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区域经济史/方法论/学科体系/现实意义
近20年来，国内外区域经济史研究异军突起，日益受到史学界的关注。特别是区域经济个案研究成果颇丰，但对于区域经济史理论规范的探索，还显得比较薄弱。本文拟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对区域经济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发表一些看法，以求教学术界。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高潮，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八大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坚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宋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论
任何的都涉及方法论，可惜在区域史的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推翻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四、现实意义
作为学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多样化已成为史学发展的必然，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根据“后主义”的看法，当现代人用自己所处的和意识形态状况去“写历史”时可能会面临一种困境，即理性解释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使得我们研究历史十分注意典型学，避免追求普遍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多数历史工作者重视的原因。一个自称普遍性的模式，如无法在一个简单的个案中得以证实，便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区域经济虽不能称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说明意义，且是现实关怀的投影。
关键词：区域经济 民生问题 协调发展
民生问题的古今诠释和关注度
所谓民生，从人权角度看，就是人的全部生存权和普遍发展权。中国自古以来就将“民生”与“国计”相提并论，民生问题一直与国家发展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尚书五子之歌》中所说的，它构成了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而《管子霸业》指出“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左传庄公三十三年》强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孟子梁惠王下》则提出“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尽天下》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议论，亦客观反映了古代先贤对民生问题的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民生问题才真正受到关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是毛泽东同志倡导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宗旨的。邓小平同志对此有很多讲话，其中明确提出要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判断是非得失的重要标准，强调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更是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享，利为民所谋”日益深入人心。我国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无不体现了这样的理念。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区域经济政策经历了由平衡发展到不平衡发展再到协调发展的历史变革。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制定的区域经济政策不同，所关注的民生问题的要素也在不断变化。
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与民生问题
上世纪50-70年代，我国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为加强国防，以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存安全；为恢复和发展经济，尽快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生产力分布不合理的状况，解决人民的吃穿用等诸多国计民生问题，逐步形成了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思想。
在这种平衡发展思想的影响下，我国的经济建设在三年恢复时期（1949-1952年），发展的重点是老重工业基地的东北地区，其次是华东地区与华北地区。“一五”（1953-1957年）计划时期，进行的156项重点建设工程有80％布局在中西部地区。60年代中后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经过对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充实、提高”，到1964年我国基本渡过了“困难时期”，经济形势趋于好转，在即将制定的“三五”（1966-1970年）计划中，加快“三线”建设，尽快解决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吃穿用”问题，是“三五”计划的核心。特别是在60、70年代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不仅解决了新中国农村医疗和医药匮乏的状况，而且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1973-1978年，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中国的区域战略进行了大规模调整。国家的建设必须考虑经济效益，工业布局只有遵循经济原则，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才能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
这种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思想，由于国家在投资布局以及资源分配和政策投入上采取了撒胡椒面的地区平均主义做法，使我国逐步形成了一个个完整的工业系统，大大改善了我国工业布局，提高了我国国民经济的生存能力、生产能力及战略后勤保障能力和国防实力，地区经济的发展也处在一种平衡状态，从1953-1978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分别为：东部地区5.57，中部地区5.73，西部地区6.18，从而使人们的普遍愿望得到满足，人们的生存生活得到保障和改善。当然，平衡发展思想的形成对我国宏观经济效果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沿海老工业基地长期得不到国家资金的投入，地区经济优势得不到发挥。另一方面由于中西部地区自然环境和经济基础较差，资源配置不合理，致使宏观经济效益低下。由此可见，这种平衡发展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整体经济效率为代价的，最终的结果是国家的贫穷和落后。
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与民生问题
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再度复出后，面对十年浩劫后的中国，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呼声。1978年年底，邓小平在分析现实总结历史的基础上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在理论探讨上，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是一种梯度推移论，这样以梯度推移论为代表的不平衡发展思想逐步形成。
