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进口贸易;技术溢出;全要素生产率
[中图分类号]F746.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5-0138-03
在封闭经济环境中,一国的技术进步水平将取决于国R&D存量和有效的R&D活动。相反,在开放经济系统中,一国技术进步不仅取决于国内研发投入,其他国家的研发行为也通过各类传递渠道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本国的技术进步。其中,进口贸易是一条重要的技术进步传递渠道,本国通过进口贸易往往能直接分享到贸易伙伴国R&D投入的成果,进而促进本国技术进步,带动本国经济的增长。本文将通过对进口贸易额增长率和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进行线性回归分析,讨论通过进口贸易带来的技术溢出对技术进步的影响,进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1 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长期以来,政府部门和学术界总体上形成了高度重视出口贸易而低估甚至忽视进口贸易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作用的倾向,基于传统国际经济学Y=C+I+G+(X-M)的国民收入恒等式来评估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焦点放在出口的扩张或贸易收支的顺差上,认为进口是国民收入的一个漏出量,进口增加会造成国民收入的减少,是经济增长的减量因子。政策上,国家通过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等措施鼓励出口,而对进口则实行不同程度的关税和非关税限制措施。
1.1 我国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近20年来,我国经济及对外贸易发展迅速。1991―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16.69 %,进口贸易年均增长18.4%。1990―2009年我国进口贸易总量及国内生产总值(GDP)如表1、表2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进口贸易总量与GDP呈正相关关系,即随着进口贸易总额的增加,GDP亦随之增长。尽管有多种因素影响GDP的增长,但从我国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进口贸易对于GDP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技术
变动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以技术创新为源泉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进口贸易作为国际贸易的一部分,是一条重要的技术外溢传递渠道,可以通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促进经济增长。
1.2 进口贸易与技术溢出
(1)进口贸易引致技术溢出的机制
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中,一国的技术进步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国内研发投入,二是接受其他国家研发成果。国际经济活动中这种研发活动的外部性现象被称为国际技术外溢,即外国R&D 活动通过国际经济活动间接地对本国的技术进步产生溢出效应。国际技术传导渠道主要包括外商直接投资(FDI)、劳务输出、国际商品贸易(包括国际服务贸易)、人口迁移以及信息交流等,在这几种形式中以商品贸易或FDI为传递渠道的技术外溢被称为物化型技术溢出(Embodied Spillovers),因为技术的外溢已经体现在因这些经济行为而进行的机器、设备等具体商品交换中,通过商品的流动而发生了技术溢出。进口贸易是物化型技术外溢的一种主要传递渠道。
通过对贸易与技术溢出相关的文献的整理,可以看到,进口贸易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机制引致技术的溢出:
①资本品的进口及中间产品种类的扩大和质量的提高;
②逆向工程和模仿;
③产生动态的学习效应。
(2)我国进口贸易中的技术溢出效应
通过与R&D 投入较大的国家开展贸易,本国可以通过进口产品的方式,间接利用物化于进口品中的贸易伙伴的 R&D 资本,并达到促进本国 TFP 增长的目的。我国 R&D、外国 R&D 与 TFP 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即他们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动态均衡关系。我国与贸易伙伴国的研发投入对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在重视国际性技术外溢对中国经济发展作用的同时,还应加大研究开发投资,增强自主研究开发的能力,实现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
2 进口贸易增长率对TFP增长率影响实证分析
2.1 构造模型
从上面的计算结果可得,进口贸易总额增长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显著贡献,进口总额每增长1%,全要素生产率增长0.0546%。而工业制成品进口增长率相比进口总额增长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更大的促进作用,工业制成品进口额每增长1%,全要素生产率增长0.0663%;其中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增长率和机械及运输设备增长率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影响较大,这两类商品的进口每增长1%,全要素生产率分别增长0.0698%和0.0695%。各类初级产品进口的增长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无显著作用。
3 促进TFP增长的政策建议
实践证明,对外开放政策是我国政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明智抉择,本文对我国进口贸易及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粗略分析,结果显示进口贸易对于我国的技术进步具有十分显著的促进作用。根据以上分析,为促进我国TFP的增长,提出以下建议:
3.1 改善进口贸易结构
在增加进口贸易总额的同时,要注意进口贸易结构,鼓励进口国内紧缺的原料、矿物燃料以及科技含量高的工业制成品,限制进口食品、饮料及烟类等消费性商品,提升进口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度。
3.2 扩大进口贸易规模
在注重出口贸易增长的同时,也要重视进口贸易规模增长,多进多出,形成双向对流的贸易增长格局和动态贸易平衡,在循环流动中,吸收各种有利因子,充分发挥进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3.3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尽管国际技术扩散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实现技术进步的重要渠道,因为自我研发风险大、投资多、周期长,在购买中间产品、购买先进技术基础上的模仿及模仿创新毫无疑问是快速提高生产率的重要手段。但是大量的技术引进及其长期对国外技术的依赖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从而陷入引进―再引进和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再依赖的双重恶性循环。并且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会对核心技术的出口进行严格的限制和封锁。这说明我国必须从模仿、模仿创新到自主创新共存,直到以自主创新为主的转变,真正提高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只有提高本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具备强大的科研实力,才能不断实现我国的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才能保证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方希桦,包群,赖明勇.国际技术溢出:基于进口传导机制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4(7).
[2]李有,金祥荣.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D].杭州,浙江大学,2006(12).
一、中国对外贸易所存在的问题
（一）中国的对外贸易存在着非市场化的问题
1.国内企业要出口产品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大多数生产企业不能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出口产品。
虽然我国对传统的贸易体制不断进行改革，如赋予若干生产企业进出口自营权，但是，获得进出口自营权的仅仅只是少数国有大中型企业（包括少数科研机构），而且其进出口自营权仍然受到很久的约束，经营范围受到严格的限制，拥有进出口自营权的生产企业实际上并不能真正完全自主地经营进出口业务。此外，虽然我国也允许私营企业获得进出口自营权，但进入门槛很高，数量极其有限。总之，我国的外贸经营权仍然是由国家控制的，（注：政府对外贸经营权的管制实际上是一种非关税壁垒。）只有少数生产企业有权可以直接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大多数企业并不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出口产品。这些没有进出口自营权的企业要出口产品，就只能通过国有外贸公司。这意味着，对于大多数没有进出口权的生产企业来说，它们并不能直接进入国际市场自由地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因而同国际市场之间实际上仍然存在着“隔层”。（注：为解决这一问题，我国政府曾提出了“工贸结合”的改革思路，但是，由于我国的国有外贸公司和国有生产企业都没有独立的财产，因此，我国外贸公司同生产企业之间的“工贸结合”大多是在政府的策划下采取行政合并的方法进行的，而不是通过产权交易组合而成的，这不但起不到优势互补的作用，反而导致企业内部管理及协调成本过高，形成边际成本高于平均成本的“规模不经济”局面。总之，我国生产企业同国际市场之间的“隔层”问题并没有真正彻底地解决。）
由于外贸经营权由政府行政审批，哪些生产企业能进入国际市场完全由政府指定，因此，在缺乏市场竞争和筛选、淘汰机制的情况下，能直接进入国际市场从事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并不一定就是最有效率的企业，这样就必然会造成对外贸易的低效率。同时，由于国内大多数生产企业不能直接进入国际市场自由地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因此，国内许多生产企业就不可能完全自由灵活地根据国内外市场的供求状况，及时生产出完全符合国际市场需求的产品，从而最大限度地扩大我国的出口，这就人为地压抑了我国的出口供给弹性。
更重要的是，由于我国的私营企业（注：“私营企业”是我国的一种特殊提法，事实上，企业只存在因其所承担的财产责任或民事责任的不同（既有限责任或无限责任）而出现企业组织形态不同的问题，而不存在因所有者身份不同而导致企业性质不同的问题。）在没有得到政府的批准下并不能自由地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因此，这就不利于使我国持续涌现出更多的完全自负盈亏，因而真正具有内在动力和压力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出口的市场主体，从而极大地阻碍了中国人均出口额的不断增长。（注：目前中国虽然跻身于世界第七大贸易实体，但与我国庞大的人口数量相比则显得人均贸易额或出口额并不高，如人口只有五千多万的英国和法国1999年却分别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第四和第五位。）可见，对私营企业的出口限制实际上是对中国出口扩张能力的人为限制。
此外，虽然我国的外贸公司在政府的保护下垄断了我国的进出口，但我国的国有外贸公司却因规模小而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而且，由于这些国有外贸企业并不承担经营亏损的最终财产责任，因此，各国有外贸企业为了扩大出口，而往往不负责任地对内抬价收购、对外低价竞销。国有外贸企业相互之间这种没有内在约束的无序竞争，不但造成出口秩序混乱、而且增加了我国的出口换汇成本，降低了我国的贸易利得(Gains)。
2.我国在进口方面存在着事实上的政府管制，进口的市场化或自由化程度更低
虽然我国自1992年以来不断降低关税，但我国降低关税的政策意图实际上是侧重在缓解我国过大的国际收支顺差，同时扩大资本品或技术设备的进口（中国进口中的80%以上是资本品），以提高国内企业的生产率，而并不是着眼于通过实现进口的自由化，以引入国际市场的竞争机制。而且，虽然我国不断削减非关税壁垒，但实际上我国对一些已经取消配额、许可证管理的进口商品仍然存在着不同名目的数量限制，一些需要进口品的投资项目需要事先得到政府的立项批准或政府部门的政策性指导。同时，中国在进口的程序上也存在着一些事实上的管制（如需要若干个政府部门的盖章认可，进口手续过于繁琐等）。此外，在政府对进口进行严格管制的同时，我国对许多产品（如原油、成品油、农产品等）的进口仍实行国家垄断，这种进口垄断实际上也是一种非关税壁垒。
我国对进口进行管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国内某些行业或企业（特别是保护了国有企业），但却因减弱了进口产品的竞争压力，同时使国内企业得不到低成本的生产投入品，从而降低了国内企业的生产效率。
（二）中国在对外贸易中缺乏规模经济的内在动力
按照新贸易理论中的基本观点，企业参与国际贸易是为了通过进入国际市场，以扩大产品的市场销售，使企业能在扩大市场份额的基础上生产更多的产品，从而降低产品的平均生产成本，从而有利于降低产品的价格，这样就能大大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但我国的绝大多数企业并没有真正实现规模经济，许多企业完全只是为了出口而出口，为了创汇而出口，而并不一定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或创造利润而出口。由于我国企业（包括外贸企业）的规模普遍偏小，因此，我国企业的生产成本普遍较高，生产率普遍较低，这样，我国出口产品的换汇成本也就自然很高。
（三）我国的出口结构仍存在着技术档次及附加价值低的问题
中国出口竞争力强的工业产品主要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其中纺织、服装、鞋帽、玩具及日用消费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占很大比重），这些产品的产品链条短，附加价值低。目前，中国出口量最大的10类产品中有9类是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产品（如鞋、玩具和运动用品，以及布料和服装等）。
目前，我国的机电产品出口增长虽快，但主要依靠加工贸易和外商投资企业，而且我国机电产品一般档次较低，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不高，缺乏有后劲的支柱产品，支柱产业的出口能力尚未形成规模。同时，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特别是已拥有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例很小，只有15%（世界十大出口国平均为40%左右），且多数还是由外资企业实现的。此外，中国的服务贸易（包括银行、保险、电信、法律、会计、资讯行业等）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十分薄弱，出口创汇能力不强。
还必须指出的是，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加工贸易的发展。在加工贸易中，只要加工产品本身是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型产品，那么，反映在统计中就是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但实际上国内大量加工过程比较短暂，附加价值并不高。可见，建立在加工贸易基础上的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增长还不能说明我国的出口结构已真正实现了高级化。
二、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产权问题
根据产权经济学的观点，市场交易的实质是产权的交易。如果将这一观点引进到国际贸易理论之中，则我们就可得出这样一个新理论观点：国际贸易的实质实际上是产权在国际间的交易。既然如此，本文就从产权这个角度来剖析中国的对外贸易问题，以便进行理论上的创新，并为中国的对外贸易提供正确的发展思路。
