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为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与快速发展带来重要机遇，尤其是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等战略思想的提出及其实践，使得以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为对象的社会学的地位与作用日益突出。在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社会矛盾突出，社会建设的任务艰巨而紧迫，中国社会学也面临重要的挑战与发展机遇。2010年，中国社会学者在积极应对这种挑战与机遇中，在社会学学科发展和服务社会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与观点。
理论自觉――中国社会学走向世界学术格局中心的必由之路
在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30年之际，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郑杭生教授在《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等论文及相关发言中，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做了深入反思与总结，并明确提出了“理论自觉”概念和命题，认为中国社会学要有正确认识自己、正确认识别人、正确处理与欧美社会学关系的“理论自觉”，要自觉认识到我们的目标是创建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而不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要实现“理论自觉”，一是要注重研究和解答大问题，即要对世界性的“人类困境”和中国本土性挑战做出自己的理论概括，二是要对“传统资源”做出自己的理论开发，三是对“西方学说”做出自己的理论借鉴，四是对“中国经验”做出自己的理论提升。“理论自觉”概念与命题的提出，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强烈共鸣与认同，一些学者以更加明确的理论自觉意识对不同领域的研究加以反思、总结和展望。
在2010年的相关会议（如第九届人类学高级论坛、“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研讨会、中国社会学2010年学术年会等）发言和相关论文中，郑杭生教授对“理论自觉”做了进一步的深化。他指出，在近现代社会科学的世界格局中，欧美处在中心地位，中国则处在边陲地位，作为“西学东渐”结果的中国社会学，更是处于边陲地位，许多中国社会学者缺乏理论自觉，往往习惯于用西方的概念来裁剪中国的社会现实，而不善于以正确的立场和方法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精华为我服务。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地位、理论内涵、理论学派，都离不开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理论自觉是提高中国社会学理论地位的有效途径，是提升中国社会学理论内涵的内在要求，也是形成社会学中国理论学派的巨大动力。中国社会学应该充分利用中国社会历史性变迁的巨大舞台和现实性宝贵资源，提炼和创造自己的概念、命题和理论，形成自己的学术话语，为世界社会学增添中国社会学者自己的创造。
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转型和发展，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各学科如能抓住机遇，进一步加强理论自觉，加强学科间的交融与合作，不断推进自主理论创新，提升学科理论水平，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理论，就会提高自己在世界学术话语体系中的话语权。
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等单位主办的“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研讨会于2010年7月在海拉尔召开，与会学者对理论自觉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更加广泛的共识，理论自觉意识更加明确和强烈，中国社会学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强调“理论自觉”的新阶段。
郑杭生教授强调“理论自觉”概念和命题是对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概念与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从郑杭生教授的社会学学术历程看，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等理论的提出与发展，都是运用世界学术眼光，立足中国社会现实、开发中国传统学术资源、借鉴国外社会学理论前沿，对自己进行反思、对别人加以审视，从而提炼自己特色的结果，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典范。“理论自觉”概念与理论视角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必将对中国社会学由世界学术格局的边陲走向中心、更好地服务和推进中国社会建设产生持续而重大的影响。
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约15年――社会建设重在调整社会结构
2010初，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新书会召开，这是继《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2002）、《当代中国社会流动》（2004）之后第三个对中国经济社会进行全面阐述和剖析的研究报告。
报告指出，当前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社会矛盾和问题正在凸显、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内需难以扩大等重大问题难以有效解决，其根本原因是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发展不平衡。据课题组测算，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大约15年。当代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达到工业化的中期水平，但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这是当前中国最大的结构性矛盾。如果不及时调整社会结构，那么中国经济社会中的许多问题将不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当前中国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社会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要像抓经济建设那样抓社会建设，协调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加快社会结构调整，优化资源与机会在社会成员中的配置，这也是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平衡发展，社会和谐、稳定、进步的必然选择。在当前重点推进社会建设，就是抓住了解决矛盾的关键，其他许多矛盾也可得到较好的解决。
陆学艺教授还建议，社会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国家应该组建一个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对整个社会建设进行宏观协调统筹、规划、组织、调控，使各项社会建设工作有序有效进行；应该把社会建设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四位一体排序中的第四，改排为第二，即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实践运行的逻辑应该是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提高社会建设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有利于调动全国广大干部和群众参加社会建设的积极性；此外，应该在每年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前后召开一次社会建设工作会议，或者两个会合并召开，更名为经济社会工作会议。
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尤其是城乡结构、阶层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区域结构等方面的不合理，成为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社会结构调整，尤其是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加快城市化进程，从而带来内需的大突破，将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突破口，无疑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本途径。
民族政策的“政治化”与民族“二元结构”
2008年拉萨“3-1”和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后，民族问题引起更多社会学者的关注。北京大学马戎教授近年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中国在民族政策问题上应吸取中国历史中的宝贵经验，并借鉴美国、印度、前苏联等处理族群关系的策略与经验教训，以民族问题“文化化”取代“政治化”的新思路，培养和强化民族―国民意识，逐步淡化族群意识。马戎教授还呼吁在民族问题研究中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民族理论和政策进行反思。这些观点引发了民族研究领域和关心民族问题的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思考，民族学人类学的一些学者也与其展开了深入的争论。
在2010年的系列演讲与文章中，马戎教授继续深入探讨“政治化”、“民族化”政策的影响及其后果，认为中国社会结构中“城乡二元结构”倍受关注，但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另一类“二元结构”，即在许多领域中存在于汉族公民与“少数民族”公民之间的系统性制度化区隔却为人们忽视，这种二元区隔表现在行政区划的民族区隔、教育体系（学科设置、学校制度）中的民族区隔、民族研究的学科区隔、政府工作业务的民族区隔，以及媒体和文化娱乐中的民族区隔等各个方面，在社会转型和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这种普遍存在的民族区隔，在另外一个维度上把中国社会一分为二，这不仅在深层上冲击了中华民族认同意识的构建，也带来了当前两部分国民交往中一系列值得关注的各种社会矛盾、利益冲突和文化隔膜，对和谐社会建设非常不利，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虽然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着许多经济社会问题，但是从苏联的演变态势来看，中国存在的最大社会问题是民族关系问题，中国今后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国家分裂。民族区隔的“二元结构”使得政府领导人、学术界和广大民众都丧失了在这一问题上获取知识的渠道和对相关信息的敏感神经，应积极设法及早改变这一状态。
马戎教授呼吁研究中国社会的各界学者们必须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问题，关注各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和国家认同程度的变化，关注对建国60年来我国民族理论和政策实践的反思与改进；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学者们也需要把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放到中华民族整体发展的大框架里来思考，大家从两方面共同努力打破现存的民族“二元结构”，才能确保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发展道路上更加团结和自信。
在当今世界，民族或族群仍是政治动员和利益诉求的重要手段。在当前中国社会快速现代化转型的阶段，努力消除民族之间的各种二元结构区隔，促进各民族之间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心理层面的整合，强化国家认同，是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重要任务，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
理性化与感性化相结合促进意识形态安全与和谐社会建设
刘少杰教授在其承担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政治意识形态安全与意识形态现代化的社会学分析”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对当前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相关问题做了深入分析，认为中国社会学应当借鉴西方社会学重视意识形态研究的学术传统，对中国社会各种层面的意识形态问题做出应有的回答，要有费孝通所主张的“文化自觉”的态度，注重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的研究，尤其是在当代文化视觉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持续传承的背景下，重视感性意识形态的现实意义就更为突出。当前中国各种社会矛盾突出，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加强制度建设，但我们在社会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往往仅仅专注于组织化、理性化的正式制度建设，而忽视支配基层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和行为的习惯、习俗和惯例等非正式的感性制度。应当兼顾制度建设的理性化和感性化，并努力实现二者的融合，只有把那些针对不同目标、追求不同利益、坚持不同准则的理性化制度，同那些在指向目标、追求利益和行为准则等方面都具有模糊性的感性制度联系起来，在社会成员的生活意识中实现二者的结合，才能使理性化制度由逻辑条文变成现实的能够真实规定人们行为的规则。
以战略思维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郑功成教授在《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未来发展》一文中，基于战略思考对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之路做了深入探索。他指出，社会保障作为各国重要的基本制度安排，由维护稳定、保障民生的工具转变为维护公平正义、实现合理共享的财富分配机制，是一条不可逆转的发展规律。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之路，就是要在尊重这一制度的客观规律与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最终将人民引入一个安全、平等、自由、尊严的福利社会。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已经进入十分关键的时期，特别需要战略思维，需要从国家层面对整个社会保障体系进行顶层设计，之后才是各项具体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战略目标，应当是从弥补制度缺失、构建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入手，不断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群体之间的差距，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地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沿着公平、普惠、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在解除人民生活后顾之忧的同时，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并增进人民的幸福感，切实维护个人的自由、平等与尊严，最终迈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社会。这一目标任务将通过三个阶段来完成：第一阶段（2008~2012）：构建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保障制度，为全面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二阶段（2013~2020）：实现社会保障制度全面定型、稳定发展；三阶段（2021~本世纪中叶）：社会保障由基本保障型向生活质量型转化，成为合理分配财富的基本制度保障。
超越直觉经验：农村社会学理论创新之路
中国人民大学陆益龙在《超越直觉经验：农村社会学理论创新之路》一文中，对中国农村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做了深入的总结与反思，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学在农村研究方面虽有量的增长，但学科建设并无实质进步。农村研究中主要问题一是“问题取向”的研究，二是经验研究的过密化与理论范式的缺乏。“问题取向”的研究有将农村预设为“问题”社会之倾向，其研究和表述有可能会建构和夸大乡村社会的“问题”，而且，过多的“问题”（problems）研究，而非“问题”（questions）探究，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农村社会学的视野，仅仅关注问题与对策而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撑和科学系统的研究，反而给农村发展制造新的麻烦。经验研究的过密化与理论范式的缺失主要表现为研究过于依赖直觉经验，经验研究缺乏必要的理论导向，只是简单重复一般化农村调查，调查方法缺乏科学系统性。
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学术研究杂志社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中国社会科学前沿论坛”于2008年11月12日在广州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林雄出席论坛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高翔，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江海燕，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田丰，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前主席颜泽贤，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和《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江苏社会科学》、《广东社会科学》等学术刊物的代表共100多人参加了本次论坛。
武寅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向此次论坛的召开及《学术研究》创刊50周年表示祝贺。武寅指出，在深入总结30年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重要时刻，在努力创造中华民族更大成就的历史新起点上，召开中国社会科学前沿论坛，为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为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开了新的思路，为理论创新和学术进步搭建了新的平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林雄在讲话中指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加强学术研究与关注当下的现实问题紧密结合起来，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途径，在广东举办“第二届中国社会科学前沿论坛”，必将对活跃广东的学术气氛、推动广东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成就与前瞻”。改革开放3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实践，深刻地改变了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面貌，党和人民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所创造的伟大成功经验。同样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建设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和源泉。在新的发展时期，如何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深入研究和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所肩负的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举办这次论坛的目的，就是通过回顾和总结30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取得的成就与经验，探讨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和前沿问题，促进学科融合与创新，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建设。与会学者深刻认识到，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必须在吸取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当代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根植于中国经验，提出中国问题，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只有这样，中国社会科学才能无愧于伟大时代，并对世界学术做出自己的贡献。论坛对以下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一)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
