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桌边那些老牌列强们摸了摸腰间的手枪，悄悄交换着会意的眼神，准备在这张大餐桌上做好新的局，来陷害这个后来者。
餐桌上是有基本游戏规则的，即使发起一场革命，也不能掀翻桌子。这个后来者应该怎么办呢？他腰间也有手枪，但这不是拍摄《英雄本色》的片场，他不能像周润发的小马哥那样拔出枪来快意恩仇。所以他必须沉着冷静，艺高人胆大，与桌边的老牌列强们耐心周旋。要玩是吗？我可以奉陪，让我们玩到底，看谁最终出局！
就在这戏剧张力十足的时刻，有人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的题目看上去有点大。《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在此之前就没有一本书能让人看懂世界格局吗？不过我们确实没有必要这样咬文嚼字，因为在一本通俗著作中，将当今世界格局及其百年渊源娓娓道来，既能雅俗共赏，又能言之成理，以前确实几乎没有人能够做到。特别是，作者是一个此前尚无盛名的年轻人，就更让人刮目相看了。
更重要的是，当此中国快速崛起之际，弄明白今天的世界格局究竟是什么光景，这种格局又是依据什么条件而形成的，正在变成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在中国闭关锁国、遭列强封杀的年代，这件事情固然不像今天这样迫切；即使在已经改革开放的年代，如果中国尚未在经济上崛起，在国际上尚属被边缘化的角色，这件事情也不像今天这样迫切。可是到了如今，这件事情真的已经迫在眉睫了――因为中国正在大步走出亚洲，走向世界。我们已经坐到列强俱乐部中的那张大餐桌旁了。
到了这个时候，对于当今世界的格局及其来龙去脉，不仅我们的政治家和政府官员需要弄明白，我们正在奔向世界各地的商人――不管是国营的还是私营的――也需要弄明白，还有我们千千万万怀抱着理想的年轻人，同样希望弄明白。进而言之，所有关心祖国的中国人，都希望弄明白。
这么说夸张吗？一点也不。因为这件事情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
按照本书作者的意见，形成今日世界格局的背后动力，一言以蔽之，就是经济。政治的背后是经济，军事的背后也是经济，政治、军事都只是服务于经济目的的手段。
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习惯于这样一种说法：西方列强在世界各地侵略靠的是工业发达船坚炮利，只是到了20世纪下半叶，列强才从军事征服改变为经济侵略了。但是本书用富有说服力的分析和论述告诉读者，几百年来，无论是列强之间的争霸，还是列强对第三世界的侵略，从来都是从经济着眼的。所有那些船坚炮利的故事背后，都有一本经济账。美国在今天世界上的霸权，归根结底就是经济霸权。近年美国发起的每一场战争，都是为延续它的经济霸权服务的。
列强们之所以能够在这张大餐桌上开怀享用那么多年，就是因为他们全都是极端务实的、彻头彻尾的经济动物。而被许多人盲目崇拜的诸如人权理论、言论自由、市场经济等等，其实和列强们的航空母舰或导弹潜艇一样，都只是为他们的经济霸权服务的工具而已。第三世界的人们经常愤怒责问西方列强，为什么你们要在某些问题（比如人权问题）上搞双重标准？其实列强们从来只有一重标准――那就是他们自身的经济利益。为了这个利益，其他任何东西都可以朝秦暮楚云雨翻覆。
今天的世界格局，完全是在各方实力的较量与平衡中建立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各方实力的消长而改变。中国之所以能够有今天的局面，几十年来的奋斗，比如抗美援朝、“两弹一星”、普及教育等等，实际上起了某种决定性的、影响深远的作用。所以中国的崛起，虽然任重道远，却已曙光初现。现在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在隧道中奋力前行。
明天，在这张叫做“地球”的大餐桌上，我们需要一个属于中国的新格局。
为了这个新格局，我们今天就要认真作好准备。
（摘编自《新民周刊》杂志）
《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
王伟 著
[论文摘要]“和平与发展”是新时期时代的主题，是当今世界各国、备民族帝】定内部方针、政策和外部交往战略的基本依据，是影响世界总体格局及发展方向的决定性因素。所以，研究“和平与发展”论断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对时代主题的理论研究都非常关注，并不断地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因为时代主题理论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的最深刻、最宏观、最本质的揭示。时代主题理论的阐释对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科学技术的格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无论是否认可，都将客观地产生决定性的巨大影响。时代主题的理论核心论断，～般来看都是由驾驭全局的历史伟人揭示的。邓小平依据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格局演变的新形势，各个国家和民族思维的转变和心理企盼，非常鲜明和深刻地指出，当今世界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改变了列宁战争和革命的时代观点。这一论断揭示了新时代的主题，指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为各个国家和民族制定内外政策和策略，编制发展蓝图提供了理论依据。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不管现在的发展程度如何，只要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走和平与发展的道路，国家就会繁荣昌盛，社会就快速向现代化和信息化推进，民族就会兴旺文明。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互利互惠，共同发展、进步、文明。如果谁背离这个时代主题，那就必然会走向曲折或者是失败。
一、“和平与发展”论断的提出及其涵义
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是什么?世界格局如何变化?如何对国际局势做出科学的估计和分析?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关系重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根据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做出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论断，并且在1985年高瞻远瞩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国际形势的变化怎么看?旧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完结了，新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定了，国际上议论纷纷，国内也有各种意见。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很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邓小平把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并不是说这两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而是说这两个问题是目前国际范围内的重大的带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是关系到各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是关系到全世界人民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是全世界人民和各国政府都需要重点加以解决的问题和共同的历史任务。
我们把当今的时代称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是以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的状态为主要标志来划分历史时代的角度来讲的。和平是一种政治状态，它是和战争状态相对应的。发展是一种经济状态，它是与经济的停滞、倒退状态相对应的。“和平与发展”和“战争与革命”是两对对应的范畴，人类社会时而处于“战争与革命”状态，时而处于“和平与发展”的状态，二者互相交替，此消彼长。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意味着当今时代的主题不是“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既是世界历史自身发展与转变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也是人们对当代世界历史的认识发生转变的主观过程。邓小平敏锐而及时准确地阐释了时代主题的转变。
新时期，同志一方面重申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同时又全面深化了对这一主题的认识。他根据新的世界形势全面展开了面向21世纪的战略谋划，鲜明地提出了“如何使21世纪成为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世纪”这样一个重大战略问题。世界要和平，国家要稳定，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这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旋律。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主旋律的揭示紧紧地抓住了当今人类世界主题，其理论意义极为深远。
二、“和平与发展论断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寻求发展指明了方向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它有两大突出的表现，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这两大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互相渗透，不可分割，和平是为了发展，发展有利于和平。要深刻理解和平与发展，就必须思考具有有序良好的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新秩序的构建。
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是由几个大国瓜分世界与反瓜分反宰割，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相对立，是充满激烈的矛盾和斗争的冷战格局。政治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竭力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经济上西方大国控制着世界市场。然而，国际秩序总是受一定的世界主题的制约和影响并与之相适应，随着世界主题的变化格局向多极化趋势发展，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便成了当今世界必然解决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理论，是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来的，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是国际形势发展和世界格局变化的必然产物，是和平与发展思想的全面展开。
邓小平指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与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邓小平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构建国际新秩序，主要目的就是要消除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而实现世界的普遍和平和共同的繁荣。也指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始终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建立国际新秩序，就是要根除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并把和平与发展作为自己的最终日标。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用和平方式、政治对话、协调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用国际关系法则和国际力量来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决打击恐怖主义，制止战争爆发，捍卫世界的和平。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确立经济交往中的平等互利关系，促进各国家和民族共同发展。
新时期，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逐步建立，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标的时候，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应更好地认清世界格局变化，把握时代的脉搏，确定前进的方向，更好地融入到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去，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理论的指导下，更深刻地认识到时代的特点。
其一，世界政治多极化是不可阻抑的历史潮流。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尽管这一时期里，美国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在对外关系中推行单边主义，政治干涉主义。力图建立以美国为领导的世界秩序。但是，以强国主宰的世界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政治多极化方向发展。进入21世纪后，虽然国际局势发生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国际社会中仍存在着不稳定因素。但是，指出，从总体上看“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没有改变”。
世界多极化既是世界各大力量为在冷战结束后“占据优势地位，争夺21世纪国际社会中的战略主动权”进行重新分化组合的客观反映，同时也体现着世界各种谋求和平与发展的力量，反霸权主义的价值取向和国际反对霸权主义力量不断增强的历史演进。冷战后大国关系的深刻调整。多个力量中心的形成，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的增强和国际地位提升，不仅表明多极化趋势正在加速发展，而且预示着“极少数大国和大国集团垄断世界事务、支配其他国家命运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始终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世界多极化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霸权主义危害，但它在一定条件下对霸权主义构成制约。因此，我们提倡促进世界多极化的目的，就是联合世界各种力量，反对美国企图独霸世界的霸权战略，实现和平与发展这一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标。这一主张顺应了“时代进步的要求，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安全。”
