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比如国有经济规模过大、占用资源过多；金融资源的分配严重不均衡；经济结构和政策长期以来“重外轻内”、“重投资轻消费”等等，这些因素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良性发展的瓶颈。在缺乏更多结构调整措施的配合之下，未来的中国经济结构是继续扭曲得更为严重，还是得以在疲软过程中自主进行产业升级改造和完善？恐怕还是未知数。在诸多强心剂的刺激下，我们不得不担忧：中国目前很可能是在透支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
关键词： 中国 宏观经济
摘要：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尚未消除，世界经济复苏缓慢。 2013 年，欧债危机影响持续渗透，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明显抬头，全球物价上涨、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的压力加大，发达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国际金融市场反复大幅波动，总的来说，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态势仍将延续，金融危机的影响呈现长期化趋势。在此影响下，中国宏观经济在运行中累积了诸多风险。
关键词：宏观经济 运行 潜在风险
一、美国确定退出QE引发的外部金融风险
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为了防止经济下滑，发达经济体先后推出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普遍通过长期低利率减轻债务负担，从而走上了债务货币化的道路。自国际金融危机迄今，欧美发达国家已大大突破了历史上任何一次危机所企及的政策宽松底线。一方面，美欧日等主要央行从2008年开始连续降息，近几年来政策利率基本维持在近零水平，比上世纪90年代初平均低了三个百分点以上。另一方面，美欧日等央行接连推出QE等非常规货币政策，资产规模相比危机前大幅扩张了2倍以上。如美国，资产负债表急剧扩张至目前的3万亿美元左右。尽管伴随着欧债危机和美债上限等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向屡有波动，但近几年来整体保持了资本流入。尤其是2012年下半年之后，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入明显加速。
2012年，全球新增货币供应量超26万亿元人民币，流入中国达10亿美元，占比近一半。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总量从约7500亿美元，增至近去年底的7万亿美元左右，占比已远远超过全球储备资产的50%，中国有近3.4万亿美元的储备资产。为追逐人民币利差和和汇差的双重利益，金融市场上套利活动频繁，推高了人民币的被动升值。今年一季度新增外汇占款已超过1.2万亿，4月当月新增外汇占款2943.54亿元，维持高位。特别是今年4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已逼近6.1，创2005年汇改以来的新高，国内巨量的资金加上外部市场对人民币升值不切实际的预期，会导致境内资产的价格不断上涨，从而越来越远离基本面，这种资产价格短期内的大幅上扬，毫无疑问是无法持续的。
6月20日，伯南克在美联储例行议息会议上明确表示，美联储很可能在今年稍晚放缓资产购买，并于2014年年中结束量化宽松（QE）。这一表态立刻成为市场最大利空，全球股市、债市、大宗商品市场均大幅度下挫。QE结束让市场对流动性收紧的预期变得比较明确。如果我们控制不力的话，将有大量的人民币资产被兑换成外币，到海外寻求预期的高回报。这种资金从大量涌入到迅速流出所带来的巨幅刺激，恰恰是过去30年来发展中国家所反复面临的来自于国际金融界的巨大冲击。美元的强势政策让全球资产面临重估，大规模的资金流动会带来整个市场的波动。这种局面一旦形成，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无疑极其巨大。
二、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内部风险
（一）经济面临减速风险
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形势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2013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7.5%。这个基调也明确了中央要下大力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决心，为下一步的发展打基础。中国调低经济增长速度，还有其深层次的原因。中国大致经历了由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以及加入WTO的制度改革等一系列的红利所带来的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期。现阶段的中国经济，正处于下行阶段。并且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转变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会因人口红利趋于消失而减速。有专家预计，“十二五”时期将降至7.19%，“十三五”时期更是减为6.08%。”
今年5月份中国制造业PMI降至49.6%创下七个月新低，内需走弱，外需疲弱等因素拉低PMI数据，总体来说，当前实体经济偏弱，会导致经济增长继续偏低，复苏疲软。2012 年以来，CPI 和PPI 一路下行。CPI差不多每个季度跌一个百分点，全年CPI 仅增长2.6%，远低于年初确定4% 的调控目标。今年4月份CPI较上年同期上升2.4%，升幅高于3月份的2.1%，通货膨胀数据相对温和，但需求依然疲软。PPI增长的波动更大，自2012年3 月份开始，连续9 个月负增长，而且跌幅较大。今年5月份宏观经济数据：4月份PPI同比下降2.6%，低于之前下降2.2%的市场预期；同时，这一数据也创下去年11月以来新低。至此，我国PPI同比涨幅已连续六个季度低迷，加上大宗商品持续暴跌、PMI数据反季节下跌，越来越多的分析机构已开始警示制造业带来的通缩风险。未来一段时间的产能过剩问题将更加突出，这对PPI 和CPI 都构成巨大的向下压力。
各大投资机构都下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期，瑞银把中国GDP增速预测下调至7.7%，摩根大通将增长预期下调至7.6%，汇丰下调至8.2%，渣打下调至7.7%。由此可见，2011 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是趋势性的，我国经济这种惯性回落态势已经形成，这使得今年我国经济增速的不确定性增强，经济调整压力加大，给完成7.5%左右目标带来较大挑战。
（二）中国制造业风险
中国的制造业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内忧外患。在国内，制造业面临三大压力。第一，综合成本上升压力，随着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下降，企业雇佣劳动力的成本上升，人力资本近二十年来的贡献率较80年代水平有明显下降。人民币汇率波幅的扩大使出口企业难以判断汇率走势，使得结算方式更复杂、风险更大，增加企业换汇成本。中国企业的税务负担在全球209个国家和地区当中大概排在第31位，重复课税占利润的84%。在生产综合成本上升的巨大压力下，中国制造企业又难以迅速提升产品附加值和产业竞争力，利润率明显偏低，甚至有“去制造业”的恶性循环倾向。第二，产能过剩压力，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重复建设问题很突出，日前，产能过剩存在进一步加剧的风险，钢铁和水泥等传统行业尤为明显，风电设备、多晶硅等新兴产业也出现了重复建设倾向，根据中国欧盟商会了名为《中国产能过剩研究》的报告，中国六大产能过剩核心产业集中于钢铁、铝、水泥、化工、炼油、风电设备制造。随着PPI的趋势性下降，产能过剩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最后，产业转型升级压力，中国制造业对外技术依存度高，缺乏关键核心技术，被发达国家竭力固化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企业核心技术研发投入严重不足，比如说去年微软、英特尔的研发投入约为80亿美元，而我国的信息产业，前100家相加起来的研发投资约为110亿美元，差距非常大。
然而在国外，新兴发展中国家凭借其人力成本、土地成本、原材料价格等要素成本优势加快承接中低端制造业转移，与中国外向型制造业形成“同质竞争”。同时欧美国家在遭受金融危机重创后，认识到了“去工业化”的危害，转而提出“重回制造业时代”。美国政府2009年提出“再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推行“出口倍增计划”；欧盟则提出“未来工厂项目”，实施制造业振兴计划。其“再工业化”主要集中在创新最活跃、附加值最高的产业，美国的页岩油开发技术和3D打印技术都会对新兴市场制造业带来颠覆性的影响。这些充分表明，未来十年可能是发达国家抢占并控制高端制造业的十年，并由此堵截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
（三）政府债务引发的金融风险
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08-2010年间，中国总体杠杆率上升了30个百分点。上一轮财政刺激计划以及信贷宽松，相应推升了政府部门和金融部门的杠杆率。国家审计署的数据称，截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万亿元，约为当年中国GDP的四分之一，未来三年将有4万亿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到期。惠誉国际评级继今年1月30日发出警告并调低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至AA-后，4月9日又下调了中国本币长期债务评级到A+。这意味着，中国的地方债问题已经引起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关注，并且开始拉低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并抬高中国未来的国际融资成本。
中国政府债务扩张背后的投资高度依赖是中国式债务风险的根本逻辑。 数据显示，改革开放30年中国年均9.9%的增长率，其中有60%左右几乎都是来自于投资的贡献率。可以说，高投资驱动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累计同比增长14.6%，比2011年同比加快8.1个百分点，投资对GDP的贡献率达到50.4%，投资驱动增长的趋势越发明显。2013年1月份前后，各地制定的今年经济发展目标陆续公布。广东省、江苏省、山东省、天津市等省市都不约而同的调低了收入增长目标，但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并未有所减退，又宣布了大手笔的重大项目投资计划，这引发了外界对地方政府债务或再度膨胀的担忧。与发达国家直接负债驱动模式不同，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投资于基础设施及相关产业的投资，短期内难见效益，导致短期内很难偿还本息，只有靠借新债还旧债维持债务循环，“投资―债务―信贷”正在形成一个相互加强的风险循环。
（四）中国金融机构风险
世界金融危机期间，为配合经济刺激方案，银行贷款增长率从2008年11月份开始大幅增长，2009全年新增贷款9.7万亿，为历史最高水平。2009年至2010年期间，随着政府大幅增加通过银行融资的投资支出，中国经历了急速的信贷扩张，信贷/GDP比重2009年迅速攀升到了24%，而M2/GDP更是达到180%，居全球之冠。这种对银行信贷过份依赖的融资体制使借款人与放款人之间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从而易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新一轮全球流动性泛滥无疑将进一步做大或做空新兴市场资产泡沫，扰乱其信贷循环，加大银行不良贷款等尾部风险。
政府主导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巨额信贷多半投资于基础设施行业。这些项目多数以地方融资平台为放贷对象，贷款资金使者却是各级政府，地方政府隐形化地干预了银行信贷，这就将财政风险转嫁为了信贷风险。然而，在政府主导银行信贷的趋势下，一些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很难获得贷款，这也使得“影子银行”声名鹊起。包括以理财产品为代表的银行表外业务、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规避了监管层对信贷规模的监控。这三种“影子银行”的信贷规模简单相加，到2012年末就达到约20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规模的一半。影子银行的存在，易导致“金融脱媒”即资金的供给绕开商业银行这个媒介体系，直接输送到需求方和融资者手里，造成资金的体外循环。这种金融脱媒造成了总体流动性宽松情景下的银行业结构性货币短缺，给银行业的发展带来了冲击。