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以此形成当代社会科学的中国形态与中国表述，是一项复杂而长期的任务。近代以来，为了改变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和不平等的国际格局，一代代中国学人为中华文化的复兴、为中国学术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做出了不懈努力。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走出一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理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因此取得了空前的繁荣。但也不能不看到，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和当代中国现实所提出的要求之间还有距离，一些根植于西方经验、在别国行之有效的理论，运用到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学术往往如方枘圆凿甚至南辕北辙；僵化的学术体制所制造的苍白的学术泡沫，也日益严重地遮蔽着中国问题的本质。这一切都提醒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尽快树立学术责任感和紧迫意识，致力于立足中国现实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建设，形成中国学术话语的自主性，促进中国的学术自觉和文化自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马克思主义当展，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建设的核心命题。汪信砚(武汉大学)在发言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范式论意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走向世界，要对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自己的贡献，就必须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这样的学术话语体系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础上形成。赵敦华(北京大学)在提交的论文中着重论述了建设中国哲学现代形态问题。他认为建设中国哲学现代形态必须立足现实，实事求是，力戒各种形式的“土教条”和“洋教条”。中国哲学现代形态集“中西马”于一身，这是近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造就的事实，也是我们今后要继续推进的研究方向。朱立元(复旦大学)认为，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文艺理论最重要突破之一就是“文学是人学”命题的重新确立，这是立足于当时的现实，重新思考和认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取得的重大进展。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消费主义思潮和大众文化的弥漫，人性问题以另一种方式在文艺和审美中再度迷失，因而对这一命题重新解读和再度阐发，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学是人学”命题的时展。从一个侧面见证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推进过程，也揭示了经典理论与时俱进的内在要求。邹诗鹏(复旦大学)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年度总报告2008'’为题，介绍了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动向。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无疑是目前国内外学界都在积极探讨的课题，它是目前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模式也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领域，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要尊重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不能一概以西方话语分析和命名中国模式，但总的来说，国外很多研究缺乏对中国经验的解读能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性及其世界意义的解读与阐释，还得依靠中国的思想家与理论家。此外，王雨辰(中南财经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刘森林(中山大学) “从‘劳动’到‘实践’――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核心范式的转变”、李恒瑞(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改革开放实践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改革开放观”、李佑新(湘潭大学)“思想研究的现代化范式问题”等发言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当展进行了阐述。
在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应用学科领域，总结中国经验，建立中国表述，形成具有自主性和创新性的当代中国学术体系，更具有现实紧迫性。颜鹏飞(武汉大学)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之处，阐述了构建中国形态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和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性。他认为，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社会发展模式，是无法用西方既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型来进行诠释的。中国学术界尤其经济学界要从西方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的羁绊中解放出来。就必须不断总结新的经验，提炼新的课题，提出新的理论，进行具有中国形态的“术语革命”，在时代性、现实性和实践性中实现学术自主性和原创性。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也同样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和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经验不是既定的理论所能完全解释的。当前，各种理论争相解释中国经验，中国已经成为政治学理论的实验场，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规模，决定了中国经验不仅是理论的实验场，还应该是理论的发源地。王新生(南开大学)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
度，论述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公平正义问题，认为当前的转型是一种从受理想性原则支配的社会类型向受利益支配的社会类型的社会转型，只有从这一特殊境遇出发，才能为考察当今中国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找到合理的路径。这就是在建构市民社会中公共领域的基础上形成协商性共识。周林彬(中山大学)从中国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外国化”与“本国化”角度，谈到我国法律经济学加强“本国化”研究的必要性。他认为，缺乏自主性是我国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中国法律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应该从国外研究转向国内研究，从中国国情出发，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法律经济学问题。一般说来，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经济学研究不具有国别性，“本国化”思路主要是指关注具有国别差异的中国法律制度、法治实践以及影响中国法治实践和法律实效的各种历史、文化、政治因素，而恰恰是这些因素的纳入，才是现代法律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关键，也是我国法律经济学理论走向成熟的关键。
建设立足于中国现实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是与会不同领域学者的共识。对“中国现实”的强调。并不是出于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更不是出于一种盲目的排外主义。恰恰相反，敢于直面现实，勇于担当责任，是当代中国学术找回自信和自觉的表现，也是当代中国学术走向理性和成熟的标志。
(二)促进学科融合与学术创新
当前，我国正致力于创新型国家建设。如何实现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的创新，是本次论坛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正如颜泽贤在讲话中指出的那样，30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新兴学科不断涌现，学科体系不断创新，但学科分化造成的学科壁垒，也严重地制约了学术的健康发展。本次论坛邀请不同学科领域的学术带头人进行交流讨论，可以说是一次促进学科融合与学术创新的尝试。
学科体制壁垒对学术发展造成的危害，学者们深有感触。赵敦华认为，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在学科体制上“三足鼎立”，虽然曾经推动过哲学史文本研究及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但如果被强化到以邻为壑的地步，各个领域的哲学研究都难以深入，综合性的中国哲学现代形态就很难发展。事实上，三者都是用现代汉语研究和表达的中国学术，不可能是互不理解、没有交流的独立话语体系，因此，打破“中西马”的学科壁垒刻不容缓。蔡立辉(中山大学)也谈到当代中国行政学学科归属的困境，认为学科归属的混乱是当代中国行政学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蒋述卓(暨南大学)则从30年来文艺学的发展，谈到学科融合的重要性，文艺学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与活力，是和它博采众长、融会创新分不开的。其实，某些新兴学科的诞生，既是现实发展的需要，也是学科融合的产物。刘士林(上海师范大学)认为，近年来大都市与城市群飞速发展，催生了许多新的学术领域，都市文化学就是其中之一。目前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话语体系：一是以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侧重于都市的经济社会基础；二是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侧重于都市审美文化外观，两者基本上是相互割裂的。新形势下的都市研究需要打破各种分类框架与学术传统上的障碍，在两者之间找到一座桥梁，于是都市文化学应运而生。
(三)其他重要理论问题
关键词：中国公民；社会研究；两段论；研究题域；文献统计
中图分类号：D69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9-0208－02
自1992年邓正来、景跃进发表《构建中国的市民社会》一文至今，公民社会研究在中国已有十几年的时间。回首这十几年的研究历程，从一开始的勇敢提出到如今在各种文字中的俯拾即是，这无疑鉴证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理论自身的生命力。在这十几年的研究历程中，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结出了十分丰富的理论果实，形成了众多的研究题域，其中不乏针对这一理论研究本身的总结反思性研究成果。近年来中国学者在总结反思中国的公民社会理论研究时常以20世纪末为分界线，将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进程划分为两个阶段，这种中国公民社会研究进程的“两段论”在中国学术界已成共识。本文将通过文献统计的方法对当前学术界的这一“两段论”的划分作出验证。
一、“两段论”简介
2004年李煜熠在《当代中国公民社会问题研究评述》一文中，最早对中国公民社会的研究进程作出了以20世纪末为分界的两段论划分。李煜熠在文中指出，自1992年开始至20世纪末为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知识界对公民社会的讨论主要围绕现代化的进程而展开，其理论成果主要是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以及西方公民社会理论译介和移植的讨论；从20世纪末至今为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第二阶段，此阶段的研究主要是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作为实体的公民社会进行实证研究[1]。在此之后，2006年郁建兴和周俊在《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最新进展》一文中重申了李煜熠的两段论划分，并基于这种划分对上个世纪末以来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新进展做出了较为深入全面的介绍[2]。此外，2006年周国文发表的《“公民社会”概念溯源及研究述评》[3]和2007年刘振江发表的《中国市民社会理论中综述》[4]这两篇文章均对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进程作出了与此两段论完全相同的界分。纵观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公民社会问题研究的总结与反思，凡涉及研究进程的阶段划分时均是以20世纪末为分界线。可以看出，这种以20世纪末为分界线的中国公民社会研究进程的两段论分界已成为了学术界的共识。
二、考证过程
第一步，确定出考察对象。本文的考察对象确定为刊载于中国学术期刊中的关于公民社会研究的论文（排除有关公民社会研究的专著、学位论文等文献资料，但是少量未刊载于期刊而收录于其他文献但很重要的论文也列入考察对象）。①
第二步，抽取出研究样本。研究样本由三部分组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刊登过的关于公民社会研究的文章[5]、②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的有关公民社会研究的抽样文章，以及刊载于其他之处的一些重要文章，总计共425 篇。①
第三步，选定一种逻辑，按照一定标准将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进行题域划分。选定的逻辑是：中国为解决本国的现代化发展中的问题而引入公民社会理论这一陌生的西方社会理论。所以首先需要对这种陌生的社会理论进行译介性研究，然后对中国的公民社会生成发展问题以及与公民社会相关的其他各种问题进行研究，并在这种研究的过程中进行总结与反思。按照这种逻辑我们把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题域划分为四大类：A.对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译介性研究；B.有关中国公民社会生成和发展的研究；C.对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总结反思性研究；D.其他的与公民社会相关的研究。
第四步，按照上一步划分的中国公民社会研究题域对样本中的文章进行归类。我们将样本数据库中的文章分别归类于上述四大题域之后，此时这四大题域在样本数据库中所对应的文章的年度数量变化便代表了其在中国公民社会研究进程中的变化。四大题域在样本数据库中所对应的文章的年度数量变化与数量对比由以下三图所示：
我们由图1可以看出，A、B、C题域的文章数量从1992―2007年均呈现出较为稳定的缓慢增长趋势，但自2000年之后D题域文章大幅度的增长且占到研究总量的主体（如图3），这表明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自2000年之后呈现出了多元化特征（当我们仅仅分别以“NGO”、“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为检索关键词以与样本同样的方式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时就可以找到409篇文章，这与我们整个样本中的文章数量大体相当。）；而在2000年之前D题域的文章较少，A、B题域的文章占研究总量的主体（如图2），这表明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在2000年之前主要是对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译介及对中国公民社会生成或发展的思索。由此我们可以将公民社会研究在中国的演进以2000年界划分为两个阶段：2000年之前为公民社会研究在中国的理论译介期，2000年之后为公民社会研究在中国的理论拓展期。
三、结论
当前学术界以20世纪末为分界线对中国公民社会研究进程的“两段论”界分吻合于1992―2007年的相关论文统计结果，具有真确性。
参考文献：
[1]李熠煜.当代中国公民社会问题研究评述[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2）：92-96.
[2]郁建兴，周俊.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新进展[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3）：36-45.
[3]周国文.“公民社会”概念溯源及研究述评[J].哲学动态，2006，（3）：58-66.
[4]刘振江.中国市民社会理论中综述[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4）：156-159.
① 学术期刊中刊载的论文数量巨大、内容丰富，可以比较全面的表现出公民社会在中国的研究状况；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可以使检索考察对象具有可行性。
就国外而言，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艾伦•斯温杰伍德的《社会学思想简史》（陈玮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约翰逊的《社会学理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波洛玛的《当代社会学理论》（孙立平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刘易斯•科塞的《社会学思想名家》（石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的《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乔森纳•特纳所著的《社会学理论的结构》（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杰弗里•亚历山大的《社会学二十讲》（贾春增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马尔科姆•沃特斯所著的《现代社会学理论》（杨善华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乔治•瑞泽尔的《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杨淑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乔森纳•特纳等人合著的《社会学理论的兴起》（侯均生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就国内而言，主要有：周晓虹的《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侯均生主编的《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杨善华、谢立中主编的《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贾春增主编的《外国社会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三版）；刘少杰主编的《国外社会学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另外还有文军所著的《承传与创新：现代性、全球化与社会学理论的变革》（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文军主编的《西方社会学理论：经典传统与当代转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高宣扬的《当代社会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总之，著名社会学家及其代表作、社会学概论和社会学理论类图书，是社会学学科的核心，也因此构成了社会学学科馆员专业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学发展史与社会学理论社会学发展史
