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九江第一中学蔺光辉
在学习人文地理时，区位分析是非常重要的知识，它贯穿了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城市建设、交通运输、商业和金融、旅游业等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学好区位分析知识，地理的综合分析能力就会有很大的提升，成绩自然也就会有很大的提高；反之，若没有学好这部分知识，则会分析不到位，知识张冠李戴，甚至出现越学越糊涂的情况。那么，什么是区位，区位因素有哪些呢？区位是人文地理的一个概念，它既包含该地理事物空间位置的含义，同时也包含该地理事物与其它事物的空间联系，还有被规划布局的含义。区位分析与选择是人文地理最重要和最有活力的内容，其核心是因地制宜。
对于某个地理事物所产生影响的区位因素是很多的，而且不同的地理事物，其影响的区位因素也不同，但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类：自然区位因素和社会经济区位因素。自然区位因素主要由地形、地质、气候、水文（河流和湖泊）、土壤、生物（植物和动物）等组成，社会经济区位因素就更多了，但主要的有市场、交通、政策、原料、劳动力、技术、环境等。区位因素众多，这也是不容易学好的原因之一。如果分别归类，注意区别主要区位因素和一般区位因素，掌握区位分析的基本思路，就容易掌握了。
一、各不同地理事物的主要区位因素
1.农业区位因素。
自然区位因素：气候（最重要因素）、地形、土壤、水源等；
社会经济区位因素：市场（最重要因素）、交通、政策、劳动力等。
2.工业区位因素。
自然区位因素：土地、水源、气候、地形等；
社会经济区位因素：原料、燃料、劳动力、市场、交通、社会、环境等。
3.城市区位因素。
自然区位因素：地形、气候、河流、自然资源等；
社会经济区位因素：交通、政治、军事、宗教、科技、旅游等。
4.交通区位因素。
自然区位因素：地形、地质、气候、水文等；
社会经济区位因素：人口、城市、工业、资源、政治、科技等。
5.商业区位因素。
自然区位因素：地形、气候、河流等；
社会经济区位因素：人口、市场、交通、经济、技术、信息等。
6.旅游区位因素。
自然区位因素：地形、地质、气候、水文（河流和湖泊）生物等；
社会经济区位因素：游览价值、市场距离、交通位置及通达性、接待能力、环境承载量等。
从上述罗列中可以看出，影响一个地理事物的区位因素是很多的，但相对来说，自然区位因素并不多，主要是地形、气候、河流等，除了对农业、城市的影响较大外，对其它地理事物的影响较小。而社会经济区位因素则种类繁多，且不同地理事物影响的主要区位因素也各不相同，因而成为学习中的难点。如何分析一个地理事物的社会经济区位因素，其中哪些是主要区位因素，就显得十分重要。
二、区位分析与选择的基本思路
实际上任何一个地理事物在考虑区位因素时都是从经济利益作为主要出发点，因此，如何降低成本的区位因素往往就成为其主要的区位因素。如工业区位选择中的原料、燃料、市场和交通就是主要的区位因素，在这几个因素中必有一个是最重要的，称为主导因素；在分析区位因素时不仅要考虑有利的区位因素，也要考虑不利的区位因素，并对其进行辨证分析；另外，在分析区位因素时，还要考虑其区位因素的发展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1.主导因素分析法。在影响区位选择的诸多因素中，常有一种或几种因素处于控制和支配地位，成为影响区位选择的主导因素。在区位分析与评价时要理清各区位因素间的主次关系，找出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抓住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做重点分析。例如：不同的工业部门，其生产过程和生产特点不同，生产投入的要素不同，生产成本的构成也就不一样，根据工业区位选择所要考虑的主导因素可分为原料指向型、市场指向型、动力指向型、廉价劳动力指向型和技术指向型等。
2.辨证评价法。根据区域环境特征，分析影响某一人类活动区位形成与发展的优势条件与限制性因素，并对其做出有利和不利的评价。例如：对西双版纳旅游资源开发条件进行评价，既要看到“自然风光秀丽、人文风情独特、旅游资源种类多样、旅游资源集群状况好、地域组合合理”的优势，还要根据所处交通位置、经济位置找出“交通不便、通达性差、市场距离远、地区接待能力有限”的限制性因素，并进一步认识到“加快交通运输建设，旅游活动的规模要与环境承载量相适应，避免造成生态破坏”。
3.动态分析法。区位因素的变化对人类活动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因此，要用发展的眼光动态地分析区位选择问题，并抓住倾向性因素做预测性分析。例如：由于运输条件和生产工艺的改进，钢铁工业的区位选择经历了三次变化。19世纪初所需原料中煤的运量最大，其区位选择宜靠近燃料产地（如德国的鲁尔区）；20世纪初由于冶炼技术的提高，需煤量大大减少，其区位选择“移煤就铁”转向靠近铁矿产地（如我国的鞍钢、包钢）；20世纪80年代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巨型矿石运输船的出现，钢铁工业受原料产地的制约越来越小，区位选择逐步向市场和交通便利地区靠近（如我国的宝钢）。
三、例举、解析和拓展
例1：假定城镇是唯一市场，城镇周围是条件均一的平原，种植农作物的收益只与市场价格、生产成本和运费有关，其表达式为：收益＝市场价格―生产成本―运费。单位面积甲、乙、丙农作物，其市场价格分别为600元、1000元、1400元，生产成本分别为200元、400元、600元，运费与运距成正比。下图是这三种农作物收益随距城镇（市场）的距离变化示意图。据此回答（1）~（3）题。
（1）X、Y、Z线代表的农作物依次是（）。
A．甲、乙、丙B．乙、丙、甲
C．丙、甲、乙D．丙、乙、甲
（2）在距离城镇OJ范围内，为取得最佳综合经济效益，种植这三种农作物的界限应该是（）。
A．E、FB．F、GC．E、HD．F、H
（3）与其他两种作物相比较，单位面积作物Z（）。
A．单位距离运费最低B．单位距离运费最高
C．随距城镇距离增大收益递减最快
D．总是收益最低
【解析】
（1）由本题提供的材料可得下表：从表中可看出，不考虑运费，丙收益最高，因此支付地租能力最高，距城镇应最近，其次是乙、甲。（2）从图中可以看出各农作物收益与城市距离不断变化，在OE范围内，丙农作物收益最高，故应种植丙农作物；在EH范围内乙农作物收益最高，故应种植乙农作物；H以外只有种植甲农作物。（3）单位面积Z收益随城镇距离变化最小，说明单位距离运费最低。
【答案】（1）D，（2）C，（3）A
【拓展】由此题得出：如何进行农业区位选择？
影响农业区位选择的因素主要有气候、地形、土壤、水源、市场、交通、政策等。在自然区位因素中，气候因素对农业区位的影响极大。在社会经济区位因素中，市场因素影响农业生产的类型和规模，并且是社会经济因素中最富变化的因素；交通运输主要影响商品农业。进行农业区位选择时，首先要根据纬度位置及其他信息确定各地的气候特征，再根据等高线等信息，分析各地的地形特征，并结合各种农作物的生长习性进行选择。然后从社会经济和技术因素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进行分析，主要从生产成本、运输便利程度、运输费用和时间等方面分析。
例2：假定工厂选址时只考虑运费，且运费仅与所运货物的重量和运距成正比。某原料的原料指数等于该原料重量与产品重量之比。下图中，O点到原料M1、M2产地和市场N的距离相等。据此回答（1）~（2）题。
（1）如果工厂选址在O点最合理，那么（）。
A．M1的原料指数大于M2的原料指数
B．M1、M2的原料指数都大于1
C．生产一个单位重量的产品分别约需要0.5个单位重量的M1、M2
D．生产一个单位重量的产品分别约需要1个单位重量的M1、M2
（2）若生产2个单位重量的产品需3个单位重量的原料M1、2个单位重量的原料M2，那么工厂区位最好接近以下四点中的（）。
A．NB．PC．QD．R
【解析】
（1）根据题目提供的信息可知：选址在O点，原料运进和产品运出的费用最省，由于O点到原料M1、M2产地和市场N地的距离相等，因此，生产一个单位重量的产品分别需要一个单位重量的M1、M2。
（2）从节约运费角度考虑，由题目可知，原料M1需求量最大，运费高，所以工厂区位应靠近原料地M1。
【答案】（1）D，（2）B
【拓展】由此题得出：如何进行工业区位选择？
2011年江苏高考试卷中有关区位问题的考查内容：
【例1】图1为北非简图，图2为甲乙两地气温和降水统计图。
问题：（1）乙地发展农业的有利条件有哪些？
（2）影响该地区陆路交通布局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例2】图3为广东佛山市产业分布示意图，图4为佛山市顺德区家具生产专业镇联系示意图。
问题：改革开放初期，港商在佛山市投资建厂，主要考虑的区位条件有哪些？
【例3】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江苏省和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确立了对口支援关系。图5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简图，图6为江苏省简图。
问题：2011年，新疆正式启动了霍尔果斯部级特殊经济开发区的建设。试分析霍尔果斯经济发展的优势条件。
2011年江苏高考试卷综合题共有三个必做题，每题都涉及区位因素或者条件分析。这类试题虽然问答形式多样，但有其一般性的解题方法。
一、明确区位分析的对象
区位分析的对象一般有两种：（1）某个区域的区位。就区域而言大到大陆和大洋，小到一个地方。（2）某种地理事物的区位。就地理事物而言包括自然地理事物和人文地理事物。这些对象有点状的（如小比例尺地图中的城市等），有线状的（如河流、铁路等），还有面状的（如一个国家、一片草地等）。
二、明确区位分析的要素
影响区位的因素大体分为：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两个方面。区位分析时要把握好这两个方面，深入分析各要素与所要分析的地理事物的联系，再抓主要方面重点进行分析。区位分析的要素主要有三个方面：
位置要素：包括纬度位置、经度位置、海陆位置。自然区位要素：包括地形（类型、海拔、起伏、地质状况、土地和土壤等）、气候（气温、降水、光热、气象灾害等）、水文（河、湖等水文与水系特点、水源、水能、洪涝等）。社会、经济区位要素：包括经济基础（腹地状况、产业结构与产业发达程度）、资源（丰富程度和配套状况）、市场（距离远近、发育程度）、交通（发达程度与发展变化）、劳力技术（数量与素质）、政治（政策、行政中心）、军事（战略地位）、宗教、历史等。
三、明确区位分析的要点
关键词：区域 适度人口规模 人口预测 江岸区
一、引言
区域人口适度规模的研究是区域的经济、社会、人口发展战略的基础。城市首先是产生聚集效益的人口集中区域， 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产生经济和科学文化的聚集效益。同时城市的用地规模、各种建筑和工程设施规模，以及生产力规模和消费力规模等均与城市人口规模有着密切联系， 因此城市人口规模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江岸区位于长江北岸，武汉三镇汉口一方的东部，全区土地面积64.24平方公里，总在籍人口69.7万人，常住人口89.5万人。近年来江岸区经济迅速发展，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适度人口规模研究是区域进行合理规划的重要参考，是进行良好的区域规划和管理的前提约束。研究江岸区适度人口规模，对江岸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影响区域人口规模的因素
