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of backward of Chinese moder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from economic cultural, political cultural, ideological cultural and discusses the reference significance of it to enhance present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the strategy of rejuvenating.
关键词: 近代科技;落后文化;文化建设
Key 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modern times;backward culture;construction of culture
中图分类号:G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14-0227-01
0引言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在科技方面取得过骄人的成就,在众多领域都位居于世界前列,为人类文明进步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可是,到了明代中期以后,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缓慢了,最终在近代被西方超过而落后于世界。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从文化的角度进行探究,目的在于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今天,更要加强文化建设,以推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经济文化探究
1.1 从经济文化看,中国近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生产关系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当然要受到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的制约和影响。与西方近代以商品经济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对应,中国近代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在当时不可能形成促使近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积极动因,相反是一种障碍力量。第二,这种生产关系不能把生产力中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严重阻碍了近代科技的发展。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很少进行交换,手工业和商业缺乏其发展所需的广大市场,始终没有形成科技产品的交换机制。
1.2 从经济文化看,近代西方科技迅猛发展,首先源于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经济制度,比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更能提供强大无比的推动力。而资本家要提高商品的竞争力,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重视、采用科学技术,以降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第二,工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提高自己的技能,客观上激发了劳动者的创造性,推动了科技发展。在雇佣劳动制的形式下,工人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技术水平,增强就业的竞争能力,才会免于失业和挨饿。这样就大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因此,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在其最初的100年的时间内创造了超过人类历史的一切成果。
2政治文化探究
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表明,其存在发展不仅依赖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产需要,同时必须依靠国家政权的导向和支持,主要取决于国家正确的科技政策。特别是近、现代以来,科学技术已成为一个国家的重要事业,各国对科技政策的重视与否直接影响到本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封建集权制在封建社会的初中期对于科技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末以后,其腐朽性日益显示了出来,严重阻碍着科技的发展与进步。
2.1 政治上层保守自大导致对科学技术的不重视由于中国仍然是自给自足为主体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很容易使统治者获得所需要的物质利益,所以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不可能像资产阶级那样把科学技术看成是谋取更大利润的手段以及巩固自己统治的工具。可以说,中国历代的封建统治阶级始终没有真正认识到科技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
2.2 封建专制思想导致人才被摧残到明代初期,统治阶级把程朱理学奉为了不可侵犯的正统哲学,对知识分子的摧残和迫害,也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一方面,统治阶级以功名利禄为诱饵,认为只熟读经典方能做官和治国。这样,培养成的人才只能是属于通儒,育出的是熟于经典的文化人,而不是一个专才。对于科学技术,仅“可以兼明,不可以专业。”
2.3 闭关锁国阻碍科学技术的交流和发展科学技术本身是无国界的,越是冲破国界敞开胸怀拥抱世界,在融合交流中越能获得生存和发展。18-19 世纪清政府的闭目塞听的封闭式政策使中国近代科学技术更加陷入落后停滞局面。而西方近代以来,资产阶级为了牟取高额利润,极为重视科学技术及其成果在生产上的应用。可以说,资产阶级是历史上第一个把发展科学技术作为自己国策的阶级。
3思想文化探究
3.1 儒家文化的压抑中国科技发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从整体上说, 传统的儒家道统影响了科技的发展。中国古代、近代科学技术从来都处于顺从的辅助的被动的社会位置上。它从来也没有独立过, 即使有些独立,也只能跪伏于儒家道统的尊严之下。儒学对于科学技术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儒学宣扬“三纲”“五常”,主张崇古尊经,先人便是权威, 祖宗遗物便是圣旨,提倡“中庸之道”,“修身养性”,“学而优则仕”;反对革新与革命。其二是,强烈的“ 官本位”价值取向, 皇帝拥有世间的绝对权威。
3.2 科学精神缺失科学精神是指在追求真理过程中,所体现的一种对真理追求不屈不挠的精神状态,科学精神是一个民族进步的不竭动力, 是一个国家自强于世界的思想基础, 也是一个民族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进步的标尺。第一,天人合一的内倾文化导致科学精神的缺失。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这种天人合一观,倡导的是安于现状,反对创新与变革,所以孕育不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更谈不上科学精神的培养。第二,泛道德主义导致科学精神的缺失。中国传统文化很少有未经道德价值意识浸染的。
4结束语
综上可见,从文化角度看:中国诸多文化的缺失导致了近代中国科技的落后,使中国由原来的四大文明古国沦为东亚病夫,饱受依靠科技崛起的西方列强的欺凌。今天,党中央提出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所以,加强文化建设,建设先进文化,传播先进文化,致力于培养民族的科学精神,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中国科技重塑辉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明智之策。
参考文献:
[1]诸凤娟,陶建钟.当议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文化原因―李约瑟难题再探[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3,(6).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主席再次宣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为我们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科学指引，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注入了强大动力。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思想指引。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我们党和国家必须始终遵循的指导思想。正如习主席所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早就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00年来，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产生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发展。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我们认识真理、进行理论创新就永无止境。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越来越多，也越需要我们在实践上大胆探索、在理论上不断突破。新的征程上，我们应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全面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关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今时代的大发展作出了开创性、全面性、历史性贡献。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
摘要：科学的工具性与工具理性之间存在着理论和现实上密切的关联，近现代社会依赖，对于工具理性的倡导，实现了人的解放，科学的工具性也促进了人类的解放与进步，但是对于工具理性的过分倚重，却使人性在一定层面上从神性到另一个极端物性的摇摆，人类在拜托了虚幻的天国之后，又有可能会陷入物性的现实泥沼之中。因此，必须对工具理性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关键词：科学的工具性；工具理性；人的解放
科学是人类改变世界的一种强有力的工具，这是近现代以来人类普遍确立的一种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是理性的，因此，科学的工具性和工具理性之间就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这就需要我们厘清两者的关系并对其进行深入的思考，这样才能对问题本身形成更加丰厚深入的认识。
1.工具理性与人的解放
什么是理性？理性是人的一种逻辑思维能力，并且可以灵活地运用这种能力进行分析判断和解决问题。所以，从更为综合的角度来说，理性是一种有效的控制、管理与有效实施等思想行为和现实表现，理性体现为能够为自己或他人的行为负责。这样，理性就是一种内心世界的存在方式、运行轨迹和动态秩序。工具理性则体现为对理性一种具体分类和价值选择，但本身并非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是确立理性自身的有效性与工具性，以充分挖掘物的有效性和价值为目的，从而更大程度上实现人的某种目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工具理性体现的是一种功利主义的价值观。
西方近现代社会以来，从思想上看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人文主义的兴起，使得人性代替了神性，现实理性代替了思辨理性，人们对现实生活的幸福追求代替了幸福在来生的思想。对神的批判和抛弃的同时是对现实的人的歌颂和肯定。这样人的内心信念不在以神为中心，而是以人为中心，这样新的精神和信念在逐渐累积和形成，而原有的中世纪的思想仍然在社会体制和内心世界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因此，西方近代之初，不仅在不同的人群间，在社会意识领域，甚至在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存在着新旧两种思想的纠葛。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单纯的思想选择和内心宣示并不能更加确立信念的坚定性和选择的正确性，人们还必须获得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不仅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改变社会，而且也能改变人的内心世界，这种思想的力量就是工具理性及其所代表的内心信念。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近代自然科学产生的标志是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经典物理学体系的创立和费朗西斯·培根关于科学实验方法的确立，培根不仅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创立和发展创立了实验的方法，而且他还大胆的喊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这就是工具理性最为大胆和最为明确的宣言。如果工具理性是一种内心信念、内心选择和理性转向，而与工具理性联系最为密切的科学技术就是改变世界改变社会最为有力的知识与工具，近代社会已经到来，如何确立人，使人摆脱神的束缚，最重要的就是使人拥有财富，而这种财富就是物质财富，科学技术可以为人带来日益丰富的物质财富，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改变了世界，也最终确立了现代的人。
