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古代建筑；装饰题材；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TU-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2)01-0027-10
建筑装饰，一直存在于人类的建筑艺术创作活动中，是人类建筑审美语言最直观的物质化表述方式，人们通过雕刻、彩绘、镶嵌、塑造等处理手法赋予建筑外部形貌以独特的美感，以具体而生动的形象题材叙述一个建筑的思想内涵和社会精神。因此，可以说“装饰，不仅赋予建筑以美的外表，更赋予建筑以美的灵魂”。
在世界建筑体系中，中国古代建筑除了在空间、造型、结构、材料等方面显示其独特之外，更以其丰富多样、精巧绚丽的建筑装饰令人惊叹。无论是北京故宫这样庄严雄伟的皇家宫殿，还是远在边陲的云南大理白族民居；无论是繁华都市中商贾云集的会馆，还是偏僻山村里家族祭祖的宗祠，其建筑中的梁、枋、檩、椽、柱、斗棋、门楣、天花、柱础、山墙、屋脊等无不展现出形式各异、绚丽多彩、涵意深刻的装饰。一些国内外建筑学者干脆直言：“中国建筑是装饰性的建筑。”
诚然而言，中国古代建筑装饰风格丰富多变、题材内容多样、处理手法娴熟、色彩绚丽、材料运用广泛以及雕刻工艺精巧等，在世界建筑体系中的确是独树一帜、赫然超群。它不仅有官式装饰与民间装饰之分别，而且地域性、民族性的个性特征也十分鲜明。与世界其它国家或地区的建筑装饰不同，中国建筑装饰尤其在题材方面所表述的文化意义更是极为广泛、寓意深长，它涉及社会伦理、宗教、文学、戏曲、绘画、风水、生活等诸多内容，上至天文、下到地理，纵穿历史、横贯江河，既包含严肃的伦理说教和人生哲理的题材、又充满生活情趣、诙谐而活泼的题材，充分体现中国古代建筑所蕴含的多元化文化和深厚的人文精神。
一、装饰题材的发展与历史演变
中国古代建筑中的装饰，大概以距今约5000多年的辽宁省建平县牛河梁村女神庙建筑遗址中出现的“彩绘”、“线脚”等为已知最早的建筑装饰实例。比其稍晚的是陕西省临潼县姜寨建筑遗址中龙山文化时期的居室，地面刷饰白灰以求光洁和防潮。
夏商时，因诸事皆“惧鬼崇神”，青铜器装饰采用绳纹、云雷纹、环带纹、夔纹、饕餮纹、象纹、龙纹、凤纹、鹿纹、蚕纹等抽象化的纹样为题材，由此可推当时的建筑装饰题材亦大体相同。根据相关考古发掘资料，此时建筑装饰的部位可能是人们认为建筑中最为瞩目或显著的构件，如大门的兽面铺首、屋面瓦当的装饰等。西周晚期，出现半圆形瓦当，纹饰以素面为多，也有重环纹、纹、回纹、兽面纹和饕餮纹，如陕西宝鸡市扶风召陈村的西周晚期大型建筑基址发掘的半圆瓦当纹饰即是重环纹(图1)。
春秋战国，建筑装饰日益兴起，不仅瓦当有装饰纹样，而且瓦钉上也有，同时装饰题材更加丰富，除云纹、山气纹、星光纹、兽面纹和饕餮纹等纹样外，还出现鸟、鹿、犬等动物图像题材以及文字装饰题材的半瓦当，如：河北燕下都出土的瓦当以饕餮纹和山云纹等装饰题材为多，尚有少量的对鸟纹。再如，临淄齐故城出土的瓦当以太极气树纹(图2)及太极气树双兽纹为多(图3)。此外，建筑山面、梁架和蜀柱等部分构件也开始有了装饰，其中蜀柱的装饰采用了植物题材，如《论语・公治长》所载：“臧文仲居蔡，山节藻税。”与此同时，建筑装饰也逐步形成了比较严格的等级规定，《礼记・明堂位》曰：“山节藻税……天子之庙饰也。”可见，前述文献中“臧文仲”已经逾越制度规定了。东周末年，王朝逐渐衰落，诸侯逾制现象常有发生，正如汉代荀悦《汉纪・文帝纪上》所说：“及至周室道衰，礼法隳坏，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节藻税。”
秦代，沿袭战国阴阳思想的影响，瓦当装饰题材大量运用各种阴阳气旋错行的纹样，如咸阳窑店出土的秦瓦当(图4)，其纹饰表述“外部十气纹为十干，左旋；内四阴数右旋 ”。此外，还有表示“八节之气”的瓦当，中乳为阳、八向左旋气纹为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图5)。此外，秦代瓦当装饰还有花蒂纹(如陕西淳化县下常村出土瓦当)、动物交颈纹(如陕西凤翔铁沟村出土瓦当)等。
及至汉代，建筑瓦当的装饰题材发生很大的变化，装饰纹样更加丰富，除初期继承和保留战国至秦代的纹样外出现了新的纹样题材，其中有：神兽、星相、文字、动物、几何图案等(图6、图7)。不仅如此，在宫殿、祀庙和陵寝等重要建筑的铺地砖、空心砖、条砖上还出现了装饰有几何纹、龙纹、文字和建筑图案等题材的模印花纹，反映了汉代建筑砖瓦构件装饰题材的多样性特征(图8、图9)。
汉代的地面建筑虽然存留不多，仅存于世的为分布在四川地区及河南登封一带的石阙、山东地区汉墓的享堂石祠、北京西郊的汉墓墓表以及西安附近的汉代陵墓石像生等，但是从这些遗留建筑和石像生上，依然可见一些地面建筑局部构件装饰题材的运用情况，如四川雅安县高颐墓阙的母阙顶部檐下可分为三个部分，上段饰有以祥瑞神兽、羽人、舞乐等为题材的浮雕石刻，中段则装饰以三朵斗棋以及棋间雕刻舞乐人物，下段四角雕刻力士人物鼎承整个檐部，中间装饰兽面浮雕；此外，母阙的阙身上部则雕刻车骑出行浮雕图案，子阙檐部也饰有斗棋、神兽等(图10)。
汉代地下墓葬建筑中大量画像砖石上的装饰题材更是充分地展现了汉代建筑装饰的社会文化风貌特征，其中既有描绘墓主生前奢华的生活场景，又有表现向往神仙世界的图景，前者如江苏睢宁双沟发现的汉画像石中雕刻墓主的出行、宴饮、舞乐生活等内容(图11)；后者如山东沂南汉墓中的门楣石、立柱上装饰题材描绘了传说中的冥界图案，内部石柱、斗棋雕刻成象征羽化成仙的附翼形象(图12)。从中可见，汉代社会不仅追求现实的享乐生活，而且还在独尊儒家文化的同时，依然崇尚先秦的神仙观、阴阳观以及民间流行的五行思想。
根据目前全国发掘出土的汉墓画像石的考古研究资料表明，不同地区汉代画像砖石的装饰题材内容有所差异，河南南阳汉画像石早期题材为建筑、历史故事、星宿图像等，中期题材为宴饮生活、舞乐百戏和出行图等，晚期题材为门吏、动物等(图13)。商丘一带汉画像石的装饰题材主要为祥瑞、神仙、辟邪、珍禽异兽等。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的装饰题材比较丰富，主要为生产劳动、现实生活、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祥瑞神兽等(图14)。江苏徐淮扬地区的汉画像石的装饰题材主要是神话故事、祥瑞神兽、神仙人物、宴饮出行、舞乐百戏以及建筑形象等。四川地区汉画像石的装饰题材则是生产劳动、宴饮生活、车骑出行、舞乐百戏、历史故事、神话故事、神仙人物等(图15)。陕北地区以绥德为代表，装饰题材则以农牧、畜牧、狩猎等为主，也有一些神仙人物和祥瑞神兽等内容。
