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哲学创新
三大规律创新是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最高表现形式。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创新的过程就是人们运用物质运动的普遍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使事物从无到有的创造过程。
一、创新的概念和内涵
“创新”一词起源于西方文化，韦伯斯特词典对创新的定义有“引入新东西或新概念(tointroducesomethingasorasifnew)和革新(tomakechanges)”两种意义。创新最早出现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论著中，他认为创新就是“新的或重新组合的或再次发现的知识被引人经济系统的过程”。创新的本质是实践，是对客观世界生生不息的状态的深刻揭示。《哲学大辞典》中对创新的解释是“人类的创造性活动”；“人类自觉能动性的集中体现”及“人类固有的本性”。因此，创新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根本属性。
创新的内涵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创造性。“创，始造之也”(颜师古语)，“修旧曰新”(郑玄语)。顾名思义，创新具有“始创”、“修旧”之意。二是突破性。凡是创新，必然对原有思想、理论、技术、方法等有重大的突破，并提出新的思想、理论、技术、方法等等。“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预料未来，而只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三是创新理由的充分性。任何创新都是建立在充分的根据之上的，具备充足的理由，决不是凭空想象，更不是胡思乱想。
二、创新认识过程中存在的误区
1.片面强调创新的现代性，否认创新的永恒性
很多人认为，创新是当代才出现的，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才被人们高度重视的问题。这一观点确有其合理性。然而事实证明，在人类社会的任何一个时期都存在创新问题。马克思指出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人的需要水平的不断提高是创新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也就是说，只要有人类社会的存在，只要人们有需求，就有创新的永恒存在。由此可见，创新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话题。
2.片面认识传统观念，与传统彻底决裂
有观点认为，传统的东西产生于旧社会，使人的思维受原有思维空间的限制，无法实现创新。因此，就认为传统是最顽固的保守势力，阻碍了人们的创新活动，要与之彻底决裂。然而，历史只有在前人创造的基础上，才能继续创新、前进，如果抛弃了这个基础，便只能倒退。因此，要想成为自觉创造者，就需要善于总结以往的经验与教训，而不是与传统决裂。
3.片面强调创新与发明的联系，否认其区别
有人认为，发明应归于创新的范畴之内，显然这是对创新概念的误解。据我国《辞海》的定义，发明是指“创制新的事物，首创新的制作方法”；《发明示范法》规定：“发明是发明人的一种能在实际中解决技术领域内某一特有问题的技术方案。”由此可见，发明与技术是密不可分的，是技术手段的物质凝结。从时间上看，发明先于创新而产生，创新则是发明的商业化或社会化的结果。因此，可以说创新从发明开始，发明是创新的基础，创新则是发明的拓展。
4.片面强调主观作用，忽视客观条件对创新的制约
一些人认为，解决创新的根本问题在于社会的个人。他们认为，当社会中的个体较多地具有了创新观念，创新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然而他们没有认识到个体创新形成的外在环境即社会中的各种制度，对个体有着明显的制约作用。合理利用创新的社会环境氛围，就会促使创新人才辈出。因此，解决创新问题，不仅要从个体入手，还要更多地为创新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三大规律指导创新
唯物辩证法有三个基本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研究三大规律，对我们了解创新的方法和揭示创新的本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1.对立统一规律
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变化、发展的动力。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有差异的。事物变化的动力和根本原因是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斗争及力量消长。由对立统一规律，可以得出如下认识：第一，创新中的新事物是旧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创新就是抓住矛盾运动的特点和趋势，加以引导，顺利实现矛盾双方地位的转化，而不能违背其规律按照主观喜好去构想、设计创新。第二，创新的时机是永恒存在的，只要人们以批判的方法看问题，就能在创新时机来到的时候，抓住时机，实现创新。第三，事物的变化发展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因此创新也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它不是现代才有的，而是历史的，永恒存在的。
2.质量互变规律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变化发展的过程总是先从量变开始，量变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发生质变。并在新质的基础上又开始新的量变。由质量互变规律，可以得出如下认识：第一，创新要遵循事物自身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客观事物内在的规律性是创新的前提，我们只能在遵循客观事物内在的规律性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创新，而不能主观臆造。创新发生质变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解放思想，勇于打破常规。第二、创新是个漫长的量变过程。创新过程中既要不断积累新知识、新技术和成功的经验，又要借鉴失败的教训，促使创新的质变实现。据此，在一切实际工作中，既要有远大的目标，又要有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务实精神。超级秘书网
3.否定之否定规律
否定之否定规律，是指事物发展的两次否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及三个阶段(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这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变化、发展的形式。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内部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的矛盾运动，使事物的发展呈现肯定阶段与否定阶段及否定之否定阶段的周期性变化。人们把事物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结合的形式，描述为“螺旋式的上升”和“波浪式的推进”。由否定之否定规律，可以得出如下认识：第一，创新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扬弃。尽管创新是跨越，是新的生成，但是创新既不是肯定一切，也不能否定一切，它是对原有旧事物积极因素在批判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而不是对旧事物的简单抛弃。因此，对现存事物进行认真地分析研究；扬长避短，才能实现科学创新。第二、创新的过程具有反复性和曲折性。创新的过程遵循否定之否定规律，不断的否定和肯定，再到否定之否定，从而完成创新的一个周期。因此，在创新的过程中，难免会发生暂时的困难和停滞，甚至后退。创新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只有保持坚定的毅力和信心，才能终将创新进行到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上海市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陈多闻.创新系统化研究[J].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1).
关键词:哲学逻辑;逻辑哲学;词义;辨析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哲学逻辑和逻辑哲学的研究在国际哲学界、逻辑学界蓬勃兴起，国内逻辑学界也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介绍、引进国外哲学逻辑和逻辑哲学的研究成果，目前对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的研究，从总体上讲，国内仍处于消化、吸收并尝试进行创造性研究阶段。哲学逻辑和逻辑哲学这是两门密切相关的学科，二者都是现代哲学与现代逻辑相互渗透的产物，但它们是两门不同的学科，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与范围。然而，由于“哲学逻辑”至今是一个充满歧义的词，不同的学者对它有不同的理解，并在很不相同的意义上使用它，冠以“哲学逻辑”之名的书籍五花八门，因而，和逻辑哲学在词义上发生了混乱。为了进一步推动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的研究，促进这两门新兴学科的确立与完善，因此，有必要对哲学逻辑的精确涵义及与逻辑哲学的关系作一番梳理与辨析。
一哲学逻辑词义的历史演变
最早明确使用“哲学逻辑”一词的是英国著名数学家、哲学家、逻辑学家罗素。他在《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一书(1929)中，指出:“数理逻辑，除了它的初创形式之外，就连最现代的形式也不直接具有哲学上的重要意义。在初创以后，它就属于数学而不属于哲学了。我将要扼要论述的，是数理逻辑的初创形式，只有这个部分才真正称得上哲学逻辑。往后的发展，尽管没有直接的哲学意义，但是对哲学研究有很大的间接用处。”①他还认为，哲学逻辑的真正对象乃是为各种命题和推理所共有的逻辑形式，哲学逻辑乃是对逻辑形式的研究。以往的哲学由于被语言表面的语法形式所蒙骗，未能认清其隐藏着的真正的逻辑形式，而犯了许多重大的哲学错误。
可见，罗素对“哲学逻辑”一词的词义只给予了初步界定，而未加阐释。后来的英国著名学者斯特劳森赋予了“哲学逻辑”以明确的含义。1967年，斯特劳森编辑出版了一本题为《哲学逻辑》的文集，该文集收入了弗雷格、格拉斯等学者的相关论文，他为此书撰写了一长篇序言，在序言中，斯特劳森阐述了他对哲学逻辑的观点。他把整个逻辑领域区分为两部分:“逻辑是关于命题的一般理论。它有形式的部分和哲学的部分。”分别叫形式逻辑和哲学逻辑。在他看来，形式逻辑研究命题之间的可演绎关系或蕴涵关系，它要以系统的方式排列有关这种蕴涵关系的各种规律;而哲学逻辑则要研究形式逻辑产生的哲学背景和哲学预设，以及由此引出的一系列哲学问题，例如:究竟什么是命题?说一个命题为真是什么意思?命题联结词的准确性质，特别是出现在条件命题中的蕴涵的准确性质是什么?意义概念应当怎样加以分析?真理概念和分析性概念应当怎样加以分析?指称和述谓((Predica2tion)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哲学逻辑学家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回答有关语言和各种语言表达式的性质与功能等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这样一些问题:实际的言语活动模式;意义理论;语言交际的特性与条件，等等。②
很明显，在斯特劳森那里，“哲学逻辑”其实质不是逻辑，而是某种形式的哲学，是对与逻辑有关的哲学概念和哲学问题的仔细探究，它的成果和方法有直接或，间接的哲学意义。在斯特劳森观点的影响下，英国哲学家大都在哲学意义上使用了“哲学逻辑”一词。例如，格雷林在《哲学逻辑引论》一书中指出:“哲学逻辑是哲学，尽管它是提供逻辑学知识，对逻辑问题很敏感的哲学，但它是哲学。”他甚至认为，在“哲学逻辑”这一名词中，“逻辑”这一字眼的作用会引人误解，因为，哲学逻辑并不是关于逻辑的，也不是逻辑学。正是基于这些看法，格雷林的《哲学逻辑引论》所研究的主要是:命题;必然性、分析性与先验性、存在、预设与摹状词、实在论与反实在论，③等等。与格雷林同为英国牛津大学讲师的沃尔夫拉姆在1989年出版的《哲学逻辑导论》一书中，沃尔夫拉姆也阐述了他对哲学逻辑的看法。在他看来，哲学逻辑是关于论证、意义与真理的研究，它的主题与形式逻辑相关，但其研究对象不同，它不像形式逻辑那样处理有效论证，它只检验已经建构好的逻辑系统中的基本概念。根据这种观点，沃尔夫拉姆在书中主要研究了指称与真值、必然真、分析与综合、存在与同一、意义问题，等等。④在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筹划，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主编的《哲学主要趋向》(1979)一书中，所沿用的都是这种意义上的哲学逻辑概念。
然而，数理逻辑诞生以来，数理逻辑成果被广泛运用，大批应用逻辑分支如同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很多哲学家与逻辑学家关注了这一情况，赋予了哲学逻辑以逻辑的含义。众所周知，在逻辑发展史上，莱布尼茨最早提出了创立数理逻辑的理想，他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却未能获得成功。
1930年哥德尔证明了谓词演算的完全性，数理逻辑才算真正创立。但是，有一部分逻辑学家不满意已有的数理逻辑系统，认为它们存在严重的“缺陷”和“不足”，于是着手“修改”或“扩充”已有的一阶逻辑。他们或者创立了一些修正以至替代它们的新逻辑分支，例如直觉主义逻辑，相干和衍推的逻辑，多值逻辑，自由逻辑等等，或者应用已有的一阶逻辑工具于哲学、语言学等专门领域，创立了带有浓厚应用色彩的多种逻辑分支，例如，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认知逻辑等等。
