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局执法大队提出申请并签订经营承诺书，管理办公室经审核，对合格的颁发准入资格证，未经备案的农业化学品一律不得在辖区内销售。目前，已有55家规模大、资信好、管理规范的化学投入品企业、360个品种获准进入我市销售。市农业局、邮政三农服务中心、供销社分别建立了各自的配送中心，并负责对乡、村两级经销站点的日常监督和管理。
二、从田间到车间，逐步规范农产品生产过程质量追溯管理
建立加工经营台账，通过统一包装标识和编码制度，记录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等整个链条信息，实现产品“身份”有据可查。目前，乐陵市国强亚联、山东飞达、中谷淀粉、希森马铃薯等多个企业均可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流程，逐步实现生产记录可存储、产品流向可追踪、储运信息可查询，形成产、供、运、销一体化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信息网络。
三、扩大检测平台，基本满足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需求
企业均已建立了自己的检测中心，实现自检自控，其中飞达集团的实验室获得辣椒出口公共服务检测中心称号，在自检自控的同时还能服务周边企业。成立农产品质量综合监测站，配备专门的检测人员，负责职能区域内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监管工作，可随时抽检农产品的农药残留，在全市建立起布局合理、功能完备、服务便捷的农业质量监督检测网络，不断提高我市在农业产地环境、农业投入品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等方面的检验检测水平，至今，共抽查果蔬样品720份，合格率100%。
四、统筹多方力量，构建多层次立体化执法监管网络体系
农产品生产基地、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和超市的例行监测工作，并定期农产品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等质量安全监测信息，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的作用，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突出的区域，加大跟踪督查力度，促进落实整改措施。
五、防患于未然，建立农产品质量
1.1社会发展遗留问题多
（1）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留守农村务农的农民少而散，所生产的农产品比较分散，生产种植集约化程度不高，大部分农产品由分散的农户提供。
（2）城镇居民利用周边空地所生产的农产品，产地来源复杂，有的是垃圾场、化工厂、污水沟附近等不宜农产品生产甚至有害场地，产地严重不符合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由此可见，“小散”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控制态势严峻，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工作履步维艰。
1.2政府监管体系不健全
目前，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日趋完善，但乡镇及村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监管体系尚未健全，村级追溯工作尚未启动。
1.3认识不深入，缺乏主动参与性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利益相关主体，即农产品生产者、加工者、销售者以及消费者，都对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的认识不够深入，甚至从来没有关注过，“小散”农产品生产者更谈不上。特别是城镇周边的小散农产品生产者为了赚取利润，在拆迁后的废墟上(垃圾场、化工场地)生产农产品，毫无意识场地金属及其他有害物质是否超标，甚至使用速效化肥农药，快速生产农产品后未经任何检测就进行市场销售。部分消费者误认为，这类“小散”农产品是农民自己种植的，理应是“无公害、绿色”农产品，完全扭曲了“无公害、绿色”农产品的真正含义。曾有国内调查研究反映消费者对可追溯农产品的认知度很低，而支付意愿则更低。这直接导致农产品生产者都不愿意参加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因为参加追溯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耗费一定的人力、物力，而追溯后的产品价格没有明显差异，最终导致利益相关主体缺乏主动参与性。
2加快“小散”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的对策
2.1进一步拓宽监管渠道，建立健全监管体系
“小散”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监管，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进一步拓宽监管渠道，建立健全监管体系。建立区县1镇1村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监管服务体系，上下协调联动监管。目前，区县监管体系已建立，应着重建立镇、村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服务站，充分利用属地管理原则，落实相关责任人，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并与培育农产品“三品一标”认证和农药残留检测技术有机结合，做好属地管辖内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常态管理和源头管理等相关工作。
2.2多途径、全过程采集相关信息
多途径、全过程采集相关信息，做到农产品有“证”可出，确保农产品有溯可追。
（1）实施产地编码，建立源头数据库。区县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监管机构，要对辖区内各乡镇、村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制定统一规范的产地编码，建立与本地区相适合的条形码标识规范。镇、村级追溯监管服务站做好辖区内的农产品相关编码的登记工作，全程监督生产者规范使用条形编码工作，确保源头数据库的真实性。
（2）建立数字档案，掌控生产全过程。按产地编码建立农产品生产档案，按照生产标准和规范，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并记录生产过程中的所有农事信息。
（3）狠抓质量检测，实行追溯制度。利用镇、村所属地检测室对每一批次农产品进行农药残留检测，建立农产品质量检测档案。
（4）严控流通环节，不留死角。严格控制收购者如实记录农产品产地、生产者及生产日期等相关信息，进入批发市场时并按规定逐一登记、标识，以便农产品有“证”可出，有“证”可入。对于辖区内收购、辖区外销售的农产品，在出境之前及时登记并发放产地信息标识码，以便农产品有“证”可出。
2.3强化宣传引导，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认知度
相关利益主体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认知度和实施度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只有加大宣传，提升相关主体的认知水平，确保他们按照相关标准进行生产，才能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1）利用镇、村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监管服务站，积极引导“小散”农户进行标准化生产，提高农产品生产者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认知度，严格实施追溯制度，有望实现农产品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生产。
关键词：农产品；质量安全；解决对策
中图分类号：S56 文献标识码：A
在媒体上传的沸沸扬扬的2011年5月初，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延陵镇大吕村的40多亩瓜地里，许多西瓜还没有成熟就裂开了，让首次种瓜的刘明锁夫妇损失惨重。专家调查后认为，“瓜裂裂”现象和超剂量使用西甜瓜膨大增甜剂有关。此后一个多月，“瓜裂裂”事件让许多百姓谈瓜色变，担心过量使用的膨大剂会危害食用者健康，不少地方出现了卖瓜难现象。这是典型的人们对农产品安全产生了不安全感。
1 农产品加工后产品质量的现状
随着三农政策的实施，更多的农民愿意回到田间地头，从事农业生产，农产品的开发也有了丰富的货源。然而随着利益的驱使，使得许多农产品加工后出现了生产领域质量安全方面的问题。问题主要出在两个方面，一是农作物在种植期间，为了提高产量投入化肥、农药等，而畜产品则在喂养期间，投入没达标的饲料、添加剂等催生素来增收。虽然这些手段能令现代的农业生产增产，满足了市场的需求，但是这种措施，当一味追求利益而法制观念淡薄的人员采用后，很容易产生不合格的农产品，加工后其质量堪忧。结果就出现，产量越多负面效果也越多。近年来，对农产品加工后产品的抽检结果显示出来，很多地区的农村使用化肥的量每亩超标了30%以上，不合理的乱用，会导致有的有害物质在土地里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都不能降解。例如有的偏远地区，其农民还在继续使用国家很早之前就已经禁用的甲胺磷、双氟磷、氟乙酰胺、盐酸克伦特罗等农药、兽药。有的种植户，只考虑经济便宜、效果好等因素，使用六六六等农药，却根本不去考虑其危害性。这类现象在很多地方都普遍存在，因此其农产品的质量会存在严重的不合格现象。
除了生产期间导致产品不合格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关于农产品的市场管理也比较混乱、监管不严。染色馒头、染色绿豆煮不烂等食品安全问题近几年频现，食品添加剂、增白剂乱用，十多年前的放心猪肉，现在人们还是对此不放心，注水肉市场常见。据相关部门对农贸市场的检查发现，各个城市的农贸市场都或明或暗的存在着销售明令禁止的有毒农药、兽药等现象，如毒鼠强禁售多年，还是可以被农民买到。
2 农产品质量安全解决策略
针对前面的各种现象，确保农产品的安全，要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从多个方面着手管理。首先，健全体制、制定相关法规，对违纪要严处不怠，其次对农产品生产户进行告诫和引导，杜绝源头，最后对市场流体加强管理，根据法规进行严厉处罚。