一个地区的适度人口规模取决于很多因素，区域人口规模研究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涉及到区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环境质量和实力需求诸多方面， 每个方面又包含着众多的影响因素， 这些因素既相互独立， 又相互影响。
（一）经济因素
经济发展对一个地区的人口规模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城市经济对人口规模扩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带来就业机会的增多，使区域内劳动力需求扩大，从而促进人口的集聚；二是经济增长带来居民收入的增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增强了城市对外的吸引力；三是经济发展要求城市空间的扩大，使得城市用地增加，城市化发展促进农业人口的非农化。
武汉市目前正处于工业的鼎盛时期，在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市场的作用自然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带动人口向城市聚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江岸区不能长期建立在大量的低成本的劳动力的基础上，知识经济和技术创新和高素质高成本的人力资源中心是区域持久发展的重要依托，也是武汉市引领中部地区城市经济发展的关键。城市功能的变化会导致人口在区域内根据产业功能重新调整，同时这种结构优化会直接带来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成为限制人口迁入的重要因素。据此，可以预测江岸区的适度人口规模将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
（二）社会因素
社会生活条件及容量是影响区域人口规模的重要因素，城市区域的就业、教育、交通、用水、住房等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现代城市出现的一系列“城市病”，表明城市的发展遇到了城市社会生活质量的问题，在进行适度人口规模预测时， 不仅要考虑现今的社会生活条件， 还需预测未来城市可能达到的社会生活条件。
对城市的社会生活投入不够，造成住房紧张、交通堵塞、水质下降、能源不足、教育滞后、人才短缺、城市服务落后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其后果是城市区域的社会生活的人口容量不断下降，这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和经济、社会发展。
（三）环境因素
影响城市人口规模的环境因素包括自然环境因素和环境质量两方面。自然因素中对城市人口规模起限制作用的主要是土地、水资源和能源，在确定其城市人口规模时就应该考虑水资源这一因素的限制；而在东南沿海城市因其快速的经济发展对土地资源的需要非常旺盛，建设用地资源则成为影响城市规模的重要因素。
江岸区作为一个开放式的区域来说，任何可通过市场交换的稀缺资源、商品，只要有硬通货，都可通过市场购买来补充，因而都不构成区域人口承载力的制约因素。而对于不可从区外购买的资源或环境，当地资源和环境的数量和质量则构成区域人口承载力的制约因素。
（四）区位因素
在确定区域人口规模时，我们还应从区位条件和区域中的社会经济发展规模出发，分析区域城市化水平和城镇体系的合理结构，确定本区位在城市中的地位和作用，确定其发展的合理规模。
江岸区在武汉市的核心区位决定了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广大空间，它将作为武汉市实现其华中地区综合大城市圈战略的核心地区，也就意味着政府将进一步加大力度投入，努力发展该区经济，完善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居民生活质量。因此，江岸区人口规模仍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区域适度人口规模也是随着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动态变化的。
三、江岸区人口适度规模研究
（一）土地适度人口规模
我们把江岸区土地资源承载力定义为：区域内所有土地面积除了难以利用和禁止利用部分外，在保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该区域现在和将来可能承载的人口。
江岸区是作为武汉市主城区的核心城区而存在的，武汉市的人均建设用地约为120㎡/人，根据武汉市的平均指标，江岸区的土地适度人口规模约为53.5万人，这显然低于江岸区已有的72.3万人的规模。因此，作为武汉市中心城区的江岸区推行土地利用集约化，其人均建设用地明显低于武汉市平均水平，这里按照世界城市人均建设用地指标的83㎡/人计算，可推测江岸区的土地适度人口规模应不超过87万人。综上分析，江岸区适度人口规模大约在54万-87万人之间。
（二）水资源适度人口规模
水是自然界生命系统不可缺少的要素，是人类宝贵的资源。淡水资源虽然可以借助于水的全球循环而得到更新，但可利用的淡水资源总量可以说是相当稳定和有限的，这意味着随着人口增长、生产发展，淡水需求量不断增长，水资源是区域人口规模增长的重要限制因素。
武汉市作为百湖之市，虽然水资源相对丰富，但是可利用的淡水资源仍是宝贵的自然资源，近年来武汉市填湖开发也给水资源现状造成一定影响。两江交汇，湖泊众多，但武汉市人均用水量近十年来却一路下降，从2002年至今，武汉人均用水量由609吨降职390吨左右，降幅达36%。武汉市个人用水量为179升/人/日，低于全国居民用水标准180升/人/日。参考《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研究》的预测结果以及江岸区用水现状和特点，人均年需供水量约400m?，即全区人均用水1.1m?/人/日，从水资源可承载能力来讲，全区人口规模以60万-90万为宜。
（三）经济适度人口规模
以经济为着眼点，研究适合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适度人口，即为经济适度人口。
基于经济增长的适度人口规模，选取江岸区GDP、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口等经济指标，建立其与总在籍人口规模的统计回归模型，通过显著性检验验证这些经济指标与人口规模的关系，并对模型进行修正。根据江岸区历年GDP总量的数据，在2000-2012年间，江岸区GDP实际年均增长率达14%以上，但江岸区GDP的快速增长是在基数较低的情况下实现的，伴随着基数的逐年加大，要保持如此高的增长率，其难度将越来越难。按照江岸区“十二五”发展规划（2011-2015年间武汉市GDP年均增长速度要达到12%），考虑到江岸区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假设2013年GDP年增长率为16%，以后每年GDP年增长率比上一年回落0.5个百分点。在此假设基础上，预测得到2013-2020年江岸区GDP值。利用上述推算得出的江岸区2013-2020年经济GDP数据，代入修正后的经济适度人口预测模型中，采用逐年移动推算可得2013-2020年江岸区各个年度适度经济人口规模数量，预测结果显示，到2020年，江岸区总在籍人口约为83.5万人。
四、结果比较与分析
某一地区的人口容量与适度人口规模更多地取决于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某种期望的或理想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标准。因此，无论是人口容量、还是适度人口规模，都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常数，而是一个变量。然而，在一定时期内某一地区人口容量和适度人口规模又是相对稳定的。
本文土地资源适度人口、水资源适度人口和经济适度人口三个维度对江岸区的适度人口规模进行了研究。从土地资源适度人口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江岸区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偏低，这与该区实施集约型土地利用密切相关，根据世界平均人均建设用地指标推测江岸区适度人口规模不超过87万人，这与该地区常住人口89万人非常接近。
从水资源适度人口分析中，我们可以预测江岸区的水资源适度人口在60万-90万之间。这一角度与土地资源适度人口比较类似，但又不完全相同，它反映的是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对区域人口承载力的影响。
从经济适度人口规模的角度，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来对江岸区的经济发展和人口规模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在几项重要经济指标中，GDP对人口规模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相比于土地和水资源适度人口，经济适度人口灵活性更大，因为经济发展随着经济结构和产业模式的转变有着更为广泛的发展空间。预测结果显示，江岸区经济适度人口在80万左右，另外在加上非在籍的常住人口，这一规模将在100万左右。
五、江岸区适度人口规模发展战略及措施
（一）人口总量控制
城市人口的规模扩张具有惯性，如果对此听之任之，不加干预，则江岸区人口规模的膨胀可能还会持续下去，直到出现严重的失业问题和资源短缺问题，进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必须采取综合手段，大力控制人口规模：一是稳定低生育水平，控制人口自然增长；二是加快区域现代化建设，提高城市生存成本；三是加强社区建设，重点整治“城中村”。
（二）人口结构合理调控
江岸区人口结构的调整，重点应放在人口结构的调节置换方面，即抑制低素质人口的增长，促进高素质人口的增长，实现人口结构的动态优化。首先，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促进人口结构置换；其次，推动城市功能升级，实现人口动态优化；最后，实施第二次城市化，提升人口综合素质。
（三）人口可持续发展
江岸区要在新一轮的发展中取得优势，必须由自然资源依托型发展模式转为人力资源依托型模式，要加强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有效地发挥其巨大的潜力，从而提高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一是确立人力资源开发的理念；二是构建完善的教育培训系统；三是增强城市对高素质人才的吸引力。
六、结语
人口与城市持续发展的关系日益得到重视，人口适度规模是区域发展最为基础的人口环境。区域的人口发展，应该坚持科学发展观，在现代化城区的框架下，突出人口发展重于人口控制的理念，拓宽人口现代化视野，积极寻求人口总量控制与人口结构调整最优化、人口规模变化和人口素质变化最优化、人口发展和城区发展最优化，最终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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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吴瑞君 朱宝树 王大.开放型区域经济适度人口的研究方法及其应用[J].人口研究，2003（5）.