综上所述，汉代画像砖石装饰题材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以反映现实生活、人物活动和生产劳动等生
动场景为主，同时也有展现神话故事、神仙人物和祥瑞辟邪等寄托精神的画面，由此折射出汉达的社会经济、深邃的文化意识、娴熟的雕刻艺术、先进的模具制作技术以及丰富的生活内容等。
此外，汉代陵墓中随葬的陶楼明器，也非常直接而具象地反映了当时的建筑特征，其中不少实例很清晰地呈现了一些建筑部位的装饰形式，不过这些装饰并非是独立的，大都结合建筑构件外露部分进行形状美化的装饰性处理，如屋顶正脊两端做成飞翅状、大门门楣上的门簪做成方形或菱形以及大门上安置铺首的形象(图16)等。但是，陶楼明器上的窗棂却颇具有装饰性，装饰纹样有斜纹格、锁纹、菱花格等(图17)。
魏晋南北朝时，儒学衰落、玄学兴起以及佛教在民间广泛流传，导致社会思想意识形态发生巨大转变，另外加上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促使建筑装饰题材出现焕然一新的变化。
一方面，继承和保留了汉代的部分建筑装饰题材，如北齐时期邺城宫殿遗址发掘的云纹、文字、莲瓣、人面瓦等瓦当装饰题材。另一方面，产生了新的装饰题材，如：铜雀台遗址所发掘出的东魏北齐时的“石螭首”建筑装饰构件、兽面铺首、石门墩以及陶制鸱尾，北魏时山西大同司马金龙墓出土石雕柱础(图18)，北朝洛阳宫殿脊兽方砖(图19)以及南朝陵墓神道两侧排列着神道柱、天禄、麒麟、辟邪等装饰物，却是这一时期特有的题材造型。此外，还有一些石刻反映的建筑形象中屋脊两端所采用的鸱尾、兽面等构件装饰(图20)，则具有厌胜驱邪镇脊的装饰功能。
特别是，由于中原汉文化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和从西域传来的波斯、印度等外来文化的影响，建筑装饰题材中又出现了莲瓣、缨络、卷草、火焰、飞天、狮子等许多新的外来装饰元素，如河南登封嵩岳寺北魏砖塔，塔身门额做成火焰尖券形，上饰三个莲瓣，券角饰有对称的外券旋纹；塔身转角砌出倚柱，柱头饰火焰宝珠与覆莲，倚柱之间佛龛内外有彩画痕迹；龛下部基座正面两个并列的壶门内各雕一尊狮，立卧各异、造型雄健。
隋唐时期的佛教装饰题材基本承袭了南北朝的内容，但风格更加圆润、饱满和柔美。装饰纹样由单一纹样转向组合纹样，如：卷草凤纹、狮鹿卷草纹、佛像迦陵频加卷草纹。除此而外，还出现了新的纹样形式如：回纹、连珠纹、海石榴凤纹、葡萄纹、团巢纹、宝相花等。而此时的瓦当装饰纹样则与以往不同，也由莲花与连珠两种题材组合而成。
其他建筑装饰题材的变化，如塔门两侧出现持剑武士的雕像、柱础刻覆盆莲花、须弥座束腰转角刻力士人像等，这在河北房山县云居寺小塔、山西平顺县海会院明惠大师塔以及南京栖霞寺塔等建筑中均可见例。另外，在南京栖霞寺塔各层塔檐垂脊端部出现了螭首垂兽的做法；唐代李思训《江帆楼阁图》、五代卫贤《高士图》等一些绘画中的建筑山面则出现了“悬鱼”形象。在唐献陵等墓前神道一侧有“鸵鸟”石刻，这种新的动物题材反映了唐代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
北宋商业经济和技术工具发展很快，城市变得空前的繁荣，市民生活多样化，园林、娱乐性建筑大量兴建，风格趋向细致工整，柔美绚丽。此时的建筑装饰，重要建筑除有正脊吻兽外，垂脊上也有垂兽、走兽，而且正脊吻兽一改隋唐“鸱尾”的形象，转变为具象的“龙吻”或“鱼龙兽”。其事例均可从《清明上河图》城楼屋顶、《中兴应桢图》的王府、《文姬归汉图》等大批宋画中的住宅屋顶得以见证。瓦当装饰纹样题材有兽面、花卉、花纹等。此外，北宋建筑中还有以“盘龙”、武将人物等装饰柱子的，前者如太原晋祠圣母殿前檐柱饰雕盘龙；后者如河南登封少林寺初祖庵石雕柱。另，河北省赵县陀罗尼经幢中出现仿写自然山水的须弥山、城阁和狮象等为题材的装饰内容。北宋彩画采用卷草、宝相花等植物题材，其中梁枋端头装饰题材为“如意头”、“云头”和“剑环”等，这些题材应用于官式建筑或其它重要建筑中，并成为《营造法式》规定的彩绘样式。
辽代建筑总体上继承了唐代风格，天花、梁檩枋等构件以飞天、卷草、凤凰和网目纹等为彩画装饰题材，如辽宁义县奉国寺大殿。但建筑外檐装饰题材却有较大变化，如河北蓟县独乐寺山门正脊采用“吻兽”，垂脊走兽四件、嫔伽一件；山西灵丘县觉山寺塔须弥座的束腰部分饰有佛像、力士，平坐栏板以几何纹、莲花等为装饰题材。
元代推崇喇嘛教，由地区带来了一些新的装饰题材，北京居庸关云台基座上的券石和内壁上的天神、金翅鸟、龙、云等装饰纹样，正反映了这一装饰新特征。另外，宫殿建筑采用红色配金龙的方式涂饰柱子，并用毡毯、毛皮和丝质帷幕装饰塔壁，显示了蒙古统治者的生活风习的沿袭和影响。而道教建筑大多以道教人物为题材，在道观大殿墙壁上绘制巨幅的宣教壁画，如山西芮城永乐宫三清殿、山西洪洞县广胜寺水神殿、河北曲阳县北岳庙德宁殿等。
明代初期经济尚在恢复期，主要建筑活动为城市建设、海防城堡以及宫殿陵寝等，加上明初令律制度严格，所以建筑装饰发展缓慢。明中叶以后经济繁荣，尤其是江南地区民间建筑活跃，出现了会馆、戏院、旅店等新的公共建筑，建筑装饰活动达到了历史的高峰。各地住宅建筑装饰题材丰富多样，木、砖、石三雕装饰发展起来，同时形成了不同地域的装饰风格。此时，官式建筑装饰趋向程式化，题材固定单一，手法缺少变化；而民间装饰题材内容却极其丰富活泼，有：花鸟鱼虫、山水风物、人物故事、历史典故、戏曲艺文、吉祥文字、伦理教化、祥瑞神兽、琴棋书画、文字四宝、生活场景、风雅器物等，特别是一些建筑物件自身，随着结构功能的退化而逐渐演化为纯装饰性构件，从而成为新的装饰题材。
清代中叶以后，建筑装饰艺术走向堆砌、繁缛、琐碎的风格，但地区性特征更加鲜明，并形成北京、江浙、安徽、广东、福州、山西、云南、新疆、等地区性装饰风格或流派，其中以苏派、徽派、晋派、潮派最为突出。苏派以砖雕见长、徽派以木雕见长、晋派以石雕见长，潮派以灰塑见长；且各派题材特征明显，苏派文儒清雅、徽派商儒兼蓄、晋派尊古重礼、潮派崇礼随俗。此时期建筑装饰题材突显建筑空间内、外有别，相比较而言内檐题材更多样、繁华，外檐则简约、清朗。可以说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建筑装饰题材的一个集大成的时期，这一时期不仅具备了各种装饰题材类型，而且装饰工艺技术、雕刻绘制手法更加多元化，并且与园林、家具、陶瓷器等装饰题材趋于同化。明清后期建筑装饰还受到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欧洲大陆新建筑装饰题材、装饰风格和装饰手法的影响。
