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字】经济周期 地区经济周期 新疆 波动
一、经济周期与地区经济周期
在研究新疆经济周期波动情况之前，有必要对所谓的经济周期和地区经济周期做一简单说明。按照经济学界已普遍接受的观点，一般将经济周期看作是“以商品经济为主的国家总体经济活动的一种波动，一个周期是由很多经济活动的差不多同时扩张，继之以普遍的衰退、收缩与复苏所组成的。这种变化重复出现。”（韦斯里・克莱尔・米歇尔）据此，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周期是一个总量问题，不是区域问题。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将经济周期研究方法运用于地区经济发展研究也正成为一个重点方向。这是因为，全国经济总量由地区经济构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要素禀赋差异，各地区会形成自身的特殊性，中央与地方之间、全国与区域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冲突的差异更加明显。针对一个国家的、一般化的经济周期理论，不能完全反映地区经济运行的特殊性，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有减缓的趋势。因此，在全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加快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地区性的经济周期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地区经济周期研究是对一个国家局部的、区域的、中观层次的经济周期波动进行研究，是研究全国总量下的局部分量问题。研究地区经济周期波动必须首先认清以下事实：一是地区经济周期波动离不开全国经济周期的影响和联系；二是地区经济周期不能完全等同于全国经济周期；三是国家政策一般是地区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是在全国经济（周期）既定的前提下，验证新疆经济发展也存在一定的周期波动，并就新疆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加以分析，希望对新疆经济发展有所裨益。
二、经济周期的划分方法及新疆经济周期划分
实际经济增长的周期过程并不都是完整的周期性重复，也不能将每一次上下波动理解为一个经济周期。对具体经济周期的划分最常见的方法是 “波谷―波谷法”或“波峰―波峰法”，也可分为直观判断法、趋势线划分法和中位线划分法等。本文主要运用以下两种方法，对新疆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进行研究。
1、直观判断法。即根据时序数据曲线和经济的周期规律，将一段时期内经济增长率较低的几个年份作为一些周期的起点或终点，增长率较高的几个点作为周期的峰值。对于一些不大的起伏，往往根据经验判断为某个周期中的小波动。这种方法划分经济周期的准确性跟判断者的经验有直接的关系。本文根据习惯上经常采用的经济环比增长率（这里即GDP年增长率）的变化情况，按照“波谷―波谷法”，可将新疆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九年间划分为九个小波动（见图1和表1）。
2、趋势线划分法。该方法在假定和承认经济变量在发生波动的同时还存在着趋势性变动，即经济变量围绕着一条趋势线上下波动。当经济变量的变动由谷底接近趋势变动线时，处于周期的复苏阶段；由趋势线到达峰顶的过程是周期的扩张阶段；再由峰顶回归趋势线的过程是周期的收缩阶段；由趋势线回落谷底的过程是周期的萧条阶段。该种方法的关键是要确定趋势线，采用不同的趋势线会有不同的经济周期划分。本文根据新疆经济的历史趋势值得出对新疆经济周期进行划分的趋势线，从而对新疆经济周期进行划分（又称趋势百分比法）。
首先利用SPSS对新疆生产总值绝对量的实际值Y（按可比价格，以指数表示，1978年为基期）进行曲线回归，结果为三次方曲线的决定系数Rsq最大，为0.9972，故选用三次方曲线进行拟合，得出29年间新疆生产总值的相应趋势值Y?鄢；然后求出各年新疆生产总值绝对量的实际值与其历史趋势值的百分比y（具体数据见表2），计算公式为：
y表示各年新疆生产总值绝对量的实际值对其历史趋势值的上下偏离程度（见图1，图2），根据“波谷―波谷法”可以将这29年的新疆生产总值的波动分为4个大周期。其中1978―1982年为一个周期（该周期为不完全周期，没有分析1978年以前的情况）；1983―1989年为一个周期，长度为7年（该阶段的最大值-1.02虽然仍在历史趋势线以下，但根据判断仍将该阶段作为一个周期）；1990―2002年为一个周期，长度为13年；2003―2005年为一个周期（该周期也为不完全周期，其发展仍在继续）。根据表1可以看出，其中两个完全的大周期又包含几个小的经济波动，如，第二个周期包含了3个小波动，第三个周期中包含了4个小的经济波动。
根据图2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四个周期的划分情况，同时能够纵观29年中，围绕着历史趋势线 ，新疆生产总值绝对量水平的变动情况。在1978―1982年第一个周期(未完全周期)内新疆生产总值从1978年超过历史趋势值27.23%的高峰下降到1982年的历史趋势线以下的10.2%；1983―1989年第二个周期内，新疆生产总值绝对量水平一直处于历史趋势线以下，即使在1986年峰位（-1.02%）的时候，也未达到历史趋势线的水平，说明新疆生产总值在这一周期内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第三个周期（该周期包含4个小的经济波动）中，1990―1991两年为经济的恢复阶段，1992―1994年为经济的扩张阶段，并于1994年达到这轮周期的最高峰，1995年开始下降，到1998年下降到历史趋势线附近，完成这轮经济周期的收缩期，1999年下降到历史趋势线以下，进入衰退期，并于2002年达到谷底，随后在下一个周期内，2003年新疆经济围绕历史趋势值开始上升，到2005年上升到历史趋势线以上，目前仍处于上升趋势。
三、新疆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
1、新疆经济周期波动与全国经济周期波动有较强的一致性。由图2可以较直观地看出新疆生产总值和全国生产总值各自围绕历史趋势线上下波动的大致情况。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波动趋势是大致相同的，即当全国生产总值的绝对值从高于（低于）历史趋势值的高位（低位）降到（上升到）历史趋势值的低位的过程中，正好也对应了新疆生产总值的绝对值从高于（低于）历史趋势值的高位（低位）降到（上升到）历史趋势值的低位（高位）的过程。进一步利用SPSS对新疆生产总值对其历史趋势值的偏离度与全国生产总值对历史趋势值的偏离度作简单相关分析，得出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857，表明两者显著相关，也证明了地区（新疆）经济周期是在全国经济周期的大环境下形成的，受到全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和制约。
2、新疆经济周期并不完全等同于全国经济周期。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新疆经济周期波动与全国经济周期波动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但同时根据图2和SPSS的分析结果显示，两条曲线是不完全重合的，也并非完全相关。这表明地区经济周期并不完全等同于全国经济周期，即新疆经济的周期波动在受到全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和制约的同时也具有一些自身特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1）新疆经济周期的谷位和峰位均有升高的趋势。经济周期波动的谷位（或称深度，本文是指实际GDP偏离历史趋势值的深度）体现经济收缩的力度。谷位越高，说明经济收缩性越强，抗衰退能力越弱；反之，谷位越低，说明经济收缩性越弱，抗衰退能力则越强。新疆经济周期波动的谷位由1982年的-10.2%上升到1989年的-4.79%，再到2002年的-4.36%，上升趋势明显，说明新疆在经济不景气时期的经济收缩性变弱，经济的抗衰退能力增强。从图2中可以看出，新疆经济的收缩性要弱于全国经济的收缩性，但抗衰退能力则强于全国经济。经济周期波动的峰位（或称高度，本文是指实际GDP偏离历史趋势值得高度）体现经济扩张的强度，峰位越高，说明经济在经济景气时期的扩张能力越强，越具有活力；反之说明经济在经济景气时期的扩张能力越弱，缺乏活力。新疆经济周期波动的峰位1986年为-1.02%（位于历史趋势线以下），1994年上升到7.07%的水平，说明在改革开放后的两个较完整的周期内，新疆经济在经济景气时期的扩张能力是逐步增强的，第三个周期比第二个周期更具有活力。从整体上看，新疆经济比全国经济更具有活力。
整体上来看，新疆经济周期的谷位和峰位的升高，说明新疆经济扩张有力，活力增强，且经济抵抗衰退的能力增强，表现出新疆经济发展趋势乐观的一面。
（2）扩张期占总周期长度的比重（周期扩张长度比）有下降的趋势，而收缩期占总周期长度的比重（周期收缩长度比）则有上升的趋势。扩张期是指从波谷上升到波峰的时间跨度；收缩期是指从波峰下降到波谷的时间跨度。一般用周期扩张长度比反映经济扩张的持续性，而用周期收缩长度比反映经济的抗衰退能力。新疆经济改革开放后的各周期中，周期扩张长度比有下降的趋势，而收缩期长度比有升高的趋势，说明新疆在改革开放后，每个周期中经济扩张的持续性降低，扩张能力有减弱的趋势，但经济的抗衰退能力增强。
（3）经济周期波动的振幅渐趋平稳。经济周期波动的振幅（或称幅度）体现经济增长上下波动的剧烈程度。从图2可以看出，新疆经济周期波动的振幅要大于全国经济周期波动振幅，但前者又具有自身特点，即新疆经济围绕历史趋势线上下波动的振幅在刚进入改革开放后，从一个高位急剧下落到一个较合理的水平后，从第二个周期开始至今，经济周期波动的振幅变化不是很大，第二周期为8.42%，第三周期为11.43%，说明新疆经济的周期波动趋缓，经济震荡相对变弱。
3、新疆经济周期波动受国家政策影响。新疆经济周期波动，除了受其自身的条件的影响较大外，国家政策也是地区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国家政策对新疆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在全国经济整体规划的前提下所形成的新疆经济发展战略。在新疆经济整体战略规划的指引下，新疆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三次飞跃，正面临第四次飞跃。纵观这四次飞跃，对新疆经济的发展战略的定位（尤其是前三次）都是围绕农业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展开、围绕其自然资源优势逐步发展起来并形成了一批典型的以采掘和原材料加工工业为主的产业体系，属于典型的自然资源过渡依赖型经济。
资源开发带来的经济增长，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也是近年来新疆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但资源开发带来的经济增长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负面性。首先，自然资源过渡依赖型的经济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在带动经济发展方面会起到比较明显的效果，但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特别是在知识经济为特征的现代社会，资源性产业对地区经济的持续带动性差，受市场、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影响，产业发展相对不稳定，从而在新疆整体经济波动方面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在资源开发的产业链上，新疆基本处于最初级的上游，属于资源的最初级加工，新疆大量原料资源外运，对下游产业依赖度高，投资大、回收慢，效益低下，加上新疆非常有限的运输条件，一旦下游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定会波及上游产业，从而对经济发展波动会产生较大程度的影响。
四、总结
通过上文对新疆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全国经济周期波动既定的前提下，新疆经济也存在一定的周期波动性。新疆（地区）经济周期波动性与全国经济周期波动具有很强的一致性，但又并不完全重合，表现出新疆经济的一些自身特点，如新疆经济的收缩性弱于全国经济的收缩性，但抗衰退能力却强于全国经济；新疆经济比全国经济表现出更多的活力，但分析显示，新疆经济的稳定性却低于全国经济。就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可见，自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经济在其自身发展方面是不断进步和完善的，体现了良好的发展趋势。但其在与全国经济整体水平的比较中表现并不容乐观，反映了新疆经济还有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潜力。为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新疆经济，新疆应结合自身资源情况，合理利用国家政策，如结合国家对新疆资源战略的定位，可在大力发展工业生产的同时，鼓励第三产业发展；改变新疆资源开发大多处于上游产业链上的状态，加大资源深加工工业生产，大力发展资源生产下游产业。
（注：本论文获“新疆大学世川良一”课题资助。）
【参考文献】
[1] 陈宪：经济学方法通鉴[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2] 唐立久、樊森：新疆经济发展战略定位与新型工业化之路.