世界多极化是当前世界力量对比的客观反映，是当今大多数国家所追求的世界发展趋势，也是不可阻抑的发展潮流。因此，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应尊重世界多样性并倡导世界发展多样化模式。
由于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日益加深，“俱荣”和“俱损”效应愈加明显，因而需要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通力合作。实现这种合作需要各国之间的尊重，尊重各国和各国人民的意愿和利益。这是当前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重要基础。为此，各国之间能够实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开展平等互利合作的前提是要在思想观念上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就应该尊重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和意愿，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及权力，任何国家都不得干涉别国的内政，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参与国际事务；国家之间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友好合作；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和争端，应当遵照联合国和国际法准则，通过和平协商方式解决，不得诉诸武力或以武力威胁。这一主张同肆意干涉别国内政，企图建立一统天下的单极世界和强权政治是根本对立的。
21世纪既是一个多样性的世界，又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正是由于世界的多样性才带来了世界各国合作的可能性，只有承认并正确对待这种多样性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我们承认，并维护世界的多样性，在国际关系中就是必须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倡导发展模式多样化。针对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企图建立以他们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为目标的霸权主义行径，明确地指出：“不顾当代世界丰富多彩的客观实际，企图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动辄以孤立、制裁相威胁，这种霸道行为只能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凭借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他国贫困落后的基础上是不得人心的。企图包揽世界事务，主宰别国人民命运的做法越来越不行了。”[]因此，世界各国有权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前进方向。其他国家无权干涉。世界多样性与发展模式多样化有利于阻抑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其二，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必须积极面对和推进经济全球化。20世纪9o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相互渗透日益加深，国际合作与竞争空前广泛和激烈，世界各国越来越感受到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而带来的影响，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怎样面对全球化并做出选择已成为各国领导人当前不能回避的重大课题。由于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以及科学技术进步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它有利于促进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并将为世界经济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因此，在当今开放的世界中，任何国家都不能回避这一趋势而脱离世界经济孤立地生存和发展。实现现代化和信息化必须面对并融入全球化。
当今世界，“经济因素的作用不断加强，以科技和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主导因素。” “经济优先已成为世界潮流……当前对每个国家来说，悠悠万事，唯经济发展为大。”这些论述是对当前世界各国发展方向的一个准确概括。两极格局瓦解后，各国为了在多极化趋势中占据一席或在国际竞争中赢利主动，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发展本国的科技和经济上。发展科技和经济已成为各国增强综合国力的主要手段和途径。经济全球化能使参与其中的国家，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经济的发展。这里，我们在承认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和肯定它对各国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的同时。还要认识到它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会给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一系列条件和机遇，但也会带来不同程度的风险。如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要受到主要是按发达国家意志制订的国际规则的约束；开放本国市场，会致使外国商品涌入，冲击民族工业；外资比例过大可能会使国家经济命脉被跨国公司或国际经济组织所控制等。尽管如此，由于经济全球化是各国家、各民族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的现实和发展趋势，所以，只有积极地面对和参与并努力有所作为是各国明智的选择，“闭关锁国”是没有出路的。
其三，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应积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对国际关系本质的一种认识，不同时期的国际关系有着不同的本质。自从形成近代民族国家后，产生了今天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然而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列强争霸，并不具有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本质特征。二战后，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第三世界的崛起和国际争霸斗争的兴起，国际关系民主化开始显现。尤其是冷战结柬以后，“各国人民都渴望世界持久和平，渴望过上稳定安宁的生活，渴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渴望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渴望促进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而且国际关系民主化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针锋相对的。国际关系民主化。就是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作主，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各国平等协商，在事关世界和地区和平的重大问题上，应该按照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通过协商谈判和平解决，全球性的挑战，如恐怖主义要由各国合作应对。而霸权主义则是恃强凌弱，干涉和侵略他国，垄断国际事务。因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要障碍。面对这一趋势和愿望。世界各国应努力适应这一历史潮流，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因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实现，将更加有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三、“和平与发展”论断为世界各国制定大政方针和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任何一个国家在制定大政方针和发展战略时，不仅要以自己的国情出发，而且都应从世界总体发展状况和时代主题为导向。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当今时代的潮流。它代表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成果和标志，它也是世界各国制定大政方针与发展战略的理论依据。在谈到和平与发展这两大课题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世界和平是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各国的共同发展则是保持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础”。要发展必须创造和平环境；只有共同发展才能促进和平的实现。当今的世界实践已充分表明：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化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上述的世界文学及其背景，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但却是世界现代史上的文化全球性最早的开始，其中已经包含现代全球化的意义，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经济与文化活动，并不仅是单纯地属于本民族，只在本国本民族中得到交流和享用，而是从国家和民族的闭关自守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具有某种共同共通的经济与文化交往交流的关系，虽然这些国家和民族之间在这种关系中的地位、作用、利益是并不相同的，但趋向却是从封闭、隔绝、拒斥而走向超国界的交往与交流，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最初步的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开始。
我们看到，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作为民族化的对立矛盾存在是单极化。由于国家、民族的强势不同，在经济和文化交流中的利益要求也不同，超越平等互利的原则的“全球化”则将导致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冲突，甚至会走向严重的单极化。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沙奈说“‘全球化’这个词可能会掩盖一个事实：资本全球化的一个主要特征，恰恰是将国际和国内双重的单极化运动融为一体，构成资本全球化的中心。单极化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资本能够更多地从中受益。全球化运动结束了已持续了一个世纪的融合和趋同趋势。”沙奈继续分析全球化过程中国家利益的不同，他说：“单极化首先是国际范围的，它使处于世界垄断中心的国家、与中心的国家合作的国家和位于周边地带的国家之间突然形成巨大的鸿沟。……完全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热潮边缘的国家，在国际政治体系和不平等贸易的共同作用下，不仅成为附属国、原料储备国，而且完全如同帝国主义‘经典’时期一样：对于处于世界垄断中心地位国家和公司来说，这些国家实际上已经不再有任何经济或战略（冷战结束）意义。”（注：弗朗索瓦·沙奈著，齐建华译：《资本全球化》第18-1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同国家之间在经济利益上是如此矛盾，在文化上虽不是像经济单极化矛盾表现得那样直接明显，但文化价值的认同、文化地位的确认、文化市场的竞争，如此等等的矛盾，还是普遍存在的，并有多极与单极的矛盾斗争，有时也是比较激烈的。历史与现实都是如此。
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与结构中，民族文化的充分存在与地位肯定，是全球化的多样性保证。必须承认，在当前世界的现实格局，每个民族不论其大小强弱，都各有其文化存在，并也具有文化的精华与贡献，由于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存在，世界文化才多姿多彩。但由于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不平衡，在现代世界上展露的程度不同，被人了解的先后不同，因此，在全世界上的显现程度上很不相同。全球是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全球，因此不仅各个民族应被确认，它的文化也应予确认。要想促进文化的全球化，则须将世界各个民族的优秀的先进的文化，广泛地纳入世界的平等文化格局之中，成为世界多元格局的多样性的文化存在。在当前的世界范围内全球化问题大讨论中，许多有识之士无不担心全球化民族应有的存在地位与命运，尤其是民族文化的地位与命运，这并不是杞人忧天的多余之虑。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在南京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时发表题为《多语化与文化的多样性》的演讲，他说：“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世界化并不仅仅局限于商贸往来或信息交流的全球化。从‘世界化’这个词最广泛的含义来看，它首先对文化产生影响。”他特别提醒人们：“也许大家并不都知道，每两个星期就会有一种语言从世界上消失。随着这一语言的消失，与之相交的传统、创造、思想、历史和文化也都不复存在。”加利对于这种文化境遇的危机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我们处于一种相悖的境遇中：国家在赢得的同时也在失去。当一个国家的政治产生国际性的影响时，它便赢得了。当一个国家的政治在越来越多的方面更多地依赖于其他国家，尤其依赖于凌驾于国家结构之上的新兴权力时，它便失去了。因此，从全球的角度来思考民主，在世界化破坏民主之前让世界化得以民主化，这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只有国际社会各个权力层次都行动起来，只有保护语言和文化的多样化，国家关系的民主化才能得以实现。”（注：转引自许钧：《语言·翻译·文化的多样》，2002年6月28日《文汇读书周报》。）加利的看法是很有实际针对性的，他似在提醒许多弱势民族与国家，不要在全球化的这个必然走向中忘记和丧失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和地位，也就是必须保持全球化进程中民族文化的地位，不然就是强势文化的单一化、单极化。文化在全球化中有不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存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全球化。