另外，房地产业占据巨额的信贷资金，给金融机构带来了风险。从2012年5月份后，为了保持经济增速，政府出台了稳增长政策，央行的货币政策明显放松，但是，实体经济获得的支撑有限，房地产业却提供了显著的支持。去年1-6 月累计，房地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仅增长5.8%，远低于去年同期20% 以上的高增长，资金供给明显不足，但三季度后的形势明显改观。7 月份流入房地产的资金明显恢复，增长9.3%，8-10月连续三个月增幅高达20% 以上，多增的货币大部分仍然是流入房地产行业。以银行贷款为例，前11个月新增3960 亿元，其中流入房地产使房地产新增银行贷款资金1832 亿元，即近一半是流入房地产行业。随着1―5月份全球流动性增强，人民币不切实际的升值，导致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价格巨幅上扬。进入今年二季度，美国经济复苏预期加强，美国结束QE的时间表逼近，逐利的国际资金外流，中国的房地产、证券等资产价格短期内会有迅速下降的风险，泡沫破裂。由此会造成包括金融机构、企业以及家庭的一系列负面影响，这种局面一旦形成，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无疑极其巨大。
三、小结
中国经济正处于从旧的增长动力向新的增长动力培育的“换档期”，暴露了中国经济转型的阵痛和挣扎。这一时期尽显宏观经济短期增长的压力，迫切需要政府调整思路，在经济下行之际，从长期着手调控经济变量，消解资产泡沫中隐含的经济风险。
作者简介：沙咏梅，女，1978年5月生，硕士，讲师，长期从事农牧业经济、产业经济和宏观经济的研究。
经济转轨中宏观经济运行方式与宏观调控政策的转变及其局限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进行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种体制变革导致经济运行机制的相应变化，即由国家计划对企业和各种经济单位的指令性、行政性调节，逐渐转变为在市场信息影响下，以经济利益引导企业和个人进行微观决策的自动调节。在此情况下，价格、利润、成本、收益、供给与需求的协调机制产生了，计划机制逐渐让位于市场机制。
随着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其形成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扩张和经济收缩都是由行政性的强启动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经济衰退一般都会带来总体经济水平绝对量的下降，（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发生了五次经济周期波动：（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经济周期波动均出现经济的负增长。）造成经济的重大破坏。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四次经济周期波动（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则没有出现经济的负增长，属增长型的经济衰退，即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最低点，其经济总量的绝对水平并不下降（见表1）。出现这一情况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国仍处在短缺经济的状态下，市场制约的因素几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另外，它与如下情况也有一定的关系，即随着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扩大，我国已逐步采用了宏观调控的反周期措施，从而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和波动系数缩小，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增强。
表1 中国GDP增长率的历次波动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在较长的转轨时期中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这使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场化的调控手段难以一步到位，经济周期波动仍呈现明显的“计划同期”（注：即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成为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经济周期为国家的集中计划所推动。）的特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的资源配置方式表现为国家以向国有企业财政拨款的形式进行投资。在这种投资方式下，企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国家，并具有争夺国家投资的强烈冲动。因此，每次经济增长的启动，一般都同时带来经济的“过热”，从而使经济周期带有明显的人为“计划”推动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情况几乎没有改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几次因经济“过热”引起的经济大波动，均起因于国家投资的扩张。其中，第一次经济大波动发生在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计划者的冲动，即在当时确定了大量不切实际的建设项目。为了克服这次经济波动的后果，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处于经济调整时期。
第二次经济大波动始于1984年。该年年底，我国决定把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把部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由于我国的“预算软约束”是一种制度性的软约束，它来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产权关系。因此，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只是把国家投资的财政渠道改为银行渠道，是不可能结束银企之间在资金链条上的体制性“软预算”约束状态的。正因为如此，在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后，便发生了银行竞发贷款、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社会消费需求膨胀、货币发行失控的情况。当时，政府曾设想以“软着陆”的方式缓解经济生活中日趋严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实际上财政、信贷“双紧”政策几度夭折，经济继续升温，通货膨胀不断升级，并在后来演变为1988年8月爆发的抢购风潮。这次由扩张性货币政策引发的工业超高速增长，在遭遇资源制约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即此前的两位数的高增长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已不复存在。当年，通货膨胀率第一次达到两位数，这迫使国家于该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在经济紧缩的情况下，国有投资率先回落。1989年非国有投资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据此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持续发展推动时代的转折”。
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下，国家与企业间的预算关系必然使企业表现出对资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谓投资“饥渴症”、与此同时，国有银行也把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看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现的坏账寄希望于由国家的财政拨款冲抵，因而往往导致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调整期间，银行的信贷规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没有挡住又一次经济过热的到来。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三次经济过热主要是由社会集资规模的急剧扩大和国有银行资金大量以非贷款方式流出（银行办企业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国有投资（以比非国有部门高出10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增长），并带动非国有部门投资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长率高达72％）后，经济过热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从减少国有投资入手，开始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出现持续多年的经济“软着陆”。
以上情况表明，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在转轨时期，旧体制因素仍广泛存在。它们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方式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仍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推动力。资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间，我国实际投资增长与GNP的实际增长的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NP实际增长波动的近80％可用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GNP的相关关系系数则高达99％，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一致。（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页。）而在经济景气循环中，国有投资总是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在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在国有投资收缩从而结束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快速退出。
2.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未能解决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即对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会通过信贷膨胀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使用国家的财政拨款与使用国有银行的贷款并无本质区别，资金来源渠道的改变并未形成对 企业资金使用的硬约束。在此情况下，企业仍强烈地表现出“投资饥渴症”，只不过是从争夺财政拨款转而表现为争夺银行贷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银行贷款的规模受到国家的硬性限制时，企业也会力图通过其他形式筹资，如银行办企业、企业非法集资等。而一旦经济过热难以为继时，国家只能采取强制性的紧缩措施来控制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经济的剧烈震荡。
3.经济中的“软预算”约束源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的产权关系，因此，只要企业归国家所有，企业的经营损益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直接由国家财政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国有银行的贷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通过国有银行这一中间环节间接地由国家财政承担。正是由于这种“软预算”约束，造成国有企业仍然缺乏竞争性和经营效益。这从国有企业的高额微观负债可以明显看到。1980年，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为18.7％，到1994年，对12.39万户国有企业（含商业、金融业）清产核资，资产负债率高达75.05％，若扣除实际损失挂账，则高达83.3％。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与赢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亏损则比赢利高出近1倍，国有企业基本上丧失了偿债能力。据工商银行调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产案8138件，其中后两年为5128件，占受理总数的63％，在破产加速后，银行的亏损率达85.1％。（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页。）在此情况下，国家财政不仅必须（如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而且要承担国有企业高负债导致的国有银行的坏账损失，国家成了潜在的国有企业债务的最终承担者。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微观负债最终总是要转化为政府的宏观负债的。很显然，宏观经济能否平稳运行，宏观经济政策能否奏效，不仅取决于宏观政策本身，而且还需要微观层次的制度保证，即企业产权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转折及其效应