二、装饰题材的类型构成及其特征
中国古代建筑装饰题材极其丰富多样，若仅依据其纹样、图案、功能、内容或装饰部位等某一种进行分类难以涵盖全部，因此，只有综合归纳分类，方可完整表述其类型构成、功能作用、部位特征、思想内容及文化意义。为此，根据中国古代建筑装饰历史发展情况，对现有资料和研究成果进行总结，综合划分为：云气星象类、祥瑞类、几何类、文字类、动植物类、神话传说类、生活场景类、历史典故类、历史人物类、宗教类、戏曲类、山水类、器物类、建筑构件类以及其它特殊类型等。中国古代建筑装饰题材类型如此之多，在世界建筑体系中也是非常罕见的。
1 云气星象类：雷云纹、气纹、日月、北斗星相等。
2 祥瑞神兽类：龙、凤、麒麟、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白泽、辟邪、獬豸、天马、天龙、天鹿、夔龙、饕餮、螭、虺、虬、等。
3 几何类：环形纹、锯齿纹、波形纹、折线、曲线、回纹、龟背纹、菱形纹、曲尺纹、编织纹、(万字)纹等。
4 文字类：瓦当、照壁、柱枋、匾额、牌坊、牌楼等上的文字、对联、题字以及与室内装饰结合的字幅。
5 动物类：狮、虎、象、鹿、马、牛、羊、猴、鸡、龟、兔、狗、鼠、猪、鱼、喜鹊、蝙蝠、鸳鸯、锦鸡、鹰、蝉等。
6 植物类：松、竹、梅、兰、菊、牡丹、荷、莲、桔、柿、桃、杏、桐、柳、柏、槐、榆、梓、、茶、水仙、石榴、山茶、灵芝、琵琶、玉兰、海棠、百合、芙蓉、桂花、葵花、腊梅、芭蕉、茉莉、栀子、红蓼、绀蓼、月草、葡萄、芍药、瞿麦、太平花、宝牙花、宝相花、万年青、金盏花、雁来红等。
7 纹样类：卷草纹、流苏纹、冰裂纹、花形纹、回纹等。
8 器物类：琴、棋、书、画、文房四宝、佛八宝、暗八仙、青铜器、玉器、古陶器、古漆器、象牙器、香炉等。
9 历史故事类：二十四孝、负荆请罪、郭子仪拜寿、岳母刺字、桃园三结义、梁山聚义、竹林七贤、文王访贤、木兰从军、杨门女将等。
10 神话传说类：东王公、西王母、蓬莱仙境等。
11 祈福吉祥类：五福捧寿、鲤鱼跳龙门、三羊开泰、凤凰戏牡丹、挂帅封侯、马上平安、麒麟送子、龙凤庆寿、连年有余、喜禄封侯、双嚣临门、喜上眉梢、平升三级、五子登科、六合同喜、连中三元、鹿灵合欢、榴开百子、金玉满堂、春光长寿、平安如意、八仙祝寿、三星高照等。
12 历史典故类：渔樵耕读、凿壁偷光、孟母三迁、胡人驯狮、鹬蚌相争等。
13 宗教类：莲花、飞天、角兽、力神、塔刹、相轮、水烟、日月元光、佛本生故事、八仙过海、刘海戏金蟾等。
14 戏曲类：三国演义、封神榜、水浒传、西厢记、红楼梦等古典名著戏文场景。
15 建筑构件类：雀替、隔架科、如意斗棋、天花、藻井、盘龙柱、栏杆、门窗花棂、挂落、脊兽、垂柱、悬鱼、惹草、鼓墩、上马石、拴马桩、照壁、须弥座、铺地、景窗等。
以上装饰题材中，云气星象类当为最早产生的装饰题材纹样之一，考古发现在商周建筑的瓦当和其它器物上出现，后来一直延续到汉代。云气纹作为建筑装饰题材，反映了早期人们对宇宙天地本源的认知，“气分天地而后生万物”，以“云气”象征天体宇宙来装饰建筑屋宇的瓦当，可见古人将屋顶比作宇宙天空，其间云气流动，生生不息。
文字类装饰题材，也是使用最早的装饰题材之一。由于汉字具有象形、会意、谐音、转义等特殊意义，加上中国文字自身具有独特的形式美的艺术特征，经后人不断提炼成为中国特有的装饰艺术题材。因此，在中国古代建筑中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常见的装饰题材。
动物类的装饰题材，也是早期比较常见的装饰内容。这恐怕与原始社会游牧狩猎生活密切相关。当时，人们以猎获凶禽猛兽为荣耀，象征男性的勇武和力量，因此部落男子以狩猎技能高低确立社会地位。迄今为止非洲一些部落中男人能否娶妻自立门户，取决于他们捕获猛兽的数量。此外，凶禽猛兽的神化，也许是当时人们认为猛兽具有某种特殊的神奇力量，或是神的化身，所以许多原始部落将其作为自己部落的守护神供奉。随后，人们又以“善恶”将“神兽”社会化，从而产生祥瑞的神兽与恶煞的神兽，分别赋予其“吉凶”不同的代表意义，如：龙、凤、麒麟、鹤、鹿等为祥瑞神兽，而饕餮等为邪恶凶兽。善恶不同，装饰功能与意义也就不一样。后来，人们创造了更多的动物装饰题材，这些题材更多地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祈望，“龙凤呈祥”、“麒麟送子”、“鹤鹿同春”等祝福美好未来的装饰题材应运而生，并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常用装饰内容。“狮”、“象”等动物题材是随佛教传人而出现的新题材，其最初具有宗教意义，后来逐渐融入世俗社会，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广泛应用的吉祥题材。“狮子”，最受人们喜爱的原因：一是发音与“喜”相谐，二是有镇宅驱邪的心理抚慰作用。
植物类装饰题材，比之动物类题材要略晚一些。西周半瓦当中的树状装饰题材，据考古研究推测为接天地之气的神树。上古人认为高大入云的树木是登天通神的捷径，上接天宇下通黄泉，故为“神木”。因此，西周至汉的瓦当等建筑构件上常见此装饰题材。在早期文学诗歌中常常借用花草咏物寄情，据有关研究统计《诗经》所涉及的植物大致有二百八十种之多。由此可见，植物题材是早期人们在农业生产劳动中借物抒情的对象，是籍以表达和比喻爱恋的人或事物的品行和姿貌等，后来被士大夫文人“格物致志”而比拟道德品行，并逐渐成为建筑装饰的格式化题材，如《离骚》“以盈室兮”，其中“”即苍耳，因长满刺而代喻小人；蕙、兰等则被用来比喻君子。所以古代士大夫文人咏唱的“松、竹、梅、兰、菊”就被以赋予美德的象征而作为建筑装饰常用的题材。
戏曲类装饰题材，是在明代中叶之后才出现的，具有打破严格宗法制度下住宅序列空间的单调沉闷气氛，创造娱乐生活环境的积极作用。同时，透过戏文人物，也赋予一定的伦理教化意义。历史典故类、历史人物类等题材功能，主要为教育族人和子孙如何遵守儒学的修身为人的法则，如何勤劳耕读进身功名、精忠报国、光耀门庭等。祈福吉祥类题材是大众喜见的题材，应用极其广泛，反映古代人们追求家庭和谐、健康长寿的美好生活愿景。
建筑构件类，是中国古代建筑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建筑形式与结构的不断演进与成熟，一些建筑部位在保持原有功能的同时，以自身形态为装饰题材，并针对造型进行恰当的艺术处理，展现其优美的装饰性效果，如江南地区园亭等建筑翼角起翘，以其舒展、柔美的曲线将整个建筑屋顶塑造为“如鸟斯革，如荤斯飞”的形象。而另一些具有结构功能的建筑构件，在建筑不断美化过程中逐渐丧失了原有的结构功能，仅保留了构件的基本外形并转变为纯粹的装饰性构件，如“斗棋”构件，就成为中国古代建筑最具代表性和象征意义的装饰题材。
