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家庭功能；学龄前留守儿童；心理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大批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背井离乡涌向城市，将自己的孩子留在农村，由父母或者亲戚抚养照看，因此形成了“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推算，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
6102.55万，占农村儿童37.7%，占全国儿童21.88%。与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估算数据相比，五年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增加约242万。学龄前农村留守儿童（0～5岁）达2342万，在农村留守儿童中占38.37%，比2005年的学龄前农村留守儿童增加了757万，增幅达47.73%。
“父母外出，子女留守”这种现象的出现，对农村的家庭结构、家庭生活方式、家庭情感等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孩子成长的主要场所，对孩子的成长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学龄前留守儿童，在成长的关键时刻，不得不面对父母缺失，接受家庭结构、家庭生活方式、家庭情感的变动。那么，家庭功能的弱化会对留守儿童造成怎样的影响呢？目前已有的研究少有针对学龄前留守儿童，而研究方向主要也是集中在家庭结构、
家庭经济、家庭的教育功能弱化对其社会化的影响，从家庭的抚养、情感交流功能弱化方面探讨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利用社会学、心理学理论探讨家庭功能弱化对学龄前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影响。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1.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是我国经济特殊时期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伴随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进入城市，
面对城乡二元制的户籍、教育、医疗等壁垒，使大多数农村孩子无法跟随在父母身边，而留守在农村，形成农村留守儿童。
目前学术界对留守儿童概念的界定尚未统一，主要争议焦点在“儿童年龄”的界定和留守期间的界定。有的学者认为留守儿童指的是父母双方或者一方在外打工，由亲人或受托人照顾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6～16岁）的未成年人。有的认为，留守儿童是指父母一方或双方流动到其他地区，留在原籍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共同生活的18岁以下的子女。而本研究的学龄前留守儿童主要指的是0～6岁的儿童，这部分儿童尚未达到入学年龄，父母双方或者一方出外务工，而将他们留守于农村上学、生活。
2.家庭功能
“家庭功能”概念的提出始于20世纪70年代，对其概念的定义说法不一。概述而言，对家庭功能的定义可归为两类：第一类是运用家庭功能的具体特征来定义。如Beavers用家庭的关系结构、反应灵活性、家庭成员交往质量和家庭亲密度、适应性来表示一个家庭的功能；Olson认为，家庭功能是家庭系统中家庭成员情感联系、家庭规则、家庭沟通以及应对外部事件的有效性；第二类以Esptein和Skinner为代表，主要从家庭完成的任务定义家庭功能。他们认为家庭的基本功能是为家庭成员生理、心理、社会性等方面的健康发展提供一定的环境条件。为实现这一基本功能，家庭系统必须完成一系列的任务，如满足个体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物质需求，适应并促进其家庭成员的发展，应付和应对家庭突发的各种事件等。
3.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是衡量一个人健康的重要内容，心理学家英格里希（H.B.English）指出：“心理健康是指一种持续的心理状态，当事者在那种状态下，能做良好的适应，具有生命的活力，而且能充分发挥其身心的潜能，这乃是一种积极的状态，不仅是免于心理疾病而已。”陈炜鸿在《大学生心理健康与自我调适》一书中，将心理健康界定为“个体能够适应发展着的环境，具有完善的个性特征；且其认知、情绪反应，意志行为处于积极状态，并能保持正常的调控能力。生活实践中，能够正确认识自我，自觉控制自己，正确对待外界影响，使心理保持平衡协调。”学术界对心理健康的界定各持己见，本研究将心理健康界定为个体能够适应发展着的环境，具有完善的个性特征；且其认知、情绪反应、意志行为处于积极状态，并能保持正常的调控能力，在生活实践中，能够正确认识自我，自觉控制自己，正确对待外界影响，使心理保持平衡协调的
状态。
三、家庭功能弱化对学龄前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
学龄前留守儿童是孩子社会化的重要阶段，也是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时期，对其一生都有重要的影响。以儿童心理健康发展为基础，对其日后的意志力、品质、情绪管理、人际交往、自主性与适应力的形成都有重要的作用。家庭是儿童心理健康形成的初始环境，是儿童获得早期生活经验、形成最初的道德认识和行为习惯的主要场所。家庭的所有因素都会给个体心理健康带来影响，如家庭结构、家庭环境、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家长的教育观念、教育态度、教育方法，以及家长的人格特征，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等都可能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发展。
1.家庭教育功能弱化对学龄前留守儿童学习与行为习惯形成的影响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是学龄前留守儿童受教育的主要场所，学龄前儿童在家庭的教育中学习掌握生活技能、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培养优秀的品质和高尚的行为。而学龄前留守儿童由于父母的外出，受到的家庭教育时间也相应减少了，例如，有的父母双方外出，对于隔代监护人来说，他们本身就是弱势群体，需要他人的关心和照顾，再加上本身文化素质较低，教育方式缺乏有效性。有的一方外出，另一方留守家中，又要承担沉重的家务农活或者照顾几个儿童，根本无暇顾及学龄前留守儿童的教育。
社会学家认为，父母双方对其孩子的教育是缺一不可的，因为父母双方的教育内容是不一样的。同时在隔代监护的家庭中，由于监护人的受教育程度低，对现代教育理念和家庭教育的方式不了解，因此，对学龄前留守儿童的教育是放任，在他们的观念中，只要小孩能吃饱喝足，不生病长大就可以了，很少关注孩子的亲情需求，心理需求和行为发展，更没有科学辅导和有效引导孩子的心理健康发展。使得学龄前留守儿童的教育内容单一，道德品质出现问题，行为习惯养成不良。
瑞士学者让・皮亚杰将儿童道德意识的发展分为“他律阶段”和“自律阶段”两个阶段。他律阶段，儿童主要通过服从权威来获得基本的道德意识。那些处于“他律阶段”的留守儿童在习得基本社会行为规范的关键阶段，父母双方或一方的缺位使他们失去了可靠的权威。权威角色的失效致使儿童在日常生活中对社会规范的识别和对价值标准的遵从处于盲目和混乱状态，对其形成良好的道德意识、规范意识与法律意识等起到了一定的负面作用。
2.家庭情感功能的弱化对学龄前留守儿童个性和心理行为的影响
从心理学角度而言，孩子在幼年时期如果缺乏父母的教育、抚养和亲情，他们的性格、个性都会受到影响。在富有情感中成长的孩子，成年以后性格开朗乐观，善良正直，富有同情心，易获得幸福感的体验；在缺乏情感中成长的孩子，成年后易形成个性冷漠自私、缺乏爱心和责任感。
学龄前留守儿童由于父母双方或者一方外出，长期得不到面对面的交流和情感体验，产生了严重的亲情饥渴，有的孩子甚至认为父母抛弃了自己，或者有寄人篱下的感觉。长时间的情感饥渴，导致儿童丧失基本的心理归属和心理依恋，使亲子关系变得冷漠，成年后便会对他人及社会也是一种冷漠的心态。同时，由于看到其他非留守儿童与父母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而自己却得不到父母的关爱，会逐渐产生一种自卑感。学龄前留守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每天都会遇到不一样的事情，而这些问题无法得到父母的帮助和解决，就会产生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的产生会让他们不愿意与别人交流，随后也会出现孤僻、寡言、郁闷、内向性和逃避。
四、学龄前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途径
学龄前留守儿童问题的出现是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出现的，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具有持久性的特点，因此，解决学龄前留守儿童问题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形成不仅是社会的原因，也有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原因，需要各方力量、各种资源一起综合解决。“从实质上看，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一个集中地体现着城乡一体化这一社会转型中多种矛盾和冲突的、综合性的未成年人教育问题，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城市发展与乡村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现状。”从长期来看，需要国家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改革来解决；从近期来看，则需要家庭、学校、社区共同配合来解决。
1.家庭方面
（1）家长要树立科学的教育观，采取正确的教育方法。当前大多学龄前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原因，都是由于家长的教育观念落后，对孩子期望较少，只关注孩子的吃饱问题，却不太关注孩子的教育和情感体验。因此，家长急需改变这些陈旧的观念，应当树立科学的教育理念，掌握有效的教育方法，并将这些理念融入自身的行为中，保证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
（2）善于选择监护人，注重与孩子的情感沟通。笔者认为，学龄前留守儿童年龄尚小，需要母亲的亲自照料和抚养，所以认为，如果不能把父母都留下，尽可能地留下母亲监护。如果实在情况特殊的，请由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监护。
（3）长期保持与孩子的情感交流。据有关资料显示，有的外出务工的父母，一年或者几年才回一次家看孩子，电话交流也甚少。因此，外出务工的父母，要增加回家的次数，每个星期需和孩子进行电话交流，交流的话题也不要局限于学习，可以多关心孩子的生活、人际交往等情况。
2.学校方面
学校是学龄前留守儿童学习和生活的第二个场所，一般孩子在3-6岁，会进入幼儿园上学。学校要加强与监护人的联系，多交流孩子各方面的表现情况，互通信息。学校要多开展较丰富精彩的户外活动，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也要增加与其他孩子的合作和交流，让孩子能感觉到温暖和爱。另外，学校要注意孩子的心理健康发展，排除孩子的心理隐患，增加情感投入，弥补孩子的情感缺失，使他们感到拥有快乐感和幸福感。
3.社区方面
学龄前留守儿童的教育历来是家庭、学校与社会共同的责任。但是，就我国当前教育的现状来看，社会对儿童发展提供有效帮助的机构太少，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由于基层很少或没有相关的儿童少年的社区教育组织，使得农村学龄前的教育与成长在社区教育中尚属空白。因此，动员社区力量，共同来关爱学龄前留守儿童。
参考文献：
〔关键词〕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综述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2684（2011）07-0007-04
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农民工和农村留守儿童成为中国独特的社会群体。为了进一步加深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认识，对1978年以来国内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文献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研究发现，尽管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多学科研究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研究的方法也在逐渐规范化，但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缺乏系统性、整体性，研究中的结论存在一些矛盾，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还很多。为提高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研究水平, 明确农村留守儿童的概念及其内涵和外延，准确把握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总体状况，制定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指标体系，有必要对有关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文献和资料进行分析和梳理。
二、已有的研究成果
关于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基本状况，国内研究者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整体上令人担忧，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是他们在调查中发现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1]。另一种观点认为，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喜忧参半，申继亮、武岳通过量化研究发现，虽然农村留守儿童在生活压力事件水平上显著高于非农村留守儿童，但二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并无显著差异。虽然父母外出打工对农村留守儿童来说是一个不利的因素，但并未发现留守本身给儿童的发展造成任何直接的不良影响，大量关于农村留守儿童发展的负面描述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不良环境的消极作用，而抹杀了个体发展的主动性[2]。总体上看，当代农村留守儿童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还是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1.农村留守儿童表现出的基本的心理特征