这些新的逻辑系统或分支在20世纪20—30年代开始出现，在50—70年代繁荣兴旺起来，以至最后形成了一个新兴的逻辑学科群体。⑤因此，相当的学者越来越倾向于用“哲学逻辑”一词专指这个新兴的学科群体。例如，美国逻辑学家莱斯彻在1968年出版的《哲学逻辑论集》中阐述了他对哲学逻辑的看法。他指出，现代逻辑的发展有两个方向:一是数学方向，即数理逻辑，它是现代逻辑发展的主流;另一个方向则是哲学逻辑，它是对一些相关的哲学领域，比如本体论、认识论领域、伦理道德与规范概念等的逻辑研究，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是它们与数学并无直接联系，而往往具有较为明显的哲学背景与哲学意义，故称为哲学逻辑。⑥在他看来，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认知逻辑等等，就是哲学逻辑研究的主要内容。他所构造的哲学逻辑就是由这些研究内容所组成的学科群体。
关于哲学逻辑的词义，也有许多学者是在哲学与逻辑的双重意义上来使用。例如，柯比和古尔德合编的《当代哲学逻辑》以及冯.赖特的论文集《哲学逻辑》都属于这一类型。在他们看来，哲学逻辑既指对逻辑所产生或引起的哲学概念和问题的哲学研究，也指这种研究所建立起来的新的逻辑。前者是非形式的，后者则是用形式化方法构造的形式系统。恩格尔则把前者叫做“非形式的哲学逻辑”，后者叫做“形式的哲学逻辑”。
二哲学逻辑对象的界定
根据上述对哲学逻辑词义的历史考察，关于哲学逻辑的词义，国外学者是在三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的:一是哲学逻辑是哲学，是一门与逻辑有关的哲学学科，它研究由逻辑所引起或，提出的哲学问题;一是哲学逻辑是逻辑，它是与哲学有关的逻辑学科，研究具有较为明显的哲学背景与哲学意义的概念的逻辑问题;一是哲学逻辑既是哲学，又是逻辑。
仔细考究这些关于哲学逻辑词义的不同看法，可知其原因是未能把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区分开来所致。我们知道，20世纪现代逻辑与现代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两者的相互渗透，由此出现了“哲学的逻辑化”与“逻辑的哲学化”两大趋势，并进而形成了“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等新兴的交叉学科。⑦哲学的逻辑化趋势主要表现在现代西方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兴起，芬兰最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冯·赖特在其名著《20世纪的逻辑和哲学》中指出:“20世纪哲学最突出的特征是逻辑的复兴，它是哲学发展的发酵剂。这一复兴是从本世纪开始的。最初以剑桥和维也纳为中心，后来扩大到整个分析哲学运动，这一复兴与之交汇，这是逻辑学登上哲学舞台的标志。”20世纪以来，哲学的主要问题和研究对象既不是本体论，也不是认识论，而是语言问题，哲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就是语言分析，而语言分析的基本工具就是现代逻辑，因此，在国际哲学界形成了哲学的逻辑化趋势，在这种趋势下，对一些哲学概念进行精细的逻辑分析成为一些学者关注的热点，哲学逻辑也就应运而生。逻辑的哲学化趋势是在现代逻辑的基础上，在对逻辑的哲学反思中形成的，主要表现为对逻辑本身的整体性的哲学思考或研究以及对逻辑特别是现代逻辑发展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的哲学分析。由于现代逻辑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学科群体，也由于现代逻辑发展中的哲学问题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还由于不同的研究者可以有不同的研究视野，因此，逻辑的哲学化趋势是多元的。当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刚登上学术舞台的时候，我国年轻学者陈波就密切关注其研究动态，在国内介绍并引进国外学者在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研究上的成果，并在一系列相关论著中，明确主张严格区分哲学逻辑和逻辑哲学。
在我看来，哲学逻辑是逻辑，是20世纪20-30年代开始兴起，50～70年代蓬勃发展的一个新兴逻辑学科群体，它们以数理逻辑(主要指一阶逻辑)为直接基础，以传统的哲学概念、范畴以及逻辑在各门具体科学中的应用为研究对象，构造出各种具有直接哲学意义的逻辑系统。逻辑哲学则是哲学，它在逻辑和哲学中都具有自己的起源，因而包括两部分内容:首先，逻辑哲学要研究逻辑学本身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问题，例如逻辑究竟是什么，蕴涵与推理有效性的关系，逻辑真理和逻辑悖论等等;其次，逻辑哲学还要研究如何在哲学研究中引入现代逻辑的工具，利用它去解决传统的哲学争论和哲学难题，例如意义问题、真理问题、存在问题等等。
三哲学逻辑的研究范围
辨析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的词义，可知两者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这种不同的研究对象，决定它们有着不同的研究范围。以数理逻辑为直接基础，以传统的哲学概念、范畴以及逻辑在各门具体科学中的应用为研究对象的哲学逻辑，其研究范围包括两大子群，一是异常逻辑(deviantlogic)，形式上表现为经典逻辑的择代系统(alternativesystems);一是应用逻辑(appliedlogic)，形式上表现为经典逻辑的扩充系统(extendedsystems)。
异常逻辑亦称非经典逻辑(non-classiclogics)，它们是相对于经典逻辑而言的。经典逻辑包括命题演算、谓词演算和关系演算，是建立在下述基本原则或假定之上的:(1)外延原则，即它在处理语词、语句时，只考虑它们的外延，并认为语词的外延是它所指称的对象，语句的外延是它所具有的真值;如果在一复合语句中，用具有同样指称的但有不同涵义的语词或语句去替换另一语句或子语句时，该复合语句的真值保持不变。这就是著名的“外延论题”⑧。与此相联系，一阶逻辑是建立在实质蕴涵之上的真值函项的逻辑。(2)二值原则，即在一阶逻辑中，任一命题或真或假，非真即假，没有任何命题不具有真假值。(3)个体域非空，即量词毫无例外地具有存在涵义，并且单称词项总是指称个体域中的某个个体，不允许出现不指称任何实存个体的空词项。4.采用实无穷抽象法，因而在其中可以研究本质上是非构造的对象。凡是因否弃其中某一个原则或假定而建立起来的逻辑理论，都属于异常逻辑。具体来说，这包括多值逻辑、相干和衍推的逻辑、直觉主义逻辑、偏逻辑、自由逻辑、量子逻辑等等。
多值逻辑就是由否弃真假二值原则而建立的逻辑理论，它可以形式定义如下:一个系统是n值的，仅当n是系统的特征模型值的最小数，当然这里的n必定大于2。随着n取大于2的不同值，多值逻辑就有不同的形态。例如，当n=3时，就得到最简单的多值逻辑:三值逻辑。在卢卡西维茨所构造的三值逻辑中，被经典逻辑奉为金科玉律的不矛盾律和排中律不再是普遍有效的规律。三值逻辑还可扩展成有穷多值甚至无穷多值逻辑。将多值逻辑应用于物理学领域，导致了量子逻辑的创立，后者被用来刻画微观粒子的波粒二象性和测不准特性。⑨
相干和衍推的逻辑、直觉主义逻辑都是由否弃实质蕴涵而建立的逻辑理论。在相干逻辑中，用相干蕴涵代替实质蕴涵。A相干蕴涵B，即是说，A与B之间有某种共同的意义内容，使得由A逻辑地推出B，并且这种推出与A，B的真值毫无关系。A与B之间内容上的相干还有其形式表现，即A和B至少有一个共同的命题变元，这就是著名的相干原理。A衍推出B，既要求A与B相干，又要求A与B有逻辑的必然联系，所以衍推逻辑是相干逻辑，又是模态逻辑。在直觉主义蕴涵中，则用直觉蕴涵代替实质蕴涵，A直觉蕴涵B，是指存在某些构造(例如P)，把它与A相连接之后能产生B。这就是说，“如果A则B”要求A与B有一定的关系，亦即要求有一个过程，当把这个过程与证明A的过程配合起来之后，可以证明B真。在相干逻辑和直觉主义逻辑中，许多经典逻辑的定理不再成立。
应用逻辑则是利用经典逻辑的工具，去分析某些具体学科特别是哲学中的概念或范畴而建立的逻辑分支。所以冯·赖特说:“哲学逻辑有时定义为运用逻辑分析传统上哲学家所关心的概念的结构。”“我把哲学逻辑描述为构造形式系统以精确阐释我们在某些话语领域内的概念直觉。我认为，本世纪20多年来的发展表明:构造此类系统实际上可以在哲学家传统上感兴趣的任何领域内进行。这些系统可以称为相关领域内的‘逻辑’，例如，时间的逻辑，因果的逻辑，行动的逻辑，规范的逻辑，或者偏好(优先)的逻辑。”
应用逻辑又可以分为三组:本体论的逻辑，认识论的逻辑和伦理规范的逻辑。
本体论的逻辑是以传统哲学本体论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问题为研究对象的逻辑理论。具体来说，它包括模态逻辑、时态逻辑、存在逻辑、部分和整体的逻辑、莱斯涅夫斯基的本体论、构造主义的逻辑、唯名论唯实论意义上的本体论等等。模态逻辑是关于必然性和可能性的逻辑，或者说，是研究含有“必然性”、“可能性”的命题的逻辑特性及其推理关系的逻辑分支。它分为正规的和非正规的两种类型。一个正规模态命题逻辑系统是经典命题逻辑的重言式集的一个扩集，扩集满足两个条件:
(1)口(pq)(口p口q)在S中有效;
(2)在S中，从有效公式出发，经使用分离规则，代入规则，必然化规则，所得到的仍为有效公式。这里提到的必然化规则是:
若┝a，则┝口a。时态命题是研究时态命题的逻辑特性及其推理关系的逻辑分支，它试图把涉及时间因素的命题之间的推理关系系统化，为涉及时间因素的精确讨论和严格推理提供工具。从形式上看，时态命题逻辑系统T是不同于正规模态命题逻辑的，是经典命题逻辑重言式集的另一种扩集，它满足下述两个条件:
(1)G(pq)(GpGq)和PGPp在T中有效;
(2)在T中，从有效公式出发，经使用分离规则，代入规则和时间性概括规则，所得到的仍为有效公式。
存在逻辑是关于存在及其同类概念的逻辑理论，它研究这些概念的性质，探讨诸如“存在是不是谓词”等问题，这种逻辑归根结底不仅依赖于纯逻辑的思考，而且依赖于本体论的思考。
认识论的逻辑是以传统认识论所研究的概念、范畴为对象的逻辑理论，它们与知识的获得、接受、传递以及对于某一知识的态度例如怀疑、断定、相信等等有关。具体来说，它包括问题逻辑、知道逻辑、相信逻辑、条件句逻辑、内涵逻辑、归纳逻辑(证据、确证、接受的逻辑)等。⑩
伦理规范逻辑:伦理学属于广义哲学的一部分，传统哲学特别是伦理学要研究诸如权力和义务、应该、允许、禁止、需要和要求、决定和选择、动机、效果与行动等概念和范畴。伦理规范的逻辑就是与这一类哲学概念和范畴相关的逻辑理论。
具体来说，它包括道义逻辑、命令句逻辑、行动逻辑、优先逻辑等等。
注:
①罗素:《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页。
②P.F.Strawson:PhilosophicalLogic，OxfordUniversityPress，1967年版，第1页。
③格雷林:《哲学逻辑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
④S，Wolfram:PhilosophicalLogic:AnIntroduction，RoutledgeLondonandNewYork，1989年版，第8页。
⑤陈波:《逻辑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⑥N.Rescher:TopicsinPhilosophicalLogic，D.ReidelPublishingCompany，1981年版，第21页。
⑦胡泽洪:《逻辑的哲学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⑧王路:《逻辑与哲学》，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
（一）依从性：行政改革决定于、服务于社会的持续发展政府的行政改革，之所以决定于、依从于、服务于社会的发展要求，是因为：其一，所有国家政府机构的产生，都是社会基于其客观要求，以不同的方式或程式选择的，没有一定社会的选择，就没有一定的政府。其二，社会充当政府的基础，向政府输入支持性资源，是以政府为社会的存在与发展，输出所需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为前提的，政府不能满足社会的这种要求，削弱或失去了社会支持的前提，就会受到社会的瓜葛，甚至被社会所淘汰。其三，环境的变化、社会的发展是绝对的、不停息的，而行政格局则是相对稳定的，这就决定了行政对社会发展的不适应注定会发生，而由不适应转变为新的适应的途径只能是行政改革。其四，行政改革的目标也是依从和决定于社会的。行政当然要追求行政效率，但这种效率必须是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与发展效率。失去了行政改革的这一社会皈依的性质，行政效率也就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
（二）系统性：行政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行政改革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统一的系统工程。它的系统性在于：其一，行政改革是由政府更新行政观念、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政府机构、提高人员素质、理顺权责关系、进行制度创新、优化行政运行机制等要素改革组成的行政改革整体；其二，这些要素改革之间、要素改革与整体改革之间都是有机统一的，它们的联系是不可割裂的，割裂了这种有机联系，无论是要素的改革还是整体的改革，都不可能获得成功，而难免改革失败的命运；其三，整体的改革功效是非加和的。整体的改革功效以要素的改革功效为基础，没有要素改革的功效就没有整体改革功效，但整体改革的功效绝不是各要素改革功效的简单加和，整体功效一定大于要素功效之加和。行政改革是一个完整、有机的系统工程，所以进行行政改革，一定要有整体系统的思维，有了经过科学的系统整体设计和论证的改革方案，再付之实施行政改革；碎片思维下走一步看一步的行政改革，没看清楚就盲目进行的行政改革是很可能会失败的。
（三）艰巨性：行政改革是一种复杂和困难的长期改革行政改革所以艰巨的原因主要有三。其一，行政改革涉及的关系复杂。其中有政府内部纵横结构与职能的关系、行政系统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公共权力与权利的关系、行政观念与行为的关系……行政改革中理顺如此复杂的关系，的确很困难、很艰巨。其二，行政改革遭遇的阻力大。其中有来自政府机构内部保守势力的阻力，也有来自机构外部某些利益相关方的阻力；有来自传统守旧行政文化的阻力，也有来自实践行动中的阻力；有反对进行改革的阻力，也有把改革引入歧途而阻止正确改革的阻力；行政改革中冲破、克服如此复杂的阻力，当然也很困难、很艰巨。其三，行政改革的复杂性、困难性、艰巨性是需要长期面对的。政府对社会的关系是按：“适应—不适应—改革—新的适应”的周期循环曲折地向前运行的，政府与社会的这种周期性关系存续多久，改革的艰巨性也就有多久。行政改革的艰巨性是长期的，所以行政改革的应对之策，就要有长期的战略性。