三、装饰题材的社会功能与意义
1 社会等级制度的标志
中国古代建筑装饰与建筑形制等级相一致，也是社会等级制度的一种重要标志。装饰题材充分体现了封建社会宗法等级制度的影响，题材内容反映了使用者的身份与社会地位，例如：商周时，兽面铺首是封建社会帝王诸侯建筑正门装饰的象征。魏晋时屋脊饰有鸱尾的门庑以及唐代的乌头门都是当时贵族府邸大门的地位标志；宋金至明清门窗中的“纹隔扇”是官式建筑的装饰形式。明清时，“龙凤”题材是皇家建筑专用的装饰题材。为此，对于建筑装饰题材的使用，历代封建王朝制定了严格的条律规定，如商周时“大夫有石材，庶人有石承”(《尚书・大传》)，汉代则“按旧制，三公黄阁听事鸱尾。后主特赐摩诃开黄阁，门施行马，听事寝堂并置鸱尾。”(《陈书・肖摩诃传》)，唐代“非常参官，不得造轴心舍及施悬鱼、对凤、瓦兽、通袱、乳梁装饰。……庶人所造屋舍，不得过三间四架，不得辄施装饰”(《唐会要》)，宋代“凡庶民之家不得施重棋、藻井及五色文采为饰，仍不得四铺飞檐。”(《宋史・舆服志》)，元代
“诸小民房屋，安置鹅项衔脊，有鳞爪瓦兽者，笞三十七，陶人二十七”(《元史・刑法志》)，明代“百官第宅，明初禁官民房屋，不许雕刻古帝后、圣贤人物及日月龙凤、狻猊、麒麟、犀象之形……。公侯……屋脊用花样、瓦饰、梁栋、斗棋、檐桷、青碧绘饰，门三间三架，黑油锡环。”(《明史・舆服志》)，清代“亲王府制……绘金云雕龙有禁，凡正门殿寝均覆绿琉璃脊，安吻兽门柱丹垩，饰以五彩金云龙纹，禁雕龙首……余各有禁，逾制者罪之”(《大清会典》)。
龙凤图案在建筑装饰中，标志着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只有与帝王建筑相关的装饰才能使用。同样是宫殿建筑，主次不同的功能建筑采用的装饰题材也有等级高低之分，如皇家彩画装饰中依据等级分为和玺彩绘、旋子彩绘和苏式彩绘三种形式，其中和玺彩绘等级最高，采用的题材为龙图案，色彩以金色为主。而苏式彩绘等级最低，题材选择比较自由活泼、风格素雅，花鸟鱼虫、村舍山水、人物故事等均可。此外，建筑大门装修中，官式建筑大门可以使用“铺首”、“门钉”、“斗棋”等作为装饰题材，但一般民居住宅严格规定不得使用。因此，民居的大门装饰就显得比较简朴，江南地区的民居大门采用“竹片拼花”构成回形或其它几何图案进行装饰。门簪的雕饰题材，以荷花、葡萄、梅花、牡丹等，根据住宅主人的社会地位等级的高低，而有数量的多寡。
2 社会伦理教化
中国古代建筑装饰题材的另一个社会功能就是“成教化、助人伦”。自汉代开始由于董仲舒推崇儒家思想，汉代帝王独尊儒术，致使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文化充分地浸润了儒家的宗法人伦思想精神，整个封建社会时期一直贯穿着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历代统治者大力推崇仁义、孝悌、忠信之类的伦理道德，即“天地之行美也”、“善无小而不举，恶无小而不去，以纯其美”。尤其是自南宋程朱理学兴起以后，社会进一步崇尚儒家严格宗法礼仪，以儒家的人伦思想教化民众，因此，中国古代建筑更以严谨有序的平面空间布局形态，忠实地体现了这种宗法制度的社会人伦关系，而建筑装饰题材更是充分反映出“家国同构”宗法伦理特征，宣扬封建宗法伦理的“忠孝义节”、反映儒家文化的“二十四孝”、以“松竹梅兰菊”标榜传统文人节气等的装饰题材不断贯穿于各类建筑中，尤其是民居住宅建筑更是突出。山西灵石王家大院高家崖东堡院中，在两侧厢房裙墙的四个转角立石上雕刻着“二十四孝”图面刻画生动，高度位置适合儿童观看，这是王氏宗族作为弘扬孝悌、教育家族子孙孝敬父母长辈的一幅幅生动的教材。另外，牌坊也是古代社会作为旌表“忠孝节义”的纪念性建筑，如贞洁牌坊、孝义牌坊、功德牌坊等，其具有的社会作用就是弘扬儒家所崇尚的社会伦理美德，颂扬妇女、事孝父母、扶贫助弱、精忠报国等功业，教化社会民众识仁义、知廉耻，像这一类装饰性建筑在中国古代城镇村落成为社会最为广泛和普遍的标识。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涉及社会人伦教化装饰题材的还有如“文王访贤”、“孟母三迁”、“竹林七贤”、“三顾茅庐”、“桃园三结义”、“梁山聚义”、“岳母刺字”、“杨门女将”、“木兰从军”等内容。
3 祈福辟邪与禁忌警示
中国古代建筑装饰题材充满了古人祈福求吉的意愿，人们通过美好的题材表达自己对幸福生活、功名前程等寄予极大的希望和追求，如山西灵石县静升古镇文庙前的元代石雕照壁上，雕刻了“鲤鱼跃龙门”的画面场景，以此作为对前来文庙祭祀孔子、祈求功名的学子们的美好祝愿。另外，在居住建筑生活空间中还以间接的方式和形式，借助建筑装饰，以各种题材进行组合构成吉祥的图画，如鹿与荷花、喜鹊与梅花、花瓶与大象、蝙蝠与寿字、凤凰与牡丹等，通过语言谐音转义为“六合同春”、“喜上眉梢”、“太平有象”、“五福捧寿”、“富贵高升”等吉祥成语，从而在心里和精神层面获得幸福的抚慰与喜庆的满足。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民族一样，中国古代社会也普遍流行着各种禁忌文化，人们出于驱凶求吉、祈求平安幸福等目的，在日常活动中对于居住、出行、生产、营造、商贸、交往等行为进行的场所、时间、环境、对象等，根据社会公认的禁忌法则来判断和确定是否对自己或家人有利和适宜，尤其是对于自己的居住空间和生活环境更是如此，如古人认为住宅方位若有悖于风水、或门窗朝向相对等则是不吉之征兆的禁忌。因此，在营造住宅和装饰建筑时，人们往往选择那些传说中创造的具有超自然力量、并可以寄望保佑自己避受伤害的善良神兽或宗教法器(如阴阳八卦图、佛八宝、道八仙或道八宝)等装饰自己居住空间的关键部位，以求得镇守辟邪、保护宅第安宁的心灵慰藉，常见的事例就是当某民居对着路口或巷道交叉处的墙角被认为是“犯冲”时，房屋的主人就会请人在此树立一块刻有“泰山石敢当”文字的石块作避邪应对处理。此外，中国古代建筑装饰题材还具有警示、告诫和行为拒止等象征意义，如松江方塔园中明代砖雕照壁，原是松江府城隍庙山门外的影壁，其上砖雕题材取自民间传说，说是世间原来有一种贪婪无比的怪物，吃遍人间金银财宝，犹贪心不足，妄想连天上的太阳也吞吃，结果蹈东海而亡。以此题材雕刻装饰，其意义在于警戒世人不可贪得无厌。
四、装饰题材的空间意义
