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关系营销；人际关系；人际关系营销
一、前言
关系营销（relationshipmarketing）的概念虽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但由于一直以来人际关系在中国人生活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因此，用人际关系进行营销在中国有着很长的渊源。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的关系营销植根于中国的土壤，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货。所以，关系营销理论在注重人际关系的中国文化环境中，有着更独特的市场和更重要的意义。但是，中国的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关系营销在市场领域的延伸和应用与西方纯正关系营销理论在市场领域的延伸和应用毕竟还是有差别的。所以，中国基于人际关系的关系营销并不单纯是西方的关系营销。
二、何为关系营销
1.关系营销产生的背景
关系营销是从“大市场营销”概念衍生、发展而来的。“大市场营销”概念是1984年由PhilipKotler提出的，他发展了4P理论，即在原来的4P基础上增加了公共关系(PublicRelation)和政治力量(PoliticalPower)两种手段，形成了大市场营销理论。
2.关系营销的含义
对于“关系营销”的含义，主要有三种看法。第一种：将关系营销界定为买卖之间依赖关系的营销。第二种：关系营销应是个人和群体通过交换产品和价值的同时创造双方更加亲密的相互依赖关系，以满足社会需要和欲求的一种社会的和管理的过程。笔者更认同第三种，也就是Shelth、Gummesson、Gronroos等著名营销学专家的观点。它是识别、建立、维护和巩固企业与顾客及其他利益相关人的关系的活动，并通过企业努力，以成熟的交换及履行承诺的方式，使活动所涉及的各方面的目标在关系营销活动中实现。可见，关系营销与传统的交易营销有根本的不同。
三、何为中国的人际关系
通说认为，人际关系的概念是：一种人和人之间通过交往或联系而形成的对双方或多方都发生影响的一种“心理连接”，是“在现实社会的实际活动中，通过交往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心理联系(包括认知、情感)和相应的行为表现”。
在中国，因价值取向与西方的不同。
中国的人际关系还强调一个人在一个关系网络中的位置和针对不同的人所应采取的不同态度和行为。中国的人际关系由此呈现出一种“以己为中心”由近及远的“差序格局”，是“以人伦为经，以亲疏为纬”的人际网络。
四、中国的人际关系营销与西方关系营销的异同
1.中国的人际关系营销与西方关系营销的共同点
第一，不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中国的人际关系营销与西方关系营销都不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也有学者称之为“非即时回报性”。传统的交易营销讲的是交易双方在一次交易中同时获利。而中国的人际关系营销和西方的关系营销比传统的交易营销多了时间这个向度，讲究的都是在长时间的交往中得到利益和满足。也就是交易双方在一次交易中不同时获利，获利的一方会在随后的时间补偿另外一方，以达到平衡。
第二，信任与承诺是关系交往的媒介之一。
在关系交往中，信任与承诺是非物质的媒介，也是交往中的重要因素，正是由于交易双方的信任与承诺才使得交易时间延长，从而获利的一方也会遵守诺言补偿未获利的一方。
第三，感情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在经济活动中，交易双方不是单纯的做生意，是想通过生意促进感情，通过感情促进生意，达到相辅相成的目的。在感情的递进过程中，中国的人际关系营销和西方的关系营销也都很注重构建自己的关系互惠网络，进一步提高了长期合作的可能性和成功性。
2.中国的人际关系营销与西方关系营销的不同点
第一，营销中发展关系的基础不同。西方关系营销的基础是共同的经济利益，而中国的人际关系营销的基础是人际关系。
第二，营销的程序不同。西方关系营销的程序是生意——关系——生意，而中国的人际关系营销的程序是关系——生意——关系和生意。人际关系是中国的人际关系营销发展关系的基础，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人成为营销的一种重要资源，人际关系成为重要的营销工具，这也就顺理成章地形成了先有关系，再有生意，最后是关系和生意的营销程序了。与此不同的是，西方人是在生意中发展关系的，生意与关系是独立的，发展关系的目的也是为了生意。
第三，营销的原则不同。在西方，进行关系营销原则是经济上的长期互利和双赢局面。而中国的人际关系营销则更加注重“情”——亲情和人情，在“情”面前对亲人和朋友会采取特殊的交往原则。
第四，道德危机。在西方关系营销中，要有经济利益才能进行交往，通过长期的合作，交易双方感情会逐渐加强，礼尚往来也在加强。在中国的人际关系营销中，通过礼、人情、面子也可以进行交往，其中，人情、面子更是基于中国文化的关系营销所特有的。这也就导致中国的人际关系营销更容易产生道德危机，“拉关系”和“走后门”现象也更为普遍。
五、关系营销和人际关系营销对我国企业的启示
人际关系营销在我国的作用尤其重要。一方面，企业的成功与价值体系是密不可分的，[ZW（DY]价值体系包含价值链中的企业主体、供应商、营销渠道、客户等各个角色。[ZW）]一个成功的企业需要有良好的管理价值体系的方法和途径。其中价值体系中的供应商和客户更是企业开展人际关系营销时不可缺少的部分。另一方面，同行的竞争者和政府也是不可忽视的。下面的论述中笔者将以企业外部环境为出发点，从供应商、客户、竞争者和政府四个角度来讨论企业应如何开展人际关系营销。
1.企业与供应商的关系
为了保持与供应商的良好关系，企业应做到如下两点：第一，企业要对供应商有足够的认识，并与供应商保持密切的联系，保证企业在货源供应上的及时性和连续性。同时，与供应商的密切联系还可以对原材料价格的水平和变化起到了解和预知的作用。第二，企业在有必要的时候还可以采取开拓更多的供应渠道和逆向发展战略，可以通过兼并或收购供应者来提高自身的一体化程度。
2.企业与客户的关系
第一，与客户建立情感关联。企业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和实际情况，在销售以外的活动中与客户建立情感关联。例如，对跨国或跨区的客户，可通过主动学习客户语言拉近关系。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客户，应主动了解该地区的民族文化，以便在营销过程中消除陌生感。
第二，加强对客户的投资。对客户的投资主要是为了提高他们购买产品后的使用能力，这会让客户获得除产品以外的额外价值，从而增强了客户对企业的忠诚度。
第三，加强对产品及补充服务的投资。首先，企业应注重产品的质量，以便在客户中形成品牌效应。其次，企业可围绕产品开展合理的补充服务，达到提高产品竞争优势和满足客户期望的作用。
3.企业与竞争者的关系
当今社会，企业之间不仅存在竞争，也存在着合作。有的时候，与竞争者的合作更有利于企业营销目标的实现。一方面，有利于企业巩固已有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还有利于开辟新市场，能减少不必要的市场竞争。
4.企业与政府的关系
一直以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都是专家和学者们讨论的焦点。笔者认为，一方面，企业应该持有积极的态度，在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时，应以遵守国家的法规为前提来保证营销活动的成功。另一方面，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也应该限定在一定的程度上，否则也容易导致上文中所提到的道德问题，毕竟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将没有一个会是真正的赢家。
六、结束语
关系营销的概念虽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西方，但它在很多方面却与中国的人际关系营销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当然也不尽相同。对我国的企业而言，仅仅从理论上了解人际关系营销是远远不够的，而是应该从实践中找到可行的人际关系营销方式。本文主要是从企业的外部环境出发，为企业开展人际关系营销提供了四个切入点，为企业提供了进行人际关系营销的几种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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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青少年身体自我量表[10]由陈红编制，该量表共有33个题项，采用5点量表计分，0表示“很不满意”，1表示“很少满意”，2表示“有时满意”，3表示“经常满意”，4表示“很满意”。量表包括相貌特征（11个项目）、运动特征(9个项目)、身材特征（6个项目）、性特征（4个项目）和负面特征（3个项目）五个维度。
1.2社会自我效能感量表中文版[11]由孟慧和范津砚修订，该量表共有18个项目，为单因素结构，采用五级评分方法，均为正向计分，其中1表示“完全没有信心”，2表示“几乎没信心”，3表示“有一定的信心”，4表示“比较有信心”，5表示“完全有信心”。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和内在一致性信度。
1.3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12]由郑日昌等人编制，该量表共有28个问题，对每个问题需要做“是这样的”和“不是这样”的两种回答，总分的范围是0-28分。此量表中的得分越高，则表明人际关系的质量状况越差，相反，得分越低，则表明人际关系的质量状况越好。此量表对测验结果的解释为：总分在0-8分之间，说明与朋友相处的困扰较少；总分在9-14分之间，说明与朋友相处存在一定程度的困扰；总分在15-28分之间，说明在与朋友相处上的行为困扰较为严重。1.3统计分析采用SPSS18.0和AMOS7.0进行数据分析。
2结果
2.1身体自我与社会自我效能感、人际关系的相关分析由于人际关系的记分方法与另外两个量表的记分方法方向不一致，这里对人际关系的记分采用了反向处理，结果得分越高，表明人际关系状况越好。从表1可以看出，身体自我的各个变量与社会自我效能感、人际关系都显著相关；社会自我效能感与人际关系也显著相关。
2.2社会自我效能感在身体自我和人际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为了检验中介效应，我们采用AMOS7.0进行分析和检验。最后得到的校正模型如下图1所示。其中，社会自我效能感对人际关系有直接影响（β=0.31，P<0.05），身体自我对人际关系有直接影响（（β=0.37，P<0.05），并且身体自我通过社会自我效能感也间接影响人际关系（β=0.60*0.31=0.186，P<0.05），即社会自我效能感在身体自我和人际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率是：0.186/（0.37+0.186）=0.335，说明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3.5%。
3讨论
从观察和言谈来看，她目前对人际关系对她造成的困扰比较关注，她对学习成绩很在意，谈话时很多次涉及成绩、排名等，同时也有较强的求助愿望。据她的班主任反映，她的学习成绩最近也不太稳定，同时情绪很不好，平时寡言少语。
二、评估与诊断
综合分析来访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房树人”测验及SCL－90测验结果，以及对来访者典型主导性问题的初步印象及分析，初步诊断来访者为人际关系一般问题，属于心理咨询范畴。主要表现:由于对导致人际关系比较紧张，进而导致来访者的焦虑情绪。
三、咨询目标的确定
根据上述心理评估与诊断，并同来访者协商后确定以下咨询目标:一是具体目标与近期目标:缓解来访者由于人际关系不良带来的焦虑情绪;帮助来访者找到造成她人际关系出现问题的原因，逐步改变她的敌对情绪;帮助她学习人际关系交往技巧，逐步缓解人际关系冲突。二是终极目标和长期目标:消除来访者的人际关系困扰以及一些情绪问题，帮助来访者学习构建正确的人际交往原则，提高来访者的适应能力，促进其心理健康及人格完善。
四、咨询方案的制订
根据来访者的特征及主要问题，决定采用绘画心理疗法及叙事心理疗法来帮助来访者发现了解病因，以减轻并消除来访者目前的一些症状，并向来访者介绍两种治疗方法的原理。
五、咨询过程
