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25 17:54:16
导语：在知识产权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知识产权又被称为知识财产权，亦可称作知识财产所有权。与民法上的所有权相比，由于其客体的无形性从而导致了知识财产所有权与民法上的所有权存在诸多不同之处。(笔者认为，严格意义上讲，知识产权并不能称作完全所有权，称作相对所有权或许更加妥当。)知识产权制度起源于欧洲，1474年欧洲威尼斯共和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专利法，1709年英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著作权法即《安娜女王法令》，1804年法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商标法》，初步构成了现代知识产权体系。随着科技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一些新兴领域出现，知识产权的体系不断扩张。比如商业方法专利，在以前商业方法是不能被授予专利的，但随着美国StateStreetBank案的终结，商业方法专利成为可能，继之而来的是商业方法专利的大量涌现以及如火如荼的诉讼。设立知识产权的目的在于鼓励创新，那么知识产权与创新是否存在必然联系?此问题直接关系到知识产权制度设立的必要性问题。早在19世纪的欧洲，就曾出现过反知识产权运动。以荷兰和瑞士为例，荷兰早在1817年就颁布了国内第一部专利法，但这一部专利法因存在很大缺陷而在1869年被废止。瑞士在1866—1882年通过全民投票的方式将其国内的专利法予以废止。两国在这一时期的无专利制度给许多学者研究知识产权制度与促进科技创新之间是否具有正相关性提供了研究范例。研究结果却确令人大跌眼镜:两者之间并无显著的关联性。笔者认为，虽然在这一时期两国处于无专利状态，但两国均参加了《巴黎公约》，依据《巴黎公约》的规定，缔约国之间可以享受国民待遇与优先权限制，因而这里的无专利状态并不是绝对的。
目前国际上出现的反知识产权思潮，在否定知识产权正当性的过程中，往往从知识产权制度的垄断特性出发，针对知识产权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一些负面效应，从伦理角度大加挞伐，从道德维度对其进行指责。无可否认，知识产权制度本身是人为设定的，它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依据澳大利亚法学家布拉德•谢尔曼，英国法学家莱昂内尔•本特利的观点，知识产权的演进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与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前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正当性的依据是洛克的劳动财产论，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所依据的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前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依据洛克的劳动财产理论基于这样的逻辑:我付出了劳动，而这种劳动是创造性的、全新的，我并没有拿走属于公众的东西，所以我付出了智力劳动的产品，应当成为我的财产。
但是，现代知识产权法的思维转向了智力劳动的产品本身即是否有价值，是否对社会公众有益，智力劳动仍然是该对象的前提，但它已经不受重视了。这个转向造成的结果是道德因素被逐渐弱化，效率因素逐渐扩张。因此，前现代知识产权的逻辑结构是“知识+道德”，而现代知识产权的逻辑结构是“知识+效率”。至此我们发现，知识产权制度性之论争，从哲学层面上讲实质上就是“权利”与“功利”之博弈。
二、知识产权正当性论争理论之缺陷
(一)劳动财产理论基础及缺陷1689年，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在其撰写的政治论文《政府论》一文中提出了上帝赋予人类与生俱来的三项基本权利: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在这三项基本权利中，财产权是最为核心也是最富有特色的部分。洛克的劳动财产论认为，人们应该拥有通过自己劳动所产生出来的物品。［4］1该理论作为知识产权的正当性根据经常被引用，但作为知识产权发源地的英国，最初并不是从洛克的劳动财产论中寻找依据的。英国的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的财产权时，最初试图从罗马法中寻找支持依据。不幸的是英国的学者并没有从中找到知识产权的正当性依据，因为查士丁尼的《法学阶梯》指出，一个人只有通过占有或者先占才能取得对无主物的所有权。［5］24－27由于知识具有非竞争性，多一个人享用，不会影响他人的享用;具有非排他性，一旦公开，就无法控制他人享用。如果给知识界定产权，权利人必须首先公开，与别人交流，才能确定产权的边界，而一旦公开，其他人立即占有了权利人的知识，因此通过先占给知识界定产权是困难的，也就很难将其划归到财产的范畴。于是文学财产的支持者便把焦点转移到劳动上来，洛克的劳动财产理论正好给知识产权的正当性论证提供了很好的契机。洛克认为占有事物唯一正当的办法，就是直接从自然，从“万物之母”，而不是从他人那里得到它们;要使共有物成为自己的，唯一正当的办法就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它。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所有者，因而他通过自己的肉体的工作亦即劳动而获得物体，他理应成为该物体的所有者。因此，如果一个人将他的劳动，即使只不过是采摘草莓中所包含的劳动，结合在没有主人的物体之上，那些东西就成为他所独有的财产，劳动乃是与自然权利相符合的唯一的占有财产的资格。
洛克关于因劳动而享有产权的思想进而决定产权归属为文学财产权寻求正当性依据，提供了支撑，也成为知识产权最初的正当性根据。洛克认为，只要自然人通过自己的劳动与处于共有状态的某物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取得了该物的所有权。这种说法将劳动与财产关系过分简单化的论断是值得商榷的。21世纪是知识财产攻防的关键时代，知识财产的攻防战略，不仅是企业，也是一个国家取得成功的关键。由于知识产权蕴含着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各国纷纷制定相应的知识产权战略，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因此知识产权体系日益出现扩张化的趋势。知识产权体系在日益扩张化的同时，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与公共利益的矛盾冲突日益激化。作为知识产权正当性理论支撑的劳动财产理论，在面对此问题时显得捉襟见肘。洛克的劳动财产理论，其本质就是私权神圣，对于劳动者通过自己劳动获得的无形财产，劳动者可以随意处置，这是上帝赋予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任何人无权剥夺。但是，在一些涉及人类共同福祉的领域，比如医药领域，面对一些困扰人类多年的顽疾，诸如癌症、白血病、艾滋病，我们首先考虑的不应该是授予该治疗方法以专利，而是如何挽救那些饱受恶疾折磨的痛苦患者。因此，如何调和知识产权私权属性与公共利益的矛盾，劳动财产理论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正如格劳秀斯指出的，通过占有而产生私人所有权应当具备一个事实上的前提，即占有物必须具备一定的边界，私人能够通过自己的物理力量占有它。因为一个无形物体本身的边界无限扩大时，私人要想通过劳动来确定其对这个物体的财产权将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二)功利主义基础及缺陷功利主义可以溯源到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的论著，但功利主义的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是杰里米•边沁(JeremyBentham，1748—1832)，他详尽且系统地完成了功利主义的学说。［8］功利主义学说用于知识产权领域形成了激励理论，即通过赋予发明者所享有对发明的独占排他性权利，以便其被广泛利用，从而促进技术的进步、产业的发展，进而最大程度地促进社会福祉。作为一种价值评判标准，功利主义包括三个方面:后果主义、福利主义、总量排序。后果主义是指对于行动、规则、机构等所做的一切选择都必须根据其后果来评价。福利主义指的是对于事务状态的评价根植在每种状态各自的效用上，它不直接关注诸如权利、责任等的实现或违反。如果把福利主义和后果主义联系起来，我们就会发现每一项选择必须按照它自身产生的效用来衡量，也就是说任何一项行动都要按其产生的后果状态来评判，而后果状态要按其效用来评价。总量排序，指的是把不同的人的效用直接相加而得到总量。
功利主义是一门实用主义哲学，与形而上的注重追求人类终极价值不同，它体现的是对现实生活的关怀，评价真理的标准是观察其实际效果如何，强调真理在经验上的可行，因而迅速成为目前知识产权正当性依据的主流观点。纯粹以功利视角研究知识产权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功利主义由于追求的是总量，而忽视了个体的不平等，因而遭受了许多反知识产权学者的批评。比如列车难题:假设有一列车正在高速行驶，你是此列车的车长。如果继续行驶，将会导致5人丧生;如果换轨，便能救回该5人，可是又会导致1人丧生。面对此问题，如何选择?基于功利主义，其答案不言自明。以功利主义理论为支撑的知识产权领域，同样存在着这种选择。不管怎样选择，都会陷入一个两难的选择。我们可能对普遍的幸福感兴趣，但我们不仅关注总量，而且也关注幸福的不平等程度。
三、知识产权正当性理论之重构
论文摘要：文章从驰名商标诉讼举证的档案效应八手，着重阐述了构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商标等知识产权档案的策略和建议，更好地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优质服务。
论文：商标档案；知识产权档案构建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初步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和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接轨，作为国家经济运行主体的企业，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所拥有的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将面临着严重的考验。日益频繁的企业商标纠纷、诉讼，更使我们关注企业知识产权档案的构建。这对驰名商标档案的管理及其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发挥其在现代管理体制下的功能，有着非凡重要的意义。
一、驰名商标诉讼举证的档案效应
商标是知识产权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具活力和生气的部分。保护注册商标专用权，是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需要，更是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重要手段。
比如，原想利用别人在行业有名气的商标，来“装点”自己产品合格证，借以提高自己的“身价”，不料被法院判决侵犯了他人的驰名商标，不仅要销毁印有“洛玻”字样的产品合格证，还要赔偿洛玻集团公司1万元损失，洛阳洛玻晶华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老板至今仍后悔不迭。
据了解，2005年3月，中国洛阳浮法玻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洛玻公司)发现，位于洛阳市白马寺镇十里铺村的一个生产销售玻璃包装用纸、书写纸、塑料薄膜的企业，其注册名称为“洛阳洛玻晶华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简称晶华公司)”，其产品特效玻璃防霉纸和聚乙烯塑料薄膜的“合格证”上，均印有“洛玻”字样。洛玻公司遂于2005年3月18日向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法院认定“CLFG洛玻”商标为驰名商标并判令被告侵权，赔偿经济损失1万元。当然，商标权人被侵权后，其利润额的减少不能全部归究于侵权行为，因为利润额的减少还和市场本身的竞争状况、公司本身的营销策略、销售渠道、产品质量等有错综复杂的关系，被侵权人应负有证实其利润的减少和侵权人的侵权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责任，假如举证不能，就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侵权人的违法所得及权利人因侵权而遭到的损失均无法查清的情况下，法院只能依法酌定。又如，2004年12月15日，福州市中级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判令被告某涂料公司和福州个体户陈某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在《中国知识产权报》上刊登致歉声明，向原告柒牌公司赔礼道歉；判决被告自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柒牌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10万元；判决被告陈某在一切商业活动上停止使用“柒”、“QIPAI”、“SEVEN”、“柒牌”的商标标识。
案情其实很简单，被告生产的油漆使用了“柒牌”商标，而另一被告则销售了这一品牌的油漆。在服装商“柒牌”公司看来，自己的商标是驰名商标，被告在油漆产品上使用这个商标也同样构成侵权。事实上，“柒牌”案子仅仅是福建企业主们通过司法诉讼确认自己的商标是“驰名商标”的案件之一。
按照法律规定，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比般商标要大。认定为驰名商标，不仅可以打击跨类别的商标侵权行为，而且对使用驰名商标注册企业名称、互联网域名等非凡侵权行为也可追究责任。它甚至可以保护未在中国注册的国外驰名商标不受侵犯，同样，外国也保护未在其本国注册的中国驰名商标。
我国在保护知识产权的有关法律条款中，明确规定对有关企业档案材料的保护。目前，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人们法制观念的增强，众多企业在知识产权侵权的纠纷中，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纷纷运用法律武器，通过法庭诉讼来解决侵权新问题。在侵权纠纷的审理中，档案举证是诉讼成败的关键。法制的最大特征是讲证据，而证据除人证、物证外，最有效的是书证，而书证中最有力的就是档案。因此，随着社会法制的不断完善，对书证的需求不仅数量增多，而且范围不断扩展，从而造成对档案需求量的不断增加。如案例中的“柒牌”公司，在法庭举证时，试图证实其产品在公众中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列举的证据包括中心领导视察“柒牌”公司图片、“柒牌”公司荣获各种殊荣的证书图片以及“柒牌”公司在全国各地专卖情况。这就是企业的档案资料，具有强有力说服力。正是通过此档案材料，法院认为，“柒牌”公司主要生产男装及相关配饰，2000年被国家公安部确定为九九式人民警察服装指定生产企业，影响范围遍及全国，为众多男性消费群体所认同。“柒牌”公司投入巨资，进行大量、持续的品牌宣传，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有1000多家专卖店，市场占有率高，相关公众对该商标的知晓程度高，才赢得诉讼的成功。
目前，全国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中，一个重点就是保护驰名商标专用权像“洛玻”、“柒牌”被认定为我国为数不多的驰名商标，就是要采取非凡手段制止各种仿冒侵权现象，保护自己企业的知识产权。企业知识产权是企业重要的无形资产和核心的知识资本，是企业知识创新的成果。企业档案工作必须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借鉴国外企业档案工作的实践，和时俱进，和“世”俱进，努力做好企业知识产权档案管理工作，保护好企业知识产权档案，是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职责。
二、构建企业知识产权档案的策略和建议
企业档案真实地记录了企业进行知识创新活动的过程、内容、结果，是企业拥有某一知识产权的法律凭证当发生知识产权纠纷时，它们能起到至关重要的凭证功能例如，在产品申请发明、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专利发生申请权纠纷时，产品档案中的技术协议书、委托书及相关合同文件往往能为纠纷的解决提供有力的证据，因为这类文件具有法律效力，是有关产品设计和生产制造的依据性文件，一般含有明确产品专利权属和其他权利的内容；产品设计计算文件、产品图样、产品装配试验的技术条件等文件是产品申请专利时证实其专利性(即新奇I．、创造性、实用性)的重要凭证，主要依据这些材料而编．制的说明书构成申请专利最基本的文件，发生有关该产品的假冒、仿制等侵权纠纷时，这些文件则是十分有利的证据；产品商标设计和注册的有关材料既是商标的载体，更是商标权权属的有力依据。
