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未来大规模的“城镇化”，无疑是推动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大引擎；“城镇化”的实现，将满足上亿农村居民多年的愿望，实现打破“城乡差别”的伟大理想，建造一个更加平等、均富的社会。
“城镇化”会带来裨益，这一点毋庸讳言。但是，就像“现代化”在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新问题一样，在大规模“城镇化”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对可能产生的负面问题有所认识，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避免。比如移动通讯的发展给当今社会的每个人都带来了在十几年前无法想象的便利，但是，人手一个手机，变万里为咫尺的同时，也产生了人和人的疏离、封闭和冷漠！地铁上，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一排乘客每人一个手机在浏览、发短信，谁都不抬头，谁都不关心周围人的存在！（当然，也就不再给老年人让座，因为看不见！）这个本该促进人际沟通的“现代化”手段，却把人际关系前所未有地划分为两类，让你随时随地可以和你的熟人联系，但也把所有没有存进你手机通讯录的人都拒之千里之外！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因此，在“城镇化”开始规划之前或进程当中，应该注意到：我们今天所谓的传统文化绝大部分是农业文明的产物，而几乎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乡土文化、草根文化、地域文化。在“城镇化”过程中，那些兴高采烈地庆幸自己成为“城镇居民”的人们，在告别农村的同时，也将告别那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文化。没有考虑到文化传承的“城镇化”，一定会出现和自己乡土的断裂，出现和自己的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断裂。“城镇化”不仅仅带来农民身份的改变，也会切断他们和乡土文化的联系，切断今天与昨天的精神脐带。现在，大众传播媒介上已经出现了几个率先实现文化“城镇化”的“农民工”歌手，他们已经不再唱传统的民歌和地方戏曲，他们引吭高歌的时候怀里抱着是吉他，唱的是摇滚，是现代城市的流行歌曲。如果简单地把城市文化当成“先进”，把乡土文化当成“落后”，让农村来的所有新市民全盘接受城市流行文化，或者仅仅让“乡土”以“另类”的姿态成为城市文化的点缀和陪衬，那么所有产生于农业文明的传统文化由谁来保护和继承？
我想，在大规模“城镇化”过程中，一定要避免和传统文化的断裂，从“硬件”到“软件”都应该有“文化城镇化”的意识。因此，我建议：
在“城镇化”的规划阶段就要为“文化”预留出发展的空间，要规划出市民文化生活的场地。在此过程中，要注意保护我们传统建筑文化的地域特色。现在，所有一线城市的城市面貌已经一模一样了，全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假如“城镇化”再不注意这个问题，就使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所有的城镇都一模一样了。失去了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千姿百态、充满独特美感的建筑文化，那绝对是一个悲剧。
更重要的是，要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设法保护处于“断根”之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传统文化能够在新的环境里有继续生存的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也要注意维护“文化多样性”，不能让现在城市的同一性文化成为唯一的文化，不让能全社会所有的人都唱着“同一首歌”，更不能把产生在农业文明里的传统文化统统遗弃。我们丰富多彩的地方戏，产生在山野、田园、牧场的千姿百态的民歌，体现了中华民族天才与智慧的光辉灿烂的工艺美术和手工技艺，还要继续传承下去。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04-04（4）
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加强国家重大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建设，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是我党一项长期的重要的工作。
1 梳理城镇化的基本理念
1.1 城市的形成与发展
1.1.1 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人类社会第一次劳动大分工即原始社会农业和牧业分离，开始出现了居民点。第二次劳动大分工即商业与手工业从农牧业中分离出来。这次劳动大分工的结果形成了商业和手工业的聚集地，这就是最初的城市。
1.1.2 城市发展的动因是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
考古发现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城市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农业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城市发展非常缓慢。从18世纪开始，人类经历了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和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演进的过程，工业化带来了生产力空前提高，不仅促进了原有城市的扩展，而且导致了新兴城市的形成。城市逐渐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主要聚落形式。
1.2 镇的由来及本质特征
1.2.1 镇的由来
镇在我国是指按国家行政建制设立的市和镇。
我国实行郡县制始于秦代，延续至今。“镇”在中国词汇中为多义字，用作行政区划最早见诸于北宋。北宋以前称作军镇、方镇、藩镇等，属于军政性质。赵宋王朝统一中国后，实施削藩，废除藩镇割据，整合保留了一部分具有商业职能的镇，改称市镇。这些市镇特指县以下的小商业城市，如朱仙镇、景德镇。从此城镇划为城市范畴。
1.2.2 镇的特征
镇是以非农产业和非农人口集聚为主要特征的居民点，具有集约效应和规模效应。
1.3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1.3.1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现象
城市化是18世纪产业革命以后社会发展的世界性现象，世界各国先后从农业为主的乡村社会转向为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乡村城市化”就是在这一过程中由马克思提出来的。
1.3.2 城市化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过程
人类经历了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和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演进的过程，使城市逐渐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主要聚落形式，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有了城乡之分。随着工业化发展和生产力提高，不仅促进了原有城市的扩展，而且促成了新兴城市的形成。这个过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既不能人为阻碍，也不能拔苗助长，急于求成。
1.4 城镇化是中国特色的城市化
1.4.1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设五级行政建制的国家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设五级行政建制的国家，基层政权设在乡镇。其中所设之市包括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辖地级市和县级市；建制镇即小城镇，包括县城（县人民政府驻地镇）和县辖镇。镇以下的乡和村则属于农村范畴。农村又被分为行政村和自然村两类。
1.4.2 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城市化
中国农民众多，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建设落后，历来“三农”问题严重。核心是农民收入低，负担重。20世纪90年代，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持续放慢，逐年下滑。
20世纪末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左右，达到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濒临一触即发、揭竿而起的危险边缘。
1.4.3 城镇化特指中国的城市化
城镇化，由农村问题而来。面对农村发展问题，80年代初费孝通呼吁关注“小城镇、大问题”；1998年中央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小城镇、大战略”，十五届五中全会进而提出“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进程”；21世纪初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加快城镇化进程”。
城镇化，突出中国特色。其一农业大国，9亿农民；其二市少镇多：全国共有668个城市，18800个建制镇；其三城市化发展中人口和产业的聚集地不仅在市，而且大量在镇。
结论：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
2 探索城镇化的科学路径
2.1 审视粗放式城镇化
2.1.1 城镇化人口比重增加质量较低
1998年以来，我国城市化率由30.4%增长到51.27%，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城镇居民的素质、生活质量、消费行为、思想观念、管理方法难以跟上，城镇化的质量较低。
2.1.2 城镇化带来城市用地过度扩张
1990年-2010年，中国城市的建成区面积由1.22万平方公里，增长到了4.05万平方公里，扩张了3.32倍。其中全国排名第一的是河南永城，由0.23平方公里扩张为18.21平方公里，增长20倍以上；排名第二的是浙江慈溪，建成区面积由2.92平方公里变成了213.17平方公里。
结果：建成区人口密度下降，产出降低，造成国土资源浪费。城市政府通过土地财政受益，刺激了房地产业畸形发展，房价居高不下。同时导致许多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大拆大建，文化遗产遭到严重破坏。
2.2 转变观念推进新型城镇化
2.2.1 新型城镇化的提出及其科学内涵
新型城镇化是在总结国内外经验，特别是针对我国20年来城镇化进程出现的问题的情况下提出来的。
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
2.2.2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比较，更强调内在质量的全面提升，也就是要推动城镇化由偏重数量规模增加向注重质量内涵提升转变。
新型城镇化的“新”，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由过去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改变为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真正使城镇成为具有较高品质的宜居之所。
2.3 新型城镇化必须保护文化遗产
2.3.1 文化遗产是城镇化过程中生成的文明积淀
城市的出现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漫长的城市化过程中，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和非物质文明日积月累凝聚下来，不断生成各种文化遗产。它们以城镇作为空间载体，记载着历史信息，传承着不同时代的文明，成为城市命脉，城市之根，塑造了城市形像和魅力。
2.3.2 文化遗产在城镇化中具有独特的竞争力
城市竞争力是新型城镇化的加速器。其中构成城市竞争的一项要素是城市魅力。它的功能在于对外界施加强烈影响，从而产生巨大的凝聚力、亲和力，对于加快城镇化发展具有乘数效应。其核心是以历史文化名城作为城市形象和城市品质载体的文化遗产。
目前各市推介城市历史，借助名人效应，打造历史文化品牌，可见文化遗产在城镇化中所具有的特殊资源优势。