食品安全问题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建立相关的法制、法规是很有必要的。前几年农产品价格低，利润比较少，很少有人会想到为了利润去生产伪略假冒的农产品。如前几年鸡蛋才0.2元至0.25元一枚的价格，而现今鸡蛋涨至1.0元至1.1元一枚的价格。于是就有人打起了鸡蛋的注意，出现了橡皮鸡蛋。在山东惊现橡皮鸡蛋，买来鸡蛋砸开后发现蛋清凝固，蛋黄煮熟后则变成了超有弹性珠橡皮鸡蛋。其危害却十分严重，有研究称长期食用橡皮鸡蛋会让人变痴呆。那么如何制造假鸡蛋呢？假鸡蛋即人造鸡蛋，是用化工原料人工合成的鸡蛋。假鸡蛋蛋清蛋黄的成分与真鸡蛋截然不同。人造鸡蛋的蛋壳是用碳酸钙做的，蛋黄和蛋清则是用海藻酸钠、明矾、明胶、食用氯化钙加水、色素等制成。由于人造鸡蛋中的主要成分是明矾、明胶等添加剂、辅助剂，这些对人体没什么好处，营养与真鸡蛋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这些人造蛋厂家都是地下工厂，很难说这些工厂用些什么原料。因此，假鸡蛋的安全性无法保证。有实验说人造鸡蛋没营养，长期食用会造成大脑记忆力衰退、痴呆等症状。识别假鸡蛋的方法有哪些呢？首先看颜色。假鸡蛋蛋壳的颜色比真鸡蛋亮一些，但不太明显，要仔细观察才能看出来。其次尝口感。假鸡蛋煮熟后嚼在嘴里有点像橡皮，没蛋味。还可以闻味道。用鼻子细细闻，真鸡蛋会有隐隐的腥味；如果闻不出来，可将鸡蛋带壳煮熟后剥皮烧灼，真鸡蛋会发出毛发烧焦时的焦臭味，假鸡蛋不会；或将鸡蛋炒熟，一般来说比煮的或者做汤更能发挥鸡蛋的香味，假鸡蛋没有鸡蛋的香味。另外假鸡蛋没气室。通常情况下，真鸡蛋的一头有个小小的气室，假鸡蛋没有这个气室。购买时摇晃鸡蛋。假鸡蛋摇晃起来内部有晃动感，而真鸡蛋没有。即使真鸡蛋过期散黄了也会有晃动感，但如果一个蛋有晃动感而打开来又没有散黄就有问题了。还可以通过轻轻敲击鸡蛋来辨别，真鸡蛋发出的声音较脆，假鸡蛋声音较闷。假鸡蛋危害极其大，因此国家对于这些农产品要制定一套完善的可遵循操作的法律规定，比如农产品加工后产品生产质量标准、食品安全法规等，将原来那种不合时宜的体制、法规进行修正，使其具有可行性，有法可依切实能行。农产品加工后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高低，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体现了政治制度，也标志社会质量和生活质量，同时，生活水准的提高它标志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也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准。
最后执法力度加强、管理跟上。尽管农产品加工后产品及其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解决需要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做执法依据，但目前更重要是政府部门的管理和执法力度。管理好质量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重要工作和职责、也是一个国家政府对经济管理驾驶能力、管理力度和政策的具体体现。只有严查严管，排除地方保护，让危害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农产品加工后产品和食品拒之市场门外，对不法商贩绳之以法，使之倾家荡产，才能根除农产品加工后产品及其食品质量安全隐患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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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Logistic分析；信心；质量安全；食用农产品；流通领域
一、引言及综述
自进入21世纪来，随着国内食品安全事件频繁发生、经济状况和消费观念的改变，大众对农产品的消费结构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尤其大众对安全农产品的需求心理，甚至对国内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信心发生也了变化。在此背景下，如何及时发现大众需求与国内农产品质量安全现状之间的矛盾，妥善解决食用农产品供需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增强监管部门科学监管，对保证大众日常生活的食用安全，增进监管部门公信力、维护社会稳定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国内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农产品质量安全研究，谢敏等从市场失效角度分析查找在已有的政府措施下未能有效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原因。王志刚首次采用实证研究法，利用消费者个体对食品安全反应情况作为调查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科学依据。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研究的着力点也开始细化，施晟等借助产权经济学、博弈论等理论工具对食品安全治理机制进行多维度分析，提出我国食品安全管理应构建包括信誉制度、监督制度和激励制度在内的三重监管体系；在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周洁红等研究结论显示产品上下游加强合作、增强法律法规的压力对降低公开召回风险及对追溯行为有显著影响；王秀清等提出农产品安全信息对消费态度有重要影响，强化食品安全信息可以起到显著提高消费者购买意愿和质量安全监管的总效率，同时，强调政府部门的介入，确保生产流通领域农产品质量安全。这些研究虽然从消费者角度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进行分析，但侧重于对消费者消费行为的分析，以及对影响消费行为因素的分析，进而分析由消费行为导致安全农产品市场供需的变化，提出在市场调节机能时效时部门调节措施。
此外，前人研究多集中在影响消费行为因素、购买意愿分析、政府部门监管、促进质量安全技术手段、政策建议等方面，有关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信心或是信任度研究，多是将信任度作为自变量研究信任对某因变量的影响，由于我国特殊的文化因素影响，只能对国外相关研究适当借鉴，不能直接在国内应用。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实证分析我国消费者对流通流域中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信心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探讨影响消费者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信任度的因素，旨在为监管部门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提供决策参考。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分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2015年7～8月期间对安徽省六安市、湖北省咸宁市、广西省桂林市，3 省3个地级城市的抽样问卷调查。本次抽样调问卷查调查遵循科学、效率、便利的原则进行，分别选取华北、西南、华中地区食用农产品生产大省，在省内选取省会周边食用农产品生产流通较大的地级市为代表。在问卷调查时，充分考虑了单样本选取的分散性、随机性，选取各地菜市场、批发市场、超市、公交车站等为调查地点，调查对象分为不同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生活环境情况；同时，对受访者个性特征也进行简单统计，例如身体素质、食源性疾病发病情况等。问卷中关于受访者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关注程度多选项题目；关于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了解程度、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法律法规了解程度、对政府部门监管能力、对未来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期望等为单选项题目。在调查过程中，共发放问卷300份，经过对回收调查问卷的审核，最终得到有效问卷269份，有效回收率约为90%。对有效问卷调整理后，将受访者普性特征和个性特征统计情况汇如表1。
从被调查数据分析来看，受访者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 已婚者人数多于未婚者。此次调研受访者当中，已婚受访者比例达63.2%，高出未婚人群26.4%。
2. 长期在城镇生活的受访者居多。在所有受访者当中，除了在城市工作以外的时间生活在乡村的占25.3%，完全在城市生活的受访者占74.3%。
3. 受访者体质状况和近一季度食源性疾病史分布情况合理。在被调查对象中，体质一般及良好以上的受访者人数占97.8%，在近一季度中因购买使用质量问题的农产品而发生食源性疾病一次及以下的受访者占比77.0%。从个性特征统计的结果来看，各项指标能够说明此次调研数据的客观性。
4. 受访者受教育程度低中高分配较为合理。高学历人群所占比例为40.9%，较高；初等学历受访人数所占比例为24.9%，比例相对较少。
5. 受访者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关注度。本次调研将“黑鸭子”事件、甲醛鸭血、甲醛白菜、蛆虫柑橘、禽流感、黄金大米、毒龙虾、海南毒豇豆、“五得利”硼砂面粉、肯德基“速成鸡”、瘦肉精“双汇”等11例近期在国内发生的影响范围较大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作为具体指标，通过对各个事件知晓度来判定受访者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关注度。为反映每位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事件信息了解的总体状况，就每个消费者对11个事件关注度进行统计。知道1～2例事件的受访者占到28.3%，知道3～4例事件的占到35.3%，知道5～6例的占到24.1%；7～8例的占到8.9%；9～11例的占到3.4%。
6. 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知晓度。知道一些相关知识的受访者占到14.1%，对其十分熟悉的仅有1.9%；有29.2%的受访者表示不清楚；3.7%的受访者表示完全不知；而55.8%的受访者表示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知识了解程度表示一般，即这部分受访者可能对某些知识有所耳闻，但是对其不熟悉，更不会将相关知识运用到生活当中。
7. 受访者对监管部门监管作用的评价。有30.5%的受访者表示有作用；46.5%的受访者就表示一般，有8.1%和9.7%的受访者分别认为监管部门之监管作用作用不大和没有作用，仅有5.2%的受访者表示政府部门监管作用显著。
三、回归分析
（一）变量定义与赋值
受访者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信心度结构属于离散型，本研究根据有关计量经济学理论依次假设Yi满足logistic或是probitic分布，由于Logit的条件概率比probit的以更缓慢的速度趋近于0或1，故本研究选用Logistic模型（表2所示）。
（二）模型选择与分析
受访者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信心（Y），只有两种结果：有，则Y =1；无则，Y=0。假设，Y=1的概率为p，设Y遵从Bernouli概率分布，则Y的函数可以表示为：
