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自媒体草根性与随意性使高校舆论引导与维稳的难度加大。自媒体包括微博、微信、日志、个人主页等多种信息与交流形式，使大学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网络平台，他们自主地在自己的“媒体”上“想写就写”“想说就说”，成为了大学生张扬个性、表现自我的最佳场所，满足了其自由表达、自我发声、互动演绎的需求。自媒体的“草根性”促进了信息来源的平民化，但草根性也同样带来了“信源”随意或失真，部分学生随意道听途说、断章取义的信息，传播子虚乌有、歪曲编造的消息，自媒体先天带有的“草根化”特质造成网络信息泥沙俱下、真伪难辨，充斥着情绪化和随意性，扰乱学校管理体系和其他不明真相同学的价值判断，由此导致的突发性、增加了学校内的不安定因素。
2.自媒体强交互性与即时性使高校舆论引导与维稳的可控变难。自媒体让大学生每一个体随时实地、随需而应地采集信息，“人人都可发声，人人都被关注”，信息收集、整理、报道、分析、点评和传播门槛低、“短”“频”“快”，“直播”功能得到巨大发挥，信息一旦或转发，就可能瞬时达到师生互动、朋辈互动、社会互动等双向、多维互动，这种互动由单一趋于多元参与，从静态变为动态，由平面走向立体，自媒体强交互性和即时性使得高校很难控制舆情。谣言传扬，宣泄夸大，视听混淆，这些情况又极可能导致加速度传播，最终形成网络“蝴蝶效应”，使一般事件恶性发展。
3.自媒体隐匿性与模糊性使高校舆论引导与维稳的管控能力减弱。在平民话语权得到伸张的今天，自媒体的隐匿性给了大学生“随心所欲”的空间，部分学生为达到个人私利以“隐形人”的身份在网上发表意见，有的学生过分追求信息速度或者说为了追求点击率而失实的消息，甚至“无节操”的降低自身道德底线的信息，这种信息源的隐匿性给高校的网络管控能力带来很大挑战。虽然我国目前有很多法令管制网上活动，但是还只是停留在对网站的管理上，对于自媒体的管理这些法令就显得不全面、不规范，甚至处于管理模糊地带。当前，尽管很多高校已意识到了网络舆情的引导与维稳的重要性，但是鉴于人力的不足、监测的缺乏、能力的欠缺等因素，高校的网络舆情工作基本上还处于“粗放型”管控状态，迫切需要对自媒体进行规范与引导。
二、自媒体视域下高校网络舆情引导及维稳的机制探索
1.构建高校自媒体舆情传播的引导机制。高校是各种社会思潮相互交织的重要场所，也是网络舆情的重要集散地。高校自媒体用户主体知识层次高、参与意识强、个性化特征明显，利益主体多元化、情感诉求多样化、角色参与隐性化，必须把握自媒体传播规律，高度重视高校舆情的引导，以开放的心态迎接自媒体时代的师生民意表达，创造更多开放的自媒体交流渠道，使师生合理的诉求得到充分的释放，切实反映师生所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将自媒体舆情的呼声当作了解师生民意的新渠道，以疏代堵，变粗暴打压为互动交流，对各类偏激的非理性言论进行积极主动、平等灵活的疏导，通过强化主流舆论，澄清歪曲言论，孤立错误言论，破解“沉默的螺旋”现象，以开放的视野和心态解读互联网中的师生表达的深层次问题，使其真正成为高校维稳工作的关键环节。
2.构建高校自媒体舆情的收集与研判机制。一是充分运用论坛、SNS、QQ、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开辟的对话平台，打造青年学生思想舆论“集散地”“先锋营”和“特属专区”，营造一种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的信息对话的情境，了解师生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构建全媒体、全方位、立体式的师生呼声与意见收集新范式，掌握真实、全面、立体的信息；二是做好舆情分析，围绕高校的教务教学、日常管理、文化活动、思想动态、就业创业以及社会热点等问题分类整理信息素材，从身份角色、情绪立场、动机目的等方面进行合理评估和分析，做出准确、科学、理性的研判；三是做好舆情反馈，建立高校内部舆情研判联席例会制度，交流收集的舆情数据，深度把握舆情的发展动向，提供有针对性、有价值的决策依据，提前介入，切实解决大学生的诉求和建议，防止负面舆情、情绪的生成、蔓延和广泛传播，促进大学生的生活和学习稳定。
3.构建高校自媒体舆情传播的处理机制。舆情产生后，高校应快速反应，积极应对，把控局面，减低或遏制舆情事件的恶性扩散。一是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实事求是地报道事件，利用高校官方媒体权威优势合理引导自媒体舆情，第一时间迅速参与，第一时间权威消息，第一时间抢占网上落点，第一时间开展评论引导，让主流声音和正确言论及时上线，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减少师生的猜忌、误传甚至恐慌；二是广泛开辟渠道，架设师生连心桥梁，及时跟踪报道事件的整个经过，事情处理的意见，危机善后的效果，做好合情合理的回复与反馈，实现网上、网下“两线作战、联动并进”，形成与公众的良性互动；三是做好科学反思，针对整个事件发展中暴露的各种问题，灵活运用自媒体平台，聘请专家学者进行访谈，让大学生参与讨论，向公众征求意见，讲清有关事件的政策规定，说明类似事情的处理程序，指出今后工作的改进方案，引导师生做好总结反思，增进大学生与高校管理者相互之间的理解与信任。
4.提升高校自媒体理性发声的素养。自媒体理性发声需要提升自媒体用户的舆情甄别能力和社会责任意识、道德意识、文明意识，理性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构建自媒体规范有序、和谐健康的公共媒介磁场，维护高校稳定的舆情环境。一是开设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开展自媒体应用相关培训、开展新媒体文化活动，强化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做一个有操守的“自媒体人”；二是壮大青年意见领袖力量，建设一支熟识校园文化、来源分布广泛、喜爱分享观点、人格魅力四射以及日益“去匿名化”的高校“意见达人”队伍，通过他们带动引领“粉丝”群的集聚，分析释疑，示范引导，组织动员，使他们真正成为网民“导航器”、舆论“调和器”，提高自媒体理性表达的能力；三是邀请社会人士如人大代表、企业家、学者举办讲座，以社会角色的视野来发现、分析及解决问题，记录体验心得感受，引导青年学生用客观的、理性的、历史的、世界的眼光看问题，正确认识基本国情和社会现象，得出科学的社会观察结论。
1.传播主体大众化。与传统媒体在信息的收集、整理、专业技术性强特点相比，自媒体传播的多是人们日常生活的琐事，信息接受者对传播人的要求也并不严格。人们随时都能把自己所想、所见到的东西进行实时传播。
2.传播方式交互性强。在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传播者”，传统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人人都可以制作信息，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真正实现了信息交流的双向化。
3.传播速度迅捷。传统媒体信息审批繁复过程所产生的时滞效应,甚至有时候会使“新闻”变成“旧闻”。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自媒体的参与者实现了随时随刻、接收信息的可能，充分体现出自媒体传播的迅捷性。
4.信息的可信度差。传统媒体的经历了层层把关审核，信息的准确度较高。而自媒体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在监管、法律约束等方面的配套制度还不完善，自媒体的信息可信度降低。
二、自媒体的发展给学生党员教育带来的机遇
1.丰富党员教育的形式。自媒体的出现有望改变传统的党员教育活动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接受教育的场面严肃，形式单一现状，自媒体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终端和电脑互联网络来丰富党员的学习形式，通过声音、图像、文字、图片的立体化传输来增加党员学习的趣味性、知识性和通俗性，进一步丰富党员学习教育的方式。
2.拉近“施教者”与“受教者”的距离。在传统的党员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施教者处于“我讲你听，我说你做”的居高临下的位置，受教育者通常或者不会主动提出问题、展开讨论。如果能合理利用自媒体，则可以改变这种现状，在自媒体中，角色的虚拟化使得各参与主体间实现了“身份”上的平等，很容易使参与主体敞开心扉，自由的畅谈自己的理想、观点、看法。
3.增强党员教育的效果。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党的主张内化为党员的自觉行动，自媒体的出现为此提供了新的契机。据有关部门统计，大学生群体平均每人每天用在QQ、微信、微博等自媒体的时间在3-5个小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哪怕每天能“挤占”五分钟，其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此外，在这些网络社交媒体上，大学生群体更愿意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进而提高党员以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
4.很好的对外宣传窗口，提高组织影响力。校园的传统外宣窗口主要是校园的官方网站，官网的特征决定了校园网上的文章“公文性”强的特点，很少有人对这种信息感兴趣，造成校园网的访问量偏低的特点。相较而言，自媒体不用拘泥于固定的模式，可以通过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学校信息，使人们第一时间了解学校动态。
三、新时期创新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举措
面对自媒体时代严峻的党员思想政治教育形势，每一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都应该充分认识到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不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积极应对，化被动为主动，努力开创自媒体时代党员教育工作新局面。
1.重视自媒体的研究和使用，抢占校园舆论新阵地。党委宣传部门必须充分认识到重视对大学生意识形态的塑造关乎党的执政基础和未来，应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为契机，推动校园自媒体的发展，在知识分子中抢占传播主流思想的新阵地。
2.顺应自媒体发展新趋势，提高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媒介素养。充分发挥自媒体在党员教育，学生管理中的作用，首先需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高使用自媒体的相关技能，在使用自媒体中善于融入学生群体，才能得到学生们的爱戴与尊敬。其次，各级教育部门、高校党建研究部门等机构应成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媒介素养研究培训中心，加强对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聘请新媒体领域的专家或者在这方面做得较好的单位来讲述方法，传授经验；通过让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参与校园广播、校报、校园微博等校园媒体的制作和传播的过程，来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媒介素养。
3.整合校园现有媒体资源，着重打造一到两个富有影响力的自媒体品牌。目前在高校中，一些校内组织有自己的微博或微信公众账号，这对于传播本组织理念，增强组织影响力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力量分散，管理薄弱等因素，很难发展壮大。因此，实行“合并重组”的方式，打造一到两个富有竞争力与影响力的自媒体品牌，才能发挥良好的信息传播引导功能。
4.建立专门的自媒体运营管理团队，健全校园舆情监测体系。在各个高校中，组建专门的自媒体运营管理团队势在必行。在这方面，可通过专门的机构建设，形成党委宣传部门牵头负总责，专职党建工作者负责日常的运营管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专家教授、学生干部和校园意见领袖共同参与的自媒体运营管理机制，从而保证自媒体信息的及时更新，实现自媒体在传播内容上迎合学生需求，进而为校园自媒体聚人气，维护校园稳定的思想政治环境。
