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性质特点；表现形态
一、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基本特点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基本特点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在对劳动生产、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并发挥作用过程中表现出的稳定的、独特的属性。它既蕴涵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社会价值共性,又凸显了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的特殊价值个性。
1.依存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依存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能否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及其程度,它随着人类社会主导类型经济形态的更替和特定国家中心任务的变迁而改变其自身作用的质与量。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呈逐渐上升的发展轨迹。循用潘懋元教授的观点①表述为:“农业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游离于经济活动之外;工业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处于经济活动边缘;知识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被提高到经济活动的中心”。造成上述景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这三种经济形态的更替。它们的生产要素分别为:土地和劳动力(以数量为主);资本、劳动力(数量和素质并重,以数量为主)和原材料;知识、科技和劳动力(以素质为主,包括思想政治等非技能性素质)。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大小取决于社会占主导类型的经济形态,取决于这种经济形态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①潘懋元教授原观点为:农业经济时代,大学游离于经济社会之外;工业经济时代,大学处于经济社会边缘;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大学被推向到经济社会的中心。参见潘懋元、刘振天:《发挥大学中心作用促进知识经济发展》,载《教育发展研究》1999年第6期。)资源与生产要素,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特别是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等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限度。由此不难瞥见,伴随着三种经济形态的更替,劳动者的素质、精神性因素在劳动生产和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呈线性攀升。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也逐渐彰显。
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之所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与我国正步入工业经济社会进程,少数行业进入了知识经济行列,而且知识经济还必将成为我国主导经济形态是紧密相连的。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可以预见,在一个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社会里,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将会得到更加广泛的体现,也会被更多的人所认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在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科技的知识经济时代,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对经济、科技的发展更为突出和重要。”①而提高人的素质(主要是非技能性素质),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精神转化为物质等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功能和核心使命。这从一个视角说明了其经济价值的发挥程度与经济形态的更替是紧密相连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国家中心任务由政治性任务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特别是从1992年(此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人们开始重视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此后,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日益凸显,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研究也日趋深入。同志指出:“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服从、服务和保证这个中心任务的完成。经济建设要搞上去,必须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没有政治条件和政治保证,社会不稳定,经济就搞不上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发挥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保证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②
2.间接性
在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形态结构中,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归属于间接性价值之列,即与智能教育、科技教育等直接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相比,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往往是通过改变构成经济活动的中介环节或相关因素来实现的。“教育和经济效益并非是一种直接的线性关系,也就是说,教育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和产生经济效益,它往往需要经过一个中间环节作用于经济活动之后,才能产生经济效益。”③这种间接性具体表现在要素、环节和过程、机制等层面。
(1)要素、环节层面。思想政治教育一般是通过影响经济活动中的以下有关环节、因素为中介来发挥其经济价值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能够形成、培育的一定的经济文化、经济思想(思潮)、经济制度、经济道德、科技精神等,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劳动者与经济组织、劳动者和劳动者以及经济组织和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劳动者除了智能技术以外的素质,特别是政治、思想、道德素质等和潜能发挥程度、劳动态度(含积极性与创造性)、动机水平以及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和科技意识,效益观念与时间观念等等。
(2)过程、机制层面。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实现中的过程、机制的间接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潜能的发挥等,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这个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内化阶段。教育者将社会要求的政治思想、道德规范等传递给受教育者(劳动者),影响受教育者(劳动者)的情感、意志和动机,激发其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二,外化阶段。受教育者(劳动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激发下,把与劳动、生产有关的精神性因素变为实际劳动行为,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提高劳动生产率,产生了物质价值(经济价值)。这个“价值”是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活动的“物化”④。在这个阶段,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劳动者这个中间环节作用于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也就是以间接的途径参与了创造物质价值(经济价值)。马克思指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⑤这个过程、机制示意图如下: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对象(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物质价值(①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6页。②《、邓小平和论思想政治工作》,学习出版社,2000年,第8-9页。③范先左:《教育经济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8页。④项久雨:《论思想道德教育价值的表现形态》,载《江汉论坛》2003年第2期。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0页。)
3.多端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多端性,即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既可以表现为宏观层次对整个国家经济活动产生影响,也可以表现为中观层次对某个经济组织、团体的经济活动产生影响,还可以在微观层次对个体劳动者的劳动施加影响。
(1)宏观层次。同志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只有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政治优势,才能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正确发展方向……从而为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提供强大动力与保证。”①
(2)中观层次。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中观层次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对一个经济单位、组织和团体等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这个层次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群体价值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表现。而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管理理论”,则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中观层次的经济价值提供了学理支撑。“文化管理强调企业与员工、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信念、利益、目标远景等的协调一致性,通过共同的价值观、信仰、道德、习俗和礼仪等文化要素的作用,实现对人的规范作用……从而显示出较强的协调力和控制力。”②
(3)微观层次。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依赖于包含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全面教育。“只有全面教育,才会有劳动者全面素质的提高,否则,仅仅重视劳动者智能的培养,忽视对其思想素质、道德品质和劳动态度等方面的引导、培养。教育的经济价值就会降低,甚至是负数。”③就劳动者的主观世界而言,受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特别是劳动价值观)、道德观、心理素质以及主体意识、竞争意识、效益观念和时间观念等制约。而培育、提高劳动者的上述观念、素质和品质等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功能。
4.两面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两面性具体表述是,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形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对经济发挥影响既可以是维护性的,即维持和保存社会既定的经济态势;也可以是变革性的,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树立、孕育和发展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充当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思想先导。这种变革既可以发挥正面的积极功能,就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也可能是负面的消极功能:阻碍、束缚、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当前,使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发挥其正面的积极功能,一方面要重视优秀民族文化的承扬,使那些对历史发展具有必然性的文化得以继承和发展。在这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变革功能,主动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向度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向度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活动的开展提供方向保证、营造环境、参与管理、精神动力激发等四个方面内容。
1.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方向保证价值思想理论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前提,对经济发展起(①载《人民日报》2000年6月29日。②吴松强:《“知识经济”视角下文化管理实施对策探讨》,载《江苏商论》2007年第11期。③王殿卿、李春玲:《新编大学德育学》,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63页。)着导向和调节作用。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任何一种社会,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要以自己的思想体系影响社会生产、制约经济发展方向。我国以“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判断和衡量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价值标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把先进的思想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灌输于人,成为经济建设的有力保证。
2.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进步的环境营造价值市场经济具有经济和道德的“两面性”,即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虽然具有其经济合理性,但同时也内含着一定的社会风险和道德风险,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单纯的经济利益驱动和效益最大化追求,不仅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实利主义风气和个人利己主义的冲动,而且难以保证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更难以确保人类和自然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因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必要的社会规导和限制,它要求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不仅要有清晰的法律规范界定,而且要有明确的伦理道德约束。①
事实证明,市场经济一旦缺乏良好的道德环境、法制环境和文化环境,往往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并阻碍经济的发展。因而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价值之一就是为其发展扫除精神障碍,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精神环境和社会风气。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认识、道德、社会心理环境。
3.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参与管理的价值社会物质利益的激励、法律与规章制度的约束和思想政治教育是经济管理的三块宝石。当代经营管理是建立在社会人、文化人的基础之上的,尊重人、关心人、激励人和开发人将是一切组织的根本所在。②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作用显得日益突出,企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员工的科学文化技能、敬业精神和劳动积极性等的充分发挥。传统的“见物不见人”的管理方式逐渐被冷落,思想政治教育得到普遍重视。对于管理者来说,只有和员工形成精神的真正沟通,才能把管理者的思想、企业的目标变成员工的自觉行为。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劳动的主要形式成为脑力劳动,其劳动强度和质量均取决于人的自觉性、责任感和角色意识的强弱。创造性脑力劳动必须依靠劳动者自我控制和自主行为。因此,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就更加需要借助思想政治教育来提升员工的敬业精神,培养其对企业的忠诚意识,那种认为只有严格管理的规章制度才是有效的组织原则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在现代经济活动中,思想政治教育参与管理,承担了管理职能,而且是管理职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日益丰富了其经济价值。超级秘书网
4.思想政治教育对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精神动力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因素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潜力的主导性因素,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对推动经济活动开展的精神动力价值在于:首先,激发人的活力。即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作用在于使人们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品质和行为,联系生产力的内涵来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这一作用,可以具体理解为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激发和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加速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其次,变革生产关系。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人们认识到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建立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才能使人们投入到这一实践中去,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最后,思想政治教育还可以提供正确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等诸多的方法论。在这个意义上,思想政治教育对生产力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精神动力激发价值。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性质特点表现形态
