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民族识别；西南地区；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3）05-0049-07
作者简介：聂文晶（1981-） ，女，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政治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近现代民族地区的变迁。四川 成都610041
民族识别，指民族成分与民族名称的辨别。[1]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由于过去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政策，加上缺乏科学的调查与理论，导致许多民族的成分、名称等混淆不清。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自报登记的民族名称就有400多个。而西南地区作为我国少数民族最多与最集中的地区，其中云南就多达260多个民族，贵州也有80多个。为贯彻落实民族平等政策，特别是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少数民族的各项基本权利，就首先要搞清楚民族的情况与构成，“划清哪些要识别的单位是汉族的一部分，哪些是少数民族；如果是少数民族，它们是单一民族还是某一民族的一部分”。[2]于是，民族识别工作随之展开，其中西南地区民族识别的任务可谓急迫而繁重。大体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研究经历了从官方主导到学术探讨两个大的阶段。
一、政府主导阶段（20世纪50年代-80年代）
（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
这一阶段，民族识别工作的重点是民族调查与民族认定。
1950年，中央派出西南民族访问团，深入到四川、西康、云南、贵州等少数民族地区，初步接触到民族识别问题。1952年，中央又派出中南民族访问团到广西，对广西各民族的来源和变迁做了初步考察，认为壮族是广西的土著民族，瑶族和苗族则来自长江以南的两湖、江西等地。1953年，贵州开展了对“穿青”人的民族成分调查研究，并统一了苗族各支系的称谓，正式确定了布依族的族称。1953年下半年到1954年上半年，广西分两期对未确定民族成分的人们共同体开展了系统的调查识别工作。1954年，中央民委派出云南民族识别调查组，对众多少数民族的支系特别是彝族和壮族支系进行了识别与归并，留下未能明确族属的民族单位80余个。1955年，贵州民族识别调查组对自报族体的大部分初步划分了归属，留有20多个尚未最后认定。1956年，国家正式公布了贵州仡佬族的名称。1958年和1960年，云南先后两次对未识别的民族群体继续进行调查识别。
至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的任务可以说基本完成，有待继续识别的族体已为数不多。1965年，珞巴族被确认为单一少数民族，贵州则继续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安顺地区进行民族成分调查研究。“”期间，全国的民族识别工作都陷于停顿。
（二）20世纪七、八十年代
这一阶段，民族识别工作的重点是一些民族成分的恢复、更改与归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的民族识别工作逐步恢复，国家民委于1979年11月向四川、、云南、贵州等省、自治区发出《关于抓紧进行民族识别工作的通知》。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尽快解决民族识别工作中的遗留问题，以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西南地区加快开展民族识别的调查研究工作。
1979年，云南基诺族被确认为单一少数民族，成为中国第55个也是最后一个被认定的少数民族。1980年，贵州省开始对木佬人的民族成分进行调查识别。1981年，贵州省首次民族识别工作座谈会在贵阳召开，确定全省待识别族称有23个，约90多万人。经调查研究，到1982年，先后认定了15个族体，其中确认为汉族的有2个，分别归属于9个少数民族的有13个。[3] 1986年开始，贵州省民委对其余8个待识别的族体逐一调查研究，到1996年，尚有革家、蔡家与穿青3个族体尚未认定。1981年，广西民委也重启民族识别调查工作，主要对一些民族支系进行了归并与认定。1990年，倈人被确认为仡佬族的一支，广西的民族识别工作基本结束。[4]
在西南各省区加紧识别上述未定族属的族体的同时，有些族体在划归某一少数民族之后，重新要求成为单一的少数民族。如居住在四川平武、九寨沟与甘肃文县的白马人，1951年被定为藏族，但从20世纪60年代起，他们开始怀疑自己的族属。1978年和 1979年，四川民委民族识别调查组曾赴平武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召开了两次关于白马人族属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并先后出版过两本论文集：《白马藏人族属问题讨论集》（四川省民族研究所，1980年）和《白马人族属研究文集》（平武县白马人研究会，1987年）。由于尚存争议，仍维持原来的意见。此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提出要恢复自己某个少数民族的民族成分。自1982年以来，恢复和更改民族成份的共有260万人，其中就包括四川、贵州、湖南、湖北四省边界地区的土家族与贵州、云南两省的其他少数民族。
由上可见，从新中国建立初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改革开放初的七、八十年代，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研究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作为贯彻国家民族政策而进行的一项基本工作，这一阶段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研究都是在官方的主导下进行的，正如一些学者所说，“它既是一项严肃的科学活动，又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建设。”[5]而正是因为民族识别带有这种较强的政治色彩，学界对其评价一直存有争议。
第二，民族识别离不开民族调查，中央与地方有关部门多次组织专家、学者、民族工作者有计划地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了长时间、大量的调查研究，大致摸清了各少数民族的基本情况，不仅为民族识别与民族研究提供了客观依据，也为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民族政策提供了重要基础。
1.中央访问团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慰问与宣传的同时，对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和民族关系等，进行了解放后第一次广泛的调查。[6]如1950年，贵州民委在中央访问团的指导下，对少数民族的土地占有情况和社会经济状况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写出《苗汉经济关系的历史》、《苗族的阶级关系》、《苗族租佃关系》、《仲家（布依）的阶级情况及租佃关系》、《彝族的土司制度》、《彝族土司的租佃形式》等调查报告。[7]作为西南民族访问团贵州分团团长的费孝通还写了《关于贵州少数民族情况及民族工作报告》（《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8年）一文，出版了《兄弟民族在贵州》（三联书店，1951年）一书。[8]中央访问团广西分团领导的广西联络组经过广泛调查，写出了《广西少数民族历史资料提要》、《龙胜县南区龙脊村僮族社会调查》、《三江县第六区民族概况》、《防城三区少数民族情况》、《防城县偏人情况》等近30份调查报告。[3]（P.156） 此外，还出版了《西南地区民族访问画集》（中央民族访问团，1951年）、《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上、下）（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 年）等资料。
2.在民族识别工作正式开始后，西南各地展开了专门的民族识别调查，编辑出版了许多宝贵资料。如《云南省民族识别研究第一阶段工作初步总结》（中共云南省委边疆工作委员会，1954年）、《云南民族识别参考资料》（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研究室，1955 年）、《纳西族识别和研究资料》（云南大学历史研究所民族组，1976年）、《云南民族识别综合调查报告（1960年）》（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1979年）、《贵州民族识别资料集（第1—9集）》、广西整理出版的《罗城仫佬人情况调查》、《环江毛难人情况调查》、《防城越族情况调查》、《平果陇人情况调查》、《龙胜伶人情况调查》、《南丹县水家、隔沟人情况调查》等。[9]
3.同时期的西南少数民族语言调查、1956-1964年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等，也都为民族识别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限于篇幅，相关资料此处不再展开。
第三，在民族识别的依据上，坚持科学标准与民族意愿并重，并日益向后者倾斜。一直以来，马列主义有关民族问题的理论尤其是斯大林关于现代民族“四个特征”（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与共同心理素质）的定义都是我国进行民族识别的重要指导思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灵活运用该理论，结合民族的名称、历史渊源和“名从主人”的原则，基本确定了新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成分、名称，其重大意义不容抹杀。但要看到，在这个阶段，由于一些原因，还是常常出现生搬硬套科学标准、优先考虑学者的判断意见而忽视少数民族的自愿要求等问题。
而从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民族识别工作中观念已然发生转变，原先奉为圭臬的‘客观标准’有所松动，而‘主观意愿’的权重则明显加大”。[10]这一趋势的典型表现便是在这一阶段，随着民族政策的宣传贯彻，一部分少数民族群众要求恢复或更改自己的少数民族成分，相关部门对此做了大量工作，相继发出《关于恢复或改正民族成份的处理原则的通知》、《关于恢复或改正民族成份问题的补充通知》等文件，只要符合条件的，逐个予以恢复更改。在西南地区提出恢复民族成分最多的是土家族，以重庆东南的酉阳、秀山、彭水、潜江和石柱五县为例，在1964年，只有土家族7000人，苗族11000人。1981年，许多群众要求恢复原来的民族成分，经过识别和登记，土家族人口增加到80万左右，苗族人口增加到40多万。[3]（P.114）
二、学术探讨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
1987年2月，国家民委副主任黄光学以《民族识别和更改民族成份工作已基本完成》为题答《民族团结》记者问，指出中国的民族识别和民族成分的恢复、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今后“不再在大片地区进行恢复和更改民族成份的工作”，但对于有些遗留问题必须解决好。[11] 因此，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官方的影响逐渐从民族识别的研究中淡出，更多的思考与探讨转而在“纯学术界”得到多方面地展开：
（一）对之前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工作进行概括性的回顾与反思。
1980年，费孝通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关于我国的民族识别问题》一文，虽然名曰“我国”的民族识别，但内容多是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介绍了贵州“穿青人”、四川“白马藏人”、察隅“僜人”、云南红河“苦聪人”等。1984 年，林耀华在《云南社会科学》上发表《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一文，可谓正式以“西南地区”为名研究西南地区民族识别工作的开篇之作，也是到目前为止，笔者所见的仅有之作。但遗憾的是囿于作者当年是云南民族识别调查组负责人的身份，该文的实际内容只涉及了云南地区的民族识别。
此后，发表的相关论文还有马曜《我国西南地区民族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杜玉亭《基诺族识别四十年回识——中国民族识别的宏观思考》（《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李绍明《我国民族识别的回顾与前瞻》（《思想战线》1998年第1期）、陈国安《民族学在贵州的发展历程及展望》（《贵州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龙晓燕、王文光《中国西南地区民族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思想战线》 2003年第1期）、王文光、朱映占《中国西南地区民族史研究的实践与理论运用评述》（《思想战线》2009年第2期）、杜玉亭《民族识别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诺人识别 50 年的历史哲学视角》（《云南社会科学》2009 年第 6 期）、王文光、尤伟琼《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民族识别的认识与反思》（《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赵永忠《关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民族成分的更改：以西南地区为例》（《学理论》2010年第6期）、毕彩华《20世纪50年代以来云南民族识别的研究综述》（《科技信息》 2010年第34期）、王文光、段红云、尤伟琼《当代云南民族识别的学术回顾》（《思想战线》 2011年第1期）、木薇《20世纪50年代以来云南民族识别研究回顾与反思》（《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李良品《近六十年我国民族识别研究述评》（《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等。
除上述论文外，谈及西南地区民族识别最多的著作当属2005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黄光学、施联朱主编的《中国的民族识别——56个民族的来历》一书。该书在“民族识别的进程”、“民族识别工作中曾经出现过的问题”、“民族识别工作的遗留问题与展望”、“几种不同类型的民族识别”、“关于‘白马人’的族属问题”等章节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西南地区部分民族的识别情况。
这里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最近西南民族大学秦和平教授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中国各民族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建国后政府开展的相关工作是“确认”，并非“识别”。1954年或以后的族别调查只涉及了部分地方、部分族群，不能以点括面、以偏概全地拔高到“中国的民族识别”的高度，更不能据此来解释中国“56个民族的来历”。他的理由主要有四：一是众所周知，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临时宪法的形式确认了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可见“民族”早已客观存在，才谈得上给予立法保护。如果立法在先，建国后才识别出56个民族在后，岂非本末倒置？二是查阅当年的相关文献，并不能得出民族识别工作列入了全国民族工作日程的结论。三是以云南为例，“民族识别”的缘由并不如通常所说是为了推举人大代表，而是为民族语言的调查工作所推动。当时该工作不叫“识别”而称“族别”，二者的区别在于，“识别”重在“识”，由“识”而认识是否“别”，“族别”则认识族群间的“别”，“别”的确认由政府部门决定。族别调查只是当时云南省的日常民族事务之一，是过去相关工作的继续，不必过于强调。四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民族共同体自形成后就在不断的发展演变中，因此民族识别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但如上文所述我国的民族工作早已基本结束，二者岂非自相矛盾？