f（Y）=p（Y=1）*p（Y=0）=p（Y=1）*（1-p（Y=1））：Y-0.1（1）
采用二元选择Logitic回归模型进行估计，设μi～[0，]，可将（1）式变化为相应的Logitic模型，基本形式如下：
log it（pi）=ln=ln=α+∑βixi+μi
Li=ln（）=β1+β2Xi+μi（2）
即：
LCONF=C（1）+C（2）/MARRIED+C（3）×ENVIRONMENT+C（4）/HEALTH+C（5）×EVENTS+C（6）×EDUCATION+C（7）×KNOWLEDGE+C（8）×GOV+C（9）×RECORD（3）
在该模型中，pi为Y取值的概率，xi为解释变量；α为常数项；βi为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μi表示随机误差。
本文利用EVIEWS 7.0软件对（3）式进行最大似然估计（ML-Binary Logit Quadratic hill climbing）（表3所示），并对模型拟合检验（McFadden R-squared）、模型斜率系数整体显著性检验（LR statistic）、模型系数进行Wald检验，残差进行White异方差检验，模型稳定性进行Ramsey-Reset检验结果显示，模型总体拟合良好，同时平行性、稳定性良好，可以采用Logistic回归（表4所示）。
三、研究结果及分析
1. 受访者食源性疾病发病史对其质量安全信心度有极显著负向影响作用。流通领域内的食用农产品，对于消费者来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在购买食品之前缺乏充分的质量信息，在消费者购买消费之后能够认识到产品质量特性，或是经过长期购买能够积累经验进而对食品质量特性做出判断，即农产品对消费者来说应该先成为经验品、再有可能成为信任品。消费者购买食用农产品而发生食源性疾病，说明农产品有质量问题，随即会使消费者产生不好的购买经历，随着因食用问题农产品而发生食源性疾病次数越多，消费者对产品的食用经验感觉越差，进而对产品失去信任。本研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受访者因食用问题农产品而发生食源性疾病的次数越多，则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信心越低，这与事实相符。该结论与有易感人群的消费者对液态奶的质量安全性的信任度偏低的结论相近。在受访者群体当中，发生过一次以上食源性疾病的消费者有103名，占比38.3%（如表1所示），说明国内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确实存在，现状令人堪忧。
2. 受访者对质量安全事件知晓程度影响其对对其质量安全信心有极显著负向影响作用。随着网络等自媒体时代的到来，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一经发生，会得到大范围传播；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不乏夸大事实报道或负面报道，消费者一旦看到相关事件，尤其看到与自己日常生活密切先关的安全事件，就会产生“宁愿信其有”的认知心理，最终造成对安全事件知道越多，对质量安全信心度就越低。此次调研，挑选11件具有代表性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对消费者进行调查，其中知道3条事件以上的消费者193名，占比71.7%；知道5件以上的有98名，占比36.4%（如表1所示），说明大众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关注程度较大，同时也说明，由此导致消费者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降低的可能性很大，这与权威部门对信息的存在隐瞒遮掩，或是监管部门预警机制不完善有关。
3. 受访者婚姻状况对其质量安全信心度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已婚的城市消费者对质量安全信心指数更大，这与婚后对生活质量的关注以及自身思想观念更加成熟有密切关系。这一研究结论与消费者结婚后更愿意购买可追溯食品的结论相一致。在受访者群体当中，已婚消费者170名，占比63.2%，说明在选购食用农产品的消费群体中，已婚人士占比较大；也暗示未婚消费者是潜在的客户，农产品销售者通过广告等宣传途径吸引未婚消费者，扩大销售量。
4. 受访者掌握质量安全相关知识程度对其质量安全信心度有显著负向影响作用。本研究涉及与质量安全相关的知识是指消费者对维权渠道了解程度及维权经历、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熟知程度、掌握辨别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的程度等内容。结果统计表明，受访者掌握相关信息量越大，则对质量安全信心指数越低，消费者对相关知识掌握越多，对我国食用农产品行业了解程度越深，则可能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越是担忧，暴露出我国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实际问题较多、整体环境较差；消费者对相关法律法规了解程度越大，表现出越低的信心度，说明我国关于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消费者维权、生产者奖惩等等方面的法律条款不够详尽完善；消费者掌握辨别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知识越多，对农产品质量安全信心度越低，说明食用农产品生产过程不规范，监管部门监管不到位，质量信息不透明等诸多问题。
5. 受访者对政府部门监管作用评价与其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信心度有显著负向相关关系。对政府部门监管作用评价指受访者认为流通领域内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情况，在政府部门的监管前后有无提高，即消费者对监管部门监管农产品质量安全能力的大小或是有无监管作用的评价。如果农产品质量安全不需要监管部门的执法监管，依然能够实现产品的安全营养，说明流通领域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较高，不存在问题产品，政府部门不需要监管，则纳税人可能因此而减低纳税额度、获得更和谐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环境；相反，如果流通领域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要依赖政府部门的强力监管，则说明当下食用农产品质量情况不容乐观，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信心度肯定较低。从调研数据来看，认为政府监管部门监管作用显著的有179人，占总样本的66.5%，这说明政府部门监管工作实施较好，得到大部分受访者的认可；同时也说明，目前我国流通领域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情况复杂，一旦政府部门监管不到位，随即会发生质量安全问题。该研究结果暗示，我国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主体力量是政府部门，企业、消费者、第三方等其他主体并没有起到自我监管和相互监管的作用；监管体系的单一，会导致政府财监管成本增加、监管效率的低下。
6. 受访者身体健康程度对其信心度有较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受访者身体越健康程度与身体免疫体抗力正相关，越健康抵抗质量不安全食用农产品的能力越强，则消费者可能不会一时食用问题农产品而当即出现食源性疾病，因此受问题农产品质量问题负面影响相对较低，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信心相对较大。
7. 受访者的学历和生活环境与其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信心之间没有相互关系。不论消费者学历高低，其追寻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意愿不分高低，说明当今大众饮食结构发生着变化，对食品质量非常看重。该研究结论与教育程度不相关结论相一致；与文化程度对消费者信任有负的显著影响，或是对消费者信任有正向显著影响的结论不一致。同理，不论消费者生活在城镇、乡村，亦或是国外，其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要求有一样的标准。
四、结论及建议
通过本研究，第一，受访者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共同影响其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信心度。然而，消费者受教育程度和生活环境两个因素对消费者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信心度没有显著影响。此外，国内消费者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追寻意识较强，但是我国流通领域中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较为单一、总体情况不容乐观。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制度透明化、常态化、现代化，建立统一的政府信息渠道，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使信息及时、有效，避免因滞后而引发消费者对食用农产品安全消费的恐慌。
二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要体现法制性、高效性，严厉打击食品违法行为，使大众对监管部门的监管行为产生正确预期。
三是建立健全全社会共同监管的监督体系，全力建构消费者、生产者、政府部门、第三方机构共同监管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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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户；农产品；质量安全；江苏
中图分类号：F322 文献标识码：A DOI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3.11.014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改善，人们对食品的质量安全愈加关注。但是，近年来，国际上先后出现了口蹄疫、疯牛病、O-157病原菌中毒等事件，国内也陆续曝光了瘦肉精、农药残留、三聚氰胺奶粉、苏丹红、抛光大米等一系列食品安全问题。国内外食品安全问题事件的频频发生，不仅严重影响了消费者的生命健康状况，也引发了人们对食品质量问题的担忧和对食品安全信心的丧失。