二、行政改革的原则
行政改革内在的本质和规律性，反映在观念中，经过逻辑思维的加工论证，就形成为行政改革的基本原则，也就是实施行政改革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
（一）改革取向上的适应性原则行政改革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社会政治、经济和主流文化都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行政主体是社会或人民群众选择的结果，因而它的行为内容必然决定于社会及人民的根本要求；行政改革寓于政治改革，是政治整体改革的一部分，而部分又是由整体决定的；行政改革处于政治上层建筑，而政治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主流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左右各种社会行为，当然也左右行政改革。行政改革也反作用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但从根本上说，它的这种反作用是由政治、经济决定的、由价值文化左右的。行政改革遵循这些规律，就必须坚持反映这些规律的适应性原则，就是以自己积极的回应性，去适应和满足社会政治、经济及其发展的要求，去适应以人为本的主流文化的价值取向。在行政改革的原则中，适应性原则是反映和主导行政改革的总体取向或方向的。
（二）改革工程设计上的科学性原则行政改革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进行行政改革必须有科学的系统思维，要依据系统理论提供的理论工具。第一，对现行行政的功能与结构及其同社会环境关系的现状，进行深入调查、细致分折、系统梳理、全面诊断，切实找到行政系统问题之所在。第二，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完整、系统和可行的改革方案设计。设计的改革方案，要有正确的方向、明确的目的、可度的目标、有效的措施、可行的方法、准确的突破点以及针对改革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提出的相应救济和应对措施。第三，实施改革方案，要基于方案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制定实施计划，整合实施力量，统一实施步调，依序落实措施，及时纠正出现的偏差。只有切实做好这些工作，才能获得丰硕的行政改革成果。
（三）改革过程中的稳定性原则稳定包括行政系统内部的平衡性、外部社会体系的平衡性以及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平衡关系。政府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和管理者，也是稳定社会及其与自身平衡关系的调节器。当政府行政系统内旧有的平衡稳定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时候，这种不适应性集中表现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不平衡性，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定，于是就需要进行行政改革，打破行政系统内部的旧有平衡，以建立行政系统内部和外部社会发展过程以及这二者之间的平衡、稳定关系。所以，追求新的平衡、稳定就成为行政改革所必然追求的重要目标和必须坚持的原则了。行政系统和社会的稳定是行政改革的前提，如果没有这种前提，行政改革就无法顺利进行。行政改革中的稳定决定于保持自身内部与社会公共秩序的控制力，而要保持这种控制力，政府就要在行政改革中把握好稳定性原则，即综合考虑社会各方面的需求和各种因素，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各方面的可承受程度统一起来，使改革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地有序进行。
（四）改革方略上的法治化原则进行改革在方略上坚持法治化原则，是行政改革决定于社会发展要求必然的逻辑结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和决定的，故一切权力归人民所有。而人民集合体不可能人人直接运用公共权力决定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只能委托某些人组成政府，代表人民行使公共权力决定和管理公共事务。社会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公共权力是人民所有的，政府是受人民委托而代行政权而处理公共事务的，那就必须依据人民的公共意志来处理公共事务。然而，人民的公共意志只有转化为法律、制度，才能获得明确性和可操作性，所以依据公共意志处理公共事务，必然通过法治表现出来。这就是所谓法治的逻辑。行政改革是特别重大的公共事务，所以必须依据体现人民公意的法律和制度规范来进行行政改革。依法进行行政改革，就是把行政改革所有事项，都纳入体现人民公意的法律和制度规范中，严格按照法律和制度规范来进行，这就是行政改革所要坚持的法治原则。行政改革的法治原则不仅是关于如何改革依据的原则，同时也是关于如何保障行政改革顺利进行的原则，因为行政改革中的违法行为都要依法受到惩处和矫正。
三、行政改革的基本内容
行政改革主要有六个方面的内容，这就是行政观念的更新、行政职能的转变、行政权力的重配、行政组织机构的改革、行政干部队伍素质的优化和行政运行机制的完善。
（一）更新行政观念当即有的行政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阻滞社会发展的时候，就必须进行行政改革，而进行行政改革的先导，则是更新行政观念。因为，行政观念是行政行为的精神动力和内在引擎，行政观念往哪引，行政行为就朝那动；旧有的行政观念不改变，就会义无反顾地把行政往老路上引而成为行政改革与发展的思想障碍；只有更新了行政观念，才会有新行政观念指引下的新的行政发展。更新行政观念的思维机理，概括起来，就是“立足现实，顾后瞻前”的思维机理。所谓“立足现实”是指从现实出发，实事求是；“顾后”是指扬弃过去，总结经验教训，汲取精华，抛弃糟粕；“瞻前”则是指开拓创新，凝结合乎客观逻辑的行政新思维。行政观念的更新内容，主要是强化政府服务人民、社会的观念，依法行政的观念，平等、民主的观念，负责、诚信的观念，透明、廉洁的观念，求实、创新的观念和高效行政等观念。
（二）转变行政职能行政职能，是政府与社会、人民群众联系和沟通的桥梁，是二者得以良性互动、彼此同性兼容的枢纽，因此，转变行政职能，优化行政职能体系就成为行政改革的关键和核心。政府决定于社会，因此政府行政职能的设定、转变和职能体系的优化的方向与内容，必须视社会的性状、变化和发展的客观趋势而定。当代行政职能的转变的主要方向有四个方面：其一，政府减少不该担负的职能，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把大量社会性事务移交给第三部门，由非政府公共组织和城市社区去管理，集中履行核心职能。其二，根据市场经济规律，提供服务和宏观调控市场的规制，释放市场能量，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的弊病，促进经济稳健有序地持续发展。其三，增强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能，调节收入分配、全面协调发展，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正、保持社会稳健发展。其四，强化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和改善民生的职能，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是构成社会的主体部分、稳定社会的基本力量、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所以政府在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改善民生的职能中，特别要强化为社会基本群体提供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三）重新配置行政权力行政机构中各个层级的部门，要履行其所承担的行政职能，必须有相应的行政职权或行政权力工具。所以，随着行政职能的转变，必须为各个层级的行政职能部门重新配置行政权力。配置行政权力的根本原则，是行政职能与权力彼此对称、相互平衡的内在统一的原则，也就是事权统一的原则。配置行政权力，使行政职能和权力达到对称、平衡的致思逻辑是：其一，在规模与强度上，职能与权力应同其广大，有多少（多大）职能，享有多少（多大）权力。如果职能多权力少（小），势必力所不及，导致职能束之高阁、难以有效实现；反之，权力多（大）职能少，则会造成权力过剩，容易滥用权力，导致权力腐败。其二，在性质上，同一部门的职能与权力应有内在的同质性。承担行政决策职能，享有行政决策权力；承担行政执行职能，享有行政执行权力；承担行政监管职能，享有行政监管权力。一个机构享有的权利与其承担的职能如果在性质上相悖不一，它就会在履行职能的过程中陷入混乱。其三，在不同层级的行政机构间，从中央到地方，不同层级的行政机构，一方面，都要依据其职能分别享有相当的行政权力，另一方面，又要在不同的层级间，形成顺畅的领导、合作和服从的关系机制。这样，在整个行政机构系统中，就能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全面调动和发挥各层级行政组织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就能顺畅系统地全面实现政府行政职能，保持政府行政对于社会环境的适应性。
（四）调整行政结构政府的行政职能是行政机构设置的前提和根据，行政机构是行政职能存在的载体和实现的基础，因此，行政职能与行政机构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正在于此，转变行政职能、优化行政职能体系，就必须调整行政机构、优化行政机构体系，使二者真正达到“合二而一”、“二位一体”。行政机构的改革，要坚持精简的原则，但绝不是减得越多、留得越少就越好，而是达到行政机构与行政职能内在统一。达到这种统一，致思的理路是：其一，明晰职能，合理分工，行政机构体系中的部门，同行政职能体系中的具体职能一一对应，什么样的部门履行什么样的职能，使部门与它所承载的功能内在地统一起来。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不合理的政府机构设置。其二，行政职能体系中的各种职能，是互不相同的，不可相互替代的，所以，同一行政部门，不能承担不同的职能，同一职能不能由不同的部门来承担。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部门职责交叉，避免降低行政效率。其三，行政职能体系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系，体系中的不同职能是彼此衔接的和互补的。按照机构满足职能要求的原理，行政机构的设置和调整优化，就应当使各个部门之间有特定的衔接秩序和互补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政府职能的整体性和对外部社会环境的适应性。
（五）优化行政干部素质“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3]因为路线确定之后，推行路线的关键是大量精干优秀的干部。同样，明确了新的职能、搭建了新的机构，重配了权力之后，关键是要建设高素质的行政干部队伍，因为行政干部队伍是行政机构的组成者，行政权力的行使者、政府职能的履行者。行政干部队伍建设的总体目标是形成一支结构合理、充满活力、专业配套、精干高效的高素质队伍。其中高素质是指这支队伍具有敏锐的政治鉴别能力，高尚的职业操守，勤奋的敬业精神，务实的工作作风；具有尊重客观规律的哲学思推，系统掌握公共行政管理的知识和相关政策法规，熟练掌握本行业专门技能，有极强的工作能力；一句话就是德才兼备。建设高素质行政队伍，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没有捷径可走。建设的路径主要有三：一是干部自身的修养和实践锻炼，以自己自觉的努力自我提升；二是制定、实施并适时优化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制度，以制度的功能提高干部队伍；三是公共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和专业培训机构的教育和培训，以教育和培训为干部队伍适时充电，补充新观念、新知识、新技能，聚集不断适应发展着的公共行政的正能量。
（六）完善行政运行机制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为了说明质与量的辩证关系，曾经引用拿破仑在一则日记中描述的马木留克骑兵与法国骑兵之间的战斗情形：“两个马木留克骑兵绝对能打赢3个法国兵；100个法国兵与100个马木留克兵势均力敌；300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300个马木留克兵，而1000个法国兵总能打败1500个马木留克兵。”[4]这种情形表明，完善系统运行机制尤为重要。在行政系统中，行政职能、权力、机构、队伍等要素及其同社会的互动方式，在运行过程中结合的优劣，体现着运行机制的优劣。在其运行过程中，要素有机结合起来，行政运行机制优，行政运行功效优，反之则功效差。正是因为行政运行机制决定着行政功效，行政改革应当包括行政运行机制的完善。行政系统要素及其同环境有机结合的运行机制，是通过行政决策、执行、协调、监督等具体的运行机制体现出来的，所以，完善行政运行体制，就要积极探索和优化行政决策、执行、协调、监督等机制。
四、行政改革的动力
行政改革涉及权力与利益的分配，因此会有各种矛盾碰撞，生成重重阻力。但改革是不可逆转的社会历史潮流，因此行政改革的推动力，一定会打垮各种阻力，推动行政改革向深广两个层面发展。行政改革的动力是一体多元的多股动力凝聚而成的整体推动力。
（一）改革思想的认知力、解释力和外化力行政改革思想成为行政改革的动力，是有其形成的必然逻辑的。人们知道，社会的新陈代谢、丰富和发展，都会对政府的职能会提出改革要求，但相对稳定的政府通常不可能做出相应的及时反应，于是政府与社会的矛盾就显现出来，引起思想界或理论界的关注和研究。研究者们基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采用不同的观察和研究方法，形成了不同的改革认识，并加以整理而形成不同的改革理论和改革主张。这些不同的认知经过相互的碰撞、传播、解释和民众的筛选，就会形成行政改革的主流思想，形成主张某种改革的主流舆论，尊重规律、顺应民意的政党及其权力机关在此基础上做出行政改革的决定，制定改革的原则、政策和方案并付诸实施，于是行政改革思想的认知力、解释力就成为外化力而发挥推动行政改革的作用了。