因此，加强对企业知识产权档案的平安保管，是保护企业知识产权的。_项重要办法，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应明确本企业知识产权档案的内容，非凡是对驰名商标档案的保护。
驰名商标是企业形象的象征，是企业知识产权的集合体。驰名商标管理的基础是档案管理，企业完全可以利用传统的档案管理模式达到管理保护效果。企业应该设立专门管理岗位，保证驰名商标档案管理的准确性以及连贯性。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有些企业将此岗位设立在办公室、市场部、秘书部等部门，但这些部门较大的人员流动经常使驰名商标管理出现断层，同时，相关人员法律知识的匮乏又往往会给管理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实践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将这一管理责任交由档案部门承担，或设立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驰名商标档案材料收集保管范围：根据我国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96年颁布的《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要求，企业档案工作部门必须收集保管好“规定第5条”所必各的材料：即申请认定驰名商标应提交的证实文件：使用该商标的商品在中国的销售量及销售区域；使用该商标的商品近3年来的主要经济指标(年产量、销售额、利润、市场占有率等)及其在中国同行业中的排名；使用该商标的商品在外国(地区)的销售量及销售区域；该商标的广告情况：该商标最早使用及连续使用的时间：该商标在中国及其外国(地区)的注册情况；该商标驰名的其他证实文件。如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的“富润”商标，1999年被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为浙江省闻名商标，有效期为三年2001年该公司申请延续确认，集团档案馆提供了有关的大量档案，有；(1)“富润”商标注册证：(2)公司商标管理机构、人员设置情况及管理制度：(3)“富润”牌绢细丝针织衫、精纺呢绒面料被认定为浙江省名牌产品的证书、申报材料和产品照片；(4)企业在中心电视台、《中国针织》杂志等开展形象宣传广告的合同、协议、发票、证实等材料：(5)历年来企业获得的省级以上荣誉证书：(6)历年来省级以上部分报刊杂志有关该公司的报道；(7)历年财务分析报告和产值、税利完成情况；(8)“富润”商标获得上级表彰的荣誉证书等；(9)客户汇编等等，涉及档案50多卷。由于提供的档案材料收集齐全完整，编研资料简明实用，为顺利通过延续确认考核，提高“富润”商标的美誉度和知名度，递增企业形象发挥了很大功能。驰名商标档案材料作为一种历史记录和凭证，能真实地反映商标的使用发展过程。因此，收集得越丰富，保管得越完整，就越有利于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
(二)建立纸媒介的驰名商标档案及电子化的驰名商标管理数据库，加强企业知识产权档案统一管理，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建立健全制度，充分利用驰名商标档案驰名商标档案及数据库的建立，可以直接使企业对于自身商标状况进行全面了解，跟踪市场行情。管理者可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分类，比如，可以按照产品线划分类目，同一类目下以商标名称建立卷宗；单件商标又可以按照商标本身特征设立档案。根据集中统一管理、便于利用的原则和要求，建立健全驰名商标档案管理制度是十分必要的。驰名商标档案和其它档案不同，它不具有机密性，可以公开利用。但不能因为公开利用而随意丢散，任意转借、撕拆、抽换、污损等。
在有些单位所保存的商标档案中，一无核准文件，二无注册证，只是保存着一份商标局发的核准通知书。为了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保证档案的完整，应制定借阅、利用、保管等制度。对一些不完整的资料应收集齐全。同时要编写《商标档案目录》，设立企业分类卡和地区卡，力争在各级工商局和企业建立一套完整的商标档案，并且充分利用商标档案，积极为企业服务，运用档案资料保护企业商标专用权，维护商品信誉和消费者权益。比如，洗涤产品类的“汰渍”商标，档案内容中就应注明该商标注册类别、申请时间、公告时间、核准注册时间、权力变动等。又如，海尔集团公司将企业开发研制的新产品、工艺及商标、专利等档案全部集中于档案信息中心统一管理，有效地保护了企业知识产权档案的平安
(三)严格行政执法，为商标战略的实施保驾护航。
[关键词]知识产权战略；工具主义；遗传资源；传统知识；传统文艺表达
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广泛地参与国际经济交流，知识产权问题日益凸显其重要性。上至政府层面，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与我国的元首会晤中，知识产权保护总是备受关注的议题。下至企业层面，以3C和6C专利联盟向DVD生产商征收专利使用费为代表，我国企业在国际知识产权竞争中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为应对后TRIPS时代的知识产权格局，我国政府审时度势，启动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制订工作。本文就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提出几点意见，供政府和学界参考。
一、以工具主义的知识产权观为指导
制定知识产权战略，首先应对知识产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有自然法权和工具主义两种不同的哲学观。自然法权的法哲学模式，承袭法哲学家关于一般财产权的论述，从劳动或人格的角度立论，论证知识产权伦理上的正当理据。其要旨在于确立知识产权的自然权利地位，认为知识产权合乎自然理性，具有不可剥夺的属性。依照这种观点，知识产权即是一种伦理上的善，其正当性具有先验的品格，具有某种天赋人权的特征。而工具主义的知识产权观，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国家政策工具，其价值视是否有利于国家利益或阶层利益而定。如果知识产权制度能增进社会福利，实现特定的功利目标，则为善的法律制度，具有正当性；否则，就是“恶法”。换言之，制定知识产权政策，应完全以自己的国家利益或阶层利益为导向。
在国际知识产权谈判中，西方发达国家总是强调知识产权的劳动价值属性或人格关联性，有意无意地推广自然法权的知识产权观念。如微软，为保障自己的知识产权利益，以“知识产权海盗”比喻一些侵权行为，在伦理上丑化发展中国家形象。这就迫使发展中国家政府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保护其既有优势的知识产权，维护其国家或产业集团的经济利益。
我们在制定知识产权战略时，应坚持工具主义的知识产权哲学观念，把知识产权战略作为实现民族复兴、增进社会福利的一种系统化的政策手段。要对知识产权有个“去魅”的过程，注意西方国家在知识产权上的双重标准，警惕西方国家采用外交、法律等手段把不合理的义务加诸于我。同时我们要采取“适度保护”的原则，在切实履行国际条约义务的前提下，摈弃那种知识产权保护越高越好的看法。要从我国国情出发，以有利于维护本国产业利益、消费者利益，有利于提升我国核心竞争力为依归，制订能平衡各关联方权益的均衡的知识产权法律。
二、坚持企业在知识产权战略中的主导地位
在知识产权的创造、应用、保护、人才培养等方面，最终的动力来源于企业的国际和国内竞争需求。政府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包办一切。笔者认为，应坚持企业在知识产权战略中的主导地位。怎样激发我国企业、学校、科研院所乃至个人等知识生产主体在发明创造、作品创作、品牌培育上的积极性，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也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主要目标。如果不能保护知识产权，防止侵权行为，必然损伤知识生产的积极性。为此应对具体的司法制度、行政执法制度进行调整，使之能更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也避免给外国以批评的口实。政府的作用，不是越俎代庖，替代企业去做知识产权工作，而是引导和服务。具体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制订和修改法律，提供制度供给，为企业的知识产权创造、应用、保护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和法律保障；二是采取措施切实保证法律的实施；三是信息服务，为企业提供专利、商标、版权等方面的信息资料，努力消除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四是宣传普及知识产权知识，提升民众的知识产权意识，加强企业、科研院所对知识产权重要性的认识；五是通过高校培养知识产权专业人才。
知识产权战略有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不同的层面。宏观层面有中央政府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微观层面各企业可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战略；在中观层面各地方区域，一省或者一市，可以制订各自的区域知识产权战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各司其职，三个层面的战略相互补充，协调一致，才能使我国的知识产权建设得到切实推进。
三、注意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
有关知识产权的基本属性新问题，我国理论界一直未予足够的关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教科书及相关著述，多将知识产权表述为一体两权，即认为知识产权具有财产权和人身权的双重属性；90年代的知识产权学说，一般从民事权利体系出发，将知识产权区别于财产所有权，对其作出无形财产权的定性分析。上述情形说明，我国学者有关知识产权性质的探索在不断深化，并趋于理论上的成熟。但是，有关知识产权的这种认知仍是不完整的。本文试以《知识产权协议》和《世界人权公约》为依据，以经典学说观点为参照，从历史考察和目前状况分析的角度，探索知识产权的私权和人权属性，希冀为把握这一法律制度的价值理念和社会功能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料。
一、知识产权的私权本质
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在序言中宣示“知识产权为私权”。在诸多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中，《知识产权协议》第一次明确界定了知识产权的本质属性，即以私权名义强调知识财产私有的法律形式。这一规定不仅说明了知识产权在私法领域中的地位，而且厘清了知识产权和相关法律制度的差异。
“知识产权为私权”是近代社会法律革命和制度变迁的结果。知识产权制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封建特许权向资本主义财产权擅变的历史过程。封建特许权包括印刷专有权和产品专营权，它以君主教令或政府令状的形式，授予印刷商以出版独占许可证或赋予经营者进行制造、销售某种产品的权利。特许权的保护是一种“钦定”的行政庇护，而不是法定的权利保护。在中世纪欧洲的许多国家，特许权并没有制度化、法律化，换言之，特许令状仅限于个别保护、局部保护。17世纪时期，由于封建诸侯分立割据，一些国家的王室所赋予的特许权在许多地方失去效力。这说明，特许权不是基于智力创造，依靠国家法律而授予的一般意义上的私人财产权。尔后，由于封建王朝的衰落和私权观念的进化，市民阶级主张对印刷品、专营品应产生一种新的权利，即“精神所有权”。在英国，出版商试图以自然法思想为基础，对自己的专有出版权赋予新的理论光环，即出版物的垄断性保护不应由国王授予特权才产生，而应基于作者精神所有权的转让而取得。“精神所有权”理论认为，作者和出版商对作品以及将该作品物化的书籍均享有所有权，因而将这种权利视为所有权的一种。〔1〕在法国，所有权的绝对概念自1789年大革命时期得以确认后，其意义一直有扩大的趋向。这种概念扩张首先表现在知识产权领域，用以“适应其标的和其表现的法律关系及各种各样彼此间完全不同的大量的支配权类别”。在这里，“精神所有权被理解为一种排他的、可对抗一切人的权利，是所有权的一种”。〔2〕对于私权制度构建而言，所有权广义论或是“精神所有权论”不是一种制度创新，而是一种简单的概念模拟，其理论存在有明显的缺陷摘要：第一，将所有权的概念应用在非物质财富的权利形态上，导致“使它远远超出在技术上对它作准确理解的内容的范围”。〔3〕尽管所有权和有关精神产品的权利具有某些共同特征，但后者具有不同的性质，即非物质化的财产权利遵从的应是有别于所有权制度的其他法律规定。第二，从所有权的原来含义来讲，知识财产所有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所有权。它未设定于物之上，而是植根于创造性的知识产品，后者是非物质性的另类客体。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单个人的简单物品所有权的财产权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产生出和有形对象十分疏远的权利形式”。〔4〕这一权利形式就是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制度的确立，完成了非物质财产的权利形态从特许之权权到法定之权的制度变革，变革的结果使得知识产权嬗变为一种新型的私人财产权。
“知识产权为私权”，是以智力劳动为“源泉”，以法律确认为“根据”。在近代思想家的著述中，从洛克、斯密到马克思都建立了自己的“劳动价值学说”，这就为我们解释知识产权的合理性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洛克基于自然权利的理论，阐述了劳动是获得私人财产权的重要途径以及劳动使人们获得私人财产权的合理性。〔5〕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洛克财产权劳动学说的思想贡献表现在摘要：其一，天赋权利的学说倡导一种权利本质，成为财产个人主义、所有权绝对思想的基石；其二，劳动价值学说为财产权找到合理性基础，并确立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其三，扩张了人格权（创造物是自己人格的扩张），使财产权具有了人权基础。〔6〕马克思的经典劳动价值论则进一步揭示了生产者运用生产资料在生产劳动中形成商品价值并导致资本增殖的奥秘，即商品价值论包括物化劳动将生产资料转移到商品上的价值，也包括活劳动新创造的价值。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虽然是从生产劳动创造有形商品分析中产生的，但其基本观点有广泛的适用性。〔7〕上述思想家的理论具有不同的社会意义，但都正确地说明劳动创造价值、劳动产物属于劳动者的重要意义。应该说，今天所主张的知识价值论，是近代劳动价值学说的新发展。对这一学说我们可以作出如下新的阐释摘要：社会劳动既包括体力劳动，又包括智力劳动；生产商品不仅是物质生产中的实物形态的商品，还包括精神生产中的非物质形态商品（如知识产品）；活劳动不仅创造物化商品价值，而且创造知识产品价值。根据上述理论，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摘要：知识产品是智力劳动的产物，智力劳动者应对其知识产品享有财产权，即知识产权。强调知识财产的本源性，是对有关知识产权产生的传统理论的一种修正和补充。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早期的知识产权著述中，许多学者（包括笔者本人）都把“国家授予性”或“法律确认性”作为知识产权的基本特征之一。这种说法是必要的，但却是有缺陷的。知识产权需要主管机关依法授予或确认而产生，缘由于其客体的非物质性摘要：第一，知识产品不具有传统财产的外部有形性特征，“诸如申请、审查、登记等程序能够发挥公示功能，可以使得知识产品的权利形态取得公信力”，即智力劳动者对无形的精神产品在法律庇护下也能享有财产权利；第二，知识产品并不当然就是知识产权的客体，确权程序在于判定“知识产品是否为创造，而有别于纯粹自然状态的东西”.〔8〕换言之，只有具备法律保护条件的知识产品，才能成为知识产权的客体；第三，知识产品轻易溢出智力劳动者的实际控制而为他人利用，在知识产品不能象有形物品那样进行管领的情况下，它有赖于国家法律的非凡保护，即通过法定程序授予智力劳动者以独占性权利，排除其他人对知识产品的非法利用。在知识产权取得的过程中，“国家授”或“法律确认”是必要的，这是因为知识产权的独占性特征，靠智力劳动本身是无法产生的，这恰恰是法律制度设计的结果。但是，将“国家授予”或“法律确认”看作是知识产权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不科学的，它忽视了智力劳动对知识财产的本源性意义。为弥补这一理论疏漏，笔者近年来提出知识产权产生法律事实构成理论，即知识产权的原始取得，包括智力劳动者的创造（事实行为）和主管机关的确权行为（法律行为）.〔9〕这一说法似可从国外学者的相关著述中得到印证。美国版权专家Patterson等人在阐述著作权的产生时，将智力创造称之为权利产生的“源泉”（source），而将法律规定概括为权利取得的“根据”（origin）。〔10〕这种解释对于我们探索知识产权作为私权的本源性和合理性是大有比俾益的.