一是心理诊断阶段。本阶段主要是与来访者建立良好的咨询关系，收集来访者的个人资料，同时进行心理诊断，和来访者共同制订咨询方案等等。二是心理帮助阶段。本阶段中来访者和咨询师共同发现问题，并一起探讨解决问题。第一，采用绘画心理疗法。咨询师首先帮助来访者放松情绪:“首先闭上双眼，做三次长的、缓慢的深呼吸，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胸部的起伏上，感觉空气在你的肺里移动;再做三次深呼吸，想象你在光线下吸气，并且呼出一种颜色———什么颜色都可以。然后将注意力从呼吸上转移开来，让它漂移到你注意的身体部位，这个部位可能是一个你觉得紧张或者不舒服的地方。当你的注意力到达某个地方时聚焦到那里，那里感觉如何?想象你自己的困惑，用一种形象把这种困惑或者问题表征出来，睁开眼把你的想象画出来。”
来访者画出了一头狮子，并把这幅画命名为“吃人”。画中对狮子的牙齿进行了特别的强调，尖尖的牙齿特别明显，另外狮子的尾巴也用一个明显的尖三角形表征，这些表征都与敌对、攻击性有关。之后帮助来访者对这幅画进行自由联想，来访者慢慢道出她在寝室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她感觉寝室中的其他同学很虚伪，她们平时在班级表现很好，但是回到寝室就会说脏话，有时甚至会骂老师，所以她感觉她们很坏，时间长了关系就很差了。
通过绘画帮助来访者找出了存在于她内心的一些秘密，正是这些导致她的人际关系出现问题。第二，采用叙事心理疗法。通过绘画心理疗法发现造成来访者人际关系问题的具体原因，接下来采用叙事疗法帮助来访者自我成长。首先对来访者的问题外化，帮助来访者认识到这只是一个事件引起的一个问题而已，并不是自己自身造成的;其次，让来访者回忆入学的一个月以来有没有一次或几次她和寝室其他人关系融洽的时候。经过放松后的回忆，来访者想起几次关系融洽的时候，这时让来访者具体回忆这几次关系融洽的具体场景，她讲道:“有一次，我和她们一起骂了一个老师，因为我们都感觉那个老师做的一些事情很不好，这次我们聊得很好，她们甚至还给我吃的。”抓住这一次特例让来访者对这个场景进行详尽的描述，接下来和她共同探讨为什么这次“你和寝室同学的关系会很融洽?”在探讨中我们总结出了以下原因:首先她和其他人有了共同点，其次她认同了其他人的观点等。抓住她的这次成功体验，又和她共同探讨“骂人”这个行为，最后来访者认识到“骂人”只是同学的一个宣泄不良情绪的方式，这样她也不会认为她们很坏。在此期间咨询师和来访者探讨了很多人际交往技巧方面的问题，帮助来访者强化“成功体验”并学会人际交往原则和技巧。
六、咨询效果评估
关键词：新闻自由 司法独立
引言
新闻自由源自作为民主制度下的言论自由，但是又不同于言论自由，新闻媒体被称为继立法、行政、司法之后的“第四种权力”，新闻记者更被称为无冕之王，新闻媒体似乎可以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然而另一方面，司法独立作为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屏障，天然的排斥外力的干预。任何社会不能拒绝新闻自由，否则这样的社会将是极权社会；任何社会也不能缺少司法独立，否则这样的社会将是不存在公正、犯罪横行的悲惨社会。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平衡问题，不仅关系到个人权力的有效保障，也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一、新闻自由与公众知情权
在西方，最初的大众传播手段即印刷术的出现，成为推动民主建立的原始动力之一。当时，作为新知识新思想载体的书籍承担起批判传统社会的功能。虽然各国统治者和官方教会都极力实行言论控制，但西方社会具有多元化特征，各民族国家并立但又相互紧密联系和影响、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政教分立、教会内部的分裂等因素，以及思想家和学者追求真理的勇气等，都使思想的控制难以奏效。
同样，那些曾为民主理想而奋斗的政治思想家都认识到言论自由是民主制度的基石。民主制度以公民和各种社会集团自由平等地参与为基础，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公平竞争和妥协中形成政治决策。新闻自由是民主价值观在传播领域的表现。民主社会的大众传播不能允许传播手段为政府和少数权势集团所垄断，从而形成对人民大众一边倒的强制性灌输，它要求保障不同意见的自由表达，实现一种不同知识和观念的自由市场。
美国民主之父杰斐逊留下了一段十分著名的话：“民意是我们政府的基础。所以我们先于一切的目标是维护这一权利。如果由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这段语录被美国新闻界作为标准高悬于各报社的墙上。杰斐逊坚信：“人可以靠理性和真理来治理。所以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向他开放一切通往真理的道路。迄今为止所发现出来的最有效的道路便是新闻自由。”他认为，“可以放心地信任”人民，“让他们听到每一种真话和谎言，并且作出正确的判断。”（1）
在现代民主社会，公民有获得参政的权利。但人民只能根据得到的信息作出决定，而这些信息主要是由媒介提供的。如果公民没有得到充分、正确、全面的信息，也就没有“充分知情的民主”（well-informed democracy），因此新闻自由是民主得以实现的前提。新闻媒体向公众提供信息，也就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要求。知情权(right to known)，国内又译为获知权、知晓权等，指公民了解政府和行政机关的各种公共信息的权利。它是在当代西方得到承认的一项新的公民权利、民主权利。知情权连接新闻自由和公众参与权，如果公众不能有效获取新闻信息，甚至不能获取信息，那么知情权得不到保障，公众在对信息不能有效占有的情况下参与国家和社会活动，必然导致参与范围狭窄，参与深度不够，进而使参与行为表面化形式化。实现知情权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政府和行政机关主动将信息公开，另一种是便是新闻记者对信息的挖掘。前一种是政府机关应尽的义务，后一种则关系到新闻采访和出版问题。有关对政府不理的事件，政府很大程度上不愿意公开，但公众又有权知晓，这时媒体就必须担当这个任务。媒体担当这个任务的理论基础就是新闻自由，通过新闻自由实现公众知情权。
二、司法独立与社会正义
另一方面，司法独立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也规定在各国宪法之内。司法独立是司法的当然要求，裁判者独立于两造超然于待决纠纷是案件得到公正审理的前提条件。现代法律理论的发展将正义区分为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其中程序正义基本内容中就包含着司法独立。司法独立作为程序正义的基本内容，其含义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1、法官中立，任何人不能充当自己的法官，法官与待决纠纷之间不存在任何可能影响使纠纷公正审理的因素；法官独立，法官仅凭自己的良心和理性以及经验裁判，不受任何外在因素的制约，法官可以基于特定理由排除该因素的影响；3、消极裁判，法官审理案件严格遵循不告不理原则，不主动审理案件，审理事实限于所控事实，所深被告限于指控书所载被告，裁判罪名限于指控罪名。一般而言，司法独立主要又指法官或法院独立于其它机构和个人，其它机构和个人不能干预法官审理案件，不能对法官施加任何可能影响案件公正裁判的外力。对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的评论报导，应当受到特别限制，新闻采访只能是纸面的记载，不能懈怠录音机、录像机进入法庭。
司法独立被无数次重申作为司法乃至宪法的基本原则不是偶然的。司法最终解决的原则表明司法作为社会纠纷解决方式的终局性、不可重复性，因此司法必须保证绝大部分纠纷得到公正处理，使整个社会正义在司法过程中得到绝大部分的实现，否则司法就会被人们抛弃。在实体法公正的前提下，案件得到公正审理的基础就是审理过程必须公正，无偏私，即程序正义（又称程序公正）。司法独立对社会正义的保障，就是通过对审理案件的裁判者的规范，保证裁判者中立独立的地位来实现，任何有违裁判者独立中立性行为的出现，都是对司法独立的严重违反，法庭必须排除，甚至不惜重新开始审理过程。
三、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
新闻自由保障公众知情权的有效行使，但新闻本身也有一些局限性。比如，由于电视新闻必须吸引大量观众和压缩报导以适应节目时间紧凑的特点，所以几乎不可避免地有过于简单化、琐碎和哗众取宠的毛病。由于追求效果，往往热衷于新闻的刺激性。所以很自然，事务的常态不是新闻，变态才是新闻。“好消息不是新闻”，“坏消息才是好新闻”。人们都在工作不是新闻，罢工才是新闻；西方新闻界流行一句很形象的话，“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另外，新闻到底应当深入到社会何种程度，如何解决新闻自由与其它权力（权利）的冲突？在司法方面，新闻自由在何种程度上才是既保障了自由又无害于案件公正审理？媒体监督是一把“双刃剑”，在实现审判公开的同时，又可能对另一重要的法制原则——司法独立构成威胁。诚如有学者所言：“现代大众传播工具如新闻报纸、无线电与电视等之发达，往往对于法官独立性构成威胁。由于大众传播工具对于司法领域之报导，而对司法之影响程度亦日渐上增，因为整个社会舆论，均为大众传播工具所控制，有些法官之审判，就可能受此等组织之传播系统所控制之舆论所左右，而失却独立审判之立场。”可见，对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作一番有效分析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首先，新闻在司法上作用就是新闻监督，以媒体报导间接实现审判公开，具有以下特点：一方面，现代社会人们工作繁忙，时间紧张，居住分散，不太可能经常以旁听的方式去了解司法、监督司法，因此使直接审判公开呈现一定的局限性，而公民对于法院审判的案件应当享有知情权，这样就为间接审判公开留下了合理的空间。媒体报导和监督恰恰充当了扩大审判公开范围、最大限度实现公民知情权与监督权的角色。另一方面，直接审判公开需要必要的物质条件，许多地区法院由于受审判场所、设施的限制，往往不能满足群众旁听的需要，有时甚至发生影响法庭秩序的情况。通过媒体报导实现间接公开，可以弥补审判场所、设施的不足，成为公民了解司法、监督司法的主要途径。
其次，司法对新闻报导具有天然的排斥倾向。司法的独立性要求法官必须保证自身的超然性，美国法院规定：法庭和法庭的一切设施受法庭控制，法官有责任严格控制法庭和法院处所的环境以确保传媒和公众不干预被告接受公正审判。法官可运用若干程序上的方法来排除报导带来的不利影响，包括：（一）推迟审判案件直到偏见的危险消除；（二）如果有关的报导尚未充斥整个州，将案件转移到另一县区，或从另一县区引进陪审员以代替转移案件；（三）监督对陪审团成员的预先审核，以确保对被告的清白与否抱有先入为主的候选人不能入选陪审团；（四）隔绝证人或至少警告他们在作证前不要听从传媒对于诉讼的报导；（五）命令重新审理；（六）限制性命令，禁止案件的所有当事人向传媒做出带有倾向性的陈述。保证司法独立是案件审理的前提，无论媒体发表何种言论，只要可能影响案件审理，法庭就必须加以排除。
但是必须指出，虽然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之间存在着矛盾，但是并不表明二者不可调和。美国虽然1972年布朗兹伯格诉哈耶斯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否定了新闻记者享有不披露秘密信息来源的特免权，但是由于是以5：4微略优势票获胜，且投决定性一票的鲍威尔大法官赞同另外四位法官的看法，认为在其它情形下应当给予新闻记者至少是有限的拒绝披露秘密信息来源身份的作证特免权。自此，给予记者作证特免权以保护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规定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就成为美国法律界和新闻界热切探讨的问题。目前美国一共有31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建立了保护记者不披露秘密信息来源身份的作证特免权，一些州通过法院判例也确立了限制性的新闻记者作证特免权，显然如果没有司法独立，法院一定不能确立保护新闻自由的判例比国内影响立法机构立法。（2）司法独立由此对新闻自由产生了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新闻监督作为保证审判公开的一项举措，使法官在公开中裁判案件，有力的防止其它机关和个人的不当干预，有力保障了法官独立判案，毫无疑问促进了案件的公正审理，对维护司法独立有着极大的保障作用。
处理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必须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笔者认为，新闻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引申出来的权利必须得到保护，同时司法独立作为维护社会正义的基础也必须得到体现，在一般情形下，应当坚持新闻自由的优先地位，新闻记者应当享有包括采访、出版司法事件的权利，新闻记者对秘密信息来源应当享有拒绝披露的权利，只有在记者掌握的材料是对案件审理的关键证据时才能被法院强制披露，但是如果新闻自由所保护的利益面对的是司法独立所保护的国家安全利益时，则必须让位于司法独立。总之，披露应当是非常情形才得以允许。
