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钱荒”；资金错配；金融体制；实体经济
一、什么导致了“钱荒”现象
首先，从表面上看，目前的流动性危机与银行面临季末考核，对资金需求较大有一定关系。此外监管部门强化理财产品监管以及加大对跨境套利交易的监管，也导致各银行需要增加资金以满足合规要求。但这并不是“钱荒”现象的根本原因。
除此之外，中国金融系统内部杠杆率不断放大的因素不容忽视，大量资金在金融机构的操作之下通过杠杆投资和期限错配套取利差，资金在各个金融机构间循环往复获取利润，“影子银行”大行其道的同时，也使风险不断积聚。
另外，由于我国没有利率市场化使得市场中存在监管套利的机会。在我国当前的信贷和融资体系下，国有企业较民营企业在融资上具有先天优势，更容易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资金，从而使其能通过委托贷款等方式进行套利，由此导致资金的重复计算，进而导致社会融资总量的虚增。
二、当前我国资金错配问题的成因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不平衡
与虚拟经济相比，实体经济往往投入成本较高、产出周期偏长、利润空间有限，从而不受金融业的重视。在虚拟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金融业越来越显示出脱离实体经济的倾向。金融精英们通过创造金融衍生产品等各种投机行为，获取了天价的利润，同时又完全割断了金融业与实体经济的联系。金融投机就像吸血行为一样将资金带离实体经济，当大部分资源都流向虚拟经济时能够用于实体经济的资源自然就相应减少，实体经济就失去了循环发展的动力。
（二）国有企业垄断导致严重的资源分配错位
一方面是各种各样的“炒”，还有众多垄断性的国企财大气粗；另一方面却是众多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嗷嗷待哺。这个问题的源头就在于中国畸形的金融体系。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时期，金融业也不可例外带着转轨的特征，一种计划体制和市场经济混合的特征。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承担着为国有经济输血的功能，又处在行业的垄断地位，行政力量取代市场成为资本的主导，利率的非市场化确保国企以极低的利率从银行取得贷款和银行获取暴利；另一方面却是众多中小民营企业从银行贷款不得不承担比民间高利贷还要高的利率。
（三）金融制度建设落后，行政垄断力量强大
我国金融垄断最大问题便是银行业的垄断，而银行的垄断实际便是行政权力的垄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国有控股的银行资产占国内90%以上的份额，存款、贷款比重分别在80%和70%以上，企业获得资金必须从这些国有银行借贷。联系上面论点也就不难发现，中国的金融业为何不能服务好实体经济了。如果说银行业的垄断还只能说是抽象行政垄断，那么证监会、银监会就是裸的具体行政垄断。证监会发审委的股票发行审批制度就是最大的行政垄断，发审委如何审查那些动辄部级的超级国企，只能利用其手中的权力来阻止中小企业上市，使众多效率低下的国企用天价股圈走股民的血汗钱。
（四）民间资本缺乏管制，宏观调控效力不足
民间资本缺乏管制和宏观调控的漏损是造成当前社会资金配置失衡的主要症结，而民间资本形成的国内“热钱”是造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部门脱节的根源。
从微观的角度看，民间资本是带动社会资金脱实向虚的重要力量。2010年以来，由于贷款规模控制趋严，存款准备金率高企，银行体系的放贷能力和流动性大大收紧。但由于宏观调控效力没有达及到民间资本层面，民间资本反而借银行资金收紧之机大行其道，一方面为追逐高收益，热衷于炒买炒卖的虚拟交易，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贵金属、大宗商品、艺术品，甚至蒜、糖、葱、盐等生活必需品都成为民间资本冲波逐浪的对象，从而对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形成了冲击；另一方面，民间资金肆意哄抬价格，形成大量天价高利贷，特别是在浙江、内蒙古等民间金融发达地区的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中小企业，在经济周期性调整和资金价格畸高的双重夹击下，经营出现严重困难。
三、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促进金融业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一）打破国有金融的垄断，进行体制内外金融制度的改革
1.体制内金融制度的调整
第一，应该建立健全我国的政策性金融体系，我国目前的政策性银行仅有3家，远远不能满足众多行业的融资需求。应当根据新的经济形势，设立新的政策性银行。第二，国有商业银行应当加快自己的市场化步伐，完善银行监管法规，通过组织体系重构，内部管理强化，使国有商业银行追赶市场经济的步伐。第三，取消发审委，取消IPO审批制度，使符合条件的企业都可以通过股票市场进行融资。
2.体制外金融制度的改革。
第一，应该建立民间资本的内生金融机制。放开民营银行，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第二，积极支持金融组织创新，建立与完善我国国有融资体制外金融组织体系。一是实行有差别的金融机构设置管理制度，适当降低设置区域性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条件，大力促进各类金融机构的发展。二是积极支持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如城乡信用社和城市商业银行，以弥补国有商业银行金融服务的空缺。三是引进外资银行及兴办中外合资银行，增加金融市场竞争机制。
（二）实现利率市场化，减少管制存贷款利率在金融市场上的比例
利率市场化改革目前已进入攻坚阶段，除了要渐进放开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外，还应逐步放开对特定部门贷款的利率限制，渐进推进利率市场化，赋予银行自主定价权，让市场而非行政命令来引导社会资金的配置，这样才能鼓励商业银行在贷款总量既定的前提下优先支持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引擎部门。将利率决定权下放给银行，银行围绕着服务实体经济，优化服务和信贷结构，根据企业的信用和发展状况，评价风险结构，通过不同的风险定价体系，向企业发放不同利率的贷款。
【关键词】金融体系 实体经济 虚拟经济 关系
一、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之间关系的发展过程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在其发展过程中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不同的社会经济情况而不断变化，不断平衡，使其关系处于科学有效的形势下，共同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通常意义上认为，实体经济出现早于金融体系。实体经济作为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坚实基础，在人类发展的早期就以各种不同形式所存在。而金融体系则是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逐渐形成发展而来。实体经济作为社会经济的组成基础，涵盖了人类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不仅仅包括各项经济活动，同时也指各行各业及相关的生产与服务部门。金融体系初期发展依托于实体经济的繁荣，以及交易需求的不断增多。受到实体经济发展的促进，金融体系也逐渐实现科学化与系统化的完善。与此同时，实体经济日益发展，涉及领域不断加大，资本不断积累、运转，为金融体系不断提供新的生命力，使得金融体系开始打破传统形式，更好地适应发展形势。另一方面，金融体系通过其规范合理具备科学化的内核对实体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一定的规范与制约。金融体系的建立、发展与完善使得人们对实体经济行为更加规范，更好地了解实体经济的发展规律，促进其获得最大化的利益。
随着现代金融体系的不断发展与变革，逐渐形成更加成熟的体系，为实体经济在管理模式、运行模式、组织形式等方面提供创新方向，使得实体经济的发展更加适应当代社会的市场需求。因而，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关系不断密切，相辅相成，为共同作用于社会发展与进步。
二、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实体经济是金融体系的存在基础
金融体系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经济形式。实体经济为金融体系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与发展动力。为避免金融体系出现资本泛滥、资本流向投机市场进而导致资源配置扭曲，金融体系必须依赖于实体经济，这也是保证金融体系健康发展，商品市场正常秩序的重要基础。同时，实体经济可以对金融体系中出现的通货膨胀等金融问题进行调节，从而降低金融体系的风险，避免金融危机等恶性经济事件的发生，确保金融体系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实现金融资本的合理配置。
（二）金融体系是促进实体经济的重要工具
金融体系形成初期主要是作为一种支付中介对实体经济产生作用，帮助其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为实体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同时为实体经济分担了一定的风险，担负起保证实体经济稳定增长的职能。随着金融体系概念与体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对实体经济形成引导作用，并通过具体的理论对实体经济 产生影响，促进实体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从而使得实体经济能够持续不断的发展，保持其旺盛的活力。同时，金融体系能够通过抓住实体经济运行中的规律来扩大生产，谋取利益，而且能够帮助实体经济有效避免因自身经济行为所带来风险。另外，管理部门还可通过金融体系来规范实体经济，调节实体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从而确保社会经济平稳发展。
三、协调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之间关系的措施
（一）以实体经济促进金融体系发展
实体经济作为金融体系的存在基础，必须充分发挥其优势作用，促进金融体系的发展。实体经济应通过对经济行为的交易进行管理与控制，发挥其对金融体系的积极作用，使人们更加广泛的了解与接受金融体系在经济社会的作用，为金融体系的发展提供更加完善的资料，使得金融体系更快的发展与完善。
首先，实体经济应发挥其在社会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明确金融体系的发展方向及主要目标，确保金融体系朝着健康有利的方向不断发展。其次，实体经济应刺激自身交易需求，加快原始资本积累速度，从而推动金融体系的发展，提高资本利用率，加快资金向金融体系的流动，从而扩大金融体系规模。另外，实体经济应该不断提高其市场化程度，从而促进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发展。最后，实体经济应不断深化改革自身结构，活跃内部需求，从而促进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共同发展。
（二）金融体系的创新改革
金融体系的创新改革主要是指金融体系的自由化程度的加深。金融体系的自由化程度是衡量金融体系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同时对实体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为推动金融体系自由化改革，必须从以下几点出发。首先，金融体系资本融通渠道应进一步加宽，提高资本周转率及资本利用率，加快资本的周转。其次，促进直接投资，刺激金融市场需求，从而对实体经济产生积极作用。最后，规范市场行为，提高信用秩序，从而促进金融体系自由化改革的发展。
（三）资本市场的发展与改革