[3] 刘树成：繁荣与稳定――中国经济波动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物流产业是集服务与设备生产于一体的综合产业。许多研究表明，发展现代物流业，对其他产业和国民经济具有明显全局带动作用。主要表现为: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可以形成新的产业形态，调整优化区域产业结构，促进区域产业的发展[1]。区域物流的发展和区域经济主体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完善的区域物流系统不仅能够促进区域内信息与商品的快速有效流动和增长，而且通过优化集成区域内企业的战略竞争资源，形成区域核心竞争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要求在沿湖生态环境容量的刚性约束下，实施产业的有效集聚，在沿湖资源环境承载力内形成空间布局合理，资源集约利用的工业园区带。优先发展鄱阳湖经济区物流系统，是实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目标的关键[2]。基于相关性模型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物流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主体水平的相关性分析，实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区域物流、经济的协调发展。 1研究区域界定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市群主要包括江西省5个环鄱阳湖城市，分别是景德镇、九江、南昌、鹰潭、上饶共五市。本文从抓住研究重点和收集数据方便两方面考虑，将研究去区范围设置为六市，即南昌、九江、景德镇、鹰潭、上饶、抚州六市，基本从空间布局上涵盖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 2相关性模型的建立 2.1区域物流产业的发展趋势研究模型 提高货运周转量，加快物流的周转速度，是从整体上提高区域经济主体运行速度和质量的关键[3]。在此，可以通过建立货运周转量的的趋势模型，来反映区域物流产业的发展趋势。利用最小二乘法,建立货运周转量的趋势模型:y=f(t)，式中，y为货运周转量；t为时间。 2.2区域货运周转量与GDP回归模型的建立 借助SPSS,通过分析货运周转量与GDP的相关系数，来判定二者的相关程度，并通过建立GDP对货运周转量的回归模型，来反映区域物流对区域经济主体的拉动作用。货运周转量对GDP的回归模型:y=g(x)，式中，y为GDP；x为货运周转量。 2.3区域物流产值与区域第三产业产值回归模型的建立 物流产业属于第三产业范畴，因此，通过建立区域物流产值与区域第三产业产值回归模型分析区域物流产值与区域第三产业产值的相关性，反应物流产业在就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方面的作用[4]。区域物流产值对区域第三产业产值回归模型为：y=u(x)，式中，y为区域第三产业产值；x为区域物流产值。 3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物流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主体水平的相关性实证分析 物流产业作为一个新兴行业,本身的界定尚不清晰。在我国的社会经济统计资料中，还没有对物流产业进行单独统计。众多学者用货运量或货运周转量来近似描述物流规模，这一方面是因为运输业是物流产业的主要支柱，任何物资的流动都需要经过运输这一环，掌握了运输业的基本状况也就可以确定其他环节的发生量；另一方面,是由于运输业统计数据具有可得性与可信性[5]。但考虑到一批物资可能会经过多次流转，从而产生几份货运量，放大了物流需求。因此，本文采用更全面的货运周转量、区域物流产业产值等来定量分析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物流产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6]。 3.1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物流产业发展分析 根据2003~2010年江西省统计年鉴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各市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可知：从2003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货运周转量为321.25亿吨公里增长到2009年的1127.41亿吨公里，以每年14.29%的速度增长（表1）。为直观地观察8年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货运周转量的变化趋势,根据上述数据,我们运用散点图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8年来的全社会货运周转量的发展趋势进行统计、分析与描述（见图1）。如图1所示，8年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货运周转量随时间的增加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而且基本上是线性趋势，符合一元线性回归模型[7]，利用SPSS相关性分析得到相关数据，我们得到货运周转量的趋势方程为:y=116.947x+111.166，R2=0.843式中,y为货运周转量,x为时间。我们需要对上述模型进行F检验。检验所用的F统计量的值为32.147，远远大于其临界值F0.005（1,7）=3.84，说明在显著性水平为0.005下，所建立的货运周转量的趋势模型是显著的，也就是说我们所建立的线性趋势模型是合理的。从上面的趋势模型方程中可知斜率为116.947，其意义表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货运周转量平均每年将增长116.947亿吨公里。随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经济的快速发展，物流活动的全面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货运周转量水平还将持续增加。 3.2鄱阳湖生态经济区GDP与货运周转量的回归模型分析 分别将区内生产总值GDP和货运周转量作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经济和物流业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来进行分析（数据见表2）。下面通过分析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货运周转量与GDP的相关系数,来判定两者的相关程度,并通过建立货运周转量与GDP的相关模型，来大致反映物流业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经济的带动作用。根据表2的数据，建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货运周转量与GDP的散点图，从中寻找二者之间的关系[8]（见图2）。如图2所示，8年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GDP与货运周转量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而且基本上是线性趋势，符合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利用SPSS相关性分析得到数据。我们得到货运周转量与GDP的回归方程为：y=3.769x+798.786，R2=0.875式中，y为GDP，x为货运周转量。对上述模型进行检验，经计算检验所用的F统计量的值为41.899，远大于其临界值F0.02（1，8）=11.3，说明在显著性水平为0.01下，所建立的模型是显著的，即线性趋势模型是合理的[9]。由回归方程可知回归系数为3.769，表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货运周转量每增长1亿吨公里，将拉动GDP增长3.769亿元。由此可以说明增加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货运周转量、发展物流产业对拉动经济增长有很大的作用。 3.3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物流产业产值与GDP的相关性分析#p#分页标题#e#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物流产业产值与GDP总体趋势是上升的。物流产业产值从2005年151.2579亿元到2009年255.9489亿元GDP值从2005年2290.84亿元到2009年4521.19亿元（表3）。从图3可以看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物流产业产值与GDP总体上呈上升趋势，通过SPSS分析数据得到，通过数据建立一元回归模型，我们得出物流产业产值与GDP的回归方程为：y=21.583x-985.346，R2=0.988式中,y为GDP，x为物流产业产值。对上述模型进行检验，经计算检验所用的F统计量为238.795，远远大于其临界值F0.01（1，5）=16.3，说明在显著性水平为0.01下，所建立的模型是显著的，即线性趋势模型是合理的。由回归方程可知回归系数为21.583，表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物流产业产值每增长1亿元，将拉动GDP增长21.5839亿元。由此可以说明增加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物发展物流产业对拉动经济增长有很大的作用。 4结语 从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物流产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定量分析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4.1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物流产业总量呈上升的趋势,与GDP具有较高的相关性。 4.2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物流产业货物周转量、产值与GDP的相关性都较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 因此，在大力进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经济的同时，应做好经济区物流产业的规划，充分发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现有区位的能力，积极利用物流引力作用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区域之间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拉动物流地位较低区域的经济发展，推动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
【关键词】经济管理；现代化；新趋势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其经济管理模式也不断发展，由于目前的传统管理模式逐渐不能适应时展的新要求。因此，企业想要保证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得以实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适应当前的时代要求，把先进管理理念应用到实践工作之中，充分的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从而建立符合时展的经济管理的模式。
一、经济管理现代化概述
经济管理现代化就是指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济管理在其模式、思维和方法等方面都向现代化发展。当今社会的经济管理体系在不断地发展并改善，这样下去就产生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就能够更好地符合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飞快地发展经济管理出现了民主化的、网络化的、人性化的、扁平化的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经济管理现代化已经成为我国人们都在关注并重视的问题，是因为经济管理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快，实现科学有效的经济管理现代化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有现代化的驱动经济管理才能够符合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因此，经济管理与现代化不能分开，现代化的经济管理体系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
二、经济管理现代化的表现形式