2.3.3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要适应现代社会生活
一般地承认历史文化名城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无济于事。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和保护工作的根本问题，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
2012年5月9日人民日报在要闻5版整版刊登记者在大同、洛阳、大理、丽江蹲点采访基础上撰写的长篇报道《历史名城如何适应现代社会生活》，再次将焦点投向正确处理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上。
2.4 反思：大批古村落何以在城镇化中消失？
2012年在全国范围进行的传统村落普查筛选中发现，我国现存古村落数量和质量极不平衡。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是城镇化发展比较快的地区，如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郑州、石家庄、南京、杭州等大城市周围，古村落迅速消失。古村落保留数量较多、质量较好的市、县和乡镇，基本分布在城镇化滞后的老、边山区。
二是受城镇化影响导致传统文化失落的汉民族聚集地区，古村落保留很少，与种姓宗氏、古代哲学理念、伦理道德等传统文化有关的建筑几乎毁坏殆尽。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少，因此保留传统建筑种类较多。
3 偏离新型城镇化的几个误区
3.1 以行政手段和运动方式强行迁村并点，实现人口集聚
不顾党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违反客观规律，违背村民的意愿，采取强制性行政措施，层层签订目标责任状，限期迁村并点，建设农村社区。在城镇化中对文化遗产、传统民居进行拆迁改造，彻底改变农村聚落形态。
3.2 以城市棚户区改造为由大张旗鼓破坏历史文化名城
无视城市总体规划、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在历史文化名城核心保护范围，实施分片包干，大拆大建，进行所谓城市棚户区改造。
3.3 以打造城市旅游品牌或发展特色商贸为由随意开发
对历史文化街区采用土地有偿出让的方式，通过房地产和商业地产开发，从中攫取巨额土地收益。
4 把握城镇化的正确导向
4.1 保持清醒认识，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城镇化
4.1.1 深刻理解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和规律
从思想认识上弄清观新型城镇化“新”在哪里？本质在于促进农民非农化，不仅从事非农产业，而且融入市民群体，享受城市文明。这是一种渐进的转化过程，不能违背客观规律，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拔苗助长，重蹈“”的覆辙。
4.1.2 积极探索推进城镇化和遗产保护的关系
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探索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和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之间的辩证关系，寻找促进二者相辅相成的合理途径和方法。不唯上，不随波逐流，更不推波助澜维护和推动错误决策。如有必要，应当通过适当渠道向国务院行政主管部门反映。例如依靠城乡规划督察制度防止和纠正行政决策失误，制止破坏文化遗产违法行为。
4.2 坚守法律底线，确保名城法定规划贯彻实施
4.2.1 切实维护名城法定规划的既有成果
必须明确，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均属法定规划，未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修改，法律地位也不能被其他规划替代。要以对历史负责和法律负责的态度，维护法定规划的既有成果，确保贯彻实施。否则要承担法律责任。这个道理一定要向城市主政者讲清楚。
4.2.2 关键守住总规强制内容和保护规划、城市紫线
城市总体规划确定历史文化遗产为强制性内容，规定纳入禁建区和限建区。这种空间管制不能改变。保护规划划定的保护范围和城市紫线不能随意调整。历史建筑不能随意拆除。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必须为保护文化遗产留足空间。
4.3 立足统筹兼顾，促进历史名城保护与发展
4.3.1 本着“古今兼顾，新旧两利”原则，推进新型城镇化
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整合包括文化遗产在内的各种资源，统筹兼顾，实现协调发展。不可把新型城镇化与保护传承文化遗产人为对立起来。历史文化名城有别于馆藏文物，具有动态存续的属性特征，必须本着“古今兼顾，新旧两利”的原则，走“寓保护于发展，以发展求保护，保护与发展并举”的路子。
4.3.2 从宏观指导入手，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研究
要把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的总体思路、途径和方法的宏观战略研究列为重要议事日程。解决好指导思想，提出相应的公共政策。在宏观指导下，搞好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使之在保护更新中，拉动经济，改善民生。
4.4 主动汇报沟通，据理力争善意说服领导
4.4.1 对领导意图和政绩观正确理解以诚相待
古人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说的是领导要有政绩。古今中外，无论谁当领导，或多或少，或高或低，在任职期间都有自己的政绩观。根本问题在于政绩观是否科学合理，是否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人民群众。下属和领导的工作关系，在于如何理解领导意图和政绩观，以诚相待，而非惟命是从，要协助领导把好事办好。
4.4.2 在维护领导威信的前提下善意说服领导
说服领导一要吃透情况，二要理解意图，三要据理力争，四要讲究方法。有了这样的基础，还要注意尊重领导，在维护领导威信的前提下，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领导接受你，采纳你的建议。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切忌得理不让人，横加指责。这是协调的艺术。
5 结语
城镇化、居民消费、产业结构三者之间的互动机制以及实际效应问题，历来是经济学界关注与研究的热点，国内外众多学者从不同视角，运用不同分析方法对其进行了大量深入的探索与研究，也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和成果。
1.1有关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
随着经济的增长与发展，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变，这一转变过程会带动劳动力、资本和居民点向城市转移，由此推动城市化进程(库兹涅茨，1989)。Glaeser(2005)认为城市化的成功与否与它适应产业结构的能力息息相关。陈立俊和王克强认为第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必然增强城市的吸纳能力，使更多的人口由农村转向城市，从而加快城市化水平的提升。陈立泰和刘艺实证分析揭示了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对城市化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城市化促进了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和协同集聚，也推动了产业升级(Kolko，2010)。蓝庆新和陈超凡的空间计量研究表明中国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强烈的空间冲击效应，能够显著提升产业发展层次。
1.2有关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
消费需求及结构可以影响产业结构，并且是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因素(克拉克，1951)［7］。钱纳里(1975)研究发现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国内学者方面，查道中等通过建立VAR模型，研究发现:我国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较弱的正向诱导效应，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则不具备这种效应。陈海波等以江苏为研究对象，探讨区域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江苏居民消费结构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周辉的实证研究却表明上海居民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的拉动作用不显著。邓于君等另辟蹊径，从消费需求软化的视角，研究发现消费需求软化成为当前促动中国产业结构软化的首要因素，中国消费需求软化对产业结构软化升级促动作用具有很大的潜能。
1.3有关城镇化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
RobertO.Herrmann(1967)发现居民消费水平与城镇化有显著的关系。蔡窻指出城市化与消费需求的关系是互为内生的，不同区域的消费需求变化引致城市化，而城市化进程又会促进市场发育，并引起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变化。蒋南平等(2011)［15］认为我国城镇化过程显著地促进了城乡居民消费的增长，总体上城镇化对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农村居民。付波航等(2013)［17］使用动态面板GMM估计发现城镇化水平与我国居民消费率呈正向关系，城镇化通过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改变居民消费习惯和扩展消费领域等途径间接地提高了总体消费水平，预计这一正向作用还会增强。纵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绝大部分文献的研究视角主要局限于城镇化、居民消费、产业结构两两之间的关系上，以系统论的视角将三者进行整合研究的文献较少，尤其关于城镇化、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三者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成果极为罕见。基于此，本文在总结既有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构建VAR模型，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实证分析我国城镇化、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互动关系，以期为当前有关部门进行决策提供一定的边际经验支持。
2城镇化、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互动关系的理论分析