5.“改文风、转作风、树新风”，充分发挥自媒体在培养党员、服务师生中的作用。现在的校园自媒体所的信息多是一些转发上级文件，“官腔官调”的宣布一些信息，针对广大师生留言中所反映的问题或者不回复，或者就是千遍一律的“神回复”，因此，“改文风、转作风、树新风”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信息的传播中，应该以师生们普遍关心的教育、教学、就业等服务型信息为主，以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通俗化语言来传递信息，力竭“官腔官调”“假大空”的套话。
互动性的升级。自媒体生态圈一直在进行改革和变迁，自媒体的互动主动性也一直在升级。早期新媒体品牌营销对策中，汽车品牌企业虽采用了新鲜的网络技术，但依然是传统的单向传播方式来传播自身品牌精神、企业文化与产品特点等，曝光率足够，但互动性不足。例如许多品牌的官方加V认证微博只是单方面新消息，人力与技术上都无法保证即时回复每一个客户，总体互动性并不高。而随着自媒体道路的发展，不仅是汽车厂家参与信息传播，许多本地经销商、地区性的4S店也开始参与到自媒体频道的建设与维护中来，利用微信等手段，增加了互动的效率与效果，真正将主动性和互动性都做到最高，增加了客户忠诚度。
二、自媒体时代背景下汽车营销机会
1、完善传统营销方式与自媒体的营销组合。汽车市场已有比较成熟的营销方式，对于产品定位、市场定位、销售方式、售后服务等方面已形成高效率的循环模式。自媒体的运用并不是舍弃原有模式，而是方式的升级。在占领与保持原有市场的情况下，帮助企业更精确地划分市场，并把重要信息传达给真正的潜在客户和维持已有客户。例如许多4S店都建立自己的自媒体频道，积极与客户建立互动。即时获取市场反馈，全方位渗透汽车营销，建立完善、科学的营销评价机制。传统媒体的作用往往表现在4P理论中的促销(Promotion)，而自媒体的出现则是打通了一整个营销结构。自媒体频道帮助品牌厂家获得第一手的消息的同时，汽车厂家可以更高效地了解消费者的消费倾向，调整产品结构，完成产品升级，了解市场趋势，了解客户的个性化需求，缩短流通环节，改善售后服务，并对经销商进行有效管理，使得整个市场运转更高效准确。
2.提升品牌形象，确定品牌价值，维护客户关系，增加品牌黏性。随着技术水平提高，汽车产品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品牌特征也因此更为突出。本地经销商企业为保证利润，可通过自媒体频道帮助客户快速解决他们的问题，了解需求和意见，并增加感情关怀等，牢牢抓住自己的“粉丝群”。增加信息透明度，加大数据互通，打破地理限制。由于各地市场存在产品与服务的差异，基于互联网技术，这些地域特征将逐渐崩解，我们可以预计未来的汽车市场将打破地理区域限制。自媒体可作为一个媒介，将各地数据结合起来，获得一个对全体消费者开放的关于本品牌的透明的、实时的大数据库，从根本上增加客户对品牌的信任度与参与度。一些以前不可能完成的销售方式现在也可以尝试，比如建立一个品牌的全国性二手车回收系统，来自全国各地的品牌二手车皆数据透明地出现在媒体平台上，并由平台帮助完成线下交易的手续服务等。
三、结语
论文关键词：自主学习，多媒体，网络技术
近年来，在我国高校大学英语教育中，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成为普遍关注的焦点。2007年7月，教育部颁布《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明确规定“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然而作为我国高校学习群体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重点公共基础课程之一的大学英语，“粉笔+黑板“的传统教学模式很难将大学英语课程讲解得淋漓尽致，更不易于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此，教育部同时指出大学英语教学“应大量使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推进基于计算机和网络的英语教学”，实施以计算机、网络、教学软件、课堂综合运用为主的个性化和主动式教学模式的改革措施，“使英语教学朝着个性化学习、自主式学习方向发展”[1]。
早在20世纪60年代，国外学者[2-5]就曾从不同的视角探讨过自主学习。近年来远程教育论文，我国学者也对自主学习开展了许多以评价和验证为主的研究[6-11]。目前，基于多媒体网络技术的大学英语自主学习已经成为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方向，而如何有效运用多媒体网络技术引导学生自主地学习也相应成为每个英语教师的责任。
一、 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高校的教育模式仍然是以专业划分为主，大学课程也是按照专业来安排，即前两年以公共基础课为主，后两年则侧重专业课。与专业课相比，学生对公共基础课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意识普遍较弱。加之大学英语课程的教学内容多，教学任务重，且教师面临大班上课和学生水平参差不齐等种种问题，很难有效地对学生的学习进行引导和监督。传统教学模式下，为了让学生在短时间内掌握更多知识，教师大都在课堂教学中使用灌输式教学方法，导致学生难以对大学英语学习进行更多的自我管理和自我监控，对教师依赖性强，缺乏独立性。
美国学者阿尔温托夫勒指出：未来的文盲不再是目不识丁的人，而是没有学会怎样学习的人。当前，多媒体技术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大学英语自主学习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前提和丰富的视、听、说资源。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就是要充分利用多媒体网络技术发展带来的契机，改进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单一课堂教学模式，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创建教师、媒体、网络资源相辅相成的学习环境，使英语教学摆脱时间和地点的限制，朝着个性化、主动式学习方向发展，从而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动机和学习潜能，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
二、 高校实行自主学习的可行性
1 硬件方面
目前，计算机与互联网连接在我国已经广泛普及。高校的计算机与互联网使用更是延伸到了宿舍、教室和图书馆。在网络教育信息化的今天，许多高校也大都建立了基于校园计算机网络系统条件下的自主学习教室。在这种新的学习模式下，每个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均可完成下列操作功能：(1)查询和访问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多种信息源(必要时可以从该信息源拷贝所需的软件或资料)；(2)对选择出的信息资料进行分析、加工(排序、重组或变换)和存储；(3)和教师或其他学习者直接通讯(进行咨询、辅导、讨论和交流)；(4)和教师或其他学习者共享或共同操纵某个软件或文档资料的内容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大学英语教学可以充分利用这种教学平台和网络资源远程教育论文，帮助学生建立网络自主学习的意识，指导并协助学生建立系统的学习及管理计划。
2 软件方面
随着网络教育的普及，各种各样的学习软件也应运而生。如《新时代交互英语》学习软件、《新视野大学英语》网上学习系统、《新理念大学英语》网上学习平台、《英语在线》、《曼联网络英语》、《蓝鸽英语在线》（大学版）等一系列实用英语学习软件。这些网络资源是在传统的英语学习软件的基础上，结合最新的网络学习方式和理念制作，能为学习者提供图文音像并茂、丰富多彩的交互式人机界面，提供符合人类联想思维与联想记忆特点的、按超文本结构组织的大规模知识库与信息库，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学习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及学习兴趣，并为学习者实现探索式、发现式学习创造有利条件。从而真正达到让学习者主动建构知识，实现自己获取知识、自我更新甚至创造新知识的理想目标。
自主学习室和学习软件的有机结合既有利于进行个别化教学，又可以进行协作型教学(通过各种协作式教学策略的运用而实现)，还可以将“个别化”与“协作型”二者结合起来，所以是一种全新的网络教学模式。开始阶段，可以以排课的形式，强制规定参加大学英语教改的学生进行每周2小时的自主学习，参加大学英语教改的教师每周2小时到自主学习室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进行“导学”，同时通过网络对学生的自主学习情况进行全面监控。以利于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熟练操作大学英语网络自主学习平台，提高对各种教学资源的有效利用。
三、 自主学习模式下的师生角色及关系
自主学习作为全新的教学模式为外语教学提供了新思路。但自主学习并不是“孤立地学习”或“没有教师的自学”。“有时候，学生自主能力被认为是完全独立于教师、其他学生和被认可的教学大纲，而实际并非如此。完全独立并不是自主学习，而是自闭”[12]。在自主学习的环境下，虽然学生的自主性得到了增强，但教师的作用并没有减少，“教师在促进学习者自我实现并定期向他们提供帮助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5]。
现代教育理论认为，学习的主体是学生，教师的主导作用只有在学生这个主体的学习自主性得到充分发挥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实际的理想效果。自主学习模式下，教师既要对学生的共同特征有一定的认识，更要对个别学生的状况有比较具体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远程教育论文，设计出一整套“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方案并加以实施，以便帮助学生确立学习目标，掌握学习内容和进度，选择学习方法和技巧，监控学习过程和评估学习效果。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培养教师自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师生会一起进步，一起提高，实现师生角色从“教师为主体”到“学生为主体”的真正转变，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新型教学模式，实现我国大学英语教学质的飞跃[13]。
四、 结语
自主学习是针对传统教学授课法的特质和局限性提出的，又吸纳了现代启发式、自学辅导式、导学式等的精髓和人本主义思想而创立的。现代多媒体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大学英语自主学习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前提和丰富的资源，学习者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真实的语言环境。英语教学从课堂延伸到课外，学习者由“苦学”变为“好学”、“乐学”；“学会”的能力转化为“会学”的能力，对学习者成绩的提高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并且效果越来越显著；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与学习成绩之间成正比关系[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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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黄远振.自主学习的定位、策略与实践[J]. 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 200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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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吴军赞,朱葵.关于大学生大学英语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2).