从发源于商品经济和世界贸易经济交往关系并与之一起出现的世界文学与文化的交往关系，到今天全球性的经济与文化交流与合作，有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个历史潮流发展程序就是向全球化进展的程度。如果对这个时间过程和实现的程度进行一下测量，就不难发现，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不仅在时间过程中有从无到有的程度，从少到多的程度，还有从交流到合作的程度，从更多的被动接受到自觉拿来的程度，从接受别国到与别国平等交流的程度。这种种不同的程度，就是文学和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限度。在今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种限度将长久地存在下去，只要民族还存在着，它就几乎是一个无尽的过程，而文学或文化全球化问题的提出，就要人在理性上认识这个限度，找到克服限度的正常的方法和策略，求得用全人类创造的先进的优秀的文化和文学来丰富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文化，扩大这种文化的共享，以便尽皆更好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参与文化的全球化，其前提条件和基础条件是参与经济的全球化，要成为世贸组织中的平等一员，没有经济上的力量与地位，文化上的参与力量是很受局限的。在当今世界上文化力量是受经济力量所支撑的，世界格局中的文化权力，归根结底也是经济的权力。因此我们看到，在当代世界中，经济上落后的国家根本发展不起来自己的文化，自然也不会在全球化文化中占有自己的地位，这是必须改变的历史局面。尤其是当今世界的经济艺术化、艺术经济化，使经济直接成为艺术文化的载体和依托，这更造成了经济不发达国家的文化发展力的局限，也更见经济发展对于文化发展的意义。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没有经济实力的保证，必然难于实际参预文化全球化的格局。美国不论有多少个哥伦比亚、三星、福克斯、环球电影公司卖给外国，它们生产的影片在口味上仍是美国的，这可以说是经济的文化消化力。
文化的全球化是世界各个国家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影响与接近。这其中的基元因素是民族文化，无数的民族文化构成为世界性的全球文化。所以，这种全球化绝对不是脱离民族文化而存在的超民族文化的文化。因此，为了推动文化的全球化，并不是在民族文化创造中可以削弱和消解文化的民族性，而必须是认真地在民族生活的土壤上，创造有充分特点的民族文化，所谓“越是民族的越可能是世界的”说法，也是指向这个意义的一种论断。我们从已往的世界文化和文学的交流经验中，可以充分了解到，真正能走出国家、走出民族天地的，乃是那些原本属于本民族文化中的出类拔萃的珍宝。在今后的文化全球化的格局中，最先最充分地成为全球共享的文化，也必然是这种文化。
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东西方文化的矛盾冲突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自19世纪以来，西方的殖民主义政策比较普遍地施展到东方，经济上的掠夺，政治上的压迫，文化上的统治，使东方各殖民地国家的各族人民饱受苦难，在文化上的破坏和阻挠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这时的文化交流主导形势是单向的西方“送来主义”，而东方文化除了可以掠走的物质文化产品之外，其余许多都是不被承认的“落后文化”。这种文化上的不平等，更体现为西方强势文化的话语权力和文化霸权，对东方文化形成了西化的威胁。所以，真正的文化全球化，决不是消解东方文化的“西方化”，而是平等的交流和互补，向着更大程度的世界文化的生成和发展的目标切近。这个目标要求东西方都得实行平等的开放政策，就如同经济上的开放政策一样，以促进人类先进文化的共享。尽管文化全球化中，还有意识形态的差别，价值观念的不同，这都是一种阻碍条件，也是文化全球化程度的一种限制，但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互依，终究会找出解决交流接近的方法的。实际上21世纪的开始已经预示了非常好的兆头。
在文学与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文学或文化艺术理论的全球化，不仅具有更为广阔的天地，也是司以走在其它文化存在的前头，成为进一步促进文学与文化全球化的思想先导。由于在人类的文化艺术发展中，有很多共同的规律，也有许多民族的特殊性，文学和文化的理论不过是这些现象的科学揭示和具体规律的总结。这些作为理论形态的存在，如果真正的具有科学性，同时也必然具有相当广泛的适用性，其理论范畴在不同国家、民族之间也自然具有对应性。由于各民族之间的历史差异、文学与文化差异，也会造成理论范畴的差异，甚至是范畴有无的不同。在民族文化交流史上，对于其他国家某些概念范畴的采用，是民族文化史上的常事，只要是成为表意的符号，尽可以他为我用，不必认为是“失语”，中国的佛禅文化史已早有成功先例。例如“觉悟”、“化身”之类，不仅是佛家用语，也是世俗用语；在世俗用语中，已被赋予世俗所指意义。在文艺理论中实际也有许多这样的范畴概念，如“悲剧”、“典型”、“误读”、“文本”等等，都是正常交流引入，自觉的吸收，并不体现为话语的权力。
[论文摘要]冷战的结束终结了存在多年的两极格局,从此世界格局加速走向多极化｡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多极化之间的联系不断加深,二者已然形成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深层关系｡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进入了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趋势加快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对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人们通过追溯世界经济的历史,直接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经历亚洲金融危机,对其所带来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的认识不断深化｡而对于世界多极化,人们的认识还停留在某个表面,往往把世界多极化趋势与世界多极格局混为一谈,其实现阶段所说的世界多极化并不是指世界多极格局已经形成,而是指世界格局发展的方向和趋势｡虽然多极化格局的最终形成需要经历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但是却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凭借其唯一超级大国的超强实力四面出击､到处干预,企图建立起一超独霸的单极世界｡世人摄于美国的超强实力和胡作非为,许多人悲观地认为当今世界就是美国霸权领导下的单极格局｡事实上,世界多极化趋势明显,并且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多极化进程加速进行｡这从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到近年的朝核､伊核问题可以清楚看到,科战､伊战时期世界各大国对于美国的单边主义无可奈何,近年的朝核､伊核问题却迫使美国不得不寻求大国合作,回归多边主义｡那么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多极化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如果有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一､全球化与多极化的内涵
经济全球化是指由于某些基本力量的推动,世界各国经济活动突破地缘政治的某些范畴,跨越国界,使相互间的经济联系日渐加强,相互融合的一种历史趋势和过程｡经济全球化是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发展进一步加深的过程｡是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的国际关系与之相统一的新的发展阶段,表现为在全球市场范围内优化配置各种生产要素,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带动新的国际分工,资本在投资国之间大规模流动,各国政府降低人为壁垒进一步开放本国市场,世界贸易组织主导贸易自由化趋势,国际金融市场把各国金融活动一体化和自由化｡这是全球资源从相对集中走向分散化的历史过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这些要素中居于绝对优势地位｡世界经济发展的多元化､均衡化将更为突出｡因此,国家要获取的经济权力再也不是由少数强国可以起决定性作用的权力,而是一种多元化的权力和相互制约日益加深的权力｡多极化则是对两极格局或单极格局的否定,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客观要求｡多极化是一种客观现象,是任何国际势力也阻挡不了的｡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需求,其必然导致联合国作用的增强｡应该看到多极化趋势是矛盾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客观反映,矛盾发展不平衡规律要求当代大国综合实力对比必然由不平衡走向新的相对平衡｡
二､全球化与多极化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的矛盾与整合
20世纪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人类在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等各个层面实现了全球互动。在全球化打破了地区经济纬度的同时，触动了社会价值与社会认知的矛盾与整合。全球化不是纯粹的经济或政治的全球整合，“其目标甚至首先指向了文化价值方面”(注：万俊人：《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论》，《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第39页。)。
冷战时期，全世界被意识形态所分割。当国际关系格局冲破意识形态的控制时，人们突然发现别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已经渗入进来。在全球范围内，各民族在首先做出排他性反应的同时，也遇到了文化认同的危机。然而，当源于西方的工业文明和技术文明给当今世界带来巨大的冲击时，为了自身的发展，各个民族程度不同地从物质层面上接受了它，但也无法拒绝隐藏在物质产品背后的文化价值。于是，非西方文明的国家在世界格局的转型期选择了吸纳与排斥西方文明的双向行为范式。当两种不同文明相遭遇时，双方都表现出强烈的排他行为，并且加强了对自我文化的认同，然后便进入了排斥与接受对方的两难境地。当西方推广其文化的普世性时，世界便在一种文化全球扩张与其他文化自我认同的张力中分离与整合。
不同文化之间既有矛盾，但这种矛盾也加强了文化内部的融合的活力。从历史角度看，当不同的文化还未发生深层的互动时，同质文化内部的冲突经常表现在经济和政治层面上。欧洲大陆的许多次战争大都表现为同一文化内部的物质利益层面上的冲突。当全球化进程将一种文化及其载体推向全球层面的互动时，文化内部的冲突开始减缓，乃至终止；文化内部的冲突转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例如，冷战结束后所谓“西方民主”的胜利及其在世界范围的扩展，给不同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为文化对立乃至冲突制造了诱因。从某种意义上说，“9·11”事件具有文化冲突的特点。此外，文化间的互动又促进了同质文化内部合作的加强，欧洲终于在经济和政治层面上走向一体化。在当今国际社会中，西方文化对非西方文化的单向整合所带来的矛盾显现出来，加剧了西方与非西方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
经济全球化也推动了各种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磨合，这既是一个自然发展、多元整合共生的客观过程，也是一个人为导向的过程。在整合过程中掺和了人为导向因素，具有强势经济和政治外壳的“强势文化”就易于在全球推行文化单极主义。全球正在致力于营造一个多元互补、共存共荣的世界，但不排除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企图建立一个西方普世主义世界的可能性。文化普世主义就是“以某一既定的社会理念或社会观系统为前提预制的单极化或一元化普遍主义。也就是说，某种强势社会理念或者是由某些强势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所支撑的文化价值观念系统，可能被强行地确定为现代全球化运动的既定目标并加以强行推行。”(注：万俊人：《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论》，《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第42页。)这种普世化行为必然将世界推向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的矛盾之中。
苏联解体后，西方以为其经济、政治及社会制度和文化价值取得了全球性的胜利，于是就认为非西方国家应当认同西方的民主、人权、自由市场以及个人主义等价值观。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对抗就是一个现实的例证。东西南北发展的差异性决定了对人权理解的差异性。非西方国家强调人的经济和社会权利，包括发展权利优先；西方国家却推行人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优先的普世性。这两种观点都出于维护人权的最终目的。但是，人权的有效性在于将人权置于国家和地区的特殊性中，显然，西方国家却忽略了这一差异。
尽管文化全球化是一个确定的将来事物，并且能创造一个复合的全球文化空间，但现在就认为它已经到来却为时尚早。文化的全球化本身是一个充满各种矛盾的全球互动过程。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是现实的存在，而其根源在于西方价值观的全球性扩张。文化互动也具有两面性，差异是整合的前提，而对立则是整合过程中的一种极端方式。整合不等于一种文化吞并另一种文化，而是一种优势互补、多元趋同共生的过程和状态。
二、南北经济的矛盾与整合