（一）中国贸易非市场化的根源是传统的国有产权制度
既然国际贸易的实质实际上是产权在国际间的交易，因此，国际贸易市场化或自由化的实质则是产权在国际间的自由交易。这意味着，一国要真正实现对外贸易的自由化，最根本的是本国的微观经济主体不但完全有权在国内外独立地获得或拥有财产，而且还能在国内外自由地进行产权交易。可见，贸易自由化的制度前提是财产权分散化的产权制度。
而我国目前的产权制度特征是：(1)绝大多数生产要素（包括土地、资本及企业家才能等）的产权仍然掌握在国家手中，且国家的财产权利是凌驾在其他一切财产权利之上的特殊的财产权利。(2)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外贸公司）没有独立的财产（即对企业的净资产没有所有权）。(3)私营企业的财产权没有真正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和法律的平等保护。
在传统的产权制度中，由于国家（事实上是政府）仍然掌握着大部分生产要素的产权，且国家的财产权利是凌驾于其他一切财产权利之上的特殊的财产权利，因此，政府就自然仍是最主要的经济决策者或经济活动组织者，在这种情况下，进出口经营权也就自然控制在政府手中，这意味着，在传统的产权制度中，微观经济主体是很难自由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的。
事实上，在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外贸公司）没有独立的财产，因而无法真正独立地承担经营亏损（包括进出口亏损）财产责任的情况下，也不能让国有企业掌握完全的进出口自营权。因为，如果让这些不承担进出口亏损责任，因而没有内在的自我约束机制的企业都可以完全自由地从事对外贸易，则有可能导致不计成本的对外恶性竞争现象，从而既会导致我国对外贸易秩序的混乱，同时又会大大降低我国的贸易利得。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也不得不对外贸经营权实行审批制。
此外，由于在传统的产权制度中，私营企业的财产权没有真正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和法律的平等保护，因此，自由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就很难被视为是私营企业的一项天赋权利或自然权利。私营企业要获得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的权利，就只能由政府批准赋予。
（二）传统的产权制度人为地限制了我国企业规模的扩张
在传统的产权制度中，由于国家为保护自己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及控制权，并不鼓励其他财产所有者对国有企业投资入股，而且，由于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和职工对企业净财产并没有所有权，因此，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和职工也没有内在的动力不断扩充企业的净资产，这就导致国有企业缺乏内在的规模扩张机制。同时，由于国有企业并不是拥有独立财产的产权主体或市场主体，国有企业对其所占用的财产并不享有所有权，因此，国有企业之间不可能进行真正的会发生所有权转移（所有权永远掌握在国家手中）的兼并或收购活动，这又使得我国的国有企业缺乏外在的规模扩张机制。此外，由于私营企业的财产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和法律的平等保护，因此，私营业主对其财产所有权的长期归属也缺乏信心，这样，我国的私营业主也没有内在的动力不断扩大企业的规模，等等。总之，由于我国的企业缺乏内在和外在的规模扩张机制，因此，这就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在对外贸易活动中缺乏规模经济的内在动力。
（三）中国出口品技术档次低下的根源是制度的限制
由于在传统的国有产权制度中，国有企业之间不可能有真正激烈的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且国有企业因没有独立的财产而不可能真正承担经营风险或亏损的财产责任，同时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及职工对采用先进技术所形成的企业财产并不拥有所有权，技术并不能通过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变成有回报的投资（杨小凯，1998），因此导致国有企业既没有外在的压力，同时又没有内在的动力和压力不断地开发和采用更先进的技术。这一切都从根本上决定了国有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能力、动力及压力，从而自然会导致我国出口品的技术档次低下。
（四）在本国企业竞争力低下的情况下，政府也难以完全实现进口的自由化。
由于传统的产权制度导致国内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竞争力低下，产品生产成本过高且质量较差，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实现进口贸易的自由化，则国内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就有可能因无法同国外企业竞争而面临破产倒闭的命运。这样，政府就不得不对进口实行事实上的管制政策，以保护国内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可见，中国对进口进行管制的实质是为了保护国内的国有企业，保护传统的产权制度。
总之，以上分析充分证明：阻碍中国对外贸易自由化及真正成为世界贸易强国的根本原因是传统产权制度的限制。
三、产权改革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根据以上分析，为真正实现中国对外贸易的自由化并使中国真正成为世界贸易强国，我们应进行实现财产权分散化的制度改革，从而使我国的微观经济主体都成为真正拥有独立财产的所有者或产权主体，并规定各所有者的财产权利一律平等。
进行这种实现财产权分散化，并规定各所有者财产权利一律平等的制度改革，将会自然创造出众多真正拥有完全财产权利（包括自由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和对外投资活动的财产权利）及经济决策权的市场主体或企业，（注：在产权改革的基础上，企业组织形式将不再按所有者身份或性质的不同而划分为国有企业或私营企业，而只按所有者对企业经管所承担的财产责任的不同而划分为独资，合伙企业或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且所有的企业都将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自由竞争。在这个基础上，就不会再存在什么“私营企业”的特殊问题。）这样，我国的所有企业都完全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意愿或自己所认为的合适方式自由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自由投资。（注：这意味着，我国的企业是否应成为集科研开发、生产、投资、贸易、金融为一身的综合商社或大型企业集团应完全由企业根据国内外市场状况由自己决定，政府不应人为地代替市场主体设计企业发展模式。）同时，由于产权改革将创造所有市场主体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环境，因此，以保护人们的财产权不受侵犯为基本职责的政府未经法律授权就不能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随意进行人为的干预，否则就是侵犯市场主体的财产权利。这意味着，在产权改革的基础上，政府将不能再运用行政权力直接组织或垄断经济活动（包括进出口贸易活动）。可见，进行财产权分散化的产权改革将会自然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的市场化或自由化，并实现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的一体化经营（即国内企业可以同时自由地从事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
实现对外贸易的自由化，使我国的所有企业都可以自由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这就意味着将自动撤除国内生产企业同国际市场之间的“隔层”，从而使我国的所有企业都能直接进入国际市场，以便灵敏地根据国际市场的供求状况，及时生产出完全符合国际市场需求的产品。而且，由于我国的所有企业都是完全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我国的企业既必须完全独立地承担出口亏损的财产责任，同时又可以完全独立地获得出口盈利所带来的好处，显然，这种完全自负盈亏的企业将真正具有内在的自我激励和自我约束机制，在生产及进出口贸易活动中力求做出最佳的生产经营或进出口决策，以便根据国内外市场状况和自己的比较优势出口机会成本最低的产品，而进口机会成本最高的产品，即为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而出口，为利用别国的比较优势而进口，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实现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而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国的企业会真正具有内在的动力和压力完全根据国内外价格体系的差异以及国际市场价格的波动，不断地比较产品的生产成本及国际市场上的消费者愿意支付或能够支付的价格，并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尽力以最低的机会成本生产国际市场最需要，因而价格及质量最高的产品，从而使我国的产品真正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可见，产权改革基础上的贸易自由化，不但不会出现能在国际市场上盈利的产品难以出口，而不盈利或亏损的产品又大量出口，以及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的企业相互之间因进行没有成本约束的无序竞争，导致出口秩序混乱和出口换汇成本不断上升等“一放就乱”的现象，反而会通过市场的筛选、竞争及淘汰机制最终使得只有那些真正最有效率，成本最低，产品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才能大量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而那些低效率的，产品根本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就自然被市场所淘汰，这样就能根本消除出口秩序混乱和出口换汇成本不断上升等“一放就乱”的现象，从而大大地提高我国的出口创汇能力及对外贸易的效率。而且，由于产权改革将不断创造出更多的完全在自负盈亏的基础上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不断扩大出口的高效率的企业，因此，这就能极大地推动我国人均出口额的不断增长。
同时，在合理的产权制度中，由于企业成立的首要前提是拥有独立的财产，因此，这就将从根本上奠定企业规模扩张的市场机制。而且，由于企业的投资者对企业财产拥有真正的永久性所有权，因此，企业的所有者及经理人员也会有真正的内在动力和压力为获得更多的所有者权益而不断扩充企业的净资产，以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及抵御经营风险的能力，这就自然形成企业规模的内在扩张机制。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企业对其净资产享有所有权，因此，企业之间就真正发生为争夺所有权而进行的市场兼并或收购活动，从而真正形成企业规模的外在扩张机制。可见，产权改革将真正有利于使规模经济成为推动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市场动力。
此外，由于产权改革将使我国的所有企业必须真正由自己承担亏损的财产责任，这样，我国的所有企业就会有真正的内在压力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以避免亏损。另一方面，由于产权改革将创造出众多相互公平竞争的企业，这样，我国的企业就自然有外在的市场压力通过不断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以通过降低产品的价格来扩大市场份额，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而且，在产权改革的基础上，人们对开发技术所形成的财产拥有所有权，这样，人们也会有真正的内在动力为积累财富而不断地开发和采用更先进的技术。在这个基础上，我国的技术就自然会不断进步，这样，我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出口就自然会不断增长，从而将根本改变我国出口品的技术档次较低的问题。
关键词：服务贸易 进出口 结售汇差额
一、服务贸易的概念
服务贸易又称劳务贸易，指国与国之间互相提供服务的经济交换活动。狭义的服务贸易是指一国以提供直接服务活动形式满足另一国某种需要以取得报酬的活动。广义的服务贸易既包括有形的活劳动，也包括服务提供者与使用者在没有直接接触下交易的无形活动。
二、我国服务贸易现状
1.服务进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2012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470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2.3%，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为10.8%，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2013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是2472亿美元，同比增长13.7%，其中出口961亿美元，同比增长6.3%；进口1511亿美元，同比增长19%。
2.高附加值服务进出口发展迅猛。2012年咨询、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广告宣传、金融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等高附加值服务出口快速增长，分别比上年增长17.8%、18.6%、18.2%、122.5%、40.1%；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金融服务、通信服务进口增势显著，增幅分别为20.7%、158.4%、38.6%。2013年上半年金融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20%，咨询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6.6%。金融服务进口增长了150%，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口增长50%，通信服务进口增长16.7%。
3.贸易结构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传统服务贸易仍维持较高比重。2012年传统服务运输和旅游在服务占进出口总额58.8%，同比增加2.2个百分点，旅游进出口总额首破1500亿美元，居各类服务之首，同比增长25.6%；运输服务进出口总额达1247.7亿美元，位居第二，同比增长7.5%。2013年上半年，运输和旅游占服务进出口总额59.4%，旅游进出口总额为828亿美元，同比增长24.5%；运输服务进出口总额为641亿美元，同比增长7.2%。
三、我国服务贸易存在的问题
1.服务贸易收付、结售汇逆差进一步扩大。2001年～2012年我国服务贸易收付总额有显著上升，2009～2012年服务贸易跨境收付逆差逐年大幅增长，2012年逆差额达603亿美元，较上年增长43%；服务贸易结售汇逆差857亿美元，较上年增长一倍。
2.服务贸易较货物贸易发展不平衡。2006～2012年我国货物贸易一直为顺差，而服务贸易差额基本为负值，处于逆差状态，2012年逆差额更是高达895亿美元，比上年增加62%。可见服务贸易发展较货物贸易发展极其不平衡，不利于我国国际贸易健康发展。
3.服务贸易结构、地区发展不均衡。2011和2012年，运输、旅游、建筑等传统服务贸易占中国服务贸易总额比重分别为60.7%和62%，金融、保险等高附加值服务贸易比重偏低；地区发展不均衡，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东部沿海地区发展比较迅速，北京服务贸易占GDP比重达75%，部分中部与西部的二三线城市服务贸易占比很低，甚至西部某些地区占比不到10%。
四、应对策略
1.优化结售汇程序，缩小收付、结售汇逆差。结售汇逆差扩大的主要原因是服务贸易结汇意愿下降，因此外汇指定银行应优化结售汇程序，在保证结售汇业务完整、正确的前提下，尽量简化结售汇手续，提升企业或个人结汇意愿，实现缩小收付、结售汇逆差，如综合使用多种结售汇方式：信用证与汇付结合、信用证与托收结合、汇付与银行保函或信用证结合；简化即期、远期结汇现场检查方式，缩短结汇时间，减少利率波动对结汇金额的不利影响；扩大出具核销专用联即可直接结汇的外汇收入范围，为企业在贸易项下结售汇提供便利。