从社会制度方面，近代社会的标志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但是近代之初仍然处于新旧制度的交替之中，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兴起使资本主义制度获得了最好的社会意识形式，并推动社会思想潮流在近代社会大步前进，但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更加重要的是具有能够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物质力量，这样工具理性的现实知识和现实物质力量的代表和实现手段——科学就成为资本主义最为重视的现实工具，因此，资本主义制度是同科学密切结合在一起，而在此之前的任何制度都没有也不会如此，或者这样说，之前的社会都是同哲学或者神学这样的精神力量结合，从而实现的是一种精神的统治，而资本主义则是同科学这一工具性、物质性力量相结合，所以，资本主义制度在成功的摧毁了封建制度的精神统治体系之后，一开始他并没有试图重新建立另外一种精神力量，或者改革后的宗教试图承担这样的责任，但新教和清教恰恰体现的是“因信称义”，其主要立场是信仰者和上帝的直接对话而并非需要通过一种体系，这样，近现代社会宗教就不再会是一种统治工具，而在相当大程度上回归了信仰本身。
因此，从上述意义上说，资本主义既然标志自己实现的是所谓的自由、民主与博爱，就不会再是一种精神的统治，但是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巩固下来并得以开创近现代社会，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实现的是同物质力量的结合，通过科学技术所推动的第一次、和第二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使“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巩固是建立在物质力量基础上的，其人性的解放是以物性的释放为基础，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在发展，生产不断在进步，财富不断在增加，伴随着殖民扩张和海外侵略，资本主义社会大踏步向前，野心勃勃又富有信心，充满乐观地开创现代社会。
2.科学的工具性与社会进步
科学是什么，或者具体说近代自然科学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有非常多的定义与解释，但是无可否认，这些定义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科学的某些特征，科学首先是一种知识，这是一种最为古老和最为普遍的一种解释，科学又是一种能力，是人认识自然、认识人本身的一种能力，人需要这种能力，正是依靠这种能力，人才能得到确立和实现自身；科学同时又是一种工具，这种工具同能力具有较大的联系，但作为工具，意图在于改造改造这个世界，从而使社会得到发展，使人生活的更好，这无疑仍然具有积极的一面。
可以这样说，科学的工具性也是科学最为基本的特性之一，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系统论证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事实上，在任何一个时期的人类劳动中，都体现出了人类对于自然的一种能力，而这种能力同时又是对于科学这种工具性的掌握。因为科学技术就是一种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描述就是对科学既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工具的全面把握。它存在于生产工具的水平、人的劳动能力和知识水平以及劳动对象的广泛程度上，另一方面，作为虚体因素，它还存在于生产的各环节中间，同时又是对整个劳动过程、劳动效率和劳动产出甚至是对劳动产品对于整个社会效用一种综合评价。
在人的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科学技术作为更好支持与促进人生存与发展的一种工具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累积和进步性的一面，同时也可以看到，在近现代社会之前，科学技术与生产的结合只是处在一种自然和自发的状态，科技与生产并不存在极为密切的关联，社会对科学技术的需求有限，而只有到了近现代社会，近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生产开始了一种自觉和双向推动极为密切的联系，科技称为社会发展最强有力的工具。正如恩格斯所说，“人类所支配的生产力是无穷无尽的。应用资本、劳动和科学就可以使土地的收获量无限地提高。”[2]
我们不能否认，科学技术作为一种工具更好地实现了人的生存与发展，例如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战胜了各种疾病，甚至包括许多席卷全球，使人面临生死存亡的传染病，如造成欧洲人三分之一死亡的黑死病，还有疟疾、天花等等曾经的各种恶性传染病；科学技术也使人战胜了各种自然灾害，如洪灾、泥石流、地震、海啸、旱灾等等都可能给人带来灭顶之灾，但人依靠科学技术终于能够战而胜之或者能够不断的在灾害面前幸免于难。人类需要这种工具，只有很好的利用这种工具，人类才有可能更好地生存与发展下去。
3.对工具霸权的反思
如上所述，科学及其与科学密切相关工具理性极大的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使得社会物质财富不断丰富。资本主义制度与科学技术的结合带动第一次，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出现，使资本主义制度最终战胜了封建制度，并推动近代社会步入现代社会。
西方近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是依靠科学技术所释放的巨大的物性力量而最终确立了现代的人，使人彻底的拜托了神性的束缚，从而具有更加丰富、自由和平等精神境界，但是这样一种对于人的解放与独立，在发展的过程中却有可能会走向另一个反面，这就是物性的力量的强大，很有可能会由此带来物性的统治和束缚，由此，神性、人性与物性很容易成为钟摆的三点，人性居于中间点，而神性和物性就成为两个极端，人从中世纪神性的一个极端摆脱出来，却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这样，在很大程度上，人从神性的空虚和虚无缥缈的天国的梦想中解脱出来以后，又有可能最终陷入了物性的泥沼之中。
科学技术所推动社会的迅猛发展所带给自然界、人类社会，最终是人本身的巨大变化，无论是对历史的概括还是对现实的总结与观感，都足够带给人震撼，科学技术推动社会与人自身的变化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是其它力量无法比拟的。最为主要的是，科学技术已经同社会各方面密切结合起来，同社会发展紧密关联，而且科学技术本身是以社会建制化、高度体制化的形式日益组织起来，同社会整个体制形成越来越紧密的接口，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不可缺失的重要作用，这样，整个日益复杂的社会体制但人所创造的，但却日益成为一种奴役人、统治人的一种工具，这就是马克思所论述的异化的力量，而异化本身表现在科学技术体制方面就表现为一种科技异化。
对于工具理性的思考与分析，一方面我们需要看到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还需要思考的是工具理性所带来的物性崇拜的问题。科技的发展使得科学技术具有了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前所未有的话语霸权，当然科学技术绝不会像以前宗教所实施的统治方式一样会建立其完整的统治体系，从一定层面上看，科学技术体制即使研发和社会运用的体系，但科学技术却无处不在，其影响力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虽然并不像中世纪教皇和神父一样在精神上统治这个世界，科学家也没有权力，但科学技术的影响力却无比强大，没有任何一种力量与之相抗衡。
参考文献：
一、译书的缘起
译书并非始于近代。早在汉唐时期，我国就发生过大规模的佛经翻译活动。这是中国第一次外来文化大输入。据《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笔者注），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即此，两汉之际，大月氏等国的不少僧侣直接来华传教译经，使佛经以口授的方式逐渐在中原地区传播，并引起当时社会的关注。东汉定都洛阳，统治阶级上层中已有人开始信奉佛教。据传东汉明帝时派蔡?值酱笤率锨蠓鹁??罄床?钟氪笤率仙趁派隳μ凇Ⅲ梅ɡ家黄鸹氐铰逖簦?⒂冒茁硗曰亓艘恍鸾叹?洌?诼逖舫俏餍私?酥泄?谝凰?鸾趟略喊茁硭隆V粱浮⒘榈凼逼冢?饔蛎??彩栏摺⒅и叩榷枷群蟮铰逖簦??敕鹁?嘀帧N航?媳背?逼冢?鸾淌⑿校?餍星缶?娜撕芏啵?罅糠鹁?环?牍?础L剖狈鸾碳绦?⒄梗?刖?乱荡锏匠?銮按?碌木车兀?菩?视谡旯凼?拍辏?45年）回国后译经75部，1335卷。故后秦名僧鸠摩罗什、南梁真谛和唐玄奘，被范文澜先生并称为中国佛学的“三大译家”。汉唐时期的译著以佛教为主，兼有其他各教。其社会意义主要是宗教的传人，但“宗教的传播又往往同时伴随着文化的流通”，“文化交流愈广泛，发展也愈益充分”，[1](p419、455)日益广泛的文化交流推动了社会的繁荣。
明末清初年间，西方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的译著在中国出现，标志着第二次外来文化的大输入。在耶稣会传教士中，利玛窦堪称杰出的代表。他入乡随俗，将基督教与儒教相联系，以耶补儒，以儒证耶，力求说明基督教与儒教的一致性；他还“以学术为媒”，努力用知识与文化去争取中国的士大夫，向他们展示西方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借以抬高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地位。结果，利玛窦等人顺利地进入了中国士绅、官僚社会。可见，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主要是以知识传教为手段打开中国大门的。利玛窦用中文撰述和译书不下20种。在天文、历算方面，译有《圜容较义》、《乾坤体义》、《天主实义》等书，介绍了宇宙体系；在数学方面，译有《同文算指》、《几何原本》等，此为明清之际输入中国的第一部数学著作和笔算著作；在地理方面，译有《万国舆图》、《万国图记》，为西方地理知识传入中国之始，由此丰富了中国人的世界地理知识；此外，他译的《西国记法》是第一部用中文撰述有关心理学的著作。
除利玛窦外，还有其他一些传教士，如庞迪我、龙华民、熊三拔、金尼阁、艾儒略、邓玉函、汤若望、南怀仁等，均从不同角度译著了西方政治、哲学、文学、物理、气象、医学等方面的书籍。此外，一些中国学者参加了耶稣会士的译述工作。当时的译书办法是中西结合，即由西方人口述，华人笔录。在这些中国学者中，徐光启于1605年开始与利玛窦等人合作，翻译科学著作不下10种，著名的有《几何原本》、《泰西水法》等；李之藻不仅与利玛窦等人合译了《圜容较义》、《同文算指》等，还编有《天学初函》收西人译著19种，为最早的一部关于西方学问的中文丛书；杨廷筠与艾儒略合译的《职方外纪》，为明清之际综合介绍世界地理各书中最为翔实的一部。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译书的主要动机是传播宗教，因为作为执行教会组织指派任务的传教士，自然是以传教为最主要的目的。但是，值得重视的是其社会意义已远不止于宗教，而是西方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的传入。欧洲传教士递航东来，带来了有关西方世界的新信息，西学东渐由此拉开帷幕。
二、近代译书的变迁
作为第三次外来文化大输入重要渠道的近代译书，开始于鸦片战争前后，战前为少量译书，战后为大量译书。近代译书的发展，大体上分别由教会、官方、民间三方面力量相互交替进行，其主次地位，在不同时期依次发生变化：鸦片战争前后的译书，基本上是教会出版机构的天下；19世纪60年代以后，为教会出版机构与官方出版机构并峙，但以官方译书机构为主；19世纪末开始，民间商办出版机构空前兴盛，私人译书成为主体。
（一）传教士的译书
明末清初的译书活动，由于罗马教廷的内部纷争及清初的闭关政策被中断了数十年。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扩张，西方传教士再次来华，不过，这些传教士已不属于天主教耶稣会，而是属于基督教新教。第一个来华的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他于1807年到达中国。此后，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华。自1808年起，马礼逊等人开始翻译《圣经》，直至1823年，一部中文全译本的《新旧约全书》终于问世。这是第一次完整地将《圣经》译成中文，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着重要意义。除了翻译《圣经》以外，传教士在译书方面的另一项工作是编译各国史地和制度方面的书。主要有：米怜编《全地万国纪略》、麦都思编《东西史记和合》、裨治文编《亚美理哥合省志略》、郭实腊编《古今万国纲鉴》、《大英国统志》、《万国地理全集》、《贸易通志》等。这些早期新教传教士的译著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规模上，都不能与以后的译著相比，但这是近代译书的开端。这些译书成为日后林则徐、魏源等人了解世界的重要资料来源，同时也为后来的译书打下了基础。
早期传教士的译著，多由教会自办的印刷机构出版，最初在中国辖区之外开办。鸦片战争后，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放五口通商，并且允许外国人在这些口岸传教。于是，传教士便将活动基地从南洋迁到中国的口岸城市，此后又陆续组织了一些团体，专门从事编译出版活动。至19世纪末，教会主持的译书机构约有十余处，著名的有：
墨海书馆。其前身系英国伦敦会在马六甲等地办的印刷所，1843年迁入上海，主办人麦都思。译员有伟烈亚力、慕维廉、艾约瑟等传教士，中国译员有李善兰、王韬等。该馆以出版宗教读物为主，50年代后陆续出版少量的科技书刊约30余种。其中艾约瑟与李善兰合译的《重学》、艾约瑟与张福德合译的《光论》、韦廉臣与李善兰主译的《植物学》为近代中国最早、最系统的学术译著。