上周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在“通信”栏目刊登了《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编辑部主任张月红的一封来信，标题为“中国某期刊发现31%的投稿存在抄袭”。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在国内外学术界引发了热烈议论。“论文抄袭率31%”是否真实？有人说作者“有哗众取宠，取悦国际舆论之嫌”；文章作者张月红则说，因为被“深深刺痛”，所以要“自揭家短”。 (文汇报)
关键词：多媒体；理论研究；教育应用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454（2017）09-0014-04
本论文中所涉及的多媒体学习理论的研究样本是以中国知网所收录的关于多媒体学习为核心的期刊论文以及硕博士学位论文为主，将知网的检索时间段定位于2005年1月至2014年5月。检索选择的学科领域涉及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与特殊教育和老年人教育等，但知网中关于特殊教育的理论研究在这一时段几乎没有出现。在知网中，以“多媒体学习”为篇名，共检索期刊论文186篇，硕博士论文43篇。共计样本总数为229篇。
一、多媒体学习研究历程分析
以时间发展为序，从2005至2014年的10个年度里，关于多媒体学习的论文年度分布如图1所示。期刊论文的研究从2005年开始，当年有6篇关于多媒体学习的文章，其内容主要是对多媒体学习理论以及理论指导的研究。国内多媒体学习一直是以国外多媒体的领军人梅耶（Mayer）的研究成果作为指导。在2008年后的6年中，多媒体学习的理论研究论文稳定，应用性研究增多，到2013年达到研究顶峰。这个时间段论文数量呈现出明显的增长态势，反映出教育技术进步趋势下，多媒体学习越来越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其在教育领域的表现引起了广大研究者对教育应用研究的重视。从2010年到2012年，论文数量缓和，论文数量波动不算太大，基本处于平稳状态。但是在研究的深度上有大的进展。
根据图1中显示的论文分布趋势，可将多媒体学习理论研究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1.发展期（2005-2008年）
《生物学交互式多媒体学习系统的设计》是我国1999年张欣最早发表的多媒体研究论文。这是国内第一次以多媒体学习为题来介绍交互式多媒体学习系统在生物学方面的设计思想和实现。从2005年开始，多媒体学习研究步入发展期。发展前期，是对多媒体学习理论以及少量多媒体学习系统的介绍和分析，为多媒体学习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发展中期，是以多媒体学习理论因素为基础，对多媒体学习教育应用的发展进行分析归纳。发展后期，是对多媒体学习的理论基础完善和向其他领域的进一步加深，拓宽渠道。发展期对系统和应用的研究比较少，理论研究多。
2.成熟期（2009-2012年）
从2009年开始，国内学者对多媒体学习的研究逐渐发展到了一个相对理性阶段，多媒体学习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得到长足的发展，其中教育应用得到快速发展。相比前期，2012年多媒体学习到了成熟期，多媒体学习应用领域有初级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和老年人教育等，其中尤以初等和高等教育居多。系统的理论基础、资源网站的构建、教育者素质和专业的发展、受教育者不同的学习方式和发展学习多元化都是对学习起到支持作用的保障。成熟期时间段还出现了多媒体学习研究中不同目标所出现的一系列实践研究类成果。
3.深化和创新期（2013-2014年）
从2013年开始，对多媒体学习的研究开始进入了多个领域的深化与创新阶段。有对多媒体学习中理论的加深探讨、教育领域的多媒体学习最优实现，对已有的应用领域进行更加微观层次的深入探究以及新视角研究。在多媒体学习深化和创新期，李依霖提到的国语教材需要改变和提高，使适合学习者个人的专用学习课程得到开发和发展。
二、多媒体学习研究的内容分析
多媒体学习研究历程内容分为六类。有些论文可能涉及多个主题，所以统计的时候放在侧重论述的类目里。如表1所示，表中统计数量等于实际样本数。
通过表1所统计的数据得出，多媒体学习应用占比55.5%为最高，其次为18.8%的基础研究，最后是11.4%的发展成果。表1显示，多媒体学习的应用研究从早期关于基础理论和简单应用概述，过渡到应用研究，包括三小类（支持教学、支持学习培养能力、教师专业化发展方面），以及到后期关注发展成果分析。应用研究占比高，而其中的支持教学、支持学习培养能力所占比重最高，成为研究内容分析的重点。
1.基于理论基础的研究
多媒体学习理论基础研究是以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为核心所进行的理论性研究。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是进行多媒体学习应用研究的前提与保障，也是正确认识、理解多媒体学习的关键之处。多媒体学习的理论基础研究与具有严谨的科学性与广泛应用性相关联的研究工作有机结合，将其引入多媒体教育领域中。其中国外最有影响力的多媒体学习理论研究的领军人物是教育学专家理查德・梅耶。他在2012年发表的《理查德・梅耶多媒体学习的理论基础》一文中，明确指出：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是在三种假设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这三种假设分别是容量有限假设、主动加工假设及双重通道假设。理查德・梅耶提出的这三种假设的理论前提是基于认知负荷理论、生成学习理论、双重编码理论及工作记忆模型等。这些理论都是构成多媒体学习理论的基础性研究。
国内多媒体教育技术前期一直存在两种态度和观点，一种态度是认为多媒体学习对教育中教学的运用和教学效果不一定起作用；另一种态度就是支持多媒体学习的人，他们认为多媒体学习是可以对学习起到促进作用以及ρ习起到优化效果的。后期国内大多学者对多媒体学习的作用予以肯定且都认为多媒体学习是对学习有帮助的。伴随着多媒体学习在技术方面的飞速发展，多媒体学习依据其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成果得出的结论以及多媒体学习的自身特点，使人们的生产以及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2.基于实践应用的研究
本文对参考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多数学者将多媒体学习视作提高教学质量、支持教学培养学生的能力以及对教师专业发展不可缺少的主要手段。基于教师、学习者、教学内容、教学活动与教学环境等因素去构建教学应用模型，并将教学设计流程加以分类。
（1）支持教学
国内多媒体学习的研究是理查德・梅耶构建的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基于双重通道假设、容量有限假设和主动加工假设，而这三大假设又是基于不同的理论推演出来的。
多媒体学多是基于计算机或多媒体，受教育者可以得到一些与学习相关的专业知识等。它具有字典和查询表的功能，可以查询专业和不专业的知识，也有GPS导航的功能，加入学习文本来引导受教育者去进行指定的活动。
多媒体学习中的个人自学、个别辅导、同伴帮助、小组教学、集体教学等结合起来进行。在支持学科教学的研究中，文献类目和数量包含有英语、数学、语文等，还包含有一些特殊教育和老年人教育。究其原因，是多媒体学习应用于语言类学科的交际型教学方法与写作学习的教学要求正好相符。
（2）支持学习与培养能力
多媒体学习不仅单独地停留在理论基础和教学支持上，而且对学习者学习时能力的塑造和培养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关于支持学习、培养能力的研究就是对学习者多种学习方式的综合，可以是对学生学习兴趣与学习自主性、创造性的激发与启示，也可以对学习者的信息素养、合作能力、高级思维能力、协作精神与自学能力的培养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大量研究者专注于中等以及高等教育研究，对其他教育阶段的思考与实践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涉及。探究的多是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的关系，从认知、心理、社会行为三个层面出发研究了多媒体学习对教师以及学生的影响和关系。
（3）教师专业化发展
多媒体学习支持教师专业发展表现在：对教师理论研究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帮助教师开展教育指导，更好地提炼原有知识、促进教学反思；促进教师共同发展模式的形成，使教师多交流心得和学习经验；利于教师知识更多的积累和创新；提升教师教学、教科研能力。
3.发展成果