（二）对西南地区待识别民族的族属问题进行探讨。
中国的待识别民族主要分布于西南地区，其中贵州最多，云南其次，因此西南地区的待识别民族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近年来，除了《中国的民族识别》一书对白马藏人、穿青人、克木人、僜人、夏尔巴人等西南地区的待识别民族作了基本介绍外，综合研究西南地区待识别民族的文章还有吴安毕、柯震豪《贵州待识别民族人口的初步分析》（《人口研究》1992第4期）、黄泽《云南未识别群体研究的族群理论意义》（《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第2期）、严奇岩《贵州未识别民族人口的分布特点和历史成因》（《民办教育研究》2009第2期）等。
具体说来，西南地区的待识别民族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一类是对个别已被识别并归入其他少数民族的族体，究竟是什么民族尚存争议。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上文已提及的白马人，学界对其族属问题的讨论至今还颇多，详见蒲向明《近三十年来白马人研究状况述论》（《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9期）、张瑞丰《“白马藏人”族属问题研究综述》，《民族史研究》2010年第5期）、周如南《白马人族属研究述评兼及族群认同理论反思》（《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12期）等综述性论文。讨论其它已识别民族的族属问题的文章还有吴国富《“木佬”非“仫佬”——关于仫佬族族称和族源的再认识》（《广西民族研究》1995年第6期）、《关于将“木佬人”归属仫佬族的问题——民族识别个案研究》（《广西民族研究》1996年第3期）、吴正彪《贵州“龙家”族属考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王献军《贵州“里民人”探寻》（《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等。
另一类是由于种种原因，族属尚未确定的族体，还有待进一步调查与研究。如云南克木人，相关论著有李道勇《国外有关克木人的研究情况》（《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王国祥《西双版纳雨林中的克木人》（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赵燕、于娇娇《建国以来中国学者对克木人的研究综述》（《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2期）等。另如贵州穿青人，相关论文有陈美娇、刘朔《〈贵州省未识别族体的法律地位及其政策研究——以织金、纳雍“穿青人”为研究重点〉课题研究初期报告》（《魅力中国》2010年第5期）、李良品《贵州方志中有关“穿青人”及其先民族源和族称的记载》（《贵州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雷勇《社会历史、宗教生活与族群身份的建构——以黔西北穿青人为例》（《青海民族研究》2012年第4期）等。再如夏尔巴人，相关论文有黄颢《夏尔巴人族源试探》（《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瞿霭堂《夏尔巴话的识别——卫藏方言的又一个新土语》（《语言研究》1992年第2期）、切排、桑代吉《夏尔巴人的历史与现状调查》（《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第1期）、王丽莺、杨浣、马升林《夏尔巴人族源问题再探》（《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等。此外，还有戴小明、盛义龙《民族识别与法律认定——家认定个案研究》（《第九届中国世界民族学会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2010年）等。
（三）从族群认同的角度对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进行考察。
族群认同，指族群成员对自己所属族群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它与民族识别“因族群与民族分别具有文化属性与政治属性而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12]“民族识别是为了政治原则的实施，它是在国家层面上进行的事务分配与管理。而族群认同则是底层社会的视角，是底层社会分配资源、整合力量的心理机制。”[13] 但二者又密切相关，因为族群认同是民族识别的一个重要依据，而族群认同只有得到国家的确认，其认同的“族群”才能成为被认可的“民族”，才能真正享受国家的民族优惠政策。因此，族群认同的原生性与工具性成为西南地区民族识别研究的一个焦点，具体包括：
1.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尤其是待识别民族的族群认同进行研究。
除了上文中提到的李成武在《克木人——中国西南地区边陲一个跨境族群》一书中对克木人的族群认同进行了多层阐释外，近年来发表的相关论文主要有黄泽《云南未识别群体研究的族群理论意义》（《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第2期）、巫达《四川尔苏人族群认同的历史因素》（《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李艳华《论当代撒尼人的族群认同变迁——对云南省石林县一个彝汉杂居村落的个案分析》（《云南社会科学》2006 年第6期）、袁同凯《广西融水苗人族源探析——兼论族群主观认同、族属客观标示与族群认同变迁》（《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明跃玲《论族群认同的情境性——瓦乡人族群认同变迁的田野调查》（《云南社会科学》2007 年第3期）、蒋俊《民族识别视野中的俫人及其民族认同》（《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年第6期）、李技文《家人族群认同的文化表达——以枫香寨为例》（《青海民族研究》2008年第4期）、覃乃昌《从族群认同走向民族认同——20世纪中后期广西的民族识别研究之三》（《广西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周如南《白马人族属研究述评兼及族群认同理论反思》（《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4期）、李技文《家人的社会记忆与族群认同》（《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周莹《家服饰蜡染艺术的族群认同研究——贵州黄平重兴乡望坝村的研究案例》（《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1年第2期）、权新宇《白马人的族群认同——基于地域、“沙嘎帽”与白鸡传说的思考》（《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明跃玲《论生态环境置换与族群认同的变迁——以湘西地区的瓦乡人为例》（《民族论坛》（学术版）2011年第9期）、韩忠太《一种自称，三个民族——对黄泥河右岸布依族群民族识别的再调查》（《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3期）等。
2.对官方的民族识别与民间的族群认同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
如罗树杰《中国的民族政策与族群认同的几个问题——与于鹏杰同志商榷》（《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明跃玲《也论族群认同的现代含义——瓦乡人的民族识别与族群认同的变迁兼与罗树杰同志商榷》（《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崔海洋、刘伯飞《时代变迁中的族群认同——以四川清漪江流域羌族为例》（《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张元稳《广西龙州县金龙布傣人的多元认同及变迁》（《铜仁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李红春、李志农《试论族群认同与文化变迁的整合——对香格里拉县哈巴村“藏回”族群的解读》（《云南社会科学》2008 年第3期）、黄平文《文化视野下的毛南族族群认同》（《广西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覃乃昌《从族群认同走向民族认同——20世纪中后期广西的民族识别研究之三》（《广西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马创《现代背景下帕西傣的族群认同研究》（《思想战线》2010年第S2期）、吕俊彪《仪式、权力与族群认同的建构——中国西南地区部一个京族村庄的个案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周建新、严月华《现代国家话语下的族群认同变迁——以广西龙州县金龙镇板外屯壮族傣人侬人为例》（《广西民族研究》2012年第1期）等。
（四）对西方学者解构中国西南地区民族识别的声音进行回应与讨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民族识别或中国政府对其境内少数民族的政治构建遭到了来自西方的中国研究专家们的解构。[14] 其中，涉及西南地区民族识别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有白荷婷（Katherine Palmer Kaup）的《创造壮族——中国的族群政治》（Creating The Zhuang： Ethnic Politics in China）、郝瑞（Stevan Harrell）的《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路易莎（Lounisa Schein）的《少数的法则——中国文化政治中的苗族与女性》（Minority Rules： The Miao and Feminine in China’s Cultural Politics）、李福瑞（Ralph Litzinger）的《他者中国——瑶族与民族归属政治》（Other Chinas： The Yao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Belonging）、墨磊宁（Thomas Mullaney）的《立国之道：现代中国的民族识别》（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 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Modern China）等。除墨磊宁只是尽可能真实地还原“民族识别”这一知识生产的全过程，并未对民族识别工程做出“功过是非”的评价外，[15]上述论著大都认为中国在历史上就有集权专制的传统，新中国政府继续将这种强权运用到了民族识别的工作中，缺乏对少数民族主观意愿的尊重，“创造”（create）出了中国的56个民族。
西方学者的这种批评，在国内似乎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赞成，但也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反驳，其中以李绍明与郝瑞之间的争论最具代表性。2002年，李绍明在《民族研究》发表《从中国彝族的认同谈族体理论——与郝瑞（Stevan Harrell）教授商榷》一文，从“彝族的认同”、“攀枝花市彝族的认同”与“族体的理论”三方面对郝瑞关于彝族识别的批评做出了自己的回应。随后，郝瑞用汉语写了《再谈“民族”与“族群”——回应李绍明》，发表在《民族研究》2002年第6期上。其它批驳西方学者质疑中国西南地区民族识别的论文还有潘蛟《解构中国少数民族：去东方学化还是再东方学化》（《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李富强《壮族是创造的吗？——与西方学者 K. Palmer Kaup等对话》（《桂海论丛》2010年第2期）、卢露《壮族分类体系与认同变迁的再思考——兼评〈创造壮族：中国的族群政治〉》（《西北民族研究》2012年第2期）、雷勇《西方中心主义视野下的中国民族识别——以白荷婷的〈创造壮族——中国的族群政治〉为中心》（《广西民族研究》2012年第4期）等。
综上可见，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南地区民族识别研究的特点主要有二：
第一，与前一阶段官方主导的特点相比，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真正由“工作”走向了“研究”，角度新颖，内容多样。只是因为民族识别作为阶段性的行政工作已经结束，中国56个民族的基本格局已经确定，学者虽然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但不再被官方采纳。
第二，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研究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尽管国内外关于这个问题的评价还存在较大争议，但无疑这些讨论有利于深化与扩宽对西南地区民族识别的认识。
三、西南民族识别研究的前景
纵观以上两个阶段西南地区民族识别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西南地区特别是云南少数民族众多，因此，中国民族识别的主要任务其实是对西南地区特别是云南的少数民族进行识别。到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前，确认了38个少数民族，其中世居西南地区的就有彝、白、壮、傣、苗、回、藏、傈僳、哈尼、拉祜、水、佤、纳西、瑶、景颇、布依、侗、羌等18个少数民族。此后，又陆续确认了17个少数民族，其中世居西南地区的又有11个，包括云南的布朗、阿昌、普米、怒、德昂、独龙、基诺族，广西的仫佬、京、毛南族，的门巴、珞巴族，贵州的仡佬族。因此，对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进行研究意义重大，关于西南地区特别是云南的民族识别研究成果也是整个关于中国民族识别的研究成果中最为丰富的。
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从整体上研究西南地区民族识别的专著问世，而且本民族学者对民族识别的研究较少，更多的还是作为“他者”的汉族学者西南少数民族的研究。实际上，在西南地区民族识别的理论评价、族属遗留、田野调查、“56个民族”框架下西南民族的演变等问题上，都还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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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十五”期间独立承担校级以上级别课题，或参与研究区级以上级别的课题。
②“十五”期间获得过区级论文二等奖以上级别的奖励，或在区级以上级别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或在区级以上级别的学术交流中做典型发言。
③“十五”期间获得过区级评优课二等奖及以上级别的奖励，或承担区级或区级以上研究课。
二、录取考核
1．学科中心组教师人数的确定，占该学科教师总数的7左右。
2．录取原则：自愿申请、双向选择、优中选优、学科控制、动态平衡。
3．有效期限：一学年。各学科每学年进行一次中心组成员的重新评选聘用，由学科教研员负责选拔、使用、管理，上报*注册并颁发聘书。
三、权利与义务
1．权利
⑴参加中心组的研究与培训活动。
⑵参加中心组的论文、课件、课题研究、教学设计等评比活动。
⑶优先承担区级及区级以上级别研究课活动。
⑷优先参加市级及市级以上级别的研究、培训与竞赛活动。
⑷优先参评区级骨干教师和区级学科教学带头人。
2．义务
⑴承担本学科的教育科学研究工作。
⑵承担学科研究课、观摩课、示范课任务。
⑶承担学科教材及教辅的编写、讲解、培训等工作。
【关键词】西北地区本科生；视力；因素分析
【基金项目】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基础能力提升项目（KY2016LX279）；广西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01610605054）；河池学院硕士专业学位建设基金课题（2016YT004）.
