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FSI提交的主题报告中，吴晓求教授首先指出，在金融市场飞速发展的今天，中国金融领域有很多理论问题需要进行研究。在他看来，以下几个理论问题在中国目前尤为重要：
（1）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关系问题。
吴晓求教授认为，由于客观的、历史的种种原因，我国的货币市场发展要比资本市场发展滞后。但从总体上说，资本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没有货币市场的发展来支持，资本市场很难有进一步的发展。没有相应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的发展缺乏风险规避和风险流动的调节机制。因而在现阶段，研究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关系对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金融体系的发展，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关系是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原因及特点是什么？这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我们的研究不能停留在二者只是相互依存、相互发展的关系这个层面上，应该深入研究一下市场运行状态的改变、资产形态的改变以及资产流动性的提升对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关系的影响是否存在？国际游资的大规模流动使得两个市场的界限不是很清楚。虽然我们可以从期限上来划分两个市场的界限，但是从资金本身的性质来看，有时是很难划分的，所以还应研究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实践中应如何区分的问题。
（2） 银行信贷资金与股票市场发展之间的关系。
吴晓求教授认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关系理论研究的背后含义就是银行的资金和资本市场的关系问题，或者更明确的说，就是研究信贷资金在什么条件下、通过什么管道进入资本市场的问题，以及如何设计这种有益的、必要的管道。他认为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对国内外的发展历史做出清理：首先要理清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理论关系；其次，国外在历史上银行资金进入资本市场上的管道有哪些，这些管道有什么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制定什么样的规则来规避这些消极作用？第三，我国目前在打通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关系时有哪些通道和规则，哪些通道是有益的、哪些是有害的？有些管道无论是对货币市场还是对资本市场都是有害的，有些管道则对资本市场有利，对银行自身的业务有所提升。对这些问题需要进行正确的评价，需要作详细研究。 吴晓求教授在报告中指出，银行信贷资金无论通过什么管道进入资本市场，都有一个如何认识潜在的信用危机问题。实际上，“中科系”事件已经给我国提出了这个警示。虽然商业银行信贷资金原则上不能进入资本市场，但股票质押贷款政策在银行资金与资本市场之间建立了一个管道。在股票质押贷款过程中客观上存在一个信用创造问题，因此我们要关注这种信用创造可能引发的资本市场的潜在风险和危机。
（3）金融业的发展与监管模式问题。
吴晓求教授谈到严格意义上的金融业的分业发展要求资金界面分得非常清楚。在这种模式下，银行信贷资金无论通过什么方式进入资本市场都是不允许的。但实际上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突破了《商业银行法》的某种界限，所以分业发展的模式实际上已经慢慢地受到挑战，银行资产已潜在地包括了股票这种股权性资产。我国传统商业银行如果不寻找新的业务平台、不创造新的投资工具、不改变资产结构，将难于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竞争。所以，如何正确看待这种分业发展和分业监管的模式，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4） 货币政策和资产价格的关系问题。
吴晓求教授认为这个问题的政策含义就是货币政策制定应在什么范围内、什么程度上来关注资产价格的变化。这涉及到货币政策是否有效、货币供应量是否充足以及资本市场上资产价格的变化是否真的反映经济增长的实际状态等问题。 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既是竞争的对手，又是协作的伙伴，两者截然分离的时代已经不存在了。如何建立一个包括发达的货币市场和健康的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体系，是提高我国的金融竞争力的重要步骤，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战略性课题。
二、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
FSI报告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关于“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
FSI研究组认为，自7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金融创新、放松管制和金融全球化使得主要以美国为代表的工业国家资本市场发展日益深化与广化，传统的货币政策目标与操作体系面临着愈来愈多的挑战。过去20年来，各国中央银行虽然在控制商品与劳务的通货膨胀方面已经取得很大成效，但是对于资产价格的膨胀，却难有对策。80年代末,日本、北欧资产价格膨胀引发的“泡沫经济”对其经济造成了长期不利影响； 90年代后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各国资产价格明显地偏离实体经济上涨的趋势更是引起了决策部门普遍担忧。例如，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多次呼吁有关方面加强对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关系的研究。
FSI研究组认为，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资本市场发展迅速，各种可交易金融资产总量急剧增加，因而，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化对各种宏观经济变量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制度性变革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传统的货币政策，立足于保持币值稳定，多将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作为目标；但是一般价格水平的反映的是当期消费成本的变化，如果居民财富总量中金融资产比重较大，从整个生命周期的角度看，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化也会影响当期的消费选择和消费成本，因此，至少从理论上看，将一般物价水平作为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是不完全的。实践中，人们还发现，资产价格的过度上升往往出现在一般价格水平比较稳定的时期。
（2）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中，传统的、教课书式论述的是凯恩斯的理论，即央行的政策调整先影响市场短期利率，再传导到长期利率，影响投资水平，进而影响实际经济。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如果资产存量较大，短期利率的变化，会引起各种资产价格相对水平的广泛调整，通过财富效应影响消费，通过企业净价值变化影响企业的借贷成本和借贷能力，从而影响社会信用规模和实际经济活动。
FSI研究组认为，虽然从理论上不能说明资产价格的变化对货币政策的意义，但是在实践上，目前各国中央对货币政策操作是否要考虑资产价格因素普遍持较为谨慎的态度。其中主要原因在于，资产价格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变动不拘的心理预期左右，定价基础很难把握，中央银行缺乏影响、控制资产价格的有效手段。如果货币政策将资产价格纳入调控范围，可能会引起投资者的“道德风险”，导致资产价格更大的波动。
三、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关系的实证研究：国际视角
为了动态地把握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关系，FSI报告系统研究了成熟市场国家的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关系以及这些国家银行资金进入证券市场的监管及其演变，样本为美国、德国和日本。FSI研究组希望从这些样本中找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供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借鉴。
（1）国际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关系的演变
FSI研究组分别对二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末金融创新浪潮以来美国、日本以及德国三个国家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关系的演变作了历史的回顾。
1、美国。美国自60年代掀起的金融创新浪潮，极大的推动了货币市场的发展，突出表现在货币市场涌现出许多新的工具，如大额可转让存单（CD），出现了新的子市场，如商业票据市场、可转让存单（CD）市场等。80年代后，美国货币市场与国际货币市场的关系日益密切，尤其是欧洲美元市场的迅速膨胀使得两者的关系更加复杂。美国国内货币市场的发展和强大的国际货币市场为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与资本市场共同构建起美国以直接金融为主的金融模式。 2、日本。70年代末，日本启动了以金融自由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为主要内容的金融改革，进而相继建立和发展了拆借市场、票据市场、回购市场、大额定期存单转让市场、银行承兑票据市场等货币市场，并先后向证券公司开放，极大的解决了证券公司的短期流动性需求，同时也为证券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巨额的资金支持。随着1998年的“大爆炸”，日本银行、证券和保险开始实行混业经营。银行业和证券业的融合打破了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传统界限，银行和证券公司通过各自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上的综合性业务将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密切的联系起来，实现了资金在两个市场的无障碍自由流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逐步走上了相互融合的发展道路。 3、德国。德国金融体系的典型特征是占统治地位的“全能银行”。全能银行不仅提供银行服务，还从事有价证券业务，很多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工具都是由商业银行创造出来并由其来操作的。德国金融体系的这一特点导致了德国的资本市场对其货币市场较强的依赖性。
（2）国际信贷资金与资本市场关系的演变
在历史的考察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关系的基础上，FSI研究组深入地考察了美、日、德三国信贷资金与资本市场发展之间的联系。
美国的金融业非常之发达，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和灵活度很大，这不仅得益于中央银行得力的监管，也与美国整个金融体系的构架密不可分。在美国，金融体系从微观到宏观是一个统一的网络体系，金融机构对资金如何运作完全是金融机构自身微观层面上的选择，监管部门只是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构建出一个框架加以督促和约束。因此，在信贷资金进入证券市场方面，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并没有明文限制，更多的是靠金融机构自身进行的微观层面的管理。美国的这种模式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就在于应该将着眼点放在健全和发展整个金融体系上，其中重中之重是加强各经济、金融主体在微观层面上的管理。 德国的金融市场比较落后，证券业发展远远滞后于银行业务的发展，这与其强大的全能银行体制有关。商业银行不仅提供信用，还包揽了很多证券业务。这种银行业和证券业混业经营的全能银行占主导地位的间接式金融体系为信贷资金有序进入证券市场创造了条件。 日本的模式存在两极化的趋势，1998年以前一方面它对金融业实行严格的分业管制，另一方面其金融制度又是以银行间接金融为核心的。这样就造成了对银行信贷资金流入证券市场的严格管制。但是随着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推进和金融大爆炸计划的实施，日本也在逐步放松对银行业务的限制，银行资金流入证券市场也逐渐获得了一些合法的渠道。
四、关于我国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票市场的政策研究
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关系以及银行资金进入证券市场的管理政策的中国部分，是报告的重要内容。在报告中，FSI研究组集中探讨了以下三个问题：
（1） 我国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票市场的历史回顾。
FSI研究组指出，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票市场的问题在我国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可以说，中国股票市场这10年的发展过程中，这一问题总是以或明或暗的不同表现形态出现。1997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下发了《关于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票市场的通知》，这在当时来说是必要的。1999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三十三条明确规定：“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1999年的下半年开始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对银行信贷资金入市在监管态度上出现了变化，先是允许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继而又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以自营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券作质押向商业银行借款，从而为银行信贷资金间接进入股票市场提供了两条合法通道。在我国股票市场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商业银行经过多年的改革风险管理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之后，允许银行信贷资金通过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间接入市，应该说时机是比较成熟的。
（2） 2000年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的规模测算与路径分析。
FSI研究组认为2000年中国股市具有典型的资金推动型牛市特征，其中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是推动股价上扬的重要因素。我们估计，到2000年底，我国进入股市的银行信贷资金存量在4500—6000亿元左右，占流通股市值的28%-37%。其中有相当部分是违规进入的。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的具体路径有以下几条：（1）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融入资金，用于自营。这条路径进入股市的资金余额在800-1000亿元。2000年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一个月以内（含一个月）交易量占全部交易量的88.4%，其中7天的交易量占63.7%，这与2000年一级市场新股申购冻结资金量屡创新高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2）证券公司向银行申请股票质押贷款，并将获得的资金投入股市，估计为400-500亿元左右。（3）企业挪用银行贷款进入股票市场，规模应在3000—4000亿元左右。2000年1-12月累计金融机构贷款增加额13300多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7870亿元。我们通过图表分析发现，金融机构贷款增加较多的月份，往往也是股票成交金额较大的月份。（4）其他途径，如个人贷款炒股，来自境内外的银行外汇信贷资金，国家股配股资金有一部分来自银行贷款，企业集团财务公司购买股票等，约在300—500亿元左右。
（3） 关于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票市场的若干政策建议。
FSI研究组认为我国应允许银行信贷资金合理有序进入股市，但同时也必须加强对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的监管。具体建议如下：
1）继续允许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继续允许证券公司向银行申请股票质押贷款，但必须规范运作。现阶段我们的政策是制止银行信贷资金违规进入股市，禁止银行信贷资金直接入市，但绝不是要禁止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 2）开明流，堵暗渠。在开明流方面，主要是要积极准备并在适当时候推出非券商股票质押贷款，包括开办企业股票质押贷款和个人股票质押贷款。在开明流的同时，要切实堵暗渠，企业和个人除了股票质押贷款可以用于购买股票之外，不得用其他任何贷款炒股；
3）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最大的问题是金融风险问题，监管部门要完善银行信贷资金入市规则，努力防范金融风险；
4）完善统计监测制度，适时调控银行信贷资金入市行为；
5）及时调整对银行信贷资金入市的管理政策，必要时修改有关法规；
6）各金融监管部门要统一政策，加强协调与配合。
前 言