科学技术的发展缩小人们之间的时空距离，为经济全球化创造了物质可能性。在财力创造财富的能力迅速增长的同时，资源的稀缺性便显现了出来，导致无限增长的生产能力与资源的有限供给之间发生了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就要实现资源在一个国家内和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要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就必须保证资源在任何时空点有充分的自由流动性，也就是经济要素在全球的流动实现自由化。经济全球化正是在这样的发展背景和发展要求下产生的，并且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席卷着全球的任何一种经济结构和制度。
资源能否实现合理配置，从经济学角度讲，市场是一只“无形的手”，如果没有人为的干预，它会公平而合理地配置资源，因为自由市场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竞争的公平性。然而，公平竞争只要求竞争者不论能力大小，都必须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这样却导致了一种社会不公现象。作为国家，其能力大小有天壤之别，让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按照现有的发展状况以同等的游戏规则与美国在世界市场上和国际社会中进行竞争，它必然会被这只“无形的手”无情地抛出公平竞争秩序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源并没有在全球实现公平而合理地配置，反而使南北经济发展更加不对称，国际经济秩序也因此更加不合理，不公平。
导致南北经济发展不对称的原因很多，但总体上讲不外乎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使西方一跃成为一个发达地区，拥有了向外部扩张的“铁爪”，并先后将世界其他几个文明古国置于其现代工业文明的主导之中。南方国家开始被北方发达国家殖民化。殖民主义使南方国家更加贫穷落后，并使整个世界陷入了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和国际分配体系的“深渊”之中。在人类财富不断增加的同时，两极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由此导致的贫富两个世界间的对立也在不断加大。南方国家，特别是最贫穷国家承担着现行国际金融制度及经济自由化过程的高昂代价，而北方国家却是受益者，他们试图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经济机构来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将对自己有利的经济政策强加给其他国家，并把南方国家的经济纳入由自己主宰的世界经济秩序之中。以强制的手段实现经济政策与制度的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手段的强制性越强，南北经济的对立也就越加剧。目前，这种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其次，知识经济加剧了南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紧张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开始实现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这次转变速度快、波及面大、影响范围广，使世界贫富两极分化局面更为严重。“1965年，最富的7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是最穷的7个国家的20倍，1995年已达到40倍(有些统计表明，现在已达到60倍)。1960年，世界人口中最富有的20%的人比最穷的20%的人的收入多20倍，1990年已达到60多倍。”(注：格拉德·博克斯贝格等著：《全球化的十大谎言》，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页。)知识经济把世界再一次引入了殖民时代。所不同的是，发达的北方国家以知识技术殖民手段取代了“炮舰”手段。当人类进入知识经济的同时，也进入了知识殖民时代。
《知识与发展——世界银行发展报告1998/1999》指出：“穷国和富国以及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差别不仅在于穷国和穷人获得的资本少，而且也在于他们获得的知识少。”(注：转引自安维复《当代资本主义：从国家垄断走向知识垄断》，待发表。)缺乏知识和技术与资本匮乏互为因果，一些南方国家在知识经济时代陷入了缺乏知识的恶性循环当中。大多数贫穷落后的南方国家在全球商品、劳务、生产、投资及科技开发等方面的组合配置中一直处于不利地位，其经济环境不断恶化。占人口总数20%左右的发达国家拥有着全球总产值的86%和全球出口市场的82%，而占全球人口80%左右的发展中国家只分别占这两项的14%和18%。知识经济将整个世界向富裕和贫穷两个方向撕裂，不但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一场灾难，也会为整个世界带来一场灾难。
当然，南北经济间并不只是存在着矛盾，也存在着整合与相互依存。也就是说，没有南方国家广大的原料市场和产品销售市场，北方国家也不会有如此快速的发展。但是，这种合作实质上是一种强弱之间的不合理和不对称的合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南北经济间的对立。经济全球化对南北国家来说是一种不对等的全球化。所以说，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依然没有超越南北经济间的失衡发展。
三、权力与公理的矛盾与整合
根据华尔兹的体系结构理论，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导致体系内单位的变化(注：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 Politics(New York:Random House,1979),chapter 3.)，然而体系内单位的变化同样也可以改变国际体系的结构。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改变了国际体系结构，对抗式的两极体系瓦解了，世界格局呈现为“一超多强”的态势。迄今为止，国际合作仍在继续，并在有些领域有所加强。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世界格局依然是强与弱两个世界的对立，也就是权力与公理的矛盾，国际政治仍未摆脱无序状态。
世界格局正在向多极化发展，这一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在日益缩小的世界里，各民族及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互动在加深和加速进行，其结果一方面导致国家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另一方面又促使各国各民族间的相互依存的深化和扩大。在这个既竞争又相互依存的世界里，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将整个世界置于自己的控制下，建立起一个单极世界。国际关系中的平等、正义和公理的呼声越来越高。
与以往国际格局变动不同的是，维持大国霸权也有了新的支点和内容。随着冷战体制的解体，唯一的超级大国失去约束力，也就是说，阻挡世界单极化的因素在减少。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使美国的单边主义有了生存和维持的历史机遇，军事上能够挑战美国单边主义的力量也难以在短期内出现。这样，美国的单极趋向与有多极化要求的世界之间出现了矛盾，导致民族主义四处泛滥。“世界变小但世界各国彼此并没有更接近。自相矛盾的是，当我们大家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只有承认我们需要相互依存才能解决时，民族主义恰恰在这个时候抬头了。”(注：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49页。)美国利用其绝对优势地位，在国际事务中不惜以强权破坏公理，保护自身国家利益，其单边意愿在地区安全、人权和环境保护等领域很明显。与此同时，国际政治中的其它力量在竭力约束美国强权。虽然这些力量与美国之间存在很多合作，但维护国际关系中的正义和公理、国与国平等的呼声在加强。民族主义势力的抬头就是一种客观反映。
对于权力与公益的关系，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研究之一是公益的“共享性”(jointness)。共享性要求不同的国家都能同时享受公益的同一种单位产品。从广义上讲，它则意味着国际体系中所有成员能同时从公共物品中获得利益。而强权机制除了维护能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公益”外，“只有剥削性和不能满足‘共同享有’的特性，因为在这种状态，利益并不是所有成员共享的，而是从一国重新分配到另一国”(注：DuncanSnidal,“The Limits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P.293.)。在存在强权的状态下，公共物品主要提供给某些更为特定的国家，比如垄断集团所制定的规则就只有利于垄断经济。在单极体系中或者在谋求单极格局的过程中，使用强权的国家会强迫其他国家遵循强权体系规则，甚至迫使他们提供公共物品。而通过强迫实现的公益就不再是真正的公益了，反而是对公益和公理的破坏。这样，国际格局就处在破坏公益的权力和维护公益的公理之间相矛盾的状态。
美国及其盟国强调“全球社区”、“全球责任”和“世界主义伦理”，目的在于使世界政治西方化。正是由于贴上了人道主义的标签，“人们往往注意不到这些行动同帝国主义的旧目标十分合拍”(注：乌·贝克、哈贝马斯：《全球化与政治》(王学东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页。)。“人道主义的干涉”在一步一步地吞噬着民族国家的主权，越来越严重地威胁着全球公理，并加深了权力政治与国际关系民主化之间的对立。
西方国家向全世界推广西方民主和价值观的同时，却在破坏国际社会中民主和不同类型的价值观的共存。“国际政治的民主化对国际格局的运行规则有相当的影响。国际政治的民主化是国际社会发展的一个客观趋势和进步标志，……它一方面表现为国际行为主体的独立和成熟；另一方面表现为国际行为由野蛮向文明方向发展。”(注：戴德铮、阮建平：《国际格局与世界和平》，《世界政治与经济》2001年第3期，第27页。)国际政治的民主化与世界格局的多极化是相辅相成的，并且互为存在的前提。民主化的实现有利于遏制权力政治的蔓延，促进多极化的发展，而多极格局的构筑又保障了国际社会民主秩序的营造。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期，国际社会也基本维系着多极格局，但这种多极格局是殖民主义国家间的多极格局，它依然是对公理和国际社会民主的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意识的觉醒及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国际体系中的单位逐渐成为成熟的政治行为体，国际社会民主化的要求成为国际政治的主题。但两极体系阻碍了民主化的进程。冷战后出现的多极化发展趋势是新型的、进步的，它与国际社会民主化的进程是同步的、一致的。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旨在推动国际社会民主化的进程，维护代表公益的国际制度。可是，国际社会民主化及多极化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进行中它遇到的最大的逆反力量是权力政治。可以说，当前国际政治矛盾是国际社会的多极化和民主化与单极化和等级化之间的矛盾。
四、结论
以工业文明武装起来的西方世界利用其经济等方面的优势，借助“冷战胜利者”的余威，继续向全球扩展其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实现“历史的终结”。这种扩张性和排他性的文化扩张，很容易与其他民族文化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在新的世纪还在不断地扩展和加深。虽然我们也注意到不同文化之间在全球化背景下出现兼容和整合的情况，但是这种和平接触和融合有着长期性和渐变性，与当今时代中文化间激变性矛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经济全球化在使世界总财富增加和经济相互依存的同时，却又加剧南北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发达国家依然主导着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而发展中国家大多是这种旧秩序的受害者。南北经济相互依存的不对称非常明显。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减缓南北经济的内在矛盾，反而加剧了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经济的融合和依存并不掩盖南北经济之间的不平衡发展。
1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及文献综述
自从经济学之父AdamSmith研究国际贸易理论的绝对优势理论问世[3]，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一直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之后古典经济学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DavidRicardo在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比较优势的贸易理论[4]，完善了之前的绝对优势理论。到了新古典经济学家那里，Heckscher和Oglin则将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引起国际贸易的理论引入国际贸易理论[5]，跳出了古典贸易理论一直以技术差别作为贸易基础的思想框架。当代经济学家又从市场和生产规模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国际贸易的成因，这一理论主要贡献者有PaulKrugman等[6]。纵观国际贸易理论发展史，可以发现一直是从供给方面解释国际贸易发展的基础，从古典经济理论以技术差别作为贸易基础的优势理论，还是Heckscher和Oglin则将资源禀赋的不同作为贸易基础的禀赋理论，到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PaulKrugman的那篇以生产规模和市场不同为基础的《规模报酬递增、垄断竞争和国际贸易》，皆是如此。
而价格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直接基础，价格是由供求两方面决定的。尽管从供给方面解释国际贸易的成因一直是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主流，但从需求方面解释国际贸易成因的思想理论也在发展着。其中较为典型的是瑞典经济学家Linder以收入的变动作为贸易基础的贸易模型。林德的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提高会造成社会需求的转移，从而影响到国际贸易。罗尔夫•韦特按特征的不同对需求进行分类，并用案例研究分析得来的实证的证据加以说明。影响需求的因素很多，收入、偏好、消费者心理等等。传统的研究主要体现以这种微观因素的不同来解释需求，进而解释国际贸易。本文将从宏观的角度，从我国总需求出发，探讨其对国际贸易格局的影响。
2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内需求与国际贸易的发展概况