2.以货物贸易带动服务贸易，促进服务贸易平衡发展。我国服务贸易长期以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生产行业为主，只参与加工、组装、制造等简单中间环节，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行业如金融、保险等高附加值服务活动涉及不多，这也是造成我国服务贸易长期逆差的一大原因。中国目前“走出去”的企业多数以制造业企业为主，因此服务业要紧紧依托“走出去”的制造业企业，通过货物贸易带动服务技术和人才的出口，在货物贸易产品中嵌入、复合服务产品，带动与制造业密切相关的服务性企业的海外投资，从而能参与更多涉及原料采购、物流运输、金融保险、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等诸多较高附加值生产服务环节，逐步扭转我国服务贸易赤字，促进服务贸易平衡发展。
3.调整贸易结构，提高服务贸易市场化程度。当前国际服务贸易发展正逐渐由传统劳动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现代服务贸易转变。我国要想增强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应努力调整和优化服务贸易结构，在保持现有传统服务产业优势的同时，分阶段、有重点地通过人力资本投入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使服务贸易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实现服务贸易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我国目前服务贸易发展不平衡还在于服务贸易市场化程度不高。为此，政府应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市场开放程度，清除不合理行业准入障碍，尽快制定和完善既符合我国实际又不违背服务贸易总协定和WTO 规则的法律法规，鼓励各种投资服务业的经济形式，改善国内服务供给，提高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五、总结
发展服务贸易对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强化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尽管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迅速，但在经济总量中比重仍偏低，与我国整体经济实力很不相称。面对全球服务贸易化趋势，加快服务贸易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刻不容缓。
参考文献：
[1] 《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指引实施细则》（汇发[2013]30号 2013年7月18日）
一、加工贸易的管理模式
(一)封闭式管理模式
封闭式管理模式的基本做法是,只允许保税进口的料件在海关设置的区域内活动。这些区域包括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和保税工厂或车间,以便于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管,防止保税料件和含有保税料件的产品进入国内市场。
管理工作的主要内容在于:第一,根据国家政策与企业需要设置保税空间,在保税空间的边界上设置特殊的海关机构;第二,审查、批准进入保税空间的企业;第三,对进出保税空间的料件进行保税管理,保证料件从境外或关外流入保税空间、并流出到境外或关外去。
封闭式管理模式的好处在于:第一,管理对象的活动范围较为明确,易于海关在企业与料件两个层面上对料件实施保税监管;第二,免去了对料件的税费征收成本;第三,为保税空间中的企业经营提供了降低成本、提高资本运营效率的余地;第四,为保税空间中的企业提供了经营方面的便利。
封闭式管理模式的弱点在于:第一,选择范围有限,当保税空间在区域、数量等方面扩展时,封闭型模式本身就会受到挑战,如我国加工贸易实践中出现的转厂加工问题;第二,便利了来料或进料的管理,但是,却对国内料件进入保税空间,参与加工贸易的生产过程形成了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产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向一般贸易转化的机会,从而限制了加工贸易对国内经济产生更加广泛的影响。
同样属于封闭型管理模式,实际意义上的保税空间,如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与观念意义上的保税空间,如保税工厂或车间,二者的优劣各有所长。
从封闭性管理模式的特点来看,主要适用于那些单纯依赖于进料或来料进行加工的产品,以及那些单纯依赖国内加工成本优势的产品;适应于那些国土面积较小的国家或地区,随着国土面积的增大,保税空间的扩展,管理的难度也随之增大。
(二)先征后退管理模式
先征后退管理模式的基本做法是:对于那些用于出口产品加工的进口料件,先行征收关税,到产成品出口时再给予退还。
管理模式的主要工作内容在于:对企业用于加工贸易的进料进行登记(这项工作可以看作是一般贸易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必计入工作内容),对企业出口的产成品中所含进口料件进行判定,并给予退税。这种模式属于一种针对企业经营活动性质进行的管理。
先征后退管理模式的好处在于:第一,就其管理过程本身来说,非常简便,只要在出口时,按照企业提供的产品所含进口料件的记录依法进行;第二,直接避免了保税情况下,进口料件非法进入国内市场销售与企业偷逃税款的可能;第三,这种模式的最大优点在于,为企业销售产品提供了两种灵活的选择,如果国内市场饱和,可以选择国际市场,还能够获得退税的好处,不然的话,企业就必须在进口料件时确定其产成品的销售市场,此外,也有助于解决加工贸易中转厂加工的问题。
先征后退管理模式的弱点在于:第一,关税的征收与退还加大了海关部门的工作量;第二,丧失了政策效力,即加工贸易企业从这种模式中没有得到经济上的利益以及通关上的便利,从而无法实施对企业从事加工贸易的积极推动,换一句话说,这种模式只是一种管理模式,而不是一种政策;第三,对确实开展加工贸易业务的守法企业,的确增加了经营成本。
先征后退管理模式适用于那些比较容易判定其用料标准的产品,同时,作为一种政策,如果旨在为企业提供选择销售市场的灵活性,则这种方式远远胜于其他模式。
(三)第三方担保前提下的保税监管模式
担保模式的基本做法是:在企业进口料件时,海关保留对进口料件征税的权利,但暂不征税,由进口企业提供担保。企业提供的担保形式多种多样,既可以由银行或保险公司对税收资金担保,也可以由企业用自己的不动产进行抵押。
担保模式的主要工作除了正常的保税内容之外,还要发生涉及提供担保的一系列内容,如我国对加工贸易企业要求开具银行保证金台帐,就是一种担保的保税监管模式。显然,担保的必要性在于降低保税的风险,保障保税料件在加工后随产成品出口。换一句话说,就是在保税料件非法直接进入国内市场销售或随产成品进入国内市场销售的情况较为严重时,采取的一项补救措施。
担保管理模式的优点是:为避免保税料件偷逃税款,保证国家税收,促进加工贸易政策的有效性增加了一道保险。
担保管理模式的弱点是:第一,在贯彻加工贸易的促进政策方面打了一个折扣,企业从保税中获得的经济利益,如减少资金占用、削减财务费用开支,有所减少,这对于产业利润水平空间不大的经营活动来说,可能会形成致命的冲击;第二,增加了加工贸易经营活动的复杂程度和交易成本,这对于时效性较高的加工贸易来说,其影响也可能是毁灭性的。
担保模式适用于信誉难于判定或信誉较低的企业所从事的加工贸易活动。
(四)开放式管理模式
开放式管理模式的基本做法是:通过海关与企业之间的计算机联网,实现海关对企业进口料件到产成品出口的全程控制。一般都认为,实施这种模式的基本条件是要求海关拥有完备的信息监管网络,要求企业有较高的守法意识。但是,从企业经营活动的根本驱动力来看,开放式管理模式要求国家的关税税率水平与处罚成本之间形成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这是实施开放式管理模式所需要的本质条件。
开放式管理模式的优点在于:第一,有充分信息的保证,管理过程透明度高,能够对企业进行全程控制;第二,有技术手段的支持,能够有效地控制保税风险;第三,技术手段替代了其他为降低风险采取的手段,为企业节约了加工贸易的运营成本,提高了通关效率。
开放式管理模式的弱点在于:第一,适用范围受技术与设备条件限制,资金与技术不足的发展中国家难以甚至无法大面积采用;第二,缺乏弹性,要求企业需要在进口料件时事先明确其复出口的选择,使海关启动对进口料件的全程监控程序,对于原计划在国内销售的进口料件,因市场环境变化,需要重新进入国际市场时,会引发多方面的问题。
开放式管理模式代表着对加工贸易进行监管的方向,适用于加工贸易倾向明确的企业进动。
(五)各种监管经验的总结
从目前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大多数国家对用于加工贸易的进口料件所采取的主要形式是设立出口加工区。
选择对加工贸易进行监管的模式,要根据当前加工贸易发展的特点与目的来进行。首先,要解决对加工贸易保税料件的监管。根据加工贸易的发展将会以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为主的趋势来看,其贸易流程在各国之间的走向是相对固定的,因此,要把监管模式与促进加工贸易发展的政策结合在一起,考虑政策为加工贸易活动带来的效益。从这一点出发,封闭型管理模式、开放式管理模式和担保模式是较为现实的选择。其次,一种监管模式还需要体现出加工贸易政策对本国经济发展的宏观要求,便利通关、深加工结转、提高国产配套能力、通过技术带动作用向一般贸易转化等,包括为企业提供一种随机决策的制度环境。从这一点出发,先征后退管理模式因其所具有的灵活性,可能是较好的选择。
二、加工贸易监管的国际经验
发展加工贸易是当今世界各国的一项重要活动,既有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也有像韩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更有印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它们的做法与经验各有所长。
(一)美国的模式
美国对加工贸易的组织形式是外贸加工区,其管理具有两个特点:
第一,以一种公共设施的性质由海关来监管的外贸加工区。既然是公共设施,因此,每个港区都可以设立,其监管的费用开支由经营者偿付给海关。在政府层面上,设立了外贸加工区委员会,主席由商务部长担任。
第二,通过法律将产品分为特准外国产品、非特准外国产品、特准国内产品和非特准国内产品,进行分类的政策管理,享受不同的海关政策待遇。特准与非特准的区别在于,是否获得执行申请时可以享受的估价与税则分类,在加工区与关境之间流动。
此外,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外贸加工区委员会可以根据外贸加工区的经营者的申请建立一个具有特殊用途的分区,作为外贸加工区的附属区由单个公司经营管理。由于对外贸加工区的政策力度感到不足,建立附属分区的趋势强盛。
(二)欧盟的模式
欧盟对加工贸易(称为进境加工)的指导思想之一是在审批加工贸易时,权衡加工贸易企业与其他生产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并鼓励以欧盟内部的料件制造产品出口。因而,对进口料件的管理政策具有较高的灵活性。
第一,欧盟的管理模式分为保税与退税两种体制。保税方式是指允许一些非欧盟成员的货物在进境时暂不缴纳关税和国内其他税款,这种方式主要适用于那些在进口时可以确定其加工后的产品将在欧盟以外进行销售的料件;退税方式是指允许货物在进口时保留在加工后复出口退还已征税款,这种方式主要适用于那些在进口时无法明确其加工后产品是否销往关境之外的料件。
第二,欧盟对进境货物或加工产品的转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深加工结转问题)进行了变通的管理方式,允许进境加工许可证持有人在保持加工记录的情况下,在记录中进行登记的变通程序,其特点在于,在连续的记录中,由下一个环节的主体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三,即使在保税体制下,欧盟的模式也为进口料件的内销提供了制度空间,在企业支付进口应承担的义务如补交关税及迟纳利息之后,可以转为正式进口,进入内部市场流通。
此外,政策还允许进行料件串换,即以欧盟产品替代进口的料件进行加工;允许先出后进,即在急需的条件下,串料出口,再进口相应的料件;允许异地进出境等。为加工贸易提供了宽松的政策环境。
(三)日本的模式
日本对双向的加工贸易均有规定,对企业从事加工贸易活动的管理较为宽松,但是对保税空间有着较为详尽的规定。
第一,双向的加工贸易。顺委托加工即委托加工出口,逆委托加工即委托加工进口。前者是指日本企业接受国外企业的原料等,加工组装成品后,交付给国外的企业,收取一定的手续费。后者是指日本企业向国外企业提供原料等,加工组装成品后,进口到日本,向国外企业支付加工费。委托加工进口与我国的境外加工贸易并不相同。
第二,保税空间的种类。共有5类,即指定保税地区、保税存放地区、保税工厂、保税展览会、综合保税地区。
第三,根据不同的情况实施不同的监管模式。在保税工厂与综合保税地区,对加工贸易实行保税政策;在指定地区之外,对1年内加工复出口的实行施担保免税政策,对进口纳税并在规定时间内加工复出口的实行先征后退的政策。
(四)其他国家在加工贸易管理中一些做法
韩国加工贸易管理模式的特点,在于对参与加工贸易过程的投入品规定了1年内按照复出口的期限减免关税,对用于加工贸易的减免税进口原材料给予退税,同时,在必要时,可以在货物进口时,要求提供相当于减免税款或凭保证金同意分期纳税的担保。
墨西哥的加工贸易以加工装配为主,其根本原因是毗邻美国。在两国边境上,集中了大批从事加工装配的企业,美国方面从事资本密集型的工序,墨西哥方面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工序,形成了按照要素禀赋及比较成本优势的国际分工。墨西哥实施了出口加工区的制度安排,加工装配业务所需的进口设备及料件等可以免征关税。
印度加工贸易的政策具有较高的指向性,明确规定用于生产出口产品的进口产品,以及向完全出口型企业提供的产品,可以免除全部关税和附加税。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建立的哈雷亚自由贸易区为区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极其宽松的制度环境。允许建立外商独资企业,免除进出口关税,免征全部的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对资本与利润流出不设任何限制。
得自国际贸易的利益大致可分为两类：国际贸易的静态利益和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所谓静态利益，是指开展贸易后，贸易双方所获得的直接的经济利益，它表现为资源总量不增加、生产技术条件没有改进的前提下，通过贸易分工而实现的实际福利的增长。所谓动态利益，是指开展贸易后，对贸易双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间接的积极影响。静态利益偏重于一国通过贸易所获得的消费方面的好处（当然，这种好处与分工后生产力的提高有关），而动态利益则注重于开展贸易后对生产的刺激作用以及对社会生活的其他诸方面的积极影响。如果说，静态利益是直接的贸易利益，那么，动态利益就是贸易带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利益。本文拟就国际贸易的发展利益以及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现实机制和条件等问题，作一深入分析。
一、国际贸易发展利益理论的演变
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为自古典学派以来的历代经济学家所重视。他们常常是自由贸易的热烈拥护者，极力宣扬扩大国际贸易的优越性。在他们的著作中，不仅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贸易的静态利益，而且还包含有丰富的关于国际贸易动态利益（亦即发展利益）的思想。最早涉及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问题的，应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提出的动态生产率理论和“剩余产品出口”（VentforSurplus）模型，对以后的理论发展有重要影响。斯密认为，分工的发展是促进生产率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而分工的程度则受到市场范围的强烈制约。对外贸易是市场范围扩展的显著标志，因而对外贸易的扩大必然能够促进分工的深化和生产率的提高，加速经济增长。斯密的这些论述包含了国际贸易具有带动经济增长作用的最初思想。斯密的“剩余产品出口”理论更是着眼于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他首先假定一国在开展国际贸易之前，存在着闲置的土地和劳动力，这些多余的资源可以用来生产剩余产品以供出口，这样贸易就为本国的剩余产品提供了“出路”。他写道，对外贸易可以“给国内消费不了的那一部分劳动成果开拓一个比较广阔的市场。这就可以鼓励它们去改进劳动生产力，竭力增加它们的年产物，从而增加社会的真实财富与收入”。［（1）］这种剩余产品的生产不需要从其他部门转移资源，也不必减少其他国内经济活动，因而出口所带来的收益及换回的本国需求的产品，也没有机会成本，因而必然促进该国的经济增长。需要说明的是，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是以国内充分就业和一般均衡为前提的，因此，出口部门的扩张是通过从进口替代部门转移资源来实现的，涉及进口替代部门缩减，就这一点而言，并不必然得出经济总量同时增长的结论。因此，“剩余产品出口”理论可与比较成本说互补。