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关系是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到今天需要着重研究的问题。由于客观的、历史的种种原因，我国的货币市场发展要比资本市场发展滞后。总体来说，资本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没有货币市场的发展来支持，资本市场很难有进一步的发展，因为，没有相适应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的发展缺乏风险规避和风险流动的调节机制。现阶段，研究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关系对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大概有以下一些问题需要研究： 1、金融发展到今天，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关系是否与以前一样？是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原因、特点是什么？这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我们的研究不能停留在研究二者只是相互依存、相互发展的关系这个层面上，应该深入研究一下市场运行状态的改变、资产形态的改变、资产的流动性的提升对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关系的影响是否存在？研究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实践中应如何区分，因为资本流动性的改善和提高是一种趋势。国际游资的大规模流动，使得两个市场的界限不是很清楚。虽然，我们可以从期限上来划分两个市场的界限，但是从资金本身的性质来看，有时是很难划分的，所以这个问题需要加以研究。 2、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关系研究的背后含义是银行的资金和资本市场的关系问题，更明确地说，研究的是信贷资金在什么条件下、通过什么管道进入资本市场的问题，以及如何设计这种有益的、必要的渠道。这要对国内外的发展历史作出清理。首先要理清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理论关系；其次，国外在历史上银行资金进入资本市场上的管道有哪些，这些管道有什么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制定什么样的规则来规避这些消极作用，以及我国目前在打通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关系时有哪些通道和规则？对这些问题需要进行正确的评价，需要作详细研究。 3、银行信贷资金无论通过什么管道进入资本市场，都有一个如何认识潜在的信用危机问题。实际上，“中科系”事件已经给我们提出了这个警示。虽然商业银行信贷资金原则上不能进入资本市场，但股票质押贷款政策在银行资金与资本市场之间建立了一个管道。在股票质押贷款过程中客观上存在一个信用创造问题，这要引起我们注意，要关注这种信用创造的可能引发的资本市场的潜在风险和危机。
4、金融业的发展和监管模式问题。严格意义上的金融业的分业发展，要求资金界面分得非常清楚，在这种模式下，银行信贷资金无论通过什么方式进入资本市场都是不允许的。但实际上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突破了《商业银行法》的某些界限，所以分业发展的模式实际上已经慢慢地在受到挑战，银行资产已经潜在地包含了股票这类股权性资产。我国传统商业银行如果不寻找新的业务平台、不创造新的投资工具、不改变资产结构，将难于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竞争。所以，如何正确看待这种分业发展和分业监管的模式，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5、商业银行的竞争力问题。商业银行业务中，如果还是传统的业务占主导地位，从国际趋势看，这肯定是没有竞争力的。所以，需要研究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关系、研究信贷资金进入股市及其管理政策问题，即要研究商业银行在不扩大风险基础上来扩大其业务平台以提高其竞争力，尤其是商业银行如何扩大其边缘性业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6、我们应认真的梳理一下，目前有多少种管道使得银行的信贷资金流入股市，其中哪些是有益的、哪些是有害的。有些管道无论是对货币市场还是对资本市场都是有害的；有的管道则对资本市场有利，对银行自身的业务有所提升。
一、引言
伴随我国投资率的不断攀升，近年来我国宏观投资效率呈现下降趋势，已经对我国长期的经济增长形成制约。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呈现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投资率从1978年的38.22%攀升至2014年的46.04%，36年间提高了7.82个百分点。特别是在2000年以来，我国的投资率增长更快，15年间攀升了10.76个百分点。但从我国的宏观投资效率看，近年来却有明显下降。边际资本产出比(ICOR1，Incremental Capital Output Ratio)从1994的0.65开始下降，最低点为1999年的0.14，次低点为2014年的0.18，其间虽有上升，但总体呈现下行趋势。随着宏观投资效率进入波动下行期，我国投资增速显著放缓，特别是2011年后进入持续的下降通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2011年的27.9%降至2014年的15.7%。随着投资增速的放缓，经济增速也随之持续放缓，GDP增速从2010年的9.6%放缓至2014年的7.4%。可见，资本产出率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固定资产投资的下滑，并拉低经济增速。金融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密切，而宏观投资效率又是目前制约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研究金融发展与宏观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探寻金融发展促进投资效率提升的路径，从而为金融引导我国投资效率的提升和促进投资稳步增长提供参考。
二、金融发展与宏观投资效率的理论框架
(一)金融发展与宏观投资效率的经典理论
金融发展是指金融规模的扩大、金融结构的优化、金融效率的提高及金融制度的完善。随着金融的发展，以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为依托，金融系统将充分发挥其信息收集、风险分担、金融创新等功能，并通过利率、汇率等杠杆使储蓄以更高的比例转化为投资，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资本的配置效率，促进金融资源向实体经济转化，从而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来推动经济增长。从投资转化的角度看，金融发展对其产生的影响主要有：一是通过改变居民的储蓄水平影响一国的潜在资本供给。二是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改善资本投资的质量和效率。由此，在金融发展视角下，宏观投资效率的内涵囊括了储蓄率、储蓄转化投资比率、资本配置效率、资本利用率及产出效率等方面内容，这些也是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渠道。从理论研究方面看，主要包括哈罗德-多马模型、内生增长模型以及新古典增长理论。
(二)金融发展与宏观投资效率关系的相关论述
西方学者对金融发展与投资效率及经济增长的关系持不同看法。古典经济学家大多认为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赵振全、薛丰慧，2004)。如熊彼特认为，金融中介所提供的服务对于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Schumpeter，1911)。又如，希克斯发现技术革命本身不足以推动18世纪英国的长期持续增长，金融创新对工业革命的作用与技术进步同等重要(Hicks，1969)。自戈德史密斯(Goldsmith，1969)、麦金农(Mckinnon，1973)和肖(Shaws，1973)创立了金融发展理论，比较一致的观点是金融发展是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原因之一，同时它也受经济增长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信息经济研究取得的重大突破为金融发展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以赫尔曼、穆尔多可和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从不完全信息市场出发，提出“金融约束理论”。他们认为，金融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主张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实行“温和的金融抑制”，但也没有否定金融自由化的发展趋势。在投资效率方面，斯蒂格利茨和韦斯以信息不完全为基础提出了信贷配给理论(Stigliz和Weiss，1987)。他们认为，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存在使信贷资金只能被低效率地分配，进而主张应大力发展股票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信贷市场的不足，并与信贷市场共同成为企业重要的融资渠道。金和莱文从金融功能的角度入手，研究了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得出金融中介的规模和功能的发展不仅促进了资本形成，而且刺激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King和Levine，1993)。
(三)本文的研究框架
研究金融发展与宏观投资效率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为了通过发展金融来提升宏观投资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本文通过对我国金融发展与宏观投资效率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金融发展与投资效率关系的国际比较。最后综合以上两个方面的结论，并给出以金融市场化推动投资效率提升的政策建议。
三、金融发展与宏观投资效率关系的实证分析
金融发展在我国突出地表现为金融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并由此带来融资结构的变化。因此，我国金融发展与宏观投资效率的关系，可以转化为研究金融市场化发展与宏观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本文在构建金融市场化指数和宏观投资效率指标的基础上，分析金融市场化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
(一)金融市场化指数构建
金融市场化指数，是反映金融市场化的综合性指数，能够全面、准确反映金融市场化的内部结构与发展状况。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金融市场化指数的构建需要全面、准确反映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和发展的历程。在构建金融市场化指数时，需要重点做好两个方面，一是要构建全面反映我国金融市场化发展的指标体系。二是要科学选择金融市场化指数合成的权重。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将金融市场化分解为金融机构市场化、融资市场化、金融对外开放和政府行为市场化四个方面，并参照冯梅等(2014)的做法，围绕这四个方面建立金融市场化指标体系。在对各个指标进行测度的基础上，对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选择熵权法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并分别计算相应的市场化指数。
(二)宏观投资效率和衡量
在构建了金融市场化指数后，还需要对宏观投资效率进行量化，进而研究金融市场化与宏观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衡量宏观投资效益的指标，通常有边际资本产出比(ICOR2，Incremental Capital Output Ratio)和资本回报率(ROC3，Return On Capita1)两种。由于边际资本产出比计算方便，而且在宏观投资效率研究中也得到广泛使用，因此本文以边际资本产出比指标来衡量我国宏观投资效率的变化情况。从ICOR的变化情况看，1978年以来，我国的增量投资产出比大致呈现“两升两降”四个阶段。第一个上升阶段(1980-1994)，这一时期的投资效率呈现波动上升，ICOR指数从1980年的0.31升至1994年的0.65，在此期间1989年和1990年两个年份有显著下降。第一个下降阶段(1995-1999)，受经济体制转型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这一时期的投资效率呈现快速直线下降，ICOR指数从1995年0.51降至1999年的0.14。第二个上升阶段(2000-2007)，我国处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的发展期，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投资效率逐步回升，ICOR指数从2000年的0.22升至2007年的0.40。第二个下降阶段(2008-2014)，受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结构转型影响，投资效率呈现波动下降，ICOR指数从2008年的0.36降至2014年的0.18。
(三)实证分析
进一步比较发现，在金融市场化的各类指数中，融资市场化指数与宏观投资效率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在接下来的实证分析中主要研究融资市场化指数与宏观投资效率的关系。
1、融资市场化与宏观投资效率的相关性分析
从不同阶段来看，两者的关系又不尽相同。本文将1978年至2014年划分为四个阶段，并分别计算各个阶段融资市场化指数与宏观投资效率指标的相关系数，结果如下：
分阶段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在多数年份中，我国融资市场化与宏观投资效率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在四个阶段中，在1997年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两者呈现绝对负相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两者呈现弱负相关;其他时间较长的两个阶段中，两者均呈现正相关。
2、融资市场化与宏观投资效率的关系
对于融资市场化与宏观投资效率的关系的研究，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研究融资市场化与宏观投资效率之间在不同时期的数量关系。二是研究融资市场化与宏观投资效率之间在不同时期的因果关系。
协整模型结果显示，剔除1997年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之前融资市场化发展对于投资效率的提升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1978年至1996年，融资市场化对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最为显著，这一时期融资市场化指数每提高1个单位，推动投资效率提升2.360个百分点;1999年至2008年，融资市场化对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有所减弱，这一时期融资市场化指数每提高1个单位，推动投资效率提升0.343个百分点。2009年之后，融资市场化对投资效率存在负效应，但这种数量关系并不显著。
为进一步研究融资市场化与宏观投资效率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对不同阶段的融资市场化指数与宏观投资效率指标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1978年至1996年以及2009年至2014年，融资市场化是宏观投资效率变动的格兰杰原因，而在1999年至2008年，融资市场化和宏观投资效率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
四、融资市场化与投资效率关系的国际比较
直接融资占比反映了一个国家(地区)的融资市场化发展程度。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机构对于融资市场化的定量描述，主要是通过增量法和存量法计算的直接融资占比来反映。增量法主要是从融资增量角度出发，计算一定时期内新增非金融企业直接融资(股票和债券)占新增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存量法选取股市市值、债券余额和银行贷款余额等几个数据进行计算，得到直接融资比重或资本市场规模在金融体系中的比重，是目前国际上研究金融结构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通过比较两种方法的优缺点，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认为存量法更适合进行国际间的比较。
(一)从国际范围看，我国的融资市场化发展缓慢
在过去的20多年里，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融资的市场化程度上升，直接融资占比均呈现上升趋势。我国的融资市场化发展较快，但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并一直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直接融资占比。另外，从直接融资占比的稳定性看，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逐渐稳定在60%附近，而我国的直接融资占比波动性较大，与上述国家的差距呈扩大趋势。
一是高收入国家的直接融资占比逐渐趋于稳定。按照存量法计算，在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的直接融资占比就达到了60%的水平，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发展进入相对成熟阶段，金融体系结构趋于稳定。此后，发达国家的直接融资占比呈现缓慢上升趋势，最高达到64%的水平。二是中等收入国家融资市场化发展加快，相比高收入国家波动性较大。中等收入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按照存量法计算，直接融资比重处于40-50%之间，这既与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与其中一些国家资本市场发展历史较短有关。但此后稳步攀升，近年也达到了60-70%的水平，一度超过高收入国家水平。三是中国融资呈现快速发展，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出现持续下降，与中等收入国家融资市场化发展过程类似。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融资市场化高速发展。按照存量法计算，直接融资占比从不足10%攀升至2000年的30%附近。此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融资市场化发展停滞不前。2005年，经历一系列改革后，我国直接融资占比快速攀升至2007年的58.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直接融资占比持续下降至2012年的36.9%。
(二)通过国别比较，各国宏观投资效率普遍下降
一是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宏观投资效率都呈现回落趋势，我国宏观投资效率的均值也在下移。美国和日本的宏观投资效率从20世纪70年代呈现下降趋势，美国的宏观投资效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稳定在20%附近，而日本的宏观投资效率则出现大幅度的下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低于10%，而且一度还出现负值。二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宏观投资效率仍处于较高水平，而且与美国投资效率的关联性增强。
(三)从融资市场化与宏观投资效率的关系看，融资市场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宏观投资效率逐步趋于稳定