2.1国内需求状况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国民经济持续稳定较快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观念的改变等等，都促使了我国的国内需求持续增长。从宏观的角度看，一国的年度总消费额，即国内生产总值，加上进口额，减去出口额，则可以表示一国总的消费额。假设用消费的概念表示国内的需求水平，则可以得出如图1中的宏观的国内需求的数据。可以看出：除了1993～1994年的需求有下降外，1990～2006年我国国内需求是一个持续稳定增长的状态：从需求水平来说，1990年是0.38154，2006年是2.46774，增长非常迅速。此处不考虑汇率变动等因素的影响。
2.2国际贸易状况
2.2.1我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
新中国国际贸易的较快发展出现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改革开放为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建立了一个广阔的平台，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实现了对外贸易的。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国际贸易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对外贸易又上了一个新台阶，纵然面临新的挑战，但我国在对外贸易的发展趋势以及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仍然逐步提高。数据显示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情况：1990～2006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持续增长，进入21世纪，伴随着中国加入WTO后，进出口总额更是增长迅速，从1990年中国对外贸易额达到0.11544亿美元，到2004年达到1.15455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德国的第三大贸易国，实现了对外贸易的实质性增长。
2.2.2我国货物进出口额占世界货物进出口贸易比例
从整个世界国际贸易的发展看，由于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迅速腾飞，在整体经济实力上升的基础上，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也在不断加大。从上个世纪末到2006年，我国进出口贸易额在世界经济中的比例逐年上升。
3计量分析[7]
3.1变量选取及模型设定
如前所述，本文将从宏观的需求出发探讨一国需求如何影响其国际贸易格局。此处，我们用消费代换需求，即消费者和政府在自身条件满足情况下，需求多少即消费多少。国际贸易格局的发展选取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数据，一是进出口货物总额的增长，二是我国进出口货物占世界进出口货物总额比例的变化。进出口货物总额的增长从数量上解释了我国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进出口货物占世界进出口货物总额比例则是从比例上揭示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的增长在世界贸易中地位。即宏观国内需求分别解释进出口货物的增长和我国进出口货物占世界进出口货物总额比例的变化，分别从数量和比例上实证。模型如下：Y1i=α0+α1Xi+μi(1)Y2i=β0+β1Xi+μi
(2)我们分别用Y1、Y2表示进出口货物总额的增长、我国进出口货物占世界进出口货物总额比例。用Xi表示国内宏观消费水平，即宏观需求，μi表示随机干扰项，i表示相应年份。
3.2数据说明
本文所用到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其中国内需求，由国内生产总值、货物进口总额、货物出口总额三个数据组成；进出口货物总额，由进口货物总额和出口货物总额组成。另外，由于原数据单位不一，本文转化为美元为基本单位。
3.3模型估计
本文采用Eviews统计软件对模型进行拟合。若采用简单的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对模型拟合，会出现D.W.值过小，可能导致序列相关，故本文采用广义差分法，将AR(p)作为解释变量加入原模型中，以消除序列相关；然后再进行OLS估计。所以模型将变为：Y1i=α0+α1Xi+α2AR(1)+……αnAR(n)+μi
(1)Y2i=β0+β1Xi+β2AR(1)+β3AR(2)+……+βnAR(n)+μi
(2)通过消除序列相关后的数据，可以得出两个模型的计量方程：Y1=-0.6163+0.9323Xi+0.8452AR(1)+μi
(3)(-1.973)(7.825)(7.027)R2=0.9852DW=2.0041Y2=0.0087+0.2518Xi+1.1AR(1)-0.4838AR(2)+μi
(4)(0.249)(9.428)(3.291)(-1.985)R2=0.9852DW=2.1956其中，每个方程估计参数下括号中的数字为估计量的t值。
总的来说，两个模型的拟合度较好。可决系数R2分别为0.9852，0.9852,并且每个解释变量的t值较大，说明统计上显著。估计结果说明模型整体上模型拟合的较好。D.W.值也分别为2.0041、2.1956，而两模型的D.W.检验较大临界值du分别为1.36、1.37，D.W.值都处在du和4-du之间，故序列相关已消除。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自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媒业获得了长足发展，在传播信息、报道新闻、引导舆论、服务社会等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国家的改革与发展，为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为民族的和谐与团结，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与合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今的世界正进入后危机时代，国际间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格局处在不断调整和重组的过程之中，世界的媒体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一背景下，各国新闻传媒如何重新认识自己所处的环境，找准自己的定位，是一个十分急迫的问题。本文将对后危机时代的特征及内涵、后危机时代世界媒体格局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中国新闻传播提出的要求，和中国新闻传播应对世界媒体格局变化的策略和方法等问题展开论述。
一、后危机时代与世界媒体格局的变化
（一） 后危机时代的内涵及特征
所谓“后危机时代（ post - financial - crisis era orpost - crisis era ） ”，指的是危机得以缓和后，国际社会在一段时间里所出现的一种较为平稳的状态。这种状态带有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为造成危机的根源并没有消除，国际经济、政治等仍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动荡依然存在，危机随时都有可能卷土重来，甚至还可能会加剧，从而可能引发新一轮的衰退，因此，这时的“缓和”是相对而言的。
在“后危机时代”，国际社会在经济、政治等方面都会发生许多变化，呈现出与往常不同的一些特征。在经济领域，后危机时代的国际经济环境会发生一些变化： 比如全球性流动过剩将持续相当时间； 美元汇率及其国际地位将会长期波段性地下降； 全球经济再平衡以及新型贸易保护主义出现抬头； 新兴市场国家将成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绿色环保主义盛行及绿色产业革命； 掌控自然资源成为制高点，等等。这些变化会带来世界经济的许多不确定性，引发市场不规则的起伏与波动。
在政治领域，后危机时代的国际政治环境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比如原有的国际政治体系受到剧烈冲击，国际政治格局出现新的变化与调整； 国际治理机制改革迈出重要步伐，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标依然任重道远； 大国关系转型，但权力竞争仍较激烈； 经济全球化步伐放缓，世界政治多元化趋势加强； 非传统安全因素上升，但传统安全问题依旧突出，等等。这些变化导致了国际关系的复杂化和国际政治的多极化，会引发许多新的国际矛盾与冲突，当然它也为各国调整原先的相互关系提供了契机。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全球安全与地缘战略专家西蒙·瑟法蒂，今年年初提出了一个“后西方世界”的概念。他认为，冷战结束之后，世界迈进了一个“后西方世界”，原先美国一国独大的“单级”已让位于“零极”，即“非极”（ “没有一个能够并愿意争取举足轻重地位的，或者与一个合作伙伴甚至竞争对手共享这种地位的国家”） 。当然他也指出，在此情况下，美国的地位依然优越，因为“没有任何别国能够比得上美国国力的完整性”，其无论硬实力或是软实力还是巧实力，都依然处于领先地位。在作出上述判断后，他指出，有三组关系将决定着未来的世界，即美国与欧盟、中国与印度、俄罗斯与中国。新闻学与传播
可以说“后西方世界”，同“后危机时代”有着一定的联系，对于我们认识当前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格局，认识当前的时代特征具有同样的意义。
我们看到，受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当前的世界经济与政治形势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特别是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风波之后，这种变化更加剧烈，也更加扑朔迷离。这已为近来美国出现的新的金融动荡和欧洲一些国家出现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所印证。而最近英国出现的以债务为爆发点的经济问题和以人口为爆发点的社会问题的矛盾冲突，更是为后危机时代的社会特征与时局变化提供了真实纪录和典型案例。
总之，在“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都面临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呈现出危机与缓和并存，机遇和挑战同在的状况，这就为世界媒体格局的变化和传媒业发展路径的调整提供了机会，也带来了动力。
（二） 后危机时代媒体格局变化的状况
自上个世纪末开始，世界传播领域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变革。这场变革以互联网的出现为标志和契机，迅速改变了原有的传媒环境，整合了传统的媒体格局。可以说，媒体格局变化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课题。2009 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媒体峰会，众多世界传媒界领军人物齐聚一堂，其共同话题，就是分析新媒体出现后世界媒体格局发生的变化，以及应对这种变化的策略和方法。
所谓“媒体格局”，是指媒体间各种力量对比与组合的结构。由于发展上的不平衡，媒体间各种力量对比与组合的结构总是处在不断地变动之中。而当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达到某一临界点时，各种媒体相互之间的力量对比与组合的结构就会发生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直至形成新的媒体结构。
纵观历史，世界传媒业经历了由报纸“一枝独秀”，到报纸与广播“并驾齐驱”，再到报纸、广播、电视“三足鼎立”，然后是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四强相争”，如今又进入了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等各种媒介形态相融共生的“多媒体融合并存”发展阶段，而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媒体的格局也在不断调整和变化。
考察世界传媒业的发展历程说明，媒体格局的变化是技术、市场和制度合力作用的结果。是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传播技术为传媒市场的扩展提供了物质手段； 传媒市场的需求又是催生传播技术更新发展的原动力； 而相应的制度安排则是保证技术和市场发挥作用，取得效果的必要条件。总之，媒体格局变化与技术、经济（市场） 、政治（制度） 等诸多因素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正是它们促进了世界媒体格局的变化。
近些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传媒业的生存环境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媒体格局正面临一系列重大调整和变革，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
这种格局的调整和变化一方面表现在全球报业、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受到巨大冲击，许多媒体机构在纷纷调整经营策略和业务格局，剥离那些经营状况不好的业务，集中发展优势业务，以求生存和自保。
例如近些年来，美国有多家老牌知名报纸杂志停刊，500 多家日报发行量锐减，新闻集团出售了星空卫视等3 个频道的控制权，英国广播公司关闭了5 种语言的广播，美联社先后出售了其荷兰语和德语线路，日本一些报纸开始出现财政赤字，韩国一些电视台采取缩短电视剧单集长度的方法控制电视剧制作成本，减少经营压力，香港一些传统媒体开始用裁员停建项目等方式减少经费开支。不过，虽然传统媒体的一些市场被新媒体分割和挤占，但是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依然存在，在有些方面还占据着一定优势。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如今在中国，传统媒体在受众覆盖率、受众媒介接触时间、经营总收入等方面依然占据优势。
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同以前由少数大国完全主导和垄断国际新闻信息与文化语言传播的媒体格局不同，当今世界开始形成“一国独大”“多强争雄”和“新兴传播国家群体兴起”的新的媒体格局。
“一国独大”，指的是美国在新闻传播领域的超强地位。虽然在金融危机中，美国的经济受到一定冲击，传媒业也受到某些影响，但是作为超级传媒大国，美国发达的传媒业、娱乐业和其他文化产业目前依然主导着全球的信息与舆论传播方向。《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CNN 以及三大电视新闻网凭借其实力，长期主导国际话语权，控制着全球新闻传播的议题设置。据前些年中国学者提供的一份世界各国国际传播实力对比分析材料显示，美国排名第一。