（二）人民群众的推动力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推动行政改革的动力。人民群众推动行政改革的机理主要是这样表现出来的：其一，人民群众基于自己生产、生活和发展的需要，形成要求政府增减某些职能，提供所需产品和服务的舆论呼声，为形成行政改革理论的形成提供素材；为代表他们的政党和权力机关作出行政改革的决策提供第一手信息，为行政改革政策与方案的出台发挥推动作用。其二，内容科学，符合民意取向的行政改革政策与方案出台后，人民群众广泛认同、拥护，全力支持行政改革政策与方案的推行、实施，从而推动行政改革深入发展。其三，人民群众还会以社会舆论的方式，对反对行政改革或企图把改革引向歧途的人和各种势力形成压力，为清除行政改革阻力扫清道路，从而为改革的顺利进行发挥积极的保证作用。
（三）执政党的领导力在现代政治社会，国家是由执政党来组织的和领导的，政权由执政党执掌，政治由执政党领导，行政改革寓于政治改革的框架之中，因此也是由执政党来领导的。执政党代表处于社会主导地位的集团和群体，其执政地位通常是社会选择的结果，因此其领导行为只要合民意，就具有现实的领导力。执政党对行政改革的领导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基于社会和民意的要求，影响权力机关制定和出台行政改革的政策；二是从思想上和组织上领导政府实施行政改革政策，完成行政改革任务；三是引导它所有代表的社会力量支持行政改革，努力为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社会环境。
互联网以它内容丰富、环境开放以及难以控制等特点在飞速发展,它以信息的快捷传递深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艺术院校的大学生，他们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独立，追求前卫，这也正好迎合了网络的特点，虽然有时候他们知道有些网络信息是不被社会所接受的，但是为了彰显他们的个性，引起他人的注意，不得不沉浸在这其中。由于学校的专业特点，要求学生基本都要配备电脑。但配备电脑的学生真正用于学习的时间却少之又少，多半在用于玩游戏、聊天、交友上。起初学校是为了尊重学生的创作需求，寝室的照明是由学生自己控制的，但却成了学生熬夜玩网络的便利条件。尤其男生寝室，这种现象比较严重，宿舍照明彻夜通明时不时还伴随着游戏给他们带来的呼喊声。有的同学连续通宵的玩游戏，旷课、迟到都是家常便饭，甚至还有一部分学生因对网络游戏的痴迷，不得不荒废学业而被迫退学。
二、沉迷网络对大学生的危害
（一）影响大学生的学业和身心健康
网络给在校大学生感受网络给他们带来方便的同时，很容易将身心沉浸其中，最终影响其学业和身心健康。一方面，网上黄色内容大行其道，正直青春期的他们，使一大部分大学生受到这些色情信息的影响。个别大学生刚入学时间不久就开始沉溺于恋爱中，影响学生前途。另一方面，网上内容丰富，信息及时得到更新，对大学生的吸引力很大，艺术院校的大学生意志力比较薄弱，特别容易被网络引领。使得部分大学生无法控制在网上毫无节制地浪费时间和精力，以致荒废学业。有的大学生上网时精神亢奋，可是真正上课时却是萎靡不振，上专业课上精神倦怠，甚至直接在课堂上补觉，严重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
（二）沉迷网络导致大学生的社交能力退化
未来的大学生在走向社会时，更多的是展示你的社交能力，而并不是在虚拟的互联网中。如今，互联网的优越性，使人们的交友方式较传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沉迷网络的学生心思都一味用在网络上，对身边人表现得冷漠，并慢慢习惯于事事以自我为中心，造成人际关系的淡化与疏离。当大学生完全迷恋于虚拟社会中的交流时，必然会减少甚至忽视掉与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从而降低了社会交往能力。
（三）沉迷网络易导致大学生引发心理疾病
曾经有位大学教授在对沉迷于网络的大学生做了抽测检验，大学生中存在6.4%的网络成瘾者，在网络中不能自拔。上网时间过多导致情绪波动异常、抑郁和焦虑，再者大学生心理普遍还不够成熟，沉溺网络，容易引发一些心理疾病，如抑郁症、精神分裂等。他们对网络有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现实社会毕竟不同于网络世界，当网络中的成就感、满足感与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挫折、不如意形成强烈反差时，容易使人产生悲观情绪，引发心理疾病。
三、互联网环境下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一）抓好大学新生的教育能力、管理能力
大学新生刚进校后，对学校的一切事物还是比较新奇的，对大学新环境充满了好奇。这时的他们犹如一张白纸，他们可以在我们引领塑造下，形成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在这期间，学校应加强对新生的适应性教育和管理。首先，在军训期间，通过跟学生聊天、互动，让学生充分认识大学的学习和生活，消除以往对大学生活的错误认识，通过了解来适应大学生活。在这期间，帮助每一位迷茫的学生进行生涯规划教育，让每个大学生明白，大学生活的开始，其实就是自己人生的新起点，想要自己的大学生活不在虚度，就要过好充实的每一天。让学生自己为自己定一个高度，清楚自己四年后想要达到什么程度，清楚了自己应该怎么做时，他们就不会迷茫而无所事事借用网络来打发时间了。
（二）提高大学生的自我约束、自我保护能力
有的放矢的开展各种活动，提高大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如开设一些上网引导课。将学生身边的真人真事为例，让大学生懂得在互联网中受骗的严重后果，例如：网络传销、网络交友、网络行骗等等。除此以外，还要让学生了解在网络上到底能做什么，如何利用网络结合自己的专业，在专业上将自己各方面有所提升。懂得在网上挖掘宝藏，开发一些具有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信息，陶冶大学生的精神情操。随着新媒体的介入，艺术院校中应进一步加强“两课”的有效途径，加强学生的自我约束能力，提高学生的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能力。为进一步提高大学生处理信息、分辨信息以及综合利用信息的能力，组织学生有目的的参与一些网络话题讨论，并鼓励学生将自己的观点说出来，让学生从心里接受沉溺网络的危害，培养大学生自觉遵守网络文明公约、抵制网络不良信息影响的能力。
（三）关爱学生、以学生为本
在校大学生正处在青年期，这也是人生中“第二个叛逆期”。尤其艺术院校的大学生，他们独立的性格正好迎合了网络上的某些错误价值观引导，甚至明知道有些行为是不被在校生接受的，但是为了引起他人的注意，还是使自己完全沉浸其中。在这样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也是他们心理承受最为脆弱的时期。有时候，在感情上的挫折、朋友之间的矛盾再加上远离父母在外地求学，难免产生无缘无故的烦恼和焦虑，因此，作为思想教育的主力，我们要时刻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给他们心理上的慰藉。
（四）加强德育教育、丰富班级活动
一、会计国际化的必然性
从哲学角度来看，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事物之间及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必然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没有任何一个事物能够孤立地存在。会计国际化是世界各国之间联系日益紧密的必然结果，是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各国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贸易等各个方面的联系更加紧密。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以及跨国公司均呈现良好的发展趋势，全球企业兼并的步伐加大，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明显加快，使得减少各国会计准则的差异，推动各国会计准则的趋同对于提供可比透明的财务信息至关重要，对世界通用商业语言会计的要求也就更为迫切。
二、当今会计国际化面临的困难
(一)各国环境的独特性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各国发展的一致趋势，但各国的会计环境不可能是绝对一致的，必然有其独特的社会背景。会计作为一种管理活动，深深根植于各国政治、经济、法律、思想、文化等社会因素中，因而具有会计国家化的一面。各国政治、经济、法律体系、文化教育与科学技术等各项因素必然影响和制约其会计的发展。因此，要在各个环境不相同的国家实施统一的会计准则与模式，是当今会计全球化的一大困难。
(二)各国利益的冲突
在国际会计化进程中，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与修正是一个政治化过程，其实质是各国利益的斗争与碰撞。因为会计准则规范不同的计量实务和信息披露要求，将影响不同的利益团体的利益，它总会或多或少地有利于某些国家，不利于另外一些国家。国际会计准则由谁制定，其内容是更多地体现英、美国家(包括欧洲)会计准则的精神，还是体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国际会计准则的内容更多地体现的是英、美国家会计准则的精神，那么英、美国家在这场会计国际化运动中将大受其益，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将需要耗费大量的成本去实现其本国会计标准与国际会计准则之间的协调，该进程中所发生的大量改革成本和风险也将主要由这些国家来承担。即使在发达国家内部，仍存在着不同的会计模式。因此，推行世界会计的本质是对各国利益的协调。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新事物在发展过程中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前途是光明的，而道路是曲折的。新事物的成长总要经历一个由弱小到强大、由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甚至在发展中暴露出一些缺点和不足也是在所难免的，但新事物战胜旧事物却是必然的。满腔热情地支持新生事物，为其发展开辟道路是我们对待新生事物的正确态度。会计全球化作为一种新事物其要被所有环境和利益各不相同的国家和地区认可和接受还需要时间的磨合，虽然目前会计全球化困难重重，但会计始终是国际化的会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强，会计国际化的趋势在不断增强，会计国际化是历史的必然。我们对此必须有清醒认识，并在实际中把握会计准则国际化的准确路径。
三、我国应对会计国际化的态度
(一)积极参与会计国际化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的发展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外因只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它只能加速或延缓事物发展的进程，内因才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起作用。因此在会计国际化过程中，我国要积极吸收国际上有用的准则，以推动我国的会计准则建设和会计实务的发展。但更主要的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起我国完整的准则体系，推动我国会计实务的进步。最根本的是要争取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权，维护我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会计国际化应当是双向性的。我国一方面要遵循国际会计惯例，另一方面，我国会计也要成为国际化会计的一部分。我们不能仅局限于遵守国际会计惯例，而应该积极参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使得国际会计准则能在一定程序上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因为会计不仅仅是学术问题，更重要的是国家利益问题。现在印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经过改组，主要为英美国家所控制，这是一个很不利的局面。我们已经获得了国际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的一个席位，应该把握好这个机会，不仅要针对国际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提出恰当、中肯的意见，而且要建议采用一些有利于我国的做法，争取在国际会计准则中出现一些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应不断提高学术研究水平，培养一批在国际上有较高知名度的会计学家，扩大对国际会计界的影响力。
(二)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会计国际化道路
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论，矛盾的普遍性是指各种矛盾的共同点、共同性，或称“共同本质”：矛盾的特殊性是不同事物各自的特点、特性，或称“特殊本质”。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没有特殊性就没有普遍性；另一方面，特殊性也离不开普遍性，任何事物总是和同类事物中的其他事物有共同之处，总要服从于这一类事物的一般规律，不包括特殊性的普遍性是不存在的。这一原理要求我们分析任何问题都要坚持矛盾分析法。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面临着很多共同的问题，存在着很多共同的利益，因此必须要参与到国际化的大趋势中来。但在国际化过程中，我们必须要重视我国特殊的国情和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特定环境。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处于初级阶段，市场体系不完善，法律制度不健全，资本市场的规模和容量都还较小，会计人员整体素质不高，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会计传统也与其它国家不一致。故应该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忽视我国的实际去谈会计国际化只会在国际化过程中迷失方向，
