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文化 研究综述
自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文化这个主题一直没有淡出国人的视野，在学术界，20世纪90年代直接从整体上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文化的成果较多；21世纪以来，直接从整体上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文化的成果相对少些，但是探讨某一领域的文化或文化建设以及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文化安全、文化产业日益增多。尽管如此，我们仍能间接地从中获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文化相关内容的零散思想，毕竟无论研究某一具体领域的文化或文化建设还是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文化安全、文化产业等，他们都是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探讨的，因而都不能忽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存在前提。但是研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狭义文化）却是一个基础和根本的问题。笔者现就学术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相关文化问题的研究试作梳理，以期为进一步深化今后的研究奠定基础。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①的含义
明确提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的含义有以下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是指以马列主义、思想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继承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吸纳一切优秀的世界文化，以“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宗旨的社会主义新文化。②显然，这种说法并没有扣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前提和基础，体现不出这种文化必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即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经济活动和经济过程中的经济思想观念、经济伦理、经济行为和经济制度的文化的总和。③这种观点抓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关键点，但仅“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够，还应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而对整个社会的能动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意蕴或文化精神
有学者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条件出发，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意蕴，包括现代科技与文化、与之相适应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观念、公平竞争意识、民主法律意识和文化开放意识。④有学者从我国当前的文化背景出发，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精神应包括法理型的政治文化、伦理精神和个性的向上与完满。⑤有学者指出，西方和东亚发达的市场经济都内蕴着一种文化精神，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绝不能缺少文化精神的定位和推动作用，而中国的市场经济文化精神应确立人文社会价值取向、文化的动力作用以及塑造现代文明人。⑥有学者从社会利益结构和职能结构的双重视角分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含价值理性精神和经济理性精神。价值理性精神包括民主、平等、自由，伦理道德，社会公平等三大精神；经济理性精神包括市场竞争意识、科技理性、科学管理、法制意识等四大精神。⑦还有学者专门探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它既继承并发扬人类在实现市场化的进程中所形成的自立精神、科学精神、竞争精神等文明成果，又超越并克服市场经济造成的人文失落、人性压抑和扭曲、人的发展的片面化和畸形化等弊端。⑧
以上观点分别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具有的文化意蕴，部分观点有交叉重合之处。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意蕴或文化精神应是高度概括的，所以上述观点仍需整合凝练，以彰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精神的独特气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传统文化（或民族文化、儒家文化）之间的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的构建离不开我国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个重要问题。学术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讨论：
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某些观念和思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展和完善具有积极作用。例如“和合”思想引出的和谐思想、以“孝”为核心的家庭观念、以“忠”引申出的爱国主义、传统的“义利”观、“诚信为本”思想等对规避市场经济的消极效应、建立和完善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还有学者从儒家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行为、企业行为和领导行为等方面论证了儒家文化思想在推进现代经济发展上发挥的积极作用。
二是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用的两面性，即积极性和消极性，所以要区别对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传统文化两者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服务的对象不同，因此，发展我国的市场经济，既需要传统文化精华部分的支持，又需要摈弃传统文化糟粕的负面影响。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方面它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充分体现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而充满活力；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保守性和封闭性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⑨
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与作用。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迫切需要构造新的文化动力，所以必须大胆进行文化改革，弘扬优秀民族文化。⑩有学者指出，经济体制的转型加速了文化更新过程，形成了以下七大发展趋势：经济文化一体化、人的独立型文化、个体与群体相统一为本位的文化、能力本位文化、文化的多样性、文化融合、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走向兼容与综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文化的相互作用
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评价标准。学者们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其评价标准是以生产力标准为基础的“三个有利于”。
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建设的原因。普遍认为，我国存在着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文化价值观，例如，封建小农意识、唯官为尊、唯权为重、重官轻商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正确的舆论指导、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三是市场经济对文化（建设）的双重作用。市场经济对社会文化道德的积极作用表现为：人们的市场意识觉醒，人生价值观念变化；重视知识和人才；为文化道德建设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等。而市场经济的消极作用表现为：道德滑坡；拜金风气盛行；市场经济不能自发地达到真善美的价值目标等。
四是文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双重影响。文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例如：文化环境决定着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文化观念决定着市场经济的创新活动；文化参与决定着经济发展的质量；文化创新决定经济增长方式。文化因素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强，出现了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客观要求及发展趋势。然而，文化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生了消极影响，例如：理论研究落后于经济发展，诱发了社会性的信仰危机和思想滑坡；思想道德上的滑坡，造成社会风气低落，加剧了市场经济固有的缺陷及其诱导的消极影响；教育和科技发展滞后，导致经济体系中科技含量不高，发展后劲不足；高雅艺术衰落，媚俗艺术盛行。
五是文化建设的功能和作用。概括起来主要有：增强国民素质；提高社会生产力；获得产业回报；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创造安定的社会环境；经济活动的文化内涵增强等。
六是文化建设的基本途径或举措。学者们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建设好文化，提出了不少合理建议，概括如下：第一，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第二，构建思想理论大厦，铸造民族之魂；第三，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水准和文化素质；第四，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多彩、文明健康的精神食粮；第五，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第六，合理吸收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价值体系。
七是文化建设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即：本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物质上脱贫和精神上脱贫、解放思想和净化文化市场等几方面的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精神要体现市场经济的共性和特殊性；要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人的价值；要着力塑造能够适应和推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文明主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当代的先进文化
一是先进文化的内涵：有观点认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先进方向，也就是说，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其它各项工作都必须努力体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另一种表述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先进文化是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协调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为基本特征和衡量尺度的社会主义文化。
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先进文化的原因：社会主义经济本身需要先进文化作为动力；应对外部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文化侵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并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先进文化的关系：二者是辩证关系，互为基础、互为条件。发展先进文化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发展先进文化的实践源泉、物质基础和实现机制，二者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之中。先进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市场经济，但又不能完全市场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和谐文化
一是和谐文化的内涵：一种观点认为，和谐文化是以和谐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融思想观念、理想信仰、社会风尚、行为规范、制度体制于一体的一种文化形态。另一种观点认为，和谐文化是指一个文化体系自身的内容及各种形式、各个环节之间是统一和谐、积极互动的，而不是分裂、冲突和相互抵消的；这一文化体系同其经济基础、政治导向和生态环境之间也是和谐一致、积极互动的，而不是分离、对立和相互抵消的。前者侧重于和谐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后者侧重于文化的内外部关系，二者表达的意思基本一致。
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和谐文化的原因：和谐文化是平衡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理想追求关系的必然选择。建设和谐文化可以克服市场经济诱发的诸如拜金、享乐、利已、冷漠、虚无等消极现象的产生。
结语
由上可知，学术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成果颇丰，充分反映了我国一直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积极探求支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文化。但是当前我国社会上产生了部分社会问题，这表明我们的文化建设已不能有效规避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和可能造成的恶果。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还没有形成。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际需要，我们都有理由进一步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是一个更加基础的问题，如果中国没有构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将会受到阻碍甚至最终导致经济下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将失去坚实的物质基础，具体领域的文化发展、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及文化安全也将无从谈起。
【作者单位：河南工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本文系河南工业大学基金项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2BS015】
【注释】
①③郭建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的界定”，《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②李红：“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的基本内涵”，《黄冈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
④邹广文：“论市场经济的文化内蕴”，《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
⑤陈创生：“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精神”，《云南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
⑥孟宪忠：“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精神”，《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⑦范跃进，栾贻信：“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大文化精神”，《江淮论坛》，2006年第5期。
⑧高静文，雷念曾主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文精神》，北京出版社，2005年。
⑨曲玉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中国传统文化”，《财经问题研究》，200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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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引领助推；经济社会；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8-0021-02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和战略任务，阐明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从推动吉安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角度来说，文化既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道德基础，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在实现新一轮科学发展路径的过程中，转变发展思路，紧紧抓住文化这个中心点，以文化为切入点来统领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应当成为吉安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重新认识文化在吉安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是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要上新水平，进入新阶段，需要文化引领经济、环境、城市等全面融合发展，并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
（一）文化是支撑吉安生存发展的精神家园
文化是一种化入内心、化入生命的力量，可以改变我们面对一切的态度，给我们前进的坐标、发展的启示、生存的智慧、心灵的支撑和蓬勃向上的活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生存发展，必须拥有自己的精神家园，即共有的理想目标、精神追求和伦理道德等。只有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国家、民族、社会才会有自己的精气神，才会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因此，没有文化就没有支撑吉安生存发展的吉安城市精神，也就没有吉安的传承、发展和壮大。
（二）文化是吉安“软实力”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持续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对一个国家而言，文化可以创造生产力、提高竞争力、增强吸引力、形成凝聚力，事关立国之本、治国之道、兴国之路。正如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因此，吉安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不仅可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幸福指数，更能引领时代风尚、凝聚精神、提升素质、打造吉安“软实力”，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与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指标。
（三）文化是吉安竞争力的重要力量
在世界多极化、知识经济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当今时代，文化和经济融合产生的竞争力将成为一个国家、地区和企业最根本、最持久、最难替代的竞争优势，亦已成为国家竞争、区域竞争、企业竞争以至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因此，基于文化建设对于社会发展越来越重要的战略意义，吉安要想在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赢得先机、把握主动，拥有竞争优势、效益优势和发展优势，就必须创造先进文化并用先进文化武装起来，拥有先进文化优势。
（四）文化是吉安经济社会管理的基础
管理深植于一种传统、习惯和信念之中，并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发展。古今中外，所有成功的管理案例足以说明，没有文化的创新，再高明的管理手段也难以成功。在知识经济时代，吉安若能依托文化对人的影响，来影响经济社会管理的计划、组织、检查、总结等环节和领域，进而影响经济社会的管理和改善，就能促进发展，形成强大的生命力、渗透力和扩张力。
（五）文化是吉安吸引资本和要素聚集的重要因素
资本拥有者、高级管理人员、高等级技术人员，他们可以决定企业在何处创办，因为硬件条件越来越趋于均衡，城市的文化特质就可能成为一个经济组织将落于何处的决定性因素。近三十年间，世界一些城市地位在急剧变化，曾经作为繁荣的代称的城市有些在衰落，有些在复兴，一些新的城市在急速崛起，这后面的规律性现象就是，各种文化性因素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吉安能否因文化美誉成为资本和要素聚集之所，加快融入新一轮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将长久地影响到吉安的发展前景。
二、吉安在发挥文化引领作用方面存在的不足
在党和国家文化产业政策的鼓励引导和文化体制改革的有力推动下，吉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势头较好，发展速度较快，开始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但还存在一些与构筑大产业发展大文化不相适应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
（一）没有将文化引领确定为吉安战略
这些年吉安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提出并坚持实行了“区域经济发展、统筹城乡发展”、“主攻项目、决战两区”、“重大项目带动”、“非均衡发展”等诸多战略，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无论是已经执行完的《吉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还是制定不久正在实施的《吉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这一指导吉安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和行动纲领都没有将“文化引领”确定为吉安战略，表明我们在新时期对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仍然认识不到位、措施跟不上的现实，值得反思。
（二）对新时期吉安城市精神的宣传、实践不够
城市精神对城市的生存与发展具有巨大的灵魂支柱作用、鲜明的旗帜导向作用与不竭的动力源泉作用，是一座城市的根与魂，是活力迸发的源泉。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但思想观念一经形成，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精神力量，又会对现实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6月29日，吉安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1周年大会推出了既传承庐陵优秀文化精髓、又体现新时代新吉安发展最强音的吉安城市精神——“崇文正气开放图强”。但是，这一用以凝心聚力的吉安城市精神目前的社会知晓率和认知率并不高。宣传到位，努力践行，是接下来我们要大力加强的。
（三）文化产业特别是文化创新产业发展不足
近年来，吉安抓住文化产业大发展机遇，将文化产业作为新经济增长点和支柱产业来培育，不断加快文化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步伐，在大力发展文化事业的同时，深挖文化产业潜力，打造特色品牌，培育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文化产业，基本形成了以广播电视、印刷发行、报刊、影视、文娱演艺、文化旅游、动漫制作、网络游戏等为主体的产业发展体系。但与发达地区相比吉安文化产业特别是文化创意产业总量少、规模偏小、社会化、产业化水平低，缺乏品牌效应。而且当前的文化产业资源利用率非常低，包括文化产业集聚园的土地利用率也很低。2011年，全市文化产业主营业务收入106.7亿元，增加值31.3亿元，比上年增长40%多，占GDP的比重3.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5%，与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占GDP的10%～12%相比则差距更大。
（四）文化人才的培养严重不足
未来三至五年，吉安将重点围绕“文化庐陵、山水吉安”城市定位，以中心城区为龙头，吉泰走廊为主轴，其他各县（市）为支点，大力实施“136”文化产业工程，即：建立一个文化创意产业园、建设三个文化产业基地、发展六大产业文化。但文化人才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实施“136”文化产业工程助推吉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需要一大批掌握先进思想和知识的优秀人才特别是文化领军人物，目前的吉安在文化人才的储备和培养上是严重不足，文化创新人才和文化经营人才紧缺，日益成为吉安文化产业发展的紧箍咒。
三、用文化引领助推吉安经济社会发展的对策
（一）坚定不移地将文化引领确定为吉安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当今社会文化与经济、政治等相互交融，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国家与地区之间综合实力的激烈竞争，正日益聚集于以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的竞争。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以创业为核心的文化产业，正在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亮点。在这种大环境下，吉安应，抢抓机遇，从历史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文化的意义，大力实施文化立市战略，全面提升文化的引领力、竞争力、创新力、服务力，为实现吉安十二五规划提出的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晋位赶超、绿色崛起发展目标提供强大动力。
（二）培育和发展壮大文化产业
一是实施项目带动，促进文化领域的投资和建设；二是打造品牌，提升文化产品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三是坚持园区带动，促进文化产业规模化发展，这里要注意提升产业集聚园的产业集聚度，减少土地使用规模，提高土地利用率；四是培育新兴文化业态，具体要重视并扶持动漫、游戏产业发展、支持和发展广播电视新媒体产业、推动数字出版产业发展、发展电子商务、发展文化设计产业、发展会展业、发展文化旅游、发展具有地域特色、民族风情的演艺业、加强民间工艺品的生产制作等；五是完善文化产业的政策扶持体系，加强对文化企业的贷款支持，对符合信贷条件的文化企业给予利率优惠。
（三）重视文化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文化人才在文化立市战略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加快培养造就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要统筹促进各类文化人才发展。高层次领军人物和专业文化工作者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基层文化人才队伍是文化改革发展的基础力量。要针对各类人才的不同特点和成长规律，建立和形成有效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人才培养、使用和管理机制。文化人才的培养一要坚持多管齐下、多元发展；二要坚持兼容并蓄，培养和引进并重；三要对起到领军作用的骨干人才进行超常规和跨越式的培养；四要建立科学机制，发挥团队作用。
（四）大力宣传和实践吉安城市精神
吉安城市精神譬如一面旗帜，凝聚着吉安的思想灵魂，代表着吉安的整体形象，彰显着吉安的特色风貌，引领着吉安的未来发展。广大市民尤其是共产党员都要以时代为己任，以吉安的发展为己任，争当吉安城市精神的宣传员和实践者，让这种城市精神更加深入每一个吉安人的心灵，成为个人和团体生活工作中的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从而凝聚发展合力，为建设开放繁荣秀美幸福新吉安提供精神源泉。
参考文献：
[1]王炳春.我省发展文化产业的对策[N].黑龙江日报，2012-05-31.