应用研究中具有结论意义的论文是发展成果类期刊和博士硕士论文，发展成果中对教育和心理学方面的应用更加密切。在教育方面的发展是提出各种适合学习的多媒体学习模型，使模型按照最优的模式和方式呈现出来，达到对教学的最优效果。
王晓丹等人在对以往模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多媒体学习认知模型。新的多媒体学习认知模型从三个加工通道，即动觉、知觉和语义三方面，将其按照编码形式和加工信息的类型进行划分。其中，基于动觉通道的认知模型是将人体的运动器官所感受到的所有外界信息进行收集、加工并做数据信息分析处理，依据大量的前期数据，制作出动觉模型。动觉通道一律采用全自动化的编码方式进行数据操作。将知觉通道与感觉器官相结合，运用其收集获得的外界信息进行数据编码，进而使人体自主构建知觉模型。知觉模型的编码方式与动觉模型有所不同，它是采用的激活联接编码方式进行数据操作的。语义通道将动觉通道与知觉通道相结合，将这两个通道中的有意义的符号信息提取出来，进行认知模型的构建。它的编码方式与前两个通道略有不同，编码采用的形式是类比编码和命题编码。集多人之智慧构建出的新型多媒体学习认知模式将知觉、动觉和语义这三个加工通道之间的关系定位于相o相成、互补不足、相互影响，最终形成全面、科学、严谨的认知整体。
4.技术和其他
多媒体学习支持下的资源建设包括开发系统和资源建设，主要分布于系统设计和教学资源建设两个方面。
仇芒仙早期对协同学习系统（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Learning，简称CSCL）的开发应用在当下的状况做了对比分析，指出超过5人就会使CSCL系统速度减小、变慢，在此情况下提出了多媒体学习系统构架，基于Web的构架可以填补多媒体学习系统原理和所需的技术部分。李依霖关于个人适应型技术中国语系统的构造进行了说明，各个学习者专门使用的教材的特殊性使用户在第一次登录的时候，就设置了关于每个学习者相对应的预备测试，这样做可以及时正确地掌握学习者的正常水平，科学测试题是针对多个知识的相关集合而设计的。通过对用户测试后，会根据测试的相关结果，系统对用户也就是学习者提供相关合适的学习课程，最后经过用户或学习者自身的确认和规划，从而开发出专用课程。多媒体学习系统的实现使多媒体学习软件的设计和开发相继推出，促进各个领域教学和学习进步。
在期刊论文中教学资源建设方面的论文数量较少，比重较高的是建设资源网站。 龚琪琳基于设计和开发了互动多媒体学习社区网站，它对新用户登录注册等进行了详细叙述，还包含一些其他功能，如多媒体学习中学习者可以实现在网上的教学讨论。
三、多媒体学习的不足与前景
国内多媒体学习研究在经历了怀疑和认同后，多媒体学习在教育的应用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和大范围的普及，使多媒体学习一度成为教师和一些传递信息者的首选工具。但是多媒体学习在应用中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暴露许多缺陷，要想实现多媒体学习的最优效果，还得在漏洞上补充，在进步中反思，最终实现教育的目的和本质。
1.加深理论研究和理论基础
多媒体学习研究中取得未来发展的思想资源是从哪些新理论与新方法中获取的成为深化理论的决定性问题。多媒体学习研究的方法理论当下正在进行着一次蜕变，多媒体学习中很多科学研究在更新完善，认知新理论不断增多，新的多媒体学习研究法不断出现，这对多媒体学习科学研究的深化提供了优越的资源。代表性的有具身认知理论、基于设计的研究方法论和会话分析方法三大类。
2.各种呈现和组合方式对学习者的最优效果
Mayer将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总结成多媒体设计七原则，即认知原则、时间接近原则、空间接近原则、通道原则、冗余原则、一致性原则和个体差异原则。多媒体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以及多媒体以其自身文字与图形相结合的特点，对我们日常生活方式和生产有根本性的影响。
3.拓宽多媒体学习资源通道
多媒体学习中多媒体教学已成为日常教学的必备手段。多媒体教学运用计算机网络和多媒体进行交互式教学所共同综合起来的网络教育，对改善我们以往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有很大的启示，使旧的教学模式和手段得以改变。实质上是对以往旧教学观念和教学思想的改变，促使学习者运用现代多媒体学习技能更好地学习成为社会需要的人才，实现同世界接轨的教育。所以多媒体学习资源建设应该加大各个领域的扩展，使每个年龄段的学习资源丰富且有深度。
四、结语
多媒体在信息时代是必不可少的辅助工具，当代大量的信息给我们开通了多种便捷渠道的同时，也带来了种种烦恼。使我们获取信息和知识的同时也在遗忘或者误导知识。多媒体学习作为教学模式中普遍运用的教学方式，不仅可以将纷繁复杂的内容有条理生动地表达出来，使受教育者在承受范围内轻松愉快地学习，而且多媒体学习可以使受教育者提高自身信息素养、自学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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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蒋珊珊.基于认知负荷理论的交互式多媒体学习环境设计[J].社会心理学，2010（6）：117-128.
关键词 媒体舆论；司法审判；媒介审判；法治建设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孔洪刚，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上海201620
传统媒体舆论由新闻工作者主导。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多媒体传播，拓展了社会公众参与舆论的空间，普通公众和专业媒体人士一样，制造并传播着各种舆论，给司法审判带来巨大挑战。在传统媒体、自媒体的复合传播环境下，媒体舆论介入司法审判是否合理?有哪些正面价值?本文将对此做出分析和论述。
一、媒体舆论介入司法审判具有合理性的一面
司法审判是指法院通过行使审判权依法对案件纠纷进行审理后作出裁判的专门活动。在我国，媒体必须按照公开审判的程序依法进行报道，即和逮捕、、开庭、法庭调查、辩论实况、一审判决、上诉或抗诉、二审判决等程序相一致，不能抢先报道，不能根据各方情况作出自己的审判结论。这些规定制约了媒体舆论介入的空间，而没有正视媒体舆论的介入具有合理性的一面。
(一)从司法的角度说，媒体舆论对司法审判的介入是司法争议在舆论上的正常反映
媒体舆论介入的大多是重大疑难案件，这些案件有两个特征，一是法律规定和案件之间缺乏明确的单一的逻辑关系，换句话说，从法律规定出发可以推出若干结论；二是从法律规定推出来的若干结论之间没有明显的正误之分，各个结论都有其道理。许霆是否应严格按照盗窃罪量刑?邓玉娇杀死邓贵大是否属于防卫过当，是否存在免予刑罚的情节?药家鑫、李昌奎应判死刑立即执行，还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些重大疑难案件在法律适用上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自然引起公众热议。这些不同的言论，或者由记者报道，或者由公众个人传播。
通过媒体平台发表言论的首先是法学家、律师群体。他们大多数从法律解释学的“内在视角”出发，认为案件的审理既不应受党政机关支配，也不应受舆论操控，只须遵从法律条文规定。药家鑫案中，法学家贺卫方呼吁公众“绝不能以一种公众狂欢式的方法来判处一个人死刑”，警惕民粹政治、媒体舆论的干预。其次是社会公众。多数社会公众缺乏相应的法律素养，思维具有浓重的人治色彩，带有鲜明而朴素的伦理道德指向，既希望“清官”能“为民做主”，又有“杀人偿命”的原始复仇观念，强烈的道德义愤。药家鑫案中，被害者人张显的想法就有一定的代表性。张显称自己是一个普通人，不懂法律程序，仅仅懂得的“天理和公道”，就是想让药家鑫死。最后是党政官员。一般而言，党政官员的言论具有法律工具主义倾向，希望将案件审理纳入政策范畴，为现实政治服务。
(二)媒体舆论介入司法审判是传播规律使然
1.从传统媒体的特点、价值、功能看，其介入司法审判有必然性的一面。首先，传统媒体报道、评论上的特点，决定了它不可能完全符合司法的理性、客观标准。媒体在报道和评论时，必须遵循传播规律，不可能完全采用客观理性、逻辑清晰、结构严谨的法言法语。在拟写标题、导语、正文时，编辑、记者除了考虑突出主要事实外，还要想办法吸引受众，在此基础上实现有效传播。而这在司法者看来，感性有余、理性不足，不够客观、公正、全面。
其次，媒体的价值除了传播简、短、快的消息外，更在于对信息的深层次开掘。司法希望媒体报道的事实是法律意义上的“事实”，符合司法机关认定的标准——证据确凿、程序合法。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媒体报道和评论的事实是记者通过采访等环节了解到的新闻意义上的“事实”，不能因为不符合司法标准而禁止报道，否则，媒体就只需消极地接收来自司法部门的信息，并将其加工为简讯和消息即可，而这样做就使媒体失去了其报道的深度价值。