在这种不平衡发展思想的指导下，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为了尽快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广大人民群众早日走上富裕之路。我国的生产力布局和区域经济发展由过去主要强调备战和缩小地区差别逐步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向沿海地区倾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一大批重点建设项目布局在沿海地区，沿海地区建设投资比重超过了中西部，达到47.7％，中西部地区占46.5％；另一方面，国家在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开始区域制度创新，先后设立深圳、珠海、汕头与厦门4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开放港口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又设立海南省和海南经济特区，随后又做出了开发上海浦东的决定。并在外资项目审批权限、财税、外汇留成、信贷等方面给予这些地区特殊的优惠政策。事实上这种不平衡发展战略的选择是正确的，东部地区经济的长期快速发展，为之后推行大规模的区域政策打下了基础。
正是由于这种向沿海地带倾斜的空间政策，充分发挥了沿海地区的比较优势，使其取得了先行发展，经济增长率持续保持在全国的领先水平，使国民经济整体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实现了由短缺时代向过剩时代的转变，人民群众的吃、穿、住、行等生活问题得到极大改善和提高，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超过7%，位居世界前列。到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57.5%下降到44%，农村居民由1978年67.7%下降到50%。尤其是全民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使国民素质、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高。据统计，改革开放20年以来，培养大学毕业生1016.4万人，平均每年50.82万人；中专毕业生1279.3万，增长1.46倍，每年毕业64万人；培养研究生48万人；成人学校还培训了2800多万人。每万人口中的大学生人数，从8.9人增到27.3人，提高了2.06倍。中国的文盲率从1982年的23.5 %降为1997的14.2%，对于这些变化，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然而，沿海发展战略的实施事实上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即区域差距扩大与区域间利益矛盾与冲突加剧，同时，老工业基地的老化和部分发达城市地区的膨胀问题也开始充分显现出来。而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出现，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严重侵害了人民的利益，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人民的住、行、收入、教育等生活问题仍然突出。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民生问题
（一）地区间经济差距所导致的民生问题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多种因素，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尤其是东西差距一直在不断扩大。1978-1995年，从人均GDP的相对差距看：东部与中部地区由33.2%上升到46.2%，差距扩大了13个百分点；东部与西部由45.4%上升到56.4%，差距扩大了11个百分点。
差距拉大的趋势带来诸多社会问题，比如，区域间教育资源配置不平衡，受教育机会不均等；边远贫困地区缺医少药的现象等问题，直接影响到本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随之加快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力求改善中西部人民生存生活状况，逐步缩小东西部差距的呼声也日渐增高。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日益受到党和政府及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二）正确解决地区经济差距问题的政策建议
为了正确解决地区差距问题，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早在1988年9月，邓小平明确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战略方针。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也明确提出，从“九五”开始，要更加注重支持内地的发展，实施有利于缓解差距扩大的政策，并逐步加大工作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1997年，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又一次提出要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应从多方面努力，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2007 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西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从而赋予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更具体的实质性内容。近几年来，我国先后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以及正在进行的西部地区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工程等，充分显示出党和政府对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
结论
总之，尽管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我国制定的区域经济政策不同，所关注的民生问题的侧重点不同，但都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一切为了人民，始终体现了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尤其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民生问题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
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面临着两大主题。一是如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另一个是如何加强对资源和环境的保护，促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前者重点是加快欠发达地区的发展，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后者重点是加强资源和环境保护，维护区域的可持续性。这两大主题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解决好这两大主题，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解决好中西部地区住、行、就医及子女教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不仅是国家长远发展的需求，国民生活的迫切需要，更是 “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落实与体现。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高潮，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
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
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
。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多样化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根据“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当现代人用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去“写历史”时可能会面临一种困境，即理性解释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使得我们研究历史十分注意典型学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多数历史工作者重视的原因。一个自称普遍性的模式，如无法在一个简单的个案中得以证实，便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区域经济虽不能称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说明意义，且是现实关怀的投影。
