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探讨审计资源配置问题，首先需要明确资源配置的概念。资源配置的重点在于“配置”二字。所谓资源配置，应是指在资源一定的条件下，如何运用有效的手段或者方式根据资源的需求，有目的地将有限的资源分配于不同的方向、部门或者企业等的一种活动。
结合对与资源配置概念的理解，所谓审计资源配置则应为：审计资源既定的条件下，如何运用有效的手段或者方式根据审计资源的需求将有限的资源进行分配，以保障审计资源有效供给，最终实现审计目标的一种活动。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资源配置不单纯是指资源在不同生产方向、部门或者企业之间的配置，更重要的而且也是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对已配置到不同生产部门间的资源还经常进行同市场需求方向与强度相适应的再配置，故资源配置应是一个动态平衡的概念。资源配置在一定时刻是已定的、静止的、满足需求的，但在不同时刻，又是未定的、流动的。其中所谓已定、静止、满足是相对的，暂时的，有条件的；而未定、流动、需求则是绝对的，长期的，无条件的。审计资源配置是各种社会资源在不同的审计主体之间必要的平衡和相互联系，也是各种社会资源在不同的审计主体内部的分配或者流动的过程。在一定时刻建立的这种相对静止或者说审计资源供求平衡，经常被新的客观事实变动所打破，于是又会引起新的资源配置结果的再建立。也就是说，审计资源配置不仅包括审计资源在不同主体、范围和重点之间的分配，更重要的而且也是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对已分配到不同方向的资源进行同审计资源需求方向与强度相适应的再分配和再调整，这是对同需求相比审计资源配置不协调的经常平衡。
二、审计资源配置的目标
审计资源配置是一项牵涉面广、工作量大、事情繁杂的工作，在审计工作中，审计资源配置工作要始终明确自己的工作目标。审计资源配置目标就是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效益性为核心，将审计资源配置到最恰当、最重要、效益性最好的地方，使其得到充分合理的使用，以保障审计资源供给，节约审计资源，提高审计资源利用效率，最终实现审计目标。
（一）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保障审计资源供给
目标是局部性和阶段性的，它应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审计资源配置目标应直接反映社会需求对于审计职责的变化来满足这种要求，并以此指导审计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发展，以求得审计自身的长远发展。可以说，审计资源配置目标是联结社会需求、审计理论与实践的桥梁，是审计与外部环境的纽带。不断调整审计资源配置的内容与方式，是为了最终适应审计的社会需求，引发审计资源的再配置，最终推动审计实践的变革。
以目前我国要大力开展的效益审计为例。在以往的审计实践中，由于受审计资源质量和数量的限制，因而要同时实现审计的真实、合法、效益三类审计目标是不现实的。审计机关一般根据审计法律法规的要求、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社会法制环境状况和审计机关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技术资源等具体情况，确定审计目标的侧重点，亦即明确审计资源配置目标的侧重点。在会计资料和经济信息失真问题比较突出的情况下，审计机关往往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把真实性的资源配置目标放在重要地位，在审计财政、财务收支真实性上下功夫，坚决打击各种弄虚作假行为，解决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在确保会计信息真实性基础上，揭露和查处各种重大违法行为，促进被审计单位改善经营管理，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现实审计环境的变化，尤其是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的变迁，使得审计机关在21世纪的第三个年头提出了争取到2007年投入效益审计力量占整个审计力量一半左右的长远规划，以实现效益性审计目标。这正是由于受社会需求（审计环境）变化的影响，我们不得不调整审计资源配置的目标，调整审计资源配置的内容与方式，为效益审计的落实与开展而努力。
（二）以效益性为核心：提高审计资源利用效率
对效益的追求是资源配置的核心问题，如何实现效益最大化是资源合理配置追求的目标。因此，效益最大化不仅是审计资源配置追求的目标，并且是核心目标。效益性目标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部分。
效益即产出和投入之比，审计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益目标是指审计资源配置活动的投入与产出的比较。它有两种表达方式：一是使有限的审计资源产出最大的收益；二是为取得预定的效益尽可能少地消耗审计资源。也就是说，不仅要求最有效地进行审计，同时也要求最有效地分配审计资源，实现最有效的利用。
审计资源配置的社会效益目标是资源配置中效益追求的最高层次，它包括生态环境方面的效益，即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还包括经济方面的社会效益，如不同阶层、不同社会集团之间财富的是否公平分配，社会不公分配的调整，不同地区间的发展水平的协调，充分的劳动就业，社会在文化、卫生、体育、道德观念等方面的协调发展、社会安定感的维护、社会新风尚的树立等等，都可以视为审计资源配置的社会效益。
（三）审计资源配置的终极目标：实现审计目标
审计资源配置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实现审计目标，否则审计资源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种目标性也是审计资源区别于其他资源系统的根本之所在。审计目标是审计人员实施审计行为所期望达到的理想境地或最终结果（石爱中，2002），是评价经营者受托经济责任履行情况对审计目的在不同的审计环境下的不同要求和不同理解而呈现出来的具体审计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二条规定：“国家实行审计监督制度。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设立审计机关。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的财政收支，国有的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以及其他依照本法规定应当接受审计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依照本法规定接受审计监督。审计机关对前款所列财政收支或者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和效益，依法进行审计监督。”可以看出，我国审计法律法规确定的审计目标主要有三类：一是真实性，二是合法性，三是效益性。
三、中国审计资源配置方式的特殊性
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包括计划和市场两种，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就是计划与市场方式不断协调的历史。要么通过计划配置，要么通过市场配置，要么通过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方式配置。从形式来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方式应是一种最佳选择，事实上也是目前各国资源配置方式选择的趋势。
审计资源作为社会经济资源的一个组成部分，其配置方式必然受到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影响。纵观我国现代审计发展的历史，随处可以观察到计划与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方式对于审计资源配置的影响。而我国审计体系的发展所经历的由单一国家审计向国家审计、社会审计、内部审计并存的审计体系转换的过程，就是最好的证明。
上世纪80年代，在经历了十年后，我国开始逐步恢复和建立审计制度。虽然当时我国已经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但就整个国家总体而言仍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受这种社会经济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当时的审计资源配置仍须通过计划进行，直到1999年这种状况才得到改善。例如，最重要的审计人力资源的配置，不仅国家审计机关，即使是会计师事务所的人力资源，都需要通过计划渠道获得，事务所的办公设备和办公场所也不例外。因为，此时不存在可以自由直接交易的公开市场，这也是会计师事务所在初期必须依赖“挂靠单位”的原因之一。这种状况对于初期我国审计界的影响是：一些政府部门习惯于计划经济模式，当刚刚出现市场配置审计资源的需求和趋势时，这些政府部门便通过行政手段瓜分市场，阻碍全国审计市场的形成，因而降低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效率。
再如，在当时非公有制经济仍被当作资本主义、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来看待的条件下，除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审计划归会计师事务所外，其他单位的审计几乎全部划归国家审计机关负责。由此在人们心中形成一种思想模式，即属于国有性质的审计对象应划归国家审计机关进行审计，非国有性质的审计由社会审计组织承担。在单纯计划配置审计资源的方式下，政府对原本属于市场自我调节的领域大量介入，国家审计资源涉及的领域不断拓展，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审计资源难以覆盖所有领域，即使是重点审计领域，大量监督空白也明显存在，审计质量不高。于是，国家审计机关采取了发展内部审计的办法来解决普遍存在的审计覆盖面少的审计问题，自己负责重点单位的审计。所以，当时我国公有制单位的内部审计是国家审计机关通过行政手段推动起来的，是“要我建”而不是“我要建”的自发行为。社会审计在当时我国的法律规定中，长期划归为一种事业单位，并且划到全民性质的范围内。
尽管如此，由于会计师事务所有以盈利为目的的倾向，故在以公有制为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处于“补充”地位。在这种计划经济的环境下，我国审计体系出现了以“国家审计为主导、内部审计为基础、社会审计为补充”的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在现实的社会权责结构中，审计出现了许多问题。对于国家审计：（1）审计力量与被审计对象数量对比悬殊太大，造成了周期性审计对象不稳定；（2）经济生活中，某些改革政策与现行财经法规发生矛盾，出现没有明确的审计依据、审计范围的现象；（3）审计程序缺乏标准，没有建立起完全确定有效的审计体系。对于社会审计，由于缺乏独立性与公平竞争环境，加之职能的摩擦，使社会审计的发展受到不应有的限制，近几年虽发展速度较快，但与整个社会经济权责结构很不相称。对于内部审计来说，由于在组织管理上采取双重性结构（单位负责人直接领导与国家审计机关间接领导相结合），从抽象意义上赋予内审人员双重身份，从而导致权力结构与动力结构相脱节，内审工作难以开展。权力结构呈内向化，因为其工资福利等切身利益与本单位直接挂钩，既代表企业，又代表国家。这是一个矛盾。现行审计模式在实践中存在的上述诸多问题，既不利于发挥审计体系的整体功能作用，也不利于宏观调控目标与微观经济高效率运行的和谐统一。
在经历了计划经济的“历史阵痛”后，我国也开始反思计划经济所带来的不足，开始逐步探索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1986年到1994年是我国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重要时期，审计资源配置的市场方式也开始在探索中不断发展。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资本市场开始逐步建立和完善，国有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企业的主体呈现出多元化，这些从不同侧面推动了社会审计的恢复与发展，而社会审计也以其能够强化企业财务信息、保护投资者利益、促进被审计单位完善内部控制、加强管理等优势回应了这种推动。审计资源的配置开始向社会审计倾斜，国家审计逐步转移到宏观管理的监督上，直接对企业的审计逐渐减少，只是对重点建设项目、重点企业、重点专项资金等进行审计。1992年召开的全国审计工作会议，重点讨论了《关于强化审计监督的意见》，研究了审计监督在宏观管理中的作用，标志着我国审计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此后，“两会”联合、“脱钩改制”、“清理整顿”等一系列措施的实施，为社会审计走向审计市场铺平了道路，国家审计逐步放弃对于社会审计、内部审计的行政管理，只承担对其监督的职责。于是，由国家审计、内部审计、社会审计组成的审计体系按照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完善，逐渐形成对国家宏观与微观经济主体的有效监督。
需要肯定的是，在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计划经济的审计资源配置对于宏观经济的发展，提高整个国家经济效益方面曾经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如果没有政府的推动，在当时市场不完善的中国，完全靠市场来配置审计资源也是不可能的。但是，也应该看到，源于计划经济的审计，在实行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还有很多不能反映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本质要求的缺陷，不注意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为当时及其后的审计资源配置留下了很多“隐患”。
在这种方式下，与市场联系最为紧密的，应属社会审计，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成就了审计资源流向社会审计领域。应该说，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社会审计，市场经济和注册会计师职业的发展史已经印证了这个道理。但是，市场在审计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只有与国家宏观调控的必要指导作用相结合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社会审计为什么在许多国家仍然需要政府的严格管理，并为其规定非常高的执业标准，正进一步说明了这个道理。政府与市场可以起到互为补充的作用，发挥市场配置审计资源的作用，不应否认政府的作用，同样，发挥国家审计资源配置的作用，也不应否定市场的作用。不过政府配置审计资源是为了补充市场，而不是替代市场。从当前隶属于政府行政部门的国家审计职责范围来看，应逐步进行战略性收缩，一方面适应小政府、大市场的趋势，相信市场、培育市场，相信市场能够做好国有企业审计，同时积极地培育市场，注重市场规则的建立，如严格的招标程序。另一方面应转移国家审计资源涉足的领域，政府对企业的直接管理职能应更多地转化为间接控制职能，将审计资源转向实施宏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财政、金融部门审计，多在完善、净化企业运作环境上下功夫，积极开展社会保障审计和环境审计。