1、管理的科学化和自动化
经济发展必然会要求经济管理科学化，同时，管理过程的科学化也是企业高层领导对于管理者的要求，管理的整个过程和最终效果都是科学化的过程。在管理的模式和手段上要适应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使之更加合理，更加规范化。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大大提高了其自动化水平，经济管理过程中，数据繁多、运算复杂、易出错误，人工水平远远达不到这种要求，所以必须善于利用先进的科学仪器和设备以尽快在管理过程中求得最佳的解决方案。
2、管理的专业化和民主化
经济管理的专业化对管理者要求较高，首先要具有一定的经济管理专业知识，具备管理能力和管理素质，并且要具备实际管理经验，同时还要精通经济运行机理，熟知先进的经济管理模式，熟练运用各种现代化的管理工具。经济管理的民主化在发展中国家是难以做到的，西方国家的经济管理决策是通过全员表决的方式，这种民主化的方式更先进、更人性化，使决策更加符合当今全球经济的发展形势，便于决策的实施，而这种民主化的模式是发展中国家从僵化模式一点一点发展过程中极难做到的。
3、管理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现今社会，经济变化越来越快，这就要求其地位得到提高，经济管理的权限范围扩大，增强管理的能动性，使经济管理对外界或内部的刺激或影响迅速作出积极的、有选择的反应，促进企业的经济管理更加灵活。现代化的经济管理更具有创造性，无论是从经济管理的理念、模式还是方法上，都融入了最先进的因素，这样具有创造性的经济管理才能适应当今经济全全球化的新趋势，也会给企业带来积极作用。
4、管理的重要性和艺术性
随着科学和经济的发展，各种技术发展迅速，但是有技术的企业只能保证其技术的先进性，但是如果没有经济管理，那么这样的企业将会是一盘散沙。现代化的经济管理模式不在只是制定规章制度进行强制性的约束，而是运用艺术化的手段，这些艺术性的手段在某种程度上更容易达到经济管理的目的。
三、经济管理现代化发展的新趋势
1、科学管理人性化
在科学化管理中，应该突出以人为本，注重人本化管理。当今社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说到底，这都是人才的竞争。只有以人才做支撑，才能有发展的动力和创新的源泉，才能实现企业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因此，人才的发掘和培养越来越受到重视。科学化的管理方式，归根结底是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发掘他们的工作潜能，发挥员工的主观能动性，让员工被动变主动，主动发现自身不足，不断学习与改进，为企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目前，这一理念已经被多数企业认可并采纳，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相信在将来，人本管理会发挥出非常大的作用和功效。
2、管理模式民主化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传统的一人说了算的经济管理模式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如今，法制观念深入人心，民主化进程不断推进，我国在现代化经济管理中也应该遵循民主的理念，发挥出广大人民的集体智慧，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原则，从而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做到决策的合理化，从而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3、信息沟通现代化
在经济管理的规划和实施过程中，由于信息传递具有快捷、准确、直接的优点，信息传递由纵向的传递为主变成纵向与横向的结合，有效缩短传递路径，促进了组织结构的扁平化；信息的大量储存和共享为组织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来源，员工可以参与决策，有效发挥集体的智慧。所以，信息沟通现代化是经济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
4、团队协作精神
经济管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还体现在团队协作精神的培养上，强烈的团队协作精神是现代化经济管理体系的重要特色。对于一家企业团队协作精神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核心，团队协作精神的重要性在经济管理体系中什么都无法替代，因此团队协作精神是企业与组织发展的重要部分。企业与组织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和实现自身价值必须要重视培养团队协作精神，只要团队协作企业与组织才能创造更大的价值，达到企业与组织的最终目标。
5、以客户为导向的新趋势
以生产者和技术为导向是传统的经济管理，而在市场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经济管理模式成为发展的趋势。客户需求日趋个性化、多样化，企业和组织只有以客户为中心的，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以满足客户的利益为目标，只有把握住买方市场，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才能创造更高的价值，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结束语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经济管理为了在经济社会的作用日益显现出其优势。面对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形势，要想使得我国在新环境下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通过对当前经济管理模式进行改造，创新发展，从而走一条现代化的管理道路。
参考文献：
[1]郑本祥.经济管理现代化和经济管理发展新趋势探析[J].中外企业家，2013（05）：119.
关键词：地区经济差距；泰尔指数；西部地区；“群体趋异”
一、引言
对于地区经济差距的关注，除了对于不平等的关怀是所有道德哲学的共同特征外，还因为其在理论和现实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不断扩大的地区差距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提出了挑战。已有研究发现无论是全国还是农村内部和城市内部，地区差距都非常大，了解地区经济差距对于缩小收入差距、扩大内需从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研究极为重要，同时，从政策含义看，准确度量地区经济差距，透彻理解各种因素在地区差距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并找出造成差距的主要因素，是选择并实施切实有效的经济政策的基础，也是客观评价改革的成果与问题的必要内容之一。
总结以往的研究，重点大体集中在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与影响因素方面，然而对于结果的判断却并不一致。所选取的样本数据的时间大多在2000年以前，缺少对近几年来中国地区经济差距演变情况的详细分析，无法反映近几年来地区经济差距的动态变化，尤其是无法反映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中部崛起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新变化。因此，本文关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差距演变态势的分析，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包含了对最近几年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变化的研究。本文使用的数据更新，分析的时间序列更长，能更清楚地反映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尤其是最近几年的演变态势，例如研究发现2003年之后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似乎出现了缩小的趋势；二是从地区的构成考察了导致地区间经济差距扩大的原因。结果发现，尽管地区间差距仍然是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成因，但近年来西部地区各省市发展的分化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变化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和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恶化吸引了大批经济学家的注意，然而对于研究结论却始终存在着争论。杨开忠（1994）、陈国阶（1997）、覃成林（1997）、陆大道（1999）等研究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以及沿海与内陆之间的经济差距在不断扩大；fan（1995）研究认为中国东部地区的省域之间经济差距在缩小；而wei yehua（1998）研究认为中国所有省域之间经济差距均有所缩小；李小建、乔家君（2001）进一步研究发现1990—1998年间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相对经济差距缩小，但沿海与内陆之间的经济差距则出现扩大态势；魏后凯（1997）等、max（2002）等研究认为，1978-1990年间中国省域之间经济差距在缩小，自1990年起又开始扩大；王铮、葛昭攀（2002）研究发现，中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加速扩大，而中部与西部差距变化较小；王小鲁、樊纲（2003）等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差距一直处于扩大状态，只是在不同期间扩大的程度有所不同，东西部差距的明显扩大主要是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但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拉大了；kanbur和zhang（2005）使用gini系数和ge系数对中国50年来地区差距的变化做了回顾，发现当前的地区差距已处于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上升通道中，过去的50多年来，中国的地区差距经历过农业危机、改革开放前夜两次高峰，目前仍处于第三次高峰的上升阶段，而且其严重程度远远超过历史记录（与1960年相比，2000年的gini系数高出了16%）。改革开放以来，地区差距曾有所下降，但自1987年以来总体上始终处于扩大区间，并且从1998年开始，地区差距的扩大还出现了加速的趋势，似乎成为地区分化的一个拐点。刘夏明（2004）等人通过基尼系数的分解研究认为，中国地区经济的总体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有所下降，但20世纪90年代呈上升趋势，其原因主要来自于沿海与内陆之间的区间差距；鲁凤、徐建华（2005）研究认为省内差距对于中国整体差距的影响比三大地区之间差距和三大地区内省间差距显著得多，是构成全国整体差距的重要组成部分。仍然以基尼系数为指标，石磊、高帆（2006）实证讨论了中国31个省份1978-2004年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及其结构性原因，认为以1990年为拐点，地区经济差距有一个先缩减、后增加的“u”型变化轨迹，1978-1990年的差距缩小主要源于东部高收入地区的内部收敛，而1990-2004年的差距扩张主要源于中部中等收入地区和东部高收入地区的省际发散。黄涛（2006）等通过经验研究发现，东中西部的人均gdp分布差异占到了全部省市分布差异的70%以上，在1996年以后更稳定在80%左右。
大量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依据不同的理论、选择不同的方法和指标对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进行了衡量和分析，尽管结论不尽一致，但几乎都认识到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由于各种原因呈现出日益扩大的发展趋势。这种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势必会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未来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经验检验