关键词：资源型区域经济 结构调整 路径依赖
一、资源型区域的经济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资源型城市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矿物能源和原材料，以占全国24.7%的人口提供了37.7%的国内生产总值，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就业机会、加速城市化进程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由于矿产资源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以及长期以来资源型城市的传统发展模式，使资源型区域环境质量下降、资源枯竭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矿产资源枯竭
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是以竭泽而渔式的追求高产量的矿产开发为基础的。由于资源的不可再生性，以及资源型区域对资源的过度依赖性，使资源问题成为资源型区域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目前，全国约有12%的矿业城市可供开发的后备矿产资源已经不多，400多座矿山即将关闭或面临关闭的威胁，将直接影响300多万矿工和7000多万职工家属的工作和生活。由于矿产资源枯竭所带来的城市发展、就业、经济稳定等问题越来越突出。资源型区域面临着“矿竭城衰”的危机。
2.产业结构单一
资源型城市多数产业结构不合理，大多数属于矿产资源的开采和粗加工，高附加值的产品很少。长期以来走的是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路子。这样的发展模式，造成了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化，生产成本上升，经济效益和竞争力下降等问题。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使区域经济的发展处于不利地位，这一点在大庆石油城显得尤为突出。一、二、三产业比重，目前全国平均水平是17.3∶49.7∶33；黑龙江省平均水平是13∶54.8∶32.2；而大庆则是1.8∶89.2∶9。第二产业占大庆经济的89.2%，基本是石油和石化产业“一柱擎天”。第三产业规模小，发展滞后。
3.缺乏资金及技术
资金和技术是构成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资源型区域缺乏有效的资金积累和技术进步因素。在过去国家制定的价格体系严重扭曲的情况下，经济利润大量流失，导致资源型城市的财力极为不足。同时，由于资源型区域长期处于封闭的状态，一方面人才匮乏，另一方面与外界的经济技术往来的市场通道建立缓慢，从而造成了技术的相对落后。
4.生态环境恶化
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靠高投入，尤其是资源的高消耗来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这种粗放经营方式对资源进行掠夺式利用，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环境、资源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承载能力下降，加剧了经济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同时，采矿形成的地面塌陷、山体崩滑、土壤沙化等地质灾害十分严重，造成大量的建筑物破坏、水土流失、森林面积减少、草原退化以太原为例：全市塌陷有107处，面积610km2，仅西铭、杜儿坪、官地、白家庄四大国统矿塌陷面积就达47km2，占到采区面积的70%。另外，环境污染严重。我国煤炭系统每年由燃烧排入大气中的废气估计在1700亿m3左右，烟尘30万吨以上，二氧化硫32万吨左右，年排放甲烷90m3-100亿m3。山西省每年弃渣弃土量1.3亿吨，增加河道泥沙0.6亿吨，占废弃物总量的46%。
5.社会稳定问题
以大庆为例：大庆石油、石化6户大企业现有职工30万人左右，改制后存续企业职工23.5万人。随着石油减产和企业减员增效，有6.5万名职工在大企业重组分立中有偿解除了劳动关系。今后每年也都有下岗分流和解除合同任务。同时，每年还有4000多名大学毕业生、2000多名转业军人和21000新增劳动力需要安排就业。从现在情况看，资源型城市中，无论是企业还是地方政府，安置就业、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越来越大。
二、如何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大迈步”
在黑龙江曾经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一度优势很大的大机械农业在家庭承包的制度下不得不“屈服”于农民的小型农机，每家每户的小小的耕地难以满足大型机械的发展，这样的情况束缚了我们大农机的脚步，使农业现代化农业科技难以推广。针对这样的问题，我们首先想到的解决方案就是将土地集中起来，也就是分散经营的土地得到有效集中利用。使土地、农机、人力、科技等生产要素达到最优配置。
这样的方法得到了实践的良好证明，在黑龙江农垦建三江分局，我们看到了这个方法的可行性。大面积的土地统一的社会化服务，土地渐渐变得规模化、集约化。农民的大农机派上了用场，650亩地插秧只用了一周时间。
从单干走上了集约的道路，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据统计，黑龙江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目前已过万，农民组织化程度大幅度提高。广大农村农业专业合作社和产业化组织促进了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可以说是逐渐兴起并且前景广阔。
三、如何解决农业的“先天不足”问题
我们早在很小的时候便知“锄禾日当午”的艰辛，诚然耕田不易，然而靠天吃饭这种农业方式则使农业冠上了先天不足的“帽子”。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也是一个资源型城市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使农业机械化，水利化，科技化。机械化上文提及到了，水利化就是使水利灌溉更加科学，细致，到位。让农民在不降水的天气里也能灌溉土地。建设“旱能灌、涝能排”的标准化农田。这样的措施已经实施，并且有望获得更大的成功，早在2009年，全省落实水利建设资金109.15亿元，比上年翻了一番还多，建设水利重点项目128项，全年新增旱涝保收田面积525万亩。今年力争完成水利投资120亿元，又将新增旱涝保收田500万亩。照这样的建设速度， “十二五”末，全省的地表水调控能力将比现在翻一番，建成4000万亩旱涝保收田。总而言之，农业完全可以克服其先天不足的特点，归根结底我们有良好的科技加以配套资金一定会收到好的效果，当然，“十二五”开局关键之年，我们更不能松懈这两点的投入。
四、如何面对全国乃至全球大市场的农业食品需求
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我们不单单满足于吃饱肚子而已，同时，我们也对粮食带来的食品工业有了更大的需求。作为资源型区域，黑龙江也应该跟上社会前进的脚步，提高各项产业的发展进而提高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农业产业化，将成为一种必然，从第一产业迈向第二产业，从初加工到深加工，从粮食产品到肉蛋林水奶产品，从“种植+养殖+加工”、“贸易+工业+农业”到“市场+企业+基地”、“名牌+优质+特色”。这些便是很好的例子。我们可以利用农闲时间将农民集中起来，开发这样类似的项目，这样每个农户增加了收入，可以将农业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如果产业做大做强还会增加一部分就业何乐而不为呢？到那时，相信产业结构调整会深入人心，农民的生活提高意识也会提高，真真正正成为黑龙江省经济腾飞不竭的动力。
再谈谈山西原煤资源转型，长期以来山西的原煤源源不断地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能量，资源大省也因此而闻名，但是它却同样面临着资源转型的挑战。建国以来，累计生产原煤120亿吨，其中外调出省90多亿吨，分别占全国的1/4和4/5。与此同时，它面临着产业发展极不平衡的严峻危机。山西煤、焦、冶、电四大传统产业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85%。新兴产业比重小，三次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十分突出。我们都了解厚此薄彼这个词语，山西的发展即为此，这样的情况就像个偏科严重的学生，难以得到高分一样，同样山西的经济难以达到真正的均衡发展平衡，自然打不了“高分”。
外延扩张、粗放发展，过度开采，资源环境代价巨大。山西长期粗放开采的是我国为数有限的矿产资源，由于煤炭是在地下的，造成的环境问题异常严重，环境损失近万亿元，地表塌陷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1/8，单位GDP能耗、单位面积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负荷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居全国首位，这些环境问题发人深省的同时也时刻提醒我们，山西的资源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已经迫在眉睫。