四、审计资源配置的优化
审计资源配置应包括两个层次，一种是审计资源的宏观配置，一种是审计资源的微观配置。审计资源的宏观配置是从审计资源要素社会性的角度出发，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环境下和社会资源总量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将审计作为国民经济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讨论它与其他子系统之间的资源配置问题。它还应包括在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前提下和审计资源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如何把握国家审计、社会审计、内部审计之间资源协调问题。审计资源的微观配置则是撇开审计资源的社会性，单纯从技术方面进行资源要素配置，它既不关心生产要素之间质的关系，也不关心每一个资源要素所包含的社会关系内核。在各种审计资源的技术性要素中，每一种审计资源之间一律平等，并无歧视之意，例如，人力资源作为一种审计资源，和其他审计资源一样，并无其他特殊的意义。但是，作为纯技术性的制度安排，它所关心的是审计资源如何在审计主体范围内分配，这种技术性的资源配置可能存在于截然相反的生产方式中，支持每个审计主体的审计目标，以求得资源配置的最优化。那么，如何实现具体审计资源配置优化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作出努力。
（一）宏观层次的审计资源配置优化：协调各种资源配置
1.协调审计资源配置与其他监督资源的配置
政府掌握的资源是有限的，在某些方面投入多了，就会在其他方面相应减少，这样才能维持平衡。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国家是否需要审计，或者说，是否需要配置一定的社会资源给以审计。回答是肯定的。审计在整个社会经济权责结构中的地位不容动摇，尤其是在市场资源配置方式下，市场本身的缺陷需要我们在协调好审计与其他原有监督部门的关系后，将审计“植入”整个社会经济权责结构中，在国家宏观资源配置中为审计配置相应的资源，保证其职能与职责作用的发挥。
此外，除了审计监督，政府还为其他监督部门配置了一定的社会资源，而这些监督部门与审计监督存在一定的交叉，应注意协调它们二者的资源配置，避免社会资源浪费。目前我国主要履行或部分履行审计职能的部门和机构，还有中纪委、监察部、财政部监督检查局，它们按各自的职责查处不同的单位和个人。中纪委负责处理高级党员干部的违纪违法问题，监察部负责处理行政（一般是非党员）干部的违纪违法问题，财政部监督检查局主管对象是中央企业和大型企业。所涉及问题中主要是经济问题，而查经济问题、搞经济监督完全是审计部门的职责。因而多年来的多头检查、重复监督和交叉监督问题不能很好地得到解决，使一些企业叫苦不迭。笔者认为，应取消其他监督部门的审计职能，将这部分资源配置到审计中去，通过加强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财务审计、效益审计等行使审计职权，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规定和操作程序，运用先进信息手段，建立审计信息资源库，建立监督通联机制，发挥监督机制的整体效能。这样，一方面可使这些监督成果资源能够实现共享，另一方面，又能避免重复审计与审计资源的浪费。
2.与市场经济相协调，配置不同审计主体的审计资源
审计活动的开展，必然要占用一定的社会资源，但这些社会资源总量毕竟是有限的。在有限审计资源情形下，在不同的审计主体之间，又应进行怎样的配置呢？我们可以从完善审计资源配置方式入手，随着经济体制发展进程而出现的不同审计主体监督范围的收缩以及扩张来重新配置审计资源。配置合理，不同审计主体之间分工就合理，配合就密切，就能提高审计效率；配置不合理，国家审计就可能“越俎代庖”，也可能使得审计工作重复或者遗漏，浪费审计资源，降低审计资源的效益性。
市场经济是目前公认的最优资源配置方式，其配置资源的一般规则是：凡是市场能做的，由市场去做，市场不能做的则由政府做；私人物品或只能由私人享用的服务由市场提供，公共物品或全体公民共同享用的服务由政府提供；市场效率高的领域发挥市场的作用，市场效率低下的领域则由政府负责。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提升效率方面的积极作用，政府则通过各种手段努力实现社会公平。在审计资源配置方面，亦应根据市场经济体制的一般规则，凡是市场可以承担的审计业务，应由市场承担；不应由市场承担、市场效率低下或涉及国家安全的审计领域应由政府承担。那么，哪些领域是国家审计资源流向的重点，哪些领域又是社会审计资源、内部审计资源重点涉足的领域呢？
（1）以公共财政改革推动国家审计资源的重新配置，逐步实现较高层次国家审计监督。从审计的理论与实践来看，国家审计不仅是综合性的经济监督，而且属于较高层次监督。它作为宏观经济管理系统中监督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通过对其他经济监督进行再监督，确保经济监督体系的有效运行，发挥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中的监督保障作用。
（2）随着国家审计资源战略性退出，社会审计资源、内部审计资源则会出现相对丰盈，涉足的审计范围不断扩大，逐步成为微观企业审计的主体。在宏观的审计资源配置中，不应忽视政府的作用；同样，发挥国家资源配置的作用，也不应否定市场的作用，政府配置审计资源是为了补充市场而不是代替市场。在审计资源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公共财政改革会使国家审计资源战略性地退出一些市场的竞争领域，社会审计资源、内部审计资源会出现相对的丰盈，从而促进社会审计、内部审计的发展。
3.协调国家审计资源配置与社会和内部审计资源配置的关系
（1）协调国家审计资源与社会审计资源配置。笔者认为，从目前来看，至少需要协调解决的主要问题有两个：第一，社会审计是否需要国家审计的监督；第二，国家审计与社会审计对于国有企业的重复监督如何协调。因为，既然国有企业审计仍然是国家审计资源涉足的领域，虽然在逐步减少，但毕竟还是要涉及。国有企业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要参与市场活动，要通过市场投资、筹资，参加投标、招标等活动以及其他各种交易行为，这都可能需要社会审计的参与，这样国有企业就面临被重复审计的问题，从而浪费了审计资源，然而两者的行为都有其合理性。
首先，国家审计对社会审计监督是必须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其次，重复审计监督的问题在于对国有企业的审计上。范围的协调是关键，目的是要使国家审计和社会审计在国有企业审计上加强合作，实行制度分工，从而使它们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当然，为了避免重复、浪费审计资源，对国家审计和社会审计在审计目标上进行协调，可以考虑将国家审计的重点放在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和效益性的审计上，尤其是在效益性审计目标上面。这既符合国家审计未来审计内容的发展方向，亦可以此来揭露因管理不善、决策失误而造成的严重浪费和国有资产流失，促进提高财政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维护国有资产安全。而真实性则主要由社会审计组织承担。
（2）协调国家审计资源配置与内部审计资源配置的关系。就内部审计性质而言，它是一种管理权的延伸，是一种组织内部的管理活动，是代表管理权的审计，是内部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审计与内部审计是两类不同性质的审计，不能相互代替。1994年《审计法》第29第规定：“各部门、国有的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内部审计，应当接受审计机关的业务指导和监督。”即使2006年2月28日新修订的《审计法》也仍然保留了对于内部审计进行指导和监督的规定。企业的经营活动是一种市场行为，根植于企业内部的内部审计也应是一种市场行为，根据审计资源宏观配置的规则，国家审计不应涉足这个领域。当然，国家审计作为一种外部审计，在工作中需要利用内部审计资源，以提高工作效率，节约审计经费资源。
（二）微观审计资源配置的优化：国家审计的例证
1.实施审计类型组合，合理配置审计资源
从审计发展的历史来看，最早出现的是财务审计，然后国家审计从财务审计向效益审计转化。从世界各国的国家审计实践来看，效益审计已成为国家审计资源配置的核心领域。效益审计所要投入的审计资源远远大于财务审计。对于国家审计而言，在有限的审计资源条件下，是否可以放弃传统的财务审计领域而将审计资源全部集中于效益审计呢？对此，无非有三种选择：第一是只进行财务审计（财政财务收支审计），第二是同时进行财务审计和效益审计，第三是只进行效益审计。从经济发达国家的现行实务看，第一和第三种选择十分罕见，一般都采用第二种选择，即将两种审计类型进行组合。财务审计是社会对审计的基本要求，完全舍弃之，会使审计失去立足之本，更何况“要想在财务审计和真实性审计没有基础的审计环境中，引入复杂的效益审计，那是不可思议的，必须按部就班地开展工作”。因此，不能只进行效益审计而不进行财务审计。效益审计是社会对审计的发展要求，完全不予理睬，会使审计陷入停滞状态，因而也不可只进行财务审计而不进行效益审计。如此设定前提，同时进行财务审计和效益审计是逻辑推理的必然结果。
2.改进审计组织方式，有效利用审计资源
国家审计机关常用的组织方式包括定期审计、送达审计、联合审计、行业审计和专项审计等五种。审计的组织方式不同，所耗用的资源水平也就不同。从原则上讲，每次审计都应采取耗用资源最少的组织方式。但是，不同的组织方式有不同的特点，能够满足不同的审计目标要求。因此，在确定组织方式时，应首先考虑审计的目标要求，然后在可以满足审计特定目标要求的组织方式中选择耗用资源最少的一种。
3.选用先进合理的审计取证模式，节约审计资源
审计取证模式，是审计人员在审计活动中规划与实施审计工作的切入点，它是审计人员以高效率、低风险的方式完成全部审计任务，达到设定的审计目标的一系列审计程序或审计方法的有机整体，从而形成抽象化、典型化的理论图式或模型。它规定了审计应从何处入手、何时着手、如何手等问题。它一直是研究审计技术方法的核心问题。
4.通过质量控制优化审计资源配置
质量控制是提高项目审计质量，优化审计资源配置的保障。通过审计质量控制制度可以增强审计人员的质量意识和责任意识，有效降低审计风险，避免审计资源浪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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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初, 赫斯特(1914)的《战争的政治经济学》和庇古(1921)的《战争经济学》被认定为最早的国防经济学著作,而后者更多地被认为是国防经济学形成的标志。 其后,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研究,国防经济学领域产生了大量著名的研究成果。 在我国,仅1987—2002 年间就产生了100 多部国防经济学相关著作。
在研究成果的形式上,国防经济学的专著和教材多是以专题归纳的形式呈现。 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国防经济学,学者主要是运用经济学工具对国防的相关问题展开专题性的研究,研究成果主要采用分篇归纳的方式,而并不追求理论体系的逻辑性。 无论是国外的国防经济学原著还是我国学者对国外国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引入无不印证了这一事实。
近年来,我国国防经济学学者已经开始了对国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 其一认为,国防经济学是研究国防资源配置问题的学科,因此,国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应围绕国防资源配置问题展开。 当前,以“国防经济资源配置”“国防资源配置”等为主题的研究大量涌现。
其二认为, 国防经济学是研究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国防与经济的关系、国防经济活动以及国防资源配置问题的学科。 从逻辑学的角度讲,这两种观点对国防经济学的界定方法是不同的,前者是内涵式的界定,后者是外延式的界定。 对比这两种观点,可以看到后者包含了前者。
事实上,基于这两种观点构建国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都存在缺陷。 对于前者来说,如果国防经济学只研究国防资源配置问题,那么作为国防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国防与经济的关系等问题则被排除在学科的大门之外,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对于后者来说,由于没有建立起各部分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基于这种外延式的界定方法建立的国防经济学理论体系便很难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逻辑体系,其结果必然导致国防经济学走上专题性研究的道路, 于理论体系逻辑架构的建立不利。
针对这一问题,有学者指出,国防经济学是研究“与国防相关的资源配置的”学科。 从逻辑上讲,这种存乎于上述两种观点之间的界定仍不足以涵盖第二种观点所容纳的全部外延。 但是,这种观点却表现出了建立国防经济学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关系的倾向。
资源配置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核心范畴。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也无论是理论经济学还是应用经济学,都将资源配置问题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 然而,关于资源配置与国防经济学之间的关系问题,目前尚不甚明了。 从“国防资源配置”相关研究所表现出的集中性来看,这一主题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方向,前述国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第一种观点甚至直接认为国防经济学就是研究国防资源的配置问题的学科;但从认同度更高的第二种观点来看,国防经济学领域的学者更多地认为国防资源配置只是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之一,而不是全部。