从美国和日本两者之间的关联性看，在直接融资占比超过60%后，宏观投资逐渐趋于稳定。1990年至2012年，美国的直接融资占比超过76%，相应的宏观投资效率表现较为稳定，剔除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这一时期的宏观投资效率稳定在20%-25%之间的水平上。同期，日本的宏观投资效率则表现为先下降，而后逐渐趋于平稳。数据显示，2001年之前，日本的直接融资占比均在60%以下，宏观投资效率呈现持续下降，2002年之后日本的直接融资占比超过60%，剔除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宏观投资效率稳定在1%的水平上。同期，我国的直接融资占比均没有超过60%。按照存量法计算的直接融资占比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2000年之后的波动性明显增大。图像显示，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直接融资占比提高，宏观投资效率也出现大幅提升，但20世纪90年代末期两者出现了明显背离。2000年之后，我国的直接融资占比超过20%，直接融资占比与宏观投资效率的走势更为接近，这一时期的直接融资占比和宏观投资效率的峰值均出现在2007年，从2008年开始两者均呈现下降趋势。
五、我国金融发展促进投资效率提升的建议
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通过金融结构的优化促进投资效率的提升，增强金融发展对经济的推动力。鉴于此，本文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提升金融发展对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
扩大直接融资规模，改善融资结构，协同发展场内和场外、公募和私募、股票、债券和期货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一是进一步发展股票市场，加大对于创新型和中小型企业的投融资支持，充分发挥股票市场的价值发现功能。二是加快发展债券市场，大力发展企业债券融资，强化债券市场的市场化约束机制，促进债券市场互联互通。三是发展信贷和企业资产证券化，从而实现增加直接融资、有效盘活存量、改善金融结构和分散金融风险。
积极推进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发挥多方力量共同促进直接融资发展。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很多国家的直接融资比重普遍提高，金融结构得以改善，宏观投资效率也出现一定程度的提升。建议我国紧抓全面深化改革的契机，协同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放松资本管制、资本市场审批简化等一系列金融改革，实现市场化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发展直接融资业务，提高收入来源的多样性并实现风险的分散。
积极探索更为有效的新兴金融模式，形成更加多元化的投资资金来源。一方面，探索互联网金融等新兴金融模式对直接融资的积极作用，有效地拓展小微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切实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畅通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另一方面，不断创新投资资金来源渠道，加快形成可以在全国推广的PPP项目融资标准模式，为银行投放贷款提供承贷主体，也为民间资本的介入畅通渠道。
过去十年来，国际金融市场突飞猛进，急速发展。可兑换货币间的外汇市场交易规模持续扩张，到1998年4月底，外汇市场日平均交易量持续上升到1.49万亿美元，比1986年上升了8倍，数额相当于所有国家外汇储备的87.4％。在1984到1998的十五年间，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累计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2.34%，远远超过全球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3.37%和国际贸易的年平均增长速度6.34%。
在规模持续扩张的同时，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外汇市场率先实现单一市场形态的运作，其显著标志是全球外汇市场价格的日益单一化，主要货币的交叉汇率与直接兑换的汇率差距明显缩小。
在资本市场，资金开始大范围地跨过边界自由流动，各类债券和股票的国际发行与交易数额快速上升，整个90年代，主要工业国家的企业在国际上发行的股票增长了近6倍。1975年，主要发达国家债券与股票的跨境交易占GDP的比重介于1％到5%之间，1998年，给比重上升到91%（日本）到640%（意大利），其中，美国由4%上升到230%，德国由5%上升到334%，各国该比重增长最快的时期几乎都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与此同时，国际债券市场的二级市场获得了蓬勃发展。债券市场信息传递渠道、风险和收益评估方式以及不同类型投资者的行为差异逐渐减小，以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对冲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以复杂的财务管理技巧，在不同货币计值的不同债券之间，根据其信用、流动性、预付款风险等的差异，进行大量?quot;结构易"，导致各国债券价格互动性放大，价格水平日趋一致。
海外证券衍生交易的市场规模有了突破性提高。几乎在所有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都在进行大量的海外资产衍生证券交住T谛录悠律唐方灰姿瓤梢源邮氯站?25种期货合约的交易，也有部分马来西亚的衍生证券交易；美国期货交易所的交易对象，更是包括了布雷迪债券和巴西雷亚尔、墨西哥比索、南非兰特、俄罗斯卢布、马来西亚林吉特、泰国铢和印尼盾等多种货币计值的证券和衍生产品。
二、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发展
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市场一体化潮流中，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国际化进程加速。
在银行领域，1979年起，外资银行开始在我国设立代表处、分行、合资银行、独资银行、财务公司，到今年年初，共有38个国家和地区的168家外国银行在我国25个城市设立了252家代表处，有22个国家和地区的87家外资金融机构在我国19个城市设立了182个营业性机构，其中，有32家外资银行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到今年6月底，在华外资银行总资产达323亿美元，其中贷款208亿美元。
在保险领域，到去年底，我国共有外资保险公司15家，对外开放城市由上海扩大到广州、深圳等地。
在证券领域，1992年，我国允许外国居民在中国境内使用外汇投资于中国证券市场特定的股票，即B股。有关管理部门对于B股市场的总交易额实行额度限制，超过300万美元的B股交易，必须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1993年起，我国允许部分国有大型企业到香港股票市场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即H股。部分企业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发行股票筹集资金，称为N股。境外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必须汇回国内，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开设外汇帐户，筹集的外汇必须存入外汇指定银行。进入2000年后，部分民营高科技企业到香港创业板和美国NASDAQ上市筹集资金，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债券市场，我国对于构成对外债务的国际债券发行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由经过授权的10个国际商业信贷窗口机构和财政部、国家政策性银行在国外发行债券融资，其他部门可以委托10个窗口单位代为发行债券，或得到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特别批准后自行发债。债券发行列入国家利用外资计划，并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在国外发行债券所筹集资金，必须汇回国内，经批准开设外汇帐户，存入指定银行。
三、我国金融市场国际化的前景
随着加入WTO步伐的不断加快，我国金融市场正在准备与国际市场接轨，国际化进程将明显加快。
根据我国与有关国家达成的双边协议，加入WTO后，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将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在银行领域，我国将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等方面对外资银行进一步开放，逐步允许外资银行向中资企业和居民开办外汇业务和人民币业务。加入WTO之初，外资银行可向外国客户提供所有外汇业务。加入WTO一年后，外国银行可向中国客户提供外汇业务，中外合资的银行将可获准经营，外国独资银行将在5年内获准经营，外资银行在二年内将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在5年内经营金融零售业务。
在保险业领域，加入WTO后，人寿保险公司中外资持股比例可高达50％，加入一年后，提高至51％。非人寿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将获准在合资保险公司中持有51％的股份，并可在二年内成立全资的分支机构。
在证券市场，中国将允许外资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从事基金管理业务，享受与国内基金管理公司相同待遇；当国内证券商业务范围扩大时，中外合资证券商亦可享有相同待遇；外资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资证券商将可承销国内证券发行，承销并交易以外币计价的有价证券。
显然，随着金融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我国金融市场将逐步走向全面的国际化。
这种全面的国际化含义是：以资金来源计，国外资本以允许的形式进入我国金融市场，国内资本则可以参与国外有关金融市场的交易活动；以市场筹资主体计，非居民机构可以在国内金融市场筹融资，国内机构则可以在国外金融市场筹融资；国外交易及中介机构参与我国金融市场的经营及相关活动，国内有关交易及中介机构获得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经营及相关活动的资格和权力。
四、金融市场国际化的利益
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将降低新兴市场获得资金的成本，改善市场的流动性和市场效率，延展市场空间，扩大市场规模，提高系统能力，改善金融基础设施，提高会计和公开性要求，改进交易制度，增加衍生产品的品种，完善清算及结算系统等。
海外金融资本的进入，尤其是外国金融机构和其他投资者对市场交易活动的参与，迫使资本流入国的金融管理当局采用更为先进的报价系统，加强市场监督和调控，及时向公众传递信息，增加市场的效率。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国家通过采用国际会计标准，改进信息质量和信息的可获得性，改善交易的公开性。交易数量和规模的增加，有助于完善交易制度，增加市场流动性。而外国投资者带来的新的金融交易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衍生产品的出现及发展。建立一个技术先进的清算和结算系统，对于有效控制风险、保持该市场对外国证券资本的吸引力、
五、金融市场国际化的风险表现
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在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仍然蕴涵着一定的风险，因此，加入WTO后，我国金融风险可能有如下表现：
1.市场规模扩大加速甚至失控的风险。
与国际化相伴随的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和外国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在增加金融市场深度、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将导致金融资产的迅速扩张。在缺乏足够严格的金融监管的前提下，这种扩张可能成为系统性风险爆发的根源。
此外，由于国内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较低，金融体系不成熟，相关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资本流入导致其金融体系规模的快速扩张，而资本流入的突然逆转，则使其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大幅度上升。
2.金融市场波动性上升的风险
对于规模狭小、流动性比较低的新兴金融市场来说，与国际化相伴随的外国资本大量流入和外国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增加了市场的波动性。尤其是在一些机构投资者成为这类国家非居民投资的主体时，国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表现得更为显著。
由于新兴市场缺乏完善的金融经济基础设施，在会计标准、公开性、交易机制、票据交换、以及结算和清算系统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无法承受资本大量流入的冲击，导致价格波动性的上升。新兴金融市场股票价格迅速下降以及流动性突然丧失的危险，大大地增加了全局性的市场波动。
3.本国金融市场受到海外主要金融市场动荡的波及、市场波动脱离本国经济基础的风险。
外国资本的流入和外国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大量参与，潜在地加强了资本流入国与国外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导致二者相关性的明显上升。
从国内金融市场与主要工业国金融市场波动的相关性来看，近年来，主要工业国金融市场对资本流入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显著上升。国外研究表明，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韩国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93年到1994年间高达12%，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泰国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88年到1991年间高达29.6%，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墨西哥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90年到1994年间高达32.4%。
这种溢出的影响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在市场稳定发展时期，资本流入国金融市场波动接受主要工业国的正向传导，表现为二者波动的同步性；其二，在市场波动显著、存在一定的恐慌心理时，二者波动出现背离，甚至呈反向关系。
从日本和韩国股票指数的相关性看，从1989年1月到2000年4月，二者股票指数的相关系数为36.52%，而在1989年1月到1992年7月间，该相关系数达89.09%。从92年7月到98年5月，该相关系数下降到44.86%，此后，该系数再度提高到80.65%。
4.本国金融市场与周边新兴金融市场波动呈现同步性，遭受"金融危机传染"侵袭的风险。
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外资流入周期及结构基本相同，因此，其金融市场表现具有很强的同步性。
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间的股票市场相关系数显著增大，韩国和印尼股市的相关系数由43%上升到73%，印尼和泰国股市的相关系数由15%上升到78%，泰国和韩国股市的相关系数由55%上升到63%。显然，在金融危机期间，国际投资者把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视为一个整体，同时从上述市场撤出资金，导致其同时崩盘。
此外，由于机构投资者在全球资本流动中发挥主导作用，而其行为特征表现出很强的"羊群效应"，其对新兴市场的进入和撤出也具有"一窝蜂"的特点，从另一个角度加强了新兴市场表现之间的同步性，这种同步性在金融危机时期表现为危机传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或"龙舌兰酒"效应。版权所有
5.银行体系脆弱性上升的风险
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现代化的压力下。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可能大幅度上升。
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加深后，外资可能大量流入该国银行体系，促使银行资产负债规模快速扩张，尤其是银行的对外负债增长更为显著。在一些国家，以银行对外负债形式流入的资金绝大多数投资于国内市场，导致银行体系外币净负债上升。特别是当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不合理时，大规模资本流入使银行的流动性出现大幅度摆动，银行贷款膨胀和收缩时期交替出现，引起影响全局的风险，甚至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由于负债和流动性的快速上升领先于经济规模的增长，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有限的经济增长速度，无法为新增巨额贷款提供足够的投资机会，可供投资并提供高额回报的行业有限，银行的新增贷款往往集中于少数行业，如在泰国，大量资本流入后，银行信用发放给建筑和不动产的份额从1980年的8%增长到1990年的16%。大部分新增贷款用于不动产交易。
此外，由于大多数信用等级比较高的企业可以通过在国际市场直接发行股票和债券获得资金，国内银行只能向次级层次风险较高的客户贷款，因此，银行对于借款企业和借款个人的利润和信用等级要求相应下调。在外资持续流入、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前提下，这样的信贷投放策略通常能够得以维持，但是经济形势突然逆转及外资无以为继时，这种循环将被迫中断，一些行业出现周期性逆转，银行产生大量不良贷款。例如，在泰国，1988到1990年的资本净流入与资产价值的上升显著相关，即使商业银行对房地产贷款的土地抵押值超过贷款很多，而房地产价格下降，仍然使银行资产负债的获利能力受到很大打击。
由于银行体系保持巨额对外净负债，面临着很大的汇率风险，可能遭受本币意外贬值引起的损失。
中央银行针对外资流入实行的冲销性市场干预政策，往往导致市场利率的突然上升，从而加大商业银行面临的利率风险。而在中央银行为了维持某一个汇率水平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的情况下，短期利率可能上升到一个非理性的水平，这样将削弱银行盈利能力甚至危及银行的稳定。因此，货币危机往往是银行体系危机的前奏。
在金融市场开放导致银行体系稳定性下降的过程中，银行道德风险问题得到不同程度的暴露。在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分析中，克鲁格曼教授认为，东南亚国家的金融机构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导致了泡沫经济的产生，而泡沫经济的破灭则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过去十年来，国际金融市场突飞猛进，急速发展。可兑换货币间的外汇市场交易规模持续扩张，到1998年4月底，外汇市场日平均交易量持续上升到1.49万亿美元，比1986年上升了8倍，数额相当于所有国家外汇储备的87.4％。在1984到1998的十五年间，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累计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2.34%，远远超过全球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3.37%和国际贸易的年平均增长速度6.34%。