美华书馆。美国长老会办，1844年在澳门设印刷所，第二年迁入宁波，取名“华花圣经书房”。1860年迁上海后改名为美华书馆。该书馆设备精良，技术先进，规模较大，最多时有工人200余名，至1913年前后50年发行书40万册。美华书馆所出书籍，除了宗教读物外，也有不少科技书籍，如：《格物质学》、《代形合参》、《八线备旨》、《地理全志》、《五大洲图说》等，许多书籍被教会学堂采用为教材。
广学会。初名同文书会，1887年成立于上海，1895年改名为广学会，是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的最大的出版机构。1897年广学会自称，数年来“编印各书籍八十九种”。近有学者估计，从1887年至1911年，广学会共出书461种，其中宗教书籍与非宗教书籍约各占一半。[2](p554)广学会不仅所编史地、理化、宗教、伦理方面的书多被当时学堂所采用为教科书，而且编印的一些政治书籍对当时思想界的影响相当广泛。有如林乐知的《中东战纪本末》、《文学兴国策》，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等风行海内，朝野争读。
近代西方教会译书的目的，其初衷仍然是为宣传宗教，他们夸耀西方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成就，是想“利用西方科学的威力来支持并抬高西方宗教的地位”。[3](p673)然而，历史早已翻过了旧的一页。与此前相比，传教士东来的背景更为复杂，除宗教的动因外，政治的动因是一个重要方面。在近代，传教士是以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之先头部队出现的，而在荷枪实弹的侵略者到中国后，不少传教士扮演了帮凶的角色，充当了帝国主义侵华的鹰犬。但是，武力上的优胜，并不等于信仰上的征服。传教士们继续沿用传播科学的方法，以作为他们在中国活动的媒介。所以译书的内容，开始还是以宗教和少量自然科学著作为主，数量不多，发行不畅，主要是在沿海地区和少数教民及上层官僚士大夫中间流传；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容逐步推广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其影响也日益扩大。可见，传教士的东来，确曾使中国人民的苦难加深，中国社会半殖民地的程度加重，但受西学东渐潮流的驱使，传教士在其活动的具体实践中，长期采用了学术为媒的手段，却在客观上传播了科学这一真正的福音。
（二）官方译书
鸦片战争前后的译书以传教士为主，自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时期的译书活动则由传教士逐渐转为官方为主。清政府的官方译书活动始于1839年，当时作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在广州雇佣一批翻译人员，从事翻译西书和报章上有关洋人的言论，以作为情报，除了自用，还抄送同僚参考，有的还直送京师，进呈御览，并译有《各国律例》、《四洲志》等书。《四洲志》在闭塞已久的社会中打开了一扇眺望世界大势的窗户，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后来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增入一些其它资料，编成《海国图志》于1844年出版，被视为有关西洋最权威的编著，在中国、日本广为流传。
尽管近代中国官方译书从林则徐便已开始，但是严格地说，由朝廷出面设置机构，组织人员，长时间比较系统地翻译西书，还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这时朝廷从事翻译工作的主要机构是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同文馆又称京师同文馆，清末最早的洋务学堂，1862年在北京成立。这是中国官方的第一所综合性的外语学校和翻译机构。该馆没有印刷所，出版中文译著。同文馆历年编译了有关语言、西洋制度、历史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书籍26种。从译书数量上说，是除江南制造局以外，由官方主办的最大的译书机构。由于该馆以培养外交译才为主，因此，译书内容以世界知识，包括各国历史、国际法和有关时论为主，自然科学的译著也有一些，但数量不多，并且在晚清学术界影响不大。
官方译书机构中，历时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是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该馆由曾国藩奏请，于1868年6月正式开馆，译员由中外学者共同组成。中国译员有徐寿、华衡芳、舒高第、赵元益、徐建寅、李凤苞等，外籍译员有傅兰雅、林乐知、金楷理、伟烈亚力等。与同文馆相比，由于宗旨的不同，江南制造局的译书以应用科学为主，据该馆自编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至1908年的40年中，共译书158种，其中史志、公法、教育方面的书18种；军事方面的书32种；商学书8种；科技书90种；附录10种中，除每年4册的《西国近事汇编》外，其余仍为科技书籍。
自中央设馆译书后，沿海地区相继仿行。主要有上海、广州的广方言馆、天津机器制造局、天津水师学堂、福州船政学堂、北京海关税务司等。这些机构均招收学生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与制造、驾驶技术并译刊西书。直到1901年，刘坤一、张之洞还奏请设立江楚编译局于南京。这样，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地形成了一个官方译书系统。
梁启超认为：“中国官局所译者，兵政类为最多。”[4](p449)尽管梁氏所说难免过于狭隘，但官方译书还是有所侧重的，主要以应用科学为主，重点是在兵学知识、工艺制造和自然科学理论，特别是数学、物理和化学方面。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只有外国历史、地理以及国际关系方面的书受到重视。这和当时的国内需求和朝廷的政策是分不开的，因为当时强调的是“中体西用”。然而，“西用”一旦被引进国内，就必然会与封建主义的“中体”发生矛盾，并且终将瓦解和突破“中体”。这一客观发展趋势决不是封建官僚们的主观意志所能够转移的。
（三）民间译书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年，商办民间私家出书剧增，译书不再由官方译书机构所专营。由于甲午战败，国运艰辛，救国之士从日本的崛起中，感到了西洋文明的力量，更欲从译书中寻求救国之道，使得这一时期的译书活动，呈现出比以往更为绚丽的色彩。到处兴起的译书社团，表明了译书已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译书内容由自然科学扩展到社会科学。
1897年10月，梁启超在上海开办大同译书局，为维新派的编译机关，由康广仁为经理。梁启超在《大同译书局叙例》中说：“本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书，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译学堂各种功课，以备诵读；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译商务书，以兴中国商学，挽回利权。”这就明确规定了大同书局的译书范围。
1897年2月，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创办，稍后设编译所，由张菊生主持。所译书籍，除有各种教科书及一般科学著作外，有相当一部分政治、法律方面的著作，其《严译名著丛书》饮誉全国。
1900年，留日学生成立了译书汇编社，接着又成立了科学书译辑社、湖南译书社等，仅1901至1904年间，就译出各国史志以及哲学、法政、教育、外交、兵制、农政、矿务、工商、理化、卫生等各类书籍533种。[5](p101)值得一提的是译书汇编局，这是中国留学生第一个译书机构，所译书籍多为政治方面。冯自由称《译书汇编》“所译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神》、斯宾塞《代议政治论》等，促进吾国之民权思想，厥功甚伟。”[6](p144)
私家译书最著名的要数严复和林纾二人，世称“严林”。严、林都是坚持用古文进行翻译的大家。严复的译书在思想界所起的作用最为深刻，他的功绩在于第一个较为系统地把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和科学方法论介绍给中国读者。严译《天演论》为当时的思想界敲响了救亡图存的警钟。林纾是第一位用古文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的人，他共译作品184种，包括美、英、法、俄等许多国家的文学名著。1899年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由福州索隐书屋刊行，此书出版后，一时“风行大江南北”。“严林”的译著不仅在思想界、文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在近代西学东渐史上有着特殊的价值和重要的地位。除了严复、林纾外，著名的译者还有梁启超、王国维、马君武、朱执信等人。
民国以后的译书种类、数量愈来俞多，内容更加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并在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个译书群，如鲁迅、周作人、陈独秀、胡适、刘半农、沈雁冰、郭沫若、陈望道、郑振铎等。尤其是以陈望道《共产党宣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给中国思想界带来新的生机。在此前后，译有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如《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自叙》（即初版序言）、《无产阶级时代的经济和政治》、《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俄国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国家与革命》、《伟大的创举》等。这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发表，为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三、译书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虽然路经多歧，千回百折，但总的方向是与世界日益接轨，向着近代化的目标艰难而又不可阻挡地前进，这其中，译书所起到的作用不可忽视。
一是加速了西学东渐的步伐，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型。清末西学东渐，大体上可以说有三种途径：学堂讲学；出洋考察或留学；译书。然而，无论是请人讲学或留学考察，其成果终归落实于文字。来华任教的讲义又翻译成书，如傅兰雅、丁韪良等人授课用书均刊译本；考察官员及留学生，凡较用功者均有译著。译书在西学东渐中首当重任。随着近代译书事业的发展，西学东渐以其排山倒海之势，锐不可挡，而西学的传播与扩展则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变迁的关键动因。鸦片战争之后，大量刊行的西方史志类的译著，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环境、历史沿革、政治制度、经济状况、文化风貌、、风俗习惯、著名人物、国际交往惯例等，使中国对外部世界有了比较切实的了解，也为中国适应新的世界环境提供了具体而有参考价值的知识。在西学的影响下，摆脱传统的桎梏，睁眼看世界，从全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中吸取智慧和力量，形成了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知识阶层。如严复译《天演论》，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一方面使许多人对当时的民族危机更加感到触目惊心，提高了他们在这方面的觉悟程度；另一方面又从西方输入了进化论的观点，使许多人从封建主义的世界观束缚下摆脱出来，开始接受资产阶级世界观。正是这样在知识分子中出现了第一次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热潮，中国传统的封建士大夫阶层开始了向近代转型的历程。
二是促进了社会整体结构的新陈代谢。首先，自鸦片战争开始的大量西方知识的译介，成为中国人认识世界和走向世界的起点，在此期间，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由地理而推及其它，程度不断深入，范围逐步扩大。如，西方近代天文地理学知识日心说、地圆说等的输入，就打破了千百年来所形成的自我封闭的文化优越感与一成不变的夷夏秩序，既是对封建社会的某种大胆否定，又是认识新世界的过程，从而推动了中国社会内部的新陈代谢。其次，在西学的影响下，中国近代官办、民办企业相继建立，而伴随着近代工业的出现，雇佣劳动、市场经济这些资本主义的苗也跟着破土而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也应运而生；同时通过学习外国先进的生产方式、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以及引进工业生产所必需的设备、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再次，在西学的冲击下，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引进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在西方新知识和新型思想方法的冲击和启发下，几乎一切中国传统学科都经受了一番改造；各种新式学堂的创办，教师和学生的迅速增加，留学生人数日增等等，这些无疑是封建文化的异军。