参考文献
关键词：国际关系专业;教学;研究;配偶学科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6-0156-02
作为一名从事国际关系专业教学与研究的教师，时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国际关系理论为什么要把国家拟人化，为什么国际关系理论几乎无所不包，但又似乎没有独立的学科“人格”？例如它借鉴了经济学等学科，可是它所借鉴的任何一个学科的内涵与外延都比它自身大。如果是这样，国际关系专业的本科生无法熟练掌握经济学、政治学等国际关系研究所借鉴的学科方法，而只能是学习着“东拼西凑”来的方法与工具，一直在各个学科的边缘“行走”和摸索，甚至无法发起像样的挑战。如果国际关系学界的“学霸”们，包括秦亚青、王逸舟、阎学通、倪世雄、唐世平等著名学者也并非是国际关系专业科班出身[1]，那么作为本科的国际关系教育，如何能够突破瓶颈，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能够与一流的经济学家对话，在现实主义领域与一流的政治学家对话，在建构主义领域与一流的心理学和教育学家对话，事关运用这些国际关系理论如何从它所借鉴“本源”以及如何准确使用它所借鉴的方法，并非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国际关系理论要发展，首先要建立在对该理论熟悉的基础上，然后才能够进行“批判”进而用新的理论来补充完善，但是如果学习者对该理论所借鉴的“母学科”了解不多，是谈不上挑战以及真正发展的。
从1919年设置英国国际事务研究所以来，国际关系学科虽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但始终没有形成独立的方法体系，而是以学派为界限，“每个学派都形成了相对完整和独立的方法论体系”[2]。可以说，西方国际关系每个成熟的理论学派几乎都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方法论体系，但就整个学科而言却缺乏明确的学科标识符号以将之与其他学科明确区分开来。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温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依据理论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对国际关系理论诸流派进行了明确的分类。然而，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却是不断引入其他学科的视角而建构的理论。如现实主义的权力-利益概念与政治学、自由制度主义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建构主义与文化，国际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国际政治心理学与心理学，无不与其他的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战结束后，特别是“近二十年来西方国际关系领域的重大理论突破无不借助于方法论的创新与发展”[3]使得国际关系学科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例如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借鉴微观经济学中的结构概念创立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后，结构主义一直成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方法论基础，而建构主义则“以整体主义为方法论基础，以理念主义为本体论基础，以科学实在论为认识论基础”[4]。而这是该学科发展的标志，但是对于经济学、历史学等传统学科而言，外部学科方法的引入是辅的，无损于本学科的主导方法。但是国际关系学科本身却没有核心的主导性学科方法，冷战前常用的传统方法实质与历史学更为接近。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每个流派的方法都有差异。索伦森（G.Sorensen）做过一张方法论的图，来表示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基本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定位，正如学者所言，“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论倾向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行为主义理论显然更趋向实证主义方法论，而后现论则甚至超出了解释学的极端”[5]，而“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一般采用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6]，尽管它与建构主义不全是对立关系，但显然建构主义“主要关注的还是社会化及其产物对于个体的构成作用，强调国际关系中的社会化与制度化”[7]。
这使得国际关系学科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篮子式学科，这个篮子以国家之间界限为边界，将各种水果收入篮中。一个成功的国际关系学生需要了解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军事学、文化学、地理学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才能达到入门的层次，但是这些“母学科”每一个都比国际关系学科引入该学科之前的范围要大得多。由于精力、时间所限，国际关系专业学生不断从国际事务的角度了解其他学科，却无法系统掌握这些“母学科”的精髓：现实主义理论需要深谙政治学与军事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需要极其熟悉经济学与统计学等等。由于跨国事务的发展，国际关系不断扩大其范围，医学、气候、自然资源、海洋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也不断被纳入该学科来进行考察。
这种国际关系研究内容的多元化一方面是国际关系学科繁荣的标志，但也是国际关系学科“非可替代性”的重要体现。我们可以发现，任何人文学科都可以建构“国际关系理论”。哲学涉及全球问题、法学涉及国际法、政治学涉及权力、经济学涉及IPE等等，诸如此类。因此有些学科尽管不直接称为国际关系，但其研究无不涉及国际关系。然而这些研究都不过在本学科中占据非常微小的一部分。以建构主义为例，它的主要领域是教育学和心理学。在一般性的概念性解释中，国际关系的建构主义甚至不被提及，足以说明它在其中其实是弱渺和不起眼的。
国际关系学科自身无所不包的特性恰恰说明它很难成为“自己”。在国际关系学科中很容易发现经济学、政治学等一系列人文学科的身影，却很难发现难以撼动的自己。这一点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设置中也有较强的体现：除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大学外，相当多的学校将有国际关系专业设置在政治学与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管理学院、经济学院、历史学院等等。这种复杂的设置方法，反映了国际关系学科本身的矛盾性与交叉性。但是在美国本土，这样的矛盾基本不存在。由于外交事务在美国是突出的事务，因此外交与国际关系，和“美国国务院”的设置一样，主要是面向对外交往。而在中国这样的外交与国际事务尚未专业化的国家，或者国际关系专业经常处于为政治家主张“做诠释”的阶段，国际关系也无法遍地开花式地形成独立性。即便是国际关系的建构者，也带有话语霸权的特征，“美国不仅主导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方法论、价值论，而且主导了其本体论、认识论，导致所谓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话语霸权现象”[8]。
国际关系学科也形成了主导范式与竞争范式并存的方法论格局。在西方的知识方法论体系中，实证主义（包括经验主义）和证伪主义两种方法论导向并存，国际关系理论也是这两种方法。但国际关系研究主导的仍然是实证。但是这在国际关系学科中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仅多数的该专业学生无法直接接触外交、国际事务的实践，甚至从事一线教学研究的国际关系学者也无法从外交实践中直接获得第一手的经验和案例。他们从新闻、历史中获得案例以及所谓的验证，多数是“二手”的资料。由于国际关系专业直接培养的学生，无法在本科阶段就熟练掌握经济学等“母学科”，所以他们也不可能构成国际关系进入“母学科”形成的国际关系理论形成有效的批评，而只不过是在已有的国际关系理论“话语霸权”和“新发现”（这种发现既可能基于史料挖掘和现实政治发展，也可能是从外部领域刚刚进入国际关系研究视野）案例验证之间建立“修修补补”工作。
正如前文所述，在国际关系学者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大理论”或中层理论的研究者，一般都不是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或者国际事务专业的毕业生。语言专业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介绍到中国国内的过程中占尽了优势，在21世纪更加重视中小国家区域与国情研究的情况下，小语种的语言学科仍然占据新的优势地位。由于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来自西方国家，而且主要以英美为主，导致英语成为国际关系专业的通行语言。然而，随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崛起，中等国家以及大国的语言被重视。掌握这些国家的语言，能够获悉该国的第一手资料，因而也就能够占据先机。通过充分占有资料和国际关系专业通行语言（英语）所无法涉及的小语种资料领域，使得西方语言和理论指引下的主流国际关系研究反而被隔离在语言篱笆之外。“就方法论而言，人们对复杂的国际关系进行思考和探索时，主要依赖语言符号作为工具，在方法上包括对不同政治文本及话语的解读和诠释，并利用文字将研究的结果作为国际关系‘知识’固定下来”[9]。由于新的学科融合趋势加强，不仅语言类专业需要复合化培养，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国际事务专业也需要复合型培育模式。这是国际关系学科的复合性决定的。在本科或者研究生阶段，应给该专业学科配置“配偶式”学科，在学习国际关系专业的同时，自主深入学习一门感兴趣的主流人文学科，将“精读与泛读”结合起来。但是在现行的硕士研究生和本科阶段接轨的过程中，却存在着脱节的现象，例如本科生阶段的“泛读”教育，到了研究生阶段按照地区国别进行了“分领域”划分，而不是按照“母学科”的方式进行划分。在这种情况下，学习者也许能够掌握“建构完成”的国际关系理论，却很难从“母学科”本源上进行有效的测试与证伪。如果接受已经“建构完成”的体系是一种学习者的本分，而不是在遵循之中审视遵循，那么这种意识领域的“话语奴役”从根本上是阻碍国际关系发展的。
国际关系理论的复杂多元，本身是一种国际关系学科的存在方式，说明世界是多元而不是一元的。但是这种“高级存在模式”并不意味着让基础阶段“本科教育”去承担这样的多元是有强烈的创新价值和应用价值导向的。一个从中等教育毕业的学生，一下子迈进了各种学科交叉形成的“篮子”里，像一个世界知识的万花筒，首先是很容易迷失自己，其次要经历很多次碰撞才能破茧而出。在这种情况下，学科的交叉和“配偶式”学习为打开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之门也许提供了一条捷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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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郭树勇.试论建构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前途[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7）.