陈广云认为农村留守儿童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有远离父母少亲情、独立性差怕吃苦、自私心重难合群、过度自尊少谦虚、极端自负怕挫折等[3]。农村留守儿童消极的心理特征主要表现为：心理承受力弱、意志力不强、缺乏安全感和家庭归属感；自卑、寡言、悲观、孤僻；任性、脾气暴躁、情绪焦虑、态度冷漠、神经过敏，有的还有盲目反抗和逆反心理，对父母打工不理解而充满怨恨。这种心理上不正常的现象，陈广云将之称为“农村留守儿童综合症”[4]。很少有研究者从儿童心理发展的角度去认识某些心理现象（如任性、逆反心理）是儿童心理发展的正常表现，这会使研究有失偏颇。有的研究者发现，有少数孩子在父母外出打工后，变得更加坚强、自信，自理能力增强，而且能够理解父母的做法，把对父母的思念、感激变为学习的动力，自觉上进，表现良好。如王峰生的研究发现不少农村留守儿童面对挫折更加坚韧，形成了自主自强、勇敢负责的良好个性[5]。综上所述，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堪忧，必须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才能更好地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不健康问题，以推动新农村建设。
2.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成因分析
王东宇对影响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家庭因素进行研究，得出结论：与父母分离时间不同的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状况存在显著差异。与父母分离时间越长，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越低，各种心理健康问题更突出；代养人的文化程度、教育观念、教养方式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也存在很大影响；农村留守儿童的性别、年级、城乡差别以及是否与兄弟姐妹生活在一起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也有较大影响[6]。周宗奎等指出，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实际上是与农村基础教育的一些问题相互影响的[7]。申继亮等的研究结论是：母亲是初中农村留守儿童的主要支持源；不同性别、年级和留守时间的初中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状况存在一定差异[8]。吴桂华等指出家庭教育缺失；教育资源短缺；制约农村留守儿童“学有所教”；未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的格局[9]。以上研究者都分析了农村留守儿童心理的负面效应，同时我们要看到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处境和经历能给他们更多的自由和独立，不少农村留守儿童面对挫折更加坚韧，形成了自主坚强、勇敢负责的良好个性。综上所述，影响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需要专家学者进行更深入的调查研究。
3.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对策
王美玲认为，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学校作用，发展寄宿制教育，开展心理辅导课；组织自治教育，农村留守儿童较多的学校应在各年级设置“农村留守儿童自治班”；正确引导家长，改善家庭教育。家长要提高自身素质，帮助农村留守儿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10]。姚云提出，应以教育部门为中心，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作出全面、系统、客观的分析，以寻找事实基础，充分重视和发挥学校教育的优势，政府主动担负相应的责任，以实现社会关怀的构想[11]。郑哲认为，学校的教育影响是儿童入学后最重要的社会化因素，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应充分发挥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功能和作用[12]。殷世东指出，“留守”学生失范行为的矫正需要社会、国家、社区、教育部门和家庭的共同努力和相互配合，共同为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建构一个有效的支持系统[13]。叶曼等较全面地分析了影响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因素，并提出了心理健康教育多元互动模式，即加强社区、学校、父母、监护人与农村留守儿童的互动，促进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14]。陈香从家庭教育角度指出，父母应有完整的责任意识，要定期与子女沟通交流，更多关爱子女，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来表达对子女的爱，同时取得社会和学校的支持[15]。以上研究都是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有关的实施途径和策略，却没有确立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的具体内容，这样不免造成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空洞无物，运作困难，收效甚微。笔者认为，应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特点确立相应具体的心理健康内容：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道德品行教育、良好个性塑造等。在学校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活动课、专题讲座、个别咨询与辅导，创设符合心理健康教育所要求的物质环境、人际环境、心理环境，帮助他们解除心理困扰，提高心理素质。
4.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的研究方法
从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研究方法上看，主要有两种：一是理论研究方法，主要从人口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视角审视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研究关于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形成的相关因素及其教育策略等；二是实证研究法，主要研究农村留守儿童心理的状况、农村留守儿童人格、自我概念、心理健康等方面。具体有心理测量法、访谈法以及问卷调查法等。
5.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研究的心理学理论依据
通过对近三十年有关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进行总结，与心理健康显著相关的心理学依据主要有：（1）人格心理学：郑雪的研究中提出统合是健康人格的本质特征，人格良好的个体主要表现为客观的认知与正确的自我意识、乐观的生活态度与积极的情绪体验，和谐的人际关系与良好的社会适应，以及实践活动的积极主动性、创造性和自我效能感[16]。（2）发展心理学：蔡少娜的研究结果表明，积极或消极的自我概念、自尊高低、自我接纳的程度、自我效能感、是否形成良好的自我同一性、自我调适能力等一系列相关的心理学概念与心理健康显著相关[17]。（3）社会心理学：闻吾森研究发现，心理健康各因子(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惧、偏执、精神病性)与积极应付方式负相关，与消极应付方式正相关；良好的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状况正相关，而消极的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状况负相关[18]。（4）积极心理学：积极心理学中关于积极的情绪和体验、积极的个性特征尤其是主观幸福感、乐观、宽恕等积极心理学的核心概念与健康心理之间有很高的一致性。何树华、杨巍峰、姚杜娟、王巍的研究都支持这一观点。（5）心理弹性理论：所谓心理弹性，是指在显著不利的背景中积极适应的动态过程。申继亮等人的研究指出，农村留守儿童的远环境只是一个缺乏解释力的标签。远环境是通过影响儿童的近环境，从而作用于个体，因而它对于个体的影响是因人而异的。以往的研究更多是单纯地研究远环境，例如留守、留守时间等对农村留守儿童发展的影响。我们应该更多地注重近环境的作用，例如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家庭教育观念和监护人的教育质量等，这样才有助于我们的研究能更有效地抓住影响农村留守儿童发展的关键因素，及时有效地采取干预措施。（6）经典分析理论：弗洛伊德在经典精神分析理论中非常强调儿童与父母的关系，认为早期的母爱剥夺有可能造成儿童情绪发展上的创伤性后果。研究还认为，亲子分离未必会引起不可挽回的后果，关键问题不在于分离本身，而在于替代父母对待儿童的关心程度能否补偿和代替亲生父母。此理论为我们成功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带来了曙光。上述心理理论中可从社会和个体的角度分为两类。从社会角度考虑的有社会心理学、心理弹性理论；从个体角度考虑的有人格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经典分析理论。不同研究者因自己的研究视角不同，所依据的心理理论也不同，笔者认为应该同时考虑这些心理理论，探索新的研究视角。
6.现有调查研究的主要特点
已有调查研究活动的主要特点：（1）大多数调查是针对一个或几个县、市的小范围。（2）调查区域主要集中在人口输出比较多的省。（3）被调查对象主要是学龄农村留守儿童，学前农村留守儿童还比较少，15至18周岁的农村留守儿童尚未受到研究者的关注。（4）在相关专家、学者对此课题进行研究后，对解决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举措落实的可行性及落实情况等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问题与展望
（一）研究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1.农村留守儿童概念的界定不统一
明确的概念界定是开展科学研究的前提。但是，迄今，对于什么是农村留守儿童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还缺乏明确、统一的界定，这将直接影响这一领域的进一步深入研究。首先，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孩(子)、留守学生、留守少年、留守幼儿、空巢儿童等五花八门的概念在目前的研究报告中均有出现。其次，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逐渐将概念统一到“农村留守儿童”上来，但是，不同的研究所指的农村留守儿童在内涵和外延上是很不统一的，特别是在“父母外出的时间长度”“孩子的年龄”等确定农村留守儿童概念的基本要素上还存在较大差异。
2.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原因剖析不全面
除留守以外，离婚、虐待都是儿童成长环境中的危险因素，所以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问题，应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究竟哪些问题确实是留守状态造成的？哪些又是由于其他因素导致的？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解答，需要以农村留守儿童所处的整个成长环境为背景，加以综合考察。很多研究者仅仅是以某一个方面的影响因素作假设，而以这种片面的假设为指导，设计出的往往只会是以某个或某些学校（或学校的某个年级）、某个或某些地区的农村家庭为研究单元的研究内容和调查方案，从而有可能忽略了其他的儿童成长环境或者其他种类的危险因素给其带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作出的研究分析和研究结论，其可信度有待考证。所以必须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了解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问题，并且提出相应的干预措施，促进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实证研究。
3.文化客位影响
笔者认为，在研究农村留守儿童过程中，存在一个文化客位的问题，即研究者有可能已经过早地将其个人的观点强加给了被研究者，那么自然会得出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研究结果。在调查研究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时，如果研究者已经想当然地认定农村留守儿童存在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视他们为心理不健康的异类，那么在调查过程中也就带有这种偏见，调查结果就“意料之中”了。而在研究非农村留守儿童其心理健康问题时则没有这种文化客位影响。因此，研究者在认同农村留守儿童中的部分人也许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同时，也不应该将此问题扩大化，刻意地认为心理不健康是农村留守儿童的普遍现状，把农村留守儿童都看作心理扭曲的异类和弱势群体，从而将其与非农村留守儿童明显地划清界限，这样也许会对农村留守儿童产生更严重的负面影响。所以，客观地分析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状况，才能正确地认识问题所在。
4.研究者的个人因素对研究有干扰作用
尽管学术界认为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不可能截然分开，但笔者通过对相关的文献进行分类以后认为，其中只有少数的文献偏重于定量的研究，有多数的文献偏向定性的研究。前者是基于对客观数据的收集和验证，排除了研究者本人对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影响，所以成文的过程比较概括、客观。后者是基于对“既有事实”的特征描述、原因分析、对策研究，其中，研究者的主观条件会情不自禁地介入研究过程，从而影响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在定性研究中，对同一问题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进行研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教育学家、心理学家等都会因为各自不同的出发点而对这一问题作出不同的描述和解释。除了研究者的职业倾向以外，这些研究者个人的价值偏好、信念、性格特征、年龄、性别、经济地位、家庭背景、个人与贫穷有关的生活经历等都可能导致他们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采取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切入方式，从而影响研究结果。在以后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应该不断地反思，尽量避免个人因素对研究的影响，从而保证研究的真实性。