如上所述，由于转轨时期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在从传统的直接调控走向通过市场中介的间接调控的过程并不顺利，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使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的过渡也受到严重的障碍。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走向甚至发生了重大的逆向转折，即通过发行长期国债，增加对国有部门的投资，重新强化了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尚未开放，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1998年，我国外贸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并于该年5月曾出现负增长）。因此，客观而论，我国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强度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国内的经济形势。
自1993年7月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后，我国经济的增长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长率分别为13.5％、12.6％、10.5％、9.6％和8.8％，而且，这种下滑趋势在继续（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7.8％和7.1％）。在市场长期疲软的情况下，企业的兼并、破产加剧，失业人数剧增，国有企业下岗分流的人员每年约达1000余万人。与此同时，由于制度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制约，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密集运用的货币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银行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改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措施。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产生明显的政策效果，经济下滑的趋势依然。很明显，货币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当狭小。
在此情况下，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行连续数年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1998～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国债6500亿元（注：②这一数字尚不包括用于临时财政支出的特殊国债。例如，1998年，为了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国家一次就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各年的数额分别为：1000亿元、11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和1400亿元），用于安排国债投资项目。这种超高强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了多方面的不同效应。
1.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效
应当肯定，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经济增长滑坡的情况下，我国有必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较大规模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从而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动了经济的继续发展。据有关部门测算，国债投资对GDP增长率的拉动，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1.7个百分点，2001年为1.67个百分点左右。按照这个比例计算，1998～2001年，国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在各年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0％、28％、21％和20％。（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经济环境趋紧、国内市场疲软的情况下，这对于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无疑是必要的。
其次，国债投资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缓解了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而引起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其中，在国债投资的支持下，我国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国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枢纽工程25个、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75项、蓄滞洪区安全区建设22个，并拓展节水灌溉面积6500万亩。这些工程已在经济中发挥实际效用。在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方面，1998年以来的3年中是我国公路、铁路、民航建设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公路新增通车里程约17.4万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国公路总里程达140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为1.5万公里），铁路新增长度2070公里（其中复线里程586公里），水运航线、民航机场建设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项目。此外，粮食仓储设施、农村供电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环境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
最后，部分国债资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发长期国债后，预算中原准备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资金，被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发放等。该年发行的高达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则被用于充实国有独资银行的资本金。这些均属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对于缓解改革风险、保持社会安定以及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转轨进程中某些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有明显的负效应。这种负效应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首先要分析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负效应，即它重新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导致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其一，强化了一些部门的垄断趋势和国家 机关的行政控制。
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国家垄断和政府控制的经济，经济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断打破国家的经济垄断和放松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从而促进经济的市场化和活跃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然而，执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国家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主体，是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别是国债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门，更强化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垄断性控制，并进而强化了整个国家的行政垄断和直接管理。在推动扩张性财政政策过程中，我国出现了行政控制明显加强的趋向。例如，在粮棉购销体制改革后，由于个别地方出现抢购现象，国家曾经又恢复了对粮食和棉花的收购体制，取缔和禁绝私商的相关活动，由粮食部门和供销社垄断粮食和棉花的经营；当一些产业部门出现生产能力过剩时，价格的下跌本是正常现象，但国家在此情况下不是通过鼓励正常竞争促进产业集中和产业进步，而是倡导搞所谓行业“自律价格”，实际上是想通过价格卡特尔来抑制竞争，等等。
垄断的加强除了强化政府部门的行政控制外，还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在电力、通讯、铁路、民航等部门，这种利益集团往往依仗对国家经济资源的实际占有，千方百计地阻止民间资本的进入；它们画地为牢，排斥竞争，阻碍要素的自由流动，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垄断会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造成垄断租金：一是通过垄断价格体现出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二是行业垄断部门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项费用，将自身低效运行的成本和发展投资的负担转嫁给广大消费者。根据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国垄断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内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却大大高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1995～1999年期间，我国电力行业每个职工比其他行业职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该行业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资额为79.1亿元。1996年，在垄断行业的价格与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涨，而且上涨幅度大大高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我国电力工业的资金利税率却仅为7.33％，与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铁路运输亏损13.8亿元，与1985年赢利64亿元相比，减利120％。市话亏损35.6亿元。邮政亏损70亿元。（注：过勇、胡鞍钢：《不可低估行政垄断造成的经济损失》，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7月13日。）由于垄断行业上缴的利润中包括了政府从国有投资中应得的回报、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以及所得税返还、减免等优惠，因此，垄断行业多年来不仅耗散了本行业的巨额租金，而且也耗费了大量国家本应得到的财政收入。