那么,资源配置范畴与国防经济学理论体系之间究竟是否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除国防资源配置问题外,国防经济学所关注的战争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国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等问题是否也属于资源配置问题? 从经济学研究资源配置问题这一角度出发,能否认为国防经济学也是以资源配置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能否运用资源配置逻辑,科学构建国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架构? 从这一想法出发,本文尝试通过建立资源配置的一般逻辑,进而建立资源配置的层次体系,并将二者与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进行对应分析,对国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架构进行探索性的演绎。
二、资源配置的一般逻辑
资源配置是经济学中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概念在应用上的广泛性,国防经济学和研究国防资源配置问题的学者们很少对其做出专门的解释。 然而,要以这一概念作为国防经济学的逻辑基础,则必须对其进行明确的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资源配置的一般逻辑。
资源配置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基础概念。 《现代西方经济学辞典》对资源配置的界定是:资源在不同用途和不同使用者之间的分配。 资源配置的起点在于资源的多用途性。 由于每一种资源往往具有多种用途, 选择合理的用途是资源配置的首要任务。 除了强调资源的用途属性之外,这一定义还强调了资源在“不同使用者之间”的分配。 在使用这一概念的过程中,后者往往会被忽略,而仅仅认为资源配置是在不同用途之间的分配。 而这种片面的理解在国防经济学和国防资源配置研究领域并不少见,由此必然带来对国防资源配置和国防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问题的片面理解。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到,资源配置是一种有目的的人类活动。 因此,这一概念必然是一个包含着资源的用途、资源配置主体、资源配置目标、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结果等范畴的逻辑过程。
(一)资源的用途
用途既是资源的自然属性,也是资源的社会属性。 资源本身的禀赋决定了其可能具有的用途的质和量,表现为资源的自然属性;社会和人的需要则决定了资源用途的实现程度,表现为资源的社会属性。 从唯物论的意义上讲,正是因为资源具有用途,才造成有限资源对无限需求的稀缺性,进而带来资源的配置问题。
(二)资源配置的目标
从本体意义上讲,资源配置并不必然具有目标性。 但从现实意义上讲,资源配置往往与“最大化”这一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 可以认为,主体效用的最大化是主体资源配置所追求的目标。 资源配置目标的差别主要是由主体效用的差别引起的。
(三)资源配置的主体
资源配置的主体是资源配置逻辑中的一个基础范畴。 主体不同,资源的用途、资源配置的目标以及配置资源的可能手段和方式都会存在差别。 从资源配置定义可以看出,资源配置的主体既可以是实体的人和国家,也可以是虚拟的社会或群体。 主体的不同决定了资源配置范围的不同,从而使得资源配置具有层次性。
(四)资源配置的方式
资源配置的方式是资源配置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 计划配置和市场配置是经济学研究中提到的最多的两种资源配置方式。 从更为一般的意义上讲,资源配置方式主要可以分为直接配置和间接配置,而计划配置和市场配置分别是这两种一般方式在现代经济中的两个主要的表现形式。
(五)资源配置的结果
资源配置的结果是资源配置逻辑的终点。 与结果相关的是效率范畴。 资源配置的结果可以表现为高效率、低效率或无效率。 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最优配置的标志在于任何资源无论其投入于那种用途,边际产量相等。以上是本文建立的资源配置的一般逻辑过程。
资源的用途、资源配置主体、资源配置目标、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结果,是资源配置逻辑过程中的 5个基本范畴,且分别包含着多种构成。 五个基本范畴之构成的不同组合形成了不同的特定资源配置逻辑。 由于资源配置主体之间可能存在包含关系或交互作用,特定的资源配置逻辑之间也可能存在包含关系或相互交叉关系。 这一点决定了不同的特定资源配置逻辑能够形成一个具有层次性的逻辑体系。
三、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与资源配置的关系
我国国防经济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马克思主义国防经济学到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及二者融合的发展过程。 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国防经济学是传统的国防经济学, 主要研究战争与经济的关系、 国防的本质以及国防与经济的关系等认知问题,而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则主要研究国防资源的配置等应用问题。 这些内容都是我国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 因此,国防经济学主要研究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国防与经济的关系、国防经济活动及其发展规律以及国防资源配置效率问题。 从这一界定的描述方式来看, 这些研究内容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是并列的关系,并不存在逻辑上的联系。 然而,从本文建立的资源配置的一般逻辑来看,国防经济学的上述研究内容事实上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都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首先,战争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与资源配置的关系。 “战争的经济本源”被定义为国防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经济是战争的本源,也是战争的条件,还是战争灭亡的前提。 从这一论述来看,战争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中某一个阶段存在的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 经济发展过程就是社会再生产资源配置的过程。 战争作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中的一个环节,必然与资源配置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在资源配置方式的一般研究中,有学者提出了“争夺配置”的概念。 基于这种理解,战争实质上是人类社会再生产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 只是这种人类社会再生产超越了国家实体的范畴,是两国、多国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再生产。 对战争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围绕战争配置资源的效率展开的,就是研究战争这一资源配置方式的经济本质、效率及其与其经济支撑之间的关系。 战争与资源配置问题之间的联系并不仅仅提出战争与经济的关系这一纯理论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裁军经济理论等应用问题也正是由于战争这一资源配置方式在人类经济再生产资源配置过程中表现的无效性带来的。
其次,国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与资源配置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指出,国防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种扣除。 一国国民经济的运行过程,或者说社会再生产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资源配置的过程。 国防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的起点是社会再生产资源用途的多样性。 国防是社会再生产资源的多种用途之一,满足国家和人民的安全需要。 研究国防与经济的关系,探索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规律,实质上就是为社会再生产资源配置于国防用途的规模和结构的确定,尤其是国防资源规模的确定提供理论依据。 但这一问题的研究还不属于国防资源配置的范畴, 而是属于社会再生产,或国民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范畴。
再次,国防资源的配置问题是现代国防经济学的主体理论内容。 毋庸赘言,这部分内容本身就是资源配置问题,是国民经济配置于国防用途的资源如何进行再配置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国防资源的配置是一个由多个层次构成的资源配置层次体系。 从国防生产的角度讲,包括国防工业布局、资源在国防工业行业内部的分配以及国防工业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从国防消费的角度讲,包括国防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配置、不同的用途所获得的国防资源的二次、三次配置等,直到国防资源的最终消耗之前的配置环节。 此外,在国防生产与国防消费之间还存在一个资源在供需系统之间的配置问题。
上面的分析充分说明,国防经济学三个方面的主要理论构成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都是某一特定资源配置逻辑的一部分。 资源配置与国防经济学的关系不仅仅表现为国防资源配置理论是国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内容之一。 战争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国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等都是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问题。
建立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关系的意义在于,一方面能够将各部分内容归纳到一个统一的逻辑框架中;另一方面有利于基于对“国防经济学是研究与国防有关的资源配置问题的学科”说法的补充和完善,更加科学地界定国防经济学的内涵。 本文尝试性地提出一个粗浅的定义:国防经济学是研究战争和国防的资源配置属性以及国防资源配置问题的学科。 这一定义与传统定义的区别在于,强调不仅与国防相关的资源配置问题是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战争和国防的资源配置属性也是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从而将国防经济学 3 个方面的研究内容都统一到了资源配置这一主线上来。
与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相联系的资源配置问题形成了一个多层次构成的资源配置体系。 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就存在于这一体系的各个环节当中。
四、国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资源配置逻辑推演
通过上述对国防经济学的主体理论构成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到,国防经济学的主体理论都属于资源配置的范畴。 因此,完全可以按照资源配置的逻辑建立国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在上文建立的资源配置一般逻辑和资源配置层次体系的基础上,下面对各个层次和各个特定资源配置逻辑中的国防经济学理论点进行演绎,并对不同层次资源配置中的国防经济学理论内容的逻辑关系进行分析,推演国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一)各层次资源配置与国防经济学的理论点的对应分析
从大的范围上讲,国防经济学理论相关的资源配置体系可以分为三个大的层次:全球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层次、国民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层次和国防资源配置层次。 其中,“全球经济再生产”是本文提出的一个概念,目的在于说明战争本身就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是人类社会再生产过程在国家间配置资源的一种争夺式的配置方式。 基于资源配置的层次性,下面对国防经济学的主要理论点和各层次的资源配置进行对应分析。
在全球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层次,资源配置的主体是不同国家组成的系统。 国与国之间资源配置的方式有很多,国际贸易、政治或道义援助等本质上都是资源在国家间的配置手段。 战争就是这些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之一。 一方面,战争毕竟需要消耗资源,需要资源的保障,因此它又是对参战国再生产中经济资源的扣除。 尽管如此,战争在人类社会发展某个阶段的必然性仍无法消除。 由于这一矛盾性,战争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就成为国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基础问题,由这一问题还衍生出了裁军经济问题。 另一方面,战争还带来了军事联盟问题,联盟内部的资源配置方式既可以是联盟政府间的计划配置,也可以是联盟成员经济主体间的市场配置。 这些具体的资源配置逻辑构成了军事联盟经济理论的内容。 此外,军品国际贸易问题、军备竞赛问题也属于这一层次资源配置问题。
在国民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层次,资源的配置主体是国家和社会,国家安全是其资源配置的目标之一,配置资源的方式主要包括政府的财政计划配置和社会经济主体的市场配置两种。 国家在将资源配置到国防用途的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基础性问题就是国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决定了国家是否将资源配置到国防用途以及配置多少资源到国防用途上。 由此问题还衍生出了现实中的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理论、国防支出理论等。
