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科学；知识；权力；实践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power i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It is firstly pointed out why traditional epistemology cannot accept the concept of power， so we must shift the view of knowledge and turn from representationism to know-how. Thus， essential correlations between knowledge and power will be set up. In the last part， several difficulties caused by the shift， such as the problems of rationality and relativism， are presented.
Key Words: science；knowledge；power；practice
一
自近代以来，科学一直都是理性知识的典范。在主流的思想家们看来，科学是对自然的精确表象，科学家们运用逻辑方法和实验观察研究自然，得出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知识。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虽然有社会文化因素的介入，但是知识的辩护是与情景条件无涉的，这就是所谓的“发现的情景”（context of discovery）与“辩护的情景”（context of justification）之间的分离。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无法想象知识与权力能够存在什么内在的相关性。权力虽然可以压迫、扭曲知识或者促进知识的生产，但是知识的有效性无论如何都无法与权力建立直接的关系。在知识论中诉诸权力必然会被指责走向非理性和相对主义。
库恩的出现改变了整个科学论（science studies）的面貌。在库恩看来，从理想性的角度把“发现的情景”与“辩护的情景”分离开来是不恰当的。科学知识的生产和辩护都是在具体的情景中进行的，离开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去抽象地谈论知识，这样的做法已经过时了。[1] 20世纪70年代末，科学的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沿着库恩开创的进路，深入到具体的科学场景内部去考察实际的科学生产过程，彻底实现了情景化和地方化（localization）。另一方面，表象主义的（representationist）科学观也正在得到扭转。哈金（Ian Hacking）在《表象与介入》（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中指出，我们不能仅仅把科学理解为对自然的表象，不能把目光仅仅停留在理论、命题和指称上，科学是一种实践活动，是对物质的干预和介入。其实，无论是马克思对物质实践的强调，海德格尔对此在在世的分析，还是波兰尼的“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ge），都旨在克服表象主义的、理论优位的（theory-dominant）知识观的缺陷。从表象走向实践，从所知（know-that）走向能知（know-how）是他们的共同选择。
此外，福柯在《规训与惩罚》和《性史》等著作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权力概念。在福柯看来，微观权力不同于以往的司法权，它不为某个人或机构所掌握，而只能存在于具体的日常实践活动和关系中，所以他称自己的研究是“权力的微观物理学”。微观权力不再是压迫性、否定性的，相反它是生产性的，具有建构知识的功能，因此“知识就是权力”。[2]这条思路为我们考察科学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对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首先，“发现的情景”与“辩护的情景”的融合必然要求我们在考察知识的生产和辩护时把权力纳入进来。其次，对科学实践的强调以及微观权力的提出要求我们转换既定的科学观和权力观，在具体的科学实践中寻找知识与微观权力的内在相关性。但是在此之前，让我们首先讨论一下为什么传统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孟强（1977—），男，安徽宿县人，浙江大学STS研究中心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科学的文化研究。
的知识论无法容纳权力概念。Power在英文中具有两种含义：一是物质性的力量，培根当年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就是从这一含义出发的；二是权力，它代表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支配和控制关系。所以，我们不妨从“知识就是力量”和“知识就是权力”这两方面入手。
二
从传统上看，科学技术被认为是一项智力性的事业，它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研究方法是经验观察和理性程序，研究结果是普遍性的命题集合。科学家从观察出发，得出一系列普遍性的命题，通过证实或证伪来检验知识的有效性。一旦得出了被确证的知识，那么其有效性就与生成知识的情景无关了，可以毫无问题地应用到任何地方。
典型的实在论认为，科学是对自然的正确表象，自然独立于人而存在。科学知识的正确与否取决于实在而不是社会、文化或历史。科学知识之所以具有实践力量，是因为它与实在是符合的，也就是说，科学知识的正确性本身就解释了科学技术的实践有效性，其它解释都是多余的。这样，“知识就是力量”在实在论那里不是问题。
反实在论否认科学知识是对自然的精确表象。科学以观察为基础，经验就是科学的边界。在科学中，我们根本无法通达实在，实在仅仅是实在论者的形而上学假设。这种假设是不必要的，经验充足性和理性方法足以为科学知识的合理性提供保障。但是，反实在论在解释科学技术的实践有效性方面显得底气不足，一种与实在无关的知识如何能够为人类与自然的交往提供指导呢？“知识就是力量”成为了一个难题。
但是，即使是看似合理的实在论解释也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实在论诉诸的是一种诱导性论证（abductive argument）。也就是说，在解释科学的实践有效性方面，实在论是最成功的，因此它是正确的。[3]很明显，许多人并不接受这样的论证，从实在论的解释最成功，我们无法推论出它就是正确的。其次，实在论设定实在的独立性并以此为科学辩护，这样的做法是有问题的。维特根斯坦告诉我们，语言的意义在于它的用法，也就是说，词汇的意义取决于词汇、词汇的使用者和被言说之物的三种关系，而实在论恰恰排除了词汇的使用者这个维度。从语义的角度研究科学，否认科学的语用学维度，这样的做法有失偏颇。最后，实在论（反实在论也是如此）预设了表象主义的知识观。科学是命题的集合，是对自然（或经验）的静态表象，因此科学知识是一种所知。[4]但是，科学仅仅是表象吗？如果是，那么我们如何解释科学家的实验室活动。科学家不是一群善于沉思的哲学家，而是不断地在实验室中操作设备、寻找材料、配制溶液，并不断与各种机构进行合作和磋商。在表象主义的科学观看来，所有这些活动都不重要，但情况恰恰相反。
可见，实在论对“知识就是力量”的解释是不成功的，因为它自身存在许多不足；反实在论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也显得很乏力。那么，在“知识就是权力”这个问题上，它们的表现又如何呢？其实，不仅是实在论和反实在论，近代的整个知识论传统都把权力排除在外。权力可以促进或压迫知识的形成，但是知识的有效性与权力无关。如果我们在知识论中把权力纳入进来，那么非理性和相对主义将接踵而至。
但是，福柯以激进的口吻告诉我们，知识就是权力。我们无法离开权力去谈论知识，不过这样的权力不是司法权，而是微观权力。福柯在一系列著作中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知识与权力之间的纠缠关系。在他看来，权力是生产性的社会关系，知识的获得要以权力的介入为前提。但是，传统的知识论无法容纳福柯，无法容忍“知识就是权力”这个有点疯狂的结论。总之，在面对“知识就是力量”时，实在论和反实在论或者自身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或者无法给出有效的解释；在面对“知识就是权力”时，甚至整个知识论传统都唯恐避之不及。因此，我们有必要转换表象主义的科学观，这样才有可能同时应对“知识就是力量”和“知识就是权力”的双重挑战。
三
我们知道，早在古希腊就存在所知与能知的区分。一个哲学家可以对某件物品（比如桌子）进行描述，概括出它的属性甚至制造规则，这样的知识被称为所知。但所知并不足以保证这位哲学家能够制造出桌子。只有工匠才知道如何运用木材和工具制造出令人满意的桌子，他具有的知识被称为能知。所知代表的是一种理性化、规则化和普遍化的倾向，而能知代表的是一种操作性的、介入性的和情景化的实用主义倾向。但是，历史戏剧性地把所知提升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地位。在近代以降的知识论传统中，我们根本找不到能知的踪迹。一种静态的、表象主义的、普遍主义的知识论成为正统，科学哲学也不例外。
幸运的是，这样的局面正在得到扭转。马克思当年试图用物质性的实践活动来颠覆德国唯心主义体系，实用主义者试图把知识与行动的效果结合起来，海德格尔对此在在世的分析，波兰尼的意会知识，哈金从表象到介入的转向，以及科学论最近对实验室和科学实践活动的强调，都是这方面的重要尝试。[5]下面本文试图对科学进行分析以阐明能知的涵义。
在表象主义的科学观看来，科学由两个部分组成：理论和实验。理论是一系列普遍有效的命题集合，实验则以理论为指导，为理论提供检验。科学的目标就是不断建构更好的理论。因此，科学是一项普遍性的事业，它与任何地方性（local）的技能、场所、要求等情景因素无关。但是，从能知的角度看情况完全不同。
首先，理论不是一组相互关联的语句或概念图式之网，而是可拓展的散乱模型的集合，其应用的范围不完全确定，其有效性和精确度也有较大的波动。理论的应用是对某个具体的模型作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特定场合中特定事例的需要，而不是从普遍原理出发进行形式化演绎。库恩就曾指出，理论不是普遍适用的语句系统，而是解问题的范例。[6]学习理论就是学会以特定的方式运用这些范例去解决类似的问题。在此过程中，范例可以被修改或拓展。如果没有模型，那么存在的仅仅是抽象的数学结构，漏洞百出的公式。因此。理论并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对理论的应用要求使用者知道如何在具体的情景中对它们进行修改，以适应当下的需要。
其次，科学研究包含机会（opportunity）这个概念，也就是说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寻找研究机会。如果不考虑现有的地方性资源和需要，如果抽离于机会出现的具体情境，那么什么构成研究机会就是不清楚的。例如科学家发现了一个颇具价值的课题，但是却没有资金、设备和资源，那么这只能是空想；现有的设备和资源所能实现的研究无法引起同行的共鸣，这样的研究也毫无价值。[7]用海德格尔的话说，科学研究概念是寻视性的（circumspective），它是在由资源、目标、人员和标准等因素所构成的地方性情景中，对做什么才是有意义的实践性评估。这种寻视是一种知道如何获得知识的能力。
最后，实验的任务并不是记录和观察从而为理论提供检验，实验室也不是普遍理论的例证化。相反，实验是在实验室中建构微观世界的活动。科学家通过构建简化的人工“世界”来避免无序的复杂事物，因为这些事物阻碍了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使研究对象无法显现。实验室研究人员通过隔离、介入、操作和追踪等多种方式来对微观世界的对象进行研究。脱离了人为建构的实验室，科学家根本无法获得这些对象，无法获得关于这些事物的科学知识。用哈金的话说，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建构现象”。[8]因此，科学是一项物质性地介入和改造世界的事业。
可见，能知是一种地方性的、情景性的和介入性地获得知识的能力。我们并不像笛卡尔那样坐在办公室里沉思冥想，以期获得某种普遍的规律和真理。为了获得知识，我们必须走向实验室，寻找资金、合作伙伴和各种设备，训练科技人员，并掌握各种技能。因此，知识总是伴随着获得知识的条件和能力。
四
如果接受能知概念和地方性的、介入性的知识观，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知识就是力量”和“知识就是权力”的挑战呢？让我们首先从“知识就是力量”开始。
如前所述，知识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的观念力量和物质力量是不可否认的。传统的知识论试图通过应用的概念和假设-演绎模型来解释这些现象的做法并不成功。因为它没有看到，知识本身就包含着力量的概念。首先，知识的获得需要某些物质性的前提条件。比如，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制造出自然界并不存在的研究对象，并对微观世界进行封闭和分割，对研究对象进行监视、追踪、记录、建构和操作。这个过程是一个“建构现象”的过程，是保持研究对象的规则性的过程。没有它们，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何下手，更不用说获得知识了。其次，我们还需要对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进行规范，如果你不以特定的方式进行研究，不遵守特定的操作程序，那么就不可能完成实验任务。最后，知识的拓展必须同时伴随着获得知识的情景条件的拓展。[9]以普通的电脑为例，如果你的房子没有电源，如果你的操作不当，如果你不保持一定的温度，如果你不掌握一定的技能，那么电脑就会变成废物。因此，知识的拓展同时要求对外在世界和人的重构和规范。可见，知识本身就包含着力量，我们无法把力量看作是知识的应用所带来的效果，相反，力量是知识之获得和有效性的前提。因此，在能知的知识观面前，“知识就是力量”根本就不是问题。