关键词：家庭；代际关系；消费
就家庭代际关系而言，现有研究从家庭代际关系的表征、变迁、诱致因素、社会效应，以及针对负面效应而提出的对策等方面呈现时下家庭代际关系的概貌。
（一）家庭代际关系的表征研究
就代际关系的表征而言，相关文献勾勒出时下家庭代际关系的几种特征：其一，父辈与子辈之间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责任与义务表现具有不均衡性。其二，代际倾斜，即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中年家庭成员对父辈的付出要弱于对子女的付出，呈现出“恩往下流”[1]、“尊老不足，爱子有余”[2]等特点。其三，家庭代际关系中，代际成员的平等权利意识日渐明显，具体表现为父辈权威的衰落，子代对权利意识的强调，如“逆家长制”现象的发生。[3]其四，代际关系之间存在着文化反哺现象。其五，家庭代际关系中存在隔代抚养现象，不同代际成员在对子代的抚养与教育过程中存在着差异性，蕴含着代际冲突发生的可能性。
经验层次上，家庭代际关系呈现以上诸多特征，但是综观其表征，相关研究的学者所论述的核心，其实质仍是对理论层次上代际关系的争论的回应。阎云翔提出存在于中国家庭中的抚育-赡养的代际关系模式。但在郭于华看来，中国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则表现为亲代与子代在物质、经济、情感等方面的交换关系。时下代际关系的经验研究显示，当下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既例证了抚育-赡养的互动模式，又对西方家庭的接力的代际关系有所验证，而郭于华所论述的代际交换关系亦有所体现。家庭代际关系究竟如何？王跃生认为，“完整的家庭代际关系既有抚育-赡养关系，又有交换关系，两者具有并存特征。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代际关系的层次和类型也有不同。”[4]
（二）家庭代际关系变迁的诱致原因分析及其本质
理论层次上对家庭代际关系的模式的争论，源于社会转型背景下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有学者从结构与文化视角入手，探析了社会转型与老龄化背景下促成家庭代际关系变迁的诸多原因。这类研究多集中于对家庭结构乃至宏观层次上的社会结构的转型对家庭代际关系变迁的影响作探讨。就家庭结构而言，影响家庭代际关系变化的既有家庭规模的变化，如由主干家庭向核心家庭的转变，空巢家庭的出现促使代际关系之间的情感关系、劳务与经济支持发生改变；又有家庭成员的流动对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如隔代抚养模式中，常年外出的中年居民在家庭内部存在角色适应问题，其对父辈与子代的代际关系多表现为经济支持，在情感关系与子女的教育等方面多存在与父辈的冲突。
文化视角下对家庭代际关系变迁的原因的分析，多侧重从家庭代际成员的本体性价值与其外部的文化环境切入。如贺雪峰对河南、辽宁、湖北等地区的家庭代际关系的考察发现，村庄的类型与村民的价值基础共同促成了不同地区之间的家庭代际关系的差异。[5]也有学者将结构主义与文化变迁的分析路径相结合，认为社会转型与老龄化背景下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是结构因素与文化因素共同作用所致。在社会结构转变的环境下，市场经济体制、社会政策等借助消费文化观念、个体价值观的转变等实现对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
结构主义视角或是文化变迁分析视角，亦或是二者相结合的分析路径，对家庭代际关系变迁的诱致因素的分析，实质在于将家庭代际关系转变置于时空坐标轴中，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分析框架下解析家庭代际关系变迁的实质。
（三）家庭代际关系的社会效应以及负面效应的应对之策的探讨
尽管存在研究视角、分析路径、理论模式的分歧，但置身于社会转型与老龄化背景下的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已是不争的事实，由此，有学者在勾勒当下代际关系现状的同时，也对代际关系变迁的社会效应加以探析，并就代际关系的负面效应提出以应对之策。
相关文献显示，代际关系变迁的正向效应在于促进了代际关系的理性化、增强了代际成员尤其是家庭中年长者对当下社会的适应能力。负面效应的分析多与社会转型与老龄化的现实背景向结合，多认为，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造成了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老人赡养问题、子代的社会化、家庭代际成员的角色适应问题。
社会经济制度的转变、社会政策的变化、传统文化观念的衰落、子代权利意识的兴起等合力促成了时下家庭代际关系中的老人赡养问题、子代社会化不足等问题，由此，以这些家庭关系变迁的诱致因素作为切入点，寻找解决对策便成为相关研究的学者所作的努力。针对时下家庭代际关系的负面效应，学者多从社会养老机制的建立与完善、重构社区规范、加强尊老、敬老、爱老等传统文化观念的宣传等入手提出对策化解时下家庭代际关系的困境。
（四）文献述评
以上对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对家庭代际关系的表征、变迁原因、社会效应以及针对负面效应而提出的应对之策的讨论勾画了家庭代际关系的概貌。现有家庭代际关系研究，在理论视角的选取、研究方法的运用以及理论分析路径上均作了有益的尝试，在为进一步家庭代际关系研究提供详实背景的同时，丰富了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范围与研究视域。但综观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的现状，其研究的学科背景多集中在人口社会学与家庭社会学的学科范围内，少有消费社会学视域下的研究。
鉴于此，有必要从消费社会学的学科背景下，解析当下家庭内部的代际消费，一方面丰富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视域，另一方面，从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消费实践入手探析代际消费关系，或能呈现出与时下代际关系表征研究所不同的结论，对代际关系的变迁的诱致因素的分析以及解决之策，或可以提供不同的研究路径与分析思路。
参考文献
[1] 魏传光.中国农村家庭“恩往下流”现象的因果链条分析[J].内蒙古社会科学，2011（11）
[2] 马超.中国家庭代际关系变化研究[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3] 王建民.“逆家长制”是如何产生的？[J].江海学刊，2012，2
国外学术著作对我国政治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本文借助《中文社会科学引文 索引》(2000―2007)的数据,利用引文分析法,对政治学学科论文引用的图书进行了统计 处理,推出了我国政治学领域最具学术影响的50种国外学术著作,并对其做了细致的分析, 论证了它们在该学科领域的影响作用。
[关键词] 图书 政治学 CSSCI 引文分析法 学术影响力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10)1-0147-13
引言
政治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在整个社会科学体系中具有其不可替代的位置。我国的政治 学科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恢复与发展两大历史阶段,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相对欧美各国 而言,尚未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成熟、体系完备的独立学科,因此,挖掘、研读、 学习西方优秀学术著作,汲取其优秀学术研究成果并与中国政治现实相结合,对于繁荣我国 政治学领域、提升政治学研究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试图挖掘政治学领域内最具学术影响力的国外学术著作,并分析其对我国政治学研究的 重要影响。笔者利用引文分析法,借助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对其中200 0―2007年政治学论文引用的图书进行了统计、处理和分析,并依照如下标准:2000―2007 年 间,CSSCI中政治学论文引用80次及以上的图书,或以出版年算起年均被引8次及以上者,遴 选出了我国政治学领域最具学术影响的50种国外学术著作,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引用论文的 主题的查询与分析,具体介绍了每本著作的影响领域。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所定义的国外学术著作,主要是指在国外出版的外文图书和国外出 版的在国内翻译出版的图书;不包括马列著作、国外历史与政治文献、国外工具书;不包括 国外学者在国内出版的图书,但是包含国内学人在国外出版的图书。另外,本文在统计与处 理CSSCI提供的数据时遵循如下标准:①若书名、作者、出版社都相同,出版年不一致, 在确认是同一本书的情况下,将其合并;②CSSCI中的译著,有的著录的作者是翻译者, 有的是原作者,在确定是同一本书的情况下,合并这两本书并累计被引次数,并把原作者和 译者同作为作者项著录。
国外学术著作对政治学研究的影响概况
本文共遴选出50种国外学术著作,总被引篇次为6373次,篇均被引127-46次。其 中,国际政 治与国际关系类著作共28种,占入选的总数的56%,总计被引篇次3086次,约占总量的48-4 2%;政治学理论类著作共16种,占总数的32%;政治制度类著作共4种,占总数的8%。此外, 图书主题还涉及到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在50种图书中,外文原著共4种,都是国际政治 类著作,合计被引320次。具体入选图书见表1。
为了便于深入了解这些著作的影响领域,下文将对这些著作进行分类讨论并予以简介。笔者 主要依据图书的主要内容、影响的主要领域并参考中图法相关信息对其进行分类。
政治学理论类著作对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影响
政治学理论建设,尤其是政治学基础理论的建设是政治学发展的基础和原动力。入选的政治 学理论类著作大多是政治学领域内众人皆知的经典之作。这些经典著作对政治学研究的影响 十分广泛、深刻,每个领域的研究与发展都离不开这些基础理论。该类图书共入选16种,总 计被引2304次,涉及的具体主题包括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学、政治社会学、民主理 论、国家理论及其他政治理论问题等。
《政治学》(被引259次)是亚里士多德关于其政治学理论的一部经典著作,也是古希腊第 一部全面、系统的论述政治问题的著作。它以“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为前提,分析了城邦 的形成及基础,探讨了各种城邦理论、制度,研究了各种政体的种类和变革,并讨论了关于 最好的政体、最好的生活方式和理想城邦的设想。该书被公认为西方传统政治学的开山之作 ,被广泛引用于政治哲学、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等各个领域。
《正义论》(被引218次)一书共分“理论”、“制度”和“目的”三编,分别对有关正义 的理论、原则、正义原则怎样应用于社会制度以及正义理论的稳定性和正义的善等问题进行 了详细的解剖与论述。作者罗尔斯继承了西方契约论的传统,进一步提出了“公平的正义” 的理论。该书逻辑严密,思想深奥,对于政治哲学、中外政治制度、行政伦理等研究领域影 响十分深刻。
《社会契约论》(被引215次)一书详细论述了人的自由与社会公约、社会公约与公意、立 法、政府的形式以及巩固国家体制的方法等,探讨了如何在社会状态下实现社会平等的问题 ,提出民主共和国的社会理想,试图创立一种真正合法的社会契约。该书被广泛引用于政治 哲学领域、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以及行政学的研究论文中。
《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被引198次)对东西方和第三世界24个国家的政治体 制、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和比较,试图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中找出具有 共同意义的可资比较的概念和标准,进而通过这些概念和标准,运用结构-功能主义体系 方法去分析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的实际运行过程。该书是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被许多政治哲学、政治文化、中外政治制度研究方面的论文所引用。
《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被引189次)以1974―1990年期间发生在世界范围内 的民主化运动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描述,并进一步探讨了这波民主化运动的原因 、方式以及后果。该书横跨理论和历史两个领域,可以使读者对发生在这一特定时期的繁杂 的重大的政治事件有一个条理性认识,对诸国家民主化运动有深刻的了解。该书对研究各国 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方面的论文有深刻影响。
《论法的精神》(被引179次)是孟德斯鸠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著作。作者在三卷中分别 探讨了法与政体、法与政治权力、法与地理环境和民族风俗的关系,提出了政治自由与三权 分 立的重要思想,对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政治实践和政治思想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该书 被政治哲学、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行政管理与行政法学方面的论文广泛引用。
《政府论》(被引145次)共上下两篇,洛克在上篇中批驳了罗伯特•菲尔麦的君权神授和 王位继承学说,在下篇中讲述了君主立宪制下的议会理论。洛克用自然法学说和社会契 约论阐述国家的起源和本质,论证了生命、自由和私有财产是人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 最早提出了分权的思想。《政府论》为在英国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对 今天的政治理论与政治制度的研究仍具有非凡的意义。
《民主新论》(被引138次)是一部具有相当学术深度的、完整的民主论著。该书的基本线 索是主流民主理论,它整理了民主理论研究的使用语言和学术规范,梳理了各种概念间的关 系,理顺了当代各种关于民主的争论。该书被较多地引用于民主理论、中外政治制度以及行 政学的研究论文中。
《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被引105次)共分“社会主义之后”、“五种两难 困境”、“国家与公民社会”、“社会投资型国家”、“迈向全球化的时代”五章。作者阐 明了开拓第三条道路在当代政治中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引起了广泛争论。引用该著作的论 文主题主要集中于西方社会民主主义与社会的研究。
《自由秩序原理》(被引100次)是自由主义思潮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全书共分三部分:自 由的价值、自由和法律、福利国家的自由,并包含一个“为什么我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的 著名后记。作者陈述了自由哲学、法律及政治的基本原则,并揭示古典原则怎样才能被运用 到福利国家的特殊情境。[注:俞可平主编-西方政治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 000:360]该书在政治哲学领域以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研究中被广泛引用。
《利维坦》(被引100次)是霍布斯的一本有关国家理论的专著。该书共分“论人类”、“ 论国家”、“论基督教体系的国家”、“论黑暗的国家”四大部分,其国家学说充分体现了 “恐惧”和“自由”的意义。引用该书的论文主题主要集中于国家理论研究以及其他政治哲 学与政治制度相关领域。