城镇化、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具有互动效应。为了更深入系统地研究城镇化、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总结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尝试将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以系统论的视角提出一个有关三者互动的理论框架，概述如下:(1)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需要以城镇为载体和依托，城镇化带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逐利资本等生产要素向城镇转移和集聚本身就为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创造了条件。此外，城镇化带来的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集聚，有利于增强产业技术水平和创新活力，驱动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城镇化有利于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在收入效应的作用下，居民的消费需求扩大，消费结构层次也随之提升。同时城镇居民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行为也会对新进入者形成一种“示范效应”，促使其由低消费率向高消费率转变，由低消费层次向高消费层次转变。(2)产业结构的演进是城镇化发展的前提、动力和基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意味着主导产业由收益率较低的第一产业向收益率较高的第二、第三等非农产业转移，这必将改变劳动力结构，带动劳动力人口由农村向城镇转移，从而推动城镇化发展。另一方面，从短期静态的视角来看，产业结构决定消费结构，消费结构不可能脱离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尤其是产品结构决定了消费结构的数量和质量，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为消费结构的合理变动提供了物质保障，产业结构的调整必将直接影响居民消费结构的现实变化。(3)从长期动态的视角来看，消费结构主要通过居民收入和消费品相对价格的变化来影响消费品供给结构的调整，从而带动消费品生产行业的优化与升级。由于各产业之间具有联动效应，消费品生产行业的优化与升级也必将带动投资品生产行业的优化与升级，最终在宏观层面表现为社会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因此，消费结构决定产业结构演变的方向，产业结构必须与消费结构相适应。另一方面，消费结构的升级意味着居民对高档消费品和高级消费形式的追求，由于城镇消费品种丰富、消费服务设施完善，吸引了各类群体进入城镇这个产业集聚地与商业、消费集聚地进行消费，拉动了城镇消费的增长，消费增长又通过乘数效应拉动城镇经济总量增长和就业人数的增加，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此外，随着城镇经济的发展，城镇地域面积进一步扩大，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教育、医疗等优质公共消费品进一步增加，吸引大量民众从农村向城镇迁移和定居，从而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城镇化进程。
3实证分析
3.1变量的选择
3.1.1城镇化指标(UR)ChristopherWilson(1986)［18］在其主编的《人口学辞典》中指出人口学通常所说的城镇化是指人口的城镇化，即居住在城镇的人口比重不断上升的现象，按照此观点，我们选取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城镇化水平的指标，这也与众多学者的方法一致。3.1.2产业结构指标(IS)本文借鉴徐德云(2008)［19］的产业结构升级测度指标，用以下公式来测度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IS=∑3i=1Ii×i=I1×1+I2×2+I3×3，其中，Ii为第i产业的产值与总产值的比值。从测度公式可以看出IS的取值范围为1～3，如果该指标等于或越接近于1，则意味着一国产业结构高度就越低，反之，如果该指标越接近于3，则表示该国产业结构高度就越高。3.1.3消费结构指标(CS)按照我国的统计方法，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主要用于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及用品、交通通信、文教娱乐、医疗保健、杂项商品和服务等8个方面，各项支出之间的比例关系就是消费结构。在这8个方面的支出中，食品支出是最基本的，其在总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我们称之为恩格尔指数。在实证研究中，国内学者一般选取恩格尔系数作为居民消费结构的代表变量。恩格尔系数的大小与居民消费结构层次成负向关系，即系数越高，消费结构层次越低。考虑到消费结构与城镇化、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为了反应这种关系以及消费结构层次的升级，我们采用居民非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作为居民消费结构的评价指标，这里未剔除物价因素不影响分析目的。本文所选变量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缺省的数据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数据时间跨度为1980～2012年。为了减少异方差和偏误，我们在实证分析之前，对所有变量均进行了自然对数处理，对数处理后的各变量名分别为LUR、LIS、LCS。
3.2模型的设定
为了研究我国城镇化、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三者构成的多变量系统内各变量之间相互影响的综合动态关系，建立由这3个内生变量组成的并且不考虑外生变量的VAR模型，具体形式为:Yt=C+∑pi=1AiYt－i+εt。其中Yt=(LURt，LISt，LCSt)T，C为常数序列向量，p为VAR模型中内生变量的滞后期，εt为白噪声序列向量。
3.3单位根检验
VAR模型中的变量通常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因此必须检验时间序列变量是否具有单位根，以此判定序列是否平稳，这直接关系到后续研究结论的准确性。时间序列变量LUR、LIS和LCS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3.4协整检验
在确定了变量序列LUR、LIS和LCS的同阶单整性后，为了进一步分析城镇化、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三者之间是否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还需通过协整检验以判断三者之间是否存在着协整关系。本文采用基于VAR模型的Johansen协整检验法。在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进行协整分析前，应首先构建LUR、LIS和LCS的VAR模型。但同时又因为协整检验对滞后阶数比较敏感，所以我们根据非约束的VAR模型的LR、FPE、AIC、SC和HQ等5个评价准则确定最佳滞后阶数，判断原则是当超过50%的准则选择某个滞后阶数的话，那么就认为该滞后阶数为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表2为VAR模型滞后期检验结果，5个评价准则中有4个均显示应选择滞后2期。由此，本文建立VAR(2)模型。从VAR(2)模型整体检验结果来看，其中LUR、LIS和LCS3个方程的修正可决系数分别为0.999、0.987和0.979，说明3个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很高，解释能力很强。F统计量结果表示回归方程总体显著。此外，VAR(2)模型的单位根模的倒数均小于1，表明建立的模型稳定，由此得出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是稳健和可靠的。下面对其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主要包括迹检验和最大特征根检验。本文采用观测序列有线性确定性趋势并且协整方程(CE)仅有截距，变量间协整关系检验如表3所示。从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来看，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LUR、LIS和LCS3个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也就是在95%的置信度下，有理由相信我国城镇化、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3.5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表明，LUR、LCS和LIS3个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均衡关系是否表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仍需进一步验证。下面我们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来对其进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的检验结果来看，(1)城镇化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Granger原因，同时消费结构的升级亦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Granger原因，此外二者的联合检验也表明城镇化和消费结构升级同时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Granger原因，即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和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与前文理论分析的结论是一致。(2)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分别是消费结构升级的Granger原因，同时二者的联合检验也表明城镇化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是消费结构升级的Granger原因，即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显著地促进了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亦与前文理论分析的结论一致。(3)消费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单只是个体，而且包括整体都并非城镇化的Granger原因，说明消费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没有显著地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并没有显著地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原因可能在于:在长期的二元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等体制影响下，城乡居民收入、社保等福利待遇一直保持较大差距，尤其我国城镇化长期依赖于房地产，高房价的受益者———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增加，消费结构随之升级，拉动城市物价水平的上升。这样，房价高企、生活成本提高、就业困难等“城市病”日益严重，促使进城务工者弃城返乡，甚至在一些地区出现城镇居民向郊区迁移的“逆城市化”现象。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没有显著地推动城镇化发展，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以下两点:(1)我国尚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在三次产业中居于首位，然而第二产业就业比例长期低于第一、第三产业，并且第二产业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长期低于产值比重仍然较低的第三产业。显然，这使得我国当前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难以有效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2)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路径一直以来更多地依赖于资本和技术投入，而非劳动力，从而难以充分吸收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服务，也就难以推动城镇化的发展。
3.6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