那么，“知识就是权力”又如何呢？首先，我们已经看到，知识的起源和拓展都要求对人进行训练和规范，这与福柯所说的规训没有什么不同。其次，知识的物质效果也间接影响着、规定着人的身份和自我理解。我们的行为是在特定的情景中发生的，这种情景决定了怎样的行为是可能的。同样，我们所在的情景也规定了我们的自我理解。情景的改变不仅会改变我们的行为之可能性，而且会改变我们自身。知识在当代社会中不仅引入了新的观念和思想（如进化论和DNA），而且也在物质上塑造着世界，并由此不断地重塑着人类活动的场景，因此它间接地规定着人是什么。这样，“知识就是权力”也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接受介入性的、物质性的知识观，那么力量和权力就是其题中应有之义。我们无需求助于“应用”来解释科学技术对当代社会的影响，也不会使它变成一项奇迹。而且，我们同时可以避免一些人对科学技术所持的盲目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一方面，科学技术确实积极地推动了文明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因此彻底的悲观主义不能成立；另一方面，科学知识并非是什么完全中立的力量，它在不断地构造人本身和行动的可能性，这无疑又为盲目的乐观主义泼了一盆冷水。
五
虽然实践性的知识观能够容纳“力量”和“权力”概念，但这是否会导致非理性和相对主义？这是我们必须回应的一个问题。
近代以来知识论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保证知识的合理性与有效性，换句话说，我们怎样才能为知识寻找到一个坚实的基础，从而保证知识的普遍有效性和纯粹性呢？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我思”，胡塞尔进行“先验还原”得出的“先验自我”以及哈贝马斯的“理想的交往共同体”等等都试图一劳永逸地为知识奠定基础。但是这样的做法在当代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无论是以利奥塔和罗蒂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以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为代表的解释学传统，还是库恩之后的科学论，都纷纷走向了情景化和地方化，普遍主义的、规范性的知识论立场被抛弃了。
上文提到，情景化的知识要求我们融合“发现的情景”和“辩护的情景”，其结果就是我们无法把知识与权力截然区分开来，所以福柯提出了“权力/知识”这个概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投入了非理性的怀抱。库恩告诉我们，如果你想成为一名科学家，如果你想获得科学知识，那么你就必须接受既定的科学“范式”，当前的科学方法、步骤和程序是你必须接受的东西，除此之外别无选择。福柯也以同样的语调说，学科同时也是一个规训过程，学习知识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权力运作的过程，接受规训是获得知识的前提。所以维特根斯坦说，“当我遵守规则时，我并不选择。我盲目地遵守规则”。[10]情景是我们无法摆脱的东西，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都必须把它作为前提接受下来，这个过程明显涉及到强制性和权力。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这样的做法是非理性的。这样看来，我们无法像笛卡尔那样先怀疑一切，然后再寻找知识的“阿基米德”点，因为“一种怀疑一切的怀疑就不成其为怀疑”。[11]毋宁说相反的做法才是切实可行的，即我们必须事先接受大多数事物，然后才能怀疑。也许维特根斯坦说得对，我们都在盲目地遵守游戏规则，科学研究这个语言游戏也是如此。在游戏规则和“生活形式”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提出是否合理的问题，问游戏规则或“生活形式”本身是否合理是一个无意义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说知识与权力的交织必然导致非理性。
那么，这样的知识观是否会导致相对主义呢？库恩和维特根斯坦通常被看作是相对主义者，应该说这样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范式的转换以及“生活形式”的改变必然会带来世界图景的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行为方式以及语言的意义都会发生转变。但是范式和生活形式是我们无法选择的，因为我们的自我理解和思维方式都以既有的生活形式为前提。所以，相对主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并不是“怎么都行”的极端相对主义，因为范式和生活形式是公共的，而不是主观任意的。
参 考 文 献
[1] 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绪论.
[2] 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9. 29-30.
[3] Arthur Fine. The Natural Ontological Attitude[A]. Jarrett Leplin(eds.) Scientific Realism[C].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85.
[4] Joseph Rouse. Engaging Science: How to Understand Its Practices Philosophically[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8.
[5] Andrew Pickering. From Science as Knowledge to Science as Practice[A]. Andrew Pickering(eds). 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C].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2.
[6] [7] [9] Joseph Rouse. Knowledge and Power: Toward a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chap. 2; 80-95; 220-235.
[8] Ian Hacking. 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220-232.
论文关键词：知识价值观；劳动价值论；继承；发展
一、知识经济与价值
知识经济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它是指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为重要因素的经济。在知识经济时代里，人对价值财富的创造很可能形成知识价值论，即知识创造价值。其主要理由是：
1．知识是智力劳动的成果。知识本身包含着价值，它是人类劳动的凝结。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是在劳动过程开始以前对生产什么样的产品，通过什么样的途径，用什么办法达到某种效果，就已在劳动者的观念中存在着。马克思指出：“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渐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在他用蜂腊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这就是说，人的劳动过程首先是一个思维过程。在第一项具体的劳动过程开始之前，劳动者的头脑中必需积累足够的有关知识，并以这些知识为基础，对劳动过程进行构思和设计。通过构思和设计，形成如何通过人的自身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知识。只有在这种知识的指导下，才能进行各种具体的劳动。因此，劳动过程从本质上讲是一个知识积累和知识使用的过程，也就是创造价值的过程。人的劳动能力，即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就是在人的大脑中积累的如何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知识，每个人的知识积累，都是通过不断学习和探索而得到的，学习和探索过程无疑都是一种劳动过程，因此劳动力可以看作是一种知识形态的劳动产品，都是社会生产总过程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学习过程是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探索过程则是劳动力的生产过程。
知识经济时代，在新知识生产的过程中，需要使用已有的全部相关知识，知识量往往是相当大的。越是重要的新知识，使用的知识量越大，因此新知识产品价值中的新价值就越大。
2．知识价值转化的倍加效应。在知识经济时代里，知识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能转化为现实的价值，而且在其应用于生产过程中能创造出大于自身的价值。可以说人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就是人能创新，而人类创新的原动力就是知识。人类科技发展的历史表明，基础研究的科学发现，应用研究的原理探讨和开发研究的技术发明，三者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转换周期日趋缩短，并日益成为融合一体的形式。知识产品在其创新的过程中往往是一种或几种使用价值的探索过程，但在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过程中，其使用价值和价值往往呈现出倍加效应。如最早人们在开发计算机的时候只是想加快运算速度，但自从本世纪40年代计算机问世以后，其应用范围不断扩大，今天上至航天航空，下至工农业生产，科技文卫几乎无所不包，其使用价值和价值呈几何数膨胀。
二、劳动价值论与知识经济价值观的差异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只有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才创造价值。在知识经济时代里，由于知识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和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生产劳动将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体。
关于这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曾预言：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劳动显示出不那么值得继续包括在生产过程以内了，因为人只是以看守者和调节者的地位和生产过程发生关系。”其次，商品价值量与劳动时间的关系也有所变化。马克思指出：“随着大工业的继续发展，创造现实的财富已经不再依靠劳动时间和应用的劳动数量了，而是依靠劳动时间以内运用的动源的力量，而这种动源自身的生产上所耗费的直接劳动时间根本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程度式或科学技术在生产上的应用。”这实际上道出了随着工业的发展，财富的创造取决于“动力源”，进而取决于科学水平及技术进步程度，亦即知识。
由马克思对价值创造的预设到知识经济在现实社会中迅速发展的情况，不难看出，劳动价值理论有它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
1．劳动价值理论中的价值太狭义。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而这种劳动是用劳动时间来度量的。显然至今人们还没有找到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在时间上价值的换算方法。
2．劳动价值理论中的价值实指经济价值，不包括无形的价值财富，比如专利，信息等。
3．劳动在生产中的地位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变化的。
4．价值与直接劳动时间的关系也不是不变的，而是富有弹性的。
知识经济时代的价值与传统的劳动价值论有一定的差异：
1．基础不同。劳动价值理论是以劳动为主体和基础的；知识价值论则是以知识为基础，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
2．过程不同。劳动创造价值的过程是直接生产劳动过程；而知识形成价值的过程则主要在知识的开发、应用、传播和扩散等过程。
3．对劳动者的科技、文化素质要求不同。前者对劳动者的科技、文化素质要求一般不高；后者则因以科学技术为主体，对劳动者的科技、文化素质要求将越来越高。
4．商品价值量的度量方法不同。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知识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商品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知识量决定的。
5、价值实体不同。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实体是抽象劳动；而知识价值论认为商品价值的实体是知识。
6．价值规律的主要含义不同。劳动价值论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的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也是价值规律的主要含义；而知识价值论认为商品价值量总是由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最新知识来决定的，并且是价值规律的主要含义。价值规律的主要作用是促进技术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三、知识价值论对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和发展
1．劳动的过程既是知识积累的过程又是知识创新的过程。
知识作为一种劳动产品同实物产品和劳务产品一样，在其生产过程中必然要耗费一定的物质资料和活劳动。其中耗费的物质资料即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价值形成知识产品价值中的旧价值部分；活劳动使用的知识量则形成知识产品价值中的新价值部分。
知识产品的过程，是对未知世界进行探索和对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升华的过程。与一般的实物产品和劳务产品不同的是，在生产过程开始之前，产品在劳动力的头脑中还是未知的，生产过程需要多长时间也是未知的。也就是说，生产知识产品的劳动是创造性劳动。这种创造性劳动是使用已有的知识而生产新知识的劳动。