5.忽视对农村留守儿童积极心理特征的关注
在描述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特征时，只有近三分之一的研究者谈到了农村留守儿童积极的心理特征，而几乎所有的文献都聚焦于对农村留守儿童消极的心理特征的研究。然而，农村留守儿童一般都是在艰苦环境的磨练中成长起来的，苦难造就了他们早熟的秉性，挫折磨练了他们不屈的性格，因此坚强是他们普遍具有的心理特征。而且，由于家庭的贫困，他们从小就较少得到父母的呵护与照料，逐渐培养了独立自主的生活能力。他们遇事比较有主见，在日常生活与学习中显现出较强的独立性。学习和工作中普遍都勤奋好学，生活一般都艰苦朴素等。这些优秀的特点和潜质，更值得社会各界去关注和开发。如果只看到或强调农村留守儿童消极的心理特征，而忽视对积极心理特征的关注，无疑违背了研究的公平性原则，难免会影响到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也会给农村留守儿童带来更大的心理压力和负担，伤害他们的自尊和自信。因此，在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即使是描述消极的心理特征，我们也应该持一种客观的、非批判的态度，更不能忽视农村留守儿童心理中积极的特征。
（二）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研究展望
在农村留守儿童领域，当务之急是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以便准确地掌握情况、了解问题，为制定对策提供必要的依据。
1.明确农村留守儿童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农村留守儿童一词最早是由一张（1994）提出的，当时是指父母在国外而被留在国内的孩子。今天通常指的父母外出打工而被留在家乡的孩子。严格地定义农村留守儿童，需要确定以下三个基本的要素：（1）外出父母的数量。是父母双方还是单方外出的孩子算留守儿童？ （2）父母外出的时间长度。父母外出流动多长时间的孩子可以被视为“留守”儿童？（3）孩子的年龄界限。多大年龄的孩子算农村留守“儿童”？纵观现有研究文献，只有少数研究对上述三个要素作出了界定，但各项研究所作出的界定标准很不统一。
按照以上的要求可以组织小型研讨会，邀请曾经开展过农村留守儿童研究的部分研究者和统计、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专家，共同确定农村留守儿童的概念及其内涵、外延。概念明确后，要以适当方式公诸于世，以便共同遵守执行。
2.组织力量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的视角、研究的主要内容进行深入探讨
这点是能否成功开展下一步研究的先决条件，应该尽快组织实施。建议由权威机构组织儿童、教育、心理、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等领域的专家进行集体攻关。研究内容要尽量覆盖教育、卫生保健、权益保护、营养、行为、心理、亲子关系等内容。
3.整合分散的力量和资源，及早开展一次大型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农村留守儿童专题调查
为更全面准确地了解农村留守儿童的情况，还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调查研究活动。此前，由于没有全国性调查为支撑，各地在开展相关工作时不得不各自为政，导致调查研究的效率不高。由于技术力量的限制，各地的调查常常规范性不够，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因此，建议有关部门及早组织一次有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专题性全国调查，并在专题调查基础上组织深入的科学研究，以便更好地指导各地的农村留守儿童工作。
4.农村留守儿童分布的地区差异极大,全国性调查要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的这种分布特点进行
此前，一些科研机构选择的全国性农村留守儿童调查地点并不是农村留守儿童比较集中的地区。而一些农村留守儿童分布比较集中的地区却又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这样得到的农村留守儿童情况，极有可能反映不了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情况。
未来在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范围扩大的同时，应注重研究方向、方式、方法，以及对农村留守儿童各方面问题作系统深入的研究，从而形成完整且成熟的研究成果，切实提高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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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个体道德发展道德心理研究儿童心理理论
一、引言
心理学自诞生以来，各种理论和流派百花齐放，相互影响和渗透。道德心理研究作为发展心理学中重要的研究领域也是如此，它受到不同时期相关心理学理论的影响。皮亚杰对道德发展做了开创性的研究。柯尔伯格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道德发展进行了大量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并以此构造了道德发展的三水平六阶段理论。
“道德发展”这一术语逐渐被人们所熟悉。柯尔伯格所开创的公正主题和后来其他道德心理学家们提出的关爱和宽恕主题，成为道德心理研究的三大主题。从皮亚杰到柯尔伯格及其追随者们，都明显受到认知学派的影响。而同时行为主义心理学对道德心理研究也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其中加裔美籍心理学家班杜拉最为突出。他认为德性的形成是通过直接强化和榜样示范的间接强化而实现的，所以他对道德发展这样的术语持有不同观点，这直接影响了道德教育实践领域出现的重奖励和惩罚的德育方式。
儿童心理理论是近20年来发展心理学领域中一个比较活跃的研究课题，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它对道德心理研究也产生一些重要的影响，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希望加深和扩展对儿童心理理论和道德心理的研究。
二、对“儿童心理理论”的剖析
在学术界关于“到底什么是儿童心理理论”众说纷纭，一个基本的看法是，儿童心理理论是儿童对他人心理以及心理与行为关系的认知发展理解错误信念为儿童获得心理理论的标志。从其发展过程看有两个阶段，即心理理论的获得和心理理论的发展。经典研究主要是关于错误信念的研究，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们逐渐提出了儿童心理理论获得和发展的模型。
(一)经典错误信念研究
儿童获得心理理论的标志是理解了“错误信念”。目前以韦尔曼(Wellman)和普那(Pemer)的“错误信念任务”为这方面的经典实验。如研究之一，两个女孩，一个叫安娜，一个叫萨丽。
萨丽把一个小球放到一个筐里，盖上盖子，就离开了。可是当萨丽不在的时候，安娜把小球拿出来放到自己的盒子里。问儿童：“萨丽回来会到哪里找小球?”研究者发现，3岁的儿童多认为萨丽会到盒子里找，正确判断率只有10％，而4岁的儿童多认为萨丽会到筐里找。这是因为三岁的儿童把人的心理认识(即Wellman和Pemer的信念)等同于客观世界的事实，也就是不能认识到客观世界是一样的，但人的主观反映却可以不同，而四岁的儿童就可以突破这种限制。目前一般认为能正确解决“错误信念任务”，即能正确判断他人的心理状态。一般以此作为获得心理理论的标志。
(二)儿童心理理论获得的模型
有研究者在把“错误信念任务”作为儿童心理理论形成的标志以后，开始从整体上思考儿童心理理论获得的模型。主要有下面三种观点：建构理论认为，儿童对心理状态的理解如同科学理论形成一样是个理论建构的过程，并且随着与环境的交互作用而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模仿理论认为，儿童把自己放在他人的位置，通过内省自己的心理，从而间接体验他人的心理活动。如果按照这一理论观点，儿童心理理论是在自我意识形成的基础上通过移情能力而获得的。
匹配理论强调，儿童必须认识到自己与他人在各自心理活动上都属于等价的主体，儿童不断面对自己与他人在心理活动上的相似性，从而促使儿童不断深入这种对等价关系的理解，逐渐形成系统的对心理活动的认识。
以上三者都有各自的实验研究或演绎推理的支持，但它们不是互相排斥的。以上三者都认为儿童预先并没有关于心理活动或状态的知识，是后天形成的，这是共同的。现在不排除这种可能，那就是儿童在认识了自己与他人的心理活动等价的主体地位后，才有可能把自己放在他人的位置，通过内省自己的心理活动间接体验他人的心理活动，在这种复杂渐进的过程中逐渐获得心理理论，也就是说三种模式都能说明问题的某一方面，但综合起来可能更全面。
(三)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模式
正确解决“错误信念”问题，标志着儿童获得了心理理论。关于在此以后儿童心理理论是如何发展的，研究者们又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观点。
韦尔曼认为，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益复杂化和精确化的过程。儿童最初的理论是建立在“欲望心理学”上的，即他认为他人的行为是受欲望制约的。随着年龄发展，儿童会发现，仅靠欲望来解释人的行为是不够的，渐渐出现了“欲望一心理理论”，即儿童通过对信念和欲望及其与行为关系的认知来解释和预测行为。但是到了七八岁之后儿童又逐渐开始发展起对他人人格特质的理解，即不仅从信念和欲望这些方面来解释行为，而且还会从不同时空中抽象出稳定的人格特质来作为解释行为的又一依据。
普那认为，儿童在4岁左右拥有元认知能力后，标志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一个质变，以后心理理论的发展只有量的积累，而没有质的变化，其中量变主要体现在能够理解的心理状态的嵌入量在不断增加，如：从对一级信念的理解发展到对二级信念的理解。前面的经典“错误信念任务”实验是对一级信念的理解。对二级信念的理解就是认识到一个人关于另一个人信念的信念，如果把类似与前面的实验情景改变一下就是考察儿童对二级信念的理解。故事如下，约翰和玛丽在公园玩，有人在卖冰棍，玛丽想吃冰棍，但没带钱就回去拿钱。过一会儿，约翰饿了也回家吃饭去了。约翰走后，卖冰棍的人到学校去卖了。
玛丽拿钱以后半路上遇到卖冰棍的人，就跟他一起到学校去买冰棍。约翰后来到玛丽家，玛丽的妈妈说玛丽去买冰棍了，约翰就去找她，问儿童：“约翰会NiU1．,找玛丽?”研究发现儿童只有6岁以后，才会认为约翰会到公园找玛丽，即儿童能正确认识到“玛丽认为卖冰棍的人在公园里”。这虽是个错误信念，但它却是约翰实际的二级信念，约翰会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所以到公园找玛丽。
儿童心理理论虽然是个新名词，但它实际上与我们发展和教育心理学中的许多已有研究是一脉相承的，是发展与教育心理研究中一个新的视角。而品德心理是发展心理学中重要的经典研究领域，两者在内容和方法上是可以相互促进的。
三、从儿童心理理论看个体道德发展
自从20世纪初皮亚杰对道德心理学进行了开创性的实证研究以后，心理学家对个体道德发展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其中柯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影响最大。许多个体道德发展的研究成果如果从儿童心理理论角度来看，其实质内容与儿童心理理论是一致的。如：自我中心主义、他律和自律道德、观点采择和移情、道德情绪判断研究等。
(一)自我中心主义
儿童获得心理理论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认识到他人与自己一样是有一套对外在事物的观点，即拥有关于世界的信念，而每个人是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的，尽管这个信念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也就是认识到别人可能具有与自己不同的信念，而不同的信念会引起不同的行为。皮亚杰的“自我中心主义”是特指儿童以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去认识事物，而不能以客观的他人的观点去看待世界，这种混淆使个体不能认识到他人观点与自己观点的不同。皮亚杰认为，自我中心主义是儿童思维处于前概念时期的标志之一。这个时期在4岁左右结束。很显然。自我中心主义使儿童不能区分他人观点与自我观点的不同，而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要求儿童能认识到别人可能会有与自己不一样的信念和行为，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心理理论的获得是以摆脱皮亚杰所说的自我中心主义为前提的。从实际的研究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韦尔曼和普那的“错误信念任务”研究发现4岁是儿童心理理论发展分界的年龄，而这也正是自我中心主义存在的前概念时期结束的年龄。
(二)自律道德
前面说过，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是以摆脱自我中心主义为前提。而皮亚杰认为自我中心主义和道德实在论是导致他律道德的关键的原因，自我中心的儿童分不清自我和外界，他们把环境看作是他自身的延伸，从而会自发的尊重准则和服从成人的权威，因此没有获得儿童发展理论的儿童是不会出现自律道德的。从他律到自律的原因就是他们在认识上逐渐成熟，削弱了自我中心主义倾向，能从不同角度去看待道德问题，从他律道德向自律道德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他人的心理具有认知能力。也就是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过程。
(三)观点采择与移情
观点采择，是区分自己与他人的观点，并进而根据当前或先前的有关信息对他人的观点作出准确推断的能力，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认知能力。皮亚杰认为从他律道德到自律道德的原因之一就是角色承担和角色扮演能力的发展，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观点采择能力。米勒等人认为，观点采择需要很多心理成分联系在一起，具有递推的性质。最初级的观点采择是直接对他人观点进行推断和认知，随着社会认知能力的发展，儿童逐渐可以推断他人如何对另一个人的观点进行认知的，再后来，能对他人如何对另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观点的推断进行认知……，这种观点采择的间接性逐渐增强，说明了儿童在头脑中能同时处理的心理成分在逐渐增多。
