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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27-1949年间，中国共产党对保护和利用传统文化的认识与行动有一个发展过程，前期认识落后于行动，后期认识与行动基本同步。保护和利用传统文化的思想主要有三个内容：正确认识传统文化的思想、正确保护传统文化的思想、正确利用传统文化的思想。为此，中共和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专门和一般性政策法规，主要集中在文物、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等层面。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保护和利用传统文化的积极推动者和践行者，而且在实践中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如建立文物管理机构、抢救文物等。而牢牢掌握保护和利用传统文化的领导权与话语权、必须从战略高度认识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利用、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先进文化的关系，是中共保护和利用传统文化的三大基本经验。

摘要：农村宅基地继承制度改革具有现实价值：有利于解决法律内部冲突；有利于实现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有利于实现物权平等；有利于保护农民私有财产。改革面临着双重困境：法律与制度限制。基于“田野调查”实证研究，提出《继承法》与《土地管理法》冲突的破局之策：遵循保护公民财产继承权原则；改革农村宅基地取得的“三个条件”；建立农户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政府要做好风险防范和控制工作：防范农户利益受损风险；防范闲置率增高风险；防范乡村伦理破坏风险。

摘要：耕地轮作休耕是生态文明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有益于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实现及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耕地轮作休耕是提升和优化生态利益的方式之一，生态补偿是实现轮作休耕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能平衡不同主体、不同区域间生态利益与资源利益的冲突，实现公平正义。耕地轮作休耕生态补偿的主体是轮作休耕各环节的相关利益群体，主要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民和农户等，补偿标准的确定应兼顾效率与公平，采用机会丧失成本法，并体现动态化和差异性，补偿模式宜采用政府补偿为主市场补偿为辅，多渠道筹措补偿资金来源。

摘要：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世界历史是生产关系、交往方式、基本历史、文明交流、生态环境五个方面下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论逻辑与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逻辑的辩证统一。在视野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集经济、安全、社会、文明与生态五位一体统筹发展下构建超阶级、超国家和超民族人类价值的总布局总路径。因此全面把握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并以此为角度加以切入，我们才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备系统整体的考量，才能在国际国内实践中自觉贯彻所倡导的价值理念，才能真正理解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想要中国建设戍何种世界”的时代命题。

摘要：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农民工群体是考察公民政治参与时不可忽略的重要阶层。在已有的关于农民工政治参与研究中，普遍的观点是当前农民工政治参与处于“边缘化”状态。但是，也有不少研究者看到农民工政治参与呈现出“中心化”的趋势。本文在后者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在城乡二元社会体制改革完成之前的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如何可能？农民工政治参与是同质的吗？在制度化与非制度化的泾渭分明的界限之间是否有中间地带？本文基于“行政吸纳”理论，以温州市L镇“以外调外”制度为案例，回答了上述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问题。

摘要：“微治理”机制可以随时随地深入到普通百姓的生活生产中,了解可能发生的矛盾源头,具有无孔不入、见缝插针的特点和优势。当整个社会上的“微治理”机制呈现出弥散性分布时,就构筑起一张有效的矛盾源头预防安全网,从而控制和消弭基层社会矛盾的发生和发展。常熟市H社区的实践有力地证明了“微治理”以一个“楔子”的方式嵌入了现有的基层治理结构中,形成密集的治理网络,为防范基层社会矛盾的发生与发展起到了一个“安全阀”的作用。

摘要：法治社会与乡土社会二者的核心理念不同，一个以“法治”为核心，另一个以“礼治”为核心。在当前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进程中，乡土社会的一些因素确实制约着我国的法治建设。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乡土社会的礼治规则对法治社会的建设并非全然具有否定意义。在我国法治一体化建设的当下，将法治社会与乡土社会进行具有建设性的协调与整合，对法治社会在我国的构建与形成将具有更现实的意义。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战乱与灾荒导致陕甘宁边区出现经济困境，并引发了党政军民等诸多矛盾，称为边区建设的重大障碍。中国共产党领导把军队建设、政权建设、党的建设与群众工作融合一起，开展双拥工作，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化解了党军政民之间的矛盾。这不仅走出了经济困境，而且形成了成熟的群众路线理论，达到了团结与统一的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双拥工作，不仅是根据地渡过经济难关之策，也是加强群众路线之方，更是党的一元化领导之脉。