一、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基本特点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基本特点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在对劳动生产、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并发挥作用过程中表现出的稳定的、独特的属性。它既蕴涵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社会价值共性，又凸显了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的特殊价值个性。
1.依存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依存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能否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及其程度，它随着人类社会主导类型经济形态的更替和特定国家中心任务的变迁而改变其自身作用的质与量。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呈逐渐上升的发展轨迹。循用潘懋元教授的观点①表述为:“农业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游离于经济活动之外；工业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处于经济活动边缘；知识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被提高到经济活动的中心”。造成上述景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这三种经济形态的更替。它们的生产要素分别为：土地和劳动力（以数量为主）；资本、劳动力（数量和素质并重，以数量为主）和原材料；知识、科技和劳动力（以素质为主，包括思想政治等非技能性素质）。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大小取决于社会占主导类型的经济形态，取决于这种经济形态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①潘懋元教授原观点为：农业经济时代，大学游离于经济社会之外；工业经济时代，大学处于经济社会边缘；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大学被推向到经济社会的中心。参见潘懋元、刘振天：《发挥大学中心作用促进知识经济发展》,载《教育发展研究》1999年第6期。）资源与生产要素，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特别是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等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限度。由此不难瞥见，伴随着三种经济形态的更替，劳动者的素质、精神性因素在劳动生产和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呈线性攀升。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也逐渐彰显。
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之所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与我国正步入工业经济社会进程，少数行业进入了知识经济行列，而且知识经济还必将成为我国主导经济形态是紧密相连的。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可以预见，在一个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社会里，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将会得到更加广泛的体现，也会被更多的人所认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在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科技的知识经济时代，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对经济、科技的发展更为突出和重要。”①而提高人的素质（主要是非技能性素质），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精神转化为物质等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功能和核心使命。这从一个视角说明了其经济价值的发挥程度与经济形态的更替是紧密相连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国家中心任务由政治性任务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特别是从1992年（此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人们开始重视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此后，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日益凸显，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研究也日趋深入。同志指出：“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服从、服务和保证这个中心任务的完成。经济建设要搞上去，必须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没有政治条件和政治保证，社会不稳定，经济就搞不上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发挥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保证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②
2.间接性
在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形态结构中，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归属于间接性价值之列，即与智能教育、科技教育等直接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相比，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往往是通过改变构成经济活动的中介环节或相关因素来实现的。“教育和经济效益并非是一种直接的线性关系，也就是说，教育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和产生经济效益，它往往需要经过一个中间环节作用于经济活动之后，才能产生经济效益。”③这种间接性具体表现在要素、环节和过程、机制等层面。
（1）要素、环节层面。思想政治教育一般是通过影响经济活动中的以下有关环节、因素为中介来发挥其经济价值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能够形成、培育的一定的经济文化、经济思想（思潮）、经济制度、经济道德、科技精神等，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劳动者与经济组织、劳动者和劳动者以及经济组织和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劳动者除了智能技术以外的素质，特别是政治、思想、道德素质等和潜能发挥程度、劳动态度（含积极性与创造性）、动机水平以及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和科技意识，效益观念与时间观念等等。
（2）过程、机制层面。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实现中的过程、机制的间接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潜能的发挥等，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这个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内化阶段。教育者将社会要求的政治思想、道德规范等传递给受教育者（劳动者），影响受教育者（劳动者）的情感、意志和动机，激发其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二，外化阶段。受教育者（劳动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激发下，把与劳动、生产有关的精神性因素变为实际劳动行为，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提高劳动生产率，产生了物质价值（经济价值）。这个“价值”是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活动的“物化”④。在这个阶段，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劳动者这个中间环节作用于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也就是以间接的途径参与了创造物质价值（经济价值）。马克思指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⑤这个过程、机制示意图如下：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对象（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物质价值（①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6页。②《、邓小平和论思想政治工作》，学习出版社，2000年，第8-9页。③范先左：《教育经济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8页。④项久雨：《论思想道德教育价值的表现形态》，载《江汉论坛》2003年第2期
3.多端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多端性，即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既可以表现为宏观层次对整个国家经济活动产生影响，也可以表现为中观层次对某个经济组织、团体的经济活动产生影响，还可以在微观层次对个体劳动者的劳动施加影响。
（1）宏观层次。同志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只有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政治优势，才能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正确发展方向……从而为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提供强大动力与保证。”①
（2）中观层次。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中观层次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对一个经济单位、组织和团体等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这个层次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群体价值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表现。而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管理理论”，则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中观层次的经济价值提供了学理支撑。“文化管理强调企业与员工、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信念、利益、目标远景等的协调一致性，通过共同的价值观、信仰、道德、习俗和礼仪等文化要素的作用，实现对人的规范作用……从而显示出较强的协调力和控制力。”②
（3）微观层次。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依赖于包含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全面教育。“只有全面教育，才会有劳动者全面素质的提高，否则，仅仅重视劳动者智能的培养，忽视对其思想素质、道德品质和劳动态度等方面的引导、培养。教育的经济价值就会降低，甚至是负数。”③就劳动者的主观世界而言，受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特别是劳动价值观）、道德观、心理素质以及主体意识、竞争意识、效益观念和时间观念等制约。而培育、提高劳动者的上述观念、素质和品质等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功能。
4.两面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两面性具体表述是，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形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对经济发挥影响既可以是维护性的，即维持和保存社会既定的经济态势；也可以是变革性的，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树立、孕育和发展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充当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思想先导。这种变革既可以发挥正面的积极功能，就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也可能是负面的消极功能：阻碍、束缚、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当前，使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发挥其正面的积极功能，一方面要重视优秀民族文化的承扬，使那些对历史发展具有必然性的文化得以继承和发展。在这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变革功能，主动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向度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向度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活动的开展提供方向保证、营造环境、参与管理、精神动力激发等四个方面内容。
1.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方向保证价值思想理论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前提，对经济发展起（①载《人民日报》2000年6月29日。②吴松强：《“知识经济”视角下文化管理实施对策探讨》，载《江苏商论》2007年第11期。③王殿卿、李春玲：《新编大学德育学》，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63页。）着导向和调节作用。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任何一种社会，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要以自己的思想体系影响社会生产、制约经济发展方向。我国以“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判断和衡量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价值标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把先进的思想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灌输于人，成为经济建设的有力保证。
2.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进步的环境营造价值市场经济具有经济和道德的“两面性”，即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虽然具有其经济合理性，但同时也内含着一定的社会风险和道德风险，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单纯的经济利益驱动和效益最大化追求，不仅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实利主义风气和个人利己主义的冲动，而且难以保证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更难以确保人类和自然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因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必要的社会规导和限制，它要求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不仅要有清晰的法律规范界定，而且要有明确的伦理道德约束。①
事实证明，市场经济一旦缺乏良好的道德环境、法制环境和文化环境，往往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并阻碍经济的发展。因而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价值之一就是为其发展扫除精神障碍，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精神环境和社会风气。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认识、道德、社会心理环境。
3.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参与管理的价值社会物质利益的激励、法律与规章制度的约束和思想政治教育是经济管理的三块宝石。当代经营管理是建立在社会人、文化人的基础之上的，尊重人、关心人、激励人和开发人将是一切组织的根本所在。②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作用显得日益突出，企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员工的科学文化技能、敬业精神和劳动积极性等的充分发挥。传统的“见物不见人”的管理方式逐渐被冷落，思想政治教育得到普遍重视。对于管理者来说，只有和员工形成精神的真正沟通，才能把管理者的思想、企业的目标变成员工的自觉行为。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劳动的主要形式成为脑力劳动，其劳动强度和质量均取决于人的自觉性、责任感和角色意识的强弱。创造性脑力劳动必须依靠劳动者自我控制和自主行为。因此，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就更加需要借助思想政治教育来提升员工的敬业精神，培养其对企业的忠诚意识，那种认为只有严格管理的规章制度才是有效的组织原则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在现代经济活动中，思想政治教育参与管理，承担了管理职能，而且是管理职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日益丰富了其经济价值。
4.思想政治教育对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精神动力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因素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潜力的主导性因素，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对推动经济活动开展的精神动力价值在于：首先，激发人的活力。即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作用在于使人们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品质和行为，联系生产力的内涵来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这一作用，可以具体理解为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激发和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加速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其次，变革生产关系。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人们认识到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建立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才能使人们投入到这一实践中去，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最后，思想政治教育还可以提供正确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等诸多的方法论。在这个意义上，思想政治教育对生产力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精神动力激发价值。