事实表明，垄断的加强正在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当前，大部分被用于扩充国有经济的国债投资，实际上是民间资本转化而来的，这部分投资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当国有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经济的垄断时，垄断部门的寻租活动又必然阻滞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转轨过程中，在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确立的情况下，行政垄断的加强一方面表明国家计划经济权力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垄断部门市场经济利益冲动的加剧，它实际上是这二者的结合。在此情况下，垄断行业的企业往往通过制定垄断价格，或依仗其垄断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费用，最大限度地谋求本单位的经济利益，寻找并耗散其垄断租金。据2001年11月末的统计数字，国有企业赢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业大户，其中，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海油、国家电力公司五家企业的赢利合计占重点企业赢利总额的58％。（注：杨继绳：《凯思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有人担心，在当前的情况下，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国经济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二者的弊端。这种担心或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二，过分倚重财政扩张强化了转轨时期中金融市场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贷资金进一步集中流向国有部门。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神经中枢。在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进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国家已逐渐摆脱在刺激经济增长中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倚重，转而着重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在实行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后.也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两大基本经济关系，从而使宏观经济管理逐渐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转为政府通过市场中介而进行的间接调控。在此情况下，提高金融调节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应是实现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在国债投资日增、财政亦字扩大和银行不良贷款数额巨大的情况下，金融风险的积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加之人们对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恋，因而在金融运作方式和监管方式上出现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强化。（1）金融发展出现了某种纵向一体化的倾向。例如，贷款权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国债投资扩大信贷发放的同时，信贷也明显向国家银行集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明显上升。该年1～11月，国家银行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达78.5％，比上年同期高7.7个百分点，为近4年来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银行的合并，关闭产权交易中心，取消场外交易等等。（2）经济启动主要依靠增发国债和银行的间接融资，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视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强化，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为了刺激投资，1998年在不到9个月时间里连续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并放宽了利率浮动的幅度。三次下调利率使贷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个百分点，由此减轻企业（主要是国有大企业）利息支出600亿元以上，降低国债利息负担300亿～400亿元。然而，对利率浮动的规定却对中小企业存在明显的歧视，即规定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现行的10％扩大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变。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现行的40％扩大为50％。（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中国货币政策分析》， 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页。）很显然，关于利率浮动幅度的规定对中小企业（主要是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是不利的。与此同时，民间金融仍基本上处于非法地位，这更使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强和金融政策的进一步倾斜使信贷资金更加集中投向国有部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的垄断地位。
3.扩张性财政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隐患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仅强化了国家的行政垄断，导致了某些方面旧体制因素的复归，而且也给正常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隐患。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财政赤字的迅速膨胀。1997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为582.42亿元。而在1998～2001年期间，各年的财政赤字则分别达到922.23亿元、1743.59亿元、2491.27亿元和2598亿元，年增长率分别为58.34％、89.06％、42.88％和4.28％。2001年的财政赤字为1997年的4.2倍。2002年的财政预算赤字更达3098亿元，比上年增长19.25％，并首次突破占GDP3％的国际警戒线。（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
由于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过长的回收周期和过低的投资收益率导致短期内难以获得投资收益，这就往往导致借新债还旧债的情况，使国债规模越来越大。2000年底，我国内债余额已达13000亿元人民币，外债余额达1500亿美元，内外债共计25000亿元人民币。2001年和2002年，债务余额进一步增加。（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而且，上述数字尚不包括大量隐性债务，而这种隐性债务确实存在。它主要包括：（1）各级政府拖欠的公务员工资和养老保险欠款，以及国家粮食经营亏损挂账，等等。（2）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财政通过各种不规范的方法举借的债务（估计有1000亿元人民币）。（3）国有银行剥离出的1.4万亿元不良债权，经处理后，乐观估计能收回4000万亿元，损失的1万亿元将最终由国家财政承担。因此，我国的实际债务余额比公布的显性债务余额大得多。2002年3月，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回答与会者的提问时表示，当年我国的债务余额为8000多亿元，只占GDP的18％。显然，这里指的只是显性债务，如果加上隐性债务，比例将高得多。据楼继伟透露，到2002年，我国包括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在内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世界银行曾估计是50％～70％，比较乐观的估计是40％～50％，而比较悲观的估计则达70％～100％。国外的经验数据表明，积累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一般不应超过60％，我国的债务余额显然已突破了国际警戒线。
更为严重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财政支出的扩大，特别是国债的增加。2000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当年GDP的比例为36.81％，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8.63％。到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例增长到38.43％，而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则高达65％。这表明，GDP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特别是国债投资推动的。中经网2002年8月2日刊载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的文章表明，1998～2000年的年平均总需求即名义GDP的增长率为6.3％，其中实际增长7.7％，价格下降1.3％。而财政支出增长率为19.8％，财政赤字增长率达62.4％（因债务利息支出记账方式的改变，这里的财政支出和赤字的增长率略有高估）。很显然，以每年近20％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和60％多的财政赤字增长率来支持7％左右的总需求增长率，肯定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
还应指出的是，随着国债利率的下行，持有大量国债的金融机构积聚的风险更是不断增大。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于2002年8月2日的《2002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表明，到2002年5月末，金融机构持有的国债9367亿元（不含财政对商业银行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比上年增加1022亿元，增长12.2％，占国债市场总量的比重达56.7％，较上年末上升3.3个百分点，占其资金总运用量的比重为5.5％，比上年末上升0.3个百分点。在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成为国债市场上最主要投资人的情况下，存贷款利率的下行，一方面，大大压缩商业银行的赢利空间，对其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国债品种、期限趋同的情况下，一旦风险突现，变现遭遇困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几点启示