“多强争雄”，指的是英、法、德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近些年来都在竞相提升自己的新闻传播竞争实力，它们相互之间，和它们与美国之间的国际传播竞争日益激烈。例如英国的路透社、BBC 和卫报，法国的法新社和全球频道，德国的《明镜》周刊等，无论是报道质量，还是媒体公信力，都足以与美国的主流媒体相抗衡。在上述所提及的中国学者的调查中，英国、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等欧盟国家的传播实力分居世界第二、三、五、七、八位。另外，近年来，俄罗斯、日本等国也开始充分利用各自的文化、历史传统以及强大的硬实力优势，加强跨地域传播，扩大了自己国际传播的影响力，与西欧国家一同进入“多强争雄”传播国家的行列之中。
“新兴传播国家群体兴起”，指的是一些处在发展中的新兴国家群体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兴起与迅速发展，及其在世界媒体与舆论格局中的日益显著作用。拉美、非洲、中东，以及亚洲等地区一些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国家，近几年随着国家意识的增强和国内政治经济力量的成长，开始重视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一些重大国际事件中，它们依靠自身在地域、语言等方面的优势获得第一手新闻素材，从而先于美英等传播强国发出新闻消息，在特定领域的信息与舆论传播中体现出鲜明特色，显示出独特的力量。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当属卡塔尔在国际新闻传播领域的迅速崛起。“9·11”事件之后，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凭借多次独家播发本·拉登的电视录像，在全世界声名鹊起，被誉为“海湾的CNN” “阿拉伯的BBC”。它凭借自身作为阿拉伯和伊斯兰电视台的优势，以积极发出阿拉伯世界的声音并改善其国际形象为目标，与西方国家强势大牌媒体CNN、BBC 等展开直接较量，积极抢占舆论阵地，并已形成一定影响力。此外，韩国也凭借它特有的文化优势，在亚洲信息与文化传播中占有一席之地。近些年来兴起的“韩流”，使韩国声音在亚洲地区越来越有影响力。而中国作为新兴传播国家的一员，其传播力和影响力也在逐步提升，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家在国际传播方面拓展的力度和速度都在加强，影响也在不断扩大，成为世界上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传播力量。
这种既多元并存，又不同程度地相互竞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世界媒体格局，与过去少数国家处于核心位置，而绝大多数国家处于边缘或半边缘位置的状况相比，可以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新的世界媒体格局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传媒业改变以往落后状况，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由于在世界新闻信息与文化语言传播领域，依然存在着深深的“数字鸿沟”，存在着综合发展严重不平衡的状况，因而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安全依然面临巨大的挑战。从总体上看，目前“西强东弱”的世界媒体格局和新闻信息与文化语言传播状况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这一状况突出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新闻媒体的分布依然不平衡。绝大多数有影响的媒体依然为少数发达国家所掌控，广大发展中国家拥有的媒体较少，特别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媒体更少。例如FOX 所属的美国新闻集团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就拥有数百家有影响力的报纸、电视台和互联网业务，构筑起了一个强大的“传媒帝国”。这种状况严重阻碍了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新闻信息与文化语言的传播和交流。
二是新闻信息的流通依然不均衡。据统计，全球至少有70%的消息来源于占世界人口七分之一的发达国家。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法新社主宰了全球80%以上的国际新闻的报道，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新闻大多是转载它们的新闻。这实际上造成了发达国家对新闻信息流通的事实上的垄断。
三是新闻传播的内容依然不客观。从目前世界新闻传播的状况看，绝大多数国际新闻的内容还是按照一些发达国家制定的标准和设置的议题来筛选与编制，对发展中国家的报道依然不够客观公正，有时甚至会出现严重歪曲事实的新闻信息传播，误导国际舆论，伤害发展中国家人民情感的情况。
在后危机时代，目前这种在总体上依然没有改变的“西强东弱”的媒体格局和传媒生态，不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意愿，也不符合世界和谐发展的潮流，因此需要人们有清醒的认识，并作出客观的评价。
二、世界媒体格局变化中的中国新闻传播策略
在宏观改革开放环境的带动和新媒体技术的促进下，中国传媒业近些年来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市场日趋成熟，改革不断深入，特别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出现，使得传统的媒体格局被打破，一个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等“多媒体融合并存”的媒体格局在中国已经形成，并逐渐呈现出良性发展的趋势，而且已形成了一定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可以说，仅就技术环节上说，这一波以新传播技术为核心要素的传媒竞争和媒体格局变化，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美国和欧洲一些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不像前几波那样大。这要得益于国家对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和包括互联网、手机在内的新媒体发展的宽松政策和有效投入。
但实事求是地说，无论是从硬件上看，还是从软件上看，特别是从整体实力上看，中国传媒业与世界传媒强国间的差距仍然很大，其信息传播力和辐射力依然不强，话语控制力和影响力严重不足，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仍然较微弱，国家形象被国外媒体歪曲的现象依然存在。因此，中国要在国际传播领域赢得话语权和扩大影响力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面对当前世界媒体格局变化的现状，中国传媒业需要进一步明确定位，把握机遇，确定正确的策略和方法，要在科学发展上加大力度，加快速度，以尽快提升自己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要尽可能占据有利位置，为使中国新闻传播真正融入国际传播领域，并且真正形成自己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作出积极贡献。
（一） 用时代要求审视新闻传播
当今的时代是变革发展的时代，也是风险丛生的时代，国际风云突变，国内形势日新，人们对关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各种信息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越来越强烈，因而每天都面临着对信息的获取、选择和判断，可以说信息已经成为生活中人们须臾不可缺少的东西，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了信息化时代。
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媒体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出现，使得信息传递和获取越来越快捷，信息传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信息传播的新闻媒体，其功能更加多样化，影响也更加广泛和深刻。
新闻传播处在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前沿，做好新闻传播，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关系社会和谐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关系民众福祉及其生存生活的质量，关系世界和平、发展与合作的前景与效果，可以说新的时代赋予新闻传播以前所未有的重大责任和崇高使命。
用时代要求审视新闻传播，确定新闻传播的准确地位，明确新闻传播所应担负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是当前新闻界的一项重要工作。
2010年9月，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时就提出了要“研究信息化时代新闻传播新特点新规律”的任务。
只有认真研究新媒体出现后，新闻传播呈现出的传播环境更加复杂、传播功能更加完善、传播手段更加齐全、传播形式更加多样、传播内容更加丰富、传播效果更加多元等新特点，掌握当前新闻传播的一些新规律，才能更好地适应时代变革发展的需要和国际风云变幻的需要，积极、主动、有效地做好新闻传播，也才能更好地提升自己的传播力和竞争力，在今后的国内与国际新闻传播中有所作为，获得更大发展。
（二） 统筹国内国际两方面的传播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获得快速发展，如今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的整体实力在不断提升，其国际影响力在不断扩大，世界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这使得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走向了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成为当今世界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另外，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相互之间的关联度也越来越大，中国的国内问题与世界的国际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发生在中国的一件小事往往很快便会演化为世界性话题，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而中国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同志近些年来多次强调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即在观察和研究中国国内问题时要考虑到世界的情况，而在观察和研究国际问题时也要考虑到中国的国情。而在新闻传播领域，他也提出了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方面” 的任务。
所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方面”，就是要从中国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大局去观察、审视和认识事物的变化，去组织相关的新闻报道，去实现对外传播和国际传播的最佳效果。
事实说明，如今的新闻传播，对内传播与对外传播和国际传播已经相互交叉，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真正体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中国新闻传媒需要立足国内，放眼世界，既熟悉国情，又有国际视野，始终注意将国内新闻报道和国际新闻报道放在一盘棋中作统筹考虑，统筹安排，即在进行国内新闻报道时兼顾国际新闻报道，在进行国际新闻报道时兼顾国内新闻报道，这样才能取得新闻传播的主动权，赢得新闻传播的好效果。
（三） 加强同世界各国同行的沟通与合作
尊重世界多样化的现实，尊重各国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尊重国外新闻同行的传播理念与新闻选择，加强同国外媒体在信息采集、报道业务、传播技术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对于加强世界各国同行对中国的了解，巩固和发展其同中国人民和新闻界的友谊，创建一个和谐的国际传播环境有着重要的意义。
而欲加强同世界各国同行的交流与合作，首先需要创造良好的交往环境和合作条件，找到双方都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话语表达方式。这其中，在新闻专业主义基本理念的基础上寻找共同话语，搭建沟通平台，尽可能地在专业领域求同存异，是一种有效的手段。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一些基本理念，如报道真实、客观公正、新闻自由、社会责任等，都是新闻传播中的一些基本要求，也是新闻从业的基本准则，是体现新闻传播一般规律的东西。虽然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对这些基本理念会有一些不同的认识和解读，但其中的一些基本内容是相通的，是可以求得共识的，一些行动理念和行为方式也是相似的，是可以共同切磋交流的，而且在一些国际事件的报道中，还可以开展合作，共同去完成所承担的使命。因此可以说，中国新闻工作者与国外同行在新闻传播领域的交流、沟通与合作有着广阔的空间。
（四） 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新媒体的出现，打破了信息沟通和文化交流原有的时空限制，开始向全球拓展。各国之间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沟通与联系日益紧密，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相互影响和渗透日益加深。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但能够越来越方便地获得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各种新闻信息，而且也越来越容易受到隐藏在新闻信息背后的不同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影响，这使得舆论形态变得更加多样化，舆论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化，国际间的舆论竞争也日益激烈。
对一个国家来说，其信息和舆论传播已不再是孤立的和单向度的，它总是会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外部信息和国际舆论的影响。
新媒体的出现，完全打破了信息和舆论传播原有的地缘壁垒与政治壁垒。它可以使某一区域性的舆论热点迅速传到世界各地，造成舆论影响的国际化。正如“蝴蝶效应”理论所形容的那样———大西洋彼岸蝴蝶翅膀的振动可能会在太平洋掀起一场海啸。
在这样的信息环境和舆论环境中，一个国家的新闻传播话语权及舆论调控能力不仅关系到国家的信息安全，也深刻影响着国内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这就要求中国新闻传媒要及时、有效地对各种国内外的重要信息和舆情、舆论做出反映，加以引导，要尽可能掌握对外传播和国际新闻传播的话语权，在对国际性重大事件的报道中发出中国的声音。