李嘉图创立的比较成本理论，论证了贸易静态利益的基础。实际上，在他的著作中，也包含着国际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的思想。他认为，对外贸易是实现英国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手段。他指出，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是资本积累。随着人口的增加，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会因土地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而逐渐昂贵，工资（劳动力的价格）也将随之上涨。在商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工资上涨将使利润下降，从而妨碍资本积累。通过对外贸易，如果能够从外国获得较便宜的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原料，就会阻止在本国发生作用的土地收益递减倾向，促使经济增长。总之，李嘉图认为，通过进口廉价初级产品，阻止土地收益递减、工资上涨和利润下降倾向，就可保证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2）］
较为系统地论述贸易的发展利益的古典经济学家，是英国的约翰·穆勒。他关于贸易对经济发展贡献的论述给后来的经济学家很大的启发。他第一次明确区分了贸易利益和发展利益。他认为，国际贸易具有两种利益，一种是直接利益，另一种是间接利益。直接利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国际分工，使生产资源向效率较高的部门转移，从而提高产量和实际收入；二是通过贸易可以得到本国不能生产的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等该国经济活动持续进行所必需或不可缺少的物质资料。间接利益则表现在，通过贸易分工推动国内生产过程的创新的改良，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产品进口造成新的需求，刺激储蓄的增加，加速资本积累，等等。穆勒这样写道：“市场的扩张使生产加工过程趋于改善，一个为比本国更大的市场进行生产的国家能够引入更为广泛的劳动分工，能够提高机器设备的使用效率，也更可能进行生产过程的创新和改良”。“开放了贸易，通过使人们熟悉新鲜事物，有时可以使一个原先因缺乏精力和雄心壮志而造成资源开发不良的国家经历一次工业革命，驱使那些原来满足于微不足道的舒适和惰散的人更为勤奋的劳动，以满足他们新的偏好，以致鼓励了储蓄，提高了资本的积累。”穆勒还指出，贸易通过下列途径推动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外国工艺技术的引进，提高了资本的收益率；外国资本的引进使生产的增长不仅仅依赖于本国居民的节约和精打细算，并且为本国居民提供了激励性的示范，向人们传输了新的观念。”［（3）］约翰·穆勒的这些精辟论述对后来发展经济学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启发人们从新的角度来认识贸易利益问题。
受古典经济学家上述观点和理论的启发，后来的经济学家进一步探讨了贸易对经济发展的带动问题。与亚当·斯密“剩余产品出口”模型相似的有所谓“大宗产品”（Staple）出口带动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所谓大宗产品，主要指原材料或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这些产品的开发和新发现，常常导致国内大量剩余。这些剩余由大批量的出口吸收，便可减少国内资源的闲置和失业，增加国民收入和消费，提高储蓄和投资，从而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这一模式是加拿大经济学家因尼斯在30年代根据加拿大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的史实中总结出来的，因此一般认为并不具有普遍性。但是这一思想还是有启发价值的。著名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上，都有一个带动整个经济起飞或高速增长的领先部门。当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达到相当的规模和水平时，就有可能成为这样的领先部门。
刘易斯在1954年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与发展中国家有特别密切的关系。他把经济分为两大部门，一个是现代的、资本主义的工业部门，另一个是传统的尚未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的农业部门。现代的工业部门采用现代技术，面向市场，易于接受变革。传统的农业部门技术落后，生产仅能糊口，没有什么产品流向市场，收入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现代工业部门运用再生产资本，雇佣工资劳动力，进行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生产活动；传统农业部门由于受制度和组织形式及资源条件的约束，劳动的边际产品低，并且常常低于其平均水平，劳动力供给因而具有“无限”的特点。现代工业部门的企业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有吸收劳动力以扩张工业生产的积极性。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较高，面对农业部门的低工资水平，工业部门只要提供略高于农业部门维持最低生活的工资，便可得到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同时还可进一步增加利润。借助资本的积累，工业部门得以不断扩张，吸收源源不断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只要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出超过传统部门，整个经济就可以从劳动力转移中得到好处。尤其是在剩余劳动力尚未吸收完，资本主义部门工资不上升的情况下，利润和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将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将加速。如果资本主义部门即现代工业部门生产的是出口产品，传统部门生产的是进口产品，对外贸易的扩展无疑将有助于扩大现代工业部门产品的市场和需求，并降低劳动力的工资（因为食品的价格将因进口而降低），从而进一步增加资本主义部门的利润和积累，促进经济增长。
基于以上观点，再联系到19世纪后半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许多国家利用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事实，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EngineforGrowth)的观点便应运而生。贸易是经济增长发动机的理论命题是D．H．罗卜特逊在30年代首次提出来的，50年代R．纳克斯对这一学说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纳克斯在分析19世纪国际贸易的性质时指出，19世纪的贸易不仅是简单地把一定数量的资源加以最适当配置的手段，它实际上是通过对外贸易把中心国家的经济成长传递到其他国家，即中心国家经济迅速增长引起的对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大量需求引发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因此，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一理论认为，较高的出口增长率是通过以下几条途径来带动经济增长的：
（1）较高的出口水平意味着这个国家有了提高其进口水平的手段。进口中包括资本货物的进口，而资本货物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是特别重要的。资本货物的进口使这个国家取得国际分工的利益，大大节约了生产要素的投入量，有助于提高工业的效益，它是经济成长的主要因素。
（2）出口的增长也趋向于使有关国家的投资领域发生变化，使它们把资金投向国民经济中最有效率的领域，亦即它们各自享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在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进行专业化生产，就会提高劳动生产率。
（3）出口也使得一国得到规模经济的利益。国内市场加上国外市场比起单独的狭小的国内市场就能容纳得下大规模的生产。
（4）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会给一国的出口工业造成压力，以降低成本，改良出口产品的质量，并淘汰那些效率低下的出口工业。
（5）一个日益发展的出口部门还会鼓励国内外的投资，并刺激加工工业或附属工业以及交通运输、动力等部门的发展，并促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的引进。［（4）］
澳大利亚国际经济学家马克斯·科登提出了贸易对经济增长率影响的理论。他的理论的主要特点是，将对外贸易与宏观经济变量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并且特别强调外贸易对生产要素供给量的影响和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科登认为一国进行对外贸易，对宏观经济将产生以下5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收入效应，即通过贸易，提高了收入水平，贸易的静态利益转化为国民收入总量的增加。
第二，资本积累效应，当派生于贸易利益的一部分收入增加额被用于投资时，该国的资本积累就会增加。
第三，替代效应。如果投资品是进口含量较大的产品，则由于贸易的开展，会使投资品对消费品的相对价格下降，这将导致投资对消费的比率提高。因为投资成本的下降，人们更多地将收入用于投资了。投资率的提高无疑会带动经济增长率的上升。
第四，收入分配效应。贸易的发生将会使收入转向出口生产大量使用的生产要素，这些生产要素的报酬大大提高。如果各个生产部门或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储蓄倾向是不同的话，则这种收入分配的变化又会影响储蓄率的高低。例如，当收入更多地分配于储蓄倾向较高的部门或要素所有者，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储蓄率就会提高，因而提高了资本积累率。
第五，要素加权效应。假定生产要素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不一致，那么产出的增长率就可视为各种生产要素增长率的加权平均数。当出口扩大，并且出口生产使用的是那种增长更快的生产要素时，出口生产的增长率往往会提高得更快。科登认为，所有上述效应都是累积性的，这意味着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将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得到强化。［（5）］
80年代中期以来，以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把创新作为推动生产率增长的核心因素。
这一理论通过对增长因素的计量分析，指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大部分应归功于生产率的提高。基于这一事实，新增长理论构造了一系列模型，将创新活动内生化视为有目的的研究和开发投资的结果——这一投资活动的显著特征是不仅能带来更高的利润率，而且有溢出效应和外部收益。在这里，创新是推动生产率增长的核心因素。新增长理论所揭示出的增长机制表明，如果对外贸易能够刺激一国的创新活动，便能促进该国的经济增长。显然，创新活动与对外贸易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这种联系是通过更为广阔的市场、更为频繁的信息交流和更加激烈的竞争对创新活动的刺激而实现的。可见，从新增长理论中能够引伸出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新的依据。［（6）］
以上我们极其简略地考察了关于国际贸易发展利益理论的演变。可以说，随着国际分工、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各国经济国际化的深化，人们对国际贸易作用的认识也在不断扩展，对国际贸易带动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动态利益的认识，也更加深化了。开展国际贸易的目的，不仅仅局限于“互通有无”，亦不仅仅着眼于通过交换获取静态贸易利益，提高消费水平和增进国民福利、而更多的，是通过贸易的发展促进信息、物质、思想的交流，激发本国的创新机制，从而带动经济发展。当然，国际贸易能否对一国经济发展起现实的推动作用，这要取决于一系列内外部条件。稍后我们将作更深入的分析。
二、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现实机制
国际贸易具有促进一国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提高收入水平的重要作用，我们称之为贸易的发展利益或动态利益，已为理论研究和经济生活实际所证明。但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现实机制是什么？贸易通过什么途径和方式带动经济发展？上面介绍的关于国际贸易发展利益的各种观点中虽都有所涉及，但都不够全面，不够系统。下面试作些归纳性分析。
概括说来，国际贸易促进一国经济发展，是通过下述这些机制的作用而实现的。
1．开展国际贸易，必然使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从而刺激企业素质的提高，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一国对外开放，参与国际贸易，实际上就是把本国的企业纳入与外国企业的竞争之中。一方面，持续的进口产品的激烈竞争将促使本国的企业提高效率。竞争必然加速低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的过程，同时促使高效率的企业达到合理的规模，从而优化本国的市场结构，改善本国企业的实绩。即使本国企业在本国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仍然不得不面对国际竞争的压力，为了自身的生存而努力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另一方面，出口企业不能不同外国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展开竞争。为了扩大在国外的市场份额，出口企业就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生产出成本低、质量好的商品去参与竞争，并不断按国际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调整自己的产品结构，按国际标准生产，按国际营销惯例办事。这无疑会刺激企业素质的提高。企业经济效率的不断提高和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无疑是一国经济发展最本质的基础。
2．开展国际贸易，必然带来市场的扩大。国内外市场的不断开拓，无疑会有力地带动经济增长。
先看出口。出口企业往往是面对世界市场来组织生产，市场容量大，容易获得规模经济效应。所谓规模经济，是指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加，单位产品的成本会降低，从而提高经济效益。事实上，许多工业部门要求有适度的初始规模，具有规模经济的性质，如汽车、电冰箱、电子计算机等等，采用大规模生产的方式可以使成本降低很多。如果一国的企业在为国内消费者提供这一类商品的同时，还能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同类产品，那就不仅企业能提高赢利水平，而且国内公众也只需支付较低的价格。不仅如此，在出口贸易的带动下，一个工业部门的发展又可以带动一系列工业部门的发展，以致各种各样的从属的工业部门都建立起来。因为在经济运行中，各产业之间呈现出各种联系。所谓“联系”，是指一个部门在投入和产出上与其他部门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有两个方面：一是后向联系，即某个部门同向它提供投入的部门之间的联系；二是前向联系，即某个部门同吸收它的产出的部门之间的联系。如果出口产业是“联系效应”大的主导产业，就可取得很大的“乘数效果”，带动其他一系列部门的发展，从而循环反复地连续推动国民收入和就业量的增加，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
再看进口。从国外引进国内没有生产的产品，往往能起到开拓国内市场，引导新产业成长的作用。由于国内仍未生产，一时无法确定新产品会有多大的市场，即在一定的价格条件下社会需求量究竟是多少。当国内进口需求很大，以致即使高关税壁垒也难以阻挡进口时，国内企业就得到了明确的生产信号，进口替代的工业由此发展起来。实践证明，进口替代是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走向工业化的第一步。这个过程就是进口商品刺激国内需求，进而导致进口替代工业部门的产生。如果条件具备，进口替代部门还能转变为出口部门。进口国外的新产品还可促进一国产品的不断更新换代。