大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而近视则会对其学习、生活以及将来的就业造成一定的影响.为此，如何预防和抑制视力的下降便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相关文献研究表明：近视与非近视的学生在坐姿、用眼时间、锻炼时间、用眼卫生等方面均存在差异，用眼过度、缺少运动是视力下降的部分因素，尤其是用眼过度则会对视力造成更大的影响[1].此外，他们的近视发生率还体现在性别的差异上，女性的近视率较男性而言相对较高[2].一些文献也给出了不同专业、不同民族的近视发生率比较，但这些结论大都与所研究的调查对象数据有关系，针对不同的数据，这些结论往往会不尽相同[3，4].因此，我们有必要针对桂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本科大学生进行视力的调查研究，以便有针对性地、因地制宜地对该地区的本科生采取视力保护的措施.通过抽样调查，了解该地区大学生的视力情况，分析影响视力下降的主要因素指标，找出大学生在视力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在结合桂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本科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实际的同时，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给出具体的解决对策.本文的研究结果将对桂西北地区本科大学生的视力保护和近视预防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一、桂西北地区本科生视力现状分析
为了解桂西北地区本科生的视力现状，并对该现状的成因进行统计研究，本文有针对性地对该地区本科院校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经整理并剔除掉无效问卷后，最终收集到600份有效问卷.现将该地区本科生的视力现状汇总如下.
（一）不同性别本科生的视力情况
从性别角度出发，在收集到的600份有效问卷中，男生有270人，女生有330人.其中近视（视力低下）的学生总共有367人，占总人数的61.2%，而不近视（视力正常）的学生总共有233人，占总人数的38.8%.具体情况见表1.
（二）不同年级本科生的视力情况
从年级角度出发，在收集到的600份有效问卷中，大一学生中视力低下的占64.6%，大二学生中视力低下的占57.8%，大三学生中视力低下的占61.3%，大四学生中视力低下的占53.3%.从该比例分布可以看出，各年级的视力低下率相差不大.
另一方面，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见表3），可以看出，Sig.值为0.501，大于0.05，即P值大于0.05，所以，年级对本科生的视力情况是无显著影响的.
二、桂西北地区本科生视力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找出影响桂西北地区本科生视力现状的因素，本节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研究与分析.我们随机抽取其中的450份作为训练集，而把剩余的150份作为测试集，以便检验所建模型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在收集到的数据中，y表示因变量，y为1时表示该生近视（视力低下），y0则表示该生不近视（视力正常）.10个自变量x1，x2，…，x10分别表示性别、民族、年级、院系、保护视力的意识程度、周边环境、是否注意用眼卫生、电子产品使用时长、户外运动时间、饮食搭配.具体的变量取值及其对应含义见表4.
上表中，检验正确率为34+5934+34+23+59×100%=62%，检验结果比较理想.
三、减少桂西北地区本科生近视发生率的一些建议
结合本文对桂西北地区本科生的视力情况所进行的统计研究，并针对该研究结果，我们可以给出减少该地区本科生近视发生率的一些建议.一方面，要提高学生保护视力的意识，并关注学生的用眼卫生.另一方面，增加学生户外运动的时间，尤其是女生.此外，由于桂西北地区的饮食习惯等原因的影响，该地区的学生还要注意饮食搭配，荤素均匀为宜.
【参考文献】
[1]刘伯树.大学生视力影响因素调查[J].保健医学研究与实践，2008，5（4）：52-53.
[2]聂粉萍.初中生视力状况调查及近视原因分析[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8，26（1）：55-56.
[3]李苏平，等.苏州市大学生视力现状调查[J].社区医学杂志，2012，10（19）：8-10.
一、科学发展观下当前内蒙古社会事业发展综述
1.社会事业总体发展水平迈上新台阶
过去几年，内蒙古社会发展又取得新的成绩。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国家统计局对全国各省市区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研究结果显示，2001年反映地区社会发展水平的总指数内蒙古为0.84，在全国各省市区位居第17位，在西部12个省市区中仅次于重庆和四川居第3位，高于同期内蒙古经济总量在全国各省市区的第24位和西部12个省市区第6位的位次。在反映地区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体系的人口现状、生活水准、公益服务、社会保护四个领域中，除生活水准排名较后外，人口现状、公益服务、社会保护三项指数位次居中，其中人口现状指数居全国第9位，公益服务指数居全国第20位，社会保护指数居全国第24位。
2.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取得新成绩
（1）人口数量得到有效控制，人口素质稳步提高。人口自然增长率得到控制。2003年末全区人口2379.6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3.1‰。。其中农业人口1500.6万人，所占比重为63.l％，比上年降低0.6个百分点；非农业人口879万人，所占比重为36.9％，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城镇人口1064.6万人，所占比重为44.7％，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乡村人口1315万人，所占比重为55.3％，比上年降低0.6个百分点。每万人在校大学生66人，比上年增长30.3％。
（2）就业超过预期目标，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2003年，全区累计完成就业和再就业22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5％，就业局势保持基本稳定。一、二、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分别为50.4％、16.4％和33.2％，其中二、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分别比上年提高0.4个和0.1个百分点，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降低0.5个百分点。社会保险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基本保险覆盖面继续扩大。全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228.3万人，参加失业保险职工为221.58万人，全年有252.49万职工和64.49万离退休人员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有70.46万城市居民得到最低生活保障救济，比上年增长8.7％。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013元，比上年增加962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4.1％；全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2268元。比上年增加182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同时，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实现同步增长。2003年，全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达5419元，农牧民人均生活费支出达到1770.6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1.5％和7.5％。城乡居民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城镇居民和农村牧区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1.5％和41.3％，其中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与上年持平，农村牧区居民恩格尔系数比上年降低2.1个百分点。
（3）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环境质量总体稳定。2003年，全区城市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步伐加快。2003年共完成环境污染治理项目80个，完成环境污染治理项目投资总额27.7亿元。全区监测的12个城市空气质量达到良好的有6个，较好的有2个，良好的和较好的城市占三分之二。到2003年末，内蒙古城市排水管道长度达到4000公里，比上年增长12.3％；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达到79.6万吨，增长14.5％。对资源的利用提高，同时对能源的消耗进一步降低，2003年，内蒙古重点能耗工业企业每万元产值综合能耗6.25吨标准煤／万元，分别低于2000年的1.76吨标准煤、2001年的0.84吨标准煤和2002年的0.55吨标准煤。
（4）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加大。截至2003年底，全区已确立的自然保护区已达184个，比上年增加22个；自然保护区面积1496.28万公顷，比上年增加202.14万公顷。其中部级自然保护区18个，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50个，比上年增加22个。2003年，内蒙古共完成退耕还林还草面积457万亩，宜林荒山荒地造林541万亩，造林成活率基本达到要求。全区森林覆盖率达17.6％。
3.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协调发展
（1）物质文明建设成果丰硕。2003年，内蒙古国民经济在各方面有利因素综合作用下，保持了较快增长的态势，全年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城镇以上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四项指标增速居全国首位，国民经济发展成为内蒙古“七五”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2003年，全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1.84％，比上年增长16.8％，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5个百分点；人均GDP跃上新台阶，首次突破1000美元，达到1084美元，增长16.7％；地方财政收入162.72亿元，增长22.4％。居民物质财富明显增加。2003年，全区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1355.66亿元，占全国的1.2％，比上年末增加217.56亿元，增长19.1％。2003年末全区城镇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私人轿车1.22辆，比上年增长38.6％。农牧民负担大幅度减轻，全年农牧民税费负担比上年减少17.4％，困难群众生产生活的突出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2）精神文明建设迈出新步伐
――文化艺术事业繁荣发展。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力度进一步加大，新建了一批文化馆。到2003年底，全区共有公共图书馆108个，博物馆28个，群众艺术馆13个，文化馆103个，文化站1291个，各类剧场、影剧院30个。2003年全区广播人口覆盖率、电视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90％和87.5％，分别比上年提高0.8个和2.6个百分点。新闻出版事业继续发展。全区全年共出版各类报纸58种，总印数达到29460万份，其中蒙文报纸13种，总印数1857万份。网络媒体迅速发展。2003年底，全区电话普及率38.3部／百人，增长47.3％；年末移动电话用户47.91万户，增长51％；全区互联网用户达到54.7万户，比上年增长65.7％。
――全面落实“科教兴区”战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积极推进企业的科技创新。科技投入大幅度增加，自主开发能力逐步增强。2003年，全区地方财政用于科技支出（科学支出和科技三项费）4.67亿元，比上年增长9.5％，占当年GDP的比例为0.22％；财政科普活动经费支出2615万元。全社会科技投入增加较多。2003年，全区科技经费筹资额达18.29亿元，比上年增长24.6％。2003年全区企业科技活动经费、R＆D经费占全社会科技经费的比例分别由上年的56％和34.2％提高到60.8％和34.9％。科技投入的大幅度增加也提高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2003年全区专利申请1394项，授权专利816项，分别比上年增长16％和20.2％；年内签订各类技术合同679项，技术合同成交金额10.85亿元，其中向区外输出技术成交金额8500万元，比上年增长2倍。2003年，全区共取得重大科技成果81项，其中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项，荣获自治区奖励的80项。到2003年底，内蒙古高新技术企业突破200家，其中部级10家，高新技术产值达到300亿元。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取得了明显成效。2003年全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4％，初中入学率达到99.3％。初中毕业生由上年的28.71万人增加到29.97万人；高中毕业生由8.47万人增加到10.25万人。全区有普通高等院校27所，比上年增加4所；高考录取率达到68％，比上年提高9.5个百分点。2003年全区普通高等院校在校生人数15.76万人，比上年增长30.5％；其中蒙古族在校生人数3.52万人，比上年增长30.9％。2003年，全区地方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经费支出达到54.35亿元，比上年增长12.6％，快于同期第三产业的增长幅度。2003年，地方性财政教育经费相当于生产总值的比重达2.5％。
――卫生、体育事业发展步伐加快。到2003年末，全区卫生机构数达到3595个，其中医院、卫生院数达1819个；全区医院、卫生院的病床数达到6.51万张，平均每万人拥有病床数27.4张；全区有职业医师4.02万人，平均每万人拥有医生21人。经历了2003年之春“非典”疫情的影响，各级政府更加重视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一批公共卫生设施开工建设或建成投入使用。
全区的体育人口已从1996年的33％上升到35％，比全国的平均水平31.4％高出了3.6个百分点。“全民健身”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实施全民健身工程的几年来，在全区12个盟市建有36个全民健身工程，占地总计28万平方米，室内面积12000多平方米，共建有室外活动场地143个，室40余个，综合训练房48个，排球场、门球场、羽毛球场、篮球场、网球场400余个。同时，体育产业也取得新成绩。2003年，全区仅电脑体育的发行量就突破了亿元大关。
（3）政治文明协同发展。全区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继续巩固和加强。依法行政步伐加快，坚持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区的有机统一，科学化、民主化决策机制不断完善，勤政廉政建设收到实效，政务公开、行政监察等方面取得新进展。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越来越重视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力度加大，社会保持了祥和稳定。
二、值得关注的问题与挑战
1.就业压力增大
近几年来，内蒙古就业状况基本稳定，但就业压力仍在不断增大。一方面，新生劳动力增加较多，加上由于近几年全区投资增长较快,外来劳动力不断涌入，就业压力很大。另一方面，人的科学文化素质偏低，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需要不相配，产生新的结构性失业。目前，全区劳动年龄总人口中，小学和初中仍占主体，比重分别为27％和39％；大专以上和高中及中专文化人口比重只有5％和18％。
2.消除贫困问题依然突出
根据2003年对全区2300户城镇居民家庭的抽样调查，占总体10％的贫困户（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定义划分）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为1859.7元，比全区平均水平低2.8倍，比最高收入户低9.3倍。2003年，贫困家庭用于食品的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为38.9％，比全区平均水平高7.4个百分点，比最高收入户高11.2个百分点。贫困户的主要食品消费量均低于全区平均水平，特别是肉类、家禽、蛋类及鲜乳制品等高蛋白质食品分别低于全区平均水平17%-58％。总之，贫困居民的食品消费、衣着消费、日用品消费和住房水平均大大低于全区城市居民的总体平均水平。