移情，是一种特殊的观点采择，它是根据有关线索推断他人内部情感状态，并且自己也能体验到相应的情绪反应。如觉察到他人伤心，自己也能体验到一种难过情绪。许多心理学家认为移情是儿童利他行为和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霍夫曼指出：移情会成为儿童利他行为的主要动机。艾森伯格也发现自愿助人与移情分数呈正相关。艾森伯格将良好的亲社会行为产生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对他人需要注意阶段、确定助人意图阶段、出现助人行为阶段。其中，亲社会行为形成的初始阶段，即对他人需要的注意，他人的需要是属于他人的个性倾向性，是他人的心理状态，儿童能对其注意显然本身就是儿童的心理理论发展水平的一个侧面。
在整个儿童期；无论是观点采择还是移情都是品德与社会化发展中经常涉及的领域，观点采择与个人的移情相互作用进而促使了利他行为的产生，而观点采择和移情都需要正确地认知他人的观点和情绪，这实际就是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阶段之一。特别是米勒关于递推的观点采择理论与普那的儿童心理理论发展中“心理嵌入量”增加的观点是异曲同工的。
(四)道德情绪归国判断
以往的研究者多把注意力集中在道德推理和道德判断，即道德认知上。而在本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一种新的研究动向，即研究道德情绪及其归因判断。研究者们试图探索个人在某种道德情境中对他人的情绪及其原因作出推论判断。情绪对行为具有激发、维持和调节的功能，一个人具有了某种道德情绪，会成为个人产生某种道德行为的内部动力可以引发并维持个体的道德行为。如有人看到一个奄奄一息的老人受伤躺在路边，心里觉得很同情，并且忿忿不平，想到底是谁把老人撞伤的，这种同情和忿忿不平的情绪促使他可能先把老人送到医院再去公安局报案。
研究儿童的道德情绪判断及其归因能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儿童的道德发展水平。对“快乐的损人者”现象的研究发现，儿童对犯过者的情绪判断及归因有三种模式，即高兴——难过；难过——高兴，难过——高兴——难过。三种模式由于实验设计的一些因素处理和研究重点不同，导致出现结果的差异，但是它们都是先提供一个犯过情境。然后让儿童站在犯过者的角度推测犯对者的情绪反应。我们可以看出儿童作出正确判断的前提是能从他人的角度考虑，意识到别人与自己一样也有心理反映，也就是对他人心理状况的认知。所以我们说情绪判断及其归因的研究与儿童心理理论在内容上是有一定重合的，前者是后者的一个子方面，即对他人情绪的认知。
四、从儿童心理理论看道德心理研究方法的深化和内容的扩展
(一)传统的道德研究方法实际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
无论是皮亚杰的对偶故事法，柯尔伯格的两难故事法，还是艾森伯格的亲社会两难情境法，实验所用的材料多来自于儿童的实际生活，通过投射来进行研究。首先向儿童呈现一个道德故事，其后跟随一个问题，如“你认为主人公会怎么做?”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必须建立在儿童能在道德故事提供的线索基础上对他人的道德抉择过程有一个较清晰的认知，并能对其行为作出预测。因此支撑了道德心理发展了几十年的传统研究方法是以一定的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水平为前提的。很小的儿童如果还没有获得心理理论，那就无法使用对偶故事或两难故事来测查道德心理发展水平。虽然现在有些研究者打破了单一的情景故事方法，开始使用其他的道德研究方法，如有人通过对品德词语的内隐记忆研究来间接反映儿童的道德发展水平，但是使用最多的还是投射故事法，所以说道德研究方法实际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
(二)儿童心理理论促进道德心理研究内容的扩展。
儿童心理理论和道德心理研究的外延和内涵大小是不同的，前看是儿重对他人心理及其与行为关系的认知。而他人的心理内容很丰富，包括心理过程、心理状态和个性心理，心理过程又有知、情、意三方面，个性心理又有个性倾向性和个性心理特征。儿童对他人心理的不同子系统及其与行为关系的认知就相应的成为儿童心理理论的不同研究内容，儿童对这些不同的子系统的认知发展水平是不一样的。按照韦尔曼的观点；对他人个性特质的认知是到七八岁后才能形成。品德是社会性中的核心成分，它们也分为认知、情感和意志，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这些方面以及与它们相关的其他主题都是道德心理领域的研究对象。儿童心理理论虽然在次级结构中可以分为知、情、意，但就其是本质来说只是认知，因此要比道德心理的外延小一些。
我国目前正在经历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从改革开放初期至今，流动人口总量已从不足200万人增加到2.21亿。与此同时，学者们也注意到了，我国流动人口在结构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流动人口家庭化是最为显著的结构变化之一，主要指某些家庭中由单个成员流动或变成夫妻双方流动或变为整个家庭流动，学龄儿童跟随着身为流动人口的父母流动，成为流动儿童。1988年，教育部和公安部联合颁布了《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指出流动儿童是指6-14岁（或7-15岁）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时居住半年以上的儿童（流动儿童课题组，2006）。现在通常指的则是随外出打工父母离开家乡到城市生活的孩子。马润生（2008）认为流动儿童是指户籍在农村，年龄在6-14周岁，在农村生活过一段时间后随父母迁入城市并正在城市学校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尚未取得城市户口的在城务工农民工子女[1]。不同的学者在关于流动儿童的研究中对流动儿童有不同的界定，尽管如此，流动儿童这一特殊群体已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他们的健康成长也关系到我国的社会和谐和持续发展。
2.我国流动儿童心理的研究现状
2.1流动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国内很多研究证明，流动给儿童心理的许多方面带来了多方面不利影响，具体可分为社会适应、歧视知觉、身份认同、消极与积极情绪这几个方面。
2.1.1社会适应：胡韬（2007）从人际友好、活动参与、学习自主、生活独立、环境满意、社会认同、人际协调、社会活力这八个方面对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流动少年儿童的社会适应水平总体上低于城市本地少年儿童，但是在生活独立因子上高于城市本地少年儿童;流动少年儿童的社会适应存在性别差异，女生的社会适应水平显著高于男生;流动少年儿童的社会适应水平存在年级差异，总体上呈现随年级升高社会适应水平提高的发展趋势;流动少年儿童中的非独生子女的生活独立水平高于独生子女[2]。胡韬（2012）在贵阳市流动儿童社会适应状况分析中得到了一致的结论[3]。孙晓莉（2006）选取了南京市两所学校三年级和五年级流动儿童学校适应的状况进行调查，结果发现与本地儿童相比，流动儿童适应性方面存在更大的问题[4]。另外，曾守锤（2010）调查了4所招收流动儿童的公办学校一至九年级的学生，结果表明流动儿童比本地儿童表现出更多的行为问题。但也有研究证明，流动儿童并未出现适应不良现象[5]。郭良春等（2005）对北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进行了个案调查，认为流动儿童很快适应自己的生活环境，具有积极的人生态度，能吃苦耐劳并体谅父母的家庭责任感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但他们同时也指出，流动儿童对于城市只是局部适应[6]。范兴华等（2009）采用自尊、生活满意度、孤独感、抑郁、社交焦虑和问题行为问卷对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与一般儿童社会适应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流动对儿童社会适应无明显不利影响[7]。再有，王中会等（2014）研究探讨了流动儿童学校适应与积极心理品质的关系发现，积极心理品质高的儿童对学校适应状况较好[8]。
2.1.2歧视知觉：流动儿童从农村来到城市，环境改变加上户籍等不同于城市儿童，使得他们在城市感受到歧视。戴斌荣（2011）调查发现，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比较强烈，有近1/4的流动儿童认为城里人歧视他们。流动儿童感受到的歧视是来自多方面的，包括学校同学、教师、城市居民以及制度。其中，来自同伴的歧视感受最强烈[9]。方晓义等（2008）的调查也发现，半数以上的流动儿童报告自己受到过歧视[10]，曾守锤（2009）的调查也发现，有22.8%的流动儿童认为上海人本地人（尤为上海同学）对外地同学有歧视，他们体验到了城市人对自己的歧视[11]。蔺秀云等（2009）的研究发现，歧视知觉在性别的差异上不显著，但在学校类型和流动性上表现出显著差异。打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对社会歧视的感知高于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所在城市、住房及学校经常变化等流动性高的学生歧视知觉比流动性低的学生明显[12]。江琦等（2011）对流动儿童班级人际关系与歧视知觉关系的研究也发现，同伴关系与歧视知觉呈负相关，同伴关系、主观支持可以负向预测歧视知觉，但在歧视知觉的性别差异上，男生感受到的歧视要高于女生[13]。
2.1.3身份认同：流动儿童大多在6-17岁年龄段，根据埃里克森的理论，形成角色同一性、防止角色混乱这一发展任务就在这个时期完成。戴斌荣（2011）认为当这一阶段的孩子处于不和善、随时可能受到歧视的环境当中，就容易产生身份认同危机[9]。迪丽娜尔（2011）对小学儿童心理健康研究的综述中提出小学流动儿童认为自己是城市人，而城市儿童却认为他们是农村人，这些孩子往往感受到自己的边缘性，缺乏对城市及社会生活的认同[14]。唐咏（2008）的研究发现，在二元城乡户籍制度下，人一出生便被赋予了“农民”与“市民”身份上的差异。制度不完善很可能是导致流动儿童身份认同危机的根本原因[15]。
2.1.4消极与积极情绪：流动儿童的整体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具体表现在心理压力过大，焦虑、孤独、抑郁等不良情绪问题突出，问题行为突出，自我评价、自我发展和自尊水平都偏低，人格健康水平也偏低。广州市的一项调查发现，22.9%的流动儿童认为自己在学校中几乎处处不如别人;56.8%的流动儿童认为自己表现一般，没有出色之处[16]。欧阳岚（2008）研究还发现，流动儿童在进行某县活动时会轻言放弃，有些则不敢再集体面前表现自己[17]。周皓（2012）的研究发现，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社交焦虑、孤独感、抑郁倾向显著高于公立学校儿童。此外，社交焦虑、孤独感、抑郁倾向在流动性上也存在差异，流动性高的儿童社交焦虑、孤独感、抑郁倾向也显著高于流动性低的儿童[18]。但徐晓（2008）、曾守锤（2008）、李玉英（2005）的一些研究也证明，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状况良好，自豪感得分高于自卑感，大多数认为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流动儿童的心理品质也处于理论的中等及以上水平[19-22]。申继亮等（2008）研究还发现，由于流动带来了家庭环境、教育环境和个体智力方面的变化，从而促进了流动儿童在创造性思维上的发展[23]。
2.2影响流动儿童适应和身心健康的因素。大量文献研究显示，影响流动儿童心理的因素主要包括个人、家庭、学校以及社会四个方面。
在适应方面，研究者探讨单个或多个因素对流动儿童对适应各方面的影响。胡韬（2013）研究发现，影响流动少年儿童社会适应的因素主要有个人志气、学校因素、社会歧压和家庭因素4个方面，并对流动少年儿童社会适应及其影响因素建立了结构模型[24]。有些研究则探究单个因素对流动儿童适应的影响，如研究父母教养方式对流动儿童学习适应性的影响，或学校环境对流动儿童学习适应性的影响。还有研究者对流动儿童的领悟社会支持进行心理干预，也有学者以典型的流动儿童学校适应不良个案为例，分析其在学校适应不良的表现及其成因，在此基础上采用多种操作性强的心理教育和干预措施，逐步解决其适应不良问题。在前人研究综述的基础上，近两年的研究新增加了6岁以下流动儿童的研究，孙倩倩（2011）针对沈阳市3-6岁的流动儿童进行了一项社会适应行为发展状况调查，发现流动儿童与沈阳当地儿童的社会适应行为发展（表现在生活自立、运动、作业、交往、社会化）水平在年龄上存在显著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但在性别和自我管理上没有存在显著差异[25]。
在心理健康方面，研究者探讨单个或多个因素对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刘正荣把影响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因素分为两类：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客观因素包括流动儿童生活空间场所的变动、所就读学校的类型、父母职业及收入的状况等，主观因素包括对流动儿童对就读学校的满意度、学校生活的满意度以及自我身份的认同情况等。邹泓等（2008）发现，教育资源的享有情况、师生关系、学业行为影响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26]。申继亮、刘霞等（2007）考察了家庭环境特点和家庭教养方式对流动儿童自尊水平的影响，发现庭经济资本越高，流动儿童的整体自尊水平越高;家庭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家庭外社会资本高的流动儿童，其成就自尊也越高;家庭外社会资本较高的流动儿童，其社会自尊较高[27]。紧接着曾守锤（2009）、赵笑梅（2010）等人的研究也发现了，师生关系、学业成绩、父子新人、家庭教养方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歧视知觉、社会比较都可以不同程度的影响自尊水平[11][28]。另外，秦建（2012）在流动儿童家校处境、社会认同对自尊与学校适应的影响研究中发现，流动儿童对班级气氛、自尊、学校适应均感受良好，但相比城市儿童，流动儿童仍处于劣势[29]。但徐凤娇（2010）对长沙市流动儿童的调查发现长沙市流动儿童的自尊状况发展良好，与城市儿童相比较，高于城市儿童;流动儿童学校适应状况良好[30]。有研究还探讨了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其它方面，如刘霞、申继亮（2010）探讨环境因素对流动儿童歧视知觉的影响及态度研究中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老师支持和同学支持对于个体和群体歧视知觉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31]。范兴华、陈锋菊（2012）考察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队歧视知觉与抑郁关系的调节作用，发现积极应对对歧视知觉与抑郁关系有增强作用，积极应对、社会支持对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抑郁关系有共同调节作用[32]。有些研究探讨单个因素对心理方面的影响，卿再花（2009）考察初中生问题行为与家庭环境的关系研究中发现，流动初中生在学习适应不良、退缩、神经质及问题行为总分四个维度上显著高于非流动初中生[33]。曾守锤（2008）研究发现社会关系、留守时间和转学次数能有效预测流动儿童的幸福感[20]。王瑞敏等（2008）的研究发现大五人格、乐观和掌控感对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有影响作用[34]。张秀琴等（2013）在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研究中也证明了前人的研究，但同时也发现了儿童的幸福感与人格、家庭教养方式和学校因素有显著相关[35]。近几年，也有不少学者关注了流动儿童不良情绪、疏离感等的心理干预，如叶玮琳（2008）研究的农民工子女小学生不良情绪特点及其干预研究[36]和雷鹏等（2011）关于流动儿童疏离感的现状、成因及干预对策的研究[37]。