从总体上描绘了社会学学科发展的来龙去脉以及学科演变的内在逻辑进程，因此无疑是社会学专业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而言，我们可以把社会学的发展划分为以下5个阶段。（1）社会学的奠基时期，时间大致为19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末。代表人物是孔德和斯宾塞。（2）社会学的形成时期，时间为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代表人物为古典社会学三大家：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3）社会学的“帕森斯王朝”时期，时间为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在经历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学的美国本土化之后，社会学在现代化转型时期的美国出现了繁荣。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兴起、经验社会学研究以及社区研究的硕果都成为社会学发展的历史性丰碑。以《社会行动的结构》为代表，社会学出现了“帕森斯王朝”一统天下的局面。（4）社会学的“群雄割据”时代，时间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基于西方社会在此历史阶段出现的社会突变，社会学家纷纷提出不同的观点和理论挑战结构功能主义。符号互动理论、交换理论、戏剧理论、冲突理论和常人方法学等应运而生[4]。（5）各种“新综合”理论的阶段，时间大致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社会学的发展促使新一论家吸取以往理论经验与合理成分，从而建构出各种新的综合理论。如新功能主义、理性选择理论、哈贝马斯的沟通行为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和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等，都是这种发展倾向的具体体现。当然，这也是社会学理论在当展的典型形态[1]。社会学发展史与社会学理论总是密切相关、相互交织在一起。因此，在弄清楚社会学发展史的基础上，随后紧跟的就是社会学理论这一问题。关于社会学理论流派的划分以及理论范式的认识，本身就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难题。国内的认识分歧比较大，国外理论界的争论更是如此。例如，约翰逊和波洛玛等人都有各自的相关体系。在此，我们仅以特纳和瑞泽尔的认识，简要概述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与演变状况。当代著名的社会学理论家乔纳森•特纳认为，西方社会学理论可以概括为7种基本的理论倾向。它们分别为功能主义、进化理论、冲突理论、交换理论、互动理论、结构理论和批判理论[5]。而在瑞泽尔看来，20世纪50年代以后，伴随着西方社会出现的巨大变革，尤其是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贝尔首先提出了解释“晚近历史大变迁的理论”[6]。由此引发了围绕“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争论，并产生了一些后现代的大理论。其中包括福柯的“后结构主义”理论、鲍曼的后现代社会学、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尤其应当指出的是，瑞泽尔专门在第八章详尽地介绍了“当代的女性主义理论[6]”。
社会问题
美国社会学家文森特•帕里罗等人在《当代社会问题》一书中从4个角度对此进行了详尽的分类和研究。首先，有些问题对个人安康产生了挑战。主要有三大类：第一，酗酒和吸毒问题；第二，由而带来的问题，诸如色情、和同性恋问题；第三，犯罪和暴力问题。其次，有些问题对社会平等产生了挑战。相关问题有：种族关系问题、种族歧视问题、贫困问题和性别不平等问题。再次，有些社会问题对社会机制产生了挑战。具体表现形式有：家庭问题、教育问题、劳工问题、医疗保健问题和精神健康问题。最后，有些社会问题对整个人类的生活质量产生了挑战。例如住房问题、人口问题、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等[7]。当然，对社会问题的理解还涉及以下诸多相关理论。例如，社会学的定义；社会问题四要素；社会科学家的作用———确定研究思路并进行调查研究等。另外，社会学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对社会问题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社会整合理论、文化失调理论、社会解体理论和社会冲突理论[8]。对这些理论的认识不仅会加深对社会问题的领会，而且可以通过社会问题和相关理论的互动，促进对社会学这门社会科学的理解，最终完善个人知识结构，提升社会学学科馆员在知识和信息方面的服务质量。
“新左派”概观
“新左派”的理论陈述，不是一个具有理论一致性的、自觉结社的理论阐释行动。它是一个以某些立论的相对接近而形成的松散的、无明确理论纲领的姿态与主张的代称。但是，“新左派”之间具有明确的理论呼应关系。因此，把它视为一个可以统合起来解读的社会思潮，是具有合理性的。
(2)循此思路看“新左派”的姿态与主张，可以从“拒斥”与“回归”两个维度概观。“拒斥”，大致围绕几个方面展开：其一，拒斥自由主义的言述。其二，拒斥市场经济的理路。
其三，拒斥经典社会科学的言路。
这在王彬彬那里列出的理由主要是，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有着紧密的关联性，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往往正是自由主义者会拥护专制，称颂独裁，甚至自身便变成专制和独裁者的工具与帮凶”，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有“自由主义者”做出这种行动来。
比如，二战中意大利有号称自由主义者向墨索里尼表忠心。而在中国胡适就是一个典型，周作人就是一个明证。同时，自由主义之成为自由主义，是因为它以法治、秩序和渐进来抵抗革命。并且，以对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偏好“急切地呼唤一个有强有力的人物，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重新赋予社会以秩序，使各阶层的人能各安其位，使社会生活有法可依，从而也使自由主义的‘游戏’能重新开场。”
而在韩毓海那里，拒斥自由主义的原因则是因为自由主义“以经济活动不得干涉的名义，捍卫并造成的是那些介入、掌握和控制着经济活动的最大利益集团和政治力量的不得干涉的事实——更多地站在当时社会最强大的势力一边，而不是站在社会公意和人民民主一边”。因此，自由主义要对它导致的市场垄断、民主失落、限制人民、少数专制、权力腐败、资本支配负责。进一步，必须对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上的一切现代政治制度加以清算。
对自由主义的拒斥，在汪晖处说的明显要婉转一些。当然，汪晖的姿态是明确的。他自称是批判“庸俗自由主义”，但在实际上，他努力证明自由主义对现代政经制度的批判性论证，不如后现代主义来得恰当。因此，试图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 “后学”为理论资源，对自由主义进行解构。另一方面，他以对中国近二十年的社会变迁的分析，认定自由主义的启蒙话语是一种在对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的信仰基础上，预设的抽象的个人或主体性观念以及普遍主义的立场。因此，再一方面，自由主义对现代性(表现为对资本的批判与拒斥)和全球性(表现为对中国问题的正视) 的反思都是缺乏力度的。故尔，超越经典社会科学的言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 后学”为理论依托，实现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应当是当代中国的首要任务。
将“新左派”坚决拒斥自由主义及其相关言路的基本理由再做归纳，可以简单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自由主义在理论上的论证缺陷；二是在实践上与其理论预期的疏离。
“回归”，所围绕的基本主张有：其一，回归高调民主。其二，回归政治主导。其三，回归人文激情。在这三个方面，国内的“新左派”只是含糊其辞地声称，要以普遍的民主和人民更广泛的公共政治参与，来解决自由主义无能对付的问题：
诸如基于自由的民主无法解决的人民民主问题，市场主导的社会经济形式无法解决的正义的政治制度问题，交易的体制化时代无法解决的人的情感适意与诗性想象问题。他们或者期望以民主代替自由，以政治主导代替经济优先，以诗化的创新代替务实的制度建设。或者干脆对自己的方案缄默不语，却搬出西式的“组合思想” (如贝尔)、海外华人学者中的“新左派”言论(如崔之元)，来对付我们对“新左派” 提出建设性意见的期待。但是，透过他们这种“理性的狡计”可以看出，他们对传统社会主义的亲合立场，对毛泽东式社会主义的眷念，对直接民主、政治中心、激情跃动的肯定，对单纯理想主义诗意浪漫的顾盼，与对走向务实的当代中国社会变局的不满。
归纳起来，“新左派”吁请“回归”的基本依据，是民主、参与的轴心意义与时代中所谓的
“全面的社会民主”(3)的决定性作用。
从对“新左派”的文献的理解上可见，“新左派”之所以谓“新”“左派”，自然是有满足这一称号“新”与“左”的双重理由：
一重理由从其“新”上得到满足——首先，“新”在它与老左派的差异。“新左派”既告别了与国家权力直接结合的激进左派的暴力崇拜、斯大林主义、僵硬的计划经济与集权政治体制，又告别了传统左派(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单纯从意识形态视角论述问题的理路。其次，“新”在左倾立场的更新。它以伸张人民主权与普遍民主的姿态，反对资本主义的政经权力垄断及文化霸权的姿态出现。其在前一方面，以同情弱者的姿态出现。在后一方面，以批判主流的方式立论。再次，“新”在左倾方法的调整。它以反意识形态的非本质主义姿态出现，借助于西方“后学”的解构武器，将近现代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理性主义与资本主义直接钩联起来，加以抨击。而且以单纯的理论辨析的姿态出现，以对民族、国家，乃至世界全面负责的面目立论。
另一重理由从其“左”上得到满足。“新左派”之“左”，“左”就“左”在 ——其一，激烈地痛斥资本主义。他们将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简单地定义为“ 少数经济政治精英操纵社会资源的制度，而‘社会主义’则指劳动人民的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
(4)或则就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市场社会，再与自由主义合一而论，将全面民主与社会主义式的“制度创新”(诸如“鞍钢宪法”、乡镇企业、村民自治等等) 挂起钩来。于是，现代社会的一切不完美都是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导致的。而完美的(即所谓“全面的民主”)社会就只有期望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来造就了。
其二，为“社会主义”呼唤。遮遮掩掩地为“社会主义”辩护，从而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主张再伸张，是“新左派”令人瞩目的一点。但是“新左派”的社会主义版本既未指出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也未明确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形式、经济——政治运行形式，而只是简单地以人民主权和全面民主来定义自己的社会主义，至于这种民主的经济基础是什么?政治制度安排怎样?在他们抵制的保护个人权利与实行法治之外，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保证人民主权和全面民主的落实，则缄口不言。他们在高明地承认传统的社会主义形态的“合法性危机”的前提下，为一种自己不予明言的、必定优越于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主张的“隐形”社会主义辩护。其三，对既有成就(无论是理论的，抑或是实践的)加以否定，这种否定的理由就是这些成就的“不完美”(如汪晖对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否定、对九十年代各种思想主张 “一网打尽”式的全面指责)。总之，“对进步的信念，对现代化的承诺，民族主义的历史使命，以及自由平等的大同远景，将自身的奋斗与存在的意义与向未来远景过渡这一当代时刻相联系的现代性的态度”统统出了问题，只有彻底的解构才足以为他们自己倾心赞赏的一个完美的世界鸣锣开道。
(5)难以掩饰的激进性，与无法抹去的空想性，从“新左派”言述上，可以看出历史上任何“左派”共有的特征。
西方根柢
客观地讲，自由主义作为现代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于西方社会的现展，起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其一，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诸如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科学，国家——社会、个人——公共、计划——市场这些理念，无不直接与自由主义有关。其二，现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亦主要来源于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总结和辩护。对于个人财产权利的肯定，对于依据规则进行自由交换的市场制度，对于基于保护这种个人权利基础上形成的法治体系，即限制权力和凸显权利的制度取向，都是自由主义思想家所力图捍卫的。其三，现代的社会生活格局，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或是资本主义式的“全球化”的，也都与现代社会大众的选择与自由主义的吁请和作用相关。离开了自由主义与实际生活的互动，就难于理解现代生活了。正是因为如此，自由主义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但是，一旦一种思想体系成为主流，它就得接受来自各个方面的批判。
这些批判，自从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主流思想登上历史舞台那一刻起，就在西方被左、右两派人士共同宣布为敌人。然而，近现代西方思想史表明，在西方文化语境中，这类批判构成了资本主义良性发展、构成了自由主义言述趋于健全的思想动力。
于是，当作为现代化主流发展模式的、西方的“典范性”的现代模式，以不可遏止之力向非西方社会扩展时，非西方社会人士就会将反抗西方的依托，直接搭挂到西方社会内部的批判主流意识形态的、所谓非主流思想体系上面。因此，几乎所有非西方社会对自由主义的抵抗，没有例外地在寻求这种支持。
当代中国“新左派”的主要思想资源，也来自西方这些抵抗自由主义的新老左派们的思想观念。将“新左派”的陈述放到现代世界史历程中看，便有了似曾相识之感。
从东西方社会的现代运动关联性上看，当代中国“新左派”试图接榫的西方左派思想，有着新老两个鼻祖。老鼻祖是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从葛兰西、卢卡奇那里出发，着力于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在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霸权进行反抗的同时，对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进行了系统批判。对现代极权主义，不论是资本主义式的，抑或是社会主义式的，法兰克福学派都进行了具有理论力度的批判。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极权主义的抑制，却发生了一个容易为人所忽略的语境横移问题：他们在德国这样的非自由社会里观察畸形的资本主义久了，却到美国这样的具有英美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里，不予区分地把美国的情况当作德国的情况加以批判，以至于将资本主义、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不适宜地混淆在一起加以抨击。(6)而当代中国“新左派”在引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言述时，却对之不予考虑，又再次将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进行不择地点、不论条件的横移。
(7)当代中国“新左派”的新鼻祖则是在时下西方时髦的、非难自由主义主流思想的各种学说。这里面包括：以阿明为代表的、现代化的全球化与依附理论。阿明以研究现代化理论知名。他认为，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作为先发展的资本主义核心地区的西方国家，占据了国际资源与权力分配的中心地位，而后起现代国家则只能处于一种依附的地位，成为西方国家的压迫、剥削对象。这便造成了“中心”与“边缘”的两极化。于是，阿明将资本主义式的“经由市场的全球化”判定为“一个反动的乌托邦”，吁求一个基于普遍—特殊的辩证法，政治民主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经济效率(市场)与平等、博爱的价值辩证法，通达新的 “全球社会主义的目标”。以“马克思主义问题性”立论的詹明信，成为“新左派” 的主要思想依托的原因是由于，其一，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各种话语中间的广泛解释空间的欣赏，马克思主义“介入并斡旋于不同的理论符码之间，其深入全面，远非这些符码本身所及。”(8)其二，他确认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性质对于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不可替代性。(9)并且认为后者对于解决“人类生活业已被急剧压缩为理性化、技术和市场这类事物”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10)除了这种理论姿态以外，詹明信强调其思想源头时，一者对于自己的“基本理论框架仍然是来自德法的”，而“英美思想……对我来说多多少少是一种障碍”(11)加以了明确。二者对于自己以审美姿态解读资本主义的立场直言不讳，(12)并且在此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论作为解读晚期资本主义的历史哲学背景。(即资本主义从现实主义、到民族主义、再到帝国主义和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线形衰变观)
(13)以“东方主义”知名的萨伊德，成为“新左派”的理论资源，则主要是因为他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对东方(尤其是伊斯兰)文化价值的重新确认。这对于“ 新左派”处理全球化与民族性问题提供了思路。以社群主义向自由主义挑战的麦肯太尔、桑得尔等，对于“新左派”的意义在于，他们以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预设的批判，将所谓自由主义的“孤立个体”解构了。而他们以对于自由主义的实施后果的批判，将所谓自由主义导致的虚假社群、分配不公进行了校正，从而对于“新左派”急于突出的国家、民族、阶级等问题提供了思想的兴奋点。以福柯为核心的后现代主义，以其对于现代性的“宏大叙事”的解构，让“新左派”大感兴趣，他们乐于引用福柯的话来表达自己对现代话语由怀疑而拒斥的立场。比如福柯所说的， “科学作为对真理的约束、契约和对真理生产的仪式的程序，千百年来已经横贯全部的欧洲社会，如今已经被普及为所有文明的普适法则。这种‘真理的意愿’的历史是什么，它的后果如何?它与权力的关系如何交织在一起”，就直接成为“新左派”批判现代性和抵制自由主义的武器。
(14)其他一些西方的“新左派”思想——诸如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法学等等，则各自在其论述的问题上成为“新左派”的谈资。新进化论以其对进化的长程观，启发了“新左派”对于八十、九十年代斯大林与毛泽东式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也即是自由主义)“较量”结果的重新衡量思路。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于“福特主义”的批判，以及对民主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关联性的论证，启发了“新左派”对所谓保障了人民经济民主的“鞍钢宪法”加以肯定的思路，对改革开放的权宜举措——乡镇企业的功能的高度赞扬。而批判法学的“西方十八世纪以来的绝对财产权已经解体”的判断与对“工人阶级”推动西方民主的当代作用的肯定，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更好”的期望，则鼓舞“新左派”对股份合作制、乡民自治这类“制度创新”的高度赞赏。
(15)中式“新左派”的西方思想鼻祖，提供给他们以思想的直接支持。但是中式“新左派”在以这些思想观念作为自己的思想支撑条件时，却未能明确意识到西方思想鼻祖谈论同样问题的背景：二战前后的西方左派是针对西方社会爆发的危机立论的，这是现代政经活动方式遭遇反自由的极权民主时，西方发生的独特实践引发的左派思想。而后现代时期的左派思想，同样是基于西方“后现代”经历的独特性立论的。假如说这些思想在西方的思想氛围里具有其正当性的话，那么横移到“ 前现代”的当代中国，就丧失了原有论述的地域依托，就成为悬空之论。
如此，对当代中国“新左派”基于西方左派之论立论，就可以提出两个质疑：其一，当他们把西方左派之论作为正当性无可怀疑的依据，来分析当代中国问题时，他们对于西方左派之论有没有进行思想审查?显然，他们未做这一工作。因为，他们居然未能发现西方思想鼻祖思想预设的内在矛盾：一则西方左派在思想方法上取反本质主义的姿态。但是，他们却是以反对线性进步的本质主义来建立线性衰变的本质主义。
资本主义越来越不济，是他们凸显社会主义正当性的前提。但是资本主义的长程合理性，他们却不愿意予以考虑，以致于他们对社会主义式普遍民主的热切期望，对资本主义式的精英控制、民主缺席的深切痛恨，遮蔽了他们在两种体系之间适当权衡的眼光。二则中国的“新左派”指责自由主义的民主无法承担对于人民民主的保障任务时，援引西方左派对现代自由主义建构的自由民主机制的全面解构，来指责自由主义的论说。但是，却未能注意到当西方左派在解构理性、责任等现代性假设之后，因为没有提出可行的社会救治方案来作为替代，因而，就同时解构了任何方式的对人类与未来的承诺。中国“新左派”对之的引证也就缺乏了现实性品格。其三，中国“新左派”在以西方左派言述为依据指责现实社会的自由主义发展趋向时，忽略了西方左派在指责现实的不完满时自陈的“乌托邦”性质。
(16)这种乌托邦思想对于西方社会文化语境来讲，有其必要性。它始终以其不妥协的批判态度对现实进行指责，成为现实社会趋于完善的精神动力。但是当中国的信徒们将之转换为当下要求，来对一个艰难地向繁荣富强、自由民主社会推进的思想与实践现实横加指责时，就既丧失了西方左派的乌托邦思想性，又丧失了健全引导社会的现实正当性。
中国关怀