在规模持续扩张的同时，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外汇市场率先实现单一市场形态的运作，其显著标志是全球外汇市场价格的日益单一化，主要货币的交叉汇率与直接兑换的汇率差距明显缩小。
在资本市场，资金开始大范围地跨过边界自由流动，各类债券和股票的国际发行与交易数额快速上升，整个90年代，主要工业国家的企业在国际上发行的股票增长了近6倍。1975年，主要发达国家债券与股票的跨境交易占GDP的比重介于1％到5%之间，1998年，给比重上升到91%（日本）到640%（意大利），其中，美国由4%上升到230%，德国由5%上升到334%，各国该比重增长最快的时期几乎都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与此同时，国际债券市场的二级市场获得了蓬勃发展。债券市场信息传递渠道、风险和收益评估方式以及不同类型投资者的行为差异逐渐减小，以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对冲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以复杂的财务管理技巧，在不同货币计值的不同债券之间，根据其信用、流动性、预付款风险等的差异，进行大量?quot;结构易"，导致各国债券价格互动性放大，价格水平日趋一致。
海外证券衍生交易的市场规模有了突破性提高。几乎在所有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都在进行大量的海外资产衍生证券交住T谛录悠律唐方灰姿瓤梢源邮氯站?25种期货合约的交易，也有部分马来西亚的衍生证券交易；美国期货交易所的交易对象，更是包括了布雷迪债券和巴西雷亚尔、墨西哥比索、南非兰特、俄罗斯卢布、马来西亚林吉特、泰国铢和印尼盾等多种货币计值的证券和衍生产品。
二、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发展
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市场一体化潮流中，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国际化进程加速。
在银行领域，1979年起，外资银行开始在我国设立代表处、分行、合资银行、独资银行、财务公司，到今年年初，共有38个国家和地区的168家外国银行在我国25个城市设立了252家代表处，有22个国家和地区的87家外资金融机构在我国19个城市设立了182个营业性机构，其中，有32家外资银行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到今年6月底，在华外资银行总资产达323亿美元，其中贷款208亿美元。
在保险领域，到去年底，我国共有外资保险公司15家，对外开放城市由上海扩大到广州、深圳等地。
在证券领域，1992年，我国允许外国居民在中国境内使用外汇投资于中国证券市场特定的股票，即B股。有关管理部门对于B股市场的总交易额实行额度限制，超过300万美元的B股交易，必须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1993年起，我国允许部分国有大型企业到香港股票市场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即H股。部分企业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发行股票筹集资金，称为N股。境外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必须汇回国内，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开设外汇帐户，筹集的外汇必须存入外汇指定银行。进入2000年后，部分民营高科技企业到香港创业板和美国NASDAQ上市筹集资金，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债券市场，我国对于构成对外债务的国际债券发行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由经过授权的10个国际商业信贷窗口机构和财政部、国家政策性银行在国外发行债券融资，其他部门可以委托10个窗口单位代为发行债券，或得到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特别批准后自行发债。债券发行列入国家利用外资计划，并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在国外发行债券所筹集资金，必须汇回国内，经批准开设外汇帐户，存入指定银行。
三、我国金融市场国际化的前景
随着加入WTO步伐的不断加快，我国金融市场正在准备与国际市场接轨，国际化进程将明显加快。
根据我国与有关国家达成的双边协议，加入WTO后，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将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在银行领域，我国将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等方面对外资银行进一步开放，逐步允许外资银行向中资企业和居民开办外汇业务和人民币业务。加入WTO之初，外资银行可向外国客户提供所有外汇业务。加入WTO一年后，外国银行可向中国客户提供外汇业务，中外合资的银行将可获准经营，外国独资银行将在5年内获准经营，外资银行在二年内将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在5年内经营金融零售业务。
在保险业领域，加入WTO后，人寿保险公司中外资持股比例可高达50％，加入一年后，提高至51％。非人寿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将获准在合资保险公司中持有51％的股份，并可在二年内成立全资的分支机构。
在证券市场，中国将允许外资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从事基金管理业务，享受与国内基金管理公司相同待遇；当国内证券商业务范围扩大时，中外合资证券商亦可享有相同待遇；外资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资证券商将可承销国内证券发行，承销并交易以外币计价的有价证券。
显然，随着金融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我国金融市场将逐步走向全面的国际化。
这种全面的国际化含义是：以资金来源计，国外资本以允许的形式进入我国金融市场，国内资本则可以参与国外有关金融市场的交易活动；以市场筹资主体计，非居民机构可以在国内金融市场筹融资，国内机构则可以在国外金融市场筹融资；国外交易及中介机构参与我国金融市场的经营及相关活动，国内有关交易及中介机构获得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经营及相关活动的资格和权力。
四、金融市场国际化的利益
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将降低新兴市场获得资金的成本，改善市场的流动性和市场效率，延展市场空间，扩大市场规模，提高系统能力，改善金融基础设施，提高会计和公开性要求，改进交易制度，增加衍生产品的品种，完善清算及结算系统等。
海外金融资本的进入，尤其是外国金融机构和其他投资者对市场交易活动的参与，迫使资本流入国的金融管理当局采用更为先进的报价系统，加强市场监督和调控，及时向公众传递信息，增加市场的效率。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国家通过采用国际会计标准，改进信息质量和信息的可获得性，改善交易的公开性。交易数量和规模的增加，有助于完善交易制度，增加市场流动性。而外国投资者带来的新的金融交易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衍生产品的出现及发展。建立一个技术先进的清算和结算系统，对于有效控制风险、保持该市场对外国证券资本的吸引力、
五、金融市场国际化的风险表现
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在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仍然蕴涵着一定的风险，因此，加入WTO后，我国金融风险可能有如下表现：
1.市场规模扩大加速甚至失控的风险。
与国际化相伴随的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和外国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在增加金融市场深度、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将导致金融资产的迅速扩张。在缺乏足够严格的金融监管的前提下，这种扩张可能成为系统性风险爆发的根源。
此外，由于国内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较低，金融体系不成熟，相关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资本流入导致其金融体系规模的快速扩张，而资本流入的突然逆转，则使其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大幅度上升。
2.金融市场波动性上升的风险
对于规模狭小、流动性比较低的新兴金融市场来说，与国际化相伴随的外国资本大量流入和外国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增加了市场的波动性。尤其是在一些机构投资者成为这类国家非居民投资的主体时，国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表现得更为显著。
由于新兴市场缺乏完善的金融经济基础设施，在会计标准、公开性、交易机制、票据交换、以及结算和清算系统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无法承受资本大量流入的冲击，导致价格波动性的上升。新兴金融市场股票价格迅速下降以及流动性突然丧失的危险，大大地增加了全局性的市场波动。
3.本国金融市场受到海外主要金融市场动荡的波及、市场波动脱离本国经济基础的风险。
外国资本的流入和外国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大量参与，潜在地加强了资本流入国与国外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导致二者相关性的明显上升。
从国内金融市场与主要工业国金融市场波动的相关性来看，近年来，主要工业国金融市场对资本流入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显著上升。国外研究表明，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韩国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93年到1994年间高达12%，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泰国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88年到1991年间高达29.6%，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墨西哥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90年到1994年间高达32.4%。
这种溢出的影响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在市场稳定发展时期，资本流入国金融市场波动接受主要工业国的正向传导，表现为二者波动的同步性；其二，在市场波动显著、存在一定的恐慌心理时，二者波动出现背离，甚至呈反向关系。
从日本和韩国股票指数的相关性看，从1989年1月到2000年4月，二者股票指数的相关系数为36.52%，而在1989年1月到1992年7月间，该相关系数达89.09%。从92年7月到98年5月，该相关系数下降到44.86%，此后，该系数再度提高到80.65%。
4.本国金融市场与周边新兴金融市场波动呈现同步性，遭受"金融危机传染"侵袭的风险。
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外资流入周期及结构基本相同，因此，其金融市场表现具有很强的同步性。
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间的股票市场相关系数显著增大，韩国和印尼股市的相关系数由43%上升到73%，印尼和泰国股市的相关系数由15%上升到78%，泰国和韩国股市的相关系数由55%上升到63%。显然，在金融危机期间，国际投资者把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视为一个整体，同时从上述市场撤出资金，导致其同时崩盘。
此外，由于机构投资者在全球资本流动中发挥主导作用，而其行为特征表现出很强的"羊群效应"，其对新兴市场的进入和撤出也具有"一窝蜂"的特点，从另一个角度加强了新兴市场表现之间的同步性，这种同步性在金融危机时期表现为危机传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或"龙舌兰酒"效应。
5.银行体系脆弱性上升的风险
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现代化的压力下。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可能大幅度上升。
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加深后，外资可能大量流入该国银行体系，促使银行资产负债规模快速扩张，尤其是银行的对外负债增长更为显著。在一些国家，以银行对外负债形式流入的资金绝大多数投资于国内市场，导致银行体系外币净负债上升。特别是当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不合理时，大规模资本流入使银行的流动性出现大幅度摆动，银行贷款膨胀和收缩时期交替出现，引起影响全局的风险，甚至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由于负债和流动性的快速上升领先于经济规模的增长，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有限的经济增长速度，无法为新增巨额贷款提供足够的投资机会，可供投资并提供高额回报的行业有限，银行的新增贷款往往集中于少数行业，如在泰国，大量资本流入后，银行信用发放给建筑和不动产的份额从1980年的8%增长到1990年的16%。大部分新增贷款用于不动产交易。
此外，由于大多数信用等级比较高的企业可以通过在国际市场直接发行股票和债券获得资金，国内银行只能向次级层次风险较高的客户贷款，因此，银行对于借款企业和借款个人的利润和信用等级要求相应下调。在外资持续流入、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前提下，这样的信贷投放策略通常能够得以维持，但是经济形势突然逆转及外资无以为继时，这种循环将被迫中断，一些行业出现周期性逆转，银行产生大量不良贷款。例如，在泰国，1988到1990年的资本净流入与资产价值的上升显著相关，即使商业银行对房地产贷款的土地抵押值超过贷款很多，而房地产价格下降，仍然使银行资产负债的获利能力受到很大打击。
由于银行体系保持巨额对外净负债，面临着很大的汇率风险，可能遭受本币意外贬值引起的损失。
中央银行针对外资流入实行的冲销性市场干预政策，往往导致市场利率的突然上升，从而加大商业银行面临的利率风险。而在中央银行为了维持某一个汇率水平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的情况下，短期利率可能上升到一个非理性的水平，这样将削弱银行盈利能力甚至危及银行的稳定。因此，货币危机往往是银行体系危机的前奏。
在金融市场开放导致银行体系稳定性下降的过程中，银行道德风险问题得到不同程度的暴露。在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分析中，克鲁格曼教授认为，东南亚国家的金融机构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导致了泡沫经济的产生，而泡沫经济的破灭则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海南 构建 离岸金融市场 思考
一、引言
离岸金融市场作为一种国际金融制度创新，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此同时，可带动离岸金融市场经济发展。2010年，国务院在《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中首次明确海南省获得离岸金融业务的试点资格。至此，海南迎来金融创新的新机遇。尽管海南离岸金融市场发展仍处于萌芽阶段，各项离岸业务发展尚未成熟，但基于海南自然区位优势、宽松的政府经济管理模式与相关政策支撑等因素驱动’海南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势在必行。
事实上，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已开始离岸金融业务，1989年国家外汇管理局首先批准招商银行经营离岸金融业务，这也代表了中国离岸金融正式开始起步。历经九年的快速发展期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我国离岸金融资产质量恶化，不良贷款比例上升，离岸金融业务发生重大头寸缺口，银行离岸金融业务出现大面积亏损，至此，我国离岸金融业务宣布暂停，进入整顿期。
2002年，离岸金融业务叫停四年后，我国重新开放离岸金融业务，并在上海、深圳、天津等地区推行离岸金融试点工作。2010年，国务院在《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中首次明确海南省获得离岸金融业务的试点资格。
除国务院与省政府的政策助推外，海南省目前已具备离岸金融试点的基本条件，一方面，海南具备先天区位优势，邻近东南亚与港澳地区，且作为独立岛均便于开展金融改革工作；另一方面，海南作为经济特区，政府对企业与市场经济活动的管理宽松，具有经济特区立法权，有利于离岸金融的发展与制度环境的建设。在此背景下，海南迎来了金融创新的机遇，海南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是必然趋势，离岸金融将成榻ㄉ韬D瞎际旅游岛的一股新的支撑力量。
二、离岸金融市场
离岸金融市场自产生以来在其发展过程中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币种多样化、在岸业务离岸业务相互渗透等趋势逐渐显现，因此离岸金融市场至今为止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
国际组织与国内外学者针对离岸金融市场呈现出新的特点，对离岸金融市场这一概念进行不同的阐述。国际清算银行对离岸金融的定义为，银行的外部资产和负债与其国内经济的经常账户交易不成比例的金融体制。IMF提出，离岸金融市场是指所有为对非居民提供的金融服务的经济体。我国部分学者也认为离岸金融市场是为非居民提供借贷、投资等国际金融服务，并且不受交易货币发行国和东道国金融法规监管的金融市场。
总体而言，离岸金融市场的内涵主要包括，第一，离岸与在岸的边界指的是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的货币制度、税收制度与监管制度等法规管制；第二，离岸金融市场类型多样化，包括渗透分离型、内外分离型与内外混合型等类型；第三，交易币种多样化，经营币种即包括非市场所在国货币，也包括市场所在国发行货币；第四，离岸金融参与主体由非居民间向非居民与居民混合化转变；第五，资金的循环从绝对的非居民间循环向非居民与居民间循环转变。
离岸金融市场的资本流动是指由离岸金融市场在向非居民提供金融服务的过程中的国际资本转移，离岸金融市场的资本流动基本特征为：第一，资本流动类型为金融资本，表现形态以货币资金为主，包括证券等。第二，资本流动形式包括国际贷款、证券投资、直接投资、贸易融资以及各类金融资产交易。
三、海南离岸金融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一）海南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背景与意义
1.海南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背景
2010年国务院在《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文件中首次明确海南省获得离岸金融业务的试点资格。自此，海南离岸金融业务试点相关工作开始启动。2011年，《海南离岸金融业务试点方案》正式完成，对海南离岸金融业务的业务模式、经营范围做出方向性的规划；同年，海南省政府在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实施免税购物、离岸金融等特殊政策；2014年，海南省政府在《关于推进东南亚航运枢纽和物流中心建设实施意见》中提出在洋浦保税港区开展航运离岸金融试点。