3.我国流动儿童心理研究所存在的问题
国内研究者对流动儿童的心理研究经历了从表象分析，到调查研究，再到影响因素和影响机制探讨，最后到干预措施的试验，这是一个逐步进化的过程，至今已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不足。
中图分类号：B84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09)006-0426-05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09.06.014
留守儿童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迁徙过程中衍生的一个特殊群体。农民在向城市或发达地区流动过程中，由于环境和现行制度的限制，不得不让自己的孩子留守在农村，托给老人、亲戚或其他人来照顾和教养，这就形成了农村留守儿童群体［1-2］。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儿童留守现象相当普遍，最新数据报告，该群体已达5800万人①。农村留守儿童因长期亲子分离的特殊状况，其心理健康问题一直受到广泛关注。目前关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研究已十分丰富，但结果却有着很大的矛盾和分歧。不少研究主张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低，总体状况比非留守儿童差；但也有相当多的研究发现，留守与非留守儿童心理发展水平没有差异，其心理健康状况相对乐观。本研究试图通过对已有关于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文献进行调研分析，探讨这两种观点产生的过程及原因，客观而全面地分析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为今后相关研究提供借鉴与建议。
1 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研究的评析
1.1 农村留守儿童有心理健康问题的结果及评析
农村留守儿童因长期的亲子分离而存在心理健康问题似乎是当今社会的主流声音，不少研究者基于自己的问卷调查也持这种主张。他们认为，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低、心理问题突出［3-5］，行为问题发生率高［6-7］，有一定程度的情绪问题，如社交焦虑、状态焦虑、抑郁和孤独感等［1-2,8-11］。
1.1.1 对留守与非留守群体间差异性比较结果的分析
以心理健康综合性评定量表为工具的调查发现，农村留守儿童在心理健康的一些指标上得分高于非留守儿童。魏军锋、郑洪冰通过SCL-90的测查认为，父母双方均外出的初中生人际关系敏感且焦虑程度显著高于单亲外出和父母在家的学生［11］。但将该结果与全国中学生SCL-90常模［12］比较发现，即便是得分最高的留守中学生在9个因子上的成绩均显著低于国内中学生常模。因此，从现有结果不能得出父母外出打工会导致留守儿童产生心理问题的结论。郑显亮、张杰同样用SCL-90对皖北农村展开调查，发现留守儿童在躯体化和恐怖两方面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4］。但与常模比较后发现，两群体在敌对、恐怖因子上得分均显著高于常模，说明皖北地区儿童的问题不是源于父母外出儿童留守，而可能是其他原因。黄艳苹等人采用心理健康诊断测验（Mental Health Test，MHT）对江西农村留守儿童的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及非留守儿童［3］；但是留守儿童的得分仍远低于该问卷的临界标准65分，说明该留守群体心理健康水平属于正常范围。
一些关于行为问题和情绪障碍的调查也主张留守儿童的基本状况不及非留守儿童。徐为民等人的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儿童行为问题发生率为41.3%，非留守儿童为36.6%，二者差异显著［6］，但这两个比率均远高于全国常模12.97%［13］，同样说明问题行为不仅仅发生在留守儿童群体。范方等采用Rutter儿童行为问卷对127名小学生的研究发现，留守组被试（67人）行为问题检出率显著高于对照组［14］。由于取样困难，该研究只收集到教师问卷信息而没有家长（或代养人）问卷的信息，因此还需要增大样本量并增加父母/抚养人对儿童行为问题的评估以进一步验证结果。在情绪问题的评鉴方面，刘正奎等运用儿童抑郁问卷（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CDI）和状态-特质焦虑问卷（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STAI）对重庆、贵州两地667名农村中小学生调查发现，留守儿童在抑郁水平及状态焦虑水平上均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特质焦虑上没有显著差异［2］。将此结果与常模［15］比较发现，无论是留守还是非留守儿童其焦虑水平都显著高于常模。这一结果同样不支持这些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是由于留守带来的假设。袭开国针对留守儿童焦虑的研究也得到同样的结论［9］，不同的是他的研究中留守儿童的状态和特质焦虑都显著高于常模，而非留守儿童则与常模没有差异。该结果证实了留守儿童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焦虑，但解释为什么他们具有较高的特质焦虑尚须谨慎，因为这毕竟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人格特征。张顺等人采用儿童社交焦虑量表对安徽省491名三至六年级学生的调查发现，留守组社交焦虑的发生率（17.1%）显著高于非留守组（11.7%）［10］。根据孔德怡报告的城乡9~12岁普通学龄儿童社交焦虑问题的13.74%的检出率［16］，这些留守儿童社交焦虑的比率与普通儿童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446，P>0.05）。上述对留守与非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检出率的差异性比较大多主张，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发生率高于非留守儿童，但通过与常模或正常儿童比较发现，得此结论尚需要更为恰当的统计和比较。
1.1.2 对留守群体内部检出率的有关结果的分析
有研究按照某一临界标准考查留守儿童在心理健康评定指标上的检出率。这些研究大都以留守儿童在某些症状指标上具有较高的检出率来证明他们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陈旭等人采用问题行为早期发现测验手册（Prediction Test of Problem Children，PPCT）测得30.64%的留守儿童有问题行为倾向，该研究采用的检出标准为分量表得分C≥6分［17］。但根据量表手册规定，各分量表得分≥8分者才被视为有问题行为［18］。这样，该研究的结果可能就是检出标准过于严格所至。李宝峰的研究显示，中部农村留守儿童在SCL-90中的检出率为31%［5］。但是这个比率并不能说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紧迫性和严峻性，因为采用同一量表针对正常家庭中小学生的调查发现，他们的心理问题发生率也较高，分别为31.71%［19］、37.4%［20］，甚至77.9%［21］。王良锋等人运用儿童孤独量表（Children's Loneliness Scale，CLS）对安徽省489名留守儿童进行调查，检出86人（17.6%）有孤独感［8］。但该研究没有选取对照组或参照常模进行比较，不知道这17.6%究竟处于什么程度。张悦秋等人以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Achenbach's Child Behavior Checklist，CBCL）的测查发现，4~6岁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的发生率为18.7%，高于全国4~16岁儿童常模（10.78%~15.16%）［7］，但也没有报告非留守儿童行为问题发生情况。总之，以上研究都是只针对留守群体内部展开的，所得到的检出率究竟是高是低尚无法确定。
总结上述主张，发现农村留守儿童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其中大部分都忽视了与常模或普通儿童的比较。尽管有些研究进行了留守与非留守群体间比较，但根据原文报告的数据进一步检验后得到3种结果：第一，留守儿童的得分与常模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如参文［3］、［11］）；第二，留守与非留守儿童得分均高于常模（如参文［1-2］、［4］、［6］）；第三，留守儿童的得分高于常模，非留守儿童得分与常模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如参文［9］），这个结果才可能意味着留守儿童在心理健康的某些方面确实不及非留守儿童。另外有些对留守群体内部的研究（如参文［5］、［8］、［17］）由于没有参照对比，无法衡量高低，因此根据目前已有的留守群体内部心理问题的检出率来推论他们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尚需要更有说服力的依据。
1.2 农村留守儿童没有心理健康问题的结果及评析
关于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研究的另一种观点主张，以往集中于留守儿童弱势因素的研究取向存在盲点和误区。这些研究者同样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与非留守儿童没有显著差异，其心理健康总体水平影响不大［22-25］，家庭环境的差异并没有导致适应结果的显著不同［26］。
1.2.1 对留守与非留守群体间差异性比较结果的分析
研究者采用心理健康综合评定工具对留守与非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比较，发现二者并无差异。如同样以MHT为工具，何资桥等人发现，两个群体的心理问题检出率和总均分无显著差异，且总均分远低于问卷临界标准65分［22］；郭少榕等人的结果与此类似［27］。刘璐等人用《学生心理健康诊断量表》的调查发现，留守与非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总分不存在显著差异 ［24］。胡心怡等人用《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的研究也表明，留守与非留守在焦虑、抑郁、偏执、适应不良、情绪失衡、心理失衡及自尊等指标上均无显著差异［23］，“留守”似乎并不直接作用于这些儿童的心理健康。尽管有些研究没有报告心理健康指标的成绩，但留守与非留守儿童的无差异现象至少说明，留守状态与心理问题之间可能没有明确的联系。
研究者在留守儿童情绪问题的研究上也发现他们与非留守儿童没有差异。周宗奎等人对湖北农村留守儿童的调研发现，留守与非留守儿童在孤独和社交焦虑上均未有显著差异［28］；汪红烨对四川留守儿童研究的结果与之一致［29］。刘霞等人关于留守儿童孤独体验的研究也同样发现，二者得分均在正常范围内［26］。曹绍平等人对双亲外出打工、单亲外出打工和父母都在家3类儿童的社交焦虑的研究也没有发现差异表现［30］。
1.2.2 对留守群体内部检出率的有关结果的分析
针对留守儿童内部心理问题的检出率状况，岳慧兰等采用MHT对383名留守儿童进行调查发现（检出标准为总分≥65分或各分量表≥8分），有心理问题的学生为0.5%~10%，8个分量表的平均分在正常范围［25］，总分比一般偏低。
总之，上述关于农村留守儿童不存在心理问题的研究几乎都是通过留守与非留守儿童在心理健康各指标上无差异的结果，来说明“留守”并不是造成儿童心理问题的直接原因。影响农村儿童心理健康的因素很多，除了留守状况这一环境因素外，亲子关系状况、寄养家庭的教养方式、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当地留守现象的普遍程度以及儿童的个性特征等都可能发生作用。
2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研究的问题与展望
2.1 关于“留守儿童”概念界定的标准
尽管都称之为留守儿童，但不同研究者对“留守”的界定不同，有的以父母双方均外出打工的子女为留守儿童［22］，有的则以父/母一方外出打工来界定留守儿童［3］。这样，根据两个截然相反的任意一个研究结果都不能明确推断留守状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而且由于被试变量含义的不同，两个研究的结果也无法进行比较。对被试变量合理、统一的界定是保证研究可靠的基础，根据文章开篇提到的定义，农村留守儿童应该是父母双方均外出务工的农村儿童，因为“老人、亲戚或其他人”不应该包括父/母；但是，也有研究主张，家庭教育是一个系统整体，父母双方在家庭中具有不同的功能，缺一不可，据此将“父母双方或者一方外出”的儿童视为留守儿童［31］，这一界定有一点不能自圆其说，因为不能以家庭特殊结构或状况对儿童产生影响来界定儿童是否为“留守”。因此，为了增进不同研究之间的比较，未来的研究对于如何界定留守儿童还需进一步探讨。
2.2 关于被试取样的广泛性与代表性
目前关于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研究大部分是针对某一个地区进行的问卷调查研究，这就涉及取样的代表性问题，而取样的代表性直接影响到结果的可靠性。这可能是使用同样的测量工具却得到相反结果的原因之一。单一地区的取样不能充分证明这些儿童的心理问题是由留守带来的还是由地区差异造成的。鉴于我国农村较为普遍的儿童留守现象与其心理健康乃至社会稳定之间的重要联系，未来的研究应考虑多地区取样以增大“留守儿童”取样的代表性，开展跨地区乃至全国性的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专项研究，以便准确把握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为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提供指导，为国家相应政策的制定提供准确详实的依据。
2.3 关于“心理健康”标准的选定与界定
关于心理健康标准确定的问题有两方面需要明确，一是什么程度可称之为有心理健康问题，另一是用什么标准来衡量确定。尽管大多数研究采用的都是标准化的测量工具，但对健康与否的筛选有些研究较为随意［17］。另外，有些研究通过留守与非留守的差异性比较来判断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如果分数高于非留守儿童，即为有（某方面的）心理问题。但如前所述，这里涉及与常模和普通儿童比较的问题。因此，若要确定留守儿童是否有心理健康问题，一方面要依照标准化测评工具本身规定的标准进行筛查和检出，更重要的是要与常模或与其他普通儿童群体进行比较。
2.4 客观看待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