《法哲学原理》(被引96次)的全称为《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该书以国家 学为主要内容,把国家作为一种理性的东西来理解和叙述。此外,还涉及法、权利、道德、 伦理和社会等内容,系统地反映了黑格尔的国家观、法律观、道德观和伦理观。该书对政治 哲学研究有重要意义,被大量引用于公民社会的研究论文中。
科恩的《论民主》(被引94次)是一部以哲学语言分析民主规范的精深之著。该书主要采用 规范的分析方法,来论证民主价值的合理性、重要性与普遍性。作者把民主定义为高度参与 的社会管理和公民决策的体制,强调民主过程实质不仅在于选择,而在于公民自身的参与和 经历,并臻于全体民主。该书主要从公民的角度来分析民主的含义,在民主理论、政治制度 以及行政学的研究中都被广泛引用。
《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被引94次)是一部以论析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为主旨的政治 社会学著作。书中论述了民主秩序的条件、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美国社会的政治行为、民 间社团的政治等内容。作者李普塞特开创了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引用该书的政治学论文 主题主要集中于政治哲学领域以及中国政党制度研究。
《政治科学》(被引89次)一书分为政治基础、政治态度、政治互动、政治制度、政治行为 五编。全书采取兼容并包的方法,以科学、客观的态度分析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在 认可美国民主体制的同时,也批判了美国现实政治的弊端。引用该书的论文主要集中于政治 哲学、政治文化、中外政治制度等方面。
《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被引85次)一书运用现代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深入地探讨了政 治体制建构中的结构特征、文化内涵、交往渠道等机制,并研究了支持这些机制运行的诸环 节以及当其出现阻隔时的调节文案。引用该书的政治学论文主题主要包括公共政策、政党制 度、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等。
国际政治类著作对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影响
国际政治学(含国际关系和外交学)作为政治学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是政治学研究的 一个重要领域和方向。在中国,国际政治学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大量参考与借鉴国外优秀 研究成果是国内国际政治研究发展的必经之路。此次遴选出的国际政治类著作(含外文原著 和译著)在所有国外著作中占56%的比重,其涉及的主题十分丰富,包括国际政治与国际关 系理论、外交学、美洲政治、欧洲政治、亚洲政治、全球化问题等。
《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被引277次)是一本论述美国当前和长远欧亚 战略的重要著作。作者布热津斯基在综合分析欧亚大陆地缘战略的重要性和存在的问题的同 时,着重分析了美国的霸权或世界首要地位的特征、范围和深度,欧亚各大国的现状和发展 前景,美国如何周旋于各大国之间而处于最有利的地位,以及中国在美国对欧亚的战略中所 处的关键性地位等。[注:宋以敏-评布热津斯基新著“大棋局”-国际问题研究,199 8(1):46-49]该书对于学者研究美国对外战略以及世界战略格局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译本被引276次)论述了国际政治的四种社会理论、科学实在 论与社会类别、权利与利益的建构、结构施动和文化、国家与团体施动问题、三种无政府文 化等。作者亚历山大•温特借鉴哲学和社会学的理论,以社会学的视角来审视国际关系。该 书是一本全面阐述温特社会建构理论的著作,也是深入研究文化和观念在国际关系中重要意 义的力作。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被引251次)以对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本源性思考为逻辑出发 点,引出国际关系这一学科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流派及其哲学的和政治思想的根源,并客观地 介绍了各自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分析各种理论流派的内在相互关系,展示了该领域非线 性的理论发展图景。 张静-探索西方国际关系“精神的历史”的经典之作――评《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 第五版)-学术论坛,2005(6):5961 该书被誉为探索西方国际关系“精神的历史”的经典教 材,被国际关系研究方面的论文广泛引用。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被引245次)是亨廷顿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对冷战后全球政治的演变作出了解释。亨廷顿认为,在冷战后的 世界,文化和宗教的差异而非意识形态的分歧将导致世界几大文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 该 书是冷战后世界影响最大同时引起争议最多的著作之一,主要被引用于“文明冲突论”、文 化视角的国际关系、全球化问题研究中。
《大外交》(被引154次) 叙述了从17世纪欧洲的30年战争,到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的几 百年间纷纭变幻的国际风云。作者以其独到的见解分析了世界各国外交风格的差异,重点提 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实质。该书对于国际关系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中译本被引147次)借助多方面的理论材料 ,对后霸权时代的合作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分析了世界政治经济中合作得以发生的国际 机制的作用以及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而发生的变化,回答了霸权衰落后如何通过国际体制的 运转使世界政治经济得以继续合作的问题。该书是迄今为止对国家间合作问题进行研究得最 为全面、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被频繁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美国霸权和对外政策研究论文 中。
《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被引144次),主要讨论了 “理论”的定义及国际政治理论的建构过程,阐明了政治结构的产生、无政府状态的特性以 及国家在系统中预期的可能变化,并对国际政治的结构理论进行了检验。该书建构了国际政 治的系统-结构研究框架,提出了著名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是当代国际政治领域影 响最大的著作之一,被广泛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论文中。
《大国政治的悲剧》(中译本被引125次)以大量的事实、缜密的逻辑阐述了“进攻性现实 主义”理论。作者以其清晰易懂的文笔,解释了为什么安全竞争与国际体系紧密相关,区分 了大国权力竞争的不同模式。该书堪称“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权威之作,主要被引用于国际 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研究中。
《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被引121次)主要围绕“国际政治即争强权”这一主 题进行论证。汉斯•摩根索提出了现实主义六原则作为论证的根基,透辟地分析了权力均衡 、世界舆论、国际法等因素对权力冲动的制约作用,并结合二战以来的国际政治现实,对新 的权力均衡、世界一体化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细致考察。该书又名《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 和平的斗争》(被引119次),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被广泛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 研究中。
《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被引111次)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国际政治的稳定与变革。 作者罗伯特•吉尔平力图构建出全新的概念框架,综合运用历史、社会学和经济学方面的理 论来分析世界秩序变革的动力与根源,讨论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各个行为主体不平衡的实力增 长之间的关系。该书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被广泛引用于国际关系 理论、各国外交战略、全球化问题研究。
《权力与相互依赖》(被引84次)一书论述了相互依赖的概念、复合相互依赖的理想模式、 权力与相互依赖的关系以及国际制度在相互依赖的国际社会中是如何运作的 。该书既有理论上的深度建构,也有实践上的指导价值,两位作者将全球化、国际机制与相互 依赖概念相整合,对21世纪初的世界政治进行了严肃的理论分析,使得该书成为新自由制度主 义发展的颠峰之作, [注:门洪华-建构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纲领――关于《权力与相互依赖》的一种解读-美国 研究,2002(4):111-122] 被广泛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区域一体化、中美日俄外 交关系与外交战略研究。
《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被引81次)运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以伯罗奔尼撒战争 为引子,用简洁的语言和历史事例来阐述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利用对国际体系的层次分析 来对重大的历史事件进行剖析,对冷战后的相互依存现象进行思考,并提出新的世界秩序的 构想。引用该书的政治学论文主题主要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日、中美关系,美国对外政 策,区域合作,中国崛起问题等。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被引75次,2001年出版)反映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 初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争,该书涉及的主要是两种流派的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和理论效用等,对于具体的国际政治层面,涉及不多。该书被较多引用于国际关 系理论研究领域的论文中。
《全球化与政治》(被引73次,2000年出版)选录了乌尔里希•贝克主编的学术论文集《全 球化的政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8年德文版)和《世界政治的前景》(美因河畔法兰克 福1998年德文版)中的部分论文。其主题主要包括全球化时代的民主、工业关系、国际合作 、环境政策、超越民族国家、跨国社会空间、种族归属等问题,对于研究全球化政治具有重 要参考价值。
《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被引70次,2001年出版)对全球化进程 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移民等问题进行了历史描述和比较分析,在总结了三种全球 化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分析模式,并用这个模式对六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全球 化维度中的表现进行了分析。该书是研究全球化问题的重要著作,主要被引用于国际关系理 论,全球化视野下的国家、安全、文化、治理、合作问题以及中国对外政略研究论文中。
《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被引67次,2003年出版)从国家组成国际社会这一基 本观点出发,分析了国际秩序如何得以维持的重大理论问题。作者认为,均势、国际法、外 交、战争和大国等国际社会的制度同国际秩序的维持有着密切的关系。该书是西方国际关系 理论流派中的“英国学派”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主要被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英国学 派”国际政治思想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研究等。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被引58次,2002年出版)辑录了国际关系理论史上“第三次论战 ”期间,肯尼思•沃尔兹、罗伯特•基欧汉、约翰•鲁杰、罗伯特•考克斯等著名理论家最 重要的文本,展现了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西方马克思主 义等理论流派的学术精粹,集中探讨了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该书是迄今为止国际 关系理论批评史上最有影晌的作品之一,主要被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论文中。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why the World's Only Power can't go it Alone(被引 57次 ,2002年出版)分析了美国霸权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对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单边主义、傲慢 自大和鼠目寸光提出了批评意见,回答了美国在21世纪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如何重新界定美 国利益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注:杨牧之主编-中国图书年鉴(2003)-湖北人民出版 社,2004:162]该书被认为是“9•11”事件后美国对其外交政策进行反思的 代表作,主要被引用于美国国家利益与对外战略研究、中国对外政策研究、软实力研究的论 文中。
《新安全论》(被引55次,2003年出版)展示了哥本哈根学派对安全问题的独到思考。该书 的核心概念之一是颇具争议的“安全化”及“非安全化”。作者对“古典复合安全理论”做 出了重要的修改和超越,从宽泛的“领域研究”和明确的“建构主义观点”两大方面对其重 新定义,提出了“超越古典复合安全理论”。[注:高峻-哥本哈根学派复合安全理论 的修正和演进-教学与研究,2005(10):89-96]该书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社会建构主 义的重 要理论文献,主要被引用于国际安全理论、非传统安全问题、区域安全合作等方面的论文中 。
《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被引43次,2003年出版)从国际政治最微观的分析层次 入手,使用大量国际关系史实,从认知心理学角度分析国际社会中冲突和战争的原因。作者 认为,追寻战争和冲突的原因,不仅要分析国际体系和国家体制,而且要研究决策者个人的 认知心理,探寻决策者知觉形成的原因,分析错误知觉可能产生的后果。引用该书的论文主 题主要有国家安全研究、外交政策研究、国际关系中的心理分析等。