三是导致了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启蒙和建立。有学者统计，仅自1860年至1900年的40年间，就有555部西方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其中哲学社会科学123种，内含哲学、历史、法学、文字、教育等；自然科学162种，含数学、理化、动植物学等；应用科学225种，含工艺、矿务、船政等；其它45种。[2](p11-12)随着这些西技、西艺、西政的传入，在西方文化的启迪和催化下，中国近代的思想家和学者参合中西，推动中国的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历史、哲学、军事、教育等领域相继发生着或大或小的变革，一些崭新的学科，诸如经济学、政治学、美学、逻辑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和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西医学、天文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也相继在中国出现，从而建立了中国近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四是更新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促进了思想解放。伴随着新式人才的出现、各种新学科的建立以及新的思想、新的信息的传入，陈腐的封建社会内部开始出现了新的社会风尚、新的价值观念、新的人生道路。在社会风尚方面，有如服饰的改变、发式的改变、礼仪的改变、婚俗的改变，等等；在思想观念方面，“师夷长技”更新了“华夏变夷”观念，“商战为本”更新了“重农抑商”观念，“义利统一”更新了“重义轻利”观念，“民主民权”更新了“君权神授”观念，“男女平等”更新了“男尊女卑”观念，等等。所有这些都不容置疑地起着“开启民智”，促进中国政治格局向近代化发展的作用。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社会心理机制的更新，逐渐形成了求新求变的政治气候，从而客观上对唤起中国人的觉醒，推动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和民主革命的进程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如同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一样，近代译书也带来一些消极后果。译书的内容是多样的，学理的输入是庞杂的，西方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虚无主义以及形形的神学、唯心论和形而上学，都向中国渗透；同时也带来了帝国主义所卵翼的以奴化思想为特征的反动文化的泛滥。但从总体上看，西学东渐主要地还是输入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打破了封建士大夫的愚昧的麻木，使中国逐步汇入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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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二分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
[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r].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深入回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培养造就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中青年理论家。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
(二)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要积极发展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事业，坚持正确导向，弘扬社会正气。重视城乡、区域文化协调发展，着力丰富农村、偏远地区、进城务工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营造良好网络环境。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以增强诚信意识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发挥道德模范榜样作用，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动员社会各方面共同做好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社会环境。深入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完善社会志愿服务体系，形成男女平等、尊老爱幼、互爱互助、见义勇为的社会风尚。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办好二00八年奥运会、残奥会和二0一0年世博会。
(三)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关键词】近代科学/夷技/长技/科学（万能）主义/科学价值观
【正文】
一、中国近代社会科学价值观的历时性变化
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历程，即是西方近代科学向中国移植的历程。它大致历经了如下三个阶段：
(1)明清之际西方近代科学的第一次移植（传入）。主角是来自西方的传教士。他们出于传教的目的，只是把西方科学作为其进入中国主流社会的敲门砖。无意间他们的努力在中国社会播下了近代科学的种子，但由于遭逢中华帝国衰落的特殊遇境，这些拓荒者的工作竟引起了中国主流社会对科学的拒斥。
(2)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近代科学的第二次移植（引进）。主角变成有权有势的洋务派官僚，他们力主学习西方的科学以振兴中国的军事和国力。在面临强敌侵扰的背景下，他们的努力固然强化了中国社会对科学的工具性价值的认同，但同时也引起了中国知识阶层对科学的人文性价值的忧思。
(3)五四之后西方近代科学的第三次移植（体制化建设）。主角是留学回国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热心传播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在中国移植体制化的西方近代科学与教育。他们的活动触及社会文化的深层，使科学的工具性价值和人文性价值冲突成为严肃的文化问题，以致中国文化界在20～30年生了一场意义深远的科玄论战。
随着这三个阶段的递进，西方近代科学移植的主体发生了由西方传教士到洋务派官僚再到专家学者的转换，与之相应，中国近代社会对科学的价值认同也历经了从“夷技”到“长技”再到“科学万能主义”的渐进曲折的变化，并因此形成了极为奇特的科学价值认同体系，即科学价值观。
二、中国近代社会科学价值观的历时性构建
一般地，一个社会对科学的价值认同取决于该社会对作为对象的科学的认识及其价值评判。但对于中国近代社会来讲，由于近代科学历经从异域移植这样一种特殊的过程，它对科学的价值认同就不能不考虑近代科学移植供体的科学价值立场和移植受体的排斥反应，也不能不考虑移植主体对移植意义的解释和辩护。
以下我们逐一考查西方近代科学在中国移植的三个历史时期，以把握中国近代社会的科学价值观的历时性整合过程。
1.明清之际西方近代科学的第一次移植
明清之际的第一次近代科学移植和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相联系。这些传教士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力求与中国文化相容，并不遗余力地用西方近代的科学知识和新鲜器物以及与中国皇权统治有关的技术来打开传教的局面。这一着自然对传教是有效的，但也在不经意之中给明末清初愈益封闭的中国社会移植了西方近代科学的火种。此间，西方传教士在一批有开放意识的中国士大夫的帮助下，以学术和器物为先导，向中国大量地传播和移植西方的科学文化。
据不完全统计，自明朝时期利玛窦进入中国内地到清政府时期实行闭关自守、禁传天教的政策之际近200年间，西方传教士的中文著译约有370种之多，其中有关科学的著作约占120种左右。有研究者指出，在当时传入的西方科学中，最突出的是历算学即天文学和与之相关的几何学，这很能适应明清之际修历、制历的需要；其次是地理学和测量技术，它们开拓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念，并导致了康熙年间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的绘制；其他还有数学、力学、光学、解剖学、逻辑学、实验仪器及水利、机械、建筑、采矿、兵器等技术，也有西方的哲学、音乐、绘画方面的内容。这些西方近代科学的移植，不仅向中国文化输入了近代科学的异质成份，促进了明清之际学风向实学的转变，而且为鸦片战争后晚清时期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作了重要准备。〔1〕
在近代科学开始通过西方传教士之手移植到中国社会的过程中，作为移植受体的中国社会出现了十分奇特的异体反应。
首先，徐光启、李之藻等一批胸襟开阔的中国士大夫敏锐地发现西方的近代科学有儒学的“格致”所不能企及的“实用”价值。李之藻说西方近代科学“真修实学”，其著作“多非吾中国书传所有，总皆有资实学，有裨世用。”（《请译西洋历书等书疏》）徐光启夸奖“泰西水法”之类“器虽形下，而切世用。”（《泰西水法序》）徐光启还说：“臣窃见东事以来，可以克敌制胜者，独有神威大炮一器而已。一见宁远之歼夷，再见于京都之固守，三见于涿州之阻截。”（《西洋神器既是其益宜尽其用疏》）铳炮是最直观地表现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之效用的器物，它在军事上所显示的威力是无法否认的。尽管如此，当时政府对铳炮的采用仍有保留，为此徐光启急切地呼吁要“尽用西术”。
不仅仅如此，这些有识之士还特别推崇西方近代科学的思维方法。徐光启曾经把表现了形式思维要诀的《几何原本》比做绣鸳鸯的“金针”，并试图通过翻译推广“由数达理”的方法使人人掌握金针而“真能自绣鸳鸯。”（《几何原本杂议》）西方的近代科学在这批文化精英眼里，不仅具有利世的工具价值，而且具有促使中国科学成长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价值。（〔1〕,13页）
然而，西方近代科学的移植却自始至终遭到正统派士大夫的顽强抵制。这些正统士大夫以“华夏中心论”为招牌来遏止西方近代科学东移，视西方近代科学东移为“用夷变夏”的洪水猛兽。明朝的杨光先讲，西洋“其器之精巧”，但“正以其器之精巧而惧之也”（《不得已辑要·辟邪论下》）。他在向康熙申诉其拒绝采用推算天时比较正确的西洋历法的理由时说：“南怀仁欲毁尧舜相传之仪器，以改西洋之仪器，使尧舜之仪器可毁，则尧舜以来时速礼乐、文章制度皆可毁也。”（《畴人传》卷四十六）他甚至因此而痛声呼吁：“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不得已·日食天象验》）。这些荒诞不经的言论，反映出多数正统士大夫对待西方近代科学的基本态度。很显然，在这些传统道德主义者的眼里，西方近代科学是扰乱视听的“夷技”。
近代科学对明代社会产生的最大冲击要数西法改历。对西洋历法的接受和采用最让皇帝和他的士大夫们难堪，但也最能体现当时的中国社会对西方近代科学的价值认同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明代所用的大统历制定于1384年，久有错误。虽然改历之声不断，但均以“祖制不可变”、“古法未可轻变”等借口驳回。1610年依大统历推算日食，误差已达四刻。礼部奏请知晓历法的邢云路、徐光启、李之藻等参照庞迪我、熊三拔等著的西洋历法诸书修历，万历帝无奈于天象的推测和政治需要的密切关系，准允邢云路和李之藻等召至北京参与修历。李之藻等明确以西法为宗，并在1613年上疏请礼部开局翻译西洋历法，却遭到拒绝。崇祯即位之后很想借天意来振奋人心，不得已才明确由徐光启督领修历，但指示：“西法不妨兼收，诸家务取通过叁合。”（《督领改修历法》）徐光启病逝后，崇祯要求主持修历的李天经与抨击西法最猛烈的守旧者魏文魁“悉心考验，叁究异同，务期画一，以正历法。”（李天经：《遵旨任事谨陈题始末疏》）所谓的“画一”，多喻示着废弃西法的意思。李天经对此婉言申辩。崇祯无法接受，就在1634年分设大统、回回、东、西四个历局，由魏文魁主持东局，实际上支持魏与李分庭抗礼。虽然几次推算均以李天经领导的西局成功，但崇祯帝在接受新历方面仍然犹豫不决。两年之后，新历之精密胜于大统已为公论，废大统历之议又起，崇祯宁信“中历不可尽废，西历不可专行，四历各有长短，当叁合诸家兼收西法”之说，在1638年仍诏令行大统历。
显然，明末君主对历法等近代科学的“节取”完全是功利性的。换言之，他们对西学的选择是以其工具价值为尺度的。其后的清朝政府也是如此。乾隆年间钦定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评论《寰有诠》时曾说：“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也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节取技能，禁传学术”这是明清之际的帝王对西学的选择。“节取技能”是因为西学的“技能”较之中国要巧密，这主要指西方的科学应用；“禁传学术”是因为西学的“学术”是与儒家文化背道而驰的“异端”，即天主教与深层次的科学思想。
明清之际，虽然西方近代科学在中国社会的移植活动仅涉及到与传教士有交往的士大夫和政府官员，但中国主流社会对近代科学的价值认同的大原则却是清楚的：“节取技能，禁传学术”。一副十足的功利主义的短视症！
2.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近代科学的第二次移植
“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2〕西方近代科学的武装使西方世界拥有了可以远征的坚船利炮，产生了把世界其他地区作为其原料供应地和产品销售市场的能力。西方世界追求无休止利润的贪欲更使它在对外扩张方面胆大妄为而不计其余。鸦片战争就是西方列强这种扩张的一个必然结果。在强敌压境、中华民族面临生存危机的特殊遇境下，中国社会上层开始了对西方近代科学的主动移植活动，即洋务引进活动。然而，由于“救亡压倒了启蒙”，此时此刻中国社会的有识之士更注重科学的“制夷”和“图强”价值而忽视其他。
魏源在《圣武记》中发挥了林则徐的“悉夷”以“制夷”思想，明确提出“师外洋之长技”的理念，并主张仿钦天监用西洋历官之例，聘用外国人传习船炮技术，购买洋船、洋炮。他满怀信心地认为，只要这样做，“不旋踵间，西洋之长技，尽成中国之长技。”〔3〕