3.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难度增加
由于近几年来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滞后，加之绝对人口数的增加，对各种产品的持续增长需求和对土地的大范围不恰当的使用，对耕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保护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些因素已经导致了各种形式的土壤退化，包括草场破坏、土壤流失、土壤和水的污染。
4.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难度增大
当前，有两大问题值得关注。一是全区尤其是农村牧区社会公共卫生体系不够完善。这是2003年抗击“非典”得到的深刻启示。二是文化产业发展滞后，竞争力有待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偏小、结构不尽合理，与整体经济互补性差。在文化产业中传统文化产业比重较大、产品科技含量低。
5.区域间社会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社会各领域发展不均衡
目前呼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经济实力相对比较强，三地GDP之和占全区的52.4％，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区的41％，呼市、包头市和鄂尔多斯市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高于全区平均水平1217元、2203元和191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分别高于全区平均水平901元、1167元和822元，使其在生活水准和公益服务等方面处于全区比较优势的位置，而有些盟市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比较落后，使其在生活水准和公益服务等方面处于全区相对比较落后的位置。
6.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
一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基础教育普及巩固仍有难度。由于受经济等因素的制约，欠发达地区基础教育整体水平与发达地区还是存在较大差距，明显滞后于全区基础教育的发展水平。普及九年义务和高中教育发展的规模与地方财政投入状况形成反差；初中辍学现象较为严重，巩固的任务依然艰巨；教育负债沉重，影响教育的稳定和发展。二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较大。目前，全区大专院校毕业生就业率只有50％左右。这就意味着有一半左右的大学毕业生尚未找到工作。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不容忽视。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是整个社会劳动力供需矛盾突出和大学毕业生供需矛盾不断扩大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以科学发展观推动内蒙古社会事业发展
1.加强宏观调控
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更加重视城乡困难群体的生存和发展要求，努力消除贫困；实施灵活多样的经济就业政策，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改善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2.全面推动文化大区建设，努力促进文化与经济的融合
文化大区建设是个大系统，我们从社会和文化角度强调两点：（1）建立和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始终把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首位。重点做好疾病的防治和科技攻关，建立健全长效疾病防治机制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机制。（2）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积极借鉴发达地区和国际上的先进经验，稳妥地推进文化体制改革，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杠杆来鼓励企业以及社会对文化行业的投资，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重点扶持一批文化企业集团，发挥草原文化优势，注重加大对文化产品的特色开发和科技投入，大力开拓文化市场；把对外文化交流和旅游观光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文化交流对文化产业发展、经贸发展和“走出去”的推动作用。
3.加快实施“人才强区”战略
一是必须进一步确立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坚持教育创新，深化教育改革，优化教育结构，提高教育质量和管理水平，把人口资源转换成现实的人力优势，为内蒙古全面建设小康目标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证。二是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和内蒙古急需的各类紧缺人才，尤其是两院院士和学术领头人，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国内外专家来内蒙古工作和创业；壮大企业家队伍，积极发挥企业家特殊而重要的作用；加快人才政策法规建设，深化人才管理分配制度改革，为聚集优秀人才和人才创新、干好事业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和社会环境,最终实现“人才净流入区”的目标。
关键词： 知识生产函数；产学研合作；高校学术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055X（2014）01-0138-04
一、引言
知识经济时代，国家综合国力的竞争更多体现在技术进步和知识创新。在这一过程中，大学作为知识生产、传播、应用的主体，必然成为各国综合国力提升、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环节。创建世界一流高水平大学已成为我国高等院校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的首要任务。1992年，国家经贸委、国家教委和中科院共同提出“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产学研结合成为高水平大学、一流大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林宝琨（2006）指出新时期高校学术竞争力的提升有赖于构建以产学研结合为特征的创新团队，不断加强科研团队的管理职能，拓展产学研界面、开发人力资源和资产等。[1]胡瑞（2006）则提出高校要以重大项目为纽带，积极推动体制创新，加强科研团队建设，提高研究的创新性和实用性。[2]马卫华（2010）基于资源流入流出模型，指出产学研合作对高校学术团队带头人、团队文化、研究方向选择、组织学习等方面存在正面影响。[3]
二十多年来，我国高校产学研合作规模和数量取得迅猛发展，但与国家赋予其的责任与使命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在实践中，理论界、企业界、教育管理部门等更多地将产学研合作视为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一种体现，一种对社会的单方面付出，产学研合作对高校的收益也仅仅体现为科研经费的补充。虽然绝大多数高校认可产学研合作对其学术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的作用，但较少能从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提升大学学术竞争力的角度认知产学研合作。[3]这种作法忽视了合作过程中企业界和学术界的知识生产交换、科研团队研究导向实践化与创新化、学术视野的拓展等环节，不利于高校最大限度地从产学研合作中获益。实践中，我国产学研合作的开展对高校学术竞争力提升到底有何影响？本文以产学研合作中的高校为主体，基于2007-2011年地区层面数据，实证检验产学研合作对高校学术竞争力的作用，并分析其地区效应及原因。
二、模型建立及数据
（一）模型与变量
经验研究中，Griliches-Jaffe知识生产函数是目前研究R&D和地区创新活动比较合适的一个模型。[4]本文以此函数为基础，将高校学术竞争力的提升看作知识创造的过程，研究产学研合作对这一过程的影响。在知识生产函数中，R&Doutput=aR&Dinputb，其中a为不变要素，b为弹性要素，表征研发过程中投入的变化。[5]我们将高校创新活动的R&Doutput看作学术竞争力的提升，以高校创新产出表征，R&Dinput则为高校创新活动的各种投入，包括人才、资本、科研经费等。模型则转化为Yit = f（Kit ，Lit ，Rit ），其中Yit为第i地区第t时期的高校创新产出， Kit、 Lit分别为第i地区第t时期的高校资本和劳动力投入，Rit为第i地区第t时期产学研合作经费。
考虑R&D投入通常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将滞后一期的产学研经费变量引入模型。由于缺乏高校资本存量的数据，仅引入自变量L和R，回归过程中，将结合模型的检验，保证模型的拟合优度。最终得到模型（1）和模型（2）。
lnYit=β1lnLit+β2lnCRit（1）
lnYit=β1lnLit+β2lnCRit+β3lnCRi（t-1）（2）
其中，β2、β3分别表征产学研合作对高校学术竞争力影响的短期和长期效应。同时，为进一步分析三大地区效应的差异及原因，将分别对全国和三大地区的数据进行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
在具体的变量选择上，现有研究中，通常采用全要素生产率（TFP）和专利申请或授权量作为创新产出的指标，而针对高校而言，由于2009年以前各地区高校专利申请及授权量未在《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列出，本文倾向于采取技术进步指标TFP作为高校创新产出的表征。高校的学术进步主要表现为发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而国外三大检索工具收录期刊数是高水平学术能力的重要表现，是许多高校、教师科研能力评价的关键指标，因此本文以各地区SCI、EI、ISTP的篇数代表地区高校的竞争力，以每年三大索引期刊数量的增长作为高校技术进步的表现，即Yit。Lit则以各地区高等学校R&D人员数表征，CRit以各地区高等学校科研经费筹集额中的企业资金部分表征。
（二）数据说明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自于2008-2012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考虑到部分年份数据缺失的影响，以30个省市为对象，采取地区层面的面板数据。其中研发经费变量，以GDP平减指数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
三、回归结果及分析
（一）模型的检验
针对面板数据，存在固定效应（FE， fixed effect model）和随机效应（RE， random effect model）两种模型，错误的模型设定可能引起参数估计的偏差，因此首先应对模型的选择进行检验。计量经济学中，普遍采用Hausman检验来判别模型，其零假设为存在随机效应，若p
（二）回归结果及分析
考虑到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高校数量、质量及产学研合作的规模等都存在显著的差异，分别对全国和三大地区数据进行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基于Eviews 60的操作，得出回归结果，如表2、表3所示。注：括号内为p值，***、**、*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由表2可知，在全国层面，各地区高校R&D人员和R&D经费的投入对其科研能力的提升均存在显著的影响，各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方程的F值也通过检验，说明模型整体是显著的。模型（2）中，lnCRit的系数为0229044，lnCR（t-1）的系数为0181643，表明产学研合作经费对高校学术竞争力的短期影响要比长期影响更明显，这可能与短期内产学研合作规模的扩张对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科研经费补充的即时影响相关。
注：括号内为p值，***、**、*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由表3可知，在三大地区层面，大部分系数能够至少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模型整体也均显著。模型（2）中，lnCRit的系数除在西部地区数据的回归结果中显著外，东部和中部地区这一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lnCR（t-1）的系数在三大地区的回归结果中均显著，说明产学研合作的开展对高校学术竞争力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时滞性。三大地区中，东部地区lnCR（t-1）的系数最大，为0284581，分别是中部和西部地区的175倍和392倍。可能的解释有两种：一种是产学研合作对高校学术竞争力的影响存在规模效应，即只有当产学研合作达到一定规模时，才可能对高校科研能力和科研活动产生影响，短期内，由于企业和高校合作的频率和深度仍较低，双方知识互换和创造的频率相对较低，产学研合作对引导高校研究导向、促进科研人才成长、促进科研团队组织学习等过程的影响也较少；另一种则是产学研合作对高校学术竞争力的影响程度受合作质量的作用，低层次的合作如简单的技术转让，对高校学术竞争力的影响必然有限，而深层次的产学研合作不仅存在知识转移的过程，而且包括基于双方知识的再造过程。在三大地区中，东部地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示范区，经济活跃度高，较早开展产学研合作，其合作的规模和层次较中西部地区有明显优势，产学研合作的开展对高校学术竞争力的影响也可能相对较强。
“985工程”学校及211学校集中着国内大部分领先的科研资源和科技成果，是各地区产学研合作的主力军，其合作层次和规模必然较一般教学型大学存在明显优势。因此，为验证上文的两种解释，我们以三大地区产学研合作经费总额、“985工程”学校及211学校总数，分别表征地区产学研合作的规模和质量。由表4可知，2011年东部地区高校产学研合作的经费总额达1466005万元，分别是中部、西部地区的308倍和301倍。东部地区共有“985工程”学校及211学校106所，占总量的702%，说明东部地区产学研合也存在明显的质量优势。四、结论与启示
大学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地区进步、知识创新、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各地区高校产学研合作步伐加快，产学研合作已成为高校科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对高校学术竞争力的影响到底如何。本文以Griliches-Jaffe知识生产函数，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产学研合作对高校学术竞争力的影响，得出在知识转移和生产层面，产学研合作对高校学术竞争力的提升确实存在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且有滞后性。在三大地区中，东部地区产学研合作对高校学术竞争力的影响最为显著，这与东部地区开展产学研合作较早，合作规模优势明显，合作层次和质量较高有关。
基于本文的研究，得到一些启示：在产学研合作过程中高校应注重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能仅仅停留在社会职能践行的视野内，将产学研合作作为一种补充科研经费、转化科研成果的手段，而应从实践出发，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产学研合作过程中知识转移、应用、再生，提升自身学术竞争力；另一方面，高校产学研合作应同时注重规模和质量，着力深化产学研合作的层次，发展深层次的知识转移和再生，以便更好地提升学术竞争力。此外，在构建经济社会和环境文化方面，东部地区活跃的市场经济环境孕育着技术转移、交流、再生，高校与企业、其他高校间的技术合作也较为明显，为高校竞争力的提升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中西部地区在过分追求高校学术成果的同时，缺乏对市场化技术环境的培育，进而导致大量技术成果商业化程度低，高校面向市场研究能力弱等困境。为此，政府等主体在创造良好技术市场环境，促进高校技术信息沟通与转移，进而从根本上促进高校学术竞争力等方面仍需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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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卫华 产学研合作对高校学术团队核心能力作用机理研究[D]. 华南理工大学，2011年.