[论文关键词]经济持续发展 社会机制 消费理念 消费结构 消费需求
前言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尤其是社会发展滞后问题，人们习惯偏至于批判经济发展方式的落后，进而质疑经济发展目标的失当，而人类在反思经济发展的同时，却似乎不太情愿反思自身的消费行为。经济发展饱受垢病，其实经济发展目标的失当根源于社会需求的非理性，而社会非理性需求则根源于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缺位，这实质上是社会整体理性的消极不作为，纵容个体非理性需求对经济发展的误导。
一、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缺位误导经济持续发展的目标
经济活动的根本目标或最终目标是满足社会的消费需求，既包括物质消费需求，也包括精神文化消费需求。只有满足社会需求，经济活动才被证明是合目的性的活动，只有满足了社会消费需求，经济活动才从社会得到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也才会被证实为合规律性的活动。因此，经济活动必须接受社会需求的规定，否则就不能够持续进行，也不值得持续进行。可见，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需求密切相关，这一关联集中体现为社会需求对经济发展的导向作用，即社会需求规定经济发展的合理目标。然而，社会需求对经济发展的导向作用，尤其是社会需求通过规定经济发展目标，从而引导经济持续发展是有条件的，即以人类整体理性为主导的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建立。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生产与消费活动是由国家计划安排的，缺少变化，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也被僵化的计划管理阻断，消费需求对生产的引导作用被掩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各种经济关系可以通过市场迅速而有效地联结起来，这就为消费引导生产、需求激励供给创造了条件。不过，目前我国的社会需求导向机制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突出的特征是:第一，社会消费需求仍以个体消费需求为特征，缺少社会整体理性的引导与规范，往往带有非理性特点，厉以宁教授在《经济学的伦理问题》一书中列举了六种有违社会规范的消费行为，包括奢侈性消费、吝音、节俭、早熟消费、炫耀性消费以及消费陋俗等，[ 1 ] 136-153这些以个体消费意识及行为杂合而成的社会消费需求往往缺乏理性。第二，个体消费意识及行为是分散、互扰的，难以形成明确、一致的社会消费需求信号，对经济发展的指示含混不清，对经济活动产生扰动，引导作用被削弱。在此影响下，经济结构参差不齐，难以形成结构优势、产业优势，制约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第三，个体消费较多关注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较多关注局部利益而忽视整体利益，较多关注自身利益而忽视社会利益，因而个体消费往往以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作为消费动力，较少考虑这一个体消费行为对他人、社会对自身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影响。第四，个体消费需求具有不稳定性，个体消费需求既受到宗教信仰、文化教育、风俗习惯、消费理念等“堕性”因素的影响，使个体消费需求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同时个体消费需求又极易受到消费心理，如攀比心理、炫耀心理、时尚心理等“活性”因素的影响，使个体消费需求变化不拘，难以捉摸。随着现代市场供应的日益丰富以及消费文化、消费心理的日新月异，影响个体消费需求的活性因素的作用超过惰性因素，导致消费需求的不稳定性更趋明显。
经济发展与社会需求导向密切关联。马克思说:“奢侈是自然必要性的对立面。必要的需要就是本身归结为自然主体的那种个人的需要。生产的发展既扬弃这种自然必要性，也扬弃那种奢侈。}. }a7 zo因此，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缺位误导经济发展的目标，从而对经济持续发展产生严重制约。个体消费的非理性，尤其是过度消费引发经济不断扩张，加剧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的紧张，削弱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个体消费需求的散乱特性，使经济发展目标难以统一、明确，经济活动相互干扰、内耗，降低经济发展的效益;个体消费需求的不稳定性使经济发展面临更大不确定性，承担更多的风险，经济发展缺乏稳定的市场环境。
二、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构成要素
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缺位致使各种消费需求的影响因素难以形成合力，消费需求难以社会整体理性消费需求的形式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个体非理性的消费需求。“消费是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或不良性循环的枢纽点”，〔’〕”因此，要使消费需求由非理性走向理性，由个体消费需求走向社会消费需求就必须把多种消费因素加以整合，形成社会需求导向机制，以理性因素约束非理性因素，把分散、互扰、不稳定的个体消费行为整合成理性、科学、健康的社会消费行为，从而使经济发展的目标更趋明确、科学、合理，引导经济实现持续发展。
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由三个要素构成，即消费理念、消费结构与消费需求(如图1)a
其一，消费理念，即消费观，是人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持有的对待消费的一些根本原则和观念，如我国人民长期持有的节俭消费是一种传统的消费理念，而近年来从国外引进的超前消费、借贷消费或透支消费是一种新型消费理念。影响消费理念的因素大多是哲学层面的认知科学及认知理念，如生态文明、消费文明、消费伦理等。消费理念应为社会普遍认可并接受的科学、文明、合理的消费原则及观念，更是社会整体消费理性的集中体现。
其二，消费结构。消费结构是指消费对象的组成结构，可用各种消费对象之间的比例关系来表示。根据消费主体的不同，消费结构可以分为个体消费结构和社会消费结构。(a) ioa社会消费结构与个体消费结构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其形成、演化、变动规律存在一定差异。相对而言，社会消费结构受宏观因素的影响较大，如消费文化、消费理念、生产结构等，呈现出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稳定性等特点;而个体消费结构往往受消费心理等活性因素的影响，呈现多动性、个性化等特点。
其三，消费需求。消费需求是指消费者在一定购买力条件下的消费欲望。广义的消费需求是指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可以指有购买能力—即能通过购买得到满足的现实的消费欲望，也可以指纯粹的消费倾向或消费想象，但这种消费想象因缺乏购买力支撑，因而是不现实的，只是在购买力条件改善后，消费想象可能转化为现实消费需求。由于受购买力条件的约束，现实消费需求必须有明确消费目标指向及消费数量的限度。消费需求的目标指向性及有限性是其重要特征。
消费理念在社会需求导向机制中居于最高层次，是社会整体消费理性的集中反映，体现一定时期内的消费文明，对社会消费具有重要引导、示范及规制作用，从而在一定时期内形成较为稳定的消费结构。消费结构的形成与稳定是社会消费理念的载体，反应并折射消费理念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的程度。
消费理念对消费者的消费目标选择的影响较为间接，其作用方式及效果也并不稳定。当然，消费理念对个体消费需求也有两种直接影响方式。一是消费理念直接引导与约束个体消费需求，这依赖个体消费者对消费理念的认识和接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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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国家和社会通过非市场手段将消费理念直接
内化到个体消费需求中，常见的方式是强制性消费，如政府为提高中小学生的身体素质，以教育行政命令的方式统一、强制推行的“早餐奶”消费。
与消费理念的作用方式及效果相比，消费结构对消费需求的影响较为直接，效果更为明显，原因在于消费结构是社会群体消费需求的集中反映，也是经过长期的消费者群体的消费行为形成的客观结果，因而对消费者个人的消费选择有直接指导作用。消费者的个体消费行为往往受到从众消费心理的影响，使得他人的消费行为及习惯对自己的消费选择产生示范作用，一旦从众消费，便会以个体消费习惯的方式对个人的消费行为加以固化。
当然，消费需求也会反过来对消费结构及消费理念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作用，三者之间的互动关联性较强。但从作用机制上看，消费理念体现消费文明，引导社会群体消费行为的理性形成稳定的消费结构，在此基础上通过消费心理等影响个体消费行为的因素作用，进一步引导个体消费选择。这样从理念到集体行动再到个体行动，使得社会消费需求理性得到贯彻，使分散、互扰、不稳定的个体消费，趋于科学、合理、稳定，从而使社会消费需求目标明确而一致，这是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整个逻辑体系。这一内在逻辑严密机制的建立目的在于向经济发展发出明确的信号，即经济发展必须以满足理性的社会需求为目标，也从而为经济发展追逐不正当的发展目标划下红线。
三、社会需求导向机制保障经济持续发展的目标理性
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目标是确保社会需求理性，以实现对经济持续发展目标的正确引导。因此，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作用可以分解为:保证社会消费需求体现社会整体理性，即倡导科学、文明、健康、适度的社会消费需求;尽可能消除个体消费观念及消费行为的分散、互扰，实现社会理性消费需求目标的明确、统一;向经济活动发出明确的社会需求信号，引导经济发展确立科学、合理的目标。
第一，消费理念引导社会消费需求体现社会整体理性，从而保障经济持续发展的目标理性。体现社会整体理性的社会消费理念至少应具备四个特征，即科学、文明、健康、适度。消费理念的科学性是指消费行为要遵循科学规律。科学的消费理念是理性消费理念的基石。消费理念的文明，指消费理念是生态文明观、经济伦理观、经济哲学等科学认识论的重要载体，是关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经济一社会一自然”等重大关系的认知成果的集中反映。文明的消费理念是理性消费理念的最高表现形式。健康的消费理念是指人们的消费行为必须以提高人的生存与发展质量为目标，也就是说，人们要生活得健康且有尊严。健康的消费理念是理性消费理念的根本旨归，是判断消费理念是否理性的根本标准。消费理念的适度是指社会消费行为控制在适当的限度之内。适度消费观念的提出对传统消费观提出了挑战，即人类消费的无度是有害的，人类消费的非理性欲望及行为是应该收敛或禁止的。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人类没有无限消费的权利。科学、文明、健康、适度的消费理念将保证社会需求保持理性状态，从而使经济发展确立理性目标。
第二，消费结构引导分散的个体消费倾向统一到社会整体消费倾向，从而向经济发展传达明确、一致的信号，引导经济持续发展确立理性目标。实践证明，消费结构可以通过消费文化、消费时尚、消费潮流等确立消费标准与消费模式，引导消费者的模仿行为;或者通过攀比、从众、炫耀等消费心理，促使消费者进行从众消费;或通过消费反作用生产，引发消费结构—生产结构的调整，从而迫使没有确立消费目标的消费者进行强制性消费选择，即市场供给并不提供和满足消费者其他消费选择。
关键词：新时期；领导干部；素质
江泽民同志指出：“二十年来改革和建设的历程说明．面对新时期的艰巨任务和可能遇到的风险，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能不能巩固和发展下去．中国能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强盛不衰，关键是能不能不断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领导人才。因此．对党的领导干部的素质进行科学定位．认清领导干部队伍素质状况及存在的问题．探索产生问题的原因．从而制定相应的政策．采取适当的措施．是我党组织工作面临的重要任务。
一、新时期我国领导干部素质面临的问题
总体上看．党的领导干部素质状况良好，领导全国人民在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管理作用．是我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骨干力量。但是．根据时展和国内现代化建设以及加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在素质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不能完全适应知识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
新时期，我们面临着崭新的知识经济形态。科学前沿不断延伸．高科技领域突飞猛进。领导干部必须不断提高素质，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
1．不能适应知识结构的新要求知识经济时代以现代
市场经济发展为背景，以现代科学技术成果为基础。它要求领导干部既要有坚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又要有广博的文化知识、精深的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形成相应的知识结构和知识储备。这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之所在．也是我国领导干部开展各项工作的基础．是领导干部素质中关键和重要的成分。但一部分领导干部知识结构上单一．在深度上肤浅．在广度上狭窄．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展要求。
2．不能适应知识转化和创新能力的新要求江泽民同志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知识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定会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新情况．要解决这些问题是要在探索中不断前进的．这就必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适应高速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具备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具备自主创新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从实际情况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应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新进取。但一部分领导干部因循守旧、思想保守．缺乏与时俱进风貌．不能适应新的实践发展的需要。
(二)不能完全适应发展第一要务的客观需要
新时期，我们仍将继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全面实施。发展成为了党的第一要务，迫切需要社会经济管理模式、人们的生活工作方式、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发生相应的变化。与这些客观需要比起来我国领导干部的素质还存在着各种不适应的因素。
1．不能完全适应经济建设发展的要求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提高总揽经济工作全局的能力和水平，而某些领导干部只具有自身所从事工作的专业知识，缺乏领导工作必备的其他知识；还有一些领导干部不具备与其领导岗位相适应的学历；此外，由于时代背景和工作环境的不断变更．有的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存在政令烦琐和繁文缛节现象。这些都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全局的需要。
2．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管理的运作方式现代的经济发展趋势、管理和运作方式．要求领导干部具备统筹全局的思考能力、开拓创新的实践能力、公共交往的能力、灵活驾驭市场的应变能力和知人善任的用人能力．但部分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着管理上的情绪化，工作上的畏畏缩缩，决策上的朝令夕改，用人上的求全责备等等，这是很难适应高度发达的现代管理的要求的。
3．不能完全适应依法治国的客观要求江泽民同志指出：“依法治国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但在我国的领导干部中仍然存在着凭主观意志办事，法制意识淡薄，执法水平低下，不能依法行政、依法处理社会事务的现象，某些领导干部素质还不能完全适应“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要求，这与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客观要求不相适应。
(三)不能完全适应加强党的建设的内在要求
在新时期，面对国际国内的新形势和党担负的新任务，加强党的建设面临新的课题、新的任务。江泽民同志指出：“就是要把党建设成为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但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有些党的领导干部的素质与加强党的建设的客观要求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具体表现在：
1．党性修养不高党性是党员领导干部应具备的根本素质。江泽民同志提出：“共产党员增强党性，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共产党员要用党性保证和促进新的经济体制的建立，同时要用党性来抵制市场活动中的消极因素。”但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队伍中出现了诸多重大的腐败案件，而且腐败分子的级别也越来越高，前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近有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庭、原贵州省委书记刘芳仁和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等。由于党的领导干部党性修养不高，出现大批腐败案件，已对我国新时期的建设造成巨大的危害，仅2003年全国共立案侦查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犯罪大案18515件，其中涉案金额1000万元以上的123件。立案侦查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2728人，其中地厅级干部167人、省部级干部4人。这些人严重地败坏了党风，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2．自身政治素质不过硬在新时期，党和国家所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错综复杂，要识别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经得起任何政治风浪的考验，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备过硬的政治素质。目前，我国有的党员领导干部还存在自身政治素质不高的现状，如：不注重从自身找原因而对组织怀有抵触情绪，不分场合到处发怨气；有的则满足于上班混日子，不重视理论学习，得过且过；有的整天留意别人工作上的失误，制造人为矛盾，故意给他人工作设置障碍；有的不立足于与他人比工作比贡献，而是比待遇比享受。这都是自身政治素质不过硬产生的思想和行动上的误区。
3．理论知识上有欠缺在新时期，党要取得领导的主动权，领导人民不断取得事业的成功，就要求我国的领导干部站在理论的高度，分析和评价现实生活中各种情况，一切从实际出发。但有的党员领导干部不重视理论知识的学习，盲从迷信，造成工作中的思想误区和腐败，如原江苏省扬州市副市长戎文凤就忏悔自己因没有深刻理解党的理论，没有认真学习理论知识而逐步走向腐败。