后来成为洋务运动的精神领袖的冯桂芬的眼界比魏源开阔些，他不仅懂得“洋器”的军事效用，而且看到了“洋器”在整个国计民生中所可能发挥的巨大作用，他列举说西方用“地动新术”研究天文历法，以“海港刷沙”之法疏通海口河道，用机轮于“农具织具，百工所需”，以及“其他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皆是”（《采西学议》）。他主张设翻译公所培养青年，从西方学术著作中“择其有理者而译之”，借以扩充采用西学之范围：“由是而历算之术，而格致之理，而制器尚象之法，兼综条贯，轮船火器之外，正非一端。”在冯桂芬看来，“器”“技”之外的科学思想也很重要，因而他不只提倡“师夷长技”，而且主张“师夷长学”，主张“长技”“长学”兼而师之。
受魏源、冯桂芬的思想影响，清朝末期一些“实力派”官员在1864年之后纷纷走上“师夷长技”以求“自强”的道路。1865年奕xīn＠①等在北京创设同文馆。1865年，曾国藩托容闳购买的机器运抵上海，此时李鸿章、丁日昌已在上海虹口购下机器铁厂一座，双方合作一处，办起了赫赫有名的江南制造总局。同年，李鸿章在南京设金陵制造局。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州创办马尾造船局。西方近代科学在中国移植的又一个高潮来到了。
如果说第一次移植是假借西方传教士之手而对中国文化机体进行个别器官的移植，那么这第二次移植则属特殊遇境下中国社会组织的自我调整反应。这种调整反应不仅使西方近代科学向中国社会的移植有量的扩张，而且也有质的突破。自从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官员以“求强”、“求富”为招牌推行洋务运动以来，在30多年时间里，中国开始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大小工厂和矿山，也出现了一批传播西方科学的译书馆和学堂，西方近代科学借此机会开始进入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深层。从日心说到进化论，从造船、造炮直到机器碾米和磨面等，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所不能与之相比的。
这样规模的移植和引进加深了中国社会对科学价值的认识，如郑观应就认为：“国家欲振兴商务，必先通格致。”“论商务之原，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5〕但这同时也引发了中国文化自身的更加强烈的异体排斥反应。
1866年12月，奕xīn＠①等奏请在北京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就在京师中激起一场大风波。监察御史张盛藻反对说，自强之路在于“养气”，天文算学轮船枪炮都是不重要的，即使需要，也只能让工匠、武弁等下等人去做，堂堂科举出身的士子怎么能“习为机巧”？顽固派的主帅倭仁说，立国之道在于礼义之心，不在一技一艺之长，现在为要学技巧，竟让外国人来当老师，“上亏国体，下失人心”，把读书人都引诱到歧路上去了。何况天文算学，为什么偏要请外国人呢？
上层的权贵们找种种理由用“道德”招牌来抵制“西学”移植后所可能出现的变化，特别是科学的理性精神对传统社会秩序的动摇，下层的老百姓也以“破坏风水”等说不清的根由拒斥矿山的开掘和铁路的通行等。一句话，不能让“西学”泛滥成灾，搅乱我们社会的“纲常”和“秩序”。在这种群情怨愤的背景下，同文馆的事业和洋务派的失败似乎是注定的。因为在这些“道德主义”者的视域中，无论洋务派的作为有多大，最多也只能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其行动纲领。这就是说，西方文明，包括近代科技、工商制度、教育制度等等都只是一种手段，一种计谋，都是为维护中国的“圣教礼治”服务的，礼治秩序乃是万万不可动摇的立国之本。如果西方近代科学的功用动摇了“圣教礼治”，这样的功用就应受到抵制。因此，随着西方近代科学向中国社会机体的深层移植，洋务派所坚持的科学的“制夷”和“图强”的工具理性就愈加猛烈地遭到中国社会文化本体中的“道德主义”的抵制。“中体西用”的倡言者极力事功，但一时一事的刺激和成就并不能促成科学事业发展的持久性动力的形成。“道德主义”在中国文化中的盛行，其积极因素固然无法完全否定，但其对中国社会接受西方科学和技术等真正有益于中国文明进步的东西却不能不说是一种限定。中国社会的真正繁荣必须在这种道德主义的视域之外寻找力量支持。中国社会后来发生的几次社会文化改造运动多少都可以看作是对这种社会需求的回应。
3.五四前后西方近代科学的第三次移植
随着大批清朝政府以各种形式派出的留学生的回归，西方近代科学和文明，包括哲学、政治、文化等进入了中国，西方科学和教育的体制也开始被移植到中国。但同时，一些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却陷入了一种世纪性困惑：科学能解决中国社会的一切问题吗？
1919年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大师约翰·杜威在中国讲学时指出，“科学”游离于社会主体文化之外，是中国文化的短处所在。他说：“中国古代的学问，多偏向于人生哲学一方面，对于生物天然地体等自然科学，不甚注意，所以科学程度较浅，还够不上与政治、宗教、社会、人生发生联贯的关系。所以新思想输入，不大遭人的反对。在西方可以开几百年战争者，到了中国，社会竟不当他是革命。因为与人生日用无密切关系，所以没有抵抗，新思想的输入，不过添了几个名词，于他的真意义，依旧不能懂得……反对是最好的事体，是进步的表示。越加反对，思想便越加进步。倘大家对他没有兴趣，于人生不受影响，则科学的进步也迟缓了，范围也不能扩大了。”〔6〕杜威因此强烈地主张中国知识界把移植进的西方近代科学的观念扩大成为整个文化领域内的一场思想革命，从个人道德、人生观直到国家和民族的精神。
当杜威鼓吹的科学主义的潮流开始席卷中国大地的时候，另一种声音也渐渐地引起人们的惊觉。1920年来中国的罗素极力赞赏中国的传统文化道德观念。他认为，中国传统人生观与伦理观与西方的大异之处，是不求个人神化或来世的解脱，而求达到现世的和平繁荣的生活。相比之下，西方最突出的优点是科学方法和实践效率。他希望两者在未来能够得以结合，以生发出一种既尊重人的价值又能肯定科学技术功能的新的文明价值体系。（〔1〕,245页）
更主要的是，一直主张学习近代西方科学和文明的思想家梁启超，在目睹了欧洲战后的惨败景象后，简单地把西方文明遭受到的毁灭性的打击归因于“科学的破产”。他写道“因科学发达，生出工业革命，外部生活变迁急剧，内部生活随而动摇……所以全社会人心，都陷入了怀疑沉闷畏惧之中，……这回大战争便是因果报应。”“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7〕
这种怀疑科学主义的情绪很快有了社会回应。1923年2月14日，张君励在清华作“人生观”演讲。他主张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科学有其自身之界限，力陈人生观与科学的区别，并强调指出，惟其有此区分，“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8〕
张君励的演讲立即招来地质学家丁文江的猛烈反击。丁文江坚信中国的出路在于以科学理性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科学的目的是要摒除个人主观的成见——人生观最大的障碍——求人人所能共识的真理。科学的方法，是辨别事实的真伪，把真事实取出来详细的分类，然后求他们的秩序关系，想一种简单明了的话来概括他。所以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他的材料，在他的方法。”从这一核心理论基础出发，丁文江认为：科学能够应用于人生观；欧洲文化“破产”责任不在科学，而在某些“不科学的政治家和教育家”。〔9〕
这场被后人称之为“科玄论战”的张、丁二人的争论很快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大体站在张君励一边的是林宰平、张东荪、梁启超等；而与丁文江论点相一致的则有胡适、吴稚晖、王星拱、任叔永、唐钺等。这场论战所涉及的问题显然是复杂而又相当广泛的，因此很难说论战双方何者占据上风。不管我们对这场论战做何种评判，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科玄论战发生在西方近代科学在中国体制化移植的全盛时期。自从这场论战之后，西方科学被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看作是指导人生和社会的万能武器，科学在中国社会变成了“科学神”，人们崇拜它，信奉它，“科学”成为重建中国文化普遍的价值信仰体系的新权威。
“科学主义”盛行，促使中国科学和教育的体制化事业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也使中国的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开始天真的用预先设定的理性方案，来剪裁社会现实以寻找中国富强和昌盛的科学途径。科学主义的价值观能指导中国科学事业和社会文明健康发展吗？这是身处科学及其体制化全面移植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未来得及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带着自信和妄想，中国近代社会就这样匆匆忙忙地拎着科学主义的价值观迈进了通向现代社会的建设道路。
三、中国近代社会科学价值观的二元架构
中国近代社会所遭受的被西方列强“挤压”的现实，构成了中国近代科学生成发育的特殊遇境。在这种特定的时空中，中国社会所面对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解学习西方科学和技术的“艺”、“器”与维系中国社会保全的“道”和“义”之间的冲突。换句话说，就是如何看待近代科学的工具理性与传统文化的价值理性的冲突问题；或者更具体些说，就是如何消解传统道德主义和科学功利主义的冲突。事实上，在最初谋求移植的尝试中，不发生冲突只能是幻想，因此每位先驱者总是寻找最省心的途径来引入真正对中国社会文明有意义的东西来。所谓的“西学中源”和“中体西用”的主张便是这种努力的一种集中表现。
综观西方近代科学在中国社会的移植历程，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社会对西方近代科学认同的科学价值观主要取决于如下两个相互矛盾的价值取向。
(1)视西方近代科学为“夷技”、“洋务”、“西学”。
在明清之际的中国社会，固守“华夏中心论”、把西方近代科学看作“用夷变夏”的洪水猛兽来加以防范的正统士大夫就用贬词“夷技”来指称西方近代科学。这种观念也持续到洋务运动时期西方近代科学移植的全过程，当时就连非常开明的士大夫也称利用西方的近代科学发展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的种种努力为“洋务”。这种视西方近代科学为“异类”、“异端”的理念源出于中国社会对西方近代科学移植的本能性的排斥反应，它是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最大阻力。这种观念的持有者或者以轻蔑的态度谈论西方科学，或者以恐惧的心理对待西方科学。
据傅任敢辑译的丁韪良所写的回忆录说，当有人在同文馆表演电报收发时，一批清朝官员观望着，既不了解，又无兴致的样子。其中有一位是个翰林，竟轻蔑地说道：“中国四千年来没有过电报，固仍泱泱大国也”。〔10〕或许最要命的是那些人口最多、最为贫苦的农民和城市平民，他们因为无知而本能地仇视一切外来的事物，他们朝进入他们地界的外国人扔石块、吐唾沫，不管这些外国人带来的是鸦片、宗教还是科学和文明。英国人在中国某地修造的一条有线电报曾被大惊的当地农民以电线杆败坏风水之名群起而毁之；中国最初修筑铁路时曾屡次碰上当地农民扒铁轨的事件；洋务派官员郭嵩焘回家乡时乘坐的一条在水上突突航行的小火轮，被他的乡人视为洋鬼子的邪东西而凿沉。近代西方科学在中国社会移植过程中所遭遇的最大的异体排斥力量多根源于这类“无知”和十分别扭的“划类”与“立场”。面对这种力量，一切有根有据的科学论证都变成对牛弹琴，无的放矢。
2.将西方近代科学作为“实用”的“器”或“艺”。
明清之际，作为移植主体的西方传教士就很看重西方科学所展示的“器”和“用”的功能，曾把它作为在中国社会传教的敲门砖。当时中国的开明士大夫也多为西方科学的“功效”所吸引，才积极支持和参与西方近代科学在中国社会的移植活动的。洋务运动时期的“实力派”主动地引进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更是出于对其所具有的“制夷”、“图强”、“致富”的功用的考虑。洋务运动失败，维新派人士因为政治变革的需要也力主发展科学和教育。迄至五四时期，西方近代科学甚至被看成“万能神”。西方近代科学被移植进中国社会这一事实本身，从根本上说，就是与特殊遇境下中国社会对近代科学的工具理性的特别倾心相关联。而且，在一定意义讲，中国社会对近代科学的接受也只是满足于停留在这一层面上。不然，西方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灵魂”深处，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本”不就失灵了吗？这样突破“中体西用”框架的科学移植，近代的中国人会干吗？作为中国社会价值硬核的传统道德主义早已规定了中国近代社会对西方近代科学接受的上限。
梁启超曾经感叹中国人对科学的态度存在三种根本性的错误：其一，把科学看得太低了太粗了。多数人以为科学无论如何高深，总不过属于艺和器那部分，顶多拿来当作一种补助的学问就够了；其二，把科学看得太呆了、太窄了，只知道科学研究的结果的价值，而不知道科学本身的价值；其三，把科学看得太势利、太俗了，只把科学当作应用的工具，而不知道科学本身的真正价值〔11〕。这样的态度实质上就导源于上面所分析的两个相互冲突的取向。既眼馋西方近代科学的“用”和“技”，又在骨子里骂西方近代科学是“夷技”、是“洋货”，生怕西方的近代科学坏了自己的大事。这样一种别扭的组合能生成健康的价值认同体系来吗？中国人早时跪拜龙王求雨，涝时鞭打龙王的非理性的品格又一次无遮无掩地表现了出来。中国社会和文化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有比较成熟地对待科学的理性态度？
特殊的遇境整合成了特殊的科学价值观。
“中体西用”的理念，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社会对这两种相互冲突的价值取向的一种整合。“中体西用”名义上是用中国传统的价值理性消解西方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负效应，实际上是用守旧和愚昧来抵制科学所引发的社会文明进步，其骨子在于捍卫封建士大夫和上层官僚的利益和特权。这种包裹着过多私欲的中国传统价值理论中的“道德主义”，往往扼杀了科学精神和技术应用所能焕发出的社会力量。
“科学（万能）主义”的理念，是中国近代社会对这两种相互冲突的价值取向的另一种整合。但“科学主义”的理念试图用西方的科学理性和工具精神来剪裁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性，否定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性，这显然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近几十年中国社会发展的惨痛教训表明，如果“科学主义”没有伦理道德的规范约束和对科学精神的张扬做支撑，“科学主义”可能会导致种种伪科学的猖獗，这既带来科学和技术事业的不幸，也会使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遭受挫折。