基于分散和小规模的农产品生产模式，如何确保“从田头到餐桌”整个流通系统中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实践经验表明，从源头上提供高质安全的农产品将显著影响到终端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也就是说，农户的生产行为将对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水平产生显著影响。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农户提供高品质安全农产品的行为呢？笔者通过对江苏省多个城市葡萄种植农户的实地调查，运用Stata软件对影响农户提供高品质安全农产品（指按照无公害食品或者是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的质量标准来生产的农产品）的关键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为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与实践建议。
1 文献回顾
国外对于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研究起步比较早，相应的研究也更加深入系统。如美国经济学家David等人[1]（1996）通过研究消费者对普通农产品消费需求和安全农产品消费需求之间的关系，阐述了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因素以及人们愿意为食品安全所付出的费用问题。Holleran等人[2]（1999）对食品安全保障制度的交易费用以及产生的个人激励进行了探讨。而Klein等人[3]（1981）通过提出质量保证和价格模型，深入分析了市场力量在保证契约自我实施中的作用，并讨论了在没有政府执行机制的情况下，企业向消费者提供质量不低于契约要求的产品的条件。Grossman[4]（1981）研究了企业信誉机制的形成与食品安全的关系，论证了真实、准确信息的重要性。此外，Buzby和Frenzen （1999），Henson和Hook （2001），Goodwin和Shiptsova （2002）等人对安全农产品供给动机、质量安全管理规制对生产者成本的影响以及生产者对质量安全管理规制的反应等进行了研究[5-7]。
国内学术界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研究随着近年来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频发也越来越深入。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不仅仅是生物学、卫生检疫学方面的问题，更是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所面临的难题。研究表明，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倾向、交易成本等是引起食品质量安全的主要原因[8-9]。其中，信息不对称是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在管理层面上的根源所在，因为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农产品优质优价机制的难以形成和农产品生产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10-11]。不同交易模式的交易成本也是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因素。胡定寰等[12]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比较了不同农产品交易模式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并在对山东省莱西市和栖霞市苹果种植农户调查的基础上，指出农户是否参与合同生产模式、苹果种植面积、苹果种植成本以及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农户生产安全农产品有明显影响。孙庆珍通过对农户的实证调查，也得出农户生产的产业化程度、受教育水平、种植成本以及种植规模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影响显著[13]。谭晶荣和杨文慧对浙江省个体农户的分析表明，观念、经济、生产技术因子和环境等因素是影响农产品安全生产的重要因素[14]。此外，有研究表明，农药也是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因素[15]。
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快速发展，研究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控制作用成为研究热点。研究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具有积极意义[16]。由于合作经济组织内部成员间相互监督的机制能使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有效缓解[17]，以及合作社具有横向整合分散的农户、降低质量监督和违约追究成本、方便农户以较低成本和快捷方式与市场对接等功能，因此成为解决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困境的重要出路[18]。
2 研究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2012年3月份对江苏省南京、镇江、淮安等多地葡萄种植农户的实地调研。本次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调查方法，由调查人员在选定的城市（南京、镇江、淮安、扬州）随机抽取一个县的部分农户进行访问，调研共获得有效问卷396份。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农户的个人特征（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家庭人口数等）、葡萄种植情况（种植规模、种植年限、平均种植成本、平均收益、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等）、农户收入结构以及是否参加合作社等相关信息。
2.2 调查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调查数据的基本情况见表1。从表1中可以看出，调查农户的平均年龄为51岁，近65%的农户年龄在40～60岁之间。农户平均种植葡萄年限为14年，平均种植规模为0.87 hm2，其中近一半农户种植规模在0.67 hm2以下，生产规模普遍较小。葡萄种植农户的平均生产成本为29 685元·hm-2，葡萄销售收入大多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平均占比是家庭总收入的68%左右。
同时，调查数据表明，葡萄种植农户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大部分农户的教育程度为小学，仅有不到5%的农户具有大学及以上教育水平。葡萄销售渠道主要有三种，59%的农户主要把葡萄卖给私人商贩，近49%的农户选择自己零售的方式，只有23%的农户通过葡萄专业合作社销售葡萄，虽然调查中有近50%左右的农户是葡萄专业合作社的成员。
调查中，达到质量安全农产品标准的农户共有236家，占全部调查农户的60%左右。在达到质量安全农产品标准的农户中，按照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标准来生产的农户有48家，按照无公害标准生产的农户有188家。在提供安全农产品的236家农户中，已经参加葡萄专业合作社的有149家，占全部达到安全标准农户的63%。而参加专业合作社的农户中，提供安全农产品的比例高达76%。
2.3 分析模型的选择
农户是否提供安全农产品是一个二元选择变量，所以我们选用Binary Logit估计方程。Logit模型是一种分类选择模型，采用的是逻辑概率分布函数，模型可表述为：
Pi=F（Zi）=F（α+βXi）==（1）
式中，e为自然对数的底，Pi为对于给定的Xi个体做出某种选择的概率。
在本研究中，我们定义农户生产安全农产品取值为1，反之，农户如果生产常规农产品，取值为0。影响农户提供安全农产品的因素有：农户年龄、受教育水平、葡萄种植年限、种植规模、葡萄种植成本、葡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是否参加了葡萄专业合作社、销售渠道等。
3 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实证模型分析
使用Stata软件（版本10.0）对农户提供安全农产品的影响因素进行了二元逻辑回归（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分析结果如表2示。
从表2我们可以发现，农户提供安全农产品（葡萄）的行为受多个因素的影响，尤其是葡萄种植成本、葡萄收入占比以及是否参加葡萄合作社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显著。这个研究结果与胡定寰等（2006）、孙庆珍（2008）、徐翔等（2009）的研究发现是一致的。
农户的种植成本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有显著影响。一方面，农户进行优质、安全的农产品生产时，需要购买价格相对较高的高效低毒的投入品，因此从事安全农产品生产的直接投入品成本较高。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安全农产品除了需要支付高于常规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流通成本以外，还需要承担与生产安全农产品相关的监督成本和信息技术成本，进而使安全农产品的总体成本要高于常规农产品。此外，有关安全农产品生产的知识和技能需要通过培训或学习获得，也间接地增加了农户提供优质、安全农产品的成本。
农产品销售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越大，农户就越倾向于提供高质量的安全农产品。一般来说，家庭农业收入占比重较大的农户大多属于专业种植农户，农产品收入是其家庭的主要收入。出于保障家庭收入稳定性的考虑，此类农户更愿意从事安全农产品的生产。此外，此类专业种植农户对于与自己所生产的农产品有关的各方面信息的了解渠道要远远优于其他农户，也使他们有能力从市场上得到更多有关安全农产品生产的信息和技术以及更加迅速、准确地掌握安全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信息。这些优势都使农产品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较大的专业种植农户更加有动机和有能力从事优质、安全农产品生产。
农户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其提供安全农产品也有显著的影响。参加专业合作社的农户，其生产高质安全农产品的可能性更高。农民专业合作社之所以有助于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源自合作社行为的声誉取向的需求。合作社农产品的供给是一种长期的博弈过程，在长期博弈过程中，人们倾向于放弃机会主义行为，牺牲短期利益以便赢得长期的经济利益。农民合作社作为一类企业组织，要想持续盈利就必须着眼长期利益，树立良好的品牌和声誉，而良好的品牌和声誉是建立在提供安全农产品的基础上的。因此，基于市场的需求，合作社会采取多种措施对农户的生产行为进行监督和规制，以保证优质、安全的农产品供应。
4 结论和建议