资本市场作为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发展的基础，其发展与改革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发展趋势。因而，必须确保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与改革。直接金融体系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资本市场的发展与改革具有较强关联，因而应加快直接金融体系的资本化程度的建设进程，从而有效促进直接金融体系与资本市场的融合，改善传统形势下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直接金融体系与资本市场的融合有助于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的相互协调，共同促进。
四、结语
金融体系产生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同时能够促进实体经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二者在发展过程中的关系不断演变，由分离向融合不断变化，对发展与改革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二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相辅相成，因而应正确认识与协调二者的关系，发挥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同时实体经济不断发展为金融体系提供必要基础，共同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金融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超过实体经济，这也使得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得到了很大提升，世界经济的结构也发生了演变。这种现象有利也有弊。其有利方面在于金融经济的地位提升使得社会资源大量流入金融经济领域，在整体社会经济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对资金的流动与配置起到不可或缺的中介与配合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3]。其缺陷方面在于两者之间的失衡使得金融经济缺乏相应的制约机制，甚至限制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从而对整个社会经济造成消极影响。金融经济的主要职能便是服务于实体经济，一旦两者分离，无论对金融经济来说，还是对实体经济来说，其破坏性都是空前的。所以，合理把握两者之间的比例是非常重要的，研究两者分离的原因是解决当前困境必须要走的路。
二、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原因
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发生分离的主要原因是前者在规模、数量、地位等方面大大超越了后者，随着这种现象的深入，两者的分离也一定会对社会的整体经济产生消极影响[4]。因此，对两者分离的原因进行分析是很有必要的。大体上看，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金融资产增多使风险增大在讨论金融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实体经济的发展也不容忽视。从时间顺序与现实贡献的角度看，实体经济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与金融经济相比更具备根本性，从发展层面看，在实体经济得到一定发展以后，金融经济才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另外，无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期，金融经济想要进一步发展，都必须以实体经济作为依托。所以，金融经济想要发展就必须以实体经济作为基础。但是，实体经济在世界性的交易过程中需要外汇，而外汇又要依托于金融经济，在实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桥梁作用，然而，风险又会不可避免的出现在金融经济中[5]。所以，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会慢于金融交易的增长速度，金融资产的比率也因此增加，这对经济发展来说，不仅是机遇也是挑战。
(二)技术因素与制度因素导致从技术角度看，技术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创新，而经济的发展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技术创新的影响，这种影响具有国际化特点，金融经济的类型也以此为基础越来越多，从而促进金融经济的发展，提升金融资产的比率。从制度角度看，由于金融经济大于实体经济，金融交易中的很多非理都与两者的分离有很大关系，这些行为因为制度因素而产生的。
(三)金融管制的自由化与弱化金融管制的自由化与弱化膨胀是影响两者分离的直接因素之一，弱化主要表现在国际之间解除了金融管制，导致国际之间的资本流动越来越多，除此之外，国家内部也会对金融管制进行弱化甚至解除，导致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金融交易的数量也随之增加[6]。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原因有很多，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当前局面的产生，而上述的三个方面起主要作用，想要阻止两者的分离，也需要从上述三个方面入手，将两者之间的比重与相互关系协调好，从而使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
三、金融经济应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任何层面上的经济发展都与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密不可分，从根本上讲，金融经济来源于实体经济，金融经济的发展需要以实体经济为依托，所以，金融经济需要服务于实体经济而完成发展，这对世界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要。从表面上看，金融危机存在于金融经济领域，但究其根本仍在于实体经济，而金融经济的过快发展已经对实体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金融经济的发展在缺乏实体经济的支持下，就会形成金融危机[7]。金融危机的主要表现在金融机构自我服务，满足以及强化的倾向加强，使得金融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相脱离，甚至对实体经济的发展造成干扰。由此可见，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金融机构与企业需要必要的实体经济作为发展支撑。
四、结论
关键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
一、引言
随着经济金融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加速，金融产业的日益强大对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不断增强。但是，金融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金融泡沫化、金融资本脱实向虚、实体产业空心化以及金融危机所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等一系列问题，再一次引起了学者们对金融与经济关系的高度关注，特别是金融如何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问题。当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金融资源配置是否有效，金融要素投入能否高效地促进实体经济增长值得深入研究。而且，从中国经济运行情况来看，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绝非仅仅是简单的数量关系①，中国金融信贷的“输血”工程必须重新审视。基于效率维度，重拾并高度重视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效率问题是现阶段的占优策略（谢家智、王文涛，2013a）。因此，全面测评中国各省市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并准确找出其主要的影响因素，有助于为解决金融乏力困境和调整实体经济结构提供参考依据，因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目前，国外关于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研究更多集中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直接研究金融支持经济增长效率的非常少。M60n和Weill（2010）基于47个国家1980-1995年的面板数据，利用随机前沿模型测算了金融中介发展支持宏观经济增长的技术效率。Gheeraert和Weill等（2015）基于7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随机前沿模型测算了伊斯兰银行支持宏观经济增长的效率。国内也有少数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效率问题。比如：Suo和Wang（2009）运用DEA方法测算了金融支持在农业规模化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方面的效率问题；熊正德等（2011）将DEA和Logit模型相结合，实证研究了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效率及影响因素；周智和万洪斌（2013）测算了1980-2011年温州信贷资金投入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拉动效率；张海波（2014）利用DEA方法测算了内蒙古12个盟市2009-2012年的金融效率。孙爱军等（2011）利用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了1998-2010年中国各省市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效率，并细分到三大产业，结果发现金融在不同省份所发挥的效率和作用存在较大差异。俞立平（2012）利用DEA非径向超效率模型测算了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效率，结果发现中国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绝对效率较低，相对效率较高。谢家智和王文涛（2013a，2013b）采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测算了中国各省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率及其分布特征、影响因素及传递机理，前者发现金融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可以提升金融创新效率，中央政府信贷干预程度和金融市场化程度有利于同时提升金融配置效率和金融创新效率，二元经济结构会降低金融配置效率，政府信贷干预会冲抵金融市场化对金融效率的促进作用；后者发现中国的金融效率偏低且没有明显改变，金融创新效率低于金融配置效率，金融控制程度影响金融创新效率，金融创新效率不足制约金融效率的提升，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仍停留在数量扩张和要素堆积阶段。