毫不武断地说，“新左派”的问题意识与问题表述完全是从西方来的，但是问题的指向却是中国。他们力求表达的是对于现实中国社会文化问题的深切关怀。我们有必要肯定其善良动机。其中，尤其值得认同的是，他们对于“中国性”认知的适当强调，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严重社会不公的关注。
就在同时，则不能不指出他们在表达自己的中国关怀时所存在的“错置具体感的谬误”(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即把具体感放错了地方的谬误。这种谬误是指，一个东西因其特性而成为自己，当我们把它放到与其特性疏离的地方，就好像觉得放置的地方本来就有此特性似的。(17)从这个方面说，“新左派”将西方对自由主义和市场社会的批判横移到中国来的时候，其中国关怀不可避免地存在三重错位：
第一、中国关怀的理论认知的错位——这是指，当中国“新左派”在横移西方左派理论来分析中国问题时，没有对理论移借的审慎性予以重视。他们对于西方鼻祖理论的横移，事实上经过了三重过滤而不自知，还以为西方左派理论具有另类普适性。这三重过滤是：首先一重，是生活于西方社会的理论家对西方实际问题的理论过滤；这种过滤，已经使得西方鼻祖的理论建构存在误区。如法兰克福学派就将德国的经验与外悬于美国工业社会的个人处境，作为指责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背景依据，使得他们的某些断论失之确当。
(18)而生活于西方社会的非西方国家人士，也是以自己文化传统的特殊性立论的。如果对他们进行理论建构时的特殊境遇不加留意，那么，就会对其特殊的结论不当加以普遍推导。其次，由于中国国内“新左派”在摄取西方左派的理论营养时，客观上受到地域与关注点的限制，因此，不能不借助于生活在西方社会的中国学人或急切去西方求取时髦理论真经的中国访问学者的过滤。这就难以避免前者在过滤西方左派话语时可能只是一种理论策略选择，因而无法将西方思想原汁原味地传递给国内“新左派”的问题。也就难以避免后者在西方阅读左派文献囫囵吞枣，以致于未对西方思想所处的文化语境加以审慎分辨，造成急迫的“拿来主义”心态下的 “新”便敷应用的急促举措。再次，“新左派”多是以现实的批评者自居的，因此，一切现成的东西都是陈旧的东西，他们以“前沿”理论家的学术角色定位，因而，他们对西方最新的理论言述便容易加以信从。殊不知这中间也经过了他们无意的过滤，过滤掉了那些他们不感兴趣的东西，留下了那些他们以为足以用来指责某些东西的对抗性内容。由于中国“新左派”在利用西方左派的理论时对这三重过滤未予慎重的对待，这样，西方理论的原初指向与理论结构，完全被他们打散，在用来解释中国问题时，便显得随心所欲，游刃有余。但是，这就必然造成一种双失的解释后果：一则失于对西方时髦理论的粗拙套用，以至于究竟想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的什么具体问题，弄不明白。二则失于对中国问题的时代性内涵与跨时代性内涵、传统性与现代性、民族性与全球性把握的失措。于是，不得不诉诸感性直观的总体把握，以拙劣的煽情来处理本应严肃、细致地加以分析、研究的问题。
(19)第二、中国关怀的历史维度的错位——这是指，中国“新左派”以西方左派的理论作为表达自己中国关怀的支持理论时，由于相应对于中国的问题本身的关注要服从对西方理论的应用需要，因此，他们对许多中国历史事实的尊重程度就降低了。在这方面，有三点尤其值得关注。其一，他们对于现代中国历史的判断缺乏 “大历史”的视角，流于对当代史的“现场欢呼”，即以对现成的东西的认同，来判断历史的东西的正当性。比如在现代中国政党政治评价问题上，“新左派”就持有一种不尊重历史的立场。如王彬彬对于胡适1948年呼吁国共两党谈判是“威胁利诱”的判断，以及对于执政党领袖关于以往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 的理智判断加以否定的说辞，都是表现。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敏感性，在这里我们把这个历史问题，换算为另外两个易于讨论而又亟需辨析的抽象问题：一是“娜拉有理由出走”，革命自有革命的充分历史依据。二是更为紧要的问题，“娜拉出走后怎样”?即革命成功以后，究竟要以一种什么样的执政状态，回报参与革命的人民大众?如果真正尊重人民的权利并代表人民利益的话，执政者就应当对于后者加以极度的关注，而不是继续以“穷过渡”的方式来作为统治合法性的基础。而声称为人民大众代言的“新左派”却恰恰与执政党的正确取向悖反，呼吁执政党要以无节制的革命来保证一种不断的“创新”，这与“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几无区别。
其二，“新左派”对现代中国史上存在过的评论政治经济问题的真知灼见未予尊重。远在四十年代末，政治学家储安平就对时局发表了精辟的评论。断定一个执政党对于社会的尊重程度不够的话，那么，人民的民主就会从一个“多与少”的状态变而为“有与无”的状态。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邓小平指出的执政党领袖对于党内民主的忽视、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忽视，造成了我们的“不合格的社会主义”的结局。为此，邓小平强调要“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立，意味着“原创”；健全，意味着“配套”。这都理智地肯定了在意识形态上争论社会主义的意义限度。其三，“新左派”对于当代中国历史问题的分析，完全建立在一个历史阶段的“成王败寇”的逻辑基础上。他们为了批判自由主义，而以一些完全不能代表自由主义理论的人物浅薄地宣称的“历史的终结”，拿来作为批判整个自由主义理论的依据，却又悖谬地容许自己在面对中国历史时，持一种结局式的历史断论立场。
第三、中国关怀的现实判断的错位——这是指，当代中国“新左派”在面对自己论说问题的时局时，对于当代中国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的判断，是与现实中国问题完全错位的。“新左派”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思想逻辑是，由于当代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因此，在讨论中国问题时，就应当将问题放置到全球化体系中加以论断，而不应当就中国论中国。为此，他们对于当代中国怎么成功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问题避而不谈，对于这一经济形式是否能够成功配套的问题也不予关心，相应对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政治制度、法治需求予以回避，对于这一现代政治经济运作形式要求的思想以及其历史经验加以简单的否定。从而，对当下中国思想界针对问题症结所做的理论努力，加以蔑视性的评价。事实上，当代中国是否像“新左派”断论的那样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体系之中，本身就是问题。同时，中国的发展问题如果还被“新左派”认为是必须的话，那么，十分应当首先尊重中国“发展的硬道理”。就是从“新左派”口口声声所谈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思路讲，也十分应当承认从经济问题谈起的思想逻辑，再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来讨论所谓“现代性”的意识形态问题，而不是相反。假如不把谈论问题的起点在经济问题上“坐实”，也许，“新左派”就根本没有资格谈论人民民主问题，因为，一个对于人民的基本物质生活需求问题都不予关注的人士，还凭什么以人民的名义高谈阔论。或许，“新左派”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语境来处理欠发达的中国发展问题，确实有一个中国人忽视自己的紧要问题而专事务虚的后果。这里，可以说，以“穷过渡”为光荣的心理潜影，在“新左派”的论述中恍然瞅到。
面对“与国际接轨”的现代中国社会朝向规范化发展的运动，面对中国积一百五十余年的教训才确认的经济优先发展思路，“新左派”在这一过程始发时就完全从相反思路言述问题，似乎对于中国问题不分主次先后的“一锅煮”解决思路，难于成立。而从其言述的负面结构看，则可以说，这种思路为我们所熟悉，“中国可以说不”已经有粗鄙的表述，而“新左派”所言不过是精致的“中国可以说不”的版本而已。
转贴于 观念支撑
从“新左派”的理论走势看，它有一个累积理论“强势”的过程：从几年前的人文忧患式缕述，到近期的理论直陈，再到当下拿自由主义作理论对手加以攻讦为前提来强化立论，获得广泛的喝彩。新左派也就从主张上扩大解释面，从学科上跨越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界限，从言述方式上抛弃恳切的学理自诉而意欲占据话语霸权。分析起来，“新左派”的诉求之所以获得这种理论认同，除了变迁中的中国社会提供的一些两可解释的疑难素材这些表面东西之外，还有叙述其理论意欲的支撑观念的内在原因。这些支撑观念大致有：
第一，“乌托邦”的先知渴求。乌托邦的构成大致有三：一方面，它在一个不完满的社会政治事物出现之初，就以其高度敏锐的直觉，看出这一事物的不完满之处，并给予指出。另一方面，它对于现存事物采取一种完全的非难姿态，而将自己的满怀热情，要么投向过去，要么投向未来，因此，它具有典型的不妥协的批判姿态。其三，它构想的未来是一个完美的未来，一切过去的现存的问题，都可以一并加以解决。从这些乌托邦的特征上讲，它具有强烈的“先知”性质。对于中国的“ 新左派”来讲，他们的所有论述，都可以说是建立在做一个乌托邦先知的内在心理渴求上。它完全具有乌托邦的表面特征：在中国，市场经济甫出，问题也只露出苗头，“新左派”便开始了诊断；而对于市场经济及其社会后果，他们则表现出不论东西方情形的同样反感，直接将期望转移到“未来”的完美社会上面；而且，他们一再向人们证明，只有以他们设计的方案，才足以解决现存的所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问题。这些方面“新左派”都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当代中国“新左派”的先知渴求，表现得似乎比西方同类急促得多。这就使得他们的言述越过了乌托邦的合理范围：由于他们期望自己的批判兑现为一种政策导向，因此，就使得乌托邦的理想指向滑落到本来无法务实的层面上，以致于使其乌托邦走向了反面——理想变成完全的空想，批判变成了随意的指责，“先知”也便畸变为对西方鼻祖类似言述的机械重复。
第二，文化研究的方法紊乱。当代中国“新左派”是以文化研究的名义，来分析所谓被自由主义者搞得简单化的现代化与现代性问题。他们对于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完全从思想创新的角度切入，完全从意欲要求的所谓制度创新视角审视。因此，他们的精神文化期望，胜过了所有现实问题的可行性分析。于是，他们在分析问题时，将当下中国复杂交错的问题安排在西方左派的论述框架内加以处理。这样，便难以避免文化研究的空间凌越与时序紊乱。空间凌越，是指“新左派”将西方左派思想不加分析地应用到当代中国来，西方特定地域产生的社会文化问题就好像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化的问题一样。由于“新左派”未能“贴近粗糙的地面运行”，就只有凌空起舞了。时序紊乱，是指“新左派”不看当代中国的大走势，而将发展中的问题（哪怕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严重问题)读为发展本身之错，再将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视同，一味指责一番。
第三，逻辑思维的缺席。由于“新左派”分析问题的思维推进服从于他们的分析“先见”。而他们的分析“先见”又是拒斥现实选择的，同时他们将现实选择视为是自由主义运思的结果，因此，他们就将自己对于现实的愤怒完全转向自由主义。这种多次的转向，使得“新左派”保持其逻辑一致性的难度加大了。在此，他们对于本应区分的自由主义的一些界限就掉以轻心了。这些界限包括认可自由主义者身份的两种情形：即号称的自由主义者与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亦未能区分真正自由主义者的三重界限：具有自由倾向的知识人、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思想家。前者是所有知识人都会表现出来的阶层特性。居中一点则体现出信守自由主义理论原则的人士的独特性，即一种既不同于保守主义者、又不同于激进主义者的维护个人自由、权利基础上关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公共性的特性。后者则是了解自由主义与评价自由主义理论的依据，因为只有他们对自由的系统理论阐释，才足以判断自由主义的正当性与缺失点何在。如果混淆这些界限，对自由主义作出的评论，就难以保证其确当性。
第四，价值要求的绝对优先性与经验事实的错位。由于“新左派”将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发生原因与自由主义关联起来考虑，因此，他们以对自由主义价值的拒斥先导，将当代中国所有的问题归咎于自由主义。先撇开这种评价不说，“新左派” 对当代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的指认，具有的深切忧患意识，值得认同、肯定，甚至赞扬。但是，当他们将这些问题归咎于自由主义，就是错置因果关系了。导致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主因，与其说是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政策思路，不如说是某些国家政策决策者的失误。“新左派”不敢将问题导因的真相勇敢加以揭示，而将在中国从来都处于孱弱状态，而且对于现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无甚影响力的自由主义祭出，似乎以杀自由主义来平息民众对近二十年社会变迁郁积的不满。但是，这确实是以向强势力缴械而向弱者示威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勇敢与智慧。其实，在这种论述中， “新左派”虚构的八十年代自由主义倾向的启蒙派在九十年代成为体制内人物，因此自由主义已经体制化的判断，是不成立的。倒不如说是八十年代有启蒙倾向的学人而在九十年代欲做国策派的那部分人士，成为了体制内的人物。他们，正是九十年代日益“左倾”的、民族主义化的、与资深“左倾”人士携手、共鸣的人士，他们，正是自由主义的一些“隐性杀手”不便出场情况下的“显性杀手”。
转贴于 常识问题
从近现代社会史和思想史的角度看，“左派”立论的基点一向是人文激情。所依据的学理基础，大多是人文学术。在形而上学的问题思索上，这种思路也许是可以引致思想创获境地的。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人文学术对于解释价值领域的问题、说明私人领域的问题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却对于解释社会问题表现出自己的苍白。人文学术除了为现代社会科学分析研究提供人文意识和道义情结之外，它就必须将自己的解释界限划分出来，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具体问题的分析研究留给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家来做。在这个意义上，社会问题的现代社会科学的解释，来得更为紧要。
人文学术对于解释社会问题的限度，是由人文学科的构成状态决定的。人文学科以文学、总体历史与一般哲学等具体学科构成。不论几个学科具体的研究内容是什么，要期望研究富有创获，主要依靠研究者本人对研究对象的个人化切入。个人的出身、所受的教育、知识的趣味、人生的经历、社会的际遇、内在的体验，诸如此类方面的不同，研究的样态就不同，研究的创获意义大小就具有悬殊的差异。人文学科的学科规范在这个角度说就是较弱的。人文学者完全可以以抒情达意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个人偏好、个人体验、个人趣味。但是，社会科学就不同了。它研究的对象是作为公共问题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它对于个人的背景要求是不强烈的。相反，它要求研究者严格约束自己的个人判断，以公认的价值准则为基础，来对社会问题加以平静的分析。适当的统计是必须的，规范的分析是重要的，务实的理路是必须确认的，期于健全而非完美的取向是应当认同的。这些现代社会科学特性，恰恰与人文学科的学科特性有着重大的不同。
“新左派”在学科的意识上以自己期望做通人的自我冀望，(20)在未对专业问题做专业分析的情况下，就打通学科界限，将问题胶合在一起，以价值“先见”统率情感议论，以自己过剩的文人激情、对现代社会科学的无知与曲解，来谈论一个必须借助于现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与社会学的综合运用才能解释的复杂问题。于是，在常识还没有缕清的情况下，就对跨学科的前沿问题发表议论。议论当然显得是十分博学的，引证也十分宏富，但是风声水起之余，问题依然还是问题。他们既未将问题的源流分析清楚，也未提供给我们去解决问题的实在思路。除了对现实中些微他们认为值得赞赏的事情(比如未可定论的乡镇企业、村民自治)打几个感叹号以外，他们就撂下摊子，以自己履行了批判责任了事。
(21)这就不能不促使我们回到常识层面上来讨论问题。这类常识，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常识。二是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些常识。从前者来讲，三个方面有必要提出来讨论。其一，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类型分析与要素比较的辩证处理。“新左派”以对自由主义的二元思维的批判立论。(22)确实，在未经审查地采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分析现代社会问题上面，一些社会科学家表现得夸张的僵固。但是，以汪晖所指责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哈耶克来说，这种指责是不成立的。哈耶克对韦伯方法论是重视的。他的市场——计划、国家——社会二元分析架构，正是韦伯的理想类型分析方法。像韦伯、哈耶克等人，并未否认资本主义的一些要素，曾经出现在东方社会的事实。(23)但是，完全无法推翻的经验事实是，“现代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社会运作类型，只产生于西方社会。这是任何雄辩都完全无法颠覆的历史结论。在此历史将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划分开来。因此，二元分析思路并不像论者所说的只是一个“理性的滥用”。同时，西方社会的现展，确实分化出市场—市场社会与计划—计划社会两种社会类型，分化出国家与社会、政治主体与政治客体的对应性社会政治格局。(24)这不是分析者的虚设。当然，这种格局并不见得就是完美的。它在建构与批判的共同敲击下，走向健全。就此而言，对“ 二元思维”的批判具有必要性，但是要将其限制在一个适当的合理性限度内。这个限度就是，类型分析始终只能在相互对应的分析范式中进行，它带有不可避免的二元性。假如以另一种现代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要素分析，来指责类型分析，就不适当了。
“要素分析”是一种“发生学”的分析。这种分析方法强调从具体因素的异同可比性着眼，来具体分析问题、解释问题。它对分析对象的处理更细致、更合乎历史的具体情形。但是，它不是解释性的，它不对宏观判断提出要求。法国年鉴史学派所取的思维进路应当说是后者。
两种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均有其确当性，但亦均有其确当性限度。以类型学观点看发生学立场，会以为它流于琐碎；从发生学视角看类型学思路，会觉得它遗漏太多。将两种方法结合，最能说明历史真相。韦伯、哈耶克均如此探索。而“新左派”却以对类型学分析的拒绝，单纯从发生学角度来衡量类型分析的弱势，是不太公平的。
其二，社会科学研究中价值中立、客观性的必要性问题。“新左派”的价值先设性立场是比较清楚的。他们正是由此来指责自由主义的价值立场与道德资源的有限性的。
(25)但是社会科学分析问题时强调价值中立与客观性立场。“新左派”会认定自由主义取这一方法论立场，是要逃避价值判断，逃避对工具技术手段正当与否的断定。其实，现代社会科学强调的价值中立，既区别于“价值祛除”，它在弄清楚事实及其因果关联之后，才予以价值确认；它又区别于“价值先设”，主张在研究甫展开之际，研究者不要持一种以自己的研究来印证个人价值趣味的态度。
(26)在这个意义上讲，自由主义所取的审慎方法论立场比之于“新左派”以自己的研究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偏好，适当一些。
其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划界、分层，与理论概观、科际整合的关系问题。细分问题进行研究，以致于流于琐碎化，而难以提供宏观解释，是西方一个时期科学研究的通病。八十年代后期，随着“大理论”的回归，(27)分析的视野与综合的视野重叠起来，对社会问题进行全方位的观察。人文—社会科学的相互区分以及各自内部的学科界限，被人们质疑，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成为方法时尚。(28)但是，各种学科的研究主体——学问家，能否既做专家，又做通人，在专家与通人之间合成一种理想的研究者呢?对此恐怕不能轻率。我们宁愿取一种先专业后通达的审慎态度。
自由根基
转回头说，“新左派”的立论基点还是对自由主义的直接攻击。因此，一切对 “新左派”的分析，还必须落实到对自由主义自身的理论与实践有效性的说明上来。这就要求我们在最低限度上回应两个问题：一是自由的祈求与自由主义对之的阐释，对一个期望现代化并处于现代化中的国家，意义何在?二是对于一个期望思想创新与制度创新的思想界来说，又具有何种意义?假如这些问题完全无法予以令人基本信服的回答，那么，“新左派”对自由主义的指责，就完全可以予以无条件的认同。假如可以予以适宜的回答，那么，“新左派”对自由主义的全面质疑，其本身就应当加以再质疑。
这种回答，并不是简单的“是”或“不是”、“有”或“没有”就能够解决的。它首先要求清理两个理论问题，然后才能进入意义论证的阶段。其一，需要清理笼罩在自由主义理论上的迷雾。由于在西方现代社会，自由主义早就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因此，假自由与自由主义之名，发表所谓自由主义意见，将自由主义的理论边界模糊化了。为此，需要将现代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边界加以划分：其一，自由与自由主义是不同的。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是不同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是不同的。其二，哲学意义上的自由与政治经济权利层面上的自由是不同的。其三，自由是凸显权利而限制权力的，是以制度化的安排来保障公民安适 ，它与容忍不公、打压公民的所谓自由主义是不同的。其四，从经济角度讲，自由主义的经济活动方式是一种有利于社会总的财富积累的活动方式，它对财产权的强调并不偏向资本的占有者，而是从对于公民财产权的普适性肯定，它在财富的分配上，注重公平性。从政治角度讲，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安排，是在威权政府与无政府之间寻求一种政府与社会健全互动的合理政府形态的制度努力。它在社会的介入机会上，注重平等性。(29)由于自由主义对诸自由的关联性加以高度的强调，因此，抽取任何一个方面的自由主张来非议自由主义，就是不公平的。由于具有自由倾向的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者与自由主义思想家的不同，也由于自由主义思想家内部不同的思想人物对自由的关注点不同，因此，单单以其中某一个思想家来批判整个自由主义，也是不公平的。