笔者通过对江苏省部分地区葡萄专业农户的实地调查，分析了影响农户提供高质安全农产品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家庭农业收入占比重越大的农户家庭，越倾向于生产优质、安全农产品。事实上，农产品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越大，表明该家庭对于农产品的依赖程度和专业化程度越高。实践经验也表明，此类专业种植农户会更愿意采用生产安全农产品的新技术、新品种，如安全系数更高的化肥、农药等。因此，政府应该鼓励这种专业种植农户的发展，一方面，通过引导土地流转为此类专业种植农户扩大经营规模，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提供机会，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专业种植农户的带动效应，通过他们来实现新技术、新品种的宣传和推广。
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投入与其质量安全水平呈正相关关系。相对于常规农产品而言，提供安全农产品是需要额外成本的，而这额外的成本必须要得到有效的补偿，才能保持农户持续提供安全农产品的积极性。补偿提供安全农产品的额外成本，除了靠市场的价格机制以外，还需要政府发挥关键性的作用。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补贴政策对农户提供安全农产品的成本进行部分补偿，比如政府可以对安全农产品的认证和监测费用、特定商标的使用等进行现金补贴以及给予市场信誉好、产品质量安全有保证的企业或农户现金奖励或补贴。除了现金补贴方式外，政府还可以通过税收减免、低息贷款等方式，降低提供安全农产品的成本，鼓励农户进行安全农产品的生产。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加强市场监管，确保农产品优质优价的价格机制的形成，防止柠檬市场的出现。政府要加强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监测，推广农产品质量认证体系，规范质量安全标志使用，使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信息外显化，便于消费者对安全农产品的识别。
农户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助于提供优质安全的农产品，政府应该鼓励和扶持农民合作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政府要充分认识和发挥农民合作组织在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中的组织和制度优势。要利用农民专业合作社推进农产品的标准化和规模化经营，使农民专业合作社成为控制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有效屏障。同时，农民专业合作社也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和政策的支持，通过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制度、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和质量监测制度，全程监控合作社成员的生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此外，农民专业合作社还应该组织农户进行安全农产品生产技术培训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教育，从源头上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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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浙江省农产品 个体农户 logistic 回归模型
一、引言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类在满足最低的生理需求，即对食物、水、住房的需求之后。逐步转向较高层次的需求一安全需求，安全需求也就是对人身安全、生活稳定以及免遭痛苦、威胁或疾病等的需求。由于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中比较显著的问题是农药和化肥等的使用引起的如农药残留超标等问题，所以研究农产品的安全问题，是十分有意义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方面上已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体系。如：Buzby.J.C.and Frenzen.P.D(1999)，Starbird.S.A(2000)，Henson S.and Hook.N.H(2001)，Annandale.D(2000)，Goodwin.H.L.Jr.and Simma，Shiptsova，(2002)对安全农产品供给动机、质量安全管理规制对生产者成本的影响以及生产者对质量安全管理规制的反应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同期相比，国内有关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研究尚刚刚开始。国内文献中夏英等(2001)最早将研究的眼光投入到生产者身上，他们借鉴发达国家质量标准体系建设和供应链综合管理的经验，建议中国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应建立在安全农产品生产行为的基础上。桑乃泉(2001)则对食品产业的纵向联合与供给链管理方面进行了探究；非典(SARS)之后，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日益受到业界、政府和学术界的关注。国内从事食品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研究的学者逐渐增多，研究成果也日渐丰富。周洁红(2006)应用浙江省10个地区21个县(市)396个蔬菜种植农户的调查数据，以aizen(1977，1989)的计划行为理论为基本构架，对影响菜农蔬菜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因素进行了分析。本文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对浙江部分地区个体农户农产品安全生产行为进行了调查，通过对采集数据建立logistic模型，对农产品安全问题中比较显著的问题。农药和化肥的使用情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经过分析得到影响浙江省农户安全生产的主要影响因素及相关结论。
二、安全农产品生产调查描述性分析
(一)调查方案简述
本文的数据来自2006年9―11月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国际贸易专业2006级部分研究生和本人对江省(杭州、宁波、温州等地)3个地区(市)、11个县(市)、的农户进行的调查。本次调查主要采用了随机抽样的问卷调查方式，调查内容包括：生产者的基本情况，如性别、年龄、学历、家庭人均年收入、职业状况；生产中的农药、化肥使用的情况；农产品生产环境的评价：安全农产品的认知情况，如对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知；政府相关政策措施的响应和改良品种的使用等：共发放调查问卷200份，回收183份，有效问卷128份。
(二)样本生产者基本情况
生产者本身成长背景、知识结构、工作种类、年龄范围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生产行为，如知识结构。本次调查中，被调查者中年龄结构情况：16-29岁的年轻人占5.5％，30-39岁占36.7％，40-49岁占23.4％，50-59岁占28.1％，60以上占6.3％；被调查者中文化结构情况为：小学或小学以下占42.2％，初中学历占40.6％，高中学历占16.4％，大学学历占0.8％。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主要集中在1500―3000元、3000―5000元两个档次。
(三)生产环境的评价情况
农产品是在特定环境下生产的，一个地区是否适宜生产和种植该种农作物，取决于该地区的土壤、气候、环境等条件。局部小环境的生产影响因素包括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等。综合这些因素。通过调查得到当地的生产者对自己生产经营所属的环境进行评价，得到如下评价：认为生产环境好的占35.9％。认为一般的占64.1％；而具体到土地评价时认为土地肥沃的占18.8％，良好的78.9％，贫瘠的占有2.3％。
(四)经济因素以及观念因素
农户生产什么农产品，并且如何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经济和观念因素。样本中12.5％的农户是以农产品生产为主要收入来源，其中：约占7％以种植蔬菜为主。另外，所生产的粮食、蔬菜或水果，基本自己食用的占53.1％。基本全部出售的占32.8％，其他(如用做饲料或送人等)占14.1％。调查中发现：对粮食而言，农户是自己食用的居多，而蔬菜和水果基本是出售居多。对生产的农产品主要是以出售为主的农户而言，他们往往会追逐其经济利润而忽视农产品质量的安全问题，而对于基本自己食用的农户则对农产品质量的关注度显然更高。同时。农户的观念也起着决定的作用，从那些对产品质量“一般关注”和“非常关注”的样本中，发现他们的生产行为更加倾向于安全生产，少使用化肥和农药。
(五)影响农产品安全的生产技术性因子
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除了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外，最容易受到影响而导致产品质量安全下降的有农药、化肥等技术性因素。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就开始禁止六六六、DDT等的使用，但是由于我国的耕地面积有限，人口数量庞大。要提高单位产值，化肥等技术要素的投入是不可缺少的。由于杂草丛生和病虫害的缘由，适度使用农药可以消除杂草和病虫，但毕竟农药还是有毒副作用的，所以过度使用农药会对农产品质量产生影响。在1997年国务院颁布了《农药管理条例》之后，要求农户在农产品生产中要使用生物替代型农药，调查中发现，采用生物替代型农药的农户所生产的农产品基本都是自己食用的。
三、安全农产品生产意愿和行为的实证模型分析
在分析中，生产者是否愿意生产质量安全农产品的所有自变量都是以分值给出的。例如。农户对质量安全的关注是怎么样的，“非常关注=0”、“一般关注：1”、“从不关注=2”，这些直接影响着生产行为，但是最终的结果只有两个：生产或者不生产。我们借鉴用于处理因变量中常用的判别分析，Probit分析，逻辑分析等“0-1”变量分析方法，这里，用logistic回归模型来进行分析。
(一)Logistic模型的简单数理介绍
首先该模型是对定性变量的回归分析。
logistie函数的形式为：
f(x)=1x(1+1x)
计算公式：
设因变量只取0,1两个值的定性变量，以简单线性
回归模型为例：
Y=β0+β1X+ζ
对于上述模型，用最大似然估计法进行估计。设Y是0-1型变量，X1，X2，…，Xk是与Y相关的确定量，N组观测数据为)x11，X12，…，X1k((I=1，2，…N)
(二)模型具体分析