关键词：文化产业集群 区位商 区位因素 相关系数 技术创新
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文化产业主要是依托城市而展开。城市文化产业具有低投入高回报、物质能源消耗少取得效益大等特点，被认为是最有利于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城市文化产业的集群发展不仅为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提高城市竞争力提供了新的和强大的动力，而且在创造自身价值同时也必然会带动城市相关产业发展。如何促进城市文化产业集群快速、有序发展成为当前城市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
理论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概况
国外学者们尝试对特定区域的文化生产特殊形式的空间组织进行理论化研究，空间集中和结块是两种引起产业集聚的重要空间模式。斯科特（1997）认为文化产业的生产具有五个鲜明的特点。此外，他测算了影视业、多媒体等在洛杉矶的集聚度，分析了多个大城市的文化经济；Nachum和Keeblee（1999，2000）深入研究了伦敦中心区的媒体集群，他们发现了地方化集群学习过程作为媒体集群创新和活力主要源泉的有力证据；HaraldBathelt（2002）分析了德国莱比锡文化产业集群的再次兴起，认为对文化产业集群的分析不能仅仅集中在对内部关系的考察，还要分析文化产业集群与外界的关系；德雷克（Drake，2003）指出，文化产业的结块是提高创新速率的催化剂，在分工与专业化越细致的地方，文化产业的集聚现象越容易出现，因此文化集群在大城市出现的几率要高于乡村和小城市；努森和佛罗里达（Knudsen and Florida，2007）从人口密度入手，从定量分析的角度研究创新和经济增长集聚以及空间集聚的关系。
（二）国内研究概况
在我国，大多数学者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区域文化产业集群的实证分析。厉无畏等（2005）对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发展进行了思考；刘丽等（2006）对北京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张斯龙等（2006）描述了长三角报刊产业集群的现状；关松立（2007）将中外文化产业集群发展模式进行了比较；詹大成（2009）对文化产业集群及其发展模式进行了研究；周国梁（2010）对美国文化产业集群发展进行了研究。
另一方面，中国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影响文化产业集聚或集群形成的因素。康小明、向勇（2005）讨论了产业集群与文化产业竞争力提升的相关关系；王伟年（2006）对城市文化产业的区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并探讨了城市文化产业的地域组织问题；刘蔚（2007）分析了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文化产业的集聚格局、文化产业集群的生产组织网络、社会网络，以及跨国公司与文化产业集群的互动关系。
综上所述，城市文化产业集群发展动力因素方面的研究较少。我国大部分城市文化产业集群发展处于文化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的成长阶段。要体现文化产业集群带来的规模经济、成本降低等集群效应需要推动城市文化产业集群进入成熟期、延长城市文化产业集群整个生命周期，本文基于区位论、文化产业链原理、相关分析确定城市文化产业集群动力因素及作用机理。指出创新与耦合是城市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的最优路径选择。
城市文化产业集群识别
区位商又称专业化率，所谓商就是比率。区位商是产业的效率与效益分析的定量工具，是一种较为普遍的集群识别方法，用来衡量某一产业在特定区域的相对集中程度。
计算公式为：
LQ=（eij/ei）/（Ej/E）
式中LQ：i地区文化产业的区位商；eij；i地区文化产业的增加值；ei；i地区的总产值；Ej：全国文化产业的产值；E：全国总产值。
当LQ>1时，说明文化产业在i地区的专业化程度较高，超过全国水平，具有集群效应；当LQ=1时，说明文化产业在i地区的专业化程度与全国相当；当LQ
本文中所使用的原始数据来自于2004～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各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告。我国14城市文化产业区位商，如图1所示。
G·Tichy借鉴弗农（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将集群的生命周期划分成诞生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而且，国际经验表明，当恩格尔系数低于40%时，文化产业将进入加速增长阶段。从图2中可以看出，我国从2000年至今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一直小于40%，城市文化产业发展具有很大潜力。但是，从图1中14城市文化产业LQ系数，可以看出我国大多数城市文化产业集群发展仍然处于成长阶段，集群优势还不十分明显，需要分析城市文化产业集群发展动力因素，以促进城市文化产业集群向成熟期发展，充分展现城市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的战略意义。
城市文化产业集群动力因素分析
（一）基于区位论的城市文化产业集群区位因素分析
区位因素或称区位因子是指影响区位主体分布的原因。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指该事物的地理位置；另一方面指该事物与其它事物的空间联系。对区位主体的区位影响大的因子是主要因子，影响比较小的为次要因子。区位因素包含自然区位因素和人文区位因素。比如工业区位因素包含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农业区位因素包含自然条件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和技术条件。产业区位因素和城市区位因素均包含自然地理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
根据产业区位因素的已有研究，文化产业区位因素包括地理环境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两个方面。地理环境是指环绕社会、比较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的各种自然条件的总和。影响文化产业发展的地理环境因素包括气候和地形。气候包含雨热、光热水组合，日照、昼夜温差等因素，地形为平原或三角洲，或地势低平或地形平坦开阔，土地平坦开阔，利于建厂、便于原材料、产品运输及销售等；社会因素是指社会的各项构成要素，包括社会制度，社会群体，社会交往，道德规范，国家法律，社会舆论，风俗习惯等。经济因素是指影响企业营销活动的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宏观经济状况，主要包括经济发展状况、经济结构、居民收入、消费者结构等方面的情况。影响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经济因素包括经济基础、文化资源、市场需求、交通、劳动力、技术、产业政策以及社会创意环境等。
（二）基于文化产业链的城市文化产业集群动力因素分析
文化产业链是一个关于文化产业中围绕文化产品而展开的各个环节之间。以及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所存在的相互依存关系的概念。文化产业链包括策划创作、产品生产、流通销售与延伸开发等环节。基于文化产业链的城市文化产业集群动力因素作用机理如图3所示。
1.文化创意及文化产品是城市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的源动力。文化创意指文化创新的成果，核心在于人的创造力。文化产品是文化产业经营的主要商品形式，文化产业的价值链以文化产品的价值实现为开端。文化产品又可以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影响下，各国的产品设计呈现一致的国际化风格，缺乏地区性的文化特色。让中国元素体现于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的每一个细节之中，才能创造出具有本土文化特色，又能让国际认同的优良的文化产品，才能促进城市文化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
2.集群内企业的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技术资本是城市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的核心动力。文化产业所涉及的每一个环节与人才密不可分，极其依赖人的心智能力的文化创造活动，人才资本是创意产业最核心的生产要素；文化资本的积累是在具体形式当中进行的，这一过程包含了劳动力的变化和同化。文化产业的资金来源渠道主要有财政投资和社会投资两大渠道。当前城市文化产业发展还需进一步创造宽容环境，拉动社会资本投向文化产业，解决文化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技术投入到生产经营中可以成为资本，与人力资源、生产设备等生产要素聚合在一起。才有可能实现价值增值，可以称之为技术资本。城市文化产业集群在本质上就是文化产业与技术的高效聚集体。根据文化消费市场需求而研发的技术可以促进技术资本价值增值效应释放，促进地方文化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3.相关产业发展是城市文化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支撑动力。产业联系是产业联动的基础和前提。产业之间的联系越是紧密，产业联动的效果和效益可能越高。直接消耗系数又称为投入系数或技术系数，表示每生产单位j产品需要消耗i产品的数量。完全消耗系数是指第j产品部门每提供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对第i产品部门货物或服务的直接消耗和间接消耗之和。完全消耗系数可以反映了产业间的直接联系，又可以反映产业间的间接联系。
表1以陕西省为例，基于2007年投入产出表列出了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直接消耗系数和完全消耗系数均居前六位的相关部门。通过直接消耗系数和完全消耗系数展示了和文化产业联系比较密切的六大部门。基于产业间联系，坚持技术创新，重点培育优势文化产业，塑造文化品牌，规划城市文化产业集群发展产业链，才可以有效保护与开发区域文化资源，发挥聚集效应。
（三）基于相关系数的城市文化产业集群动力因素筛选
根据相关系数的界定，相关系数高于0.5时，说明两因素之间呈高度正相关关系，并且具有互相促进的作用。本文以西安市为例，选取指标依照2004～2012年西安市统计年鉴、陕西省统计年鉴、西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告中所给指标，遵照可观测性原则，计算各指标和西安市历年文化产业LQ之间的相关系数。在城市文化产业区位因素中。选取相关系数高于0.5的因素，分类后构成城市文化产业集群外部动力因素和内部动力因素，如表2所示。
（四）城市文化产业集群动力因素作用关系——双螺旋结构
“双螺旋”结构在文化产业中的应用，其理论基础是文化经济学，核心在于文化和经济的耦合发展。我国城市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目前的动力实质上表现为内、外动力的双螺旋动力结构。外动力主要体现在政府的合理规划与引导，内动力主要体现在企业自身人力资本、文化资本、技术资本、社会资本的积累。两者既分立又统一、共同演进，推动城市文化产业集群发展。
首先，在文化产业链中，政府负责协调有关部门，制定实施相应的金融、税收优惠政策、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投资环境、推动城市经济发展、拉动文化消费需求，而企业主要负责引进高级文化产业创意人才，生产、销售具有城市特色的文化精品，打造文化产业链主体。其次。在经营过程中，政府负责措建文化产业招商平台，企业则着重进行文化产业经营项目的硬件设施改造，提升服务水平和文化产品质量，提升招商引资的实力。
城市文化产业集群发展路径——创新与耦合
（一）技术创新能力提高——挖掘内部动力
1.培养高素质文化产业创新型人才。文化产业以创意为基础，迫切需要创新型人才。高级文化产业创新型人才尤其是领军人物缺乏已成为城市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的瓶颈。一方面发挥高等院校培养人才的主渠道作用，对创意人才的培养需要清晰定位，培养系统数字艺术软件开发人才和媒体产业经营管理人才，不仅要强调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更要强调培养创新能力，如洞察能力、应变能力、想象能力等和创新意识；另一方面同时需要构建激励机制和制度保障，充分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促进文化人才社会化、市场化。加强对创新型策划人才、产业经营人才和文化新技术开发应用人才的培养，关注非公有制文化领域人才的培养。支持和鼓励开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和重大理论、现实问题研究，为先进文化建设服务。