最后，监督司法是媒体的重要功能，谨遵程序会导致消极的事后报道，实际上等于放弃司法监督。媒体舆论既要遵循司法程序，也要通过对司法的监督，满足公众对司法知情权的需求。仅仅从司法的需要出发，要求所有的媒体在司法环节谨小慎微，既无法有效监督司法，更会因事后监督而导致正义的延迟。
2.从自媒体的层面看，舆论对司法审判的介入，是现代司法必须面临的处境。近年来，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自媒体的繁荣。自媒体以其准入门槛低、互动性强、传播范围广速度快等特点，深受公众欢迎。以微博为例，2010年微博用户有6311万，2011年年底暴涨至2.4988亿，每天的信息量约为2亿条。与传统媒体的编辑、记者相比，多数自媒体信息发送者缺乏专业新闻素养，所传播的信息真实度低，发表的观点缺乏理性思辩色彩。比如，在药家鑫案审理过程中，被害者人张显通过他的微博，多次分享、转发了有关药家鑫家庭背景的猜疑性言论，“官二代”、“富二代”等语词激起了社会公众对药家鑫的反感和仇视。由于社会公众有使用网络和通过网络发表言论的权利，尽管自媒体舆论对司法审判形成压力，但除了依法规制外，尚没有、也不应采取有效措施去限制社会公众的言论自由，这是现代司法必须承受之“痛”。
法兰克福学派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移居美国后便将重心转向了流行文化批判,教育人们在流行文化面前保持理性思考与文化尊严。他们在流行文化批判方面的开创性努力为教育学者分析媒体文化的内涵与影响提供了第一笔理论遗产。事实也是如此,吉鲁(H.A.Giroux)、凯尔纳、麦克拉伦(P.McLaren)等人八十年代起在教育学界发展媒体文化教育学时,都曾到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寻求理论基础,并将法兰克福学派视为媒体文化教育先驱。如马丁?杰伊(M.Jay)所示,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许多知识创造都是为了分析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膜拜”起工业社会新出现的外在“权威”尤其是“法西斯主义”,以及这种膜拜引发的人格与心灵扭曲,进而教导人们在非理性的权威膜拜社会氛围中,保持“康德式的理性自主与尊严”。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美国四十年代崛起的流行文化正是另一种新的“集权主义”形式,它同样可以摧毁人的理性,因此必须发展一种流行文化批判,防止个体被其中隐含的低俗意图吞没,丧失文化上的高贵尊严。[6]言外之意,法兰克福学派通过其一贯的高贵与低俗、自主与盲从、理性与非理性等两元对立架构,为媒体文化教育预设了合理的价值追求,如果教育学者采纳他们的理论架构,自然会将教师培养成理性自主及高贵文化的扞卫者,激励教师引导学生分析流行文化的“集权主义”本质。而法兰克福学派恰好还为教育学者及教师分析流行文化的“集权主义”本质及其危害提供了一副理论工具。在着名的《论文化工业》中,霍克海姆和阿多诺联手设计了一套“文化工业”理论,意在批判流行文化的企业化生产体系及其“商业化”属性,揭示其生产低俗的“文化商品”来刺激、支配大众,使大众成为低俗的流行文化消费者,从而获取“利润”。这正是法兰克福学派为教育学者发展媒体文化教育提供的基本理论。虽然“文化工业”或“文化商品”理论并不能全面透视成分复杂的媒体世界,但却有助于教育学者针对“商业化”的媒体文化发展出一种有效的课程与教育力量,从而启发教师深入分析这类媒体文化的生产机制及意图。如果将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流行文化批判着作,如《现代音乐哲学》、《单向度的人》等,引入教师教育领域,教师除了掌握法兰克福学派的流行文化理论外,还可能在教育信仰方面被熏陶成高贵文化与独立人格的扞卫者、塑造者,乃至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坚信,教育、文化或艺术“必须超越大众的流行意识”和“单向度”的“市场取向”。[7]
二、伯明翰学派:教师作为大众与青少年亚文化的同情者
继法兰克福学派之后,伯明翰学派贡献了另一种影响广泛的媒体文化教育模式。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总是坚持“高高在上的态度”,[8]自创始人霍加特(R.Hoggart)起,伯明翰学派就对贵族与精英阶层从文化上歧视大众感到不平。在他们看来,文化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关键在于是否来自真实的生活与情感,例如底层人表达自我的爵士乐,就丝毫不比古典音乐逊色,[9]但大众自身的文化及其内涵在学术及教育界几乎从未得到正视,因此他们试图发展一种以同情、理解为本的大众文化研究,并向中学英语教师推广。伯明翰学派选择这条路径,有其经验基础。即如霍加特,便是成长于二十世纪初期和谐安详的英国工人社区。在其中,朴实的工人群体创造了健康、道德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正是这种经验基础,促使霍加特后来决心将工人生活与文化引入历来被精英文化垄断的课堂里,其教育目标是引导学生、教师认识工人阶层创造的诸多美好、有意义的大众文化。然而,这种工人文化其实仅存在于美好的童年记忆中,以之为基础的教育常常只是在培养一种文化怀旧感。连霍加特本人都忧伤地意识到,现实中的工人社区早已被商业化的流行大众文化俘虏和侵蚀了,他的大众文化教育因此陷入困境。[10]后期伯明翰学派(如P.Willis)因此特别关注大众的“抵抗”力,并引入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转向研究中下层青少年如何以自己的“亚文化”,来抵抗或颠覆种种凌驾在他们之上的“文化霸权”,以此建构自我风格和获得。这一转向为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教育开辟了新的发展路径,同时有利于教师深入当代中下层青少年的“叛逆”精神世界。不过一味尊重、理解这类青少年为彰显自我、获得而建构的“亚文化”,如雷鬼乐、朋克摇滚乐等,也会引发教育冲突与危机:在这个以理解为本的过程中,“叛逆”青少年的“抵抗”力得到了尽情释放,乃至能让“正派人士气得哑口无言”,但教师的教育责任乃是将他们引向真正“算得上艺术”的文化,而不是姑息他们沉迷于“娱乐”与“堕落”。[11]综上所述,早期伯明翰学派为媒体文化时代的教育学者开辟了一条颇具社会公平和美学意义的大众文化教育途径,由此途径,教育学者即可引导教师走入被商业流行文化淹没的真正的大众文化,反抗精英阶层对于大众的不公文化歧视,而且在理解昔日大众生活及其“情感结构”的过程中,心中还会泛起一种久久难以释怀的美感。后期伯明翰学派依靠“文化霸权”、“抵制”、“自我风格”、“”建构起来的新理论,则为教育学者及教师理解青少年为何“叛逆”、热衷于嬉皮士、摇滚乐等“亚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分析工具,尽管这套理论并未解决怎样让推崇“亚文化”的青少年接受“真正的艺术”和进步的教育。
三、洛杉矶学派:教师作为批判的媒体文化研究者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媒体文化教育一大引人注目的进展是,吉鲁、麦克拉伦等一批教育学者加入了探索队伍,专业的教育研究与教师教育领域因此出现大众文化或媒体文化转向。在这一理论运动中,表现最突出的乃是洛杉矶地区的教育学者,这得益于洛杉矶特殊的地理文化条件:好莱坞所在地,同时,该地区的两所世界名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ofSouthernCalifornia),拥有全美最强的媒体文化研究与教育实力。就洛杉矶学派的媒体文化教育探索而言,代表人物是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的教育哲学教授凯尔纳。在近三十年的努力过程中,凯尔纳曾因其杰出成就,被美国文化界誉为“杜威式的公共知识分子”,[12]“媒体政治学批判的领军人物”。[13]中国人文思想界也从十年前开始陆续引进凯尔纳的着作,如《后现论》、《媒体文化》、《媒体奇观》等,近年国内人文学界还推出了研究凯尔纳“重建批判理论”的专着。[14]但这些评价与研究都未从教育学的角度展开,来分析凯尔纳的媒体文化教育学贡献。简单地说,除了在专业的教师教育领域发展法兰克福学派以来的当代文化理论及媒体文化等课程外,凯尔纳最主要的教育学贡献便是以批判的媒体文化研究重建了杜威以来的民主主义教育学传统,其专业使命是将教师培养成批判的媒体文化研究者。由此,向教师及公众示范什么样的媒体文化批判研究,就成了其媒体文化教育学的核心问题。凯尔纳的媒体文化教育学即是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从凯尔纳的媒体文化研究着作及教师教育实践来看,凯尔纳的媒体文化教育学主要由以下四块内容构成。首先,凯尔纳深切关注当代美国的种种社会“苦难”,进而转向貌似自由、民主,实际总是对“苦难”避而不谈或持某种偏见的主流媒体文化,充斥着投资、收视率、名利的争夺。正是这种深切的社会关注,促使凯尔纳确立了希望通过媒体文化批判和教育来追求民主的坚定专业决心及志向。