3．开展国际贸易，必然会激发企业的创新机制，推动技术进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从进口看，技术和设备的进口将直接促进国内生产的发展和生产率的提高，其作用类似于创新对增长的刺激，而且还节省了创新的成本。从出口看，出口的扩大使得创新活动所能获得的收益上升，从而反过来刺激本国企业的产品和技术的创新，带动经济增长。
4．开展国际贸易能加速资金积累，促进经济增长。一般说，国际贸易从三个方面促进一国的资金积累。一是出口部门往往能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能提高积累率，从而加速发展。二是外贸的发展为引进外资提供必要的条件。一个国家的偿债能力，最终是由该国的出口能力决定的。出口越多，在国际市场上筹措资金的余地就越大。另一方面，进口往往同国家之间的借贷关系联系在一起，这又可利用外国的资金来引进技术和设备等等。三是对进口竞争部门提供刺激。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企业往往满足于现有的市场，积累扩大再生产的动力不足。进口市场竞争的出现，使企业产生了提高积累率的巨大压力。无论什么情况，积累总是扩大再生产、促进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
5．开展国际贸易，有利于促进一国经济结构的变动。现代经济发展包括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经济总量的增长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而且结构优化还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主题，是推动现代经济持续增长的最重要推动力。所谓产业结构的优化或合理化，是指一二三产业之间比例协调发展以及各产业内部的结构符合社会市场需求结构，以及各产业逐步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转移。扩大对外贸易，无疑可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起积极作用。一方面，由于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实现绝对平衡的增长，即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刚好符合，因此需要利用世界市场。当国内资源过剩而需求不足时，就面对国外市场组织生产；而在国内需求很大，但缺乏必要的资源和条件时，就适当进口。另一方面，扩大对外经贸关系，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引进竞争机制，就必然要发展本国具有现实的或潜在的比较优势的产业，淘汰和放弃某些不合理的产业，以优化资源配置。进出口竞争的刺激和进出口结构的不断调整，又会促进本国企业的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资源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6．开展国际贸易，必然带来人员的交流、文化的传播和思想的交换，从而对一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进步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反过来促进经济发展。国际贸易对一国生产和消费所产生的示范作用和某种教育效果，在某种意义上说比物质交换带来的利益还要大，它促进人们思想的进步、思维方式的改变和观念的更新。尤其是现代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孕育出来的精神文明成果，诸如效率观念、效益观念、服务观念、冒险精神、开拓进取精神等等，对于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尤为重要。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抵制资本主义固有的腐朽思想侵蚀的同时，大胆吸收一切有益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精神文明成果，使人民逐渐摆脱封建的、小生产的以及“左”的思想的束缚，抛弃了封闭落后、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的精神包袱，大踏步走向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的舞台，在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条件
国际贸易促进一国经济发展的条件是多方面的。既有国内的条件，也有国际环境条件；既有微观条件，也要有宏观条件。由于各国现实的经济条件呈现出多样化，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类型也呈现出多样性，没有统一的模式。
首先，国际贸易能否对一国的经济发展起带动作用，要看该国的经济主体能否采取合理的行动，能否对国际贸易作出合理的行为反应，要看该国是否具备必要的市场经济发展的条件。从微观主体来看，如果企业缺乏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力，那么即使面对巨大的进口竞争压力，它们也会无动于衷，不会去迎接竞争而努力提高自身的效率。即使有进口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它们也可能不去充分利用这些技术和设备以增加产量和降低成本。当然，企业更不会积极谋求扩大出口而积极从事创新活动，不会谋求最大限度的规模经济，由出口而获得的收入和剩余也将得不到最有效的利用，更谈不上实现出口增加、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从市场发育状况看，如果缺乏完备的市场体系和市场结构，生产要素在本国不能充分自由地流动，那么由进出口所引起的经济资源的重新配置和优化配置就无从谈起。就拿出口来说，它对经济发展推动作用大小与否，取决于出口部门与国内经济其他部门在生产、技术和市场交换等各方面的联系程度，这就要求有一个较为成熟的市场体系作为联系的“渠道”，这样，出口的增长才能通过市场这一中介向各个部门传递经济和技术的“信息”，通过出口的扩大而牵动资源的重组和优化配置，带动经济增长。如果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经济结构不合理，要素市场之间、商品市场之间、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之间的联系程度较低，即使出口形成了潜在的动力，但由于出口的增长向各经济部门传递动力的各种必要的经济和技术渠道不畅或中断，或者其他经济部门无力或无法作出积极的反应，那出口增长就无法带动经济增长，而且出口本身也会衰竭下来。另一方面，出口产品生产函数的性质对出口作用的大小也有很大关系。这是因为，使用不同投入系数、使用不同生产要素的出口产品往往具有不同的联系效果。出口产品的技术性质及其技术水平与其他部门技术水平的差异程度也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变量。如果出口生产的技术水平与其他部门相差不多，或出口的扩张仅仅是外延规模的扩大，没有伴随着技术进步和创新，则其他部门从出口的发展中受益的可能就很小。
其次，国际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对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是一个制约因素。开展国际贸易，会引起本国生产要素收益发生变化。从短期看，贸易会引起出口行业的产品价格上升，因而出口行业的所有生产要素都会获益；同时，进口竞争行业的产品价格下降，因而这个行业的所有生产要素都会受损。从长期看，贸易会引起生产要素在出口部门和进口竞争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引起生产要素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从而影响到生产要素的价格和收益。所谓“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概括了这种情形，即：开展贸易后，会使出口行业（价格上升行业）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报酬提高，而使进口竞争行业（价格下跌行业）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报酬降低。如果贸易引起分配格局的变化变得十分不合理或不公正，就会涉及社会的安定，影响经济的平衡增长。这样，政府就必须采取适当的收入分配调节政策和措施，比如利用税收、补贴等等办法，使任何个人或阶层都不因对外开放而蒙受收入水平绝对下降的痛苦。进一步分析，如果出口收入的国内分配有利于对国产品具有较高消费倾向的集团，其结果就会有效地提高对国产品的需求，从而带动本国的生产和就业。当出口收入的增加集中到储蓄倾向较高的居民手中，则出口的扩大又会给其他部门的增长提供资金，提高投资水平。反之，如果有较高进口倾向的集团或对进口品消费倾向较高的居民更多地得到了出口收入，则出口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力量就受到了削弱。当然，收入分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大都是间接的，但贸易引起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则是可以肯定的。
再次，国际贸易能否持续地带动一国经济发展，还要看能否在总体上保持贸易收支的平衡。在开放的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对外贸易的基本功能是维持国民经济的总量均衡，而这一点会集中反映到进出口贸易的收支平衡上来。一方面，国民经济中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从根本上决定着一国对外贸易是出超还是入超；另一方面，贸易收支的平衡状况又制约对外贸易是否有效的帮助一国经济达到总量均衡。实践表明，贸易收支平衡是外贸增长过程中的一个中心环节，对一国的经济运行和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以研究经济增长问题而著称的西方经济学家哈罗德，把对外贸易收支平衡的变动同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命题：一国经济增长率高于其他国家，可能形成入超倾向。这里暗含着这样的意思：如果该国不能实现开放型经济发展中的贸易收支平衡，那迟早要影响经济的长远发展。五六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就曾经因贸易收支逆差过大，外汇储备不足，不能支持高速增长的进口而实施紧缩，放慢经济增长的步伐。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出现一段时期的贸易收支逆差，是难免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益的。［（7）］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科技发展水平、劳动生产率水平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且短期内难以大幅度地缩小这种差距。即使发展中国家出口部门的增长速度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在一定时期内也不足以消除贸易入超的倾向。再者，发展中国家大量引进外资也会在一定时期内强化贸易入超倾向，因为外资的流入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通常会以进口的方式带进一部分投资品，使引进外资的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规模扩大，而且投资引进进口需求往往不是一次性的，而是连续性的。尽管这种进口从短期看不需要支付外汇，但从长远看还是要靠出口来支付，还是会成为产生贸易入超的一个因素。一些外商独资、合资企业开办初期需大量进口关键设备、原材料等，会直接影响到短期的贸易收支平衡。
发展中国家在较长时期出现一定规模的入超，既是实行开放发展模式所必然带来的现象，又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益的。从市场经济运行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矛盾是供给不足，保持一定的贸易入超，实际上就是利用外部资源在国内搞建设。当然，若出现严重的国际收支平衡，则会对国民经济的运行产生巨大的冲击，妨碍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入超规模不能过大。还应特别指出的是，要密切注视并具体分析产生贸易入超的原因。如果是因为进口过多的高档消费品等等而导致的贸易入超，对国民经济增长就有弊而无利。这种情况是极可能产生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外贸易的“示范效应”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有刺激本国人民为实现经济增长、提高消费水平而奋发努力的正面效应，另一方面，它也有刺激“消费早熟”的负面效应。在经济开放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面对发达国家消费模式的强烈引诱，常常试图在低水平生产的基础上实现高消费，导致进口过大，从而对贸易收支形成强大的压力。如果贸易收支不平衡进入了非常严重的状况，那政府就应当进行干预。
最后，国际贸易能否发挥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还要看一国能否选择正确的外贸政策和外贸发展战略，并能适时地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外情况调整这种政策和战略。
注释：
（1）［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9页。
（2）参见［英］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五、六、七章，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3）上述引文转引自许心礼等：《西方国际贸易新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
（4）转引自姚曾荫主编：《国际贸易概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6页。
（5）参见许心礼等：《西方国际贸易新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0～11页。