其二，需要对自由主义的理性批判之必要性加以确认。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它接受任何思想家对之的建构，也接受任何思想家对之的批判；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它既在社会进程中证实自己，也在社会进程中通过部分的证伪来完善自己；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政策与社会心理导向，它从来就没有也无法固定僵化为某一模式，它是开放和不断发展的。
自由主义在西方原生语境中，就因应来自外部的批判对自己的理论进行调整，以便更适宜社会的需要。
但是，对自由主义进行批判的正当切入点则是必须审慎对待的问题。以一种随意的指责来进行所谓的批判，是没有意义的。以一种先设的否定来抨击自由主义，也是没有意义的。
假如批判甚至解构自由主义言述，是有利于现代社会朝向更为健全的方向发展，那对自由主义将不会是一种悲剧命运。假如以建设性的态度指出自由主义的缺失，那对人类思想与行为的健全、心智的成长，将不无益处。
在清理了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我们方才可以回答自由主义对于现代中国的特殊意义问题。这些意义，需要分析和验证。鉴于本文的关注点，只能在此直接指出这种意义在几个方面的投射：其一，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推动社会财富积累有效的方式，它对于贫穷的中国来讲，可以推进我们采取有效的经济建设方式，以便治理贫穷。其二，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推动社会政治生活健全化的方式，它对于长期陷于专制极权的中国人来讲，可以促进我们进入一种适当的政治生活状态。其三，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宽容理解的思想方式，推动科学技术与学术思想的繁荣，它对于一个长期处于思想控制与科学孱弱的中国来讲，可以导引我们朝向一个民族精神解放的方向发展。前两者，可以视为自由主义对于期望现代化及现代化中的中国的意义：后者，可以视为自由主义对于一个期望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的思想界的意义——因为，没有自由的思想氛围，就没有思想学术的繁荣，也就没有创新的思想空间，当然，所谓的创新就会流于永远的期望。
由于自由主义的理论言述，在原生的西方社会是处于一个开放的思想创造过程中的，而通过文化传通接触到自由主义的中国人，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和创造性发展，就更需要一个漫长过程。于是，自由主义要证明自己对于中国的意义，以及这些意义得以凸显，就依赖于自由主义理论的自我健康成长。自由主义的健康成长，是具有条件性的。这些条件主要有两类：一是对它的理论基点与自我调整的健全把握能否满足的问题。在这一方面，要求自由主义达到理论的自洽性，即避免理论的可能内在矛盾。二是它的社会基点与生长氛围的宽松性有否保障的问题。在这方面，要求自由主义达到理论的外部健全保障条件，使得自由主义有一个良性的发挥作用的条件。前者，使得人们对于自由主义的误会降低到最低限度；后者，使得人们可以体会到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的“好处”，不至于将社会的一切不完美之处归咎于自由主义。
(30)自由主义的正当性，并非因此就获得认可。事实上，现代中国历史上抵抗自由主义的顽强性一直有目共睹。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道义认同，一直受到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挤压，(31)抵抗自由主义的理论与社会基础比自由主义获得的认同要深厚广泛得多。从自由主义传入中国后，受到来自各种各样的思想主张与各种各样的政客们的共同打击，就此而言，可以说现当代中国形成了自由主义之外抵制自由主义的思想文化、现实社会政治力量所组成的抵抗同盟。
自由主义的这种处境，完全不像“新左派”认定的自由主义成为主流，因此要以向主流宣战的边缘姿态来批判它、瓦解它。这对于同情自由主义与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和理论工作者来讲，坚韧地为自由主义说明和辩护的任务，仍然十分沉重。
转贴于 注释：
(1) 本文对“新左派”的分析，主要以刊登在《天涯》杂志上的数篇文章的解读为基础。
这几篇文章是，1997年第二期王彬彬《读书札记：关于自由主义》、1997年第五期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1998年第五期韩毓海《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以及在本文即将完成时看到却无法及时做出应答的、1998年第六期汪晖《“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旁及《读书》杂志、《二十一世纪》等书报杂志上近年刊登的一些“新左派”文章。主要有崔之元、张旭东等人的文章。
(2) 例如韩毓海在文章中寻求理论支持时对汪晖的援引。而汪晖在寻求理论同道时对崔之元的援引。
(3) 汪晖《我们不得不带着枷锁跳舞》，载《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1998 年9月11日第2版。此文系该报记者柯凯军采访汪晖的访谈录。
(4) 崔之元《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香港)《二十一世纪》1994年8 月号。该文为汪晖《天涯》1997年一文所特别看重。
(5) 汪晖1998年第六期《天涯》文。
(6) 参见徐友渔《自由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他》，《天涯》1997年第四期。
(7) 这一点尤其鲜明地体现于王彬彬的文章中。
(8)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2页。
(9) 同上，第32页。
(10) 同上，第32—33页。
(11) 同上，第6页。
(12) 同上，第7页。
(13) 同上，第17页。
(14) 参见汪晖1998年第六期《天涯》文结束部分。
(15) 参见崔之元1994年八月《二十一世纪》文。
(16) 参见《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詹明信与张旭东的对话第二部分“ 马克思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
(17) 原为怀特海(A.N.Whitehead)语。转引自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页。
(18) 参见徐友渔1997年第五期《天涯》文，文中对《辩证的想象——法兰克福学派史》作者马丁·杰对法兰克福学派失误进行分析的一段话。见该期第140页。
(19) 这一点在韩毓海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
(20）见韩毓海《从“红玫瑰”到“红旗”》序言“关于我们这一代人”，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
(21) 这一点在韩毓海1998年第五期《天涯》上的那篇文章表现得最为突出。
(22) 汪晖1998年第六期《天涯》的那篇文章，就主要以二元思维批判自由主义。
(23) 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论，三联书店1987年版。以及哈耶克《不幸的观念：社会主义的谬误》第二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
(24) 这一点可以参见伯尔曼《法律与革命》对西方法律兴起过程的分析。权力的二元(政权与教权)分割与制衡，曾经是西方社会“依法治理”兴起的重要条件。因此，并不是只有自由主义思想家才如此运思。
(25) 参见朱学勤《被遗忘的与被批评的》，书中对1996年6月美国“得夏书屋” 聚会中崔之元发言的记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6) 参见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引论》第五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27) 参见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结语，三联书店1997年版。
(28) 同上，第二章。
(29) 参见三联书店出版《公共论丛》四辑中那些对自由主义理论边界进行分析的文章。由于本文的篇幅限制，难以对自由主义的理论边界问题进行具体的讨论。
(30) 参见任剑涛《论自由主义的成长——汉语语境中的言说》，刊于即将出版的《现代评论》第一辑。该文对自由主义的言述自身的自洽性与成长的外部保障条件，有比较细致的梳理，可以补本文粗疏论断之不足。
关键词:民国;跳舞;研究
跳舞,中国社会古已有之,但中国的传统舞蹈终未能形成一种社会现象。鸦片战争后,随西风东渐而来的西式跳舞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中国社会渐掀波澜。西式跳舞进入中国社会后,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碰撞,二者间的冲突和融合折射出中国近代都市社会演变的曲折过程。同时,东来的西舞还催生了社交公开、男女平等、个人自由、享乐主义等思想和观念,是近代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内容和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体现。笔者认为,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研究中国近代的跳舞问题能够一窥中国近代转型过程中社会风貌的变迁。
西舞虽东渐于晚清,但勃兴于民国。目前,史学界对民国时期的跳舞问题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现虽已有学者对民国时期的大都市如上海、天津的跳舞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但跳舞问题作为民国时期城市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理应成为学界进一步关注的对象。因此,笔者拟将社会文化史范同内关于民国时期跳舞问题的研究进行梳理,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该问题做一铺垫。
一、娱乐生活研究中的民国跳舞问题
娱乐生活研究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跳舞又是娱乐生活的一种。民国时期,西舞在上海、天津、北京这样的都会城市中日益盛行,并渐成风气。 故而,在研究民国时期京津沪娱乐生活的论着中,几乎皆有对当时舞现象的论述。笔者现将这类研究中颇具代表性的论着作一综述略陈如下。
将整个上海娱乐业纳入视野并将舞厅业包含其中的两部典型着作,一是高福进的《“洋娱乐”的流入——近代上海的文化娱乐产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二是楼嘉军的《上海城市娱乐研究:1930-1939》(文汇出版社2008年版)。高着中“室内娱乐:男女同舞同乐时代的来临”这一章,概述了晚清至民国时期交际舞传人上海的流变过程,但失之过简,且错误较多。楼着中,作者为佐证整个上海娱乐业的空间结构、经营主体、娱乐特征等方面,对近代上海娱乐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舞厅业的发展概况作了分析,但略嫌泛泛,不够深入。
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一书,将舞厅作为一个重要的样本,探究了以“声、光、化、电”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城市尤其是上海的“现代性”,是一部颇具影响力的着作。
扶小兰的《近代中国城市文化娱乐生活方式之变迁》一文中的第五部分介绍了西方交谊舞在中国由初现到勃兴的情状,并认为交谊舞成为都市人娱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乃是近代社会发展之必然趋势,并彰显出其特殊的意义,但在笔者看来,作者以单薄的史料所得出的这一观点,有以偏概全之弊。
李少兵的《1927-1937年的北京娱乐文化——官方、民间因素与新时尚的形成》(《历史档案》,2005年第1期)一文,从官方、民间因素对娱乐文化的参与以及二者之参与同新娱乐时尚形成之间的关系这一角度,介绍了1927-1937年间北平舞业的情况,但多侧重于北平当局对舞业的管理。此外,作者于1994年出版的一部着作——《民国时期的西式风俗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有一章专门论述民国时期的西式舞蹈,介绍了传统的中国舞蹈和现代西式舞蹈的主要区别,交际舞从传入中国到逐渐流行的过程,中国舞蹈家戴爱莲,以及洋人对中国洋舞的看法。其中诸多内容鲜见于其他研究民国跳舞问题的论着中,不失为该文之亮点。
其他论及民国时期跳舞问题的社会文化史论着还有很多,比如忻平的《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罗苏文的《沪滨闲影》(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安克强的《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和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魏斐德的《上海警察,1927-193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许慧琦的《故都新貌——迁都后到抗战前的北平城市消费(1928-1937)》(台北学生书局,2008年版)等等,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一一具体评述。
二、民国跳舞问题的专项研究
目前,在社会文化史范畴内,对民国时期跳舞问题作专项研究的论文有十多篇,但着作屈指可数。笔者在此略作综述,以助后继之研究者了解此专项研究的概况。
马军对上海的跳舞问题研究得颇为深入。他的《1948年:上海舞潮案——对一起民国女性集体暴力抗议事件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以1948年上海舞女反抗政府节约消费禁令而引发的暴力事件为研究对象,梳理出了这一事件演变的详尽脉络,并整理出珍贵的口述历史文本,研究较为深入。他的另一重要着作《舞厅,市政——上海百年娱乐生活的一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则系统介绍了交际舞从清末传人中国一直到改革开放后再次出现的百年发展脉络。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导论中较为细致地梳理了国内外涉及上海舞厅、舞女的研究,为后来者之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除此之外,马军还发表了《1948年上海舞潮案中的舞业同业公会》(《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从“舞潮案”看战后上海市社会局的处境和职能》(《老上海透视——中日青年学人的上海史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论1948年上海舞潮案》(《上海研究论丛》第14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上海舞厅业的消逝(1949-1954年)》(《国史研究参阅资料》,总第290期,2004年8月)、《几点钟打烊?——论旧上海两界三方围绕公共娱乐场所关门时间的交涉》(《城市史研究》第24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12月版)、《两界三方管理下的上海舞厅业——以1927至1943年为主要时段的考察》(《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等论文分别从舞业同业公会、社会局、舞潮案、舞业的取缔、舞厅的关门时间、舞业管理等方面对上海的跳舞问题进行了研究。
张艳的《激荡与融合:西方舞蹈在近代中国》一书,“主要探讨在近代百年间社会变迁的背景下,西方舞蹈传人中国之后引起的舞蹈艺术、社会风俗、社会心态、价值观念、文化市场、政府文化管理等方面的变化,透视国人认识西方舞蹈和西方文化的心路历程,探讨多元文化碰撞、交流、融合的规律和特征。”
依笔者拙见,可将目前国内学界专门研究民国时期跳舞问题的十余篇学术论文分为如下三类:
第一,论述舞厅功能的文章。主要有:葛平的《交际舞场的交际功能和娱乐功能》(《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1986年第3、4期)和胡俊修的《近代上海舞厅的社会功能——以20世纪30年代(申报)广告为主体的分析》(《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其中,胡文还指出了上海舞厅长久存在和兴盛的原因。
第二,从舞女、都市化、现代性和公共空间的角度,论述民国时期跳舞问题的文章。主要有:陈文婷的《上海舞女:以休闲报刊与小说为中心(1927-1949)》,万妮娜的《民国时期舞女性质探析——以上海舞女为中心》(《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4期),张金芹的《另类的摩登:上海的舞女研究(1927_1945)》,赵凤玲的《交际舞东渐与近代都市女性的“摩登生活”》(《江汉论坛》2008年第5期),李从娜的《从(北洋画报)看民国时期都市交际舞业》(《中州学刊》2010年第1期),以及郭亮亮的《空间与想象——舞厅、舞女和穆时英的小说》(《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第三,以禁舞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主要有:左玉河的《跳舞与礼教:1927年天津禁舞风波》(《河北学刊》2005年第5期),唐小兵的《象牙塔与百乐门——民国上海的大学生“禁舞”事件考述》(《开放时代》2007年第3期),赵巧萍的《1946-1948年广州禁舞及其失效的原因》(《传承》2009年第3期),以及前文所述马军的上海舞潮案的相关论文。
此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研究生费嘉炯及该国社会学家保罗·克雷西亦曾对跳舞问题进行过专项研究,且其成果不容忽视,后继研究者理应仔细研读。
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民国时期跳舞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但笔者认为尚有诸多遗憾。
其一,仅将跳舞问题作为近代娱乐生活的一个方面而有所提及的论着多于对民国时期跳舞问题的专项研究。对于民国时期的跳舞问题,前者的研究多失之泛泛,或者材料单薄,有以偏概全之嫌,而后者的研究对象大多为西式交谊舞,似乎近代以来东渐至华的西式跳舞只有交谊舞而别无其他。实际上,存在于民国社会的西式跳舞除了交谊舞外还有西方各国的民间舞、芭蕾舞、现代舞等等,它们都曾对近代国人产生感官刺激,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
其二,从研究区域上讲,当前对于民国时期跳舞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上海,相比之下,同样是舞风盛行的京津地区,学界对之的关注程度明显不够。
【内容提要】如同历史上经典理论起源都具有相应的学理基础和实践背景一样，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起源也有其必要的前提，这个前提大体上可分为三个层面：其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所提供的基本原则；其二，中国革命所提供的实践经验；其三，对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有益成果的吸收。在专门论及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的研究成果中，大都关注前两个层面，而对第三个层面的讨论，则较为鲜见。探究新民主主义理论起源，"论战"是不应绕过去的，因为"论战"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在基本理论分析、理论研究方法、最终争论结果等方面，都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最后形成，提供了宝贵的学理资源。
【摘 要 题】共和国史研究
【英文摘要】The origins of the New Democracy Theory could be trnced back from three aspects:first，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t-Leninist theory;second，the practical experiences of the Chinese revolufion; third，the assimilation of the positive results from the debate about the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society from the 1920s to the 1930s.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third one and indicates that the debate provided valuable intellectual resources for the New Democracy Theory.
【关 键 词】新民主主义理论/学理起源/"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
【 正 文】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并取得胜利的基本革命理论，其形成经历了较长的历史过程。新民主主义理论最终能形成为一套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筹完整的革命理论体系，就其思想着础而言，有其必备的学理起源。20世纪20年代末兴起、炽盛于30年代上半叶、学术思想界展开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以下简称"论战"）为其提供了宝贵的源泉。当然，仅就学理起源而言，构成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础是多方面的，但考虑到问题研究的针对性，本文仅以"论战"为讨论中心，而不及其他。
一、思想论战与学理争论双重并行