当然，煤矿业大力发展吸引了资金人才。采煤规模逐渐扩大。这样的趋势让环境污染更加剧烈。当然，这种情况也形成了人们的一定的收入差距，垄断企业高层收入高与农民的收入形成对比，渐渐形成了“富饶的贫困”这一特点。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制度和技术内生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制度和技术双向互动的结果。沿着既定路径，技术和制度变迁可能使经济进入良性循环，也可能沿着错误的路径被锁定使经济落入低效状态。资源型区域经济的初期发展得益于对丰裕的自然禀赋的开发和利用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框架设计，但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推进，经济的发展主要靠可积累要素的持续投入而不是基本要素，而基于资源比较优势形成的资源型经济体系一方面在技术上表现出对制造业部门具有巨大溢出效应的技术挤出，另一方面在制度上则表现出自我强化，以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可能，除非受到外部冲击。因此，突破云南省经济发展对资源部门的过度依赖关键在于创新。通过制度和技术创新，打破资源部门内部业已形成的自我循环机制和利益分配格局，形成有利于资源有效配置的机制，促进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向非资源部门的流动；通过增加对可积累的和专门化的生产要素投入的制度供给，形成有利于制度变迁和技术变迁双向互动的创新机制以突破对传统发展模式过度依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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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问题；对策
改革开放初期，非公有制经济仅仅只是公有制经济的一种补充。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革，人们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逐步深化，对非公有制经济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在新形势下，非公有制经济不仅是就业机会的贡献者和创造者，也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是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参与者和推动力量。当前，个体、私营、外资等各类非公有制经济形式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公有制经济一起承担着国民经济发展、国家稳定富强的重担。未来，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将更加稳固和重要。虽然，当前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在日益加大，但是在其快速发展过程中并非是一帆风顺，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和困境。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应对非公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成为当下亟待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在区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据笔者调查研究，发现在当前形势下，非公有制经济在区域经济发展中遇有以下制约障碍。
(一)客观障碍
一是认识不足。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当前大部分人已经转变了思想观念，认识到了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性。但在实际中，还有部分人，特别是经历过计划经济体制的人固守以往的思维，认为机关事业单位、央企、国企等公有制单位才是正道，在心理上对私企、民企等非公有制单位有不信任感和偏见。这种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利，特别是在用人上会形成一定的制约。二是制度政策问题。近年来，国家制定了一系列非公有制经济的相关制度，并出台了一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但是在实操中却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方面，部分有关非公有制经济制度和政策存有不足，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出现了落实不到位的现象。三是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在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扶持与引导上动力不足，不能适应新时期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需要。四是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相关法律不完善。“我国法律虽然将“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写入法律条文中，但是具体的实施细则还有待于落实。”[1]以上客观问题的存在，使得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缺乏良好的环境和氛围，在实际发展中，面临很多困境。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外部融资难。拿中小企业为例，国外中小企业的自我融资率很低，大部分有政府资金支持。而在我国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自我融资率高达90%，民间借贷频繁。二是缺乏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非公经济发展与公有制经济相比，缺乏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
(二)主观问题
一是非公有制经济普遍规模小，实力分散，自身抗击风险的能力不足。二是非公有制经济的经营管理模式普遍落后，尤其是在一些个体企业、家族企业、民营企业中，管理思路更是跟不上，现代化管理理念推行举步维艰。三是人才流动大，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因社会上一些传统观念的影响，高素质人才大多选择公有制单位就业，导致非公有制企业人才不足，流动性大，科技依附力和自我创新力弱。非公有制经济自身所存在的三个突出问题，也不容忽视，导致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非公有制经济自生动力差，综合实力得不到有效提高。
二、新阶段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相关对策解析
笔者认为，要想彻底解决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类制约问题，不断扩大非公有制经济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力和推动力，应该积极从内外两方面做好文章。
(一)政府做到位
各地方政府要提高认识，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不断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视度，并在此基础上做好四件事。一是不断完善制度政策建设。在现有制度政策基础上，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在实践中摸索经验，不断完善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相关制度政策建设，如融资政策等，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科学合理的制度政策支撑。二是完善立法。针对非公有制经济进行专门专项立法，在与国家宪法及法律不相违背的前提下，结合自身实际研究制定本区域内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相关法律法规，为保护非公有制经济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依据。三是狠抓制度、政策及法律的执行监督。好的制度、政策和法律必须执行到位才能发挥实效。各政府要狠抓执行监督，加强巡视与考核，确保各类制度、政策和法规落实到位，发挥应有的效能。四是转变政府职能，为非公有制企业提供更多的服务与扶持，而不是吃拿卡要，用铁腕手段给制造障碍。五是加大宣传，通过合理渠道给群众宣传党和国家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相关精神和指示，逐步转变部分群众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传统看法和偏见。政府部门只有提高认识，把工作进一步做到位，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外部问题，如融资难、办事难等，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