1.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引起的国家作为投资主体地位的加强，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下宏观经济运行方式的复归。因为，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预算软约束在新时期的一种表现，它仍源于政府与国有部门的特殊的产权关系，是新时期国家以财政资金推动国有经济继续发展的一种形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资金直接来源于财政拨款，这是预算软约束的典型表现。在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后，国有企业的资金来自国有银行的贷款。当国有企业无力还贷时，其损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因此，预算约束依然是软的。而当企业竞相争夺银行贷款造成信用膨胀并引起经济过热（如我国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情况）时，国家不得不采取包括限制银行贷款在内的强制性的紧缩措施。然而，国有经济的低效率使它不可能依靠正常的积累机制获得发展。为了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率，以缓解巨大的就业压力，启用赤字财政政策成了难以避免的选择。国债投资无论用于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改革成本的支付，还是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都是国家财政对国有经济的输血。但是，赤字财政政策不可能无限制使用，当它难以为继时，经济震荡就会到来，大起大落的所谓“计划周期”也有可能重现。这是必须高度警惕和极力避免的。
2.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本质上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破坏力量。如上所述，自1993年以来，我国经济的年增长率一路下滑。出现这一情况的直接原因是市场长期疲软，社会需求低迷。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制度障碍引起的经济发展内在活力的不足。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方面是产权制度改革滞后使经济主体（主要指国有企业）缺乏产权约束机制。然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仅无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而且使之进一步加剧。首先，它强化了政府的行政控制和国有部门的垄断地位，削弱了各种经济主体的平等竞争，从而进一步抑制了经济的活力。其次，它把大量经济资源投入低效率的国有部门，抑制了非国有经济的正常发展，阻碍了国民经济效益的提高。此外，它还使财政赤字和国债负担迅速扩大，从而使经济的正常运行面临巨大的风险。总之，扩张性财政政策因其“挤出效应”日渐明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正在减弱，而它对经济运行带来的隐患和风险则日趋严重，因此，它应在政策调整中逐步淡出。至于货币领域，当前的货币供应量是适宜的，因而应慎防转而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免导致通货膨胀。
3.推动经济继续稳定增长的出路在于制度创新。我国的经济发展之所以遭遇市场疲软、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其根源在于制度改革滞后。中国的人均消费支出和人均GDP都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百分之几。（注：据瑞士国际管理学院提供的数据，2001年，中国的人均个人消费支出只有407美元，而美国为24794美元， 日本为18404美元；中国的个人消费支出仅为美国的1.64％、日本的2.2％、瑞士的2.0％、英国的2.6％。同年，中国的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2.5％。）面对如此低下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扭转市场疲软的关键在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促进各种经济主体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扩大社会的有效需求。在我国新、旧体制因素依然并存，制度因素严重阻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制度创新就是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力。关于我国当前的制度创新问题，应另文详加分析，限于篇幅，这里仅提出若干要点。（1）建立能够为创新活动提供激励的产权制度。任何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资本的积累，离不开创业。我国当前市场低迷，经济发展缺乏内在动力，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国内资本收益不足，资本形成机制乏力。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就必须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即除涉及国家安全、自然垄断、提供重要公共产品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骨干企业等领域，仍继续保留国有企业外，原则上国有资本应从所有适于商业经营的部门和领域退出。另一方面，应进一步拓宽民间资本进入市场的领域，并真正消除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对民营企业的歧视，以促进其正常的发展。（2）加速金融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本质就在于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组合，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在生产要素的配置中，金融服务起着核心的作用。因此，加速金融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在当前具有迫切而重大的意义。在这方面，除了应允许民间银行的发展外，还应促进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培育和发展。（3）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国家机构的改革。现代政府的主要功能在于经济的宏观调控、市场的监管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为此，政府应尽量减少乃至取消配置资源的权力，让市场来决定经济资源的配置。只有如此，经济才能有活力。因此，政府应取消一切不合理的行政审批，并相应进行机构改革，以实现精简、效能的目标。
内容提要：本文对1927—1936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主要变量做了数理的和数量的考察与描述。实证分析显示出：在这个时段上，国民收入正向影响货币需求，货币供给正向影响市场价格，市场价格正向影响投资，投资正向影响国民收入。同时，本文在对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某些研究程式进行观察和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学习和思考的基础上，对经济史研究中的分析方法做了点滴探讨和归纳。本文认为，经济史研究应符合经济学的逻辑和使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关键词：前提假设 逻辑推理 宏观经济运行 商品市场 货币市场
近代中国是中国经济由传统生产模式向现代生产模式转化的历史时期，在该时期内，中国经济是怎样运行的，即各个宏观经济变量的相互关系如何，是中国经济史学界不容回避的问题。但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中国经济史学界受资料和方法的限制，对此问题几乎无人问津。对宏观经济运行实证分析的缺憾，极有可能导致规范判断的随意性，从而在整体上降低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科学性。众所周知，绝大多数的经济史研究是对既往经济现象中因果关系的研究。那么，怎样做这种因果关系的研究呢?可称得上方法的方法有若干种。我们认为，当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逻辑方面是严谨的，在应用方面是可操作的。通过学习和思考，我们体会到，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思路大致分为三个层次：前提假设——逻辑推理——检验结论。如同数学史和化学史必须用数学规律和化学规律研究，音乐史和美术史必须用音乐理论和美术理论研究一样。我们觉得，只有将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用于经济史研究过程之中，才可能对既往经济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因此，我们认为，一些经济史家排斥使用经济学理论研究经济史的种种理由都是不合逻辑的。
任何一种对某一特定时空经济现象的经济学解释，只接受两种支持或批判——逻辑的和经验的。本文将从逻辑和经验两个角度对南京政府成立至全面抗战爆发前(1927—1936年)的中国经济运行结构做初步分析，希冀得出与经济发展历程贴近的解释。本文之所以选择这一较短的时段，是因为受到已知经验(数据)的限制。因此，本文所用的“近代中国”一词实属大词小用，不得已而为之。于是，本文的结论只适用于这一时段，推广开来恐有问题。
一、对近代中国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前提假设的抽象
前提假设，也就是对我们要分析的问题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的一种抽象。换言之，就是要首先分析清楚我们要考察的问题受到何种经济条件的制约或何种经济条件可资利用。这是我们在研究任何经济问题时应该首先考察的。是否存在一种不基于任何假设的经济理论?纵观卷帙浩繁的经济学说史文献，没有前提假设的经济理论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即任何经济理论都是相对正确的。在分析特定时空的经济问题时，为了使我们的结论更贴近事实，我们必须先来考察其宏观经济环境，从而抽象出没有太大遗漏的前提假设。
例如。微观经济学一开篇就先做了两个最基本、也是最著名的前提假设——稀缺性假设和理性人假设。基于这两项假设，经济学的研究开始了。如果稀缺性假设不成立，即各种有用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经济学的成本一收益分析就没有什么必要了；如果理性人假设不成立，即公众对自己的利益、效用均漠不关心，那么，经济学的全部微观基础几乎都消失了。
又如，主流经济学的货币理论都建筑在一些公开的或暗含的前提假设之上。最重要的假设是：资本市场或金融市场极为发达和完善，其收益率可用齐一的市场利率表达。在此前提假设之上，凯恩斯教授建立了著名的货币需求理论函数。
建立于这个前提假设基础上的货币需求理论能否用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需求研究?这是我们一定要考虑的问题。从前提假设上看，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有很大的差异。因此，要建立某一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需求理论函数，必须首先抽象出该国宏观经济的前提假设。在这方面，美国学者麦金农博士的欠发达国家货币需求理论无疑是一个楷模。麦金农博士对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环境做了不同凡响的抽象：1．国内市场分割性严重，各经济单位所处的技术条件差异较大、要素价格不一、资产报酬率不等，没有一种市场机制使之趋于一致；2．资本市场不完善，不存在齐一的市场利率；3．货币市场存在着“金融抑制”，投资以内源融资为主；4．在一个时段内，货币与实际资本是互补品。我们将其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对比一下便可知，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几乎处处相反。
在上述前提假设的基础上，麦金农博士建立了发展中国家货币需求理论函数：
(1)式中，I／Y为投资率，d－I＆*为实际银行存款利率，且实际货币需求对所有变量的一阶偏导数均大于0。
麦金农博士详细阐述了前提假设与理论函数各变量之间的经济学逻辑。①
从对凯恩斯和麦金农的思路比较中可以看出，有什么样的前提，就有什么样的结论；前提不存在，结论自然就消失了。这和数学理论中某一定理与其充分必要条件的关系是极其相似的。
应该说明的是，“假设”是我们抽象出的是主要情况，排除了次要的和极端的社会现象，为我们下一步的分析框定了区域。譬如说，现代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是指绝大部分社会公众而言，排除了类似于传教士的经济学非理性人。前提假设对于一项经济研究工作是极为重要的。
对近代中国商品巾场的分析，按照主流经济学的逻辑，无非是对总供给和总需求从事前不均衡到事后均衡过程的描述。我们首先做下列假定：1．近代中国经济属需求约束型经济，即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于总需求。相对于有效需求来说，供给方面问题不大。在正常范围内，有多大的有效需求，就能呼唤出多大产量。2．近代中国的国民储蓄主要取决于国民收入。3．对于全国经济来说，投资的内源融资方式占主要地位。由于中国金融业不够发达、金融市场不够完善，大部分投资者必须首先是储蓄者。因此，对于国民经济整体而言，利率对投资的意义不大。