[2]构筑大产业发展大文化——吉安文化产业发展综述[N].井冈山报，2012-04-26.
[3]吴翠云.用先进文化点亮幸福德州[J].求是，2012，（14）.
[4]文化的价值需要全新认识[N].长江日报，2012-07-16.
（一）构建适应循环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要求的合理与科学的管理体制与机制发展循环经济，推进社会建设，是各级政府的职责，需要经济综合部门和资源环境部门，以及一切单位与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能定位，从不同角度共同发挥主导作用。我国与我省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强化社会建设，需要建立一个协调的管理体制，科技、财政、金融、税务和国民经济建设的其他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发展循环经济，强化社会建设，政府既有引导责任，又应通过制定各种经济激励措施，给予企业资金和政策支持。企业作为循环经济的实践主体，应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通过建立污染者付费制度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负责其产品生命周期内的生产、使用、收集、回收、再生利用和处理处置等。因此，构建起适应循环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要求的合理与科学的管理体制与机制，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二）构建适应循环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要求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现今各国普遍适用的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ystemofNationalAccounts，简记为SNA）。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ystemofIntegratedEnvironm-entalandEco-nomicAccounting，简记为SEEA）因其环境友好的特征，也被称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以SNA的框架和方法学为基础，借鉴经济学特别是其分支学科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过科学、系统、全面地反映资源环境与经济体系之间的联系，来实现对真实经济成就的客观评价的一种新的制度安排。这一核算体系无疑可以成为发展循环经济的最适用的宏观核算制度。首先，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在流量核算上比SNA更有优势。其次，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在存量核算上比SNA更有优势。SEEA十分关注环境资产本身的消耗和积累情况，深刻体现了对环境资产作为国家财富组成部分的思想，真正把资源环境存量核算作为存量核算的主体。最后，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还借鉴了环境经济学的一些重要思想，从而为构建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二、发展循环经济，搞好社会建设，必须要有大文化精华背景下科学的法律法规的强硬约束
循环经济与当代社会有许许多多的最新表现特点与表现形式，诸如新的经济观、新的价值观、新的生产观、新的消费观等等。与此同时，发展循环经济，加强社会建设面临着各种障碍及其阻力。可持续发展观提出后，国家在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时更加注重“集约型”经济模式的运行。循环经济作为新的经济理念，在现实经济发展中还面临着各方面因素的制约，给循环经济模式的推广造成阻碍。从经济调查反映的问题看，法律制度的缺乏是导致循环经济问题的根本因素，诸多经济违法行为阻碍了循环经济的健康发展。经济立法对发展循环经济，加强社会建设有决定性的作用。加强经济立法有助于严厉打击经济犯罪行为，杜绝市场上非法经营、经济犯罪等不良现象；能够处理经济纠纷；能够完善法律体系；能够减少环境污染，保护环境；能够维护主体利益等等。通过发达国家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必须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以作为循环经济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前提和保障。我们可以制定诸如《循环经济基本法》、《废弃物资源化处理法》、建设和谐社会促进保护法等多个层面的法律法规体系。在循环经济立法中，首先是宏观调控、管制规范应该成为主干。其次是间接调控规范，即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利用各种经济手段使外部不经济转入内部化。除此之外，还有自我调控规范，即通过全民环境教育，提高环境意识。这三方面构成循环经济法体系。在借鉴国外主要发达国家循环经济立法的基础之上，结合我国与各地的基本情况，应制定一套多层次、多类别的立体式交叉法律体系。在横向上建立分类别的制度，主要分为法律、条例和指南；在纵向上建立分层次法律规制，主要在三个方面发展：循环型企业、循环乡镇、生态工业园区、循环区域、循环型城市等。
三、发展循环经济，搞好社会建设，必须要有大文化精华背景下科学的政策保障体系
（一）采用税收政策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1.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矫正性税收和补贴。无论是负的外部性还是正的外部性，市场竞争都不能达到社会最优的生产或消费数量，只有通过矫正性的税收或补贴，经济才能达到有效率的水平。一般而言，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材等不利于环保的生产或消费行为都具有较大的负外部性，政府应当对此类行为征收与其产生的负外部性相适应的税收。而节能、降耗、减排、环保和资源综合利用等生产或消费行为都会产生正的外部性，因此政府应当对此类行为主体直接给予同其产生的正的外部性相一致的补贴，或间接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或减免。
2.做好“绿色税收转换”的双重收益。“绿色税收转换”（TheGreenTaxShif）t是指在保持整个社会税收总负担不变的前提下，通过降低对资本、劳动和消费的课税而增加对污染的课税，从而使税制更富有效率。布恩伯格等认为，将所得税等换成“绿色税收”会产生两项巨大收益：第一项来自对具有负外部性的物品课征的矫正性税收，具有保护环境和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功能；第二项收益来自有了这些收入后就可以降低所得税等税率，从而减少因为征收所得税等产生的额外负担，避免传统的所得税等对经济行为的扭曲，弱化税制对劳动和资本的负效应，减少失业和提高税制效率。也就是说“绿色税收转换”可以使国家从更干净的环境和更有效率的税制中取得双重收益。近年来关于“绿色税收转换”双重收益假说的争议较多，有少数学者认为环境税具有累退性并且不具有足够宽的税基来课征到足够的税收，以替代所得税；但是大量的实证研究进一步支持了“绿色税收转换”的双重收益假说。例如，伯拉德、绍文、瓦利等美国经济学家估计所得税的边际负担大约为1.3，因此1美元“绿色税收转换”的双重收益为30美分加上环境收益。波斯奎特通过对欧洲及其他一些国家的考察，证明在环境税实施以后二氧化碳减少量非常明显，短期或者长期记录的就业边际收益、投资和消费价格都有积极的变化。泰克达斯洛采用多部门动态CGE模型，模拟在维持政府收入不变的前提下，对日本征收煤炭税而相应减少对劳动、资本和消费征税，模拟结果同样支持了这一假说。
3.完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发展循环经济要遵循减量化、再利用和再循环的原则，立足于保护环境和节约使用资源，在生产和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循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税收政策的制定要从资源开采、投资、生产、进出口、消费以及废物排放等诸多环节来进行系统安排和通盘考虑，灵活运用多种方式来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之中，使循环经济的理念融入整个税制体系。具体而言，在资源开采环节，要强化资源税的环境保护功能：加强输入端管理，从源头节约资源，减少污染排放。我国现行的资源税没能体现保护与节约使用资源的精神，主要用于调节级差收入，因此要还原资源税促进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本义。首先，应扩大资源税征税范围，要对所有具有重要生态环境价值的资源征税，除所有矿产资源外，资源税的征税范围还应包括土地、水、森林、草场、动植物、滩涂、海洋、地热等。其次，必须提高征收标准，使资源税能够真正起到有效抑制浪费和保护资源的作用。最后，要改从量定额征收为从价计率征收，保证资源税实际负担不会因物价上升而实际下降，以免弱化其对资源的保护作用。在投资环节，主要对符合循环经济发展的投资项目予以税收优惠，严格控制污染项目投资，以鼓励绿色产业发展，优化投资结构。首先，应允许企业把为治理污染和环境保护而购置的固定资产作为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比如实行对企业购置用于消尘、治污等方面设备的进项税额抵扣制度，并准许其申请投资税收抵免。其次，对投资于生产和提供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产品和服务，应按环境保护、资源循环利用的程度给予或加大一定时期的减免税优惠或即征即返政策，如加大对投资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设备生产的企业实行税收减免或优惠措施。在生产环节，主要通过税收手段促进清洁生产和节约生产，实现生产环节资源消耗最少、废物排放最少。对采用清洁生产工艺、清洁能源进行生产的企业和综合回收利用废弃物进行生产的企业，应在增值税、所得税方面给予优惠；对企业用于节能、降耗、减排的生产设备以及生产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设备实行加速折旧政策。在进出口环节，调整高污染、高能耗及资源型产品的进出口税收政策。在进口税方面：对国内目前不能生产的污染治理设备、环境监测和研究仪器以及环境无害化技术等进口产品，减征进口关税；为降低国内能源消耗，应降低高能耗产品的进口关税，鼓励高能耗产品的进口，对进口相关产品的企业给予所得税减免等优惠政策；为限制污染和高能耗生产项目，要提高高能耗、高污染的仪器、设备的进口关税；对一些污染严重、破环生态环境的产品征收进口附加税。在出口税方面：对那些出口创汇多、环境污染小且资源利用率高的出口企业实行税收优惠，从而鼓励我国的出口企业都朝绿色产业方向发展，以跨越国际贸易上的绿色壁垒；控制国内稀缺性资源产品的出口，调整原材料、初级产品、半成品等出口货物的退税率，通过降低或取消一些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来贯彻国家的环境资源政策；加强对高污染、高能耗、资源型产品的出口限制，在国际贸易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大幅提高此类产品的出口关税，降低或取消其出口退税；进一步降低环境保护设施、环保材料的出口关税，以扶持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提高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消费环节，应进一步完善消费税，引导节约、健康、环保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意识。首先，要扩大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在现有征税范围的基础上，应将一次性生活用品（如饮料容器、塑料袋）、高档建材、原浆纸、电池、氟利昂、洗涤剂等带来环境污染的消费品以及高档木质家具、毛皮制品等大量消耗动植物资源的商品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其次，根据产品对资源、环境的危害程度，实行差别税率。对污染环境、危害健康以及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资源的产品实行较高税率，例如应对香烟、烟花、炮竹、汽油、柴油等商品课以重税；对使用新型或可再生能源的低能耗的交通工具征低税，如对排气量较小、安装尾气净化装置的小汽车课以轻税等。在排放环节，开征环境保护税以取代排污收费制度，从输出端强化控制污染物排放。鉴于水污染控制、大气污染防治、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等将是我国未来一段时期环境保护工作中的重点，我国环境保护税的征收范围应设定为包括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等在内的污染物排放，按照国际惯例，其税目应主要包括：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固体垃圾、工业废水以及超标噪声。环境保护税作为独立的税种，既能唤起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又能充分发挥税收对循环经济的促进作用。在其他环节，实行鼓励和支持有利于环保的技术研发的税收政策。如在产品的研制、开发和技术转让等环节，税收政策应进一步加大对环保、节能、降耗、治污等技术的开发以及转让的支持力度，大力鼓励替代性清洁能源的研发。
（二）征收生态税或生态费限制消极环境行为首先，应从制订《循环经济促进法》和开征生态税入手，按照对环境的破坏程度建立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并根据达标率制定不同的税负标准；其次，征收生态税要坚持公平原则、谁污染谁缴税原则和谁受损谁受偿原则，同时还应当注意操作成本，保证政策的有效性；最后，要根据不同地区内不同的资源、人口、经济、环境总量来制定不同的发展目标和考核标准，让生态脆弱的地区更多地承担保护生态而不是经济发展的责任，同时要注意建立上下游地区、城市和乡村、开发区与保护区的协调机制，以平衡各方利益。
（三）加大财政金融的扶持力度凡是涉及到好的、甚至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循环经济项目或社会建设项目，国家与地方财政与金融必须大力支持。采取直接的财政拨款与贷款支持。
文化是个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政府，对文化建设的认识 一直在不断提高和深化。总的来说，我国的文化建设主要经历了三个台阶：第一，开始 的时候，大家只是认识到经济中的文化成分，认为文化搞好了对经济建设有帮助。文化 是为经济服务的，在不用的时候也可以没有。第二，党的十五大系统提出了党在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规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 。这将文化提升到了与经济、政治同等重要的地位上，是一大进步，但在具体工作的安 排上，文化仍扮演着拾遗补缺的次要角色。第三，2001年，同志在“七一”重要 讲话中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他强调指出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 质要求”。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特别是在执政理念上的 体现，更使现在越来越多的干部开始重视文化建设。从更深层次上看，我们搞发展最终 目的是人的发展，特别是温饱问题解决后，人的发展主要是文化问题。所以，随着对科 学发展观的认识逐步深化，对文化在整个国家生活中的地位的认识也有了提高。当然这 还不够，对文化的认识还需进一步深化。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 观的过程中，如何落实文化建设。
比较而言，目前经济和政治这两件事情，关心的人比较多，而文化的位置或状况相对 较弱，乃至让人觉得有些忧患甚至危险。我们国家如何能够几十年、几百年按既定方向 稳步发展下去，和平崛起，除了有经济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制度的保证外，大概从深层次 上长期起作用的还是文化。前两者在一定时间和形式上都总是动态地发展变化，但在心 灵深处，融化在人血液中起作用的仍是文化。中国13亿人口如何能够凝聚在一起，致力 于国家建设，民族复兴，恐怕最根本的依然是文化。但这一方面我们觉得很空、很苍白 。平时看不出来，但若碰到一些考验的话，觉得还是不可靠。如果将来“三条腿”有一 条腿比较软，并由于这条腿使整个大局受到影响、损失的话，问题很可能就出在文化方 面。
大家对这方面问题有何考虑，以及对新时期、新阶段文化建设的大政方略有什么建议 都可以谈谈。希望大家在宽松的环境中充分交流，畅所欲言。
从国家的文明形态发展来看文化问题
杨义：长久以来，我一直在思考文化问题。一个现代大国如何在世界上树立自己的形 象和旗帜，大国的学术、文化应该是什么样?我认为应该从国家的文明形态发展来看文 化问题。我曾经提出了一个命题，就是“文化工程”，实际上是“人心工程”，涉及到 一个民族如何形成一个价值共识的问题。一个民族有没有价值共识，十分重要，它是体 现综合国力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文化工程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同时它也要和当今世 界的总体格局相联系，和我们文明的发展程度联系起来；文化工程还有一个人群素质的 问题，我们的很多工作都不是在素质上下工夫，而是在一些形式上下工夫。另外，理性 思考和创造能力，对于一个民族来讲，也是很重要的。