【关键词】房地产经济；波动；解决对策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房地产经济已经成为了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健康的发展直接关系我国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房地产业作为投资的一部分，直接拉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而且通过关联产业带动了GDP的间接的增长，这些增长值对我国的国民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我国的房地产经济
我国的房地产经济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所决定的。首先，其具有商品性，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房地产也是一种商品，直接参与了商品的生产与消费活动，对购房投资者来说，是重要的保值手段，他们的购买直接刺激了房地产市场的蓬勃发展，对国民经济起到了稳定增长的作用。其次，房地产经济具有社会性，在整个商品经济体系中，房地产即为社会生活提供了消费资料，也为社会生产提供了基本要素，房子作为商品为消费者提供生活资料，而且也是社会生产的基本硬件需求，社会的一切生产和生活都离不开它，所以其具有社会性。最后，房地产经济还具备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多元性，我国经济的基本制度是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形式并存，而房地产经济正具备了这样的特点，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以来，我国目前已形成房地产经济所有制的多元结构。 然而，我国的房地产经济的增长像宏观经济一样存在波动性，那必然存在影响波动的因素，那么影响波动我国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因素是什么呢？
2、影响我国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因素
在我国，房地产经济一部分是金融，一部分是政策，所以影响其波动的因素有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通常，外生因素通过内生因素起作用，而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是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什么是内生，外生因素，所谓的内生因素是指房地产经济本身的因素，主要有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因素，投资回报率的波动因素等；而外生因素是指社会政策对房地产经济带来因素，主要有政策因素，社会经济因素等。
2.1影响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内生因素
2.1.1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因素
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因素是影响房地产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广大消费者是房地产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条件，房地产业生产的产品需要有广大消费者来购买。同时，房地产的供应量还受其自身的影响，而且房地产的市场需求量总是超前于房地产的开发量，这也是一个刺激房地产波动的重要因素。
2.1.2房地产的投资量
房地产自身的投资量的大小是导致房地产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投资量大，投入的资金多，房价就会受到影响。房价的上涨，导致大部分房产投资者通过购买房屋来保值，这就会刺激到房地产经济迅速膨胀，当房价上涨到一定值的时候，普通消费者难以承受，而少部分能够承担的起消费的用户只有有限的需求，这就会导致房地产行业下滑，发展进入萧条时期，这就是房地产行业的周期波动。
2.1.3房地产的投资回报率
房地产的投资回报率就是房地产商从开发房地产业中得到了多少回报，回报率高，又会刺激大量的资金投入，当房地产行业进入繁华期时，就会导致房地产的供求关系变化，就会影响房地产的周期波动。
2.2影响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外生因素
2.2.1政府的宏观调控因素
房地产行业是受政策影响的行业，房地产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政府掌握着经济发展的指挥权，政府制度的政策直接影响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方向，所以房地产行业一定要关注政府对房地产的调控措施，这些措施会帮助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也影响了房地产行业的波动。
2.2.2社会的经济因素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精神文明的需求也有所提高，在住房环境的要求上也越来越有需求，所以人民对住房观念的改变也会影响房地产经济的波动。
总之，房地产经济的影响因素要从其自身和社会政策去寻找突破，掌握和控制好这两方面的影响，将对房地产行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对国民总体经济的稳定增长也有不小的贡献。
3、应对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对策
在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多方面的影响因素，面对这些因素，房地产行业要积极地想出对策，稳定房地产行业的稳定发展。
3.1 调整房地产投资政策
对于房地产的发展环境，政府应该制定政策来引导房地产业健康的发展，政府对房地产的投资行为应该进行完善，在房地产行业中，政府的投资相当于“指挥棒”，政府的资金投入能够有效地控制房地产的投资；政府对房地产的投资规模还应该利用宏观调控的手段控制经济目标不脱离宏观经济的发展水平，特别是保证房地产投资的固定比例，防止房地产泡沫的产生；对于国企而言，政府还应该注意投资结构的变化，要做到投资结构的清晰化，责任明朗化，还应该出台一套房地产可以有效的规避投资风险的措施，来达到引导房地产健康发展的目的。
3.2完善我国的房地产业金融制度
完善我国房地产开发金融制度，实现房地产经济多元化，这更符合我国的经济制度，目前，我国房地产业的主要融资形式有商业银行贷款，房地产产业基金等几个方面，还要更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住房消费多元化融资体系，例如，住房公积金低息贷款，商业房按揭贷款，政府优惠政策等，最后还要建立有效的住房金融管理制度，这是实现房地产融资渠道的多元化的根本，只有加强对整个金融体系及房地产企业的管理，才能为房地产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
3.3房地产业要想做到持续发展，必须以科技创新为依托
在21世纪的今天，科学技术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房地产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离不开科技创新，只有利用科技，才能创造出满足消费者生活居住，办公条件优异的环境，只有不断的突破，房地产业自身才能跻身于当今这个充满竞争的时代，也只有坚持不懈的跟随科技的发展，人们才能打破原有的思维方式与生产方式，探索合乎人类存活发展的模式，将房地产发展和人类居住文明引上新的台阶。
总之，对房地产经济波动进行科学的分析能够为制定科学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有助于对房地产经济的运行规律的切实把握，促进房地产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郝丁. 我国房地产经济波动与金融风险防范研究[J]. 西南财经大学.2009年
[2] 萧薇.唐焱政策对房地产价格影响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09年 02期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194（2001）01—0003—08
唯心主义完全从精神因素出发寻找社会发展的原因，旧唯物主义把人的主观意志、主观动机看作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二者在社会历史领域殊途而同归：均把纯粹的、单一的精神因素看作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以后，才打破了社会历史领域唯心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为科学揭示社会发展的动力提供了基本原则和方法论指导。恩格斯晚年关于社会发展的合力思想，表述精练，内容丰富，含义深刻，对于我们科学地把握社会发展的动力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的合力思想
由于唯心主义历史观对人们的影响根深蒂固，因此在唯物史观创立以后的一段长时期内，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论证精神因素的物质起源即强调物质因素的决定作用作为重心。这样做的结果也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一方面引起了某些善意的人们的误解，认为唯物史观是经济决定论或者经济唯物主义；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别有用心的人的歪曲和攻击，把唯物史观说成是完全排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唯经济主义。为了批判别有用心者的歪曲和攻击，同时也消除善意者的误解，并完整地阐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恩格斯晚年写了一系列这方面的书信，其中关于社会发展的合力思想集中体现在他1890年9月写给约·布洛赫的书信中。
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的合力思想严格说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合力指的是人们的“意志合力”；广义的合力指的是包含“意志合力”在内的“总合力”。关于意志合力的思想，他明确提出了；关于总合力的思想，他虽没有明确地提出，但基本思想却有了。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一）“意志合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在给约·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明确提出了人类“意志合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思想。他指出，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我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社会历史的“最终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由于人们的生活条件和社会经历的不同，致使人们的意志各异：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动机和目的，并进行着不同的活动，“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这个结果“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这样一来，在社会历史领域便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活动的单个人，他们行动造成的结果却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而是跟自然界的运行过程一样具有客观规律性。也就是如恩格斯所说：“以往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虽然这样，但不能因此就说，每个人的意志为零。实际上，每个人的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合力里面的”[1]（P477—478）。
这里，恩格斯是从主体的角度考察了人的意志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他看来，之所以说社会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并不是说人的意志因素在社会发展中不起作用（实际上每个人的意志都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动力因素），而是说它们不是作为单独的、孤立的因素直接对社会发生作用，它们融合为一个整体的力量从而对社会发挥整体的作用，而这个总体的力量是不以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样，恩格斯不仅探讨了意志合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且探讨了它们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和所造成的结果，这比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主观精神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论述不仅深入，而且高明。
（二）“总合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在致约·布洛赫的这封信中，恩格斯不仅提出了意志合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思想，而且提出了包含意志合力在内的“总合力”的思想。为了准确地把握恩格斯的思想，特把恩格斯的原话抄录如下：“根据唯物史观，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1]（P477）。
在这段话中，恩格斯实际上提到了社会中的所有主要因素：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因素（这些因素是从不同角度来说的，实际上它们的含义多有交叉之处）。概括起来，这段话主要包含着如下重要观点：
1.要发挥社会合力的整体功能和效果。人的意志对社会的作用不是单独地、孤立地发挥出来的，而是所有意志融合成总体的力量从而对社会发挥作用。包括意志合力在内的总合力的情况也是如此：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有这些因素都是社会动力系统的要素之一，它们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是在交互作用中融合为一个系统整体，从而发挥着整体的功能。这就要求必须重视各个要素之间的协调配合、从而使系统处于良性状态发挥出最大功效。
2.要坚持全面的观点，重视各种动力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既要重视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如“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和经济因素，也要重视其他因素的作用，如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观点、法律观点、哲学、宗教等精神因素和上层建筑的作用。
3.要坚持重点的观点，突出物质生产和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既要看到经济、政治、文化，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都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因素，又不能把它们的作用等量齐观，因为经济因素、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合力的论述语言精练，内容深刻。只停留于宏观的论述，难以深刻把握他的合力思想。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下面就他关于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思想分别加以具体探讨，以进一步理解和把握他的合力思想。
二、精神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恩格斯晚年，针对一些人对唯物史观的误解和歪曲，突出强调了精神因素和上层建筑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补充并完善了他和马克思原先论述不够的精神因素的作用。纵观恩格斯晚年的书信，对精神因素的作用提出了以下的重要思想。
（一）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
德国资产阶级学者保尔·巴尔特别有用心地宣称：唯物史观把人看作是受经济摆布的机器，把思想看作是纯粹消极的形式和外衣，他们从来没有论述过意识形态对经济的反作用；以保尔·恩斯特为首的德国社会内的“青年派”，也对唯物史观进行了歪曲，他们（指“青年派”—笔者）“说什么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是完全自动地形成的，丝毫没有（正是创造历史的）人的参与，并且说什么经济关系（但是它们本身就是人创造的！）就象玩弄棋子一样地玩弄这些人”[2]（P97—98）。指称唯物史观轻视人，贬低思想、精神因素的作用，是这些歪曲者的共同特点。对此，恩格斯在给约·布洛赫的信中曾坦率地说过：“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1]（P479）。出于巩固和发展唯物史观的需要，长期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确对主体和精神因素的作用论述不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重视它们的作用，只是说他们在某一时期强调的理论重点不同。
实际上，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重视人创造历史的巨大作用，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系统地论述了人创造历史的各种重要作用。恩格斯在晚年的书信中，继续坚持并强调了这一观点。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他明确提出“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在1894年1月25日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恩格斯又先后两次强调指出：“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他对意志合力作用的强调，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对主体的强调。因此，认为唯物史观排斥人的作用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二）精神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承认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同承认精神因素在社会发展中有重要作用密切相关。因为人创造历史所依赖的便是他的意志、目的、计划等精神因素。前面已较详细地分析了人的主观意志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恩格斯看来，每个人的意志都对社会发展产生作用，它们通过在相互作用中融合为一个合力，从而对历史事变产生影响。
不仅人的意志因素在社会发展中起着作用，“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对于社会发展“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79页）。
在各种精神因素中，恩格斯论述最多的是意识形态（思想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它们是精神因素的典型形式。在阐述它们对社会发展产生作用的时候，恩格斯往往是以论述上层建筑作用的方式进行的。在我们多次提到的给约·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强调指出，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和教义，都“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1]（P477）。
恩格斯并没有停留于原则性的议论中，而是进一步指出，上层建筑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独特的功能。因为，经济不能自动地发生作用，它要借助于主体因素和上层建筑的作用来实现自己的必然性。他说：“并不象某些人为着简便起见而设想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1]（P506）。经济虽然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具有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但它必须通过人的有意识的活动、借助上层建筑的力量来为自己开辟道路。正如普列汉诺夫指出的：“从一个转折点到另一个转折点的道路，总是要经过‘上层建筑’。经济几乎永远不会自然而然地取得胜利，关于它永远不能说：自然而然的活动……而是永远必须通过上层建筑，永远必须通过一定的政治制度”[3]（P273）。积极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从而为社会发展开辟道路，这便是上层建筑的特定功能。