当前我国的会计实务从根本上来讲可以分为以下四类，对于不同种类的会计实务应采取不同的国际化策略：
在马克思这种方法论自觉中，我认为可概括为两个层面：一是历史性的思考；一是互文性的解读。
所谓历史性的思考，实际上就是我上面所说的，虽然哲学具有某种超越时代的特征，但任何哲学的产生都有其时代历史语境，我们在揭示哲学沉思中的内在逻辑时，还要善于揭示这种哲学逻辑背后的深层历史过程，揭示出这种哲学中的历史意识，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将所有的哲学思考都置于同一个平面上，而是能够意识到不同时代的哲学，具有其自身的时代问题。这种方法论自觉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当解来说，尤为重要。
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我认为首先需要对马克思哲学当解这个提法进行一种界定。自80年代以来，马克思哲学的当解一直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研究的热点，形成了两次深层逻辑的建构：一是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前期的实践唯物主义讨论，在这个讨论中，主导性的逻辑是实践基础上的主客体辩证法理论，强调的是实践的主体性地位与意义。这一逻辑建构，在我看来，是以卢卡奇为中介的德国古典哲学式的建构，这一哲学逻辑在现实的层面与我国市场经济的初期发展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从马克思回溯到黑格尔的思路。这一思路被海德格尔哲学的出现冲淡了。一是90年代后期出现的存在论逻辑，这是海德格尔的强势影响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新的解读。与前者相比，这是马克思哲学从马克思走向当代的一种尝试，也是更深逻辑的建构，对激活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在上述的思考中，对马克思哲学的当解，容易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运用西方哲学中的重要思考，实现与马克思哲学的对接性解释。在我看来，这样的思考还不能真实地使马克思哲学走向当代，真实需要的是，如何从马克思的哲学精神合乎逻辑地延伸到当代语境中。在这样一种延伸中，首先就要区分马克思和马克思之后一些重要哲学问题域的差异性以及这种差异性的历史语境，然后要思考从马克思的哲学逻辑中，能够经过哪些重要的理论质点过渡到对当代社会的思考，过渡到对当代思想的审视。这是摆脱平面化对接中的深度解读，也是马克思哲学当解的根本内涵。
从这一历史性规定来看，海德格尔的哲学对于马克思哲学当解来说，只具有一定的中介意义，还不能使马克思哲学的当解逻辑地走向后海德格尔时代面临的问题。英国学者鲍曼在面对现代社会时，曾简洁地将之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沉重的(凝固的)现代性阶段，一是轻灵的(流动的)现代性阶段，前者的现实基础是“福特主义的工厂”，这是“将人类活动简化为简单的、固定的动作，而且这些动作总的说来是预先设计好了的，它意味着人们只有机械地服从它”(注：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8页。)，这是技术上的总体动员，与这种生产层面相对应的就是政治层面的官僚制度与极权主义，而文化层面就是法兰克福学派揭示出来的文化控制的意识形态。后者对应的是以电子符码为基础的信息时代，这是个体化与流动性的时代，也是公共空间消解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以电子符码的编码为基础的“信息方式”(注：参见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引导着生产与消费(注：参见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按照美国学者里斯曼的界定，这是西方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重要变化，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历史上发生的第二次革命(注：大卫?里斯曼：《孤独的人群》，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从这样一种历史性的界定来看，海德格尔面对的仍然是福特主义时代，实际上他关于存在的讨论中，在技术层面上就是福特主义全面的流水线生产，一种上手性支配存在性的过程。而如何分析消费社会特别是电子符码为基础的信息方式时代，这是海德格尔无法面对的。实际上这就给马克思哲学的当解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从马克思的哲学思考中，合乎逻辑地走向对信息时代的批判分析。但要达到这一分析层面，又必须经过一些重要的理论中介，如符号学、后结构主义等，海德格尔只是这些中介中的一个重要质点。
【摘 要 题】理论纵横
【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W.Hegel，1770～1831）指出，“哲学认识本质”[1]。哲学历来是人们认识自然、社会和思维现象本质的思想武器。图书馆现象是一种社会现象，对图书馆现象本质的把握自然也离不开哲学思维。为了认识和把握图书馆现象的本质，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者们也进行了长期的图书馆哲学研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图书馆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高潮期，形成了一股持续的“图书馆哲学研究热”。本文就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状况的综合述评。
1 关于图书馆哲学研究的起源及其发展
是谁在什么时间第一个提出“图书馆哲学”这一命题，这是一个很难考证的问题。张广钦认为，“图书馆哲学”这一提法至迟在1934年就出现，其根据是丹顿（J.Periam Danton）于1934年就著有《呼唤图书馆哲学》一文[2]。据台湾胡述兆先生在《印度图书馆学之父——阮冈纳赞》一文介绍，阮冈纳赞于20世纪30年代就著有《图书馆分类哲学》一文[3]。据台湾沈宝环教授《在“图书馆哲学”的竹篱外徘徊》一文介绍，英国的包得菲（A.Broadfield）于1949年著有《图书馆哲学》（A Philosophy of Librarianship）一书[4]。这说明，图书馆哲学研究至少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
在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起源于何时，也是一个较难考证的问题。蒋永福认为，20世纪30年代杜定友等人的图书馆学思想中就包含有较明显的哲学思考的痕迹[5]。不过，从现在能查到的文献资料看，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还没有人明确提出“图书馆哲学”这一术语或提法。在我国大陆，1990年蒋永福在《黑龙江图书馆》发表《试论三种哲学形态的图书馆》一文[6]，其副标题是“图书馆哲学思考之一”，这可能是在大陆图书馆界最早提出“图书馆哲学”（library philosophy）一词的文献。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鼎盛期，在这一时期里，较早对图书馆现象作哲学思考的人有刘迅、刘烈、陈一阳、庄义逊等人。刘迅于1982年著有《论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的共同基础——关于波普尔世界3理论的思考》一文[7]；刘烈于1985年著有《论图书馆学的范畴体系》一文[8]，陈一阳于1985年著有《关于图书馆学的哲学思考》一文[9]，于1988年著有《关于图书馆学的范畴体系》一文[10]；庄义逊于1985年著有《图书馆学的哲学研究述评》一文[11]。另外，卿家康、詹新文于1987年译有J·H·谢拉的《图书馆哲学》一文[12]。在这一时期，台湾的图书馆哲学研究也蓬勃发展，高锦雪教授于1985年就著有《图书馆哲学之研究》一书。令人遗憾的是，在上述研究者中，除高锦雪外，其余研究者无一是以图书馆哲学为自己主要研究领域的，因此他们的上述著文也都是“偶发之作”，其研究广度和深度都很有限，而且他们各自的图书馆哲学研究也都未能继续下去。
到了20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的图书馆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主要有蒋永福、何长青、吕斌、周文骏、周庆山、胡先媛、张广钦、刘君、马恒通、李明华、郑全太、王梅等。在这一时期，台湾的图书馆哲学研究持续呈活跃状态，沈宝环、赖鼎铭、高锦雪、梁君卿、卢荷生等著名学者的研究已达到了较专深的境界，其中，赖鼎铭教授的《图书馆学的哲学》（1993年印行）一书可谓是视角极其独特的，不可多得的名著[13]。在大陆，蒋永福和郑全太是以图书馆哲学为主要研究领域的研究者，两人的研究成果也最丰，而其余的研究者们似乎仍属于“偶尔一发”之列。值得一提的是，蒋永福先生从1990年起致力于图书馆哲学研究，一直持续至今，是目前我国大陆图书馆哲学研究领域持续研究时间最长、研究成果最多的研究者，是该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应该说他为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
从上述可知，我国的图书馆哲学研究，其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正式起步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图书馆哲学”一词正式见诸有关文献。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发展时期，较之80年代的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研究队伍逐渐壮大起来，研究成果也达到了一定的数量，由此奠定了图书馆哲学研究在我国图书馆学领域中的显著地位。
2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概念及其内涵
何长青认为，“图书馆哲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图书馆现象领域的一般（或本质）规律的科学，是指导图书馆学应用研究和图书馆实践的基础理论和思想方法论”[14]。
张广钦认为，“图书馆哲学是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层面上展开评论的理性之学”，“图书馆哲学并不是很高深的玄学，而是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者对待‘图书馆’的态度、理论表现形式”[15]。
周文骏指出，“图书馆哲学是关于图书馆本质规律和方法论的学科。它一方面是图书馆实践和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总结、提炼和升华，另一方面也是哲学原理在图书馆领域的应用。所以可将其视为介于哲学和图书馆学之间的一个学科或者一个层次”[16]。
黄宗忠认为，图书馆哲学也就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在本质上是一回事[17]。
周庆山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学理论基础。他在《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是一种比图书馆学大而又能指导图书馆学的理论，事实上这里指的便是图书馆哲学”[18]。
吕斌和李国秋认为，“图书馆哲学”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图书馆事业的宗旨和目标，第二层含义是指图书馆学领域的基本理论问题，第三层含义是指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涉及到的哲学问题[19]。
蒋永福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人深思图书馆现象时获得的一种思维深处的感悟与理解[20]。他在《图书馆哲学是什么》一文中又指出，“图书馆哲学就是专门揭示和解释图书馆现象本质的部门哲学”，“图书馆哲学是一种高屋建瓴式地把握图书馆现象本质的综合思维方式”，“所谓图书馆哲学，就是对图书馆现象的哲学关怀。这种哲学关怀，体现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高度融合”[21]。
胡先嫒在《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研究述评》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哲学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理应用于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活动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它既要受到哲学的雨露浸润，又要取得图书馆实践的支撑，它处于哲学和思想学的中间层，研究的是图书馆活动及这一社会现象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探求的是图书馆学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并将哲学思想体现在图书馆学研究中”[22]。
李明华指出，“图书馆哲学是对图书馆实践、对图书馆的认识，对图书馆精神与图书馆文化的高度提炼与升华，研究图书馆哲学实际上是对图书馆实践活动和图书馆学理论成果作出高度的抽象和系统的概括”[23]。