1.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在地区经济差距问题的研究当中，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的分析方法是主要的分析方法。绝对差距方法包括平均差、标准差、离差和极差等方法，但是这些方法不能全面地反映区域差距的结构性特征。相对差距分析方法主要包括变异系数、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广义熵等指标，它们能较细致地反映区域差距的结构性特征，主要的差别在于参考值和相对差幅的定义上。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选择泰尔指数作为分析的指标。1967年泰尔（theil）运用信息理论中的熵概念提出一个可以按照加法分解的不平等系数，该系数可以满足达尔顿-庇古（dalton-pigou）转移支付准则以及人口和收入均质性等所有条件。而且泰尔指数具有把整体差异性分成组内与组间差异的特性，被广泛应用于区域整体差异以及区域间差异的实证研究。
根据a.f. shorrocks（1980）的方法，假设样本y中包含n个收入向量y=（y1，y2，…，yn），则泰尔指数可以写为：
其中，?滋是向量均值， 。将样本分成g组，每组包含ng（ng≥1）个向量， ，?滋g为g组的向量均值，则泰尔指数可以分解为：
等式右边第一项为组内差距，第二项为组间差距。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计算中，必须考虑是否取人口作为权重。在计算区域差距时，选择考虑人口作为权重或不考虑人口作为权重的地区差距指标，取决于作者的伦理判断和地区差距是否受到人口分布的影响（崔启源，1994），两种方法产生的结论可能相距甚远。参考魏后凯（1997）、kanbur和zhang（2005）等的作法，本文没有采用人口权重，范剑勇（2002）认为，含有人口权重的计算加重了低收入地区的份额并降低了高收入地区的份额，导致的结果是地区间收入差距缩小。
文中收入水平以各省人均gdp作为代表，并对所有数据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折算，这样的处理方法可以有效地避免因价格可比性问题而导致的误差。样本包括除港、澳、台之外中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1978-2008年的数据；所有数据均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
2.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经验检验结果。在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经验检验中，经常碰到的另一问题是区域的划分。我们仍然遵循传统的区域划分方法，将全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这种划分基本上使地带内部各省份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同一阶段，从宏观上基本反映了我国生产力分布的总体态势和一般特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本文将全国人均gdp地区差距分解为：东部地区省际差异、中部地区省际差异、西部地区省际差异以及东中西三大区域之间的差距（限于篇幅，不列出历年具体泰尔指数）。图1反映了1978-2008年中国人均gdp泰尔指数的演变趋势，图2反映了三大地区及地区间差距的贡献。
从图1中泰尔指数的变化可以看出，在1978-2008年期间，泰尔指数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过程，这表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经历了一个先缩小后扩大的过程，其间的拐点出现在1990年，这和其他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以来，中国人均gdp泰尔指数已经出现持续小幅的下降。当然，这是否预示着地区经济差距的缩小还有待进一步的检验。
从三大区域及区域间差距对全国整体地区经济差距贡献的角度看，东部地区组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省级差异对全国整体的地区经济差距贡献份额一直较大，但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40.76%下降到2008年的17.26%；中部地区组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省级差异对全国整体的地区经济差距贡献份额一直较小且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2008年已经下降到不足3%，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许多经济学家所担心的“中部塌陷”论；西部地区组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省级差异对全国整体的地区经济差距贡献份额恰好与中部地区相反，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特别是在2001年之后，组内省级差距呈现出明显的扩大趋势，其对全国整体地区经济差距的贡献度也快速上升，2008年达到了11.82%。三大区域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差距一直对全国地区经济差距的贡献较大并且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从1978年的46.33%上升到2000年的72.55%，随后出现了缓慢下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已经成为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变化的主要原因。中国目前的地区经济差距已经主要表现为三大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
总体上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组内差距水平大幅缩小，而地区间经济差距水平呈稳步上升趋势。在1990年以前这种组内差距水平缩小的作用超过了地区间经济差距扩大，带动全国经济差距总水平的下降；1990之后，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确立了我国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之后，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迅速扩大，这是全国总体经济差距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1990年之后，东部地区快速地向市场化转型，带动了经济的大幅发展，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迅速拉大，成为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成因。这种地区之间经济的差距，在2002年之后出现了趋缓的迹象。如果再经过进一步的观察，这种转折确实是存在的话，那么足以证明，国家实行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政策措施已经而且正在起到应有的效果。国家实施的这一系列平衡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对于平衡全国的资金、劳动力、资源等的地区间分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西部地区整体上呈现出较快的发展速度，但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地区内部经济差距在2002年之后迅速扩大，出现“群体趋异”的现象，与此同时，东部地区内部和中部地区内部却呈现出趋同现象。为了进一步检验这种印象，我们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对初始年度（1978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作一元回归，分别观察是否存在着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趋同趋势。表1中的回归结果表明，全国和西部地区都没有显示出统计上显著的趋同趋势；而东部地区内部和中部地区内部都呈现显著的趋同趋势；但把中西部地区合并起来考察，显著性有所提高，意味着中部和西部地区在某种程度上的趋同。我们认为，西部地区的这种现象反映出西部地区各省市发展的速度已经出现分化，从人均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上看，1978-2008年增长最快的是内蒙古，年均11.1%，最慢的是青海，年均不足7%；当我们从西部地区剔除内蒙古、四川、重庆和陕西四省市后，重新计算的西部地区泰尔指数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对初始年度（1978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作一元回归，也呈现出更高的显著性。这表明西部地区内部经济差距的扩大主要是由于蒙、川、渝、陕四省市表现出更高的经济增长率所致，这四个省市已经表现出很强的脱离西部地区这个“贫穷俱乐部”的势头。
四、结论
本文运用泰尔指数测量了1978-2008年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态势并进行了地区构成的分解。从总体趋势上看，中国人均gdp的泰尔指数经历了下降（1978-1990年）、扩大（1990-2002年）、再下降（2003-2008年）的演变，表明近几年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已经出现了缩小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西部地区在一系列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发展较快，从而使地区间经济差距不断缩小。从构成上看，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地区之间的差距成为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三大地区内部的经济差距逐渐在缩小，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组内各省之间呈现出某种趋同倾向，而西部地区组内各省却呈现出“群体趋异”的趋势。然而当我们从西部地区中剔除蒙、川、渝、陕四省市重新计算其泰尔指数时却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也表现出较强的趋同现象，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蒙、川、渝、陕四省市表现出了更快的发展趋势，与其他西部地区省市的经济发展差距拉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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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经济发展；能源消耗；脱钩分析
[DOI]1013939/jcnkizgsc201529045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城市作为主要推力的作用越来越明显，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的规模也变得越来越大。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虽然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能源消耗的总量也在急剧的增加，因此，经济发展的同时，能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日趋突出。在国家经济中，为了充分的发挥城市的重要作用，就需要将当前城市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之间的矛盾予以妥善的解决。
1建立脱钩模型
1.1脱钩模型的研究
200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版了《衡量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脱钩的指标》，其中就完成了脱钩模型的建立，并且脱钩指标包含驱动力、压力、状态等。在2005年，Tapio完善了脱钩模型，并进行实证研究，至此，脱钩模型正式建立。OECD在研究脱钩模型时，基础是农业项目，因此，在我国农业发展的过程中，脱钩模型的应用比较多，并且此方面的研究也比较多。近年来，各个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对环境问题也越来越关注，由此，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就应用了脱钩模型，通过定量的分析以及脱钩模型，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循环经济。
1.2基于我国实际的脱钩模型