在对近代中国的货币市场分析之前，我们先来做几个假定：1．货币供给是不可控外生变量。直至1935年11月，中国实行的是银本位制，同时又不是产银国。因此，中国的基础货币量取决于国际市场银价决定的白银净流入量，在此基础上形成派生货币。币制改革后，中国的货币供给方可在一定程度上受当局控制。2．社会公众的货币需求分为两个部分：交易需求(包括企业的营业需求)和贮藏需求(包括企业的投资需求)，前者用狭义货币M1代表，后者用准货币(Mq＝M2－M1)代表。3．就全国而言，有价证券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尚不占主要地位，有价证券收益率对货币需求无显著影响①。因此，不考虑有价证券与货币需求的替代及相应的市场利率问题。
二、近代中国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逻辑推理
逻辑推理过程更像一个数学过程，即用数学语言表述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很少在逻辑推理环节上犯错误——这显然是经济学的低级错误。因为，逻辑推理过程基本上就是建立理论函数的分析过程，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受过良好的数学训练。诚然，经济分析工具不全是数学的，数学也不等同于经济学分析工具。但是，由于经济学研究中的大量问题是数量问题或与数量有关的问题，因此，数学无疑是制造经济学分析工具最好的原料之一。以数学逻辑进行的推导比语言的描述要来得清楚、准确。
如果某种现象、因素与经济数量无关，那么是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对此徒耗精力的。例如，对某一种新产品该不该征税?这个问题的起因便是它影响了分配或再分配的数量，接下来似乎是规范的，即“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了。但一旦确定了应当征税，最后的问题就是税率是多少这种数量概念的确定。研究数量问题最好的工具显然应该是数学。应当说明的是，经济分析过程中，有许多人的、社会的不确定性或不可控性因素在其中干扰，与纯粹的自然科学过程有一定的区别。但这绝非是对数学方法的否定，而是对经济学人提出了掌握更高深的数学知识的要求。聪明的数学家们从自然界和社会领域析出了一整套数学规律，需要聪明的经济学家把属于经济领域的规律还原回去，从而描述出与现实极为贴近的经济运行过程。
(一)商品市场的均衡：IS曲线分析
在需求约束型经济的假设下，我们运用凯恩斯经济学的思路对近代中国的商品市场做一简略的经济学描述。显然，总需求等于总供给的条件是投资等于储蓄。在开放条件下，总投资应等于国内储蓄加外国净投资，即
I=S＋FI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详见拙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需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1—64页。
(2)式中，I表示总投资，S表示国内储蓄，FI表示外国投资。我们所言的国内储蓄是经济学的大储蓄概念，即除消费以外的国民收入：S=Y－C。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储蓄应该是收入的增函数，即
在近代中国，投资的融资方式是以内源融资为主的。所谓内源融资，就是说，投资者的投资资金主要靠自己积攒。简言之，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前提下，大多数投资者就是储蓄者。同时，在总投资额中，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的银钱业贷款利率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较为微弱的。那么，近代中国投资者的投资热情与哪个经济因素关系较大呢?我们认为，在技术一定的前提下，应该是价格。这是显而易见的“供给曲线效应”，即产出是价格的增函数。
这里需要讨论的是，厂商的投人品价格与产出品市场价格的走势和各自的变动幅度是怎样的。由于近代中国的统计数据比较缺乏，我们只好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30年代所作的华北地区物价指数替代全国指数做一点分析。我们用批发价格指数代表厂商的投入成本变动情况，用零售价格指数代表产出品价格指数。从表1所列数据来看，除1931年外，两套价格指数的走势是基本相同的。同时，物价上升时，零售价格的升幅大于批发价格的升幅；物价下降时，零售价格的降幅大于批发价格的降幅。对于厂商来说，赢利是最主要的生产目的，于是，价格这个市场信号便是他们扩大或缩减生产规模的最佳参照系。
既然产出是价格的增函数，于是，投资也是价格的增函数。对于以外源融资方式为主的企业而言(这部分企业的数量不大)，在利率一定时，价格上升则降低了融资的实际利率，降低了成本，同样刺激投资积极性。另外，投资具有连续性，当年的投资发生额应与上年投资有关。最后，在中国的银本位制度下，外资流入虽与银汇价有关，但由于银汇价直接影响价格，二者是函数关系，所以舍弃汇率变量。综上，中国总投资的理论函数应为：
根据上述逻辑分析，我们用解析几何图形对中国商品市场做一描述：
在图1中，横轴右半部分表示国民收入、左半部分表示总投资，纵轴上半部分表示价格、下半部分表示储蓄加外国投资，各个半轴上的点均为正值。第二象限为总投资函数，曲线在横轴上的截距为上年投资的某种比例βIt-1。当βIt-1一定时，总投资是价格的增函数。但是，投资并非永远随价格的升高而增长。当发生了严重通货膨胀，价格升至某一点时(如a点)，投资额不再上升。第四象限为储蓄函数与外国投资之和，曲线在纵轴上的截距为外国投资FI。当 FI一定时，S＋FI是国民收入的增函数。第三象限上是一条自原点射出的45°线，曲线上的各点都满足I＝S＋FI。
当给定价格P1时，过P1点沿虚线经二、三、四象限，可得国民收入Y1；当给定价格P2时，过P2点沿虚线经二、三、四象限，可得国民收入Y2；当给定价格时P3，过P3点沿虚线经二、三、四象限，可得国民收入Y3。用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找到无数个Y点。但是，由于总投资不能随价格无限增长，于是，国民收入到达与P3对应的水平时，也将不再增长。我们将价格与国民收入——对应的点在第一象限描出(为简单起见，将所有曲线均划成了直线，实际上不然)，就得到了IS曲线。应该说明的是，近代中国的IS曲线的斜率与标准的IS曲线的斜率相反，这是因为纵轴的变量是价格而非有价证券收益率。IS曲线上的所有点均满足I=S+FI，总需求等于总供给，商品市场均衡。值得注意的是，IS曲线到达b点时，将竖直向上，即国民收入将不再随价格的上升而增长。IS曲线告诉我们的是，国民收入随价格的上升而增长，即
(二)货币市场均衡：LM曲线分析
在分析商品市场时，我们把价格暂定为外生变量，给定一个价格，就有一个对应的国民收入。那么，价格是如何决定的呢?现在，我们将价格作为内生变量，来讨论价格的决定过程。
在货币供给既定的条件下，货币需求将被动地去适应货币供给，最后，在价格和国民收入的纠正下，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达到事后相等。对此问题，我们做逐个层次的剥离分析。如果商品市场上有一个国民收入，每个社会公众便有了一个可支配收入。在平均生活水平较低的近代中国，人们普遍有一种节俭习惯。从节俭的习惯出发，人们将货币化的收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贮藏(包括企业准备扩大投资)，另部分做日常交易(包括企业的营业周转)。人们只要有货币收入，则首先安排可能的储蓄，甚至节衣缩食储蓄以备不时之需，然后再安排日常消费。
在图2中，横轴右半部分表示国民收入、左半部分表示交易货币需求，纵轴上半部分表示价格、下半部分表示贮藏货币需求，各个半轴上的点均为正值。第四象限的曲线为贮藏货币需求函数Mq＝f(Y)，显然，贮藏货币需求是国民收入的增函数。第三象限的曲线表示交易货币需求与贮藏货币需求之和，即Ms=Md＝M1＋Mq。当贮藏货币需求为0时，全部货币需求均为交易货币需求；当交易货币需求为0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全部货币需求均为贮藏货币需求。显然，该曲线具有等腰三角形底边的性质。在任何时点上，货币供给量都是一定的，全部货币供给必然为社会公众所持有，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事后是恒等的。因此，该曲线也表示货币供给量。第二象限上的是价格曲线，当国民收入外生给定时，贮藏货币需求量一定，在货币供给量不变的条件下，交易货币需求量——购买力则被决定了。于是，总供给一定时，价格是交易货币需求的函数，且二者正相关。
当给定国民收入Y1时，过Y1点沿虚线经四、三、二象限，可得价格P1；当给定价格Y2时，过Y2点沿虚线经二、三、四象限，可得价格P2。用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找到无数个P点。我们将价格与国民收入——对应的点在第一象限描出，就得到了LM曲线。与IS曲线一样，近代中国的LM曲线的斜率与标准的LM曲线的斜率相反，也是因为纵轴的变量是价格而非有价证券收益率。LM曲线上的所有点均满足Ms=Md，货币供给等于货币需求，货币市场均衡。
(三)两个市场同时均衡：IS-LM曲线分析
商品市场运行的结构说明，在一定幅度内，价格决定收入；货币市场运行的结构又说明，交易货币量一定时，收入决定价格。当两个市场同时均衡时，价格和收入就同时决定了，即均衡的价格和均衡的收入被决定。要实现两个市场同时均衡，则须联立IS和LM两条曲线的方程求解：同置于一个几何平面内。IS信与LMo相交于Eo点，均衡的价格和国民收入为Po、Yo。如果由于国际市场银价、贸易差额或货币制度的因素变动，导致货币量增加，则LMo移动到LM1，受价格上升的影响和国外投资等因素的变动，导致总投资增加，则ISo移动到IS1。于是，LM1与IS1相交于E1点，均衡的价格和国民收入为P1、Y1。由于IS曲线比LM曲线移动的幅度小，所以，价格上升、经济增长。我们以货币量和投资同时增长为例，如果IS曲线比
LM曲线移动的幅度大，则价格下降、经济增长。如果两条曲线移动的幅度相等，则应是价格不变、经济增长。从1927—1936年的经济统计数据来看，基本上是IS曲线小于LM曲线移动的幅度——价格上升、经济增长，即货币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或抑制作用占主要地位。
论文摘要：“美国消费”的调整与转型必然带来“中国制造”外需环境的深刻变化。面对这种挑战，中国政府强力启动了刺激内需计划，但这些投资计划的效益如何？是否能够真正对症下药，启动中国内需市场，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还是会加剧宏观经济运行风险？在缺乏更多结构调整措施的配合之下，中国目前经济刺激计划很可能是在透支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
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挑战，中国政府强力启动了刺激内需计划，将在未来两年内新增加约4万亿元的投资。各个地方政府也先后公布了各自的投资计划，据媒体对已公布投资计划的24个省市的汇总，投资总额超过了18万亿元。在外需萎缩、消费难起的情况下，数万亿投资将成为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这些投资计划的效益如何？是否能够真正对症下药，启动中国内需市场，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还是会像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那样，政府主导的救市，未能如愿启动经济，而是使经济步入了“流动性陷阱”？这是一个颇为敏感的话题。
如果单纯从政府角度来看，这些庞大的投资就是“强心剂”，要达到的目标就是保持短期经济增长不垮，市场信心不失，社会不要因经济危机而失控。然而，中国不是美国，不能通过多印美元、多发美债让全世界来为其救市买单。中央和地方推出的巨额投资计划，其资金成本最终都会由全体国民承担。有学者认为，政府如此大规模的投资和救市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代替市场，挤占经济资源，所以政府“托市”只能导致资源分配不公，缺乏效率，最终令市场畸形发展，失去自我调节的能力。也许这种看法过于悲观，但在万亿投资计划出台并得以实施之后，宏观经济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那么救市计划对未来宏观经济运行会带来哪些潜在的风险呢？
一、加大银行业系统性风险
在政府的4万亿投资中，中央财政只出1.18万亿，剩下的资金需要通过银行信贷、地方财政、社会资金或其他方式融资。可以肯定的是，商业银行信贷将是融资“大户”。随着“保增长”成为政治任务，在中央、地方政府及金融监管部门的全力推动下，商业银行信贷在2008年11月、12月出现普遍高速增长，并在今年1月份得到延续。有研究机构估计，今年1月的新增人民币贷款可能高达1.4万亿—1.6万亿元，这一增速十分惊人。
面对如此快速、巨额的新增贷款额度，有市场人士质疑：中国的商业银行是怎样来审核信贷资金质量的？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答，在“保增长”压倒一切的时候，银行（尤其是国有银行）增加信贷也成为政治任务的一部分。对于国内银行而言，在当前经济下滑、企业亏损的背景下，兼顾贷款增长和减少坏账是一个极难做到的平衡。现在银行唯一能祈祷的是：这些项目都是有中央或地方财政支持的“好项目”，千万不要出现坏账风险。总体而言，银监会是在暗示通过放松对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控制来促进经济增长，这是新政策的核心。因此政策上的松口子，很可能为今后的中国银行业带来新的坏账风险。