一种文明要有原创性(即创造能力)和共享性(即一个民族共享的程度)。一种文明创造 出来，不为民众广泛接受不行，但是光讲共享性，不讲原创性也不行。我们要形成一种 用原创性带动共享性，以共享性培育原创性的体系。在原创性的问题上，文学理论界多 年来一直认为西方话语是强势话语，怎么创造出一种中国的话语来，一直困惑了我们百 年。实际上从王国维、鲁迅到钱钟书应该说是创造了一些属于我们自己的话语，但我们 自己并没有认识到。同样一个问题，可能我们中国的学者认识比较深刻，但是我们并没 有把它发展下去，这也是一种民族文化创造的心理欠缺的一种表现。
在如何树立对原创性，对文化创造、文化专利权的尊重方面获得共识也很重要。如美 国的安德森提出的“想像共同体”，认为当宗教衰落时，靠印刷术的流行形成一种民族 国家的观念。但我们看到，中华民族的形成决不是这样。我们几千年不曾中断的历史写 作，我们“四书五经”这种核心经典的确定，或者是通过科举制度形成的文官考试制度 ，还有汉族和少数民族长期以来这样一种文化重于种族，在碰撞中融合的历程，充分显 示了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其实是一个血与火的实践共同体。像这样的问题，范文澜先生 在五六十年代就已经研究和提出过。斯大林当时讲民族问题是资产阶级形成过程中产生 的一个问题，而范文澜先生却敢于提出，中华民族的问题是在秦汉时期形成的，这在当 时应该说需要很大勇气。但是现在的学者思考外来的新观念时，自己却没有建构一个开 放的、平等的对话舞台，而是采取一种完全照搬的姿态，往往不因时因地因人因研究对 象而异，那么它是否可以不经调整就适合中国?哪些地方可以借鉴，哪些地方应该超越 或扬弃?比如当前文学界关于“现代性”的问题，这在西方也没有统一的看法，那么它 是否真的适合中国?是否需要按照西方价值观论定我们自己的实践?仍需要我们作进一步 的思考。我认为，中华民族几千年，尤其是近百年的历史，世界任何一个民族的学者都 不能代替我们去作整体的、深层次的了解。所以不应限于标语口号上，要从深层去做“ 人心工程”。
另外，这些问题还应加以制度化。比如“四个同等重要”，即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 学同等重要。这些理念应变成一种社会所遵循的制度，通过运转将理念变为实际。在文 化创造(哲学、社科)领域，制度问题也应作为重要问题来对待。现在的很多制度不是那 么适合。首先，人文社会科学自身的规律是应该考虑的。比如目前争博士点，研究机构 会议繁杂，以及很多专家为了得到相应的待遇不得不做行政工作的现象，都值得我们深 思。可否有制度来保障这些专家学者少开会，少从政，专攻于研究?记得邓小平同志曾 经说过：“科研人员应该有5/6的时间来搞科研。”但我们现在很多学者连1/6的时间都 不到。
还有，是不是所有优秀的专家学者都适合于从政?在从事行政工作的过程中，是不是可 以不让他们在复杂的环境中应对，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而让他们的学术才华充分表 现出来?这需要体制的保证。我们并不是说具体的工作单位没有实现制度改革，毕竟进 步还是很大的。但是在基本制度的问题上，我们没有全国性和通盘性的考虑，制度上缺 乏全国性的规划。
还有一点，目前按规定，博导60岁就“一刀切”退休，经过努力才能保留几个。这样 的做法还是人事行政管理的方法。钱钟书先生担任社科院副院长的时候，已经是72岁了 。而我们现在的副院长要45岁以下。我们不禁要思考，这个职务是学术标志还是行政级 别?我认为领导职位要根据文化工作不同的领域分类和制定，不是所有的领域都适合年 轻化，搞“一刀切”。比如一些大的研究所所长，由50多岁的人来担任可能比40多岁要 好，因为他在学术界已经有了影响，也没有过多的利害冲突，在功成名就时出来，也比 较超脱。而年轻的刚冒头，就不得不参与行政，更多是做人事关系协调，就会忽略了学 术研究。各领域规律不同，对于这种问题我们要多研究。这种分析性的思考，对文化建 设是不是会有好处?科学管理是针对不同的对象和规律分析出来的，而不是“一刀切” 切出来的。
我一直思考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文化是完全靠宣传还是学术研究?二者是相互代替 还是各有所长，互有补充?我认为二者有一致性，但是学术的话语和宣传的话语应有所 区别，更强调要建立在浑厚的文化底蕴基础之上。宣传是要把现成的结论加以放大，让 更多的群众理解。但学术研究是要追求没有现成结论的东西，追求创新，其本质是追求 新领域的发现，以推动原有理念的与时俱进。这就有一个如何处理好文化宣传和文化学 术创新的问题。将二者混为一谈，不利于全民族思想文化博大精深的发展。
如何使现代的大国在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过程中，建立有民族原创性的精神，建立民 族的文化价值系统，我觉得还要有制度上的提高。应该说这20多年，大家对我们的文化 工作敢于发表意见了，甚至是一些创造性的意见。这种气氛是很好的，但是要把这种创 造变成现实，还是要在制度上得到保障。
关于公共哲学的思索
何怀宏：近半个世纪前，美国思想家李普曼在其著作《公共哲学》(the public philosophy 1956)中谈到西方社会复兴公共哲学的必要，认为这种公共哲学在古代曾经 维系了城邦和帝国的生存和繁荣，在近代以来也曾被那些伟大的启蒙者和自然法理论家 认为是不可或缺，但大部分内容还是没有得到明确的阐述，而现代怀疑以致否定的精神 却已经在深深地腐蚀公共哲学的根基。
“public”有“公共”、“公众”、“公开”等多层面的含义。后来，美国社会学家 贝尔又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中谈到“公众家庭”(public household)的含义 ，它不仅在于利益的共享，而且必须对共同利益达成某些一致的见解。从其原本的意义 上说，“公众家庭”不仅仅是一个与市场经济、家庭经济并列的社会经济部门，甚至也 不仅仅是一个政府，而是一种放大了的、具有某种共同信仰、观念和情感的古希腊城邦 国家。但是，现代社会则是一个文化和价值多元化的社会，当代的“公众家庭”不像是 一个共同体，而更像是一个活动场所。那么，有什么理论作为今天的“公众家庭”的政 治哲学呢?贝尔认为至少有四个问题是这一理论必须解决的问题：第一是与公众家庭相 应的单位是什么及其平衡原则；第二是自由和平等这两个社会准则之间的紧张及协调； 第三是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协调；第四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如何划分。
以上两位学者明确地提出了公共哲学的问题，当然，对公共哲学的探索并非从他们起 始。我们还可以追溯出域外许多思想者中类似的寻求一种公共哲学或仅仅是一种“公共 性”的努力，尤其是在率先进入现代的西方思想家中，这一努力更早呈现和更为明显。 近代卢梭渴望着一种具有全面内容和最高信仰的“公民宗教”，而康德心目中的“公共 理性”则主要是考虑为竞争的权益首先厘定一个基本的法则。现代像罗尔斯对“重叠共 识”和哈贝马斯对“话语伦理”的探讨，比较明显地显示出康德思想的特点；而像一些 有宗教情怀的思想家，或者极端保守或激进的行动者，则或多或少地体现出卢梭的精神 。阿伦特一方面渴望一种类似古希腊城邦的关系紧密的共同体，另一方面又仍然将这种 关系主要限于政治领域而不涉经济。萨利文等则使用“公共哲学”一词来批评自由主义 过于重视个人权利与国家关系而忽视社会团体纽带的倾向。总之，种种对公共哲学的探 求不一而足，内容和倾向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共识却是相当明确的：即它们都不仅承认 有寻求一种公共性的迫切的必要性，而且承认的确有这样一种公共性存在的基础或可能 性。一个充分多样性的社会，如果只是多样性而没有某种公共性，它就无法发展甚至生 存。我们还可以强调说，愈是文化多样性和价值多元化将成为“正常”乃至“正当”的 社会，愈是有必要寻求一种公共性，否则，一种缺少公共观念的多元化将慢慢消解社会 的根基。
较晚进入“现代”的非西方社会诸民族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最近，日本东京大学校长 佐佐木毅和金泰昌共同编辑的十卷本《公共哲学》，也反映出类似的努力。而且，由于 后发民族还常常面临着一个过去传统的“公共性”较西方更急剧地崩溃或丧失的困境， 以及面对既要坚持自己的民族个性和国家利益，又要承担某种现代社会的共性的矛盾， 所以，不得不做出更大的努力来恢复或重建一种“公共性”。
我认为，在这样一种探求公共哲学的努力中，对公共伦理的探讨不仅是题中应有之义 ，而且应当占据一个优先和主干的地位。不涉公共事务的哲学或可专注于本体论、认识 论、逻辑学等问题，而公共哲学则无疑要以考虑价值和规范问题为中心。而广义的、作 为某种人生哲学或实践哲学的伦理学，就包括各种价值的追求和行为规范的厘定两个方 面，在这个意义上，它也可以说包含了公共哲学的主要内容。而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 规范伦理学来说，伦理学则主要是对制度和个人道德规范及其理据的探讨，由于这直接 涉及到人们作为团体或个人相互之间的社会行为，理应在公共哲学中得到更优先的关注 。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经过20世纪天翻地覆的巨变，现在又处在一个重要的社会转 型期，原有的“公共性”已被打破，新的问题和挑战又层出不穷，更是有首先建立起一 种既包含公民规范、又涵摄制度原则的公共伦理的必要。而在这方面，一百多年来，应 该说已有许多中国学者和思想者为此做出过艰苦的努力。
在中国，梁启超在一个世纪之前写下《新民说》(1902-1903)，其中说到人“无私德则 不能立”，“无公德则不能团”。社会若无公理，个人若无公德，“虽有无量数束身自 好、庸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 ，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任何群体，“必有一物焉贯注而联络之，然后群之实乃举。 若此者谓之公德。”他在《新民说》这本书中较多的阐述了作为一个新的社会成员的个 人伦理，但对国家、权利等涉及制度性的“合群之道”的问题也相当留意。编撰了中国 第一本现代意义上的《伦理学教科书》(1905)的刘师培也写道“公德者，又由公共观念 而生者也。”他在这本书中探讨了公私之界说、中国社会伦理不发达之原因，社会伦理 起源及范围、以及仁爱、正义、和睦、义侠、秉礼、择交、服从、诚信等范畴。
然而，这种思想理论上的探索虽然早就开始，中国也有过一种类似于卢梭“公共宗教 ”似的大规模社会实践，今天社会公德的状况却不容乐观，以致像三联书店“公共论丛 ”的编者仍像一百年前的梁启超一样深感国人“公共观念之缺乏”。
这里还有必要澄清一种可能的误解：即似乎“公共伦理”只是政府的事，应当只由“ 肉食者谋之”；或者把它看作“众人的事”，而“众人的事”却常常成为无人管的事或 自己可以“免费搭车”的“别人的事”。然而，再没有什么比公共伦理更需要负责任的 个人来落实的了。而且，它应当是所有社会成员都应该履行的义务。在某种意义上，一 个人要成为合格的公民，就必须成为个体，无论是一般的公民义务还是社会职责，都必 须一个个地负责、一个个地承担，这种义务和职责甚至不能因为别人没有很好地履行职 责或者制度没有很公正地对待自己，自己也就可以不承担。我们并不能奢望所有人都能 成为精神上富有个性和创造性的个体、成为圣贤、天才或英雄人物，但作为一个社会成 员或公民的这些义务和责任却是最基本的，是每一个生活在这社会里的人都应当承担的 。
我曾担任中央电视台“道德观察”(原名“公民观察”)栏目的总策划，接触到不少诸 如见死不救、落井下石、哄抢钱财等社会伦理的个案，更深感有探讨公共伦理的必要。 我们急需一种由负责任的个人承担起来的“公共伦理”，然而，我们面对的却常常是一 个“匿名的大众”，一个冷淡的、惰性的、易变的和拉平的大众，在这种“大众”中， 对社会的真实责任常常被逃避，而非理性的冲动和自私自利的欲望却可能大行其道。社 会需要培养出大量负责任的公民和个人，为此也就需要通过思想的探讨来促进内心意识 的生长，同时也需要通过种种自发的民间组织和一定的政治活动来训练和催生一种个体 的“公民”。
当然，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即制度建设的方面也是绝不可忽视的，许多人之所以隐入 “冷漠的大众”，常常不仅是因为公共权力的缺位和失效，而且还因为公共权力的滥用 和腐败。这种滥用和腐败不仅需要加强教育和监督，也亟需一种结构性的调整。目前， 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已经日益引起广泛的注意和多面的探讨，但是公共伦理的问 题却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公共管理和政策是必然要面临许多价值取舍和规则制定 的道德问题的。不仅公正性本身就是衡量公共管理和政策优劣的一个独立标准，公共管 理和政策的有效性也经常要依赖于其公正性。公共伦理还关涉到人们对于公共权力是否 有一种合法性的信仰，这种信仰深刻地涉及到公共权力的根本目的和意义。
如果要简单地说一下严格意义上的公共伦理究竟是什么，我们也许可以首先从范围来 说，公共伦理是一种公共领域里，处理公共事务的伦理，而尤其是一种社会政治领域里 的伦理；从它涉及所有人来说，它也是一种公众的伦理和应具有公开性的伦理；从内容 来说，它主要是一种有关规范的伦理，它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包括每个人作为 一个人、一个社会成员的自然义务、作为一个公民的一般义务和作为特殊的社会角色的 特定义务，这里最重要的自然是一般的公民义务和政府官员的特定职责；另一方面则是 指制度本身的道德原则规范，我们经常用“正义”或“公平”来指称这些原则规范。最 后，我们说，公共伦理还是一种诉诸公共观念和公共理性、努力在多元的价值要求中寻 求核心共识的伦理，因其涉及到公众的根本利益，它不能不是一种普遍主义的规范伦理 ，而要普遍约束所有人和达到最大范围的可能共识，它大概还不能不是一种立足于最基 本和最起码的要求的底线伦理。
当然，以上主要是从伦理的角度对公共哲学的一个初步的介绍，与此相关的许多问题 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例如究竟如何理解“公共性”的多重含义；在现代社会里究竟 如何划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区分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面对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和 政治现实又如何建构一种公共哲学；这种公共哲学和“天下为公”、“克己奉公”、“ 大公无私”、“灭私兴公”、“立党为公”等种种在中国历史上起过或正在起活跃作用 的观念之间有何关涉，与公共理性、公共观念、公共权力、公共财产、公共物品、公共 服务、公共管理以至公共知识分子等范畴之间又有何联系等等。
道德建设应该制度化甚至法律化
崔永东：文化建设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道德建设。刚才提到文化建设要制度化 ，我认为道德建设也要制度化，甚至法律化。对于一些基本的道德，比如“底线道德” 就可以法律化，可以赋予其强制性以利于其推行。如“诚实信用”在西方民商法中就被 作为一个根本性的条款予以法律化了。现在我国实行市场经济，而市场主体的“利己” 思想会带来负面效应，比如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坑蒙拐骗等都会影响诚信。如何教育 我们的市场参与者?我认为除了加强道德的自律意识外，还应将诚实信用、互利互惠等 一些基本道德赋予强制力加以推行，才能使它们落到实处，真正发挥作用。
中国历史上有“礼法合一”的现象。所谓礼是指道德原则和规范，法是指法律。“礼 法合一”就是通过立法的途径，将儒家的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将儒家的道德原则 转化为法律原则。这在中国古代立法实践中比较常见。如作为中华法系代表作的《唐律 》，被称为“一准乎礼”，它就真正实现了“礼法合一”。再比如先秦荀子的“非礼无 法”，即说一种法律若不合乎礼，就不是真正的法律。这也就是西方法学家所说的“恶 法非法”，邪恶的或不合道德的，没有体现人道精神的法律都不是法律，都没有法律效 力。正如奥古斯丁所说，不公道的法律不能称之为法律。其实强调法律和道德的一致性 ，是世界历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像西方的自然法，按照英国法学家霍布斯的说法，自 然法就是一种道德法，就是人类社会的普遍道德原则。它和实在法(国家制定的法律)的 关系密切，实在法必须合乎自然法。这在西方法学史上有很大的影响。
西方国家的这种把一些最基本的道德比如自由、平等、公正，还有互利互惠、诚信等 予以法律化的作法，可以给我们以启发。今天在加强道德建设的过程中是不是也可以把 一些基本的道德法律化，通过法律形式推行为公众认同的道德，这将对改善整个社会的 道德氛围，对促进精神文明与加强法制建设等均有积极意义。
另外，在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上，西方学者也有一些名言。比如，美国现代法学家 霍姆斯曾说过“法律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的道德发展史”；英国现代著名法学家哈特曾 说过“法律是由道德所填充的外壳”；美国现代法学家博登海默曾有这样一种观点，即 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十分密切，它们之间存在着“双向流动”的关系，即一些道德规范通 过立法途径而流动到法律领域，随着历史的进步又有一些道德规范从法律领域回到了道 德领域，比如堕胎(现在有些国家已经不用法律来制裁这种行为，而是通过道德舆论的 力量对其进行约束)。此外，还有德国的拉德布鲁赫提出的“法律必须符合正义这一基 本的道德价值”等等。这些西方学者的话对我国的道德建设应该说是有借鉴意义的。
需要指出，中国的“礼法合一”也有其片面性，比如将某些过高的道德义务转化为法 律义务，以致一般人做不到，使法律变得不人道，走向了极端。在现代法制建设中应避 免这种极端化做法，应将一些社会通行的基本道德转化为法律。