1 变量的定义
两个因变量Y、Y1表示农药使用，使用取值范围是0-1，使用农药=0，不使用农药=1；Y2表示化肥的使用，使用化肥=0，不使用化肥=1。自变量xi表示第i个自变量。模型中共涉及12个自变量和2个因变量，各变量的赋值情况见表1。
2 安全农产品的生产行为回归分析
本研究利用SPSS软件对生产者安全生产农产品意愿进行二元逻辑回归(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
首先，我们看到，“产品是否改良过”这个变量已经被系统自动剔除，因为，所有的问卷中，这个问题的答案全部是一样的，就是“是”。
其次，Wald值最大的是“安全质量关注”这一变量，同时它的Sig值也是最小的，因此可以看出，农户对农产品生产的观念因素对质量安全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另外的影响因素有“农产品去向”。当然。如果大部分基本是自己食用的，那么生产者的生产必定会更加注重质量性(建立在对质量安全有一定认识基础之上)。
从表2中可以看到“专业培训”对农产品安全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在调查中也发现，浙江省被调查的部分地区几乎并没有专门的质量安全培训体系，政府或民间的类似组织并没有发挥应该有的宣传和教育作用，这个变量在这里是不显著的。
表3是对农药使用进行二元逻辑回归后得到的自变量的系数，标准差、Wald统计值、自由度、显著性概率，以及每增减一个变量引起的变动值等。
这里“产品是否改良过”这个变量也被剔除。在表3中，“专业培训”依然是一个特异的值，Wald值异常的小，而Sig和Exp(B)值均无限接近1，表明这个变量也应该被剔除。“农产品认定级别”这个变量与农药的使用之间呈十分显著的关系。其Wald值是比较大的。达到1.997，而SiR值只有0.158。说明在生产者的观念中，更加注重农产品等级。“土地状况”和“安全质量关注”这两个变量的显著性一般，说明农户在是否使用农药的问题上比较依赖外界的客观条件。一般来讲。如果土地本身比较肥沃，而且杂草病害虫比较少。则农药使用量会少一些，反之，杂草病害虫很多，则农药使用量就会较多。
浙江省农户对化肥的使用和农药的使用对农产品造成的后果有一定的认识，通过比较发现：他们明白农药对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存在更大的危害。所以，在现实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往往存在过度施用化肥的现象，但过度使用农药的事情却很少发生。
四、初步研究结论
通过对浙江省农户安全生产农产品意愿和行为的分析，得出以下初步结论：
1 化肥使用多少与土地肥沃状况相关，农药使用多少与农作物有无病虫害发生相关，而与农户自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无关。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主要与农户的农产品质量意识和农产品等级鉴定等明显相关。
近年来国内外重大农产品安全事件频频发生，一些国家和地区食品安全恶性事件不断发生（如口蹄疫、二恶英、禽流感），促使各国政府和组织更加重视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建立了农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可追溯体系。20世纪90年代，法国等部分欧盟国家就提出建立一种旨在加强食品安全信息传递、控制食源性疾病危害和保障消费者利益的信息记录体系，即食品可追溯体系。此后，一些国际组织如欧盟（EC）第1760/2000号法规，建立了以牛肉和牛肉制品的标签标识为基础的可追溯流程，国际标准化组织2007年制定出新食品质量安全及其可追溯制度，农产品可追溯体系成为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质量控制的有效途径之一。我国前些年发生的苏丹红1号、奶粉三聚氰胺事件等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以及中国茶叶、虾等农产品被进口国拒绝、退货、索赔的事件，不但损害了消费者的经济利益和健康权益，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也制约着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为此，我国引进和建立了农产品质量可追溯制度，颁布、实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2006）”、“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管理办法（2007）”等法律法规及管理制度，对从农产品产地、农产品生产、农产品包装和标识、法律责任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10个城市试点的基础上推广到全国，逐步形成“上市农产品都可追溯”的市场准入制度①，规定出口企业建立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可获国家资助②。这些都标志着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问题在实践层面受到各国政府高度关注的同时，也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青睐。国外学者在明确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概念的基础上，从供应链管理、治理结构、交易费用等视角，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的目的、内容、收益成本以及影响供应链各接点实行追溯行为的因素等进行研究，寻求一个可评估的从田间到餐桌的有效追溯体系。该体系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对生产、加工和流通等所有环节进行记录，对供应链各个环节的相关信息进行跟踪与追溯。一旦发生质量安全问题，可以有效地追踪到源头，及时召回不合格产品。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是由于其质量的信用品属性引起的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所致（周洁红，2011），追溯体系利用质量信号传递机制有助于解决农产品流通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J.E.Hobbs，2004），因此可提高其供应链管理效率（C.Lecomte，2003），但不完善的追溯体系会使农产品安全水平随着农场和销售者数目的增加而下降 （S’EbastienPouliot，2007）。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除了在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必要性方面达成共识（周应恒等，2002；方炎，2005等）的基础上分别对牛肉和鱼肉、水果和蔬菜等多种农产品的质量跟踪与追溯体系建设的意义进行探讨 （王东风，2004；韩杨，2007等）之外，还基于供应链对农产品的追溯体系存在的问题（樊红平等，2007）以及对其产生影响的主体行为因素（周洁红，2007）尝试了实证探讨。国内研究大多停留在农产品追溯体系自身发展和借鉴国外经验方面，少数针对部分农产品追溯体系的研究也仅限于国内消费主体的行为，而基于需求市场将追溯体系的建设与农产品的出口贸易联系起来的相关研究基本没有，更缺乏得到基于应用模型和实证基础的可行性分析支持。事实上，作为我国农产品主要出口市场的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对进口农产品的追溯性要求逐年提高，加强对实施追溯体系的贸易效应的研究，有助于我国农产品的出口更好对接需求市场，促进可持续发展。
二、出口农产品追溯体系贸易效应的理论分析
假设在世界市场中，有两个国家进行农产品贸易，其中一个为发达国家1，另一个为发展中国家2。发达国家由于自身的先进技术、质量标准等方面的优势，不仅在国内实施全面的追溯体系，对进口农产品也有严格的追溯要求。假设两国市场上的总产量分别为Q1和Q2，其中出口量分别为N1和N2，国内市场产品量为M1和M2，即两国市场的产品总产量分别为Q1=M1+N2，Q2=M2+N1；均衡价格分别为P1=a-Q1=a-（M1+N2），P2=a-Q2=a-（M2+N1），其中a为固定常数。考虑到农产品的追溯性要求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出口农产品的成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分别记为K1和K2。假设没有固定成本，边际成本为c，则两个国家的利润函数：
假设发达国家2生产的农产品在本土市场上占主导地位，因此它可以决定自己的产量M2，而发展中国家1只能在这一基础上决定自己的生产情况。此时对于国家1而言，最优的M1*和N1*必须满足条件：M1及N2对π1的一阶导数为零，则N1=1/2*（a-M2-c-K2），将N1代入（2）式中，此时国家2的决策就应该满足M2及N2对π2的一阶导数为零，最终得到两国在这种情况下的最优产量选择分写为：
在以上推导基础上，对发展中国家实施追溯体系之前与之后的贸易规模及利润变化进行比较。假设在发展中国家1实施质量追溯体系之前，发达国家以进口农产品的追溯性要求拒绝进口未实施追溯体系的农产品，即N1=0，K1=0，则对相应的π1及π2求导，最后得到在未实施追溯体系和实施追溯体系时的最大利润分别为：可见，在实施了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之后，发展中国家原本由于不满足追溯条件而被拒绝的农产品将顺利进入发达国家，使出口量大幅增加，发展中国家1的贸易利润将会增加（a-c-3K2）2/16，明显高于没有实施质量追溯体系之前所获得的利润。
虽然追溯体系建设会增加成本，但农产品的追溯性满足了进口国消费群体对低风险农产品的需求，扩大了出口需求，而企业为接轨国际标准提高相应技术及设备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由于生产成本增加带来的不利影响。可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实施将更有利于推动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发展。
三、出口农产品追溯体系的贸易效应检验
上述普适性的理论应用于中国农产品的出口实践，能否得到可行性支持，还有待于得到基于应用模型和实证基础的检验。为此，本文运用贸易引力模型对出口市场的追溯性要求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效应进行检验。
（一）我国农产品的出口贸易及其追溯性要求