二、传统产业环保问题恶化
作为保增长、刺激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正在加快推出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振兴计划所涉及产业包括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建筑业等。这些产业与国民经济关系较大，但同时也都是典型的非环保产业。从已出台的钢铁和汽车产业振兴规划来看，国家出台钢铁产业振兴规划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挽救钢材市场，避免钢企遭受更大损失，因此产业规模拉动国内钢材市场消费的特色十分明显。汽车产业振兴规划的基本目标也是要扩大市场的总体消费规模。值得注意的是，当这些典型的传统行业进入振兴发展时，对生态和环保的威胁也将会随之扩张。在前几年的宏观调控之中，对于传统行业产业的升级和环保要求，在强调节能降耗的总目标之下，应该说都有一些进步。但现在对钢铁和汽车等传统产业的大规模刺激，可能会在环保问题上走回头路。当然，在已出台的两大产业振兴规划中，也都有一些环保的内容，如钢铁行业的技术改造和升级，淘汰落后产能，汽车产业未来3年将安排100亿元专项资金来重点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技术改造和新能源汽车等。但这些涉及环保的规定都显得过于原则、过于象征性、过于表面化，是对传统产业刺激计划的一种“装饰性”的内容。因此，随着产业振兴计划的推进，企业对环境造成影响和破坏的风险将会进一步扩大。
三、融资环境的两极分化将助推“国进民退”现象
2009年中国企业会出现明显分化，那些拥有资源、现金和政策优势的企业将会是经济风暴过后的“幸存者”和“赢家”。在股市低迷、债市发展滞后、地方财力捉襟见肘、民间投资限制重重的背景下，中央和地方抛出的庞大投资计划将更加依赖银行贷款满足其融资需要。而商业银行为了规避风险、抢占优质项目资源，信贷重点已经毫无悬念地落在了基建和政府引导项目上。以建行为例，其2009年新增信贷规模将达到4000亿－5000亿元人民币，增幅达到13%－15%左右，其中一半左右将投向基建领域。此外建行还与铁道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政策规定的最优惠的方式为铁道部及其下属单位以及2008－2010年期间铁道部重点铁路项目意向性提供3580亿元的综合授信服务。可见，无论是中央的4万亿投资计划，还是地方抛出的动辄以万亿计的投资大单，所涉及的领域均以政府和垄断性国有企业为主。在这一轮投资之后，民营企业因无法分享投资“盛宴”的主要部分，地位会更加边缘化。虽然铁路、公路、机场等领域的投资，可以通过市场化方式吸引一部分民间资本的参与，但整体来看，民营资本参与大型基建投资的并不多。发改委资料显示，从项目涉及的行业和企业来看，民营企业只占有大约10%的份额。因此对于一直受信贷歧视的民营经济来讲，2009年市场的融资环境将更加恶化。
四、经济运行进入“流动性陷阱”的风险加大
在全球央行一致大幅降息的情况下，如果各国的金融救援和财政刺激计划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那么全球的发达国家，包括新兴市场国家中的“优等生”（如“金砖四国”），就存在着陷入“流动性陷阱”的风险。 一国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有以下三点表现：一是经济陷入严重的萧条之中，需求严重不足，居民投资和消费大为减少，失业情况严重。二是利率已达最低水平，货币政策对名义利率的下调已经不能启动经济复苏，只能依靠财政政策来摆脱经济的萧条。三是货币需求利率弹性趋向无限大，无论增加多少货币，都会被人们储存起来。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就长时间处于“流动性陷阱”状态。如果中国经济在强大政府支出的刺激之下未能实现预期效果，而掉入日本式的流动性陷阱，那么金融危机之火并不会像乐观预测的那样会在09年下半年趋向缓和，而是可能延烧更长的时间，这也是我们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景象。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针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药方”并不一定适用于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目前也许可以利用庞大基建来刺激内需，由庞大的“政府支出”来代替外需市场，但国际市场的疲软恐怕不是短期之内可以逆转的。可以说，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更多是自身的危机，而金融危机只是导火索。中国宏观经济长期以来存在着多方面的结构性失衡。比如国有经济规模过大、占用资源过多；金融资源的分配严重不均衡；经济结构和政策长期以来“重外轻内”、“重投资轻消费”等等，这些因素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良性发展的瓶颈。在缺乏更多结构调整措施的配合之下，未来的中国经济结构是继续扭曲得更为严重，还是得以在疲软过程中自主进行产业升级改造和完善？恐怕还是未知数。在诸多强心剂的刺激下，我们不得不担忧：中国目前很可能是在透支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
去年我国经济经受了国内外诸多不利因素的冲击，在全球金融危机不断恶化、世界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国内突发多起严重自然灾害等困难局势下，通过灵活和有效的宏观调控，基本保持了经济稳定、金融稳定和社会大局稳定。但也面临着外部需求大幅收缩、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城镇失业人员增多、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较大等严峻挑战。
初步核算，2008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300670亿元，同比增长9.0%，增速较2007年大幅回落4个百分点，达到七年以来最低水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8488亿元，同比增长21.6%，增速比上年加快4.8个百分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72291亿元，同比增长25.5%，增速比上年加快0.7个百分点，剔除价格因素实际增幅低于上年水平；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达25616.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7.8%，增幅同比回落5.7个百分点。
一、经济运行进入调整期
2008年，根据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我国政府灵活准确的对宏观调控政策进行了调整，从“两个防止”调控目标,调整为“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取得了良好成效，国民经济基本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大局。
（一）GDP增幅逐季下滑
我国经济增长在2007年第二季度达到本轮经济扩张周期的峰值12.7%后，在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下持续回落，2008年二季度我国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已回落到10.1%，接近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但随着2008年9月份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日趋严峻，全球经济形势急转直下，我国经济去年四季度度各项宏观经济指标迅速恶化，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困难明显增加。
中央迅速对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做出调整，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把“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并开始取得一定成效。初步核算，2008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300670亿元，同比增长9.0%，增速较2007年大幅回落4个百分点，达到七年以来最低水平。分季度看，去年一季度增长10.6%，二季度增长10.1%，三季度增长9.0%，四季度仅增长6.8%，逐季回落趋势明显。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34000亿元，增长5.5%；第二产业增加值146183亿元，增长9.3%；第三产业增加值120487亿元，增长9.5%。
农业生产继续稳定发展，粮食总产和单产双双创历史最高水平。200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52850万吨，比上年增产2690万吨，增长5.4%，连续5年增产。其中，夏粮产量12041万吨，增产305万吨；早稻3158万吨，增产6万吨；秋粮37651万吨，增产2379万吨。油料、糖料预计分别增长12%和6%以上。肉类产量继续增加，生猪生产恢复较快。全年肉类总产量7250万吨以上，增长5.9%;生猪年末存栏增长4.5%。
工业经济运行呈现“前高后低”走势。受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去年下半年我国工业运行下行压力加大，生产增长放缓，出口明显下滑，部分行业、企业经营困难。随着中央及时采取了扩内需、保增长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去年12月份工业生产增速小幅回升，经济运行显现出一些回暖迹象。200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2.9%，增速同比回落5.6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增长16.2%，二季度增长15.9%，三季度增长13%，四季度增长6.4%。分所有制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9.1%；集体企业增长8.1%；股份制企业增长15.0%；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9.9%。
分轻重工业看，轻工业增速回落慢于重工业，全年轻、重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2.3%和13.2%，增速比上年回落4个和6.4个百分点。产销衔接基本正常，工业产品销售率97.7%，同比降低0.4个百分点。全国27个省份生产增速比上年有不同程度回落，东、中、西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长11.6%、15.8%和15%，增速比上年分别回落6.2个、5个和4.6个百分点。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以汽车、化工、钢铁、电力等为代表的部分重工业行业产量出现负增长。
（二）价格增速波动较大
2008年，价格走势总体特征表现为前高后低、大起大落，各月价格水平同比涨幅波动幅度为十多年来最大的一年。2007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国际市场初级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以及经济过热的苗头，物价上涨较快。2008年2月CPI最高增长达到8.7%（十年最高值）。为了遏制通货膨胀，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增加供给、调控需求、搞活流通、对中低收入者增加补贴的措施。去年9月份以后，随着调控政策效果显现、翘尾因素回落、国内需求收缩，CPI 逐月回调，去年9～12月分别为4.6%、4%、2.4%、1.2%。全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5.9%，涨幅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涨5.6%，农村上涨6.5%。分类别看，食品价格上涨14.3%，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4.65个百分点；居住价格上涨5.5%，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0.82个百分点；其余各类商品价格有涨有落。
受国际石油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等因素影响，2008年1～8月，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大幅上涨，去年7、8月份达到最高水平10%左右，造成国内通货膨胀形势紧张。此后PPI急剧回落，去年12月转为下降1.2，四个月内骤然下降10百分点。PPI的快速下跌一方面是市场需求收缩的体现，另一方面也反作用于市场供给，使产品生产缩减，对于工业生产的增长无疑雪上加霜。全年工业品出厂价格比上年上涨6.9%，涨幅比上年提高3.8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10.5%，涨幅比上年提高6.1个百分点。在住房体制改革、经济增长加快、人民币升值、流动性过剩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我国商品房销售价格在2004～2007年出现大幅度提升。自2008年8月份开始，住房价格开始高位回落。全年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比上年上涨6.5%， 涨幅比上年回落1.1个百分点。