“知识产权为私权”，在制度层面上为私人提供了获取财产的新方式，这一财产权即是无形财产权。从古代罗马法到近代民法典，所创设的财产权利制度概以物为中心展开。在罗马私法体系中，罗马人以物作为客体范畴（主要是有形的物质客体一一有体物，也包括无形的制度产物一一无体物），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以所有权形式为核心的“物权”制度，建立了以物权、债权为主要内容的“物法”体系。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和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或承认无体物，但专指具有财产内容的抽象权利；或以有体物为限，没有无体财产的概念。上述物权制度都没有涉及以知识产品为对象的无形财产。这就是说，知识产品及其权利形态，是无法进入到罗马法以来所建构的物和物权的体系之中。换言之，知识产品是独立于传统意义上的物的另类客体，以知识产品作为保护对象的知识产权是和有形财产所有权相区别的崭新财产法律制度。马克思在叙述经济和法律的关系时说道摘要：“每当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创造出新的交往形式……，法便不得不承认它们是获得财产的新方式”.〔10〕无需讳言，正是由于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推动，才产生了一种和有形财产不同的新型财产形式。这一制度，最先为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所承认，尔后为现代各国普遍接受。我们说，知识产权是私权，这种私权实际上是一种无形财产权。将知识产权理解为无形财产权，对于我们准确把握知识产权的体系范围是有重要意义的，这主要涉及发现权、发明权的归属新问题。有的学者主张将一切智力创造活动所产生的权利列入知识产权，包括发现权、发明权，其理由是《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已有规定，且我国民法通则明确对上述权利给予保护。〔12〕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不应简单地将知识产权定义为无形财产权，它应该包括无形财产权的知识产权和精神权利的知识产权。发现权、发明权即属于后者。〔13〕也有学者持相反意见摘要：有的认为，科学发现不宜作为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及国际公约都没有对科学发现授予私权性质的财产权利。〔14〕有的进而认为，诸如发现权、发明权以及其他科技成果权并非是对智力成果的专有使用权，而是一种取得荣誉及获取奖励的权利，该项制度应归类于科技法。〔15〕笔者认为，私权是财产私有的法律形态，从知识产权的本义而言，应属于此类知识财产私有的权利。〔16〕知识产品是人类在科学、技术、文化等精神领域的创造性产品的总称，并非采取整洁划一的私人产权“形式。就科技成果和某些技术成果（即发现和发明）而言，它们概为非市场机制的产权形式。发现权、发明权制度即是通过对科学成果或某些技术成果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进行评价，由国家给予奖励，即颁发发现、发明荣誉证书、奖章和奖金。和此相对应的是发现、发明成果的所有权名义上属于国家，但实际上任何人可以元偿使用。这即是以非市场机制的奖励制度来换取社会对科学成果的公有产权，假如将发现权、发明权等公有产权纳入知识产权体系，那么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知识产权的独占性特征、知识产权的无形财产意义等将不复存在，这一制度架构及其学理基础也就面目全非了。
《知识产权协议》宣称知识产权为私权，强化了发达国家对知识财产进行私权保护的主张，但同时又兼顾了发展中国家提出的知识产权的公共政策目标。在西方国家，私权神圣是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意味着知识产权和其他有形财产所有权一样都处于同样的私权地位，从而在理念和制度上可以为知识产权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17〕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标准和水平是知识经济条件下促进技术创新和文化创新的需要和必然结果，但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这种知识财产私权化在国内法和国际法领域的扩张也可能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一方面，知识财产私权化在国内法领域的拓展，必然导致原来人们所共有的生产、技术、市场知识和技能开始划归私人领域，知识财富的公有领域相对地缩小，从而造成知识创造者的个人利益和知识利用者的公众利益之间的冲突。〔18〕另一方面，知识财产私权化在国际法领域的加强，迫使经济、技术、文化处于落后地位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接受以扩大私权保护范围、提高私权保护标准为发展方向的国际知识产权新体制，这势必造成他们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因此，《知识产权协议》在强调“知识产权为私权”的同时，也熟悉到各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基本公共政策目标，包括发展目标和技术目标，还熟悉到最不发达国家成员在国内实施法律和管理方面非凡需要最大的灵活性，以便他们能够创造一个良好的和可行的技术基础“.〔非凡是，和高水平的知识产权私权保护相比，《知识产权协议》对于相关公共政策目标所给予的关注是不够的。国际人权组织认为，由于履行《知识产权协议》和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之间存在的冲突，因此，各国政府在进行相关立法时，应注重保护知识产权的社会功能符合其国际人权义务。
二、知识产权的人权定义
从《美洲人类权利和义务宣言》到《世界人权宣言》，主要国际人权公约都赋予了知识产权的人权意义。〔20〕这种权利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创造者对自己的智力创造成果所享有的权利，其次是社会公众分享智力创造活动所带来利益的权利。这两项权利紧密联系在一起，都是国际社会承认的基本人权。这一规定揭示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均衡保护思想，即知识财产独占权的保护和知识财产利益的合理分享，构成了现代知识产权法的完整内容。
近代启蒙思想家有关财产权和人权关系的阐述，是知识产权寓含人权蕴义的重要思想渊源。洛克在自然法的基础上，强调了财产权在天赋人权中的核心地位。他认为摘要：财产作为人们生命和自由权的基础，既不是来源于君主的赋予，也不是来源于人们的协议，而是在劳动基础上产生的；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政府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就是保护他们的财产，政府未经人民的同意不得取去人民财产的任何部分。〔21〕在洛克的理论世界里，财产权是一种和生俱来的天赋人权，政治社会及法律制度继续存在的理由在于保护这种权利。卢梭尽管反对私有制，但他根据社会契约的理论，提出了私有财产权的主张，他认为，按照自然法的原则，人们要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自愿结合，建立国家，制定法律，以便保护每个人的天赋权利一自由、生命和财产。在卢梭看来，财产权的确是所有公民权中最神圣的权利，它在某些方面，甚至比自由还更重要，〔22〕因为财产是政治社会的真正基础，是公民订约的真正保障“.〔23〕刘启蒙思想家将财产权置入天赋人权的理论框架内，并赋予其独立、核心的重要地位。这一思想的主要特征是摘要：第一，它是建立在抽象的人性论的基础之上的是人的本质的体现，因而把人权看成是超时代、超社会的普遍权利，是永恒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第二，它强调的是个人权利，把个人和社会、国家对立起来。因此，按照启蒙学者的理解，”人权，就是个人针对国家的权力“，或者说”天赋人权主要是用来对付国家的“；〔24〕第三，它将财产权视为天赋人权的核心内容，强调维护个人利益，”只有利己主义的个人才是现实的人“和”有感觉的、有个性的、直接存在的人。“〔25〕一言以蔽之摘要：天赋人权就是利己主义的权利，就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划在历史上，这种天赋人权理论，对于诠释知识产权的基本属性是有意义的摘要：首先，作为人权的知识产权是”天赋“的，即”和生俱来“的，它不应由国家特许而产生；其次，作为人权的知识产权是”普世“的，即为一种”普遍权利要求“，它不可能是个别或局部的行政保护。概言之，它是资本主义式的财产权，而不是封建特许权。但是，以天赋人权来解说知识产权也有明显的缺陷摘要：知识产权的人权意义，不仅在于知识财产的私人权利保护，而且应考虑知识财产利益的合理分享。仅仅强调前者是不完整的，这是因为，精神生产是以依靠前人积累的知识为劳动资料、以抽象的知识产品为劳动对象的生产活动，劳动者的知识拥有量和创造性思维在劳动过程中紧密结合。〔27〕因此，知识产品既是创造者的个人财富，同时又是社会财富的一部分；换言之，知识财产只是在一定条件下、一定范围内才作为独占权利为个人所享有，受到法律限制的利益则是整个社会的共同财富。
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法律文件，以不同的立法取向对知识产权的人权蕴意作出了说明。在西方国家，宪法性文件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即是以实定法的名义反映了自然权利，〔28〕从而使得知识产权制度本身具有了人权意义。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宣称摘要：“自由交流思想和意见是最珍贵的人权之一，因此所有公民除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对滥用自由应负责外，都可以自由地发表言论、写作和出版。”这无疑将著作权提高到基本人权的崇高位置。美国宪法的制定者创造了“推广知识、公共领域保留、保护创造者权利”三项知识产权政策，〔29〕其宪法修正案有两个重要条款摘要：一方面规定国家不得制定有关法律以剥夺人民言论出版的自由以及其他自由权利，另一方面又授权国家制定法律对作者或发明人的专有权利赋予一定期限的保护。加拿大的权利法案作为议会通过的普通法案，最初仅具有政治宣言性质，尔后最高法院赋予其准宪法地位.以此作为保护公民权利的最高法律依据。权利法案有两条涉及基本人权的规定摘要：一是每个人都拥有自由参加社会文化生活的权利，以享受艺术和分享科学进步的利益；二是每个作者都有权维护其科学、文学及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假如在普遍人权的视野中，公民基本权利在知识财产范畴主要有两类，首先是创造者对其知识产品的专有权，即知识产权；其次是社会公众对他人知识产品的利用权，即公众对知识产权专用领域的“进入权”（美国宪法），分享社会精神财富的“参入权”（加拿大权利宣言）.
在20世纪以前，人权新问题均由一国权利宣言和宪法加以确定。知识财产保护和知识利益分享的新问题，往往依据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的具体情形，以宪法性文件加以规定，是为国内人权。进入20世纪以后，以《联合国》为开端，制定了一系国际性、地区性的人权，使人权成为国际法的调整对象之一，知识产权的相关新问题自此具有了国际人权意义。1789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和1976年生效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秉承联合国建立的人权原则和标准，参照《美洲人类权利和义务宣言》，提出了知识产权意义上的三项人权，即参加社会文化生活的权利、享受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利益的权利、对自己的智力成果享有法律保护的权利。据外国学者对两大公约起草历史的回顾，“社会文化和科学进步”的人权条款被各国普遍接受，但对知识产权是否作为基本人权，则各国立场不一。后经一系列讨论和辩论，创造者权利条款才写进了两大人权公约。这一历史过程表明摘要：知识产权的人权地位曾经受到质疑。主张者认为，联合国需要以道义和权威来保护各种形式的劳动成果，和有形财产一样，知识财产也需要得到保护；反对者则认为社会公众享受文化和科学进步的利益和个人对知识的垄断权利不能成为一谈，这种权利有可能约束社会公众对智力成果利益的分享。知识产权条款最终为国际人权公约所接受，主要考虑其有助于实现其他人权，即创造者权利的保护是社会公众实现文化自由以及获得科学进步利益的基本前提。〔31〕应该指出的是，国际人权公约有关知识产权的三个条款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知识产权制度必须保证创造者的知识产权得到保护，同时还要保证这种权利应该促进而不是约束社会公众参和文化生活和分享科学进步的利益。换言之，创造者的权利和社会公众的权利相互依存，并非相互排斥；尊重创造者的权利，将保证社会公众获得更为丰富的智力成果。国际人权公约对三者关系的描述是宣言性的、概括性的，并未对创造者的权利的范围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分享作出具体规定，但就制度层面而言，这一新问题在相关立法中即表现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限制。
在人权社会的语境中，知识产权的概念和制度功能有着更为全面而崇高的解释。首先，知识产权被定位为一项普遍的人权。这说明，知识产权不是中世纪的特许之权，而是文明社会的普世之权。平等精神即是知识产权制度人权属性的直接反映。知识产权法中的平等，是一种从事创造性活动的自由选择，是一种取得创造者权利的机会均等，社会有责任向人们提供同等的机会。法律形式上的平等，即是机会的平等，至于人们从事何种创造性活动，取得何种结果，那是由人们的天赋、才能、机遇去决定的事情，应该答应存在差别。〔32〕知识产权作为普遍人权的社会要求是摘要：在一国范围内，任何人都可以凭借创造性劳动而取得权利，一切知识产权主体平等地受到保护；在涉外知识财产关系中，根据共同参加的国际公约或按照对等原则，对外国人；实行“国民待遇”的平等保护；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机制中，注重对一切民族、种族的智力成果给予平等保护，促进各国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必须看到，在国际知识产权领域里，西方国家的现代技术和文化受到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而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则很少得到相关法律的承认。为此，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为发展中国家制定了《突尼斯样板版权法》，其中专门规定了有关“本国民间创作的作品的保护条款；1993年联合国专门会议通过的《土著居民权利宣言草案》呼吁，”土著居民有权获得承认，他们完全拥有、控制和保护自己的文化权利和知识产权“.时至今日，采取知识产权保护传统文化的只有少数发展中国家。可以说，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文化是人类社会过去和现在的聪明结晶，国际社会如不给予一体保护，知识产权的普遍人权意义将会黯然失色。其次，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是体现人类尊严和价值的智力成果。根据人权理论，诸如文学、艺术、科技等知识产品可以成为商品，但首先不是商品。〔33〕知识产品是智力创造者从事精神生产的思想结晶，它体现了个人的创造精神，又吸取了前人已有的创造成果；知识产品作为某一领域的系统知识，是以一定形式表现出来的某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成就，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大多还具有商品的一般属性。〔34〕这表明，知识产品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成为知识产权客体，‘换言之，法律应限制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有些知识产品应列入私权客体的排除领域。例如摘要：违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的知识产品，不受知识产权保护；不具有商品基本属性，或是采用非市场机制保护的知识产品，不能作为私权意义上的知识财产；法定期间届满，享有专有权的知识产品即成为社会公共财富。有关知识产品获取保护的条件，各项知识产权制度的规定是具体的、可操作性的。以知识产品的创造性条件为例，著作权客体要求是独创性，专利权客体表述为首创性，商标权客体具像为可区别性。而人权公约则为知识产权客体构建了一种概括的、抽象的条件，要求受法律保护知识产品，应符合人类尊严原则和社会公共利益原则，这即是知识产权客体的人权定位。最后，知识产权的保护模式和水准，应有助于其他人权的实现。就制度功能而言，人权公约要求创造者的权利和”参加文化生活“的权利和”享受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利益“的权利保持协调一致，这一人权因素应高于”操纵知识产权法的简单经济运作“。〔35〕从这一理念出发，知识产权法的价值应体现二元取向的要求。就立法目的来说，即是促进科技、文化事业发展和保护创造者利益并重；就专有权利来说，即是”保护“和”限制“两者不能偏废。笔者曾将平衡原则概括为现代知识产权法的基本精神。〔36〕这种平衡包括知识产权所有人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平衡，创造者、传播者、使用者三者之间关系的平衡，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借用美国学者的相关论述，应在保护专有权利的基础上考虑社会精神财富的合理分享，一部现代知识产权法即是协调创造者、传播者、使用者三者权利的平衡法。〔37〕
三、私权和人权统一范畴中的知识产权
私权和人权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就人权体系而言，私人财产权即是人权的基础权利；就知识产权本身而言，它既具有私权属性，同时又直接构成基本人权的内容。在私权和人权的统一范畴中理性地把握和熟悉知识产权，有助于我们全面考察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价值理念和社会功能。基于此，笔者以为应当确立以下两个基本法律观摘要：
一是私权神圣。私权是和公权即国家权力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指的是私人、个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所享有的各种民事权利。私权神圣，强调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各种私人权利受国家法律的非凡尊重和充分保护。私权神圣是人权主义思想的必然反映。“所谓人权主义即是21世纪的人文主义，是指以人权保障为最高理念，体现以人为本位，以权利为本位的价值观念，将私人权利作为人权的基础权利”.〔38〕具言之，知识产权制度的建构是以下列思想原则为基础摘要：第一，以私权领域为依归。知识产权是知识类无形财产的权利形态，其基本属性和财产所有权无异，都应归类于民事权利的范畴。人权保障的任务首先在于全面维系人的各项私权，私权保护是政治权利、社会权利等其他人权实现的基础。第二，以权利制度为体系。知识产权总会有若干程序法、公法的规定，但依然是以实体法为基础的私权制度。诸如权利取得程序、权利变动程序平权利管理程序、权利救济程序等，概以创造者权利为中心，从而形成私权领域中的独特的法律规范体系。第三，以权利中心为本位。所谓法律本位，是针对权利义务之关系而言的。就知识产权制度而言，在权利义务这个统一体内，是权利决定义务，而不是义务决定权利。质言之，知识产，权制度是以权利为本位，在规范方法上是以授权性规范为主要内容，在立法重心上是以保护创造者权利为首要。