3.6.1脉冲响应分析在应用VAR模型时，一般不需对参数估计值进行经济解释，重点是对模型的动态特征进行分析，这一般需借助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每个内生变量的变动或冲击对它自己及其他所有内生变量产生的动态影响。在前面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基础上，可知城镇化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消费结构升级的原因，城镇化和消费结构升级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原因。为考虑城镇化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以及城镇化和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根据前面建立的VAR(2)模型，可以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这两方面冲击的动态响应路径，具体见图1，其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数，纵轴表示响应程度。LCS对来自LUR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冲击，在第1期的响应为0，从第2期开始迅速上升到高位，然后表现出较稳定的正响应，到第4期达到最大值，之后迅速下降，到第9期达到正响应的最小值，然后缓慢上升最终趋于稳定。整体上看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城镇化的冲击处于正响应状态，说明城镇化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具有较强的正向推动作用。这是因为城镇化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能改变居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而扩大消费需求，带来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LCS对来自LIS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冲击，一开始就表现出较强的正响应，然后正响应在第2期达到最大，之后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到第8期开始转变为负响应，经过短暂下降后逐渐上升，并于第14期开始又转为正响应，之后表现出持续较小正响应的趋势。总体来看，在长期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消费结构升级具有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影响有限。然而从中期来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消费结构升级存在着负向冲击。原因可能是因为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主要体现为资本投入，投资的增加必然会限制居民消费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升级，随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红利”的逐渐显现，城镇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其消费需求层次也将提高，必然导致消费结构向较高层次转变。LIS对来自LUR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冲击，在最初的响应为0，从第2期开始迅速增加，第3期达到最大值，之后逐渐下降，到第7、8期达到最小的正响应值，然后缓慢上升最终在较高位表现出稳定的正响应趋势。整体上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城镇化的冲击体现出的较大正响应状态。该冲击效应表明:我国城镇化建设在短期内能迅速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但“摊大饼”式的城镇化，势必在中期内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需要产生冲突和摩擦。通过改革城镇化发展规划和管理体制，进一步增加和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和公共品的供给，最终可以发挥城镇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积极效应。LIS对来自LCS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冲击，一开始就表现出较强的正响应，第2期达到最大，之后逐渐下降，从第5期开始转变为负响应，负响应持续较短时期后于第9期开始又转为正响应，并且不断上升，最终在波动中趋于稳定。总体来看，在长期内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较强的正向促进作用，但从中期来看，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存在着负向冲击。原因可能是我国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当产业结构与居民消费结构不相适应时，企业难以把握市场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从而及时调整自身的产品供给结构和投资方向，使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导向作用无法充分发挥，但经过一段时期的供求调整，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拉动作用会逐步实现。3.6.2方差分解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只能说明多个内生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不能确定因果关系强度的大小，而方差分解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因此方差分解可以给出对VAR模型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新息的相对重要性的信息。在进行方差分解时将滞后期数设定为10期。首先来看消费结构升级的方差分解。在LCS的变动中，58.67%以上的波动可以由其自身波动解释，0%～4.98%的波动可以由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波动解释，0%～37.57%的波动可以由城镇化的波动解释。从整体来看，消费结构升级对自身的冲击很大，但它是逐渐减弱的，而城镇化对消费结构升级的冲击不断增强，并且要大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其的冲击。方差分解的结果说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其自身的依赖性正逐步减弱，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正逐步增加，但也不能忽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再来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方差分解。在LIS的变动中，45.86%～67.54%的波动可以由其自身波动解释，29.94%～39.80%的波动可以由消费结构升级的波动解释，2.52%～21.89%的波动可以由城镇化的波动解释。这说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主要是来自其自身惯性冲击和消费结构升级冲击的影响，但我们也要注意到虽然来自城镇化冲击的影响相对较少，但其影响是不断增强的，这一点应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4结论
历史表明，一家追求卓越的企业，必须将不断创新作为企业的灵魂。
华侨城集团诞生于1985年。31年间，华侨城不断引领和超越，不断续写着市场和行业的未来。从主题公园的开拓者和集大成者，到文化产业多维布局形成集群，再到文化与相关产业融合示范者，驱动华侨城一路发展的是对梦想的执着追求。
经过30余年的发展，面临着新的形势，华侨城意识到，“一招鲜，吃遍天”的老思路已成为过去，不创新就会落后。
近年来，随着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国企改革的持续深入，华侨城集团适时启动战略转型，在“旅游+地产”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文化+旅游+城镇化”等创新发展模式，推动文化旅游业务与城镇化、互联网等领域融合。
在新的战略思想指导下，2016年华侨城已进入了新的快车道，不断改革，积极创新，极大地丰富了文化旅游新业态，公司发展开启了新篇章。
创新思维 力推改革新战略
经济新常态下，消费需求发生了重大变化，“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
旅游业也不例外。过去，旅游多为“观光型”，“上车睡觉，下车拍照”，游客看完就走，深度不够，“回家一问什么都不知道”。如今，消费者的旅游需求已开始升级为“度假型”，更注重体验和互动。
这对中国旅游业提出了新挑战，即度假型旅游需求大，但相应的供给没跟上。
旅游业该如何应对新常态？如何才能让游客“进得来、留得住、回得去、还想来”？华侨城将目光投向了新型城镇化。
党的十提出，要“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四化同步发展”，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也是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
但是，城镇化并不是简单地造城，而是要建设新型城镇化，即坚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更加注重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更加注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加注重环境宜居和历史文脉传承，更加注重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30多年来，华侨城造就了“文化”“旅游”与“造城”的核心竞争力。只不过，过去的“旅游+地产”模式造的是“小城”。如今，新型城镇化建设可以说是华侨城核心业务的延续与提升，如果把握住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机遇，华侨城的核心业务将从度假“村”变成一个“镇”，与居住、健康产业结合起来，将实现从“旅游地产企业”向“城市综合服务商”的转型，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
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文化+旅游+城镇化”成为华侨城集团的新战略，并开始在全国设点布局，开启了华侨城集团的新时代。
多措并举 深耕主业创佳绩
作为华侨城集团的重要一员，2016年，武汉华侨城继续深耕主业，创新发展，进一步提升了华侨城在华中地区的品牌影响力。
欢乐海洋二期项目“五一”惊艳开园，是武汉欢乐谷探索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益尝试，以蓝色“海洋文化”为背景，以合家欢项目为主打，引发全民“家庭出游”的旅游娱乐新风潮。包括华中首个7D球幕飞行影院“飞越长江”、5D模拟过山车两大科技体验设备和5项家庭互动游乐项目，自开放以来深受游客一致好评及30家强势媒体的高度关注，进一步增强公园的产品吸引力，助推公园经营进入新高度。
2016年，武汉欢乐谷、玛雅海滩水公园首次实现“一票双园”联动经营。在暑期联合推出“水陆狂欢”概念，以“无狂欢，不夏天”的概念打造水、陆不同风格的狂欢节，水公园推出全民Running man、泡沫大战等丰富精彩的主题活动，以及激情狂欢盛宴DJ、巴西桑巴等互动表演，打造华中最大露天派对，与欢乐谷的泼水节、啤酒节活动相互呼应，为游客带来一场顶级狂欢盛典。
2016年，武汉华侨城精心打造更生态、更人文、更纯净的高端亲水社区，对东湖湖岸景观进行升级式保护，为城市提供优质的湖居体验。以“幸福就在华侨城”为理念，华侨城在旗下纯水岸东湖生态社区，引导着阳光健康的生活方式，搭建完备的社会公共文化体系。华侨城将东湖沿岸100-150米最好的区域退让出来，打造成为一个公共的区域，对所有市民开放。这座生态艺术公园，拥有 13万平方米湿地公园、1公里银杏大道、 10公顷原生水杉林，并在尊重和保护原有植被的基础上，通过园林雕琢，为游客呈现“花田、丘林、草地、湿地”等不同的景观空间，让居民感受身心的放松和艺术的熏陶。华侨城打造的1.4万方“运动生活中心”，为武汉社区最大的运动配套，伴随公园内的慢跑道、自行车道、亲水步道为居民提供丰富的滨湖体验，在运动中与艺术、自然进行亲密对话。华侨城持续举办各类文化艺术活动，将人文、艺术、生态和运动串联成一条完整的文化线路。关注生活品质，打造人文关怀，华侨城通过对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全方位的构建，将幸福感灌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孕育城市全新生活方式。
武汉华侨城坚持创想精神，不断超越自我，每个项目及细节都考究周详，精益求精，循序渐进，努力实现从优秀到卓越的目标。