在中国古代建筑中，装饰题材的作用不仅仅是修饰建筑空间，有时还对空间具有强化、限定、警示和引导作用。装饰可以通过题材内容赋予建筑空间以某种涵义，尤其是当某一装饰题材已经成为社会共同的、约定俗成的概念或被大众赋予某种特定的文化意义时，那么这一装饰题材在建筑中的运用就会给予空间某种新的诠释语义。比如历代帝王陵墓前的甬道空间，由于安放了石羊、石马、石狮、石人、石阙、石柱等具有特殊含义的装饰物，甬道空间就具有特殊仪式的性质，并被限定作为空间序列的辅助过渡功能，进行仪式活动的人一旦进入这一空间，行为将受到仪礼制度的约束，而上述装饰物则以某题材语义警示和引导从事仪式活动者的行为。再如“照壁”，是中国古代建筑中最常见的、具有某种风水意义的装饰性建筑，它是构成一定空间围合与限定的重要元素，但若照壁中装饰题材不同，照壁的意义就会不一样，像民宅照壁装饰吉祥花卉的题材，则表示居住空间和谐，给来访者以亲和的空间感。若是佛门照壁，则又装饰“佛”或“南无阿弥陀佛”的文字题材，作为规范佛教信众和香客行为的特殊语言，提醒和告诫众生进入佛门净地，不可妄生杂念。
古代建筑中的牌坊或牌楼，常作为村镇、街巷或建筑群入口的装饰性标志，具有强化和限定入口空间的功能，如安徽皖南棠樾等明清古村落村口的“忠、孝、义、节”牌坊群，既是整个村落人口空间的限定标志，更是社会道德模范的精神标杆，它是封建朝廷对整个村落宗族杰出伦理的表彰，是整个宗族的自豪与骄傲。又如，北京故宫天安门前的华表，又名“望君归”，而门内的华表，又名“望君出”，这内外各一对华表寓意深长，表达对身处太和殿高堂的君王以施政警示，前者寄望君王常出皇城巡访体察天下百姓之疾苦；后者则希望君王外出巡察，不要留恋外面的山水美景，及时回归处理国家朝政。
建筑空间的划分，有时也可通过不同的装饰题材加以区隔。苏州拙政园西园部分的“鸳鸯厅”，就是对内梁架构件采用不同的装饰方法、运用不同的装饰题材，将大厅空间分隔成北南“一阴一阳”两个不同的意向空间，北厅梁架以圆作，南厅梁架以扁作，所谓“一雌一雄”，形同鸳鸯；同时也以“鸳鸯”喻意大厅空间的琴瑟和谐之意。
建筑装饰题材有时却被用来表述非常含蓄的图式语言，暗示某一空间的功能或性质，以告知某一特定部分的社会群体(如乡里、宗族等)，提供空间性质和功能的可识别性，防止逾越礼制行为的发生，如浙江永嘉县芙蓉古村内部街巷交叉路口地面铺设了不同的装饰图案题材，挖掘了大小不同形状的池塘，构成“七星八斗”的空间识别系统，使不怀好意的侵入者寻找不到退却之路，从而保障村落整体的安全防御。又如江西吉安钓源古村中某宅第，其院落内部各功能房间门窗小木装修用不同的生肖动物和植物作为装饰题材，标示各房间使用者的性质和空间功能，从而避免非家族成员的冒失误入。类似这样的以装饰题材标识和限定建筑空间的事例，在中国民居住宅建筑中比比皆是。
此外，园林中以文字楹联或匾额题字作为装饰题材的目的和功能，一方面是作为对所属建筑性质和特征标识，另一方面更是促使建筑与园林中的景观及其环境产生联系，激发人对空间景境的审美联想，如苏州网师园的“月到风来”亭中的匾额题字，将亭、池、月、人联系起来，激起人的空间想象力，营造诗情画境般的景观意境，又如拙政园内“与谁同坐轩”之题字，亦为同理。
关键词：印度尼西亚：建筑风格：中国文化
印度尼西亚地处亚洲东南部，俗称“千岛之国”，公元3世纪，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就与印尼古奴隶王国毗骞国互派使者来往，中国南部的少数民族也陆续与南亚的种族融合，将中国文化带入到东南亚各国，公元15世纪初中国明朝郑和下西洋。更是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成就传播到印尼各岛，对印尼的建筑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
1．印度尼西亚木结构建筑风格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1．1印尼的木结构房屋则随各民族的习惯而建造不房屋同式样的住房，如爪哇人、巽达人的住房，一般是方形的，多数建在抬高的地基上，但也有高脚屋，不过离地面不高；米南加保人的住房，屋顶两端翘起来，形成马鞍形，房屋内部很宽敞，分为好几间屋，供年长者、孩子、新婚夫妇居住；巴厘人的住房，一般都盖在一个小院内，院子用土墙围着，院内有住房、附房和家庙；因为雨季时雨水多，印尼大多数民族的木结构房屋都是高脚屋，地板离地面高2米或更高。一般木结构住房内也会分为几间屋，有卧室、有厨房，房子门前都设有梯子，大部分木结构房屋建筑能体现了中国木结构建筑的特点，斗拱结构，崇尚自然，着重通风，遮阳，隔热，防潮，轻巧通透、淡雅明快。
1．2中国唐朝时代的商船常在马六甲海峡与古印尼人交换香料和珠宝，同时中国的斗拱结构形式也传入印尼，印尼属于热带海洋性气候。多风雨。不适合建造多层的木结构房屋，因此多为一层或两层房屋，采用过渡搭接方式连接支撑方木或圆木柱和横梁，形成上下层柱和屋顶架之间的整体构造层，保障了木结构房屋的牢固安全。
1_3印尼木建筑在结构并不非常复杂，房屋支撑住支撑顶部骨架，既满足不同地域实际功能要求，又创造出精美的具有民族特色建筑形体，显示不同建筑风格，房屋构架以支撑立柱和纵横梁搭接后使用藤条缠绕加固组合成不同形式的房屋骨架，使木结构建筑物上部受力荷载由屋梁架、支撑柱传递到地面，房屋木墙就是起到围护和分隔作用。基本不受力，就算是有几面的墙倒了，房屋也不会倒塌。
1．4印尼木结构建筑其外观由基础、屋身、屋顶三部分组成，下面有的是短圆木支撑木地板。有的木地板直接铺在砖石砌筑的基础上；用木制柱支撑屋顶骨架，木板或者竹板钉制成墙面，墙面上预留安装门窗，上面是木结构屋顶架，屋顶可以做成柔和雅致的不同曲线，有的层叠高耸，有的层叠展开，有的四面起脊，有的两面起脊，上面覆盖着棕榈茅草、细密竹席、或者青灰瓦片。
1．5印尼木结构建筑的室内隔断可以用隔扇、门、屏等便于安装和拆卸，能随意划分，随时改变，使房屋内布局既满足当地人生活习惯，又能及时迅速改变空间布局。有的还建有走廊，和很大的盖顶庭院，甚至有的庭院就和房屋屋顶一体化，作为室内和室外空间的过渡段，或是室内和室外空间的有机结合；有的运用木片或竹片雕刻出不同花纹图案装饰木结构建筑的墙面和门窗；有的在屋顶结合地方民族特色起脊，有的如马鞍，有的如宗教佛塔，有的如灯塔，更好的展现了当地的民族特色。
2．郑和下西洋推动印尼宗教建筑建造
2．1中国的航海家郑和在1405—1430年间曾率领舰队七次远航’}氐达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的许多地方．每到一地都要举行仪式并宣传伊斯兰教义，并建立华人穆斯林社会区以传播伊斯兰，使得东南亚地区，尤其是在印度尼西亚使伊斯兰教迅速地发展起来。