尽管加工贸易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正面作用，但是，与任何事物一样，有其利也有其弊，加工贸易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对加工贸易作用的评价，从加工贸易在我国发轫之初，就存在不同的观点。近年来，随着中央政府重视打击走私，这种争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并对有关政策的走向产生了影响。 对于加工贸易负面作用的认识，有些是客观存在，有些则是由于看待问题角度的失误，存在夸大甚至强加于加工贸易之嫌。无论如何，看待像加工贸易这样重大的事物，关键要从大局出发，比较其利弊得失。分析存在的问题，不是为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否定加工贸易发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而是为了解决问题，引导加工贸易更好地发展。因此，对于存在的问题，需要认真地分析。 一、关于加工贸易“飞料”走私问题 我国的加工贸易政策规定，对加工贸易进口料件实行“保税”监管政策，即用于加工贸易出口的料件进口时，免征关税与增值税，出口时不退增值税。以加工贸易名义进口的料件，若用于生产内销产品，要补交关税与增值税。对于采用部分国内中间投入品的加工贸易出口，出口退税实行“免、抵、退”政策。应该说，这是在当前我国增值税率和关税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发挥我国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一个明智之举。正是实行了这些政策，才使我国加工贸易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是，少数不法分子受利益驱使，利用加工贸易进行走私犯罪活动。不法分子采用虚报品名、规格、数量，进口以多报少，出口以少报多，高报单耗，以次充好，甚至采用“假单证、假印章、假签名”等“三假”手段，从事走私勾当，将保税进口的货物在国内倒卖。1997年开展严打走私运动以来，连续几年破获了大量以加工贸易之名进行的走私犯罪活动。据海关统计，1997年查获30万元以上的加工贸易走私大要案401起，合计案值33.3亿元，分别占全国海关查获大要案总数的36%和总案值的54%。1999年查获加工贸易走私大要案47起，合计案值28.7亿元，分别占全国查获走私案总数的39.5%和总案值的53%（邵祥林、王玉梁、任晓薇：《未来国际贸易的主流》），第82页，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2000年全国海关共查获加工贸易渠道走私案件752起，案值25.4亿元，虽然案件数只占全部走私案件数的7%，但案值比例高达42%。2001年上半年，海关调查部门立案的走私案件，涉及加工贸易的案值，仍达到总案值的42.7%;海关缉私警察立案的走私案件，加工贸易的案件呈明显上升势头，共立案148起，增长48%，案值12.5亿元，增长76%，擅自倒卖保税料件、成品、甚至减免税设备是走私的主要形式。 从海关查获的走私案件看，利用加工贸易走私案占较高的比例。但是，能否据此认为加工贸易就是走私最重要的渠道呢?答案是不确定的。据国际经验，查获的走私案值，一般约为实际走私案的10%，甚至更低。在查获的走私案件中，不同方式的走私，被查获的难度不同，因此，不能简单地从已查获的走私案件中的比例，来推算不同方式在全部走私案件中的比重。加工贸易走私，由于必然在海关留下有关单据，因此，与那些“闯关”走私案相比，以加工贸易之名走私的案件，事后仍然可能查获，所以，当大规模开展打击“走私”活动时，对以往的案件，加工贸易走私更易被查获。因此，我们尚不能从近几年海关查获走私案中加工贸易走私所占的比重来推论其在全部走私渠道中的比重。也许所查获的以加工贸易方式走私金额占较高比重，只是说明这种走私更易被查获。 走私活动的猖獗，不是因为实行加工贸易政策，而是由于过高的关税和增值税造成的巨大利益的刺激，以及监管手段的落后和官员的腐败。只要上述诱发走私的原因存在，不管是否实行加工贸易政策，走私都是不可避免的。 开展打击走私活动以来，海关加强了对加工贸易进口的监管，同时，通过保证金台账“实转”等方式，试图防范加工贸易走私，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也应该看到，现行的监管手段降低了通关效率，对正常的加工贸易活动，特别是交货期很短的高端产品的加工贸 易活动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这说明，沿袭这种传统的方法加强监管，成本与收益是不对称的，必须探索新的监管思路与监管方法，在提高监管效率的同时，更加方便加工贸易进出。 二、关于加工贸易出口与贸易磨擦问题 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使我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有观点认为，加工贸易出口快速发展，引发出两个问题，一是与有关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二是所谓的贸易磨擦问题。 中国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东亚新兴经济体对我国转移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大幅度向中国转移了生产制造能力，这些企业原本就是以美国市场为主要出口市场的，移到中国后，由于充分利用了我国生产要素低廉的优势，很多企业的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因此，对美出口进一步增加。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在东亚新兴经济体、中国和美国之间形成了独特的“三角贸易”关系:中国从日本和“四小龙”进口料件，在华组装后出口到美国市场。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使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问题突显出来。按照美方统计，2000年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美国贸易逆差最大来源国。深入分析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有几个问题需要指出。第一，中国对美贸易出口的大幅度增长，实际上是取代了以往东亚其他经济体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并没有直接威胁美国本土的企业。例如，1986～1988年间，美国鞋类进口的60%来自中国台湾和韩国，中国大陆只占2%。到1999年，这两类产品进口国的位次完全颠倒过来，美国从中国台湾和韩国进口的鞋类仅占2%，而从中国大陆进口的鞋类所占份额上升至60%。玩具和体育用品的情形也相类似。1985年，美国从中国香港、台湾和韩国对该类产品的进口占60%以上，中国大陆仅占6%，到90年代末，所占份额数刚好相反，中国大陆占60%，香港、韩国和中国台湾减少至6%。（N."Lardy，IntegratingChinaintoglobalEconomy"，Chpt.5，TheBrookPress，2002)。第二，由于香港的转口贸易，中美两国对双边贸易的统计都出现了误差。在美国的统计中，经香港对大陆的出口，被统计为对香港出口，而非对中国大陆出口;而中国经香港对美出口的产品，按原产地原则，仍然被统计为自中国的进口。中国的统计恰好相反。因此，美国统计的双边贸易逆差夸大了实际情况，而中国的统计则低估了贸易不平衡状况。有关研究表明，中美贸易逆差应介乎两国统计之间。第三，中美贸易不平衡，并非中国保护市场造成的，实际上，近10年来，中国市场是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1990～2000年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几乎增长了四倍，1990～2000年，美国企业对中国出口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其他出口市场，到2000年，中国成为美国在全球的第八大出口市场。 但是，不管原因何在，中美贸易不平衡使我国在对美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一些美国政客出于政治动机，夸大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以期在对华交往中取得主动地位。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影响，并不是像一些论者所宣称的，影响了一般贸易的对美出口，实际上，美国借中美贸易不平衡对中国出口产品直接采取的限制措施并不多，除少数纺织品受配额限制外，绝大 多数产品并没有直接受到限制措施，主要原因就在于，加工贸易出口快速增长导致的贸易不平衡，只是转移了其他东亚经济体对美贸易的顺差，并没有直接威胁美国本土企业。而且，很多中国加工贸易企业对美的出口，本来就是美国在华投资的企业，或者美国企业在华的“代工”企业的产品。这种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影响，主要体现在美国在双边贸易谈判中，以贸易不平衡为武器，要求中国加大开放市场、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加速了我国市场开放，对国内企业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压力。但是，从长远来看，市场开放对我国经济效率的提高、竞争力的增强是利大于弊的。 第二方面的问题则是贸易磨擦问题，或贸易伙伴针对中国产 品采取的不正当保护措施。最为突出的是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遇到的反倾销问题。目前，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诉讼已经超过500起，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被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不少国家将反倾销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对中国出口产品滥用反倾销措施，使我国出口形势空前严峻。不少学者与官员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么多对华反倾销，是因为加工贸易出口增长太快造成的。但是，国家经贸委委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最近完成的一项反倾销研究课题的调查表明，我国被反倾销的产品绝大部分是由一般贸易出口引起的，针对我国加工贸易出口的反倾销案例不到全部对华反倾销案例的5～10%。加工贸易出口之所以不易被反倾销，基本原因在于，加工贸易出口大多仍利用了外方原有的出口渠道，出口量、价格均由外方控制，不会出现一般贸易出现的乱打价格战的情形。这一研究成果显示，以往对加工贸易的评价，夸大了其导致贸易磨擦的负面作用，实际情形并非如此。 三、关于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的关系问题 有观点认为，加工贸易的发展挤压了一般贸易发展。在进口方面，对加工贸易设备与中间投入品进口实行保税政策，使我国进口纳税产品比重很低;在出口方面，加工贸易挤占了一般贸易出口市场份额。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一)关于加工贸易与进口关税收入的关系，以下几点需要明确 第一，对加工贸易进口免征关税，是合理的。加工贸易进口最终会包含在出口产品之中，如果对加工贸易进口征收关税，就会扭曲进口投入品的价格，使我国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 第二，关税对总税收贡献的下降主要是由降低关税水平引起的。我国算术平均关税水平从1985年的44.3%（N."Lardy，Integrating China into global Economy"，Chpt.5， The Brook Press，2002)下降到2001年的15.3%，降幅为66%，但同期关税占全部税收的比重只从10%下降到5.5%。 第三，关税比重降低的原因还在于其他方面的减免税。我国有四大类产品不纳关税，一类是加工贸易进口，二类是外资企业设备进口，三类是技术改造等进口减免税，四类是外国政府与国际组织的馈赠。1998年我国进口应税品比重只有19%，加工贸易进口占总进口比重为48.9%，外资企业投资项下进口占10.3%，二者合计为59.2%，通常馈赠进口不到1%，因此，技术改造等免税进口占到20%。也就是说，在应该缴纳关税的一般贸易进口中，政策性免税进口额达到一半以上。关税收入比重的降低，这类政策性减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加工贸易挤占一般贸易出口市场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第一，加工贸易出口市场是一个开放的竞争性市场，即使中国不发展加工贸易，这部分市场也不会自动地留给一般贸易出口。从事加工贸易的外国投资者可以在其他国家，如东盟国家加工出口。因此，中国发展加工贸易并没挤占一般贸易市场，只是挤占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第三国的市场。从过去10多年来中国和东亚其他经济体的不少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美国市场份额的增减，可以看得很清楚。 第二，加工贸易的发展有助于增强一般贸易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首先，加工贸易具有很强的技术与管理方面的“溢出效应”，加工贸易的配套企业的竞争力，因此得到很大的提高。竞争力提高后，这些配套企业可能同时也为一般贸易出口企业配套。这样，一般贸易出口企业的产品质量也会相应得到提高。而且，加工贸易配套企业制造能力的发展，还为一些新产品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有利于扩大一般贸易出口。例如，深圳中兴就是利用“珠三角”地区很强的配套能力，发展了程控机等电信产品，大量出口。其次，随着国内配套企业形成对进口料件的替代，一些原来的加工贸易出口变成了一般贸易出口。 第三，加工贸易配套企业的竞争力提高以后，有些企业具备了直接出口的能力，直接采取一般贸易方式出口。因此，加工贸易出口与一般贸易出口的关系，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加工贸易的发展，实际上是有利于促进一般贸易出口的。
对于加工贸易负面作用的认识,有些是客观存在,有些则是由于看待问题角度的失误,存在夸大甚至强加于加工贸易之嫌。无论如何,看待像加工贸易这样重大的事物,关键要从大局出发,比较其利弊得失。分析存在的问题,不是为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否定加工贸易发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而是为了解决问题,引导加工贸易更好地发展。因此,对于存在的问题,需要认真地分析。
一、关于加工贸易“飞料”走私问题
我国的加工贸易政策规定,对加工贸易进口料件实行“保税”监管政策,即用于加工贸易出口的料件进口时,免征关税与增值税,出口时不退增值税。以加工贸易名义进口的料件,若用于生产内销产品,要补交关税与增值税。对于采用部分国内中间投入品的加工贸易出口,出口退税实行“免、抵、退”政策。应该说,这是在当前我国增值税率和关税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发挥我国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一个明智之举。正是实行了这些政策,才使我国加工贸易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是,少数不法分子受利益驱使,利用加工贸易进行走私犯罪活动。不法分子采用虚报品名、规格、数量,进口以多报少,出口以少报多,高报单耗,以次充好,甚至采用“假单证、假印章、假签名”等“三假”手段,从事走私勾当,将保税进口的货物在国内倒卖。1997年开展严打走私运动以来,连续几年破获了大量以加工贸易之名进行的走私犯罪活动。据海关统计,1997年查获30万元以上的加工贸易走私大要案401起,合计案值33.3亿元,分别占全国海关查获大要案总数的36%和总案值的54%。1999年查获加工贸易走私大要案47起,合计案值28.7亿元,分别占全国查获走私案总数的39.5%和总案值的53%（邵祥林、王玉梁、任晓薇：《未来国际贸易的主流》），第82页，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2000年全国海关共查获加工贸易渠道走私案件752起,案值25.4亿元,虽然案件数只占全部走私案件数的7%,但案值比例高达42%。2001年上半年,海关调查部门立案的走私案件,涉及加工贸易的案值,仍达到总案值的42.7%;海关缉私警察立案的走私案件,加工贸易的案件呈明显上升势头,共立案148起,增长48%,案值12.5亿元,增长76%,擅自倒卖保税料件、成品、甚至减免税设备是走私的主要形式。
从海关查获的走私案件看,利用加工贸易走私案占较高的比例。但是,能否据此认为加工贸易就是走私最重要的渠道呢?答案是不确定的。据国际经验,查获的走私案值,一般约为实际走私案的10%,甚至更低。在查获的走私案件中,不同方式的走私,被查获的难度不同,因此,不能简单地从已查获的走私案件中的比例,来推算不同方式在全部走私案件中的比重。加工贸易走私,由于必然在海关留下有关单据,因此,与那些“闯关”走私案相比,以加工贸易之名走私的案件,事后仍然可能查获,所以,当大规模开展打击“走私”活动时,对以往的案件,加工贸易走私更易被查获。因此,我们尚不能从近几年海关查获走私案中加工贸易走私所占的比重来推论其在全部走私渠道中的比重。也许所查获的以加工贸易方式走私金额占较高比重,只是说明这种走私更易被查获。
走私活动的猖獗,不是因为实行加工贸易政策,而是由于过高的关税和增值税造成的巨大利益的刺激,以及监管手段的落后和官员的腐败。只要上述诱发走私的原因存在,不管是否实行加工贸易政策,走私都是不可避免的。
开展打击走私活动以来,海关加强了对加工贸易进口的监管,同时,通过保证金台账“实转”等方式,试图防范加工贸易走私,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也应该看到,现行的监管手段降低了通关效率,对正常的加工贸易活动,特别是交货期很短的高端产品的加工贸易活动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这说明，沿袭这种传统的方法加强监管,成本与收益是不对称的,必须探索新的监管思路与监管方法,在提高监管效率的同时,更加方便加工贸易进出。
二、关于加工贸易出口与贸易磨擦问题
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使我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有观点认为,加工贸易出口快速发展,引发出两个问题,一是与有关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二是所谓的贸易磨擦问题。