在国防资源配置层次,主要分化为国防生产系统和国防消费系统两个系统的资源配置问题。 其中,国防生产系统的资源配置是国防工业部门系统及其管理主体,出于国家安全和自身经济利益的目标, 运用计划和市场的双重手段配置资源的过程,对这一过程中相关问题的研究产生了国防工业的结构理论、国防工业规制理论、国防生产企业管理理论等。 上述理论存在层次上的差别,这是因为这一层次的资源配置问题又进一步细化为更低的层次,直至国防最终产品的形成。 国防消费系统的资源配置则是军事部门为了实现军事经济效益的目标,采用计划方式进行的资源配置。 对这一资源配置过程的研究产生了军费理论、 军事人力理论、国防采办理论等不同层次的理论。 这一层次的资源配置也是一个由多个层次组成的资源配置体系。 在国防生产系统与国防消费系统之间,也存在着资源配置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产生了诸如国防市场理论、国防产品价格理论、国防科技理论等理论。
在国民经济再生产资源配置与国防资源配置之间也存在一些理论问题,包括国防经济的运行理论、国防产品的性质理论、国防工业的规模理论、国防工业的性质理论等。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国防经济学现有的理论点都存在于资源配置的层次体系当中。 当然,上述探讨只是粗浅地分析了资源配置范畴层次体系中主要的国防经济理论问题,其中各个理论点的梳理及其与资源配置所在层次之间的关系在学术意义上尚不一定具有严格的准确性,但这种映射关系的基本思想足以证明,以资源配置范畴为逻辑主线,建立国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可行的,国防经济学相对分散的研究专题内在地统一到资源配置这一一般逻辑上来。
(二)不同层次资源配置中国防经济学理论内容的逻辑联系
从资源配置层次体系的总体逻辑上讲,高层次的资源配置是低层次资源配置问题的根源:全球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导致了战争这一资源配置方式的产生;战争或战争的可能导致了国民经济再生产资源向国防用途配置的需要;国防经济再生产资源的配置提供了现实的国防资源,为国防资源在国防生产系统和消费系统各自内部以及两个系统之间的配置提供前提;在国防资源配置部分,生产系统和消费系统各自内部的资源配置也是一个由多个层次组成的体系,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的结果是低层次资源配置的前提,低层次资源配置是高层次资源配置的延伸。 按照这样的层次,国防资源配置活动一直延伸到国防资源最终消耗的终端环节,国防经济学的理论点都分布在各个层次的资源配置过程当中。 逻辑层次越高,其理论内容越偏向于理论性,并最终归宿到战争的经济本源这一纯粹的理论问题;逻辑层次越低,其理论内容越偏向于应用性,并最终延伸到如何实现某类国防资源最终消耗过程中的有效配置这一纯粹的应用问题。
五、结论与展望
【关键词】 公共文化服务;文化资源;优化配置;协同途径
区域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与其文化资源配置效率有着紧密联系。我国文化资源量多质优而公共文化服务却不尽相配，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投入稳步增长而其社会产出效益却亦不尽相符，如是两大“资源悖论”的根本症结即在于文化资源配置的低效。同时，近年来城乡基层文化、艺术与体育网点设施初成规模，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入国家发展议程，公众文化事业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而依托区域文化资源的市场整合，各地文化产业发展迅猛，经济效益凸显。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两翼齐飞，已经构成了当前我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齐同演进的文化常态。然而，与当前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相比，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化强国”目标相比，现阶段，公共文化服务的生产、供给机制仍有待完善，区域文化资源配置的社会效益尚待提升，因此，厘清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资源优化配置的关系，探索两者协同发展的理论路径显得尤为必要。
一、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资源优化配置的互动趋势
公共文化服务依赖文化资源的社会流动，而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则有着服务公众的内在使命，在其由政府主导的传承保护与产业运作中亦已不同程度地潜自践行着，而公共文化服务正可以借助政府主导下的文化资源配置机制，完成服务内容及生产供给方式的系统优化。可见，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公共文化服务联系密切，两者存在协同发展的可能性。
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文化资源优化配置是基于资源实际（包括生存现状、市场潜力等）、物质基础、技术条件、政策环境以及运作能力等前提的综合考量与实践，是旨在通过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转变文化发展理念，消弭文化阶层差异。对于条件不成熟的文化资源项目需要依托公共文化服务，来改善生存窘境，延续资源生命，传承文化血脉;对于产业优势明显的文化资源项目，在其进入市场、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秉持“敬畏文化、服务公众”之心，积极参与公共文化建设。同时，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还包括各种配置主体的整合，主要包括行政资源、人才资源、资金资源、科技资源、传媒资源以及社会组织资源等，而就当前实际而言，行政力量无疑是各方资源的黏合剂。
文化资源只有通过人类劳动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与文化生产力，其资源价值才能得以更大程度的实现;当经优化配置实践而转化出的新资源价值加入社会文化生态系统时，其必然又反哺于社会文化的演进与繁荣，为社会生产提供精神支撑;同时，生产力的提升亦会促使精神文化消费成为某种程度的社会必需品，以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可见，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关键还是在于如何创造、共享与弘扬其文化价值精华。从历史来看，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中，依托区域文化资源，通过行政宣化、艺术加工、创意转化、科技提升与市场运作等多种形式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在经历了政治治理（“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治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正迈向文化治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治理理念的转向表明：文化资源优化配置的最终旨诣，在于以文化治理方式实现文化资源的价值转换与共享，进而彰显其文化育民、悦民、富民的公共关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区域文化产业）不应成为转变文化发展方式（国家文化治理）的前行障碍，而文化资源优化配置与公共文化服务的良性互动，则较为利于两者的融合共生。
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简称《决定》）旗帜鲜明地要求在当前及未来较长时期的文化建设中，要“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可见，公共文化服务将成为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的重要落点。《决定》还提出“引入竞争机制，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培育文化非营利组织”。这表明在今后的国家文化建设中，经营性与公益性文化资源要素将更加自由地流动，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将和公共文化服务进行更加频繁的互动。
综上，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与优化配置文化资源同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其发展实践统一于实现文化强国、文化利民的共同目的。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资源优化配置已成社会共识与发展自觉，因此，构建两者的协同路径则成为节约社会资源、推行文化治理、提升制度效率的优化选择。
二、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资源优化配置的现实困境
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认为，公共产品消费中的一个难题――搭便车问题，缘于公共产品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同时，这也往往导致市场机制失灵。由于公共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存在非排他性或非竞争性，文化产品的使用者或消费者的“搭便车”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会使得开发者或供给者的实际价值实现低于预期，低效将降低资源配置过程中保护文化资源的积极性，进而使其蜕变为部分利益集团攫取大众利益的工具。如此，既导致文化资源的自身损耗与价值异化，又损害了公众文化权益，乃至降低文化部门公信力，因而需要公共部门的政策规制与舆论监督的介入，以规避消极影响。
同时，公共文化产品或服务消费过程中的准公共产品属性也会导致使用者或消费者的拥挤密集，产品效用无法优化配置。为了减少“公共池塘”现象，避免公共领域的拥挤悲剧，作为公共权利代表的政府应该发挥自身的中间协调作用。自2008年2月起，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向公众开放，2011年3月以来，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也相继免费开放，公共文化服务场馆等文化资源的公益性配置，一方面丰富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扩大了公共文化服务范围，另一方面，从其实际效果来看，随着观众量的激增，场馆拥堵必定也会对展览效果、服务质量造成消极影响。
为协调公共产品与文化资源消费过程中的各方利益，避免零和博弈，解决“公地悲剧”，需要立足于公共文化需求的持续增长与文化资源消费的长远发展的实际，通过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资源优化配置的发展规划与制度立法，保证公共文化供给的可持续增长，积极探索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文化资源转化路径。
三、多边互动：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资源优化配置的协同路径
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资源优化配置的协同路径是基于历史与现实的考量。在不同历史时期，公共文化服务的维护思想统治、提供社会福利、刺激市场消费、维护文化生态的目的取向各有侧重。而在当代国家治理结构中四副面孔各相交融，并且这一公共行为中心逐渐由公共文化生产转向满足公众文化需求。也就是说，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以社会成员为主体，在提升公共文化生产力的同时更为关注其生产效率，由此，作为公共文化的文化资源的利用率是关键，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资源优化配置的协同路径则为应然之举。
1、协同路径的历史演进――以文化资源配置的模式跃迁为中心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主要涉及政府、市场、社会及人（公民/消费者/公众）等四方社会分系统，根据不同历史条件下文化资源配置模式的差异，人类社会公共文化服务模式主要经历了三次跃迁。
早期公共文化服务主要表现为一种“文化威权”，政府的文化供给意图在于通过“灌输式资源配置”巩固统治阶级利益，为其统治秩序提供合法化的意识形态支持。而人的主体性的觉醒使得“文化霸权”效果衰微，为调和阶级矛盾，威权者开始通过公共行政为公众提供文化福利。这两个初期公共文化服务，是从政府到民众的两个授受主体间的单向文化资源流动，均为政府直接供给模式，不同的是前者追求“管制效果”，后者强调“服务事实”。
随着文明进步、经济发展，基于公共文化服务投入-产出的经济考量与政府公共治理改革的技术探索，政府部门引入文化生产能力更强、配置效率更高的市场系统，以增强供给能力，同时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执政效能。而随着公众社会的专业化、组织化程度不断完善，政府部门意识到长期以来的依赖文化政策推进公共服务的局限性，由此其积极鼓励、引导社会资本、社会团体等第三方力量进入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加强与社会力量的合作共治，强化公众的“自我治理”。至此，政府部门通过间接方式推动公共文化资源配置，现代公共文化服务成为一种以政府为主导的四方共同参与的社会文化运动。
纵而观之，从文化威权到公共行政，从市场机制到社会治理，四种模式的三次变迁，政府在其间的主导地位始终未变无可厚非，文化供给能力不增提升、参与主体不断丰富实为历史进步，但是，作为社会发展主体的人，长期处于被动接受位置，这必将导致公共文化服务的效率消减与价值矮化。我们须知：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评价标准核心在于社会公众的满意度。
2、协同路径的理论建构――以人为本、政府主导、四方协同
公共文化服务本身具有国家治理的功能与特征，旨在营造一种以民众为中心、以政府为主导的文化共治秩序，是公共文化治理的重要内容，与传统的公共文化管理有着显著区别，是从工具性到价值性的理性回归。在综合考量当前公共文化服务的“拥挤”困境与四种历史模式的优缺点的基础上，本文试以社会公众利益为核心，以文化资源的社会流动与优化配置为基础，重新梳理构建了两者整合发展的一般流程模式（见图1）。
图1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文化资源优化配置”协同示意图