二是利益衡平。利益衡平是指当事人之间、权利和义务主体之间、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利益应当符合公平的价值理念。“利益衡平是民法精神和社会公德的要求”，〔39〕也是“人权思想和公共利益原则的反映”.〔40〕权利的基本要素首先是利益，利益既是权利的基础和根本内容，又是权利的目标指向，是人们设定该项法律制度所要达到的目的（起始动机）之所在。因此，知识产权法所强调的利益衡平，实质上是同一定形态的权利限制、权利利用制度相联系。从人权主义的角度来说，知识产权制度所追求的利益衡平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摘要：第一，本权和他权。创造者的权利即知识产权应为本权，是对知识财产依法进行全面支配的权利；传播者、利用者的权利则为他权，是根据法律规定或本权人的意思对他人知识财产进行有限支配的权利。根据利益衡平原则，本权和他权的关系表现为摘要：主体之间公平相待，交换应该是有偿互利的，但合理使用除外；知识财产利益合理分享，在法定范围内应该兼顾各方当事人的利益，这具像为创造者权利、传播者权利、利用者权利三者之间的协调。第二，私益和公益。出于公共利益目标，对创造者的专有权利进行必要的限制，以保证社会公众对知识产品的合理利用。利用他人知识产品，或是基于表现自由的目的，或是基于公共教育的需求，或是基于社会公共卫生和生活的必要，这些都是正当的、合理的，其本身都是人权公约所要求的。按照国际知识产权组织的一位高级官员的解释是摘要：“公共利益这种良好愿望本身包含着这样的一种涵义，多数人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任何一个公民都应该为了全社会的共同利益而放弃个人私利。〔41〕
对知识产权进行私权定位，并将其建构在统一的法律价值体系中，不仅是理论上的偏好，更重要的是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国际人权组织注重到摘要：知识产权几乎成为一切经济生活领域的中心。这意味着，涉及知识产权的国际条约、国家法典和司法裁决，对保护和促进人权都有着重大的影响。人权公约所规定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更是如此。〔42〕这种影响有时是负面的，即作为知识产权的人权和作为社会、经济权利的其他人权存在着实际或潜在的冲突。
冲突成因之一摘要：新技术革命对人权的影响。1968年国际人权会议发表了《德黑兰宣言》，专题讨论了现代科学技术对人权的影响。宣言指出摘要：“当近年来的科学发展和技术进展为经济、社会和文化进一步打开广阔的前景时，这些发展却也可能危及个人权利和自由，并需要持续不断地对其予以关注”。德黑兰会议建议联合国组织探究下列新问题摘要：（1）鉴于录音技术，对隐私的尊重。（2）鉴于生物、医学和生物化学的进步，对人格及身心健康的保护。（3）某些可能影响人们权利的电子产品的使用，以及在民主社会使用，应当设定的限制。（4）更一般性的是在科学和技术发展和人类的智力、精神、文化和道德进步之间应建立的平衡。〔43〕科学技术的发展，直接对人格尊严、表现自由、教育权、沈民健康权、环境权等产生影响，这些都是国际社会广泛陈人的人权，而录音技术、生物技术、电子产品等，又无一不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对象。审查上述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处理各项权利之间的冲突，也就成为人权主义者和各国立法者所共同关注的新问题。
冲突成因之二摘要：新国际贸易体制队人权的影响。1994年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和1995年《知识产权协议》的生效，进一步强化了全球性的知识产权保护机构。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制度框架下，各国立法者不得不按照《知识产权协议》的标准修改基本国法，知识产权保护融入到新的国际贸易体制之中，2000年联合国人权促进保护小组委员会发表了《知识产权和人权》的决议，审查了《知识产权协议》对国际人权带来的影响，宣称摘要：“由于《知识产权协议》的履行没有充分反映所有人权的基本性质和整体性，包括人人享有获得科学进步及其产生利益的权利、享受卫生保健的权利、享受食物的权利和自我决策的权利，所以，《知识产权协议》中的知识产权制度作为一方和另一方的国际人权法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冲突。”〔44〕对于人权社会而言，创造者的权利应视为人权，不论他们是个人、群体还是社团；另一人权新问题是，知识产权保护应和维护人类尊严和实现其他人权相一致。人权义务的位阶应高于一切经济政策和协议，具言之，国际知识产权公约的履行，应全面考虑国际人权公约所规定的义务；各国立法保护知识产权，其社会功能应符合国际人权义务。
依照国际人权标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存在的主要新问题是摘要：
1.对创造者权利保护不完整。
承认创造者通过智力劳动而获得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的权利，这是将知识产权视为人权的重要考量标准。《知识产权协议》满足了美国版权制度的一贯主张，将作者的精神权利排除在协议之外。这意味着，《知识产权协议》缔约方兼为《伯尔尼公约》成员国有义务保护精神权利，但非公约成员国而仅为《知识产权协议》缔约方却没有义务遵守这一条款。其后果是，违反该条规定并对精神权利造成损害时，不得提交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解决。
2.对传统文化保护不重视。
建立和本国文化传统的实践和复兴相一致的知识产权制度，这是人权公约所主张的“和文化生活权利”的重要实现途径。由于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建立在独创性或首创性要求的基础之上，传统或土著居民的知识或艺术形式，包括考古遗址、古迹、手工艺品、传统设计、民族礼仪、民间传说及地方视听表演艺术等，无法采用著作权或专利权的保护方式。《知识产权协议》对此未予足够重视，这就忽视了对文化和知识多样性保护的原则，导致一些国家或地区、一些民族或种族群体应有权利的丧失。
3.对公众利益保护不理想。
保证社会成员享有生命健康的权利和适当生活标准的权利，这是知识产权制度所必须考虑的人权新问题之一。《知识产权协议》规定了公共利益原则，答应违约方在制定或修改其国内法时，可以采取必要办法摘要：（1）保护公共健康和营养；（2）促进对其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至关重要的部门的公共利益。这一原则体现了基于公共利益所给予的人道主义关怀。但是，对于许多缺乏技术和生产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而言，不能适用强制许可、合理使用等办法而获得急需的有专有权的产品时，《知识产权协议》并没有象制裁侵犯知识产权行为那样，为非权利人利用知识产品提供一个有效的办法。
4.对发展中国家利益考量不充分。
政治、经济、文化的自决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权利，参和及分配人类共同遗产的权利以及要求健康和环境平衡的权利等，是第三代人权即集体人权的重要内容，反映了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出现以及它对权力、财富以及其他重要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分配的要求。〔45〕乌拉圭回合谈判及《知识产权协议》给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了协议遵守的过渡期，满足了这些国家的一些诉求，但协议对发达国家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知识产权协议》的形成，实现了发达国家在发起谈判时意图保护药品业、电影业、通信业的战略目标，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一个较高标准和有力保障体系的知识产权制度，从而使得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继续保持了技术优势，一个以知识产权为后盾的技术优势。据统计，在全球经济中，工业化国家当前拥有全部专利的97%，另外70%的版权和许可证费收入为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获得。〔46〕美国作为世界头号科技经济强国，既是世界的专利大国，其每年的专利申请量约占全世界总量的五分之一左右；同时也是世界级的品牌大国，全球10大驰名商标有9个名归其下。这意味着，在知识产权高水平保护的条件下，主要受益者将是外国的跨国公司，而不一定会剌激当地的探究和革新。此外，由于发展中国家往往缺乏利用先进技术的设施和力量，无力充分地分享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利益，从而在社会发展新问题上总是处于不利的地位。
上述新问题涉及知识财产领域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调整，就制度设计而言，直接关系着知识产权的保护和限制。知识产权法对专有权利的保护并对其设定必要的限制，体现了法律对涉及知识产品的各种利益予以熟悉并加以协调，即是对社会关系的各种客观利益现象进行有目的、有方向的调控，以促进利益的形成和发展。〔47〕的这种制度的平衡、协调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摘要：
第一，绝对性权利和再创造自由。知识产权所有人的权利不应成为社会公众从事智力创造活动的障碍。精神生产和智力活动是一个绵绵不断的历史过程，今人的创造动机受惠于前人智力成果的启示，现实的知识产品往往是对前人思想结晶的借鉴，这些使用的自由意味着对绝对性权利的必要限制。为此，各国立法者创造了多种制度来维系后人的再创造权。例如，著作权法答应后来作者对前人的著作权作品的适当引用，专利法承认为科学探究或实验目的而使用他人专利技术不构成侵权等。
第二，垄断权利和言论自由。知识产品创造者的权利垄断不应危及公民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从广义上讲，言论自由也是创造者的自由，它包括创作自由、学术自由、艺术自由以及出版自由等各项政治性权利。知识产权授予创造者以专有权利，使其愿意生产、传播知识产品，从而保障了这种自由的实现；同时，言论自由也意味着广大使用者交流思想、传播信息资料的自由，美国最高法院将这种权利和自由概括为“说”、“读”、“听”、“印”。〔48〕知识产权限制的各项制度，在最大的程度上保障了为公共利益而设立的言论自由。
第三，个人权利和公共教育政策。发展教育事业，为公民受教育提供必要的设施、途径和条件，是各国普遍推行的公共政策。受教育权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因此知识产权不能妨碍基于教育目的而对知识产品的使用。假如对个人权利不加限制，则会产生创造者及其子孙后代的个人权利和社会公众获取人类文明权利之间的冲突。〔49〕各国立法明确规定，可以为教学目的而自由使用有专有权利的知识产品，但这种使用不得出于营利目的。
第四，专有权利和经济发展。利用新的科学技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一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国际人权中发展权的集中体现。为了推动经济成长，社会总希望能应用最新最先进的技术，而这些技术往往受到专有权的保护。为了解决这一冲突，各国立法一般规定了强制许可使用、合理使用、紧急状态下自由使用等制度，确保国家基于经济发展对科技成果的吸收和应用。
第五，独占权利和贸易自由。知识产权的独占性品质，使得权利人可以控制知识产品的应用，其控制范围的大小、控制力度的强弱，直接影响知识产品流通的环节和地域。为防止知识产权人滥用权利，阻滞知识产品的流通和传播，各国立法者采取了包括“权利穷竭”制度的各种办法。“权利穷竭”制度答应知识产权人仅在含知识产品的商品首次销售时享有控制权，即权利人无权控制该商品以合法方式销售或分发出去后的自由流转，从而限制了独占权利的垄断，有利于贸易的自由往来。
在一国范围内，知识财产领域各方利益的平衡和协调，是通过知识产权的保护和限制制度来实现的。各国立法者基于本国的社会发展目前状况，从其经济、文化、教育、科技政策出发，某一时期或注重于保护，或某一时期强调其限制，这些制度设计在不违反国际公约的前提下是不难做到的。新问题在于，当今知识产权国际公约本身，是否充分考量知识的创造者和使用者之间的相互利益，是否有助于社会和经济以及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则是值得思索的。必须看到，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维护技术垄断地位、保护贸易利益、强化国家竞争优势的强大武器。〔50〕世界贸易组织制度框架下的《知识产权协议》，更多地反映了发达国家的利益和要求，结果造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权利义务的不平衡。
近年来，围绕着知识产权和公共健康新问题上的争端，在第三世界力争下，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于2001年11月在多哈通过了《有关知识产权协议和公众健康新问题的宣言》。在多哈会议上，以南非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有关尊重人的生命权、健康权、维护公共利益的呼吁，得到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善意回应。多哈宣言确认困扰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遭受痛苦的公共健康新问题的严重性；强调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新药品开发的重要意义，也承认这种保护对价格的影响所产生的忧虑；同意《知识产权协议》不应成为成员国采取行动保护公众健康的障碍，这些行动包括每一成员国享有“强制许可”的权利，认定何种情况构成“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或其他极端紧急的情况”的权利，构建自己的“权利穷竭”制度的权利。
多哈宣言的诞生是国际知识产权领域发生的重大事件。首先，它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反映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协调，使得公共健康这一基本人权在知识产权领域得到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更多地考虑经济技术落后国家的利益；同时，它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昭示着发展中国家的立场、观点在现行的国际知识产权体系下作为主流意识加以体现，这就进一步引发出传统知识、生物多样性、地理标记等更为广泛的权利保护和利益协调的制度空间。
总之，在私权和人权的统一范畴内，进行一国知识产权的制度布置，以至构建整个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是非常重要而且必须的。我们有理由相信摘要：私权和人权共融的法律之光，既是保障知识创造者利益、促进精神财富增长的聪明之光，也是维系社会公众利益、推动知识技术传播的理性之光。
注释摘要：
〔1〕SeeL.RayPatterson，StanleyW.Lindberg，TheNatureofCopyright摘要：ALawofUsers‘Right，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1；[日阿部浩二摘要：《各国著作权法的异同及其原因》，《法学译丛》1992年第1期。
〔2〕尹田摘要：《法国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页。
〔3〕[法茹利欧·莫兰杰尔摘要：《法国民法教程》，载《外国民法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21页。
〔4〕[美格雷摘要：《论财产权的解体》，《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4年第5期。
〔5〕洛克有关“劳动――财产”的论述，包含有“劳动归劳动者所有”、“财产是一种物化的劳动”的重要观点。参见[英洛克摘要：《政府论》下篇，叶企芳等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9页。
〔6〕参见易继明摘要：《评财产权劳动学说》，《法学探究》2000年第3期。
〔7〕参见李京文摘要：《迎接知识经济新时代》，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8〕参见前引〔6〕，易继明文。
〔9〕参见吴汉东、胡开忠摘要：《无形财产权制度探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10〕supra.note1.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2页。
〔12〕参见刘春茂主编《中国民法学·知识产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13〕参见郭庆存摘要：《知识产权的属性、范围及有关新问题的哲学思索》，载《北大知识产权评论》第1卷，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14〕参见刘春田主编摘要：《知识产权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15〕参见吴汉东主编摘要：《知识产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16〕在“知识产权”的语义中，英文“IntellectualProperty”，法文“ProprieteIntellectuale”，德文“GestigesEigentum”等，假如不失原意翻译的话，应为“知识（财产）所有权”，即私人对知识财产事有的所有权。
〔17〕参见孔祥俊知识产权协定及其国内适用，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72页。
〔18〕参见袁泳摘要：《知识产权法和技术、文化创新》，《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5期。
〔19〕参见《知识产权协议》序言。
〔20〕参见[美奥德丽·R·查普曼摘要：《将知识产权视为人权摘要：和第15条第1款条3项有关的义务》，国家版权局主办摘要：《版权公报》2001年第3期。
〔21〕参见前引（5），洛克书。
〔22〕［法］卢梭摘要：《论政治经济学》，王运成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5页。
〔23〕卢梭摘要：《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1页。
〔24〕参见前引〔5〕，洛克书摘要：上引卢梭书。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3页。
〔26〕有关天赋人权理论的特征描述，可参见郑杭生等主编摘要：《人权史话》，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96页。
〔27〕有关知识产品的社会属性，可参见张和生摘要：《知识经济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8〕参见胡锦光、韩大元摘要：《当代人权保障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29〕美国学者认为，上述三项政策中隐含有第四项政策，即“进入权”（therightofaccess）政策，即社会一般成员在一定条件下有权使用著作权作品。参见supra.note1.