知识产品的再生产过程，实际上是知识从一个人的大脑向另一个人的大脑中转移的过程或者说是知识的复制过程。这一过程是由传授知识的劳动过程和学习知识的劳动过程共同组成，因此也统称为教育劳动过程。在知识转移过程中，知识量并不增加，也就是劳动中使用的知识量就是被转移的知识量，因此在再生产的知识产品中，活劳动形成的价值虽就等于转移的知识量。在知识的再生产过程中，也需要耗费一定的物质资料，如教学设施、设备，教学人员和学习者的生活资料等，这些物质资料的价值都要转移到再生产的知识产品中去，形成产品价值中的旧价值部分。
2．知识价值论为劳动价值论增添了新的内容。
知识价值论的提出，并不否定劳动价值论关于劳动创造价值的基本观点，只是对商品价值量由劳动时间直接决定的核心内容作了修正，即在劳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加进了知识这个中间环节，从而使劳动时间与商品价值量直接对应转变为知识与商品价值量的直接对应。这个中间环节不仅反映了劳动的本质特征，而且具体化了劳动创造价值的过程，进而反映了价值的本质特征，并且使商品价值量的度量有了客观依据。虽然目前尚未找到准确度量知识量的方法，但是信息论的发展，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相信这一问题会得到圆满的解决。
[关键词]图式理论 写作教学 激发和建构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4）11-0236-01
一、图式理论与写作教学
“图式”原意为“外观、形象”，后来转意为“对最一般的本质特征的描绘，或略图、轮廓、抽象图形”。美国现代认知心理学家鲁梅尔・哈特把图式称为以等级层次形式贮存于长时记忆的一组“相互作用的知识结构”或“构成认知能力的建筑砌块”。图式理论认为，新的知识必须与现存的知识框架相联系才会得以处理加工，人们头脑中储存着各种各样的图式。
图式一般分为语言图式、内容图式和形式图式。语言图式是指读者对语言的形式结构、语义结构等的了解。学生的语言知识越丰富，贮存头脑中的材料与写作题目所需材料的语言砌块越多，就越能写出用词准确表达清楚的文章。所以，在写作教学中，教师必须使学生积极建立丰富的语言图式，帮助学生扩大词汇量，熟悉词的用法，语法等知识。内容图式是指认知对象或事实的框架，是有关文本内容的背景知识。任何语言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深厚的社会文化背景。如果阅读者头脑中缺乏原文所涉及的文化内容图式，理解就会出现障碍。因此，英语教师不仅要重视语言知识，而且要重视文化背景，引导学生注意英汉两种文化的差异，帮助学生建构丰富的内容图式。形式图式是指关于文本篇章结构的知识，是存在于写作者心中文章的“标准样式”。不同文章因体裁不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文体特征，如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应用文等。学生对某种文章体裁越熟悉，其写作思路和文章结构就越清晰明了。教师可以通过讲授衔接手段，段首句写作，提纲写作等结构化知识，来加强学生的语篇结构意识，提高语篇的逻辑性和连贯性。
二、写前活动
在学生下笔之前，教师可进行一些与主题相关的教学活动，即相关的阅读练习，分组讨论，听力练习，帮助学生积累和建构新图式，激活现有图式。
（一）口头讨论
每节课教师应给出一个主题，提出几个问题，让学生就某个话题展开具体的讨论。比如本节讨论的是环境污染，问题如“目前存在哪些环境污染？”“你觉得该如何解决？”，让学生积极讨论，提出与该主题相关的内容，可以是相关的词汇或自己的想法。大家会提出一些相关词汇，如“空气污染”“水资源短缺”“低碳生活”等。这些词汇和短语是学生在以往经验中积累的，一接触到这个话题，就激活了学生脑海中已有的图式。通过口头讨论，教师可以了解每个学生的原有图式，然后将学生头脑中出现的图式汇总筛选以形成素材进行共享，指导学生注意词汇的关联性，积极建构新图式。另外就环保来说，教师可以补充一些稍难的词汇如“动物的灭绝”“雾霾”“沙漠化”“酸雨”等，在词汇和内容上进行更深入的讲解。
（二）听力和阅读练习
为了让学生对某一主题内容有更深入的了解，教师可进行一些听力和阅读训练，输入大量有用的信息。在每节课之前教师应发给学生一些与该题目相关的阅读和听力材料，要求学生阅读和听力，标示出重点词汇和短语搭配，并对内容进行概括总结。教师应选择内容比较深入的材料。关于“环境”，听力和阅读可以围绕“噪音污染对人的危害”“低碳生活从我做起”“石油天然气紧缺”“全球变暖”等。这一环节主要是帮助学生把写作话题与学生脑海中已有的背景知识建立起联系，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帮助其构建新的英语文化内容图式。这样他们就可以开阔思路，激发想象力，解决了无话可写的问题。阅读材料可比听力材料稍难一些。同时，以某一典型的篇章为例，为学生讲解这类体裁文章的结构特点，衔接手段，常用句型等，并匹配相应练习，使学生在脑海中尽快建立同体裁文章的形式图式。
三、总结
（一）以主题为中心的写作教学，有利于学习者激活和建构图式
学生掌握的背景知识越丰富，就越能建构有用的多层次的图式。每个主题还可以分成几个分支，学生通过学习和积累这些主题内容，形成多层次的图式。图式和分图式的建构，有利于新旧知识的联系。因此，以主题为中心的教学，促进了学生对新知识的吸收，建构新图式。
2004年9月29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创新战略成立专业委员会。从2004到2013年，任期共两届：第一届由30名委员组成；2008年，更换1/3委员。组成了第二届专委会。
专业委员会的宗旨在于，从战略高度上创新，使“创新”与“战略”相融合，形成“创新战略”。从而成为专业委员会的正式命名。实际上，在各个方面、不同层次上都需要创新，即要创造出现实尚不存在、前所未有的新事物。为此。就要着力研究多种创新战略，并重在战略思想、理论和观点等，特别是在国家层次上的创新战略具有重大的意义。
为了实现这一宗旨，委员会聚集了在战略高度上研究问题和难题的优秀学者。主要包括在国家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从事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研究的学者和在各个层次上进行管理工作的学者。可以说，这就是遵从创新精神而组织起来的科学共同体。委员会始终坚持创新精神，并在长期的学术活动中，对创新战略进行了系统的、深入的研究，从而形成了一系列创新战略的理论和观点。
委员会强调，一切创新皆要坚持自由、自主的创新精神，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一切创新均需要奇异构想、奇思妙想、非常规思维，才能形成超越常规思维方式，使知识得以增长，进而升华到更高的智慧水平；一切创新皆隐含着许多“风险”，但其中也蕴含着创新的契机；一切创新都在纠错中前进，因而应包容失败，但不宽容不创新，从而引领中国创新思想风潮。
学术活动荟萃新思想
为了贯彻委员会的宗旨，就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于学术活动上。自委员会成立以来，每年都坚持举办1次学术年会。一般地，每次会上都有7―8个学术报告，并相应地出版约含有15篇论文的选集。同时。每年还包括举行1―2次专题学术会议。2013年11月2―3日，在成都由专委会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共同举办了团体会员学术会议。会上有10个学术报告，与会者100多人（第一天约110人，第二天约150人），6家新闻媒体对会议作了报道。
这些会议中的大量的学术论文，再经过扩展，并组织专题组，进行系统的研究，最后形成了专著2本：
其中，《国家创新战略》丛书（1），含3篇，共15章，42.3万字。2010年，科学出版社出版，3000册；
而《知识创新战略》丛书（2），含3篇，共14章，33万字，2013年，科学出版社出版，3000册。
这两本专著系统地表达了这些年来研究的进展，是专委会的代表作。之所以将其称之为丛书，以利于持续地进行学术交流，并坚持下去。2013年，通过学术交流与合作，将赠送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和肯尼迪政府学院学者。共24本。
荟萃新理论和新观点是专业委员会的特色。在专业委员会成立的初期，在2009年之前，即第一届任期，开展的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研究与创新相关的一系列基本概念、理论和观点。这主要包括创新的定义、创新的类别、创新系统、国家创新系统、创新型国家、国家创新战略、创新的阻力、创新的复杂性、国际创新的态势。等等。这些研究的结果，都系统地形成的若干新理论和新观点，主要荟萃在《国家创新战略》丛书（1）之中：
首先是元创新理论。在各类纷繁的创新中，元创新（met-in-novation）乃创新之首。即指导如何创新之创新、起支配作用的创新。只有掌握了创新的普遍规律的创新，才能指导如何实现创新的高一层次的创新。相对地，在各个层次上、各个类别中，都存在着自身的元创新，其中最关键的在于国家层次上的元创新。只有形成优化层次结构的创新系统，才能发挥其功能，使系统处于最佳状态。
其次是创新“递进原理”。在创新系统中，存在着在器物、制度和观念3个基本层次上的创新。它们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而且遵循“递进原理”：凡在较低层次上的创新，都要逐级地依赖于在较高层次上的创新。即在器物层次上的创新，必须依赖于在制度层次上的创新；而在制度层次上的创新又依赖于在观念层次上的创新。
第三是国家创新系统和创新型国家。许多国家都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都有其共同之处。我们认为，国家创新系统是泛指在一国之内由许多创新要素相互作用从而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复杂系统。它是创新发展到高级阶段而出现在国家层次上的行为，以提高综合国力，从而形成了许多创新型国家（世界上约有20多个国家）。
第四是战略性创新和创新战略的复杂性。战略性创新意指整体的、长远的、根本性的和重大的创新，在理论上就有相当大的难度；而创新战略是非常规的战略。必须有新颖的系统思想、前所未有的理论指导、可能实现的目标而形成的战略，才能配称得上创新战略，这在理论上说。是更难于形成的战略。从而也是最具有意义的战略。因此，它们是复杂性科学涉及的领域。
第五是创新的阻滞力。创新是超出寻常的思想、理论和行为，往往会遇到习惯势力的阻碍。特别是来自文化深层的阻滞力，包括封建文化的遗毒、权本位的价值观等。在我国。主要表现在权力至上，包括“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权本位”的政府权力运作机制等；官本高于民本、人治高于法治、集中高于民主、权力高于一切的传统制度和体制；依附、服从有余而独立个性不足的人格；等等。
此外，本丛书还有一系列论述，包括创新型国家战略研究、国际创新理论的新进展、论传统与创新、儿童自主创新教育、高等教育思想创新和改革思路、科技创新的政策和制度、中华文化创新与第三种文化探索、论精神文化、对文明可持续性的另类思考，等等。
提出新理论和新观点。在2009年之后，即第2届任期。专委会的学术活动主要是继续深化国家创新战略研究，即进一步地朝着知识创新战略的方向展开和细化。专委会坚定地认为。知识创新战略应是国家创新战略的核心，因而要系统地、深入地进行研究。为此，成立了由9人组成的课题组，将历年在学术年会上的报告和论文，加以扩展。并进行了系统的再研究。最后，形成了专著《知识创新战略》丛书（2）。其中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聚集了一系列重要的新理论和新观点，进而提出了知识创新的战略思想、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
极为重要的战略思想，包括：其一为理性进步是知识创新的源头。只有人类才赋有理性。在本质上，人类长期执着追求的目标就是理性的要求，“求知识是人的本性”。在漫长的人类史上，人的理性能力得到了高度的发展。作为理性结晶的知识在不断地急剧膨胀和传播着。人类的知识越发展，对人类的影响就越大。知识结构的不断完善是人类进步的标尺，人类就是通过知识来看待一切的，并需要通过知识才能获得自由和解放。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知识起着巨大的作用，即作为“中介”联系自然界，又作为“中介”建立起人类的社会关系。人类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符号系统之中，即知识系统之中。
其二为知识创新的进化观念。从根本上说，人类文明史就是知识创新的历史。在考察知识创新、知识增长的过程中，可以发现知识的进化类似于生物的进化。哲学家K.R，波普尔认为，“我们知识的增长是一个十分类似于达尔文叫做‘自然选择’的过程的结果，即自然选择假说。”即是说，知识创新也存在着进化现象，实质上是知识创新模式的进化。知识生长类似于生物个体发育，知识系统的生成类似于生物系统发育。
其三为元知识具有决定性的战略意义。凡系统都具有等级层次性，知识系统也具有等级层次性，其中元知识是知识之高层次知识，是对知识深刻反思的产物。即是说，只有当知识系统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时，才能真正形成元知识，并存在多种表现形式。元知识更能产生巨大的力量，因此只有掌握元知识，才能真正掌握巨大的力量，从而元知识创新就具有决定性的战略意义。
在国家层次上，元知识主要是治理国家的高层次知识。只有元知识创新转变成为民族的智慧、升华为精神文化，一个民族才能繁荣昌盛；只有以元知识的智慧治理国家，一个国家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前途和命运。
其四为知识创新改变世界进程。人类社会发展史应以知识进步断限，学术发达导致社会出现了三个极盛时期：希腊极盛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和北美极盛时期。尤其是，在现代和未来社会中，知识起着主宰或支配的作用。富有知识是提高精神文化的基础，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可以断定，只有知识领先的国家，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
从史实判定，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国家追究其落后的根源，就在于缺乏基于知识的发展战略；反之，若要摆脱落后状态。以至追上并超过发达国家，其最佳的战略莫过于确立起知识创新战略，即使国民继续知识化，以至高度知识化，进而上升到高级智慧水平，以致建成知识型、智慧型国家。惟其如此。别无他途。