2.加强文化产业高科技技术研究，提高文化产业链的科技含量。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步伐不断加快，数字电视，数码电影，宽带接入和视频点播，电子出版和数字娱乐等新的文化产业群是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传统文化产业比重过大的问题将会在文化产业数字化过程中得到改善，需要以文化产业的数字化进行文化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城市文化产业集群在本质上就是文化产业与技术的高效聚集体。技术投入到生产经营中可以成为资本，与人力资源、生产设备等生产要素聚合在一起，才有可能实现价值增值。根据文化消费市场需求而研发的技术可以促进技术资本价值增值效应释放，由此形成知识的溢出效应，获取“学习经济”，促进地方文化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二）产业间的耦合集群发展——增添外部动力
[关键词]企业区位选择；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
一、问题的提出
区域经济学传统区位理论认为，企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运输费用、劳动力费用、市场需求、资源禀赋因素、集聚因素以及产品生命周期、经济政策环境等其他因素。通过对人类经济发展历程中区位选择实践的总结，我们发现，传统区位理论讨论的各种因素对企业区位选择的作用失于肤浅，而真正影响企业区位的决定性要素是创新。当前，区域经济发展与企业区位选择有着相辅相成的内在联系，如何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区位环境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追本溯源地从根本上探讨企业区位选择的本质性决定因素，不仅对于区域经济理论而言有其理论进步意义，而且对于指导区域经济发展也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二、传统区位理论及其弊病
(一)企业区位选择的内涵
区位一词来源于德文“standort”，英文译为“location”，意指经济活动单位(包括企业和区域)在以地理空间为背景，由相关经济活动所构成的经济空间中的位置。企业区位选择，是指企业为了达到某种目的，通过选取某种评价策略对影响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综合评价，选取出最优的投资、经营的地理位置。其中，既有经济区域的选择，也有厂址的确定。现代企业的区位选择，更主要的是企业经济区域的选择。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理性的区位选择导致经济活动在某一优势区位聚集和扩散，在中观和宏观上就表现为一个区域的产业集聚和经济发展。
(二)传统理论关于企业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
企业区位选择影响因素是区域单位的企业进行空间配置的外部约束因素，区位因素的地域空间差异直接导致各经济区位的优劣。传统区位理论认为，这些因素主要包括运输费用、劳动力成本、市场需求、要素禀赋、集聚要素等方面。
1、运输费用。关于运费对企业区位选择有着重要影响，最早由杜能提出，杜能认为，运费最小是最佳农业区位选择要素。此后，韦伯提出工业运输成本最小化是厂商最优区位因素。
1826年，古典区位理论的奠基人德国经济学家冯·杜能在《孤立国与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中。创立了农业区位论。杜能提出，农业生产利润取决于农产品的成本、价格和农产品产地到消费地的运费。在市场价格与生产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农业生产利润是市场距离的函数，决定利润的只有运费，而运费又由距离和运费率来决定。每一种农产品运费率不同，因为各种农作物都有最远可运距离，因而在什么地段种植什么农作物，要视其与城市的距离而定。
1909年，工业区位理论奠基人德国经济家阿尔弗雷德·韦伯发表了《工业区位论》，探讨了工业区位的移动规律，论述了影响工业区位的各种因素及其作用大小。韦伯假定，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其他因素如政策、政治制度、民族、气候、技术发展差别等不起作用，则工业区位的理想位置就是使生产和分配过程中所需要运输的里程和货物重量为最小的地方。
2、劳动力费用。关于劳动力费用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最早主要是韦伯提出并论证的，后得到其他经济学家的普遍认同。韦伯认为，假定没有其他因素影响工业区位，实际对区位作用的因素主要是运输费用和劳动力成本。企业首先选择在运费最小地点生产，然后，劳动力成本的节约大于运费增加时，企业会选择在低劳动力成本的区域内生产。运费随着空间距离的变化，表现出一定的空间规律性，而劳动力费用则不具有这种特性，它是属于地区差异性因素，是导致运费形成的区位格局发生变形的因素。
3、市场需求。关于市场需求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主要有美国经济学家费特尔提出的市场需求论、德国地理学家克斯泰勒提出的中心地理论、地理经济学家勒施提出的市场网络论。其核心观点在于，任何工业企业的竞争力取决于销售量，取决于消费者数量与市场空间的大小。但是最基本的是运输费用和生产费用决定企业竞争力的强弱，并且这两种费用的高低与市场空间大小成反比，运输费用和生产费用越低，市场空间就越大，市场竞争力就越强，工业企业的生存和获利的空间就越大。
4、资源禀赋。资源禀赋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源于瑞典经济学家俄林的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由于学界认同资源禀赋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而俄林的资源禀赋论被看作是一般区位理论。俄林认为，由于各国和各地区的生产要素禀赋不同，决定了国际分工和国内工业区位的形成。在资本和劳动力可以在区域范围内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工业区位取决于产品运输的难易程度及其原料产地与市场之间距离的远近；在资本和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工业区位取决于各地人口工资水平、储蓄率和各地区价格比率变动等。工业区位的移动既与已经形成的资本和劳动力配置的历史格局有关，也是生产要素在各地区之间重新配置和均衡关系变动的结果。
5、集聚因素。集聚因素指许多企业由于地理上的邻近而具有的经济效应，是单个企业孤立地在某个区位生产所无法获得的优势，包括专业化分工、交易费用的节约、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的合作、信息共享、知识与技术的扩散等。关于集聚因素对区位选择的影响，韦伯、马歇尔、格斯特等人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述。韦伯较早就研究了运输费用、劳动力费用以及集聚分散几种最重要的因素对工业区位的作用，指出了集聚带来单位生产成本下降和利润的增加。之后，“新的产业空间”学派的斯哥特、斯多波等也认为，现代企业生产应采取弹性专精的生产方式，强调企业之间建立在一体化基础上的物质联系，集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节约运输成本，取得外部规模经济。“新产业区”学派的巴格那斯科等认为合作创新影响企业集聚，从而影响企业区位选择。
6、多因素复合作用。从20世纪40年代末起，美国学者埃德加·m·胡佛、艾萨德等人，综合了韦伯、俄林、勒施等人的论点，提出了对工业区位的多种成本因素综合分析，即认为最大利润原则固然是确定工业区位的基本条件，但最大利润原则的实现必然同自然资源、运输成本、工资成本、地区居民的购买力、工业品销售范围和渠道等等有关。
此外，也有学者从国际投资角度论及区位选择应考虑东道国经济环境和自然环境因素、政治环境和法律环境因素、社会文化环境因素等方面。
综上所述，传统企业区位理论是区域经济理论的基石，对现实工业布局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传统企业区位理论对创新与企业区位选择关系的研究非常缺乏。尽管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传统企业区位理论都没有考虑创新问题，各个流派也都呈现出对创新的漠视。事实上，创新是最深层次的区位选择影响要素，创新对传统区位理论中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中每个因素都有本质的、决定性的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虽然也在发生着变化，但是，这些变化都是表层意义上的，它们都是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的结果。
三、创新对企业区位选择的作用机制
(一)创新及其构成
1921年，创新理论的开创者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a·熊彼特在他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创新”这个经济学概念。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把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人生产体系。此后，关于创新也出现了不同角度的界定。本文沿用熊彼特对创新的界定。但与熊彼特以企业为出发点的创新又有所不同。第一，熊彼特强调创新是企业家行为，而本文的创新则既讨论主要由企业推动的技术创新、生产组织创新，也探讨主要由政府实行的制度创新。第二，创新有丰富的内容，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等方面，由于研究角度的需要和资料所限，本文仅探讨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
技术创新是指与新产品的制造、新工艺过程或设备的首次商业应用有关的技术、设计、制造及商业活动。它包括：(1)产品创新；(2)过程创新；(3)扩散。制度创新，即社会游戏规则的改变，是指能够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社会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变革，从而产生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变迁过程。制度经济学讨论的制度创新虽然可以兼论企业和政府，但其“经过成本一收益分析”的前提也隐含着该概念是针对企业而言的涵义。本文在探讨制度创新对企业区位选择影响时主要讨论政府宏观的制度创新问题。这也是本文的创新概念与传统的创新概念的不同之处。组织创新就是通过调整和变革组织结构及管理方式，使其能够适应外部环境及组织内部条件的变化，从而提高组织活动效益的过程。
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已得到世人公认，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特别是在当前的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显在的主要动力。
(二)创新对企业区位选择因素的作用
如前所述，创新是最深层的企业区位选择因素，创新对企业区位选择有着重要影响和作用。创新对区位选择的作用机制，在其对传统企业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中有充分的体现。
1、创新对运输费用因素的作用机制。如前所述，运费因素在早期的区位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而随着产业技术的进步，运输手段、运输方式、运输企业管理方法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创新在运输费用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中的作用也逐渐凸显出来。第一，技术创新使运输手段日益先进，物流信息管理水平不断提高，运输效率不断提高，也使得运输费用对区位选择的影响作用变小；换言之，技术进步使得同等运费条件下运距更远，运量更多。这种趋势使得企业在区位选择时越来越少地考虑运费对其盈利目标的影响，而转向考察其他因素。第二，社会制度的创新或经济政策的变更也对运输要素有重要的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把中国导人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也在政策上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了国际运费最省的沿海地区。这不仅使国内企业在区位选择上倾向于国际运费最省的沿海地区，也使得国际企业在对华投资上也顺理成章地选择沿海地区以兼收政策优惠和运费节省之利。第三，企业的组织创新，特别是物流企业“第三方物流”、“第四方物流”的出现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企业通过将物流部分的职能转移到专门的物流企业，实现了组织结构的精简和自身经营范围的专业化，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管理成本。这和技术创新一样，具有使运费对企业区位选择作用减少的效果。