《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被引34次,2004年出版)以国际体系 为主线,阐释了在过去6万年时间里,人类如何从分散的采猎群演进成今天高度一体化的全 球性国际政治经济体。作者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与世界历史研究相结合,对当今以《威斯特 伐利亚条约》签订以来欧洲史的阐释为基础的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引 用该 书的论文主题主要有国际体系、国际合作、国家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以及“英国学派” 的国际政治思想研究等。
《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被引27次,2005年出版)将“文明的冲突”的 视角由国际转向美国国内,论述了美国国家特性所受到的种种挑战。全书从美国的国家利益 出发,阐述了美国在21世纪初所处的国际形势以及在世界上应起的作用。该书被较多的引用 于美国政治与文化、美国对外政策研究的论文中。
《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被引21次,2006年出版)共收录13篇代表性论文。全书围 绕国际政治经济学、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国际制度的运行及变化方式等进 行了讨论,梳理了国际政治理论30年的发展历程,并指明了未来的发展方向。该书反映了国 际政治学科前沿性研究的整体面貌和发展现状,主要被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论文中。
政治制度及其他类著作对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影响
1-政治制度类
政治制度的研究始终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入选的国外学术著作中,政治制度类 图书共4种,占总数的8%,被引篇次705次,占入选国外学术著作被引总量的11-06%。但是 ,入选的该类图书基本都是政治制度理论类著作,较少涉及对具体政治制度的讨论与分析。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被引295次)研究了第三世界国家在实 现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问题,审视了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提出了政治秩序论 ,为战后西方兴起的现代化理论增添了新内容。该书是20世纪后期政治学研究的经典著作之 一,被研究政治制度、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等方面的论文频繁引用。
《论美国的民主》(被引168次)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讲述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并对美国的民 主进行了社会学的分析;下卷讲述了民主对美国社会智力活动、精神、民情以及政治社会的 影响。该书是研究美国民主最经典的著作,在今天的政治哲学与中外政治制度的研究论文中 被频繁引用。
《联邦党人文集》(被引111次)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三 人在美国的制宪会议时期,为争取批准新宪法而以共同笔名在纽约报刊上发表的一系列的论 文文集。它详尽全面地论证了宪法的合理性,并对与人民自治政府有关的最为重要的政治课 题加以探讨。该文集在中外政治制度、民主的研究中被引用频率很高。
2-其他类
《经济与社会》(被引178次)分上下两卷,以现代西方社会为立足点,通过对古今东西方 文明的比较,突出以理论化为方向的现代西方文明的本质和特征。书中对经济、政治、法律 和宗教的社会行动和社会制度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试图对社会行动的结构进行阐释。引 用该书的论文主题十分丰富,主要有政府行政与公共行政、公共性与公民社会、官僚制、政 治合法性研究等。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被引100次)是诺思以西方产权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对经济史 进行解释的一部代表作。诺思在方法论上恢复了理论与历史相结合的经济学优良传统,在该 书中形成了一个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其理论一反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该书被频繁引用于制度变 迁理论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研究论文中。
建构主义原本并不是国际关系学界的概念。它最初被用于教育心理学领域,曾经出现在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论述心理发生发展及认识形成的著作《发生认识论原理》当中。在这一领域,“建构主义”被用来说明儿童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同化”与“顺应”两个基本过程,逐步建立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发展自身的认识结构。这一心理学基础应用于教育学中,即演化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学生、教材(知识)、媒介四要素相互作用的建构主义教学模式。[1](P58-60)
对建构主义使用最广泛、最深刻的是社会学领域,建构主义被人们公认为社会学领域内的概念或方法。这也是国际关系领域内的建构主义被称为“国际政治社会学”的原因。在这一领域,建构主义主要是指一种系统的社会学方法论,即从社会化、规范化的宏观整体出发,研究社会体系、构成这一体系的个体及其观念、身份和行为实践。
国际关系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可以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社会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韦伯的政治社会学、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等找到其深厚的社会学渊源。[2](P1)然而,作为一种足以挑战国际关系主流理性主义学派的全新理论,建构主义首先要做的就是夯实它整个理论大厦的根基,建立与之相联系的深厚哲学基础。
哲学是什么?形而上地说,“哲学是指导人们生活的艺术或智慧”。形而下地说,哲学是人们理解世界和人自身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和方法,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价值观。哲学源于人类好奇的本能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它的永恒主题是人。[3](P4)
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是全面提出和阐述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作,著作的第一部分基本上是社会理论和哲学理论。[4](P3)温特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各个方面讨论了社会建构问题,同时建构了他“温和建构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一是基础性层面,即第二层面问题,涉及有什么内容以及我们怎样解释和理解建构主义”。[4](P5)建构主义在其理论部分的中心词语是:社会结构,施动者,共有观念,建构。即认为:国际社会的结构是由国际体系的施动者通过其共有观念来建构的社会性结构,而非纯粹的物质性结构;即使是行为体自身的身份和利益也不是天然固有的,而是由共有观念和与之相应的社会性结构来建构的。这是国际关系几大要素的基本关系问题。
从哲学的角度来理解,建构主义承认社会结构和行为者身份是一种存在,观念属于思维范畴,但是这一存在并不是先验的、绝对的存在,而是物质因素和思维共同建构的存在。它们的联系就在于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存在,同时建构了存在。而存在既是已有的物质存在,同时也是受思维影响的存在。因为世界毕竟只是人们所认知的世界。(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太阳,其实只是感受到了它在几分钟以前放射出的光芒,而不是此刻真正的太阳的状态。)这也就是说,建构主义并不否认理性主义所讨论的世界具有客观性,并且可以认识,但是这种客观性只有在认识的主体间才能得到体现。因为认识客观世界必须在认知实践中才能实现。[5](P30)
建构主义试图以整体主义和观念主义的方法,诠释国际政治的体系和个体及其相互作用,对观念的建构作用、社会结构和行为体的相互作用的阐发带有明显的黑格尔辩证唯心主义哲学的痕迹。它所宣称的“探求国际政治环境从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过渡”,追寻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友谊的目标取向,则更鲜明地展现了建构主义类似哲学的价值追求。
二、建构主义与人、社会、观念
在国际关系的动力和构成问题上,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社会的主要施动者“国家”实际上是无法看到的,国家行动依赖于个人活动,个人的共有知识再造了国家作为团体人或团体自我的观念,“国家也是人”[4](P272-278)。实际上,相对于理性主义把国家设定为“理性经济人”的那种人格化来说,建构主义更加深刻地分析了个体主义的人和人性,它揭示出,施动者(国家)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意愿的多元化作用建构了国家的共同观念,从而影响国际政治。它甚至把国家比拟为人,但它是一个有观念和主观性的“人”,而不是一个客观的符号。从这一点来说,建构主义可以称得上是人本主义。
而人恰恰是哲学的主题。哲学探讨人的肉体与灵魂、生存与毁灭、精神与价值以及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建构主义从具有主观观念和主体认识功能的“人”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考察国际关系,实质上是在阐述关于人、人的观念、人与社会(国家层次和国际层次的)相互关系的建构主义主张。
建构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关系规定了人的存在,而社会的人及其观念共同建构国家,从而建构整个世界。建构主义从它的角度揭示了人存在的意义以及国际关系的实质:即国际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人与人的关系,从特征上看是扩大了的人际关系,是人以及人们的共有观念建构起来的一种社会关系。由此,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凭空的,不是先验的,而是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互动的结果;不是不包含人的观念与价值的“冰冷的机器”,而是能够体现人的主体性、社会实践性和主观能动性的政治现象。它跟国内政治一样,是公民的意愿与选择的多元化作用的结果。建构主义发掘人,人的观念和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联系,把三者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它拉近了个人与国际关系的距离,使国际关系变得人性化,使国际关系不再是实质上只作为概念存在的“国家”之间的事,使人性回归国际政治。[4](P31)这不能不说是建构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贡献。
三、建构主义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所谓世界观,通常是指人们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而价值观则反映人们的需要、取舍、倾向和意愿。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注重价值观,世界观与价值观反映哲学的特性。
建构主义的世界观是明确的。它认为,“世界无政府状态”是一种特定事实,但是它不是先验的、自在的。它是世界体系的施动者及其共有观念建构的,因而也是可变的。这在哲学上就是说,世界是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也是我们的世界,人对世界来说不是无为的。这样,建构主义既肯定了现实主义关于世界无政府状态的实在性,肯定了新现实主义关于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又修正了这两者的观点,把这两种理论避而不谈的“世界无政府状态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并且深入研究,进而提出了自己革命性的理念主义观点:“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而不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4](P1)。与此同时,建构主义用辩证主义哲学的方法,把新现实主义体系理论所忽略的单位层次因素对体系的建构作用,作为建构主义所要解决的另一个中心问题。而它的答案就是:“结构引导角色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重新界定它们的利益和认同甚至角色自身。”[6](P380)简言之,这个国际关系的世界,实质上是体系和施动者(包括共有观念)之间的相互建构。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状态问题。
与此相应的,在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和方向问题上,建构主义坚决摒弃了科学行为主义的所谓价值中立,在现实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价值观问题,提出了理性的“理想主义”。它认为,既然国际体系的施动者国家是个体人共有观念的集合,世界体系是由施动者及其共有观念建构的,体系也建构了施动者的身份和利益,而和平、幸福与友谊是正常的个人的需要,那么也就有理由相信,国际社会可以坚决地抛弃“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霍布斯式无政府文化,从竞争对手式的当代洛克文化状态走向相互友爱的康德文化,从而确保世界的和平和人类的福祉。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结构可以变化,变化的方向是向前的、进步的、乐观的,从而国际关系也将向着和解与和平的方向发展。它断然拒绝了现实主义关于国家的自私本能导致国际关系悲剧循环的理论,在肯定由于国家的选择和实践的消极和失误有导致国际社会“依然陷于洛克文化之中不能自拔”[4](P42)的可能性的同时,展望了国际社会的光明前途,并对有实力的大国以及它们的选择和努力寄予厚望。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社会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理论殊途同归。四、建构主义的方法论
建构主义成型于旧的国际格局解体、新的格局尚未形成的国际关系大变革时代,实践的需要呼唤理论的创新,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由此应运而生。但是,理性主义方法统治国际关系理论界已有多年,建构主义如何引导人们摆脱绝对理性主义的束缚,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分析和研究国际关系呢?