积极作为 抢占市场制高点
2016年，围绕“文化+旅游+城镇化”战略发展思路，武汉华侨城积极抢占市场制高点，努力打造集团在华中地区的发展新平台。
新项目拓展旗开得胜。2016年8月9日，武汉华侨城市场化拿地赢得满堂红，顺利拍得杨春湖启动区P（2016）072（A地块）。该地块为杨春湖启动区的核心地块，具有引领杨春湖高铁商务区发展风向的重要战略地位。同时，秉承“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与业内优秀企业“金茂”、“首开”达成合作协议，共同开发杨春湖启动区P（2016）074（C地块），强强联合，互利共赢，实现发展模式创新的一次重大突破。施展现代服务业集聚型开发与运营模式的深厚经验，华侨城旨在打造全新的城市综合体，助推武汉新门户――杨春湖城市副中心的崛起。
以杨春湖启动区为起点，武汉华侨城正式开启进驻杨春湖高铁商务区发展的新平台，破题“一城多点”发展战略，抓紧在武汉三镇布点，持续做大武汉本地市场。与此同时，武汉华侨城还拓展视野，将目光投向了周边地区，对华中区域重点城市开展市场资源调研，力争华中区域项目拓展早日落地。
勇于担当 争做“城市合伙人”
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作为央企，华侨城深知，企业的社会责任不光是做一些公益活动，更应积极融入到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让当地百姓受益。
当前，中气十足的武汉，正举全市之力，吹响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复兴大武汉”的号角。大江大湖大武汉，不仅需要做大经济总量、壮大城市实力，更重要的是提升城市功能。为此，武汉发出了“城市合伙人”邀约，邀请社会各方力量共建美好城市。
2016年，武汉华侨城积极响应武汉城市发展的号召，全速推进建设步伐，与城市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共同参与城市创新决策，参与城市大事件及活动的策源与实施，把华侨城从一个企业，变成一个城市的“造梦者”，成为真正意义的“城市合伙人”，助力武汉向世界级城市昂首迈进。
通过在文化旅游产业上深厚实力和影响力，武汉华侨城极大完善了东湖旅游产品体系，助力东湖晋级为国家5A级风景区，成为聚合武汉城市品牌的巨大产业力量。
凭借绿色生态、文化旅游、公共艺术等方面的深厚经验，武汉华侨城独创性地提炼出“现代服务业成片综合开发与运营模式”，将旅游、文化、艺术、生态、商业、教育等要素充分融合，逐步兑现“四大文化公园”“三大人文中心”“两大主题酒店”“一个国际文化湾区”“一个人文社区” 的版块运营，形成立足自然生态之上，艺术与生态和谐的华侨城式优质生活。
华侨城开发的主题公园群，不仅助力武汉成为华中旅游文化的全新地标，还不断拉动关联收入，创造了就业岗位，为武汉市乃至湖北省旅游产业发展提供新的推动力。这一切，体现了武汉华侨城在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过程中的企业担当，和作为一个城市合伙人的重要使命。
与此同时，执掌文化大旗的华侨城，还赋予城市更多的活力与内涵。从2013年起，华侨城全力推进多元运动赛事开展，助力武汉向部级规格的城市运动HYPERLINK策源地发展。2016年，华侨城首次冠名赞助武汉国际马拉松，并以全新的跑团风采亮相“汉马”，并将欢乐谷作为“汉马”的终点站，让世界看到华侨城崭新面貌。
华侨城持续关注武汉儿童的成长和教育，分别冠名赞助第28届、第30届、第31届、第32届“楚才作文竞赛”，并开展“楚才大讲堂”等系列儿童公益活动，以文化灌溉幼苗，孕育城市下一代的精神气质。
连续四年举办“东湖全国青年雕塑邀请展”，数千名青年雕塑家呈现了他们的艺术观点； 41座满载创意和灵感的雕塑落户东湖，融入武汉人的生活。四年时间，为公共艺术的培育提供土壤，鼓励着青年艺术家的发芽成长，更让艺术点亮生活。
城市化与城镇化简述与区分。“城市化”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农村地区逐步演变成城市地区、城市人口不断增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断提高，同时城市文化和城市价值观念成为主体，并不断向农村扩散。
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文化、社会科技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管理水平和社会组织程度的重要标志。在国外没有城市和城镇之分，除农村外，其余均称之为城市，而在中国，除了城市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小城镇。“城镇化”是中国的一个概念。中国为什么要称之为“城镇化”，主要是当今中国大中城市发展趋向较为突出，“镇”的发育不足，城与镇级别不同，均在“下管一级”的体制之内。“城镇化”指的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城镇数量增加、规模扩大的过程。城镇化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二是第二、三产业向城镇聚集发展的过程；三是地域性质和景观转化的过程；四是城市文明、意识在内的城市生活方式的扩散和传播的过程。
现阶段我国城镇化进程状况。中国经过三十几年的发展，城镇化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1年的51.27%，这根据的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当然，这个统计是有缺陷的，在统计的城镇人口中，包括了2亿多的农民工，但这部分人在城镇中享受的是不完全的公共服务。全世界城市化水平平均是52%，所以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还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在“十二五”伊始，中国城镇化遭遇了“瓶颈”——城镇化率需要提高与城镇品质提升的压力日益凸显。因为，在中国城镇化所谋求的，不仅是以工业化、信息化来发展经济，还承载着城乡一体化、共同富裕的目标。由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国家财政向中央集中，而作为中央和地方博弈的结果：地方可以搞土地财政。
英国的城镇化：城乡同步推进、工农业现代化相结合。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英国的城市化率达到51%。这使得英国成为全球第一个有较高城市化水平的国家。1760年开始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这次工业革命中，把发展毛纺织业和加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放在第一位，从而使得大量的第一产业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产业中去。与此同时，英国也推动了农业技术革命，农业机械化的开展及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得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样既满足了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发展对工人的需求，又解决了第一产业现代化进程中大量富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保证了第一、二、三产业能够协调发展，促进了城市化发展。
拉美：无产业支撑的城镇化是低质量的、不可持续的城镇化。上世纪50年代，拉美地区的城镇化快速发展。适时，为加快重工业的发展，拉美国家将资本集中布局于几个比较大的城市，在农村地区，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快了土地与资本的集中程度。另外，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的低投入使得第一产业衰退和农村居住环境的恶化，农村大量人口不得不涌入城市，而且是发展较快的几个大城市，这造成了拉美地区的城市人口增长率远超其他国家。到上世纪70年代，拉美地区的城镇人口已占总人口的60%以上，但城市产业不能很好地吸纳这些人口，造成城市居民的贫困化，在工业部门就业的人口比重只有20～30%，以至于城镇人口贫困化比重已超过农村人口的比重，这被称为“过度城镇化”。
城乡两元文明的城镇化释义。中华五千年文明属于农业文明，其根基在农村，不在城市。在这个层面上讲，中国乡村文明是中国传统文明的载体。因此，继承中华传统文明必须继承乡村文明。这与西方则正好相反，西方文明属于工商业文明，其根基在城市，城市的发展与西方文明的兴盛衰微紧密相联。欧洲农业文明发展较快的中世纪，却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因此，西方的城镇化道路，则不必担心其文明传统被中断。
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建设统筹规划。在城镇化进程中，政府应该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即应该成为关注人民诉求的“社会人”，而不应成为单纯追求地方政绩的“经济人”，因而政府工作的重心应该在着力解决民生上。撤县建区，镇改街道，推动农民上楼，通过这些行政手段推动的城镇化使城镇人口增多了，城镇变大了，城镇化率提高了。但这种表面的城镇化应该是一个自然的进程，而且也应该是一个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进程。要警惕人为的，运动式的城镇化，严防对耕地的乱占、对自然的破坏、对农民的掠夺。
发展新能源支持下的小规模、田园式的城镇。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三十多年，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都逐步进入战略转型期。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必须和战略转型期的要求相适应、相匹配，这样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才能真正建设好。绝不能单纯追求城镇化速率与GDP的增长，而进行高能耗、高污染、高浪费、低幸福指数的病态城镇化建设。中国的城镇化要有中国特色，要发展新能源支持下的小规模、田园式城镇。
天安门向东三十公里，是廊坊三河市的燕郊镇。燕郊，名字听起来是北京的名字，属河北管辖，与北京接壤，离廊坊市区七十公里，地理位置相当于北京的东七环。
河北三河市燕郊60万常住人口中有30万人在北京工作，每天往返两地的上下班路程，让燕郊的北京工作人员疲惫不堪。“半小时到国贸”是燕郊开发商的广告词，是实话。但因为人多，下班高峰期等公交车要用一个半小时。
互联互通：加速京津冀一体化
今年，燕郊到北京，早班有了临客，花9元钱，40分钟左右就可到北京，倒换地铁上班。“看着有座位的人可以睡觉，羡慕死了。”没买到坐票的乘客多数会发出这样的感慨。而燕郊镇的人更希望可以坐地铁上下班。
“北京的地铁六号线将要通至河北燕郊、大兴线通至河北固安、房山线通至河北涿州。”今年5月，这则新闻一经报道，燕郊的房价开始上涨。地铁延长的方案固然满足了燕郊、固安等地在京工作人士的出行梦，但通州、房山、大兴的北京区县居民则担心一旦延长，本已拥挤的地铁在打开车门后还能否挤得上去，在北京各区县，增开地铁线路，显然也会被提上日程。
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纲要指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要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
在政治局会议审核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之前，由京津冀三省市政府、铁路总公司已经按照3：3：3：1的比例共同出资成立京津冀城际铁路投资有限公司，初期注册资本100亿元。未来，京津冀地区间会形成由中小城市组成的走廊带，由多条轨道交通线路串联。
5月，交通运输部《关于促进交通一卡通健康发展加快实现互联互通的指导意见》，鼓励交通一卡通实名制，并且应用在公交车、出租车、水上客运、长途客运、城际轨道、停车场等各方面。交通运输，同时要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经济带中游城市群率先启动一卡通互联互通工程。
通勤：交通联盟与“工作票”
京津冀地区交通互联，是这一区域一体化的先声。其中伴随着郊区发展，也伴随着城市群体系协调进程。在世界范围内，郊区与城市群之间，上班族交通都是个问题。
德国上班族也面临着跨城交通问题。德国的有轨交通发达，基本上实现了轨道交通公交化。票价方面，德国的城市群间有交通联盟体系，一张票在相同的路段和有效的时间内可以选乘不同的地面交通工具，用同一张票可以坐城铁后倒换地铁或公交。考虑到上班族已经缴纳税收，对城建做出了贡献，德国对上班族出售工作票，比月票便宜，每月60欧元左右，持有工作票的人，可以在某一城市通联盟内随时随地任意乘坐地铁、火车、公共汽车等交通工具。