刘君、易长芸认为，“图书馆哲学是以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提出的各种哲学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学科”[24]。
郑全太和孙淑文在《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的关系研究》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图书馆价值观和图书馆学方法论”[25]。郑全太和石友荣在《试论作为实践哲学的图书馆哲学》一文中又指出，“图书馆哲学是关于流变不息的图书馆实践的价值和意义的深刻理解、感悟和诠释”[26]。
另外，马恒通还专门著文论述了“图书馆学哲学”（philosophy of library science）问题。他指出，“图书馆学哲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图书馆学发展规律的科学，是指导图书馆学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和方法论”[27]。刘君和易长芸认为，“与图书馆哲学相反，‘图书馆学的哲学’强调的是哲学理论在图书馆领域的应用。……与图书馆哲学不同，图书馆学的哲学的出发点是哲学，落脚点是图书馆和图书馆学”[28]。
由上述可知，目前人们对“图书馆哲学”概念的内涵的认识还很不一致。这说明图书馆哲学研究目前尚处于“前科学”阶段，还很不成熟。不过，从上述诸说法中我们还是能够梳理出一些异中之同的看法：（1）图书馆哲学是对图书馆现象进行哲学思维的产物；（2）图书馆哲学研究探讨的是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中的本质问题，或者说，图书馆哲学是人们对图书馆现象的深层理解、感悟和诠释；（3）图书馆哲学是一种理论思维方式，是一种价值观和方法论。
3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性质、任务和意义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性质，何长青认为，“图书馆哲学既是这些范畴的一门具体应用哲学或部门哲学学科，又是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学科”[29]。张广钦认为，“图书馆哲学并不是哲学的分支学科，而是具有浓烈图书馆学个性特征的图书馆学分支学科的内容，是研究图书馆学高级理论形态的图书馆学研究方向”[30]。蒋永福指出，“图书馆哲学就是专门揭示和解释图书馆现象本质的部门哲学”，“图书馆哲学实质上就是人们对图书馆现象所进行的反思性关怀，因而也可称之为图书馆科学的‘元理论’，……（它）试图从整体上把握图书馆现象的本质，而一般不涉及或不直接描述图书馆现象中的个别环节或过程，具有明显的理论性、抽象性和思辩性”[31]。郑全太认为，图书馆哲学属于具体的经验科学，属于图书馆理论思维科学[32]；图书馆哲学是一种精神科学，它在本质上具有实践哲学的性质[33]；图书馆哲学是一种人文科学，所以它不可能达到自然科学理论那样的客观性、确定性和可验证性[34]。王梅和李芸在《论图书馆哲学的人文内涵》一文中批评当前的图书馆哲学研究缺乏人文内涵，指出：“图书馆哲学，首先我们肯定一点的是，它是人学，图书馆学与哲学的关系本质上的联系，是人文的相通，那么，图书馆哲学就不应该在人文的竹篱外徘徊”[35]。其实，蒋永福早在1991年就批评过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中缺乏人性的问题，并呼吁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中的人性的复归[36]。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目前人们对图书馆哲学性质的认识还有一些分歧，如图书馆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还是两者皆是？再如，有的学者认为图书馆哲学是一种经验科学、应用科学、实践哲学，而有的学者又认为图书馆哲学是理论科学、思辩科学，这两种看法相矛盾吗？等等。这些问题只能在以后的研究中予以澄清。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任务或目的，张广钦认为，“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树立人文主义的图书馆学精神”[37]。蒋永福认为，“‘我是谁’，亦即图书馆现象的本质是什么？这是图书馆哲学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38]。周庆山也指出，“透过图书馆具体机构认识图书馆现象的本质，这正是图书馆哲学追求的目标”[39]。郑全太从“图书馆哲学在本质上是实践哲学”这一立论角度认为，图书馆哲学“所要解决的是来自图书馆实践中的有关什么是图书馆、图书馆的价值，什么是图书馆精神的问题”[40]，“图书馆哲学作为实践哲学是以图书馆智慧（或称图书馆精神）为知识目标的”[41]。刘君和易长芸从哲学的功能推断图书馆哲学的任务“就是通过图书馆学与哲学的结合，充分发挥两门学科优势，通过对图书馆问题的哲学研究，揭示出对图书馆发展的规律性认识”[42]。周文骏教授也指出，“图书馆事业建设中的种种问题，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和规律没有正确地把握。而这种正确把握正是图书馆哲学的任务”[43]。可见，人们对图书馆哲学的任务或目的的看法较为一致，即图书馆哲学追寻的是图书馆现象中的本质问题。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意义，周庆山指出，“图书馆哲学是一种科学精神、职业理想和学术境界，是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图书馆员忽视理念和思想而偏倚于实务和技术，是与他们对图书馆认识上的机构化、实体化及操作具体化有一定关系的。这正是图书馆哲学对于他们的重要意义所在，即它可以让图书馆员充分意识到其工作的意义、目标、原则、合理性和整体价值取向”[44]。张广钦指出，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助于提高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增强图书馆学理论的解释力；二是有助于增强图书馆人的理论观念[45]。郑全太和石友荣认为，图书馆哲学的功能价值在于用“图书馆智慧”指导图书馆实践，他们指出，“图书馆哲学并不是提供可操作性的技能和方法，从而在图书馆实践中直接应用，它要摆脱具体的事实和眼前的功利，与现实隔开一段距离，从而能够超越现实，以敏锐的理性的眼光去洞察、透视图书馆实践，对图书馆实践进行哲学的判断，以它的理性的洞察力和规定性，形成对图书馆实践及其与人生实践、社会实践的关系的图书馆智慧，真正地用智慧参与到图书馆实践中去”[46]。可以看出，目前人们对图书馆哲学的意义的认识大同小异，可以概括为：图书馆哲学是观察图书馆现象的智慧之学，它能够为人们提供观察图书馆现象的理论视野、价值观和方法论，能够为图书馆实践提供哲学指导。
4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范畴体系和内容结构
4.1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范畴体系
作为一种哲学层次的理论思维，图书馆哲学必须指导图书馆学建立自己的逻辑范畴体系。建立一种理论的逻辑范畴体系，主要是确定该理论的逻辑起点、逻辑中介和逻辑终点。刘烈以“图书馆”为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并循着“图书馆——图书馆的矛盾——图书馆的规律”这样的逻辑顺序阐述了图书馆学的范畴体系[47]。陈一阳认为，图书馆在本质上是“固化信息中心”，于是他以“固化信息”为逻辑起点，演绎出图书馆学的10个基本范畴，依次是“固化信息”、“存储”、“分类”、“目录”、“资料”、“情报”、“检索”、“读者”、“图书馆员”、“图书馆”[48]。何长青则以“文献”为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认为“文献”是图书馆现象领域最简单、最抽象的元素形式，它包含着图书馆现象领域中的一切“矛盾胚芽”[49]。蒋永福一开始也认为“文献”是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50]，后来他经过进一步的深思熟虑，改变了自己的这一观点，他根据“文献的实质是客观知识的载体”这一论断，认为“客观知识是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知识组织是图书馆学的逻辑中介，人是图书馆学的逻辑终点”[51]。从现在能查到的文献资料看，蒋永福可以说是在我国图书馆学界第一个完整地提出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逻辑中介和逻辑终点的学者。因为在这之前人们讨论的范围局限在逻辑起点问题上，而基本没有涉及逻辑中介和逻辑终点问题。而且，他的“客观知识论”观点正符合当前图书情报学“知识化”的趋势。相反，目前主张“图书馆论”和“文献论”的人似乎越来越少。
4.2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内容结构
周文骏教授在1996年指出，“我国至今还没有建成图书馆哲学的内容体系”[52]。正因如此，目前关于图书馆哲学的内容结构的讨论分歧也最大。台湾的高锦雪在《图书馆哲学之研究》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哲学之研究，应自图书馆史与图书馆思想史双方面着手”，她对自己著作的内容体系作了如下安排[53]：“图书馆的本质与功能之哲学观”、“图书馆教育之哲学观”、“图书馆选择之哲学观”、“分类与建筑之哲学观”、“参考服务之哲学观”。何长青设计的图书馆哲学研究内容包括三方面[54]：（1）图书馆规律。包括图书馆现象的社会本质及功能、图书馆现象的内在运行机制及其矛盾关系。（2）图书馆认识规律。包括 图书馆认识方法，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与图书馆实践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变革的矛盾运动。（3）图书馆指导规律。即研究指导图书馆实践的各种辩证法问题。吕斌和李国秋则从图书馆哲学的本体论、图书馆哲学的认识论和图书馆哲学的方法论三方面展开了他们的研究内容[55]。张广钦根据图书馆学理论主要涉及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事业发展理论和图书馆各项业务工作理论，认为图书馆哲学的内容体系可划分为图书馆学哲学、图书馆事业哲学和图书馆业务哲学3个方面[56]。关于图书馆学哲学的研究内容，马恒通认为主要包括三方面[57]：图书馆学发展规律、图书馆学研究规律和图书馆学的理论价值观。从以上关于图书馆哲学内容的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图书馆哲学的研究内容如何界定问题持有各自不同的看法。所以，如何科学界定图书馆哲学的研究内容及其体系，将是今后图书馆哲学研究首先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不过，在图书馆哲学研究内容及其体系整体确定之前（这将是一个漫长过程），对图书馆哲学的某些局部或个别问题进行哲学意义上的研究是极其必要的。其实，一些学者早就做了这方面努力，如郑全太著有《略论图书馆评价的哲学范畴》、《图书馆学研究体系的哲学探析》等文[58～59]，武三琳、金高尚著有《关于图书馆引入管理心理学的哲学思考》一文[60]，李明杰著有《关于图书馆学方法论的哲学思考》一文[61]，陈思玲著有《哲学范畴的图书馆价值论》一文[62]，刘君君、周进良著有《关于读者管理的哲学思考》一文[63]，等等。
5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几个关系范畴
5.1 关于哲学与图书馆哲学
图书馆哲学固然是哲学与图书馆学结合的产物。把图书馆哲学视为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部门哲学或专业哲学，应该说是无可置疑的事情。但有的人只把图书馆哲学视为哲学原理、方法在图书馆学中的移植和应用，从而称图书馆哲学只是一种应用哲学，则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认识。这里，他们没有认识到部门哲学、专业哲学和应用哲学的区别。部门哲学、专业哲学是对某一部门或专业领域问题进行哲学思维而产生的一种哲学门类，而应用哲学则是哲学原理、方法在某一领域中应用而产生的一种哲学门类。可见，部门哲学、专业哲学和应用哲学是依据不同分类标准产生的哲学门类。图书馆哲学既是人们对图书馆现象进行哲学思维而产生的哲学门类，又是哲学原理和方法在图书馆学领域中应用而产生的哲学门类。所以图书馆哲学既是一种部门哲学或专业哲学，又是一种应用哲学。
5.2 关于“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哲学”
“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哲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它们都是哲学与图书馆学结合的产物。哲学和图书馆学的结合有两个方向：一是“哲学图书馆学”，即哲学原理和方法在图书馆学中的应用；二是“图书馆学哲学”，即对图书馆现象进行哲学思维。前一个方向形成的是“图书馆学哲学”，后一个方向形成的是“图书馆哲学”。也就是说，图书馆学哲学是以“图书馆学”（理论）为对象，而图书馆哲学则以“图书馆现象”为对象。而所谓“图书馆现象”又可包含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所以广义的“图书馆哲学”可包含“图书馆学哲学”。狭义的“图书馆哲学”是指抽掉“图书馆学哲学”内容的剩余部分内容。目前，在理论界存在混淆或不区分“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哲学”的现象，应引起注意。本文在上面介绍了图书馆学哲学的研究情况，就是从广义的“图书馆哲学”角度考虑的。
5.3 关于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