中国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东亚新兴经济体对我国转移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大幅度向中国转移了生产制造能力,这些企业原本就是以美国市场为主要出口市场的,移到中国后,由于充分利用了我国生产要素低廉的优势,很多企业的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因此,对美出口进一步增加。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在东亚新兴经济体、中国和美国之间形成了独特的“三角贸易”关系:中国从日本和“四小龙”进口料件,在华组装后出口到美国市场。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使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问题突显出来。按照美方统计,2000年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美国贸易逆差最大来源国。深入分析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有几个问题需要指出。第一,中国对美贸易出口的大幅度增长,实际上是取代了以往东亚其他经济体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并没有直接威胁美国本土的企业。例如,1986～1988年间,美国鞋类进口的60%来自中国台湾和韩国,中国大陆只占2%。到1999年,这两类产品进口国的位次完全颠倒过来,美国从中国台湾和韩国进口的鞋类仅占2%,而从中国大陆进口的鞋类所占份额上升至60%。玩具和体育用品的情形也相类似。1985年,美国从中国香港、台湾和韩国对该类产品的进口占60%以上,中国大陆仅占6%,到90年代末,所占份额数刚好相反,中国大陆占60%,香港、韩国和中国台湾减少至6%。（N."Lardy,IntegratingChinaintoglobalEconomy",Chpt.5,TheBrookPress,2002)。第二,由于香港的转口贸易,中美两国对双边贸易的统计都出现了误差。在美国的统计中,经香港对大陆的出口,被统计为对香港出口,而非对中国大陆出口;而中国经香港对美出口的产品,按原产地原则,仍然被统计为自中国的进口。中国的统计恰好相反。因此,美国统计的双边贸易逆差夸大了实际情况,而中国的统计则低估了贸易不平衡状况。有关研究表明,中美贸易逆差应介乎两国统计之间。第三,中美贸易不平衡,并非中国保护市场造成的,实际上,近10年来,中国市场是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1990～2000年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几乎增长了四倍，1990～2000年,美国企业对中国出口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其他出口市场,到2000年,中国成为美国在全球的第出口市场。
但是,不管原因何在,中美贸易不平衡使我国在对美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一些美国政客出于政治动机,夸大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以期在对华交往中取得主动地位。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影响,并不是像一些论者所宣称的,影响了一般贸易的对美出口,实际上,美国借中美贸易不平衡对中国出口产品直接采取的限制措施并不多,除少数纺织品受配额限制外,绝大多数产品并没有直接受到限制措施,主要原因就在于,加工贸易出口快速增长导致的贸易不平衡,只是转移了其他东亚经济体对美贸易的顺差,并没有直接威胁美国本土企业。而且,很多中国加工贸易企业对美的出口,本来就是美国在华投资的企业,或者美国企业在华的“代工”企业的产品。这种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影响,主要体现在美国在双边贸易谈判中,以贸易不平衡为武器,要求中国加大开放市场、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加速了我国市场开放,对国内企业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压力。但是,从长远来看,市场开放对我国经济效率的提高、竞争力的增强是利大于弊的。
第二方面的问题则是贸易磨擦问题,或贸易伙伴针对中国产品采取的不正当保护措施。最为突出的是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遇到的反倾销问题。目前,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诉讼已经超过500起,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被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不少国家将反倾销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对中国出口产品滥用反倾销措施,使我国出口形势空前严峻。不少学者与官员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么多对华反倾销,是因为加工贸易出口增长太快造成的。但是,国家经贸委委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最近完成的一项反倾销研究课题的调查表明,我国被反倾销的产品绝大部分是由一般贸易出口引起的,针对我国加工贸易出口的反倾销案例不到全部对华反倾销案例的5～10%。加工贸易出口之所以不易被反倾销,基本原因在于,加工贸易出口大多仍利用了外方原有的出口渠道,出口量、价格均由外方控制,不会出现一般贸易出现的乱打价格战的情形。这一研究成果显示,以往对加工贸易的评价,夸大了其导致贸易磨擦的负面作用,实际情形并非如此。
三、关于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的关系问题
有观点认为,加工贸易的发展挤压了一般贸易发展。在进口方面,对加工贸易设备与中间投入品进口实行保税政策,使我国进口纳税产品比重很低;在出口方面,加工贸易挤占了一般贸易出口市场份额。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一)关于加工贸易与进口关税收入的关系,以下几点需要明确
第一,对加工贸易进口免征关税,是合理的。加工贸易进口最终会包含在出口产品之中,如果对加工贸易进口征收关税,就会扭曲进口投入品的价格,使我国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
第二,关税对总税收贡献的下降主要是由降低关税水平引起的。我国算术平均关税水平从1985年的44.3%（N."Lardy,IntegratingChinaintoglobalEconomy",Chpt.5,TheBrookPress,2002)下降到2001年的15.3%,降幅为66%,但同期关税占全部税收的比重只从10%下降到5.5%。
第三,关税比重降低的原因还在于其他方面的减免税。我国有四大类产品不纳关税,一类是加工贸易进口,二类是外资企业设备进口,三类是技术改造等进口减免税,四类是外国政府与国际组织的馈赠。1998年我国进口应税品比重只有19%,加工贸易进口占总进口比重为48.9%,外资企业投资项下进口占10.3%,二者合计为59.2%,通常馈赠进口不到1%,因此,技术改造等免税进口占到20%。也就是说,在应该缴纳关税的一般贸易进口中,政策性免税进口额达到一半以上。关税收入比重的降低,这类政策性减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加工贸易挤占一般贸易出口市场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第一,加工贸易出口市场是一个开放的竞争性市场,即使中国不发展加工贸易,这部分市场也不会自动地留给一般贸易出口。从事加工贸易的外国投资者可以在其他国家,如东盟国家加工出口。因此,中国发展加工贸易并没挤占一般贸易市场,只是挤占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第三国的市场。从过去10多年来中国和东亚其他经济体的不少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美国市场份额的增减,可以看得很清楚。
自2013年12月我国“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之后，我国对外经贸合作出现了新局面，对外贸易逐步走向多元化，其中，我国与海合会成员国的贸易显著提速， 2013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73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4.6%；2014年海合会成员国重启和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海合会（（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Gulf Cooperation Concil)，简称海合会（GCC））国家——沙特、科威特、阿联酋、巴林、卡塔尔、阿曼——位于“一带”与“一路”的交汇点上，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加快发展我国与海合会国家的贸易并挖掘双边贸易潜力，对实现我国外贸转型发展、调整贸易的地理方向和巩固贸易地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中国与GCC国家贸易发展现状
（一）贸易规模增长迅速，我国以逆差为主
中国与GCC国家的经贸合作深入始于2004年中阿合作论坛的建立，同年中国与GCC在北京签署经济、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框架协议，启动双边自贸区谈判，双边贸易发展活跃，2010年中国－GCC建立战略对话机制，双边贸易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图1）。自2004年-2013年，我国与GCC贸易额从247.32亿美元增长到1653.47亿美元，年均增速28.1%，远高于同期我国外贸年均增速18.1%的水平，其中中国向GCC出口从104.36亿美元上升至596.77，年均增速23.7%，从GCC进口由142.96亿美元上升至1056.70亿美元，年均增速32.4%，而同期，我国外贸出口年均增速18.6%，进口年均增速17.7%。由于从GCC进口年均增速显著高于出口年均增速，我国对GCC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图1），2012年，中国对GCC逆差464.52亿美元，创历史新高，2013年稍有下降，但依然达到459.93亿美元，占双边贸易额的28%。
（二）贸易商品结构体现明显的互补性
国际上广泛采用的国际贸易商品分类是联合国的《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其将国际贸易商品分为10大类，其中0-4类为初级产品，5-9类为工业制成品。按此分类方法，我国从GCC进口商品非常集中，主要是第3大类，即矿物燃料、润滑剂和原料，中国从GCC的石油、天然气进口呈明显的上升趋势，2004-2013年，其占中国从GCC进口总额的比重从79.47%升至84%，其次为第5大类，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主要是与石油有关的石化和塑料等产品，但是该产品进口呈明显下降趋势，2004-2013年，其占中国从GCC进口总额的比重从17.83%下降至13.85%，但是这两项总和占中国从GCC进口总额一直维持在97%左右。
我国向GCC出口商品主要集中在6-8类，即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机械和运输设备以及杂项制品，2004-2013年，这三类产品出口占中国向GCC出口总额的比重保持在92%-94%。随着GCC国家开放程度的提高和国内建设的展开，中国向GCC工业制成品出口内部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出口增速上看，2004-2013年均增速超过100%的商品包括皮革、皮革制品、钢铁、发电机械设备、金属加工机械、其他运输设备以及摄影仪器、设备和供应品、光学产品、钟表等；从出口规模看，2004年，中国向GCC出口还以纺织、服装及有色金属为主，其占当年中国向GCC出口总额的三成以上，到2013年，出口以钢铁、一般工业机械、设备和机器零件、电信和录音机音响设备和仪器以及服装及衣服配件为主，四项共计占中国当年向GCC出口总额的34.3%。总体上看，中国向GCC国家出口以其严重缺乏的工业制成品为主，而从GCC进口的则以中国稀缺的原油等初级产品为主，双边贸易结构具有明显的互补性。
（三）双边贸易地位迅速提升
贸易规模的扩大一方面体现了贸易国经济的协同发展，另一方面也是贸易国相互需要的结果。GCC成员国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丰富，能源产业发达，是世界重要的能源输出主体，但是工业基础薄弱，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品严重依赖国际市场，我国是世界能源消费大国，原油进口依存度2014年达到59.6%，同时我国又是世界制造业大国，丰富廉价的工业产品和生活消费品需要广阔的销售市场。
贸易产品的互补性既推动了双边贸易的发展，也促进了双边经济的协同发展。2004-2013年，中国向GCC出口占中国出口比重从1.76%上升至2.7%，从GCC进口占中国进口比重从2.55%上升至5.42%，而同期，GCC向中国出口占其出口比重从5.01%上升至9.75%，从中国进口占其进口比重从6.76%上升至11.20%，双边贸易总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14%上升至3.98%，年均增长7.9%，占GCC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5.63%上升至10.23%，年均增长7%。当前，GCC国家已上升为中国第八大贸易伙伴，而中国是GCC第三大贸易伙伴。
中国与GCC国家贸易规模的扩大是双边经济发展和需要，贸易结构的互补性则体现了双边比较优势的差异性，贸易地位的提升是双边贸易可持续发展的良好预兆。所有这些都是由双边贸易的发展条件决定的。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GCC国家贸易的发展条件
（一）中国-GCC自贸区谈判为双边贸易可持续发展奠定了的基础
中国-GCC自贸区谈判始于2004年，2005年双方建立了自贸区谈判工作机制，制定了谈判工作大纲，并就货物贸易的关税减让等问题进行了磋商，到2008年，双方共举行4轮谈判，在货物贸易谈判大多数领域达成共识，并启动了服务贸易谈判。2009年第五轮谈判双方就货物贸易主要关切和服务贸易初步出价进行了深入磋商，并就原产地规则、技术性贸易壁垒、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经济技术合作和自贸协定案文等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2010年中国--沙特经贸联委会第四届会议上双方明确要加快推动中国-GCC自贸区谈判，为双边贸易发展创造更加自由便利的环境。
当前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格局就是以“一带一路”为纲，以自贸区为目，推进中国-GCC自贸区势在必行。2014年中国-GCC自贸区谈判重启，这是机遇也是挑战，GCC成员国和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自贸区谈判的推进对双边贸易的扩大提供了动力和条件，这也是重要机遇。特别是我国现在正经历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的转型升级，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产品品质不断改善，产品技术含量也在逐步升级，这更为我们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扩大对GCC出口提供了条件。随着我国工业化建设的推进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能源消费激增，对GCC油气资源的进口需求也在激增，而推进中国-GCC自贸区谈判，也为双边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 ）中国-GCC战略对话机制为双边经贸深入广泛合作明确了方向
中国-GCC自贸区谈判还在进行中，中国-GCC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在以战略对话的形式推进着。迄今为止，中国-GCC战略对话机制已进行三轮。 2010年在北京启动第一轮战略对话，并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关于战略对话的谅解备忘录》，奠定了双方进一步合作的基础；2011年第二轮战略对话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双方明确要根据《谅解备忘录》以及2004年在北京签署的“经济、投资和技术合作框架协议”，进一步完善双方在贸易、投资、能源、文化、教育、科研、环境、卫生等领域的磋商、协调与合作机制，并为此制定行动计划，确定具体时间表，尽早完成自贸区谈判；原定于2012年的第三轮战略对话推迟至2014年在北京举行，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战略对话2014年至2017年行动计划》，并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第三轮战略对话新闻公报》，公报确定了双方在政治、经贸、能源、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领域的合作目标，强调双方应加快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认为双方经济互补性强，建立自由贸易区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双边战略对话机制逐步分层次明晰了双方对对方的重要性，如果说第一轮战略对话是“敲门砖”，第二轮则夯实了双方合作的“基本平台”，第三轮进一步明确了双方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确定了双方经贸合作的目标，还为双方进一步合作制定了行动计划。中国-GCC战略对话机制为双边交流合作特别是经贸合作搭建了阶梯，每一轮对话都会登上一个新的台阶，促进双方在更广阔的层面上深入合作。启动战略对话以来，双边贸易额增长迅速，2011年双边贸易额猛增了44.51%，2011-2013年双边贸易年均增速22.37%，2014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就接近了2013年全年的贸易量。双边战略对话不仅直接带来了贸易量的扩大，也促进了双边在投资和能源领域的合作，中国企业在基建、消费品和电信等领域加大了对GCC的投资力度，GCC也进军中国管理市场，双边投资活动带动了投资品的贸易，间接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发展。中国-GCC战略对话的进行与不断升级为双边经贸深入广泛合作描绘了前景，明确了方向。