[15]其次,在理论基础建构方面,凯尔纳是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的追随者,同时也超越了两派的局限,并从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等影响广泛的社会文化理论中,吸收合适的理论资源,为发展批判的媒体文化研究与教育奠定知识基础。[16]再次便是对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一系列重大影响的“媒体文化文本”展开批判性的研究,这构成了凯尔纳媒体文化教育学的主要内容。自八十年代好莱坞与右翼政治势力结成合作以来,凯尔纳一直非常重视研究右翼政治势力及其利益同盟在媒体生产中的作用。从1992年推出《波斯湾电视战》,揭示布什政府通过独家授权覆盖全球的电视网(CNN),将一般公众无法知道的真实的海湾战争,精心制作成对自己有利的“海湾战争报道”,以动员全世界的民众支持其侵略行动;到2010年在《电影战争》中考察小布什政府如何与好莱坞合作,制作对其有利的政治电影,诱使民众支持其战争、反恐等计划,[17]这些研究都显示了凯尔纳执着的专业志向,同时也让他成了为数不多的能自己开发媒体文化课程的教育学家。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示范如何透过电影、电视节目认识美国政治权力的同时,凯尔纳还十分重视研究各种能向美国右翼及主流势力发起挑战的媒体文化,发展有益推进自由、民主的媒体文化。例如,考察麦当娜怎样自由解构、加工美国主流文化、商业文化在女性外表、形象和时尚等层面刻意设置的“本质”或“标准”,创造颠覆意味十足的“主体形式”;分析美国黑人艺术家如何制作媒体文化,表达自己对于美国社会的看法,抵制种族压迫。此外,由于凯尔纳本人有过十多年的独立纪录片制作经历,并因此被誉为“杜威式的知识分子”,所以在他的媒体文化教育学中,还注重选择独立制片人创造的媒体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和课程资源。最后,关于确立基本教学方法,凯尔纳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做法无法认识媒体文化的丰富内涵;伯明翰学派的方式可以深入媒体文化,但容易“一味赞美”,因此需要加以融合。此外,凯尔纳还在媒体教育实践领域发现了三种模式:一是欣赏模式,试图让学生以欣赏“高雅文化”来抵制“媒体的负面影响”;二是创作模式,引导学生理解美学意义丰富的媒体文化,同时向学生传授自我表达的媒体技术;三是批判模式,教育学生对媒体话语保持批判态度,培养批判的媒体解读能力(criticalmedialiteracy),也强调学会通过媒体表达自我,形成社会行动。凯尔纳向教师推荐的是第三种模式,强调媒体文化教学必须坚持两点原则:一是“传授批判的技巧”;二是引导学生“把媒体当作社会变革的工具”,创造有益社会进步的媒体文化。[18]在大学教育学院进行媒体文化教育时,凯尔纳主要通过课堂发言、话题交流、媒体文本研究、课程论文以及戏剧的应用等,培养未来的“准”教师们在媒体文化教学中形成批判的媒体思考与创造。应该说,能否形成批判的媒体思考和民主的媒体行动,正是凯尔纳评价媒体文化教学的基本原则。总之,凯尔纳不仅在媒体文化研究与教育理论方面贡献卓着,而且依靠从事教师教育培养了许多能对媒体文化做出有力批判、甚至还能通过创造媒体文化推动社会民主的教师。而这一切都首先缘于凯尔纳本人是一位杰出的媒体文化批判者和民主媒体文化创造者。
摘 要
国外儿童媒体识读教育理论经过了四个发展阶段，包括机械主义媒介教育理论、实证主义媒介教育理论、媒介宏观教育理论和协商性媒体教育理论阶段。国外儿童媒体教育研究的开端是在被动的、不自觉的社会文化道德保守力量的推动下进行的，经历了实证主义运用阶段，确立了儿童的主体地位与社会权力，在当今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借助于网络媒介技术的发展而呈现出更为多元化的文化融合主义范式。
关键词
儿童 媒体 媒体识读教育
媒体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电视透过荧光屏幕日以继夜地传送各种信息及价值观，不但深刻地影响每位观众，更是儿童社会化学习的重要渠道之一。与其担心电视的负面影响，因噎废食地给儿童加上各种被动的媒体保护层，还不如将媒体教育观念传达给我们的下一代。正是在这一积极观念的影响下，很多国家都有意识地发展了儿童媒体教育。纵观国外儿童媒体教育的历史发展过程，事实上，也是其理论框架的构建过程，对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媒体在儿童发展中的作用具有借鉴与启发价值。
一、早期机械主义儿童媒体教育理论
从19世纪20世纪之交到20世纪30年代末，西方媒体得到很大的发展，产生了万能媒体效果理论，强调信息传播完全是根据媒体和媒介内容控制者的意志，以强大的力量去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指导人们的行为。这种观点不是建立在科学调查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报纸、电影和电台这些新媒体的大量普及与观察的基础上，这些媒体同时也闯入了儿童日常生活和识读教育领域。与之相应的主要儿童媒体教育理论是“免疫与区辨”理论和“刺激——反应”机制。前者把媒体看作社会诸种不良影响的罪魁祸首，指责媒体“腐化了一代人”。缺乏辨别能力、易受媒体影响的儿童因为只会直截了当地接收低俗文化的影响，而成为大众化低俗报刊文化的主要受害者。
为避免儿童受到“毒害”，唯有依赖教师给儿童注射“疫苗”，即灌输媒体教育。这一理论主要反映在英国早期的儿童媒体识读教育中。
同一时期，美国儿童媒体识读教育理论主要采用“刺激——反应”机制。这一理论机制与当时西方流行的本能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有密切关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本能心理学在美国盛行的时期，这种理论认为人的行为受到本能的“刺激—反应”机制的主导，由于儿童的遗传生理机制大致相同，施以某种特定的刺激便能引起大致相同的反应。因此，美国儿童媒体教育者认为面对万能媒介对传统社会文化规范的强大破坏力；儿童在获得了信息自由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的价值观和行为参照系，失去了传统社会结构对他们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在任何低俗信息面前处于被动或十分脆弱的状态。教育者有责任采取适当保护措施，以免儿童受到媒体负面影响。它采用的方法是“皮下注射法”，本质上属于机械行为主义模式，指的是儿童教育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向儿童“注射”单一的传统文化、价值和情绪信息，并得到预期的反应，以抵抗媒体的消极影响。例如国内关于电视广告霸权对幼儿不良影响的研究如是说：“电视广告除了向幼儿播放精致的有限的信息外，无论幼儿是否需要，始终把内容强加给幼儿的视觉、听觉。它们从一开始就带有强权性质，把‘你就应该如此’的理念灌输给幼儿，逐步成为一种霸权，‘操纵和控制’幼儿。”这一结论的得出即是遵从了“刺激——反应”的机制。
总之，持机械反应理论的学者认为，儿童对媒介信息的注意主要受媒介信息呈现的知觉特征的控制，实际上是一种习惯性的反应，例如儿童在电视机前只能产生低水平的被动加工。由此，这些学者十分强调电视节目的形式特征，因为只有新奇的形式才能吸引和保持儿童的注意，而只有对电视信息的注意才能导致对内容的理解。这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媒介预防教育使儿童对信息的接受处于被动区隔的状态中，家长或者教育者既是媒体疾病的诊疗者，又是儿童媒体认知与识读方式的操盘手。儿童在这种媒体教育中实际上完全被机械本能主义的暴力意识边缘化了，丧失了任何主体性。
二、实证主义儿童媒体教育理论
随着西方传播学对“方能媒体效果”研究转入实证探索之后，西方儿童媒体识读教育理论的发展也逐步实证化了，其标志是20世纪30年代早期美国“潘恩基金会”(Payne Fund)的一系列实证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关注电影对儿童和年轻人影响力的问题，例如1938年普林斯顿大学关于 CBS科幻广播剧《星球大战》事件的调查研究。这一研究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主要集中在使用电影和其他媒介达到计划中的说服影响和通识教育的可能性。尤其是当电视在20世纪50年代在西方普及开来后，这类研究主要集中于电子媒介对儿童可能造成的伤害性效果，例如20世纪60年代罗尔瑞媒介与暴力研究。这一时期儿童媒体识读教育主要以美国模式为典范，主要特点是对主观的万能媒介效果理论寻找客观的实证评判依据，人们开始从动机与需要的角度实证分析媒体与受众的关系，教育领域对大众媒体、流行文化的态度也发生了相应转变。这一时期与儿童媒体识读教育息息相关的主要理论范式包括：
(一)中介条件理论