关键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统一；基础；调整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02004902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问题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那么何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简单地说，统一就是两者一致或者两者构成一个整体。从后者来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起显然构成了人类对整个世界的一个完整的互补的认识体系。于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统一应该更多的是指两者的一致性问题。那么两者应该在什么基础上或什么意义上一致呢？人们主要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等方面去判断它们是否一致。由于人们选择统一的基础和角度不同，因而在一致性问题上存在着很多争议。不过，如果我们愿意调整统一的视角和基础，那么两者的统一问题就会容易得多。
1影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统一的主要因素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能否统一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统一，受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有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人们的价值观等。首先，从研究对象看，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对象的共性使得它们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容易具有共性，研究对象的差异性又决定了它们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性。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来看，一般认为这两者有很大的区别，即自然界是无意识无目的、没有自觉能动性，而人类社会则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具有自觉能动性的特征。相应地，人们认为自然科学可以进行数学化和逻辑化的研究，因而其可预测性和规律性强。而社会科学的可预测性和规律性则要差得多，甚至有人认为它们不具有可预测性和可重复性。如果把社会科学再划分为人文科学和狭义的社会科学两部分，那么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区别就更大了，而这个区别根源于人与自然的所谓本质上的区别，而狭义的社会科学已经较多地采用了数学和实证等自然科学常用的方法，这种方法的相似性源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某些方面的相似性。简而言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部类的区分实质上来自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两大部分的区分，而人文科学和狭义的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区分则反映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既有共性又有个性。
其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还与人们的价值观有关。这表现在：一方面，自然界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也不是完全一致，有的甚至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比如，自然界内部的动物界、植物界和无机界之间就不同，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去说研究自然界的各个学科之间有什么不一致。另一方面，自然界，特别是动物界与人类在许多方面具有相似性，然而由于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包括动物界在内的自然界却被人类认为是低等级的，从而与人类分隔开，相应地，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分别。比如，生物学、医学和兽医学之间本应该存在很多相同点，而我们总是人为地分开它们。相反，现在由于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生物种类日益减少，这将直接威胁人类的生存环境和资源，于是导致了所谓生态伦理和环境伦理等学科的出现。而这些交叉性新学科的出现不仅说明了人类与自然的一致性，而且说明了学科本身的创立也是基于人类的需要和某种价值观。所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能否统一在许多方面是由人类自身的价值观或需要决定的。
第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还与方法论有关系。对相同的对象根据不同的研究方法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甚至会形成不同的学科，如西医和中医、理论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西医和中医虽然同属于医学，但是至今还时有相互排斥的情况，这也许是由于不同的范式所导致的。而人文科学和狭义的社会科学虽然它们的研究对象都是人，但是它们研究的是人的不同方面，因而具体的研究对象实际上是不一样的。而因对象的不同而导致的方法论的不同那就另当别论了。
2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应建立在多层次多角度的基础上
在某种意义上说，两者统一的难度实质是统一标准严重不一致，有的主张以方法论为标准，有的主张以科学语言为标准，有的主张以可预测为标准等等，但是无论以哪一种为标准，都难以统一两大科学。因为这种统一往往或者以自然科学单方面的特点为标准片面地评判社会科学，或者以社会科学的标准去片面地评判自然科学。实际上，两者在这些方面确实存在着各自的特点，而且都有各自的理由。因此，我们应该尊重而不是回避或者无视它们各自的特点。那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应该在什么基础上进行统一呢？笔者认为两大学科的统一应该是一个多层次的多视角的统一，是一个多样性的统一。下面笔者将主要从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观等三个方面进行说明。（本体论层次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科学理论层次即方法论、科学语言等、还有应用层次）
（1）在本体论层次上主张弱自然主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所以难以统一，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人们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存在根本的区别。笔者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固然存在区别，但是这个区别不能被无限夸大，以至影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如前文所说，大多数的意见认为自然界是无意识无目的，而人类社会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人自己单方面的看法，我们并没有征求动物界的看法。常言道，“狗眼看人低。”但是谁能保证不会出现“人眼看狗低”的现象呢？事实上，至少在高等动物中，少数动物的社会化水平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人类却单方面地贬低它们为群体性。这种人类种族优越论的预设实际上是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思想的一种表现。人类把本来浑然一体的世界人为地分割成两个决然对立的部分，并以此为基础把人类的认识也相应地划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部分。如果人类出于认识的需要，对世界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这本来是人的认识活动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不能把认识中的二分反过来当作本体论的二分。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和人是一个有机体的思想，水而更高超，它们可以为两大科学的统一提供坚强的本体论基础。
如果我们愿意调整自己的本体论的看法，那么相应地在认识论中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二分法就只有相对的意义，而且所谓对自然界应该采取说明的方法，而对人类活动的意义必须采取解释或理解的方法，这看法的基础也就不再牢固。
（2）从科学方法论来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各自内部的特征也不是完全一致或一成不变的，这既为两大科学的潜在统一提供了有利条件，又说明这种统一只能是多样性基础上的历史的动态的统一。首先，从历史上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只是到一定发展阶段后才分开，而在分开之前它们已混在一起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特别是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辩证哲学思想至今仍然是中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说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是可以一致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分主要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而现在不仅社会科学越来越多地运用所谓自然科学的方法，而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交叉性学科，这更是它们直接统一的例证。随着时间的延续，这种相互渗透性也许会更多。其次，自然界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特征也有不太一致的方面，因而才有有机物和无机物、动物和植物、生物和非生物、人类和非人类等的区分。相应地，物理学和生物学存在着很多不一致的特征。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否定自然科学内部的统一。同理，我们也不应该否定物理学、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三者之间具有统一性，但是这是一个有差别的多样性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不需要把人类社会完全还原为生物的强自然主义。
（3）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实需要来看，也需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虽然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狭义的社会科学自分开以来，各自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是人类发展科学的最高目的是为了服务于人类自身。当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与自然产生着日益严重的冲突，这固然是人类实践的结果，但是也与片面的自然科学观有一定的关系。而生态伦理学、医学伦理学和科学发展观等学科和思想的出现说明了人类已经开始在思想观念和实践活动层面上对两大科学进行整合。如果说近代工业革命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分门别类地迅速发展及其与传统社会科学的分野，那么如今工业发展及其被滥用的恶果又促进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
3统一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关键词］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趋同化差异化竞争特色办学
［作者简介］李斌琴（1980-），女，福建福安人，嘉应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卢志成（1979-），男，福建南靖人，嘉应学院体育学院，讲师，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体育管理、高等体育教育。（广东梅州514015）
［课题项目］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新建本科院校专业设置模式研究”（项目编号：gd10xjy02）和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10年度项目“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研究——基于专业设置模式改革的视角”（项目编号：2010tjk32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2）12-0008-04
一、高等教育：一个充满竞争的场域
在当今激烈竞争的时代，为了生存与发展，任何组织都要面对来自外界的竞争。同样，竞争已成为大学生存和发展的不可回避的问题，诚如加里·贝克尔所说：“无论是推动教育发展，还是促进啤酒生产，我都相信竞争的巨大作用。在高等教育领域，美国世界领先，而这个领域是美国竞争进行得最为激烈的领域。”①在我国，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过去高等教育的发展一直以政府的调控为主，国家对高等教育大到立法、规划、评价，小至高校的办学目标、培养计划、机构设置、人事安排、专业设置、招生就业等，均通过各种制度予以严格规定。在此背景下，高校依附于政府，并无实际办学自，只需依政府的指令行事，而无须太多考虑外在的社会需要和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之计。因此，大学之间虽存在一定的既得利益冲突与矛盾，但作为资源拥有者与调配者的政府在主观上鲜有让大学进行竞争的意图。作为非完全独立的行为主体，大学也基本上没有竞争的想法和欲望，在计划经济时期大学竞争有意无意被掩盖了。②当下，随着市场经济的效益原则与优胜劣汰原则被逐渐引入，大学作为独立的法人办学实体已经得到承认及规模扩张后高等教育“买方市场”的逐渐形成，大学也正逐步失去过去政府提供的全面保护，必须走向市场，通过竞争获取资源。竞争既是大学获取“稀缺资源”、战胜对手的手段，也是现在乃至未来中国高等教育合理配置“稀缺资源”的重要方式。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也是这个竞争大潮中必须参与的一个重要支流。
资料来源：赵应生、洪煜、钟秉林发表在《教育研究》的“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地方高校经费保障问题及对策”一文。
二、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竞争中的弱者
我国现有新建地方本科院校262所，而目前这些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发展中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趋同，这在其发展定位、学科建设、专业设置等方面均有体现。如，定位向“985”“211”大学看齐，争当“一流”、争变“研究型”；向多科性、综合性大学方向发展；专业高度雷同等。在高等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趋同的后果就是大家在同一平台内进行同质化竞争，争夺有限的办学资源。而事实上，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在同质化竞争中是没有优势甚至是处于劣势的。因为各级各类高校在高等教育场域中的位置是有高低之分的，高校在高等教育场域中的位置高低既有办学资源的数量、质量、结构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其维持和获取办学资源能力的强弱。我国现有各级各类普通高校2358所，高等教育场域“是一个等级严格的金字塔式的系统，自下而上分别是民办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普通地方专科学校、普通地方本科院校、地方重点高校、百余所211高校、三十余所985大学、8所所谓‘重中之重’的985大学，最后是位于塔尖的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③对处于高等教育场域底部的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而言，在获取办学资源方面与处于高等教育场域顶部的高校有较大差异，成为竞争中的弱者，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