按学术界大致认同的说法，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可分为三个方面，即起于1927年至1928年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起于1932年至1933年的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起于1934年至1935年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总称"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何干之曾说："社会史，社会性质，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可说是关于一个问题的多方面的探讨。""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是总的论争的核心。"这三方面的"论战"期，分别代表着三个连续的思想学术论争的流程，而这又与中国革命进程相衔接。因此，这场"论战"的政治背景就很值得关注了，如何干之所说："革命的实践，引起了革命的论争，论争所得的结果，又纠正了民族集团中的偏向，帮助了实践的开展。"（注：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何干之文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4年，第186、183页。）正是这场"论战"的政治诉求所在。
显然，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国社会急剧动荡，政抬格局不断变化。由此引起思想界的争论，对"中国向何处去"的不同解答，就是这种"论战"典型的表现形式。因主编《读书杂志》而知名的王礼锡，在为其所编《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所作的前言中就称；"关于中国经济性质问题，现在已经逼着任何阶级的学者要求答复。任何阶级的学者为着要确定或辩护他自己的阶级的前途，也非解答这问题不可。"（注：王礼锡：《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神州国光社，1931年，第1页。）1937年初何干之在总结这次"论战"时，也强调说："在分析研究中国社会性质时，各党各派就展开了各自的政治主张。在民族战线内，各党各派对革命所抱的态度，所采的策略，是有各种各样的。有人主张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革命，有人主张反帝的民主革命，有人主张工人阶级革命。这种不同的政治观点，是由社会性质的分析不同而来的。"（注：《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209页。）可见"论战"是有明确目的的。
对于"论战"起因，目前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论战"是由大革命失败后所逐步形成的中国"托派"挑起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是陶希圣于1928年10月在《新生命》上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一文引起的。就中共内部的争论而言，"论战"是在大革命失败，并由此导致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问题争论的背景下发生的。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从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而上升为总结中国革命理论的问题。具体而言，"论战"的目的，在于通过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检讨中国大革命失败在理论上或政治上的原因。因此，"论战"是以理论争论为手段、以政治斗争的形式表现的。1929年12月，李立三发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以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观点，对中国"托派"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的观点展开批判。随后"新思潮派"（因1929年11月创办的《新思潮》而得名）的王学文、潘东周、吴黎平等人也发表文章，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反驳"托派"的观点。1930年5月中共领导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在其纲领中也明确提出理论争论对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限于理论的研究，无疑地应该努力参加中国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际斗争"（注：《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纲领》，《世界文化》创刊号，1930年9月10日。）。显然，"论战"对于中共党内的理论争论、对于中共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中国"托派"理论的争论，都呈现出"实际斗争"需要的政治诉求色彩。
但是从这场"论战"的深度与广度看，不仅仅局限在政治范围内，而且引起当时学界的广泛关注，这恰恰对新民主主义理论建构产生影响。从整个论战过程看，从事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的学者们，均对中国历史与社会问题产生浓厚兴趣。因而，使得争论有了深刻的学术思想背景，即便是以"提倡经济学精深之研究"为宗旨的中国经济学社，也在1931年9月召开的第九届年会上关注"论战"。《申报》对会议的召开连续发表时评，其中提出关于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研究课题的就有4项，即"中国经济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之地位及其关系"；"中国经济之变迁与现状"；"中国经济之特质"；"中国往何处去"（注：《中国经济学当前之巨责（一）》，《申报》1931年9月3日。）。这几点所讨论的实际就是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问题。
如果说"论战"第一阶段主要围绕政治思想问题而展开，那么第二阶段有关中国社会史的论争，第三阶段有关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争，则较多地带有学理之争了。
中国社会史的讨论，按何干之的概括不外乎三点："（一）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什么？中国曾否出现过这样的时代？（二）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中国奴隶社会与希腊罗马社会是否完全相同？（三）中国封建社会有什么特性，封建社会的发生发展及其没落是怎样？"（注：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265页。）何干之甚至认为这三方面的研究，构成了"新史学"的基本思路。"新史学"对中国社会史问题的研究，解决了许多中国历史难题，初步建立起中国史研究的学术范式，这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最初学术成就，也成为判定中国社会史性质的学术基础。
顾颉刚在1947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史学》中认为，在中国社会史方面取得较大学术成就的应以郭沫若、陶希圣为代表，他们是"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1页。）。陶氏在史观上反对"中国封建社会说"，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持相反立场，此处姑且不论。郭沫若则因1930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使得他成为"论战"期间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最初代表。郭氏对"论战"学术价值的最大贡献，在于以扎实的古代文献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社会演化阶段在中国同样存在，并对不同阶段作出年代划分。对此顾颉刚有相当高的评价，认为郭氏的研究"富有精深独到的见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第91页。）。郭氏之后的史学家吕振羽，在1934年6月出版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同样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说在中国适用的历史根据，只不过吕氏与郭氏在年代划分上存在差异罢了。
中国社会史论战之后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继续将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扩展到农村社会，但这巳不是简单地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论争，而是在更为精确的社会学基础上展开论证，其中以各种统计数据作为实证分析可以说明这一点。
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是因王宜昌于1935年1月26日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农村经济统计应有的方向转换》一文引起的，赞同王氏观点的文章常发表于邓飞黄主编的《中国经济》杂志上，故被称为"中国经济派"。此派基本观点是认为中国农村的中心问题不是土地问题，而是资本问题，中国农村社会巳不是封建性的社会，而是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对这种观点进行反驳的，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一批社会经济学家，如陈翰笙、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人。他们因以1934年创办的《中国农村》月刊为论战阵地，故被称为"中国农村派"。该派虽然宣称"对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目的不在学院式的争辩，而在根据具体的事实跟经验，决定目前中国农业改遣运动或农民运动的任务与性质"（注：陶直夫（即钱俊瑞）：《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农业改造问题》，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新知书店，1936年第3版，第3页。）。这种为"现实真理而战"并不影响他们在"论战"中的学术成就，他们所进行的一系列农村社会的调查结果经过统计数据而实证的结论，都是经由严格学术规范写成的专业性极强的论著而体现出来的。可以说，"中国农村派"是在学术层面上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国化"了，由此在客观上为中共所领导的农村土地革命提供了学理依据。
由上观之，"论战"的参与者有的是以不同政见的理论家姿态出现，有的是以政治宣传家的姿态出现，而更多的则是以学者的身分参与论争，这批学者大都经过现代学术的严格训练，在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方面，都有相当的造诣。因此"论战"不完全像顾颉刚所说的那样："大部分只是革命的宣传家，而缺少真正的学者。"（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第91页。）不可否认，"论战"存在"宣传"的意味，这是当时政治现实所要求的。但同时"论战"之所以能够在诸学科上展开，则在于它有相应的深厚学术底蕴作基础，而这点恰恰是它对新民主主义理论建构有所贡献的地方。也就是说，"论战"的政治诉求，对新民主主义理论提供了思想的"合理内核"，而"论战"在学术上产生的有益成果，则在学理上为新民主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知识库"。新民主主义理论对中国历史及社会性质、社会形态的分析与年代划分、帝国主义入侵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与作用、农村社会的土地问题与阶级关系等方面，都从这一"知识库"中得到必要的学理根据。
二、"论战"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科学定位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经过思想界的论战，使得持不同政见的党派及其代表不能无视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而经过一批学者的深入讨论，使得它在一些重要的概念上得到科学界定，主要体现在对"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作包括政治学的、经济学的、历史学的、社会学的等学科在内的现代社会科学论证。
"论战"中使用的概念可谓繁多，其中最重要者是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析与界定。"论战"中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或倾向于这一立场的学者，大体赞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性质属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当时主编大型理论刊物《理论与现实》而主张"学术中国化"的学者沈志远就说："现在你随便拉住一个稍稍留心中国经济问题的人，问他中国经济性质如何，他就毫不犹豫地答复你：中国经济是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经济。"（注：《新中华》第3卷第13期，转引自《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187页。）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括中国社会性质的概念，经由一批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者的深入研究，基本已成为一个阐释中国社会诸问题的科学概念。
中共早期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核心概念"半殖民地半封建"并没有作出系统的分析，仅在有关文件或文章中有过个别的提及，这点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早期的文章中都有体现。作为中共的正式文件，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中已有"半殖民地"的提法。较明确地将中国社会性质作出定性的，是中共六大。六大的《土地问题决议案》中认为："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土地关系底特点，很明显地是半封建制度。""农村的封建关系之余孽，还有帝国主义压迫半殖民地的制度维持它。"（注：《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1、32页。）首次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完整提法的，是1929年2月3日的《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农民运动的策略（一）》（注：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第17页。）。所有的这些涉及中国社会性质的概念，在学理上都缺乏充分的论证，只是到了"论战"时期，这个概念才以学术理论形式被较为充分地论证。
"半殖民地半封建"最终成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在抗日战争前期毛泽东发表《战争和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名文章中明确而科学地界定的。那么，新民主主义理论对中国社会性质的阐释与"论战"之间存在什么关联呢？这就需要将"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的演变加以历史地考察。
第一，从"论战"的演进过程看，对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作过较全面的学术研究的，首推"新思潮派"。1930年4月，《新思潮》月刊在第5期推出"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发表王学文、吴黎平、潘东周、李一氓等中共理论家论证中国社会性质的文章，其中王学文的《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与潘东周的《中国经济的性质》两文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分析最具代表性。尽管他们在论证"中国主要的经济是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资本主义"并不是代表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注：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0、192页。）；"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时（注：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第203页。），是从"全面地分析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而不是从生产力着手，但他们研究的积极意义，正如何干之在总结这场"论战"时所肯定的那样，是"在中国思想界最先规定中国社会为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的"，而"所谓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半殖民性半封建性社会的定义，在此已有了一个雏形"（注：《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210、211页。）。
第二，中国社会史的讨论，将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从学术层面上升华了一步。也就是说，通过中国社会史的讨论，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已有可能建立在严格的历史学基础上，从而使得中国有史以来的社会形态划分及其相应社会性质的确定有了竖实的史学基础。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依据中国历史文献与考古文献，第一次证明中国也曾经历过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强调的社会形态有规律地递替阶段，不但反驳了"新生命派"与中国"托派"的"空白奴隶制"说与中国"国情不同"说，而且为新民主主义理论在划分中国社会发展阶段提供了必要的史学依据。与此同时，吕振羽的史学论著也明确提出"由鸦片战争到现在，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的论点（注：吕振羽：《中国社会史纲》（本书为原《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的增订本），"原版李序"（即李达序），耕耘出版社（上海），1949年，第2页。），这也体现了它在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中的重要性。
第三，"中国农村派"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探讨，基本上与前期两次"论战"同时起步'，而且在研究方法上更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中国农村》上刊载的大量研究中国农村社会问题的学术论文，表明"中国农村派"已建立起分析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基本学术框架。1935年间，钱俊瑞发表《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孙冶方发表《农村经济学底对象》，陶直夫（即钱俊瑞）发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农业改造问题》，薛暮桥发表《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方法问题》，等等（注：这些专业性极强的论文，1935年9月收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上海新知书店出版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一书中。）。通过对中国农村生产关系、土地问题、帝国主义入侵与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关系问题等方面的实证性研究，令人信服地得出中国农村社会性质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结论。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经过几番，"论战"，到1937年已有了一个基本的结论，这体现在前述的何干之的总结性评述之中。1937年，何干之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两书的相继出版向人们表明，经过"论战"，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已被当时进步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史学家所接受，可以说他们在思想学术上已形成了一个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共识。他们当中有些学人后来奔赴延安，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建立起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无疑有着重要作用。