2．2郑和下西洋沿途经过了印尼的泗水、雅加达、三宝垄、北苏门答腊、亚齐，所到之处宣传穆斯林教义，备受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促进了伊斯兰教在印尼的发展，印尼华人为了纪念他建造了郑和清真寺。郑和清真寺位于印尼泗水市戛丁街2号，那是一幢5层楼宇，飞檐画栋，红墙碧瓦，赤柱镂窗，装修堂皇，左前方矗立着一座色彩鲜艳的八卦亭，雄伟壮丽，风格独特，清真寺的建筑模式，以绿、红、黄为主色调，体现华人穆斯林特点。清真寺右侧绘有郑和宝船和郑和下西洋的巨幅浮雕像，寺内主建筑屋顶呈八角形。长11米，进深9米，其规格有来历：l1米系天房最初的长度和宽度，9米象征印尼9位伊斯兰教圣哲。清真寺一楼刻有碑铭，碑文分别用印尼文、华文、英文镌刻于花岗岩上，碑文歌颂郑和在28年间七次下西洋亲善万国、传播伊斯兰教、开展中外文化经贸交流，郑和清真寺，奇特处在于三教合一，融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于一体，它不仅是印尼华人信奉伊斯兰教的启蒙圣地，也是印尼华族与其他族群交流、沟通并促进相互了解的桥梁。它将成为印度尼西亚各民族融为一体的象征，促进了中印尼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3．印尼华人致富起步的排楼建筑
从中国明朝郑和下西洋开始，掀起了中国广东和福建两省的沿海居民下南洋淘金的热潮，前期主要是出口买卖中国的丝绸和茶叶，再船运拖回印尼的香料卖到中国，帝国主义者入侵中国使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中国沿海居民为了谋求生机，大批居民下南洋，下南洋的主要地点就是印度尼西亚，早期印尼华人建造不同样式的沿街排楼建筑，在一层楼做门面零售，在二层楼居住，印尼华人靠着其勤劳的双手和聪明的头脑，使其的生意不断扩大，通过几代人的共伺努力。逐步从小作坊和小店铺发展成为印尼煤炭、矿产、造纸、房地产、小商品零售等行业龙头，目前印尼华人约占全球华人的四分之一，占印尼人1：3的6％，却拥有印尼60％以上的财富，印尼华人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将中国的文化发扬传播。
4．结语
论文关键词：中国特色，建筑哲学思想，建筑理论，建筑技术方法
建筑理论，历来成为建筑界争论的焦点。建筑理论涵盖哪些内容，在建筑界存在很大争议。研究建筑理论的最高层次是建筑的哲学思想，它是对建筑科学本体性质属性特点的看法观点，是提出建筑理论的指导思想。建筑理论的研究目的，是在建筑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对于建筑科学的认识提出理论原理，并在建筑理论的指导下，研究建筑技术方法，提出技术方法的原则。现就中国特色建筑理论浅谈如下。
1建筑的理论基础
建筑基础理论，结合现行的建筑设计实践，从初级到高级有不同层面，所涉及的问题各有侧重，诸如建筑概论、建筑构图、建筑设计原理、建筑空间等等。总的说来，建筑的基础理论可以分为建筑设计原理和建筑理论两个层次。
1)建筑设计原理，侧重于阐述建筑创作和实践中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大都较为明显突出，内容包括建筑构成、建筑组合、建筑形式构图、空间组织、建筑构架、环境设计、艺术处理、建筑创作等。
2)建筑理论，侧重于建筑深层哲理的探索，是多层面、多角度、多方位的研究和深化，涵盖建筑的群体态势、地理环境、居住建设、不同建筑层次的需求、建筑文化品位的深化、建筑创作思维的阐述、建筑哲理的剖析、建筑机能组织的变化、建筑形象的表现、评论的准则、未来建筑趋势的预测等，涉及多学科交叉内容。
2中国特色建筑理论的哲学思想
2．1城建园林一体化
城市建筑园林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国传统的建筑学统称为“营造”，它包括建筑城市和园林，几千年来的城市建设都体现着城市建筑园林三位一体的内容，三者的关系十分紧密。
1)城市的选址在大自然中，城市本身具有绿地系统和庭院绿化，城市和园林密不可分；
2)城市的整体由中心区街道院落各个层次的建筑组成；
3)建筑与园林的关系可以用“建筑在园林中，园林在建筑中”来概括。
由此可见，三者的关系是紧密联系的整体。整体性的哲学思想，是中国特色的建筑理论哲学思想。
2．2建筑理论是自然社会相结合的学科
建筑科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一门独立学科。过去人们一直将建筑学划分在自然科学范畴内，20世纪80年代末，才提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向。实际上，建筑科学本身的特点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的学科，城市规划和建设，不仅包括自然科学的内容，也包括社会、经济、人文、管理、安全等社会科学的内容，因此，建筑理论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一门学科。
2．3城市不同现代化
中国城市现代化，因地区不同，现代化水平不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指标和发展步骤也不同。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特点，有北京、上海、天津及沿海城市等发达地区，有新乡、成都等中等发达地区，还有甘肃、新疆等不发达地区，对于发达程度不同的地区，应当区别对待，针对不同地区城市现代化特点和发展重点，应确定不同的发展指标和发展步骤，既要重视发展知识经济，还要重视城市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建设和历史文化的保护，更要重视生态节能和环保的建设。各城市的现代化建设要发挥各自的优势，扬长避短，快速发展。
2．4综合效益节俭论
以前说起中国，人们总是很骄傲地用“地大物博”来形容她。但是，随着我国人口急剧增长，我国人均资源明显不足。针对这一特点，中国特色的建筑理论提倡“勤俭建国”的建筑理念。在城市建设时，采用全寿命造价控制，强调综合效益，力争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发展效益的最佳综合效益。