在当前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一体化和信息传播全球化的潮流中，作为一个谋求更大发展的国家，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同世界的联系和沟通，争取较好的外部环境，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这些也要求中国新闻传媒积极掌握对外传播和国际新闻传播的话语权，并且善于借助高超的新闻传播技巧和舆论引导艺术，积极、主动、有效地影响国际舆论，以维护国家的利益，提升国家的影响力。
经济全球化是世纪变迁的显着特点,它是冷战后世界格局发展演变和最终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是生产、投资、金融、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它已经成为21世纪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它主要表现为世界经济内在联系的密切性和外部互动的包容性。由它释放出来的巨大的世界生产力动能,是推动世界巨变的根本动力。这一历史进程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具有既导向多极化、又导向单极化的双重效应,但主导作用是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既蕴含巨大的风险,更提供历史性机遇,从而引发新一轮史无前例的空前激烈的竞赛,其核心是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过渡。在这场竞赛中,必定有一批国家善于抓住发展机遇,采取正确的战略,调整经济结构,充分地趋利避害,最大限度地取得经济与科技的快速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增强综合国力。发达国家可能如此,发展中国家也可能逐步赶上,在大国中会出现此起彼落的情况,但不太可能出现“一国独醒,众国皆醉”的状况。由于经济全球化大大加强了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由于大国之间的竞争已经不是在相互孤立的状态下,而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展开,所以大国实力发生相应序列位移的可能性与幅度都较以前增大,一些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相对下降,另一些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影响与作用相对上升。这样,作为全球核心结构的世界格局就会发生力量对比的重大调整。相对上升大国分享相对下降大国原先的影响力,不断创造出新的、多元的力量空间,造成国际关系和大国地位的不平衡转换。正是这种不平衡发展促进了世界大国的多元化,而世界大国多元化正是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美、欧、日三足鼎立之势业已形成,欧、美、亚三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也正在逐步取代战后美国经济独霸世界的时代。在21世纪前期,中国在规模上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世界经济领域的这种多极化趋势,仍然是以经济为基础、经济与政治相辅相成和密切联系的。
经济全球化呈现统一的趋势,而多极化展示分散的趋势,两者似乎是逆向而行、互相矛盾的。实际上,已有学者指出[1],经济全球化时代是极与极之间逐渐趋向高度依存的时代。过去的极相互割裂,呈绝对性,今天和未来的极是相对的,都是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的一部分,简言之,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性是绝对的。
极与极间关系的这种变化是十分深刻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大国都把发展经济作为基本战略,参与综合国力的世界性竞争。由于相互依存日益深化,它们的发展,只能依赖于利益协调,不能靠长久地损害别国的利益求得自身的发展。此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都面临着大规模金融风暴、全球环境破坏、大量移民跨国流动、跨国经济犯罪、国际债务、对跨国公司进行有效监管与约束等全球性问题,没有一个大国甚至超级大国能够独立解决这些问题。惟一的出路是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合作,其中主要大国间的合作更是至关重要的。全球形势会迫使它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共同致力于建立某种国际协调与控制机制,这使美国难以有效地推行其单极独霸的战略。换言之,在越来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全球价值分配中政治范围的扩大,以及大国的相互连接、协调与合作的强化过程,已经日益明显。这也增大了美国寻求同其他大国合作的客观推动力。经济全球化需要世界格局多极化来为它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二
全球化以其不可阻挡之势向21世纪挺进,自然引起人们深刻的思考。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它所带来的双重效应,即除了具有促进世界格局多极化的作用之外,还可能被超级大国用来建立单极格局或单极主导下的多极格局。
1999年2月26日克林顿的旧金山演讲强调要以全球化作为美国外交战略的立足点。4月7日他又强调全球化在21世纪给美国外交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在美国看来,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的全球化为它推行全球战略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使世界经济活动的空间距离迅速消失,充分的经济信息是市场经济活动取得显着成效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率先推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制定“数字地球”发展战略,在上述活动领域抢占高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它的优势地位,并且以优先发展信息产业,注重产品的研制与开发,高踞于世界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的顶端。美国力图凭借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全球性技术形成经济、军事、政治与文化力量,主导全球化进程,锁定大国力量对比,在国际舞台上大大拓展按照自己意志自由选择的空间,使世界格局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美国握有某种主导权或主动权,对现在的国际经济组织及其规则有掌控权。这使美国收益匪浅。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而跨国公司的巨头主要集中在美国。因此,克林顿认为全球化趋势会使美国更加繁荣。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世界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美国刻意利用这一进程把西方政治模式推向全球,即通过其占优势的全球性经济活动及其影响力,传播甚至强行推行其理念、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布热津斯基就说过:“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加上外部世界通过把中国进一步纳入国际体系而施加的变革压力,也许能导致中国体制的逐渐民主化。”[2-P279]
总之,美国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维护自己的经济霸权,进而推进政治霸权、军事霸权、文化霸权和信息霸权,营造有利于美国的国际战略环境,构筑单极(至少是美国单极霸权治下的多极)格局。世界格局的两种走向何去何从,决定于主要世界大国的战略取向和他们在各种较量中形成的全球核心层次的力量对比结构。
三
冷战结束后,人们对世界格局进行了近十年的观察,得出了各自的结论。有人认为,两极格局解体后,取而代之的是美国的单极格局,多极化只是善良人们的一厢情愿,科索沃的炸弹彻底埋葬了多极化的幻想。有人认为,现在是以一超多强为特征的多极格局,它将长期存在。有人认为,“一超多强”是走向多极化的过渡性格局。笔者的看法是,现在处于从两极格局走向多极格局的过渡时期,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世界格局。
世界格局,指的是世界主要国家、国家集团之间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国际核心结构和战略态势,它建立在利益和力量对比的基础之上。由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力量对比总是处于变动之中。当量变达到临界点时,世界格局赖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结构状态就会遭到破坏,格局势必发生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直至形成新的格局。[3-P24-P25]
按照历史经验,一个世界格局的终结,就意味着另一个世界格局的诞生,如维也纳格局取的。战争在摧毁旧格局的同时, 迅速建立起新格局,因为新格局是战争结果的展示,是武力对战胜国与战败国关系及利益的断然分割。然而,这并非是世界格局发展的普遍规律,目前正在进行中的世界格局的转换,与战争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的,即以两极格局中的一个超级大国自行解体为启端的。
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解体和消失导致两极格局瓦解之后,全球中心结构就进入“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的阶段。萌发于两极格局时期的多极化因素加速发展,世界主要国家(集团)抓住这一历史性时机以及经济全球化提供的广阔的发展舞台,制定战略,调整相互关系,努力营造有利于自身的世界格局。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和平方式和战争方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是用武力实现世界格局的“瞬间”更替和突变,它是一种渐进或缓进的方式,避免了战争灾难,却大大延长了世界格局转换的时间。由于这一转换是渐进的,不确定、不可测因素很多,规律性现象时隐时现,一切均难以迅速把握。世界大国需要足够的时间,对世界形势的重大转折及走向作出判断,进行战略与政策的重大调整。它们的结构调整与改革正处于重大的整合期,它们的战略取向和相互关系远未基本定位,它们的力量变化与发展空间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和不确定性,一切处于迅速变动之中,尚不能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期,大体上是世界格局从两极走向多极的过渡时期。代威斯特伐利亚格局,凡尔赛格局先是代替维也纳格局,后又让位于美苏两极格局。回顾世界格局演变史,大规模战争成为世界格局转换的重要标志,上述世界格局的转换就是通过? 闷坡卣秸土酱问澜绱笳酵瓿?/P>
一、当今世界经济格局
所谓世界经济格局，是根据各个国家的经济力量以及相互依存关系所形成的国际经济体系。二战以后世界经济格局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二战后http://至20世纪90年代初，在这一时期，世界经济格局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以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为首的“两极”格局，但随着苏联的解体，“两极”格局的时代也宣告结束，世界经济形成了以美国一个超级大国为首，多个世界经济大国共存的“一超多强”的格局。因此，在这个时期，美国并没有对其他国家拥有绝对的指挥权和控制权，而是建立在其他世界经济强国讨价还价基础上的博弈型霸权。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国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损失。具体影响有以下三点：一是全球金融危机强化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多级共存趋势，美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实力被减弱，也宣告了美国称霸世界想法的破灭。美国不得不重新考虑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发展问题。二是美国经济（包括主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遭受了严重的冲击和损失。金融危机是由于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的集中爆发。而在金融危机前，就已经打破了依赖美国经济失衡而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体系。［1］三是美国的软实力受损，“美国模式”遭到了普遍的质疑，那些参照“美国模式”发展经济的国家开始动摇。
但即使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国的经济受到重创，超级霸主的地位有所动摇，但美国仍然在全球经济中处于超强地位。具体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美国的gdp总量仍然高居世界第一，而且遥遥领先。2010年，美国的gdp总量达到了14.66万亿美元，这一数字相当于2010排在世界第二、第三、第四位的中国、日本和德国的gdp总量之和。二是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国家贸易体。尽管2010年美国的进出口总额的数据还没有，但预计将达到32000亿美元以上，这一数字仍然位列全球第一。三是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国家金融体。目前，美国拥有的金融资产要占到全球金融资产的1/3左右。四是美国仍然是全球创新能力最强的科技大国。目前，全球排名最高的10所大学中。美国就占据了8所。每年，美国都会吸收50%以上的全球技术移民。而且，二战以后，美国就一直是公认的全球最发达的制造业国家。［1］目前，美国制造业的附加值要占到整个世界制造业附加值的22％左右，继续排名世界第一。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全球金融危机给美国经济带来了重创，但美国转嫁危机的能力也非常强。历史上，美国曾经经历过数次经济危机，但美国常常通过转嫁危机使得自己的合作伙伴或者竞争对手受到重创，从而尽可能地降低自己的损失。比如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突然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20世纪80年代中期，迫使日本签订了“广场协议”，从而将自己的经济危机转嫁到别人身上。目前，美国正在通过迫使以中国为首的相关国家货币升值，来实现转嫁自身经济危机的目的。