国际上脱钩模型的研究更多的是从宏观上角度来进行分析，然而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差别。从类型上看，我国的城市类型多种多样，并且每种城市类型都具有不同的发展道路，因此，在发展低碳经济时，要根据城市的实际来进行设计。在建立适合我国城市的脱钩模型时，就需要综合考虑时期、地域、类型等因素，同时，脱钩模型的建立还要以Tapio的脱钩模型为基础，从而有效地分析出城市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之间的关系。脱钩可分为脱钩和负脱钩两种，二者均包含三个子类别。对于脱钩，如果城市经济和能源消耗均处于上升之中，而且脱钩弹性在0～08，这时呈现出来的弱脱钩；当城市经济增长，能源消耗下降时，这就是强脱钩；当城市经济和能源消耗均处于下降的趋势当中时，且脱钩弹性大于1.2，这时就是衰脱钩的关系。对于负脱钩，当城市经济和能源消耗均处于下降的趋势当中时，且脱钩弹性在0～08，这时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弱负脱钩；当城市经济降低，能源消耗增多时，二者之间就是强负脱钩；当城市经济和能源消耗均处于上升之中时，且脱钩弹性大于1.2，二者之间的关系为扩张负脱钩。
2城市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的脱钩分析
2.1数据选取
本文在利用脱钩模型进行脱钩分析时，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不同年份的数据来源于不同年份的统计年鉴。脱钩研究的对象为2006年经济发展总值前100名的城市，分析的时间段为1990―2006年，将时间四个阶段，分别为第一阶段（1990―1994年）、第二阶段（1994―1998年）、第三阶段（1998―2002年）、第四阶段（2002―2006年），通过Tapio脱钩模型，分析出各个阶段的脱钩弹性特征。
2.2整体特征分析
通过Tapio脱钩模型得出脱钩计算结构，通过结果分析可知，这100个城市在第二阶段中，经济发展总值的增长率急剧下降，在第三阶段中继续下降，不过下降的趋势比较微弱，第四阶段时开始逐渐的上升，而能源的消耗则是在第二阶段中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但是从第三阶段开始，就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中。从总体的研究时间段上来看，经济发展的增长率要高于能源消耗的增长率，在第一阶段中，二者之间的差距最大，在第三阶段中差距最小，由此得出，总体上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弱脱钩。
2.3时空耦合分析
首先，时间分析。在第一阶段，城市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之间弱脱钩的关系占据了总数的80%左右，扩张负脱钩和强脱钩城市所占据的比重非常少，由此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二者之间所具有的脱钩性是最好的。在第二阶段，弱脱钩的城市总数少了7个，而扩张负脱钩的城市增加了4个，不过强脱钩城市的数目并未发生变化，因此，在这一时期，城市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之间的脱钩性还比较好，但已经出现了恶化。在第三阶段，二者之间的脱钩性恶化的非常严重，尽管弱脱钩城市的数量占据的比重依然最大，但是与前两个阶段相比，减少了许多，扩张负脱钩的城市数量大量的增加；在第四阶段，恶化情况有所缓解，弱脱钩城市的数量有所增加。
其次，空间分析。在东部城市，总体城市经济增长率与能源消耗增加率之间的差距与全国基本一直，且能源消耗的增长率落后于经济增长率，在第二阶段，东部城市的脱钩系数有所降低，随后，脱钩弹性值逐渐的增加，从数值上看，东部城市的最大和最小脱钩弹性值与全国水平一致。在中部城市，从总体上来看，脱钩弹性之一致处于上升的趋势当中，从第四阶段开始，这种增长趋势变得比较微弱，不过与其他的城市相比，中部城市一直处于弱脱钩当中。在西部城市，第三阶段的能源消耗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差距非常的微弱，从而导致西部城市的脱钩弹性值急剧的增加，随后，在第四阶段中，脱钩弹性值开始逐渐的降低。在东北地区城市，与其他的三个城市区域相比，东北地区城市的差异比较大，产生差异的主体原因就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变化，从总体上看，脱钩弹性值先是增加，随后减少，接着在增加，呈现出波浪型。
最后，时空耦合分析。在第一阶段，东部城市所呈现出来的均为扩张负脱钩的关系，扩张连接的城市也比较多；强脱钩城市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城市中；东部城市的脱钩性比较差，中西部城市差一些，尤其是中部城市比较好。在第二阶段，城市发展的中心发生了转移，由东南沿海地带逐渐的转移到北部城市；中部城市和东北地区城市的脱钩性呈现出恶化的趋势。在第三阶段，总体上来看，扩张负脱钩的城市依然在增加，各个区域中的城市数量都有所提升，以东部地区最为严重。在第四阶段，扩张负脱钩的城市数量均逐渐的降低，城市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之间的脱钩性开始向着良好的趋势发展。
3结论
通过脱钩分析可知，当前城市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之间的脱钩趋势总体处于良好的发展趋势中，但是从具体城市地区上来看，有些地区的脱钩性还处于比较严峻的态势当中，因此，我国必须要加大力度，实现城市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脱钩，最终通过低碳技术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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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除占有资料不同从而形成不同观点的情况以外，召院上的差异恐怕也是导致结论上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想利用本书出版的机会，讨论一下本专题的研究方法问题。
首先是判断标准问题。所谓经济重心的转移问题，实质上就是经济不平衡性的动态变化问题。例如从战国开始，关中地区、河北、蜀，都曾被誉为“天府之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先是不再有河北是“天府之国”的说法，唐以后关中也不再有“天府之国”的说法，只剩下四川(主要指川西平原)仍称“天府之国”。又如河北，一直到三国时期仍然为甲兵强盛、经济富庶地区，但曹魏以后其经济地位显然江河日下，安史乱后更因藩镇割据、契丹崛起和南侵而备受。再如淮南地区，本为开发中的经济区，至唐代进入发达地区行列，与江南(主要指江南东道)并称“江淮”。但是，北宋末、南宋时期，宋金对峙，淮南由经济腹地变为前线，经济的发展自必受到严重影响，处于长时期停滞和衰落中。
中国古代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动态变化在唐宋时期的反映就是经济重心南移这个大趋势，这就是判断问题的前提。
接着是判断的标准。在本章第一节《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若干问题探讨》中，我们提出两个判断标准或者依据，这就是：一、区别经济开发与经济重心的标准。“所谓经济开发地区，顾名思义，原来的经济不发达，尚未开发或尚未全面开发，具有经济发展前途即经济潜力，但尚未形成强大的经济实力，不足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而经济中心地区，按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来说，在全国是最先进的。表现为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超过其他地区，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主要生产部门的产量与质量名列前茅，可比的工农业产值最高，商品经济繁荣并达到一定程度，反映在财政收入方面，该地区也是财政收入的倚重地区，即主要财源所在”。二、经济重心转移过程完成的标准。“我们认为，第一，经济重心所在地区生产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超过其他地区，具体表现为：人口众多，劳力充足，主要生产部门的产量与质量名列前茅；商品经济发达。第二，经济重心所在地区生产发展具有持久性与稳定性，不只是在一个较短时期内居优势地位，而是有持续优势的趋势，就是说其优势为后世所继承。第三，新的经济中心取代了旧的经济中心后，封建政府在经济上倚重新的经济中心，并在上有所反映”。
以上两个标准提出以后，曾有学者对“经济重心转移过程完成的标准”提出质疑，认为“标准”的第一点未量化，仍然只能给人一个模糊的概念；“标准”的第三点把经济中心的转移与政治中心的变化联系起来，势必将经济重心南移的时间推迟，因为政治中心的变化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问题，经济重心南移属于经济基础范畴的问题，二者不会同步地发生变化[1]。
学的任务是揭示历史发展基本趋势呢，还是尽量做到穷极细微末节的“具体化”呢?我认为应该坚持揭示历史发展基本趋势的研究原则，而避免做条件不够的“具体化”研究。关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早已被学者们提出了，问题是南移过程在什么时候基本完成?如何确定南移过程的完成?以及南移与政治中心变化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是围绕揭示历史发展基本趋势这个大目标提出的。至于“具体化”与量化问题，它是为历史研究的大目标服务的。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谈到第二代历史学家相信“人类历史中全部最细微事实的集合终将说话”的观点时指出，“问题在于得失是否相当，因为这些成果的取得往往经过了数量极大而且难以综合处理的资料积累”[2]。就是说，历史需要准确的事实作为根据，但又不是走穷究细微末节的路子，以免失去大目标，疏于。再则，量化计算需要精确的统计资料作基础，经过计算机处理方可获得数据，这一点不易做到。
所以，关于判断标准的讨论涉及到的一般，即的重点放在古代重心南移趋势这个大目标呢，还是舍此而去具体的量化数据。
其次是比较方法问题。既然经济重心转移问题实质上就是经济不平衡性的动态变化问题，那么，地区经济发展趋势的比较就变得重要了。陈衍德同志和我在《试论唐宋四川经济发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即进行过这种比较分析尝试。我们选择了局部和全局的比较方法，而不是选择局部与局部或全局与全局的比较方法。所谓局部与全局的比较方法是指把四川地区经济的变化和全国经济变动大趋势作比较，初步研究结果是：“当全国出现大的动乱时，四川经济地位便相对上升，而全国普遍安定时期，四川经济地位便呈相对下降的趋势。”例如，安史乱起，中原动荡，全国(主要指黄河流域)的经济形势恶化，四川以其“内外险固”的地理条件和“土富人繁”的经济条件，得以成为全国性动乱中的一片绿洲。唐末五代，中原江淮遍地狼烟，而四川相对安宁富足，其经济地位不言而喻。而北宋初中叶，全国经济形势比较稳定，中原与江南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情况下，四川则仅为尔尔而已[3]。
本书所作的另一种比较是全局对全局的比较。也就是把南北方的经济发展大趋势以及反映总体经济实力的表现加以比较，论证中国古代的经济重心已经移到江南地区。这种比较的结论并不说明北方某个局部地区一定比不上江南的某个局部地区，事实上江南不少山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不高，尚处于我们所说的经济开发阶段而未达到当时公认的“富庶”地区。所以在讨论本书主题时，不可以从局部地区的比较上否认江南的总体经济优势。
当然局部与局部的比较在把握大趋势下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所谓南方如江东、两浙、江西、荆湖南路各有不同的发展优势与发展水平。本书在分析时往往把岭南如广东、广西、福建也包括进去，即经济重心南移所及为长江以南和岭南地区。
关键词：经济一体化；财务管理；影响研究
企业作为市场运营的主要参与部分，在市场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也在不可避免的受着市场运营环境的影响。伴随着世界各个国家之间，经济贸易往来的不断频繁与深化，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下企业发展环境中的主要特色正在扑面而来。如何正确认知经济一体化对企业财务管理模式的影响，并探求科学的发展对策已经成为当前企业管理领域中一个颇受关注的话题。
一、经济一体化的内涵及特征
(一)经济一体化的内涵
经济一体化这一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5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处于自身经济发展利益的需要，通过缔结贸易条款的方式，与其它国家进行经济方面的交流与合作。随着各个国家经济合作范围的不断扩展，不同国家的企业之间的经济贸易的联系程度也在不断的加强。在这一发展节奏的促进下，经济一体化逐渐上升为一种发展中的重要趋势而对参与市场竞争中的各个主体，无论是从管理的理念，还是从管理的方式上等诸多的层面都产生了比较显著地影响。从广义的角度来看，经济一体化作为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重要分支，在未来促进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更广泛的经济贸易交流与合作，发挥着重要的价值，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多级化发展的重要呈现。