除了亲子分离的不利影响，留守儿童的心理发展还受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出生和遗传、家庭和教养、学校和社会等影响儿童心理健康的原因同样适用于留守儿童。一般来讲，父母外出打工目的是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当留守儿童感受到因父母外出务工而家境改善时，就会增加他们的自信和满足。同样，当儿童留守在当地成为相对普遍的现象、留守儿童感觉不到自己与他人有什么特别的时候，他们对自己留守在家的境况可能就不会过于敏感。因此，本着从多种影响因素全方位考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原则，研究者必须客观看待留守状态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既要切实反映其造成的消极结果，又要看到其中积极的一面，全面真实地反映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本来面貌。
2.5 关注留守儿童群体内部分化和纵向追踪研究的必要性
当前，部分关于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的负面描述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不良环境的消极作用，忽视了个体发展的积极性和留守内部的差异性。同样环境下，有些留守儿童发展不良，而有些却发展良好。我们知道，是否受逆境的不良影响同个体的认知与人格有关，明事理、乐观、坚强坚韧等特点能够使个体把逆境当作机会和动力，奋发向上，这就是心理发展的“弹性”或“韧性”现象［32］。以往研究也表明，这些积极的情感可能会成为一种保护因素或发展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平衡、战胜环境的消极影响［33］。然而，目前关于留守儿童的个体因素，例如智力、性格特征、认知风格、韧性、主观感受等的研究还相对较少。留守儿童并不是一个不分化的群体，他们中间有适应不良的个体，也有适应良好的个体。通过对农村留守儿童内部差异的研究，可以探查该群体分化的原因，进而辨别和区分其中的保护性因素和破坏性因素，为心理干预和辅导提供策略和方法。
此外，目前关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研究多为横断设计，即探查同一时期不同年龄的农村留守儿童各种心理问题及其表现。但这些问题是暂时的，还是一直持续的？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和留守时间的延长，已有的心理问题会加剧还是会减轻？这是横断研究不能回答的，唯有纵向追踪才能揭示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动态变化。因此，今后应考虑开展纵向跟踪调查，探明农村留守儿童在留守的不同时期心理健康状况的动态发展，为不同留守时期的儿童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和辅导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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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精神卫生;对比研究;暂居者和移居者
【中图分类号】 R 179 R 395.6 R 19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10)01-0064-02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未来几十年间都将是我国人口流动快速增长的时期。目前我国约有2000多万流动儿童,以户籍为基础的儿童福利政策,导致流动儿童很难享受到正常的城市公共卫生服务,对其身心健康发展造成影响。目前国内以大中城市儿童为调查对象的研究显示,我国儿童心理健康状况总体不容乐观,心理健康问题逐年加重。该研究以深圳为主要研究地区,将户籍地不属深圳的务工经商人员子女作为研究对象,对流动儿童心理健康问题进行研究,并为其心理健康保健干预提供一些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分层随机抽取深圳市宝安区1所公立中学、2所民办学校的四～八年级的1335名儿童为研究对象(男776名,女559名),其中常住儿童386名,流动儿童949名。这3所学校都是该地区以流动儿童为主的学校,并有少部分常住儿童,对于研究流动儿童问题具有一定代表性。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研究的工具为《学生心理健康诊断测验手册(MHT) 》[1],适用于综合测验中小学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共有100个项目,8个内容量表、1个效度量表,除去效度量表后全部问卷项目得分累加为全量表分。8个内容量表分别是学习焦虑、对人焦虑、孤独倾向、自责倾向、过敏倾向、身体症状、恐怖倾向和冲动倾向。每个题项有“是”与“不是”2个选项,要求被试根据自己真实情况进行选择。该问卷各内容量表、效度量表、全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均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
1.2.2 评价标准 分量表记分采用10分制, 2个等级:0～7分为“正常”,8分及以上为“异常”。总量表:0～63分为“正常”,64分及以上为“异常”。
1.2.3 测试操作 以班级集中方式由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现场组织施测,在施测前由主试向被试说明施测的目的和回答问题的方式,然后分发问卷答题,按时完成,要求客观真实地反映自己的情况。
1.3 资料的整理与分析 数据全部以EpiData录入,用SPSS 16.0软件包进行统计描述、t检验及χ2检验。
2 结果
2.1 流动与常住男童MHT得分比较 流动男童的学习焦虑、对人焦虑、孤独倾向、自责倾向、过敏倾向、身体症状、总焦虑因子得分高于常住男童,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
2.2 流动与常住女童MHT得分比较 流动女童学习焦虑、恐怖倾向因子得分均高于常住女童,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
3 讨论
受调查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基本良好,筛查得分异常者约占12.00%～16.60%,这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2]。但是根据MHT得分越高心理焦虑状况就越重提示,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状况比常住儿童差。这可能与流动生活带来的种种问题加上深圳快节奏的生活方式等造成流动儿童心理不适有关。流动女童需要注意恐怖倾向[3]问题,可能因为女童胆小,更易对新环境不适、担忧、害怕。焦虑心理尤其是学习焦虑是流动儿童普遍的心理问题。有研究表明学习压力是影响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4-5],学习不仅内容复杂、枯燥,而且过度用脑甚至会导致注意力和记忆力下降,引起情绪低落、烦躁,影响儿童的心理健康。另外流动人口在文化、背景、生活方式[6]等与当地人不同,现实中的不平等造成的排斥、歧视感[7],也可能使流动儿童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加重了他们的心理负担。研究提示,社会、学校和家庭都应该重视儿童的心理健康[8-9]。儿童在学校的时间长,学校给儿童的影响是全面、深刻的,学校的教育目标、教育方式以及校风等对儿童的心理健康有重要的影响。流动儿童心理保健必须有学校的积极参与,还需要家长的良好配合,更需要儿童主动反思、自我保健,以及社会的大力支持,共同促进流动儿童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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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留守儿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由于父母双方或一方长期外出务工造成了家庭教育的缺位和亲情关爱的缺失，导致了他们出现了焦虑、孤独、情绪行为、自尊缺失等问题。监护人、学校、社会等方面的因素影响着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文章通过对已有研究的梳理，探寻今后研究的方向，为今后3~6岁留守儿童的研究提供依据。
关键词 留守儿童；家庭教育；亲子关系；社会支持
中图分类号：G6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5）06-0029-02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地方高校部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肇庆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广东省3-6岁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 (项目编号201310580019),肇庆学院教学改革项目“肇庆学院学生学术引导的实践与研究”（项目编号：JGZB201202）的研究成果。
一、留守儿童的界定
研究者的视角不同，对留守儿童的界定也不同。冯建等认为，“留守儿童是对我国广大农村、城镇地区存在的一种特殊儿童群体的称谓，主要是对由于儿童双亲或单亲外出打工而造成的一种亲子离异现象的描绘。”吴霓等认为，“农村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单方外出流动到其他地区务工，而把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农村，由父母单方或孩子的长辈、亲戚代为抚养、教育和管理的儿童。”范方等人的研究认为，“留守儿童是指其父母双亲长年外出打工而被留在家乡，需要他人照顾的未成年孩子。”周福林等人认为，“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而被留在户籍所在地，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的未成年人。”由此可见，留守儿童有一个共同点，即父母双方或一方没能与孩子在一起生活。
因此，要界定留守儿童这一群体，必须把握以下三个特点：第一，生活在农村或城镇地区的儿童；第二，父母双方或一方长时间外出务工，不能与其生活在一起的儿童；第三，由父母以外的人承担照顾和抚养义务的儿童。留守儿童的出现，意味着儿童的监护权发生了变化，原来由父母双方共同监护变为由父母一方或父母之外的人监护，监护的方式主要有隔代、上代和自我监护三种。留守的类型也可以细分为儿童单独留守、儿童与父亲留守、儿童与母亲留守、儿童与父亲和其他亲属留守、儿童与母亲和其他亲属留守、儿童与其他亲属留守等六种。以上特点不仅是判断是否属于留守儿童的要素，同时也表明了留守儿童这个群体的基本生活状况。
二、留守儿童的相关研究
1.留守儿童现状研究。
（1）留守儿童数量急增，总体规模扩大。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推算，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占农村儿童总数的37.7%，占全国儿童总数的21.88%。与2005年相比，五年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增加约242万。
（2）留守儿童年龄结构发生变化，学龄前留守儿童快速膨胀。全国妇联课题组2013年的调查发现，学前农村留守儿童（0~5岁）占农村留守儿童总数的38.37%，比2005年增加了47.73%；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为2948万，其中小学（6~11岁）和初中（12~14岁）分别占农村留守儿童总数的32.01%和16.30%。与2005年相比，小学和初中阶段留守儿童共减少315万，降幅为9.65%。可见，学前留守儿童快速膨胀，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呈减少趋势。
2.留守儿童身心健康状况研究。刘正奎的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儿童在状态焦虑水平上明显高于父母均在家的儿童；年龄越小时父母就离开的儿童，其焦虑水平越高；父母与留守儿童的联系频次对其焦虑水平也有重要影响。刘宗发的研究显示，留守儿童的孤独感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的年龄和父母外出情况对其孤独感的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随着年龄的增加和年级的升高，留守儿童的孤独感呈递增趋势。程黎的研究显示，父母一方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的自尊水平明显地高于父母双方均在外打工的儿童，而父母双方均在家儿童的自尊水平与父母一方在外打工的儿童之间没有明显差异。对年幼的儿童来说，他们娇弱的身体需要父母的关爱，他们幼小的心灵需要父母的呵护，他们懵懂的情感需要父母的引导。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家庭教育的缺位，亲情关爱的缺失，导致他们在焦虑、孤独、情绪障碍、自尊等方面的问题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
3.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研究。刘宗发提出：“对于留守儿童自身而言，要意识到社会支持对个体成长的重要意义，积极主动地寻求社会支持，提高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叶敬忠认为，随着父母外出打工后留守儿童的社会网络也发生了变化，留守儿童与外出者关系疏远，而与现实生活中密切联系的成员的关系有所加强。曹建平认为留守儿童成长方式具有一些明显的特点：“社会支持的朋辈性、亲子关系的残缺性、教育管理的松散性、社会交往的闭锁性和自主性。”王秋香认为，“由于父母的外出，父母和家庭在留守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逐渐弱化，同辈群体会对留守儿童的社会化产生消极影响。”不难发现，同辈群体的支持对留守儿童成长的影响利弊兼具，如何进行正确引导，挖掘同辈群体支持的积极因素，消除消极影响是留守儿童教育中的一大难题。
三、影响留守儿童心理发展的因素
1.监护人因素。留守儿童监护人的研究发现，亲属有物质使用问题、犯罪史和教育技巧低等都会导致儿童再次进入寄养系统的高风险。父母和看护人的温暖理解或支持温暖等方式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有积极意义。叶敬忠认为，“母亲作为监护人的留守儿童在生活上能得到较好的照顾，而隔代监护下的留守儿童问题最多。”另有研究者发现，对留守儿童而言，即使父母双方均不在身边， 但只要父母与孩子的沟通得当， 监护人积极给予“替代性”父母情感和责任，这样的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发展水平相似甚至发展得更好。可见，监护人的选择对留守儿童成长有重要意义。
2.父母因素。
（1）留守儿童与父母联系的频率和亲密度。雷雳等指出：亲子沟通和儿童心理行为问题之间有着密切关系，良好的沟通可以促进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发展，异常的沟通则造成反社会性或非社会性心理行为。如果留守儿童的情感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亲子关系日趋消淡，他们难以获得良好的自我感受、产生安全感和自尊心，从而导致心理上的敌意和焦虑。