恩格斯晚年，在强调上层建筑作用的时候，总是与强调主体因素、精神因素的作用结合起来，这决不是偶然的。因为，思想上层建筑在整个上层建筑中起着重要作用，政治上层建筑是以它为理论指导建立起来的；而上层建筑与主体的关系最密切。可以说，强调精神作用，与强调主体作用、上层建筑的作用是一致的。
（三）精神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逐渐递增的：社会发展是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
精神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是决定性的，但呈现出逐渐增强的趋势。恩格斯在1876年为写作《反杜林论》而准备材料期间曾提出了一些令人注目的观点。他说：“有一种看法，似乎人们的观念和看法创造他们的生活条件，而不是相反，这种看法正被以往的历史所，在历史上，结果总是与愿望不同的，而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甚至大多数是相反的”。接着，他话锋一转，强调指出，“这种看法只有在比较遥远的将来才能在下述意义上实现，就是说：人们将会预先认识到由于关系的改变而引起社会状况（如果允许我这样说的话）改变的必然性，并且愿意实现这种改变，而不是无意识地被迫地这样认识和这样做”[4]（P671—672）。在恩格斯看来，在比较遥远的将来，包括人的“观念和看法”等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将非常强大，会对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和社会的发展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们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5]（P323）。在稍后（1880年）所写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恩格斯又指出无产阶级取得社会权力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之后，“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5]（P443）这表明在恩格斯看来，主体因素、精神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逐步提高的，社会历史的发展经历着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过程，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的主体作用将居主导地位。
（四）精神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限度
尽管恩格斯晚年突出强调了上层建筑和精神因素的作用，但他的强调始终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要以承认经济因素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为前提。否则，便很难同唯心史观划清界限。因为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根本分歧不在于是否承认精神因素在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在于是否承认精神因素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因素所决定的。因此必须承认经济因素的作用是第一位的，精神因素的作用是第二位的。
1.从精神因素的最终根源看，它是人们对自身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物质生活过程的反映，因此是由物质条件所决定的。拿人的意志因素来说，每个意志的产生都根源于一定的物质条件。伟大人物也不例外，他独特的意志品格是由他独特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
2.从精神因素对社会作用的具体机制和最后结果来看，它们的作用是通过“合力”形式呈现出来的。合力所导致的结果是一种客观的自然过程，这表明意志因素对社会进程的影响是有限的。
3.即使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成了自然界、社会和自身的主人，人们仍然要遵从经济和社会的客观规律。实际上，人们之所以在那时能成为“主人”，并不在于他们能够取消经济社会的客观规律（实际上人们永远不能取消客观规律），而在于他们能够科学地认识与预测，从而有效地利用经济社会的客观规律。因此，即使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因素和物质条件的作用仍然是决定性的。
可见，恩格斯在突出强调精神因素的同时，始终不忘提醒人们：精神因素的作用尽管强大，仍然是有限度的，是非决定性的。
三、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
在恩格斯看来，精神因素的作用较之经济因素不能不处于次要地位。经济因素归根到底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一）经济因素的涵义
恩格斯晚年提出了许多与经济有关的范畴和论断：在1890年8月5日致施米特的信中，提出“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在1890年9月21—22日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提出“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尔后又提出“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在1890年10月27日致施米特的信中，提出“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东西”，同时还提出“经济关系”、“经济基础”、“经济发展”、“经济影响”等范畴，指出“经济运动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在1893年致梅林的信中，提出“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在1894年1月25日致博尔吉乌斯的信中开首便提出：“我们视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可见，在恩格斯那里，经济因素的涵义是很广泛的：它既包括直接的经济利益、经济关系、经济运动等，也包括与经济密切相关的生产活动、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等范畴，甚至包括人口因素和地理环境。在某种程度上，“经济因素”等同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用以表述社会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但他视为核心的，则是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体的生产方式。因此，恩格斯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实际上就是强调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就是强调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只有把握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和把握为什么恩格斯一再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版权所有
（二）经济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
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主要表现为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表现为社会基本矛盾的决定作用，最终表现为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根源于人们维持生存的需要和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它总是要向前发展的。出此必然导致生产关系的改变、经济基础的变更，并从而或快或慢地引起上层建筑的更替……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交互作用和矛盾运动，引起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不断变化，社会从而向前发展。关于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思想，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序言》中做了系统表述，这里不再赘述。强调生产方式和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做法。
恩格斯在晚年的著述和书信中，也始终坚持了这一观点。这样的论述俯拾皆是：在1890年8月5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说“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在1890年9月21日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说“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在1890年10月27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说“经济运动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在1893年7月14日致弗·梅林的信中，提到“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在1894年1月25日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提出“我们视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伯恩施坦在恩格斯去世后指责他晚年对精神因素和上层建筑的强调标志着他从唯物史观后退到了唯心史观。精读恩格斯的晚年书信，我们清楚地看到伯恩施坦的指责是多么地无的放矢！这也启示我们：要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必须认真研读他们的原著，把握他们思想的精髓，从而树立起牢不可破的信念。而如果只根据第二手、第三手资料来研究，很容易人云亦云，乃至随风便倒。
（三）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理解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
恩格斯晚年，当谈到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时，常常要加上“归根到底”四个字。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理解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至少包含以下含义。
1.表明经济因素的根源性和最终性。就是说，社会历史变迁的最终根源和最终动因只能从经济因素中去寻找，而不能从精神因素中去寻找。这就在社会历史领域坚持了唯物主义的立场。
2.表明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是从总体上、总过程、总趋势来说的。如果不是从总体上考察，那么便会发现，社会生活中的其他因素，如政治因素和精神因素在历史发展的某一事件中可能会起主导性作用。如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日致布洛赫的信中便指出：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会对历史斗争的形式起决定作用。
3.表明经济因素对其他因素的决定作用并非都是直接的。实际上，经济因素对许多因素的影响是非常间接、非常疏远的，因此并非任何变化都是由经济原因直接引起的。唯物史观并不要求对于任何社会变化或随便什么社会现象，都必须从经济上得到直接的说明。恩格斯曾强调指出，如果坚持对于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要从经济上得到解释，“那么，要不闹笑话，是很不容易的”[1]（P478）。
因此，“归根到底”的提法，一方面强调了经济因素的最终决定作用，另一方面也给了精神因素以很大的活动空间，即在“并非归根到底”的意义上，精神因素可以起着很大的作用，乃至主导的作用。这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有机统一，是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决定作用的真谛。
四、恩格斯合力思想的当代启示
恩格斯晚年关于社会发展的“合力”思想的论述，他关于经济因素和精神因素促进社会发展的唯物而辩证的精辟分析，给了我们许多重要启示。出于篇幅所限，这里只谈三个最主要的方面。
（一）全面重视社会动力系统中所有因素协同并进的整合作用
从横向上说，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思想文化建设都要重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一起抓；从纵向上说，既要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又要及时调整和变革生产关系，既要重视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完善，又要充分发挥上层建筑能动的反作用；从动力的类型来说，既要重视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社会基本矛盾）和根本动力（生产力），也要重视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如体制改革、主体对社会行为的调节，还要重视社会发展的动力杠杆——科技革命，等等。
由于各种动力因素都互相影响与相互作用，因此既要重视分析各个孤立因素的作用，更要研究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规律，从而调控和引导它们作用的方向与速率，使动力系统发挥出最大的整体效果和协同功能，以便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转。
（二）高度重视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经济是基础，经济因素归根到底决定着社会面貌。因此，必须搞好经济建设，提高生产力水平。为达此目的，必须适时调整和变革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的环节和方面，从而使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相互协调。
（三）充分重视主体力量和精神因素的递增作用
随着经济建设日益成为社会的主导因素，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劳动所创造的能促进社会经济增长和发展，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需要的效应。[1](P119)思想政治教育有没有经济价值，实际上要回答的是思想政治教育能否服务于经济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总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表示怀疑，自觉不自觉地将思想政治教育与经济建设分离开来，对立起来，甚至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解决不了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反而是浪费时间。这正是导致有些地方和单位出现经济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一手软、一手硬”，业务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两张皮”现象的认识根源。因此，充分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从理论上澄清一些模糊的问题，对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经济价值的理论依据
1.从物质与精神的相互转化来看。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时，充分肯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发展进程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又指出思想理论对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能动作用，影响着历史的发展并往往决定着历史进程的特点和特殊的形式。马克思曾经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2](P9)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理论说服人，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而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就是说理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经济价值。
马克思关于物质与精神可以相互转化的思想，得到了马克思主义后继者们的继承与发展。明确指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3](P840、839)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根据现代中国社会的实际，提出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揭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互为条件、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即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精神文明能动地反作用于物质文明。这种反作用不仅集中表现在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等方面，而且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所传播的思想理论、道德观念直接为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服务，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直接参与物质文明的创造，并使精神文明的成果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转化为物质成果。同志也多次强调精神文明、先进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经济建设的重要推动作用，并从综合国力的高度论述了精神力量的价值。“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技术实力，这种物质力量是基础，但也离不开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仅可以促进物质技术力量的发展，而且可以使一定的物质技术力量发挥出更好更大的作用”。[4](P14)这些精辟的论述，对我们更好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无疑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启示。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与转化，是在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实现的。人的实践需要思想、理论的指导，正确的思想、理论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实现这种转化的重要途径与方式。
2.从经济与文化、道德的相互作用来看。
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有自己的道德基础或价值意义，经济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化和道德的条件。从历史发展来看，经济生活既对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社会的精神力量、文化价值取向也对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马克斯·韦伯曾对此作过深入而专门的探讨，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萌芽与发展归功于新教伦理，是这种被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伦理、价值观念推动了西欧经济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在当时并不发达和强大的欧洲产生。[5]他认为，在任何一种经济模式背后都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与这种经济模式的文化背景有密切的渊源。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精神、价值观念决定着这种经济模式的成败兴衰。当代西方一些“发展论”学者认为，在现代社会，社会科学中的思想理论、伦理价值观念、政治思想等，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这些因素。正是在此意义上，“发展论”学者们认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想理论与产权理论、国家理论一样，构成了现代经济制度变迁的三大支柱。即使以定量分析为特征的“知识经济学”，也把人的价值观念作为重要因素纳入经济科学的视野。政治思想理论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协调、整合、规范和激励功能等方面。