其五为知识创新与知识自由。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基于自由创造，因为文明的进步是以创造为基础的，而创造潜力的发挥又以自由为前提。全新思想的产生有赖于“人性的自由同知识的理性相结合”。自由古老而又常新，轴心时代中国的百家争鸣、阿拉伯帝国百年翻译运动、启蒙运动中的法国百科全书、信息时代的网络自由等案例，启发我们认识“知识自由”（Intellec-tual freedom），作为活动领域，它如同政治自由、经济自由一样重要。因此，知识创新必然有知识自由，特别是自由创新的精神，怀疑精神、批判精神。爱因斯坦强调，外在的自由和内心的自由是科学进步的先决条件，科学理论的逻辑基础，即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是人类精神的自由创造，是人类理智的自由发明。
其中全面性、长期性的战略目标思想有：
第一是增加国内知识总量（GDK）思想知识创新是极其复杂的精神性创造活动，始终是思维或理性的产物，必须凭借理性思维的力量，也就是说，要不停地生成新知识。
为此，专委会首先提出，我国不能限于指标GDP，而更要追求精神财富，即努力追求人均知识量和国内知识总量GDK（Gross Domestic Knowledge）的富有，特别是，元知识（me-ta-knowledge）的富有，才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富强的源泉。因此，许多学者十分赞赏这一观点。
第二是更新知识创新的价值观念思想。为了实现战略目标，必须更新知识创新的价值观念。人类创造的知识构成了一个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客观知识世界，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具有的价值观念也发生着演变。其中经历了知识的道德观、知识的权力观、知识的经济观；在现代时期，正在走向知识的生存观。即人类的知识创新的共同目标应走向生态文明。
第三是揭示和扩展知识的特性思想。知识创新的重要战略目标就是要揭示和扩展知识特性，对知识有深入和全面的认识。从而能促进知识的创新和创造。这些特性包括：1.不可替代性，2.不可相加性，3.不可遗传性，4.不可剥夺性，5.不可逆性，6.非耗损性，7.不可分性，8.可共有、共用、共享性，9.无限延伸、增殖性等。
第四是充分而全面地发展人的能力的思想。要实现人类理想社会的伟大目标，就是要充分地实现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其核心内涵包括，个人的能力充分发展、组织的能力（以某种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群体能力或集体能力）充分发展。以及社会、国家和人类的能力充分发展。这就是实现战略思想的体现：这样。就使人更加自由、更加平等，使人增加更多的新知识，从而形成更高的智慧水平。
第五是实现知识主义社会。知识创新的最终战略目标就是促进在人类实现知识主义社会。知识既非物质，亦非精神，是人类精神产物内容的世界，即文化现象的突现。人类创造的文化世界。即“符号系统”，就是知识系统，一直在引导着人类社会向高级阶段发展。根据知识的特性，可以判定，只有“知识”才能胜过“资本”。因此，只有以知识为支配力量的知识主义社会。才能真正高于、优于和胜过不合人意的资本主义社会。
必须采取有效的战略举措思想包括：
为了贯彻战略思想、实现战略目标，必须采取有效的战略举措。这包括采用知识创新的方法、政策和对策，建立自由开放的知识交流平台，铸造知识创新的社会大环境，依法构建全民终生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学术思想和理论得到了好评
关键词 计量经济学 问题导向 案例教学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z.2016.10.050
Abstract Domestic college Econometrics teaching has widespread lack of case analysi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blem oriented case teaching in econometrics model，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the flow process and specific method based on problem oriented econometric case teaching， to strengthen the econometrics teaching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closely to provide a positive reference.
Keywords econometrics； problem oriented； case teaching
“计量经济学”课程自20世纪80年代引入我国后得到了迅速普及，不少学者也纷纷应用计量经济学先进分析技术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计量经济学与现有的经济学、统计学、数学、计算机等学科密切相关但又明显不同，计量经济学技术的应用要求学生不仅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功底，而且还要具有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应用先进的技术手段解决现实问题是“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的重要目的。否则，即便理论上通过了计量经济学课程考核也无法真正掌握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仍然缺乏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
在加强计量经济学专业知识学习的同时，增强对实践问题的分析解决能力关键还在于对其传统理论教学模式的深刻反思，理论教学在几十年的教学过程中具有其独特的优势，但不同学科对其依赖程度不同。在传统的理论教学过程中，教师的理论素养与学术功底常常成为其授课水平高低的关键因素。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在当前国家提倡创新、创业的重要时期，“学以致用”正成为众多普通高等院校对学生能力培养的重点要求，这就要求教师不仅要有较高的理论素养，更应该具备对社会经济现实问题的敏锐发现能力与分析能力。然而传统的教学模式对教学活动关注的重点常常放在教材分析，教学技巧研讨、课件制作规范，虽然也强调了课程教学的目标、重点、难点甚至对课后作业也提出了相应要求，但由于缺乏对现实问题的应用分析，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常有倦怠情绪，因为他们不知这些理论知识与实践到底在发生着怎样的联系。
因此，只有将社会经济问题融入到教学过程中，以理论为基础，以问题为导向，在对问题的解析过程中融入理论教学知识点才能边实践边反思边研究，课程教学的意义才会明确显现。在计量经济学课程案例教学过程中，问题导向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普通高校的本科生、研究生而言，计量经济学的案例教学就是要让学生明白“在学什么？怎么学？怎么用？”的问题。
1 案例教学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1.1 以问题为导向的案例教学有助于对经济理论知识融会贯通
传统理论教学往往从书本到书本，在注重概念掌握的同时忽略了理论知识之间的整体融合，使教学与实践脱节。学生被动地接受了知识却对知识的应用缺少兴趣，只为通过考试而学习，主动性不强，目的性不明确。而要想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就必须要采用更为灵活的教学方式吸引学生关注教学知识的应用，而案例教学能够很好地弥补传统理论教学的这一缺陷，尊重学生的主体性、调动学生的主体性使学生能自主地从教材走向实践，启发学生不断思考、不断提问，促使学生的思维不断深化。
1.2 以问题为导向的案例教学有利于增强学生实践能力
作为一种开放式的教学方式，摆脱了传统理论教学的说教方式，使学生自主学习的意愿大大增强，成功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欲望，使学生从一个被动的知识接受者向一个问题的提出者转变，这不仅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理论知识，还要求学生有将理论知识应用于现实情景进行分析的能力，否则学生将不会具备发现现实社会经济问题的敏锐眼光。而且由于现实情景往往具有复杂性，案例教学并不要求学生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答案，而是重在解决问题过程中的思维模式训练以及尽力寻找多种可能存在的解释，这种思维方式的训练将极大提高学生的思考能力。
1.3 以问题为导向的案例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能力
由于受多年传统教学模式的深刻影响，学生常常养成机械记忆教材内容的学习方式，尤其是临近期末通过大量的突击记忆知识应付课程考试的情景各大高校都有，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虽然能通过考试但其学习能力却大打折扣，机械式的思维模式固化了学生的创新、创造能力，学生不敢去创新，不敢去思考。但以问题为导向的案例教学模式由于是对现实复杂情景的分析，“答案”并不唯一，并且还是开放的、动态的。
计量经济学的课程本就要求学生在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学理论知识前提下再学习，而初次接触计量经济学课程的学生往往因对社会经济现状认识深度不够而对课程开展的案例分析感到无所适从。因此，采用问题导向式的案例教学不仅重要而且必要。在计量经济学案例教学中，教师采用启发式方法提示关键词，引导学生分析、研讨并对学生的讨论结果进行综合点评，这种方式有利于提出多种印证基本概念的不同的现实社会经济问题，从多个角度打通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渠道，通过对学生个体和群体思维的积极培训，激发学生最终实现印证基本概念的能力，这种经过反复多次积淀后获得的学习方法，无疑对学生的学习能力是一种巨大的提高。
2 现有计量经济学教学问题与不足
2.1 “理论讲不清，学生听不懂”
财经类专业招生通常文理兼收，文科生与理科生均可入读经济类专业，甚至允许跨专业学生报考，这样造成的问题在于：文科生的统计学或数学基础较薄弱，部分教师授课偏重于数理模型与公式推导，这使文科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感到困难重重；而理科生与跨专业学生由于在本科阶段缺乏经济类基础课程学习，如微、宏观经济学、中级经济学等，即便在研究生一年级补修了本科经济学相关基础课程，但由于时间关系，根本无法很好地消化吸收，这类学生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仍然比较模糊。这就使得计量经济学教学出现了“教师讲不清，学生听不懂”的情形。
2.2 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和案例教学脱节
计量经济学教学通常理论讲授设置在前，如果在后续授课过程中，教学时间分配不合理，则实验教学往往时间很少甚至被忽略，其原因在于实验教学还需要相应的硬件支持，如果实验设施老化陈旧，则实验课的效果难以保证。其次，在计量经济学授课过程中对需要实验的教学章节，教师必须安排好理论讲授、上机实验与案例应用的相互关系，但正是因为案例教学跟不上，学生在知道理论知识后无法去捕捉现实经济问题，只能是模拟课本例题，然后完成课后习题，这种模式严重阻碍了计量经济学教学效果，也使研究生无法较深入地理解计量经济学模型的经济学涵义及其应用。
3 以树立问题意识作为计量经济学案例教学起点
案例教学中的问题导向首先要求教师具有自我反思的态度，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因循守旧，既要结合经济理论对现实社会经济发展提出问题，又要对如何应用理论教学中的知识点不断进行反思，启发性提出问题。例如，在讲授人的行为动机相关理论之消费者追求最大效用水平时，理论上需要从典型的个人出发，从偏好到无差异曲线或效用函数再到需求函数，从独立决策的个人需求到市场需求，但在提醒学生思考时却应要求学生考虑以下问题：从决策和行为上，消费者能否与生产者截然分开？个人的决策是否独立？外部性的边界在那里？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将促使学生不断深入思考从而从逻辑上建立对问题的完整认识。
计量经济学案例教学要求在不设置约束条件下让学生尽可能进行深入思考，层层分析产生问题的相关因素，在此过程中采用石川馨图能够加强学生思考问题的逻辑联系。能否提出高质量的实践问题也是考查教师能否正确反省计量经济学教学模式及教学效果重要依据。如果在案例教学中，课程教师未能提前做好充分准备，围绕教学内容广泛查阅资料，认真思考，否则学生将很难在案例课上得到实质性的收获。
4 计量经济学案例教学流程与具体方法
（1）理论启发与案例引导。教师在备课时应该把握理论教学知识点与现实社会经济现象的联系，在讲解理论知识时采用启发式提问要求学生思考与该理论联系的社会经济现象，在时间维度上可以选择过去发生的事件，也可以是当前发生的事件，但尽量选择热点社会经济问题。如果学生之前从未关注过类似事件，那么在案例分析课时就要分配一定时间进行必要的案例内容陈述，以避免学生分析案例时的茫然感；
（2）知识引入与分组讨论。是有效的案例教学方式，国外普遍采用simnar方式引导学生进行学术讨论，对计量经济学案例的分析讨论同样适合采用simnar方式，只不过为了有效组织教学秩序，学生应分成若干小组并且有组长负责组织讨论过程，对教师提出的问题进行拆分，越细致越好，然后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构建步骤对问题进行逐一评价分析，教师则负责指导学生建立问题与理论知识之间的逻辑联系；
（3）分组阐述讨论结果。学生分组讨论的结果由其他小组学生参与点评，最后由教师现场总结点评，此时的点评要结合理论知识点进行，点评完毕则要求学生继续修改完善小组的分析结果并以课程作业形式进行规范的书面整理；
（4）各组整理书面作业。各小组对评论后的作业进行修改完善，教师挑选优秀作业留存为课程作业案例，作为对下一年级学生课程教学时的展示范本。高年级学生作业范本的展示有利于对低年级学生产生重要的鼓励效应，这种展示向低年级学生表明，不是不可能，也不是做不到，只要经过规范的训练和主观的努力就能够完成一份优秀的作业成果。
以问题为导向的计量经济学案例教学并未忽略对理论知识的重视，只是切合理论知识引入及采用启发式模式要求学生对现实热点社会经济案例进行分析，加强了学生的经验认识，有效地将理论教学与案例讲解相结合，在对实际社会经济问题提出和解决过程中掌握EViews软件的使用方法。这种教学方式使学生感到计量经济理论方法更加贴近经济管理实际，生动形象而不枯燥，能够激发学生对计量经济学的学习兴趣。
参考文献
[1] 马成文，金露，魏文华.案例教学法在《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应用探讨[J].经济研究导刊，2011（31）.