（三）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2008年，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113万人，为全年目标任务1000万人的111%；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500万人，为全年目标任务500 万人的100%;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43万人，为全年目标任务100万的143%。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比上年末提高0.2个百分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影响初步显现。2008年第三季度末，城镇新增就业人员936万人，第四季度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明显减少，去年四季度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886万人，比去年三季度末增加56万人。与前三季度城镇登记失业率稳定在4.0%相比，四季度末失业率上升0.2个百分点。
（四）外汇储备5年来首度下降
2008年12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1.9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7.34%。全年国家外汇储备增加4178亿美元，同比少增441亿美元，在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外汇储备增速终于出现放缓迹象。其中，去年10月份外储减少近259亿美元，出现5年来首度下降的局面。外资流入平稳增长、国际收支顺差由快速增长转为趋于平稳是外储变化主要原因。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步伐呈前快后缓之势，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6.5%，下半年人民币汇率单边市场运行态势显著改善，双边市场特征不断显现，对美元汇率升值仅为0.34%，全年升值6.87%；人民币对欧元汇率升值10.35%;对日元汇率贬值15.32%。自2005年7月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至2008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达21.11%，对欧元汇率升值3.39%，对日元汇率贬值3.33%。
二、三大需求有所放缓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看，在全球金融危机、外部环境趋紧的背景下，三大需求出现不同程度降温。一是外部需求萎缩，出口形势严峻；二是投资增速下滑，投资后劲不足；三是消费热点降温，短期内很难有其他消费热点可以替代。
（一）消费需求较快增长，投资与消费渐趋协调
200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8488亿元，同比增长21.6%，增速比上年加快4.8个百分点。分城乡看，城市消费品零售额73735亿元，增长22.1%，加快4.9个百分点；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34753亿元，增长20.7%，加快4.9个百分点。分行业看，批发和零售业消费品零售额91199亿元，增长21.5%;住宿和餐饮业消费品零售额15404亿元，增长24.7%。随着消费的提速，消费与投资增长速度的差距，由2007年的9个百分点下降到2008年的4.5个百分点。这一变化表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投资与消费的运行渐趋协调，经济发展方式已经由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向消费、投资协调拉动转变迈出重要步伐。但必须注意的是，消费领域消费热点降温、消费动力不足的问题开始显现。2008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呈现负增长，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6.2亿平方米，同比下降19.7%，降幅比年初扩大15.5个百分点；全国累计生产汽车932.36 万辆，销售汽车936.33万辆，产销增长率分别为5.05%、6.56%，增幅同比回落了16.87个百分点和15.21个百分点，成为自1999年后首次跌破10%的年份。
（二）投资增长有所趋缓，投资结构有所改善
国际金融危机严重打击了世界各国的投资信心，导致2008年9月以来，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呈现逐月下降趋势，去年12月降至22.3%，较年内高点下降了7.3个百分点。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不利影响，政府在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资1000亿元，灾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亿元，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达到400亿元，对保持投资稳定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200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72291亿元，同比增长25.5%，增速比上年加快0.7个百分点，剔除价格因素实际增幅低于上年水平。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48167亿元，增长26.1%，加快0.3个百分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24124亿元，增长21.5%。在城镇投资中，第一产业投资增长54.5%，第二产业投资增长28.0%，第三产业投资增长24.1%。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地区城镇投资分别增长21.3%、33.5%和26.7%。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30580亿元，比上年增长20.9%，增幅比上半年回落12.9个百分点， 呈现“前高后低”走势。
（三）进出口规模出现萎缩，贸易顺差继续扩大
2008年前9个月，我国外贸保持平稳增长，进出口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25.2%。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加剧，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陷入衰退，国内经济增长减速，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大幅下跌，导致去年第4季度外贸进出口增长明显萎缩，尽管国家几次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但外贸形势仍相当严峻，去年11、12月份进出口出现多年来首次单月量价齐跌。去年11月进出口总额下降9%，其中出口下降2.2%，进口下降17.9%;12月份跌幅则进一步加深到11.1%，其中出口下降2.8%，进口下降21.3%。2008年全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达25616.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7.8%，增幅同比回落5.7个百分点。其中，出口14285.5亿美元，增长17.2%，比上年回落8.5个百分点；进口11330.8亿美元，增长18.5%，比上年回落2.3个百分点；贸易顺差2955亿美元，比上年增加328亿美元。目前我国进出口占GDP比重达69%， 出口急剧下降直接影响外向型产业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形成巨大的负面冲击。
三、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增幅回落
2008年，全国财政收入增幅前高后低、逐月快速下降。全年财政收入61316.9亿元，同比增长19.5%。低于2007年32.4%的增速水平。其中去年10、11个月财政收入出现多年少见的负增长。去年前11个月，我国实现了1.224 万亿元的盈余，并且2007年也有财政盈余。但为了刺激经济，2008年底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去年12月当月全国财政支出16601.69亿元，同比增长30.8%，全年全国财政支出62427.03亿元，同比增长25.4%，导致全年出现1110.13亿元的财政赤字。
企业效益水平下滑，亏损面扩大。去年前11个月，全国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4066亿元，同比增长4.9%，增幅同比下降31.8个百分点。分月度看，去年1～2月增长16.5%，去年3～5月增长23.1%，去年6～8月增长17.3%，去年9～11月下降26.2%。在39个工业大类中，31个行业利润同比增长。实现利润最多的5个行业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亏损企业亏损额4879亿元，同比增长1.8倍;企业亏损面达到18%，同比扩大3.6个百分点。
居民收入水平有所放缓。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比上年增长14.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4%，比上年回落3.8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比上年增长15.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0%，比上年回落1.5个百分点。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1.8万亿元，比上年末增加45353亿元。
四、广义货币供应量增幅加快，贷款增加较多
与经济运行态势相对应，去年上半年我国金融调控持续从紧，货币供应增长相对平稳，M2增速持续低于M1增速;下半年金融调控适度放松，连续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连续五次降息，公开市场操作缩短央票发行期限，减小发行力度，信贷总量控制松动。
去年12月份广义货币供应量同比增幅在连续6个月回落之后强劲反弹，比上年11月份增幅高3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终止了连续七个月的回落态势，12月末增长速度比上年11 月末增长速度加快2.3个百分点；去年12月当月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各项贷款7718亿元，同比多增7233亿元，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正在开始显现积极的效果。2008年1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47.5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7.8%，加快1.1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16.6 万亿元，增长9.1%，回落12.0个百分点。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03468亿元，比年初增加49114亿元，比上年多增12792亿元；各项存款余额466203亿元，比年初增加76863亿元，比上年多增22985亿元。全年货币净投放3844亿元，比上年多投放541亿元。
2008年，股票市场呈现震荡下跌走势，市场交易量大幅萎缩。2008年末,上证指数收于1820.81点，比2007年底下跌3440.75点，跌幅达65.39%。股票市场总值、流通市值均较2007年缩水50%以上。股票市场成交量大幅萎缩。以上证A股市场为例，全年累计成交18.03万亿元，日均交易量732.94亿元，较2007年分别下降41.48%和42.43%。为了保持股市平稳健康发展，管理部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股票市场短暂反弹后仍然呈现下跌走势。23个行业呈现不同程度下跌的态势，有色金属、黑色金属和汽车汽配三个行业跌幅均在65%以上,电气设备、医药保健、农林牧渔业跌幅相对较小。(本刊资料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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