2、创新对劳动力费用因素的作用机制。劳动力费用曾是企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决定因素。而创新对劳动力费用也有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第一，技术创新对劳动力费用在企业区位选择中的影响有两重作用。一方面，机器设备的技术革新，生产技术的自动化、无人化，排除劳动力，降低了劳动力在企业成本管理中的地位。因而也削弱了劳动力费用在企业区位选择中的影响程度。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同时也要求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这给企业增加了劳动力培训费用的负担。但企业还是愿意选择熟练劳动力丰富的地区，特别是创新型企业，对高水平劳动力供给能力的区位仍然有较强的选择倾向。第二，制度创新，特别是教育制度的进步对劳动力费用的区位意义有着削弱的作用。随着教育普及，一国国民的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基本达到了一般产业工人所要求的知识水平，这种趋势使得一般产业的劳动力费用选择意义越来越受到削弱。特别是随着社会劳动力的高学历化，劳动力费用的选择反而出现了悖论，即社会劳动岗位不需要那么多的高学历，于是要么企业选择一般学历偏低的区域，要么出现就业者的学历使用浪费现象。第三，组织创新普遍具有节省劳动力费用从而降低劳动力费用对区位选择影响强度的效果。例如，跨国公司把选择低廉劳动力市场作为其总体战略之一，所以选择投资发展中国家。但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区位选择则可能不再主要受劳动力价格约束，而选择政策、市场等条件较好的区域。以学习功能为主要目标的创新组织的企业集群，通过知识溢出效果，就可以节省研发过程中的人力成本，而不必专门选择劳动力低廉的地区。
3、创新对市场因素的作用机制。传统区位理论关于市场因素的分析，主要讨论了企业生产成本与市场空间大小的关系。但是，传统区位理论基本上讨论了区位选择对市场划分的作用而非市场对区位选择的意义。客观上，市场的确是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参考因素，市场是否成熟和丰厚决定了企业区位选择的成败。而其中，创新更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第一，市场要素对企业区位选择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企业区位是否贴近市场上。这里，具体表现在运距以及运输成本的区位意义上。因此，前文论及的关于创新对运费的作用问题对于市场同样有意义。即，运距越短、运费越少，就越是可以视为满足市场要素的区位选择目标。而创新对运费在区位选择中作用程度的削弱，同样也降低了企业区位选择中对市场要素的要求。第二，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在一国内部受到削弱的市场要素在国际贸易受到关税壁垒及非关税壁垒限制之后成为跨国公司区位选择时的重要动因。企业为了进入进口国市场，主动选择在进口国设厂进行生产。进口国采取的关税壁垒及非关税壁垒等进出口制度是跨国公司选择投资区位的制度创新前提。而跨国公司这种生产组织创新的产生本身则是企业区位选择中市场作用的结果，而且进一步使得跨国企业选择进口国市场的方式大行其道。第三，创新对市场的生成有重要的培育作用。在理论上，技术创新可以培育一般市场。而一国的制度创新可以培育政策优惠区域的市场，如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得深圳、上海等东南沿海地区成为政策优惠市场。同样，企业的组织创新也可以培育一个区域的产业优势市场，例如，美国的硅谷这种产业集群方式培育了这个区域的it产业优势，使得it类企业愿意选择这种市场来作为企业区位。
4、创新对资源禀赋因素的作用机制。资源禀赋理论解释了国际分工的生产原理，亦解释了生产据点在国际间的分布问题，同时也解释了整个世界的厂商区位选择问题，因而，资源禀赋理论才具有解释区位选择的一般性意义。在资源禀赋理论看来，土地(包括与土地天然附着而不可移动的自然资源)、资本、劳动是决定生产区位的关键因素。但是，俄林的理论以世界平均生产技术水平一致为前提，排除了技术创新这一根本性创新的作用，因而在解释现实问题时遭遇“里昂惕夫之谜”而不能自圆其说。事实上，在资源禀赋对区位选择的影响问题上，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都在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第一，技术创新决定了自然物质成为资源。回顾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所有自然物质被发现为有用的经济资源都源于人类对世界认识的进步，源于人类掌握了某些技术，发现了某个自然物质的用途并赋予它经济价值，这个自然物质才成为资源。没有技术创新，稻谷只是杂草，矿物只是石头而已。所以，技术创新使得人们认识到自然物质是经济资源，才使其产地成为自然资源优势的区位供企业选择。第二，制度创新对可流动资源(劳动力、资本)具有集聚效果。这是因为，企业以盈利为目的，制度的优惠或苛刻必然令企业避害趋利，于是大量资本涌入政策优惠区位，使得该区位成为资本要素丰度较高的地域。而同样由于政策的优惠，使得企业在同等技术条件下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利润的扩大必然带来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劳动力价格的上升，从而导致劳动力资源的集聚，使政策优惠区位成为劳动力资源丰裕程度较高的区域。这使得企业在区位选择时愿意选择资本、劳动力丰度高的区域。第三，技术创新、组织创新能够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资源丰裕程度先天地决定于一个区位资源的拥有数量和质量，后天地取决于资源的利用方式。就企业而言，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就是在同等资源前提下创造出更多利润的过程。在此，技术创新可以通过生产技术的进步，实现原材料、劳动力的节省，提高生产效率从而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推出新产品获取超额利润。组织创新则可以通过生产组织的改良节省劳动力成本，提高劳动效率，使得拥有技术创新优势和组织创新优势的企业能够在资源丰裕程度既定的前提下进行区位选择。
5、创新对集聚要素的作用。企业在区位选择时对集聚因素的考虑，既有产业链带来的必然要求，也有共享基础设施以节省交易费用、共享知识以降低研发成本、保持企业技术优势的需要。第一，技术创新是产业集聚形成的根本原因。技术创新的产业集聚效果，源于技术创新为一个产业带来相关的技术需求，使得这些资源为满足已有产业的技术需求而集聚起来。一方面，随着社会分工要求产业间的合作，要求产业链的形成，而这个产业链的形成就源于人类掌握的科学技术所能够认识到的自然物质。譬如，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炼铁需要热能，而人类认识到的热能提供物质则是木炭或煤，于是煤钢生产往往集聚在一起。这种产业链的紧密联系要求技术上的相关企业必须选择这种区域来设厂。企业的集聚，带来劳动力的集聚，从而带动服务部门的发展、城市化的进步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这种区位环境的不断完善过程，进一步推动企业愿意选择这种区域来共享基础设施，并直接进入市场。第二，制度创新促进产业集聚。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对宏观经济的管理由直接控制转为间接调控，国家硬性配置产业区位的现象逐步得到改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开始逐步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使得企业逐步向区位优势强的地域集中。同时，区域经济主体的地位得到确立，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纷纷出台优惠政策，也成为吸引企业投资的重要因素。特别是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使得沿海开放地区成为政策优势非常显著的区位，造成了全国资源大量向沿海流人的极化现象。第三，组织创新推动企业选择集聚区位。这种现象突出体现在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中。弹性专精企业，通过加工组装企业系列的建立，逐步形成了稳定的产业加工配套企业的集群。以it产业为代表的企业群，为了获取不断的技术创新成果，享受知识溢出好处，形成了很多创新网络。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这种产业集群区域作为设厂区位。
关键词：旅游企业 空间区位选择
旅游企业区位是旅游企业活动的空间。笔者将研究旅游企业活动的场所及场所选择过程的理论称为旅游企业空间区位选择理论。旅游企业空间区位选择主要考虑三个方面的问题：旅游企业空间区位现状分析，主要指旅游企业区位的空间分布现状和关联分析；旅游企业空间区位预测，指旅游企业选择某一空间区位，其在该区位的经营成本、利润、客源市场等预测；旅游企业空间区位决策，指旅游企业空间区位选择和区位空间秩序的决策。
白光润（2004）把区位分为宏观、中观与微观区位三种。对于旅游饭店、主题公园、会展旅游类旅游企业来说，其空间区位选择对其生存与发展尤为重要，本文对旅游企业空间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旅游资源区位因素
旅游资源是旅游企业空间区位选择首先考虑的重要因素。旅游资源禀赋的差异造成了不同的旅游吸引力，拥有全国甚至世界吸引力的核心旅游资源就会吸引相关的旅游企业形成集聚现象。到目前为止，尽管兴造了很多人工的主题公园等景点，但是资源禀赋的优势仍是核心旅游产品中不可替代的关键因素，核心旅游产品的区位也就决定了旅游产业集聚的区位。
旅游资源区位对旅游企业空间区位选择的影响主要有：旅游资源区位往往就是旅游企业区位。旅游景区（点）型旅游企业需要依托旅游资源来开发核心旅游产品；旅游度假型企业需要依托良好的自然与生态环境营造旅游度假氛围而定位在旅游资源所在区位。旅游资源空间布局状况直接影响到旅游企业空间布局状况。旅游资源的空间结构可能呈现出带状、圈状、点－轴状、星云状、梳状等不同形态。由于旅游资源，尤其是自然旅游资源的形成是长期的过程，而且在一定区域内旅游资源空间集聚的现象非常普遍，如世界遗产地、部级风景名胜区、部级历史文化名城等地域往往是旅游资源的集聚地。旅游资源的集聚会带来旅游产业的集聚，旅游资源的空间形态对旅游企业空间布局形态产生重要影响。
旅游企业空间区位对旅游资源区位也会产生影响。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旅游需求，主题公园景区等主题景区的开发与建设使原本不是旅游资源区位的区域被开发成著名的旅游区，如杭州沿杭州湾区位目前已开发成主题公园与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区。旅游企业区位的形成对原本缺乏旅游资源或仅为潜在旅游资源的区位被开发成旅游资源区位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旅游市场区位因素
市场泛指产品销售场所。本文提到的旅游市场主要指旅游客源市场，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定价格上，愿意而且能够购买旅游企业产品和服务的旅游者数量。旅游市场区位对旅游企业空间区位选择的影响主要有几下方面：
旅游客源市场与旅游企业的相对位置。旅游企业区位越接近客源市场，则区位越好。旅游者出游遵循距离衰减规律，越接近旅游客源市场的区位，旅游者到访就会越多。
旅游客源市场规模。这主要取决于客源地人口状况（人口规模、人口增长速度、人口职业构成、人口年龄构成、人口教育构成、人口的空间构成及人口的空间流动等）、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客源地的国民经济总量发展状况、个人收入状况及外贸收支状况等）、客源地社会与文化背景等。客源地不一定是异地。目前旅游客源市场中有一定比例为当地客源，因此，旅游企业空间区位所在地（旅游目的地）的社会、经济、文化、人口等状况也是客源市场规模的重要影响因素。
旅游客源市场结构。旅游市场一般分为国际旅游市场、国内旅游市场、当地休闲市场。旅游企业的客源市场地位将直接影响到空间区位选择。一般如果以国际旅游市场为主要客源定位，如高星级饭店、国际旅行社等旅游企业，则宜布局在国际性大中城市，这些城市往往是国家出入境口岸城市或具有国际航班连接的主要国际客源市场。如果以当地休闲市场为主要客源定位，则可以布局在居民集聚区、城郊交错地带等。
旅游交通区位因素
在相对分散的旅游区域，旅游业的发展必须依靠有效的、有质量保证的及一定容量的区域交通网。一定的交通基础设施的提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旅游业的先决条件之一。交通系统在旅游目的地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任何一种旅游目的地发展规划或发展的思考都必须包括交通因素的规划与思考。旅游交通区位是指从客源地到旅游目的地的空间距离和可达性。