(二)自身要改变
俗话说外因是条件，内因是关键。良好的外部条件固然重要，但内部的自我提升却是必不可少。非公有制企业想要突破发展壁垒，除了依托外部因素以外，还必须积极进行内在升华。一是走产业集聚化道路。加强相关产业之间的链接，走产业化发展道路，整合各个企业的力量和优势，以扩大整个产业链的综合实力和抗风险能力。二是进行经营管理创新，用现代化管理模式对企业进行管理。企业管理者要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素养，要有进步的意识，要在企业内部进行大胆的革新，建立科学化现代化的经营管理模式，完善公司治理。三是重视人才、依靠人才，另外，要培育企业文化，加强员工素质提升。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发展为人力竞争，企业必须重视人力管理，要为人才和科技创造合适的生存环境，从而依靠人才不断提高提高科技依附度和自我创新能力。
综上所述，新形势下，非公有制经济虽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优势越来越明显，但是还普遍存在着一些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从塑造良好外部环境和提高自身水平两个方面入手，来探寻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进一步提高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速度。
作者:王维群 单位: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虚假的繁荣
当前经济型酒店可谓风起云涌，主导的经济型酒店品牌如如家快捷、莫泰168、锦江之星、速8等，他们大多放眼全国，以直营店、加盟店、合营店等形式跑马圈地、快速进行战略网点的布局，并一次次地受到风险投资机构的青睐，且已经有的通过IPO上市，获得实体经营与股市的双重高额回报和追捧，赚了个盆满钵满。比如以如家快捷创始人，原CEO季琦在快速催熟如家之后，又再次繁衍了汉庭等第二家甚至第三家类似的酒店，再加之曾经高达90%以上的客房入住率，在如此快速创富与创牌的大背景下，各地域性经济型酒店则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它们或一二星级酒店直接改造，或是招待所、小旅馆装修升级，抑或业外资本介入，也有废旧工厂主动转型直接改造介入的，大家都试图搭乘经济型酒店这班财富列车。只要我们在旅途中略微留意马路旁的酒店，挂名“经济型”、“快捷”、“商务”名号，名称五花八门，外墙粉刷成或红、或蓝、或绿等的酒店比比皆是，已然成为一种潮流。
跟风已经是中国商业经济中的一个特色，当“土家烧饼”甫一抬头，国内各类“土家大王”、“土家族烧饼”、“土家特色饼”等便一哄而上，结果在短短一年之内导致一个速生产业的灭亡，“阿呀呀”也遭遇过类似的命运，“阿呀伊”、“咿呀咿”等遍地开花。如今则似乎轮到经济型酒店大行其道了，全国各地五花八门的经济型酒店一个个地冒了出来。而经济型酒店的大肆兴起，无非是受到理论上巨大市场潜力、较短的投资回报期，以及经济型酒店所附着土地资源升值空间的诱惑。
看似风光无限的经济型酒店，事实上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美好，尤其区域经济型酒店。根据一项调查显示，目前区域经济型酒店亏损面达60%以上，多数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投资回报，等于“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就当前区域型酒店暴露出的问题，总结起来有如下几个：入住率较低，人员服务意识低下，安全保障性不高，卫生状况欠佳，信息化利用水平低，营销推广手段单一等。即便是一些区域型酒店“看上去很美”，但也只是形似而神不似，没有归真。
那么以上问题也就为区域经济型酒店的经营管理者和投资者提出了一个课题，即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商务及旅游经济能否支撑起全国遍地开花的经济型酒店规模？这是否是大治之前的大乱现象？经济型酒店充分发展究竟还需要多长时间的积累？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区域经济型酒店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究竟在哪里？就后者问题，本文试图加以分析并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区域经济型酒店发展瓶颈七大破解术
只有深入调研分析，才能把准脉搏，并由此发现问题、研讨问题，并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就上文提及的一些问题点，至少区域经济型酒店可以从如下一些角度进行破解。
破解一，定位差异化，忌走克隆路。目前全国性的经济型酒店基本都比较成熟，而且各自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定位，都有了自己稳定的客户群体。试图在后面完全模仿，或者试图与他们直接竞争，既缺乏先期介入优势也没有较为雄厚的资金实力，更缺乏相对较多的门店网点，基本上可以判定没有前途。因此，区域经济型酒店必须给自己寻找一个相对个性化和独特性的定位，而且通过这种定位，反而可以吸引顾客群体的关注和入住，挖掘客户的新兴奋点。比如可以考虑自费旅游族、学生族、三口之家族、旅行社团接待、广告人酒店、女子酒店等等，结合自身实际打出差异化，避免人云亦云。
破解二，卖相要好，彰显特色。全国性经济型酒店的差异化已经非常明显，比如如家快捷的明黄色，莫泰168的前厅灯光，速8的前厅红色标识和免费公共上网体验区和阅读区等。那么作为区域型酒店，就要结合酒店定位，进一步突出特色，比如可以结合地区文化进行表现和装潢，彰显地域文化氛围。如合肥的经济型酒店，则可以考虑将包公、黄梅戏等地域因素糅合到里面，甚至酒店从业人员的衣着配饰也不能太一般。经济型酒店装潢的一个原则是要秉承简洁而不简单，形成自己的特色
破解三，推广向下走，不能遍地撒网。正因为区域性因素，在酒店推广的时候，区域性酒店一方面没有实力争抢全国的客源，另一方面投入与产出比可能会不成比例，因此要考虑向下走，尽可能地把精力放到周边或者下辖区域的市场推广中去，要先能够确保稳定市场再图突破。比如南京的区域经济型酒店，则可以更多地考虑周边市场如扬州、泰州、合肥、马鞍山、苏锡常等周边城市和下辖市县开展。这样推广一来成本低，二来文化相近，三来效果直接，四是目标客户明确。在具体推广方法和手段上，要依据自己酒店的目标房客定位进行组合，采取“围绕、盯住、吸引、打动”八字方针开展工作，产生实效。
破解四，尽早弥补管理和人力资源短板。对于中国市场而言，经济型酒店还是一个新兴的概念，对于区域经济型酒店来说，人力资源仍尚显匮乏，整体运营和管理同样存在着不少的短板，急需提升。经济型酒店主导品牌是建立在一定品牌优势和出色的经营管理规范基础上的，必须强调管理出效益，但这也正是区域性经济型酒店所缺乏的。
经济型酒店一大特点就是在战略发展和市场定位清晰化的基础上尽可能的节省成本和费用，并使各项工作尽可能地标准化以利于扩张时的复制。比如服务要体现出标准化、物流则尽可能协同化、采购要简洁化、人力资源使用要充分化等。就人力资源的最大化利用问题，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无论是酒店服务人员还是酒店的经营管理者，每个人都必须是一专多能或者身兼数职的，目前对大多数区域经济型酒店都是很大的挑战。那么这就要求酒店培养员工的工作能动性和服务意识，积极导入系列性的培训，要有客户为尊、服务客户的意识。笔者也培训过一些经济型酒店，整体感觉这方面都还比较欠缺，
破解五，平衡单店经营和规模化扩张的矛盾。经济型酒店的一个特征是规模化复制和扩张，只有快速的规模化才能够进一步降低成本获得规模效益，从而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毕竟经济型酒店的最核心关键词是“经济”两字，能够节省的都节省之后，剩下的只有规模化扩张之路了。国内型经济酒店主要品牌如锦江之星、如家快捷、速8等酒店等多采取授权加盟、建立直营店和合同化经营方式，因此获得了较好的收益和较快的增长。那么这无疑给区域经济型酒店提出了一个考验，即如何平衡单店经营和规模化扩张？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当规模无法立即实现的时候，就只能在单店经营上下足功夫，投资和经营成本要尽可能地低，把该节省的都省掉，比如只有淋浴没有浴缸，床铺下面可以不铺设地板，可以不设衣橱只装订衣架，洗漱用品房客连续住宿可建议多次使用，房卡带光控功能以节省电源，窗帘用布尺寸小一些，同时入住率要尽可能地高，而且要足够有个性。
关键词：经济发展；黑龙江；区域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赶超战略下建立起来的大量不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国有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逐步由隐性变为显性，加上国有企业所背负的沉重的社会性包袱，使黑龙江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暴露出一系列比较严重的问题，制约着经济的发展。