〔30〕A.A.Reyes摘要：CopyrightAndFairDealingInCanada，FairUseAndFreeInquiry，AblexPublishingCo1980.P213.
〔31〕相关资料参见前引〔20〕，查普曼文。
〔32〕参见彭万林主编摘要：《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33〕参见前引〔20〕，查普曼文。
〔34〕参见张和生摘要：《知识经济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4页。
〔35〕参见前引〔20〕，查普曼文。
〔36〕参见拙著摘要：《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探究》，中国政法大学生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以下。
〔37〕supar.note1.at.2.
〔38〕参见屈茂辉摘要：《中国民法典的基本理念》，《求索》2002年第5期。
〔39〕参见上引文。
〔40〕参见前引〔20〕，查普曼文。
〔41〕杰利恩·达维斯摘要：《权利集体管理中的公共利益》，《版权参考资料》1990年第2期。
〔40〕参见前引〔20〕，查普曼文。
〔40〕联合国摘要：《国际人权会议的最后行动》，转引自[斯里兰卡C.G.威拉曼特里编摘要：《人权和科学技术发展》，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44〕联合国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摘要：《知识产权和人权》（第52次会议决议，2000年8月17日）.转引自前引〔20〕，查普曼文。
〔45〕参见夏旭东等主编摘要：《世界人权纵横》，时事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46〕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摘要：《1999年人类发展报告》。转引自前引〔20〕，查普曼文。
〔47〕参见孙国华等摘要：《论法律上的利益选择》，《法律科学》1995年第4期。
〔48〕参见[美托马斯·埃默森摘要：《论当代社会人民的了解权》，《法学译丛》1979年第2期。
(一)我国专利发展总体情况
由图1所示，我国专利申请与授权量历年呈稳步上升趋势。从1985年的1.44万件增长到2013年的237.7万件，尤其是在1999年之后，专利申请量呈加速增长的态势;而专利授权量从1985年的138件增长到2013年的131.3万件，尤其在1999年之后，专利授权量也加速增长。这反映了我国对专利保护的意识正逐步加强，科技创新战略作用日益彰显。图1我国专利历年申请与授权情况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www．sipo．gov．cn/sipo/tjxx/default．htm统计公报整理。
(二)国内商标总体情况
由图2所示，我国商标申请和核准注册数呈稳步上升趋势，国内商标申请和核准注册数量也是连年递增，从1982年的1.7万件增长到2013年的173.33万件，尤其在1999年之后，商标申请量更是加速攀升。这反映出我国在商标方面的意识正逐步增强。同时，在国外商标申请和核准注册上，据统计，2013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收到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数量也创历史新高。来自中国企业的商标国际注册申请为2，273件，比20，12年增长8．2%，居马德里联盟各国第六位，并连续9年居发展中国家第一位。这与我国专利申请的态势比较相似，这反映出我国自20世纪末以来，知识产权意识明显增强。
(三)其他知识产权现状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科技创新的知识产权还涵盖了技术标准、版权(计算机软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动植物新品种等，但由于统计数据难以找到，因此很难就这几个方面进行定量描述。但从定性的角度看，广东在技术标准和计算机软件方面已走在全国其它地区的前面，而上海在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方面优势明显。
二、科技创新中知识产权存在的问题
(一)科技创新中的知识产权创造问题
政府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技术储备力量不足，原始创新能力不强。知识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基础，是新技术和新发明的源泉，是促进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革命性力量。我国R＆D/GDP投入比例虽然逐年增加，但发达国家研发强度(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是我国的2倍左右，且呈稳步上升趋势。值得关注的是，发达国家很大部分研发投入是倾注在基础研究上，而我国大部分研发投入则主要在技术引进及开发上，对基础研究的投入程度不够，这客观上导致了我国在知识创新方面的不足，以致原始创新能力不强［2］。企业侧重技术引进，对技术的消化、吸收，二次创新投入不足。我国企业技术引进的费用与消化吸收的费用极不平衡，从消化、吸收占技术引进的比重指标来看，全国仅达0．069，东北的比例更低至0．022。我国由于在技术的二次创新方面的投入不够，许多地区发展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怪圈。集成创新有一定基础与成绩，但整体上实力还不强。在集成创新方面，广东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广东的专业镇经济是广东经济的一大特色，虽然其形成是各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但在集成创新方面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且各专业镇的技术创新中心正发挥着积极的引领作用，带动着各特色产业群的创新能力与创新活动不断增强。科技创新意识不强，创新主体不突出。专利意识体现在技术的法权壁垒上，获取国家法权垄断是取得市场优势的前提。企业是专利技术的创新主体，只有企业才更能将技术产品化、商品化，也只有企业才更具备转流实施的条件。而在我国专利的申请与授权中，个人占比相当高，普遍高于50%，高达80%以上的也比比皆是［3］，而真正应成为创新主体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所占的比重则十分之低，这样使得本来可以产生大量原创性的发明专利没有产生，本来作为主体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没有成为主角，这在客观上也导致了我国专利的质量不高。以重庆为列，去年发明专利仅占16%，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专利高占84%，而发达国家其发明专利通常都超过60%，美国更高达70%。
(二)科技创新中的知识产权应用问题
知识产权市场发育不良，交易不发达。专利、商标的转让和授权许可，版权贸易，知识产权的、知识产权的评估等中介服务都是发达国家知识经济的主要内容，但我国大部分地区在这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形成规模。在技术转让中企业往往不明确交易标的的知识产权归属，造成不少侵权产品流入市场。由于知识产权市场发育不良和中介服务的缺乏，使得在众多的会展上销售或许诺销售侵权产品的现象十分普遍。产学研合作机制不畅。主要体现在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技术研发及开发等相互协同艰难。究其根源，关键在于产学研合作创新中利益分配关系始终不能得到很好的处理，在技术价值的认识、谈判地位认可以及市场化等方面，常常会发生不愉快的事件。存在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当前我国知识产权领域一方面是大部分人的知识意识薄弱，另一方面是部分企业或个人存在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该部分企业利用社会大众对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的一些直觉，认为专利多的企业乃至其产品的品质相对高，因此故意申请众多低层次的专利，以达到误导消费者的目的。知识产权的侵权、纠纷日趋增多。从我国当前知识产权的总体环境来看，我国现阶段实质上实行的是弱知识产权保护战略，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得侵权行为存在有一定的空间。但侵权行为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使得我国能以极低廉的价格提升我国的生产力，但同时对我国的本土科技创新带来消极影响，因此从长远和动态的角度看，逐步规范企业行为十分必要。在现实中，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发生最为广泛的是计算机软件行业。当前全国各地都在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大搞“软件园建设”，但却没有一个软件业发展的良好环境，众多软件企业因侵权的威胁而面临生存危机［4］。
(三)科技创新中的知识产权管理问题
知识产权运营与管理意识薄弱。知识产权既是投入要素，又是产出品，其在投入产出的运行过程中不断增值。知识产权的发展不仅是创造，其运营与管理更为重要。我国众多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对知识产权认识不到位，在管理上缺少重视。许多企业的经营思路和理念比较保守，一些能够申请专利的技术由于没有及时得到保护，造成大量无形资产流失。有的企业拥有一定量的知识产权，但缺乏运转机制，导致知识产权作用得不到很好发挥，难以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和利润。由于知识产权投入巨大，而短期内不能得到很好的回报，再加上管理保护不力，企业对知识产权失去信心，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5］。知识产权管理水平低下，这一点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表现尤为明显。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其经济发展的市场化程度不高，政府职能转换进展缓慢，往往出现一定程度的知识产权管理越位和缺位现象。专利管理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不健全。多数企业缺少知识产权管理的机构和规章制度，尚未将专利管理纳入研发管理、市场营销、品牌培育等企业活动的全过程。一些知识产权具体政策执行不到位。国家在知识产权政策的顶层设计还面临诸多的问题。例如:高层次的专业人才紧缺;相关的高素质管理人员不多;部门之间的协同难度大。
(四)科技创新中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集体知识产权的保护缺位，使得许多职务发明变成非职务发明。从我国大部分地区专利申请和授权量看，非职务发明通常远高于职务发明，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我国大部分企业、高校、科研院所集体知识产权保护的缺位。申请发明专利相对困难，尤其是科技含量高的专利，没有一定的支撑很难实现。知识产权保护的能力不足。我国大多数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还没有成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专职的知识产权工作人员缺乏，加上各创新主体的知识产权意识不足，对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投入少，这也是导致当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能力不足的原因。应对国际知识产权纠纷，国内企业集体维权意识不够，行动迟缓。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市场对世界资本的吸引力正与日俱增，跨国企业纷纷抢占、深化对中国市场的渗透与控制，加上我国已加入WTO，在TRIPS的条款下，知识产权成为跨国公司攻城掠地的重要手段，国内企业面对的知识产权纠风不断增多，维权成本高昂使得国内单个企业与跨国集团之间的对抗始终处于被动状态［6］，因此，国内企业集体维权变得十分迫切与必要，但当前我国企业之间的联合维权往往难以落实。
三、政策建议
(一)知识产权创造对策
加大对重点行业知识产权创新活动投入力度，增强高新技术产业知识产权创新能力，在源头上保证各区域重点领域知识产权工作得以顺利开展。以广东为例，对于四大高新技术行业，电子通讯行业优势明显、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具有明显的知识产权优势，对这两个行业应该在保证现有投入的基础上有所增加，使这两个行业的优势进一步增强;医药制造业产业基础好，具有一定的专利优势，仪器仪表制造业作为装备制造业的一部分，其专利优势增长明显，政府应加大对这两个行业的科技创新投入，增强其获取自主知识产权能力，形成更大的专利优势，积极推进这两个领域知识产权成果的产业化［7］。实施重大项目招标，突破高新技术产业重点行业的核心技术。重大科技项目招标是广东在科技创新手段上的一个大胆尝试。从广东的实践经验表明:在科技计划管理过程中引入重大项目招标制度，突破制约广东主要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为广东建成全国重要的高新技术研究开发基地和成果转化基地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因此，其它区域可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借鉴利用重大科技项目招标这一科技创新手段，进一步提高政府资源的产出效率。将自主核心技术和技术标准作为政府科技计划项目评价指标。自主核心技术是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来源，技术标准是核心技术的延伸。必须把自主核心技术和技术标准纳入政府科技计划项目的评审和验收指标。通过政府科技计划项目引导高新技术企业等科技创新主体注重自主核心技术和技术标准的创造和管理，增强产业知识产权优势。加大对技术标准的研发力度，营造良好的技术标准创造环境。拥有核心技术并不代表拥有技术标准。科技部门不但要加大对科技创新主体在核心技术研发方面的支持，也需要增大对创新主体在技术标准研发方面的支持。通过政策引导、经费支持等手段鼓励企业、行业协会、科研单位积极参与研制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使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中更多地反映本区域的技术优势和特点，尽快形成高效、公开、透明的市场化的技术标准研发机制，探索专利技术向技术标准转化机制［8］。建立起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中心，以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为主导的技术标准体系，把科技成果、核心技术、专利以标准形式在高新技术产业中进行普及。
(二)知识产权应用对策
加速知识产权公共科技服务信息平台建设。加强各专业信息网的互联和整合，让科技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取信息，降低科技服务成本，提高效率和效益。依靠现代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技术市场，整合科技信息网络资源，以信息流带动资金流和物流，拓展技术交易渠道，形成虚拟交易和实体交易的有机结合。规范科技创新与知识产权中介组织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中介机构的监督和审查，采取前置式告知和后置式监督相结合的方式规范知识产权中介机构运行，即通过设置相应的门槛，取消或减少审批，同时又通过市场监督机制设立后置式监督，取消市场竞争中不规范的知识产权中介机构的主体资格来保证市场竞争的正常开展。逐步完善科技创新与知识产权中介组织体系，构建涵盖技术交易、评估、、财务、融资等方面的中介服务机构，为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提供全方位、全过程服务。发挥生产力促进技术创新示范中心等科技中介机构的辐射作用，推进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建立健全知识产权投融资机制。投资主体和融资渠道实现多元化。主要包括:政府、企业、银行、社会、民间和引进外资等。政府要健全税收、担保、补贴等宏观措施，完善风险预警机制和市场预期。加快知识产权的转移、扩散平台建设。一是利用自身渠道进行网上交易或组织发明人参加各种展示交流会;二是开办专门的期刊或网站为产权流动搭建平台，为高校和企业等知识产权单位提供沟通平台;三是建立专利申请资助制度，提升专利申请量，建立发明专利费用资助资金，对符合地方产业发展方向或属于地方重点新产品目录的产品、技术，申请专利后给予一定数额的费用补贴;四是对知识产权交易给予税收优惠。
(三)知识产权管理对策
设立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需要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形成人员、场所、经费三落实和管理人员专业化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管理体制，包括组织机构、技术秘密审查、专利申请及保护、产权归属、档案管理、人员流动、奖励、人员培训等。结合科技体制与科研机构改革，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应将知识产权管理纳入科技宏观管理中，实现对本单位知识产权工作的统一管理，将知识产权贯穿于整个科研、开发及生产活动全过程，力争创造和依法获得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9］。重视知识产权的过程管理。包括:建立前期产权归属问题管理制度;技术研发阶段的知识产权论证报告管理制度;研发过程管理制度;建立相应的审查制度;研发后技术保密管理制度等。处理好质量、效益和数量的关系。根据协同创新战略，高校、企业、中介和个人之间应协调好技术数量、质量和效益分配等方面的关系。加强对科技人员流动中知识产权的保护与管理工作。建立和完善职务发明制度。完善成果奖励制度。加强企业应对知识产权国际纠纷机制的建设。加大对区域内支柱行业、重点出口行业应对知识产权国际纠纷机制的研究，政府通过行业协会或其它方式对该领域的一些重点企业提供知识产权方面的培训或指导，使它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通力协作，以集体应对将来可能面临的来自知识产权方面的维权挑战。鼓励企业进行国外专利申请。鼓励区域内企业大力申请国外专利，尤其是国外发明专利，政府应成立专门的国外专利申请基金，给申请国外专利的企业提供资助，同时提供指导与咨询服务。
(四)知识产权保护对策
知识产权证券化就是以知识产权的未来许可使用费(包括预期的知识产权许可使用费和已签署的许可合同保证支付的使用费)为支撑,发行资产支持证券进行融资的方式｡