[2] 邓月仙，张宝，刘文宝.案例教学法应用的现状与对策研究[J].西北医学教育，2011（4）.
关键词：大学生 利用 图书资料
中图分类号：C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12（c）-0205-01
图书馆是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进行教育和科研的场所。同时图书馆还能够向老师和同学提供大量文献资料。大学生是大学校园里面的主体，能够很好利用图书馆里面的图书资料。提高自身的业务知识，还能不断增长自己的见识，丰富个人阅历。
1 根据需求进行学习
当今社会竞争激烈，这就要求学生具有多方面的知识，不仅要学习好专业知识，还要有一定的社会实践能力。但是在当今的大学校园中，大学生在校园里学习的知识与社会的需求有一定的差距，不能完全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解决社会工作中所出现的问题，所以需要学习不断补充知识，充实自我、完善自我才能更好的适应社会的需要。根据学生所学习的专业的不一致，学生学习知识的需求不是一致的，学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知识的补充，具有较强个体差异性。当今大学校园中图书馆的开放程度比较高，学生随时可以到图书馆进行知识的补充。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当今社会计算机、英语和管理类等专业在社会上的需求比较大，是社会上就业比较好的专业，学生们清楚的了解这一点，所以为了更好的适应当今社会的需要，他们在图书馆中一般都是找这些书籍进行专业知识的补充。所以在图书馆中这些书籍的利用率比较高。学生正确使用图书的资料，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面，让自己变的更加的全面。专业化的程度更高。这种现象在高年级的学生中比较普遍，因为他们马上要进入到社会中参加工作。相对而言，低年级的学生由于没有马上就业的压力而他们在阅读图书资料的时候一般所选择的是自己喜欢的，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通过不断的阅读图书，学生们的知识系统更加完善，对于学生的自我完善具有很大的帮助，学生们的专业化更强，更能适应社会的需求。
2 利用图书资料撰写论文
毕业论文是大学的走后一门课程，大学生在各专业课考试合格以后都要进行毕业论文的撰写，这样才能毕业。因此毕业论文是学生完成毕业的重要标志。但是很多学生学习的知识缺乏系统性，在写论文时感觉费力、没有整体的思路，难以下笔。而图书馆的图书资料在学生的毕业论文中起到关键作用。学生正确利用图书馆的资料，对于论文的撰写具有很大的帮助。首先从论文选题来说，学生可以参考先进的研究资料，参考完研究资料，进行论文的选题。以往对学生的论文会有很大的帮助。学生根据自己所阅读的相关文献，了解近期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趋势。这个过程可以启发学生的思维活动，及时制定论文的研究方向。题目选好以后需要阅读大量的资料，这样才能比较全面的了解自己选题的知识。用文献检索的方法寻求大量的资料。通过这一步，知识了解的比较全面以后，可以为后面文献综述的撰写打下基础。在选题结束以后，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有针对性的收集资料。阅读有研究方向一致的新书。查阅相关的论文，特别是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会议的短小的论文也会有帮助，帮助学生了解现今专家最新的观点。
3 利用图书资料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当代大学生肩负着重要的国家使命，他们代表着国家的未来。因此在学校里面他们不仅要增长知识，还要树立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就是要求学生将来在社会生活中能够顾全大局，不会为个人的利益而斤斤计较。具有较高的道德情操。大学生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就要不断的学习。首先是加强理论知识的学习，学习当前较为先进的理论知识。而学校课堂知识的学习不能满足于他们的需要，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还需要一定的图书资料的帮助。所以图书馆称为学生的第二课堂。通过学校图书馆里相关人生观价值观的书籍的阅读，用科学的知识武装头脑。只有用科学世界观武装头脑，才能树立正确的观念，增强识别能力，才能正确认识人生。这样促进学生人生观的学习。另外还要学生检查长期的自我反省，阅读书籍的过程中看到相对偏激的现象是否出现在自己的身上。一旦发现自己的错误，要认真地做自我批评，及时改正，在人生道路上才不掉队，勇往直前。不断提高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使得将来在社会中能够更好的立足。同时能够提高全民族的整体人生观、价值观，促进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
4 正确利用图书资料，提高科研能力
当今高校的图书馆是资源的中心，具有丰富的资源。而图书馆已经除了有较为丰富的图书资源，还有更为先进的文献资源系统。国家对于高校图书馆给予大量的支持，提供大量的书籍、开放免费的资源查询系统。通过实践证明，学生利用图书馆的图书资料，能够不断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要想不断增强学生的科研能力，要从最基本的能力培养。包括学生阅读文献的能力、检索文献的能力以及分析和加工资源的能力。拥有这些技能，能够保证学生可以按照自我的需求进行相关知识的搜索，查阅到对自己有用的资源，为进行可以打下良好的基础。图书馆的书籍涉及方方面面。利用这些知识对于学生完成毕业论文和进行科学研究的作用非同一般。在教师的正确引导下，进行相关资料的查询，这样引导学生参与课题的申报。课题申报结束后，还要进行文献的检索，制定实验方案，最终进行可以结题报告的撰写。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文献检索能力得到一定提高，结题报告的撰写能力得到提高。为学生将来自己进行科研创新工作，提供较为的锻炼机会，充分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
5 开展各种知识活动
为了更好的发挥图书的作用，要学生利用图书资料更好的掌握知识，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学校可以举办知识竞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发挥专业特长。知识活动的举办可以形式多样，比如可以开展辩论大赛、教师进行定期讲座、进行网页制作的比赛等。这些活动的举办能够暴露出很多的问题，通过这些活动的举办，学生清晰的了解自身知识的不足，要利用图书资料不断的进行自我完善。这样才能更能使用社会的需求，进一步增强学生学习的能力。
6 结语
图书资料是一笔重要的知识财富，学生在学校的图书馆能够很多程度上完成自我完善。正确的利用图书资料，能够加强学习知识的系统化、组织化，提高学生学习的效率。同时图书资料还能帮助学生提高专业技能，让学生更能适应社会的需求，成为一个全面的人，对社会有用的人。
参考文献
[1] 于维娟.高校图书馆与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J].现代情报，2006（7）.