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城市多数有卫星城。主要城市是上班族和金融、政府部门的聚集之地，而生活环境较好的都是周边的卫星城。上班时车流和人流往城里涌动，下班后人们回到郊区的家中。由于美国人口密度低，高速公路体系发达，上班族的私车是城际间交通的重要工具。在大城市内部，地铁和公交网络也是十分便捷。
睡城：是郊区化的开端
北京地铁宣武门站，工作日周一到周五的早晨八点半以后，四号线换乘二号线的通道里，都是人贴人以每步10厘米的速度前行。之所以这么挤，一方面是因为过道设计得太狭小，另一方面是因为从大兴赶赴城里上班的人多。
每天早晨，从郊区赶往城里上班的人太多了。在回龙观区域，30万人口的新城区里很少有就业岗位。大部分人早上涌到老城里来，晚上又涌回新城，造成巨大的钟摆式城市交通。
如果主城和卫星城区之间，仅仅是睡城和工作城区的关系，那么这样的城市化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因为资源显然被浪费了。上班族奔跑于主城与卫星城之间或许不可避免，但这样的人群数量显然应该减少才更合理。然而查阅历史，在城市郊区化的进程中，郊区的发展往往是从睡城开始的。
美国在1920年前后开始了郊区化进程，郊区的发展经历了从睡城开启郊区化，而后制造业和服务业逐步郊区化的进程。
1900-1910年和1910-1920年间，美国中心城的人口增长率分别为35.5%和26.7%，分别高于郊区的27.6%和22.4%，这说明美国人口仍以向中心城的集中为主。然而在1920年代，中心城的人口增长率为23.3%，而郊区为34.2%，后者超过前者近11个百分点。到1950年代，美国郊区人口增加了1900万，增长率高达48.6%，而中心城仅增加了630万，增长率只有10.7%。到1970年，郊区人口达到7560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37.2%，而中心城和农村人口各占31.4%。可以说，美国已经成为一个郊区化的国家。1980年，郊区人口达到1.015亿，占全国的比例上升到44.8%。
随着人口的郊迁，美国经济活动的重心也从城市向郊区偏移，制造业、商业、服务业乃至企业的办事机构纷纷到郊区安家落户。最先向郊区转移的经济活动是制造业，然后是商业、服务业和企业办事机构等。1940年美国的郊区工业园区有35个。到1970年代初，美国的工业园区达2500个以上。1963年，美国已有一半以上的制造业就业分布于郊区，而到1981年占比约达2/3。在商业和服务业方面，1954-1967年间，中心商业区的商业机构减少了26%，而其郊区却增加了29.9%。1962-1972年间，亚特兰大市的批发业营业额仅增加了78.5%，而郊区的5个县则增加了296.5%;同一时期，诺福克―朴茨茅斯市仅增加70.1%，而郊区的两个县则增加了223.4%。1975年，美国1.5万个郊区购物中心的年销售额占全美销售总额的一半以上。而到1984年，全国2万个郊区购物中心的销售额占全国零售总额的2/3。
当然，并非所有发达国家的郊区化进程都像美国那么迅速，欧洲城市虽然也出现了郊区化现象，但郊区化速度缓慢，中心城也并未表现出衰败的迹象。
欧洲城市有一个悠久的规划传统，每个城市的发展都有严格的规划，而且欧洲人认为文明是城市的产物，欧洲每一个大城市几乎都是一个文化中心，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魅力，人们更愿意留在主城生活。另外一个原因是，欧洲的城市分布相对美国而言，更为密集。
城市协作：提质区域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在协同，避免同质竞争，相互增益，共同进步。其中蕴含着郊区城镇化与城市群战略，包含着社会管理现代化的实验。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对京津冀三地作出了明确定位：北京定位于政治、文化、科技创新、国际交往中心。天津定位于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河北定位调整为产业转型升级、商贸物流、环保和生态涵养以及科技成果转化四个基地。
三地协同发展，进展如何？
截至5月中旬，中关村高科技企业中已经有1600多家在河北开设了分公司，1000多家在天津开设了分公司。北京将放弃大而全的经济体系，突出高端化、服务化、集聚化、融合化、低碳化，加快构建高精尖的经济结构。
2014年，天津企业在河北省投资1037个项目，到位资金总额454亿元。京津冀海关办理一体化申报121.2万票，北京、河北通过天津口岸贸易额接近800亿美元，同比大幅提升。
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显然对北京和河北也有利。
河北的产业调整也发生了积极变化。2014年，服务业对河北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50%，装备制造业已经超过钢铁，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第一主力。石家庄有卫星导航产业园;保定、邢台、廊坊有光伏产业基地;承德、张家口有百万千瓦风电基地;秦皇岛有数据信息产业基地;唐山有国家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应用试点工程及全国最大机器人产业基地。
燕郊所属的廊坊市在2014年，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518家，新增规上高新技术领域企业15家，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1.5%，新增企业研发中心17家、院士工作站2家。
优质的城市化进程，包含公众服务的均等化。今年底，武汉、长沙、合肥、南昌4市职工，在区域就医可按参保地政策即时结算。长江中游城市群四省会城市签署了人力资源和医保合作协议，全力推进再就业创业、人力资源、医疗保障等一体化服务。中国公众服务的均等化，先在城市群间实验。
城市群：奏响城市化进程强音
城市间协作，防范不良竞争导致浪费，对经济的发展无疑是一次提升质量的过程。注重规划和宏观调控的中国，在“十一五”规划中，就开始筹划城市群战略，协调城市发展。“十一五”规划明确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要继续发挥对内地经济发展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加强区内城市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增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的部署。
城市群需要资源的整合，也需要城市财政实力的支撑，显然在经济发达地区开展实验更为科学。我国目前已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珠三角五大部级城市群。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今年将“制定实施城市群规划，有序推进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同城化”。
2014年，全国GDP达到了63.6万亿元，五大城市群则超越了总量的一半。长三角核心区16个城市GDP总量便达到了10.6万亿元，占全国总量的15%。珠三角9个城市，以7.8万亿元的总量占全国GDP总量的12%。京津冀地区在2014年GDP达到6.6万亿，占全国10.4%。成渝城市群，以3.7万亿元的GDP占全国6%。长江中游城市群GDP达到4.5万亿元，占全国7%。上述五个城市群在2014年共占全国GDP总量的50.4%。
城市群战略，在中国有经济基础支撑，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区域城市，大城市与郊区卫星城之间，早已有合作发展的现实。
城市群战略，是一种顶层设计的发展。经济经由市场自发性地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会显露市场的弊端，造成资源的浪费。而城市群战略，既可以吸取美国郊区化的长处，又可以借鉴欧洲中心城市建设的经验，是科学而稳妥的发展路径。
纽约是一座新兴的城市,有“水泥森林”之称，凡是初到纽约的人大都有两个心愿：一是到世界贸易中心顶上去观光,看一看这个“水泥森林”的全貌；二是去亲眼目睹自由岛上的自由女神像。前者是时代的、商业的精髓,后者是美利坚自由精神象征,这两者构成了这个城市的整体形象。无论是北京还是纽约，也无论多么精美的建筑，历经风雨后，渐渐演变为一种形式美的物质形态，一种精神文化的载体，能寄托和唤起人们某些固定的情感。因此，可以把这些使人产生固定情感的建筑作为极其重要的城市意象。苏珊?朗格认为,艺术应当是众人的符号,而不是只有某个人单独感受到的(对象)。那么，一座城市的形象应该是众多居民和参观者能解读的,应当能让大家产生共同的类似的印象,能够感受到有别于其他城市韵味。凯文•林奇提出了著名的城市意象理论，并有专著《城市意象》充分阐释自己的观点。实则，一个有着完整、完美规划的城市，原本就是一个艺术品，借用艺术中的术语“意象”展现城市的魅力。当然，林奇的意象理论是建立在建筑学基础上的，本文是立足于美学概念的，二者的共同点在于人们对城市形象的要求总是基于物质层面上的精神诉求。这种精神诉求让建筑具备了意象功能，这种城市意象形成后就是这个城市的独特的城市文化。它是这座城市的传统，也是这座城市的独特之处。但是，在时代的发展中，它将面临巨大的挑战。特定的文化总是产生于特定的经济结构之上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再向信息社会的跃进，必将伴随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地方城市文化也将随着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变化。在城镇化的背景下，大量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而拥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传统城市建筑被挤占，使这些城市的历史、文化韵味被大量的现代建筑取代，使城市逐渐丢失了自己的特色。
根据林奇的城市意象理论，城市意象包含三个要素：个性、结构、意蕴，其中，最重要的是个性。一个可加工的意象首先必备的是事物的个性，且具有独立存在的唯一意义。一座城市要与其它城市区别开来，就要保持自己的个性。事实上，一座城市的物质存在，应该是这个城镇历史、文化、精神和情感的体现，也因此它才能保持自己的个性。当前，遵义的城镇化化建设如火如荼。该如何吸取其他地区城镇化建设的经验，把遵义建设为有特色的“三宜”城市，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失败的个例已经警示：遵义的城镇化建设不能一味照搬照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使自己在发展中失去特色和个性，而应该结合自身历史和文化特点，在充分发掘传统的、有“红色文化”价值建筑的作用的基础上推进城镇化进程。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娄山关激战……，红色文化是遵义这座城市最鲜明的特征。因为它们见证了了那个战火纷飞的艰难岁月，见证了那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红色文化是遵义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特殊文化，也是遵义的城市标签。在全球化背景下，要建设有个性的遵义，就要抓住这段特殊的历史，充分发挥遵义红色文化的优势，塑造遵义地区“城市精神”。红色文化是遵义文化的核心，抓住这个核心，才能打造有特色的遵义。
红色建筑是红色文化最直接的物质表现形态。红色建筑是指自1840年以来与中国近现代革命运动、重大历史事件或者英烈人物有关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建筑物，如会址遗址、旧址、革命者旧居、革命烈士陵园、纪念碑、纪念馆等。遵义的红色建筑主要是指红军长征途经遵义时使用过的某些建筑物，由于活动的重大意义而使得其具有重要纪念价值的建筑。遵义的红色建筑很多，分布于遵义的各个角落，它是中国革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遵义红色建筑的主要包括会址旧址、遗址，住址、纪念碑、烈士陵园烈士墓等。在注重国家文化软实力、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今天，对包括红色建筑物在内的一系列红色文化资源，已不能用简单的经济价值衡量，其价值不仅在于它给人以建筑形态的美感，更在于它能从灵魂深处给人以震撼，让和平年代的人们、让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一定成绩、物质生活有较大改善的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从革命精神中汲取营养，产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因此，遵义城镇化建设中的文化保护，最重要的是对这“精神层”文化的保护。发挥遵义地区的传统文化优势，并使其在城镇化建设中体现出来，有利于遵义的城镇化建设。保护和继承遵义文化，要吸收其精华，深刻理解其精髓，这样才能使其得到传承和发展。因此，遵义城镇化建设首先是要从总体上提高对遵义红色文化尤其是红色建筑保护的重视。规划者要树立对地方优秀文化保护的意识，在进行城镇规划时，除了考虑自然环境、经济、人口等方面的因素之外，还要结合遵义在社会历史和文化方面上的实际，正确认识红色文化及载体红色建筑所具有的独特的价值，在进行城镇化规划时，要给予特别保护，因为它是遵义的城市标签。当然，打造遵义的城市形象，光靠红色文化还是不够的，还要用本土特有的浓郁风情和文化特色来塑造城市的外形，来铸造城市的物质躯壳，来充实城市的内涵。