世界范围内最早的一例知识产权证券化实践是音乐版权证券化｡在PullmanGroup的策划下,英国著名的摇滚歌星DavidBowie将其在1990年以前录制的25张唱片的预期版权(包括300首歌曲的录制权和版权)许可使用费证券化,于1997年发行了BowieBonds,为其筹集到5500万美元｡BowieBonds的成功发行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极大地拓宽了资产证券化的操作视野｡从国外的实践来看,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基础资产已经非常广泛,从最初的音乐版权证券化开始,现已拓展到电子游戏､电影､休闲娱乐､演艺､主题公园等与文化产业关联的知识产权,以及时装的品牌､医药产品的专利､半导体芯片,甚至专利诉讼的胜诉金｡尽管从目前来看,知识产权证券化在整个资产证券化市场中所占的份额还很小,但是它已经显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和态势｡1997年当年的知识产权证券化交易总额为3.8亿美元,2000年已达到11.37亿美元的好成绩｡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无形资产在企业资产价值中的比重在近20年中大约从20%上升到70%左右,知识资产逐渐取代传统的实物资产而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所在｡这就要求企业应该将融资的重点从实物资产转向知识资产｡知识产权证券化正是顺应了这种历史潮流,为知识产权的所有者提供了以知识产权为依托的全新的融资途径,将知识资产与金融资本有效融合在一起,从而实现在自主创新过程中资金需求与供给的良性循环｡根据PullmanGroup的估计,全球知识产权价值高达1万亿美元｡随着知识产权相关产业在世界各国的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以及知识产权商业化运作的加强,全球知识产权的价值还将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这就为知识产权证券化提供了丰富的基础资产｡可以预见,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前景是非常广阔的,在未来肯定会成为资产证券化领域的主力军｡
二､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基本交易流程
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基本交易流程与传统的资产证券化基本上是类似的,可用图1表示:
图1:知识产权证券化的交易结构图根据图1,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基本交易流程主要是:1､知识产权的所有者(原始权益人,发起人)将知识产权未来一定期限的许可使用收费权转让给以资产证券化为唯一目的的特设机构(SPV);2､SPV聘请信用评级机构进行ABS发行之前的内部信用评级;3､SPV根据内部信用评级的结果和知识产权的所有者的融资要求,采用相应的信用增级技术,提高ABS的信用级别;4､SPV再次聘请信用评级机构进行发行信用评级;5､SPV向投资者发行ABS,以发行收入向知识产权的所有者支付知识产权未来许可使用收费权的购买价款;6､知识产权的所有者或其委托的服务人向知识产权的被许可方收取许可使用费,并将款项存入SPV指定的收款账户,由托管人负责管理;7､托管人按期对投资者还本付息,并对聘用的信用评级机构等中介机构付费｡
三､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功效
(一)促进高新技术转化,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在传统融资方式下,资金供给者在决定是否投资或提供贷款时,依据的是资金需求者的整体资信能力,信用基础是资金需求者的全部资产,较少关注它是否拥有某些特质资产｡只有当资金需求者全部资产的总体质量达到一定的标准,才能获得贷款､发行债券或股票,否则,则不能使用这些融资方式｡我国很多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实际情况就是自身拥有大量的专利等知识产权,但由于其自身风险性高,整体资信能力较低且缺少实物资产,所以难以通过传统融资方式筹集到发展所需的资金,严重制约了其将高新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目前,国内高新技术知识产权转化率不到10%｡传统融资方式的局限性是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之一｡而知识产权证券化是一种资产收入导向型的融资方式,其信用基础是知识产权而非企业的全部资产｡资金供给者在考虑是否购买ABS时,主要依据的是知识产权的预期现金流入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以及交易结构的严谨性和有效性,资金需求者自身整体资信能力和全部资产的总体质量则被放在了相对次要的地位｡知识产权证券化突破了传统融资方式的限制,破解了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将高新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手段,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率,有助于加快我国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进程,进而提高企业现有知识产权的收益｡有了资金的支持和丰厚收益的激励,企业就有动力在原有知识产权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开发,继续新的发明创造,使技术创造活动走向一种良性循环,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科技进步｡另外,与转让知识产权的所有权来获得资金相比,知识产权证券化只是使企业放弃未来一段时间内知识产权的许可使用收费权,并不会导致其丧失所有权｡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二)充分发挥知识产权的杠杆融资作用
同样是基于知识产权融资,但与传统的知识产权担保贷款相比,知识产权证券化能充分发挥知识产权的杠杆融资作用｡一方面,知识产权证券化的融资额高于知识产权担保贷款额｡从国际银行业的实践看,在传统的知识产权担保贷款中,知识产权的贷款与价值比一般低于65%,而知识产权证券化的融资额能达到其价值的75%｡另一方面,通过知识产权证券化所发行的ABS的票面利率通常能比向银行等金融机构支付的知识产权担保贷款利率低22%-30%,大大降低了融资成本,提高了实际可用资金的数额｡所以,知识产权证券化能充分发挥知识产权的杠杆融资作用,最大限度地挖掘知识产权的经济价值,使知识产权所有者获得更多的资金｡
(三)降低综合融资成本
知识产权证券化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开辟了一条廉价的直接融资途径｡第一,知识产权证券化完善的交易结构､信用增级技术和以知识产权这种优质资产作为ABS本息的偿还基础,使ABS能获得高于发起人的信用等级,达到较高的信用等级,投资风险相应降低｡SPV就不必采用折价销售或提高利率等方式招徕投资者｡一般情况下,ABS的利率比发起人发行类似证券的利率低得多｡第二,发行ABS虽然需要支付多项费用,但当基础资产达到一定规模时,各项费用占交易总额的比例很低｡国外资料表明,资产证券化交易的中介体系收取的总费用率比其他融资方式的费用率至少低0.5个百分点,提高了实际可用资金的数额｡最后,发起人还可以利用该资金偿还原有的债务,降低资产负债率,提高自身的信用等级,为今后的低成本负债融资奠定良好的资信基础｡
(四)分散知识产权所有者的风险
在知识经济时代,一项知识产权在未来给所有者创造的收益可能是巨大的,但同时这种收益所隐藏的风险也是巨大的｡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知识产权消费者消费偏好的改变,以及侵权行为等外部因素,都可能使现在预期经济效益很好的某项知识产权的价值在一夜之间暴跌,甚至变得一文不值｡知识产权的所有者面临着丧失未来许可使用费收入的风险｡知识产权证券化则能将这种由知识产权的所有者独自承受的风险分散给众多购买ABS的投资者,并且使知识产权未来许可使用费提前变现,让知识产权的所有者迅速地获得一笔固定的收益,获得资金时间价值,而不用长时间地等待许可使用费慢慢地实现｡
另外,知识产权证券化作为一种债权融资方式,在为企业筹集到资金的同时,企业的所有者仍然可以保持对企业的控制权,从而保护企业创办人的利益｡
四､我国实施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可行性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具备了实施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可行性,除了政府的政策支持以及资本市场资金供应充足外,还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适宜证券化的知识产权已初具规模
从国外的实践来看,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基础资产主要是专利､商标权和版权｡近几年,国内这几种知识产权发展迅速,数量已有相当积累,而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目前我国专利申请总量已经突破200万件,2001年以来三种专利受理量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20%,发明专利受理量年均增长率超过25%｡截至2005年上半年,我国累计商标注册申请已近387万件｡我国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和商标的年申请量已居世界第一,其中90%以上为国内申请｡一批颇具价值的驰名商标品牌正逐渐形成,如红塔山(价值46.866亿元)､五粮液(价值44.337亿元)､联想(价值43.531亿元)､海尔(价值39.523亿元)｡我国还拥有许多优秀的电影､音乐､图书作品,如张艺谋的电影版权､谷建芬的音乐版权等,市场认知度较高,适宜进行证券化的操作｡而且随着我国政府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强,保护范围的加大,保护技术的成熟,知识产权交易日益活跃,越来越多的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得以形成和体现,我国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基础资产能得到持续的､充足的供给｡
(二)我国已有的资产证券化实践为实施知识产权证券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经过多年的讨论和呼吁,我国的资产证券化终于从理论探索走向了实践操作｡从2005年开始,我国已有多只资产证券化产品成功上市,如“中国联通CDMA､网络租赁费收益计划”､“开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建元”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莞深高速公路收费收益权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中国网通应收款资产支持受益凭证”､“远东租赁资产支持收益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等｡这些已有的资产证券化实践既有金融机构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又有非金融类企业的资产证券化｡它们为我国将来大规模､有序地开展资产证券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还能推动与资产证券化有关的税制､监管和法律法规逐步建立和完善,培育市场和投资者,提高参与者､投资者和监管者对资产证券化的认识和理解｡这就为在我国实施知识产权证券化扫除了一定的障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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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论证了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化的意义，揭示我这国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化程度低及其原因，强调应当将成果知识产权化作为项目立项、验收的评价标准、增加其在成果完成人获得利益方面的作用，减少成果知识产权化申请、维持费用。
知识产权是基于创造性智力成果和工商业标记依法产生的权利的统称。就科技成果为客体的知识产权而言，它是专利权、植物新品种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计算机软件版权和技术秘密权的统称，其实质是法律赋予权利人对科技成果在一定期间内（技术秘密权除外）独占支配，禁止他人擅自利用的垄断权利。所谓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化，是指科研项目在立项、实施的过程中应当明确项目成果是否适用知识产权保护，对于适用知识产权保护的科技成果，在完成的同时应当明确采取何种知识产权保护形式并给予相应的落实；它不仅关注科技成果向知识产权转化的结果，而且关注科技成果向知识产权转化的过程。
1.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化及其研究的意义
长期以来，无论是政府还是科技人员都十分重视科技成果的应用转化，1996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预以支持，相关的理论研究也比较多，在农业领域，国家甚至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并设有专门培养硕士研究生的农技推广专业。相对而言，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化问题，尚未引起特别的重视。
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化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是自主创新发挥积极作用的必要条件。“自主创新”是科技发展十六字方针的核心，在科学意义上，旨在强调国家有能力持续不断地造出新的科技成果；在经济社会发展意义上，旨在强调这些科技成果能够支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助于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并领先世界，这既是我国科技进步的根本任务，也是自主创新发挥积极作用的本质所在；但从法律意义上看，自主创新的积极作用，有赖于这些科技成果的内容仅为我所掌控，或他人虽知晓但我有排他使用权，前者是技术秘密权的特征，后者是专利权等知识产权特征。
2）是一切科技投资获得回报的基本保障。科技研究一般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部分。基础研究在战略上属于引领未来，但在科学上仅服务于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能直接应用于生产的只能是后两类研究的成果。包括基础研究在内的一切科技投资，获得回报的最终源泉，都是后两类研究成果在生产上垄断应用所产生的高额利润。也正如此，受利益驱动我国每年全社会投入的R&D经费，后两类研究占绝大部分，比如2004年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所占比重分别为20.4%和73.4%，而基础研究仅占6.0%，这也是历年来达到的最高比例。但应该看到，科技成果的垄断应用须以这些成果已取得知识产权为基本保障。我们这方面有过深刻教训，万燕VCD事件和近几年DVD专利费事件从正反两个方面充分说明了，科技投资欲取到经济上的回报，最终成果必须知识产权化。
3）是提高科技投资效益和科技成果创新高度的有力措施。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投资效益及其成果的创新高度，以发明专利授予量及其比例最有指标意义。
据国家公布的科技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全年共取得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31720项（基础理论成果2839项，应用技术成果27363项，(基础理论成果2839项，应用技术成果27363项，软科学成果1518项）。其中，发明专利授权量为2865项，仅占登记成果总数的9.0%，占应用技术成果也不到10.5%。由于为这些登记成果计投入累计投入资金达11253.4亿元，相当于平均投入3.93亿元才能产生一件发明专利。加之我国R&D经费历年来94.0%以上被用于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可见我国科技投资的效益不高，成果的知识产权化程度低。
2004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全年授予的专利为190238件，国内和国外的授予量分别为151382件和38910件，所占比例程度高的发明专利只有18241件，不到12.1%，而在国外的专利中发明件，比例高达80.0%。从全年总的发明专利授予量看，国内也只占37.0%，国外高达63.0%。而且国内与国外的这种差距，多年来一直如此。这些数据充分显示了我国科技成果创新程度不高。
知识产权的取得均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不同种类的知识产权还存在一定的差别，比如专利均以实用性、创造性、新颖性为实质要件。实用性意味着获得专利的发明创造不能是一种纯理论的方案，它必须能够在实际中得到应用，并能生产积极的效果，而这正是一切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在创造性上发明专利比实用新型专利要求更高，须“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新颖性要求申请专利的技术不能与已有技术中的内容一模一样，它以技术是否已经公开为判断标准，但又以技术完全公开为获得专利的前提。因此，在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项目的立项之初，将科研成果是否采用知识产权保护措施、采用何种知识产权等，作为评判是否给与立项、资助科研经费数额的参考标准之一，并可以通过强行专利检索制度，排除内容雷同项目的立项，避免不必要的投资浪费；课题完成后，可直接借用成果实际采用的知识产权形式，作为成果创新高度的衡量标准之一。促使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化，无疑有助于科技投资效益和科技成果创新高度的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促使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化，并对此进行研究，不意味任何科研项目的成果，包括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成果，都必须有知识产权化的结果，其目的旨在通过促使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化的过程，提高科技投资的效益和科技成果的创新高度，辨别科技意义上的成果与法律意义上成果的区别，为科技投资获得回报，自主创新发挥积极作用创造必要条件。
2．造成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化程度低的原因
造成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化程度低的原因有很多，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分析，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制度上的缺陷。
1）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化未成为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项目立项、验收、评价的强制标准。