（2）家庭的完整性。单亲家庭中的留守儿童，他们的不安不仅来自父母离开自己，还有父母的离异或离开。徐阳的研究发现，单亲留守儿童既要承受家庭破裂的压力还要承受单方父母外出的压力，这些儿童大部分是问题儿童。
（3）留守类型。有的留守儿童是由父母中的一方养育，有的由于父母双方的离开处于亲属寄养状态中。戴柔儿的研究分析，辗转于不同家庭中的留守儿童会面临特殊的心理发展任务：维持于父母的心理连接，维持与寄养家庭代养者的心理连接，平衡与父母、代养者之间的心理连接。
3.学校因素。
（1）学校办学模式。肖敏等人的研究发现，相对于非寄宿制留守儿童，寄宿制留守儿童情绪管理能力增强。这表明寄宿制可能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与情绪管理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学校作为儿童主要的活动场所之一，对儿童的健康成长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资源匮乏的地区，为了儿童能健康成长，减少安全事故，寄宿制学校不失为一个好的办学模式。
（2）同伴关系。彭丽秀等关于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与同伴关系分析的研究显示，同伴关系与生活满意度、正性情感与同伴关系呈显著正相关；并与生活满意度的各维度呈显著相关。当儿童没有办法与父母随时联系，缺少关爱时，同伴关系给予了留守儿童情感上的支持。
4.社会因素。
（1）留守儿童的数量。“相对剥夺感”是指当人们将自己的处境与某种参照物相比较而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所产生的受剥夺感。当一个村庄留守儿童数量较多，甚至成为主流群体时，儿童对父母外出打工产生一种共识，不感到陌生，他们就没有相对剥夺感的出现，从而减轻了他们的心理压力。
（2）当地的风俗文化。同一姓氏集居的村落，具有血缘关系，村里成员的监管对儿童行为有较好的影响，留守儿童也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和关爱；具有优良教育传统、重视儿童教育的村落，也会对留守儿童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3）当地的治安状况。蔡澄邰等人的研究发现，由于放学后学校管不了、父母无法过问、祖父母放任也难管，导致放学后时间成为管理真空时间。而近年来农村小镇上一些公开的或隐蔽的网吧，大量招徕甚至引诱在校学生，儿童容易受到不良影响。此外，农闲时节，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无事可做就会，许多留守儿童的代管监护人也参与其中，这对儿童的成长产生不良影响。
四、留守儿童研究的展望
以往的研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留守儿童成长中的问题，这对今后的研究和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有一定的帮助，但我们也发现研究中的一些不足，可作为今后研究的方向。
1.研究对象的选择。留守儿童的年龄结构已发生变化，学前儿童成为留守儿童的主流，目前研究的关注点主要在学龄期（小学和初中），关于学前留守儿童的研究还比较少，这是今后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2.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已有研究大多采用调查研究的方式，这样的研究结果受到研究方法本身的限制。就留守儿童问题本身来说，量化的研究方法过于粗放和简单，观察法、访谈法、叙事法、行动研究法等质性研究方法可能更能发现某些重要的内容。
3.研究的地域性。留守儿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其出现与我国经济的发展有关，所以它的存在必然与区域经济发展有关，各地的留守儿童状况如何，存在哪些差别？如何针对地域差别给予相应的教育建议？这也是留守儿童问题研究的重要应用价值。
4.关于留守儿童的教育策略问题。留守儿童现象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现象，要解决这个问题，必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我国城市化进程还未完成的情况下，如何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是当务之急，解决这个问题的对策和建议应从实际出发，才能真正为促进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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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儿童文化研究；儿童文化；化；20世纪90年代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12）11-0047-05
一、研究回顾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研究热波及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90年代，文化研究经由澳洲，中国台湾、香港继而传入内地，很快内地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研究热。正是在这个时期，儿童文化逐渐进入国内学者的研究视线，成为研究热点问题之一。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儿童文化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笔者在中国知网上以“儿童文化”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1990～2011年间共有98篇论文，其、硕士论文6篇。有代表性的专著是南京师范大学刘晓东教授的《儿童文化与儿童教育》、边霞教授的《儿童的艺术与艺术教育》。另外，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院长方卫平教授主编的大型学术丛刊《中国儿童文化》，目前已出版六辑，收录了近年来国内儿童文化研究的一些代表性成果。可见，国内对儿童文化的研究已初具规模。纵观近20年来国内的儿童文化研究，总体来看大致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儿童文化的概念
从检索到的文献来看，国内较早提出关于儿童文化概念的学者是邹义华、李超彬（1991），他们认为儿童文化是指“在既定的现实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在社会主流文化的引导下，反映儿童社会群体生活状况，体现儿童身心特点，为儿童共认、共有、共享的文化”。这个概念强调儿童文化的时代性、群体性及对社会文化的依赖性。在这个概念的启发下，张东娇认为“儿童文化是在社会大文化背景下，在化模式与社会化模式的引导下，为儿童所共认、共创、独有、独享的社会群体文化”。〔1〕这个概念充分认识到了化对儿童文化的影响作用，而一个“共”，一个“独”，揭示出儿童文化的本质属性：“共”表明儿童文化首先是群体文化；“独”表明这种群体文化的主体是儿童，而不是成人，它有自己的特色，但它是在化的引导下形成的。此后，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赋予儿童文化以新的内涵，对儿童文化的概念界定也推陈出新，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刘晓东、边霞等人。边霞（2001）从儿童文化与化的区别出发，认为“儿童文化是儿童自己的文化，是一种以儿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来决定其价值和标准的文化，它基本上是一种口语文化。化则是建立在成年人规定的价值、理念和标准之上的，是一种文字性的、抽象的文化”。这个概念的侧重点在儿童的精神和行为层面，强调儿童这一群体特有和共有的生存方式。受此概念影响，杜晓利认为“儿童文化是儿童自己在与同伴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儿童之间相互认可的文化，是一种以儿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来决定其价值和标准的文化”。〔2〕这一概念增加了对儿童文化是如何生成的描述，强调儿童文化是儿童群体之间交往的产物。而走在儿童文化研究前沿的刘晓东则认为“儿童文化是儿童表现其天性的兴趣、需要、话语、活动、价值观念以及儿童群体共有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的总和”。〔3〕这个概念延续了其儿童精神哲学研究的思路，从内隐的精神生活和外显的文化生活两个方面，初步建立了儿童文化研究的基本框架。
2.儿童文化的特征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张东娇从儿童处于预期社会化过程的角度出发，认为预期社会化决定了儿童文化具有开放性、可塑性、模仿性、夸张性等特点。〔4〕邓琪瑛则认为儿童文化具有“两端”属性，这“两端”属性指的是儿童的“原初性”和“可塑性”。“原初性”是儿童与生俱来的本能，也是儿童文化精神的核心所在，可用“童心”来概括；“可塑性”是指儿童后天培养的可能性和上升空间，有效方式是教育，这两者构成了儿童文化的双重属性。〔5〕这里阐明的是儿童文化内在本质的规定性以及化对儿童文化的侵染和影响。裘指挥（2003）认为儿童文化具有形象性、非功利性、过渡性、非正规性、多样性、开放性和互补性。这一分析初步归纳了儿童文化的特征。后来，有学者站在当前社会大背景下，把儿童文化特征归纳为整体性、超现实性、游戏性、自主性、开放性。〔6〕这一分析体现了儿童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动态变化的特点。刘晓东对儿童文化特征的概括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他以诗性哲学的语言描绘了儿童文化的特征：儿童文化是诗性的、游戏的、童话的（或神话的）、梦想的、艺术的，是好奇的、探索的，是从本能的无意识的逐步迈向意识的，是历史沉积的，因而是复苏的，是转变的、生长的。〔7〕尽管有学者对这些用诗一般语言描述的儿童文化特征有所质疑，但刘晓东对儿童文化诗性、游戏等特征的归纳，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也有学者从学校文化与儿童文化的对比分析中发现，儿童文化具有“生态的整体性、游戏性、直接参与、原发性、想象力、乐观主义、冒险等等特性”。〔8〕对儿童文化特征的概括，较为全面的是边霞（2000），她认为与化相比，从表现方式上看，儿童文化是一种整体性文化；从思维方式上看，儿童文化是一种诗性逻辑的文化；儿童文化的核心是游戏精神。这一表述从行为到精神层面对儿童文化的特征作了全方位解读。
3.儿童文化的功能
从已有研究来看，大多数学者是从儿童文化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来谈儿童文化功能的。有学者认为，儿童文化是一种满足儿童需要的文化，儿童文化为儿童发展自我意识，产生自我教育的动力，掌握自我教育的手段，找到自我教育的榜样，并把它内化到自己的心理结构中去提供了场所、方法、手段（邹义华、李超斌，1991）。还有学者指出，儿童文化是儿童预期社会化的中介，具有桥梁作用，也是儿童自我发展的铺垫。〔9〕这两种观点都认识到儿童文化对儿童社会化具有中介、桥梁或纽带作用，是必经之路。刘晓东更是在充分肯定儿童文化除了有对儿童身心发展给予滋养的作用之外，还引用华兹华斯的诗句“儿童是成人之父”，指出儿童文化对化具有反哺、拯救功能，正如他所言，“儿童的心灵、儿童的世界、儿童的清纯、儿童所具有的自然天性对成人的心灵和世界具有反哺功能”。〔10〕在儿童文化功能方面论述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郑素华的《生存·游戏·确证——论儿童文化的功能属性》一文，文中指出，儿童文化既构成儿童生存的现实，又构成儿童对现实生存的理解、叙述和表达，儿童文化的这一深度图景，在功能属性上显现出儿童文化与儿童生存之间复杂的关联；儿童只有在游戏时，他才是儿童。潜藏在儿童文化中的游戏，对儿童的生存具有卓越的意义。儿童文化体现的是一个完整、多样、丰富的儿童世界，在生存理解所实现的秩序化方面，它显现为儿童对自我力量的确证和所属共同体的认同。〔11〕这一论述关注的是儿童文化的内部功能，但对儿童文化所具有的巨大外部辐射功能有所忽视。
4.儿童文化的生成
在探究儿童文化是如何生成时，大部分学者都认识到化对儿童文化的巨大影响，可以说，儿童文化是在化的引导和扶持下建立起来的。刘晓东从儿童社会化的角度出发，认为儿童本身是社会成员，儿童的成长离不开社会文化，儿童的社会化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因此在社会化过程中必然受到化的影响。由于化并不总是理想状态，所以儿童文化的生成过程是“成也萧何败萧何”。〔12〕也有学者将儿童文化的生成分为两个部分来理解：一是儿童自己创造的文化，即儿童文化是儿童作为文化的参与者而进行文化创造的结果，如某些儿童发明的游戏、童谣等，他们自觉地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描述；二是关于儿童的和为儿童的文化，即由成人为儿童创造和设计的种种文化，诸如儿童教育、儿童文学、儿童艺术、儿童游艺、儿童心理等，这部分中成人起关键作用。〔13〕可见儿童文化与化之间具有天然的亲密关系。儿童文化除了受化的影响之外，也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儿童文化是儿童群体自己建构的文化，是儿童群体特定的生活方式。它普遍存在于儿童的交往、游戏与生活之中，包括幼儿园一日生活、家庭生活、社区生活等等。〔14〕还有学者（裘指挥，2003）认为儿童文化在形成过程中要受到儿童的身心特征、群体同伴交往、师往的相互作用以及家庭和社区的影响。在探究儿童文化的生成问题时，除了立足儿童是这一文化创造主体之外，还要把儿童文化问题与人类整体文化结合起来进行全面思考，因此有学者提出应当把儿童文化的生成放到儿童文化诞生的总体社会文化土壤中去。儿童文化是文化传递的产物，儿童文化是习得的，儿童文化的生成是一个濡化过程（濡化是发生在同一文化内部的、纵向的传播过程，即下一代文化对上一代文化的学习和保持，并受上一代文化较大的影响）。濡化构成儿童文化最显著的生成性特征，它体现为既有文化对儿童内在精神与心理的型塑（形塑是由英文shaping翻译而来，类似于塑造）、不同社会中儿童的养育模式、成人的儿童观对儿童文化呈现形貌的规约。作为高级濡化活动的教育在儿童文化生成中起着关键作用，其中现代学校儿童文化或校园儿童文化的出现，显示了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对儿童文化生成的直接影响。〔15〕由于这一观点对儿童文化所具有的与生俱来、先天性特质的关照有所忽视，因此有学者指出，儿童是集天性和文化性于一身的，儿童期是天性和文化性角逐最直接、最激烈的时期，在儿童天性与文化性这对矛盾体中，单纯强调以文化“化”天性或者天性至上都是不全面的，儿童从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是天性与文化性的相互作用，其结果便是形成了独特的儿童文化。〔16〕在儿童文化生成问题的探讨上，比较全面的是钱雨，她在阐述儿童文化的发生机制时指出，“儿童文化的形成与发生既包括先天结构的影响，也受到后天生长环境的熏陶与感染。前者体现为人类种族历史与生物遗传特性的作用，后者则主要包括了儿童同伴与化的影响”。〔17〕可见，儿童文化是在先天和后天双重力量作用下逐渐生成的，而儿童文化所具有的先天性与后天性的双重属性也逐渐被学界广泛认同。
5.儿童文化与化的关系