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其社会传承（图中①区）与市场运作（图中②区）的统一，受资源稀缺与交易成本等因素制约，以社会分发或市场调节为主导的配置环节存在着组织不力、约束不足、分配不均的局限性，作为文化资源创造者与所有者的集体公众的基本文化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因此，文化资源配置的优化，需要公权部门的协调组织、制度约束以及统筹分配。从国情与发展实际出发的政府主导是保证资源最优配置的全局性、权威性与均衡性，在此同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扩大社会参与程度则是丰富资源配置内容与渠道，增强公共文化资源整合活力与动力的必然之选。这里的社会参与主要包括文化类行业协会、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及其文化志愿服务等相关社会活动。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本质上是公共文化资源的创新与共享的过程（图中③区），兼顾公平、效率及发展实际，政府部门通过直接或间接服务的形式，顺应、引导并优化文化资源的流向，综合调配社会资本与市场力量，以求文化创新机制为公众所共建、文化发展成果为公众所共享，实现公众文化生态的平衡与演化。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文化资源优化配置的多边互动协同路径，较之传统模式与单边机制，主要包括以下两点特征：
一是强调以人为本。以公众文化权利为中心重新审视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即是一种事实分析，因为当前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理论与实践均较为重视“公民自主选择”、“文化惠民”以及“最低标准”等，《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也已列入立法日程;同时，这也是对文化资源优化配置的理论重构，因为其强调文化资源配置流动的正外部性，有利于规范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动机宗旨、运作方式以及行为纠正，有利于规避文化资源过度开发与开发不足的问题。以人为本，充分尊重人的主体性，这是文化政策价值尺度的矫正。
二是强调政府主导。当前国内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均由政府推动前行，而两者协同机制是一种管理协同而非自然协同，因此必须注重政府主导作用，这种主导机制是一种引领而非管制，应努力克服“路径依赖”，积极创新机制、引导多方力量共建共荣。同时还要避免另外一个“误区”，即简单粗暴地通过“权力限制”（分权或放权）来营造一种“管理民主”，这就容易弱化政府文化治理的主动权。
四、结语
当然，这里所讨论的协同路径也并非是对其他模式与单边机制的否定，而是从优化文化资源配置、节约文化治理成本的视角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所提供的一种智识参考。随着文化强国、依法治国的深入，文化资源的多重价值日益彰显，公民基本文化权利日渐显要，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资源优化配置的协同并进日成其势，公共文化的“化成天下”的治理功能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本源价值也将日见其效。
【参考文献】
[1] 胡惠林.国家文化治理：发展文化产业的新维度[J].学术月刊，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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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教育资源；配置方式
在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我国经济体制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重大变革。国内学者对此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教育资源配置进行了相关研究，为21世纪的全新研究提供了依据和参考。时代的发展为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对于教育资源的配置方式也应以实践观和发展观来考察和探究。教育资源具有复杂特性，因此，有必要对其配置方式进行研究，以实现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促进教育事业良性发展的目标
一、教育资源配置的含义
教育资源配置是指教育资源在教育系统内部各级各类教育间合理有效的分配①。教育资源的配置有宏观和微观之分，前者包括对教育的规模、布局、结构和专业等的设置，后者主要是指学校内部怎样使教育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
教育资源通常是指构成教育工作或者开展教育活动的必要因素，分为显性教育资源和隐性教育资源，显性教育资源包括教育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财力资源和信息资源等，隐形教育资源包括发展教育的政策和教育工作者的精神面貌。教育资源如此广泛的内涵，致使其性质的复杂性。例如：人力资源的再生性、社会性；物力资源的消耗性；信息资源的可流通性等等，这既为教育资源的配置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同时也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因此，对教育资源的配置便成为社会各界日益关注的主题。教育资源配置包含了四个层次：社会总资源对教育的分配；教育资源在各地区之间的分配；教育资源在各级各类教育间的分配；教育在各级各类学校间的分配。图表1、2即为人力教育资源和财力教育资源分配上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
图表 1—1：2010年全国小学教师学历情况【单位：万人】
图表1—2：2009年各地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状况 单位：元
北京 上海 天津 内蒙古 河南 广东 湖北
小学教育经费支出 14011.3 13348.62 7857.03 7054.03 1935.78
初中教育经费支出 21051.6 15902.12 8755.86 7401.34 2632.84
高中教育经费支出 20363.67 14411.13 4946.28 6530.23 1524.98
二、建立在宏观意义上教育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
一国的教育资源配置方式与该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等国情密切相关，各国的具体国情虽不相同，但教育资源基本的配置方式从宏观上主要分为两种：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微观上则主要指学校对教育资源的配置。
（一）以政府为主导的的教育资源配置状况
政府调节是指通过政府直接分配资源。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教育资源配置方式以政府调节为基础手段，教育资源由政府集中分配。这种调节模式的特点是：集权、封闭、单一，优点是可以集中教育资源，加快教育事业发展，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作用，但是高度集中和统一的配置模式也存在一些弱点，灵活性较差，容易造成资源的浪费。例如：计划经济体制中的教职工端的是“铁饭碗”，坐的是“铁交椅”，吃的是“大锅饭”，无差别的劳动报酬和分配方式难以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导致人力资源的浪费。政府统一政令式的分配难以和当地的实际状况相契合，分配往往会出现供不应求、僧多粥少，或者供过于求、资源浪费的局面。除此之外，政府对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也采取“大包大揽”的方式，高等教育的校长要由国家任免、招生专业、人数等均由国家规定，经费的使用也实行“专款专用，结余上缴”的政策，如专款专用方面，教学业务费不能用于教学设备购置，行政公务费不能用于教学业务，造成学校有限教育资金的分散、割裂；结余上缴的规定致使许多学校往往在年终结算前突击花钱，无法实现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
（二）以市场为主导的教育资源配置状况
市场调节是通过市场机制、价值规律的作用来分配教育资源。这一基本模式主要用于市场经济体制，是根据市场价格信号所反映的供求情况，通过教育资源在各地区、各教育部门和学校之间的自由转移来实现合理有效的配置。该配置方式较政府调节更具灵敏性，但市场经济固有的弱点——盲目性和自发性，也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近几年蓬勃发展起来的学前教育便是一个很贴切的案例：2010年，我国学前教育规模达到2976.7万人，比2005年增加797.6万人，增长36.6%；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56.6%，比2005年大幅提高了15.2个百分点，“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55%以上”的“十一五”规划目标如期实现。（数据来源 国统局）由于该行业的迅速发展，人力资源的供给未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因此各地高校纷纷增设学前教育专业，而当市场一旦饱和而这种趋势依旧无限制的膨胀，必定会造成供给过剩，大量的学前教育专业高效毕业生走出校门时却找不到市场，致使教育资源的浪费。市场的反应虽然比较灵活、及时，但是具有短暂性和局部性，而教育培养人才有一定的周期性，同市场相比较而言具有滞后性。因此，教育的发展在以市场为导向的同时还应兼顾其他制约因素的作用。
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方式
政府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模式是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实现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最佳状态。将这一分配方式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可谓是问题与成就并存，在不断发展的社会过程中，应以全新的视角辩证的分析客观事实，并为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出可操作性的建议。
（一）政府和市场在配置教育资源的过程中，问题与成就并存
自社会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以来，在配置教育资源的过程中，政府与市场也逐步走向了联合，这种“有计划地市场调节”模式在运行机制中不断发展、成熟。政府让渡一些权力给市场，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通过市场独特的运行机制来调节教育资源，平衡了教育资源在地区、城乡各级各类教育机构中的分布，弥补了政府调节的不足，是教育资源得以灵活的流通、有效的利用。近年来，我国在学前教育、高等教育、课程改革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这些改革措施更多的是考虑到社会、市场的需求，按需分配，充分体现了市场调节的作用。如：我国《2011年度新课程改革计划》加大了综合课程的比重，更加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并且信息技术课程和外语课程被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这主要是以市场对新型人才的需求为导向所做的调整，这种适应市场的改革措施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在理论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但是市场经济本身以追求利益为目的，再加之一些固有的弱点也给教育资源的配置带来了一些问题，如：地区教育发展水平差距加大、教育机会不均等和供求矛盾等一些类似的问题都与市场调节的失误密切相关。市场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的给教育的良性发展带来了阻碍，促使教育向两级发展：更快或更慢，教育的发展也因此而失去了重心，难以维持平衡。
政府一方面让渡出一些权力，一方面也加大了宏观调控的力度，取得了显著成就，2012年，我国实现了财政性教育经费4%的目标，并在2013年出台相关政策，确保这一目标不至下滑，并且从近几年财政性教育经费的优先投向看，政府特别重视“保安全、促健康、补短板”。保安全方面，国家于2012年4月实施的《校车安全管理条例》便是一个典型，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采取措施，对确定难以就近入学并且公共交通不能满足学生需要的农村地区，保障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获得校车服务，确保学生上下学安全；促健康方面，如2011年中央财政安排160多亿元，以每生每天3元的标准在集中连片特殊贫困地区，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该计划覆盖699个县，惠及了3000多万学生；补短板方面，如针对学前教育“入园难”的问题，国务院于2010年出台《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十二五”期间，中央财政安排500亿元，重点支持贫困地区的学前教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尤其反应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一些部门和机构、投机取巧、公款私用，国家的教育政策在运行过程中漏洞百出，致使教育经费的大量流失，教育事业的前进举步维艰。教育改革要想取得突破性的成就，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对策
为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新的社会背景和客观条件要求资源配置主体从多角度出发，作出综合性的尝试对策，以发挥有限教育资源的最大效率。
1、转变教育资源配置观念，确立政府、市场、学校相结合的三维运行机制
从微观角度分析，教育机构（本文主要指学校）对教育资源配置发挥着更加具体和直接的作用。因此学校便成为了一个教育资源配置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建立政府宏观调控、社会积极参与、学校自主自办的教育运行机制。
各教育资源配置主体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优化要素组织结构。（1）市场主体应正确、灵敏地反映供求关系；依据价值规律、竞争机制调节和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以法律及，克服市场经济的弱点。（2）政府让渡权利并不等于放弃权力，而是政府职能发生了转变。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功能更大程度地体现在财力支持方面。下图数据显示：我国教育经费投入与世界其他国家差距较大，投入力度仍需加强，并且地区教育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因此政府应加大教育投资力度，重点解决教育不公平现象。（3）学校作为教育资源配置的终端力量，一方面要完善内部建设，尤其应做到以教学为中心，预防教育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要加强外部交流，实现教育资源的流通和教育资源的共享。