1.政府经费投入：亲疏有别。当下，我国高办学经费的投入虽然正逐渐走向多元化，但是政府的教育经费投入依然是主要部分。在教育资源约束的情况下，政府对高校经费的投入依据是其在高等教育场域位置高低，选择“亲疏有别”的重点投入政策。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中央部属高校财政性教育经费由中央政府负责，地方高校则由地方政府承担。④地方院校受地方政府工作财力不足的制约，经费保障水平与中央部属高校存在较大差距，且二者之间有扩大之势（如右表所示）。除此之外，对处于高等教育金字塔顶部的“211”和“985”工程项目的高校还能从政府获得“超国民”待遇，得到额外巨额资金投入。如，在“985”工程一期项目的“2+7”格局中，定位于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的北大和清华，三年时间内从教育部各获得18亿元的投入；其余最初定位“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的中国科技大学等7所高校也从教育部和地方政府或者中央部委获得三年10亿元左右的投入。⑤在长期办学经费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大幅度的经费支持对高校的发展无疑具有决定性作用。而众多地方高校受经费投入水平的制约，仅能维持基本运转，用于教学和科研的经费严重不足。
2.招生被“忽视”与就业受“歧视”。长期以来形成的高等教育金字塔体系，使得不仅政府根据这个金字塔体系进行教育规划，配置高等教育资源，社会如家长、考生、用人单位也以此为标准自上而下考量大学的“优劣”。在他们眼中，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北大、清华及其他“985”“211”院校是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一个特殊层次。学生进入这类大学学习，不仅是家长培养子女获得阶段性成功的标志，同时也意味着将来可能比进入处于金字塔底部“一般”院校的学生有更好的出路。因此，处于金字塔顶端的院校自然是考生、家长们报考的首选，而位于底部的地方院校则往往被“忽视”。这也使得一些地方院校开始陷入了“生源危机”，不得不降低投档分数线方能勉强完成招生指标。与此同时，用人单位也依据高校在金字塔体系中的位置高低判别毕业生质量“优劣”，毕业生的“出身”对其就业极为重要，位于金字塔底部的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毕业生在就业市场受到歧视现象屡见不鲜，其就业率也明显低于211、985院校。《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报告（2009年）》的调查显示，2007届、2008届“211”院校毕业生就业率分别为93%、90%，非“211”院校毕业生则为90%、87%。
3.人才引进：缺乏吸引力。师资力量不足，师资水平不高是诸多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在发展初期普遍存在的问题。为此，各院校出台了相关的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通过提供住房、安家费、科研启动经费、安排配偶工作等优惠政策吸引高职称、高学历的人才，以提高师资队伍的水平。但是，由于新建本科院校大多位于地级市，有的甚至是欠发达地区的落后城市。无论是城市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还是院校的财力、办学条件、学科建设水平、科研基础与氛围、工作环境、发展机会都与一些重点院校存在较大差距，这导致众多高层次人才宁去大城市的专科院校也不愿落户在小城市的地方本科院校。不仅如此，既有的人才亦有可能留不住，或被其他院校挖走，或读博离校。
4.科研竞争：先天不足。由于大多地方院校办学历史较短，特别是一些新建本科院校在升本之前的专科办学阶段，科研基础条件差、对科研工作不重视，地方院校的科研普遍起步较晚、起点较低。这使其科研竞争力明显落后于“211”“985”大学，突出反映在其承担的课题上。如在2006～2010年公布的“十一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中，地方院校承担的数量不到1/4⑥，其中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承担的更少。
三、差异化竞争：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理性选择
面对在高等教育场域中竞争及其弱势地位，如何突出重围？选择何种发展战略？这是新建地方本科院校需要作出抉择的问题。在自然界，处于同一生态位的各物种为争夺有限的资源而相互竞争，生态位重叠程度越严重，竞争越激烈。此时，为减缓竞争压力，处于同生态位的物种会选择生态位分离或移动的方式对群落的时间、空间和资源的利用以及相互关系方面，倾向于用相互补充来代替直接竞争，即实施差异化竞争策略，使由多个物种组成的生物群落能更有效地利用环境资源。
在社会领域，差异化竞争已是经济学、管理学各学派研究的重点内容。这主要源于西方经济学理论提出的伯川德悖论（Bertrand-Paradox），该理论认为两个以上的生产同质产品的厂商，以不变的规模收益生产同类产品，以边际成本销售，会失去获利空间。回避伯川德悖论的最现实和最常见的做法是实现产品差别化。作为企业竞争战略的差异化竞争理论，同样可以应用于教育组织的研究，用来分析院校的发展。高等教育是为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服务，又受其制约，而社会发展又是复杂、多样性，其需求也是不断变化的，再加之我国的区域、城乡之间在社会发展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高等教育只有多样化、差异化发展，才能灵活应对这一多样化的外部环境。另外，从受教育者的角度而言，学生的个人智力水平、学习能力、价值取向、社会观念等亦是多样性的，大学也应差异化发展，以满足社会个体的多样化需求。伯顿·克拉克曾经断言，“实施高等教育的最差的办法就是把所有的鸡蛋都往一个篮子里装——高等教育最忌讳单一的模式”⑦。也正因如此，走差异化竞争道路，已成为当下世界高等教育办学的共识。从本质上讲差异化竞争就是追求独到之处，以特色求发展。⑧潘懋元先生也说过：“每所大学能够生存，能够发展，能够出名，依靠的主要是特色。”虽然，当下对何谓办学特色有不同的理解，但可简单地概括为“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这应该是对差异化竞争的最好诠释。
对于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而言，由于在高等教育场域竞争中的弱势地位，更需讲求差异化竞争策略，应根据自身的优势和特色来寻求合适的发展空间，强化自身的独特性、稀有性，走出发展初期的向金字塔顶端的院校模仿的泥淖，避免同质化竞争的劣势，形成不同于其他学校的比较优势，提高和发展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树立品牌，构建独特的竞争优势。
四、特色办学：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差异化竞争的路径
总的来看，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特色办学的“特”，要体现两点：其一，地方性。即面向地方，立足区域。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即为其使命，脱离了这一点，新建本科院校则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生存和发展之基础。我国地域辽阔，区域间发展极不平衡且各具特色。不同区域在文化积淀、经济发展重点及社会发展战略上的差异，为新建本科院校实现服务社会的理想，形成自身特色创造了有利条件。新建本科院校正可根据自身发展条件，结合区域发展现状，确立服务重点，进而突出特色，最终形成服务地方的特色优势，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其二，独特性。即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不管在其办学定位，还是专业设置、课题研究、人才培养和师资建设等方面都要和研究型大学、高职等其他类型院校有所区别，为自己争得在竞争中取胜的机会。因此，具体来看，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既要通过走特色办学之路实现差异化竞争战略，又要做到以下几点：
1.立足区域，科学定位。办学特色的形成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是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与目标追求过程中形成的。但若无合理目标与科学的定位，不仅难以形成特色，甚至会影响学校的健康发展。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的大学并无实际办学自，这也导致其“无目标办学”，以致一些院校经过几十年发展仍“原地踏步”。因此，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办学应立足区域，科学定位：首先是明确自身在高等教育场域中的位置，即学校是一所地方性高校，即使未来办学层次提升，获得硕士点博士点，招生面向扩展，但是社会服务面向与发展空间仍主要是学校所在区域。其次是围绕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特色办学，强化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的人才，重点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政策咨询、科技服务，并在服务地方的过程中获得地方政府和群众的支持。如广东嘉应学院的办学宗旨是“立足梅州、面向基层、服务广东、辐射全国、延伸海外”，其定位为办出“植根侨乡，服务山区，弘扬客家文化”的特色。基于此定位，嘉应学院开展了一系列服务地方的活动，2008～2009年该校受当地兴宁市委、市政府的委托，为其制定《兴宁市总体发展战略规划研究》。最终，研究成果不仅获得兴宁市委、市政府的高度认可，还获得了“广东省2008～2009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2.以区域社会发展需求为基点打造特色新专业，吸引生源。社会需求是推动大学发展的强大动力，大学专业的设置主要取决于社会的需求。地方院校的专业设置只有密切联系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迎合地方社会需求方能创出特色。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各地区产业结构、经济基础大相径庭，各有特色，这对地方院校的专业设置自然会有不同的要求。尤其是一些区域的重要产业往往是该区域的特色产业，需要特殊的技术、人才。因此，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应充分利用其区域的优势，积极主动搜集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信息，根据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设置特色专业。如福建龙岩学院根据当地煤炭资源丰富，需要大量研究、开采煤炭的高级专业人才的现状，果断地增设了采矿工程、地质工程、测绘工程本科专业，并与福建省煤监局、省安监局合作办学。龙岩学院为煤炭企业培养定向人才，而企业则为签订定向培养协议的学生提供学费、专业奖学金，并分配工作。这种校企合作办学的模式，很快在社会上引起较大的反响，成为龙岩学院的办学特色和品牌专业。
3.探寻区域特色文化，研究区域特色课题。科学研究是大学的职能之一。受办学条件等限制，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获得部级、省部级课题的机会较少，但这并不意味着地方院校在科研方面可以无所作为。地方院校完全可面向区域特色文化，以研究区域特色课题作为科研的突破口。一是寻找区域特色文化资源，研究区域特色文化。如广东嘉应学院依托地处客都梅州的区位优势，成立客家研究院，其客家文化研究作为一项特色在海内外均有较大影响，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也因此成为获批准成为“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省市共建重点研究基地”。二是积极利用地缘优势开展特色“产、学、研”课题研究。地方院校对教师科研项目的考核应淡化“级别”，鼓励教师面向区域经济建设主战场，从事直接为区域经济生产服务的应用型课题研究，将科研拓展至当地企业，形成自己的区域性科研特色，并以此获得地方政府、企业的支持和科研项目与资金，实现院校与区域社会发展的互动。如龙岩学院资源工程学院，成立“南方不稳定煤层开采研究所”，将其打造成校、企联系的纽带，产、学、研相结合的桥梁，对煤炭行业的重大课题展开技术咨询，针对企业对不稳定煤层开采技术迫切需求和所面临的重大技术难题确立研究课题，为地方经济建设，特别是福建省龙岩市煤炭资源开发作出了重大贡献，并以此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紧抓煤炭行业特点及专业特色的研究，带动了龙岩学院资源工程学院科研的长足进步。
4.面向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培养特色应用型人才，提高毕业生就业能力。为地方培养特色应用型人才是地方院校特色办学的主要目的，也是其核心竞争力。因此，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应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一是课程体系设计突出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特色。课程体系设计是根据人才培养规格确定的，必须符合培养目标的要求，进而满足社会需要。为体现人才培养特色，满足特色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及区域社会发展需要；课程体系在内容上应紧密围绕人才培养规格、目标设计，以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在知识、能力和素质方面的基本要求为框架，构建科学、协调、可操作的课程体系；在形式上应增加选修课的比例，加大学生自主选课权，以拓宽其视野，培养创新能力，体现一专多能的人才培养目标，扩大毕业生的就业面。二是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构筑实践锻炼平台。重理论、轻实践是一段时间以来我国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普遍现象。对于面向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培养特色的应用型人才，需要加大实践教学的力度，积极寻求与地方政府、企业的合作，为开展实践教学环节构建实践合作平台，满足学生开展社会实践锻炼的需要。如嘉应学院通过建立定向人才培养基地与当地企业长乐烧酒业公司开设“长乐人才培训班”，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梅州分公司开设“移动人才培训班”，整合学校和企业双方优势资源，契合学校、企业、学生三方的发展需求，打造实践和理论学习相结合的平台，为学生开展学习培训、营销实操、企业实践等项目，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其就业能力。
5.分层次、分类别地建设师资队伍。不管是区域特色办学目标的实现，还是特色专业的建设、特色课题的开展及特色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最后都有赖于师资队伍的质量，归结为师资队伍的建设。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目前在这些方面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一是特色学科、特色专业的人才紧缺，师资队伍结构和人才梯队对特色办学的可持续性和长久性也是个考验；二是教师的实践性和动手能力有待加强，“双师型”教师紧缺，有的老师固守已有的理论研究，不愿拓展在实践能力和应用性方面的研究。因此，为更好地实施特色办学，落实差异化竞争发展策略，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更应紧紧围绕学科建设需要，以优化结构为目标，有针对性、有重点、分层次、分类别地建设师资队伍。对于前者，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应：一是引进与培养并举。一方面，建立特色学科带头人引进的保障机制，确保特色学科建设投入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引进外来人才固然重要，但是内部培养也不可少，毕竟现有的教师对于学校的特色办学有更为深刻的认识，有更多的积累与准备。二是重视青年教师队伍建设，强化重点学科、优势学科、特色学科的人才梯队建设，把大力培养青年学术骨干、青年学术带头人作为青年教师队伍建设的重中之重，为学校的长远规划做准备。如某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实施的“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三年为一周期，并给予相应的专项科研经费，即取得了显著效果。三是做好柔性引人工作。对于学校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不必尽求为我所有，但能为我所用即可。对于后者，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可以将教师下放到企业进行挂职，特别是应用性和实践性较强的专业如机械工程专业的教师，加强“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在引进人才时要加强对其应用性知识、技能和实践能力的考核，特别注意教师已有的实践性知识基础和动手能力是否适合相应专业、满足该专业的需求；既要“走出去”，也要“请进来”，可以与地方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和协议，定期聘请企业具有实践经验和动手操作能力的专业技术人员到学校进行讲学，对本校教师进行培训。
［注释］
①朱科蓉.竞争——英美教育市场化改革的核心［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3（2）：88.