市场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合理健康的道德信念和规范构成了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必要的公共伦理信念和道德规范，是市场经济普遍可能和持久进行的前提条件之一。诚实守信之于交易行为，勤劳节俭之于资本积累，团队精神之于企业的组织和发展，社会道义和人道精神之于经济管理等，就是最好的说明。许多研究表明，道德资源是一种可以转化的特殊社会资本，道德力量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著名学者福山在其近著《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通过对欧美、日本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社会信任度差异的实证审察和分析，揭示了诸如诚信一类的“社会美德”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经济生活中所产生的不同作用和效果。[6]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认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除了通常所说的市场调节（“无形之手”）和政府调节（“有形之手”）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和调节手段之外，还存在着介于“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之间的第三种调节，即习惯与道德调节。道德力量不仅影响资源的配置与经济活动的效率，规范经济行为和提供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而且关系到社会公平与正义（包括分配公平），影响社会协调发展与生活质量的提高。他在《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一书中明确指出：“通过分析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即使在市场经济中，在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都起作用的场合，在法律产生并被执行的场合，习惯与道德调节不仅存在着，而且它的作用是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所替代不了的。”[7](P134)而倡导良好的社会风尚，营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道德环境，提高个体思想道德素质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与使命。
3.从人的素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
在所有资源中，人力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人力资源不仅由人的数量来表示，而且也由人的素质来表示。在技术水平既定的前提下，效率的真正源泉在于人的作用的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充分发挥。“以往在效率源泉问题的研究中，通常只看重经济因素与技术因素而忽略非经济因素与非技术因素，只注意利益的影响而不注意社会责任感与公共目标的作用，只强调物的价值实现而忽视人的价值实现”。[7](P50)这显然是十分片面的。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其根本任务就是要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即人的思想水平、道德面貌、劳动态度以及事业心、责任感、敬业精神等，不仅直接影响生产力及其要素的作用方式和人自身的发展状况，而且还决定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性质和方向，影响人的智力和体力发挥的程度，影响劳动者技术水平、劳动能力和创造性的发挥。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与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价值的创造密切相关。
智利知识界领袖萨拉扎·班迪博士回顾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道路时，曾深刻指出：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8]当国民心理和精神还被牢固地封锁在传统意识之中时，就会构成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方式乃至政府机构形式、教育制度等，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8](P4)这充分说明了人的素质的改变是获取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而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功能就体现在通过“人”这一中介来参与社会生活，影响经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提高人的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实现的。
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具体体现
从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经济的层次来看，可以分为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所谓宏观作用层次，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能够形成一定的经济文化、经济道德和经济思想，即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以此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思想政治教育除了在宏观层次上作用于经济以外，还在微观层次上对经济的发展直接发挥作用。人是经济的主体，作为具有思想意识的人，他们的经济行为、经济生活总要受到一定思想意识的支配。在现代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激发人们的主体意识和竞争意识，帮助人们确立现代观念，提高自身素质，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全面进步。[1](P120)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发展提供价值导向。
思想理论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思想前提。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充分表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同人们思想的解放、理论的创新和民族精神状态的深刻变化紧密相联。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实现中华腾飞的宏伟蓝图，开拓进取、奋发图强的民族自立精神，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总是以其特有的价值导向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任何一种社会，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要以自己的思想体系影响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方向。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既要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要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衡量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价值标准。思想政治教育通过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传播，通过法律、法规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以及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教育，为保证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发挥着自身的作用。
邓小平一再指出，发展是硬道理，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要靠自己的发展。同志也多次强调，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对我们都很紧要。思想政治教育要站在面向新世纪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高度，告诉人们世界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赢得主动、赢得优势的关键所在，揭示发展经济对民族和国家的意义。从而激发人们对民族、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树立为中国的繁荣昌盛奋发图强的信念，振兴和加快民族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后，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富而忘本”、“小成即满”、“小富即安”的思想，思想政治教育要加强“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教育活动，使人们从“思源”中领会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必要性，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继续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富而思进”，加快发展。为中国经济的“第二次创业”提供精神动力，为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更高阶段作好必要的思想准备。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弘扬先进的经济文化、经济伦理和经济思想，在全社会倡导进步的发展观、生产观和消费观，树立经济可持续发展观念，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关系，提倡科学合理的消费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特别要重视形成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经济精神。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确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适应与引导市场经济的健康社会心理、现代经济精神的形成过程。现代经济精神是贯穿在现代经济全过程，影响乃至决定经济发展方向的无形力量。具体地说，它包括经济行为合理、高尚的动机，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经济交往中的信誉，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意识，健康、文明的精神追求等。树立现代经济精神，要求在经济活动中从五个方面实现精神转变，即：必须把贪欲财富的物质冲动、单纯谋利动机转变为一种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成就感，使全民族的经济行为有一个更高尚的动机；必须把庸俗化的重商主义转变为一种实业精神；在经济交往中，必须把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观念转变为一种互惠互利观念；必须从只把自然当成劳动对象、资源对象的意识转变为人与环境统一的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树立生态伦理精神；在财富面前，必须把安逸、享乐意识转变为一种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价值和生活意义的意识。[9]思想政治教育在促进现代经济精神形成、倡导现代经济精神方面应该并且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2.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进步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求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而且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10](P94)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为先进合理的经济模式，已被实践证明是最有效率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也是一种较为公平合理的经济模式。然而，市场经济如同一把“双刃剑”，具有经济和道德上的两面性。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虽然具有其经济合理性，但同时也内含着一定的社会风险和道德风险。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单纯的经济利益驱动和效益最大化追求，不仅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实利主义风气和个人利己主义冲动，而且难以确保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更难以确保人类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合理利用与保护。因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必要的社会规导和限制，它要求对市场主体（包括企业、个人和政府）的经济活动不仅有清晰的法律规范界定，而且有明确的伦理道德约束。换言之，市场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不仅需要法律的强制力保障，而且需要伦理规范使经济行为更加合理、更加文明。
事实证明，市场经济一旦缺乏良好的道德环境、法制环境和文化环境，往往会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并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行为不正当，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效率，国家经济实力也不能真正增强。从经济运行的角度看，行为主体如果自身缺乏基本的诚信，而彼此之间又没有相互的道德约束，行为必定短期化，导致假冒伪劣、合同欺诈、“三角债”恶性怪圈等现象出现。最终不仅企业会失去市场，行为主体也会因缺乏稳定的预期而对经济前景失去信心。据2002年3月25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我国每年因为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约55亿元，产品质量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至少有2000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有2000亿元。福建省企业家协会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诚信缺失已成为企业发展的巨大障碍。
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进步的重要作用之一，就在于扫除精神障碍，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精神环境和社会风气。具体地说，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促使人全面地、辩证地看待经济的进步问题，客观地、科学地分析经济形势，使人们的眼光从片面的、狭隘的纯经济增长的旧框框中解放出来，代之以全面的系统的发展观念，为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总的方法论的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增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法治观念和道德意识，形成奋发向上、开拓进取，公平竞争、精诚合作，讲求信誉、竭诚服务，崇尚奉献、服务大局的良好氛围。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提高对社会发展前景的认同与信心，同时揭示改革过程中的存在的矛盾、困难和风险，引导和调整社会心态，增强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从而形成有利于经济进步的认识环境、道德环境和社会心理环境。
3.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主体提供精神动力与道德激励。
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人的精神状态，人的素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直接关系和影响生产的效率和经济的发展。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重视精神激励和潜能开发，不仅成为不同社会制度下人们的共识，而且已成为许多学科共同研究的课题。如果说，在战争年代，面对无数艰难困苦，需要一股决不屈服的革命精神，一种战胜困难的拼命精神；那么，在和平年代，面对现代化建设的重任，同样需要理想和信念，激发起人们的潜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思想政治教育正是以其特有的方式，为经济主体提供精神动力和道德激励。
企业文化作为现代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载体，正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企业文化的核心——企业价值观，更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灵魂与精神支柱。如海尔集团的“无私奉献、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长虹股份有限公司的“以产业报国、民族昌盛为己任”的价值观；日本日立公司的“和、诚及开拓精神”的企业精神；美国杜邦公司“通过化学为更美好的生活提供更美好的东西”的企业宗旨等，都是企业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不仅对于企业的经营指导思想、发展目标、企业道德和全部生产经营活动等具有指导作用，而且对于企业中每一个成员的精神状态都会产生巨大影响，从而造就具有社会责任感、富有进取精神、开拓精神的企业员工。企业文化不仅使人们有了明确的精神追求，还会营造一种团结协作、拼搏进取的文化氛围，融洽人际关系，增强企业员工的归属感和团队精神，把个人生存劳动的目的同企业的生存、发展和壮大自觉地联系起来，从而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竞争力。
当前对马克思主义有很多评价甚至是批评，有代表性的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经济决定论或者还原论的反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将一切事物全部归结于经济因素，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经济决定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道德、艺术、法律、政治、宗教、战争、历史的变迁……所有的这些都被单一地视为阶级斗争或经济的反映；一心沉迷于经济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归根结底不过是他所对抗的资本主义的影子。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还认为，当代世界的人知道这个世界多彩丰富的历史经验不能被强硬地塞进一个刻板而且单一的框架中，可是马克思本人却未能认识到这一点。