有论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表述、理论建构，在1935年实际已经成熟、完成。"（注：雷颐：《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雷颐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5页。）这一观点值得讨论。因为作为政党最高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的成熟，必须以其政党的政治纲领或该政党领袖人物的理论观点的正式发表为标志。因而，作为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理论体系，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成熟，当以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人物关于该理论基本观点的系统阐述和正式完整发表为标志。仅就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有关"半殖民地半封建"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加以表述的，则是1938年11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1939年10月4日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明确地称"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4页。）。而体现这一概念经典表述的，则是1939年12月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
新民主主义理论固然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毛泽东无疑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他在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观点时，其学理资源可以说是来源于"论战"的积极成果（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并非忽视毛泽东在此之前所作的艰苦理论探索）。这可以从当时参与"论战"的学者在延安的学术活动，以及毛泽东关注他们的学术活动的史实中得到印证。
其一，新民主主义理论中以历史学角度论证中国社会性质的，主要体现在1939年12月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中，而这一章是他人撰述经由毛泽东修改而成的，毛泽东无疑认同了其中的基本观点。参与这一章撰述的有张闻天、李维汉等（注：参见张静如主编《中国共产党思想史》，青岛出版社，1991年，第230页。），而张闻天则直接参与了"论战"。1931年6月，张闻天用刘梦云的笔名写成《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的长文，刊登在《读书杂志》第1卷第4、5期合刊上，以评"托派"理论家任曙的《中国经济研究》一书为主要内容。张闻天在驳论中，从帝国主义入侵后中国社会经济变化的两重性、社会经济中的商品关系与剥削关系、对外贸易所表明的中国经济性质、中国农村经济中的土地问题等方面，论证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并没有资本主义化，而是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之中。张闻天此文的基本观点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中得到相当程度的反映。
其二，何干之关于中国社会经济性质的观点，以及前面提到的两本对"论战"的总结性著作，在延安学术界及对毛泽东本人都产生过积极影响。何干之1937年8月赴延安（10月初到达），任陕北公学理论教员及陕北公学下设的"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何干之因将准备撰写的中国民族文化史的计划函告毛泽东，毛回函给予肯定（注：毛泽东：《致何干之》，《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6～137页。），并在函中向何干之索要他即将出版的两本新书，其中一本就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书中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金融财政等方面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经济的特点"（注：《何干之文集》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4年，第169页。）。何干之关于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分析，对毛泽东不久之后全面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应有诸多帮助。
其三，"论战"期间在"新思潮派"中起重要作用的王学文，在："论战"中从学术理论的高度论证中国社会性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是出于"根据党的指示"（注：王义为：《王学文传略》，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3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6页。）进行的。王学文1927年春由上海到延安后，相继任中央党校教员、马列学院副院长兼教务主任，继续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教学。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都到马列学院作过报告。在该院任教的吴亮平也直接参与过"论战"。1930年他在《新思潮》第5期上发表《中国土地问题》，文中论证的结论是："现在中国农村租佃制度下的剥削关系，是封建式的剥削关系。"并且在注文中进一步辩证地指出："我们并不否认中国农村中也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剥削。不过这种剥削的范围和封建剥削比较起来，真是微乎其微。"（注：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第245页。）王学文、吴亮平等中共党内理论家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学术研究，是延安时期理论界有关这方面的基础性研究。
其四，史学家吕振羽的研究工作，同样受到毛泽东的关注。吕振羽关于"西周封建论"、中国社会形态发展规律、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问题等观点，都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有吻合之处。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尤其受到毛泽东的重视。该著的学术批判性主要是针对"新生命派"和"托派"的历史观，尤其是对陶希圣同名著作《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批判。毛泽东曾询问过这部著作的撰写情况（注：朱振惠：《论吕振羽史学》，《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160页。），可见毛泽东对吕振羽的学术活动始终是关注的。
总之，上述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思想论战与学理争论双重并行，以及参与论战的一些主要的进步学者纷纷奔赴延安，他们将"论战"的积极成果潜移默化地传播给共产党人，成为毛泽东建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学理源泉之一。
三、新民主主义理论对"论战"积极成果的吸收
新民主主义理论无疑是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总结，是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新民主主义理论作为一种较为完备的革命理论形态，是建立在对已有知识积累基础上的学说。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学理来源，既有域外的，如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也有本土的，如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五四"以来新文化的积极成果。通过以上论述，可以证明于新民主主义理论也吸收了"论战"的积极成果，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定位。
"论战"中被讨论得最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一词，在延安时期的学术理论界，成为一种被较为普遍采用的概念，在毛泽东的文章中也多次使用。然而，就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而言，一个概念的使用并不足以支持该理论的体系结构框架，因而新民主主义理论作为一种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形态，它的建构完成是充分吸收了各种学科各方面知识的精华的。"论战"的积极成果是构成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因素之一，但这并不表明后者的理论内在知识因素完全移植于前者，只有在有助于构建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的历史与现实基本特征的层面上，前者才有可能成为后者的学理起源。近代以采中国社会史基本性质的论定，是构成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历史基石，"论战"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学者们，为此作出了极有价值的理论贡献。
第一，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内部政治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导致对其基本性质的确定显得相当困难，表现在：帝国主义的入侵所带来的资本主义因素是否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也就是说，中国是否已资本主义化了，抑或是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30年4月，"新思潮派"的王学文从"全面地分析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入手，论证中国的"交换经济"在"广大的自给自足经济中，只不过是较小的萌芽形态，并不能占主要的支配的地位"。农村中只有"稀有罕见"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城镇手工业中有着无控制的"劳动剥削"，农村中地主对农民的地租形式的剥削，都是"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关系存在于中国的具体的表现"。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仅是"小小萌芽"，在中国广大经济区域中，"只不过（是）发展初期的萌芽状态，并不能占得主要的地位"。因此中国社会经济的基本特征"实在是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注：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第180、187、189、191、190页。）
"新思潮派"的潘东周，在批评中国社会是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封建残余"已实际不存在的观点时，强调说，"商业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他并不代表一个经济制度"，"所以商业资本的长期发展，并不能推翻中国社会的封建关系"，而帝国主义与封建制度的勾结，则造成了"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注：高军编：《中曙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第199、201、203页。）
"新思渐派"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正如何干之所评价的"确有了划时代的贡献，有极大的历史价值"（注：《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214页。）。后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也同样强调了这种观点，指出："自从一八四零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6页。）
第二，如何正确看待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后所带来社会变化二重性，是"论战"所争论的另一个问题，新民主主义理论对此问题也有较全面的分析。
"论战"中"动力派"学者大都持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否认中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其中在"帝国主义"问题上作文章是一个典型。严灵峰以"生产技术"作为"测验社会经济结构"的方法，用1913年至1921年中国进口工农业机器数量的增长数字，"证明中国社会之如何迅速地采取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而中国虽然"受帝国主义束缚日益坚固……然而，中国社会经济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还是有蒸蒸日上之势"。（注：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第348～350页。）任曙则将对外贸易当成中国经济的"中心问题"，认为"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农村经济中取得支配的地位，以及在全部中国经济生活中取了决定意义……是因为帝国主义向中国输入商品的关系"（注：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22页。）。"动力派"完全否认了帝国主义使中国社会经济殖民地化、半殖民地化的事实。
对于"动力派"的观点，张闻天专门发表《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予以驳斥，文中指出，任曙"只看见商品关系，而不看见剥削关系"，是"做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辩护士的工作！"文章以许多实证数据，如海关进出口数据、国外投资数据等，论证了帝国主义将中国变成其附庸，"不但不能帮助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而且阻止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他不但不消灭乡村中间的封建式的剥削，而且加紧了这种剥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只能使中国的经济殖民地化，而不能使中国的经济独立发展。"张闻天指出，正确理解中国经济性质，是正确理解中国革命性质的前提。"土地革命的主要内容，是在打倒帝国主义与消灭封建剥削。"而"目前中国的革命还是民主资产阶级性的"。（注：《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第3、14、44-45、70、72页。）
据曾参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朱伯康回忆，刘梦云（即张闻天）文章发表后，"读者反映良好，都认为这是解决中国革命理论问题的佳作"（注：朱伯康：《往事回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4页。）。况且作者后来直接参与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建构，其这一观点在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与《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被完善地表述。
第三，从生产关系入手剖析中国农村社会的性质，是"论战"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它为新民主主义理论关于中国农村社会阶级关系的分析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
中国农村经济在20世纪30年代几乎濒于破产，因而有1933年开始的所谓"复兴农村、救济农村"的社会改良运动，但"中国近来流行的'复兴农村改良技术'的口号，宣传得怪好听，实际上未见有若何改进之处"（注：褚汇宗：《国际经济战争与中国》，上海黎明书局，1936年，第257页。）。农村社会经济的变革，显然不是一个生产技术的问题。对于这一点，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中国经济派"的王宜昌、张志澄等人犯了一个基本理论错误，即认为"技术即生产力"，而忽视了生产力中劳动对象--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对此，"中国农村派"的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作出了有力的辩驳。钱俊瑞在《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的文章中，开宗明义地称："研究中国农村经济者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或是在农业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之中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别的。"。而农村生产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因为"（一）土地是农业生产最主要的生产手段"，而据统计"占全部人口百分之九十的中农贫农和雇农，却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土地"；"（二）中国目下农村资金的累积与剥夺，主要以，土地所有'这一种财产关系为根据"；"（三）农村劳动力的荒废起因于农民的失地"（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第73页。）。薛暮桥也认为，尽管不能否认农业生产力中的技术因素，但更重要的是"还有社会的一面"，即"人和人的社会关系"。以研究农村生产关系为重点的方法，可以避免"离开了社会生产关系，而把'机器生产当做决定资本主义社会的直接因素'"的错误。薛暮桥还指出，不能夸大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在农村经济中的作用，因为从农村生产关系上看，"在中国农村中间，一方面可以看到农民底向两极分化，另一方面又可看到整个农村经济底衰落、崩坏；在这情形之下，贫农底增加，远比资本主义经营底发展来得迅速。"（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第50、54、56页。）由此证明，虽然有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生成，但中国农村社会并没有资本主义化，而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总之，"中国农村派"主张"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上之特定的生产关系中来把握生产力"（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第90页。），才能科学地确定中国农村社会的性质。这种研究中国社会性质的方法，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同样体现着，如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关于"农民阶级"的分析，以农村土地占有及使用、农村中阶级关系、农村经济剥削形式等方面入手，确定不同阶层的农民在中国农村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农民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与作用等等就是例证。
摘 要 运用文献资料法，讨论体育强国目标下研究体育社会问题的意义和体育社会问题的内涵与特点，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分析体育社会问题的控制途径。认为可以通过建立健康积极向上的社会价值观念、引导体育社会功能的积极性因素的发挥、引导社会舆论正确导向、发挥体育的正当竞争性、提高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的综合素质和完善法制建设六个方面控制体育社会问题。
关键词 体育强国 体育 社会问题 控制
一、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事业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竞技体育也站在了世界的最高舞台，从此也拉开了我国迈向体育强国的序幕。2009年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研讨会上，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指出：“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要充分认识和正视体育事业发展中的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体育社会问题一直是我国体育矛盾中的热点问题，它伴随着社会的进步逐渐暴露出来。在以体育强国为目标的背景下，研究体育社会问题的控制有助于深化体育管理体制和机制改革，有助于加强体育的体制创新和制度创新，有助于促进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1]，对于体育强国的建设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二、体育社会问题的界定