关于道德建设，我们应注意在吸收西方文明中的有益内容时，也要吸收传统文明的精 华。对于传统文化，我们应挖掘出其中的有益成分，让更多人了解。拿传统的“中庸之 道”来说，很多人将其视为一个贬义概念，但事实上，我认为它恰恰为我们揭示了一个 很有价值的原则，即适中而为，适可而止，不走极端。这一点不光是做人处事方面的要 求，在立法司法等方面也有其合理性。立法的“中道”就是强调要找到不同利益的平衡 点，这个平衡点就是“中”。如新交法出台后很多人意见很大，称过去的交通法规是撞 了白撞，现在是司机负全责，司机很不满。这说明，立法者没有注意寻找行人与司机的 利益“平衡点”，片面强调了行人的利益，但没有照顾到司机的利益要求，也就是说立 法者没有贯彻适中而为的中庸之道。强调立法、政治与道德合乎“中道”，这种看法不 光中国有，西方也有，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都曾讲到好的法律必须是适中的法律，是 合乎中庸之道的法律，好的道德必须是合乎中庸之道的道德，好的政体必须是合乎中庸 之道的政体，等等。所以对于“中庸之道”，我们还是应该从其可行性的方面，从其与 现代社会价值相沟通等方面来考察，它对于道德与法制建设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此外，对于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糟粕，我们也要注意辨别。比如我国传统的义利观，讲 求重义轻利，其实儒家最初提出时并没有完全否定个人物质利益(孔子说“见利思义”) ，但是后来有点极端化，甚至于个人正当利益也不能讲了。轻视甚至否定个人利益的价 值观影响了封建立法，表现为法律不重视保护个人的财产权。而与之截然相反，西方法 律比较注意保护私人的财产权。不重视保护个人财产的法律，就不利于调动人们的积极 性，因而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又不能片面地推崇私 利至上，走向另一极端。如何处理“义”和“利”的关系，也需要我们深入思考。面对 个人利益的欲求，我们不仅需要“自律”，也需要“他律”，有时也要把一些自律的东 西加以法律化，以起到刚性的约束作用，使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既有较高的道德修养，又 能在法律的范围内合理的追求个人的利益。
将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现代价值观
潘辛平：我是从事计算机工程技术方面研究的。最近几年做it、金融、电信企业的战 略研究，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是所有行业或企业都对it行业的人不满意，连it行业的人 自己也不满意。带着对这种“不满意”的疑惑，我回到学校里去做老师，发现这种不满 意针对的远远不是技术，而是it产业自身的文明、文化，是it人的深层素质。所以我一 直在思考如何将“忠孝礼义信”这些传统文化的内容作现代化的解释，同时找一些这个 行业发展很好的国家中能够证明“忠孝礼义信”现代价值的案例来教育我们的学生。现 在我还没有成熟的做法，但是对这一点还是感触颇深。
我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信息产业政策研究。国家这些年想把信息产业、软件外包等作 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但是特别难。而印度在软件业上发展得却特别快。通过 比较，我们发现我国的信息产业虽然是个很先进的产业，但是它的文明形态很落后，很 原始。即不能分工，不会合作。而印度的文化尤其是软件行业的文化很易融入现代生产 ，融入世界。就我国it产业而言，由于受到1998年以来网络股的影响，再加上近年来大 量外国it企业的进入，it企业中暴富的特别多，神奇故事也特别多，使大家不知不觉都 接受了这种最神奇的但却片面的价值观，反而抛弃了诚信、守法、合作等最基础的价值 观念。
我和其他同志就这个问题作了一段时间的研究，通过介绍一些故事，试图帮助学生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忠孝礼义信”，抛开它与现代不相适合或者 是有冲突的东西，把其中有价值的东西用西方it企业的成功案例来加以解释。希望通过 这种案例分析，在学生的头脑中慢慢形成一种东方的价值观。我们现在主要是侧重于理 想教育。我们在对学生进行了守法教育、文化教育后，接下来应该怎么办?还需要有一 些理想来支撑我们的学生，正确面对成功和困难。理想是什么?理想就是希望。要有这 样的希望来支持我们的年轻人去奋斗，去经历痛苦，享受成功。我想我们今后会更有针 对性地从哲学的、伦理道德的角度，也包括理想教育角度，结合it这个充满活力的行业 的特点，进行教育。这应该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关系到中国it业、信息产业能否崛起 。
文化建设呼唤道德和法律规范
刘斌：体育在我国属于比较“先锋”的产业，可以说没有一个行业像体育这样在中国 有如此大的影响，比如奥运会，可以充分展现出我国的文化和综合实力。但也正因为这 样，中国的体育处于非常关键的时刻，面临着改革问题。尤其是足球，大家都知道这次 的足球风波，现在足球超级联赛已经几乎办不下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主要是由 于产权不清，我国的足协一套班子有三个身份，这是一个很大的漏洞。而体育实际上也 反映出中国的文化建设缺乏规范的道德水准。我们现在很多新闻媒体的浮躁现象严重。 有的记者专门去找名人的个人隐私来炒作，有些甚至不惜造“假新闻”。社会如此不真 实，而媒体走在前面，很可怕。现在的报纸电视不大重视宣传一个人通过老老实实做事 推动社会发展。很多东西确实需要规范。
现在距2008奥运会还有4年，像雅典奥运会，悄无声息地就把自己的文化传递、渗透给 全世界，它的开幕式上，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在大广场上有棵大树，这在任何一届奥 运会开幕式上都是没有的，还有雅典的神话、古迹。它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向全世界宣传 着自己民族的文化、民族的符号。我们能否做到?4年之后我们会给世界留下一个什么样 的印象?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思考。我认为首先应该辨明我们有什么样的文化。明确中国 文化到底是什么，是熊猫、龙、武术，还是其他?大家都应该知道我们的文化是什么， 我们的代表性东西是什么。这一方面可以提高国民素质，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世界记住中 国。
关于知识经济问题，是我国学术界当前正在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总的说来，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于它的技术层面，很少涉及到它的社会文化层面。
什么是知识经济？现有相关文献的阐述大同小异，多是引用“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下的定义。
我个人的认识是：“知识经济是工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其基本特点表现为它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广义理解的知识）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从而使经济的发展不再属于资源依赖型，而转化为知识依赖型（依赖于人的知识的发展程度）。由于地球上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而人的头脑中的知识却可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因而知以经济作为知识依赖型的经济，自然就可保待长期持续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上述关于知识经济的界定中，广义理解的创造性知识怎样才能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呢？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胄先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即涉及到“非人性化”（dehumanized）与“人性化”humanized）的问题，如果知识经济只涉及到非人性化的技术问题，那就只能称之为技术经济，而不是知识经济；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创造性知识是人的创造性思维的结晶，是人的大脑的产物。但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人，而是作为“社会人”以至“文化人”而存在，总是生活在定的社会关系中。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人的大脑能个能独立自主、精神焕发地进行创造性思维，从而相应地产生创造性知识，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它首先同人们所处的大环境、人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条件有着直接的联系。这是因为，“创造性思维不同于一般思维，往往表现为具有超常性（不墨守成规）、它有个性（独出心裁）、富有开拓精神、独创性与灵活性。”而要使真正具有上述特征的创造性思维得以自由驰骋，从加使异彩纷呈的创造性知识得以源源不断地大量涌现，又有赖于与此相适应的催人奋进的社会大环境的激发和孕育才有可能实现。这也正是至今仍有许多人总是带着极其美好和仰慕的心情，追思我国公元前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和西欧14世纪到16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这是中、西文化史上的两个黄金时代，都是真正的“思想大解放，科学、艺术处于大变革、大发展、大创造的时代，也是科学、艺术上英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这两个中、西文化史上黄金时代所产生的订多出类拔萃的大师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闪耀的思想光辉，可以看作是他们所处的伟大时代精神的生动反映，至今仍熠熠生辉，令人无限敬仰。
关于创造性人才（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才）辈出与社会大环境的关系，我国晚清大学者龚自珍对此也有极为深切的感受。从他所写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著名诗篇：“九州生气情风雷，万马齐暗诚可哀。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可以看到，其中的前两句充分反映了他对封建社会末期的思想禁锢压抑了创造性人才成长的无限惋惜和哀叹。而后两句则充分表达了”他强烈要求进行社会变革，为创造性人才茁壮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大环境的热切追求和无限向往，因而他的这一寓意极为深刻的诗篇，就是今天读来，也足以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由于知识是人的头脑的产物，是同每个人的精神状态紧密联系的，因而它就决不可能是单纯的自然科学技术问题，而应首先看作是社会文化问题。发展知识经济，使它真正为人民造福，首先要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格的独立和人的尊严，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做到以人为本、技术为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激发每个人的创造性思维，为促进知识经济迅速而健康的发展，提供无穷尽的精神和智慧的源泉。
二、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同宏观与微观经济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
（一）从宏观上看
首先要明确，在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要形成和发展知识经济，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如果没有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推动，以加速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扑面而来的以创造性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将无法在我国生根、发芽和结果，从而使我国又将失去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即导致我国经济的发展将无法融入世界性知识经济发展的大潮流，而陷入步履维艰的困境。
那么，知识经济为什么必然会同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水火不容呢？
从社会文化观看，须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谈起。
关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正如“毛泽东在其所著《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一定的文化（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社会和经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当时，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一边倒’的国策，在经济上照搬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主要特点是：采用国家所有制，所有企业除极少数属于集体所有外，都属于以国家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国家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进行‘大统一’的直接管理；在财务上实行‘统收统支，统负盈亏’，企业没有独立自主的经营权。经济体制上的‘大统一’，要求文化上的‘大统一’与之相适应。‘大统一’的文化，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出一元性、依附性和驯服性的显著特点。
一元性是指强调‘社会本位论’，个人作为社会整体的一分子，不应有独具‘个性’的自我追求，个人的人格独立和正当利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要求每个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否则，就会被诬为‘个人主义’严重而受到批判。
依附性与一元性相联系，强调任何人不能游离于一定的社会组织之外，其工作和生活必须依附于一定的组织，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层层依附于上级的金字塔式的依附网络。
驯服性是指强调个人对组织必须绝对服从，不容任何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有任何‘越轨’之处。要求人们以做组织的‘驯服工具’为荣。
这种‘大统一’的文化，一方面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和社会成员中极少数先进英雄模范人物‘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范相等同，严重脱离社会客观实际，势必导致‘假、大、空’风气的滋生和蔓延；另一方面，它对人的‘个性’的扼杀，也对社会成员主动性和聪明才智的发挥起到严重的窒息作用。”由此而形成的知识界“万马齐暗”的局面，怎么有可能为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无限生机的精神动力与智慧源泉呢？
市场经济体制则与此不同。它是建立在自由而普遍的商品等价交换的基础上的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其基础是确认交换双方地位的平等，并不因金钱或权力、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别。而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又有利于调动人类可贵的开拓进取、不断创新的精神，即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第一》)和“止于至善”(《大学·孔经》）的精神，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就表现为力求达到永无止境的更加完美境界的精神。经济生活中这种精神的发扬，有助于促进人的人本立场、主体意识和人性智慧的回归。从而可以为知识经济在我国的形成和发展奠定牢固的人文基础。
从以上关于知识经济形成与发展宏观基础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所涉及到的首先是社会文化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对有关问题如果不从社会文化的大视野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就有可能使人们的认识陷入机械论或工具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二）从微观上看