关键词：英语专业；阅读；三本；教学法
中图分类号：G623.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10-0186-02
通过以“英语阅读”“英语泛读”等关键词在知网上进行搜索后，搜索结果非常多，有近300篇，然后进一步缩小至英语专业本科的范围后，再筛选掉很多教学感受类的文章，关于教学理论方面的论文很少，涉及到的教学理论有：任务型教学法，认知理论，语言输入理论和输出理论，构建主义，图示理论，其中，图示理论的篇数是最多的。本文将针对国内学者及一线教师关注比较多的英语阅读教学理论作简要分析。
一、图示理论
图式理论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该理论认为，大脑里已有的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和预测，已经在大脑中构建了一个知识建构，不同的知识和经验会以一定的关联联系起来，这个知识建构会极大地影响我们理解新知识的能力。图示理论的基本原则是，本文本身不具有任何意义，而只提供了一种关联，读者利用这种关联，与自己的知识建构相联系，进而对作者的原意进行构建和解读，因此，阅读过程是一个在读者和作者之间有互动的过程。那么，有效的阅读就需要读者有能力将文章提供的信息与自己的知识建构进行关联，而阅读过程也就不仅仅是对词意的判断，句子的解读和文章的理解了，这些思维活动都需要涉及读者自己的知识建构。
同时，还要区分两种图示形式：内容图示和形式图示。内容图示是指文章话题所涉及的背景知识，如与核能有关的话题，而形式图示是指文章形式、修辞结构和文章体裁方面的背景知识，如新闻报道，小说，学术论文等等。如果读者在阅读理解的过程中感到难以理解或者非常困难，主要可能就是读者自己的知识建构中没有合适的内容图示和形式图示，当然，也有可能是作者在文章里面给予的关于形式图示和内容图示的线索不清楚。
图示理论对于英语阅读课的指导意义在于，在教学过程中，要有意识地加强学生内容图示和形式图示的构建。内容图示方面，要引领学生就不同题材的背景知识进行的广泛了解，这一方面要根据学生的水平，可适当选择一些汉语的阅读材料让学生先充电，对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各方面知识有所了解，同时，结合社会当前热点话题进行补充。而形式图示方面，需要教师依托教材，有选择性针对性的讲解不同的单元，和学生一起概括学习出对应体裁的文体特征，再进一步学习用这些特征去解读同类别的文章。
二、输入假设
输入假设是由美国应用语言学家StephenKrashen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在他的理论假设中有三个要素：
第一，语言是习得的而不是学来的。即通过学习者接受大量“可理解的输入”后获得的。这里有两个重要观点：习得而不是学来，和可理解的输入。首先，习得而不是学来的，这个观点提升了语言输入的地位。在语言技能听说读写中，听和读是语言输入的途径；而说和写是语言输出的途径。Krashen的理论强调了在语言学习中听和读的重要性。在语言教学过程中，为学生营造环境，提供大量的听力输入以及阅读输入。其次，什么是“可理解的输入”？它是指输入语言的难度和量相比学习者目前的语言水平而言稍微高一点点而已。这也就是“i+1”公式，这里的“i”指的是input，代表学习者当前的语言水平。而语言输入的难度和量不能大大超过学习者当前的语言水平，即i+2/4/6，又不能等于学习者当前的语言水平，即i+0，也不能低于学习者当前的语言学平，即i-1/3/5。只有当输入的难度和量略高于学习者当前的语言水平的时候，才是最有效果的，才会一步一步地前进。在前面的“习得观”中，Krashen强调了输入的重要性。但并不是随便什么输入都可以，所以，在随后的“可理解输入”公式中，他提出了对语言输入质量的控制，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了输入假设的核心内容。
第二，言语行为是语言学习者自发产生的，而不是直接教会的。这里提到了语言学习的“静默期”，主要是在初期语言学习过程中，学者习主要是在进行大量的语言输入，尚不具备语言输出能力，因此，会有一段时期语言学习者很安静，很少用目标语言去说甚至是去写。而当语言学习者获得足够的输入，当他觉得可以说了，就会自然产生言语行为。Krashen的这一观点对英语口语教学有很大的启发，本文暂且不做探讨。
最后，语言输入里面不能包含人为语法控制行为。自然状态下，语言是什么样的就直接给学生输入。这就好比是给幼儿喂饭，应该让孩子自己去咀嚼消化，而不是大人先嚼烂再喂给孩子。这一点对于英语阅读教学的指导意义主要是体现在阅读材料来源上。最好能选择原汁原味的阅读材料来源，比如，英美国家出版的报纸、杂志、书籍等等，引进到国内后，可以依据“i+1”公式，直接选取合适难度和合适的量，给学生阅读。
三、语篇分析理论
语篇分析理论。在英、美国家最早进行语篇分析的是Z.Harris和T.F.Mitchell；德国语言学家对语篇分析理论也做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虽然近年来，对语篇分析理论研究的课题很多，但是在研究方法上，各研究者之间的差别不大。语篇通常指句子构成的更大的意义单位，如段落、会话、采访等。而无论是哪种语篇，其中的语言都必须语法正确，并且语义连贯。语篇通篇应该有一个统一的论题且不仅句子之间而且全篇都应合乎逻辑。对一个语篇进行分析可以在多个参数上进行分析：
（一）衔接。衔接是指语篇中的不同部分之间的语法上或者词汇上的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是句子内部的，也可能是句子之间的
（二）连贯。连贯是指语篇中的话语的语义或者文本中句子的意义的关系，这种关系与语篇涉及的共有知识有很大关系。
（三）篇章结构分析。虽然不同语篇的内容之间有所不同，但其结构一般都是按照一定的思维模式组织起来的，因为作者对于特定的题材一般会有特定的思路。
语篇分析理论主要侧重于从语言因素的角度来影响阅读理解。语篇层次的外部分析，实际上是对语场、语式方面进行分析，即把课文作为一个整体，要求学生不要停留在词句学习的水平上，而是从文章的层次结构和内容入手，学习并掌握文章传递的主要信息，同时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语篇层次的内部分析是对实现语篇的语言手段展开分析，不仅要语义的基本单位即小句的功能进行分析，而且要分析语篇的衔接手段、语用功能，探讨的是如何运用篇章衔接的手段分析语篇，如何应用篇章中的组织结构模式及话语标记去系统地分析语言材料在文章中是如何产生意义的。语篇分析理论从语言知识的角度在宏观到微观的各个层面上进行全面分析，侧重于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
四、对于三本院校英语专业英语阅读课教学的一点思考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里面对英语阅读课作了仔细的说明：英语阅读课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英语阅读理解能力和提高学生的阅读速度；培养学生细致观察语言的能力以及假设判断、分析归纳、推理检验等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阅读技能，包括细读、略读、查阅等能力；并通过阅读训练帮助学生扩大词汇量、吸收语言和文化背景知识。阅读课教学应注重阅读理解能力与提高阅读速度并重。教材应选用题材广泛的阅读材料，以便向学生提供广泛的语言和文化素材，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增强学生的英语语感的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
从大纲对英语阅读课的教学目的和要求可以看出，英语阅读是一个复杂的思维过程，因此也就需要不是一种教学理论和方法，而是综合利用各种教学理论和方法，使之为课堂教学而服务。
三本院校英语专业的学生，相对于一本二本院校的学生，不仅英语水平若，相应的，他们的思维能力也会差一些，那么在三本院校的英语专业英语阅读课堂上，该如何有效运用这些不同的教学理论？
第一，图式理论。根据图示理论，将学生的旧知识体系与当前所学的新知识联系起来，对于当前所学内容的理解和阅读能力的提高有很大作用。那么，教师应该通过有效的课堂设计，帮助学生对相关知识进行梳理，并建立联系。
第二，输入假设。学外语的学生很多对阅读英语资料有心理恐惧，更何况三本院校的学生。那么，依据输入假设。学生阅读材料的选择非常重要。难度合适的材料，学生读起来就没那么困难，题材有趣的内容，学生也更愿意读，长度合适的篇章，学生读起来更不会受尽折磨。而对三本院校的学生，困难主要体现在词汇量上。在选择阅读材料时，先要对学生词汇量进行摸底，并依据i+1公式，选择合适生词量的阅读材料，推荐给学生阅读。
第三，语篇理论。三本院校的学生的思维能力相对弱一些。因此，要引导学生从微观字句层面跳出来，来到语篇层面，去把握作者的通篇思路，达到最后的完全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而这对学生的前期预习提出了不低的要求，因为只有充分的预习之后，再在课堂上进行语篇分析，才会对学生的有大的提高。但是毕竟学生的自学能力较弱，需要老师在学生在基础阶段的学习时，帮助他们学习如何预习并养成习惯。
最后，英语阅读（泛读）教学的核心就是两个词：“Extensive”和“Reading”。传统阅读的课堂很容易就上成了另一个精读课，而阅读教材的文章与精读文章不同，生词量更大，文章更长，而课时又短。最后，老师累，学生也厌倦。因此，阅读的课堂，要依据这些理论，选择合适的阅读资料给学生。要积极引导学生进行广泛的阅读，而不仅仅阅读教材上的一两篇文章。同时，帮助学生选择难易度合适的书籍和报刊读物，并在课堂上设计读书会，或者热点话题讨论甚至辩论等等，不仅极大地增添了阅读课堂的教学氛围，也促进了学生课下更广泛的阅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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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它是指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为重要因素的经济。在知识经济时代里，人对价值财富的创造很可能形成知识价值论，即知识创造价值。其主要理由是：
1．知识是智力劳动的成果。
知识本身包含着价值，它是人类劳动的凝结。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是在劳动过程开始以前对生产什么样的产品，通过什么样的途径，用什么办法达到某种效果，就已在劳动者的观念中存在着。马克思指出：“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渐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在他用蜂腊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这就是说，人的劳动过程首先是一个思维过程。在第一项具体的劳动过程开始之前，劳动者的头脑中必需积累足够的有关知识，并以这些知识为基础，对劳动过程进行构思和设计。通过构思和设计，形成如何通过人的自身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知识。只有在这种知识的指导下，才能进行各种具体的劳动。因此，劳动过程从本质上讲是一个知识积累和知识使用的过程，也就是创造价值的过程。人的劳动能力，即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就是在人的大脑中积累的如何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知识，每个人的知识积累，都是通过不断学习和探索而得到的，学习和探索过程无疑都是一种劳动过程，因此劳动力可以看作是一种知识形态的劳动产品，都是社会生产总过程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学习过程是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探索过程则是劳动力的生产过程。
知识经济时代，在新知识生产的过程中，需要使用已有的全部相关知识，知识量往往是相当大的。越是重要的新知识，使用的知识量越大，因此新知识产品价值中的新价值就越大。
2．知识价值转化的倍加效应。在知识经济时代里，知识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能转化为现实的价值，而且在其应用于生产过程中能创造出大于自身的价值。可以说人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就是人能创新，而人类创新的原动力就是知识。人类科技发展的历史表明，基础研究的科学发现，应用研究的原理探讨和开发研究的技术发明，三者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转换周期日趋缩短，并日益成为融合一体的形式。知识产品在其创新的过程中往往是一种或几种使用价值的探索过程，但在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过程中，其使用价值和价值往往呈现出倍加效应。如最早人们在开发计算机的时候只是想加快运算速度，但自从本世纪40年代计算机问世以后，其应用范围不断扩大，今天上至航天航空，下至工农业生产，科技文卫几乎无所不包，其使用价值和价值呈几何数膨胀。
二、劳动价值论与知识经济价值观的差异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只有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才创造价值。在知识经济时代里，由于知识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和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生产劳动将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体。
关于这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曾预言：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劳动显示出不那么值得继续包括在生产过程以内了，因为人只是以看守者和调节者的地位和生产过程发生关系。”其次，商品价值量与劳动时间的关系也有所变化。马克思指出：“随着大工业的继续发展，创造现实的财富已经不再依靠劳动时间和应用的劳动数量了，而是依靠劳动时间以内运用的动源的力量，而这种动源自身的生产上所耗费的直接劳动时间根本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程度式或科学技术在生产上的应用。”这实际上道出了随着工业的发展，财富的创造取决于“动力源”，进而取决于科学水平及技术进步程度，亦即知识。
由马克思对价值创造的预设到知识经济在现实社会中迅速发展的情况，不难看出，劳动价值理论有它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