图表 3—1 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
图表 3—2 2012年主要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
按照“制度均衡理论”，“市场、政府、学校”三种配置力量制衡，既有排斥又有妥协，对于教育资源的产权问题是一个不断博弈的过程，而落实到具体运行过程中，三者的关系：市场和政府是宏观上教育资源配置的两大基本主体，该主体均需通过学校这一中介系统实现对教育资源的配置，并且学校还是教育资源配置过程中直接的和终端的主体力量。因此，在具体分工中应明确三者的产权关系：义务教育属于公共产品，应以政府调节为基本形式；非义务教育属于准公共产品，应由市场和政府共同配置教育资源；在以上配置过程中，不能忽视学校的力量，政府应让渡部分权利给学校，确保新课改中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实施，发挥高等教育学校自主办学的优势。“政府、市场、学校”三位一体，共同致力于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
2、教育资源配置主体应坚持必要的配置原则
资源具有稀缺性和有用性，教育资源尤其如此。在配置过程中，一旦各行其是、无章可循，必将导致教育资源的垄断和浪费，制约着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因此，教育资源配置主体应坚持基本的配置原则，做到供给与需求相吻合，社会与自然相统一。根据各配置主体以及教育资源的特性，现提出以下几点原则：（1）统一性原则，既指各配置主体互相配合、统一协作，共同调节的过程；也指教育资源各要素之间达到的一种整合状态，实现教育资源开发的协调发展。从理论上来讲，在配置教资源过程中，各配置主体之间和各教育要素之间既有斗争又有妥协，是矛盾的统一体，因此，应协调各配置主体和各教育要素之间的关系，达到系统之间的优化组合。（2）公平性原则，即教育资源配置要使各院校和不同的社会群体得到公平的待遇。公平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也是我国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坚持公平性原则，是实现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公平不等于平均，对教育资源应实行有差别的配置，以满足当地发展的客观需求为基准，以免造成供求失衡的不良现象。（3）法制性原则，教育资源的配置应依据国家法律进行。国家的方针政策，出发点都是科学而有益的，但是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受到利益驱使，教育资源在由中央向地方的分级配置中往往会出现不尽人意的现象，教育腐败现象尤为严重。如：克扣教师工资、公款私用、天价幼儿园等现象比比皆是。教育资源的透明性大大降低，形成了地方政府对教育的独裁，制约了教育的发展。因此，坚持法制性原则就显得突出而必要了。（4）效益性原则，即资源配置要有利于激励各教育系统在资源筹集和使用方面提高利用率。教育资源配置的最终目的在于提高利用率，从而实现教育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而资源的管理者、使用者不仅应合理、恰当地分配和利用各种教育资源，而且要做好教育资源的养护工作，避免教育资源的遗失和浪费。充分开发和利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资源发挥无限的作用是每个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3、进一步完善教育管理和监督体制
我国教育存在的重大隐患即为缺乏监督或者监督不力。学校危房、校车事故、经费管理混乱、使用效率低下等现象层出不穷，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在落实过程中成为了空头口号。针对这些现象，教育监督部门以及监督人员应履行其职责，对教育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保障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执行以及教育目的的实现。除此之外，还应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利用网络、新闻媒体，进行大众监督，拓宽监督渠道，完善监督和管理体制，确保各项教育政策落实到位。
教育资源配置，关系到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制约着教育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教育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已成为一种趋势日益凸显其重要意义和必要性。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各有利弊，一旦运用不当，都会带来教育资源的浪费，难以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最理想的状态便是将二者相结合，取长补短，做到优势互补。市场调节不应排斥政府的宏观调控，政府调节也应遵循市场的价值规律等运行机制，做到主客观相统一，“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紧密结合，共同致力于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这种联合的模式，我们将其称为“有计划地市场调节”，并且在此基础上还要充分发挥学校在教育资源微观调控中的积极作用。综上所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教育资源配置应坚持这样一条科学的发展道路：在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相结合的基础上，坚持“统一性、公平性、法制性、效益性”的原则，完善教育监督和管理体系，积极致力于构建“市场、政府、学校”三维运行机制，以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
注释：
① 靳希斌著.教育经济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155页.
参考文献：
[1] 刘志民著.教育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 靳希斌著.教育经济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3] 苏君阳编.教育督导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人力资源配置的模式就外部来说，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计划配置，也称行政强制性配置，即依据有关职能行政部门制定的计划，按一定的比例分配劳动者将人力资源配置到各部门、各机构；第二种是市场配置，即通过市场机制，通过报酬杠杆互相选择、调节人力资源供求关系，实现劳动者与企业组织的相关配合；第三种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综合型配置，它是一定计划机制条件下的市场配置，或一定市场机制条件下的计划配置。
笔者认为，上述三种配置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人力资源的整体配置与宏观配置，解决的只是劳动者与企业组织之问的配合问题。这种人力配置的最终结果即是劳动合同。其中计划配置中关键的问题是要做好对人力资源需求的调查与规划；市场配置中关键的问题是要建立与完善劳动力市场。大致有以下三类形式：
一、人岗关系型
这种配置类型主要是通过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来保证企业内各部门各岗位的人力资源质量。它是根据员工与岗位的对应关系进行配置的一种形式。就企业内部来说，目前这种类型中的员工配置方式大体有如下儿种：
1、招聘。当企业内的员工数少于岗位数时，需要进行一种定向定位的招聘，或者进行定位公开的招聘。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以岗招人的配置形式。
2、轮换。当企业内的员工数与岗位数相等时，员工对岗位不满意或者不适应，也可能为了进一步挖掘员工的内在潜力，往往需要进行轮换。这便是一种交义或循环轮换的配置方式。
3、试用。当企业的员工数大于或等于岗位数时，对于新上岗的员工，往往采用试用的形式进行配置。合格者保留在岗位上，不合格者则调离岗位。这便是一种试用配置方式。
4、竞争上岗。当企业内的员工数大于岗位数时，为了让最优秀者上岗，往往采用竞争上岗的配置形式。
5、末位淘汰。当企业内的员工数多于岗位数，或者为了保持一定的竞争力时，在试用过程或竞争上岗过程中，对能力最差者实行下岗分流。这便是一种末位淘汰配置方式。
6、双向选择。当企业内的员工数与岗位数相当时，往往先公布岗位要求，然后让员工自由选择，最后以岗选人。这便是一种双向选择的配置方式。
二、移动配置型
这是一种从员工相对岗位移动进行配置的类型。它通过人员相对上下左右岗位的移动来保证企业内的每个岗位人力资源的质量。这种配置的具体表现形式大致有三种：晋升、降职和调动。
三、流动配置型
这是一种从员工相对企业岗位的流动进行配置的类型。它通过人员相对企业的内外流动来保证企业内每个部门与岗位人力资源的质量。这种配置的具体形式有三种：安置、调整和辞退。
从以上分析得知，合理的人力资源的配置，不但实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在时问与空问上的有效结合，也体现了劳动者与企业组织在择业、择岗、择人上的公开、公平、公正、自主与效率，有利于企事业内人力资源的优化重组与利用，有利于人力、物力资源的充分挖潜与发挥，能够极大地促进企业工作效率典经济效益的进一步提高。科学的人力资源配置系统的建立，不但有利于提高社会生产过程中的要素配置、置效率与效果，而且有利于完善目前我国各种发展不良的劳动力市场与人才市场，有利于市场经济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与深化。公平的人力资源配置不但有利于企业组织与劳动者个人在择业、择岗、择人上的机会均等，而且有利于配置主体各方积极进取、努力开拓，改进自己的不足，实现自我开发和自主发展，实现组织与个人的理想目标。企业的员工配置方式虽然很多，但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具体表现为主观性、强制性、单向性、言目性、无序性、经验性、随意性。岗位的类别差异客观存在，员工的个人差异客观存在，这两种差异的客观实在性，给我们进行经常性的员工配置工作提出了必要性。然而，员工配置工作也是可能的。有关研究证明，特定的岗位类别对员工的素质有着特定的要求，而特定的员工类型也有相适宜的岗位类别。这就要求我们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不断地优化人力资源配置。
从人类资源配置有多种类型的模式的研究中得知，人力资源配置不同学科、不同领域定义不同。
从社会经济与管理的角度来说，就是将社会中的所有人力资源充分合理地运用到社会生产及其经济活动之中，达到充分就业的适当分布，保证社会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源的需要，以取得最大的社会生产力与管理效果，实现人力资源作用的充分发挥与社会生活的稳定；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人力资源配置，就是将企业内外的人力资源通过一定的方式与手段，合理地运用到既定的组织结构中，在企业经营与生产过程中实现人、财、物诸要素的有机结合与充分发挥，提高企业的活力与实力，取得最大的企业经济效益；从劳动人事管理的角度来看，人力资源配置，就是将组织内外的劳动者通过一定的方式与手段，合理地分配到组织内部的工作岗位上，使能干的人做要干的事，会干的人用好干的设备，保证各项组织目标任务按时质按量完成。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人力资源配置策略路径
实行城乡一体化发展是当前推进农村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实现城乡人力资源配置一体化。在当前社会经济条件下，城乡人力资源配置一体化是城乡人力资源一体化的有效途径。
城乡一体化人力资源配置策略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人力资源配置可以分为行政配置和市场配置两种模式。城乡人力资源的行政配置，主要是指政府采取行政手段，对城乡人力资源进行配置。在对城乡人力资源进行管理的日常工作中，政府除了通过制定政策和管理条例、财政拨款等方式对人力资源的配置进行合理引导外，还必须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计划调配，对人力资源进行配置。城乡人力资源的市场配置主要是通过市场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变化，以及经济杠杆作用、等价交换原则等市场因素，影响和推动城乡人力资源的流动和调整。目前，城乡人力资源配置仍然是以市场配置为主，行政配置为辅。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配置将愈益成为城乡人力资源配置的主要模式。
城乡一体化人力资源配置，还可以分为地区、部门(及行业)、职业配置三个方面。城乡人力资源的地区配置，是以一个地区人口与人力资源结构与数量现状为基础，以该地区物质资源和经济发展规划为依据，通过城乡人力资源迁移以及对不同地区的人力资源相关人口政策、劳动力政策的调节实现的。城乡人力资源的地区合理配置，是城乡人力资源配置的重要内容。
城乡人力资源的部门或行业配置，是国家以及各地区经济决策机构直接关注，国民经济综合管理部门、劳动人事部门、财政部门等多方面参与，根据经济发展规划、需要，对城乡人力资源在部门、行业间的配置。人力资源部门配置要以经济发展重点行业为配置主要目标，依据各部门的劳动、资本、物质资源的投入—产出关系，进行综合平衡后加以确定。一般来说，新兴部门比传统部门的人均资本占有量要高，因此，对新兴部门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和质量要求较高的劳动力。相反，一些产品生产技术简单的部门行业，投入单位劳动力所伴随的资金较少，但这种行业在同样资金条件下却可以容纳更多的劳动力。
城乡人力资源的职业配置，反映了人力资源的质的规定性。在对城乡人力资源进行职业配置时，首先要从职业类别方面区分，然后按照职业职位的需求，分别投入符合该类别、等级的人力资源，并考虑在可能条件下的职业替代，以此来弥补某种职业的供不应求现象，实现人力资源的最优组合。解决人力资源职业合理配置的根本所在是科学的预测职业需求，从而合理安排教育规划，适时适量地培养出将来所需各类人力资源。
城乡一体化人力资源配置的路径
（一）促进城乡人力资源的互补与流动