不将成果知识产权化作为科研立项的强制评审标准，在我国由来已久。比如，从2003年5月1日开始执行的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管理办法》及所附的《教育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申请书》，就没有将项目成果知识产权化列为教育部立项的评审标准，自然它也不会成为项目验收、评价的强制标准。
根据教育部制定的《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结题（验收）报告》标准格式，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结题验收及评估标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研究取得的成果（受资助项目数、被引用次数、收录论文期刊的影响因子分别是多少、专利申报和获奖情况）；②成果转化情况，取得的经济、社会效益、（附证明材料）；③该项目的人才培养情况。将“成果转化取得的经济、社会效益”作为项目验收的评价标准，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它是一切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在教育界，“项目的人才培养情况”比“成果转化情况”相对容易得分，实务中最核心的标准还是“研究取得的成果”，但其中“受资助项目数、被引用次数、收录论文期刊的影响因子”最为重要。这就是人们为什么热衷于的原因之一。
尽管国家科技部《关于加强国家科技计划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规定》（国科发政字[2003]94号）第四条明确规定：“申请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应当在项目建议书中写明项目拟达到的知识产权目标，包括通过研究开发所能获取的知识产权的类型、数量及其获得的阶段，并附知识产权检索分析依据。”但从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课题申请书》、很难看出成果知识产权化已作为立项的强制评审标准，因为该《课题申请书》中的“成果提供形式”列举了9种：发明专利、新产品（或农业新品种）、新装置、新材料、新工艺（或新方法、新模式）、计算机软件、技术标准、论文论著和其它，将“发明专利”与“新产品、新装置、新材料、新工艺”并列在一起，是否意味着后者的创造性不高，不准备申请专利或当作技术秘密处理，还是无需明确知识产权的保护形式。其实质是混淆了科学意义上的成果和法律意义上成果的区别，“成果提供形式”中的成果仍是科学意义上的概念。另外，也看不出采用不同的知识产权成果形式在立项、获得经费等方面有何不同。更重要的是，倘若申请人在申请书中也明确了将采取某种知识产权化的成果形式，比如发明的形式，但科技部制定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课题任务合同书〉，并未规定预期成果目标不能实现时项目负责人应当承担何种责任。从法律上讲，合同以约定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为主要内容，但缺乏违约责任作保障的合同义务是无意义的。
863计划项目的验收及评价标准，从〈863计划课题验收专家评议表〉可以看出：“技术指标”和“成果水平”是核心，其中前者又以是否达到合同规定的技术指标为衡量标准，由于863计划“课题申请书”中的“成果提供形式”混淆了科学技术意义上的成果形式和法律意义上的成果形式，因此科技成果知识产权也没有成为863计划项目结题验收及评价的标准。
2）在有关个人利益的制度设计上科研成果知识产权化几乎没有作用。
以现行的〈安徽省高等学校教授任取资格考评标准〉为例，教授资格评审的三角标准为“学历”“科研”、“论文论著”三方面。
“科研”条款设计了8项，与科技领域有关的有6项，须具备其中的一项：“①获省、部级四等奖以上的技术负责人或获厅、局级二等奖的课题第一二完成人。②作为主要骨干参加1项以上省级科研项目，或获科研经费每人年均0.5万元以上。③完成省、部级以上重点攻关课题，或是工程项目的主要技术负责人、设计人，并且该项目经有关专家鉴定已产生较好社会经济效益；或科研成果经省主管部门组织鉴定达国内先进水平。④在科技开发、科技推广、科技服务方面解决了难度较大的技术问题，经省主管部门组织鉴定认为有较高水平，并产生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⑤获得1项以上国家发明专利或2项以上实用新型专利，并产生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⑥创建新的学科领域，填补省内空白。”在该6项中有1项要求成果获奖励，有4项要求成果取得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或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或填补省内空白，还有1项仅要求作为主要骨干参加了省级科研项目，是否完成或成果如何无关紧要，此为最低要求。在这6项中有1项涉及到科研成果知识产权化问题，但它又以“产生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为必要条件。
“论文论著”条款设计了10项，须具备其中的一项。最基本的两项是①在省级以上学术刊物上发表专题学术论文6篇以上，其中在国家级重点期刊上发表2篇以上。代表作经同等专家鉴定达到教授学术水平。②公开出版10万字以上的学术专著1部，如系合著，本人撰写不少于10万字，且在国家级重点期刊上发表专题学术论文2篇以上，代表作经同行专家鉴定达到教授学术水平。另外，有3项涉及到：成果获奖可以降低论文的要求，但无关成果的知识产权化问题。
显然，在安徽省教授资格评审中，获得省级科研项目或成果获奖，并最为重要，为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这就是现实中人们为何积极申报项目或热衷于申报奖励、重视，忽视知识产权化问题的原因之一。相对而言，企业出于抢占市场考虑，其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化程度肯定比高校、独立科研机构高。如前文提到的2004年全国取得的31720项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中，其有发明专利授权量2865项，其中企业（含科研转型企业）发明专利授权量最多，占49.7%（1424件）；大专院校次之，占24.4%（699件）；独立科研机构占19.9%（570件）。如果同它们完成的科技成果总数比较，企业发明专利授权量所占的比例也最高，为13.8%，大专院校和独立科研机构分别为10.2%、8.3%，但这还不包括企业有大量的实用新型专利。
3）过高的申请和维持知识产权的费用也是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化的一大障碍。
在科技成果为客体的知识产权，从取得的程序看，可以分为4类，一是由特定国家行政机关审批而取得，如发明专利权、植物新品种权，二是向特定军事家行政机关申请登记（非审批）而取得，如实用新型专利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三是由权利人自己采取保密措施而取得并维持，如技术秘密权，四是自成果完成之日自动取得，如计算机软件版权。在这些知识产权中又以发明专利权最为常态。
以发明专利权为例，有关发明专利申请的费用共有17种，其中绝大部分由申请人承担。根据《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调整专利收费标准的通知》（计价格[2000]2441号）（以下简称《通知》的规定，该17种费用具体为：申请费（900元）、文件印刷费（（50元）、说明书附加费（从第31页起50元，从第301页起100元）、权利要求附加费（从第11项起150元）、优先权要求费（每项80元）、审查费（2500元）、维持费（每年300元）、复审费（1000元）、著录事项变更手续费（发明人、申请人、专利权人变更200元，专利机构、人委托关系变更50元）、恢复权利请求费（1000元）、无效宣告请示费（3000元）、强制许可请求费（300元）、强制许可使用裁决请求费（300元）、延长费（第一次长期请求费300元，再次延长期请求费2000元）、中止程序请求费（600元）、登记印刷费（250元）、印花费（5元）。在这17种费用中，任何一个申请案都不可少的有6种，高达5000元。
发明专利权取得后，缴纳年费是权利人的一项法律义务，《通知》所确定的年费标准是：第1-3年900元，第4-6年1200元，第7-9年2000元，第10-12年4000元，第13-15年6000元，第16-20年8000元。
3．提高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化程度的措施
1）应将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化纳入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项目立项、验收的强制评估标准。
首先，应当树立科研成果有科学技术意义上的成果与法律意义上成果的区别意识，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法律意义上的成果就是已知识产权化的成果。因此，应将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化作为一项有别于科学意义上的独立指标，纳入科研项目立项、验收的评审标准。
其次，应将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化作为一项强制的标准纳入基础研究之外的科研项目立项，验收的评审过程中。这意味着应用研究或实验发展项目，都不能回避知识产权化问题。当然，强调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化作为一项强制标准，并不是说任何一个应用研究或实验发展项目的成果都必须确保知识产权化。它旨在强调成果能知识产权化的项目要明确采用何种知识产权保护形式，项目成果不能知识产权化的，原因又是什么，另外，由于不同的知识产权形式对成果的创造性要求不同，投资者应当将其作为确定科研经费的标准之一。
再次，应采用法律的形式确保成为强制评审标准。这不仅要求项目的“申请书”、“验收报告”有明确的成果知识产权化要求，而且要将成果知识产权化的承诺作为项目完成人的法律义务，并在合同书或任务书中明确违反该项义务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最后，应当吸纳知识产权法专家参与科研项目的立项、验收的评审工作。《科学技术评价办法》（国科发基字[2003]308号）第18条规定：“建立健全评价专家库。评价专家库应包括来自研究与发展机构、大学、企业等单位的科学技术专家、经济学家和管理专家等。并应当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和管理工作的需要及时更新。”本文认为，吸纳经济学家和管理专家参与项目的评价是非常正确的，但将法律专家排除在外不恰当。
2）有关个人利益的制度应当充分肯定成果知识产权化的作用和地位。
大学和独立科研机构中的教师、研究人员，限于自身的观念、能力以及资金，他们一般不会通过创办企业的方式来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并以此获得个人的利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承担科研项目所获得的利益，主要表现以下方式：①在科研经费中能报销一部分个人家庭生活支出，如电话费。无论采取多么严格的会计核算措施，这都是不可避免的。②按项目管理单位内部规定的比例提取一定的科研经费作为项目承担人的奖励。这早已是一个普遍而公开的秘密。也正如此，科技部为了制止这一现象，了《关于严肃财经纪律规范国家科技计划课题经费使用和加强监管的通知》（国科发财字（2005）462号）。③科研成果获得政府或单位奖励。这种奖励包括荣誉称号和一定数额奖金两方面的利益。④并因此产生一系列的间接利益。科研成果多表现为论文形式，表述具体科研项目成果的论文也容易发明。论文的发表又可进一步为科研成果获奖、申报新的科研项目创造良好的基础。另外，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也是许多大学给付年终奖的重要标准。但论文最重要的间接利益表现在职称的评定上，职称的晋升会直接导致工资、津贴的提高，同时反过来又有助于新科研项目以及硕士、博士导师资格的获得。相反，根据现行的制度科研成果知识产权化并不能为人们带来明显的直接或间接利益。总之，有必要修改现行的制度，发挥成果产权化在个人利益，比如职称的评定、年终奖等级、科研项目的申报等方面上有切实作用。
一、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发展进程
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已有100多年的历史，1883年2月，法国、比利时等11国在巴黎共同签署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并根据该公约成立了保护工业产权联盟。此后国际社会又先后缔结了《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专利合作条约》等工业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并据此建立了统一的专利权、商标权国际保护体系及专利国际审查和商标注册制度。另一方面，以1886年的《保护文学作品伯尔尼公约》和1952年的《世界版权公约》为代表的著作权国际保护体系也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为了更有效的在国际上保护知识产权，管理、监督执行各个公约，1967年7月14日51个国家在斯德哥尔摩签定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并根据该公约将巴黎公约与伯尔尼公约的国际机构合并，成立了一个政府间的国际机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IntellectualPropertyOrganniation，简称WIPO）。该公约于1974年4月26日正式生效，该组织也于同年12月成为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有效的协调和促进了全世界范围内的知识产权保护。①
以上述众多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内容为基础，以世界产权组织的工作为中心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制，到20世纪末开始面临挑战和发生动摇。传统的国际贸易已从单一的有形货物贸易转向多元的有形货物的贸易、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贸易标的也从原料向工业制成品转化，从服务行业向技术转让转化。知识产权的作用和价值越来越得到体现和提高，而知识产权保护也日益表现为世界性的贸易问题。处于现今世界经济条件下，原有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制已出现诸多的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义务主体不定。只有参加该公约的国家才有义务遵守，且各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的成员国并不尽相同，一些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甚至由于签约国的局限性而没有实际效力或效力甚弱。
（二）保护程度不等。原有的公约未能建立起约束各国法律所提供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普遍性原则和共同的保护准则，而各国由于各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保护范围、保护期限、保护措施和权利救济程序或途径以及权利限制等的规定各不相同，有的甚至存在很大差异，从而可能使同一公约的缔约国对同一知识产权主题提供不同程度的保护。
（三）整体保护水平不高。这些公约制定于一个世纪以前，不可避免的滞后于迅猛发展的国际贸易形势，一些新的知识产权形式如集成电路、生物工程。
（四）保护机制不全。现行公约普遍缺乏有力的争端解决机制，成员国之间一旦发生争议，必须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果，再通过国际法院诉讼解决。
二、TRIPS的有关内容
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经济萧条席卷全球。以美国、欧共体国家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回首检视其日益衰退的国际竞争力和现存资本，才猛然发觉知识产权正是其大宗尚未动用的资源。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四小龙”正处于利用欧美的知识产权以创造其经济财富的转折点上。这些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组织渐生抱怨。80年代中期，这些国家另辟蹊径，求助于关贸总协定，力求将知识产权保护纳入关贸总协定的框架内。在埃斯特角城部长宣言中，将其正式列入谈判议程。“乌拉圭回合”谈判历时七载，形势一波三折，时晴时阴。美国代表提出，“如果不把知识产权等问题作为新议题纳入，美国代表将拒绝参加第八轮谈判”。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从利益关系上态度明显相左。巴西代表则认为，将知识产权问题纳入关贸总协定，犹如把病毒置入计算机一样。1991年12月18日，谈判各方初步达成了总体上有利于发达国家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的签定丰富了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使国际贸易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国际贸易的“知识化”与知识产权的“国际化”在TRIPS协议中得到了集中体现。1995年1月1日WTO正式运作，标志着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已纳入多边贸易体制。②
TRIPS共分为7个部分计73条，另加协议正文前的序言，与以往有关国际公约相比，TRIPS不仅例举了各国应当遵守的原则，而是有相当详细的实体法规定，它还规定了各国可以采取的行政处罚措施。
协议的序言明确了谈判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要达到的目的。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关贸总协定的基本原则和有关知识产权的国际协定和公约的适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的取得、范围和适用的适当标准及原则；针对各国法律体系的差异，使用有效、适当的方法实施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采取有效迅速的程序来多边防止和解决各国间争议；为了使谈判结果有广泛的参加者而进行的过渡安排。谈判的目标是通过多边程序达成强有力的协定，以解决此方面问题的争议，从而减少紧张局势。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TRIPS许多规定的原由。
TRIPS的第一部分是总则和基本原则，其中第3条和第4条分别规定了在知识产权领域应适用关贸总协定的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同时明确规定协议的有关规定不应背离缔约方根据《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罗马公约》和《有关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所产生的现存义务。第一条还规定缔约方可以在本国实施比协议要求更广泛的保护。第二部分是整个文件的核心，分别对版权、商标、专利、产地标志、工业品外观设计、集成电路、未泄露的信息及许可证协议中反竞争行为作出了规定。第三部分关于知识产权的实施。第四部分关于知识产权的取得、保持及相关程序。第五部分关于争端的防止和解决。第六部分关于过渡期安排。第七部分关于机构安排和最后条款。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着重分析TRIPS的基本原则的规定和核心第二部分的内容：