一、黑龙江省区域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1.经济发展渐缓
黑龙江经济在国家建设初期的倾斜政策支持下，从无到有，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经济发展速度始终位居全国前列。直到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除京、津、沪三个直辖市以及台湾省外，在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中，黑龙江的gdp总额位于全国的第二位，但到2007年，则名列全国第15位，且人均gdp增长速度则下降到全国水平以下，全国为13.5%，黑龙江为12.1%，在全国的排序为第13位。值得指出的是，2007年，黑龙江省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性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平均为13 786元，黑龙江为10 245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 541元，已经位居全国倒数第2位。
2.工业化水平下降
作为中国的老工业基地，黑龙江省曾经拥有令人称道的优势产业。但这些建设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优势产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或因资源限制，或因体制制约，或因技术落后纷纷失去昔日的光彩。如黑龙江的石油产业、林业产业因资源枯竭日益陷于困境；其他产业如矿山机械、金、轻工、纺织、制药等国有大中型企业，因产业结构老化、耗能严重，即将被市场淘汰出局。整个老工业基地中，除少数国家特殊政策保护的骨干企业外，大部分企业都已成为夕阳产业，呈现出日益衰落的景象。与此相伴随，工业化水平也出现下降趋势。改革开放前，黑龙江省工业在整个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但改革开放后，黑龙江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出现下降趋势，这一现象并不是黑龙江所独有的，而是整个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一个缩影。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经济结构中，第二产业特别是重工业所占比重较高，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高新技术产业总值规模小，比重低，缺乏对经济增长的整体带动作用。2007年，黑龙江省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为237.27亿元，位居全国第15位，且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全国平均水平为1706.72亿元）。新技术产业规模小，导致东北老工业基地增长缺乏后劲，也难以充分发挥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作用。以上说明黑龙江省的产业结构还不尽合理，有待进一步调整和优化，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
3.技改收效甚微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为了进一步推进黑龙江地区的经济增长，先后投入了上千亿元的技改投资。但由于原有经济体制中一些制度因素制约，各自为政，分散决策，使得重复建设、相互掣肘的问题经常发生，投资效果并不明显。特别是在拨改贷以后，由于大部分国有企业自有资金有限，技改资金多为银行贷款，大大加重了企业负担。很多项目，几经讨论，多方论证终获批复。但在论证期间，失去了良好的市场机遇，加之贷款导致沉重的债务包袱，致使项目投产之日，即是亏损之时。
4.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不多
黑龙江经济由于工业结构偏重，产业结构老化，导致工业经济效益急剧下降，且一些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企业逐渐被淘汰出局，在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的条件下，由于企业的大量关停并转，使得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急剧缩减，其实际人数由1990年的504.7万人下降到2006年的374.9万人，所占比重由1990年的39.6%下降到2006年的29.1%。这部分从第二产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并不是全部转移到具有较大吸纳能力的第三产业，而是有相当一部分逆向回流到第一产业。
二、黑龙江省区域经济发展的对策
针对提出的上述问题，黑龙江省在发展区域经济的进程中，应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发展，早日走出困境。
1.积极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坚持“有进有退”的原则，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构建国有经济退出机制和非国有经济的进入机制，推动钢铁、石化和重型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打破地区、所有制界限进行战略性重组，鼓励和引导民间和外部资本在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中发挥作用；积极推进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加强企业间的购并、联合和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及时组建与生产力相匹配的企业集团，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实现规模经济。
2.通过减税、加大科技经费投入等手段提高创新投资，健全风险投资机制，允许各种性质的社会资本进入风险投资领域，形成包括个人、企业、金融和非金融机构等有机组合的风险投资网络。在高新技术领域引入民间和外部资本，解决创新投入的资金“瓶颈”。比如，广州天河软件园区聚集930家软件企业，其中99%都是民营企业，而被认定为“国家骨干软件企业”的11家全部为民企。
3.建立高效率的社会科研开发机制，激发创新热情。应进一步加大科研院所企业化改造力度，密切科研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应积极鼓励高校利用人力资源的优势创办企业，为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奠定雄厚的人力资源基础。企业应该借鉴现代企业薪酬激励理论，完善薪酬制度和聘用制度等，主动为人才的引进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
4.高校办学应面向社会需求，明确培养目标。课程设置不仅注重传统的理论教学，更应结合实际，传授新的理论和思想。对于有卓著学术成果的个人成绩应予以肯定，为学科带头人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5.政府应该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一个地方要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者，就必须做好几方面工作。一是要有观念上的比较优势。现在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一个重要差距就是观念上的差距。很明显，一个地方有没有观念上的优势与这一地方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在所有创新当中，观念创新应该放到最重要的位置，因为观念是指导人们行动最重要的基础。因此，政府要不断推动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形成观念上的优势，进而在全省范围内形成关注开放、参与开放、服务开放的浓厚氛围。二是形成合理、公开、公平的税费环境。对于投资者提出的要求，政府要慎重对待。要在国家政策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满足其要求，而不能向投资者开“空头支票”，轻易许诺无法兑现的诺言，否则会挫伤投资者的积极性。在政策问题上，主要是做到公开、平等、公正与合理，给予投资者实实在在的支持。三是强化规划布局，重视工业园区建设。工业园区是企业发展的主要载体，是招商引资的落脚点。因此，政府必须完善区内的水电路以及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四是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全社会的信用观念。
6.加强对外合作与交流