传播学者卡兹和拉扎斯菲尔德发现，制约和影响大众传播效果的“中介因素”主要有4种：选择性接触机制(包括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媒介本身的特性；讯息的内容(包括语言与表达等，其方法和技巧不同，效果也就不同)；受众本身的性质(包括受众的文化传统等)。该理论从儿童社会化的基本原则出发，厘清了媒体识读教育中儿童的主体性地位，认为社会性教育应该从儿童的“自然性”出发。人的自然性包含了人最基本的生理、心理需要，包含了人类生存最原始的本性，社会性教育若失去了与儿童的感性和现实基础的联系，则意味着部分地失去了人性，但社会性教育也要“超拔自然”，让儿童在智力、道德、审美等方面和谐、完整的发展，这是儿童构建社会生活的必由之路。根据“中介理论”原则以及信息传播的中介因素与条件，西方儿童媒体识读教育开发了不同层次的媒体识读教育课程，并使之逐步学科化和正规化。教师们已开始利用正规教育时间，与儿童讨论媒体形式及其对个人影响等主题。
(二)使用与满足理论
传播学家施拉姆等人在研究中发现少年儿童的电视接触行为与她(他)们在家庭、学校所处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些家境不顺或与同学关系不融洽的儿童倾向于喜欢打斗暴力场面多、富于刺激性的节目，而且主要从冒险情节和场面的紧张感中获取“满足”。这种满足感实质是一种“代替的满足”，因为这部分儿童在现实“欲求”得不到满足时，就寻求虚拟世界的满足感，而电视、动画恰好为她(他)们提供了这些中介。
卡兹等人在1974年发表的《个人对大众传播的使用》一文中，将媒体接触行为概括为一个“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媒介期待媒介接触媒介满足”的因果连锁反应过程，提出了“使用与满足”过程的基本模式。1977年，日本学者竹内郁郎对这个模式作了若干补充。
“使用与满足”理论研究过于强调个人和心理因素，使之具有较浓厚的功能主义色彩，但它强调了儿童的主体性地位，认为儿童会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媒体，主动控制传播过程。这一理论也被用于儿童媒体识读教育的开发，重视儿童看电视是为了满足娱乐、寻求信息和社会学习的需要，电视效果实际上是儿童使用电视的结果。媒体对人的影响有赖于个体差异、特殊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网络。这对解放和尊重儿童的主观能动性有积极意义，但儿童心理的复杂性绝不仅仅是从心理需要出发进行选择的一种随意性活动。该研究片面强调儿童使用媒体的主动性，也未能客观反映媒体与儿童之间的复杂关系。
(三)媒介与暴力研究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关于儿童电视暴力效果的研究内容比较成熟，沃特勒(Wartella)等人提出了儿童电视暴力学习和模仿过程的三种主要假设模式：一种是班杜拉(Albert Bandura)的社会学习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儿童从媒体中学到的行为，有的会受到奖赏，有的会受到惩戒；第二种是预示效果理论。当儿童在观看暴力节目时，会激发或引起其他相关思想与评价，导致儿童将来在人际环境中运用暴力的更大倾向；第三种是修斯曼的“脚本理论”。儿童的社会行为受到如何对事实进行反应的“脚本”控制的指引。电视新闻正是儿童游戏的脚本，孩子们模仿电视中的情节，代替自己创造游戏的生活方式。这将窄化游戏想象的方式与范围，并以最刺激的暴力细节和最能引起好奇感的部分作为游戏内容。
诚然，媒体节目如电视节目制作有不断超越的本质，节目必须日新又新，因此暴力和色情泛滥程度也就越来越夸张。根据统计，美国电视平均每47个节目中就会有4703个暴力场景。在这样的环境里，电视脚本教导儿童“暴力与色情是有趣的”。
效果过程是一个反复暴露于行为再现(“电视行动”)的持续流程；效果必须依赖行为的感知方式、来自情境的输出及表现与展现相关行为的机会。因此，美国儿童电视暴力效果研究采用了一种先后次序的形式。这一过程最初产生于“暴露”在电视行为模式中的“电视行动”。这是学习或模仿所关注行为的一种重要的“第一次”输入。其他相关的输入还包括兴奋与刺激的程度(电视刺激)以及其他行为(电视选择)的程度描述。“电视刺激”越多，“电视选择”越少，可能发生的定向认知就越多。两个其他的调节(输入)与后果的描述(电视感知的后果)和现实的程度(电视感知的现实)有关。积极的后果超过消极的后果越多，电视行为对现实生活来说越真实，认知(电视行动)就越可能发生。如果效果产生的条件并未达到(P=0)，那么个人就会回到过程的初始阶段；如果效果具有存在的几率(P>0)，那么就会产生行动机会的可能。
媒介与暴力研究使许多媒体教育者将暴力事件频仍归咎于电视媒体并得出结论：第一，电视内容充满了暴力；第二，儿童暴露在暴力内容下的时间越来越长；第三，实证研究表明观看暴力娱乐内容会增加攻击行为的可能性。美国政府成立的“全国暴力原因及防制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也指出，经常观看电视暴力行为对个人(尤其对于儿童)人格与态度均有负面影响，必须加强媒体内容的管制和媒介伦理教育。
三、现代儿童宏观媒体识读教育理论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传播效果理论又出现了一批新的理论模式和假说，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第一，它们研究的焦点大多集中于探索大众传播综合的、长期的和宏观的社会效果；第二，它们不同程度强调媒体影响力的周期性跨度和渐进性；第三，它们与信息高度现代化和社会化的现实结合在一起。与之相适应，媒介教育理论也出现了如下新的理论范式。
(一)社会——文化理论
社会——文化理论是西方文化批判学派的后续发展。20世纪70年代，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是这一研究的大本营，斯图亚特·霍尔是这一派理论的代表人物。该理论关注信息与公众，通过对社会团体实际社会经验谨慎而批判性的理解来说明和媒介相关的选择和反应模式。1964年，霍尔等人提出了有关媒体教学的建议，认为“文化”不是特定的享有特权的人工制品，而是完整的生活方式，文化的形式是多元的，既有高雅、精英的，也有通俗、大众的，并将这种文化观点传播给学校教师。1974年，默多克等人研究发现年轻教师开始把文化研究方法引入课堂教学。他们不再坚决排斥媒体，而以比较宽容、温和的姿态看待媒体文化，认可流行文化的价值，愿意用文化研究的观点和方法来实施媒体教育，将流行文化引入课堂教学。同时英国官方报告也强调教学要向学生日常文化经验开放，努力架起课堂教学与课外休闲之间的桥梁。
(二)涵化分析理论
涵化分析理论研究起源于1960年代后期，由传播学者格伯纳根据其对电视影响的研究而提出，并于70年代盛行于美国。涵化分析理论一方面强调大众媒介在形成社会“共识”方面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传统教育和宗教的作用，同时又认为媒体通过锻造新的符号传统使人们认识社会现实，强化现有社会秩序，使社会成员形成统一的社会态度。格伯纳还认为现代人从幼儿起就与电视在一起，很难把电视世界和现实世界加以区分，因为电视已经在日常生活中获得中心地位，它主宰我们的符号环境，并以有关现实的媒介信息代替亲身体验和其他了解世界的手段。传媒提供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客观世界影响巨大，是一种长期的潜移默化的“教养”过程，它在不知不觉中塑造着人们的现实观。据此，儿童媒体识读教育应以无意识的文化模式化为基本途径，也就是说不是成人教会，或者儿童学会的，而是儿童在一定的文化系统里通过媒介传播和与他人的联系、交往来获得对世界与社会的认识。”
(三)“知沟”理论
在1960年代的美国，学校中贫富儿童在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上的巨大差距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富裕儿童通常在进入小学前就接受了较好的学龄前教育，而贫困儿童因无钱购买启蒙读物，较少机会接触知识读物和媒体，进入小学后，与富裕儿童在学习能力和成绩上自然会产生巨大差距，而且这种差距随着年级的上升而不断扩大，导致升学率、学历甚至将来的职业和社会地位的两级分化。据此，美国学者蒂奇诺等人提出了“知沟”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比低者能更快地获得信息，因此，大众媒介传播的信息越多，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就有扩大的趋势。
根据这一理论美国政府推出了一个补充教学计划，试图通过大众传播手段和其他手段改变贫困儿童受教育条件，其中的重大项目之一就是制作一部名为《芝麻街》的儿童启蒙教育电视系列片。利用普及率已经很高的电视媒介来缓解贫富儿童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但是实施结果说明尽管《芝麻街》播出后对贫富儿童都产生了良好的教育结果，但对节目接触和利用最多的还是那些富裕儿童。这部系列片制作的初衷是为缓解儿童受教育条件的不平等，但实际上扩大了两者之间的差距。这说明在现代社会，尽管大众传播将同样的知识或信息传送到每一个家庭和社会角落，人们在接触和利用的机会上并不存在是否平等的问题，然而它的社会结果却是深刻的、复杂的。