来自国务院、省政府等多方政策为海南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打开了切入口，为完善海南金融体系与海南金融创新提供了机遇。
2.海南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意义
借国务院与海南省政府提倡海南离岸金融试点机遇，基于与港澳与东南亚相邻等优势条件，海南发展离岸金融市场是必然趋势，与此同时也具备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完善国际旅游岛金融服务支撑体系，拉动海南经济发展
海南省“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指出，海南省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时期，海南省应抓住难得机遇，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处于这一转型期中，海南的建设开发与产业结构升级对资金产生大量需求。目前，仅靠海南省内资金容量难以迎合未来国际旅游岛建设投资需求，通过发展海南离岸金融市场，允许离岸账户适度进入在岸账户，可形成规模性的离岸资金池，作为岛内建设项目融资重要渠道。
因此，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的核心职能应是遵循“十三五”期间战略规划路线，借助离岸金融形成国际金融服务基础，同时聚集人才、资金、技术和信息等生产要素，带动高附加值产业和经济发展，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等改革目标。
（2）促进与香港、东盟经济合作
海南与香港、东南亚之间在地理上具备天然的区位优势。近些年来，我国通过出台《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和《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等贸易友好协议，以政策推动内地与香港、东盟等地的贸易积极性。海南与香港、海南与东盟之间的贸易活动愈加频繁，截止2016年底海南对港进出口总值14.3亿美元，是海南第一对外贸易伙伴国，次席东盟9.68亿美元高于排位第三的美国近两倍。
总体而言，海南与香港、东盟未来贸易潜力巨大，包括融资、结算等离岸金融需求巨大，海南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将逐步完善离岸金融职能，以促进海南整体对外贸易及实体经济的发展。
（3）便利在琼企业境外投资
“走出去”在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中占据关键地位，发展离岸金融可帮助在琼企业解决在“走出去”过程中遇到融资难题。由于国外大多数评级机构对国内企业信用评级较低，大部分“走出去”在琼企业国外资金融通能力难不足，对企业国外投资发展造成一定阻碍。发展海南离岸金融市场可通过持有离岸业务为在琼企业提供便利的境外融资渠道，解决境外投资企业资金融通困难问题，保证在琼企业“走出去”步伐稳健与速度并行。
发展海南离岸金融市场有利于在琼企业境外投资主要体现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中资银行对此类企业的背景调
比境外金融机构更全面，信贷担保方式环节更加便利，可由在琼母公司进行担保；第二，“走出去”的在琼企业在境外可能会遭受不公平政策待遇，不利于企业的信用评级与金融活动。而通过中资银行搭建的海外离岸业务部可绕过此类限制为境外的在琼企业提供直接的离岸金融服务支持。
（4）增加离岸人民币回流渠道
随着跨境人民币贸易、投资结算业务推进，留存境外的人民币资产规模扩张。另一方面，海南与东盟、香港贸易前景愈加看好，进出口总值逐年上涨，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可以扩张境外坡离岸人民币的投资渠道，使经济合作方式多样化，增加离岸人民币回流途径。
（--）海南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模式
国际离岸金融市场模式可分为避税港型、内外一体型、内外分离型与渗透分离型四类离岸金融市场，离岸金融市场模式选择主要取决于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基础设施、经济市场化程度、金融自由化程度与金融监管环境五大因素的综合发展。
以伦敦和香港为代表的内外一体型离岸金融市场，经济发达，金融自由化程度高，金融监管体系较为成熟且监管环境宽松；以纽约、东京为代表的内外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与前者相比各项基础要素基本相似，唯一的区别在于采取了严格的监管环境：避税型x岸金融市场由于不发生实际业务，对五大因素基本无要求，金融监管水平不高，金融监管环境也十分宽松。而以曼谷等地区为代表的渗透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一般都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下水平，金融基础设施与监管水平比较薄弱，金融自由化程度也比较低。
对比分析国内学者观点，本文认为海南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应采用渗透分离型发展模式，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诲南经济基础落后与金融自由化程度低的先天条件造成无法海南选择内外一体型离岸金融市场。根据国际离岸金融市场经验，内外一体型离岸金融市场的一般特点为经济水平发达，金融自由化程度高，除此之外，还在监管能力、金融人才数量质量等方面具备明显优势。海南与内外一体型离岸金融市场的基础条件相比落后差距，采用内外一体型的发展模式即不符合客观条件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离岸金融市场的风险系数。
第二，目前海南针对外资企业税收优惠幅度小，尚且无法实现避税港镌式。第三，海南离岸金融市场执行内外分离型尽管可保障离岸金融市场风险可控，但无法利用离岸金融带来的金融资源从而为海南经济发展所用，提高经济发展水平。
（三）海南离岸金融市场的参与主体
离岸金融市场的参与主体是指在离岸金融市场内开展业务活动的经济主体，包括机构与个人。海南离岸金融市场的参与主体主要分为离岸业务经营主体与离岸业务客户主体。
1.离岸业务经营主体
中国人民银行在《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中指出，“离岸银行业务”是指银行吸收非居民的资金，服务于非居民的金融活动。当前，交通银行、浦发银行、平安银行与招商银行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持有离岸业务经营牌照，非居民可在这四家中资银行及外资银行在国内的分支机构设OSA账户。国家外汇管理局于2009年出台《关于境外机构境内外汇账户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NRA账户就此放开，经营主体不再受限四家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没有经营离岸业务牌照的中资银行也可涉足非居民外汇业务。
目前，海南省内交通银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和平安银行四家银行为全面持牌的中资银行，可以全面从事离岸资产业务、离岸负债业务、离岸结算业务等。与此同时，南洋商业银行等外资银行离岸业务经营范围不受监管限制。除此之外，非居民机构可在所有银行通过申请NRA账户进行资金结算及融资等业务。
2.离岸业务客户主体
结合《方案》与当前海南离岸金融发展阶段，对离岸金融业务产生需求的主体主要可分为包括运营在琼的外资企业、在洋浦经济开发区与海口保税区从事进出口贸易等的企业以及与国际航运相关的企业，这三类主体都具备离岸或准离岸的属性，在跨境结算、融资等方面都产生了离岸金融业务的需求。
（1）运营在琼的外资企业
一部分运营在琼的外资企业出于规避外汇管制、享受外资企业优惠政策等原因，选择注册在开曼群岛、英属维京群岛与香港等国际离岸金融中心。这些企业可直接通过非居民账户将资金转回境内投资，其对于离岸金融业务的需求主要有离岸结算需求、离岸融资需求、境外资金集中管理需求以及规避投资风险，实现理财增值，寻求担保等离岸咨询需求。
（2）两区内从事进出口贸易等企业
在两区内从事仓储、出口加工和转口贸易的企业大多具有“两头在外域“一头在外”的特点，准离岸的特质使得两区内离岸资金频繁流动和沉淀。两区企业在运作过程中，对于离岸金融业务会产生离岸国际结算与融资需求以及物流活动中的本地资金收付与结算需求。
四、海南离岸金融市场的资本流动及潜在风险分析
资本流动的规模扩大与剧烈波动是引发离岸金融市场风险的主要因素，除此之外，健全的法律与制度环境、完善的外部监管体系与金融机构内部监管体系决定着离岸金融市场自砜险控制基础，为防范离岸金融市场风险起关键性作用。本章基于海南离岸金融市场的资本流动与风险控制基础现状，对海南离岸金融市场的潜在风险进行分析。
（一）海南离岸金融资本流动现状
离岸金融资本流动是指，金融机构向非居民提供金融服务过程中的国际金融资本的转移。由于海南离岸金融目前仅放离岸银行业务，统计口径为向非居民开放的NRA与OSA账户，因此，本文中海南离岸金融资本流动则主要指为非居民提供金融服务过程中通过NRA账户与OSA账户转移的国际资本。
总体而言，海南离岸金融市场的资本流动现状呈现出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离岸金融资本以银行金融资金为主，主要通过NRA与OSA账户进行流转。
第二，离岸金融资本流入与流出落差较大，离岸账户总体流出资金大于流入资金，2016年，离岸账户流入资金超流出资金近2.8倍。
第三，离岸金融资本流动波动性大，尤其是离岸金融资本流出呈F剧烈波动形态，2016年离岸金融资本流出额较2015年减少51%，2016年离岸金融资本流出额超2015年46%。
（二）海南离岸金融市场的风险控制现状
离岸金融市场的风险控制框架主要包括法律与制度基础、外部监管体系与金融机构内部监管体系。因此，本节将由这三个角度出发，对海南离岸金融市场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
1.离岸金融法律与制度基础评价
目前，海南离岸金融相关法律与制度为1 998年颁布的《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后称《办法》）与《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后称《细则》）。《办法》与《细则》颁布时间近20年，与实际离岸银行业务的发展有所不适应之处，主要包括，第一，没有针对外资银行的离岸银行业务的监管条款；第二，缺失针对离岸业务的准入退出条件；第三，缺乏保密制度等离岸金融配套规定。除此之外，随着海南离岸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离岸金融的业务范围不仅仅局限于离岸银行业务，而应当包括离岸保险、离岸证券等业务，而配套法律法规也基本空白，有待完善。
2.外部监管体系评价
由于海南离岸金融市场目前仅开展了离岸银行业务，因此主要监管机构为外汇管理局海南省分局与银监会海南省分局，监管框架较完善。结合相关文献与调研情况，海南离岸金融当前外部监管主要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第一，资本流动监管不全面。主要反映为通过外管局统计的离岸金融资本流动数据不全面。在调研过程中，部分银行离岸金融资本流动数据并未通过外汇管理局海南分局进行统计，而是直接由该银行在深圳的离岸金融部进行汇总，上报有关机构。
第二，缺乏全面的风险评估体系。目前，海南离岸金融市场缺乏全面的风险评估体系，难以鉴别与防范离岸金融市场的存在的潜在风险。海南目前主要采用CAMEL评级体系来评估与控制市场风险，但缺少信用风险评估机制，难以达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
3.金融机构内部监管体系评价
目前，海南金融机构都具备相应的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部门，同时，海南经济特区开办境内外汇业务已有多年，具有高素质的外汇专业人才，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体系较为稳定。
五、海南离岸金融市场的风险控制建议
基于海南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特点与潜在风险分析，同时参考新加坡离岸金融市场的风险控制经验。本文基于海南离岸金融市场现状，按轻重缓急程度与实施效果，为海南离岸金融市场的风险控制提出七点建议，分别为严格规范海南离岸金融市场的业务模式、完善海南离岸金融市场的法律制度、严格规范市场准入准出制度、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加强海南离岸金融的资本流动监管、健全风险预警机制与提升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在各项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海南省政府、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三监会”、外汇管理局与相关金融机构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应相互协助以保证政策的有力实施。
第一，海南省政府扮演宏观调控角色。一方面，海南省政府应为建设海南省离岸金融市场建立良好环境。包括适度放松的金融管制与有针对性的税收减免政策。另一方面，应督促相关部门出台离岸金融机构相关制度、办法与法律法规，完善与健全国内金融市场的法制制度环境。
第二，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在海南离岸金融市场的法律与制度建设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利用海南经济特区立法权，制定适应离岸金融市场发展的本地化法规。
第三，银监局在初期起领导监管作用，随着离岸业务的不断丰富，保监局与证监局涉入监管体系。当前，包括海南离岸金融业务主要为离岸银行业务，银监局应担任监管领导带头角色，充分保证离岸银行运营的规范性。具体应着重以下几个方面对离岸银行业务进行规范，包括设计离岸银行业务管理框架，撰写并详细的规章制度；对离岸银行业务的准入条件进行严格规范；严格监管经营离岸业务的金融机构。
第四，外汇管理局在对离岸金融资本流动的管理起主导作用。
第五，相关金融机构一方面作为重要执行角色积极配合省政府与监管机构工作，另一方面作为主导角色主动加强自身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能力。
（一）严格规范海南离岸金融市场的业务模式
基于海南经济基础落后与金融自由化程度低的先天条件，海南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应采用渗透分离型发展模式，一方面可在一定程度上防范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冲击，另一方面允许部分离岸业务向在岸业务渗透，拓宽国际融资渠道，促进海南经济建设与发展。
完全放开的双向渗透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发展模式风险敞口大，基于海南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与金融监管环境基础，难以实现完全离岸金融市场风险可控。因此，应在确认海南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模式为渗透分离型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离岸金融业务模式，建立内外分离型市场时要强调外资的对内渗透而不是相反，积极引导外资投资于具有发展潜力的长期项目。
采取此业务模式，从风险控制角度出发的主要原因为，海南离岸金融市场目前相关法律与制度尚不健全，对离岸金融资本流动的监管仍需加强，双向渗透，完全放开的业务模式不利于控制离岸金融市场的风险。
（二）完善海南离岸金融市场的法律制度
目前国内中资银行离岸金融业务的监管法律包括《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与《中资银行行政许可办法》。对于外资银行的离岸业务监管暂时空缺。而作为离岸金融市场风险控制的标杆，新加坡离岸金融市场的相关法律包括《银行法》、《公司法》、《货币法》、《金融公司法》、《保险公司法》、《外汇管理法》、《所得税法》等，这些法律细则对于离岸业务的经营都有着详细规定。法律风险是海南省离岸金融市场的潜在风险之一，因为法律漏洞而造成的负面影响包括腐败分子非法逃汇与企业欺诈，一旦发生将造成巨大损失。因此，离岸金融市场的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制定是海南离岸金融良好发展的基本前提。在实施过程中，可通过借鉴前者经验，海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可利用经济特区立法权，重点研究国际渗透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的法律，取其精华，并结合本地化现状，制定即符合国际标准，又适用于海南实际情况的的离岸金融本地化法规，为海南离岸金融市场的良好健康运行打下根基。
（三）严格市场准入与退出条件
1.市场准入条件
参考新加坡离岸金融市场的风险控制经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对离岸金融市场的银行经营执照分层级进行管理。离岸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管制考虑因素主要包括注册资本最低额、专业人才、组织机构、管理制度、营业场所与安全防范措施等。
海南三监会相关机构可按等级对经营离岸业务的离岸金融机构实行分级明确的牌照制度。银监局、证监局与保监局通过对牌照申请金融机构的调查，同时结合中介机构评价报告，评定牌照等级，并严格规范相应等级的业务经营范围。
2.市场退出条件
目前，海南并无关于离岸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条件的相应法律法规。这一领域的空白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当严重亏损或违规的离岸机构退出海南省离岸金融市场时，由于处理不当，将会对海南省离岸金融市场造成损失。因此，可参考《商业银行法》中相关规定，离岸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方式主要包括接管、解散、撤销与破产。
第一，接管与破产方式，当离岸金融机构由于遭受信用风险，难以偿付离岸金融机构存款人提取现金或转账要求时，金融机构出现破产危机，监管当局可对金融机构采取接管措施或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申告金融机构破产。第二，解散方式，当离岸金融机构因发生解散事由而需要解散的，应向家奴昂当局提出申请。一般而言，离岸金融机构解散主要原因为离岸金融机构的分立与合并。
第三，撤销方式，离岸金融机构因不按监管规范运营而导致吊销经营许可证时，监管当局应当撤销离岸金融机构合法经营资格，并对离岸金融机构进行资产整理与清算，并对债务人进行清偿。
（四）加强海南离岸金融市场的资本流动监管
1.完善离岸账户监管范围
由于监管制度体系仍需完善，目前海南监管机构难以完全监测离岸金融资本流动，主要原因为离岸账户信息监测不完整。我国目前对离岸账户信息监测并不完整，落后于国际标准要求，根据巴塞尔协议，离岸金融机构需要披露经营业绩、资本情况等信息。而《办法及细则》中只规定经营离岸银行业务的银行向外汇管理局披露财务报表与统计报表，与巴塞尔协议要求相差甚远。除此之外，《细则》规定中资离岸银行定期向外汇局上报资料，而外资银行在监管范围之外。且《细则》并未作出报送时间规定。总体而言，包括海南在内的我国离岸业务监管体系中非居民信息报送制度并不完善，难以完全监管海南离岸金融市场的资本流动情况。
2.引导资本流动方向，减少资本流动波动冲击效应
离岸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将吸引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入，尤其是短期国际游资，这一趋势将给海南带来潜在的风险。但离岸金融市场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金融市场，是国际性的融资投资平台，离岸金融市场可作为风险规避机制，引导国际游资方向，减少国际资本流动剧烈波动带来的冲击效应。
离岸金融市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引导作用主要体现为，通过离岸金融服务产品为非居民提供高投资收益投资产品，引导国际资本方向。而国际资本流动往往具备羊群效应，适当的引导可带来规模效应，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分流效果明显。因此，海南离岸金融市场可利用自身优势，引导离岸资金分流至其他资本市场，缓解离岸资本流动剧烈波动的带来的负面影响。