旅游交通区位因素是旅游企业空间区位选择需要重要考虑的区位因素之一。如果城市旅游核心区与边缘区有城市轨道交通、高速公路或城市交通干道等快速交通方式可达，则旅游企业可以把原本在核心区布局转移到在边缘区布局。城市旅游空间集聚区一般都较好地解决了旅游可达性问题，游客可以便捷地抵达，旅游企业区位选择则偏向在城市旅游空间集聚区布局。另外城市的外部旅游交通区位也直接影响到旅游企业空间区位选择。一座城市是否有航空运输方式将直接影响到是否能吸引国内中长途客源，甚至国际客源；是否有铁路运输方式将直接影响到城市到访客源的规模、城市旅游吸引力的范围及游客的抵达便捷程度；是否有高速公路等快速公路交通方式将直接影响到中短途游客是否可以快速便捷地抵达及自驾车游客等散客的旅游决策行为。旅游企业空间区位选择在考虑交通区位时也要注意结合实际。投资数十亿，并于1997年倒闭的苏州昆山福禄贝尔乐园的企业空间区位选择忽视了当时我国自驾游还处于起步期，企业虽然处于我国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但当时游客，尤其是散客还不能便捷地抵达。旅游交通区位直接影响到旅游企业以后的经营状况和发展前景。
旅游从业人员区位因素
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旅游从业人员是城市旅游发展的重要保障。而旅游从业人员的数量、密度、素质与技能等在区域之间是有差异的。如长江三角洲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高校云集，开设旅游专业的高校也相对于高校较少的浙江嘉兴、湖州、舟山和江苏无锡、常州、镇江等城市要多，而且上海等长江三角洲旅游中心城市旅游从业人员数量多，特别是熟练的旅游从业人员多。
旅游从业人员因素虽然不是旅游企业选择区位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但因为旅游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定区位的旅游从业人员工资水平、大中学校旅游专业学生（实习生）的数量在旅游企业空间区位选择过程中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旅游企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旅游从业人员的工资成本空间差异明显，因此，旅游从业人员会对旅游企业在城市间选择区位有影响，但对于在城市内的具体哪个区位选择布局影响并不大。
旅游集聚因素和社会、经济、文化因素
旅游产业集聚与分散是旅游产业空间配置的两种形式。旅游企业在空间上集聚可以带来以下优势：共享旅游基础设施，尤其是旅游交通基础设施，使其不需要单独对旅游区域的基础设施进行专项投资；共享客源，旅游者的出游行为具有多目的性，可能会同时选择数个旅游产品，同时光顾数个旅游企业，客源共享有利于减少旅游企业营销成本；旅游企业经营成本优势，旅游企业集聚可以共塑特定区位的旅游形象，可以进行旅游合作，如进行旅游市场联合营销等减少旅游企业经营成本；便于相互交流旅游信息和旅游市场信息，有利于加快旅游产品创新，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区位的社会文明程度、社会治安状况、政府管理与决策水平、旅游经济发展状况、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旅游发展政策、社会文化背景、历史文化状况等社会、经济、文化因素也对旅游企业空间区位选择具有一定影响。
旅游企业区位选择的地理区位、价格、规模与服务定位战略
借鉴urtasun 与 gutierez (2006)；chun 与 kalnins(2001，2004)；begin（2000）等学者在对饭店等住宿业空间区位选择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研究了旅游企业发展战略对旅游饭店等旅游企业空间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
urtasun 与 gutierez (2006)研究表明：饭店产品与地理区位选择受到城市的社会经济与城市环境的影响，同时也对它们的变化产生影响；饭店集聚仅仅发生在定位差异化的饭店之间；在寻求与竞争对手定位一致性的集聚布局及差异化的扩散布局的平衡点上，重点考虑的是价格与地理范畴中的相关因素。
对旅游业来说，由于重新定位的高成本性及产品的不可移动性，基于价格、规模、服务基础上的产品与地理区位选择决策对成功经营是非常重要的。旅游饭店在进行产品与地理区位选择时，必须认清新饭店是否与竞争对手的定位一致或有所差异。基于效率原则，对具有相似旅游市场细分的旅游企业来说，空间经济模式总体上趋于集聚而不是扩散。
旅游业作为服务性企业，其区位选择具有自身独特的规律，chun 与 kalnins(2001,2004)研究表明：住宿接待业通过集聚，能减少消费者的搜寻成本，继而增加需求。集聚经济是旅游企业区位选择注重考虑的因素，但成功的旅游企业相对于竞争对手应是具有显著差异定位的企业。企业的竞争优势源于与其竞争对手存在的差异，或拥有以较低成本提供所需要的产品与服务的能力，或能以独特的方式提供产品与服务并比竞争对手创造出更多的消费者价值。与竞争对手拥有的资源具有相似性，也许会增加竞争度。旅游产业空间集聚布局能使集聚企业获得正的外部性而取得竞争优势，分散布局能使旅游企业获得地方化经济取得比较优势。urtasun 与 gutierez (2006)认为旅游饭店空间区位选择是基于集聚战略还是分散战略，将取决于饭店决定是否与竞争对手定位一致还是有所差异，或是在某些方面定位一致而在其他方面有所差异。urtasun 与 gutierez (2006)研究表明：旅游饭店区位选择中涉及到的地理区位、价格、规模与服务等4个方面的决策是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体；与竞争对手的地理距离受饭店规模与服务一致性影响而缩小，受价格一致性而扩大；在马德里，具有与竞争对手相似规模与服务的新饭店区位选择时选择集聚布局所获取的利大于弊，而具有与竞争对手相似价格的新饭店扩散布局则弊大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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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创新要素；广州；区域经济；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9-0-02
在经济学领域内，以产品、产业、区域等单一性经济对象所进行的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动力研究，无论从经济原理深化方面抑或实践性应用方面都取得了相对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但就如何融合产品、产业、劳动力、资本、科技等要素于一体，形成集成创新效力应用于区域经济发展层面，是当下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一直探求的时代问题。本文以广州区域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力图以创新要素集聚视角下深化广州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路径，以拓展和延伸生产要素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两者之间内在关联性和客观性规律，探索其内在互助动力机理，揭示创新要素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期望能够获得广州地区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思路和路径。
一、产业集群下的广州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困境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知识、技术、信息、互联网等经济要素为主导的新经济时代到来，经济发展模式由产业聚集到集群升级已经成为我国各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共性，且极大化地拉动了区域经济获得了深化发展。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成为国内外经济环境的一个主流方向，致使知识、技术、信息、资本、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在全球化产业链条上不同国家和地区成为某一生产环节中所在地，生产的全球化互助互动性和区域经济社会的集中性倾向日益凸显。而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和贸易组织方式，有机地联系和聚合了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生产地，使得各国和各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一个共存共赢的外部环境共同w。
从经济发展方向的维度来看，区域产业集群要求上升到较高的层面，然而，就当前我国区域产业集群的创新升级运作机制还存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比如广州地区为例。作为珠三角经济发展带的核心增长点，广州区域经济发展在新型轻工业、现代智慧农业、创新性重工业等产业发展与创新动力机制不足。主导产业中的第三产业和轻工业密集型产业，以及以及汽车、钢铁、石油化工、水泥等高能耗产业所占比重较大，而以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新文化创意、新科技、新工艺等为主导的战略性新型产业所占比重不高，产业发展重复化建设比较严重，产业优势发展点不突出，还没有把广州区域经济发展置于一个现代化城市发展群角度进行产业重新定位和经济结构优化调整，致使广州各个产业发展缺乏一个集合信息、资本、人才、技术、培训和教育等生产要素交叉融合的生产、服务和管理于一体的共享平台。
相比于其他地区，广州地区虽然集聚了许多中外合资、合资和外商独资的大中型企业，汇集了经济发展产业群和科研机构，形成了广州高新区、知识城、科学城、智慧城、国际创新城、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等现代轻工业、智能装备制造业、金融服务业和信息技术区域产业群，但广州区域产业集群内的创新动力和共享资源程度不高，特别是传统性产业盲目扩展的趋势不减。显而易见，广州区域的产业集群创新升级面临着冲击和挑战。
二、区域创新发展中的路径依赖
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区域划分也俨然不同：基于物质内容不同分为自然区域和社会经济区域；基于地理位置的差异性，有沿海区域、内陆区域、中西部区域和边疆区域等；基于行政地位的不同则分为直辖区域、特别行政区域和一般性行政区域。然而，本文所指的区域是指具有独立核算经济体系的社会经济区域，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界定了区域发展。所谓的区域发展具体表现在：生产产业的发展、科技技术的进步、经济结构的有机调整、人民生活结构的优化、区域整体经济财富的积累、科研成就的堆积和对外开放程度提高等方面。
区域经济发展是有多因素综合合力的结果，包括自然环境条件、物质资源、人口、商业、服务、教育等，它们对区域经济发展起着直接或间接作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自然条件。囊括了地理位置、资源丰富度、气候条件等。这些因素都直接或者间接影响着劳动力起作用的效果，以及区域产业布局和结构设置选择；第二、人口因素。人口的密度、劳动力的质和量、素质的高低、区域文化的氛围导向都是影响区域发展的重要因素；第三、资本因素。这里的资本是广义范畴上来讲，是由不动产和动产而产生出来的价值意义上的综合资金；第四、科研水平。区域内的科研研发水平和应用程度，直接影响着区域内产业经济的科技含量和发展空间；第五、政策制度等因素。这些因素是一种人为地根据外部的经济发展现状需求和产业生产条件具备情况等，聚合民意而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区域经济发展所进行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纲要和规划等，旨在与外部区域经济发展形成一致性来最大化地挖掘区域经济发展，可以说是对区域经济发展起了一定的调控功能。
三、创新要素集聚视角下广州区域经济发展路径
区域产业集群创新系统的发展，不是一个单一性经济发展问题，而是涉及到体制创新、组织创新、机制创新等多元化问题，而且需要遵循一定的客观内在经济发展规律推进，进而形成符合本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和发展方向的创新系统发展的特色路径。从广州地区现有的经济发展现状来看，在创新要素集聚视角下推进广州区域经济发展的创新路径，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推进。
一是以主导企业为中心的集结型优化路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主导企业是科技含量高的企业，在产业集群中其创新动力比较高且产业创新成果占主导地位，已经成为区域产业集群创新系统中经济发展集结点。代表广州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企业，要充分发挥其产业群模范先导作用，主导企业要站在广州区域整体发展的战略布局层面，深化企业的创新动机发展机制，特别是深化科技、信息、技术、人才和新工艺等要素在企业生产领域内的渗透，以形成生产发展动力延伸到整个主导企业乃至产业集群中，进而使产业创新生产系统路径不断分化、增加和优化。