(二)经济一体化的特征
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当中，经济一体化也逐渐形成了自身的一些特征。
1.经济发展的关联性
从本质上来看，经济一体化的一个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特征是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经济一体化参与发展的各个企业中，其经济发展的程度与发展的水平都会相关的行业中的企业的发展产生一定的联系。另一方面，主要体现在市场经济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由于自身的调节机制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会在市场参与主体的不合理的经营而产生一定的市场波动。这种波动会在经济一体化发展体系的影响下，不断地上升为一个较大范围的市场波动，最终波及相关的国家，严重的话会演变为一种世界性的危机。
2.企业发展的相对独立性
独立是指企业在参与市场运营的过程当中，可以在经营模式的选择及运营项目及策略的调整过程当中，不断的探究符合企业自身发展规律的方式与方法。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企业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并不是意味着企业在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完全按照自己的发展意图与策略来实施。相反的，企业在制定重要的发展战略及相关的市场规划调整的过程当中，要充分考虑到市场的运营规律以及企业在不断的发展中所面对的周遭发展环境及发展趋势的变化与影响。只有在把握趋势的同时，聚焦企业发展中所要保持的自身发展的独立性。两者进行有机的结合，其所产生的市场合力才会更加的凸显。
3.发展性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世界上存在的诸多物质都处在一个不断发展与变化的过程当中。同样，经济一体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其所展现出来的发展特征，也将更加的趋于明显。一方面，经济一体化所影响的范围将会不断的增加。另一方面，在影响广度不断拓展的同时，在影响的深度上也将会不断的深入与具体。例如，经济一体化所影响的不仅仅是企业的管理模式，其中包括财务管理的模式。经济一体化还会对企业的管理理念及体系以及相关的企业文化建设及人力资源管理等诸多的方面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二、经济一体化对企业财务管理模式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的来临，给企业的财务管理模式的发展带来了重要的正面发展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企业管理模式将趋于标准化。企业在发展中面对市场的发展趋势，将会不断地从自身的运营角度出发，不断地探究更大范围市场的开拓。其中就包括不同企业之间的并购与合作。为了更好地促进彼此企业的发展，企业在管理模式的趋同化上将会不断地进行提升。在这一发展动作的影响下，企业在管理模式层面将会不断呈现出财务管理模式不断趋于标准化的发展态势。其次，企业财务管理模式的效能将会得到不断的提升。在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的影响下，企业在市场竞争压力的推动下，会在财务管理模式的效能上提出符合企业财务发展需要的要求。例如，在财务管理人员的业务与职业素质上，在企业的财务管理的信息化水平上，都会不断追求效能的提升。在全球互联的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的带动下，企业从财务管理模式不断升级的角度来进行管理效能的提升将会是很多企业今后发展与管理水平提高的主要方向。最后，企业财务管理模式创新水平将不断提升。在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的影响下，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不仅仅停留在表面发展层面的竞争。从更深层的角度来看，企业在管理模式层面的提升，特别是企业在财务管理模式层面的不断创新将会是企业在经济一体化发展大环境下的一种生存与发展的本能。换句话来讲，企业面临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所面临的财务管理模式的创新将是带动其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发展路径。
(二)消极影响
任何事物在不断的发展中，都会呈现出两面的发展趋势。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对企业而言所构成的不利影响也是比较突出的。首先，原有的财务管理模式的特色将被淡化。在一体化的经济发展趋势下，管理的标准化将会是企业在不断的面对市场化发展挑战中的一个必然的选择。但是，由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财务管理模式的具体层面存在着一定差异。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企业的管理特色。例如，我国的国有企业在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当中，其财务管理模式的特色已经趋于形成。如果趋于财务管理模式的标准化其给企业的财务管理模式的特色优势将会受到一定的不利影响。其次，企业的财务管理模式的风险系数加大。市场的运营在客观程度上会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但是，在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中，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将会不断的提升。一旦，企业在财务管理模式的具体实施中，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企业所要付出的代价将会更大。这种外部竞争环境的不断激化，将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进一步进行了压缩。基于此，企业在今后的财务管理模式的发展与升级中，所需要面对的市场压力也会不断的提升。最后，企业财务管理模式受限性。这一点与企业在经济管理模式中所面临的标准化的统一问题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内在一致性。因为标准的统一，企业所面临的市场发展的外在束缚就会比较多。一些企业，特别是一些民营企业在财务管理模式的创新层面所面对的发展性的外在束缚将会不断的增多。
三、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企业财务管理模式的优化策略
(一)确立企业财务组织模式：财务共享服务中心
在推进财务管理的提升和演进中，应该尝试从自身行业的发展需求出发，结合市场的发展走向，将自己的内部需求与财务管理工作进行一定的匹配。这种匹配可以在一定水平上避免由于机制和模式的不适应而影响财务管理工作正常水平和职能的发挥。同时，在今后的发展中，企业应该在借鉴相关的科学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将企业的相关制度进行逐一的完善。当然，这一完善并不是直接的抄袭现有的别的企业制度，而是应该在借鉴和参考的基础上，将这一制度和企业自身所在的行业发展环境以及企业发展的诸多实际情况来进行对应的调整。这种调整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是将企业的内部诉求和相应的发展的财务管理制度进行一定的契合。在这个过程当中，把企业财务管理的组织模式与企业的财务信息共享服务中心的构建进行有效的匹配。
(二)确立企业会计信息披露模式：特性分析
信息披露是将相关的信息通过某种公共媒体来进行，从而为相关的信息关联者提供必要的信息获取渠道。会计信息披露的主体是企业或者是公司，其在日常的管理及运营的过程当中，通过必要的信息公开手段，来将其在财务管理领域中的相关报表信息提供给使用者。会计信息披露内容涉及的范围比较广，基本上包括了企业在最近的一段运营周期内，一般是以季度为时间计算单位，确立企业会计信息披露模式，尽可能多地将其对整个市场发展所造成的不良影响降低到一个历史的最高水平。基于这种原则设立的会计信息披露的重大模式，也能从最大限度上保护好各个市场利益主体的基本责任。其中，披露信息的真实性是一个重要的标准及底线，如果在会计信息披露中存在着数据造假等问题，将会给企业及相关机构组织的发展带来很大的不利影响。在其整个财务工作中，一个不可以容忍的现象就是企业财务相关数据的造假。这种在会计数据层面的造假，所造成的不利的影响，不仅仅会波及企业的正常运营和健康发展，还会对整个经济体系的正常运作产生非常恶劣的效果。所以，无论是从行政法规上，还是行业监管领域，各个相关的部门都将打击财务数据造假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来进行对待。
(三)完善企业预算管理模式：类型选择
在科学合理的推行全面的预算管理的运行指导下，企业员工的责任感和凝聚力也会得到更大水平的提升和发展。总之，作为企业运走框架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推行全面的预算管理效果的好坏，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运营的市场效果及发展步伐。在宝地集团众多的管理体系框架中，基于优化预算管理角色在市场的运作中正在不断的得到彰显。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开始探讨预算管理与企业市场发展的契合度，如何借助科学的预算管理模型，来实现企业市场运营效能的提升。由于市场供需情况的变化和波动，经济发展的数据指标会呈现出不同的变化和态势。
(四)完善企业绩效评价模式：独创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任何一个工作效率或者水平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都与从业人员的重视程度有着很大的关联性。一方面，领导层面，应该从企业发展的长远角度出发，在部门设置、人才储备及管理等方面，不断地提升对绩效管理效率提升的认识，同时，在绩效管理的过程中，积极借鉴行业其它企业的发展经验，不断地聚焦对策。另一方面，作为政策的执行者，企业的绩效管理的工作人员，应该本着高度负责、求实创新的精神，在遵循从业基本准则的同时，严格要求自己，做好绩效信息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从而为绩效管理的效率提升提供一个扎实的数据支持。在时代不断向前发展的今天，一些在制度层面的不足和缺陷，尤其在会计监管领域存在的诸多不足和缺陷已经极大地影响了管理会计行业的健康发展。尤其是，随着企业自身市场运营规模不断向外拓展的当下，企业在发展中所面临的制度及标准上的中西之间的差异，已经严重得影响和制约了企业更深层面和更广范围的发展。只有不断强化制度层面的发展性与先进性，其在今后的发展中才会规避由于制度上的缺陷而导致的发展层面的不足。
(五)升级企业财务信息化管理模式
互联网时代，一个非常突出的特色或者说是优势就是办公的网络化与自动化。在互联网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时代背景中，财务信息化管理模式可以经由这一办公设备与系统来提升反映财务绩效变化发展的水平。在互联网的支持下，传统的纸质的数据信息的采集及整理工作在工作时间上可以大大地缩减。具体来说，在传统的管理报表的制作与编制过程当中，需要严格遵循行业的书写规范与条例，遵循统一的标准与范式。但是，基于市场需求的变化则要呈现出了比较大的灵活空间。因此，在今后的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模式的运营过程当中，应该从科学发展的角度，不断地细化会计标准的设计，进一步夯实会计的发展基础。基于此，从国际标准的发展需求出发，探究其今后的改革与实施的新路径是其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四、结语
经济一体化经济发展趋势的到来，为企业财务管理模式的提升与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本文在分享经济一体化基本内涵的同时，探究其对企业财务管理模式的影响，以及今后企业财务管理模式的优化与提升策略。
作者:朱超杰 单位:渤海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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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梁双陆,程小军.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综述[J].经济问题探索,2013(01).