②别敦荣.我国地方大学的使命与发展战略［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84.
③赵炬明.精英主义与单位制度——对中国大学组织与管理的案例研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1）：178.
④纪宝成.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历史性变革［J］.中国高等教育，2000（10）：5.
⑤宋维强，廖媛红.大学竞争的政治学分析：以“985工程”为例［J］.高等教育研究，2004（6）：27.
⑥孙继英，刘兆文.地方院校的科研竞争力现状与对策研究［J］.教育教学论坛，2010（18）：152.
哲学是文化的一部分，但不是随便哪一种文化的、而是完全具体的、从古希腊发起的、欧洲文化的一部分。用西方哲学史专家Д.利阿列和Д.安基谢利的话说，哲学是“一位希腊天才的创造”。“这是真的”，他们写道，“如果说在比希腊人更早达到高级文明程度的其他东方民族那里还能找到希腊文化其余组成部分的相似现象(信仰和宗教仪式、不同种类的工艺品、各种应用技术条件、政治体制、军事机构等)的话，那么就哲学而言，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类似或只是相象的事物”(利阿列、安基谢利，1994:3)。同样，它也适用于科学，因为后者“不是在任何文化中都可能存在的事物”(利阿列、安基谢利，1994:3)。产生在古代的哲学使科学的出现成为可能，而且它们存在的时间很长，彼此分不开。只是在科学从哲学中“分拆”出来后，才弄清楚它们在认识世界方面是如何划分的。源于同一种文化的哲学与科学，在表现自己与该文化的联系和受文化制约的事实时，反应是不一样的。对于哲学家来说，该事实是确定的:无论他是否能意识到，他都是在以自身拥有的文化眼光看待世界。甚至当哲学家以科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时，也只是用科学的语言传达出其文化所固有的内在意义。因此，哲学存在于一个特定的文化视野中，随着一种文化时代被另一个取代而发生重要的转变。远古、中世纪、近代和现代———不仅是欧洲文化史上的里程碑，而且也是哲学观变化过程中的路标。科学当然也存在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中，但科学家所理解的这种背景，多半是客观认识路径中的障碍，最好是提到括号外、从理论结论和法规中删除。如果只是为了某种文化而这样来确认科学真理，那就不可能有科学。在研究科学史的时候需要考虑科学存在的文化背景，但通常在对科学进行逻辑和方法论的论证时不予考虑。哲学与科学的区别不能脱离自身的文化背景。正如已经提到的，这种文化是欧洲文化，哲学家描绘的世界是欧洲人、确切说是拥有欧洲文化的人所感知的世界。科学概念在产生它们的文化之外仍是真理，而哲学思想只存在于产生它的文化之中。哲学自称是真理这一点，任何时候在不同的文化环境和时代的变化中都容易被驳倒。对于任何时代和民族来说，都没有相同的哲学，因而科学的研究结果不能被时间和地点的情况质疑。可以说，科学家认识世界是客观的，就像他的存在不受因某种文化而形成的、认识世界的主体所左右那样;那么作为哲学家来说，理解(更确切地说是思想上改造)世界就与人永远受文化制约的主观性有直接的联系。无论在本体论还是认识论的层面，客体与主体的联系永远都是哲学感兴趣的内容，尽管从一个时代向另一个转换时对它的解释不同。相应地，哲学与科学的世界图景之间也有区别。我们通过下面的例子来解释这种差异。动物认不出镜子里、照片上或画中的自己，不把自己与本身的形象视为同一。而一个正在照镜子的人会说:“这是我。”他似乎拥有认识自我的本领，使他不仅从外表和正面就能把自己与其他人区别开。在哲学上，这种认识被称为自我意识(心理学上叫“自我概念”)，它首先把人与动物以及任何自动装置相区别。即使是封装了整个人类记忆量的、最复杂的信息设备(如计算机)，也没有自我意识，无物可看，不把自己与任何事物视为同一。而人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有一面“镜子”(这里的镜子当然纯粹是比喻)作为他自我认识的来源。这种“镜子”的功能有不同的意识形式。其中每一项功能都以创建一幅世界图景为目标，人在该图景中能找到和认出自我、并判断出他本人在这个世界上是谁。作为人自身镜子的这些意识形式，一起形成他的文化世界。把世界看作自身的反映是任何时代的人们都特有的能力，原始人的这种能力甚至比现代人更强。比如，原始人在看见太阳的时候，认为太阳不是我们所看到的物体及其正在进行的物理过程，而是他们的部落和种族势力在太阳神身上的反应。因此产生了有关太阳的神话。神话意识是人类最早的自我意识和集体自我认同方式，而神话是任何一种文化的起源。同样，就像艺术描绘大自然的画面，让我们看到画中不只是某些物理状态和进程，还有一些关于我们自己的事物———我们的感情、情绪和感受。艺术当然反映生活，但不反映一般意义上的生活，而是以与之相符的形式反映我们本身的生活。但哲学也起着同样的作用。哲学家在以合理手段创建世界的画面时，仿佛把有关“时代和自我”的、确切说是人的概念投射到了画面中，就像他所理解的当时的世界。世界的哲学图景永远是当代和生活其中者的独特肖像，或者用黑格尔的话说，是“被思想抓住的时代”。单个的人可能认不出这幅画中的自己，但对于他所生活的时代而言，这幅图景最充分地反映了时代所培养的个人形象。如果说哲学把世界比作一面特殊的“镜子”，那么科学，相当隐喻地说，仿佛是穿过透明的玻璃在看世界，透过玻璃能看见除观看者本人以外的一切。对于哲学家来说，世上的一切，包括自然界，都充满了人类的意义和内容，因此像文化一样存在;科学家甚至用与自然界类比的方式来理解文化———就像存在于他之外的认识对象。
科学家急于归化世界的愿望(包括文化世界)，而哲学家追求世界的人文化(包括自然界)和他对文化世界的、哪怕只是精神上的改造。这也许就是哲学与科学之间的主要区别。哲学在古代就已经成为人类取代神话创作意识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识的基本形式。正是希腊人不仅在信仰(或神话)上、而且在用哲学认识的手段培养的理念方面使自己区别于其他民族。比如，Э.胡塞尔就认为哲学是“欧洲精神的原始现象”(《文化学•20世纪•选集》，1995:304)。他把哲学的“精神面貌”定义为希腊人所创立的“哲学理念的显现”(《文化学•20世纪•选集》，1995:159)。在这里，人仿佛首次摆脱了神话的控制，意识到自己属于“逻各斯”王国。从神话到逻各斯的过渡，当然不是纯粹的偶然，它是由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决定的。表现在思想和理念上的世界，已经不是神明的、善或恶的魂灵的世界，而是物质或理想本质的世界，反映出人在世界上的新位置，因此是全新的思维与行为的方式。哲学的诞生与最早的民主国家形式———希腊城邦的出现有直接关系。Ж.П.维尔南认为，“城邦的形成，哲学的诞生———这些现象之间非常密切的关系解释了理性思想的出现，后者源于希腊城邦所固有的社会结构和思维方式”(维尔南，1998:156)。希腊的理性“在其所有的优点和缺点中———……是城邦的产儿”(维尔南，1998:159)。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哲学定义为人对政治自由和精神自由的自我意识。难怪它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会衰落，这些时期正从暴政和过渡到民主和公民社会。首先是古代，其次是近代。政治自由意味着人们有权一致同意建立他们共同生活的法律，并且只依据自己的判断，由此产生了有机会理性理解周围世界的信心。如果人的理智可以成为人类社会的法律来源，那为什么世界如此不合理，不按神的意志存在，只依据其固有的内在规律?被的城邦产生了事物永恒不变的秩序———宇宙的理念，为人展示的已经不是神话的而是逻各斯的形式。以这种形式对人反映出的与其说是事物本身的特点，不如说是人自身的特点———就像它在希腊城邦世界中被感知的那样。从这个角度看，哲学在整体上确实是“对文化的反思”，但这尚不足以产生文化哲学。用哲学的眼光看世界，即认为世界是自身的反映，并不意味着也拥有“文化理念”(就像原始人用神话的方式理解世界并不意味着他具有“神话理念”)。培养这种理念，构成文化哲学自身的任务，在欧洲历史上相当晚的阶段才成为了可能。自古以来欧洲文化与哲学的同一，只能解释为什么正是哲学成为了历史上第一种认识文化的形式，并在这方面超过了科学的认识。欧洲人比别人更早意识到自己生活在文化中，以文化的哲学理念方式形成了自己的猜想。它应区别于文化的科学概念，由于后者文化已经表现为实证调查和理论认识的对象了。理念和概念是不同的东西。理念存在于概念的形式中，但与后者不同，它不仅仅包括实证材料的经验汇编。П.В.科普宁认为，“在理念中，对象反映的是理想的方面，不仅反映‘是什么’，还反映‘应该是什么’。理念指导实践活动，构成未来事物或过程的理想形式”(《哲学百科全书》，1962:236)。在理念中，客体从自身与主体的联系方面来体现;换句话说，理念合理表现了客观存在事物的主观意义，该意义不由其物质的、自然的特点来创造，而由客观存在事物对另一个世界的态度、一个非自然的、人的主观世界的态度产生。事物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它自我认同于对超越其界限的一切漠然视之的自然界。当事物不再等同于自己，而成为一个符号、一种非自然的、神或人的世界的象征时，事物便被赋予了意义。因此，在“自然的”与“神的”世界的十字路口，在其交界处，宗教崇拜的对象就获得了神圣的意义。事物用理念表达的意义，就是它在自己非自然的、某种别的存在背景下所获得的意义。人在任何时候都相信，他在生活实践中与之打交道的事物，包含了比他在其中只看到、听到、感受到的更多的东西。他总是感觉其中有某种隐于外部观察之下的“隐藏的含义”。因人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而树立起类似的信念:由于本身的亲属关系，人在这些事物中寻找他们“共同的面貌”、“形象”或“理念”。人感兴趣的不是事物的自然现实，而是其中人的重要性与人的意义。事物具有这种意义的能力(更确切说是人赋予事物这种意义的能力)也在把事物变成文化的对象。哲学家有能力“看到”并用理念来表达这种意义。因此哲学家不同于科学家。