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的农产品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出口贸易额从2001年的160.7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488.8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五大农产品出口国，尤其是对日、美、韩等主要市场的出口，多年来保持稳定增长，2010年出口比重分别为18.7%、11.8%和7.2%。但在保持稳定增长的同时，国际市场对进口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日益重视，对追溯性的要求也不断提高。20世纪90年代开始，许多国家和地区开始实施农产品的追溯体系建设。欧盟要求自2005年起在境内实施广泛的农产品可追溯要求，否则就不允许上市销售；日本已经做到了大部分超市具有产品可追溯终端，2005年起对通过日本农协上市的所有农产品实施追溯；美国规定自2003年起，输美生鲜产品必须提供能在4小时之内追溯的产品档案信息，否则美方有权进行就地销毁。出口市场对农产品可追溯性的严格要求已经在实践的层面对中国农产品的出口造成了一些影响。近几年，因在可追溯方面达不到要求出现质量安全问题而受影响的中国出口农产品每年高达90亿美元。据统计，2010年日本扣留中国出口的水产品、蔬菜及肉制品三类农产品192批次；欧盟共通报中国农产品295批，拒绝187批入境；美国共扣留中国出口农产品达779批次。在出口受阻的各类蔬菜制品中，接近40%的产品是由于厂商没有提供加工等相关追溯信息而被扣留，而标签不正确或销售商没有按照规定提供生产加工追溯信息也是其他类别农产品被扣留的主要原因之一。可见，各国对农产品的追溯性要求正在成为中国农产品出口中面临的重要问题。
（二）农产品追溯体系的贸易效应的模型检验
1.模型构建与变量设置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出口贸易受到多种因素影响，Tinbergen（1962）将引力模型运用到贸易量的分析中，通过检验发现，GDP和距离是两个主要的贸易影响因素。本文在此基础上，将农产品是否具有可追溯性设定为虚拟变量，运用扩张后的贸易引力模型，就追溯体系对中国农产品的出口贸易产生的影响进行检验。模型中选择中国对各国的农产品出口贸易额为被解释变量，目的国的国内GDP、贸易双方距离和年均汇率、目的国是否对农产品实施质量安全追溯作为解释变量，分析上述变量对于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具体的引力模型构建如下：LnEXij= β0+ β1LnGDPj+ β2LnRi+ β3LnDISij+ β4LnTRj+ μij（1）（1）式中EXij表示某时期中国对j国农产品出口额；GDPj表示进口国j的国内生产总值，预期该变量的系数为正；Ri表示人民币历年对美元的汇率，预期该变量的系数为正；DISij表示中国到j国的距离，文中采用两国主要港口之间的距离来表示，预计该变量的系数为负。模型中TRj为虚拟变量，若j国对进口农产品有质量追溯要求，则变量值为1，否则为0。出口农产品的追溯性要求会增加出口国农产品的生产运营成本而使出口能力下降，但同时由于具有追溯性的出口农产品质量水平提高，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增加从而使出口额增加，所以该变量的系数符号无法确定。鉴于2010年中国的前六大农产品出口市场为日本、东盟、欧盟、美国、香港以及韩国，出口额占农产品出口总额的3/4，其中东盟作为中国新兴市场具有很大的潜力，但是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农产品贸易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并且东盟市场中对农产品的追溯条件还不够成熟，不适合作为本文研究的对象。而德国作为欧盟中最大的中国农产品进口国，2010年的进口额占欧盟的1/5，因此，选择德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时，日本、美国、德国及韩国四国对于进口农产品的质量标准要求严苛，在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方面具有相当的代表权威性。因此文章选取1992-2010年间中国对日本、美国、韩国与德国的农产品出口额为样本进行检验。
2.数据来源说明
文中采用的中国对各国的农产品出口额主要来自联合国统计署的贸易数据库和中国商务部网站。各国的GDP数据根据联合国统计网站，两地距离采用各国主要港口之间的距离来表示，数据根据 上的估算而得。人民币年均汇价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根据文章前面对于各国质量追溯体系现状的分析，认为美日韩德四国对于可追溯性要求的具体实施年份分别为2003年、2005年、2005年以及2006年。相应年份之前变量值为0，之后的变量为1。
3.实证结果评析
本文的研究数据为面板数据，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各序列都存在单位根，但是其一阶差分则是平稳序列。从表1的回归结果的t检验值表明，除了汇率R的t检验值不显著外，其他变量的回归系数都具有与预期相符的符号，而且都是显著的。同时，模型的F检验值也十分显著，调整后的R2表明模型都具有较好的拟合优度。采用剔除不显著的变量的方法，将汇率变量舍去，直到所有的回归系数的t检验值都显著为止，最终得到结果如表2所示。根据回归分析结果，得到回归方程如下：LnEXij= 1.661653 + 0.939678LnGDPj- 1.059752LnDISij+ 0.649023TRj（2）从上述回归结果可以看出，TR的回归系数为0.649，表明当其他影响因素保持不变时，进口国对农产品的追溯要求会促进中国农产品对该国的出口。可见，进口国是否实施质量追溯体系对中国农产品的出口有显著影响，且为正面影响，实证结论与前面理论分析的结论是一致的。尽管在初始阶段，发达国家对于农产品质量追溯性的要求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出口产品的成本，同时部分质量合格产品会由于无法达到追溯要求而被国际市场拒之门外，在短期内可能会使农产品出口量下降。但从中长期来看，追溯体系将成为农产品进入一国市场的有效门槛，将许多不具备可追溯性的竞争者挡在门外，有利于具有追溯性的农产品出口；同时，出于对“经验品”的偏好，进口国对已经试用过的具有可追溯性的农产品会形成一种消费路径依赖，而不再愿意花费大量的搜寻成本去寻找其他国家的农产品；另外，为实现农产品的可追溯，达到进口方的质量标准，出口国需要接轨国际标准，采用科学而统一的质量管理体系和更高的认证标准，提高自身质量检验水平的信誉度，也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出口。当然，相对于进口国GDP回归系数和距离变量系数，TR回归系数略显小些，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实施时间不长，经营主体、消费主体以及政府层面的认知意识和支付意愿不强，致使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农产品供应链中还没有形成稳定长效的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但作为一个长期的农产品出口大国，实施农产品追溯机制，加强质量安全的监管和认证，实行农产品的召回制度，不仅有助于推动我国对于农产品质量监管、认证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质量声誉和品牌建设，提高在世界市场上的美誉度和认可度，进一步推动农产品出口。
四、结论与启示
从上述实证结果可以看出，追溯体系的实施对我国农产品的出口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因此，为迎合国际进口市场需求，必须要加快推进追溯体系的建设。但是目前由于应用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初期运行成本高，加上我国农产品的生产比较分散，标准化水平低，出现质量问题难以追踪到责任法人，相关法律体系和标准体系不够健全，在没有政府强制要求下，企业缺乏前期投入的动力。同时，消费者对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认同度及支付意愿不够，安全可追溯的农产品的品牌价位优势还得不到显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营户的实施积极性。可见，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实施既要依赖于政府的立法支持和资金扶持，也要得到消费者对追溯性农产品的意识认可和需求推动。
关键词:农产品;质量安全;管制;进化博弈
一、引言
近年来,农产品质量安全已经成为人们越来越关注的问题,不知是由于关注引起了问题的频频曝光,还是由于问题的曝光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一时间,各种理论方法被拿来探讨农产品质量安全,其弈论也被不少学者应用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研究。如李艳波、刘松先(2007)通过对政府主管部门与食品企业之间静态博弈模型和动态博弈模型的分析研究,认为构建食品安全必须得到政府及其主管部门、食品企业等各方而的共同协作,各自履行相应的责任。茆翠红、钱钢(2009)运用进化博弈方法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分析,讨论了政府监管部门和食品生产企业相互作用过程中决策的选择。
博弈论是研究互动决策的理论,其核心是策略的选择,最终达到(或者说期望达到)某一均衡状态,在此状态下,希冀帕累托最优。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制问题中,政府监管部门、生产者是策略互动主体,他们是在互相研究对方的策略后做出最佳反应决策,由于有限理性条件下的短视行为,其策略反应是一种不断调整的动态过程。进化博弈论是把博弈理论分析和动态进化过程分析结合起来的一种新理论,它基于有限理性,以群体为研究对象,强调现实中个体的决策是通过个体之间模仿、学习和突变等动态过程来实现的,达到进化稳定时的策略组合称为进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yStableStrategy,ESS)。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进化博弈理论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管制中政府监管部门、生产者的行为进行分析,以期揭示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产生的动因,并从理论上提出一些建议。
二、模型构建
(一)博弈主体特征界定
关于政府监管部门和生产者的行为特征,即质量安全管制博弈过程中两者各自的行为动机、具体的行动的辨析主要基于前人研究的成果。企业是否遵守管制取决于企业执行管制后潜在绩效的提升与执行管制后增加的内部成本的比较(Caswell,etal,1998)。周洁红(2005)构建了蔬菜种植农户质量安全行为的分析框架,根据浙江省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蔬菜种植农户的质量安全行为受其行为态度、目标和认知行为控制的影响,并且态度是影响程度最强的一个。周文成(2009)对政府在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上的责任进行界定,认为政府不是万能的,需要平衡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加强信息体系建设、强化食品安全教育、充分发挥第三种力量的监管作用等。基于以上以及其他文献成果的分析,对博弈主体的行为特征作如下界定:
1、本文中政府监管部门指具体执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的相关部门,而不区分具体单位。忽略技术因素等相关客观因素,监管效果取决于具体监管者的作为程度,两者成正相关关系。