马克思的确尤其强调经济因素在人类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但这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是否真正理解了马克思强调经济因素重要性的理论实质呢？我们不能作简单的是非判断，需要作具体的分析和驳斥。
一、 经济活动具有基础性地位，
但并不否认其他社会要素的反作用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道：“人们为了能够 ‘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1]用于满足人类物质需要的生产是历史的第一个活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整套理论就是构建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没有物质生产谈不上文明。虽然这是一个常识，但西方思想家意识到这一点很困难，西方社会具有高度发达的非物质文明，指出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并不容易；另外，即使意识到这一点，要将整个理论体系构建在这一基础之上却不容易。马克思的理论之所以能被称为科学的理论，不仅在于其理论抽象是建立在对人类历史的实证考察和研究的基础之上，其理论本身是一个严谨的逻辑推理体系，更在于其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以这样一种常识为基础、为基点的。常识具有公理的意义，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具有这样的特征。
如果能从人类发展的过程中找到一个根本的推动力的话，那么这个推动力显然是物质利益。但这个答案还是显得过于单薄。历史是存在整体性的，然而其中物质的匮乏、强迫劳役、暴力和剥削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但人类所有现在的文明都是基于这个基础。这种简单的轮回恰恰是人类的历史具有极强的整体性的重要原因。就指出了这一点而言，马克思的理论的确堪称宏大叙事。因为马克思指出了有一种事情在人类历史的漫长岁月中一以贯之地存在，并起着决定性作用。这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是一种人类的悲哀。正如西奥多?阿多诺所说：“从古至今唯一保持不变的――可能偶有例外――就是痛苦的绝对性。”阿多诺用“从弹弓到原子弹”来概括人类走过的历史。虽然人类的武器已经由原始时期的弹弓升级为现时代的原子弹，但这不能如实说明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进步了。无论是强迫劳役、暴力或者是剥削，都并非偶然发生的事件，而是人类用来延续自身物质存在方式的长期特征。
马克思把物质生产活动视为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和前提，但是马克思对于物质生产或经济因素的重要性的强调，并不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
即便如此，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单一地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这些造就的。物质的强大力量偶尔的确可以直接对社会生活、政治和艺术有很大的影响，但在多数情况下，物质因素的影响经常是更加长期而隐蔽的，在有些特殊的情况下，物质的影响甚至可以忽略。科学、文化、政治、观念和社会存在并非仅是经济的表象。无论是科学、文化、政治，还是社会观念和社会存在，都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沿革，都有着不同的现实情况，也都有内在发展逻辑，不断有力地、实实在在地塑造着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并且，经济基础与社会上层建筑之间的互动不是单向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某种机械的决定论。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决定作用”实际上指的是一种“限制作用”。有人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说法时，似乎认为在马克思看来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必然产生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而事实是，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创造物质生活的方式对他们建立的文化、法律和政治建构其实是一种“限制”。所以，任何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简单的经济决定论的论断都是肤浅的、不科学的。
二、物质生产决定社会文明的形态，
但并非只适用于市场经济范围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形象地描述：“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2]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物质生产极端重要，并不仅仅是因为无物质生产便没有文明，更重要的是因为物质生产将最终决定文明的性质和程度。这二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区别。当然，一般说来写作的工具不可能决定写作内容，但是马克思明确指出，物质生产的水平决定社会文明的性质。
马克思提出了“生产决定文明的性质”的观点，就连众多的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也表示认同。例如，英国政治学家和哲学家约翰.格雷，他本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曾经写过这样的话：“在市场社会中……经济活动不仅区别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并且决定――有时还支配着――整个社会。”[3]区别在于约翰.格雷仅仅将这一理论局限于市场经济社会范围内，而马克思推的更广，乃至整个人类历史。
诚然，马克思坚持（狭义上的）经济因素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发挥核心作用，但抱有这种观点的并非只有马克思主义。西塞罗认为，国家的作用就在于保护私有财产。历史的“经济”理论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司空见惯。一些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将历史视为不同生产方式的接续，并认为可以利用这一点解释社会等级的高低之分、因人而异的生活方式、社会不公正现象以及家庭或政府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亚当斯密认为，历史上每一个物质生产的发展阶段都产生了独特的法律、财产所有制和政府组织形式。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提出，财产所有制一旦确立，战争、剥削和阶级冲突便会尾随而至。在卢梭看来，人类社会从一开始就将枷锁加于弱者而将权力献给富人，而这些权力将“不可挽回地消灭天赋的自由；它们把保障私有财产和承认不平等的法律永远确定下来……为了少数野心家的私利而迫使全人类忍受劳苦、奴役和贫穷”。卢梭说，财产是人类不满的根源。19世纪爱尔兰经济学家约翰?艾略特?凯尔恩斯认为“经济只是匮乏的产物”，感叹“人类的物质利益在决定他们的政治观点和行为中影响何等之大”。他还在《奴隶势力》的序言中称：“历史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因素的产物。”以上这些思想家更多的是在说明经济因素在市场经济中起着决定性作用，都没有像马克思那样把这一理论推广到各个社会形态。
三、推动社会的力量中经济因素起决定性作用，但并非一切都可还原为经济因素
马克思的反对者把马克思关于经济活动和物质生产的强有力的主张看作是一种还原论。而真正的还原论主张将高级运动的形式还原成为低级运动的形式。他们的观点是：实际生活中所有现象都可以被认为成更基本、更低级的现象的组合，故可以用低级运动形式的规律替代高级运动形式的规律。还原论这一理论所派生出的方法论手段其实就是对研究对象持续不断进行分析，恢复研究对象最原本的状态，变复杂为简单。还原论的这种思维方法一度成为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还原论的信念是在还原论方法的解释下，世界的图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简单性。早在19世纪，德国物理学家亥姆霍兹认为：“一旦把一切自然现象都化成简单的力，而且证明自然现象只能这样来简化，那么科学的任务就算完成了。”[4]还原论的信念从某种特殊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关于实在的态度与观念，或一种本体论的预设。预设“表面上不同种类的存在物或特性是同一的。它声称某一种类的东西能够用与它们同一的更为基本的存在物或特性类型来解释”。牛顿力学风靡的18―19世纪是还原论信念的高峰时期。还原论信念反过来又强化了还原论的方法，并对科学的方法论产生巨大的影响，即各种复杂的现象被认为总可以通过把它们分解为基本建筑砌块及其相互作用的关系来认识；不同科学分支所描述的是实在的不同层次，但是最终都可建立在关于实在的最基本的科学――物理学之上。
很明显，这种还原论的思维方法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批评的机械唯物主义方法，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还原论实际上也是一种分割论，认为万物均可通过分割成部分的途径了解其本质。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很明显是与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相抵触的。辩证思维强调事物之间普遍存在的联系，对于比较复杂的事物（例如人体生命）而言，一旦被分割了，会导致丢失信息而失真，事物的复杂程度与失真程度成正比。
这样一种思维方法在自然科学发展的一定阶段具有积极意义，但是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这种研究和思维方法已经越来越显示出自身的局限性。现代科学或者说后现代科学已经从强调分析开始转向强调综合，开始注重对于事物的系统性、整体性、复杂性、不确定性以及科学研究中的主体性等问题的研究，由此产生了系统论、结构论、突变论、协同论、耗散结构理论、统计学、模糊数学（人机识别，智能化）、混沌学等等非线性科学、综合性科学。
历史科学是以人类生活及其历史为研究对象，就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而言，任何自然科学都是不能与之相比的。对于人类历史这一如此复杂的研究对象，当然是不能采用还原论的方法将其归结为某一简单的因素来加以理解。
在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理应遭到批评，理由是：其一，用还原论的思维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人类历史肯定是不对的；其二，马克思对于人类物质生产的基础性地位的强调，以及所谓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就是一种还原论，或者说是一种经济因素一元决定论。对此，我们需要认真地加以辨析。批评者所说的第一点是没有问题的，用还原论的思维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人类历史是不对的。但是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对于经济因素的强调指认为还原论，则值得商榷了。马克思主义真的是将世间万物都还原为经济因素了吗？马克思真的认为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艺术、宗教、法律、道德等等一切的本质都是经济因素吗？马克思试图将一切现象都还原为经济现象吗？显然，马克思并没有这样的想法。马克思只是认为，在推动历史运行的诸多力量之中，经济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并非试图将一切事物都还原为经济因素。但是，就这一看法而言，马克思的批评者同样是反对的。他们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被多种因素所决定的，而不是被某一种因素所决定了的，也就是说他们只认同一种多元决定论。笼统地讲多元论也没什么错，马克思也不一定会反对。
四、经济因素在不同社会阶段地位不同，
但并非痴迷经济问题
马克思认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非经济因素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并不是说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或社会阶段，经济因素在整个社会结构中都占据最重要的地位，或者说占据支配性的地位。而是说，一个社会的经济状况决定社会中的什么因素占有支配性的、统治性的地位。比如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的因素就占据统治性的地位；就经济、政治、文化三大因素而言，在计划经济时代政治就容易占据统治性的地位，甚至出现以政治为统帅；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开始发生分离，经济因素开始成为一种主导型的力量，一切都被商品化，货币成了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甚至一个国家的法律、政策、制度都受到金融大亨和财团的操纵。
有人认为，可以把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分别称为政治中国、经济中国、文化中国。也就是说，在过去政治因素在社会中占据主导性的地位，现在经济因素占据主导性的地位，而未来的中国文化因素将占据主导性的地位。总的说来，经济因素决定着一个社会的什么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里所说的决定作用实际上也就是限制作用的意思。在一个物质匮乏的社会，必须通过政治的力量来分配社会利益；在经济悬殊过大的情况下，政治力量即使想重新分配社会利益，也无能为力，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共产主义社会将大大减弱经济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当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类共享物质财富的时候，文学、艺术、思想等等将成为人们首要追求和崇尚的东西。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马克思并非一味地痴迷经济问题，只对经济问题感兴趣，而是他强烈地意识到经济问题是人类实现自身价值的一大障碍，对于经济问题的顾虑导致了人性的扭曲。在他所期待的世界里，经济问题将不会再占据我们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人类将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在马克思看来，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
五、真正奉行还原论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并非马克思主义
实际上，在经济上奉行还原论的，恰恰是资本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为生产而生产”是资本主义所遵循的信念，但资本主义对所谓“生产”的理解是非常狭隘和片面的。
关键词：求职过程 地位获得 结构模型 社会转型
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学与社会学分别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劳动力市场的微观求职过程与地位获得进行了深入研究，人力资本理论、地位获得模型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本文在经典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了基于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双重地位获得模型。本文的出发点是：第一，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获得存在不同的影响机制，应该区别对待；第二，将这些理论置于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之下的微观求职过程，用求职者入职时的结构特征指标来解释其结果的差异性，从而增加实证结果的说服力；第三，在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建构了体制分割下求职过程的地位获得模型。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求职过程与地位获得是劳动力市场研究的重要维度，一直都是经济学和社会学共同关注的研究领域。由于两个学科的基本假设与研究视角不同，因而两者关注的角度、研究方法和理论发展的路径也不尽相同。首先，主流劳动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求职过程的研究，实际上源于寻求劳动力市场收入的微观决定机制，试图解释造成经济收入差异的原因。在经济学家看来，劳动力市场中的求职者孤立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文化之外，可被统称为“社会性孤立”，或是一种纯粹个体主义的视角。无论是求职过程还是流动过程，求职者显然应当以追求更高的工资待遇、劳动报酬为目标。根据新古典经济学边际生产力定价原则，求职者的人力资本多寡成为是否获得高收入的决定性因素。其次，相对于经济学的“社会性孤立”，社会学视野下的劳动力市场研究则关注人们职业流动中的社会地位获得机制，认为任何个体的职业流动都离不开其所处的社会结构，强调社会结构对地位获得的影响与制约。在经验研究方面，社会学的地位获得模型将家庭背景等社会结构因素纳入其分析框架之中，侧重从社会结构制约的角度研究职业流动与地位获得。另外，经济学与社会学均研究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经济学偏重于内生的市场分割，而社会学则关注外生的市场分割。
劳动力市场求职既是收入获得的过程，也是社会地位获得的过程，同时，这一过程又受到劳动力市场宏观结构的制约。在劳动力市场求职过程中建构地位获得模型，将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劳动力市场求职过程中的因果机制。本文关注社会结构性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求职过程的教育回报率，求职过程的经济地位获得与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机制是否相同，以及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其产生多大影响。
二、求职过程与人力资本模型
舒尔茨（Schultz，1963）基于对二战后德、日经济快速发展原因的考察，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一年后，贝克尔（Becker，1964）从微观角度详细阐述了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收入来自于求职者人力资本的多寡，劳动力价格或工资的高低取决于其边际产值。当一个求职者拥有越高的人力资本，他就拥有越高的生产能力，相对其他生产者就会有较高的边际生产力和边际产值，从而获得更多的收入或其他形式的补偿。贝克尔指出，人力资本的测量有三个主要指标：一是接受正式教育的时间长度，指教育时间越长则劳动力本身的能力和潜能就越高；二是工作经验，指劳动者在某一个工作岗位上的经验越长，则通过劳动过程得到与工作相关的相应技能和知识就越高；三是在职培训，尤其存在于内部劳动力市场，如大型企业一般都要对员工进行在职培训，旨在使员工掌握本企业特有的劳动技能，其中又以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最为常用的一个测量指标。舒尔茨（Schultz，1963）指出，人们通过对自身的投资来提高其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能力，而学校教育则是增加人力资本的重要投资方式。关于教育水平能否测量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诺贝尔奖得主斯彭斯（Spence，1974）提出的“信号理论”，认为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只是其能力的外在信号，并不能直接表示其生产能力，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只是“信号传递”的手段；二是社会学将学校看作接受主导意识形态、发展人际关系的场所，从中习得文化资本并积累社会资本。学校级别越高，在校时间越长，则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就越丰实、越强化、越有效（边燕杰等，2008：27）。总体而言，人力资本理论已经得到了实证上的广泛支持。