综上可以看出，现有相关研究都更多的是关注金融支持宏观经济增长的效率问题，鲜有文献专门研究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问题。蒋智陶（2014）利用Malmquist指数测算了中国31个省市2003-2012年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效率及其省际差异，但其研究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一是他所使用的同期Malmquist指数以同期的生产技术为参考，不具有可传递性特征，且在利用线性规划求解混合时期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时可能存在无可行性解问题；二是他仅选用了实体经济融资额和总产值的单投入单产出指标，忽略了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对实体经济产出的影。另外，在“内陆经济崛起”的新区域经济格局下，研究区域实体经济增长问题采用“新三大区域”方案，即沿海、内陆、沿边地区（张毓峰等，2014）来进行区域划分可能更为科学①。基于此，本文采用两阶段研究方法，将首先同时利用全局Malmquist指数和同期Malmquist指数测度中国31个省市1999-2015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并对此进行省际横向和时间纵向的比较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利用全国、东部、中部、西部、沿海、沿边、内陆地区的区域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主要因素。
三、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测算与分析
根据前面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模型，借助M戕DEA Pro 6.0软件测算了中国31个省市1999-2015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及效率变化情况。为了比较，本文同时测算了全局Malmquist指数、同期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结果。
（一）基于省际平均的分析
总体来看，各年间的全局Malmquist指数和同期Malmquist指数各不相同，但其变化趋势完全一致，如下图1所示。1999-2015年间，中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整体呈下降趋势，全局全要素生产率（MGc）平均增长率为-0.9%，同期全要素生产率（Mc）平均增长率为-1.6%。分阶段来看，全局Malmquist指数和同期Malmquist指数在2000-2005年均小于1，说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呈负增长；在2004-2008年间，两个指数均大于1（2006年除外），说明这段时间内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有所提升；在2009年，全局Malmquist指数和同期Malmquist指数均出现大幅下降，分别达到最小值0.776和0.720，可能是因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巨大冲击所致；2009年以后，两个指数均又大幅增长，在2011年达到最大值，分别为1.179和1.168，这可能与中国金融危机后的40000亿投资计划有关；2011年开始，两个指数又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到2013年分别下降到0.832和0.767。
下图2显示了全局Malmquist指数和同期Malmquist指数的分解情况。总体来看，EC、SC、PC三个分解指数的变化趋势比较平稳，波动较小，而BPC指数和TP指数的波动幅度相对较大，特别是2003-2005年间和2008-2014年间。从全局Malmquist指数的分解来看，技术效率变化指数（ECc）的平均增长率为-0.8%，技术进步指数（BPCc）的平均增长率为-0.2%，说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是由技术效率变化指数（ECc）和技术进步指数（BPCc）的共同下降所致，且以效率的下降为主导；从同期Malmquist指数的分解来看，技术进步指数（TP）的平均增长率为-0.8%，纯技术效率指数（PC）的平均增长率为-0.5%，规模效率指数（sC）的平均增长率为-0.3%，说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也是由技术进步指数（TP）、纯技术效率（PC）和规模效率（SC）的下降共同所致，但以技术进步和纯技术效率的下降为主导。
在全局Malmquist指数（MGc）大于1的年份中，效率变化指数（ECc）大于1而技术变化指数（BPCc）小于1的年份有2005年、2007年和2015年，说明这三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由技术效率的提高所贡献；相反，效率变化指数（ECc）小于1而技术变化指数（BPCc）大于1的年份有2000年、2004年、2008年、2010年和2011年，说明这些年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的上升所贡献。在全局Malmquist指数（MGc）小于1的年份中，技术变化指数（BPCc）和效率变化指数（ECc）同时小于1的年份有2001年、2002年、2012年和2013年，说明这4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同步下降；效率变化指数（ECc）大于1而技g变化指数（BPCc）小于1的年份有2003年、2006年、2009年和2014年，说明这4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主要原因为技术进步的下降。
（二）基于时间平均的分析
分区域来看，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的全局Malmquist指数（肜）的均值分别为1.007、0.982和0.985，同期Malmquist指数（Mc）分别为1.021、0.961和0.977，这说明在1999-2015年间，沿海地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呈增长趋势，服务效率最高，而沿边地区与内陆地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呈下降趋势，其中内陆地区的服务效率最低。从Malmquist指数的分解情况来看，沿海地区的全局技术变化指数（BPCc）和同期技术进步指数（TP）、规模效率指数（SC）均大于1，而效率变化指数（ECc）和纯效率指数（PC）均小于1，说明沿海地区主要由技术进步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不断提高；而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的两个Malmquist指数及各分解指数的均值都小于1，说明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的下降由技术效率的下降、规模效率的下降等多种因素共同导致而成。
Malmquist指数小于1说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在下降，大于1说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在上升。分省市来看，沿海地区中辽宁和福建的全局Malmquist指数小于1，而其他8省的则大于等于1；内陆地区全局Malmquist指数大于1的省市仅有宁夏，其他12个省市全部小于1；沿边地区全局Malmquist指数大于1的有吉林、内蒙古和新疆三省，其他5省的也全部小于1。同期Malmquist指数也具有相似的省际分布情况，沿海地区除河北和福建以外的其他8省、内陆地区的青海和宁夏2省、沿边地区的吉林、内蒙古和新疆3省的同期Malmquist指数大于1，其他省份的指数全部小1。
综合各省市的全局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指数来看，在全局Malmquist指数（MGc）大于1的省份中，天津、上海、浙江、广东和内蒙古5个省份的效率变化指数（ECc）和技术变化指数（BPCc）同时大于1，说明这5个省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由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共同推动；北京、河北和新疆等3个省市的技术变化指数（BPCc）均大于1，说明这3个省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由技术进步所贡献；江苏、山东、宁夏和吉林4个省份的效率变化指数（ECc）大于1，说明这4个省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由效率改进所贡献。在全局Malmquist指数（MGc）小于1的省份中，福建、山西、安徽、江西、河南、重庆、四川、贵州、甘肃、黑龙江、广西、云南和共13个省市的技术变化指数（BPCc）和效率变化指数（ECc）同时小于1，说明这13个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同时下降；湖北、湖南、陕西、青海4省的技术变化指数（BPCc）小于1，但其效率变化指数（ECc）大于1，说明这4个省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的下降而非技术效率下降；相反，辽宁和海南2省的技术变化指数（BPCc）大于1而效率变化指数（ECc）小于1，说明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主要由技术效率下降所致。
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模型、指标与数据
本文将分别以前文测算的全局Malmquist指数和同期Malmquist指数为被解释变量，以所有可能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因素为解释变量，建立如下的计量模型：
其中，Y1和Y2分别为各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MGc指数和”指数；a为截距项，β为K*1维的参数系数向量，xij.为1*K维的影响因素向量，K为解释变量的个数，εij为随机扰动项。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因素很多，本文将从金融产业、实体经济、宏观环境三个方面来进行指标选择。
在金融产业方面，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金融产业规模、金融体系结构、实体经济直接融资比重等。金融产业规模（FSC），采用各省金融业增加值来代替，并对其进行取对数处理，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金融体系结构（FST），采用各省股票市值和保费收入占金融总资产的比重代替。本文综合李树、鲁钊阳（2014）和张林等（2014）的方法，各省市金融总资产由各省流通中的现金（M0乘以各省市生产总值占GDP的比重）、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股票市值、保费收入等加总计算得到，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金融年鉴》、《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以及wind数据库。直接融资比重（DF），采用实体经济直接融资额占融资总额的比重代替。2000-2012年实体经济直接融资比重数据来源于各省市2005-2006和2012年的《金融运行报告》，2013-2015年实体经济直接融资比重采用社会融资规模中企业债券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总额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来代替。