3建筑理论在建筑实践中的应用
建筑理论的发展与建筑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任何理论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确立其价值和地位。中国特色的建筑理论在我国建筑实践中的应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建筑与生态和谐，注重环保建设
中国的传统建筑与自然的关系十分和谐，因地取材，因地制宜，这在现在一些自然保护区，如新疆哈纳斯自然保护区的建筑，云南的傣族部落民居等，至今仍保留了这些传统。但是，许多地区的环境却因工业建设时未考虑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致使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大气污染、水源污染、资源过度开发、交通拥挤所有这些，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大不便，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20世纪80年代，人们意识到环境保护、合理开发资源、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在建设和设计时，重视生态、节能、环保全面考核，从选址、建材、布局、结构形式、空间造型各方面，在建筑的全寿命过程中，走天人合一的道路，充分利用当地自然地理环境，全面考虑生态、环保、节能的要求，注意废气污水处理，重视回收可重复利用的物质，如污水经处理后的再次使用，一些建材的回收使用等，不仅节约了开支，也减少了建筑垃圾造成的环境污染。
3．2重视规划，在建设中体现全局意识
现在，我国的各级城市建设，非常重视规划。在建设时，先给城市定位，确定城市规模，划分建筑区域，再根据建筑类型确定建筑定位，全面考虑建筑在城市中的定位，使城市水电交通等资源能够充分利用，使城市工业、交通、居住、商业、服务、文化、教育和休闲娱乐均衡发展。
3．3重视保护历史文化，在建筑设计和规划中充分考虑建筑与周围历史文物的和谐统一
我国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各地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在建设现代化城市的过程中，既要创建新的建筑空间环境，又要重视各地城市与建筑历史文化的保存，保留和发展地域文化、民族文化，要在研究传统建筑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新的建筑文化。既创建新的建筑文化，又要符合当地历史文化、民俗、自然条件，在创新的同时，保持新建筑与历史民俗文化的和谐统一，在建筑设计时，考虑各地民族风情、装修特点及造型手法，使新建筑既有时代风貌，又不失民族特色。
3．4重视艺术创作在建筑中的应用，建筑创作体现标准化和艺术表现形式的和谐统一
可喜的突破
近年来，中国建筑史研究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有了可喜的理论突破。
回顾一下近现代对于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历程，可以概括为两个阶段。一是中国营造学社自1929年至抗战结束，先后刊行了七卷《汇刊》，出版了32种著作，包括“调查报告”、古籍的整理重印（如李诫的《营造法式》）等等：二是新中国成立后至80年代初，不断有专著问世，如最著者有：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刘敦帧《中国住宅概说》、刘致平《中国建筑类型及结构》、童隽《江南园林志》等等。这两个阶段的研究，扎实、严谨、客观，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也为后人从事中国建筑史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基于此，近些年（当代）就中国建筑史理论进行了面大量广的探讨，其可喜的突破大体说来有三个方面。
1.在建筑空间研究方面
率先在中国建筑史研究中涉及建筑空间理论的主要是园林，如童老致力于此的论述。但近年来有关建筑空间的探讨，其所涉及的广度和深度都已超出了一般园林空间的范围。如刘大平“中国传统庭园的空间属性与基本形态”一文，从庭院空间的基本功能和结构考察，概括出五种基本形态，颇具典型性。确实，从“空间的语言——少数民族的传统房屋建筑” ，到城市雕塑与空间意识断想“，凡有关建筑空间的理论问题，其触角几乎无所不在。
在方法上，近年来有关致力于此的论述，已吸收了西方的现代建筑理论中的精髓，用理性方法进行分析。如有着眼于从外部空间研究中国名楼负城特色者（蔡晓宝：“也谈中国古代楼阁”也有从视觉功能考察，论及中国古建筑和内部空间的（刘宝仲：“中国建筑视觉艺术”、张家骥“独乐寺观音阁的空间艺术”）；既有用形式构成理论来研究中国园林空间的（彭一刚《古典园林分析》），也有运用系统论探讨古典园林意境的范例，并通过对“全隔”、“半隔”、“不隔之隔”的空间把握，达到对意境表达的系统性理解（金学智：“苏州古典园林的遮隔艺书系统”。
由此可见，有关中国古代建筑空间理论的研究，从量到质都有了较大的突破。
2.在城市研究方面
在对各建筑类型的研究方面，近年来最为活跃的课题莫如城市。
在中国古代都城的研究中，高介华有多篇古都论文，从文献的辑录、疏理入手，在都城的动态研究上建立了一种以重点构成为基础、以文化源流为脉络的理论框架。如连载八期的“集六国精萃于一隅――谈秦都迁变及威阳”和另一文“周都城迁变识略”。还有张良皋的“秦都与楚都”一文。无疑，这比之于过去那种静止孤立地研究都城别开生面，更具有开拓性。对于地方城市和中小城镇的研究，近年来所涉之广，亦前所未有。