（一）、TRIPS有关基本原则的规定：
1、重申的保护知识产权的基本原则主要有：
（1）国民待遇原则：这是在巴黎公约中首先提出，在TRIPS中（第3条）再次强调，各个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共同遵守的基本原则。
（2）保护公共秩序、社会公德、公众健康原则：这是立法、执法的一条基本原则，在TRIPS第8条第一款、第27条第2款等条款中又进一步作了明确和强调。
（3）对权利合理限制原则：知识产权如同其他权利一样，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应该有合理的、适当的限制。TRIPS第8条第2款提出“可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权利持有人滥用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原则。在TRIPS第13条、第16条第1款、第17条、第24条第8款、第26条第2款、第30条中分别提出对版权、商标权、工业品外观设计权和发明专利权给予一定的权利限制的前提条件：一是要保证第三方的合法利益，二是不能影响合理利用，三是不能损害权利所有人的合法利益。
（4）权利的地域性原则：知识产权具有地域性，各国的知识产权法是相对独立的。在TRIPS第1款再次强调了这一原则。
（5）专利、商标申请的优先权原则：这是在巴黎公约中首先提出的，TRIPS中再次加以强调和肯定。
（6）版权自动保护原则：这是在伯尔尼公约中首先提出的，TRIPS中再次加以强调和肯定。
2、新提出的基本原则有：
（1）最惠国待遇原则（MostFavouredNationTreatment）：这是在TRIPS中首次把国际贸易中对有形商品的贸易原则延伸到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对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条原则来源于GATT第一条关于最惠国待遇（MostFavouredNationTreatment，简称MFNT）原则，列于TRIPS第4条。
（2）透明度原则：这是在TRIPS中第63条规定的原则，来源于GATT第十条贸易基本原则，其目的是防止缔约方之间出现歧视，便于各方对相互保护知识产权的措施尽快了解，以便加强保护。
（3）争端解决机制：即确认GATT原则运用于解决知识产权
争端的原则，这是在TRIPS第64条中规定的它把GATT中第22条、23条关于解决贸易争端的规范程序，直接引入解决知识产权争端，可以利用贸易手段，甚至交叉报复手段确保知识产权保护得以实现。
（4）对行政终局决定的司法审查和复审原则：TRIPS明确对于知识产权有关程序的行政终局决定，均应接受司法或准司法当局的审查（第62条第5款），或者有机会提交司法当局复审（第41条第4款）。
（5）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的原则：在TRIPS的前言中明确提出“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的原则，应该适用于各类知识产权。
（二）、TRIPS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
1、TRIPS对专利权的的规定：
TRIPS对专利保护对象的限制很少，只要符合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三个条件，除了医疗方法和动植物外，都应授予专利。协议规定专利权的内容包括制造、使用、销售及进口专利产品，使用专利方法或使用、销售、进口以专利方法直接生产的产品。
专利保护的期限自申请日起不少于20年。各国规定的专利保护期限长短不一，这样规定，即使某一成员在其国内法中规定的专利保护期限较短，但其他成员国的专利在该国内仍可得到不少于20年的保护期限。
协议规定对新的或独创、非因技术或功能原因而产生的工业品外观设计给予保护，其权利包括生产、销售或进口带有外观设计的标的物，保护期至少10年。
协议对专利许可规定了较多的限制条件，发展中国家为防止专利权滥用，规定有强制许可制度，发达国家则持否定态度。谈判中，发展中国家作了较大让步，最后TRIPS一方面规定各成员国可以实行强制许可，另一方面又对强制许可的使用规定了若干限制性条件。
2、TRIPS对商标权的保护。
TRIPS与《巴黎公约》不同，给商标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15条规定：任何标记及其组合只要能够将一企业的商品或服务区别于其他企业的商品或服务的，就构成商标。即必须要具有“识别性”。此外，各成员还可以将“视觉可感知性”作为商标注册的条件，只有在视觉上可识别的标识才能作为商标注册，而以听觉、味觉识别的标识不在此例。每项商标注册均应公告，成员提供合理机会以备他人就此提出异议和申请撤消。《巴黎公约》中没有此类要求。
对驰名商标的保护。TRIPS比《巴黎公约》更进了一步的是：第一，宣布《巴黎公约》的特殊保护延及驰名商标的服务商标；第二，把保护范围扩大到禁止在不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使用与驰名商标相同或相似的标识；第三，对于如何认定驰名商标，也作了原则性的简单规定。该协定在1993年修订文本第84条中，以“未穷尽”的例举方式，指出了认定驰名商标的四条标准，即：有关商标在消费者大众的知名度（在法国，20%消费者知晓的，可初步定为驰名；在德国，则为40%左右）；该商标使用的年头及持续使用的时间；该商标的广告或其他宣传传播的范围；该商标所标示的商品产、销状况。由于这一例举是“未穷尽”的，所以还可以辅之以更多的其他标准。
TRIPS对各成员有关贸易的特殊要求作了一定限制，即：各成员规定的有关贸易的特殊要求，不得妨碍商标的正常使用。TRIPS例举了几种常见的特殊：如要求将注册商标与另一商标一起使用，要求以特殊形式使用注册商标，要求的使用方式有损于辨别一个企业与另一个企业的商品或服务的能力等。以往的关于商标保护的国际条约中，几乎见不到对贸易中的特殊要求加以限制的条款。TRIPS作出此规定主要原因在于该协定是从贸易角度规定商标的国际保护制度。
3、TRIPS对版权和邻接权的保护
TRIPS继承了《伯尔尼公约》的大部分原则和制度，除了第六条之二对精神权利的保护内容：扩大了《伯尔尼公约》的适用范围，凡是WTO的成员，无论是否为《伯尔尼公约》的缔约国，都必须遵守其规定（除第六条之二）；增设了计算机程序和数据库的的保护制度。计算机程序受版权法保护的历史，至今还不到三十年。1972年菲律宾首开对计算机程序给以版权保护的先河。1971年在巴黎修订《伯尔尼公约》时，由于计算机保护程序的版权保护问题尚未引起各国重视，所以没有规定此内容。因此，TRIPS要求各成员对计算机程序给以版权保护，丰富了版权国际保护制度。另外，TRIPS还补充了版权中的财产权利。《伯尔尼公约》没有规定作者或其合法继承人享有出租权。作品的出租是获得经济利益的重要途径，TRIPS要求各成员国对某些作品的作者或作者的合法继承人所享有的出租权给以法律保护。TRIPS规定：至少在有关计算机程序和电影作品方面，每个成员都应当保护作者或作者的合法继承人的出租权。
TRIPS加强了邻接权的保护力度，重申了《罗马公约》的有关规定，并增加了以下强化邻接权保护的新规定：第一，要求各成员国对录音制品制作者及录音制品权利持有人的出租权给以法律保护。《罗马公约》中没有此规定；第二，延长了某些邻接权的保护期限，对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的保护期限延长到不少于50年，但广播组织的保护期限仍与《罗马公约》的规定相同。
TRIPS的影响面大于以往任何一个协议，它标志着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化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个协议必将成为知识产权制度发展的里程碑。③
三、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现状及应采取的措施
尽管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并已基本与国际接轨，但与TRIPS协议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要客观的认识这一距离，并采取措施弥补和完善，使我国在知识产权的国际合作中立于不败之地。
从总体来讲，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
（一）、对部分有关知识产权的行政终局决定，缺乏必要的司法审查和监督，这个主要体现在商标法和专利法中；
（二）、对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特别是对假冒和盗版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够，对受害人的救济措施还不完善；
（三）、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限制过多、过宽，不合理地损害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著作权法中；
（四）、在各类知识产权的保护内容和保护水平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距，主要是还没有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提供专门的法律保护；
（五）、缺乏对知识产权滥用的必要的、完善的限制措施。
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新特点、新形势，我们应采取对策：
（一）、对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我们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既要顺应国际大趋势，又要坚持原则，维护国家利益。对于个别国家将知识产权“意识形态化”，对知识产权保护搞“双重标准”的做法，我国应坚持立场，当仁不让。
（二）、自觉吸收外国法的“合理内核”，完善我国立法。我国知识产权终将汇入世界法制发展的洪流，者应当按照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自觉吸纳外国法律中的合理成分为我所用。
（三）、强化知识产权执法工作。理顺和健全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进一步加强行政管理和行政保护，同时还要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和执法水平，确保其依法行政；强化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和救济，应加强法院的知识产权审判力量，健全审判机构，提高业务水平。此外，我国审判机关应加强同国外的司法交流，以使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水平达到更高的水准。
（四）、健全知识产权的中介服务机构。成立和健全多种形式的商标、专利、著作权机构、咨询机构以及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等机构，以加速知识成果的产权化和商品化进程，从而为知识产权提供多层次、全方位的法律保护。④
参考文献：
①赵生祥《WTO对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继承和发展》《现代法学》2000年3期P131。
②丁丽英《论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新体制》《厦门大学学报》1998年1月P54。
首先，传统文化主要包括民间文学艺术、传统工艺及民间民俗三大类。其中，以民间音乐、舞蹈、曲艺、美术、语言文字、戏曲杂技等为主的民间艺术形式则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之余创造的或在民间得以广泛流传的艺术。多有相对公开性、不可再生性、表达形式多样性等特点。传统的民间艺术基本以口口相传或者形体记录的方式进行传承，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其保护出了个大难题。其次，民间传统文化作为一个群体性的文化形式，基本上是属于一个村寨，或者一个乡镇，抑或是一个民族的，甚至有可能是流传于少数的传承人之间，这在主体确认上有了很大的挑战。与现行知识产权规定的自然人、企业、其他组织较为明确的主体不同，其在主体的资格上很难去确定主体。再次，民间传统文化比如民歌很大程度上是靠口口相传的，只要其被使用就会一直被传承下去。在我国特别是新丝路背景下的很多多民族地区，有很多艺术形式都有上千年的历史。这给我们现行的著作权法对相关作品的保护期限规定出了个难题，以文字作品为例，其保护期限为作者生前及作者死后50年。而民间传统艺术的自然传递和不断传承特性，让其在期限上有个严重的不确定性和超长性，这也让现行知识产权保护的期限性无所适从。
二、现行立法的缺失，欲保护心有余而力不足
目前，国际社会对传统知识的保护尚处严重不完善的境地。不管是为数不多的发达国家，还是一些尝试立法的发展中或者第三世界的国家，都处在星星点点、相互摸索的状态。从最初的1976年，WIPO与UNESCO共同制定的《发展中国家突尼斯版权示范法》最早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了解释，至1977年的《关于建立非洲知识产权组织班吉协定》对“民间文学艺术”有过相关的论述，再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第一次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的归纳将民间传统文化中的大部分内容归纳至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际社会对民间传统文化形式的归纳和总结以及其立法保护都未直接将其归纳至知识产权领域，或者说都未直接将其置于知识产权体系的管辖之下。我国对非物质文化的概念界定出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中，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第二条与第三条规定的内容，不难发现我国目前立法状况将民间传统艺术基本归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列，虽然我国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具体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类型和种类并未得到详细的解释，因而，可以说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保护和立法内容尚处欠缺状态。
基于以上的分析，目前我国知识产权界不管是从立法还是从司法实践中，对民间传统艺术的保护都尚处欠缺阶段。在“新丝路”拉动区域经济、文化、政治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文化产业的贸易必将成为经济贸易的一大重心，要加强文化产业特别是民间传统艺术的产业化和知识产权保护显得迫在眉睫。在分析主体、客体、时限性、和立法缺失等现状的基础上，对民间传统艺术的保护提出如下解决思路。
(一)激活产业，为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提供市场保障当今世界，经济社会的不断深化发展，知识作为另一引领经济发展的重要元素越来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8年梦工厂制作的两部动画片《功夫熊猫》风靡全球，在给梦工厂带来11．64亿美元票房的同时，还分别捧得了第81和84届美国奥斯卡金像奖。这两部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本元素的动画电影在受到市场和业界肯定的同时，也告诉了我们传统文化的潜在市场价值和无限的可能。“新丝路”横跨的各省份和地区都是传统文化较为繁荣的地区，在“新丝路”经济圈的背景下激活民间传统文化产业市场不仅可以为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提供市场保障，而且可以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做出很大的贡献。以《云南印象》的成功为例，各行业及艺术家在积极推动传统文化产业发展的同时，地方政府要在政策、市场准入、税收等方面给予民间传统文化产业以一定的优惠，积极的鼓励文化公司、艺术家不断的以民间传统文化为创作的素材，不断的加强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与传统的民间传统文化的融合。实现民间传统文化科技化，科技人文化，真正的打开民间传统文化的发展市场。
(二)科学立法，为民间传统文化知识产权保护提供基础保障民间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保护不仅在客体和价值取向上是与现代知识产权保护战略不谋而同的，而且在经济价值方面加强民间传统文化知识产权保护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众所周知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是知识产权人的智力成果，而民间传统文化在数千年的传承历史中无疑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重要的是这种智慧结晶不仅具有创新性还具有实用性，这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无疑是完全吻合的。此外，知识产权保护在给予知识产权人一定期限的排他性独占权的同时，也激发了创作人的创作激情。民间传统文化不仅具有巨大的潜在经济价值更具有弘扬的民族精神和繁荣文化产业的巨大功效。给予民间传统文化以知识产权保护无疑在激励传承人的创作、弘扬激情的同时还促进了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虽然民间传统文化有相对的公共性，但是基本集中于传承人、乡村、片区，仍然具有私有性，仅其私有范围较广而已。因而，不管是从客体还是从价值取向抑或潜在市场价值角度出发，我们都可以将其与现代知识产权保护相融合，而不是简单的将其归类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行列。“新丝路”背景下，文化产业特别是民间传统文化产业的贸易和交流将会愈发的频繁，加快科学立法，全面促进地方、片区、经济圈的科学立法，是民间传统文化得以保护的基本前提。
(三)严格执法，为民间传统文化的产业化和资本化提供执法保障在科学立法的同时，还要不断的注重执法的保障。在震惊全国的“乌苏里船歌案”的审判结果里我们看到了民间传统文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尴尬处境。“乌苏里船歌案”经过二次审理虽然分别判决赫哲族胜诉，但是对于赫哲族索赔的诉讼请求却没有予以支持。面对这种“新拿来”主义，我们在有立法保护的同时，还要在司法、执法的时候予以支持。著作权法第37条规定:使用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进行演出，应当取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作品的著作权人和原作品的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我们在司法审判的过程中，应该以现行知识产权法的相关规定为引用，在合理考虑双方当事人创作的基础上，要求再创作者者给予原创作者以适当的经济报酬。这样，不仅可以使得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人得到一些经济补偿，也不至于因高昂的使用费用将民间传统文化的弘扬者吓得不敢靠近。就乌苏里船歌的判决来看，司法和执法仍然存在含糊和糊弄的意思，没有更好实质的解决问题。而“新丝路”背景下的民间传统文化贸易，却需要严格的执法。需要完善的法律基础上能够有严格的司法、执法队伍，这样才能保护好民间传统文化的同时，不断的促进其再生和循环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