党的十八大提出海洋强国战略，将海洋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随着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上升为部级平台，明确了“一核两翼三圈九区多岛”的空间布局，三门湾迎来了开发建设的机遇。夏宝龙书记在全省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指出：“要把三门湾区域建设成为长三角地区生态环境良好、发展水平较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海湾”。当前，三门正处于加快沿海开发的关键时期，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是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突出矛盾的重要举措；是改善城镇居民生活环境与条件加快城乡一体化的必然选择；是实现跨越赶超发展的基本途径。按照省委、台州市委的战略部署，要大力实施海洋强县战略，规划建设“海洋经济产业创新示范区、部级现代农业示范区、三门湾滨海休闲旅游区”三大功能区，加快推进具有三门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三门城镇化建设的历程
三门的城镇化建设进程属于政府主导型，从政府的有关区域发展战略以及行政区划的变更，就能勾画出三门城镇化的基本历程。
乡镇行政区划的调整，推动三门城镇从小散、多层向规模、高效转变。行政区划是国家权力的空间或者地域的分割和配置，对于城镇结构状况和城镇系统发育水平具有直接的行政干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三门行政区域历经多次变革调整，从1950年实行乡（镇）村制到1992年大规模的“撤区扩镇并乡”，三门从最早的7区、1镇、56乡调整到10个镇、6个乡。2001年以来，三门县委县政府又从乡镇的历史、现状、经济发展的趋势、人流物流的流向等实际情况出发，先后对亭旁、珠岙、海游等部分乡镇进行两次行政区划调整，到2004年，形成了现在10镇、4乡的行政发展格局。
县域发展战略的演变，推动三门城镇从山谷沿路向滨海结构跨越。发展战略对城镇化的发展布局具有指导、引领作用，战略布局到哪里，城镇化就推进到哪里。过去，三门的城镇主要布局在西部狭长山谷地带，发展空间局促，制约了城镇化的推进。2001年以来，三门县委、县政府先后提出了“东拓西扩”、“工业南下”、“三港三城”的战略谋局，县域生产力布局不断优化，城镇建设逐步向东部沿海推进，形成了环海游港区块建设滨海新城、环健跳港区块建设华东电力城、环浦坝港区块建设沿海工业城的城镇化布局，逐步构建起了产业、城市、港口三位一体的发展格局。2012年，县委、县政府审时度势，继承和发展了以往的战略谋局，提出了“海洋强县，绿色发展，民生优先”的战略，着力建设“山海秀丽、城海相融”的美丽三门，促进城乡共同繁荣，滨海特色的新型城镇化正在加速形成。
城镇经营理念的转变，推动三门城镇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迈进。党的十六大以后，城镇化模式开始转变，更加重视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和城市管理的优化。城镇经济加速升级。核电、火电、造船、新能源汽车等临港产业加快发展，橡胶、机电、工艺品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县城范围内的医化企业全部转产转移，产业层次、内涵不断提升。城镇功能日益提升。建成了一批城市公建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城镇道路破烂、交通拥挤、供电紧张、缺水等问题得到切实改善。城镇环境不断优化，完成省级生态县创建工作，生态环境质量位居台州市前列。城市管理进一步加强。积极推进省级文明县城、省级卫生城市、省级园林城市等创建工作，大力推进“数字城管”，城市管理水平得到较大的提高，成为全国20座最具发展潜力城市之一。
城镇化进程中忽视了
海洋文化建设
近年来，三门城镇化建设依托地缘优势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依然面临一些问题和矛盾，尤其是作为东部沿海城市，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没有与海洋文化特质有机融合起来，城市建设无法体现海洋气息，这些都制约了三门城镇化进程的健康发展。
城镇规划建设缺乏海洋元素。当前，受国际都市化进程等影响，许多地方的城镇化采取简单的复制形式，片面追求高大、雄伟、气派，失去了地方应有的特色。三门依山、临溪、滨海，极富区域特色，但多数来过三门的人，无论从高枧、吴岙等北口入城，或者从现在的岭口高速出口入城，一直到健跳港，都没有人会觉得是到了一个滨海县城，狭长的山谷地形，根本不会让人想起这是一个海边城市，主要原因在于城镇规划建设过程中没有做到因地制宜，尤其是在打造休闲空间方面，不论是空间的分割，还是建筑、景观及产品的打造上，都没有体现出海洋开拓、包容的特点，缺乏海洋气息与特色，无法让人有置身海滨城市的感觉与体验。
海洋文化产业发展滞后。海洋文化产业是指从事涉海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涉海文化服务的行业。三门海洋资源丰富，但海洋文化产业尚处于起步状态，整个发展没有系统规划，海洋文化产业人才、技术、资金缺乏，在手项目不多，蛇蟠岛文化创意产业园等项目尚未实质性启动。有沿海特色的服务业发展滞后，三门的海鲜小吃品种多样，在周边都有一定的名气，尤其是近几年来，通过举办青蟹节，知名度在不断提升，但整个海鲜产业链不长，也没有上规模的专业海产品市场。同时，一些海洋的保健、休闲、娱乐项目设施也缺少，接待消费能力弱，产业比重低，档次不高。
城镇海洋人文精神缺失。城市的人文精神是一个城市的灵魂，与市民的社会心态、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密切相关。历史上，三门与同处沿海地区的玉环县相比，发展基础、发展水平差不多，但玉环紧紧抓住了改革开放的机遇，一跃成为全国百强县，而三门还是浙江东部沿海唯一的欠发达地区，这里面除了客观因素之外，也有人文方面的因素。比如，少数山区乡镇深受农耕文化影响，解放思想、创业创新的意识不够。在城市人文主题的表现上，缺乏海洋文化的地标，难以引发人们对滨海城市的联想。比如，人们提起渔人码头，就想到了旧金山，提到鱼尾狮就想起了新加坡，三门正是缺少这些类似的、只要一提起来人们便会联想到的城市特征。
海洋文化生态开发保护有待加强。当前，三门海洋文化生态总体处于无序、粗放开发的状态，一些海岛村落、无人岛、湿地、滩涂等资源，在城镇化过程中因建筑用地的日益扩张、工业企业的快速发展，正遭到不同程度的侵蚀、破坏，生态服务功能不断退化，特别是海岛村落，缺乏总体规划，海岛文化、农渔文化正在逐步消失，海岛景观之美、物产之美、文化之美正在被城镇化建设“格式”化。
以海洋文化引领三门
新型城镇化建设
文化是一个地方的气质、风骨和灵魂，是城镇化建设的根本动力，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步伐加快，文化驱动战略已经成为区域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发挥区域文化优势，助推城镇化建设，是当前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着力点。
关键词：城镇化；文化断裂；文化传承；文化路径
中图分类号：G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11-0111-06
新型城镇化提出要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看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样诗情画意的目标，这意味着城镇化需要从过去“大干快上”的粗放式发展，转为注重内涵质量的“人的城镇化”。可惜的是，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桎梏造成了城乡的巨大差距，加上当前“摊大饼”式的土地城镇化对农村空间的挤压，使得城乡文化发展出现了生态失衡。当前功利化、粗放式的城镇化其实质是文化的缺失。事实上，无论是城镇化的硬指标还是城市的软实力，均离不开城市文化的支撑。本文将聚焦城镇化进程中文化的缺失，剖析城镇、农村、城乡出现的文化断裂现象，进而分析其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构建产生的负面影响，提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文化转型的对策。
一、城市生长与文化的失衡
党的十六大以来赶超式的城镇化造成了城市生长与文化的失衡。1978―2010年间，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协调程度虽然呈现出上升趋势，但总体上较低，且工业化水平始终高于城镇化水平。但自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把城镇化作为国民经济的主要载体”以来，地方政府逐步把“土地”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土地城镇化伴随着工业化获得了赶超式发展，201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当前的城镇化率为53.73%。当人们为之欢呼雀跃的时候，必须看到，城镇化率达到50%的时期，既是经济繁荣的发展期，同时又是城市建设矛盾凸显期，也是“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期。
事实上，城市生长与文化之间的失衡成为当前一个突出矛盾，其表象如下：一是人口拥挤、高额医疗、就业困难、房价虚高、交通堵塞、环境恶化、人情淡漠、生态破坏等各种“城市病症”越来越加剧，且呈蔓延趋势。特别是大城市的快速膨胀超过人们的预期和承受范围，“逃离北上广”成为一呼百应的集体叹息。二是地标建筑、中央商务区、主题公园等体现繁华、时代、潮流的现代建筑越来越挤压城市空间，成为政府或地产商的投资热点。以城市超高层建筑为例，人们一方面感觉到泡沫的潜在危机，另一方面仍然趋之若鹜。资料显示，全球在建摩天大楼中有87%在中国，预计2022年中国摩天大楼总数将达1318座，其中80%将建在经济不发达的内陆地区。三是城镇基础建设的粗俗与浮华。在城镇基础建设中，重形式、轻设计，重地表、轻地下，重当前、轻长远，重物质、轻内涵，造成基础建设要么千城一面的趋同化，要么满足于简单模仿国外风格。四是资源争抢和协同发展的焦虑。虽然一线城市认识到城市承载几近极限，认同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必要性，但仍然为了本位利益维持对资源配置的特权。以京津冀为例，在资源方面形成“北京吃不下、天津不够吃、河北没饭吃”的格局，京津冀一体化仍然面临局部利益纠葛。
伊利尔・沙里宁指出：城市混乱、拥挤、恶化仅是城市危机的表象，其实质是文化的衰退和功利主义的盛行。当我们看到城镇化驱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党的十六大以来赶超式城镇化造成的文化失衡。文化是城市科学发展的精神支柱，中国的城镇化如果没有内在的先进文化作为指导，“城市病”将愈加严重并继续蔓延。
二、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诉求
（一）人与自然的文化诉求
城镇化需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世界城镇化发展历程看，从农业文明发展到工业文明、进而迈向生态文明是一个必由之路。但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城镇化进程中出现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并存的现状，发展阶段的不同和政绩考核的导向刺激着各地政府依靠资源投入博取短期发展的热情。当全球为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投来赞许和羡慕的目光时，蓦然发现中国在2009年就已经成为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第一大国，而国内城市“十面霾伏”更是成为民生热点问题。以北京为例，自2001年申奥成功后就考虑治理空气污染，累计投入资金1200亿元人民币才使2008年的空气质量显著改善；在送走各国奥运健儿和世界友人不久，2012年至今北京的雾霾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2014年1月北京市长就7600亿元预算治理雾霾进行表态，甚至强调投资1万亿元也值。