摘要：从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到提出“科学发展观”，再到提出“五大发展理念”，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围绕发展内涵的理解、发展目标的定位、发展方式的选择以及发展评价的建立等方面，建构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关于发展中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话语体系，完成了从革命话语体系向建设话语体系的转变。回顾与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发展话语体系的建构与演进的历史与逻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既有利于在历史的脉络中把握发展的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的本质要求从而增强发展的能力，同时也有利于以自觉自信的理论研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和话语体系的科学化、大众化和国际化。

摘要：“制度治党”是治国理政思想的重大创新,它内涵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科学理性精神和开放创新精神。中国共产党的“治党制度”是一个包含顶层设计、结构边界和微观机制的政党治理制度体系。以“制度治党”精神完善“治党制度”体系,对于党增强长期执政能力,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重大意义。

摘要：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必须牢牢把握“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这一重大命题和任务。这一命题和任务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同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针对性。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在长期党内政治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严格党内生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优良传统的延续和发展,是一脉相承、完全一致的。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就是新形势下我们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和严格党内生活之举。大力加强和规范党的组织生活（特别是以支部生活为基本载体的党的基层组织生活）与大力弘扬整风精神是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两个着力点。两者都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抓紧抓实抓好的头等大事。

摘要：任何组织都是与当时代的社会结构相适应的，工业社会是一个分工——协作的体系，适应这一体系的官僚制就成为了组织的典型形态。公共政策以官僚制为依托来运作，官僚制组织的分工——协作反映到政策过程中，使得政策过程也体现为分工——协作的过程。在组织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中，政策过程逐步碎片化了，政策结果逐步偏狭了。而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使得政策问题以一个整体出现，其复杂性超出了作为分工——协作系统的官僚制所能解决的程度，这时需要一种全新的组织载体来重塑政策过程。这就是合作制组织。合作制组织是一个合作的行动系统，基于此开展的政策制定是一个合作而不是协作的过程，通过合作行动来生成政策，解决具有高度复杂性的政策问题。

摘要：利用大数据提升公共服务绩效水平正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在大数据运用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其中，实现大数据共享，加强部门协同是近期面临的难题之一。从体制、技术、理念、管理等方面揭示大数据共享存在的阻滞因素，并从本位主义、路径依赖、动力缺失、风险规避等方面分析造成共享困境的原因，进而提出理念转型、完善法规、整合平台、考核问责等促进公共服务大数据共享的对策。

摘要：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在城市管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决定着城市管理的水平和效率。尽管数字化城市管理在我国方兴未艾，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说只是将信息系统纳入现行的城市管理轨道，既没有实现管理理念重构，也没有创新管理机制与流程。新加坡50年来的城市管理实践大大颠覆了城市管理是对城市居民需求的滞后性回应的固定思维。新加坡通过充分利用现代管理技术和信息技术，预判未来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态势对城市公共服务的诉求及其变化趋势，从而提前规划和布局城市的软硬件公共服务供给，实现了城市的“超前治理”。

摘要：在全球化和后工业化过程中,网约车崛起和发展的基础动力是基于合作理念形成的价值链和商业模式,这种新经济业态通过合作链结合信息、资本和私人资源,通过市场竞争方式,对有深远管制传统的巡游出租车行业形成了巨大冲击,成为了新的世界性治理难题。日英美等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对网约车的发展不予支持。在我国,虽然网约车带来了洗白“黑车”、冲击监管政策和撕裂价格规制的三重冲击,但同时也得到了产业结构理论、市场竞争理论、新兴市场规制理论和共享经济理论等四重力量的支持。政策制定者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转化成了政策制定中的合作思维,最终形成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融合发展的政策,有效解决了新旧经济业态冲突的难题。这一合作思维来源于对合作时代的把握,来源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来源于对准公共交通产品合作生产方式的认可。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政策制定者应用合作思维解决治理难题是一种有现实价值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