再从微观上看，在企业内部建立合理的权力结构，实行真正民主的、人性化的管理，借以为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奠定微观基础，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也走了一段很长的弯路。本来西欧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The Renaissance）和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所倡导的“人本主义”和“天赋人权”的思想，已经促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使广大公民（citicens）至少从理论上看，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如可参与议员和总统的直接选举等等。可是，在企业内部，长期以来，所实行的仍然是纵向的专制独裁式的集权化管理，广大员工仍处于无权的状态，他们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为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所控制。从而使广大员工在企业内部的主人翁地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及智慧和创造力，因受到种种压制而无法充分发挥。
如不彻底改变这种情况，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的落实自然无从谈起。
本世纪中叶以来，在西方企业内部兴起的“产业民主运动”（Industrial Democracy Movement）正是以彻底改变上述违反历史进步潮流的情况，作为其基本出发点。“‘产业民主运动’认为，企业内部传统的专制独裁式的管理等级制度所形成的管理权力结构，必须作重大的、带根本性的变革，使之与反映历史进步潮流的 ‘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相适应。即认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所提出的‘人本主义’和‘天赋人权’的思想，不仅要体现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同时也应体现在企业的内部管理中。广大员工在企业内部管理中处于无权的状况必须根本改变，要在企业内部实行‘产业民主’，将原来纵向的专制独裁式的管理转变为横向（扁平式）的分权化的民主管理，借以使员工和经理人员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同样的参与权力，把人本主义、民主管理的思想贯穿于企业管理过程的始终。从而使企业真正成为一个民主的、人性化的组织（Humanized Organization）。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个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充分发挥出来。”为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生根、发芽、结果形成广泛的人文基础。
三、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将对现行管理会计体系产生重大影响
（一）企业经营目标的多元化问题
企业经营目标是企业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管理会计，作为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信息和智力支持的“决策支持系统”，其一切活动，也应以企业的经营目标为中心，力求能卓有成效地促进和服务于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
应怎样界定企业的经营目标？国内外各相关学科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和发展的过程。我认为，其认识的深化和发展，又同人们对人性（personality）怎样认识有着直接的联系。
大家知道，美国学者 Abraham H． Maslow是研究行为科学的先驱者之一，他在本世纪4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层次论”（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该理论认为“人的需要可以分为5个等级，依次是：①生理的需要：是指衣、食、住等人的基本生活的需要。②安全的需要：是指人的生活及其生命、财产能得到安全保障的需要。③友好与归属的需要：是指人进入组织后，组织成员之间相互信任、友好相处，成员对所在组织形成归属感的需要。④尊重的需要：是指人应受到尊重，在组织中形成自重、互敬的良好气氛，进而激发人们对所从事的工作产生自豪感的需要。⑤自我实现（Self－actuality）的需要：是指人对完成自己矢志献身的创造性事业，可从中得到最大自我满足的需要。这种自我实现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以上5个层次的需要，形成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
我感到，对 A H．Maslow的理论．也可从另一角度来领会，据以把人依次分成三种类型，即经济人（Economic man）、社会人（Social man）和文化人（Cultural man）。意思是可粗略地认为：侧重于第1、2层次的人属于“经济人”；侧重于第3层次的人属于“社会人”；而侧重于第5层次的人属于“文化人”；而第4层次则介乎第3层次与第5层次之间，既同“社会人”有关，也同“文化人”有关。
对人的类型作这样一种分类，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认为可以作为确定企业员工的个人目标和作为由员工组合而成的企业整体经营目标的客观依据。
具体地说，在工业经济发展的前期，本世纪初以泰罗为代表的管理学家认为，企业的组成人员，都是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进行活动的“经济人”。企业整体的生产经营，也遵循“经济人”的行为准则。因而企业整体的经营目标是“利润的最大化”。对员工的激励也主要运用经济激励机制。
当工业经济发展到较高级的阶段，行为科学家则认为，不能把企业的“组成人员看作是只寻求经济利益的‘经济人’，而应把他们看作是具有感情、思想、需求。爱好和主动性、能动性的‘社会人’。因而认为，企业作为一个社会单位，是一种社会的有机联合体。在这种社会有机联合体中，不存在像‘利润最大化’这样一个单一的可以普遍适用的经营目标。从长远的观点看，应把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看作是它的总体目标。……必须努力消除以‘利润最大化’为单一目标可能导致企业侧重短期行为的种种消极因素。除利润之外，还必须同时在科技开发、产品开发、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人才开发、生产安全、技术装备水平、生活福利设施等各个方面同时下功夫，才有可能为企业长期的健康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奠定牢固的基础。与此相联系，企业的员工作为‘社会人’，不是单纯‘经济人’，他们的个人目标也是多样化的，应包括心理、社会和经济需要等各个方面，并不会以单纯追求经济利益作为其唯一目标。因而，对人们的激励因素也不能局限于经济因素，而应同时包括心理、社会和经济等各个方面。”
当工业经济进一步向知识经济转变，企业的组成是以高智力的员工为主体，他们已经达到‘文化人’的崇高精神境界，企业作为由文化人组成的集体，它们的生产经营当然不会以工业经济后期“企业本位”的多元化因素作为经营目标，更不会以工业经济前期所采用的“单一的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而会适应“文化人”的特点和要求，采用以服务于“社会本位”的更高层次的多元化因素作为经营目标。这种更高层次的多元化因素，从根本动力上看，必然是以非功利性因素作为主导。这是因为以“文化人”为主体组成的知识经济社会，是高度文明的社会，根植于这种大环境的企业，自然会以更广阔的视野，更恢宏的气度，力求应用它所拥有的巨大优势，不断为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创造尽可能多的新价值，借以为解决社会面临的诸如资源、环境、教育等众多问题，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作出尽时能大的贡献。
总括地说，企业的经营目标，从“单一的利润最大化”，到“企业本位的经营目标的多样化”，到“社会本位的经营目标的多元化”，反映了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其中，财务会计能最直接有效地为实现较低层次的
企业经营目标--“利润最大化”服务，而管理会计则有更广的活动空间，即可为实现较高层次的企业经营目标--“企业本位的多样化的经营目标”和“社会本位的多元化企业经营目标”服务。特别是能更有效地为较高层次的根植于知识经济社会的“社会本位的多元化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服务。
（二）“决策支持系统”从为“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服务转变为同时为“倒金字塔式”和“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服务
我们曾较早地撰文论述管理会计是“决策支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其首要职能是从事决策的研究工作。问题在于：我们原来在这一方面所作的论述，是以纵向的金字塔式的集权化管理模式为基点的。因而对“决策支持系统”如何进行决策研究，是把重点放在如何为企业最高领导人进行最终决策的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提供信息与智力支持。这种认识显然是很不全面的。因为它既不符合“产业民主运动”的要求，也同知识经济形成与发展的总趋势不相适应。因为知识经济既然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作为最重要的核心生产要素，而知识又是深藏于广大员工大脑中的精神财富，是不可能依靠外力的强制（如通过上级的发号施令）把它挖掘出来的。唯一的办法，是形成一种新的有效的机制，从内心深处来激发每个员工自身的主人翁责任感和乐于奉献的精神动力，使他们每个人头脑中的知识宝库都能转化为企业取之不尽的创造源泉。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变企业管理原来的权力结构，即从纵向的集权化、控制性的管理转变为横向的、分权化的民主管理，以基层作为管理权力的基点，真正确立广大员工的主体地位，赋予他们充分的自主权、知情权和参与权，即坚持员工本位的原则，使每个员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有权依据他们直接了解的情况，善于审时度势，适应情况的变化自行进行决策，形成“倒金字塔式”的决策体系，并在其运作中形成一种以”自主管理”为基础的“自行调节”、“自行控制”、“自行适应”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极大地提高企业对客观环境、条件变化的灵活反应能力，从根本上消除在集权化管理模式下凡事要层层请示汇报才能采取行动、势必贻误稍纵即逝的时机而造成损失的严重缺陷。
在建立了“倒金字塔”决策体制以后，企业的高层领导应怎样实现其领导职能呢？我认为，宜实行较为超脱的、富有感情色彩的“鼓舞性领导方式”（Inspirational leadership)或称“支持性的领导方式”（Supporting leadership），进而收到“官闲民乐”的效果。这里所说的“官闲”，并不是指采用“倒金字塔式的决策体制”，企业的高层领导可以无所事事，而是指他们应尽量避免去直接干预其所属各层次、各单位广大员工所从事的日常具体事务，而应集中主要精力去研究企业发展的全局性、长远性、战略性的大问题，从宏观上对企业整体性的发展进行高屋建瓴式的谋划；而“民乐”，则指广大员工在遵循企业总的经营规范的前提下，可以独立自主。心情舒畅地开展工作，而不致于经常受到外来的种种无谓的干扰。这样，就可以为企业生产经营创造一种充满无限生机与活力的条件，有助于促进广大员工在各自的岗位上，各尽所能，才思泉涌，从而创造出尽可能优良的业绩，为企业整体的健康发展作出尽可能大的贡献。
管理会计，作为决策支持系统，应怎样做才能同上述新的决策体制的要求相适应呢？我认为，上述新的决策体制对“决策支持系统”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因为前者要求后者：
既眼睛向下——为企业生产经营第一线的广大员工提供动态追踪式的瞬时信息沟通网络，为他们进行日常经营决策提供信息、智力支持。
又眼睛向上——为企业高阶层领导进行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的决策提供信息、智力支持。
这样上下结合，使全局与局部、长远与当前、战略与战术互相贯通，就可收到最优的整体效果。
（三）管理会计将从“财务会计”的“二维结构”向“三维结构”转变，走上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
[关键词]经济；民主文化；社会经济形态转型；民主文化转型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主题。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当前，从社会经济形态角度出发，认真分析中国民主文化建设，对于促进民主法治，进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及其在中国的表现
“社会转型”是英文“social transformation”一词的汉译，表达了“发展”就是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一种社会转型与成长过程的思想，也可译作“社会改造”、“社会转变”。在我国，关于社会转型的含义，学者们多有不同见解。本文认为，社会转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转型，指人类社会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变；狭义的社会转型指在同一社会形态下，社会生活的内容，即社会内容发生的较大甚至较为剧烈的变化。所以，社会转型有社会形态转型和社会内容转型之分。其中，不同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转型内容各不相同。
从人类社会的历史过程来看，无论是总体的社会历程，还是局部地区的社会历程，都存在着必须依次经历的社会形态，并且，虽然各局部地区的社会形态转型步调可能不一致，但都不能省略任何一种，这种意义上的社会形态称之为普适性社会形态。就普适性社会形态而言，可以依据产业技术特征，将人类社会形态划分为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一全面自动化社会(也可称作信息社会、知识社会、后工业社会等)，称之为社会技术形态。同时，也可以依据社会横向经济联系方式将人类社会形态划分为“自然经济社会—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社会—产品经济社会”的三大社会形态演进系列，可称之为社会交换形态。这两种社会形态系列均体现出经济形态的共性，都被视作社会经济形态。本文以社会经济形态作为社会技术形态和社会交换形态的总称，相应地，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就包括社会技术形态转型和社会交换形态转型。
社会经济形态转型体现着人类总体的社会历程，任何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在任何局部地区都不能省略，但这不能排除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在局部地区的特殊表现。事实上，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在我国就体现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性。这种特殊性首先表现在，当前，随着信息革命的发展，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必须经由二元“农业——工业”结构，变成“农业——工业——信息业”的三元结构，这就是说社会转型不是单纯工业化过程的“单层社会转型”，而是包括工业化、信息化在内的“两重转型”。其次，改革开放后，社会交换形态转型主要是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而且，在现时的条件下，市场经济仍是实现生产社会化最有效的形式。所以，目前中国社会交换形态转型又表现为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深入发展。
二、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对民主文化转型的基本影响
民主文化的概念有着多种界定。在阿尔蒙德和维伯看来，民主文化包括“个人的自由和尊严、政府要取得被治理者同意的原则，这些崇高的民主思想”以及“民主政体和它的公民文化的现行原则——政治精英决策的方式，他们的规范和态度，普通公民的规范和态度，领袖和政府的关系以及他和他的选民的关系”。我国学者王忠武认为，“民主文化主要是指人类所创造的精神形态的积极的民主成果的总和”。