3.利用海南区位优势形成应对游资冲击的国际资金池
海南毗邻香港与东南亚，具备突出的区位优势，海南可加强与周边国家与地区的合作，形成统一的国际金融体系，进而在东南亚甚至亚洲区域范围内M成应对国际资本冲击的资金池，打通国际资本分流通道，从而缓冲因国际资本流动剧烈波动对海南与国内冲击效应。
六、结论
离岸金融市场发展对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具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一是完善国际旅游岛金融服务支撑体系，拉动海南经济发展；二是促进与香港、东盟经济合作；三是促进境外投资，便利在琼企业“走出去”；四是增加离岸人民币回流渠道。
尽管海南x岸金融市场的发展对海南的经济发展将起到促进作用，但这也意味着海南金融自由化程度提升，离岸资本流动规模扩大。而大规模的资本流动将会增加海南金融体系与金融机构的脆弱性，带来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风险，进而产生如外债规模失控、资本外逃、扰乱货币政策效果与汇率动荡等负面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正是在金融市场开放与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演变而成，最终使东南亚国家经济遭受严重损失’而这一危机的产生与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动有着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金融一体化；资本自由流动；本地存贷关系
中图分类号：F83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1)11－0034－03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11.09
一、引言
当前，经济全球化已构成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最主要的趋势性特征，作为主要推动力量的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在过去的几十年，世界各国的资本自由化运动和不断的金融创新使得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进程似乎愈演愈烈。随着我国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我国参与全球金融一体化的程度越来越深，因此有必要对金融一体化的指标进行研究，以更好地判断我国的现状。广东省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驱，对我国经济近30年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将通过广东省各市存贷的关系分析广东省金融一体化的情况。
二、文献综述
金融一体化指国与国之间的金融活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而形成一个联动整体的发展趋势。从金融一体化的含义研究金融一体化的指标，可在两方面讨论。
一方面，两个市场的金融一体化程度越高，意味着市场之间的交易量越大，包括资本流动和金融服务的贸易流动。Feldstein和Horioka（1980）运用本地投资率和储蓄率之间的相关性衡量区域资本自由流动程度，借以判断金融一体化水平。相关性越高，表示资本流动受到障碍越多，金融一体化程度越低[1]。Philip R. Lane、 Gian Maria Milesiferretti（2003）提出过衡量金融一体化的两种指标：第一种是基于总量的方法：IFIGDP=（FA+FL）/GDP, 其中FA和FL分别指国外资产与负债的总量；第二种是基于股票的方法：GDOGDP=（PEQA+FDIA+PEQL+FDIL）/GDP，PEQA（PEQL）表示间接投资中的股票资产（负债），FDIA（FDIL）表示直接投资中的股票资产（负债）。比值越大，金融一体化程度越高。但由于可能存在较多因素影响到资本流，所有上述比值不能完全代表一国金融一体化的程度[2]。该类方法优点在于适用范围较大且不受主观影响，特别适合单独衡量分析一个国家金融一体化的程度。Ip-Wing Yu、 Kang-Por Fung、 Chi-Sang Tam（2010）在Feldstein、Horioka的基础上提出一国的储蓄和投资间的关系应作为判断该国是否实现与其他经济体金融一体化的指标，金融一体化意味着资本的自由流动，各国的真实利率趋于相同。一旦国内出现资金需求满足新的投资，国外资金能够迅速的满足，因此单个国家内的储蓄和投资并不需要高度的关联[3]。
另一方面，完全金融一体化的市场意味着同样特点的金融工具的回报率是一样的，即不存在套利机会。Zhiwu Chen PeterJ. Knez关于金融市场一体化指标的理论就是基于这层含义：一是如果能够在两个不同的市场分别各自构造一个投资组合，而且两个投资组合价格不同但却有着相同的报酬，则这两个市场必定没有实现完全的一体化；二是如果两个市场间存在套利机会，则两个市场不可能已实现了一体化[4]。Rien J. L. M. Wagenvoort、Andre Ebner、Magdalena Morgese Borys（2010）在分析欧洲信贷和债券市场时，分别用到α-收敛判断欧洲各国跨国借贷成本是否相同；σ-收敛判断欧洲各国跨国借贷成本是否正在趋于一致。通过对欧洲各国资金和债券利率的比较判断欧洲信贷和债券市场是否存在套利机会，即欧洲信贷和债券市场是否达到一体化[5]。从这个含义理解，金融一体化也意味着各国相同资产收益率相同，从而“一价定律”成立，对利率平价的偏离就是货币市场一体化的衡量指标。Yin-Wong CHEUNG、Menzie D. CHINN、Eiji FUJII（2003）在定量分析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金融市场一体化时，针对实际利率平价、抛补利率平价和购买力平价的偏离情况，说明三个经济体当中中国大陆与香港的一体化程度最好[6]。Ip-Wing Yu、Kang-Por Fung、Chi-Sang Tam（2010）在评价亚洲金融市场一体化时，通过不同股票市场回报率的分布情况判断亚洲各国股票市场的相互联系，以此分析亚洲各国金融一体化的程度。在“一价定律”之下，相同的资产在不同的市场所获得的收益应当是相同的。如果在不同市场的回报率相差较大，意味着亚洲各国并没有实现完全的金融一体化。
另外，可从金融市场的构成研究金融一体化。金融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等。在分析金融一体化时，可以单独对这几个市场分别讨论，以这几个市场一体化的程度代表金融市场一体化的程度。Rien J.L.M. Wagenvoort、André Ebner、Magdalena Morgese Borys（2010）同样是通过对欧洲信贷和债券市场一体化程度的研究分析欧洲金融一体化的程度。
由以上文献可看出，对于金融一体化的衡量方法基本上是从金融市场的一个子市场出发，如信贷市场、债券市场等，通过分析市场间的交易量大小或是市场内金融产品的回报率是否相同来判断金融一体化的程度。当前即使是在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珠三角地区, 仍然是银行为中介的间接融资为主，储蓄的规模可看作是可利用的金融资源的多少，而债券和股票依然处于劣势水平。因此，本文采Feldstein和Horioka(1980)的方法，通过分析广东省本地储蓄率和投资率的相关性判断金融一体化程度。
三、金融一体化的测度方法
本文采用Feldstein和Horioka（1980）的方法测度广东相关各市的金融一体化程度。Feldstein和Horioka运用经合组织（OECD）21个国家15年的数据，对每个国家的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关系进行测量，以此分析该国资本市场开放程度，作为判断全球金融一体化的依据。该方法的理论基础是，由于一国总储蓄或总投资的变化会引起经常账户的变动，于是经常账户余额就等于国民储蓄减去国内投资。金融市场完全一体化，国家之间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意味着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之间没有联系。每个国家的储蓄将会对世界范围内的投资机会做出反应，而每个国家内出现的投资机会都会得到世界范围内资金的支持。
在Feldstein和Horioka的研究中，投资率和储蓄率之间的关系用等式（1）表示：
其中I/Y是国内总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S/Y是国内总储蓄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Beta的值越大，说明资本流动性越差，即全球金融一体化程度越弱。Feldstein和Horioka同时指出，即使在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的假设下，如果β值很高，也可能是影响储蓄和投资的因素都发生变动，而不一定反映储蓄和投资间的对应关系。
本文通过投资率和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分析广东省内金融一体化的情况，测度广东省各市的金融一体化程度。如果β的估计值最后趋近于1，意味着广东各市的储蓄增量不会转移到其他城市，反映本市储蓄和本市投资的变动都受到高回报率的刺激，这种情形说明广东各市并没有实现完全的资本自由流动，即区域金融一体化程度不高。如果β值小于0，意味本市投资率和储蓄率呈负相关关系，反映本市资金较多投资于外地市场，或者外地资本对于本市投资占据较大比例，说明资本的流通频繁。如果β值趋近于0，反映一市出现投资需求，其他各市的资金能够迅速流入，因此一市投资能拥有充足资金来源而不受本市储蓄总额限制，投资率和储蓄率则难呈现对应关系。
四、数据与变量分析
本文采用广东省21个城市2000―2009年间的面板数据，检验广东省的投资―储蓄相关性，以分析广东金融一体化的程度，数据来源于《广东省统计年鉴》（2000―2010），部分2000年的缺失数据采用科学方法进行相应的处理。
根据等式Y=C+S计算各市的储蓄和投资数据，储蓄等于各市的名义GDP减去私人消费和政府消费，各市投资等于各市的总资本形成额，包括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加上存货增量。储蓄率等于储蓄除以各市的名义GDP，即；投资率等于总资本的形成额比上名义GDP，即。
从图1和图2可看出，广东全省平均投资率和储蓄率均呈现出弱上升趋势，平均投资率由0.382991上升至0.453541，平均储蓄率由0.388782上升至0.467241，投资率和储蓄率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珠三角9市的平均投资率和储蓄率比较平稳，变化不大。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珠三角区域的经济发展引人瞩目，成为广东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珠三角以占全国3.6%的人口和不足0.6%的土地，创造占全国经济比重10.3%的经济奇迹。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历程中，实现经济较好的融合，资本流动愈加频繁，使得广东金融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深。由此，可判断珠三角地区资本基本实现自由流动。从整个广东省的范围看，珠三角的金融一体化程度处于较高水平，本文通过实证检验该论点的正确性。
五、结果分析
参照前述（1）式构造实证模型：
式（2）中的下标i表示城市；t表示年份；?滋it 表示误差项。本文采用个体固定效应估计方法，分别对珠三角9市和广东21市进行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回归结果表明，广东21市的投资率―储蓄率相关性为0.275512，投资率和储蓄率呈现正向关系，珠三角9市的投资率―储蓄率相关性为-0.315311，投资率和储蓄率呈现负向关系。按照模型理论，珠三角地区投资率和储蓄率不但没有表现出对应关系，相反呈现负相关，说明珠三角地区的资本实现较好的流动，金融一体化处在一个较高水平上。与珠三角9市相比，广东资本自由流动性总体稍弱，金融一体化程度稍低，但总体上仍具有较高的一体化程度。
六、结论
广东省经济发展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但广东省各地并未实现经济的均等发展，相较于珠三角9市，广东其他城市的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尤其是粤东、粤北地区仍相对贫困，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异，粤东、粤北地区无法像珠三角地区吸引充足的外部资金，经济发展水平与珠三角地区有较大差距，经济发展仍带有一定程度的封闭性，加上一些地方保护主义，容易导致资本在区域间的流动受到阻碍，出现投资率和储蓄率呈现正相关。
珠三角地区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早、经济成长最快、市场化和国际化水平较高的区域，地理位置上毗邻香港的优势，使得珠三角地区能借助香港经济带动本地经济发展。外商投资给珠三角带来经济增长，而地方政府的各种政策优惠，能够吸引更多的投资，减小了地区内资本流动的障碍，由此珠三角地区的投资增长并不依赖于本区储蓄的增长，实证检验得到的投资率―储蓄率也呈负相关。
总之，相比于珠三角经济发达地区，广东21个城市的投资―储蓄率相关性较高，说明相比于珠三角地区，广东省的投资对储蓄的依赖程度稍高，资本自由流动的程度稍差，金融一体化水平稍低。但基于广东省经济发展的背景，金融一体化程度仍处于较高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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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场主导型 银行主导型 高科技产业
我国金融支持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不足
（一）金融结构与高科技产业发展特征不匹配
我国目前的金融结构是以银行金融等间接金融机构为主，股票市场融资为辅的体系，融资结构相对单一。信贷主要投放于大中型高科技企业，对于中小型科技企业基本采取回避的措施，证券市场的高门槛只适合大中型高科技企业进行融资，对于种子期和初创期的高科技企业，目前缺乏与之相匹配的融资体系。这一融资体系严重阻碍了高科技企业的创新和发展。
（二）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的创新性金融产品和金融技术
高科技企业种子期及初创期，存在高风险、高成长性的特点，虽然部分银行针对高科技中小企业特点，推出了各种形式的动产质押类贷款以及自助可循环和整贷零偿贷款等新产品，但拓展的空间和力度还不够。证券市场上，虽然推出创业板以及中小企业集合债、中小企业短期融资券和小企业集合债权信托基金等新品种，但覆盖范围非常小，产品设计也需要完善。另外，我国适用于初期高科技企业的债券产品极为缺乏，无法满足处于初期阶段的高科技企业发展的需要。
（三）直接金融市场的运行体制不够完善
虽然我国目前形成了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三板（含新三板）市场、产权交易市场、股权交易市场等多种股份交易平台，然而各个直接融资平台的运行机制尚不健全，转板机制还存在一定问题。尤其是新三板的市场容量还非常有限，无法有效满足高科技企业的融资需求。
（四）政府作为不够深入和明确
虽然我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相关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融资政策，然而与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切身需求相比，力度明显不够，尤其是对风险投资、天使投资以及小额贷款公司及地下金融的引导和规范不够深入，没有形成有效的市场运行机制。而这些金融主体对于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尤为重要。
美日两国高科技产业融资体系及比较
（一）市场主导型的美国高科技产业融资体系
1.资本市场与高科技产业融资。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培育，美国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天使资本、风险资本、纳斯达克市场以及高收益债券市场，为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融资平台，如图1所示。
在高科技企业的种子期，天使资本充当了主要的投资角色，有效填补了风险资本以及其他资本在此阶段的空缺。天使资本之所以愿意在种子期投资于高科技企业，主要在于天使投资人过去的创业经历和高科技企业创业者个人魅力成为了交易实现的关键因素，这种投资具有较强的感情因素，然而其对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风险资本源于天使投资，是天使资本的机构化、组织化。风险投资不仅仅为高科技企业提供资金，同时还提供管理增值服务，这是一种新的风险分担机制。美国的风险资本家根据高科技企业的发展阶段，分阶段投入其所需的资金，以此来分散投资风险，并且风险资本逐步倾向于投资高科技企业的扩张期及中后期。
纳斯达克市场是美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专门为新兴公司和高成长性的企业提供筹资渠道的资本市场。纳斯达克市场处于整个资本市场体系的中间层次，起着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它为风险投资的撤出创造了一个高收益的通道，为主板市场培育了优秀的成熟型企业。
高收益债券又称为“垃圾债券”，其产生的背景源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科学技术的推动，高科技产业自我发展以及兼并收购需要大量资金，而中小高科技企业无法从其他途径获取资金，所以，形成了高收益高风险的债券市场，该市场成为新兴高科技企业重要的融资渠道之一。
2.商业银行与高科技产业融资。许多新兴产业发展早期都是源于美国和英国这样资本市场主导型国家，然而到了高科技产业中后期，银行主导型的日本与德国获得了更大成功，所以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开始重视商业银行的间接融资作用。商业银行在美国高科技产业化融资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也越来越开始被重新得到认识。目前美国的商业银行体系主要以金融控股公司以及高科技产业商业银行（硅谷银行）为主，并且推出了适合高科技产业特点的金融产品。
（二）银行主导型的日本高科技产业融资体系
1.商业银行与高科技产业融资。日本的银行体系由中央银行、民间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等组成，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领导、民间金融机构为主体、政府政策性金融机构为补充的金融体系。日本的主银行主要以为规模较大的高科技企业提供贷款为主。在高科技产业发展早期，日本政府设立了专门的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低于市场2-3个百分点的较长期的优惠贷款。此外，日本政府还设立“信用保证协会”和“中小企业信用公库”，以向中小企业从民间银行所借信贷提供担保。
2.资本市场与高科技产业融资。日本证券市场由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离岸金融市场和金融衍生商品市场组成，日本模仿美国设立了Jasdaq市场，用来为高科技中小企业提供融资场所。从高科技企业角度来看，高科技大企业主要在主板市场上上市进行股权融资，而二板市场则主要为高科技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从融资规模来看，高科技企业在主板市场的融资规模要远远大于二板市场，并且在债权市场的融资规模远远大于股票市场。日本的中小高科技企业同样面临求资若渴的尴尬境地。
日本的风险投资是在模仿美国制度的基础之上建立的，然而由于日本社会独特的金融体制、社会文化背景以及政策导向，又使得日本风险投资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区别于美国的一些特点。在组织模式上，日本的风险投资公司附属于大金融机构或者大企业集团；在资金来源上，主要依靠大金融机构或者大企业集团；在资金的投向上，表现出投资分散、对高科技企业特别是处于创业初期的高科技企业投资相对不足的特点。