在实体经济方面，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实体经济产业结构、国有经济比重等。实体经济产业结构（RIS），采用各省第二产业产值占实体经济总产值的比重来代替，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国有经济比重（SOE），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各省市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总额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额的比重来代替，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在宏观环境方面，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主要因素包括政府干预程度、对外开放度、信息化水平、劳动力素质等。政府干预程度（FIS），采用各省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代替。对外开放度（OPEN），采用各省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代替。信息化水平（INF），采用各省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产值占GDP比重代替。劳动力素质（EDU），采用各省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代替。相关数据均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二）实证过程与结果分析
针对面板数据，理论上存在三种可供选择的面板估计模型：混合效（POLS）、固定效应（FE）和随机效应（RE）。实际运用过程中，可以根据样本数据特征选择合适的估计模型，具体的选择过程为：以F检验确定是选择POLS模型还是FE模型，F检验的原假设为“混合回归模型更优”；以拉格朗日乘数（LM）检验确定是选择POIS模型还是RE模型，LM检验的原假设为“混合回归模型更优”；以豪斯曼（H）检验确定是选择RE模型还是FE模型，H检验的原假设为“随机效应模型更优”。如果F检验和LM检验均不显著，则说明应该选择POLS模型；如果二者中有一个显著则进行H检验，当H检验显著时选择FE模型，反之用RE模型。确定好面板估计模型以后，还需要对模型进行自相关检验和异方差检验。如果选定的估计模型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问题，则需要改用可行广义二乘法（FGLS）对模型进行重新估计，以消除自相关和异方差问题。本文利用Statal4.0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处理，限于篇幅，全国及各地区的模型检验结果均未列出，以同期Malmquist指数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也未列出。下表2显示了以全局Malmquist指数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估计结果。
根据表2可以看出，金融产业规模（FSC）的回归系数在全国、中部、西部、内陆和沿边地区的模型中显著为负，说明在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速度不协调的背景下，金融产业规模的扩大（相对于实体经济来说）并不有利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反而起到阻碍作用。这与蒋智陶（2014）和李强、徐康宁（2013）的研究结论比较一致，前者也发现金融业的规模扩大阻碍金融服务效率的提高，后者发现金融发展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却阻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此外，金融产业规模（FSC）的回归系数在东部地区和沿海地区都显著为正，说明东部地区和沿海地区金融业自身规模的扩大有利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出现这种明显区域差异的可能原因在于中国金融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突出，东部沿海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而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这一结论说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可能存在某种门槛效应，同时说明推进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对于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金融体系结构（FST）的回归系数在绝大部分模型中都显著为负，少数模型中不显著。从理论上讲，股票市值和保费收入占金融总资产的比重越大，说明金融体系结构越趋于合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越高。实证结果与理论刚好相反，出现这种情况可能的原因在于中国实体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直接金融的发展，但直接金融特别是股票市场发展的滞后和剧烈波动对实体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的负向影响，因此出现股票市值和保费收入总额占比越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反而越低。直接融资比重（DF）的回归系数在全国和东部地区显著为正，在西部地区和内陆地区显著为负，在其他地区不显著。这说明直接融资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且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理论上讲，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有助于提高实体经济部门的融资效率，从而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但是，目前直接融资比重在我国实体经济融资总量中的占比还非常低，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占比非常高，资本市场发展的滞后和不健全使得实体经济直接融资的利用效率较低。
实体经济产业结构（RIS）的回归系数在全国、中部、西部、内陆和沿边地区的模型中显著为正，在东部地区和沿海地区不显著。这说明实体经济产业结构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在全国、中部、西部、内陆和沿边地区，第二产业占实体经济总产值的比重越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越高。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在中部、西部、内陆和沿边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中，第二产业的快速成长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吸引了更多的金融资源，而在东部沿海地区，第三产业的迅速崛起使得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不断下降，金融资源也逐渐向第三产业转移。国有经济比重（SOE）的回归系数在绝大多数模型中都不显著，说明经济性质并不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金融部门在向实体经济部门提供金融服务时，特别是在信贷审批发放过程中会全面评估实体企业的财务状况，而不会明显偏向于国有企业。
政府干预程度（FIS）的回归系数在几乎全部模型中都显著为负，即政府干预会降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这说明要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必须减少政府干预，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加快经济市场化发展。对外开放度（OPEN）的回归系数在全国、东部及沿海地区的模型中显著为正，在其他地区不显著。不难理解，东部地区和沿海地区各省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国际贸易对区域实体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在其他地区，各省对外开放程度相对较低，实体经济增长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相对较小。因此，在全国、东部和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度的提高有助于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而在其他地区则不显著。信息化水平（INF）的回归系数在几乎全部模型中都不显著，表明各省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发展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不显著。截止当前，全国各省的交通运输业都相对较发达，交通运输对区域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不显著是可以理解的。劳动者素质（EDU）的回归系数在部分模型中显著为正，在部分模型中不显著。从理论上讲，劳动是每个经济系统的主要投入要素，劳动力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劳动效率和劳动质量，特别是金融业这种知识密集型行业，劳动者素质越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越高。回归结果中出现部分模型的系数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普遍较低，对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影响较小。
（三）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的进一步讨论
前文的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回归实际上是均值回归，并不能体现解释变量x对整个条件分布的y x影响。因此，本文拟采用Koenker和Bassett（1978）提出的分位数回归（Quantile Regression，QR）方法来进一步分析在条件分布的不同位置上，各影响因素对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方向、大小及趋势等综合情况。限于篇幅，本文仅列出了全国样本模型回归的系数表和中位数回归的分位数图，如下表3和图5所示。
综合表3和图5可以看出，金融产业规模（FSC）的回归系数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且在各分位点上全部显著为负，这与前文的静态面板模型回归结果一致，说明金融产业规模的扩大并不有利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金融体系结构（FsT）的回归系数呈先降后升再降的变化趋势，在0.1、0.25和0.5分位点上显著为负，在0.75和0.9分位点不显著，说明金融体系结构的优化在长期内将显著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但在短期内效果不明显；直接融资比重（DF）的回归系数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在0.1、0.25和0.5分位点上显著为正，在0.75和0.9分位点不显著，说明实体融资比重的适度提升会改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实体经济产业结构（RIS）的回归系数在所有分位点上都为正，但呈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在中位点上系数最大且显著性水平也最高，在0.1和0.25分位点上不显著，这说明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其在实体经济总量中的比例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必须保持在合理的水平。国有经济比重（SOE）的回归系数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在0.1和0.25分位点上显著为正，在0.75和0.9分位点显著为负，在0.5分位点上不显著，说明随着国有经济比重的不断上升，民营经济所占市场份额不断减少，国有经济的低效率将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也间接说明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重要性。