本文将民主文化界定为人们的民主取向、民主行为和民主效能的总和。其中，民主取向指人们关于民主及民主政治的主观意向和态度，包括民主认知、民主情感、民主评价和民主信任与宽容。民主行为指人们受民主取向支配而表现在外面的民主活动，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民主表达和民主合作。民主效能即人们对民主政治的作用及对作用的主观判断，包括主观民主效能或民主效能感和客观民主效能，前者指人对其民主政治环境的感觉，后者指人对其民主政治环境的实际影响。作为民主文化的要素，民主取向、民主行为和民主效能在不同的样态组合中，形成不同的民主文化类型。民主文化转型可以理解为从一种民主文化类型向另一种民主文化类型的转变过程。
在民主文化的转型过程中，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对其构成基本的影响：第一，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影响着民主文化转型的方式。社会交换形态转型通过经济活动中蕴涵的平等、竞争、自由意识的渗透促使民主文化转型，社会技术形态转型通过增加技术能力和科学理性在主体意识中的比重实现民主文化的转型。第二，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影响着民主文化转型的程度。社会经济形态转型的程度越深，由此引起的民主文化转型也就越深刻，反之，则较轻微些。第三，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影响着民主文化转型的性质。从自然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形成的是市场经济型民主文化，而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形成的是工业型民主文化，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则导致知识型民主文化的诞生。
这样，从社会经济形态转型角度出发，我国当前的民主文化转型就体现为：在“两重转型”和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深入发展中，从与传统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文化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文化转型，从与农业化相适应的民主文化向与工业化相适应的民主文化和与信息化相适应的民主文化的双重转型。
三、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对民主文化转型的作用机理分析
作为一个过程，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对民主文化转型的基本影响又体现在社会技术形态转型对民主文化转型的作用机理上，这种作用机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不同类型民主文化的特征。
就社会技术形态转型对民主文化转型的作用机理而言，这里主要讨论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型、由工业社会到全面自动化社会转型对民主文化转型的作用机理，因为社会技术形态转型对民主文化转型的作用机理主要表现在这两个转型阶段。在前一阶段，农民逐渐摆脱对土地的依赖及对血缘关系或宗法关系的依附，依靠经验、常识、传统习俗等自在因素的自发生存状态也随之进入到依据理性、知识、契约等自觉要素的创造性生存状态，这就意味着同传统土地劳作相生的封建意识的消退及相应民主文化的生成。随着信息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崛起，工业社会逐步向知识社会转型，个人对身份、地位、资本的依赖下降，人必须努力学习，这必将进一步唤起人的主体意识、自觉意识和权利意识；知识社会的信息化使得公民可以通过网络和通讯，进行系统地学习，有效地沟通和科学地借鉴，使自己的行为更加合理、合法。知识社会对政治事务的知识性、技术性要求会越来越高，从而有利于政治评价标准和政治生活的知识化和技术化，使民主文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就社会交换形态转型对民主文化的作用机理而言，由于产品经济社会尚属理想中的社会，所以，主要考察自然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对民主文化转型的作用机理。这种作用机理主要表现在商品交换对与市场经济社会相适应的民主文化要素的催生和养成上，如对自由、平等、公正等民主观念的催生及由此导致的民主行为方式的养成上。马克思说：“作为纯粹的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从自然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人们之间的交往因为商品交换的实现而得以促进，人们渐渐祛除了自然经济状态下人格中对血缘关系的依附性而使得人格富有独立性。独立人格的确立蕴涵着对平等和自由的地位与权利的需求，商品竞争因而需要供给相应的协调、监督和服务，这个供给的过程自始至终需要社会的参与和社会的制约，这已涉及了市场经济社会民主文化的核心。市场经济规范、有序的运作又离不开裁判原则，这就是法治。市场经济使整个社会生产要素的配置和转换全都依赖市场来进行，使得政治与经济相对分离，社会成员逐渐摆脱政治社会生活一体化的束缚，个性和主体自由得到社会的充分承认和空前解放，自主意识和平等意识也显著增强，人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生活中企盼有更多的选择自由，要求机会均等、平等竞争，在法律面前能受到平等对待和保护。
由此，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对民主文化转型形成积极的动力作用，使民主文化在不同的社会转型期体现出不同的特征。但辩证来看，这里所讨论的作用机理必然伴随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对民主文化转型的负面作用，即民主文化转型又常常受制于社会经济形态转型的熵效应，即社会经济形态转型的无序程度的影响。这是因为，任何社会转型必然有其无序的一面。这里，由于主要反映民主文化转型的总趋势，所以对社会经济形态转型的熵效应暂时不作具体分析。
对中国来说，尽管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和民主文化转型都有着自身的特征，特别是中国并不是由自然经济社会向商品经济社会转型，民主文化也并不是由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文化向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文化转型。但据上文至少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中国的社会转型必将有力地促进中国民主文化的转型，中国的新的民主文化成分的生成与发展必然体现出相应的人类普适性的民主文化成分的生成与发展。同时，中国民主文化转型也必然会受到社会转型熵效应的影响。下文中将分别对这种熵效应作出分析，并探讨克服这种熵效应的途径。因为这种熵效应是社会经济形态转型熵效应在中国的具体体现，因而克服这种熵效应的途径也就有着具体的中国内容。
四、在克服社会技术形态转型的熵效应中发展民主文化
其一，通过工业化发展工业文明精神，通过信息化发展信息文明精神(知识文明精神)，解决由文明精神冲突所造成的民主文化价值取向冲突。在我国，受社会技术形态“两重转型”的影响，工业文明精神所要求的自由自主和创造性等与农业文明精神所崇尚的圣贤至上等价值取向存在冲突，而知识文明精神所要求的更高价值取向与工业文明精神所要求的价值取向又形成张力。三种文明精神同时作用，其交织而成的价值取向冲突反映在民主文化上，即民主文化的价值取向冲突。由于任何社会的发展都不能省略社会技术形态中的任何一种，所以，对我国来说，从符合社会转型的总趋势上看，克服上述不利社会环境的较佳选择就只能是加快工业化步伐，逐步祛除农业社会对民主文化的影响，同时，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使人们逐渐摆脱工业化状态下对身份、地位、资本等的依赖，并且在信息化和工业化的矛盾中壮大信息化的力量，使人们获得更大的自主性，逐步解决体现在民主文化中的农业文明成分、工业文明成分和知识文明成分之间的矛盾。
其二，实现人文科学化和科学人文化，提高人的主体性。工业化可以孕育出高度的物质文明，具有“伟大的文明作用”。但是，工业化也有它自己的“历史缺陷”。海德格尔认为，在现代社会，人可以说已经被现代技术的精神和气质所占领了。科技的发展不断地制造着人们对技术的依赖和崇拜，这种情感体现在民主文化中就会冲淡民主的人文价值。从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过渡，生产的社会化趋势加强，人对于社会而言已是“机器齿轮上的一个齿”，社会成员在社会中仅是越来越小的量，对异己的社会力量总以为强于个人而对民主信心不足。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民主文化，就需要在全社会积极倡导人文精神，将人文精神灌入科技发展之中，努力促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实现人文科学化和科学人文化，把人从科学技术的异化和社会的弱化中解放出来。
其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促进民主文化转型。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当代中国，工业化和科学技术获得较快发展，但由于两者的双刃剑作用，多种社会风险也接踵而来，中国社会由此正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2006年，全国共发生各类事故627158起，死亡112822人。对于社会风险，当公民常将其归因于政治体系时，对政治体系的认同感就会降低。因此，需要贯彻科学发展观，采取积极的可持续性发展战略，例如，构建合理适度的消费模式，推行绿色消费，建立强有力的可持续发展规制等，降低社会风险。另外，还应积极实现可持续发展民主化，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落实民主原则，包括落实社会成员平等享有健康清洁的环境资源的权利以及平等参与有关环境治理的决策和行动的权利。
其四，从科技发展的角度讲，在科技发展民主化中促进民主文化建设也十分必要。科技发展民主化主要是指，在科技体制方面，以民主机制作保证，消弭科研资源的“马太效应”(多者愈多)现象，打破科学垄断，让科学得到多层面的、开放的和社会化的选择，进而营造公平的、竞争的科研环境，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毋庸讳言，由于信息获取不平衡、信息资源较为集中、科技工作人员易受个人功利目标驱动等原因，我国科技界还存在“马太效应”下的诸多非民主现象，如少数发达地区或少数科技工作者的垄断意识较强等。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科技发展民主化，实现科学与民主的良性结合，不仅有利于提高科技工作者本身的民主文化素养，而且有利于在社会总体民主文化中不断增加科学理性与民主理性协调发展的成分。
五、在克服社会交换形态转型的熵效应中发展民主文化
其一，建构市场民主，促进民主文化良性发展。由于我国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市场经济的不完善性较为突出，经济生活领域的制假、卖假、护假等问题较为突出，社会可信气氛受到冲击，民主文化难以获得广泛而牢固的信任支撑，而由于代表时代精神的经济精英道德失范现象的大量存在，往往使社会个体对民主制度的利益导向价值大打折扣。针对这样的实际，提高市场的民主化程度就很有必要。这需要通过健全经济法规，打击经济犯罪，遏制寻租、设租等市场腐败对参政行为造成的扭曲；打破行业垄断和地方、部门保护主义，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创造平等竞争的条件，培育体现民主价值的市场。此外，也需要加强广告管理，打造民主媒介。对于政府来说，还应极力抵制金融资本对改革选择的支配作用，限制金融市场的反民主化力量。
关键词：区域经济；文化产业； 探究
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及其在文化领域的广泛利用，文化产业已成为当前理论界公认的朝阳产业，并逐渐成为各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地方经济支柱性产业。推进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加强以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竞争，已成为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在这一大的时代趋势作用下，文化产业日益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社会转型期，加强区域经济与文化产业之间的关联和良性互动，将会有效地促进经济社会多个领域和层次的发展。
1区域经济与文化产业的关联性
1.1区域经济决定着文化产业的发展
（1） 区域经济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对文化产业来说，其产生和发展的源动力不但来自于产业本身，还与区域经济的发展要求直接相关，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更多的人才供应和人才支撑，无论是人才的质量还是人才的数量，都应与区域经济的发展状态相适应。反过来，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模式也为文化产业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1]。因此，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同时具有一定的理论知识和较强实践能力的技能型人才参与其中，这些人才将最终遍及到区域经济的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等领域。可见，区域经济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没有区域内的产业链条，文化产业就无从生发。
（2）区域经济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构成要素。文化产业的主体是教育产业，教育质量的提高需要通过办学质量、教学质量、学生的质量等反应出来。对教育产业来说，要想获得充分的发展和进步，充足的生源、有“实战”经验的教师以及先进的教育教学设备、设施是必要的也是基本的要素，而这些要素的实现，需要区域经济的支持和提供。这是因为，良好的教学环境和教学硬件的落实要依靠足够的资金做保障。只有具有一定的甚至是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才能保证教师的工资待遇，提高教师工作的积极性，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也只有获得了资金方面的支持，才能在教学计划实施的过程中，购置教育教学所需的设备与实验器材，提高学生实践课程的学习质量。
1.2区域经济发展依赖文化产业
（1）文化产业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潜在要素。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既需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需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社会转型期，区域经济的发展模式正从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转移。与这一全新要求相适应，文化产业能够完成对人的职业技能与人文素质的同时培育，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相对立、人与自然之间的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将会被改变，取而代之的是相互协调统一、和谐相处的状态。
（2）文化产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环节。从发达国家文化产业与工业化相互关系的历史进程中不难看出：文化产业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服务，教育要为区域内的企业培养掌握前沿技术、具有高素质的劳动者，为区域经济乃至国民经济的发展培养适应“广义社会”发展所需的人才。因此，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提高综合国力与获得竞争能力的理想途径。而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正处于关键的转型期，工业化的进程正在进行之中，文化产业应该成为教育产业的“升级版”。因此，随着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和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必将给文化产业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2区域经济与文化产业之间的相互背离
2.1文化产业与区域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