(四)“电视人”和“容器人”的概念
不少学者认为，不仅媒介内容，而且一种媒介出现、使用和普及以及由它形成的媒介工具环境本身都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人的个性或人格。据此，日本媒体教育家林雄二郎1973年提出了“电视人”的概念。所谓“电视人”指的是伴随着电视的普及而诞生和成长的一代，他们在电视画面和音响的感官刺激的环境中长大，是注重感觉的“感觉人”，表现在行为方式上是“跟着感觉走”。这与印刷媒介环境中长大的父辈重理性、重逻辑思维的行为方式形成鲜明的对比。日本学者野牧也给出了“容器人”的概念。由于收视行为常常在狭小的空间中进行，这种封闭的、缺少与现实社会互动的环境使大多数经常观看的儿童养成了孤独、内向、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社会责任感薄弱。同时他们的内心世界类似于一种“罐状”的容器，虽然他们为了摆脱孤独状态而渴望与外界、同伴接触，但接触只是一种容器外壁的碰撞，不能深入对方的内部，因为对方都不希望他人深入自己的内心世界，保持距离是最佳的人际关系选择。
儿童的观察、知觉与模仿能力是超乎我们想象的。电视对孩童的影响不仅表现在认知发展方面，严重的甚至会形成异常人格或者恐惧症。电视还有可能改变儿童的学习态度，使他们变得只想被娱乐，而不再喜欢思考。近年西方乃至我国不少人关注这一问题，例如电子游戏对儿童性格和行为的影响以及“网虫”的形成等。“电视人”理论对如何开展儿童媒体教育研究和开发相应课程都十分具有指导意义。
四、当代协商性儿童媒介教育理论
协商性儿童媒介教育理论也称为跨文化儿童媒体教育理论。信息全球化的趋势在上个世纪90年代已成为事实。媒体教育理论在现代性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引导下逐步走向多元化和跨文化协商，即多元文化的承认和协商理论，研究中心也转向了避免文化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局限，强调处理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应遵循三个基本原则：一是平等对待，二是差异化对待，三是文化沟通。文化沟通应该说是儿童媒介识读教育实现的基础。文化间的跨越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难的，所以需要用理性、宽容的态度来对待异己文化。
协商性理论将儿童多元智力理论试图最大范围地扩展到儿童存在的每个领域里的求知途径与知识形式，试图包含被以往认知研究排除在外的智力活动领域。因此，多元协商理论不是脱离认知，而是包含了更为发达形式的认知(如与他人互动的能力、欣赏艺术品的能力，或者参加运动和舞蹈表演的能力)。结合世界各地媒体教育实践，以“能动受众”为核心，从媒体识读、意识、批判、活动、社会和创造性6个相互关联的维度综合探讨媒体教育。它强调受众研究，力图把媒体教育的中心从“内容分析”转向“受众研究”，主张从多维视角来研究具有能动性的媒体受众，强调受众解读媒体文本的差异性，注重社会学方法，坚持多元的跨文化研究。
例如1983年英国教育及科学部进一步指出，学校只提供媒体教育课程是不够的，教师还应和儿童共同讨沦电视节目。由此可见，媒体教育的重点逐渐由“评鉴区分”转为“欣赏研究”，教师的角色不再只是高高在上的“品味仲裁者”，而是与儿童一起研究、欣赏媒体的伙伴。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社会科学是由各种表达组成的异质体，因此试图使一种“元命令”适用于所有语言游戏是不可能的，试图找出一种所有社会科学家都接受的“范式”也是不可能的。多元文化、多种方法和多角度是媒体教育的明智选择，“多维能动受众理论”(The multidimensional active audience theory)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
目前，国外儿童媒体识读教育是有许多文化触角的，如让孩子了解电视、媒体的制作过程，而不单单去认识电视的负面影响；一些知识性的学习，如科学、性知识教育等都可以是触及的一部份；另外，像教导儿童关怀、包容其他国家的文化等价值观念也较盛行。协商性媒介教育理论体现了全球化的现实，综合社会批判、文化研究：认知心理学和建构主义教育学等领域的成果为媒体教育理论与实践提供了多维视角和有效评价方法。
五、对国外儿童媒体教育历史和理论体系的评价
审视整个西方儿童媒体教育发展的历史和理论体系的建构，从教育传播学的角度，我们可以对它做出如下客观的评价：
(一)国外儿童媒体教育研究的开端是在被动的、不自觉的社会文化道德保守力量的推动下进行的
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商业主义的廉价报纸兴起，直至1899-1900年间美国黄色新闻的泛滥，从此西方以高雅和精英文化自居的传统文化教育和以高尚宗教道德教育自命的文化价值体系日益式微，转向为以粗鄙、低俗化为特征的大众文化教育的现实。当传统的文化环境和文化秩序得到了彻底的颠覆时，最初国外媒体研究者仅仅只关注报纸的发行量和广告收入，从不关心黄色新闻对儿童传统识渎教育环境提出的挑战，而社会教育人士也只是一味地否定、排斥大众文化教育。因此，传统文化和道德的保守主义色彩是这一时期媒体识读教育的主调。媒体识读教育的历史也是一部文化“战略抵制”的历史，它反映了学校对媒体文化的长期怀疑。由于儿童特别容易受低俗文化的操纵，教给儿童有关媒体的知识，使其了解媒体侵害的本质，被认为是帮助儿童获得免疫文化机能的有效途径。于是，机械主义和本能心理学指引的儿童媒体识读教育理论就大行其道，这种态度是传统封建机械主义教育思想的延续和发展。
(二)实证主义儿童媒体教育理论的发展是实证主义哲学在儿童媒体教育理论中的运用
在英国，基于道德维护和防范立场的保护主义并不十分突出，这与美国的保护主义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在美国，媒体教育的一种颇为强烈的动力来自对媒体传播中性和暴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担忧，并在某种程度上亦是对媒体刺激消费主义和实利主义方面所起作用的担忧。实证主义儿童理论的发展试图在有限的教育实践领地里发现解决一切媒体识读教育问题的灵丹妙药，似乎发现了许多使用规律，却根本没有发现儿童媒体识读教育问题的文化根源，即大众文化发展需要大众文化的儿童媒体识读教育。这也就是说，除了学校正统的书本教育，大众媒体文化教育也应该是现代教育的题中之义。实证主义仅从儿童个体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集体的层面出发；仅从儿童心理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其全面发展的角度出发；从微观的、个体的量化研究出发，而不是宏观文化批判的视角出发，自然无助于把媒体教育的中心从形式转化到内容上来，从外部转到儿童自然发展的规律上来。当然，还是应该肯定实证主义媒体识读教育理论从对媒体影响的关注转向对受众的认知和行为能力发展的研究，本质上体现了媒体教育方法由外塑向内塑的转变。儿童媒体识读教育本质上不是实证的，而是能动的、与人分享的，它鼓励发展一种更加开放的、民主的教学方法；鼓励儿童对自己的学习承担更多的责任，享有更多的支配权；鼓励儿童参与课程提纲的安排和调整；鼓励儿童以更长远的眼光对待和审视自己的学习。简而言之，这一阶段儿童媒介识读教育所采用的工作方法正如它的教育内容一样，都有诸多新的尝试。
(三)儿童宏观媒体教育理论发现了儿童媒体教育的社会权利和主体作用，但偏离了大众媒体文化的现实
儿童宏观媒体识读教育理论找到了从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的框架中寻求当代儿童媒体识读教育的钥匙，发现了儿童媒体识读教育的社会权利和主体作用，但其嫁接在精英文化和传统文化中心主义的框架中，拒斥了大众媒体文化的现实。上个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流行的有关媒体教育作为一种破解意识形态密码的手段或免疫工具的观念已受到了挑战。这种挑战既见之于学术研究领域，也出现在课堂教学实践中。儿童媒体识读教育植根于一种独具特色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认为，现有的知识不是简单地来自教师的传授或儿童的“发现”，它是起点而非终点；它是一门批评性的调查研究和对话的学科，通过这种批评性的调查研究和对话，新的知识和认识被儿童和教师能动地创造出来。儿童媒介识读教育是一种牵涉整体的教、学过程。理想的儿童媒体识读教育意味着以最佳的方式整合儿童与父母、媒介从业者及教师的多边关系。可见，儿童媒体识读教育应当与时俱进，善于应对周遭情势的变化。
(四)协商性儿童媒体识读教育是人本主义精神在人自身文化生产中的基本规律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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