加强黑龙江与国内各兄弟省市的合作与交流，加强省内企业与外省市科技界、企业界的合作，引进技术和人才，共同开发新产品，拓展新市场。如2003年在大连签订的我国第一个打破行政区划、突破地域壁垒的农业区域合作框架协议——东北和内蒙古四省（区）农业经济协作协议，根据协议，在生产领域，四省（区）将在区域化合作的前提下，更加注重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有针对性地进行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避免自成体系的“大而全、小而全”；在科学技术领域，根据农业布局的调整，实施农业技术的优化与组合，坚持开发与流动相结合，最大限度地挖掘区域内农业技术力量和技术装备的潜力；在农产品流通领域，以各自的市场资源为基础，以标准化为切入点，加强区内市场协调和区外市场联合开发，逐步建立起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协调机制和标准协调机制。
要注重黑龙江与东北亚尤其是俄罗斯东部地区发展区域合作的国际性，使黑龙江成为我国新的开放地带。2008年温家宝总理代表中国签署了中日韩俄四方合作宣言。这个宣言为黑龙江地区的振兴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
黑龙江省在建国之初作为新中国的重工业基地，为我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只是近年来随着南方省市改革步伐的加快，沿海各省市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成为让人注目的新焦点，黑龙江省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当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造就了珠三角、长三角这样一块块经济的热土时，黑龙江省方猛然惊觉自己已然落后于时代，原有的体制严重的束缚了国民经济在21世纪的新一轮加速。同时，由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各地发展的不均衡性，党和政府在继“西部大开发”之后，适时提出了“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构想。黑龙江省应该牢牢抓住历史机遇，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充分利用已有的资源和优势条件，“用新思路、新体制、新机制、新方式，走出加快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新路子”，实现黑龙江的再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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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核心能力不足。在冀中南地区县域经济中,民营经济占据大多数,且这些民营企业多是由家族企业发展而成,多属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实力弱,市场影响力小,产品竞争优势平淡,核心能力不明显。
产业集群程度低。在冀中南县(市)中,虽然企业数量众多,产品门类广泛,但绝大多数企业规模偏小,在行业中的影响较小,且各企业单打独斗,缺乏必要的协同与合作,产业集群程度低。同时,缺少大企业、大项目的引领与带动,出色的地方龙头企业较少。
各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在冀中南地区中,各县域经济总量悬殊较大。沙河市拥有48万人,2008年实现总产值115亿元,增长速度12%;南宫市拥有46万人,2008年实现总产值55.38亿元,增长速度10.6%。
企业创新能力薄弱。在冀中南地区各县(市)中,绝大多数企业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方面处于落后局面。技术老化、设备落后,产品更新缓慢,忽视新产品研发等问题较为突出,多数企业技术素质低下,产品缺乏竞争力;管理方法、管理手段、管理模式处于落后状态;企业产权单一,集权控制,激励措施不到位,企业文化建设落后等现象普遍存在。
企业开放程度低。在冀中南地区,绝大多数企业以满足国内市场为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企业数量偏少。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程度偏低,难以有效利用国外的技术、资金、管理、信息等管理资源。
劳动力素质偏低。在冀中南地区的企业中,企业员工文化素质、技术素质、管理素质偏低,制约着企业的技术与管理创新。
二、冀中南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对策
(一)实施开放与创新战略
1、营造开放与创新的文化环境
县域经济发展的结果证明,文化的创新与观念的开放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和支撑。冀中南地区各县(市)应摒弃落后的文化理念和思想束缚,坚持“走出去,领回来”的方针,积极学习国内外先进县域经济的发展经验,把先进的技术、经验引进来,并通过多种渠道和途径对当地居民及企业员工进行教育、宣传、灌输先进的文化理念,进一步营造开放、时尚、科学的区域文化环境。
2、利用国内外产业发展机遇,壮大县域经济规模
一方面,冀中南地区要利用国内不同区域产业调整及转移的机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如在我国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因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带来企业生产成本增加,导致这两个地区的部分产业及资金、技术、人才等向内地转移,各县(市)要积极承接沿海地区的相关产业和企业,为县域经济发展引进新的经济增长点,注入新的发展动力和活力,促进县域经济跨上一个新台阶。同时,冀中南地区毗邻京津,应利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有利时机,找准在产业分工与产业链条中的位置,努力实现县域经济与京津经济的对接。另一方面,冀中南地区实力较强的企业应通过交流与合作,大胆吸引国际资本、技术、管理等经营要素,学习和借鉴国际先进的文化观念,促进企业的国际化经营。
(二)加强工业园区建设,提高产业集聚程度
1、推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促进工业园区健康发展
在目前的冀中南地区县域工业园区中,企业制度落后是制约其健康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工业园区内企业应发挥区域和行业龙头带动作用,根据企业成长的规律及社会发展形势,使现有企业逐步向产权多元化、管理科学化、制度规范化的现代企业运行模式转化,稳步推进企业制度改革。
2、建设优秀企业文化
冀中南地区县域企业绝大多数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比较落后,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因此,各企业应吸收国内外先进企业文化中的经营理念,结合地方及企业实际,加以整合提炼,形成富有特色的企业文化,以利于企业竞争优势及核心能力的形成。
3、构建研发平台,提高园区创新能力
目前冀中南地区县域工业园区内企业在产品研发环节存在研发实力弱,投入不足,各自为政,开发周期长,成本高等一系列问题,难以形成工业园区及区域研发优势。因此,园区内相关企业应在整合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管理的基础上,加强与有关科研机构、高校及分销商间的合作,努力探索和构建服务于园区企业的统一大型研发中心,以满足园区内或县域企业的需要,全面提升区内企业的创新能力。
4、构建沟通平台,实现信息共享
冀中南地区县域工业园区内企业应本着优势互补、信息共享、互利共赢的原则,构建区内乃至更大范围的信息共享的平台,实现信息资源的高效流动与共享,探索在采购、生产、技术、销售、服务等环节的联合与合作,提高企业专业化水平,降低产品成本,发挥协同效应,实现规模效益。
5、组建企业集团
冀中南地区县域工业园区内的优势产业应在构建战略联盟的基础上,由龙头企业牵头,通过产权交易、产权参与、契约合同的形式,向多层次、多法人、产权多元化的企业集团模式发展,促使企业向更高层次发展。
(三)实施人才战略
1、多渠道开发人才
一方面应积极引进外来人才,冀中南地区各县(市)要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有选择、有重点地引进本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急需的紧缺人才和高素质人才,调整和优化人才结构,提升人才队伍整体素质。另一方面应加强本地人才培养。本地人才熟悉环境,经验丰富,对企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各县(市)可以构建有利于企业内部人才脱颖而出的激励平台,选拔具有较大潜力和较强可塑性的优秀员工通过岗位锻炼、专业培训、进修交流等多种方式提高其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尽快成为企业的有用人才。
2、加强职业技能教育
针对县域内企业数量众多,青年员工居多且学历层次偏低、技能薄弱等现象,各县(市)应成立专门的职业教育机构,重点强调职业技能培训和现代化管理培训,全面提高企业员工素质。
(四)整合地方优势,打造区域品牌
1、树立现代营销理念,提高县域经济知名度