二、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定位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使之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而有关中国经济的各种言论也随之而出。之所以会有这些针对中国经济的言论，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妒忌和担心。事实上，从全球经济的发展历史来看，包括英国、美国和日本在内的这些经济曾经高速发展的国家都受到过这样那样的指责和议论，因此说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经历。笔者认为，不要被这些言论所干扰，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合理准确的定位，变消极影响为积极影响。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合理准确的定位，首先就是要清醒的认识到中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1.综合竞争能力的差距
尽管中国的gdp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中国的人均gdp水平还很低。目前，占全球人口不足5％的美国拥有了世界gdp总量的30％以上，而占全球人口22％以上的中国却只拥有全球gdp总量的8％左右，尤其是相比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国的综合竞争能力仍然差距较大。按照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公布的排名，中国在2008—2010年的竞争力排名为17-20位。［1］虽然我们不必太在意这种竞争力排名的高低，但有些指标所反映的问题还是很深刻的。比如，在影响中国竞争力排名的一些指标中，像企业经营效率、企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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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企业形象，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公民道德、政府管理效率以及官员廉政等排名就比较靠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排名，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
2.经济增长质量的差距
1978-2010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将近10%。但和快速的经济增长率形成反差的却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模式是“粗放扩张型”的，即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建立的巨额资源消耗的基础上的，这给我国的环境保护带来了极大的压力，社会矛盾越发突出。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要远远低于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的单位产值投入成本要达到美国的4倍左右。在消耗巨额资源的同时，中国的土地、空气和水资源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和破坏，中国的自然和社会环境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尽管中国有大量的加工贸易出口，但由于缺乏专利和核心技术，只能赚取低廉的加工费，价值创造能力低。
3.科技创新能力的差距
全球主要发达国家都将科技创新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以此提升国家的综合竞争力。目前，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科技能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70%。［2］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创新能力有了大幅的提高。目前，中国的研究开发人员以及研究开发经费支出排在美国之后，位列全球第二。截至2008年底，中国已经与15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与97个国家签订了103个政府间合作协定，双边和多边科技合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3］
但是相比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1．研究开发经费总量增长迅速，但人均研究开发经费投入过低
反映国家经济发展方式和集约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就是该国研发开发经费的投入和使用，而且研究开发经费的投入和使用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评价科技能力的核心指标。尽管中国的研究开发经费支出已经位列全球第二，但中国的研究开发经费和gdp之比要远远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从人均研究开发经费来看，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人均研究开发经费大约在10万-20万美元/年，而中国研究开发人员的人均研发经费支出额还不到3万美元/年http://，也是远远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2．研究开发经费的支出结构不合理
具体表现为用于基础研究的和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偏低。我国用于基础研究和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占全部研究开发经费的比例还不到10%，而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一般要达到20％左右，这从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我国的基础创新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从研究经费的来源来看，尽管我国的主要研究开发活动主体是企业，一般企业的研究开发资金要占到全国研究开发经费的70％以上，这一比例基本达到了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我国来自企业的研究开发资金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外资企业的研究开发资金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目前，外资企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占比已经达到了30%以上；其次就是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占比偏低，目前还不到30%，这要远远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甚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水平。转贴于 http://
3．装备制造业水平较低，限制了中国装备制造技术和科技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被定位为全球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心，但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水平却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装备制造业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高，主要是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高新技术装备的，一般包括计算机集成、航空航天、电子信息及通信设备http://、大型科学仪器以及大型医疗设备等。近年来，尽管通过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以及技术引进等方式和手段，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很多核心设计和制造技术并没有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我们不得不依赖于国外的进口产品。相关资料显示，中国整体的装备制造业水平仅仅相当于美国的1/5，日本的1/4，由此常常导致我们受制于人。正是由于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落后，使得中国的对外投资能力仍然显得非常弱小，尤其是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投资。2010年，尽管中国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上升到了181.7亿美元，但也仅仅占同期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7.4％，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水平亟待提升。
4．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
相比与改革开放前，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但相比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还有较大的差距，甚至要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有4382美元，位居全球第94位，这也是中国的人均gdp首次跻身前100名之列，但这还不到美国和日本的1/10。目前，我国有大约7亿多人的年均纯收入只有750美元左右，年均消费水平还不到600美元，而且我国还有数以亿计的贫困人口。他们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得不到保障。
5．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还不够强
尽管中国的贸易总额和gdp都位居世界第二，而且也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但是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的话语权还不够强。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是根据gdp、经济生存能力和国际储备来对其成员份额进行分配，长期以来一直向西方发达国家倾斜。尽管近几年来，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份额有所上升，目前已经占到6.19％，位列世界第三，但美国仍然拥有超过15%比例的一票否决权。
三、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下中国的发展对策
1.正视当前的外部国际环境，正确处理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的增长，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中国周边国家的关注、妒忌和猜疑。尽管这些国家也在发展，但他们还是一时很难接受中国的强大，尤其是在一些权威机构预测中国将在2020年全面超过美国，这更是让美国人焦虑不安。今后，中国的发展将会受到来自外部世界更多的约束。比如通过采取直接针对中国的限制措施，抑制中国经济的发展。像提高进口中国产品的关税、迫使人民币升值、限制进口中国的某些产品等等。或者是利用舆论媒体的力量，寻找一些所谓“合理”的理由，制造像“中国威胁论”、“人权论”、“中国产品质量”等问题，以此来达到抑制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面对这些不利因素，中国必须理智的处理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包括和美国、日本、欧盟以及俄罗斯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核心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中国和美国的政治体系不同，而且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中美之间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全方位的互信关系，但这并不影响中美双方的互惠。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中美两国已经形成高度的依存关系，中国和美国都需要对方的市场。中美关系可以有矛盾、摩擦和冲突，但这并不影响两国的互惠互利。尽管由于中美综合国力的差距，造成两者的关系并不对等，但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只有加强两国的合作，互惠互利，才能更好地促进两国经济的发展。
2.正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结构性”硬伤，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尽管我国的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和矛盾。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贫富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社会大众能够忍受的限度。如果不能解决这些社会性问题，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问题将会更加突出。因此，只有实现包容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让整个社会共同分享到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成果，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这样中国才能从根本上转变生产方式，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继续加快全方位的改革步伐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问题，尽管里面有很多客观原因，但根本上还是由于我们的经济转贴于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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