政府干预程度（FIS）的回归系数呈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在0.1、0.25和0.5分位点上显著为负，在0.75和0.9分位点上为负但不显著，说明政府干预会阻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对外开放度（OPEN）的回归系数在所有分位点上显著为正，与前文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在经济金融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国际形势下，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信息化水平（INF）和劳动者素质（EDU）两个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为负，且不显著，这跟前文静态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有一定差别。为此，我们将这两个变量剔除后重新做了回归，其他解释变量回归系数的大小和显著性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所以本文列举的是包含这两个变量的回归结果。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模型回归结果的科学性和可信性，本文拟从以下3个方面做稳健性检验：（1）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很多，主要有以SFA为代表的参数法、以LP为代表的半参数法和以DEA为代表的非参数法。为了检验不同方法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测算结果的影响，本文主要采用SFA、LP半参数法（Levinsohn、Petrin，2003）和窗式DEA（李谷成等，2013）方法来重新估算。首先，本文利用上文所选定的投入产出变量设定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并采用SFA方法重新估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然后采用LP半参数法和窗式DEA方法，重新估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并同样进行了r间维度和区域维度的比较分析。检验结果发现，虽然有不少年份或地区的测算结果有细微变化，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不断下降的总体变化趋势和东高西低的区域格局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表明相关的主要研究结论是稳健的。（2）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因素，论文也从两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替换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结果，利用SFA、LP和窗式DEA所测算的结果，选取上文同样的影响因素及替代指标，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稳健性检验。二是更换影响因素的替代指标，比如用金融总资产替换金融规模（FSC），用金融市场效率（金融机构贷存比）替换金融市场结构（FST），用服务业规模（除金融和房地产以外所有服务业的产值总和）占实体经济总产值的比例替换实体经济产业结构（RIS），去掉在大多数模型中均不显著的变量“信息化水平（INF）”。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尽管七个模型中各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大小和显著度有细微差别，但其系数的正负方向和显著性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这说明本文实证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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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经济波动和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进行准确的理解，能够有效地促进金融的发展和防范金融风险。本文在梳理两者的发展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的思考了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关系在主流的经济理论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金融体系在实质上并非是与实体经济相对立的一种虚拟经济，属于一种服务业，并且对实体经济的产出进行了直接的贡献，同时其也是实体经济对资源进行配置的核心，要想保证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要对金融体系自身的运行机制进行准确的理解，并且将其与实体经济的匹配度充分的把握好。
[
关键词 ]金融体系；实体经济；关系
从理论层面，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与经济周期或经济波动这一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具有密切的关系。从实践层面来说，对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关系进行正确的理解，除了能够有效地促进金融体系的发展，同时还可以很好地防范金融危机。目前我国正在处于经济发展转型以及金融体系改革的一个关键时期，为此，本文在梳理两者的发展的基础之上，分析了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的关系和一些基础性的问题。
1.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关系在主流宏观经济学中的理论
现在的学者开始越来越关注经济运行受到的金融体系的影响，并且对经济运行和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比如有学者提出在通货紧缩以及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后过度债务融资对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强调，其主要研究的是经济波动受到的金融体系融资总量的影响[1]；另外有学者认为投资并非是导致经济不稳定的重要来源，而因为投资进行的融资才是导致经济不稳定的原因，其对经济波动受到的金融体系的融资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强调。还有学者对银行的流动性转换对经济效率的改善作用进行了论证，然而经济波动同时也受到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和流动性创造的影响。除了主流的宏观经济理论研研究，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是长期以来金融发展理论一直关注的一个焦点。然而从实际上来说，在主流经济理论中并非对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关系具有充分的理解，因此现在经济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对两者之间关系的探讨。
2.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关系的发展分析
在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发展中，两者具有始终属于动态变化的关系。早在实体经济发展的初期，金融体系的形成就是由于交易需求而具备了前提和基础，而当时在实体经济相互之间的汇总和支付中金融体系只属于一种中介，无法对实体经济的发展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在实体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之间出现了相互的融合和发展，在实体经济积累的原始资本的基础之上，金融体系开始逐渐的成为信用中介，并且开始不断地优化配置实体经济原始积累的资本，最终对实体经济的持续发展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金融市场在实体经济实施公司制和股份制的改革之后具备了发展的机会和平台，这样也就使得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两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直接、更加密切[2]。
实体经济在现代金融体系不断转变结构以及不断创新功能的条件下在科学技术、组织方式以及管理模式等方面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变革，这样就使得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之间具有了一种相互控制、相互制约的关系，并且开始逐渐的走向分离，与此同时，由于边际产出的递减导致实体经济逐渐的陷入困境，而金融体系的主要支撑就是信用，这样就导致两者的分离速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快。
3.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之间的作用关系
首先，金融体系存在的基础是实体经济：作为实体经济发展中形成的一种产物，金融体系存在的基础就是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将稳定的收益和物质基础提供给了金融体系。如果金融体系不依托于实体经济，就很容易发生资本泛滥的现象，最终会在投机市场流入大量的金融资本，从而导致出现扭曲的资源配置。这样除了会将商品经济的秩序打破之外，同时又有可能导致出现金融危机，因此金融体系存在的意义也就丧失了[3]。
其次，在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中金融体系属于非常重要的工具：金融体系将有效可靠的支付中介提供给了实体经济，并且促进实体经济将资本的原始积累完成，实体经济由于这些积累的原始资本具备了不断扩大生产的基础，同时，金融体系还对实体经济稳步增长和风险的分散具有促进作用[4]。目前金融体系开始变得越来越完善，因此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比如现在出现的信用体制建设、财务管理、信息披露以及兼并收购等最终对实体经济的持续发展起到了十分显著的促进作用。
4.对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之间关系进行协调的有效对策
首先，要将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充分地发挥出来，从而能够对金融体系的发展起到有效的推动作用。实体经济必须要将自身在发展中的主动性充分的体现出来，将发展的导向确定为交易需求，从而能够将相应的处理提供给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使两者之间存在的分离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金融体系会受到实体经济中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原始资本积累的速度由于实体经济的增长而得以加快，并且不断地向金融体系中流入，从而进一步地扩大金融体系的规模；与此同时，实体经济派生的金融需求及其自身的市场化发展能够对金融体系和金融服务朝着自由化和市场化方向的发展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所以，必须要改革实体经济，从而使实体经济推动金融体系发展的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确保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能够实现有效的融合。