或许因为这两种科学价值观体系上的缺失，经过艰难地移植而发育起来的西方科学至今未在中国社会和文化中长成参天大树，其对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的贡献远远未能满足现代历史进步的需要。这一点已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警觉。
刘大椿先生指出，在整个20世纪，除了少数的例外，中国的意识形态不可谓不重视科学。但在科学之路上之所以差强人意，一是与科学精神相违背，太随心所欲地把科学当做自己的工具了，追求的甚至是反科学的目标；二是没有始终如一地在体制化上下功夫，致力于建立现代化的教育体系、现代化的科研体制、现代化的开发体制，急功近利，南辕北辙，结果无收而返。〔12〕
李醒民先生指出，中国今天依然未走出对科学认识的迷误。在高官名人的眼中，科学是生产力；在平民百姓心内，科学是财神爷。作为科学衍生物的技术是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可以转化为生产力，创造出金钱和财富。但科学毋宁说是一种知识体系、研究活动和社会建制，其精髓在于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的精神气质。科学的取向是“好奇”而非“任务”，它是一种观念层次而非器物层次。工具主义地和实用主义地看待科学无异买椟还珠——它消解了作为一种文化和智慧的科学的本真，泯灭了科学的精神价值和文化底蕴〔13〕。
现代科学的加速发展，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在拉大西方世界和中国社会的文明差距。中国社会要想实现跨世纪的跃迁，必须借助于科学的强大推力不可。中国要想借助于科学之力来促使其社会现代化，必须面临一个新的科学价值观体系的建构的现实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对科学的价值有客观、理性的把握，不把整个社会的科学价值观建立的科学的理性基础之上，整个社会的科学活动就难以有效地组织，科学的社会功能就可能会得到扭曲表现。
建立一个适于现代科学健康发展的科学价值观已成为中国科学事业蓬勃发展、“科教兴国”战略胜利实施的首要问题。这就是我们考察中国近代科学价值观的意义之所在。
【参考文献】
[1] 刘大椿、吴向红著：《新学苦旅—科学·社会·文化的大撞击》，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3] 《道光洋船征抚纪》，《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6页。
[4] 丁伟志、陈崧著：《中西体用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59页。
[5] 《盛世危言·商务五》，《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26～627页。
[6] 《杜威五大讲演》，北京晨报社，1920年版，第182页。
[7] 梁启超：《欧洲心影录》，见夏晓虹编的《梁启超文选》（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408～409页。
[8] 张君励：《人生观》，见〈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1集第6册，第22-26页。
[9] 丁文江：《玄学与科学》，同上书，第72-73页。
[10] 杜石然等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第291页，科学出版社1985年。
[11] 《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科学，第七卷第九期，1922年9月第859-863页。
1中国科学文化的缺陷及其成因
科学文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亚文化系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科学在发挥认识，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成果。从严格意义上说，科学文化是伴随近现代科学的产生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的科学文化孕育于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初步形成于“五四”运动时期，发展成长于改革开放时代。然而，正是由于中国的科学文化孕育于中国传统文化，也由于近现代科学在中国是一个舶来品，中国的科学文化当然也是随着近现代科学的引入而发展起来的。当近现代科学引入中国以后，“这个充满活力的精灵，遇到了我们这个以儒家文化和能够融合异类文化为自豪的民族，它的独立、自主、灵气和活力似乎都不见了，时至今日形成了今天具有中国特色的然而却带有明显缺陷的科学文化”。
不可否认，中国古代曾取得过辉煌的科学技术成就,从春秋战国直到宋元明初，在将近20个世纪的岁月里，科学技术始终保持着持续的发展，特别是在数学、医学、天文学等理论科学以及冶金、纺织等应用技术方面遥遥领先于欧洲，一直走在世界的最前列。然而，从16世纪中后期开始，这样一个让西方人只能望其项背的大国，这样一个曾经有过太多辉煌的科技强国，渐渐地失去了她作为世界科学技术中心的地位。于是，中国人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科学技术落后了。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深入研究中国的科学技术史后曾经这样发问：从公元1世纪至公元15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人在应用自然科学知识满足于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胜过欧洲人，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呢?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这个问题引发了中国学术界对‘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原因”的广泛讨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其中一点是有共识的，那就是近代中国科学文化的贫乏，中国科学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这就是说，科学文化的缺陷是导致中国科学技术在近代一度陷入尴尬境地的重要内部原因。
概而言之，中国科学文化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其一，中国科学文化虽孕育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但却未能深深植根于民族的文化之中，更没能成为大众的文化;其二，近百年来，中国科学界缺少独立性，损害了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系统的独立性，销蚀了科学自主创新的灵气;其三，科学理性弘扬与科学事业发展并不同步，科学精神失落，广大民众缺乏科学素养。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文化基础上看，中国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遏制了科学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众所周知，文化的基础是经济，作为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科学文化，也必然受制于经济的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的确，中国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对科学技术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更高的要求，因而科学技术在中国也就没有强大的推动力。而且，根植于封建小农经济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其封闭性、保守性遏制了自己的创新意识。显而易见，没有文化的创新，特别是没有科学文化的创新，当然也就没有科学技术的创新。
其次，从文化制度上看，中国长期以来的科举制度尽管也有积极的意义，但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制约。不可否认，发轫于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客观上造成了学子们“十年寒窗苦读'为的只是‘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的价值追求。在学子们的眼里，科学技术只不过是“奇技淫巧”、“雕虫小技”，不可能登上大雅之堂。虽然清末也设立了一些新式学堂，但“世族俊才，皆仍志于科举而已”，没有也不可能改变科学技术被鄙视的地位。试想，连学子们都鄙视科学技术怎么能有科学技术的进步，又怎么能有科学文化的弘扬！
再次，从文化范式上看，中国传统文化过分张扬实践理性，突显经世致用，自然观上的“天人合一”，认识论上的“真善同一”，思维方式上的“重了悟，重知觉”等，也是导致科学文化缺陷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传统文化过分张扬实践理性，突显经世致用，贬损以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工具理性，从而使得理论思维的翅膀绑上了沉重的铅锤，难以建立科学理论体系。特别是被后人称为“千秋帝王之师”、“万世人伦之表”的孔子对科学技术的轻视态度，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的思想，由于过分夸大人与自然的统一，掩盖了人与自然的分立和斗争，忽视了各自的特殊规律，不可能激发人们对科学技术研究的热情。与天人合一相伴随的必然是真善同一:求真的最终目的不是认识对象达于真而是去发掘道德理性止于善，真知在于至善，求善就是求真。这种认识也是很难发展成为科学的。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思维方式重了悟而轻论证、重直觉而轻逻辑、重整体的综合而轻具体的分析等弊端，对科学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制约就更为明显。
另外，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述而不作”的研究方式，束缚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追求一致”的文化价值观，压制了科学技术的创新;排除异己、压抑个性的社会文化氛围，也阻碍了人们在科学研究中创造性的发挥。所有这些，都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近代中国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因而也导致了中国科学文化的贫乏，导致了中国科学文化的种种缺陷。
2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呼唤科学文化的振兴
关注文化、建设文化是人类不断觉醒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文化的进步表征着社会的进步，现代化建设理所当然地包含着文化的现代化。今天，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只有实现了文化的现代化，才能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生机和活力。这种现代化的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是一种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高度融合的文化。
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接纳科学文化的过程，而接纳科学文化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科学文化本土化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没有科学文化的广泛弘扬，就无所谓现代化建设。现代化建设需要科学文化的支撑，呼唤科学文化的振兴。
不可否认，发展科学技术事业当然是文化建设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科学文化作为一个社会亚文化系统，本身就是人类最宝贵的文化成果。科学文化所蕴涵的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先进文化的基石。科学技术进步不但充实先进文化的内涵，而且也为先进文化建设奠定物质基础、提供技术手段，是先进文化建设的第一推动力。因此，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就必须高度重视科学技术进步，高度重视科学文化建设，抢占科学文化的制高点。