第一,通过电视、网络、报纸等各种现代化媒体加强对县(市)特色优势的宣传和报道,提高县域社会经济在河北省乃至全国的影响力和知名度。第二,积极举办和参加各种形式与层次的展览会、博览会、经贸洽谈会、招商会,让更多的企业和投资者了解县域特色优势。第三,充分利用县域特色文化,以文化艺术为桥梁和纽带,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实施文化营销工程,宣传县域文化特色,提高县域经济的文化品位,加强区域品牌对外渗透和辐射作用。
2、提高县域产品的知名度
冀中南地区各县域企业要根据县域经济特色及产业优势,积极实施品牌战略,规范企业品牌和企业标志,完善产品结构,培育企业竞争优势,提高产品及服务质量,开拓新的市场,扩大产品市场份额,设计出既反映企业产品特色又富有一定文化内涵的企业标志和产品品牌。企业要利用各种渠道及手段大力宣传推介企业品牌,提高品牌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努力使企业品牌成为行业市场中的著名品牌、驰名品牌。
3、强化服务意识,提升服务形象
相关管理部门要从战略高度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通过建立健全完善的规章制度、服务设施、服务队伍,全面提高服务效率,改善服务态度,完善服务模式,形成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的县域服务体系。同时,也要大胆探索和借鉴国内外服务新模式,注重服务创新,塑造具有时代特色的县域服务形象。
(五)倡导循环经济,实现绿色发展
冀中南地区各县(市)各级政府部门应加大生态保护和污染治理力度,重点加强对大气、土壤和水污染的治理,企业应推行清洁生产和精细化管理模式,美化工作环境,大幅度降低生产污染,提高资源利用率,促使企业实现由资源能耗型发展模式向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同时,应协调好生态安全、社会公平与经济繁荣三者间的平衡关系,坚持可持续发展,实现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一、东亚区域合作的内部动力和外部影响因素
首先分析一下外部因素：(1)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飞速发展，导致国际市场的竞争与风险加剧，特别是在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中，由于巨额游资充斥其间，如果某个国家金融体系不够完善、金融机构的管理水平不够高，就有可能使投机者有机可乘，从而给该国乃至全球金融市场造成动荡。而东亚地区大部分国家还处在发展中国家水平，其金融制度、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会面临较大的风险，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诠释。在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面前，东亚任何一国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迫切需要紧密合作来共同面对机遇与挑战。(2)作为上世纪末经济全球化浪潮过渡和补充的世界范围内的区域经济合作浪潮汹涌澎湃，加上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大大激发了东亚国家加强区域合作的积极性，增强了它们对区域合作的信心。当初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使该地区形成了约3.6亿人口的大市场，内部贸易额达到2250亿美元，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2万亿美元，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30％。而东亚地区如果能形成这样的自由贸易区，则会形成约19亿人口的更大市场，内部贸易额必定会大幅度上升，运行良好的话就有可能会取得超过NAFTA的成就，这极大地诱惑了东亚各国。
在外部因素驱动的同时，东亚各国自身对区域合作意识的加强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东亚整体意识”在区域内达成了共识，寻求区域竞争力已成为各国的共同目标。很长一段时间，东亚被“割裂”为东南亚和东北亚，两者之间来往很少，个体意识较强，东南亚国家更多的是寻求内部合作。从1967年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到1992年实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到如今东盟自由贸易区进行得有声有色，其内部贸易确实做得不错，但其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与东北亚国家的合作却十分有限，危机爆发后，东盟国家发现东北亚国家也被波及，这让它们了解到东亚各国的经济依存度其实是较高的，加上中国在危机期间毫不犹豫地向东南亚受灾国伸出援手以及所表现出的一种负责任的大国姿态，让东盟国家转变了地域观念，将自身置于东亚整体区域之内，转而谋求区域合作机制以提高整体竞争力，这种主观意识的转变奠定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
其次，由于美国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表现出一种漠不关心的姿态以及操纵IMF对援助方案提出苛刻条件的所作所为，让受灾国从惨痛的经历中意识到必须依靠东亚内部自身的合作才能生存发展，外部的力量并不一定靠得住。而在2001年美国经济的衰退导致以美国为主要市场的东亚国家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更加深了东亚国家对上述观点的认识。正是由于这些主观因素的影响才造成了如今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热潮。
二、关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具体形式问题的分析
现在东亚区域合作的主形式是“10+3”模式，即东盟10国与中日韩三国的交互合作方式，但这仅仅只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过渡阶段，并非真正地实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假使这一阶段过渡得很成功，区域经济合作要朝着一体化层次发展，那么可能会表现为哪种一体化形式呢?
区域经济一体化按层次高低分为：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和完全的经济一体化。不同的形式会给成员国带来不同收益，但也需要其让渡不同程度的国家主权，因此，各成员国会谨慎权衡自己的利弊得失，相互协调以做出抉择。
由于在东亚区域内，既存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又有东盟的一些小国家，况且东亚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金融政策更是千差万别，也就是说上述x指标在东亚各国间差异很大，因而可以认为在东亚区域进行货币合作的成本是相当高的，这就大大降低了各国组成货币联盟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东亚区域内采取经济联盟这种一体化形式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建立自由贸易区会给各国带来一些看得见的利益：如果自由贸易区能够建立，会形成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市场，由于取消了关税和一些同等效力的限制措施，内部贸易额肯定会大幅度上升，这样就能够通过促进各国外贸额的增长带动其经济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该形式并不妨碍各成员国针对非自由贸易区成员采取其它的贸易政策，即没有要求各国进行国家主权的转让，这使得东亚国家比较容易接受。
三、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的阻碍
根据上述分析，似乎在理论上建立自由贸易区给各国带来的收益大于其付出的成本，比较容易实行，但来自经济理论之外的因素却给自由贸易区的形成造成了不小的障碍。
这些负面影响来自区域内和区域外两个方面。外部因素主要是来自美国方面的阻碍，由于之前欧盟的高速发展已经开始威胁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美国不愿再看到一个潜力巨大的经济联合体的崛起对其造成影响，同时更担心被其认为是潜在对手的中国会借助区域合作的力量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因而其会阻止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上日韩均是美国的盟国，美国的干扰无疑会产生较大的影响。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建立“东亚经济核心论坛”与1997年日本提出建立amf均因美国的反对而未成功就是这方面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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