建构主义的方法论特征是整体主义,它从国际体系结构的总体出发,强调体系对国家的建构作用,特别是国际体系文化对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构。首先,它引导人们怀疑理性主义关于行为体身份不变的假定前提,通过两个相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关系和观念,[4](P40)轻而易举地对理性主义理论的这一固有缺陷进行证伪。国家间关系是变化的,国家之间彼此的看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一点人人皆知,因而理性主义理论派别对此根本无从反驳。然后,进一步归纳得出:建立在实证主义和因果性解释基础上的理论假定———国际关系是一个外在的客观现实,可以通过自然科学方法加以证实的观念———是错误的。因为社会历史事件是不可逆转、不可还原的,它只能由我们,站在各自不同的位置,带着各自特有的知识、经验、价值和道德观念去认知。进一步说,完全客观的现象即使存在,对于人来说也是没有意义的,理论研究者诠释的所有事件都是人们主观认知的现象,它不能脱离物质因素的作用,但观念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的。而国际关系的实质,就是结构、施动者和共有观念的互相建构。建构主义用普通的哲学逻辑方法,向人展示了一个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世界。
但是,如果我们追问,建构主义最初是何以发现和断言国际关系的这种建构主义特征的?因为观念建构体系,体系与施动者互构本身也是不能由科学加以证实的,恐怕这只能归功于建构主义的最初创立者们所谓“智的直觉”了。
五、结语
从哲学视角考察和分析建构主义,无疑会让对这种理论更加充满期待。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是辩证的,它重视理念的作用,又不否定物质;它是实践的,它把国际关系中问题的最终解决出路放在国家的实践上;在分析体系结构和国家时,它实际上是真正承认现实的理性主张,却又对国际社会达到互相友爱的康德文化状态充满理想主义的激情;它把国家比拟为人,从人本、人性来考察国际关系的真实属性。温特“温和建构主义”的本意是要在传统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4](P2),却开辟了一方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全新领域。
摘要：建构主义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哲学的主题是人,而人正是建构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和归宿;哲学强调世界观、价值观,而建构主义有着鲜明的和平、友谊等价值取向;建构主义理论以之得名的“建构”,更是一种重要的哲学方法。
关键词：哲学;建构主义;国际关系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开始突破了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朝多元化、跨学科、交叉性的方向发展。冷战结束后,这种多元竞争的局面更加活跃。这一时期兴起和逐步完善的以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为突出代表的国际政治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日益受到人们重视,成长为势头强劲的理论学派。它与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一起,成为了当代最有影响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且渐有后来居上之势。建构主义的理论基础,探讨的主题,考察问题的角度、方法和思路都与哲学有着紧密的关联,或者说有着鲜明的哲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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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国家身份理论 中国国家身份 负责任大国 结构－单元模式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1-0014-10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力显著提升，在国际体系中崛起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对中国崛起的方式、崛起中的中国的对外行为模式，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大国心存疑惑和忧虑。这种心态反映在观念层面，就是形式各异的“中国”；反映在实践层面，则是一些国家明示或潜在的防范中国崛起的战略和政策。为了化解这些不利因素，中国政府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建构新的国家身份就是其中之一。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明确地提出了“中国要做负责任的大国”这一重要理念。该理念的形成，是中国政府对1949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实践的总结，是对中国国家身份的重新认识。
那么，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能否建构起来呢?现有的国家身份理论是否可以从学理上对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进行有力的论证呢?这是亟待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解决的重要问题。
现有国家身份理论的不足与
本文的分析模式
身份(identity)一词本来是社会学和哲学的一个概念。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建构主义学派的崛起，国际关系学者把身份的概念引入国际关系的研究，由此出现了文化与身份回归国际关系理论的趋势。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国家身份的研究分别在结构和单元两个层次上展开，各自视国际体系的结构因素和单元因素为国家身份建构的最重要因素。这两个层次的国家身份理论各有优长与不足。以下，本文分别作一简要分析。
1．结构层次的国家身份理论
以温特(Alexander Wendt)为代表的结构层次的国家身份理论认为，国际体系结构是国家身份建构的最重要因素。
温特在其早期的文章中曾指出，施动者和结构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建构的关系，并以辩证统一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而在199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温特为了创立一个和华尔兹(Kenneth Waltz)理论相竞争的体系理论，遵循了被称为“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的所谓简化原则，删除了对国家身份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内因素或单元层次因素，强调从体系的结构层次探讨国家身份的形成，而弱化了施动者建构结构的纬度。这样一来，国家身份与结构之间就由原来双向互构的关系几乎变成了单向建构的关系。因此，温特所创设的理论实质上是从结构层次上探讨国际体系性质的体系理论，而不是国家身份理论。齐菲斯(Maia Zehfuss)甚至认为，温特的理论是没有政治内容的身份／认同理论，因为，根据德里达的理论，中心不能决定自己，只能由他者决定，而我们知道，国内政治和社会进程是国家主体性和身份构成的第一因素，因此，如果把国内因素略去不谈，虽仍是理性主义理论，但已经不能说明身份建构的主要来源。实际上，温特本人也承认：“一个完整的国家身份理论应该包括大量国内因素的成分。”
应当承认，通过结构层次构建起来的体系理论，其变量关系是清晰的，内容是简约的，架构是优美的。然而，我们判断各种理论形态质量高下的标准，不仅仅在于理论所包含的概念是否明晰而易操作，命题、假设是否有意义，各种判断之间是否能够自治，内部逻辑是否严整；也不仅仅在于理论是否简洁、优美，从而符合科学哲学对理论形态的一般要求，而在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能力即解释、说明现实的能力特别是指导人们在实践中取得成功的能力。这种立足于欧美特殊文化背景和历史经验的体系理论是不能解释中国特殊历史经验的，尤其是不能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历史经验的。这是因为，中国――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其地位上升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演进过程中的特殊现象。如果忽略当代中国的战略文化及其在特殊时空下形成的国内结构，就难以充分解释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家身份为什么能够建构起来；也就难以令人信服地解释中国为什么一定能够实现和平崛起，而不是重蹈历史上大国崛起的覆辙。
2．单元层次的国家身份理论
这类理论的研究重心是探讨单元层次因素是怎样建构国家身份的。
例如，江忆恩(Alastair lain Johnston)的《文化现实主义》一书就是根据中国国内文化来研究中国的战略文化，进而研究中国的冲突与合作行为的。他以中国明朝为研究对象，运用的是符号分析(symbolic)法和认知绘图(cognitive mapping)法。在对这一时期的文献进行分析后，江忆恩指出，中国存在两种不同的战略文化：一是象征性或理想化的战略文化，即孔孟范式(Confucian-MencianParadigm)；另一种是实际的战略文化，即强现实政治战略文化(parabellum strategic-culture)。在中国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战略文化则属于强现实政治类型。江忆恩认为，有什么样的战略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战略行为；与强现实政治战略文化对应的是冲突型战略偏好，与弱理想政治战略文化对应的则是合作型战略偏好。据此，江忆恩得出结论：在历史上，中国的对外行为表现出明显的进攻性或先发制人的战略偏好。
单元层次的国家身份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结构层次的国家身份理论的不足，理论解释力较后者有所增强，但从实践层面看，该层次理论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其理由是，如果中国强现实政治类型的战略文化长期趋于稳衡状态，那么与之相适应的则是长期趋于进攻性或先发制人的战略偏好。然而，这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趋向于合作的战略行为是矛盾的。江忆恩的战略文化理论不能说明为什么在不同时期中国的战略行为会有如此大的差别，也不能说明中国自身的文化结构与同一时期的国际体系文化结构有何关系，更不能说明中国战略文化的变化对国家身份的建构有什么样的作用。
总之，单元层次的理论实质上是外交政策理论，而不是国际政治理论；它解释的是特定国家行为的动因，因而不具有普遍性的解释力。单元层次的理论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考虑或较少考虑
国际体系的结构因素对国际体系的构成单元――国家――的限制作用。
既然现有国家身份理论无法提供合理解释，那么，我们就需要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模式。
3．国家身份理论的结构一单元模式
结构分析和单元分析都是体系分析的组成部分。上文的讨论表明，学者们往往游走于两者之间，没有把结构和单元统一于体系的整体框架下进行思考。这样做的后果是，把本来紧密联系着的现实社会世界人为地分割成多个相互分离的领域，使得整体与局部不能有效地实现沟通。对此，布赞(Barry Buzan)和利特尔(Richard Little)曾经严肃地批评道，“人们所熟知的分析者只见树木(构成单位)不见森林(体系)的呼声，表明问题在于分析者如此深深地陷入局部细节的泥沼，以至于对正在外部注视着他们的更为基本的模式浑然不知。但是，这种难题必须与同样难以对付的困难对等起来，在光谱的另一末端，是分析者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在这里，体系的整体性(totality)是清晰的，但却是以牺牲细节为代价的。
华尔兹指出，要建立国际政治的体系理论，只有体系层次的研究才能完成。本文虽然不反对华尔兹的观点，但认为，应对华尔兹的研究计划进行改造。这是因为，秉持“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哲学观念，笃信科学哲学的标准，追求美感的理论嗜好，使华尔兹在构造自己的理论时把体系与结构合并了起来，于是“体系理论”变成了“结构理论”。晚近的国际政治学者，如基欧汉、温特等，深受华尔兹的影响，也从结构层次上去构建体系理论。然而，本文认为，体系既然是由结构和互动的单元组成，体系理论就应该在体系的整体框架下对结构层次和单元层次进行同样严格的分析。
本文将要执行的就是这样一种经过改造的研究计划，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国家身份理论的结构一单元模式。该模式放宽了国家是一元行为体和自主行为体的假定，借鉴了现有国家身份理论的三个主要观点：①一个完整的国家身份理论应该包括大量国内因素的成分；②国家身份与结构之间是双向互构而不是单向建构的关系；③文化和规范对国家身份的建构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该模式是从体系层次上建构起来的体系理论。
在将这一模式用于考察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国家身份时，本文认为，建构负责任大国的国家身份意味着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将选择走和平发展而不是走强行崛起的道路。和平发展是指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会改变国际体系的观念结构，不会改变国际制度体系，并将使用和平方式作为解决国际冲突的手段。而在特殊时空下形成的国内结构和战略文化是社会主义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有力保证。因此，可以假定，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建构的相关因素有：国际体系观念结构、国际制度、战略文化和国内结构。图1表示了这一模式：
本文以下将根据上述国家身份的理论模式，推断出几个需要进行测试的理论假设，并分别在结构层次和单元层次上去验证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
结构层次的中国负责任
大国身份的建构
1．国际体系观念结构与国家身份
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观念不仅具有因果作用，而且还具有建构作用。观念建构行为体身份，并塑造行为体的利益。不过，建构主义所说的观念不是私有观念，而是共有观念(sharedideas)，也就是文化。文化(或共有观念)可以在三个等级上实现内化。文化越是得以内化，就越会起到“作用”，它所建构的结构也就越“厚重”。因此，当一种观念成为共有观念的时候，它能产生巨大的力量。
本文接受“共有观念能产生巨大的力景”这一论断，并假设：在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主导观念，这些观念被国际行为体习得、内化后，将对国家身份具有塑造作用。那么，和平、发展这些国际社会的主导观念在多大程度上已被世界各国所认同?中国是怎样习得、内化这些观念的?这些观念被中国习得、内化后又是怎样塑造中国国家身份的呢?本文以下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论述。
《联合国》开篇指出：“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而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也是《联合国》的一项宗旨。实现这一宗旨已成为联合国的重要使命。自1948年首次部署维持和平人员以来，迄今联合国共部署了有数十万人参与的61项维和行动，耗资410多亿美元。目前，联合国正在实施的维和行动就有15项。这些维和行动对于避免有关冲突进一步升级，维护全球和地区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而得到了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包括冲突当事国――的赞赏和支持。中国作为世界主要大国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十分重视并积极参与联合国在维和领域的工作，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世界的和平做出了贡献。从1989年首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来，迄今，中国已先后16次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派出维和人员7000余人次，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最多的。中国政府还明确把维护世界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宗旨。这一切都说明，和平的理念已被中国所认同。
《联合国》还指出，所有社会和国家需要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基于此，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已逐渐成为联合国的重要理念，并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自20世纪中叶以来，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在促进发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为世人称道的成就。例如，世界粮食计划署每年向80个国家的大约8300万人提供粮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世界各地设有130多个办事处；世界银行在2004年财政年度向将近100个发展中国家提供了200多亿美元的发展援助。据统计，联合国系统每年出资近60亿美元用于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11叫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也是对世界发展的重要贡献。与此同时，中国明确意识到了自己的发展可能给国际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包括向不发达国家提供低息贷款，减免它们的债务，增加对落后国家的援助等等。资料显示，从2000年至今，中国已减免了44个不发达国家200多亿元人民币的债务。另外，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将在今后3年向不发达国家提供10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和优惠出口买方信贷，帮助它们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上面的分析，不难得出以下结论：和平、发展已经成为联合国的重要理念，这些观念被国际行为体广泛接受并对其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作为实力和地位不断上升的社会主义大国，如果抱持着这些理念在国际社会中与其他行为体进行交往，将有利于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可预期、建设性的负责任大国。
2．国际制度与国家身份
按照基欧汉的观点，国际制度(intemationalinstitution)主要包括二种形式：一是具有明确规