有的人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两者在涵义上是相同的。从两者的产生时间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肯定先于图书馆哲学研究，如果两者在涵义上相同，那么图书馆哲学研究就可说成是一种重复的或多余的研究。显然，现在的事实不是这样。我们知道，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属于理论图书馆学范畴，而理论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的研究成果都是图书馆哲学的“研究资料”。也就是说，图书馆哲学的研究范围要比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宽泛，层次也高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是对图书馆实践的一般性理论概括和总结，而图书馆哲学是对图书馆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进行哲学意义上的抽象和批判的产物。
5.4 关于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
有的人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学理论基础。这种判断恐怕很难被大多数人们所认同。到目前为止，关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问题众说纷纭，远没有达成共识。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那就是，能够成为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理论肯定是图书馆学之外的某一种或某几种理论（如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因此，如果把图书馆哲学当做图书馆学理论基础，就等于把图书馆哲学认定为图书馆学之外的一种理论。显然，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图书馆哲学当做图书馆学之外的一种理论。那么，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目前很难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看来这一问题也是以后图书馆哲学研究首先且必须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 [德]黑格尔著；贺麟等译.哲学史讲演录（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15，30，37，45，56 张广钦.试论图书馆的哲学内涵.图书情报工作，2000（5）
3 胡述兆.印度图书馆学之父——阮冈纳赞.台湾：图书与资讯学刊，1996（8）
4 沈宝环.在“图书馆哲学”的竹篱外徘徊.图书馆论坛，1996（1）
5，21，31，38，51 蒋永福.图书馆哲学是什么.图书情报工作，2001（10）
6 蒋永福.试论三种哲学形态的图书馆——图书馆哲学思考之一.黑龙江图书馆，1990（1）
7 刘迅.论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的共同基础——关于波普尔世界3理论的思考.情报科学，1982（1）
8，47 刘烈.论图书馆学的范畴体系.四川图书馆学报，1995（1）
9 陈一阳.关于图书馆学的哲学思考.广东社会科学，1985（2）
10，48 陈一阳.关于图书馆学的范畴体系.广东图书馆学刊，1988（1）
11 庄义逊.图书馆学的哲学研究述评.见：吴慰慈，邵巍.图书馆学概论教学参考文选.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
12 [美]J·H·谢拉著；卿家康，詹新文译.图书馆哲学.大学图书馆通讯，1987（4）
13 赖鼎铭.图书馆学的哲学.台北：文华出版社，1993
14，29，54 何长青.图书馆哲学论纲.四川图书馆学报，1994（4）
16，43，52 周文骏.编后——我们研究些什么？见：周文骏，倪波.图书馆学研究论文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
17 黄宗忠.浅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与发展趋势.图书馆杂志，1999（1）
18，39，44 周庆山.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思考.图书情报工作，1997（11）
19，55 吕斌，李国秋.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思考.图书与情报，1997（1）
20 蒋永福.图书馆哲学散思.图书情报工作，1998（9）
22 胡先嫒.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研究述评.图书馆学研究，1998（2）
23 李明华.大众图书馆哲学探讨.中国图书馆学报，1999，25（2）
24，28，42 刘君，易长芸.关于图书馆哲学两个问题的探讨.图书情报工作，2000（7）
25，32 郑全太，孙淑文.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的关系.图书情报工作，1998（9）
26，34，41，46 郑全太，石友荣.试论作为实践哲学的图书馆哲学.图书馆，2001（5）
27，57 马恒通.图书馆学哲学论纲.大学图书馆学报，1998（4）
33，40 郑全太.图书馆哲学的实践意识探析.图书馆建设，2000（5）
35 王梅，李 芸.论图书馆哲学的人文内涵.图书馆建设，2001（4）
36 蒋永福.图书馆学也是一种人学——图书馆哲学思考之三.黑龙江图书馆，1991（6）
49 何长青.“文献”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逻辑起点.图书馆杂志，1992（3）
50 蒋永福.图书馆学的三个研究范畴——图书馆哲学思考之二.黑龙江图书馆，1990（6）
53 高锦雪.图书馆哲学之研究.台北：书棚出版社，1995
58 郑全太.略论图书馆评价的哲学范畴.图书情报工作，1998（4）
59 郑全太.图书馆学研究体系的哲学探析.图书馆建设，1999（2）
60 武三琳，金高尚.关于图书馆引入管理心理学的哲学思考.图书情报工作，1997（11）
61 李明杰.关于图书馆学方法论的哲学思考.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99（4）
近2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已取得很大成绩，但也有待改进、拓展。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目前的研究尚缺乏一种更为广阔的视域，往往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视域内，只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发展及其内容，最多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其他哲学思潮之间的论争，而很少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多方面联系，很少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其他哲学思潮之间的互动、交流与融合，很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来研究。这种研究视域不仅难以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特殊性，妨碍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和理论的深入研究，而且难以揭示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所经历的诸多思潮对立互动、相激相融的发展历程，妨碍了对20世纪中国哲学史作全面而深入的探讨。今天，主张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展开“对话”似乎成为中国哲学界的一种时髦。这种主张实际上蕴含着一个问题，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隔离开来，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经过中国化的历程，已经融入了中国思想界，已经成为了中国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种主张产生的原因不止一端，但与上述这种狭隘的研究视域无疑是有联系的。正是由于研究视域的狭隘，导致了人们看不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融入20世纪中国哲学之中，已经成为中国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仍然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为两种相互隔离、缺乏交流的哲学形态，所以才要提倡展开“对话”。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视域亟待拓展，亟待从那种自我封闭的狭隘研究视域中走出来。
从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比之仅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无疑是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视域。这一研究视域的基本含义在于：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置于思潮起伏、百家争鸣的20世纪中国思想界之中，通过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中国哲学思潮相互间的激荡、论争、影响及吸取，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西方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现代化这两大哲学运动中的位置与作用，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20世纪中国哲学的曲折历程和丰富内涵。这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对于推进21世纪中国哲学研究，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从20世纪中国哲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把握20世纪中国哲学自身的提问方式与提问话语。这种提问方式与提问话语是20世纪中国哲学与以往中国哲学相区别之所在，显示出中国哲学由古代形态经过近代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型，显示出20世纪中国哲学在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哲学文化风貌诸方面的重构与变换。因此，从20世纪中国哲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当十分重视对20世纪中国哲学问题的探讨，以此为纽结来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思潮间的分合流变。
从哲学观念由抽象到具体、由一般到特殊看，20世纪的中国哲学问题集中在三个层面上：一是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二是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三是政治哲学问题。其中，本体论、认识论问题是最抽象、最一般的，而政治哲学问题则是最具体、最特殊的。正是在这些不同层面上，围绕着这些哲学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各种哲学思潮相互激荡、论争、交流、融会，进而把自己由一种外来的哲学形态转化为中国自身的哲学形态，进入中国哲学家的书本与讲坛，走进了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对20世 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发生了巨大的作用，对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
这种复杂的哲学运动，以1915年—1924年的新文化运动为历史的与逻辑的起点。早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已开始传入中国，并对20世纪中国思想界产生影响。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大思潮在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崛起，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新文化运动中，思想解放，思潮迭起，诸子横议，百家争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崛起创造了条件与前提，也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三个层面的哲学问题上与各种不同的哲学思潮相互激荡、论争、交流、融会，显示出自己的合理性与生命力，并促使这些哲学问题得以进一步展开与深化，有力地推动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因此，新文化运动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第一个历史交汇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复杂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外来的哲学思潮演变成中国自身的哲学思潮，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最初的思想出发点。