我国的文化产业并非具备真正意义上的“高等”的意味，这是因为，当前的文化产业只是在职业高中、技校、中专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化产业还难以进入高等教育的行列，只能算作高级教育而已。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经历过文化产业之后，并不存在后续的可以继续深造学习的机会，这一点与普通高等教育有了明显的区分。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快速，社会生产的方式正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的方向转化，社会对劳动者的要求也越来越苛刻。因此，有必要发展更高层次的教育，提供更加多样化的文化产品，改革落后的文化管理体制机制，推动文化产业创新，改变文化产业与区域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2企业参文化产业的意愿不足
在我国，文化产业在部分地区还处于“编外”的地位，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地方经济的主要参与者（企业），在对待文化产业的问题上，还是以普通高等院校为“正统”的文化基地，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区域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种气氛――文化产业并未成为社会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参文化产业的意愿明显不足。而对文化产业来说，要培养出高素质、高质量、掌握一定技术的人才，缺少了企业的参与是极难实现的，文化产业的过程也将使不完整的。在世界范围内，成功的文化产业的开展都已经将企业的参与看做是教育中的必然环节。可是在我国当前情况下，文化产业的发展却在企业这一参与者问题上缺少必要的投入，受教育者不但在学习期间难以与企业“衔接”，即便是在实习期间，与企业之间的接触也是十分有限的。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企业不愿接收实习学生，有的只是让实习学生完成技术含量低的工作，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难以得到培养和锻炼。
2.3文化产业模式滞后
在我国，拿从事文化产业的主体――学校来说，其原始的资金投入和软、硬件的积累并不充分，加之地方财政和区域内的企业对文化产业的积极性并不高，文化产业模式相对滞后，致使对教师进行培训与再教育的机会也就相对较少，无论是授课方式和授课思维，都还按照传统的单一型的灌输式，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效果并不理想，这对培养高素质的高等职业学生来说是极为不利的。能否通过有效的手段解决当前文化产业中存在的问题，已经成为关系到这一教育模式存在的关键所在。
3实现区域经济与文化产业的良性互动，促进经济的均衡发展
3.1发展区域经济，为文化产业提供物质基础
从根本上讲，文化产业的出现和发展，都是在区域经济的基础上才最终形成的。因此，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对文化产业的生成、培育、发展和转型升级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首先要发展区域经济，将区域经济的发展纳入到国民经济的发展背景中去，使文化产业能够和区域经济之间形成良性发展的态势。与此同时，还应最大限度地改善区域内的社会经济环境，使区域经济在发展模式上能够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在区域经济雄厚的物力与财力的支持下，实现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
3.2依据区域经济定位文化产业
要想获得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其首要任务便是“有的放矢”，在产业结构方面依据区域经济定位文化产业。文化产业中除了要依据本地区的产业结构状况设置外，还要有预见性地对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的趋势进行预测，使其设置具有前瞻性，使人才的培养能够适应社会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变化趋势。但是，可以预见的是，区域产业结构是动态性的，无论快慢，任何一个地区的经济结构都在进行不断调整。这种并非固定不变的状态，要求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应该随着国民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演变。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区域产业的发展规律，促使新部门、新方向的产生，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
3.3通过多种渠道开展合作
在经历了多年的发展和探索，校企合作已经成为文化产业的战略发展模式，已经被纳入到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规划之中，这对提升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规范专业设置，促进人才的培养与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相适应，是十分有效的。其具体操作模式为：以社会人才市场与学生就业需求为导向，对区域内行业的发展趋势进行重点预测，形成依托企业进行联合办学的机制，与区域内的企业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通过多种途径改善文化产业的教师资源，形成“学有所教、教有所用”的良性教学模式。与普通高等教育不同，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是开放性的，只有面向社会，广泛吸收社会中的各种力量，才能使文化产业不至于成为象牙之塔，完成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形成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
3.4提高从业者的整体素质
对文化产业来说，要想实现区域经济与文化产业的良性互动，促进教育与经济的均衡发展，就必须要提高行业队伍的整体素质。通过精神激励增强从业人员工作的紧迫感和成就感，比如可以通过岗位培训、岗位轮换的方式提高素质；也可以针对具有不同特质、不同要求的人员进行岗位培训，丰富其理论知识，强化其实践经验和实际工作经验，提高其质量；对于在理论基础或者实战方面经验丰富的人员进行互动研讨，促进他们之间的信息交流；通过物质激励提高待遇，以此来吸引优秀的人才参与到文化产业的行列中来，通过加大文化产业的资金投入，提高工作的积极性、主体性和创造性。
4结束语
在我国当前情况下，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结构中的重要一环。发展文化产业，使之能够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实现良性的互动，与落实我国的“十二五”规划和教育发展纲要直接相关，适应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了终身教育理念。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着力文化创新，既是区域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升级的应有之义，也是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尤其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发展文化产业，不但能够优化人口的就业结构，还能深度地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更为根本的是最终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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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1-0321-01
1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华民族从远古到清晚期以前，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古典文化。“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也有它所依赖的经济和政治土壤。
在五千多年的漫长古代史中，中国社会主要的生产、交换方式始终是农业生产和自然经济。这与中亚、西亚的游牧民族，工商业发达的海洋民族都有明显区别。这期间，宗法制在中国长盛不衰，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纽带，封建专制制度则延续了两千多年，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与这种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相联系的中国传统文化，通过价值观的作用，强烈地左右着古代中国人的行为取向，而作为一种历史的积淀，它至今仍然影响和制约着当代的中国人。
传统文化贵中尚和，否定人与人之间相互竞争，把“中庸”视为实现人际关系和谐的途径，主张人要安分守己，扮演不同角色就履行不同义务。例如，处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关系时，就以“五伦”为标准，不能超越“规范”行事。
在个人和集体之间，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是重视群体，轻视个人。家族是通过血缘关系组成的群体，古代中国人一直以家族为本位，耕读传家、尊老尚古、追求稳定是他们的治家之道。“国”是“家族”的延伸，是社会成员共同的家，所以个人对国家也负有重要责任。
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传统文化表现为重道轻器，重人伦轻自然。它重视人的道德修养，但忽视自然科学知识，甚至不把自然当作人的认识客体，而是赋予自然界以人的情感，通过体验自然的情感实现“天人合一”。
传统文化造就了古代中国人勤劳、勇敢、节俭、朴实、热爱祖国的传统美德。但是，也使他们养成散漫、迟缓、乐土重迁、轻视智力、目光短浅、不思进取、重古薄今、竞争意识薄弱、家族观念浓厚等习惯。在古代社会里，这样的文化一方面体现了农民阶级的行为方式、心理状态和世界观，另一方面也符合统治者反对革命、抵制改革、强化统治、要求人民当顺民的愿望。
2 中国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矛盾
中国传统文化既然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农耕文化、封建文明，这就决定了它在本质上必然与我们正在建立和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对立。这种对立，贯穿了资本运动的各个阶段。
生产是资本运动的起点。生产者要获得超额利润，就必须努力采用新技术、新工具、新的生产组织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可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复古保守、重道轻器的。孔子本人就非常推崇“周礼”，把变革视为“礼崩乐坏”，西汉的董仲舒也很保守，主张“天不变，道亦不变”。传统文化又属于伦理政治型文化，重视修身养性，道德文章，排斥科学技术，甚至把技术发明称为“奇技淫巧”。在这样的文化熏陶下，许多中国企业对新技术、新生产项目态度谨慎、保守，轻视自主创新，忽视企业制度变革。在农业生产方面，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仍然根深蒂固，中国农民习惯于各家各户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分散进行个体小生产，亲自享用自己的产品。其结果是阻碍了农业的规模经营和产业化发展，严重的地区在人口增加，人均耕作面积减少以后，没有抛弃这样的小生产方式，出现了“返贫”现象。
市场经济的分配原则是兼顾效率与公平，通常做法是按贡献大小进行一次分配，再通过社会调节进行二次分配。而中国传统文化对财富分配的价值取向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既不考虑公平更不追求效率，只注重结果平均。在这种分配观念的影响下，平均主义在中国很有市场。穷人喜欢抱怨现实，甚至有“仇富”心里，而富人又不敢“露富”，怕遭人嫉妒。这样的心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财富分配对劳动者的激励功能，削弱了他们的自强不息、参与竞争的意识。
市场经济建立在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基础上，要求商业发达，有完备的市场。而中国传统文化则一直是重农抑商的，认为农业是“本”商业是“末”，反对舍本逐末。现在，虽然人们在种田和经商之间，大多倾向于后者，但对商人的偏见并没有消失，“无商不奸”的说法仍然广泛流传。这种对商人和商业行为的歧视不利于市场的发展，是农业社会的特点，不应该存在于完善的市场经济之中。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不仅是商品市场，还包括要素市场。传统的乐土重迁、追求安逸的生活习惯，让中国人在就业中不愿远离家乡，不愿更换工作岗位，这显然妨碍劳动力市场发挥人才配置作用。市场经济中的市场还应该是统一、开放、竞争公平的市场，传统文化过于注重伦理关系、家族观念，这使人情、关系、地方保护甚至观念形态等因素在经济生活中也发挥了作用，造成了市场的扭曲。
消费是生产的目的，又是实现再生产的基础。消费者的主观心理动机影响他在消费过程中的消费数量和消费方向。一个国家国民的消费动机如果得不到有效激发和升级，很容易导致消费不足从而引起生产过剩的危机。遗憾的是，传统文化中恰恰有抑制消费动机的因素。孔子曾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宋明理学家更进一步提出“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主张。从中可见，传统文化对人的基本生存需要都充满漠视，更不可能支持高档消费和服务消费。现在，我们国家储蓄率高，经济增长方式没能从投资拉动型转向消费推动型。这就和中国人“节欲有度”“知足常乐”“居安思危”的生活观念有关。中国另外一个消费传统是自给自足，正像老子所推崇的“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种观念不仅不利于扩大消费，而且会反作用于生产、交换，不利于社会分工和经济往来的发展。
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发展中国文化
尽管和西方文明相比，中国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面前显得先天不足，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需要“西化”，需要用西方文明取代中华文明。“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批判继承，推陈出新”才是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
传统文化具有自然经济和封建主义的本质，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经历了西学东渐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文化大变革。现在的中国文化已经和传统的中国文化大有不同了。虽然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还未消失，但是新的观念正在形成。改革创新正在取代复古保守，尊重科学正在取代重道轻器，社会分工正在取代自给自足，竞争意识正在取代平均主义，民主观念正在取代等级观念……总之，传统文化中的消极方面在市场经济面前是没有生命力的，是必然走到它的对立面去的。这就是“去其糟粕，推陈出新”。
市场经济的运行依赖市场机制。然而，市场也会失灵，也有缺陷，这恰好为我们“取其精华，批判继承”提供了机会。传统文化经过改造，可以在现代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且有助于完善市场经济制度。
现代市场经济，应该是市场基础作用和计划调控作用的结合。为了对付市场失灵，政府应该履行自己的经济职能，成为一只“看得见的手”。西方国家在二战后一段时间，也的确推行凯恩斯主义，大搞国家计划。但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无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最终出现了“滞胀”局面。上世纪80年代以后这些国家转而推行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宏观调控广受批判。相比之下，中国的调控比较成功，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平稳、持续发展。这得益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上，也得益于中国文化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传统。这些传统有助于调控政策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并突破私人资本局部利益的限制，发挥其积极作用。在中国，鼓吹市场万能的自由主义思潮始终不能占据主流地位。