我们已经看到西方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从大发展到大污染、再到大治理的教训，为何还是重复、甚至过犹不及地重演发展中的环境悲剧呢？《盖娅的复仇》已经证明：如果人类破坏了大自然平衡，那结果只有两种：一是人类倾其所有、永无休止地修复环境工程；二是人类面临大规模疾病和死亡。任何企图掠夺、征服、对抗自然的行为，只能换取短暂的喜悦和长久的痛苦。维持人与自然的良性关系，除了制定相关政策外，更多地要考虑城镇化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城镇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文化诉求。
（二）人与人的文化诉求
城镇化除了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外，还需要人文城市的发展理念，注重人与人的文化诉求，主要处理好以下三个问题。
1.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农民文化转型的困境
中国面临着规模庞大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任务，2020年前“3个1亿”问题的核心是存量农民工和增量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而人的流动、人的就业、人的融入和人的幸福等具体问题直接影响到“以人为核心”能否落到实处，需要关注农民文化转型的诉求。
2.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公平对待的文化诉求
在房价、教育、医疗、就业等巨大压力下，流动人口的涌入使得城镇原有户籍人口产生了相对剥夺感。虽然限制人口流动的隐形篱笆正在逐步拆除，但一线城市仍然设置了“积分制”等落户政策，对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提供不平等的社会福利。
3.大众文化资本的积累困境
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造成了城乡社会资本的重构，同时又依赖文化资本的积累和投入，而文化资本的质量和数量影响着城镇化的质量与效率。现实中人与人之间更多考虑的是共同利益的合作和交流，亲情、友情则在匆忙的脚步和快速的节奏中渐渐被遗忘；人们生活在似乎没有邻居的社区里，闲暇时间也更多沉浸在高科技电子产品的私密空间里。可以说，大众文化资本的质与量问题，其核心也是人与人的文化诉求。
（三）人与社会的文化诉求
强调城镇化进程中人与社会的文化诉求，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的不平等制度造成了城乡巨大差异，“城市偏向”的惯性思维深刻地嵌入人们的思想。人们长期接受附属在户籍制度上的住房、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也认同了固定资产和社会公共事业发展的城市优先政策，甚至国家也从《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层面上规定了土地要素在城乡之间不平等的交换。
二是城乡的失衡发展隐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近年来，包括非法讨薪、违章拆迁等突发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关注，甚至出现危及公共安全的。与此同时，仇富、仇官成为一些弱势群体的普遍心理，憎恨腐败、呼唤公平的网络舆情突现公众对“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诉求。
三是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文化诉求。改革开放以来，关于“道德滑坡”和“道德爬坡”引起了激烈争论，但无论是草根群体还是政府官员都不得不面对一个不争的事实：当前社会出现了大量触目惊心的道德滑坡现象。有学者从认识偏差、信仰缺失、官风不正、名实不符四个方面进行了社会因素的剖析，但不可否认，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错位发展是重要的内在诱因。
因此，城镇化推进需要营造“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层面价值取向，城镇化不仅是经济指标上的城镇化，更是城乡一体化和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协同发展的城镇化。
三、城镇化进程中文化的断裂
（一）城市文化的断裂
1.未能较好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根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作为历史文化积淀的集聚地，城市成为文化遗产的中心，形成了103座历史文化名城。但随着近代炮火硝烟的摧残和十年“”的文化浩劫，城市承载的岁月记忆和灿烂文化渐渐消退。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也在城镇的拆迁中严重破坏，虽然不乏振聋发聩的可持续、保护式开发的呼声，但建设性破坏的现象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此外，在快速造城的过程中，忽视城市意象及视觉设计，忽略了城市美学及形象传播，千城一面的城市形象大大降低了城市的人居环境质量。特别是一些资源型城市，在人们疯狂地从不可再生的资源的开发中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留下的是满目疮痍的土地、河流和山川。反观伦敦、维也纳、柏林、罗马等世界名城，不仅较好地传承了持久弥香的历史文化，保留着老街、石屋、残桥、小河、古树、马车等远古风韵，而且成为各种现代思潮文化的汇集地。经验证明，割断传统的历史文化不仅缺少理性，而且还很可能质变为一种“文化创伤”。
2.没有较好地传播中华文化的种子
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忽视传播中华文化的种子，造成了民众文化的崇洋。在20世纪30年代，旧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际，外来消费主义文化就在上海扎根落户，人们出落于剧院、舞厅、跑马场，上海成为“东方的巴黎”；而原来活跃于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先进“左翼”文化则被边缘化。后来，在以“教育人民”为目的的“工农兵群众文化”熏陶下，城市的大众文化又处于极度单调和压抑的状态。改革开放之后，大众文化得到真空式的释放，韩剧、洋快餐、洋节迅速在城市成为潮流，特别是以“符号和形象”为特点的消费文化备受城市年轻一代的崇尚和追捧。可以说，近代中国未能较好地传播传统中华文化的种子，客观上造成了民众民族文化自尊心的丢失。二是近10多年“三个集中”过程中的快速造城忽视了城市文化的培育，新城市的建设更多地关注了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忽视了人口集聚伴随而来的文化需求。在缺乏文化之根和文化种子的城市里，人们的行为准则、价值观念、精神信仰、思想道德等意识形态就会变得脆弱而善变，城市文化极易在外来意识形态冲击下发生断裂。
（二）乡村文化的断裂
1.传统村落的消失使乡村文化失去有形载体
农耕文化的日益衰落造成了乡村文化的断裂。农耕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千百年来，灌溉的分散和道路交通的便利让农民集聚起来，华夏大地上便出现了星罗棋布的自然村落。这些村落，不仅是农民安身立业之所，同时也是乡土文化的源头。近年来，伴随着地方政府土地城镇化的“锦标赛”，大拆大建的跑马圈地使得整个中国似乎成了一个大工地。城市的扩张迫使自然村落的消逝，2000年，我国的自然村总数为363万个，到了2010年锐减为271万个，大约每天消逝250个传统村落。由于传统村落是乡村民间文化的有形载体，因此村落的拆除也就意味着拆除了祖传的民俗和邻里文化，拆除了乡土的那份质朴感，甚至拆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基。在城镇化背景下，有的农民选择了留守，有的选择了进城务工，有的被迫安置进城上楼，但割舍不断的是民间文化中的那份乡愁。2014年马年春节前后40天的时间里，共有约36亿人次迁徙，农村的“老家”成了大家共同的守望。但是可以预见，当老家的更多村庄在城镇化进程中不断消失，当老家更多熟悉的面孔迁移到远方，老家将再也不是思念中的“老家”，乡村的文化终将断裂。
2.乡村文化承接主体缺失
或许有人强调，城镇化并非意味着农村的消失。的确，除非是城市国家或海岛国家，否则更广袤的土地上依旧是乡村。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当前仍有26894万左右的农民工群体，这些群体游离在城市和农村之间，难以真正在城镇安家落户。房奴、孩奴、漂族、蚁居等社会现象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难以真正市民化的真实写照，特别当他们无法真正在城镇扎根时，仍然坚守着对城市的期望。还有少数农民成为政府拆迁的受益者，他们凭借拆迁或安置补偿款成为新市民，在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上追赶“官二代”“富二代”，贴上了“拆二代”的污面标签。在当前全国人均1.52亩基本农田的承包经营规模下，工业化欠发达地区的青壮年农民只有进城务工才有可能实现富裕，由此，村庄空心化留给农村更多的是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村庄内部文化承接主体的缺失使得乡村文化建设缺少必要的群众基础，这也是乡村文化断裂的重要原因。
诺思则修改了哈耶克制度演进的行为假设，引入认知维度异曲同工地揭示了制度演进的内在规律。由于城镇化进程中包含许多不确定问题，且存在短期土地城镇化等有限理，而且许多信息是不完备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按照诺思的理论，可以得出文化的传承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城乡居民自发沟通、认知、认同基础上形成非正式制度形式的文化；二是政府主导下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文化法规，即正式制度型的文化传承。在新的自生自发的文化和组织化文化的基础上，城镇文化发生制度上的变迁。按照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城镇文化制度的变迁通过政策实施反作用于文化传承，继而周而复始地推进文化的螺旋式演化。
2.城镇化进程中文化传承的路径
从文化传承的制度分析框架可以看出，哈耶克进化论理性主义推进自由社会城镇化文化制度的形成路径，相当于诺思非正式制度形式的文化传承；哈耶克建构论唯理主义推进全权社会城镇化文化制度的演进，与诺思正式制度文化的传承不谋而合。由此，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传承存在两条基本路径，即柔性的、非正式制度式的文化自由演进路径和刚性的、正式制度式的政府主导文化演进路径。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性别、不同阶层、不同代际等群体之间存在文化的差异，这种差异会引起社会阶层的分化，也决定了城镇化需要多元共存的文化。但多元的文化需要彼此的交融、认知和认同，才能有助于缩小群体的社会距离。因此，文化需要自由的演进空间，并且这种演进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文化的自由演进促使群体无意识填补文化的断裂，修正城镇化进程中城乡文化的失衡，并形成新的自生自发的文化和城乡社会秩序。可以看出，非正式制度式的文化自由演进呈现柔性的特点，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增强社会凝聚力。
与此同时，城镇化快速推进催生了文化制度建设的紧迫性，特别是在文化断裂和西方文化不断渗透的背景下，中国的城镇化需要适合自己的、先进的文化基因作为基础。这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是重视文化遗产，特别是保留中华传统精髓文化的根，离开了文化的根，城镇化进程就可能在功利化和西方消费主义影响下迷失方向；二是需要政府主导先进文化的方向，坚持自身的文化发展道路，践行先进的核心价值观，从而夯实城镇化的制度化文化基础。显然，正式制度式的政府主导文化演进路径区别于非正式制度式的文化自由演进路径，这是一种刚性的文化传承路径，并通过文化制度的反馈反作用于文化传承，继而产生新的演进。
总之，要素粗放投入式的土地城镇化终将不可持续，其背后是功利主义至上和城镇文化的缺失。赶超式的城镇化带来了城市文化、农村文化和城乡文化的断裂。在中国转型升级之际，城镇发展观需要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文化需求。在哈耶克和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框架下，我们可以发现城镇化进程中文化的传承存在两个共存共依的路径：一个是柔性的、非正式制度式的漫长的文化自由演进路径；另一个是刚性的、正式制度式的政府主导式的文化构建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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