1．劳动价值理论中的价值太狭义。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而这种劳动是用劳动时间来度量的。显然至今人们还没有找到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在时间上价值的换算方法。
2．劳动价值理论中的价值实指经济价值，不包括无形的价值财富，比如专利，信息等。
3．劳动在生产中的地位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变化的。
4．价值与直接劳动时间的关系也不是不变的，而是富有弹性的。
知识经济时代的价值与传统的劳动价值论有一定的差异：
1．基础不同。劳动价值理论是以劳动为主体和基础的；知识价值论则是以知识为基础，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
2．过程不同。劳动创造价值的过程是直接生产劳动过程；而知识形成价值的过程则主要在知识的开发、应用、传播和扩散等过程。
3．对劳动者的科技、文化素质要求不同。前者对劳动者的科技、文化素质要求一般不高；后者则因以科学技术为主体，对劳动者的科技、文化素质要求将越来越高。
4．商品价值量的度量方法不同。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知识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商品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知识量决定的。
5、价值实体不同。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实体是抽象劳动；而知识价值论认为商品价值的实体是知识。
6．价值规律的主要含义不同。劳动价值论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的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也是价值规律的主要含义；而知识价值论认为商品价值量总是由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最新知识来决定的，并且是价值规律的主要含义。价值规律的主要作用是促进技术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三、知识价值论对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和发展
1．劳动的过程既是知识积累的过程又是知识创新的过程。
知识作为一种劳动产品同实物产品和劳务产品一样，在其生产过程中必然要耗费一定的物质资料和活劳动。其中耗费的物质资料即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价值形成知识产品价值中的旧价值部分；活劳动使用的知识量则形成知识产品价值中的新价值部分。
知识产品的过程，是对未知世界进行探索和对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升华的过程。与一般的实物产品和劳务产品不同的是，在生产过程开始之前，产品在劳动力的头脑中还是未知的，生产过程需要多长时间也是未知的。也就是说，生产知识产品的劳动是创造性劳动。这种创造性劳动是使用已有的知识而生产新知识的劳动。
知识产品的再生产过程，实际上是知识从一个人的大脑向另一个人的大脑中转移的过程或者说是知识的复制过程。这一过程是由传授知识的劳动过程和学习知识的劳动过程共同组成，因此也统称为教育劳动过程。在知识转移过程中，知识量并不增加，也就是劳动中使用的知识量就是被转移的知识量，因此在再生产的知识产品中，活劳动形成的价值虽就等于转移的知识量。在知识的再生产过程中，也需要耗费一定的物质资料，如教学设施、设备，教学人员和学习者的生活资料等，这些物质资料的价值都要转移到再生产的知识产品中去，形成产品价值中的旧价值部分。
2．知识价值论为劳动价值论增添了新的内容。
知识价值论的提出，并不否定劳动价值论关于劳动创造价值的基本观点，只是对商品价值量由劳动时间直接决定的核心内容作了修正，即在劳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加进了知识这个中间环节，从而使劳动时间与商品价值量直接对应转变为知识与商品价值量的直接对应。这个中间环节不仅反映了劳动的本质特征，而且具体化了劳动创造价值的过程，进而反映了价值的本质特征，并且使商品价值量的度量有了客观依据。虽然目前尚未找到准确度量知识量的方法，但是信息论的发展，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相信这一问题会得到圆满的解决。
近年来，“学科能力”这一论题受到历史教育工作者的广泛关注，与此有关的教学实践和研讨也屡见报道 ，“能力”成为人们沟通教学与考试测量的焦点。然而，当我们再次谈到这个论题时，就不得不首先跳出由这 一论题所引发的诸多具体情况，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去考虑问题。这很有必要。事实上，迄今我们一直都在就 事论事，对这一论题在整个教育领域里所占的位置和其自身内涵尚未认识清楚。换句话说，以往，我们更多的 是注意到这个论题在教学和测量当中的操作问题，而忽视了它的理论价值和教育价值。
欲取得对当代学科能力的认识，我们应该先讨论一个与“能力”有关的问题。
从教育和考试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能力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能力的认识和要求也不 同。
教育几乎是伴随人类文明同时产生的。蒙昧时代的教育尚未从人们的社会活动中分化出来，其教育的内容 和目的是在劳动实践中和各种部族、宗教仪式中使人们掌握劳动技能和生活规范。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 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 、独、废疾者有所养。”[1]由于面对严竣的自然环境和低下的生产水平，氏族公社的教育行为对能力的要求， 只能是取得生存能力和生活能力。当然，一些带有精神文化特点的教育内容，如口耳相授的族史、神话传说等 ，其中隐约地含有对人类自身历史的认识成份，但其目的也是为了在精神上取得生存之信念。史载“三岁一考 功，三考黜陟，远近众功咸兴”[2]的状况；正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贤与能”的衡量标准在于“功”，即在信念 和生存能力上足以为首者。
对蒙昧时代教育的认识很重要，实际上它是人类整个教育意识的朴素起源，正因为它朴素到极至，因而它 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教育的实质。试想，在此之后乃至我们当代的教育，又何尝不是为了提高人们生存、生活 的能力呢？
自产生学校教育以来，教育的面貌为之一变，人们对于能力的认识也大大地丰富了。
我国是较早出现学校教育的国家，据孟子说，夏朝就已经有学校，先秦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周代的学校 教育。周代的学校有国学和乡学两种，这些学校都是教养贵胄子弟的场所。史载“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痒 ，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 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返，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着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 学之道也”[3]。又曰“师氏掌以一＠②诏王。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 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4]。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 ，如教之“六艺”、“六德”、“六行”等等。
这个时期，人们对所谓“能力”的认识与要求大致有这样几个特点：
其一，在教育体系上有很强的科目意识，如“六艺”的礼、乐、射、御、书、数，这些科目从能力的角度 看代表着人才应具备的各种能力内容。科目的产生，反映了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同时也反映了人才的能力构成 对社会发展的意义。
其二，对能力的要求有明确的层次划分。从“离经辨志”到“知类通达”，九年五个阶段，各有其能力要 求的目标。“小成”阶段之前以“学”为主，也就是以知识的积累为主要教育内容，但其间随着知识的逐渐增 加而不断加强对“识”的要求。所谓“识”就是对知识的运用能力和在一定知识基础之上的辨别事物的能力， 约束自己并指导社会行为的能力。“知类通达，强立而不返”，显然是能力要求的最高层次，在这个层次中对 所谓“学”的要求是能够举一反三，融会而贯通，强调了知识的整体性和其结构功能，这就绝非是死记硬背获 得的大量零散知识，而是运用知识内部的联系而重新组织起来的知识体系，思维能力在其中起了决定的作用。 “识”的要求是要识别各种社会现象，以明确的社会意识立身行世。
其三，在能力要求的不同层次上，都有鲜明的经世致用的意识，所谓“辨志”、“乐群”、“亲师”、“ 取友”、“强力而不返”，都代表了一种反映价值取向的社会交际能力和生活能力。
由此可见，当时的官学非常重视对于能力的培养，始终没有把传授知识做为学校教育的唯一目的，而是把 获得各种专门知识做为一种认识社会事物，参与社会活动的门径。如果用“学”与“识”来概括知识与能力的 关系，那么就应该认为，通过“学”提供一种认识基础。“学”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文明的具体内容 ，“识”则反映了对这一历史时期文化、文明的理解、阐释、运用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识”的要 求是认识与吸收，批判与改造，继承与发展的问题。没有“识”，“学”便成了毫无生机的东西。
这一点，在当时的私学中表现得也很突出，史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5]，这是指“学”的方面。 又说：“孔子以四教：义、行、忠、信，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齐、战、疾”[6]，这是指“ 识”的方面。可见，孔子是通过对诗、书、礼、乐的教育达到义、行、忠、信的目的，也就是他的能力要求。 这便使儒家学派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寻找到了一条认识现实事物的途径，儒学之所以获得显赫的地位， 关键在于其“识”的内容得到了社会承认。当时的其它学派的接受传播也都带有这个显著特点。
早期的古希腊教育也认为“教育主要是一种实际的事物……是道德性和社会性的”[7]，“只有当我们把每 个孩子都培养成好象是奉公守法的君王，训练他们从我们手中接过由同样原则支配的职责的时候，我们才能任 其自由发展”[8]。在这里，教育同样被认为是获取生存、生活能力的一种途径，有什么样的教育，通过何种知 识培养人，就会造成什么样的人才，即“一个人开始所受教育的方向将决定他未来的生活”[9]。教育如果不把 知识的传授和对人的能力的培养结合起来，不把锤炼人们的认识能力做为其根本目的，就失去了教育的意义。
早期人类教育的特点是注重人的社会活动能力的培养，由于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限制，还未能在能力培养 中注入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性思考。也就是说，人们注意到了应该怎样去生活，但是对为什么这样生活，生活 本身究竟是什么这类问题还缺乏认识。人们创造了历史，但对于历史意味着什么，还要从人们已创造的历史当 中去体味。历史编纂学的产生与发展为人们了解自身的历史提供了大量的思想资料，也为人类的教育提供了更 丰富的内容和新的课题。
我国是治史历史最长的国家之一，以史为鉴的观念源远流长。先秦时期的史学还没有从巫祝神学当中分离 出来，史学的教育功能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秦汉之后以至整个封建社会，我国的历史编纂绵延不绝，这在世界 上是绝无仅有的，与此相随，重视历史教育也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
秦朝的以吏为师，不足为训。两汉时期经史未分，但将《春秋》、《左传》、《谷梁》、《公羊》的学术 做为国家教育。私学乃至察举的内容，显然体现了“史”的地位，由于当时是从解经的角度治学，因而历史的 教育功能没有显示出来，“史、汉”之后，我国历史编纂学终于崛起而一发不可收拾，在史职圣神责任的驱使 下，各类史籍纷纷问世，其巨大成就如灿烂的星空，昭示着丰厚的华夏文明，也体悟着悠远的历史意识。史学 的教育也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教育的重要内容，“史识”成为衡量人才的重要标准。
秦汉时期是移风易俗的时代，帝王和朝廷官员们做了一些文化重建工作，这与动乱后必然有一段收拾文明 的阶段有关。人称：“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 衍其流也。师法家法所以分者，如《易》有施。孟、梁丘之学，是师法。施家有张、彭之学；孟有翟、孟、白 之学；梁丘有士孙、邓、衡之学，是家法。家法从师法分出，而施、孟、梁丘之师法，又从田王孙一师分出者 。”[10]当时的教育与选才皆从师法家法而出，但这时的经学传授已然不仅仅是为了收拾典籍，而是人们对历 史见解的一种反映。史载：“西京博，但以名流为之，无选试之法，中兴以来，始试而后用，盖欲其为人之师 范，则不容不先试其能否也”[11]。另（太和四年）诏曰：“世之质文，随教而变。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 生进趣，不由典谟。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 ，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12]显然，那时对于试图习经谋官者来说，仅诵经文、释经义已被 认为是“浮华不务道本”，而将经义融于德行者，方可牧民。所谓“世之质文，随教而变”，反映了人们从被 动地皓首穷经到把经义做为历史文明，从中汲取“德”或“政”的营养，为现实所用的转变，而如何去汲取， 如何施德政于民，则反映了一个人历史见识或者说能力。
魏晋以降，务实之风日开，史学作为正统文献而成为人们论学选才的重要内容。隋“仁寿三年七月，诏令 州县，搜扬贤哲，皆取明知古今，通识治乱，究政教之本，达礼乐之源者，不限多少，不得不举”[13]，唐初 秀才科即重史籍，史载“三史皆通者奖擢之”[14]。