当前，要积极培育和发展促进城乡人力资源互补的自主组织。培育农村现代组织，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改变农民最大弱势群体处境的重要途径。同时，农村自主组织也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职能的补充。现有的农村民间组织，对于解决农村经济发展中的结构调整、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问题显示出了其简便、灵活、高效、低成本运作的优点。这些特点在城乡一体化人力资源配置中可以促进城乡人力资源的互动，实现城市人力资源农村配置，帮助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农村自主组织还可以参与农村人力资源的转移过程中的决策、组织、实施、监控等，实现农村劳动力的非农产业配置。
当前，要实现对城乡人力资源配置的作用，必须对我国的农村民间组织资源进行整合，正确定位它们在市场、社会中的作用，实现其结构的优化和功能的升级，克服其在管理中松散的弱点和服务的单一性所导致的高风险，增强它们在转移农村人力资源中的决策咨询、政策宣传与实施、矛盾疏导、民意表达等方面的作用，灵活、高效、低成本地提供农村劳动力转移所需的服务，有效增加农村福利，减轻政府负担，降低政府运作的成本。
此外，要实现城市人才资源的农村远距离使用。城市人力资源农村远程使用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城市人力资源总体表现为脑力劳动的特征，这为城乡人力资源的农村远距离使用提供了可能性。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别之一就是脑力劳动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使劳动地点与劳动者所在地点分离，这种方式、手段就是当前蓬勃发展的通信、网络技术。当前科技的发展使脑力劳动受到的地域限制越来越少，从而也使城市人才资源的农村远程使用前景可以期待。城市人力资源的这种远距离配置、人岗分离配置是城市人才资源愿意接受的方式，这使得城市人才资源远程使用具有可持续性。同时，农村也需要城市人才资源的远程使用。目前农民收入较低，全国农民数量大，急需科学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实行网络培训，所需成本相对较低。同时农民能够在农村本地就地培训，时间上也可以灵活选择。
（二）扩大城乡就业空间
要积极鼓励与支持创业，形成一个想创业、有机会和能力创业的就业平台，改善创业环境、加强创业服务，实现培训、创业、就业三者的良性互动。创业是实现就业的重要途径，同时也能够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改革税收政策，政府通过向企业提供一定的税收、行政收费减免优惠等，以增加就业和减少失业。税收政策要继续鼓励第三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充分利用我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发挥劳动力成本低的竞争优势，以实现增加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进一步扩大就业渠道的目标。政府还可以通过直接扩大财政支出，直接拨款以补贴的方式促进失业人员就业。
另外，加快中小企业发展，加快推进城市化建设。从企业类型来看，中小企业成为当前吸纳劳动者就业的主渠道，目前劳动力市场用工需求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改造提升商贸、餐饮等传统服务业，加快旅游、现代物流和中介服务等新兴服务业的发展是城乡人力资源配置的重要途径。
（三）建立城乡公务员岗位轮换制度
实行城乡公务员岗位轮换，可增强其危机感和上进心，激发其工作积极性。通过岗位轮换，为公务员搭建实践的平台，可以加强公务员的实践锻炼，合理配置人力资源。具体表现在：
第一，使城市公务员的社会资源用于解决农村问题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城市公务员掌握着较多的信息资源，同时他们相对于农村公务员具有更高的知识管理技能，实现城乡公务员的岗位轮换将使农村可用的社会资源、人力资源倍增。
第二，使立法机构中有更多的人了解农村、农民、农业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当前农村基层公务员很少能直接参与人民代表大会，实行城乡岗位轮换可以使城市公务员体会农民的需求，使立法机构能更多地反映农民的声音，体现和维护农民的利益。第三，最大化公务员的效能。当前高素质、高技能的公务员大多集中在城市，而农村的公务员急需更新观念，提高管理水平。实行城乡公务员岗位轮换可以使城市公务员发挥更大的效益，同时提高农村公务员的行政能力。
（四）健全人力资源供求信息服务网络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信息网络建设与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化要求尚有较大的差距。各行业、企业的劳动力供求信息传递速度慢，信息流通渠道不畅通，劳动力的供求信息不能准确及时地反映出来，严重影响了劳动力市场功能的发挥和人力资源配置中市场机制的作用。为此，应积极改进我国人力资源信息网，扩大人力资源信息网的信息容量，提供人力资源供求、预测和分析的信息。
实现人力资源市场化配置需要建立一个人力资源信息共享系统。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为解决信息社会共享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手段。互联网的巨大容量以及信息交互简单、快捷等特点，非常适宜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的存储、传递和共享。因此，在人力资源信息系统中必须加入人力资源网络市场。人力资源网络市场将成为未来人力资源市场的重要形式，人力资源网络市场为人力资源信息的社会共享提供了新的有效方式。此外，应当统一信息管理，使政府能够及时、准确、全面地了解人力资源状况，并做出预警。政府可以根据现有人力资源结构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源进行宏观调控，调整需求结构，有计划地进行人力资源培训、引进，根据人力资源余量有计划地进行相关产业的调整，推动经济的产业结构优化，使人力资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动高度适应。同时，个人可以有更多的信息使就业的预期和就业选择更适合市场需要。
（五）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
我国农村劳动力基本素质低及职业技能差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的主要制约因素。当前劳动力市场需求正在由单纯的体力型向专业型、技术技能型转变，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城市及非农产业对进城农民工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导致缺乏职业技能的农村劳动力就业领域越来越窄，转移就业难度越来越大。没有职业技能的农民工往往只能选择建筑、运输等部门从事体力工作，工作时间长，但收入却很低。无论是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效果、规模、速度考虑，还是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稳定性、长期性考虑，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都是当务之急。
对农民工的培训要解决好培训费用、培训课程等问题。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其素质，增强就业竞争力，是实现城乡人力资源一体化配置的必要条件。当前我国的农民工总体供大于求，用人单位不会支付培训费用，因而农民工的培训费用应该由政府和农民工来负担。要结合用人单位的需求大力开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按照不同区域、不同行业要求，根据不同培训对象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培训内容和形式，不断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质量。坚持短期培训与学历教育相结合、培训与技能鉴定相结合、培训与就业相结合，增强培训的实效性和灵活性。应构建城乡统一的培训机制，制定城乡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规划，建立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化培训网络。统筹城市过剩教育资源，针对劳动力市场供需情况进行培训。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级、各部门教育资源，整合各方面力量，采取政府投资，各部门实施的方式，以职业技能培训为切入点，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利用各种宣传媒体，使农民工转变择业观念。在职业培训过程中，坚持适应市场劳务需求，积极探索合作办学形式，完善委托定向培训机制。积极推行劳动预备制度、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和就业准入制度，不断提高劳动者的职业素质和就业能力。
参考文献：
1.邵昱.宏观人力资源开发与配置[M].巴蜀书社，2003
一、交通资源的识别与界定
交通资源是指形成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实体及其与运营相关的所有外部要素的组合，这些要素及其组合决定了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技术经济关系和约束条件。这是交通资源最合理、最恰当的定义。
在这个定义下的交通资源应包含以下基本要素：
1、市场资源：即经济及社会需求。
2、技术资源：包括构建各种交通运输方式及运载工具的技术资源，决定了各种运输方式的技术经济参数、等级、水平及类型。
3、财力资源：即资金。资金要素的配置包括资金来源、分配渠道与运用等内容。
4、空间资源：空间已经成为社会、国防与经济建设的稀缺资源，必须优化空间的资源配置效率。
5、动力资源：即能源，包括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核能等内容。交通运输是消耗能源的大户，能源不但稀缺，而且关系着国家、社会及经济运行的安全。
交通资源具有这样的一些类型及特性：
1、交通资源可分为直接要素及间接要素。经济及社会需求、技术、资金与空间是影响交通运输规划及建设的直接要素，在主观上能够引起我们足够地重视，能源、生态自然环境及交通安全是影响交通运输规划及建设的间接要素，在主观上难得引起我们足够重视。
2、交通资源可分为再生性与不可再生性要素。经济及社会需求、技术与资金是可再生性要素，它们是进入到循环经济体系之中的。能源是准再生性要素。
3、交通资源可分为替代性与不可替代性要素。经济及社会需求、资金与空间是不可替代性要素，是建设交通系统必不可少的要素投入，必须集约化利用。
二、按什么标准配置交通资源
我们考虑，交通资源配置的标准可以分成五个基本维度：
1、区位标准：包括时间、成本及距离等基本指标。区位标准是最基本的维度变量，是交通运输存在与运行的基本规律，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给予优先考虑。
2、服务标准：包括可及性或连通性、通畅性、机动性、质量特性等指标，体现了各种交通运输方式或体系的基本定位。
3、社会标准：包括公平性、行政性、安全性及国防性等指标，体现了交通运输服务于社会稳定、国家治理及公共安全的一类要求。公平性保证了每一个公民的最基本的交通出行权。它还是避免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恶性经济循环的基本措施，也是提高国家整体竞争力的基本要求。行政性与安全性是政府治理国家的需要。国防性是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与安全以及军队机动作战的基本要求。
4、经济标准：包括适应性、财务性及国民经济性等指标。适应性反映了交通运输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及水平。财务性反映了交通运输投资项目的财务效益，是市场经济或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要求。国民经济性反映了交通运输投资项目的社会经济效益，考虑了交通运输产生的外部经济效果或外溢效果。一个交通运输项目的财务效益与社会经济效益都好，在经济及制度设计上是最合理的；财务效益好而社会经济效益不好，在制度设计上存在不合理因素，项目不可行；财务效益不好而社会经济效益好，项目有公益性特点，此时如果项目必须执行，项目运行则需要国家及政府提供经济补偿或补助。
5、消费标准：包括休闲娱乐、观光旅行及探险等内涵，将交通运输作为一种直接的消费需求而非派生需求。例如，游艇、观光火车、观光飞行等。
三、交通资源配置的决策层次及对象
交通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要落实到交通运输项目的规划、建设及实施上，为此，我们需要为配置交通资源准备、生成并提出一系列的备选方案，提供最后的评选及具体设计建议。要达到这个目标，交通资源优化配置的决策变量应按一定的层次结构来描述或表达，每一层次应能体现一定的决策等级或任务要求。我们建议将决策变量分成五个层次来设计。
第一层次：战略功能层。按照国家经济及社会发展与国家安全战略的要求，主要考虑区位标准和社会标准、经济及社会资源的配置，决定发展某类交通运输方式，或打通各经济、社会活动区域的交通通道，布置各种类别的交通聚集区等。例如提出兴建青藏铁路、能源运输专用通道、旅客城际快速轨道等。
第二层次：战略任务层。主要考虑区位标准、社会标准和服务标准、经济及社会资源的配置、空间资源的配置，构造连接各经济及社会活动区域的、基于通道及特定交通运输方式的宏观网络，主要确定网络的覆盖区域、宏观走向及区位特色，适应或引导国民经济及社会的宏观布局。
第三层次：宏观规划任务层。主要考虑区位标准、社会标准、服务标准和经济标准，以及经济及社会资源、空间资源、资金资源和能源资源的配置，构造交通运输网络的拓扑结构，包括线路、网络节点、场站、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衔接枢纽等具体内容，形成逻辑上的交通运输网络。
关键词：水资源；合理配置；分配机制；建议；新疆石河子
水资源合理配置，即在一个特定流域或区域内，以有效、公平和可持续的原则，对有限的、不同形式的水资源，通过工程与非工程措施在各用水户之间进行的科学分配。实际上，水资源合理配置从广义的概念上讲就是探析如何利用好水资源，包括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与管理。在新疆，特别是南北疆和沙漠边缘地区，实施水资源合理配置更具有紧迫性。其主要原因：一是水资源的天然时空分布与生产力布局不相适应；二是在地区间和各用水部门间存在着很大的用水竞争性；三是近年来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已经导致产生许多生态环境问题。