市场经济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是一种手段，不具有价值取向。可我们发展经济却不能回避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这个根本目的。而文化恰恰祢补了市场的这个缺陷，因为文化的核心就是价值观，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仁爱思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就可以发展为以人为本的思想，它体现出经济发展的动力、目的和结果：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
经济发展需要有一批优秀企业家作为领军人物。优秀的企业家不仅要有卓越的才干，也要有理想、有社会责任、有职业道德。而这种企业家精神是不能由市场机制提供的，相反，市场机制使资本惟利是图，为了牟取暴利，经营者可能不惜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和道德。这样会使社会福利受到损失，市场秩序陷入混乱。而中国文化在培养企业家精神方面，也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传统文化就教人立志高远，要有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对企业家来说，就是要有把企业做强做大的雄心，要承认企业的社会职能，把企业办好了还要主动回报社会。传统文化还有先义后利的利义观，这也有助于企业家反对见利忘义，坚持诚信经营的商业道德。
五千多年来，中国的文化体系长期延续发展，没有中断。这说明，中国文化是很有生命力的，是能够与时俱进的。借着市场经济的契机，中国文化将能很快地剔除不利于时代进步的腐朽部分，同时升华和丰富其精华部分。因此，中国文化不仅不会在市场经济中消亡，相反，它将在市场经济的催化下获得新生并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检察文化作为与政治法律密切相关一种自觉和理性文化，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归根到底是受国家建设的大局和根本任务所决定并为之服务。国家根本任务具有统领性、目标性、引导性的根本地位。检察文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规律，反映作为上层建筑的检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内在联系，体现检察职业观念、职业伦理和职业形象等精神成果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一致性，揭示经济社会发展对检察文化建设的决定性和检察文化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性。
一、检察文化在维护经济社会稳定中的作用
检察文化在维护经济社会稳定中的作用，表现为犯罪控制的文化自觉。检察文化既是价值选择的指南针，它不仅包含着“是什本文由收集整理么”的价值支撑，也蕴含着“应如何”的价值判断。它促使检察人员忠实履行服务大局法定职责，充分发挥批捕、起诉等职能，依法准确、有力地打击各类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和邪教组织犯罪活动，依法惩治黑恶势力犯罪、爆炸、杀人、绑架、抢劫等重大暴力犯罪和盗窃、抢夺等多发性犯罪，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依法打击各类经济犯罪活动，依法查处企业改制、征地拆迁、移民补偿、重点工程建设过程中，以及金融、证券等领域出现的侵吞、私分、挪用国有资产犯罪案件，维护国有资产安全，保障改革发展的成果。依法打击危害各类经济主体财产安全、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审理好各类经济纠纷案件，调整经济社会关系，平等保护各种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有利于安心经营、公平竞争和自主创新的经济秩序；就要完善与行政执法等部门的协作机制，积极支持、参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依法保护和鼓励公平竞争。推动建立健全预防经济犯罪体系，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犯罪控制的文化自觉表现为规制权力的坚定性。法治的第一要义是约束、规范公共权力，权力行使不严谨、不规范，极易导致职务犯罪，激化社会矛盾。“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执法则毁坏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1]。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首先要做到自身执法规范，通过严格的制度规范把合法性原则落实到各个执法部门、环节和每一位干警。高度重视和慎重对待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准确把握法律政策，正确区分罪与非罪，防止检察权超越边界、过度行使，伤害经济社会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清正廉洁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是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要求。贪污腐败等职务犯罪阻碍国家政治发展，造成经济环境资源浪费，助长社会不良风气蔓延，是一种极具破坏力的丧失道德，违反国家法律的行为。必须始终把查办职务犯罪工作摆在突出位置，进一步加大办案工作力度，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突出办案工作的重点。围绕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和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积极参加治理不正当商业行为的工作，坚决依法惩治商业贿赂犯罪。严肃查办金融、工程承包、土地管理、矿产开发和政府采购等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为改革发展清除障碍。在查办职务犯罪的同时加强预防犯罪工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是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路径选择。检察机关的根本职责在于确保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因此，检察权维护的正义首先是司法公正，即是法律内的正义。要实现法律正义，就必须全面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坚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监督制约与协作配合的统一，切实做到有罪追究、无罪保护、严格执法、客观公正，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二、检察文化在维护人权保障民生中的作用
检察文化的人民性把人民群众作为最高价值主体，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高理想，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利益作为检察工作的出发点，通过公正、文明的执法活动，带给社会公众和谐、安宁和幸福的美好感受，培植人民群众对法律、对公平与正义的坚定信仰和信心。具体地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以执法为民的文化品格
一是维护人民权益的文化认知。人民权益就是每个公民个人生存和发展所享有的各种权利。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才是最大的发展，人的和谐才是最大的和谐。个体的独立和自由是整体和谐的必要条件，每个人是一个相对自足的和谐体，人的存在有其尊严和价值。这种尊严和价值不是来自上帝而是来自人自身，来自宇宙自然，因而为一切人所具备。现代法治的核心价值就是维护人的自由与尊严。[2]因此，检察机关要增强人权意识，提高保障人权的能力和水平，坚决制止刑事诉讼中的刑讯逼供等侵犯人权的行为，克服有违人权精神的执法习惯和做法，把保障人权落到具体监督职能中。通过刑事侦查监督，维护侦察活动的合法性，保障公民人身自由权不被非法限制与不剥夺；通过刑事审判监督，维护审判活动的公正性，保障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保障当事人不受错误裁判；通过刑罚执行监督，维护刑罚执行的准确性，保障并非应当执行死刑的人生命权，保障被监管人员的合法权利；要进一步深化检务公开制度，把检察执法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以公开促公正，促进人权的司法保障。要本着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简化诉讼程序、慎用批捕权、减少羁押，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切实落实法律的各项规定；要注重人性化执法理念，对特殊群体如未成年人、少数民族、残疾人的案件，采取人性化的办案手段，保障其合法权益和人格尊严。结合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认真履行“通过行使检察权教育公民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法律规定，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出发，结合办案，弘扬法制，教育公民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促进人的法律化即法律社会化，在培养公民的法律信仰、提高公民的法律能力，促进良好法律秩序的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是保障民生建设的文化认知。党的十七大作出了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重要部署。提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体现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体现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改善民生必须正确对待群众诉求。当前，一些群体事件的发生，很多时候都是一些基层组织、基层干部群众观念淡薄、群众作风漂浮、群众方法简单，使得一些小的民生诉求得不到妥善解决，直接导致民怨的聚集、酝酿、炒作。在某一特定事件、特定时期被引爆后，最终有关机关必须付出比解决此民生诉求上百、上千倍、甚至更大的代价方能妥处此事。“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3]如何正确对待群众呼声，努力消除群众疾苦，与其说是能力问题，还不如说是感情问题、立场问题。感情愈深，压力愈大；感情愈真，动力愈足。民生诉求，能以小见大。一些检察机关正是从保障民生诉求入手，体现执法为民的文化品格，形成了特有的“检民互动”文化现象：有的
健全受理申诉控告举报机制，整合受理接待举报各种资源，突行电话受理、网络受理、信函受理、接访受理，实现了诉求接待工作的集约化。有的开展巡回服务活动，根据检察联络室所在地的情况和群众的要求，深入社区、农村、企业和机关等工作一线，巡回受理申诉控告，进行举报普法宣传。有的建立工作联动机制。对于检察联络室受理的事项，实行上下联动、部门联合，分工协作，依法妥善处理。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及办结的情况，定期向所在街道办事处或乡镇公开。有的建立网上舆情收集和回应机制。建立法律咨询、举报控告、检察长信箱、检察论坛等网络版块和栏目，为群众提供更加便捷畅通的表达渠道，及时掌握网络舆情动态和网民心理，有效引导网络舆论，以发挥检察文化导向功能。[4]
三是接受人民监督的文化认知。权力必须受到监督，是一切法治社会所共同遵循的重要原则，也是落实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之宪法原则的必然要求。依法治国首先是依法治权。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告诫人们：“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为了防止权力的腐败、滥用，就必须对权力进行制约或监督，确保权力的合法运行。我国宪法规定了一切国家权力都要受到监督的原则，并建立了相应的监督机制，如权力机关的监督机制、法律监督机制、人民举报（控告、申诉）监督机制、党的监督机制、执法机关相互监督机制等，其目的就是为了遏制权力的滥用。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行使职权，这是人民的信任与重托，应十分珍惜这个权力。[5]看到人民是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的衣食父母，是国家权力的主人，检察人员是人民的公仆，不论官有多大，权有多重，都只有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的义务，决没有当官做老爷的权利。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必须认真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本着对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法律高度负责的精神办案，自觉把人民群众的监督意见作为改进工作的动力。接受人民监督要进一步完善检务公开的内容和形式，通过检察门户网站、新闻媒体、受理接待中心等多种媒介，向社会公开执法依据、执法权限、执法程序和执法纪律，通报检察决策、重要信息、工作成效。组织检察人员同网民交流，通过互联网做好群众工作，正确引导网上舆沦，落实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制度，不起诉案件、重大申诉案件公开审查听证制度，完善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听取当事人及其委托人意见的程序，保障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建立检察开放日制度，邀请群众参与执法检查和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参观办公、办案区，了解检察机关工作职责、办案流程等，提出对检察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坚持职务犯罪“一案三卡”制度，对已经办结的案件认真回访，听取群众、发案单位、有关当事人及其亲属对执法办案的监督意见。对群众反映的执法违法行为严肃查处，坚决纠正利益驱动办案、违法违规办案、到涉案单位吃拿卡要、不文明办案，以及不作为、乱作为等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要在检察门户网站公告与群众利益相关的重大决策、规范性文件，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加大职务犯罪七种情形监督力度，完善督办检查、监督备案、工作考评、情况通报等运行机制，为人民监督员有效开展监督提供保障。完善特约检察员、检风检纪监督员制度，促进廉洁公正执法文化氛围的形成。[6]
三、检察文化在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中的作用
化解社会矛盾的文化追求来源于和谐友好的价值认同。各级检察机关认识到，社会建设的内核是和谐发展，它包括着城乡之间的和谐发展，区域之间的和谐发展等等。这些发展只要有一个地方出了问题，就会影响到发展的全局。和谐是发展的最高境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具体的说全面发展实际上就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能够在同一历史时段上、同一历史空间内得到有效的、积极的进步和发展。不搞全面发展，片面追求某一方面的发展，必然导致发展产生新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稳定，即不和谐。协调发展包括先进与落后的协凋、城市与乡村的协凋、沿海与内地的协调、国内与国外的协调等等。协调就是为了照顾到事物发展的各个方面，照顾到全局，实际上就是为了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可持续包括人类自身的可持续、自然的可持续、社会的可持续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自然与社会的可持续。所有的可持续其实就是使人、自然、社会三者达到一种有机的和谐与统一。[7]因此，和谐是发展的价值精髓。那么，检察工作的价值精髓又是什么呢？显然也是和谐。检察机关保障和推进的依法治国的方略，就是通过立法、司法、执法等一系列的法治过程来营造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环境，营造人、自然和社会和谐发展的环境。不论是通过法律规范来建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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