关键词：经济管理；现代化；工作要点；新趋势
前言
如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速率飞快，涉及传统经济管理方法已经难以换取应有的实效，相比之下，经济管理现代化属于经济管理和社会发展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在某类层面上决定今后市场经济改革发展的主流方向。所以说，尽快理清经济管理现代化的工作要点，并且精准化把握日后经济管理整体发展趋势，存在一定的现实意义，应该引起有关管理主体的充分重视。
一、经济管理现代化的工作要点整理
(一)维持能动和创造性
任何一类管理工作，都属于能动和创造性较强的人员活动，而经济管理的原理，则是想尽一切办法令一切人力资源明确统一化的发展目标基础上，积极处理好手头上的工作并满足预设规范要求。而管理策略并不单单限定在管理体制本身层面上，毕竟再过僵硬的管理体制也可以在特定时间范围内获取一定的成效，但是管理艺术则始终要求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换句话说，主要看管理主体能否快速且精准化地锁定相关人力、物力资源的优势，并尝试利用不同措施激发他们的能动性并创造合理数量的价值，进一步贯彻落实经济管理现代化的目标，而并非一味地针对人力和物力资源实施严格化地监督和控制。
(二)确保专业和民主化
现代化经济管理的要领便是提升管理人员的专业技能实力和职业道德素质。作为现代管理工作人员，务必要确保时刻建立起健全样式的专业知识体系，即在第一时间内掌握最新的经济理论、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内容，以及高效率的生产技术等，进一步为日后多元且可靠性的管理方案执行，奠定基础。须知我国经济建设想要得到飞速发展，就必须依靠广大劳动人民的创造性成果，而这一系列创造性成果便是经济管理现代化的主要特征，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切优势所在。
(三)提升科学和自动化
须知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获得长效发展，就是因为科技这类第一生产力的大力支持，所以说，今后我国不管研究任何一种事物，都注意不能够违背科学。而科学化的管理，则是经济管理现代化的主要标识，其不仅能够令管理人员在不同阶段实践中实时性吸纳、沿用最新的科技成果，同时还可确保经济管理工作组织的简洁、快速和有效性结果。截止至今，经济管理现代化革命也开始朝着管理方式自动化方向偏重，实际上就是结合经济实际发展需求，沿用计算机通信和自动化仪器等高端技术方式，进行经济管理事务有效、有序地调控指挥，进一步确保将社会经济管理工作的效率提升至合理等级层次之上。
二、日后我国经济管理发展的全新趋势探索
(一)宣传与贯彻柔性、和谐化的管理理念
在新形势下，为了开拓出员工愈加宽阔的创造性思维空间，并在最终收获他们的满意心理，就必须将他们视为顾客并统一地进行柔性化管理。尽管说传统的经济管理体制，容易挫伤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思维的创造性，但是却也存在许多值得管理主体学习地细微之处。如一些企业一直沿用传统形式的终身雇佣制度，截止至今，企业上下仍旧犹如一类团结的大家庭一般，所有员工的归属感意识得以有机强化。日后经济管理改革工作中，应该在保留这一系列优质化传统体制内容的基础上，开辟不同途径充分协调不同机构和人员之间的关系，如搭建起完善合理的沟通机制的同时，保证在第一时间内调查分析各类层级员工想法，进一步彰显企业内部领导和基层员工之间相互模式的平等性。
(二)革新传统的管理体制基础上凸显人性化特征
生产的本质始终在于人，因此今后经济管理发展的全新趋势，必然会充分照顾到人的生理和心理，以及各类相关性问题前提下，令员工工作自主性意识和各类实践应用潜能得以有序激发，最终令员工进一步明确自身的主人翁地位，并全身心地投入到各自工作事务之中。需要加以强调的是，这类人性化特征较强的现代经济管理模式，有助于加快企业改革和经济发展目标向基层员工的渗透进程，尤其是在经济管理的思想体系之中，往往保留核心的价值和意义。
(三)以消费者群体作为导向发展现代经济
自从我国正式建立并且推广沿用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各类企业之间的竞争趋势严重激化，其间以生产主体和技术为主导的经济管理模式，也同步朝着以广大消费者群体为导向的现代经济管理方向过渡转变。在此类背景下，企业想要实现价值创造和经济利益赢取等更高等级层次的发展目标，就必须想方设法进行不同类型消费群体需求满足。这类原则可以说是各类企业在长久竞争磨练下永不衰败，以及我国经济整体飞速发展的核心要领。
三、结语
综上所述，开展经济管理现代化改革工作，必然经历较为漫长的挑战适应历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其往往会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持续进化，相关管理主体要确保在清晰化认知和灵活性沿用这类特征的前提下，全方位把握经济管理现代化的主流发展趋势，最终更加理想化地为社会和经济可持续改革发展，创造一系列必要的支持服务条件。归根结底，就是要求各类管理主体秉承柔性与和谐化管理理念的基础上，实时性改进管理体制，并培养合理规模和素质完善的职员团队。长此以往，令我国社会经济事业整体发展前景变得愈加理想化。
参考文献：
[1]李世叶.浅谈经济管理现代化和经济管理发展新趋势[J].科技经济市场,2015,20(12):77-86.
[2]田继欣.基于经济管理现代化和经济管理发展新趋势的探究[J].内蒙古煤炭经济,2015,23(11):177-189.
关键词：中国民营经济；空间差异；空间极化；基尼系数；Theil指数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5）03-0051-07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民营经济作为除了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总和，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在自身规模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还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10%的增长速度，而民营经济增长速度更是达到了20%，民营企业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0万家发展到目前超过1 000万家，民营资本占全社会总资本的60%。民营经济的发展不仅有利于发挥市场的配置作用，实现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而且有利于吸纳社会就业、增加供给、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提出了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理念，强调了民营经济的社会地位和不可侵犯性，标志着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然而，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思想和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影响，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民营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具体表现在发展宏观环境不完善，企业起点低，融资渠道不畅，科技含量不高，经营管理理念落后等。在此背景下，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存在明显的空间非均衡特征。基于此，本文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中国民营经济区域分布特征及演变态势，即解决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差异问题；二是中国民营经济空间极化程度和极化方向问题。对于上述问题的研究，不仅可以丰富中国民营经济理论研究，从空间角度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研究提供新视角，而且可以为中国各层主体制定民营经济发展战略、缩小民营经济区域差异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从目前国内外关于中国民营经济相关理论来看，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研究。孙丽环（2005）以吉林省为研究对象，通过与发达民营经济省份对比，提出了吉林省民营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1]。秦尊文等（2013）认为民营经济发展为社会创造了就业岗位，吸纳了劳动力，对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提高城镇化率具有重要意义[2]。陈广胜（2007）从制度、科技、组织、管理、文化等方面提出要推进创新民营经济发展模式[3]。此外，陈晓雪 等（2009）构建了民营企业竞争力指标评价体系，对区域民营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评价[4]。陆玉梅 等（2013）采用数据包络法对江苏省民营经济运行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评价与测度[5]。
第二，中国民营经济与金融关系研究。孙巍 等（2005）借鉴了日本中小企业融资经验，启示和促进了我国民营经济发展[6]。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课题组（2005）认为外部环境、预算约束和需求偏好等因素决定了民营经济金融服务需求差异的形成[7]。卢成万 等（2012）认为民间金融发展与民营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种长期正相关关系，即民间金融发展将会促进民营经济增长[8]。
第三，中国民营经济与制度关系研究。陈晓峰（2005）认为制度失衡是制约民营经济做强做大的关键，制度化迟滞使得民营经济发展面临障碍[9]。王志凯（2007）认为中国民营经济是在区域制度不断变迁演进中发展的[10]。孙立（2010）探讨了政府管理制度改革对民营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11]。钱巨炎（2013）梳理了浙江财税推动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实践，并提出了下一步财政政策建议[12]。
第四，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研究。外资企业对中国民营企业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13]，并且基于FDI的产业集群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14]。此外，有学者分别认为技术创新[15]、劳资关系[16]、软环境[17]、集群发展[18]、品牌创新[19]等对民营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综观现有关于中国民营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上四个方面，而对于中国民营经济空间研究比较匮乏，即使有关于民营经济区域研究，比如，王宜强 等（2012）基于GIS研究了福建省民营经济空间格局[20]，胡大立 等（2012）利用统计分析了江西和东部民营经济发展的差距[21]，然而，他们的研究都是停留在统计描述层面，没有系统有效分析中国民营经济空间差距的演变态势以及空间极化问题。为此，本文重点研究金融危机后（2008―2012年）中国民营经济空间发展问题，选取由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每年定期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数据①，利用GIS、基尼系数和Theil指数及其分解方法来研究中国民营经济空间差异及其演变态势，使用ER指数、Wolfson指数、TW指数测算中国民营经济极化程度，并应用KZ指数分析中国民营经济极化方向。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
（一）空间差异研究方法
1. 基尼系数。最早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提出，用洛伦斯曲线来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本文引入基尼系数概念，采用2008―2012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数据，来测算基尼系数指标，分析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差异问题。
根据相应省份将全国分为n组②，wi、mi、pi分别表示第i省民营500强企业营业收入份额、平均营业收入和企业频数（i=1，2，3，…，n），按平均营业收入（mi）对全部样本由小到大排序，可得基尼系数G计算公式：
4. KZ指数。Zhang and Kanbur（2001）利用广义熵的可分解性将区域非均衡分解为两部分，包括区域内非均衡和区域间非均衡，并用区域间非均衡与区域内非均衡的比值来测度空间极化程度，即KZ指数[25]。本文利用Theil指数将总体差异进行群组分解后的组间差异和组内差异比值，即中国民营经济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比值，作为测度空间极化程度的KZ指数。
（三）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使用中国民营500强企业平均营业收入作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同时，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以及《中国统计年鉴》。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时效性等特点，本文收集整理了2008年以来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数据，样本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08年到2012年③。本文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江苏、浙江、上海、广东、福建、海南、广西，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四川、贵州、重庆、云南、青海、宁夏、新疆、，中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山西、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相关空间差异与极化模型，并加以测度。