其次，要对金融体系的自由化改革进行积极的推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会由于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发展而受到积极的影响，立足于资金供求的渠道能够不断的促进实体经济融资效率的提升，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第一，通过提升储蓄利率的方式可以使储蓄的规模得以扩大；第二，不断地完善和发展直接融资的方式，能够确保大量的储蓄直接转化成为投资；第三，其能够对金融市场受到的政府的不利影响起到有效的规避作用，确保能够使实现资本的优化配置；第四，其能够对监管体系的逐渐完善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并且进一步地提升实体经济的服务效率；第五，其能够将具有差异化以及多层次特点的金融市场构建起来，从而能够使金融市场结构的失衡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所以，必须要对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发展进行大力的推进，从而将金融体系的优势充分地发挥出来，确保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具有越来越密切的关系[5]。
最后，要不断地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改革：金融体系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也就是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所谓的直接金融就是资本市场，所谓的间接金融就是金融中介。实体经济和间接金融之间具有债权和债务的关系，而直接金融则对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整个过程起到了决定的作用。因此，要想使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得到有效的维持，就必须要不断地发展和改革资本市场。比如可以将实体经济的财务信息和业务信息及时地披露出来，从而使信息在实体经济发展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并且不断地规范实体经济的经营管理；要制定完善的信用体制和法律法规，从而能够充分地促进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发展，最终能够将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给实体经济的发展，资本市场的发展可以将更加层次化和多样化的融资渠道提供给实体经济，从而有效地加快实体经济的融资效率。
5.结语
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两者之间的相互融合有效地促进了两者的持续发展。脱离实体经济的依托的金融体系就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而离开金融体系的实体经济则很难实现稳定的发展。为此，必须要对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正确的认识，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协调，只有这样才能够将两者的积极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确保我国的经济实现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晓朴,朱太辉.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反思[J].国际金融研究,2014(03)
[2]邱兆祥,安世友.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重新审视[J].教学与研究,2012(09)
[3]邱杨茜,陈颖,余军,何孝星.当前我国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运行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经济学动态,2012(08)
关键词：金融经济；实体经济；分离；协调发展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持续发展，金融界中开始逐渐出现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经济现象，这个经济现象在以往很少发生，其主要表现为金融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与实体经济发生了分离。其实关于这个理论的研究已经持续很久了，只是在当下的经济形势下才被人们逐渐所关注。深入研究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分离对于全球经济的发展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一、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主要表现
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分离并不是近两年才出现的新现象，只是伴随着和经济危机的加重，其所带来的效应被逐渐的放大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主要表现极为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在数量上出现的严重不平衡性。在这种分离的局面下，实体经济部门的数量远远少于金融经济部门，并且在规模上也存在着严重的落后性。在这种分离的过程中，实体经济原先的主导地位逐渐丧失，金融经济的地位则明显上升。而明显反应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关系的经济指标例如，金融资产比率、金融交易比率等也发生着明显的变化。这些都是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发生分离的主要表现指标。
二、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发生分离的主要原因分析
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之所以会发生分离其有很多原因。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实体经济明显早于金融经济产生，因此，实体经济的发展始终推动着金融经济的同步发展。换句话说，只有当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金融经济才能得到相当的充实和进步，从商业贸易方面来看也是这样的。因为只有当实际的产品数量变多的时候，商品交易才会应运而生。而在这个交易产生的过程中，金融的资产比率也随之提高了。其次，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发展也是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发生分离的另外一大主要原因。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金融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并在短短的时间内就脱离了其对于实体经济的依赖，进而产生了所谓的“分离”。同时，科学生产力的不断提升，经济也变得越发的全球化，在这种全球化的经济大背景下，金融的领域也不断的被拓展着，这些拓展也使得金融经济的交易量急速提升，因此也使得金融资产比率得到提升，进一步促进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分离。再次，很多的经济学家在探讨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分离现象的时候，往往喜欢对一些非制度性的因素进行过分的考虑，而忽略了其与制度之间存在的关系。其实这些非制度性的因素都是客观存在的，其不以我们的意识为转移。而产生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来源与制度，这点却往往很受忽视。再次，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发生分离的还有一个关键原因即为资本结构所发生的相应转变。在具体的运作中，很多企业的经营资金所占的比例逐年遐想，而通过其他渠道筹集的资金数量正在不断提升；而从单个的家庭经济中去看，贷款的数量也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大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和部门都意识到金融资本的重要性，纷纷加入进来；而从政府层面来看，政府也债务也不断增加。这些显著的变化都是使得资产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也就是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逐渐分离的原因。第四，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之所以会面临现如今的一个分离的局面，其关于金融的相关制度的越来越趋于自由化也是一个显著的原因。其关于金融的制度日趋自由化的表现主要如下，首先，由于各个国家和经济实体都相继解除了对于金融经济的诸多限制，因此，在各个国家内，金融资金之间的相互流动变得更加的高效便利。同时，金融资本的不断涌入，也让国内国际贸易的数量不断增加，国际贸易的增加同时也更能吸引更多的外国资金的进入。这本就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也是金融经济不断繁荣的一个循环圈。其次，国家层面上对于金融相关制度的“松绑”以后，国内各个金融部门之间的竞争也变得越老越白热化。在竞争的白热化过程中，很多企业为了提升自己的价格优势，大打价格战，在这样的价格战背景下，金融的贸易量顺势不断提升。再次，在对金融相关政策放松管制的时候，关于汇率的相关要求也相继得到了解除。一些原本固定的利率政策变成了可以在一定区间内上下浮动的政策。利率政策的改变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品交易中交易数量的不断上升。
三、如何有效地防止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过分分离
纵观目前的世界经济发展局面，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是经济体的经济想要持续稳定的发展，都离不开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追求其本质，金融经济的实体经济二者互为依存，其任何一方的发展都离不开对方。因此，金融经济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始终明确自身的定位，这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目前肆虐全球的世界金融危机表面上看好像仅仅存在于金融领域，其实追究其根源其仍然与实体经济有着无法割裂的关系。换句话说，世界金融危机的发生很大一份的原因是因为金融经济的过分发展而影响了实体经济。最终，失去实体经济支撑的金融经济变成了一触就破的经济泡沫。因此，要想复苏世界经济，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仍是一条不能更改的坚定之路。在实体经济的带动下，金融经济的发展才会健康稳定。很显然，这既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必然之路，也是金融经济走出困境，世界经济走出困境的最佳选择。
四、结束语
不管金融经济如何的繁盛发展，实体经济始终是其不变的根基。因此，各国各经济体在大力发展金融经济的同时，必须重视实体经济，避免将其二者分离。只有这样，经济的发展才是健康持续有效的。
参考文献：
[1]余谦.关于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的探讨[J].时代金融,2013,15:168.
[2]张旭.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探析[J].时代金融,2012,15:148+152.
[3]张博.关于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5,15:14+34.