其实，科学技术进步不仅仅是一个推进先进文化建设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直接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的竞争或对抗史证明，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越发达，智力开发越充分，国力就越强大，社会就越进步，在全球的竞争浪潮中，就越具有取胜的优势。“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首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贯彻执行党中央为我们国家制定的新的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和任务。但要具体办事，当然要靠科学技术。”，钱学森先生的这个论断，无论是从当今全球竞争的严峻事实来看，还是从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来看，都是非常有道理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文化是第一文化，科学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决定性因素，要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把科学技术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目前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才能彻底摆脱不发达状态，从而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推进现代化建设。何况，我们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离现代化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科学技术现代化既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首要的而且是必要的条件，又是实现社会现代化基本的而且是有效的条件。因此，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目标，就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事业，而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事业，就必须振兴和弘扬科学文化。一句话，在当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地位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振兴科学文化势在必行，我们必须从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高度重视和加强科学文化建设。
近现代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科学技术为近现代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生产力，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物质文明程度。科学文化是现代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制度得以孕育、发展、成熟的土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科学技术就没有工业革命，而没有工业革命就不可能有近现代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没有近现代科学就没有近现代这样的时代，没有近现代科学文化的弘扬就没有近现代这样的社会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能否把传统文化与科学文化有机融合，进而创造一种新的先进文化，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竞争在一定意义说就是科学文化的竞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文化是第一文化，文化力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多样化文化碰撞下，我们建设科学文化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提高文化力。实践已经证明，而且还将进一步证明：文化越科学，就越先进;越先进，就越能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因而也就越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
总之，文化是科学的底蕴，科学是文化的锋芒，科学文化的振兴需要我们认真地从文化的深层次上进行反思，振兴科学文化以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发展科学技术事业以推动现代化建设。可以这样说，历史上没有文艺复兴，就没有近代西方科学的发展;今天没有科学文化的振兴，就没有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胜利。
3振兴中国科学文化的几点思考
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我们必须重构科学文化，建设科学文化，振兴科学文化，充分发挥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巨大威力。笔者认为，科学文化的振兴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综合创新文化观念:科学文化是第一文化
科学文化既是有科学含量的文化，又是合乎文化自身发展规律，能与经济、政治协调发展的文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理应含有“科学文化是第一文化”的意蕴。由此我们说，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中，如果没有科学文化的渗入，就根本谈不上文化的现代化。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必须综合创新文化观念。
所谓综合创新文化观念，就是努力树立一种将继承与发展、吸收与创新有机结合的文化观，确立科学文化是第一文化的地位。这种文化观能经受实践的考验，既不妄自菲薄，也不盲目自大。有了这种文化观，就能唤起民族文化自觉，使文化自觉吸收科技成果，并以科技进步促进文化自身的发展。
回首我们曾经拥有的辉煌，沉思近代以来我们遭受的深重灾难，探究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文明底蕴，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科学技术是改变世界的主导力量，科学技术进步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关键所在。应该看到，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还比较落后，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科学技术的整体水平较低，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其整体实力远不能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二是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程度较差，广大民众的科学素养也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积极实施科技创新工程，在全社会弘扬科学文化，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提出的历史性课题。
国家发展需要科技创新的推动，科技创新呼唤科学文化的振兴。科学文化以科学技术为载体产生于科学技术活动，又推动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惟有科学文化的充分发展，从而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氛围，科技创新才能持续进行。
(2)努力实现科学文化“本土化”中国传统文化确有值得我们自豪的丰富内涵，但这在逻辑上并等于中国文化就一定优于西方文化，更不等于中国传统文化不需要科学文化的改造。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中国传统文化必须接纳科学文化，努力建设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融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于一体的现代化文化。
如前所述，近现代科学在中国是一个舶来品，中国的科学文化当然也是随着近现代科学的引入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历程本质上是外来文化的本土化过程。否认科学文化的普遍性、取消本土现实的特殊性，都是不明智的，也是有害的。因此，我们必须用科学文化改造我们的传统文化，努力把科学文化有机地融入我们的传统文化之中,创造出新的先进文化。这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客观地说，在当代中国，科学文化的振兴和发展面临着两大障碍:一是来自传统文化内部文化相对主义的情感拒绝，二是来自西方文化的非理性主义的理性解构(前者源于情感对理性的遮蔽，后者则是文化的误读）“从文化内部来说我们难以跳出传统文化的情感和经验的功利主义思维习惯来接纳科学文化。从文化的外部来说，如何理解和把握科学理性的自我批判精神，不致让理论层面的理性批判蜕变为实际生活的理性解构和旧道德保守的理论依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的确，如何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实现科学文化的“本土化”或“中国化”转换，是一项长期而艰难的工作。但是，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科学地把握科学文化的精神实质，科学文化本土化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3)促成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当代融合在现代化文化建设中，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既是趋势，也是共识，更是理想。但是，如何融合却是一个大课题，需要我们去思考，去研究，去解决。
众所周知，人与自然是文化的两大主题，科学文化的兴起弥补了人文文化对自然研究不足的缺陷，也充分显示了人类理性思维和改造自然的伟大力量;而人文文化则显示了人性的尊严和价值，是对科学文化的必要补充。科学文化中有人文文化，人文文化中也有科学文化，没有人文文化的科学文化是残缺的科学文化，没有科学文化的人文文化则是空洞的人文文化。
其实，斯诺的两种文化的划分仅仅是一种表述上的方便，后来人们将它们作广义上对立的理解是错误的。从本质上说，文化是一个整体概念，在同一社会形态、同一时期，不存在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对立，二者仅仅是同一文化内部的不同部门，相生相成，互补互荣，如同奔驰的列车上的发动机和方向盘。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差别在于它们对人类生活的表现方式不同，侧重点不同。它们都是人的一种活动，都是人类文饰自己的一种方式。
两种文化融合既是人文文化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科学文化自身发展的需要。因为，没有人文情怀关照的科学主义是盲目的和莽撞的，没有科学精神融入的人文主义是蹩脚的和虚浮的。特别是作为价值理性的人文文化对于作为工具理性的科学文化具有引导、制约甚至控驭的作用，实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融合有利于科学文化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保证科学技术真正造福于人类。改变两种文化的分裂态势，消除两种主义的对立局面，我们别无选择。
如何实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笔者非常赞成李醒民教授的观点:“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既不是削足适履、元刂方为圆，也不是揠苗助长、一蹴而就，而是使二者在相互借鉴、彼此补苴的基础上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一言以蔽之，两种文化汇流和整合的有效途径是，走向科学的人文主义（scientifichu-manism)和人文的科学主义（humanistscientism)即走向新人文主义（neo-humanism)和新科学主义(neo-scientism)这就是双重的复兴人文的复兴和科学的复兴。”
总之，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当代融合，既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趋势，不仅必要，而且可能，这种可能性是以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共性和互补性为基础的。
(4)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在科学文化中，占核心地位、起主导作用的是科学精神。一定的科学精神孕育、产生了一定的科学文化，一定的科学文化又反过来培育、强化着一定的科学精神。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对于科学文化的振兴，对于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对于人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都具有巨大的激励和引导作用。
科学精神产生于科学活动，但并不为科学家所独有，她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对于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科学精神都是不可缺少的。在现代生活中，没有任何观念比科学观念更有力量，没有任何精神比科学精神更为重要，因为科学是平等、进步、富裕、和平的象征，是真、善、美的统一。然而，“如果说西方现代科学的兴起是在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偷取天火的精神下产生的，那么中国现代科学的发生与发展，充其量是引进了一批火柴，她最实质的科学精神却遗憾地在中国失落了。”中国需要科学精神，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精神，让科学精神在广大民众中生根、开花、结果。