二是产学研一体化的优化经济发展路径。广州区域内的科研机构、产业层、教育培训机构要形成创新性战略发展联盟，以形成联合开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和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发展局面。产业层要积极把科研机构和教育培训机构所倡导的新科技、新能源、新信息和新研究等积极地投入到生产实践活动中，以形成创新生产机制来提升产业层的生产效率，而科研机构和教育培训机构应产业层的现实发展需求，深化科研和教育领域，以把握现代科技发展的最新资讯和发展趋势，推动科技研发、新工艺改进和新理念形成，从而引导生产层进行创新生产革新，实现资源的最大利用化和成果最大产业化。
三是政府主导的宏观性协调优化路径。广州地区的决策层和管理层要以广州区域发展的现状及特有产业发展优势为依托，规划布局广州区域经济发展的创新机制，特别是注重制度创新、规划创新、信念创新和思路创新等，敢于解放思想与时俱进，重点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性产业，在人力、物力、财力和政策等方面对创新性驱动产业加大扶持力度，注重以产业园区为示范性创新产业集中点，优化调整产业发展和大力推广创新性生产模式，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广州区域经济发展创新基地。此外，广州政府要注重与区域内的部级、省级重点实验室、技术中心等机构形成政策衔接，对这些科研机构中创新性研究和应用要采取措施给予大力支持，以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科研驱动创新系统。值得一提的是，政府主导的宏观调控优化创新路径，要具有一定的价值取向和前瞻性，政府要以市场运作为主导，结合广州区域内的产业集群创新系统要素，对创新性资源扩展和配置要适时地进行引导，以便于规范产业集群创新运作外部市场环境。毋庸置疑，广州政府作为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组织者、领导者和实施者，尤其要具有全局意识，以广州区域产业集群创新系统运作为核心，主导广州区域经济发展的创新机制要可持续性地、长期地、始终如一地贯彻下去。
四、结语
显而易见，广州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径是可以通过创新要素集聚系统之间科技协作机制的运行，可以通过以市场为主导和以政府为引导的共同发挥作用实现。其中，核心枢纽是各生产要素聚合的跨区域性科技协作机制运行。在市场经济运作机制中，一个区域乃至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可以以创新为动力，聚合各生产要素形成一个产业优势和行业特色突出的发展路径，发动和组织起区域内产业集群紧密合作的科技创新协作机制。这就需要广州地区以创新精神砼嘌该区域的企业发展文化，注重经济发展进程中创新技术、创新人才、创新机制、创新制度等要素的引入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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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成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
引言
区域经济是指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经济发展受到内外部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而产生的生产综合体，用以反映不同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区域经济发展不但受到区域内以往发展历史、政治经济政策和经济战略的影响，还受到人口素质、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等条件的制约，这带来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形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性特点。这种不平衡引发了区域经济发展所需人才的智能结构、技术能力的多样化，使成人高等教育也具有了鲜明的区域性特点[1]。韩海彬、李全生在《成人高等教育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一文中，通过运用面板单位根检验、面板协整检验和面板误差修正模型等方法，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区域经济增长与成人高等教育投资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其研究结果表明成人高等教育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明显稳定的双向长期因果关系，形成了良性的互动机制，且东、中、西部地区的成人高等教育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并不相同，其中东部最强，中部次之，西部最弱[2]。因此，区域经济的不均衡发展必然引发成人高等教育的区域化发展需求。
1 成人高等教育的转型
不同时期成人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不尽相同，我国的成人高等教育根据其价值取向可划分为学历型、职业型和学习型成人高等教育[3]。《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指出，继续教育特别是成人教育活动，是面向学校教育之后所有社会成员的，是社会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4]。因此，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将实现从传统的学历型、职业型向现代学习型成人高等教育的转变，这种转变实质上是成人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转变，以提升成人素质能力为目标的终身教育理念和学习型社会理念逐步形成。
2 成人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撑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对成人高等教育提出了新要求，用以弥补学历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的不足。成人教育机构要针对区域经济发展对人才供给提出的差异化需求，开展不同层次、不同规格、不同规模的成人高等教育。
2.1 满足社会人才再培养需求
我国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开放战略而来，企业技术升级改造、管理模式国际化，均需要培养数量庞大的专业科技人才、高质量的劳动者和高级管理人才，普通高等教育的学历教育模式难以满足社会成人的再教育需求，而成人高等教育却能够通过其多样化的教育形式和丰富的教学内容快速的满足社会在职人才的再培养需求。
2.2 满足知识快速更新的需求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得知识更新日益加快，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成人高等教育能够以更快、更新的姿态将所获得的新知识、新技能、新观念、新思想传递给受教育者，有针对性的快速提高社会再教育对象的行为素质、道德品质、专业技术能力，以此来推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
2.3 满足区域经济发展对优化人才结构的需求
普通教育难以满足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内不同技术能力岗位对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结构优化的要求，面对不同层次的在职人员再培训、再学习需求，只有成人高等教育能够依据社会的实际需求，开展专项的技能培训和科技文化知识的传授，实现区域内不同层次的人才各尽其能，最终实现区域社会人才结构的合理化分配，搭建符合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的社会人才结构。
3 成人高等教育的区域化发展目标
区域划分以地理和经济特征为基础，中国地区的区域划分要尊重行政区域的完整性。成人高等教育的区域化发展要立足于区域、服务于区域、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协调。
3.1 明确成人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的定位
成人高等教育区别于普通高等教育之处在于，成人高等教育的主要对象是社会在职人员，其职业稳定性较强，成人高等教育的主要责任是提高教育对象的专业技能和文化素养，以此来满足经济发展带来的人才能力素质提升需求。面对教育对象流动性较低这一现状，成人高等教育的开展，只有在结合了区域经济发展对专业技能和文化素养的区域性需求特点时，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因此成人高等教育应实施区域化发展，这不但能够有针对性的提升区域范围内成人群体的专业技能和文化素养，还能够使成人高等教育获得更多的认可，形成良性循环发展的动力。
3.2 明确成人高等教育的责任
成人高等教育的区域化发展定位要求其必须责任鲜明的服务于区域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其主要责任是密切关注社会经济发展，抓住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结合自身的优势融入到经济发展中，切实解决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面对的特定人才紧缺问题；关注经济发展走向和社会产业结构调整趋势，结合国际成人高等教育成功经验和区域教育环境，有针对性的做好人才储备，以此来推动和引领区域经济的发展。
3.3 形成社会认可的成人高等教育
我国的成人高等教育亦应立足于区域，紧密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切实为社会培养出社会经济发展急需的可用人才，让社会认识到成人高等教育的作用和效果，进而转变对成人高等教育的认识，形成社会对成人高等教育的广泛关注、支持和参与的良性发展。
4 成人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策略建议
【关键词】牧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参与意愿；实证分析
一、引言
近年来，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与大力支持，我国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内蒙古自治区牧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实践证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引导牧民进入市场，发展草原牧区畜牧业产业化经营，提高草原畜牧产品竞争力，发展草原畜牧业，促进牧民增收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已经成为发展牧区经济的新亮点，以及牧民增收创业的新起点，截止2010年全区成立各类牧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1638个，牧民成员4.6万人，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成立与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扶持与鼓励，更离不开作为核心的广大社员的参与和支持，了解牧民对合作经济组织的需求，研究影响牧民参与意愿的因素，对促进草原牧区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保障广大牧民的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影响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因素的相关文献中，国内外学者就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成长问题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也主要是集中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外部因素，大多数文献主要是强调专业合作经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对是否需要参与合作经济组织及其影响参与因素的分析还不多而且也主要是集中于对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民进行的分析，有关牧民对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需求及参与意愿还没有，本文主要基于牧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比较迅速的内蒙古呼伦贝尔盟与锡林郭勒盟牧区牧民的实际情况，分析影响牧区牧民参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意愿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快牧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政策建议。