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使得日本的高科技大企业更容易获得发展所需的资金，这一金融体系对于日本高科技企业引进、模仿国外技术到自主创新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也滞碍了高科技中小企业的发展。
（三）市场主导型与银行主导型融资体系比较
1.风险分散。银行中介对于风险的分散主要采用跨期分担的形式，通过跨期流动性来释放风险。而金融市场是通过证券产品、衍生产品交易组合，横向释放风险。从风险承担机制来看，银行中介对于高风险项目采取保守策略，所以高科技企业早期难以获得更多的银行支持；而市场型金融体系对于产品创新风险高的高科技企业初创期有较好的风险分担功能。
2.信息及监管。公司监管方面，在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下，银行与高科技企业可以直接接触，信息不对称大大降低，这种“一元审查”的弊端是随着银行获知高科技企业私人信息的增加，银行可能会打击企业投资新项目的积极性和创新性。而在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下，强调外部市场对公司的约束，外部市场通过价格信号、交易量和并购企图等提供“多元审查”机制，为高科技企业提供最优决策信息。
3.融资效率。美国的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在高科技企业的初创期及发展早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它的风险承当机制正好与此阶段高科技企业的特点相匹配，此阶段市场对高科技产业融资显得更加有效率；而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在高科技产业的中后期显得更加有优势。
完善我国高科技产业金融支持体系的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金融体系市场运行机制
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配置金融资源，让市场力量引导金融资源向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高科技产业配置，尤其是让初创期高科技企业能够有效参与国民经济的储蓄流和其他金融资源竞争，满足其有效需求。进一步加强金融业的对内开放，为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创造更为宽松的条件，并鼓励、引导发展新型的金融服务机构，强化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市场供给方的竞争机制。
（二）进一步优化金融结构并构建多层次金融体系
借鉴美国与日本的成功经验，我国应当逐步改变目前相对单一的、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建立以直接金融市场和间接市场双主体为特征的金融体系结构。为此，一方面要重点推进针对高科技产业的政策性银行、高科技银行、区域性、特色化的专业性金融机构的建设；另一方面要重点推进资本市场的发展，进一步推进“新三板”场外交易市场的建设，思路可以是以省为点，建立省级的场外交易市场。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进入创业板和中小企业板的准入制度，建立专门针对高科技企业的准入机制，扶持有成长潜力的高科技企业通过创业板或者中小板实现融资。另外对于成熟期的高科技企业，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鼓励其实现主板上市融资。国家应当重点建立新三板、创业板、中小板和主板之间的转板机制，为企业打通直接融资的通道。除此之外，国家应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尤其是要不断完善集合债的发行机制。
（三）积极引导天使投资和风险资本的发展
从美国的实践来看，天使投资与风险资本为高科技产业的前期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我国需要进一步探索天使投资组织化和联盟化的运行机制，尤其要鼓励民间资本部分天使化，积极引导民间资本从地下走向阳光，让政府主导的孵化器成为创业者与天使投资的媒介，为天使投资营造有效的退出机制。国家在宏观层面应该改变税收结构，积极引导风险投资支持早期高科技企业，目前对于投资于高新技术企业的风险投资，国家给予7%的税收退还，这种一刀切的退税政策显然不够合理。国家可以针对高科技企业不同阶段设定不同的退税比率，从而激励风险投资对企业研发和创新进行支持。除此之外，国家需要进一步完善风险投资的市场退出机制。
（四）创新适合高科技产业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技术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产品种类相对单一，缺乏灵活性，没有推出适合高科技企业特点的相关产品，所以商业银行应该推出与高科技企业发展阶段相匹配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技术，这有利于高科技产业的健康发展。要继续开展中小企业短期融资券试点，推广小企业集合债权信托基金，加快固定收益类产品创新；应当积极研究推出适合高科技产业的证券化产品和项目。另外除了商业性贷款之外，政策性贷款应当注意资金投向，应该将更多的政策性贷款投放于高科技企业的种子期和初创期，以满足其在此阶段的外部融资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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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市场；风险管理；非线性动力学
作者简介：李红权，
男，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长沙 410081
收稿日期：2006.8.21
一、引 言
金融市场是一国经济运行的核心，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进行有效的金融风险防范与管理是各国政府与投资机构的目标之一。然而，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和金融市场固有的投机性决定了金融市场经常处于非均衡的波动状态。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系列重大的金融风险事件甚至金融危机提示我们风险的复杂性与风险管理的重要性。
金融危机普遍具有“突发性”的特征，这是对外部影响因素（如国际投机资本）及内部不稳定性的一种典型非线性反应。然而，传统的金融理论没有考虑到市场的“非线性、不连续性”等内在特征，将金融市场波动归咎于外部随机扰动因素，忽略了金融市场作为复杂系统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机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内部基于不稳定性，因而对于重大金融风险或金融危机的预警与控制无能为力。经典金融市场理论对现实情况解释乏力的根本原因在于该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以有效市场、随机游动与理性投资者等假设条件构筑的线性范式基础上的。 ［1］ 在标准的线性分析框架下，我们假定投资者是理性的、有条理的，投资者对信息的反应是线性方式的，他们在接到信息时立即做出准确、无偏的反应，不可能出现对信息的误解、遗漏或滞后反应；定价是及时的、无偏的、连续的，市场是有效的，信息不能被用来在市场上获利。基于此，价格的波动即收益率遵循随机游动，其分布将是我们熟悉的正态分布。资产价格的波动性风险是与随机游动、正态分布相联系的。然而，现实的金融市场却不是简单、有秩序的，它们既混乱又复杂；金融风险发生的强度与频率也远比我们理论想象中的大，市场行为的复杂性远不是纯粹的随机游走所能解释的。在这种背景下，认识到金融市场的非线性动力学特征将为研究金融市场本质特征与风险管理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事实上，科学的发展进一步说明非线性问题的出现不仅仅是个别或局部的情况，应当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非线性的（钱学森、谷超豪）。 ［2］
二、金融市场的特性
从非线性经济学理论的观点来看，金融市场是一类复杂性系统，从而可以从系统内部的结构及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来考察这一系统的特性，以便揭示金融市场演化的规律与金融风险形成的机理。
虚拟金融系统有以下几个主要的特点：（1）复杂性。复杂系统一般的特征是规模巨大、耦合度高、透明度低、动态而且开放，其最本质的特征是其组分之间相互作用的非线性与系统的自适应性。各组分之间的相互作用，说明相互联系的事物不是单方面的影响，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依存的，这就是非线性的本质。金融市场是一类复杂系统，表现为虚拟资本规模巨大、是动态变化的开放型系统、内部层次多且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并且含有人类决策行为这一重大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系统由于各组分之间的非线性作用而呈现貌似随机的不稳定状态，并且由于系统自组织作用，其内部结构会产生一定的有序性与稳定性。（2）介稳定性。金融系统是一种介稳系统，必须要与外界进行资金交换才能维持相对的稳定。造成其介稳性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是虚拟资本的内在不稳定性。（3）高风险性。金融系统的高风险性来自其本身的复杂性与介稳性，首先是虚拟资本的内在不稳定性导致其价格变幻无常，而金融市场交易规模的增大和交易品种的增多使其变得更为复杂；其次是人们对市场及环境变化的预测能力不足，对预期收益至今也没有找到较好的预测方法，从而导致决策的失误。（4）寄生性。虚拟的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系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金融系统由实体经济系统中产生，又依附于实体经济系统。（5）周期性。金融系统的演化大体上呈现周期性的特征，一般包括实体经济加速增长、经济泡沫开始形成、货币与信用逐步膨胀、各种资产价格普遍上扬、乐观情绪四处洋溢、股价与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外部扰动造成经济泡沫破灭、各种金融指标急剧下降、人们纷纷抛售实际资产及金融资产、实体经济减速或负增长等阶段。但是这种周期性并不是简单的循环往复，而是螺旋式地向前推进的。
三、金融市场的非线性动力学分析原理
（一）金融市场的整体性原理
金融市场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也作为一个整体而发展演化。构成金融市场子市场的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与长期借贷市场，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并与实体经济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市场参与者的决策行为也会相互影响。金融市场由数以百万计的个体和组织的相互作用所决定，个体行为并非是一种孤立的存在，仅仅完备地认识个体的行为并不能使我们掌握整个金融系统的演化状态。事实上，整体内的每一个个体（组分）都受整体规律的约束，整体规律在系统内赋予每一个个体的属性要比这些个体在整体之外单独获得的属性大得多，同时整体属性也远大于部分属性之和。如果用ET表示金融系统的整体所具有的功能，Pi表示第i部分所具有的与整体功能ET相同的功能，A表示整体所表现出的各个部分所没有的功能，则有：
ET=∑Pi+A
因此，整体不同于一个简单的集合体，考察金融问题需要从整体上把握金融市场的演进状况与风险水平。当然，整体也离不开部分，科学的整体观要求我们在深入了解金融市场个体的性质和行为的基础上，从个体（组分）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联系中发掘金融市场的本质规律与整体行为。
正是在非线性动力学理论的整体性原理指引下，研究人员在经济增长与波动、股市涨落、汇率浮动等领域对经典的金融经济学理论展开了颠覆性批判， ［3］［4］(194-200)［5］(29-37)［6］(81-108)［7］(311-337)［8］ 得出了经济波动源于经济系统的内生机制而非随机振荡、非均衡是经济系统的常态、杂乱无章的经济现象背后隐藏着良好的结构而非随机状态等一系列在原有金融市场理论个人主义方法（还原论）下所无法得到的、更符合现实的结果。
（二）金融市场的非线性原理
非线性系统是不符合叠加原理的一类系统，可导致多样性与复杂性。混沌与分形等复杂现象也只能在非线性系统中产生。经济系统（包括金融市场）本质上是非线性系统，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它们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通常是非线性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经济金融活动的正反馈、负反馈、和正负反馈复合的反馈环。
经典的金融均衡理论是在牛顿静态力学的线性范式下展开的，认为金融时间序列遵从线性随机过程，同时将不规则涨落归咎于系统外部的“白噪声”（White noise，外部随机扰动），并假定金融系统本身是运行于线性稳定区内的。同时，具有同质性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是金融均衡理论分析的基石，这样的分析忽略了人的社会属性（即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金融市场复杂性。
从非线性经济学来看，线性分析和牛顿近似法是一种历史决定论的工具，根本无法描述复杂多变的金融现实情形。金融系统中的时间不可逆、多重因果反馈环及不确定性的存在使金融市场本身处于一个不均匀的时空中，具有极为复杂的非线性特征。非对称的供给需求、非对称的经济周期波动、信息不对称性、货币的对称短缺（符号经济与实物经济并非一一对应）、金融变量迭代过程中的时间延滞、人类行为的“有限理性”等都是非线性特征的表现。所以，具有对初始条件敏感依赖性特征的非线性系统不可能被化整为零地加以求解与加总，只有使用非线性理论，才能科学地描述金融市场的真实演化过程。
（三）金融市场的内随机原理
长期以来，金融经济学理论将金融市场波动归咎于外部随机扰动因素，然而这并不能解释现实金融市场出现的美国股市“黑色星期一”等种种“市场异常现象”。而根据混沌理论，一个确定性系统也可以产生貌似随机的结果，并在内部作用力与外部压力的相互作用下易失去介稳性，从而出现系统突变等行为，复杂系统的随机性与多样性表现可以来自确定性系统内部（“内生现象”）。混沌理论的这一观点不仅可以有效地解释金融市场的日常波动行为，而且能够合理地解释市场的突变行为（如金融危机等）。
当把金融市场视为复杂系统与混沌系统，那么它的随机性、突变性就可以看成是金融市场内在非线性机制产生的结果，而不必从外部寻找随机事件的“冲击”力。当系统内部的控制参数不断改变，金融系统将可能从稳定状态过渡到不稳定状态或混沌状态；当内部控制参数达到系统突变的阀值时，金融市场的资本能量处于一种高度积累和对扰动高度敏感的状态，系统极易发生突变造成金融市场的急剧质变甚至酿成金融危机。
金融市场的内随机性要求对金融市场的认识首先要从金融系统的内部及其与外部的关系入手，把握“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通过对系统有序参量的控制和对系统结构关系的改变，达到控制金融市场状态的目的。
（四）金融市场的动态非均衡原理
均衡与确定性是经典金融经济学（新古典理论）追求的目标，这是金融学研究在遵从机械因果决定论、牛顿时空观、线性法则下的必然结果，它把不确定性与非均衡逐出金融学研究的常态之外。这样，经典的金融学体系就陷入两难境地：其公理化分析只有排除不确定性和常态的非均衡才有可能进行，而金融市场的现实情况却要求金融理论只有考虑到不确定性和常态的非均衡才可能是有效的。
从非线性经济学的角度，金融市场作为具有能动意识的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果，作为一个耗散结构，必然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和常态的非均衡。对于不确定性和非均衡的研究，是把系统演化中决定论的过程与随机过程、线性关系与非线性关系联系起来以认识“无序中的有序”和预见系统演化路径的唯一合理的手段。这样，金融学问题不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逻辑问题，公理化分析真正成为金融政策的基础；不确定性、偶然性、非均衡、涨落之类的概念也不再是无知和退化的表象，而是创生新结构的源泉，是“通过涨落达到有序”的途径。正是从不确定性与非均衡原理的角度，金融市场的混沌学家得到了：金融市场的不规则涨落源于金融市场内部机制而非外生随机冲击；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可能导致整个金融系统偏离最优化状态；金融市场波动的形式可以收敛于均衡、也可以是稳定的准周期振荡、更多可能是混沌但有界的等一系列远比经典金融理论丰富得多，现实得多的结果。
（五）金融市场的自组织原理
自组织是指在无外界强迫时系统内部自发形成的有序行为。自组织理论包括耗散结构理论（由比利时物理学家普利高津开创）和协同学 ［9］ （由德国物理学家哈肯创立），是研究复杂系统演化规律的有力工具。自组织机制广泛存在于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生态系统、化学系统、天体系统等复杂系统。尽管这些系统千差万别，但都可把它们看作由若干子系统组成，子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使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自发组织起来形成宏观上的时空有序结构，部分之间得以通过序参量的支配原理形成整体的自组织行为。这是一种从部分到整体的综合研究方法。
金融系统是一类自组织系统。在金融市场上，国家的宏观调控与监管政策起到一种控制参数的作用，但它还不是唯一的控制参数，金融市场的自组织结构还取决于它的开放程度，即它与外国经济环境的相互作用。金融市场本质上就是开放系统，它与商品市场、外部经济环境紧密相连（存在物质、资本、信息等的能量交换），适合于系统自组织结构的产生。金融市场改革的目的就是在这样一个开放系统中通过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创建有序参量，使我国金融市场走向稳定发展的道路。
（六）金融市场演化的有限时空原理
传统的金融经济学在借鉴经典力学的范式构建其均衡分析框架时，几乎不加思考地继承了牛顿的时空观，即均匀流逝的绝对时间与“恒为等的且不动的”绝对空间。在这样的世界里，金融经济系统的演化是机械的，原因和结果之间的联系是唯一确定的，在特定的初始条件下，过程自然重复，过去与未来没有差别――金融市场的演化在时间上是可逆的。经典的金融均衡分析理论要么忽略时间因素，要么隐含着时间是可逆的假定。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下，传统的均衡理论认为一个随机事件可以扰乱一个系统，但在极短的时间内或一个适当的短时间跨度后金融市场就会回复到均衡，事件被市场遗忘了，而概率统计方法的广泛使用（用回归分析将过去、现在、未来联系起来）则将时间可逆性假定发挥到了极致。
非线性理论的有限时间观是指时间具有不可逆性。在混沌经济学看来，金融市场的演化具有累进特征，时间之矢是永远向上的，那种机械的“历史重现观”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符合现实生活的。随着时间的流逝，金融市场总是不断地具有新的性态，绝不会机械地重复，原因和结果之间的联系并非唯一确定的，而是一种循环因果关系。
非线性经济理论的有限空间观还包括任何经济现象都受制于资源的稀缺性，从而经济活动的空间结构是有限的。因此，它在描述金融经济现象常常使用诸如范围、界限、上限、下限、容量、阈等具有约束含义的概念，在模型结构中也常常加上上下限和极大值约束。如混沌经济学的经典方程“洛吉斯蒂克方程”和标准方法“庞加莱映像”的模型结构中均具有明显的空间约束特征。正是考虑了空间的约束条件，罗马俱乐部派提出了著名的“增长的极限”观点，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的广泛关注。
四、非线性动力学分析原理下的风险观
金融学核心的课题就是对风险的管理。对金融市场演化的分析与理解，其目的就是更好地理解金融风险的形成、转移机制并为科学的风险管理理论奠定基础。在非线性动力学理论原理下，我们可望更深刻、科学地把握市场行为，并获得全新的风险观念。
（一）风险的整体观
金融市场的整体性原理要求我们用系统论的整体观来考察金融风险。传统的风险管理技术侧重于对金融数据的微观统计分析，风险的整体观则要求从金融市场的整体性质与系统相互影响的角度全面研究金融风险。