科举以来，特重史识，朝廷也将史识作为评价入试者的标准，所谓“历代史书，皆记当时善恶，系以褒贬 ，垂裕劝戒，其司马迁史记、班固、范煜两汉书，音义详明，惩恶劝善，亚于六经，堪为世教，国子学有文史 直者，宏文馆宏文生，并试以史记两汉书三国志，……每史问大义一百条，策三道，义通七，策通二以上为及 第……其三史皆通者，请录奏闻，特加奖擢”[15]。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史为试和以经为试有重大区别， 以经为试大抵是代圣人立言，较少创作，充其量是在发挥其师承。而以史入试则不然，它不苛求转述史籍之内 容，重在阐其“大意”，重在古今之通变。这和我们当今所说“能力要求”已相当接近，所不同者，仅为用什 么指导思想去认识古今之通变。
近代以来，人们日益注重将教育测量与学科能力要求的研究结合起来，使历史的研究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 途径，以1934年会考试题一例看：“自机械发明，工业发达之后，社会渐呈“工人失业”及“富者愈富贫者愈 贫之现象，其故安在？试言大略”[16]。此题显然是试图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去分析社会现状，它完全符合测量 的要求和史学认识的特点。
时至今日，对历史学科的能力要求集中在如何启发和测量学生的思维能力上。台湾周梁楷先生认为：“历 史教学及测验目标，除了‘历史知识’的层面，还应该培养学生具备下列几项认知的能力：(1)基本的历史思考 (historical thinking)能力，包括有分析的、推证的、综合的和判读史料的能力。(2)初步的历史方法(histo rical method)。包括使用图书和收集资料的方法和知识。(3)了解历史学(historiography)的本质。包括史学 的意义、史学史，以及如何理解或感受历史的情境。”[17]。
由是观之，对历史学科能力的认识是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的。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认识：
1.对历史学科能力的认识是随着史学自身的发展而发展的。这其中，在史学成为一种教育目的之后，人们 才有意识地去探索所谓“能力”问题。
2.最初人们希望了解或阐释自身的历史是为了获得一种生存能力、社会生活能力，就我国的情况而言，中 唐以后由于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和史学史的研究，认识和阐释历史逐渐成为人们认识社会的一种方法，但取得生 存能力和社会生活能力的这种朴素内核仍被容在其中。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科学的历史理论和方法真正成为 人类认识自身历史的武器，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绝非凭空产生，它是人类历史文化科学的总结。我们今 天讨论“能力”问题，不能仅仅从理论出发，而要去研究人们对“能力”认识的历史过程，这样，才能揭示“ 能力”问题的教育含义和历史、现实的含义。
3.“能力”既是一个历史范畴，既反映了不同时期人类对自身历史认识、阐释的程度，那么，它的教育意 义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能够很自然地溶入我们对历史的叙述当中去。其次，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能够指 导我们对历史学科的能力进行科学概括，也就是说，如同历史一样，它不是一个即可以这样讲，又可以那样讲 的东西，它是有客观标准的。
4.当代史学研究的多样化趋势，为我们加深对“能力”的认识，扩大我们视野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本人认 为，史学的意义和感受历史的情境是我们当代人类体味自身历史的主要观念，也是从中提炼学科能力的一个研 究课题。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能力是什么”这个问题了。它基本上应包括这样几个含义：历史学科的能力是我们 要求人们所能达到的对历史认识的某种水准；能力应表现为知识的、理论的、方法的内容；能力的主要意义在 它的教育功能，其次，它是可以被测量的；历史是发展的，能力要求也是发展的，不断加强对能力教育和测量 的力度，反映了能力自身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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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学科的能力测量
谈到测量，我们应主要理解测量的目标以及这些测量目标之间的关系。
测量的目标即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能力要求。新修订的《考试说明》对能力要求的表述是这样的：
（一）再认、再现历史知识
1.再认、再现重要的历史事实、历史概念和历史结论。
2.再认、再现历史的阶段特征、基本线索和发展过程。
（二）材料处理
3.阅读理解历史材料。
4.对材料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的整理，最大限度地获得有效信息。
5.充分利用有效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有关问题进行说明、论证。
（三）历史阐释
6.归纳、比较、概括历史知识。
7.把历史事件、人物、观点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和评价。
8.初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历史现象和历史事物的本质，阐述历史发展的规 律。
（四）文字表达
9.语言准确，逻辑严谨，史论结合。
这个测量目标基本上反映了当前我们对能力要求的认识程度，和以往不同，这次对能力要求的内容首次进 行了分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九项能力要求被切割成四个类别，即“再认、再现历史知识”、“材料处理” 、“历史阐释”、“文字表达”。分类说明了什么？首先，它告诉人们从哪几个方面去进行测量，也就是明确 了测量的范围，这个“范围”，大致上是从前述能力因素分析而来，只不过把带有理论意义的东西转化为可以 操作的测量目标的类别。
在测量上，对这四类的要求也有区别，区别的依据主要是知识、方法和思维含量。
第一类，再认、再现历史知识，含有两条。这两条概括了历史学科的基础知识，知识含量高，所以它在测 量上的要求是准确。所谓“再认、再现”，就是要准确地反映史实原貌。之所以把这类分为两个具体目标，是 因第一条比于第二条来说是更为基础的东西，第二条是根据第一条的内容被人为地概括出来的东西，比较系统 ，但仍属于反映历史原貌的内容，它只要求准确地再认、再现，不要求发挥和阐释。请注意，对于知识的测量 要求和如何获得再认、再现的知识显然是两回事，不能认为考的是死知识，那么这种知识就可以完全通过死记 硬背的方式获得，这是一个误区。事实上，在测量方法上，死的知识是被包容在活的问题当中的。也就是说它 与其它几类的测量内容是一个整体，不会截然分开，这在后面还要谈到。
第二类，材料处理。在测量当中材料的概念是：它是指在题目当中出现的所有历史材料，这些材料是为回 答问题而布置的。因此，对于材料处理的要求是有效。所谓“有效”，是指：其一，对于回答具体问题来说是 有效的；其二，对于联系所学基础知识是有效的；其三，对于说明、论证是有效的。因此，材料在答题当中不 仅仅是被引用、转述、复述的对象，而是用来理解并说明问题的。概括起来，“有效”有两个含义：材料中信 息的获取是有效的；对于有效信息的利用是有效的。请注意两个有效所使用的限制词，前一个有效用了“最大 限度”，是指要穷尽材料中的有效内容，不能用一两条有效内容去代替其它内容，这样只会导致说明不清、论 证不周。“充分”是指对于有效信息不能只求罗列，而要求展示有效信息在回答问题当中的作用和意义。要针 对所回答的问题，把有效信息和所学知识溶为一体，进行透彻的说明、论证，实现其材料价值，这才是“充分 ”。材料处理综合性较强，知识、方法、思维含量都比较高，用“有效”去概括是合适的。从能力型考试的要 求来说，我们更注重后一个“有效”。
第三类，“历史阐释”。其主要特征是思维。这里先声明一点，说历史阐释的主要特征是思维，并不是说 其它类不需要思维，或者说思维不重要，这里所说的思维，是指这一类能够比较典型地反映历史学科的思维特 点，同时亦可统帅其它类的思维。从测量的角度来说，对于这种理论、方法、系统知识含量最高的测量目标， 首先要有一个程度的要求。此类范围中含有三条具体目标，相对而言，对于“归纳、比较和概括历史知识”要 求程度应该是准确、合理、周到，也就是说，这一项虽然知识要求容量很大，但在测量上伸缩性并不大，它基 本上是要求人们将历史知识按特定要求进行本质的、系统的整理，更多的是根据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初级历史思 维的能力。因此，要求其准确、合理、周到是符合这一条目标的具体情况的。“把历史事件、人物、观点放在 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和评价”，这一条要比上一条的思维力度高一些，且带有明显的学科思维特点，因 此，对它的测量要求是客观性。所谓“客观性”就是要求做到对历史事件、人物或观点的分析、评价要与历史 发展的具体史实、阶段性特征相结合，揭示那些历史事物的特点、作用和意义。客观性思维最能体现历史感， 它是历史的形象思维和理论思维的结合点，带有较强的情感意识和情景意识，是走向辩证思维的唯一阶梯，抓 住这一能力目标至关重要。从我们以往的教育学和测量的情况来看，这一能力目标是一个弱项，一则很多人不 知道怎样把历史事物放在它所产生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二则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做为出发点，用后人的认识 去苛求前人。上述做法的结果是，人们实际上对历史事件本身尚不甚了解就去妄加品评。做为教师，那是以其 昏昏使人昭昭，做为学生则是似懂非懂，学的不是真正的历史。说到底，这是个学风问题，危害最大，必须扭 转。此类范围最后一个测量目标：初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 的本质，阐述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对历史思维的最高要求，因此它强调的是理论性。如果说在上一个测量目 标当中也含有一些理论内容的话，那主要是一些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比如要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分析入手去 考察社会制度，去评价人们的社会地位。要从社会经济生活入手去分析当时的社会意识或观点等等。相对来说 是静态的。但在这一条目里，理论性的要求就是系统的、深入的、动态的，它除了要把历史事件放在特定的历 史条件下考察之外，要着重分析事物本质和它的历史倾向。我们在上节中讲过，历史事物的发展是一个转化过 程，理论的意义在于揭示这种转化的历史倾向，从而深刻地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总之，强调理论性，就是要 对历史事物的认识具有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思维特点。当然，我们不能要求考生去做大学问，做大文章， 因此，在此条目之前冠之以“初步”的限制。“初步”的含义是：其一，基本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是正确的；其 二，所涉及的知识内容与理论分析是有内在联系的，有系统的；其三，其论述具有认识意义。要防止把“初步 ”的含义理解为仅仅懂得理论条条的做法。对号入座的做法，也就是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仅仅 当做纯知识来传授，要化为精神和灵魂，这是进行素质教育的关键，也是考试能力要求的原则。这里顺便说一 句，不能因为存在考试，我们的教育就一定是应试教育。考试是一种选拔人才的形式，和素质教育并非一定矛 盾。当前我们之所以在能力要求上下很大工夫，其目的也是为了实现素质教育和选拔考试的结合，使考试这种 形式更好地为素质教育服务。
第四类，文字表达。作为历史学科的文字表达与其它文科科目文字表达的要求不一样，它应该具有自己的 特点。首先，它要求语言准确。这一点和其它科目的要求共性多一点，不过，历史学科要注重这其中的概念表 述的准确、史实表述的准确和说明论证表述的准确。其次，要求逻辑严谨。这里，逻辑不是指行文作章的结构 ，而是指所述内容的内在关系。概括来说，它应该是有序的而非罗列的；还应该是完整的而非残缺的；又应该 是主旨明确的而非含混的。第三，史论结合。这要求在表达上要有鲜明的观点作为立论基础，又要适量的史实 作为支持，史论之间的关系是一致的，不能自相矛盾。这里需要说明，我们不会要求学生去做纯理论的论述， 而是希望一种在正确理论指导下的对史实的科学分析，要把观点溶入这种分析当中去，并非一定要出现什么完 整的理论阐述或理论字眼。“史论结合”做为比较典型的反映历史学科文字表达的形式，在考试测量中占有一 席之地，这并不为过，再说，这一要求在题目中会有程度和范围的限制，只要理解了这一要求的基本含义，考 生是能够做到的。
以上对能力要求的四个类别范围做了一个简要的说明，需要指出的是，对能力要求进行分类，其目的是基 于教学者的理解和命题的操作，并不是表示在命题中以类区分试题的测试功能，比如“材料处理”就一定针对 材料解析题。事实上，这四个类别构成了能力要求的整体。在试卷中，一种题型或一道题目往往含盖了两个以 上或全部类别的能力要求。从测量的要求上说，题目含盖能力要求多，总比含盖少有更好的测试效果。当然， 有时一张卷子需要有某些题目进行非常单一的能力测试，但这绝不是整张试卷的要求，我们最好不要把能力要 求的类别条目和题型对号入座，这样会事倍功半，而需要把能力要求融会贯通起来做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思想方法，这样就会事半功倍。
注释：
[1]《礼记·礼运》。
[2]《史记·五帝本纪》。
[3]《礼记·学记》。
[4]《礼记·地官司徒》。
[5][6]《史记·孔子世家》。
[7][8][9]《现代教育的起源和发展》。
[10]皮锡瑞：《经学历史》。
[11]《文献通考》卷40《学校一》。
[12]《三国志·魏书·明帝纪》。
[13]《册府元龟》卷645《科目》。
[14]《文献通考》卷29《选举考二·举士序》。
[15]《唐会要》卷76《三传附三史》。
[16]《安徽教育半月刊》第66期。
[17]（台湾）《清华历史教学》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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