关键词:辩证关系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 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5-033-02
面对金融危机的事实,要求我们必须用辩证思维去看待这次金融危机,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的关系。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虚拟资本的存在和发展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资本、虚拟经济对产业资本、实体经济的相对独立性越来越强,甚至高居产业资本、实体经济之上。但是,由于虚拟资本是实体资本的纸制复本,是以有价证券形式表现实体资本的价值,因此,虚拟资本的存在和运动必须要以它所表现的实体资本为基础。如果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就会出现经济泡沫,最终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的过度膨胀是此次金融危机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从此次金融危机中,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二者是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的。首先,实体经济是经济活动的基础,是一个国家的根基。没有实体经济,就没有虚拟经济。虚拟经济是在经济发展进入一定阶段在实体经济基础上产生的经济形式,其发展必须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并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当虚拟经济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时,虚拟经济发展会促进整个经济发展;当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时,则会产生经济泡沫,造成经济虚假繁荣,甚至会导致经济危机。其次,实体资本是虚拟资本的利润源泉。虚拟资本虽然可能比较容易获得利润甚至超额利润,但它不能创造价值,它的利润的价值最终来源于实体经济。虚拟资本能否实现价值增值,必须以企业实体资本运作的有效性为前提。如果实体经济不扎实,或者空心化了,仅仅靠虚拟经济或者金融衍生产品是迟早要出问题的。
这次金融危机警示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妥善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然从根本上消除了金融危机产生的制度因素,但仍要防范因虚拟资本和现实资本以及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不匹配而产生的金融风险,并注意抵御发生于其他国家并传导到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无论是防范国内金融风险还是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都至关重要。对此,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尽管虚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有“剑走偏锋”的情况出现,但我们不能由此否定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历史反复证明,资本市场在推动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依然还是当今全球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尤其是我国作为一个仍处在工业化中后期的发展中国家,虚拟经济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要加快法律、监管以及会计制度等基础设施建设,为金融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充分发挥金融这一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第二,由于虚拟资本具有很强的投机性,必然会加大实体资本运行的风险。因此,要高度关注虚拟经济总体规模的适度性以及潜在的破坏性,避免盲目追求金融发展,使其在短期内过度膨胀,危及实体经济的稳定性。第三,动态判断经济发展不同阶段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把握良好的宏观调控节奏,防止金融衍生产品成为脱离现实经济的恶意。
二、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
金融创新是市场经济和金融业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必然结果,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永恒主题。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金融对促进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加大了金融风险。这种双重作用是由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决定的。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是一对天生的孪生兄弟,二者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相互衔接、相辅相成,从而构成一对矛盾统一体。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作为一个矛盾关系中的两极力量,是在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过程中共同作用,最终促进了金融活动的不断深化发展。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这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决定了二者始终处于一种动态博弈的过程中。即表现为“金融创新―金融风险―金融监管―金融再创新”,这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所暴露的恰是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深层矛盾。我们要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前车之鉴,必须正确认识与处理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
首先,金融危机不能否认金融创新的作用。面对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人们在反思。当在探究这场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时,往往把华尔街过度的金融创新与宽松的金融监管置于罪魁祸首的位置。但不能否认金融创新的作用,金融创新是使有限的金融资源禀赋实现优化配置的必要手段,是推动金融业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是提升金融业竞争实力的需要,也是发挥金融业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虽然这次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很大影响,但我们不能否认金融创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其次,金融创新不能因噎废食,应积极稳妥进行创新。透视此次大危机,它带给现代金融业发展的教训是深刻和沉重的。的确,美国金融业的过度创新以及监管宽松是导致这次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在吸取教训的同时,不能因噎废食,裹足不前。我们应清醒地看到,我国目前金融创新依然滞后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与华尔街金融创新过度不同,我国金融业的问题是创新还远远不足。中国金融业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不管是金融制度建设、金融市场体系,还是机构实力与抗风险能力、产品业务种类等都有待进一步完善,都要求我们不断创新。
第三,在金融创新的同时,加强金融创新过程的监管,并进行监管手段的丰富与创新。次贷危机所暴露出的美国在金融监管体制方面的问题,也彰显金融监管的重要性。金融危机告诉我们要时刻关注金融创新中的风险,在金融创新的同时,要加强金融监管,没有金融监管的金融创新必然导致金融危机。同时,金融创新必须适度,必须与市场的接受程度、管理层的监管能力相适应。任何一个国家的金融创新都必须与金融监管相适应。因此,在继续加强金融创新的同时,要加强对金融风险的控制与预防,协调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保持金融稳定。
三、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的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次金融危机的本质实际就是一个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问题。从这次金融危机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金融市场过度自由化发展,衍生品过度泛滥,监管长期缺位,直至出现系统性的崩溃。因为,如果没有金融系统的推波助澜,过度信贷消费就很难发生。过高的杠杆比率,使得投行的经营风险不断上升,而投资银行在激进参与的同时,却没有对风险进行足够的控制。再加上市场监管的缺失和国家干预的放松,最终酿成这次金融危机。权利没有监管就会产生腐败,同样,资本没有监管就会产生危机。华尔街的资本就是在自由经济的幌子下,在没有任何监管的体制内,披着金融创新的外衣,不择手段地追求最大化利润。因此,从根本上看,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新自由主义,是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泛滥所导致的一个非常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
从对这次危机产生根源的反思和寻求化解危机的对策中,我们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首先,“看得见的手”适用于任何社会制度。市场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正是这个优点,市场经济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动力和活力。但市场追求的常常是短期利益、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是长期利益、社会利益最大化。个体理性往往带来群体的非理性,这就要求发挥国家“看得见的手”的作用,校正市场的短视行为。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救市”行动,充分表明,“看得见的手”适用于任何社会制度,仅靠“看不见的手”根本是行不通的。尤其是美国政府在金融危机发生后所采取的一系列超常规措施,包括把陷入困境而又关系社会稳定的金融机构收归国有;为困难的银行和企业注入资金;对新能源、医疗保障、教育等增加财政资金投入;对接受财政援助的企业高管的薪酬实行限制等等,都说明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性。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既不存在完全的市场,也不存在完全的政府,所以,必须靠“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共同调节经济运行。如果放任“看不见的手”操控市场,必然放大资本的破坏性,使它逐利贪婪的本性无所顾忌,导致危机爆发。只有用“看得见的手”加以调控,资本的劣根性受到限制,才能促进市场的健康发展。
其次,摆脱危机影响最终需要借助市场的力量。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无疑需要更多地发挥政府的组织管理职能,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会改变。在应对危机的时期,政府作用的某种强化,不是要政府取代市场的作用,更不是回到传统计划经济的老路,而是应矫正市场机制中那些不健康的成分,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禁止对公众有害的市场行为,使市场经济回到正确的发展轨道。其实,就市场和政府而言,使用政府干预比市场有着更大的代价与风险。由于市场属于具有自我约束的自组织机制,有自我纠错的机制,而政府属于缺乏强约束的他组织,缺乏市场所具有的快速自我纠错的机制。特别是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尚未完善,在应对危机中对于启动政府的干预更应保持足够警惕,科学地认识与研究政府在应对危机中的进与退。从总体上说,我们目前的问题不是市场化过度,而是市场化不足,还需要加强市场化的改革。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充分利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客观上形成的倒逼机制,通过深化改革消除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体制性机制。