同理，技术层面的分析对预报金融风险较长时间段内的动态变化意义不大，而从金融市场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的非线性关系（例如各市场间的联动反馈效应、投资主体之间的博弈行为、证券价格与需求间的非线性机制等）以及金融市场与外部经济环境（实体经济、国际市场、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等）的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我们将有可能获得金融市场风险状态及其动态变化的科学认识。
对于投资主体而言，除了需要客观认识金融市场的整体风险规律之外，投资人的投资目标(goals)、行为规则(rules)、价值观(values)及偏好(preference)。都将对投资主体的风险吸引子域产生影响。完整的风险管理过程将必须考虑到这些相关因素的现实影响。
（二）风险的内生观
金融风险的内生观是金融市场内随机性原理的客观体现。金融市场具有混沌、分形等非线性特征，其波动性是金融市场内部非线性机制导致的必然结果，而不必依赖于外部随机事件的冲击。同时，风险的内生观并不排斥外因的重要性，两者的辩证关系是“内因是风险产生的根据，外因是风险突现的条件”。
从系统论的角度，我们可以认为金融风险或金融危机的成因主要是虚拟金融系统的内在不稳定特性，其触发的条件是来自外部的扰动。这种说法主要基于虚拟金融系统的介稳定性与临界水平的概念。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压断了骆驼背的一根稻草”。当重量被加到一个骆驼的最大负载点时，放到了骆驼背上的一根稻草都会使骆驼垮下来。骆驼突然垮下来是一个非线性反应，因为骆驼垮掉（失去介稳态）和那根特定的稻草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是所有重量的累积效应最后超过了骆驼站直的能力（骆驼的临界水平）才使得骆驼垮下来。同理，当金融市场的资本能量累积处于一种高度临界状态及对扰动高度敏感的状态时，任何微小事件的影响都可能造成市场突然崩溃，从而形成滚雪球式的效应，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金融危机的产生与当时小事件的出现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危机的发生有其内在的必然性。
（三） 风险的过程观
在非线性动力学理论原理下，金融市场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演进过程，金融风险也有一个不断产生、发展的演变过程，金融市场的最终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因此，追求最终结果的可预测性的传统风险理论在实际运用中的价值是有限的，我们应该重点关注风险产生与演化的过程，发掘市场无序状态下隐含的有序结构，找出风险演变过程的多种可能性及其路径，并通过市场控制参数的改变优化市场行为，最终将风险水平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五、结束语
本文从金融市场的复杂性与多种市场“异常现象”出发，分析了经典金融经济学线性分析范式的局限性；依据金融市场的非线性本质与特性，提出了研究金融系统的非线性动力学分析原理即金融市场的整体性原理、非线性原理、内随机性原理、动态非均衡原理、自组织原理与有限时空原理，并形成了风险管理的整体观、内生观与过程观。
文章在科学的整体主义方法论下，从动态的、非均衡的、非线性的角度系统地研究金融市场及其风险管理问题，认为金融市场是一个不断演化的动态过程，金融市场的常态波动性来源于金融市场的内随机性，是系统内部非线性机制（内因）导致的必然结果，而不必依赖于外部随机事件（外因）的冲击。新的研究思路不同于经典金融均衡理论的线性分析范式，从而对金融现实与实践有更强的解释力与指导价值。
对于市场管理层而言，其监管的出发点应放在市场行为产生与演化的过程，而不是最终结果的可预测性方面，因为非线性动力学理论表明金融市场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演进过程，具有内在的不可预测性。监管层应依据市场非线性动力学机制与混沌控制原理，重点关注市场行为产生与演化的过程，发掘市场无序状态下隐含的有序结构，找出市场行为演变过程的多种可能性及其路径，并通过市场控制参数的改变优化市场行为，最终将金融市场波动水平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以达到维护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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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支持回归实体经济
可以说，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最有新意及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的清晰思路，提出了要坚决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金融市场就得为实体经济提供优质服务；金融创新不是为创新而创新，而金融创新只是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可以说，这些都是新提法，其与以往金融改革的思路有很大不同。本文认为，这将成中国国金融业未来发展的基本原则与方向。
那么，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会为何会强调金融业要回归到服务实体经济上来？这样一个思路对中国金融业未来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为何会议之前市场所关注一些重大改革暂时没有推出而把重点放在理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
可以说，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会提出这样的金融改革思路，可能与对2008年以来美国金融危机反思有关。当前世界所有的经济问题，与上个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有根本性的不同，以前的危机主要是由实体经济所引发的，而最近危机基本上是与金融问题有关。可以说，当今世界上不少经济问题无不是与金融风险有关，无不是与信用过度扩张有关，只不过，不同的市场、不同的国家及地区，这种信用过度扩张的方式不同罢了。而信用的过度扩张就是信用的扩张严重超过实体经济对它的需求；或信用扩张严重背离实体经济的需求，从而形成了一个完全在实体经济运行之外独立运行的金融市场。这样也就容易导致各国货币超发、银行信贷滥用、各种金融杠杆无限扩张与放大等等，而这些行为一旦走到极端就是不同的方式的金融危机爆发。
比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主要是由银行信贷过度扩张吹大房地产泡沫，并通过金融衍生工具的杠杆化又把这种过度扩张的信贷无限放大，让信用过度扩张到极致；欧洲债务危机则是国家债务信用过度扩张的结果。
从2003年以来，过度信用扩张也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工具。在1998年－2002年，银行信贷增长的速度年均为1万亿元左右，而当前信贷增长速度则达到年均近8万亿元，后者是前者的8倍，但实际上2010年GDP增长只是2002年的不到4倍。每年信贷增长远远大于实体经济需求。比如近些来年，每年新增名义GDP5万亿元左右，新增实际GDP为4万亿元，但近3年的信贷增长年均超过8万亿元以上。
尽管这几年的国内银行信贷过度扩张还没有引发中国的金融危机，但这种信用的无限扩张所带的问题与风险也是无可复加了。比如，房地产泡沫吹大、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及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的增加、民间信贷市场的“炒钱”等都是一个个可能引发国内金融危机的导火线。
可以说，要深入当前国内金融体系的改革及防范系统性风险，就得如何来确定信用扩张的合理边界，如何让金融市场的扩张适应实体经济发展或为实体经济服务。因为，金融发展与繁荣一方面能够化解实体经济所面临资金不足的缺陷，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与繁荣；同时，如何金融扩张过度，让大量的资金在金融体系内膨胀与循环，又容易推高资产价格，形成金融泡沫及风险，让产业空洞化。因此，如果理顺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关系，如何界定金融市场的边界，应该是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国内金融市场改革的主要方向。
因为，金融就是通过信用对资源跨时空的配置，就是对信用风险的定价。而信用是什么？就是不同的当事人的承诺。而当事人的承诺仅是个人本身的意愿。如果这种承诺不能够界定在一定的限度内，如何这种承诺不能够通过有效法律制度来保证，或激励与约束，那么任何一个当事人过度使用这种承诺是必然。因为，他能够把使用这种承诺收益自己成本则让整个社会或他人来承担。如果把信用扩张限定在合理的边界内，当事人信用扩张的成本与收益分配就能够归结在自己身上，其行为就谨慎从事了。可以说，这是当前全球金融市场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金融理论问题，也应该是未来中国金融制度改革的基点。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不仅企业及个人的信用无限扩张或过度使用金融体系则成这些主体行为常态，而且这也是现代政府用调整社会分配等关系的手段。因为，过度使用现有的金融体系不仅方式与工具多元，使用十分便利，而且金融产品的特性使然，即金融投资收益当时性及显性化，而成本及风险未来性及潜在性或隐蔽性。这不仅为政府过度使用现有金融体系提供了便利，也降低了来自各方的阻力。表面上看，这种政府过度信用扩张的方式可以通过政府政策来拉平不同的企业之间、不同群体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等财富与收入关系，但事实上它则可能成为成本最高的再分配方式。这不仅危及了接受者的利益，也牺牲了纳税人的利益。比如美国次贷危机就是通过过度扩张的信用政策滥用信贷给低收入居民购买住房；而中国对银行利率过度管制同样是一种严重的财富转移机制。
而信用扩张过度就会使得融资杠杆提高。杠杆率越高，信用过度扩张的程度就越高。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之所以会导致整个美国金融体系崩塌，就在于其基础资产到最后衍生产品过高的杠杆率（最高倍数达620倍），因此去杠杆化或让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就成了化解当时金融危机的基本前提。尽管当前中国的情况与美国市场有很大差别，但是去杠杆化同样是理顺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挤出金融市场泡沫的最为重要一环。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金融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基本成了社会的一个共识。因为，金融发展或信用扩张给实体经济带来的繁荣是令人瞩目的。一方面能够化解实体经济所面临资金不足的缺陷，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与繁荣，金融业也是政府通过政策来拉平不同的企业之间、不同群体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等财富与收入分配关系最为便利的手段。这就是政府都有意愿把信用过度扩张运用的淋漓尽致根源所在。另一方面，如金融扩张过度或过度使用信用，让泛滥的信用在金融体系内膨胀与循环而不服务于实体经济，这必然会推高资产价格，形成金融泡沫及风险，让整个社会与经济都处于极高的风险之中。
因此，如何理顺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关系，界定金融市场的边界，应该是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核心内容，它道出金融业的本质及国内金融市场未来改革的主要方向。
开启“去杠杆化”进程
既然金融的本质是服务于实体经济，那么“优质的金融服务”概念也就呼之而出了。该概念是本次会议最有创意的金融概念。对于这个概念涵义与理解，或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从文件层面来看，应该理解为金融服务能够做什么及不能够做什么。比如金融服务能够做的方式有，通过金融服务来支持国家经济战略的转移，引导国内产结构业的调整，重点支持弱势的产业、企业及不同的群体等。比如通过不同的金融工具与市场来鼓励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和自主创新相关的产业及行为等，加大对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融资支持，并通过合理的信用政策来拉平不同的产业之间、企业之间、不同群体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等财富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等。比如，对农业的金融支持，化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对建设保障性住房的金融支持等。这些将是2012年国内货币政策关注的主要方面。
不能够做的方面有，要严格控制过高的杠杆率，利用过高的杠杆率来推提高资产价格，严禁用“钱炒钱”等。国内金融市场“去杠杆化”将是未来金融改革重要方面。也就是说，优质的金融服务不仅仅是所谓创新一个金融产品和工具或建立一个金融市场就可以，而且要看这些产品、工具及市场等是不是保证金融服务纳入为实体经济服务轨道。如果仅是谋取金融收益，而不能够对实体经济能够产生实质性有益影响，那么这种金融服务并非是优质的。正如报告所指出的，金融服务不能为金融创新而金融创新。可以说，强调“优质金融服务”具有十分强烈的政策内涵。也就是说，基于金融服务的本质在服务实体经济，中国未来金融改革对现行国际市场十分流行的衍生产品、工具及市场推出会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证券市场的发展将更注重为服务于实体产品、工具与市场上。
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有不少亮点及新意的地方，但总体来看，与会议之前部署所研究的问题及市场所期望的相差较大。可以说，这次会议所要求的国内金融改革可能是力度最小的一次。那么，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当前国内金融改革所面临的难点与困境在哪里？
可以说，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最有新意及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的清晰思路。这些方面将成未来国内金融改革的基本原则与方向。因为，无论是中国还是欧美各国，全面转向服务于实体经济将是未来金融业发展的根本方面。2011年10月15日，有82个国家共951个城市响应参与“占领城市”运动，应该是现代金融业这种重大转折的一个先机。
不过，我们应该看到，国内金融市场与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有根本性不同。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往往是发展过度，其国家金融市场及金融工具往往成了少数人特别政府特权轻易地掠夺绝大多数人财富的工具。而国内的金融市场一方面简单移植发达市场过度的杠杆化工具、过度信用扩张，另一方面国内金融市场又是一个不成熟、刚刚从计划经济中走出、政府行政权力主导、信用由政府隐性担保的市场。因此，国内金融市场的改革与发达市场国家是很不相同的。它所面临的是双重的任务，既要强调金融市场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重要及去杠杆化，又要加大金融市场改革的力度。
所以，国内金融市场改革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国内金融市场真正能够从计划经济堡垒中走出。可以说，国内金融市场，看上去是现代最为高级的市场，但是这个所谓的最高级的市场，市场化的程度则是最低或相当不成熟。国内金融市场的市场化程度低主要表现为：一是金融市场出现几十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市场价格机制。整个金融市场的价格是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扭曲。比如政府直接对银行存贷款利率管制，并让它成为整个金融市场基准利率（而成熟市场的基准利率是货币市场拆借利率）。这种利率管制不仅扭曲了国内金融市场的价格关系，也成了政府掠夺绝大多数人财富的主要手段。可以说，金融市场的利率非市场应该是当前国内金融市场不少乱象的主要根源。
二是政府不仅通过不同的政策手段倾向性向一些企业及金融机构注入注资，而且形成了严重的金融资源的垄断关系。这必然会导致金融市场的许多资源不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分配与运作而是通过行政方式来分配与运作。金融资源运作的无效率或低效率随处可见。比如国内银行之所以能够不通过努力就能得较高的利润，完全是政府的政策使然。而国内股市的乱象同样与政府对上市资源行政性垄断有关。
三是政府对金融市场的行政主导过多。这必然造成不少金融市场钱权交易十分盛行等。因此加大中国金融市场改革力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行政主导与干预，应该是当前国内金融体制改革的重心与难点。而金融的市场化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加快利率及汇率市场化改革步伐。我们现在的不少管理者一直没有看到利率市场化与汇率市场化的真正威力，一直在担心金融市场价格机制放开对市场造成的冲击及负面影响，就是没有看到这种开放可能达到巨大正面作用。这就好象在WTO加入前讨论中国汽车业发展的情况一样。当时有不少认为，如果开放中国汽车业，外国进来汽车企业一定会把中国汽车打垮。实际上，中国一加入WTO,汽车业一开放，它才成了中国汽车业真正繁荣与发展的新起点。因此，国内金融业最大问题就是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就是要弱化金融市场的行政主导，尽快实现国内金融业的利率与汇率的市场化，加大国内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力度（包括资本项目下的全面开放及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这才是未来中国金融市场繁荣的新起点。
但是，为何早些时候市场十分关注这些重大问题及热点问题，不能在这次会议上给出明确的答案。问题所在，不仅在于当前国内外市场环境的严重不确定性，而且还在于这些政策的调整或改革都将涉及到重大的利益关系调整。由于这些政策变化不是通过公共决策方式进行而是通过少数利益集团来讨论。当这些重大的金融市场改革将冲击到这些既得集团的利益时，那么这个少数人的既得利益集团就能够利用其手中的话语权来反对不利于其利益的政策，并把少数人的利益制度化。可以说，这已经是当前国内金融改革最大的难点与困境了。
我们应该看到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到今天，金融市场发展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已经是绕不去的坎。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的金融改革要想深化与广化是不可能了。因此，如何通过公共决策的方式来打破既得利益集团对金融改革垄断话语权则成了当前国内金融业改革最大的难点与重点了。当然，我们会问为何早些时候市场十分关注不少热点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比如“金融国资委”的推出、利率与利率市场化推进、弱化政府的行政主导等（这些都当前国内金融市场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或金融改革的难点）。问题所在，不仅在于当前国内外市场环境的严重不确定性，而且还在于这些政策的调整或改革都将涉及到重大的利益关系调整。如果相关的利益关系没有协调平衡好，其政策的推出将让国内金融市场增加更多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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