三、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分布及差异
（一）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分布特征
1.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GIS空间分布现状。本文采用Arcgis软件进行可视化空间分析，绘制2012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图，如图1和图2所示。其中，图1表示2012年各省民营500强企业营业收入分布状况，从图中可以看出，浙江和江苏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处于绝对优势，东中西部民营企业营业收入呈现为明显的递减态势。图2表示2012年各省中国民营500强企业数量分布状况，浙江民营500强企业数量最多，其次是江苏、山东、广东等东部省份民营企业数量，同样，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东强西弱的分布特点。
2.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态势。本文整理了2008―2012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情况表，如表1所示。从2008年后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呈现两位数的增长。营业收入总和从2008年的41 099.2亿元发展到2012年的105 775亿元，年均增长27.37%，尤其是2010年，民营企业营业收入增长45.88%，呈现了快速增长态势。单位企业营业收入逐年提高，2012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平均营业收入达到211.5亿元，年均增长27.38%。最高和最低的企业营业收入均呈现增长趋势，年均增长分别为12.88%和27.40%，最低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远高于最高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
本文测算了中国民营经济东中西部企业营业收入和数量的占比情况，如表2所示。从表中数据可知，东部无论在营业收入还是数量方面都处于绝对优势，但是这种优势随着时间推移在不断递减，营业收入占比从2008年的84.77%下降到2012年的79.06%，企业数量占比从81.00%降为75.2%，降幅较为明显。与此同时，中部和西部民营经济仍然处于劣势地位，中西部企业营业收入和数量都没有超过15%。然而，中部和西部民营经济在不断发展，企业营业收入和数量占比都呈现上涨态势，营业收入方面，中部地区从2008年的9.95%上升到2012年的12.15%，西部地区从5.28%上升到8.82%；企业数量方面，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也有明显上升，并且西部地区上升幅度要高于中部地区。
（二）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差异分析
为了分析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本文采用基尼系数和Theil指数及其分解方法，测度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
1.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差异分析――基于基尼系数和Theil指数。根据基尼系数和Theil指数计算公式，本文测算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差异，如表3所示。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民营经济空间差异的基尼系数和Theil指数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呈现V字型变动。在经历2008年较大值后，2009年基尼系数和Theil指数均出现最小值分别为0.147 6和0.019 0。其中，基尼系数在经历2009年最低值后，开始逐年略有增加，但增加幅度较小。Theil指数2010年比2009年有所增加，之后逐年下降，2010―2012年年均下降5.28%。
2.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差异分解。本文利用Theil指数分解，将中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并将总体差异分解为组间和组内差异，测算了区域间和区域内民营经济发展差异水平，如表4所示。从中不难看出，区域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要大于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区域内差异是造成总体差异的主要因素，考察期内平均贡献率为90.22%，而区域间差异贡献率不足15.00%，平均贡献率为9.78%。区域间差异在5年内呈现U型变化趋势，2008年TBR为0.003 2，随后开始下降，直到2012年再次上升为0.003 1，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差异贡献上升；而区域内差异在考察期内呈现出波浪变动趋势，在经历2008年高点后，2009年进入了低点，于2010年再次上升，此后区域内差异逐年下降，2012年降为0.019 6，说明近两年区域内差异有所收敛（见图3）。
通过测算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内部差异可以看出，横向比较西部地区内部空间差异较大，均大于东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内部差异在2008年和2012年要高于中部地区，其余年份中部地区内部差异要高于东部地区（见表4）。纵向比较西部地区呈现M型变化趋势，2011年西部地区内部差异达到最大值，2012年下降较为明显；中部地区呈现倒U型变化趋势，在2010年内部差异达到最大值后，开始下降，具有收敛趋势；东部地区呈现W型变化趋势，在2008年、2010年和2012年处于高点，其他年份较低，内部差异在近期有变大趋势（见图4）。
四、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极化分析
（一）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空间极化特征
根据2008―2012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数据，本文按照东、中、西部进行分组，测算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极化指数，包括ER指数、Wolfson指数、TW指数和KZ指数，结果如表5所示。在此基础上，本文绘制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空间极化指数变化趋势图，如图5所示。从图表中可以发现，2008―2012年各空间极化指数呈现上下浮动的态势，由于各指数对于空间极化敏感程度不同，因此，各指数数值结果不同，反映的中国民营经济空间极化趋势略有不同，但是从总体趋势来看，各指数均呈现出类似U型的变动趋势。区域分组的空间极化指数中，TW指数对于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空间极化敏感程度较高，测度的数值最大，其次是ER指数和Wolfson指数。其中，TW指数波动幅度较小，ER指数变动幅度最大。
基于考察期内极化指数演变过程来看，极化指数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8―2010年，极化指数处于高位下降阶段，除ER指数外，三年期间各指数都呈现下降趋势，说明这一阶段中国民营经济极化集聚现象有所减弱。其中，TW从0.466 4下降到0.455 9，年均下降1.14%，降幅较小；Wolfson指数从0.222 9下降到0.191 5，年均下降7.17%；KZ指数从0.136 8下降到0.081 5，年均下降21.00%，降幅较大；而ER指数持续两年下降趋势，从2008年的0.299 3降为2009年的0.166 2，下降44.28%，下降幅度较大。第二阶段为2011―2012年，各指数呈现整体略有上升阶段，反映出本阶段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空间极化和集聚现象有所上升。其中，ER指数经历了2009年的下降后开始了连续4年的增加，直到2012年的0.278 5，平均涨幅18.96%，说明空间极化程度有加强趋势；TW指数和Wolfson指数在本阶段先上升后下降，分别从2011年的0.460 4、0.229 1下降到2012年的0.441 1、0.221 7，降幅分别为4.18%和3.21%；KZ指数从2011年0.087 2上升到2012年的0.158 2，上升幅度为81.47%。
（二）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空间极化方向
空间极化指数ER指数、Wolfson指数以及TW指数，仅仅能够测度中国民营经济极化的总体趋势，但不能反映出空间极化的方向，而KZ指数在上述指数基础上，利用可分解的广义熵理论，将整体差异分解为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本文利用组间不均衡值和组内不均衡值之比，即Theil指数分解的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比值来测量区域空间极化和集聚的变化。KZ指数大小表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在空间方向上强弱集聚大小。本文除了测算东、中、西部KZ指数，还分别按照沿海―内陆和南方―北方④进行Theil指数分解，并测算了沿海―内陆、南方―北方KZ指数，如表6所示。从各方向上KZ指数值来看，KZ指数均未超过0.5⑤，说明区域间差异要明显小于区域内差异，东―中―西部、沿海―内陆、南方―北方之间的空间极化程度微弱，而空间极化主要表现为区域内差异问题，区域内民营经济集聚现象要明显强于区域间民营经济的集聚。
从东―中―西部方向来看，中国民营经济空间极化强弱趋势呈现U型变化，并且在东中西部方向上，空间极化程度要强于沿海―内陆、南方―北方方向空间极化程度。空间极化程度从2008年的0.136 8开始下降至2009年最低点0.081 5，而后逐步上升到2012年的0.158 2。从沿海―内陆方向来看，空间极化强弱变动趋势也呈现V型变动，2008年中国民营经济在沿海―内陆方向上出现了最大空间极化现象，KZ指数达到0.086 3，之后2009年下降到最小值0.014 0，随后，连续三年呈现上升趋势，直至2012年的0.084 7。在此方向上空间极化强度要大于南方―北方方向。在南方―北方方向上空间极化现象不明显，发展呈现上下波动趋势，2011年达到最大空间极化值0.011 8，但从考察期总体来看，中国民营经济空间极化程度有加强趋势，2012年集聚强度是2008年的6.6倍。从中国民营经济空间极化总体趋势来看，在经历了初期较大空间极化程度后，中期有所下降，近期空间极化集聚程度出现上升态势。东―中―西部方向空间极化程度最为强烈，其次是沿海―内陆方向，而南方―北方方向空间极化程度较弱。
五、结论
本文选取了金融危机后（2008―2012年）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每年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数据，首先，采用GIS可视化分析工具分析了2013年中国民营经济空间分布现状，然后，统计描述了中国民营经济近年来发展态势并测度了不同区域民营经济发展分布情况，进而，利用基尼系数和Theil指数分别测算了中国民营经济空间差异程度，并使用Theil指数分解测定了区域间、区域内差异及三大区域内部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构造了ER指数、Wolfson指数、TW指数分别测度中国民营经济极化程度，用KZ指数分析了中国民营经济极化方向问题。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民营经济在金融危机后实现了快速发展，总收入和企业数量逐年提高，但是，从GIS空间分布图来看，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存在空间非均衡的状态，其中，东部民营经济发展具有绝对优势，中部次之，西部最弱。（2）中国民营经济整体空间差异（基尼系数和Theil指数）较小，近年来，空间差异呈现V型变动趋势。（3）从Theil指数分解可知，中国民营经济区域内大于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其中，区域内差异是造成中国民营经济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贡献率平均为90.22%。（4）从东、中、西三大区域内部差异来看，西部地区民营经济内部差异最大，高于中部和东部地区；中部和东部地区民营经济内部差异分别呈现倒U型和W型变动趋势。（5）对极化指数测度可得，中国民营经济极化指数均呈现类似U型变化趋势，其中，TW指数值最大，波动较小，ER指数波动较大，Wolfson指数近年有下降趋势。（6）通过对中国民营经济空间极化方向分析表明，区域内极化要大于区域间极化，在东中西部方向极化程度要强于沿海―内陆、南方―北方空间极化程度，在考察初期，极化程度较为强烈，中期有所下降，近期空间极化程度有加强趋势。
注释：
①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是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在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的基础上，以营业收入总额为参考指标的排序结果。
②本文研究31个省、市、自治区以及直辖市数据。
③全国工商联每年的当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数据，实际是依据前一年数据得来，因此，本文采用的年份数据，表示年度实际数据。
④沿海―内陆（沿海地区包括：京、津、冀、辽、鲁、苏、沪、浙、闽、粤、桂和琼等省市区，其余省市区为内陆地区）。南方―北方（以长江流域为分界线把我国划分为南方、北方地区，其中南方包括沪、苏、浙、徽、赣、闽、鄂、湘、粤、桂、琼、渝、川、贵、云等省市区，其余省市区为北方地区）。
⑤本文基于KZ指数提出空间极化判定标准：如果KZ0.5，则极化程度微弱，可视为无极化现象；如果0.5≤KZ1，则极化程度小，极化现象不明显；如果1≤KZ5，则极化程度中等，极化现象明显；如果5≤KZ10，则极化程度大，极化现象显著；如果10≤KZ，则极化程度剧烈，极化现象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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