从历史上看，在我国提倡科学精神的运动，即使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算起，至今也已近百年但效果却不如想象中的好。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我国在科学精神的宣传上做的还不够，民众缺乏科学素养。据报载，20世纪90年代的三次民众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民众达到基本理解科学术语和概念的约有三成，而基本理解科学进程和了解科学对社会影响的则更少，只有百分之二三。这里特别指出的是，民众科学素养的提高、科学精神的弘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家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工作。在这方面，欧洲国家做的比较妬在那里经常能看到科技工作者拿着印刷好的宣传册上街宣传科学，做科普工作。英国皇家学会有上百名工作人员，其中有几十人固定地做科普宣传工作；德国马普学会总部办公室人员并不多，但也有十几人专门做宣传工作，他们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可以肯定，广大民众的科学素养提高了，科学精神真正在广大民众中扎根了，科学文化就会得到弘扬，科学文明就会大大提升，现代化建设也就有了肥沃的文化土壤。
一、在落后中踽踽独行——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中国
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功，促使西方列强的侵略范围急剧扩张，在不断扩大对中国侵略的同时，客观上推进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促进了近代中国物质生活的近代化。
（1）推动了中国政局的转变。外界的压力促使腐朽的清政府推行各种改革，以适应社会的变化，这些改革，使中国的社会生活进一步发生变化。中外交往的不断扩大。民主平等思想的不断传播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都冲击了旧的生活方式，促进社会生活的演变。这期间产生了太平天国运动，维新运动，新文化运动。这些民间自发组织的运动对于中国政治和思想近代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们唤醒启迪了民众，在民间埋下了救亡图存的种子，间接的为民主革命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近代工商业发展的影响。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城市近代化的基础设施逐步兴起，人们的生活习惯也随之发生变化。加重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色彩。
二、惊醒后的奋起直追——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中国
19世纪70年代——20世纪初，随着电力的广泛应用（即电气时代)，开始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西方国家需要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开展殖民活动，争夺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在全世界领土已被瓜分完毕的情况下，中国则成了它们掠夺的中心，这次工业革命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主要有：
（1）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加深
由于第二次工业革命使生产力再一次发生质的提升，所以欧洲各国之间为了不断争夺原料，资源，竞争世界霸主地位，掀起了新的一波殖民扩张，对中国也进行了更加残酷的商品倾销和战争掠夺。比如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
（2）中国近代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在清政府的督促下，洋务运动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到第二次工业革命，从西方引进了一系列先进的技术，创办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化企业，这也间接加快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为后来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条件。
（3）中国主观思想潮流的变化
早期启蒙思想，加上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突飞猛进，使欧洲人的思想也开始进步，资本主义的天赋人权，人人平等思想成为欧洲主流思想，这也影响到部分进步的中国人，他们不但学习欧洲先进的技术，也开始接受先进的思想，这为后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和辛亥革命的展开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4）中国资本主义开始领导革命
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加深，民族矛盾不断加深，资本主义开始领导中国革命道路，在经历了农民领导革命的失败后（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资本主义的民主共和观念开始被广大中国人民逐渐接受和适应，并最终由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制国家。
三、争做世界的先锋者——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中国
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在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微电子技术、航天技术、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标志着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到来。这次科技革命被称为第三次科技革命。
（1）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第三次科技革命不仅带来了物质的现代化，引起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而且也造就了中国当代社会一代新人（如80后，90后）与之相适应，使人的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逐步走向现代化。
（2）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是它引起组成中国传统市场经济生产力各要素的变革，使劳动生产率有了显著提高；二是使整个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加强了现代产业结构非物质化和生产过程智能化的趋势，而且影响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市场经济的布局进而导致了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此外，第三次科技革命使中国社会认识到管理发展是一门真正的科学，并将其应用到实现现代化的工作中。
（3）对中国国际关系的影响：第三次科技革命不仅对中国国际关系而且对世界各国的国际关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一方面加剧了资本主义各国发展的不平衡，使资本主义各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新变化，借此契机，中国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另一方面使社会主义国家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抗衡的斗争中具有强大的动力。同时，第三次科技革命扩大了世界范围的贫富差距，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
为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根据市委有关文件要求，结合我镇实际，特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目标要求
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镇党员干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全镇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性和坚定性，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坚决维护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二、基本原则
1、坚持领导带头，实现全面覆盖。镇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把自己摆进去、把思想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做到在学习上深一层、认识上高一筹、实践上先一招，形成“头雁效应”。充分发挥带学促学作用，推动全镇党员学习全覆盖。
2、坚持深研细读，领会核心要义。带着信念学，带着感情学，带着责任学，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领会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深刻把握蕴含其中的坚定信仰信念、鲜明人民立场、强烈历史担当、求真务实作风、勇于创新精神和科学方法论，切实增强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
3、坚持全面系统，做到融会贯通。把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同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进行“四个伟大”的实践贯通起来，同把握党的作出的各项战略部署贯通起来，既从总体上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思想精髓，又从各个领域深入理解其基本内涵和基本要求。
4、坚持问题导向，增强执政本领。带着问题学习，聚焦问题思考，针对工作中遇到的难题，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找指针、找方法、找路径，不断提高“八个本领”，做到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
5、坚持知行统一，务求取得实效。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紧密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紧密联系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实际，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思路举措和强大动力，转化为真抓实干、奋勇前进的自觉行动，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更具盛名的诗画北诗和全市生态经济强镇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思想保证。
三、工作安排
1、深刻领会精神实质。镇党委要采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等形式，党组织要利用“三会一课”等形式，推动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常态化，不断提升学习质量和效果。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领会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深刻把握蕴含其中的坚定信仰信念、鲜明人民立场、强烈历史担当、求真务实作风、勇于创新精神和科学方法论，切实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
2、广泛开展宣传阐释。要把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头等大事，把握整体、全面系统，抓住关键、突出重点，开展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化的宣传报道，突出宣传作为党的核心、军队统帅、人民领袖的思想、风范、情怀，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切实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认知认同。
3、联系实际抓好落实。镇党委要全面对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密结合全镇实际，全面审视工作思路和目标路径，深入研究贯彻落实举措，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科学思路、政策措施和工作成果，做到思想上对标对表、行动上紧跟紧随、执行上坚定坚决。把学习贯彻情况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公务员年度考核，年中和年底适时开展督促检查、跟踪问效，确保学习贯彻工作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四、组织保障
1、加强分类指导。通过专题学习、交流研讨、主题党课等形式，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把学习贯彻任务具体化、精准化，推动党员干部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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