水资源的合理配置是由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组成的综合体系实现的。其基本功能涵盖2个方面：一是在需求方面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建设节水型社会并调整生产力布局，抑制需水增长势头，以适应较为不利的水资源条件；二是在供给方面则协调各项竞争性用水，加强管理，并通过工程措施改变水资源的天然时空分布来适应生产力布局。2个方面相辅相成，以促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合理配置中的“合理”是反映在水资源分配中解决水资源供需矛盾、各类用水竞争、上下游左右岸协调、不同水利工程投资关系、经济与生态环境用水效益、当代社会与未来社会用水、各种水源相互转化等一系列复杂关系中相对公平的、可接受的水资源分配方案。合理配置是人们在对稀缺资源进行分配时的目标和愿望。一般而言，合理配置的结果对某一个体的效益或利益并不是最高最好的，但对整个资源分配体系来说，其总体效益或利益是最高最好的。而优化配置则是人们在寻找合理配置方案中所利用的方法和手段。
1水资源体系与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关系
以往的水资源系统，探析的是如何对国民经济起到保障作用，即探析水资源量对国民经济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进行有效供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入口的增加，用水量迅速增长，造成水资源短缺和水环境恶化，从而也唤醒人们对如何利用水资源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仅探析水资源数量上的合理分配，还应探析水资源质量的保护与可持续；不仅探析水资源对国民经济的效益和人类生存的需要，还应探析水资源对人类生存环境或生态环境的支撑作用；不仅探析如何满足当今社会对水资源利用的权利，还应探析如何满足未来社会对水资源利用的权利。因此，水资源合理配置体系不仅应适合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求，还应尽可能地满足人类所依赖的生态环境对水资源的需求，以及未来社会对水资源的基本需求。
2水资源分配机制
水资源分配机制主要包括4种，即以边际成本价格进行的水分配、以行政管理确定水价及相关政策进行水分配、以水市场机制进行水分配和用水户自主进行水分配。
以边际成本价格进行水分配的指导思想是确定一个目标水价，使其等于最后增加一个单位供水量的边际成本。水价(或水的边际值)与边际成本相等的水量分配被认为是经济上有效和社会最优的水资源分配方式。这个有效性指标使经济各部门总产值达到最大。
水不像一般商品一样容易管理，它被广泛地认为是公共财产，大型水工程投资一般私人企业无力承受。例如大型灌区的管理，是由政府对水量进行通盘考虑后，对各个部分进行分配的。家庭生活供水、市政供水、农村生活供水、农村卫生计划等都体现了政府行政管理的作用。政府通过用水许可证的发放、各工业企业取水和废污水的排放的调节调度等手段，也对大部分工业用水进行控制。尽管水力发电不直接消耗水量，但需要通过政府的行政管理确定水电站的建设以及改变了河道水量状况的调度规则。其他还有渔业用水、野生动物保护的湿地建设、旅游业发展等都限制在整个社会用水的约束机制中，需要用行政管理手段进行协调分配。政府职能部门由于是惟一包含所有用水户的机构，其在跨部门用水分配中具有很强的主导作用。很难以市场化的行为去优化配置水资源的高效运用，真正有效的水资源管理应该是在有竞争性市场机制下与必要的行政管理措施之间的协调统一。
严格经济意义上的竞争性市场应具有如下条件：市场内存在着同样的买方和卖方，他们完全了解市场规则，支付相同的交易成本；各买方和卖方的决策完全是相互独立的；任何个体的决策都不影响其他个体的交易结果；每一个体(或商)都以追求最大利益为目标。在此条件下，供求双方决定了市场交易量和价格。商品(或资源)将从低价位移向高价值，因此基于市场的分配被认为对个体和社会都具有经济上的有效性。对于水而言，有时需要政府参与创造必要的市场运作条件。例如，确定原始的水权分配方案、制订管理上和法律上的交易规则、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进行水的传输等。市场机制的运行，使供水能够在各部门中的利用获得较高的价值，而不必投资新的高成本水资源工程。同时，水市场允许对在较低价位售的水加以补偿，从而促使水得到更有效的利用。
由用水户自主组成水分配管理机构进行水量分配的机制，来源于农民灌溉用水的分配，居民生活用水则产生于对公共水井的管理。这种水分配机制的主要优点在于它具有对满足当地用水需求所采取的分水模式的潜在适应性。由于用水户直接参与水的利用，无论是农业灌溉、居民生活、工业企业用水，他们都掌握着比行政管理人员所掌握的更充分的信息，不必依赖固定的分水规则进行分水。可以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通过协商随时增加或减少水量的分配。
石河子地区水资源分配机制目前仍是以行政管理为主的形式存在，还不能在多种分配机制下，达到多样性的分配管理体制，尚不能满足水资源分配有效性、公平性与可持续性的要求，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也有一定的距离，从而造成用水矛盾突出、用水浪费严重、生态环境恶化等结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水资源价格体系的不断完善，水资源分配机制的多样性将会使水资源分配趋于合理，最终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目的。
本文从我国经济区域发展水平、人口区域分布状况分析了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性，探讨了优化区域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途径：市场引导，注重教育资源配置不足地区的教育资源的配置；吸纳更多社会资源投向教育行业，鼓励社会力量兴办高等教育；鼓励支持高等学校自主办学的积极性。
【关键词】
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经济区域；人口区域；不合理性；优化途径
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是指将用于发展高等教育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放到何处何领域及何专业的高等教育。[1]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方式由行政计划方式日益转化为以市场信息为先导，运用行政计划为主的方式，并日益重视市场信息对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作用。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存在显著区域差异由来已久。根据王善迈先生研究，全国30多个省市地区划分为四类：一类地区人均教育经费始终是三四类地区教育经费的2到3倍，二类地区的人均教育经费要高出三类地区的五分之二。[2]同时从全国整体来看，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的去向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一线和横贯东西的长江水系和陇海铁路一线的地区或城市中。形成有趣的侧“π”形状。由此可见，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区域分布的状况影响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是否合理。
一、从我国经济区域发展水平看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性
经济发展水平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物质依托，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硬实力，也是我国高等教育长远发展的后盾。[3]相通，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也决定了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影响高等教育资源配置首先要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就应该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GDP、地方财政收入等指标评价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实力。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4》数据测算，2014年大陆百亿元GDP负担0.398所高校，亿元GDP和地方财政负担43.1名和194.7名大学生，每万人口和每千名从业人员分别负担199.8名和35.4名在校生。与以上数据对比，我国的西北、东北、华北地区和湖北地区的教育资源配置程度大，教育资源的数量与其经济发展程度不成比例，无论高校数还是在校生占全国比重、百亿元GDP负担的高校数、亿元GDP和地方财政收入负担的大学生数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该地区所担负的高等教育发展任务与地区经济实力、水平很不相称。综上可知，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不协调现象，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的教育资源配置数量较少，而一些相对落后地区教育资源配置的数量却较多。
二、从我国人口区域分布看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性
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也受到人口区域分布状况影响，涉及每百万人口负担高校数、每万人口负担在校生数等指标。这些指标既体现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又体现高等教育支撑社会发展的程度。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4》数据2014年底我国每百万人口负担1.83所高校，每万人负担200.8个在校大学生，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与人口分布不协调，部分地区（东北、西北、华北地区）高校和在校生数超出全国平均水平，部分地区（华南、华东、山东）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其占有较高教育资源相一致。上述两个方面表明，我国高等教育的布局及资源配置趋向存在显著不合理状态，有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口负担重，高等教育资源占有量大，负担偏重，有的地区经济发达，人口众多。高等教育规模偏小不利于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要的满足。其主要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布局主要考虑战备需要而忽视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只强调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而缺乏必要的弹性。[4]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协调不利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利于我国高等教育布局的合理化，同时也消耗了我国的教育资源。
三、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途径，实现高等教育资源合理开发和利用
1、市场引导，注重教育资源配置不足地区的教育资源的配置
坚持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辅以计划配置，这样既有效的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扩大了配置高等教育资源的程度和力度，也避免了市场配置的盲目性等缺点，更加有效合理的利用了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为我国经济建设储备人才，推动我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发展。我国必须注意华东华南等经济发达地区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这些地区经济发达，需要大量有知识、创新能力的建设者。这些地区在满足本地区经济发展所需人才问题上不仅要注意大力吸引区域外的人才等，还要注重培养人才，加大地区高等教育资源投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担负起发展高等教育的责任，推动本地区经济的发展。
2、吸纳更多社会资源投向教育行业，鼓励社会力量兴办高等教育
地区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影响地区教育发展，需另辟途径增加高等教育资源投入。吸引社会力量投向高等教育不失为一种好办法。在我们国家把民办教育概括为社会力量办学，社会力量举办的高等教育，民办高等教育的兴起和发展改变了国家办学的单一模式，形成了政府办学和民间办学两种教育体制，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格局。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有利于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
3、鼓励支持高等学校自主办学的积极性
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性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大成果，有利于发挥高校在利用教育资源、培养人才方面的积极性。出席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的曹小红委员建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下放招生、课程等权力，高校下放权力，赋予院系更大自。推动高校根据自身的科技优势，根据市场信息，预测和掌握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情况。同时又可以与企业合作或建设校内企业，以学促企，以企促学，不仅有良好的经济效益，还会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
综上所述，国家、地方政府、社会力量及高校自身都应根据市场经济动态把握高校教育资源的配置。从宏观、中观、微观上全方位的对待，逐步使我国有限的高校教育资源在动态发展中优化组合。各地方、区域在国家宏观调控的指导下，立足于区域社会经济水平与人口分布特点，从本地区实际出发，寻求更加合理和具体的优化高校教育资源配置的途径，有效利用区域资源，充分发挥高校教育在区域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作者：朱树亭 单位：重庆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史万兵.高校教育资源配置与社会公平[J].辽宁商务职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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