【关键词】经济金融化；趋势；影响；对策
0引言
金融是指与为了获得与未来利息、股息和资本收益的流动资金供应（或转移）有关的活动[1]。什么叫做经济金融化？顾名思义，对其的准确理解是经济与金融紧密联系，不可分离，市场经济也是金融经济的一种。在经济金融化中，企业利润的来源不在是传统意义上通过贸易与商品生产来获得，而主要是借助金融渠道来获取利益。
1我国经济金融化趋向的成因
在我国经济金融化现象是近几年才出现的，在发达国家已经比较常见。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经济金融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造成我国经济金融化有多种原因，文章将介绍以下几种：
1.1实体经济利润率下降
我国实体经济整体状态不容乐观，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其经济利润都处于一个下滑的态势；两者相比民营企业整体经济利润下滑幅度最大。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当前，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不断的深入发展，实体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甚至出现恶性竞争挤兑对手，经营环境恶化；我国的民营企业相对来说负税沉重，民营企业的利润空间变小。导致大量的实体经济进入到泡沫经济领域中。例如：大量的实体经济进入房地产行业，原因之一就是房地产业没有增值税，很轻的营业税，房地产业的整体的负税与实业要轻很多。
1.2实体经济的生产力提高
科技成果在我国社会经济中的应用十分迅速，实体经济的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与以往相比，在同等的时间下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提高为经济金融化奠定了经济基础。
1.3经济的自由化和快速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的自由化程度越来越高，在这三十年里，为我国社会积累的巨大财富；社会经济的不断积累，社会财富需要不断升值，就必须寻求新的投资渠道；社会财富以货币的形式来体现，大量的货币缺乏新的投资渠道，不得不大量投资金融领域，导致了我国资产的价格的不断攀升。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当前经济自由化程度都是最高的，有利于资本的流动。
1.3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各国的资本可以在全世界比较自由的流动。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极其迅速，各行各业的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大都处于不完善的状态；资本具有趋利性，大量的热钱涌入我国套取利润，推动了资产价格上涨；经济全球化为我国经济金融化创造了外在条件。
2应对经济金融化的对策
2.1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
我国实体经济的利润不断下降，导致实体经济资本转向金融领域，不在进行生产与贸易。要扭转这种趋势，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来为它们减负， 尤其是取消花样繁多的违规征收制度，以扩大实体经济的利润空间；另外，加强金融方面对实体经济的扶持力度，有效的控制实体企业的交易成本。重视小型金融与乡镇金融的发展，使我国的乡镇企业，可以得到金融支持，最大限度的缓解小型企业的资金压力。
2.2加强政府对金融管制
针对我国金融交易呈现出过度、短期的特点，政府需要加强管制的力度；金融交易的过程交易是金融业的特征，大量的衍生金融交易品进入市场[2]；这使得我国金融业虚假繁荣，其金融交易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持，金融行业短期投资过多，投机行为盛行，压制了金融的长期投资。政府应对金融交易进行管制，尤其是短期投资，打击投机倒把行为，降低金融交易的频率；对其中的产生收益，可以缴纳一定的所得税，以限制获利预期。
2.3改变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
近些年来，我国为谋求经济的快速发展，极力推行投资拉动经济的政策；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是我国经济金融化趋势加快的重要原因之一。将投资与消费相统一，我国高投资的基础上，也应考虑到民众的消费能力；在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下，需要稳步提高民众的工资水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群众才敢将存入银行的钱拿来消费。较低的工资水平与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共同的限制我国民众的消费能力。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辆马车[3]。需要改变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刺激国内消费；过度依赖出口来动经济增长我国经济不利。
3结语
当前，金融关系已经扩散到了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金融手段成为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的主要手段。我国经济金融化趋势明显，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将对我国经济造成很大负面影响。我国要应对经济金融化的挑战，需要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金融监管立体，有效加强对金融的管制，限制金融领域的过度繁荣。对金融领域管控的得当，将直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步伐。
参考文献
[1]蔡则祥，王家华，杨凤春《中国经济金融化指标体系研究》[J].《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11（3）
[2]伍超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模型—对经常性背离关系的论证》[J].《上海经济研究》，2009（10）
201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主线”。在今年初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与过去3次金融工作会议主要从金融业自身的发展来强调金融工作的重心不同，本次会议强调了金融业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更是将“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放在“五个坚持原则”的首要位置。总理特别强调，做好新时期的金融工作，必须牢牢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从多方面采取措施，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坚决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在今年的“两会”上，如何落实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一本质要求更是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焦点。相应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更是多次提及小微企业，并把扶持小微企业作为发展实体经济、扩大就业、优化产业结构等工作的重要内容。这一连串的举措和要求既表明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发展实体经济的已上升为国家金融战略，提到了非常突出的位置，也表明了管理高层深刻认识并积极吸取了国际金融机构在全球金融危机中遭受的惨痛教训，又切合了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实际国情。因此，如何引领银行业实现信贷政策与国家产业政策的有机统一，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金融业的重要任务。
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如何才能成为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和保障？笔者认为，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做文章。
首先，要把握好服务实体经济的着力点，做到稳中求快。强调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并非贷款越多越好、融资规模越大越好，关键是要平稳适度。按照稳中求进的金融工作总基调，金融业要准确把握“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扩大消费是基础，稳定投资是关键”的重要内涵，坚持“三稳定三加大”作为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着力点，确保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一是对“十二五”重大项目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在建续建项目要继续保持稳定、合理的信贷支持，对节能环保、科技创新、现代服务业、文化产业则要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二是对地方政府实施的重点产业、工业园区、龙头企业工程要继续保持稳定、合理的信贷支持，对“小微企业”和“三农”贷款则要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三是对地方经济、承接产业转移等要继续保持稳定、合理的信贷支持，对消费领域、保障性住房建设等民生领域则要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其次，要持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切实改进服务。银行业要不断改进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切实在提供质优价平的金融服务上下工夫。一是科学规划网点布局，增加金融供给主体。按照“向能弥补银行业组织体系缺陷的机构倾斜、向金融服务相对薄弱的二线城市倾斜、向广大农村地区倾斜”的原则，继续加大金融机构审批设立力度。二是积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有序进入银行业，参与农村新型金融机构的组建以及中小银行的增资扩股，为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畅通渠道，充分发挥银行业动员储蓄转向投资实体经济的功能。三是要以市场为导向，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顺应实体经济对银行业服务的客观需求，强化主动服务意识，创新服务方式，提升服务功能，主动贴近市场，贴近企业，从提高效能和降低成本两方面入手，积极改进信贷管理模式，优化信贷审批流程，以优质高效的多样化金融服务对接多元化的实体经济需求。
第三，要切实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断深化改革。一是深化金融机构改革，明确市场定位。推动政策性银行分支机构完善职能定位，做实政策性金融业务，审慎开展自营性业务；推动大型银行完善体制机制建设，充分发挥系统性银行的标杆和引领作用，加大信贷结构调整力度；推动邮政储蓄银行加强和完善内控建设，增强支农和小微企业服务功能；推进股份制银行细分市场客户，走差异化竞争、特色化发展道路；推动地方法人机构进一步健全完善公司治理，优化发展战略，专注服务于“三农”、城市中小企业和县域经济发展。二是转变经营方式。进一步完善资本约束机制，强化精细化管理；进一步健全绩效考核体系，走效益、质量、规模、结构协调发展之路；进一步树立审慎经营、科学发展理念，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三是加强与外资及区域外金融的合作，提升当地银行业开放层次和程度，强化金融合作，促进金融业可持续发展，增强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的能力。
第四，要夯实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基础，着力防控风险。银行业要正确树立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加强内部控制建设，提升内控执行力和内生动力。一是切实落实内控管理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健全完善风险动态管理机制，提高全流程风险管理水平。二是按照“贷款新规”完善传统信贷管理流程，建立涵盖所有业务风险的监控、评价和预警系统，制定全面的风险识别计量报告和控制程序，提升风险管理技术水平。三是加强对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客户的风险排查，及早制定风险防控预案，严防出现区域性、系统性风险和重大案件风险。四是建立与“影子银行”之间的“防火墙”建设，严防非法集资、高利贷、金融传销、民间融资等领域的风险向银行体系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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