人力资本理论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对教育收益率（rates of return toeducation）的衡量，是对个人或社会因增加其受教育数量而得到的未来净经济报酬的一种测量。贝克尔（Becker，1964）证明了均衡教育回报率的存在；明瑟（Mincer，1974）首次对人力资本的个人回报率进行了实证研究，其经验研究包括基准模型、标准模型与扩展模型等三个模型。依据明瑟基准模型的结果估算，当时美国社会的教育收益率是7%。但若在收入函数中省略工作经验，会导致教育回报率被低估，因为学校教育和工作经验倾向于负相关，在任何年龄阶段，受教育时间越长，则必然导致其与同年龄段其他劳动者相比拥有较少的工作经验；在加入了工作经验影响的标准模型中，教育收益率增长到10.7%；在扩展模型中，教育回报率为12.5%。
本文采用明瑟（Mincer，1974）的三个实证模型来测算中国城市居民的教育回报率，并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进行对比。本研究的因变量与自变量均以劳动者进入职业时为标准进行测量，使得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更符合逻辑。自变量中的教育与工作经验分别指进入职业时的受教育年限与工作年限；工作经验计算方法为：工作经验=年龄-受教育年限-6年；因变量为入职收入，即进入当前工作时的收入。自1979年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物价水平的大幅上升，目前的物价水平与改革开放初期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测量收入水平不能简单地直接使用问卷中得到的工资数额。问卷中测量的工资实际上是“名义工资”，根据改革开放以来历年的各城市物价指数，可以计算求职者获得的“实际工资”，用此数值衡量求职者的收入获得水平。具体的计算方法是：首先计算当年的物价指数，以1978年的物价水平为基期，令其为100，则1979年的物价指数：（1979年物价水平÷1978年物价水平）×100。根据各城市统计局公布的物价指数资料，笔者通过下述公式计算居民的实际工资，即实际工资=名义工资÷该年物价指数，然后对该实际工资取自然对数得到因变量。人力资本模型的主要变量的分布状况如表1所示。
表2的人力资本模型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基准模型中，教育回报率为15.8%，由于教育年限与工作经验呈负相关，使得标准模型中的教育回报率为21.3%，在控制了交互项的扩展模型中又下降到12.5%。这一结果高于明瑟估计的美国的教育回报率，也略高于国内其他学者的估计结果（李春玲，2003a；刘精明，2006）。
三、求职过程中的地位获得
（一）地位获得模型及其扩展
社会学家并不满足于对人力资本与收入关系的简单研究，又将两者关系置于更为复杂的社会结构之中，并将收入置换为社会地位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人力资本、家庭背景与社会地位获得之间复杂的因果机制，形成了著名的地位获得模型。布劳和邓肯（Blau&Duncan，1967）的“地位获得模型”（status attainment model）注重比较导致社会地位差异性的自致与先赋因素。该模型以个体社会经济地位指数1作为因变量衡量当前社会地位，以父亲教育程度和职业为先赋性因素，以本人教育程度和初职地位为自致性因素作为自变量，建立了五变量的因果关系模型，认为社会地位获得同时受自致和先赋因素的影响，先赋因素的影响虽不可忽视，但自致因素的影响强度较高。
后继学者在布劳一邓肯模型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修正和发展：在介于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之间加入了以智能为主的社会心理变量（Swell，et al.，1969）；为了说明当时美国社会中各方面不平等的状况，尤其是家庭背景、智能、教育程度和认知能力对经济成就的影响等，在模型中剔去了初职变量，增加本人幼年和成年认知能力两个中间变量，以及收入变量（Jencks，et al.，1988）。有些学者跳出了微观层次的个体因素，将结构性因素引入地位获得研究中，探讨工业化因素对地位获得的影响。他们强调，个人地位获得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个人特质的影响，还应关注结构性因素，如劳动市场的特质、阶级等对社会地位的影响（Treiman，1970），如布迪厄（Bourdieu，1986）加入了文化资本因素对地位获得的影响，他的文化资本论解释了文化资本对地位获得的影响及其代际阶层的再生产功能。
在中国社会地位获得的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模型当属林南和边燕杰（Lin&Bian，1991）的“单位地位模型”，该模型改造了地位获得模型中的变量测量，使其更加适用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在西方社会，职业声望是职业劳动者社会地位的直接反映，而在中国社会，进入一个好的工作单位远比获得一个好的职业重要（李汉林，1993；李汉林、李路路，1999）。通过“天津千户调查”的资料，他们发现中国社会成员地位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成员所在的单位地位，而非职业地位。在中国社会的再分配体系中，资源获取主要是通过所在单位的地位完成的，因而，直接分析职业地位获得的方法在中国社会基本无效（Lin&Bian，1991）。他们的办法是先分析单位地位，然后测量职业地位，同时在模型中加入政治身份，即党员身份的测量。在传统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父亲单位类型、本人初职单位类型、现职单位类型和党员身份变量，建立了更为复杂的新模型，其理论假设得到了实证数据的支持。
可见，地位获得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是忽略了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差异性，从而无法与人力资本理论进行对话；二是在实证方面，不太重视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且模型的控制变量较少，没有控制其他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二）求职过程中的地位获得模型
如上所述，衡量社会地位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实际上来自人们对某职业的评价，虽然与经济收入有关，但也有很大的差异，前者有一定的主观性，后者则属于客观指标。在中国的社会背景下，职业的社会地位更多受其所在的单位级别、福利待遇所影响，外在的经济收入只是因素之一。基于此，本研究将区别对待经济地位获得与社会地位获得，并将其置于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过程，分析求职者的先赋性和自致性因素对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获得产生影响的差异性。
在变量测量上，用入职时收入的自然对数衡量经济地位，同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用入职单位声望衡量求职者获得的社会地位。在自变量中，除个人教育水平外，增加个人政治资本即党员身份、工作经验作为自致性因素；以父亲的教育程度与父亲的社会地位为先赋性因素，其中父亲的社会地位也用其单位声望衡量。另外，选取了工作单位性质、婚姻状况、入职年龄段、性别、职业流动状况、入职年代和地区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并纳入模型中，各项变量的描述统计如表3所示。
从表4的结果可见，与传统的人力资本模型进行对比，在控制了大量的结构制约因素之后，教育回报率为6.6%，与未控制其他变量之前相比，几乎下降三分之一，这一数字仍略高于其他经验研究（李强、刘精明，2000；李春玲，2003b）。可见，社会结构性因素对人力资本回报率存在显著影响，教育回报率被大大高估。其次，个人先赋性因素与自致性因素对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获得均有显著影响，但影响机制存在明显差异性。在先赋性因素中，父亲的教育程度对子代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均有显著影响，而父亲的社会地位对子代的社会地位有正向影响，但不影响子代的收入水平。此结果表明，父亲的教育程度高，并不等于父亲的社会地位就高。在中国社会中，父亲社会地位高往往与父亲单位的性质紧密联系，这种家庭背景更加看重子女的工作单位和长远发展，而不一定在乎当前的经济收入。在自致性因素中，教育水平和政治资本均对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个人的职业流动只影响个人的经济收入，不能提高其社会地位，即进入体制内部门可以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却只能得到较低的收入。实证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和政治资本能够衡量个体的综合能力，从而使求职者得到较高的收入与较好的社会地位。从职业流动的角度看，曾经的职业流动对入职收入有正向影响，而对社会地位的获得没有显著贡献。简单讲，换过工作的人的收入比没有换过工作的人要高，而在职业地位上两者没有明显差异。依据“人往高处走”的说法，高收入比高地位更能吸引劳动者更换工作。
从先赋性与自致性因素的影响强度来看，以父亲教育程度为代表的先赋性因素和以本人教育程度代表的自致性因素，均对劳动者入职时的职业地位与收入获得具有显著影响，由于单位测量的一致性而具有可比性。在社会地位模型中，教育程度增加1年，获得职业的社会地位上升大约1.6个单位，父亲教育程度增加1年，社会地位上升大约0.16个单位；在经济地位模型中，教育程度增加1年，获得职业的收入上升6.6%，父亲教育程度增加1年，收入上升大约1.7%。可见，相比较而言，自致性因素的影响强于先赋性因素的影响。
其他变量也显示了对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不同影响。男性的收入普遍高于女性的收入，而男性的单位声望却普遍低于女性的单位声望；相对于年轻者，年龄大的求职者进入工作时获得的收入相对较少，而社会地位则无显著差异；已婚者获得的社会地位较高。
四、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求职过程
（一）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虽然地位获得模型为劳动力市场求职过程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但它对结构性因素影响的处理却不尽人意。20世纪70、80年代，经济学和社会学界出现了新的结构主义，即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Wallace&Althouser，1981）。之前的人力资本模型、地位获得模型都是从个体角度看待个人在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过程与职业流动，忽略了宏观层次上的市场结构分割因素。经济学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进而深入研究市场是如何分割的，以及分割又是怎样形成的。在经济学家看来，劳动力市场分割可以分为两种视角：内生的市场分割和外生的市场分割。内生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分割的原因是由经济力量本身造成的，比如，由于经济力量造成的弱肉强食及其引发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之分；又如，高技术和大科学的出现和兴起，使得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一跃成为高额利润产业。外生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则认为原因是经济之外的力量，接近社会学的观点。例如，那些显而易见的由于性别、种族等原因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其分割因素是外在于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市场本身很难对其进行修复。
社会学家Kalleburg（1981）批评了经济学的市场分割理论，他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具有多样性，不单纯是由经济力量造成的。社会学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造成劳动力市场过程和结果的差异并不仅仅是个人层次的原因，劳动力所处的社会结构位置也是非常重要的，它极大地制约着微观劳动力市场过程。这种结构视角有两种主要的分析思路。第一，经济组织具有二元性特征（organizational dualism），企业有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分，大企业存在企业内部的劳动力市场，内部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有保护作用；中小企业面临着更大的市场的压力，劳动力流动相对频繁。因此，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面临的劳动机会差异非常大，这种差异不是由劳动力的个人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企业社会地位的差异造成的。第二，行业分割（industry segmentation）的视角不是从组织的角度出发，而是从整个经济的社会结构角度出发，认为行业分割并非仅由经济力量造成，社会所设置的制度结构是造成巨大行业差异的重要原因，探讨社会结构对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过程与结果的制约是社会学家的重要使命。
（二）体制壁垒与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目的就是要以市场机制为主导，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是，在市场一体化尚未完全形成的今天，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现象一直存在。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分割不是简单的组织分割或行业分割，而是“体制”分割。由于市场制度和再分配制度在不断市场化的过程中同时存在，造成了在运行模式和激励机制等的制度性断裂。在市场化改革推动下，大型国有企业的内部机构、运营机制等并没有因改革带来根本性变化，非市场化的部门、机构依然存在，并形成了一道无形的“体制壁垒”。体制内外的劳动者在职业地位获得、经济回报和非经济补偿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差异。两种机制形成的结构分割的封闭程度也存在着较大差异，进而对身处其中的个人地位获得的过程与结果产生较大的不同影响。体制内外成员在收入上和社会地位上的差异都是一种表象，其实质却是资源配置的机制不同。
国内也有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市场分割问题进行了研究，例如，分析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国家力量对劳动力市场中收入分配的影响（刘精明，2006）；通过构建收入的区域差异模型，估计包括国家垄断部门在内的政治变量造成的部门分割对个人收入的影响（郝大海、李路路，2006）；以劳动力市场的所有制分割为出发点，分析多元化的产权结构下对应的不同分配机制等（张丽娟，2007）。学者们指出，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位不仅是国家对社会进行直接控制和管理的手段，也是国家进行社会资源再分配的主要渠道，各级单位都是国家行政组织的延伸，社会的整合和管理依靠行政权力自上而下分配到各个单位，再通过单位扩展到全社会（边燕杰等，2006）。国家的这种再分配是依据工作单位在国家行政级别中的地位和单位的所有制形式决定的，将资源有差别地分配到各个单位中。这种资源配置机制显然不同于市场机制。
（三）体制分割下的求职过程
本研究从横向与纵向两个视角来分析体制分割。从横向看，劳动力市场可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从纵向看，劳动力市场可分为1992年之前的再分配主导时期和1993年之后的市场主导时期。根据进入单位的性质和入职时间，分别将总样本划分为两个子样本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揭示宏观制度性因素在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获得中的作用和差异性。
在表5经济地位获得模型的先赋性因素中，父亲的教育程度在体制内对入职收入有正向影响（上升1.4%），在体制外无影响；父亲社会地位在体制内外对收入均无影响。在自致性因素中，教育程度在体制内外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分别为6.3%与6.4%，内外持平。政治面貌与工作经验在体制内对入职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在体制外的影响较弱或无影响，这说明体制内更重视工作经验背后的资历与政治身份，两者均能使求职者获得更高的收入。在社会地位获得模型的体制内劳动力市场中，个人教育水平、父亲社会地位和党员身份等均对个体社会地位的获得起到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即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同时发挥了作用。反观体制外劳动力市场，对社会地位获得发挥重要影响作用的几乎只有一个因素，即个人教育程度。这是体制外劳动力市场“唯能力论”特质的一个体现，家庭背景、政治身份都不重要，社会地位的获得只能依靠个人的后天努力，即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
比较各因素在两个模型中的不同表现可以发现，在先赋性因素中，父亲的教育程度影响子代入职收入，不影响入职声望；父亲的社会地位影响子代的社会地位，却不影响子代的入职收入。这一结果表明，社会地位具有更强的代际传递性，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内涵有明显差别。在自致性因素中，求职者的教育程度对收入与社会地位均有正向影响，政治面貌仅对体制内的收入与社会地位获得产生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入职时的工作经验仅对体制内的收入产生正向影响。这说明教育程度更好地衡量了求职者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获得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政治面貌具有较强的体制分割特征，在体制内外的影响截然不同，说明其意识形态方面的含义依然存在。
表6反映的是纵向市场分割下的地位获得模型。在经济地位获得模型中，先赋性因素中的父亲的教育程度在两个时期对入职收入均有正向影响，而父亲社会地位在两个时期对收入均无影响，这一结果与横向分割模型比较一致，但也有一定差异。自致性因素中的教育程度在两个阶段对入职收入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教育增加1年则收入分别增加6.8%与9.2%。政治面貌在市场主导期对入职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党员比非党员的入职收入高出2.5%，但在再分配时期却没有影响。此结果与横向分割模型结果比较可知，随着改革不断深化，党员身份的入职回报逐渐攀升。工作经验在再分配主导期对入职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多1年工作经验，入职收入增加2.5%，但在市场主导期对收入无影响。这说明再分配主导期更重视工作经验背后的资历，能使求职者获得更高的收入。
在社会地位获得模型中，先赋性因素中的父亲社会地位对子代社会地位获得在两个时期均有显著影响，而父亲教育程度却没有影响，进一步凸现了社会地位的代际传递的本质并没有受到改革进程的影响，只是影响程度有所减弱。父亲的教育程度很难对子代的社会地位或产生影响。在自致性因素中，教育水平均对个体社会地位获得起到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党员相对于非党员，在市场主导时期能得到更高的职业地位，与横向分割模型比较可知，党员与非党员的差异更多表现在市场时期的体制内部门，市场改革提高了体制内党员身份的回报，此结论与经济地位获得模型有一致之处。
进一步比较发现，先赋性因素中的父亲的教育程度影响子代入职收入，不影响入职声望；父亲的社会地位显著影响子代的社会地位，且在再分配时期影响较大，却不影响子代的入职收入。这一结果与横向分割模型的结论基本一致，再次证明社会地位的代际传递性，以及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差异性。在自致性因素中，求职者的教育程度对收入与社会地位均有正向影响，其对入职收入的影响在市场主导期较大，对入职地位的影响在再分配时期较大。比较有趣的是，对于政治面貌的影响，无论是社会地位获得还是经济地位获得，党员在市场主导时期均有更高的回报，表明市场改革强化了党员身份在体制内的回报。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结合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建构了基于市场分割的双重地位获得模型，研究的发现有三点。
第一，人力资本理论对理解当代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收入差异仍然发挥重要作用，求职过程中的教育回报率略高于其他经验研究的结果。由于因果机制的错位影响，教育回报率往往会被低估。在控制了大量的结构性因素之后，教育回报率明显下降，但仍略高于其他经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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