（三）“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国-GCC双边贸易注入了活力
中国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One Belt and One Road，简称OBAOR）战略，“一带”即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路”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战略体现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格局，也是提振我国经济的重要战略部署。“一带一路”战略在经贸合作方面覆盖贸易、投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金融、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广泛领域。“一带一路”战略经中国提出后，得到了GCC成员国的广泛响应，GCC成员国地处亚、欧、非三大洲交界处和伊斯兰文化圈中心地带，是中东地区最大的商贸中心，辐射中东、非洲以及中亚和南亚等地区，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其多个国家位于我国出口欧洲和非洲的重要通道上。“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促进了中国-GCC互联互通，双方在该战略框架下通过重启自贸区谈判和加强双边战略对话，逐步促进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不断扩大双边贸易和投资规模，提高贸易投资水平，促使双方在贸易投资领域的合作潜力充分释放。将中国的优势产能和GCC的比较优势充分结合，“一带一路”战略将为中国-GCC双边贸易注入新的活力，促使双边贸易迸发新的生机，双边在巩固货物贸易的基础上，还可不断加强文化交流和信息沟通，促进服务贸易、金融投资合作，带动双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当然，中国与GCC成员国在政治经济体制、宗教信仰、文化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在双边贸易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有挑战就有机会，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大环境下，通过加强双边战略对话，促进双边自贸区谈判，中国-GCC国家贸易会有新的突破。
三、中国与GCC国家贸易展望
（一）加强双边能源贸易与合作
GCC成员国石油储量占世界已探明储量的约45%，天然气储量约占世界23%，作为世界主要能源消费国之一，中国从GCC进口商品主要为石油和天然气，自2006年美国石油进口下降开始，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激增的能源消费需求形成了GCC能源出口的新保单，双边能源贸易增长迅速。2004年启动双边自贸区谈判时，中国油气进口占GCC油气出口比重为5.85%，占中国油气总进口的比重为23.67%，2010年双边战略对话机制建立后，2011年中国油气进口占GCC油气出口比重上升至10.81%，增长了将近1倍，占中国油气总进口的比重为25.86%，随着双边自贸区谈判和战略对话的持续推进，到2013年，中国油气进口占GCC油气出口比重已上升至12.03%，占中国油气总进口的比重则上升至28.17%，达到历史新高。 2004-2013年，中国油气进口年均增速26.37%，GCC成员国油气出口年均增速20.46%，中国从GCC油气进口占中国油气总进口年均增速2.24%，而GCC向中国油气出口占其油气总出口年均增长8.57%，GCC对中国油气出口增长迅速。能源贸易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都将是双边贸易的重要内容，“一带一路”战略进一步拉近了中国与GCC成员国的关系，增进了互访和交流，在该战略背景下，随着自贸区谈判和战略对话的进行，希冀GCC能向中国石油企业开放油气上游勘探开发市场，促进双边能源合作和双边贸易的可持续性。
（二）提升中国制成品出口技术含量，扩大对GCC制成品出口
中国-GCC成员国贸易的另一主要交易对象就是工业制成品，其中GCC向中国出口制成品主要是源于其资源优势的第5大类化工产品，而中国向GCC出口制成品则是源于中国的生产制造优势的第6、7、8三大类，包括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机械和运输设备以及杂项制品。从产品技术含量和要素密集度的角度来看，2004-2013年，我国出口GCC产品中低技术含量制成品增速最快，年均为35.59%，劳动和资源密集型制成品出口增速最慢，年均为23.62%，中等技术含量和高技术含量制成品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29.25%和30.55%。低技术含量制成品出口增速经历了一个过山车，从2004年的20.75%上升至2008年的93.81%，之后开始下降，2013年降至8.12%，而高技术含量制成品出口则呈缓慢上升之势，2004-2013年我国向GCC高技术含量制成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从15.15%上升到19.09%，中等技术含量制成品出口比重也有所上升。这一方面是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促进了产品技术含量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则是GCC市场对制成品消费水平的提升使然。由于中国与GCC成员国贸易长期表现为逆差，GCC的资源优势源于天然，我国的生产制造优势则重在人为，要缩小逆差，扩大出口，关键是要充分发挥我们的生产制造优势，适应GCC市场对制成品的高端要求，借助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优惠政策，利用“一带一路”战略的优势环境，不断提升制成品的品质和技术含量，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产能，扩大对GCC高水平制成品出口。
（三）促进双边服务贸易发展
基于当前的经济发展和贸易现状，中国-GCC能源与制成品贸易无疑是最值得关注和需要充分发展的，但是，随着世界服务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中国步入世界服务贸易大国之后，中国-GCC服务贸易也是值得期待的。2004-2013年，GCC服务贸易年均增长16.54%，其中出口年均增长14.91%，进口年均增长17.19%，进口需求增速明显。GCC进口服务需求增长最快的是运输和旅游服务，其次是商业服务，出口服务增长最快的是其他商业服务，其次为通讯和旅游服务。而同期我国服务贸易年均增长18.55%，其中出口年均增长16.84%，进口年均增长19.87%，进口增速高于出口增速。我国服务出口增长最快的是金融服务，其次为文化和娱乐服务、许可证服务、保险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以及建筑服务，进口增长最快的也是金融服务，其次为文化及娱乐服务、旅游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总体上，中国和GCC成员国服务贸易都具有较快的增长速度，加之双边市场容量可观，而双方在服务贸易的交易对象上又具有显著的差异，所有这些都为双边发展服务贸易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发展空间。此外，相较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更有助于居民福利水平的提升，所以，积极促进双边服务贸易发展，既符合双边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有助于增进两国人民的福利水平。
随着双边重启自贸区谈判、持续推进战略对话机制，加上“一带一路”战略的利好推动，中国-GCC成员国经贸发展正面临难得的机遇期，抓住机会就是获得了制胜法宝。为此，我们应该加快推进产业和产品转型升级，充分发挥我国的优势产能，拓宽外贸渠道，促进我国外贸持续健康发展。
注释：
①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fta.mofcom.gov.cn/index.shtml.
②根据UNCTAD数据库数据整理计算.
关键词:电子商务;国际贸易发展
新经济时代，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基于Internet上的电子商务活动，国际贸易也出现了网络化趋势。与传统贸易方式相比，电子商务具有无纸化交易、成本低、快速、便捷等优势，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一种重要贸易方式。世界各国、WTO和世界其它一些经济组织对电子商务的发展都极为关注，因此探索电子商务在国际贸易中的运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电子商务是新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从广义上讲，电子商务(ElectronicCommerce简称EC)可定义为:电子工具在商务活动中的应用:从狭义上讲，电子商务可定义为:在技术、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里，掌握信息技术和商务规则的人，系统化的运用电子工具，高效率、低成本地从事以上商品交换为中心的各种活动的总称。与传统的商务活动相比，电子商务优势在于消除了商务伙伴之间的时空差距，将各个企业独立存在的信息以最便捷的方式连结在一起，从而真正建立起一种贯穿于企业之间的协作，以此获取利润和市场份额的最大化。电子商务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有以下几点:
一、电子商务促进了国际贸易运行机制的革新
电子商务创造了一个以信息交换为媒介的网上虚拟市场，形成新的国际贸易运行机制。
1、电子商务中，产品和服务的表现都是数字信号，有形贸易和无形贸易的界限变得模糊，同时电子商务超越了时间和地域的限制，解除了传统贸易活动中物质、时间、空间对交易双方的限制，改变了偏远地区的公司在传统国际贸易运行机制下难以克服的区位劣势和竞争劣势。
2、世界市场上的信息充分性进一步增强，因不完全信息或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世界市场垄断进一步削弱，市场机制将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发挥作用，为世界市场中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良好的信息服务，促进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动态的资源优化配置;电子商务下快捷的信息流动，减少了国际贸易交易的不确定性，校正世界市场发展的盲目性，为减少国际贸易决策的时滞和失误创造了条件。
二、电子商务促进国际贸易方式的转变
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电子商务是一种以信息网络为载体的新的国际贸易运作模式。在国际电子商务中，交易各方以电子方式而不是以通过直接面谈方式或当面交换方式来达成和进行国际贸易交易。电子商务采用电子方式进行商务数据交换和开展国际贸易活动，是一种创新的国际贸易方式，它将成为21世纪国际贸易的重要方式之一。
2、电子商务的发展和应用也将进一步促进国际贸易方式创新，实现对以纸质贸易单据的流转为主体的传统国际贸易流程和交易方式的改革，形成新的国际贸易方式。与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的单证数量繁多，处理费用高昂。通过电子商务进行国际贸易，既可节省大约90%左右的文件处理费用，又可缩短交单结汇的时间，加快资金周转，还可节省利息开支，成本优势十分显著。纸质文件的处理工作带来的问题是:错漏多、效率低、费用大。电子贸易恰好可以克服这一障碍，为企业节省开支。可见，电子商务的确可以帮助国际贸易企业改革国际贸易流程，实现国际贸易管理的数据的电子化、信息的实时化和效益的规模化，提高国际贸易企业的经营管理效率，形成新的国际贸易管理模式，促进国际贸易发展。
三、电子商务促进了国际贸易营销
电子商务引起市场营销的巨变，促进国际贸易营销创新，产生新的市场营销形式一一网络营销。与传统的国际营销方式比较，国际贸易网络营销的主要特点是:
1、网络互动式营销。电子营销帮助企业同时考虑客户需求和企业利润，寻找能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化和满足客户需求最大化的营销决策。网络互动的特性使客户真正参与国际贸易营销过程中来成为可能，客户在整个国际贸易营销中的地位得到提高，客户的参与选择主动性得到加强。在电子商务中，企业和客户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密，甚至牢不可破，这就形成了一对一的营销关系，这种营销关系无疑是高效的。
2、网络定制营销。随着企业和客户相互了解的增多，销售信息将变得更加定制。电子营销的发展趋势是将大量销售转向定制销售。一些大跨国公司通过建立企业内部网络提供这一服务，比如戴尔公司的网络销售无疑是成功的。
3、网络营销与工业化时代的营销有显著区别，传统营销中最常用的是两种促销手段:传统广告与人员推销。网络营销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网络营销的主动方是客户而传统营销的主动方是企业。网络营销的特征主要体现在遵守“网络礼仪”的同时通过对网络利益的巧妙运用从而获得一种微妙的营销效果。
四、电子商务下的国际贸易宏观管理
电子商务的发展必将给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对国际贸易的管理带来新的要求。根据已有实践，运用电子商务进行的国际贸易管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出口商品配额实行电子招标。实行出口招标，商务部、发展改革委等可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对企业投标资格的确定;可以及时检查、跟踪、反馈、调整招标商品使用情况，有效提高国际贸易管理效率;可以实行对招标商品配额的动态管理，解决配额使用不高的问题;可以实行网上抽查，取消违规企业投标资，使同等数量的商品的卖价和出口额增加，规范贸易秩序，净化经营环境。
2、实行网上申领发放进出口许可证。这将是在提高效率的基础上使政府行政管理上一个新的档次，有利于排除人为因素的干扰，增强透明度，减少腐败。电子商务在进出口许可管理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可以帮助实行全面的进出口许可证核查，这样可大大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提高效率，节省费用。
3、海关管理的电子化和企业电子报关。对于我国海关来说，开展电子商务的作用主要有两个:一是提高自身的管理效率，二是提高进出口企业的办事效率，给企业提供方便，同时杜绝逃税现象。
4、电子商务与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管理。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是国际贸易中某些商品进出口时的必须环节(法检、废物进口等)，它与外贸经营单位、运输部门、银行、保险、出口商品生产企业以及国内外其他检验机构有着密切的业务联系。检验检疫的信息化管理也提高了管理效率，为企业节省了宝贵的通关时间。
5、实现外贸企业全过程管理的电子化。电子商务的核心内容是信息的互相沟通和交流。国际电子商务的交易前期是交易双方通过因特网进行交流，洽谈确立，交易后期是电子付款和货物运输及跟踪。
电子商务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远远不止这些，电子商务的出现已经对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可以预见，电子商务将逐渐成为国际贸易业务运作的主要方式。随着电子商务的不断完善，其在推动世界经济交流中所起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错过了电子商务的运用就等于放弃了未来。
参考文献:
【1】李洪心.电子商务概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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