文化作为一定社会群体共有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已具备了差异性、多样性的特质。〔18〕因此，在差异基础上产生的文化冲突是必然的。儿童与成人是一组相对概念，没有成人就没有儿童，反之没有儿童也就没有成人，儿童文化研究的起源也是基于对两者差异的认识。关于儿童文化与化的关系问题，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看法。通过对文献梳理后发现，研究者主要从儿童文化与化的关系是冲突还是共生，是对立还是统一这一角度来思考和探讨儿童文化与化之间的关系的。持对立说或者冲突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是从化对儿童文化的控制、侵略、渗透等角度来谈如何保护儿童文化的。当然，大部分学者认识到儿童文化与化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水融关系（也有学者称之为共生关系）。刘晓东指出，“儿童文化是演进着的，其目的地是化，任何化的目的地又是儿童文化。化是在儿童时期所建构的身心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持续进行的经验重构，成人中的伟大人物都是像儿童一样的人；成人通过与儿童的交往而将化传递给儿童，其中部分化被儿童所吸收，成为儿童生命和生活中的内容。儿童和成人可以而且必须在互补和互哺中相得益彰”。〔19〕边霞（2001）则认为儿童文化与化分属两种文化，两者的标准、感受方式和思维方式不同，相遇时，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化与儿童文化冲突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化对儿童文化的压制。然而，儿童文化与化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他们处在一个连续体上，化要向儿童文化学习，儿童文化也必然会向化发展和演进。更有学者从主体间性的视角来审视两者的关系，他们认为，化与儿童文化是和而不同，是互为条件的共在；化与儿童文化之间必须进行对话交流，必须承认普遍共有的规范，默认共同的规则，这样，两种文化才能达到“美美与共”的境界。〔20〕可见，儿童文化与化作为人类文化大家庭中的两种典型形态，儿童文化作为两者相互交往的主体，他们通过对话交流，遵守共同的规范，达到共识与融合，共同生成“美美与共”的人的和谐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和谐谱写了人类美好的明天。
二、研究不足与展望
纵观国内学者20年来对儿童文化的研究，我们发现，研究大致呈三条主线，一是对教育机构中教育对象（比如幼儿、小学生、中学生）这一特定群体的文化特性进行探讨，研究者往往把儿童文化放到学校文化这个大系统中去考察，将儿童文化界定为一种亚文化或边缘文化，以郑金洲、谢维和为代表。二是在媒介迅速发展以及教育的异化导致童年日益消逝的背景下，一些学者提出“捍卫童年”“把童年还给童年”“保卫童年”等口号，他们强调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截然不同，应保护儿童纯真、善良、富于幻想的精神世界，反对化对儿童的侵略和渗透，主要以卜卫、李镇西、刘铁芳为代表。三是强调关注儿童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特征，他们认为儿童的生活、精神世界不同于成人，有自己的生长逻辑，因此儿童文化有其独特性，它与化是一种生态式的共生关系，主要以刘晓东和边霞为代表。尽管国内学者在对儿童文化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但由于文化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我们对儿童和童年依旧所知不多”。〔21〕在分析目前对儿童文化研究种种不足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未来对儿童文化的研究，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深入。
1.对儿童文化本质的认识有待深化
我们看到，学界对儿童文化本质的揭示不断深入，从最初的“儿童没有文化”到“儿童文化是儿童社会化的桥梁”再到“儿童文化是一种整体文化”“儿童文化是儿童群体共有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综合”。这一演变呈现出研究正逐步触及儿童文化的内核。但是，由于文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正如伽达默尔曾说过的，“也许我们知道文化和自己息息相关，然而倾尽自己所知也不见得可以讲出文化是什么”。〔22〕研究者总是从某一特定的视角来考察儿童文化，这会受自身知识背景、价值观、方法论或个人旨趣的影响，往往很难从整体上准确把握儿童文化的本质。因此，对儿童文化进行跨学科研究，运用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儿童文化，将会使我们逐渐逼近儿童文化的本质，逐步看清儿童文化的庐山真面目。
2.对儿童文化功能的认识有待全面
无论是把儿童文化看作是社会化的桥梁，还是认为儿童文化对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对儿童的生存、游戏及自我确认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认识都是站在儿童的立场上来谈儿童文化功能，或多或少忽视了儿童文化的外部功能，如对化以及整个人类文化的滋养等。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儿童文化中包含着先天与后天两部分的内容。和其他文化相比，儿童文化有相当部分的内容是先天的、自组织的。这种自然生成的先天文化结构与人类种族的发展历史密切相关。后天的则主要受同伴和化的影响”。〔23〕可见，无论是儿童文化中先天的还是后天的部分，整个人类群体文化对儿童文化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反之亦然。成人和儿童应当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互补互哺，才能共同成长，相互拯救。儿童文化与化只有互补与互哺，人类才有可能拥有更为美好、更为文明的未来”。〔24〕显然，儿童文化对化甚至是整个人类文化的巨大反哺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将儿童文化置于人类整体文化中去分析、考察，将会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儿童文化功能。因此对儿童文化外部功能的研究将是今后儿童文化功能研究的新领域。
3.儿童文化研究要更关注儿童的年龄阶段特征
儿童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从年龄跨度来看，比较普遍的说法是0～18岁，这么大的年龄跨度，要全面把握是比较困难的。更何况，学龄前儿童、小学生、中学生在身心发展的诸多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分年龄阶段来考察儿童文化也许会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儿童文化本质打开另外一扇门。当然，分年龄阶段开展研究是为了使研究更具有针对性，而不是肢解儿童文化，毕竟儿童文化存在儿童共有的、稳定的、历久弥新的特质。当前儿童文化研究领域已有学者注意到了这点（钱雨，2005；张晓玲，2005），他们都将儿童文化研究的对象聚焦在学龄前儿童及小学生阶段（12岁以下）。可见，分年龄阶段来考察儿童文化是今后儿童文化研究的新趋势。
4.儿童文化研究的方法有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目前儿童文化研究在方法上较多采用的是哲学研究法、历史学研究法、文献研究法等，比如刘晓东在考察儿童文化本质、儿童哲学、儿童精神等理论问题时多从哲学角度及历史视野出发。随后，一些有着丰富儿童教育经验的研究者，尝试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案例研究法等），对儿童文化进行描述性、解释性研究，然而，这些方法往往还是不能透彻解释儿童文化现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事实上，儿童文化领域是异常广阔的，对儿童文化进行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也应该是多元的。因此，对儿童文化的研究要广泛运用诸如心理学、生态学、人类学等学科研究法以及行动研究、田野考察、叙事研究等具体研究方法，丰富和完善儿童文化研究，这也应是今后儿童文化研究的新的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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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留守儿童 亲子分离 心理状况 研究方向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上官子木在《“留守儿童”问题应引起重视》一文中提出了“留守儿童”的概念，并呼吁社会给留守儿童问题更多的关注，而这一个特殊的群体直到2002年才得到媒体、学术界、社会的广泛关注。时至今日，留守儿童已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群体。
本文主要以近8年来国内对留守儿童心理状况的研究为基础，对亲子分离现象对心理状况的影响进行概括，就存在的主要问题等方面进行分析，为留守儿童的心理成长及塑造健全人格提供借鉴。
1 相关概念及背景
从现有文献分析，研究内容主要是农村地区亲子分离现象对留守儿童心理状况的影响。
1.1 关于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一般指的是父母双亲或者其中一方外出打工，而把未满18岁的孩子留在老家，是农村流动人口在户籍地以外谋生时把其未成年的子女留置户籍所在地而产生的社会群体。从留守儿童的亲子关系类型大体可划分为四类：一是单亲子关系，即父母亲一方外出务工，而另外一方则留在户籍所在地生活和照顾孩子；二是隔代抚养，即父母双亲均不在孩子身边，由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代养孩子，这是目前国内最普遍的一种；三是将孩子寄养在其他亲戚朋友家中，四是零亲子关系，只有儿童独自生活，自己照顾自己。
1.2 留守儿童的成长现状
与正常成长的家庭儿童相比较，留守儿童与父母亲长时间分居异地，家庭的沟通不完善，互动形式也相对单一，家庭内部关系也比较疏远，父母亲没有足够的时间留在家中关心孩子，同时，农村地区教学资源匮乏，学校也很难关注到每一个孩子的成长，社会的力量更远远满足不了留守儿童的成长需求。
1.3 留守儿童的心理状况
许多留守儿童长期生活在缺乏双亲疼爱，缺乏家庭温馨的环境下，心理健康问题特别突出，或因抑郁寡欢而脾气古怪，或因缺少关爱而孤僻内向，或因自闭盲目而自卑顽固。调查资料显示：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检出率高达57.14%。总的说，目前国内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低、心理问题突出，主要表现在社交、焦虑、敏感自卑、孤独感、抑郁等。
2 亲子分离与心理状况关系的研究进展
文湘兰（2012）研究显示，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相比，具有较高的情感总分，其差异具有显著性（F=5.37，P
卫利珍（2009）通过亲子沟通特点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各维度及总分的多元线性回归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亲子沟通尤其是亲子缺乏沟通以及父亲沟通内容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有较强的预测力。也有学者研究表明，父母亲情的缺失对儿童心理发展造成重大的影响，亲子关系残缺对留守儿童造成的首要影响即情绪、情感发展问题，许多心理问题的存在都与他们的情感诉求得不到满足有关；而且儿童不定期地与父母分离，家庭环境的不稳定使他们难以寻求安全感和归属感。
以上研究表明，亲子分离在沟通上、关爱上、教育上对留守儿童的日常生活起居有很大的影响，与儿童心理状况的改变有很大的关系。
3 未来展望
国内关于亲子分离对留守儿童心理状况影响的研究起步较晚，近8年来已经取得良好的进展，有一定自主研究的成果。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未来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应重视以下几方面。
3.1 重视亲子分离的内涵
目前国内许多研究学者简单地将亲子分离理解为父母与孩子分离两地或者其中一方与孩子长期分居异地，但往往忽视了亲子分离的多种性质。实际上，亲子分离的性质是包含了分离形式、分离时间、亲子联系频率、父母回家频率、分离时机等多层面的内涵。故研究者需要根据亲子分离的不同性质对留守儿童心理状况的影响做更加细致的分析。
3.2 建议制定适合的本土化调查问卷
近年来我国对亲子分离对留守儿童心理状况影响的研究数量增长迅速，但大多数是采用地方性的小样本进行问卷派发，较多采用儿童抑郁自评量表、状态-特质焦虑问卷、症状自评量表（SCL-90）等，然后采用统计学方法算出其相关关系，再展开讨论。在以后的相关研究中，建议可以根据我国目前社会环境特点制定适合我国留守儿童情况的量表，建立常模，用以数据测量，进一步深化研究空间。
3.3 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亲子分离现象对儿童心理状况的影响
亲子分离对留守儿童心理状况的影响机制非常复杂，并非一般研究所假设的那么简单。鉴于亲子分离的多重性质，故笔者认为分离现象对儿童心理状况影响的因素也是多重性的，将多个影响因素的统计资料进行计算，在此基础上建立回归分析方程，利用多维度的回归方程去研究亲子分离对儿童心理状况的影响，会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3.4 研究群体范围的扩大化
现阶段我国对于留守儿童的研究主要是地方性质，一般以某市某地区农村的小型研究为主，仅适用于当地而不具备广泛性。因此，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我国留守儿童的现状，应该把研究对象范围进一步扩大，使被试结构更合理、更综合化。
3.5 横向研究与纵向研究相结合
目前国内已有的关于留守儿童的研究基本上都是横向研究，结果建立在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进行对比的基础上，而缺乏对被试的追踪研究。在不同时期对同一批留守儿童的心理状况进行追踪，以此来描绘关于留守儿童心理状况变化的动态曲线，可以准确找出影响因素，为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成长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 江立华.留守儿童问题构建与研究反思[J].人文杂志，2011（3）.
[2] 刘春燕，尉海东.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分析[J].科教导刊，2012（3）：244-245.
[3] 周静.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缺失及对策[J].考试周刊，2012.65：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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