对于后者而言，事物存在其客观现实中，即不因认识事物的人而存在。这不意味着科学中不存在这种联系，但能认识它的也不是科学家，而是试图把科学列入文化世界的哲学家。相应地，对于哲学家来说，文化也不只是他凭经验观察的、且赋予这种经验人的意义及重要性的事物。哲学家在用概念的形式规定这种意义、即尝试以概括的方式表达这种意义时，也培养了文化理念。可以“文化”一词如何运用于我们的语言为例来解释文化理念和文化概念之间的差异。说某人文化水平高，即给予了他积极的评价，称某人没文化———则是否定的评价。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像谈论每个人所固有的东西那样来谈论文化。这个词有两个意思:“评价”和“描述”(规范和描写)。一方面，它意味着从某种规范的角度来评价(这种情况下，文化指的是对象固有或不具有的性质或特点———与“文化”相比还可能有“文化落后”);另一方面表示的是无论任何评价都会存在的要素的类别。在科学中，这个词通常使用描述的意义;而在哲学中则使用规范或评价的意义。词的不同用法隐藏了对文化的不同态度。对我们而言，文化的哲学理念包含了一种规范和样式，因此就像我们在文化概念中所规定的、任何一群人都特有的一种事物。在后一种情况下，对于我们来说，文化只作为一种科学认识的对象而存在。任何一种文化都值得这样去认识，并一起被列入文化的一般概念。但是，无论怎样解释这个概念(众所周知，今天它有许多不同的定义)，科学的任务都是认识非“一般的”其中每一种个别的文化。可以说，这种认识的目的是要确立划分不同文化的界限和规定使它们彼此相区别的事物。文化人类学家和文化史学家的工作重点主要是揭示每种文化的特点，事实上，他们认为这是科学认识的主要优势。科学家们因为自己甚至发现了不同民族生命中最小的细节而感到自豪，在时间上他们仿佛离我们不远。但在现代世界中，理解文化的任务无论如何不会就此完结。在所有人都了解的多元文化中出现一个问题:把一个人所认为是“自己的”文化和对他而言是别人的文化区别开的界限在哪里?事实上，应当把什么视为“自己的文化”呢?因为知道文化有很多种，所以回答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要知道，不能由于我们流淌的血液或嵌入的基因就保障任何人都能无意识地与本身的文化发生联系。你可以在血缘上是俄罗斯人而文化上不是，反之亦然。这种联系的基础是什么呢?同样的问题也可以被定义为有关界限的问题，即把作为认识对象的文化与认识主体所属的文化相区别的界限。如果文化有很多种，那么对众多文化的认识和只存在于其中一种文化中，这二者就不一致了。就像你可以了解伊斯兰教但不当穆斯林一样。与笛卡尔的公式相反，认识与存在是彼此不同的事物。认识能使人成为科学家，但丝毫不能说明其文化身份。对于把“我的文化”和别人的文化区别开的特征来说，它仿佛是中性的。就算一个人知晓不同的文化，也决不能断定他本人的文化属性。因此，“认识”和“成为”是我们对待文化的两种相左的态度模式:前者需要专门的学科知识，后者要求哲学思考。但我在文化中的存在如何区别于我对其他文化的认识呢，要知道后者也是某种存在?为什么“自己的文化”不能像其他文化一样，是这种可靠的经验分析的对象呢?下面我们转向主要内容。通常情况下，与人的出身、居住地、所操语言和思维及其记忆中保留的传统有关的那种文化被称为“自己的文化”。Д.С.利哈乔夫认为，文化依据的最强大的基础之一是记忆。通过记忆定义文化在患了失忆症的当代十分流行。但难道只有传统和记忆把我们与它联系在一起吗?我们的希望、目标和理想对于我们的意义不比传统小，且并不总是直接与之相符。生活在现代的一些人很难局限于过去。过去的很多事物只能反思、重新创建或从其他民族借用。如果没有这一点，文化只是一个历史的遗迹，其位置在博物馆，而不在现实生活中。有关“自己的文化”问题———永远是一个不仅要借助记忆、而且需要想象才能解决的新问题。文化属性最重要的特征当然是语言。不过，也有讲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文化(如英国文化和美国的文化，西班牙文化和拉丁美洲的文化)和讲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同一种文化(如印度文化和犹太文化)。而且，现代世界中种族间沟通的语言有多种(在俄罗斯同样可以用英语或俄语交流)，因此不仅仅只有语言才是文化认同的标准。居住在俄罗斯和讲俄语的鞑靼人、巴什基尔人和其他民族，不一定会视俄罗斯文化为自己的文化。在我们认为是“自己的”文化中，当然有很多东西取决于我们的出身、环境和教育，但也有很多东西取决于我们自身。在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的文化中，某些东西可能不适合我们，会造成脱离，而在其他民族的文化中，我们可以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和有用的东西。因此，在自己的文化存在中，我们不仅要受外部的必要性制约，该必要性给我们规定了某种不违背自然规律的文化小环境(就像自然生物按纲和属的自然分布一样)，还取决于我们的自由。因此，不仅由于不受我们支配的情况，而且还由于我们的自由选择才确定了“自己的”文化和别人的文化之间的界限。并不总是很容易识别这种界限，但正是它把文化中需要科学研究的事物和要求哲学思考的事物区别开。科学规定了文化中不由我们决定的事物，哲学规定了我们的自由注定的事物。为人的自由奠定了文化基础的传统使文化哲学的出现成为可能。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文化哲学如何与文化学相区别的问题了。文化学是对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区别的认识，文化哲学是人对自我文化认同的意识，或者换句话说，是人的文化自我意识。这两种认识相互假定对方。不了解其他文化就不能解决自身的文化问题，而没有其他文化与我们的意义和文化理念相对照，其他文化也没有任何意义。不作科学研究的文化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没有哲学思考的文化只是一个不清楚为什么存在和我们为何感兴趣的空集。科学研究的文化集，一方面是由文化的形式组成的集合，包括神话、艺术、宗教、哲学和科学本身，另一方面是由不同国家、时代和民族的文化构成的历史集合。
文化的哲学理念赋予前者体系的统一，赋予后者类型的差别。一方面，它仿佛包含了连通文化其他所有部分的原则，另一方面是它对历史类型的分类。没有文化的哲学理念就不可能有任何文化的分类学和类型学。在科研实践中，文化通常被理解为具有象征性起源的各种构成的集合———语言、宗教、神话、礼仪、习俗和仪式、认识和概念。根据Э.Б.泰勒在他的著作《原始文化》中给出的广为人知的文化定义，文化一般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和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的许多其他才能和习惯”(泰勒，1989:18)。此处的文化实质是一组直接观察到的、应当实证研究的人的生命迹象。正是根据这些迹象来判断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或落后民族与先进民族有何区别。但是，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认为这些迹象就是文化呢?最后，动物也有一定的技能和能力，甚至拥有某些使他们能够生活在牛群或羊群中的知识。比如，为什么我们认为人的歌声是文化，但不承认鸟的叫声是文化呢?我们对文化的理解仅仅是协议与合同的结果、即某种非常程式化和武断的东西，还是实际上某种与之真正相符的事物呢?这个问题是涉及文化存在的本体论问题。只根据外部观察是无法回答它的。任何时候人们看世界的眼睛都与我们相同，但看不见其中有任何文化，意识不到是什么在与文化发生关系。与外部世界的其他对象不同的是，我们周围的现象和事物不因他们事实上的客观现实、而因我们赋予它们的特殊价值而成为文化。简单地说，文化不是可以在现实生活中直接观察到的事物，而是我们从中挑出的、对我们重要而有价值的事物。在尝试理解我们用来进行这种划分的根据时，哲学规定了文化的理念。В.文德尔班认为，“只有当不再对文化的实际内容进行心理学或历史学的(即科学的)规定时，当文化以非存在的应有事物和某种理想规范的样子、即因自身的‘任务’而非‘客观现实’表现出来时，才开始从哲学上理解文化”(《文化学•20世纪•选集》，1995:58)。文化的哲学理解与对其进行科学研究不同，它不注意外部观察的经验事实，而关注让我们把这些事实归于文化的原则。在我们的文献中并不总是会考虑文化哲学和文化学之间的差异。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认为哲学是对文化的认识，在教学大纲和哲学参考书中未作相应划分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当首次尝试创建文化理论、且首先是由哲学家发起时，情况才开始改变。但把这一理论归入何处、认为它是哲学或具体的科学学科的问题也因而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和讨论。辩论的参与人之一———Э.С.马尔卡良认为，必须创建文化理论的问题是由哲学家提出的这一事实，“尚未给出把其列入哲学学科的理由。毫无疑问，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文化也应当作为哲学分析的对象，但文化理论仍然应该归入专门的社会科学知识领域，后者研究人们社会生活要素的任何一种基本类别”(马尔卡良，1969:57)。换句话说，可以让哲学家随便谈论文化，但只有科学家和专家才能判断它实际上是什么。不用考虑文化对于现在活着的人来说是什么，仿佛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科学家可以把任何“一类要素”称为文化，但这也没有解决我们自身的文化选择问题。而这个问题正好是哲学思考的对象。尽管稍后，文化哲学最终将被认作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出现了很多有关该题目的专著和教学参考书，以及哲学百科全书和词典中的相关文章)，但现在许多人仍用与科学直接类比的方式来解释它。文化哲学是科学认识文化的最高概括，是某种类似“大众文化”或一般文化理论的科学，且通常不指出这一理论的作者是谁。没有理论家的理论就是这样。只有极高的抽象水平才能把它和其他理论区分开。在我们众多的文化学教学参考书中，通常就以这种方式来描述文化哲学。此处显现出从苏联时代起就具有的传统，即把哲学理解为世上一切事物发展之普遍规律的科学。
作者：B. M. 梅茹耶夫
1 化学基本概念表述的不同
两岸高中化学新课程中所涉及到的化学基本概念表述上的不同，主要存在以下2种类型：一是在对一些专有名词的音译过程中，用以表述概念或名称的汉字不同；二是对同一化学基本概念的表述名称有所区别，其中以第二种类型居多。现结合大陆人教版和台湾泰宇版教科书相关内容将两岸高中化学教科书中均存在的有关概念的名称区别对照比较如表1和表2。
除此以外，台湾地区教科书中引用了大量的化学家姓名或以化学家名字命名的研究成果、定律、公式等，更多的都是以音译的名称直接呈现，如德谟克里特、普鲁斯特、阿瑞尼斯等。台湾地区的这些音译名，多数情况下都与大陆的一些参考文献有所不同。还有一些特有的化学实验过程与化学试剂名称，也只是在台湾教科书上有所提及。如，我们俗称的“银氨溶液”，在台湾的教科书中明确地说是“多伦试剂”，又如，我们教科书中提到的新制的氢氧化铜悬浊液，在台湾的教科书中明确说是“斐林试液”。同一化学基本概念表述差别如表2所示。台湾地区高中化学教科书中的还有一些概念，虽然与大陆地区有所不同，但我们完全可以从非常直观的字面意思加以理解，如，双糖、欲镀金属、溶解度平衡、过锰酸钾等就是大家熟悉的二糖、待镀金属、溶解平衡、高锰酸钾等。
另外，台湾地区关于“相对原子质量”、“相对分子质量”、“化学计量数”等概念，还在延用大陆早些时候使用的名称“原子量”、“分子量”、“系数”等。还有，在台湾地区原电池的负极与阴极、正级与阳极是可以随便叫的。
2 化学用语表达上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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