二、牧民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模型建构与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牧民参与式研究的研究方法，分析牧民对合作经济组织的需求及参与意愿的决定因素。2008~2010年，项目组分别选择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鄂温克旗、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锡林浩特市，内蒙古俩个主要的牧区作为试验点。所选择的2个县区分别代表2个盟市牧区经济的平均水平。2008年，项目组分别在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的2个苏木（巴彦托海镇、锡尼镇）中的4个嘎查（巴彦托海、团结、锡尼河、巴彦呼硕）和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3个苏木（朝克乌拉、阿尔山宝力格、宝力根）中的3个嘎查（阿日高勒、那仁宝力格、巴彦淖尔）进行农民参与式研究的实地调查，随着牧区经济的发展，牧民合作经济组织机构的壮大，2010年，项目组又在此基础上扩大了调查的范围，在呼伦贝尔市增加3个苏木（巴彦塔拉、伊敏、团结），为本研究的研究对象。由于草原牧区地广人稀，牧民居住比较分散，牧民参与合作经济组织更多是以村落嘎查为单位，为了保证调查结果的科学合理性，本调查全部样本共涉及8个苏木中的28个嘎查。调查问卷涉及了牧民基本特征调查、牧民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意愿调查、加入合作经济组织和没有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原因调查以及对合作经济组织的评价四个部分。包括了牧民年龄、民族、文化程度、家庭总收入、生产规模、家庭结构、家庭劳动力、对合作经济组织的认知程度和了解情况等实证模型变量。走访一百多户牧民家庭，收回有效问卷99份。
2、理论假设
本研究的基本理论假定，牧民由于居住环境以及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并不是100%地愿意加入合作经济组织，即使加入合作经济组织，他们加入合作经济组织的决定因素也不是100%地相同。他们对合作经济组织参与意愿的决定因素也受到个人特征，家庭收入情况，以及当地的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状况的影响。
3、研究方法
首先对调查出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以便将实证模型中较多的变量转化为几个对影响农民加入牧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意愿最关键因素，同时排除各种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提高下一步的分析质量。把牧民是否加入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因变量，把因子分析法得出的因子作为自变量，包括家庭人口规模，家庭负责人的性别、年龄、教育水平、以及对建立合作经济组织的态度，家庭的社会地位，家庭的收入水平，以及所在的盟市。确定各个因子对于牧民参与意愿影响的强弱程度和显著程度。
（二）影响牧民参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因素
对是否参加合作经济组织的决定因素进行单变量分析(如表1)，显示出牧民个人特征和牧户特征对牧民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影响。可以看出，牧民的个人特征不同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意愿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可以看出人口数多的家庭更倾向于参加合作经济组织，虽然比例不是很明显但也高出不参加合作经济组织的人口比例。家庭负责人是女性时参加合作社的可能性也比较高达到78.26%，其中家庭负责人教育水平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学历越高参加合作经济组织的可能性越大，大专以上学历愿意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比例（92.31%）比小学及以下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比例（59.09%）高出33.22个百分点。而家庭负责人的年龄对是否参加合作社影响差异不大。从牧户的特征来看，与普通牧民比较，技术能手，养殖大户，村干部更倾向于加入合作经济组织，在牧民家庭在当地的收入水平中收入水平低的家庭更倾向于参加合作经济组织。需要说明的是，家庭负责人认为有必要成立合作经济组织（合作社）的态度下，参与合作者的可能性比较大达到76.71%。
（三）模型构建及其估计
根据前面对牧民参与牧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为了科学研究牧民参与合作经济组织意愿的决定因素，需要进行计量经济分析。本研究所采用的计量经济模型为：牧民是否参与牧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f(牧民个人特征，牧户特征，其它)。
样本数据变量说明见表2。
其中，因变量为牧民是否参与牧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其取值为0，1，“0”表示该牧民未参加牧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1”表示牧民参加牧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自变量牧民个人特征主要是指家庭负责人的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以及对成立合作经济组织的态度4个变量，其中性别变量为虚拟变量男性为1，女性为0。年龄为实际年龄。受教育水平取值为1、2、3、4，“1”表示小学及以下，“2”表示初中，“3”为高中职高中专。“4”为大专及以上。
牧民的家庭特征包括牧民家庭的社会地位与家庭的社会收入。其中家庭的社会地位采用虚拟变量取值为0、1，“1”为普通牧民，“0”为技术能手、养殖大户、村干部。家庭收入分别取值1=高收入；2=中等偏上收入；3=中等收入；4=中等偏下收入；5=低收入。
（四）牧民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模型估计的结果与解释
模型的运算结果见表3。由表3可知，模型的整体拟和程度较好，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根据模型估计的结果，牧民是否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主要因素的影响归纳如下；第一，家庭规模是影响牧民参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重要因素之一。从模型结果来看，家庭人口数变量的系数在1%统计检验水平显著，而且系数符号为正。这说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家庭人口越多的牧户参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可能性越高。第二，家庭负责人对建立合作社的态度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从模型结果看来，家庭负责人对建立合作社的态度变量在1%的水平下通过检验，说明认为有必要建立合作社的家庭，参与意愿更强烈。第三，家庭负责人的教育水平也是影响牧民参与专业合作组织意愿的因素之一，从模型结果看，家庭责任人的教育水平变量在5%的水平下通过检验，说明教育水平越高，加入合作经济组织的可能性越大。第四，家庭的社会地位也是影响牧户参与合作经济组织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从模型结果看，牧户家庭社会地位变量的系数在5%的水平下通过检验，而且系数符号为负，说明普通牧民参与意愿显著低于技术能手，养殖大户，村干部等人。第五，从模型结果看，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家庭负责人性别、家庭在当地的收入水平2个变量对牧民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意愿影响明显。其中，“负责人的性别”变量的符号为负，说明负责人是女性的话，参与可能性增加。在当地收入水平越低的家庭，越愿意加入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以期待有更多的收入，改变家庭的经济现状。第六，家庭负责人的年龄对牧民参与意愿的影响。从模型结果看，“负责人的年龄”变量对牧民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意愿的影响不显著。第七，从模型结果看，城市虚拟变量，没通过检验，说明呼伦贝尔与锡林郭勒两个地区间牧民对是否参与合作社的意愿没有显著差异。
三、结论与分析
本文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和锡林郭勒盟俩个主要的草原牧区盟市99户农户的调研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影响牧民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决定因素。研究表明：牧民家庭负责人以及牧户的特征对牧民参与意愿有显著的影响，其中家庭规模，家庭主要负责人对建立合作经济组织的态度，家庭负责人的教育水平，家庭的社会地位对牧民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意愿影响非常显著；家庭负责人的性别，家庭在当地的收入水平对牧民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意愿影响显著。而家庭负责人的年龄对参与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城市虚拟变量都没有通过检验说明呼伦贝尔与锡林郭勒两个地区间牧民对是否参与合作社的意愿没有显著差异。可见，牧民的参与意愿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并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其中一些因素对牧民参与意愿的影响是相对复杂的。
针对牧民对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需求状况及影响需求的因素，要进一步发展壮大牧区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力量，积极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并做好以下几点：(1)加强宣传教育和典型示范，增加牧民对合作经济组织的认识和了解，进一步调动他们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积极性。加大牧区教育投入，重视草原牧区少数民族人力资本建设。研究结果表明，牧民家庭负责人的文化程度是影响牧民参与牧民专业合作组织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这就要求政府加大对牧区教育的投入，采取灵活多样广泛的培训方式，提高牧民文化教育水平；普及合作经济组织的知识，培养牧民的合作意识；从而逐步改善草原牧区人力资源状况，推动牧民专业合作组织在牧区逐步壮大。(2)加大政府的引导和扶持力度。由于草原牧区，地广人稀，发展速度相对落后，所以家庭人口规模也成为影响牧民参与合作经济组织最主要的因素。受地区民族特点，牧区人才和资金的限制，应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方案及优惠政策，提供一定人力与财力，促进合作经济组织的健康发展。(3)影响因素中牧户的社会地位也明显影响牧民的参与意愿，因为牧区多数为少数民族，具有很强的民族团结特征，而且牧区遗留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也更多表现出合作的意愿。牧民家庭负责对建立合作经济组织有很大的需求。所以应培养一批积极分子和带头人，让合作经济组织在草原牧区逐渐形成健康良好的成长规模，以促进草原牧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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