社会问题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一般而言任何与社会生活有关的问题都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问题，只要引起了公众注意，并对整个社会造成危害的公共问题都是社会问题。所以体育社会问题的界定有三个条件：第一，是否使体育运动的运行失调；第二，是否影响了与体育相关的多数社会成员的体育利益或体育生活；其三，是否违反了社会的主导价值标准和规范标准。综上所述，体育社会问题定义为：体育社会问题是影响社会成员健康的体育生活，妨碍体育运动良性发展，违主导价值标准和规范标准，引起社会大众普遍关注的一种社会失调现象[2]。从定义上来看，体育强国的建设与体育社会问题息息相关，要想建立一个强大的体育国家必须减少和避免体育社会问题的负面影响。
三、体育社会问题产生的特点
在广义的体育社会问题中，无论是因为体育行为而产生的社会问题，还是在体育行为中体现的其它社会问题，都属于社会问题的一种形式，所以体育社会问题具有一般社会问题普遍性、客观性、时代性[3]等特点。此外，还具有自己本身的一些特点：
第一，体育社会问题透明性强。随着体育事业的社会影响力的增强，关于体育的事件都具有了新闻价值，这使得体育事业各个方面处于媒体的关注之下，体育事业中反映出来的体育社会问题也成为了公众的关注焦点。
第二，体育社会问题影响的范围相对较小。体育社会问题影响的范围仅局限于从事体育运动或体育事业相关的人，相对于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社会问题，体育社会问题的影响范围要小得多。
第三，体育社会问题影响后果的放大化。由于各种体育社会问题处于公众的关注焦点下，所以这些体育社会问题所造成的社会性后果也很容易被媒体和公众放大。
四、体育社会问题控制的途径
体育社会问题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出现的新问题，他依托于社会生活大背景，受社会问题的牵连，直接涉及社会稳定问题[4]，同时反作用于社会和体育事业。以下从宏观角度和微观角度分析体育社会问题控制途径。
（一）宏观角度
首先，建立健康积极向上的社会价值观念。赛场如社会，社会风气不断折射到运动场上，、行贿受贿等社会反映到运动场上就是运动员资格作弊、行贿受贿等体育社会问题。同时，这种不正常现象也会影响参与者的行动，形成一种不良的风气。所以建立积极健康的社会价值观念和正向的文化观念可以有效控制体育社会问题的恶化。
其次，引导体育社会功能的积极性因素的发挥。体育具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功能，但当运动员和体育执法人员完全被金钱和名誉吸引时，体育也就失去了本质力量，体育社会问题随之产生。要想避免这些问题发生就必须充分发挥体育社会功能的积极性，避免体育社会功能的不利因素。
最后，引导社会舆论正确导向。社会舆论尤其是公众媒体，它的正确导向对体育领域的健康发展和遏制体育社会问题的发生有着重要作用。社会舆论应该对体育发展和体制改革中的问题进行正确的报道和剖析，使相关机构意识到不足并督促其改革。
（二）微观角度
第一、完善体育理论和实践，发挥体育的正当竞争性。竞技体育中奖牌价值的过分渲染已导致不合理的体育竞争模式，这不仅威胁体育精神的传承，也促使体育社会问题的产生。所以要在学习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努力完善我国体育理论和实践基础，引导体育正当竞争。
第二、提高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的综合素质。高水平运动员和某些竞技体育工作者文化素质偏低是我国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5]，而这些问题无疑是体育社会问题的土壤，不断滋生出新的体育社会问题。因此要加强体育工作者的综合素质教育和道德教育，从根源上减少体育社会问题发生的可能性。
第三、完善体育法制建设。体育法制在维护体育事业健康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完善体育法制等强制手段，适应体育市场化的转变，是解决体育社会问题的强有力的举措。
参考文献：
[1] 邹师.我国体育社会问题的理论研究[J].体育与科学.2006.2(27):63-66．
[2] 仇军,钟建伟.论体育社会问题[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9.6(21):641-649．
[3] 邹师.体育社会问题与举办奥运会稳定理论研究[J].体育与科学.2007.4(28):23-27．
[关键词]中国政治哲学；宏观理论建构；微观政治主体；述评
政治哲学作为一门“对政治事物的一般性的反思而深入地理解人的生存和世界本性的学问”，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近十年来，无论是从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学者人数，还是从政治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来看，政治哲学的研究都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已然成为一门显学。本文以发表的学术论文为线索，对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作一综述和简要评论。
一、从宏观理论建构到以问题为中心的转向
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激发了诸多学者对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的兴趣。
从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角度探讨中国政治哲学的体系。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是从哲学的人学理念推演出伦理学的道德原则，进而再引申出政治价值学说来展开逻辑的。这也就意味着，规定着政治活动的性质、任务和目标的政治哲学之思想来源，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人学理念和道德原则的政治学演绎和逻辑结论；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体系应该坚持的逻辑起点和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本体论，辨证地继承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建立起一种既鼓励物质文明，又提倡精神文明的哲学、道德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体系。
从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有学者认为，价值性和事实性的关系，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任何一门政治哲学的建构，都需在理论内达成价值性与事实性的某种统一；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之路应该从理想性转到现实性，即从经典马克思主义致力于理想社会的理想性政治哲学到依据现实生活的现卖性政治哲学的转变。
从理论综合的角度讨论中国的政治哲学建构。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是对政治权力的来源及其行使的正当性，以及理想社会模式等问题从根本处进行思考的一门学问；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者来说，一件充满着挑战的理论工作应该是在综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近现代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三大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社会主义现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的思想体系与新的传统。
对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是近十年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趋势。这些研究成果涉及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政治价值论、方法论等，对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但是，这种宏观建构的政治哲学理论体系有着不可忽视的缺陷：一个是玄之又玄，其表现就是在概念中转圈子，从一个概念转到另一个概念；一个是空发议论，其表现是依据某个政治价值，比如公正、自由来批判宏观现象与大制度，而不肯去切实地分析身边的小问题与小制度。
对此，有学者着重强调，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刚刚起步，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地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地形成中国的批判意识与独立视野。中国学者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进行深入分析和批判性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毫无疑问将有赖于重新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特别是儒家这一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传统。但是，深入地研究儒家和中国古典文明不是要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问题化的方式，重要的是要展开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内部的问题、矛盾、张力和冲突，以及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在面对现代社会和外部世界时所面临的困难，对此我们并不需要回避、掩盖或否认，恰恰需要充分展开并加以分析。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同时也必然以日益复杂的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为动力。当代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同时又处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们对中国古典文明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开展，无疑必须从现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出发才有生命力。
因此，以问题研究为中心，特别是以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为中心成为了近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转向。
二、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政治哲学研究
以问题为导向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对此，有学者认为，当前国内政治哲学界存在的问题是缺乏对当代中国社会类型的准确定位。这不仅在理论上严重影响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而且在实践上对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发现和确定当下我国社会处于何种类型应是我国当代政治哲学的出发点。该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总体上是属于在根本利益上无对抗、无冲突，但在具体利益追求上体现多元的个性化差异状况，这种差异化主要表现为：(1)差异化的生产关系，即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外资、民营等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的生产关系；(2)差异化的政党关系，即一党执政，多党合作；(3)差异化的社会阶层关系一“两个阶级化为十大阶层”，即由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化为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市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因此，差异性社会无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现实，其社会类型是“差异性社会”。因此，差异性社会与和谐政治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向度。
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的问题很多，但从政治哲学的视野看，现实的和最重要的原因是权力至上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带来的官本位、权力本位的政府运作体制和政治体制。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和建构虽然不能说是解决当下“中国问题”(当然主要指国内问题)的惟一有效途径，但根据马克思社会层级结构理论，立足社会结构变迁，从学理层面和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无疑可作为破解“中国问题”、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而独特的分析进路。作为凝结和展现当代人社会政治地位‘c全息图”的社会层级结构既是当代中国问题的总根源，也是消解诸多中国问题的着力点，因而社会层级结构分析对诸多社会乃至政治问题就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应该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论域。
还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主要动力并非来自西方学术界的刺激，而是来自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发展进入经济起飞阶段之后，政治起飞的任务得以彰显，而政治起飞应该是中国思考的问题意识。因此，中 国政治哲学研究必须直面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难题一政治发展与政治起飞。该学者指出，面对中国发展的政治起飞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应当回答：中国社会的政治起飞如何可能?人类在古代城邦公民政治或君子—大人政治和现代权利政治之外，能否发展出第二种可能的政治(哲学)模式?若能，那么东方政治(哲学)传统能否发展出人类第二个政治(哲学)类型?从当代世界发展看，政治领域的最大特征是西方的霸权与东方的崛起。于中国哲学研究而言，我们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在批判地扬弃中国传统王道政治哲学与西方现代权利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创建新的政治哲学范式?围绕这一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还必须创造性地回答的重大问题有：良好的社会如何可能?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上我们如何进行政治思考?中国的政治起飞如何实现?
三、从宏观政治制度研究到微观政治主体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各种现实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中国现代社会日益走向复杂性，这也推进了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以问题研究为导向。正如我们所知，政治哲学所要面向的问题很多，有宏观问题和微观问题之分。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发展经历了从以宏观政治制度问题为导向到以微观政治主体问题为导向的转变。
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参与现代中国社会改革，其原初的目的就是解释阻碍中国社会发展与正义的“中国结”。但是，其理论维度从一开始就超越具体的问题之外，而直接深入到“结”之编组的原因与根据。也就是说，直接探讨一般国家政治制度的正当性问题，比如讨论土地的所有权、政府的基本原则，或者立法的正当性基础等此类的问题，不是提出解决具体问题的实用对策。极其重要的一点，中国在与现代世界，尤其与西方世界对话而制定共同的政治规则时，社会一历史的差异，使中国的政治哲学学者更趋向于选择社会一历史的宏观视野来讨论政治哲学的问题。因此，从政治哲学角度研究宏观的制度问题也就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
有学者从社会现代转型的角度，以(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矛盾为中心线索，把制度放进马克思主义价值学的视野中，集中考察了制度在促进人的自由，形成自由秩序的过程中所具有的价值及其实现机制。该论者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和全面转型，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问题凸显出来。如果说经济和军事实力属于“硬实力”，而政治价值观属于“软实力”，那么，政治制度建设则是存在于“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通过政治制度建设，不仅可以将“硬实力”和“软实力”整合起来，而且是“硬实力”和“软实力”提升的根本途径，将推动“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提升机制化。因此，该论者认为，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
与此不同的是，有学者指出，尽管以政治制度为中心的宏观政治研究范式在政治哲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面对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宏观政治模式也有重大的缺陷：正是在宏观政治哲学那里，政治哲学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另外一种理论哲学，心甘情愿地受“自然科学化”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的支配。它习惯于抽象掉内在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和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多态化的、多样性的、边缘性的和微观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把中心化的、宏观的权力运作和国家制度安排等宏观政治活动，以及周期性的经济活动机制，即一种理性化的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放大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普遍的、绝对的规律和力量。对此，该论者进一步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于理性的危机而重新审视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时代，生活在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机制日益多元差异，非中心化的微观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结构日益发展的时代，自觉地开辟微观政治哲学的领地，显然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新发展。因而，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推进微观政治哲学研究更具有启发意义。
有学者认为，在现代法制社会条件下’提升每一个个体的“政治主体意识”的自觉程度，以形成广泛介入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监督，是实现权力制衡、促成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而这需要有政治哲学层面的深层论证。该论者指出，政治主体分为“社会政治主体”与“政治权力主体”两个层面。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思维的根本缺失是“社会政治主体”认识的缺席与“政治权力主体”认识的强化，致使社会一般成员的政治认知、政治人格及政治参与意识先天不足，更缺乏政治权利意识。因此，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要关注微观的社会政治主体研究。
我国著名学者韩庆祥教授指出，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生成论哲学，其主体是人，目的也是人，人是在实践中生成自己与实现自己的。而要真正使人成其为人，能力问题很重要。能力原则能培养人的先进性：第一个先进性是能力本位内在要求公正，有能力的人就希望公正，希望有平等的机会，这种公正，相对于等级而言是先进的；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二个先进性，就是它欢迎民主；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三个先进性，那就是使人具有相对独立的人格。过去我们的政治行为围绕权力做得太多，今天我们应该围绕能力来组织政治行为、政治活动；把能力原则引入我们的政治活动，用能力而不是权力来增强我们政治的权威及其影响力。以此，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应由权力本位的政治哲学走向能力本位的政治哲学，最终的使命就是使政治人在政治行为中真正成其为人，使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真正成其为人。
四、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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