2、生产者指最终产品的生产者,或直接出产农产品,或加工农产品。设定生产者生产加工等操作中遵循一定的质量安全标准,是否积极执行影响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3、忽略政府监管部门以及生产者的风险偏好,因考虑期望,故设为风险中立。
(二)博弈模型构建
参与人:政府监管部门(参与方1)、生产者(参与方2)。
策略:政府监管部门的策略设定为积极监管(x)与消极监管(1-x);生产者的策略设定为积极执行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y)与消极执行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1-y)。括号中为相关群体中采用某一特定策略的数量比例。
政府监管部门的支付:对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为政府监管部门的本职,不能为其带来额外收益,故政府监管部门积极监管时会付出值为p的监管成本,消极监管时无收益,无成本,但监管部门消极监管时若发生安全事故将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处罚d。政府监管部门对消极执行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生产者的罚款为e。
生产者的支付:正常情况下的收益为r,积极执行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额外成本为c,消极执行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无额外成本,但消极执行标准时发生安全事故的概率为f,此时生产者的损失为h。如上所述,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
三、复制动态方程
复制动态方程实际上是描述一个特定策略在一个种群中被采用的频率的微分方程。其基本思想为:如果策略k的结果优于平均水平,那么选择该策略的那些群体在整个种群中的比例就会增加。复制动态方程一般如下:=x(uk-u)
其中x为一个种群中采用策略,uk为策略k的期望得益,为所有策略的平均得益。为采用策略k的群体数量比例随时间的变化率。
以下使用复制动态方程对上述模型进行博弈分析,以期得到进化稳定策略。各群体的得益用u表示。
首先计算政府监管部门的策略得益,
u11=y(-p)+(1-y)(-p+e)
u12=-(1-y)fd
u1=xu11+(1-x)u12
其次计算生产者的策略得益,
u21=r-c
u22=x(r-fh-e)+(1-x)(r-fh)
u2=yu21+(1-y)u22
根据上述得益两者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x(u11-u1)=x(1-x)[e+fd-p-y(e+yd)]①
=y(u21-u2)=y(1-y)(fh+xe-c)②
对于一个由微分方程系统描述的群体动态,其均衡点的稳定性可由该系统得到的雅可比矩阵的局部稳定分析得到。其雅可比矩阵如公式③所示:
J=(1-2x)[e+fd-p-y(e+fd)]-x(1-x)(e+fd)ey(1-y)(1-2y)(fh+xe-c)③
由③式可得矩阵的行列式为:detJ=(1-2x)[e+fd-p-y(e+fd)]×(1-2y)(fh+xe-c)+x(1-x)(e+fd)×ey(1-y)④
矩阵的迹为:trJ=(1-2x)[e+fd-p-y(e+fd)]+(1-2y)(fh+xe-c)⑤
四、稳定性分析
根据局部稳定分析法进行稳定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由于矩阵中各个参数值相对大小无法确定,所以需要针对不同的情形进行进一步讨论。鉴于此种形势,可从另一角度进行思考。即从所期望结果来推导所需条件,首先希望得到的进化稳定策略为“x=0,y=1”,退而求其次即为“x=1,y=1”。
若想达到“x=0,y=1”,需满足c
若不能达到上述理想结果,就去追求“x=1,y=1”,计算可知不存在使行列式与迹异号的条件,那么此种策略就不可能成为进化稳定策略。
分析“x=0,y=0”,达到需满足e+fd
分析“x=1,y=0”,达到需满足e+fd>p且fh+e
五、结论
综上所述,生产者是否积极执行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政府监管部门是否积极监管,均与各自的行为成本息息相关,成本与罚款或者损失的比较决定了策略的选择。因此,要达到生产者积极执行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政府监管部门积极监管的目标,有以下几个措施:一是降低生产者执行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成本,加强对生产者的技术培训;二是加大对生产者消极执行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处罚力度,杜绝机会主义行为;三是加大生产者出现安全事故后的损失,如增加对消费者的补偿数额等;四是加大对监管部门消极监管的处罚力度,增加其作为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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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产品质量；检测体系；存在问题；建议
中图分类号：F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3）-06-0256-1
近年来，锦州市农产品质量检测体系建设工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仍然存在着仪器设备陈旧、检测项目不能满足检测工作需要、技术人员缺少必要培训等一系列问题。
1 检测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市高效设施农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农业“一县一业”“一村一品”快速发展壮大，市、县、乡三级农产品质检机构对于监测本地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市、县两级质检机构的检测体系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乡级检测机构建设刚刚起步，各项工作仍有不足，亟待完善。这主要体现在：
一是市级质检中心目前各种配套设施、设备都存在着老化问题，已不能满足当前检测工作的要求，亟须资金对原有设施、设备进行改造和更新，以满足农产品定量检测工作的需求。县级质检站虽然已经配备了气相色谱仪等进行定量检测的仪器设备，但目前仅能进行蔬菜农药残毒的定性检测。
二是各县级质检站目前都没有进行实验室计量认证，出具的检测结果不具有法律效力，仅能作为政府决策的参考而不能作为农业执法的依据。且目前县级质检站的人员配备不足，我市各质检站普遍存在一人身兼数职的情况，这不能满足检测工作的需要。
三是市、县两级质检机构人员的检测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市级质检中心检测体系建设开展较早，已经开始了农产品的定量检测工作，而县级质检站检测体系建设相对滞后，还没有开展定量检测工作，这就需要强加对县级质检人员的专业技术培训，而资金问题则成为制约培训工作开展的瓶颈。
四是检测工作进行难。这主要体现在：1.检测抽样工作需要必要的经费支持，虽然目前市、县两级政府对农产品检测工作非常重视，但是检测经费没能列入财政预算；2.市、县、乡三级检测机构建设中，只有市、县两级检测机构初具规模，乡（镇）政府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视和投入力度明显不足，乡（镇）级检测体系建设刚刚起步，有待进一步发展。
2 对策建议
针对我市农产品质量检测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建议采取以下对策：
2.1 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市、县、乡三级检测体系的建设
乡（镇）政府应加大对乡（镇）级农产品检测工作的财政投入和支持力度，切实加强检测室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本辖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县级质检站应充分利用目前各级政府高度关注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良好契机，积极争取农产品质量安全项目资金，确保检测工作的顺利进行；市级质检中心应进一步加强对县、乡质检机构的业务指导，每年举办1～2次检测技术培训班或经验交流会，提高县、乡两级检测技术人员的业务能力，从而全面提升我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工作水平。
2.2 落实检测工作经费，确保检测工作正常运转
市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工作的财政支持力度，应将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工作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切实解决市、县、乡三级检测机构在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设备、检测试剂、抽检样品、宣传资料等方面所必须的经费。并进行检测人员的优化配置，确保检测人员各负其责，避免一人身兼数职的情况。
2.3 加大对检测人员的培训力度
建议市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质检机构围绕当前检测工作的新任务新要求，根据检测工作的实际，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县级检测人员的农残速测技术及实验室管理等业务理论和实践操作进行培训，切实提高检测人员的检测技术，确保为农产品安全监管提供及时、准确的检测数据。并力争逐步完成县级检测机构的计量认证工作，建成市、县、乡三级检测网络。
2.4 加大宣传工作力度，营造全民关注农产品安全的良好氛围
在今后工作中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采用多种形式深入而广泛地进行农产品质量安全重要性的宣传，通过宣传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重要性的认识，通过宣传让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充分认识到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工作的必要性，为监督抽检工作顺利开展打下良好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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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武璞珏（1982-），男，辽宁北票人，助理农艺师，从事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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