第一层面是本体论、认识论问题。20世纪的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救亡启蒙，贞下起元，多难兴邦，更激起哲学家们对本体论、认识论问题的思考和探讨，以此寄托自己的家国情怀，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中，围绕着本体论、认识论问题，形成了科学主义、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思潮之间的复杂联系。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与玄学论战成为这三大思潮相激相融的第一个交汇点。在这场论战中，科学派代表了科学主义思潮，力主哲学走科学化、实证化的道路，其代表人物丁文江就强调哲学要沿着“科学知识论”的方向发展；玄学派代表了人文主义思潮，力主为本体论的存在进行辩护，其代表人物张君劢认为当时正是“新玄学时代”；而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则对科学派与玄学派都持批评态度，强调只有科学的唯物史观才是哲学发展的方向。这以后，哲学是沿着本体论路向还是沿着认识论路向发展以及建设怎样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就成为这三大思潮反复探讨、不断互动的重要论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通过这种思潮间的互动，促成了自身的发展：从、陈独秀最初拒斥本体论，到瞿秋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宇宙观，再经李达强调“实践的唯物论”(注：参见李达：《社会学大纲》，《李达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0页。)，而至创立“实践论”，随后提出“哲学就是认识论”(注：：《关于人的认识问题》，《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页。)，表现出一个由拒斥本体论到认肯本体论、再走向认识论的变化轨迹。至20世纪80年代，冯契进一步反思这三大思潮在历史上的分歧与论争，创立了个性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智慧说”，试图打通知识与智慧、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内在联系。因此，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于本体论、认识论问题的探讨，不只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思想演变中实现的，而是 通过与科学主义、人文主义诸思潮的相激相融实现的。从本体论问题的层面上看，即使是20世纪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张东荪、叶青之间的哲学论争，也非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或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文主义思潮(张东荪所代表)、科学主义思潮(叶青所代表)之间的论争。在拙著《二十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注：该书由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就曾围绕本体论问题对这三大思潮进行过探讨。
第二层面是历史观、文化观问题。如何看待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历史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中的价值与作用?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来选择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这些问题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是时代向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提出的重大哲学问题，也是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必须首先思考的重大哲学问题。这就使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中占有了十分显著、十分重要的位置，引起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的普遍关注和反复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最初传播，也首先是从历史观领域展开的。中国人认识、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认识、了解、掌握唯物史观开始的。唯物史观的传入，使先进的中国人对于自己国家的命运与人类的前途有了新的理解，使他们最终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最终找到了自己的思想旗帜和理论武器。于1921年1月21日致蔡和森的信中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注：：《给蔡和森的信》，《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实际上代表了中国早期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看法。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中国化也是通过与20世纪中国其他有关思潮相激相融而实现的。在20世纪中国思想界，围绕着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形成了唯物史观与进化史观、民生史观及种种非唯物史观的复杂联系，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西化思潮、文化保守主义对中西古今文化问题、对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的不同选择。这种对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的哲学思考不能长久停留在玄想的天国里，必须回到现实的生活世界中，并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显示自己理论的深刻性与合理性。在这些问题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文化观最具有实践性格和现实性格，因而最能显示理论的深刻性与合理性，并由此对其他有关思潮产生了深刻影响。如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冯友兰前期的历史哲学、梁漱溟晚年的文化哲学，都曾汲取唯物史观的思想资源。 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文化观也从这些思潮中汲取了一些合理因素，如中国马克思主义正是从文化保守主义那里批判地汲取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由早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批评转向重新估价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提出做“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总结者和继承者(注：参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直接结合起来。因此从历史观与文化观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是与20世纪中国思想界密切联系着的。
第三层面是政治哲学问题。一些中国哲学家们从西方政治哲学中汲取思想资源，并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加以扬弃。但20世纪中国政治哲学问题更主要是与“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联系在一起，实质上是中国文化历史大变迁所直接提出的一些重大政治问题。如封闭与开放、守旧与维新、改良与革命、立宪与共和、启蒙与救亡、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都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哲学探讨的重要内容。这些问题的探讨往往与现实政治直接纠缠在一起，较少思辨性，更少玄学味，但对于中国的前途与命运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因而引起了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的反复思考与探讨，并由此形成了三民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之间的复杂格局。它们之间的关系随着中国社会矛盾的变化及各种政治力量的不断组合经历了十分复杂的变化，其间既曾有过联盟，又有过分歧；既有过对抗，又有过互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如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与构想)，就包含了对三民主义、自由主义思想资源的汲取。这三大思潮之间关系的变化，对20世纪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对现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正是在与三民主义、自由主义的相激相融中，显示出自身的合理性与优越性，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重大问题作出了最有说服力的回答，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从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中国思想界看，在政治哲学层面上，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激荡与汲取将会继续下去。
在研究范式上，突破传统范式桎梏，以文化哲学范式完整再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东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
作者运用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一方面，在哲学史的时间向度上，以问题为中心，研究不同时代哲学发展的特点和独特的形态，并通过哲学形态的变革揭示哲学发展的质变。另一方面，在哲学史研究的空间向度上，以民族文化为背景，研究不同国家、民族哲学传统的形成及其历史演变，并通过这些不同的哲学传统叙述哲学发展的世界化和多元化。
在叙述方式上，遵循历史主义原则，以史论结合方式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的鲜活个性特征。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一门完整严密的科学体系，它的内容不仅包括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哲学著作及哲学贡献，还应包括作为职业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哲学著作及哲学贡献。但是，由于每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处的环境不同，个人的气质、知识结构和理论兴趣各异，导致他们所从事思想创造的领域、视角、风格、思维方式亦不拘一格。甚至在同一时代、同一民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同一理论中，他们所创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亦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故而，作者在该著作中并非全面叙述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而是选取其中能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最具代表性和原创性的哲学家的思想予以评介，且对每位评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并非面面俱到，而是把其摆在所处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动态地加以考察，突出其理论特色、哲学贡献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叙述繁简得当，系统而又突出重点。
在内容上，潜入时代历史深处，以自己的新见解还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真实面貌
该著作不仅重在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的形成及其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发展，还重在分析哲学思想本身。作者通过对大量中英文文献资料的挖掘开发和利用，批判地吸纳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提出的问题，做出了自己独具新见的解答，提出一系列蕴含丰富而又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观点、新见解，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缺憾及空白，还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本来面目，使该著作处处洋溢着创新的气息和作者勇于拓新的学术魄力，更增加了该著作的厚重感、时代感和真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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