力度,逐步减少畜禽业环境污染问题,最终实现畜禽养殖业经济与环境的“双赢”。
3.5改善水土流失状况
多年来,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各种人为因素导致通化市水土流失状况不容乐观。全市环保、农业、林业、水利、国土等相关部门应各负其责,相互配合,齐抓共管,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减少农业生产化肥施用量,加大25°以上坡耕地退耕还林和植树造林力度,严厉查处乱砍盗伐和私挖乱采违法行为,强化矿产资源管理,逐步改善水土流失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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