则的正式的政府间组织或非政府组织；二是政府之间协商而达成的，适用于特定问题领域的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三是国际惯例。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国际制度对国际行为体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从建构主义的视角看，国际制度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建立国际规范、建构国家身份两大方面。而规范(norms)――对于某一给定身份行为体适当行为的集体预期，则包括规则性规范(regulatory norms)或限制性规则(regulative rules)和构成性规范(constitutivenornls)或构成性规则(constitutive roles)两种类型。前者塑造行为体的利益，限制它们的行为；后者建构行为体的身份，也塑造行为体的利益。基于此，本文假设：处于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上升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可以通过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的方式，建构起负责任大国的国家身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身份的这一转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中国通过参与国际经济组织，不仅获得了国际自由贸易体制的好处，而且使自身与国际社会产生了高度的利益认同。据统计，197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仅为206.4亿美元，占该年全世界进出口总额的2.9％，位居世界第32位。而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第一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就上升到5096.5亿美元，成为世界第六大贸易国。另外，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头3年，进出口总额3年翻一番；中国的世界贸易地位从2001年的第6位提高到2004年的第3位。在此过程中，中国进一步深刻地认识到，自身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因此主张“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坚持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有利于各国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
其次，中国在参与国际制度的过程中，不断内化、习得国际制度的规则和规范，并以自身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国际社会其他行为体的赞赏。例如，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为履行“人世”承诺，中国对主要的知识产权法律作了修改，使其与世贸组织的有关协议相一致。中国还积极开放国内市场，降低关税。中国的上述行动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支持现有自由贸易体系的明确行动”。在国际安全领域，中国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支持《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实施，制定了全面的防扩散出口管制法律体系；“虽未加入《渥太华禁雷公约》，但认同其人道主义宗旨和目标，不断加强与公约缔约国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在人权领域，中国逐渐与国际人权标准接轨，是“国际人权体制的积极参与者”。
再次，中国参与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的数目逐渐增多。20世纪60年代中期，因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完全孤立于国际组织之外。而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参加了约80％的国际组织。中国参加的国际组织数目也远远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进入高度参与国际组织的行列。在加入国际多边公约方面，1949-1979年的30年中，中国加入的多边国际条约只有34个；在1979-2004年的25年间，中国共加入了233个。
第四，在参与国际制度的过程中，中国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以中国对多边外交的认识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中国总体外交中，双边外交是主体，多边外交数量有限且影响较小。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只是局部地参与联合国及其他一些国际组织的活动，并且对这些机构仍怀有一种不信任甚至是恐惧的心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对外部世界的依存程度不断加深，参加的国际制度越来越多，中国对多边外交的认识逐渐发生了变化，态度上越来越积极。中共十四大报告提出，中国“支持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维护世界和平，推进裁军进程，促进全球发展，以及解决国际争端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中共十五大和十六大则提出，“要积极参加多边外交活动，充分发挥我国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的作用”。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对多边外交的认识，在范围上从联合国扩展到其他类型的国际组织和更为广泛的多边外交领域；在方式上由支持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一些具体领域发挥积极作用，转变为充分发挥中国在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中的作用。
总之，在参与国际社会的过程中，中国的观念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并开始了国家身份再建构的过程：从一个孤立于国际体系之外的国家转变为体系内的负责任大国。
单元层次的中国负责任
大国身份的塑造
1．战略文化与国家身份
所谓战略文化，是指一整套宏观战略观念系统。战略文化的内容包括：关于战争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即战争是反常现象还是不可避免的；关于对手及其造成的威胁的性质是零和还是非零和；关于使用武力的效用，即使用武力是否可以有效保护自我利益和解决国际事件。如果认为战争在人类事务中是不可避免的，冲突具有零和性质，使用武力可以有效保护自我利益和解决国际冲突，则国家的战略文化属于冲突型战略文化，反之则属于合作型战略文化。江忆恩指出，战略文化决定国家对于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等国家关系主题的认识，塑造国家的身份认同和战略偏好，进而决定国家的战略选择。
本文假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主导战略文化是合作型战略文化，这一战略文化塑造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身份。由于战略文化的基本内容要被国家决策者所认同，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所的重要文献和文件中，关于对外政策的内容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战略选择趋向，因为“言语即行动”，言语可以建构身份，从而塑造国家利益。本文以下将通过解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重要文献，概括出当代中国战略文化的基本内容，进而分析这一战略文化对中国国家身份的影响。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提出了战争可以延缓的想法。1985年，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到1987年，邓小平明确指出：“争取比较长时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邓小平的上述观点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所接受。1982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即明确提出了“世界和平是可能的”这一重要判断。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承继了这一判断。在此期间发表的数份中央政府的工作报告也以这一判断作为中国看待国际形势的基调。这表明中国已经改变了过去那种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的观念，也说明中国在战略文化的相关内容上的看法已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的战略文化已经开始向合作型战略文化转向。
冷战结束以后，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以及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更加明确地接受和平、发
展这些国际社会的主导理念。在中共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当前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关于国家间争端和分歧的解决方式，指出：“国与国之间应该通过协商和平解决彼此的纠纷和争端，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对彼此之间的分歧，要坚持对话，不搞对抗，从双方长远利益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出发，妥善加以解决。”在中共十六大的政治报告中，重申了“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这一判断，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同时认为“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2005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郑重地向国际社会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2005年12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2007年11月，在中共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环保五个方面更为系统地阐述了如何构建一个“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问题。和谐世界的理念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指明了世界未来发展的方向，是一个具有宽广的世界眼光和深邃的历史眼光的新理念。
上面的概要的叙述表明，在以下三个问题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共产党历任领导人存在着基本的共识。首先，关于时代主题，都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其次，关于对手的性质，都认为应通过合作的方式，求同存异，共同应对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关于使用武力的效用，都主张国家之间应该通过对话解决争端，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此，战争的可避免性、对手的可合作性、武力效用的明显降低已经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型战略文化的基本内容。这一趋向于合作的战略文化与当今国际体系文化结构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并且也是国际体系文化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秉持这一战略文化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实践，不仅可以破除种种不利于社会主义大国实力地位上升的陈旧理念，而且可以破解和平融入国际社会所面临的诸多难题，从而顺利地实现和平崛起。总之，中国新型战略文化有利于塑造中国负责任的大国身份，两者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2．国内结构与国家身份
国内结构是与国内政治相关的重要概念，是影响外交政策的重要变量。本文认为，中国的国内结构包括以下三重关系，这三重关系对中国国家身份的建构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1)中国共产党与领导阶级以外的其他阶级的关系以及各阶层的关系。首先，从中国共产党与领导阶级之外的其他阶级的关系上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它以工人阶级为基础，其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以外的其他阶级关系的基本格局。改革开放以前，由于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格局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和冲突。与之相对应，中国的对外行为呈现出比较激进的特点，由此导致中国相对于国际体系产生的身份困境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中国共产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以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因此需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国内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为此，就需要调整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以外的其他阶级的关系，使其朝着协调、稳定的方向发展。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确是按照这一思路行动的。而这就为中国政府解决身份困境问题提供了可靠的国内条件。
其次，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关系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结构比较简单。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转型，中国阶层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干部、工人、农民的简单结构被打破，原有的阶层不断分化，新的社会阶层先后出现，社会阶层的结构日益复杂。在此过程中，各阶层成员程度不等地意识到了本阶层共同利益之所在，并实施了目的各异、形式不同的政治参与行为，以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这种状况对政治领域的各个方面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在制订各项政策(包括对外政策)时，不能不考虑各个阶层的利益诉求并加以有效的整合。而这显然也有助于推动中国合作型战略文化的形成。
(2)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是以政府(主要是中央政府)为主导的，社会力量对政府外交决策的影响微乎其微。然而，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社会的深刻转型和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公众的民主意识显著增强，政治需求不断上升；另一方面，信息传播的手段迅猛扩展。两者的共同作用导致公众舆论对政府对外决策的影响力逐渐增大。因此，决策者在制定对外决策时，不能不考虑公众舆论。尤其当某个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公众意见形成共识时，这种舆论将会对政府决策形成一定的约束力。以环保问题为例，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环境问题研究课题组进行的关于环境问题的调查显示：有63％的中国人认为中国的环境问题已经影响到生活质量；有42％的人认为环境可能比经济发展更重要；有56％的人相信各级政府应该对环境破坏及其治理负首要责任。由此可见，中国公众已经有了明确的环保意识。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有利于全球生态环境保护的行动，如宣布停止核试验，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倡导彻底销毁生化武器，签署防止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等等，都可以看作是中国政府对国内公众态度的一种回应，也反映了公众舆论对政府决策的制约作用。
(3)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完全由中央政府控制，地方因素基本被排除在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地方政府从内向被动的地方行为者发展为外向的国际事务参与者”。各级地方政府开展越来越广泛的对外交流，从而日益影响国家的对外决策和对外行为。
第一，各级地方政府都把发展对外经贸关系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以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广东省为例，在1985年到2001年的16年中，该省每年的出口总额从不到30亿美元增加到954多亿美元，年度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也从9.19亿美元上升到157.55亿美元。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地方政府在发展对外经济交往中获得了更大的自。这种状况的进一步扩展将有利于提高中国对外开放的水平，也有利于进一步增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度。
第二，各级地方政府的国际友好城市网络不断扩大。据统计，自1973年开展友好城市活动以来，到2005年，中国与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建立了1315对友好城市关系。友好城市的建立说明中国地方政府已经把其他国家的人民当作“朋友”身份来处理相互关系。这一态势延展到国家关系上，无疑有利于中国与有关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
通过在单元层次上分析国内结构与中国国家身份的关系，本文认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把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是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得以建构的政治保证和国内基础；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围观念的深刻变化，则是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得以建构的社会性力量。
结 语
本文在批判现有的国家身份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国家身份理论的结构一单元模式，顺应了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关系研究中分析层次回落的趋势，改造了华尔兹体系分析的研究计划，既考察了国际体系的结构因素对国家身份的建构，又考虑了国际体系的构成单元对国家身份的塑造。因此，它既是从体系层次上构建起来的体系理论，也是构建一种新的国家身份理论模式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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