关于城市的宏观研究，则表现为对城市的起源、性质和地理因素等问题的深入探讨。赵玉謦“试论中国古代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杜瑜“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与发展”、詹子庆“论我国古代工商城市的兴起”，均对过去一般认为的城市是在进入奴隶社会以后才出现的论点提出了异议，从政治经济理论、文献记载、考古发现等多方面论证了城市应产生于原始社会后期。至于从建筑学出发探讨城市客体原型的，有马世之“试论我国古城形制的基本模式”等文。此外，贺业矩的《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和《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论丛》郑孝燮的“中国中小城市布局的历史风格”、陈桥驿的“《水经注》记载的城市地理”等文，均属对中国古代城市的宏观研究。这些研究的突出之处，在于将城市视为文化的组成部分。
近年来城市的微观研究也十分活跃。在城市技术方面，以华南理工大学的一批研究生论文最为突出。如吴庆外I的“试论我国古城抗洪防涝的经验和成就”和“中国古城选址的实践和科学思想”、肖大威的“试论城市防火规划”。此外，还有侧重于古城区域和街坊制度等方面的专题研究，如对长安、北京、杭州、广州、成都等古代坊制的考证，坊制与地方民俗关系的探索等等。这些文章不但观点新颖，在理论上亦有新的建树。
不难看到，近年来对于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堪称硕果累累。相比之下，于宫殿、坛庙、陵墓、宗教建筑等方面的探索反形逊色。从发展来看，由于城市是一错综复杂而又包罗万象的客体，近年来许多学者又孜孜不倦做了大量工作，故笔者认为对于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是有可能发展为一独立的学科――“城市史学”的。
3.在古建筑保护研究方面
古建筑保护理论在近年的逐步建立，可视为第三个突破。对于古建筑及文物保护，早在1961年曾颁布了《国务院关于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但这只是对保护的范围、原则、管理等作了规定。1982年，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文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这才标志着我国文物和古建筑保护开始在法制上走向现代化。但至此也多是强调对古建筑和文物“物质层面”的保护。近年来随着历史文化名城的公布、生态环境问题的突出及建筑创新问题的深化，人们已开始注重“保护”的“文化层面”，遂形成古建筑保护理论的建立。
关键词：建筑 环境 传统 现代 文化
中国古代建筑有着灿烂的成就，在宫室、园林、建筑空间的处理、建筑艺术与材料结构的和谐统一等方面，都有着卓越的创造与贡献，形成了迥别于西方建筑的特殊风貌，在人类建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时至今日，建筑文化的特质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从建国后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到二十世纪末的香山饭店等建筑都继承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精华，又融汇了西方现代建筑艺术的新观念、新技术，成为既有鲜活民族特色，又有强烈时代特征的建筑文化丰碑。中国的城市建筑无论古代、当代，都是在特定的空间中产生的文化现象，其丰富性与复杂性令所有研究者无法回避。
自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开始了艰难的转变过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也是有赖于文化的转变。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脉络和演变轨迹是较为清晰的话，那么，近代以来的转变似乎显得非常复杂。中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区的文化和经济差异较大。
在近代以前，中国和西方城市无疑遵循着不同的发展道路，不仅形成了各自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而且也形成了各自的城市规划风格和建筑风格。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以及文化的传入影响，包括建筑文化在内的西方城市文化，开始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由此，包括建筑文化在内的中国城市文化，也开始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深刻的转型。
当今，在我国的建筑理论和创作活动中，人们喜欢对传统与现代、继承与革新、中国与西方等一类建筑文化问题和现象进行比较和争论，这是必要的。但是争论这些问题应该明确它的目的，那就是它应当促进一种文化的发展和建构，推动它的进步，而不是仅仅满足于依据对这些文化现象做出客观、准确的描述。如：在讨论传统与现代、继承与革新的问题时，许多人热衷于从风格、形式或技术等方面去争论它们的高下、文野，却不是从它们与现代人的生存和生活的根本联系上去探讨它们的意义。在讨论中西方建筑文化时，人们在对中西方空间观念、行为方式和生活态度等等进行详尽比较的基础上，发现和总结出中国人同西方人建筑观念的差异和各自的特点，进而在创作和理论中充分强调和体现这种特点，这当然是好的。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却较少从人的存在状态的角度对传统与现代、继承与革新、中国与西方的建筑做出更进一步的价值判断。于是，“传统”“现代”“继承”“革新”“中国”“西方”等等本身变成了目的。建筑文化的比较和争论因此就没有达到应有的目的，不可能导致建筑文化的真正进步。
长期以来，在建筑史研究领域中，存在着一种“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即认为西方城市建筑是历史传统，东方建筑是非历史传统。在弗莱彻尔的《比较建筑史》上刊有一幅“建筑之树”的插图，树的中心主干标明是希腊、罗马、罗蔓式，上端的6根主分枝分别是欧美一些国家哥特式建筑、文艺复兴建筑和近代建筑。却把埃及、印度、墨西哥、中国等都摆在下面一些纤弱的幼枝上，把美国放在这棵树的中心主干的顶端，极为形象地表达了作者的建筑“西方中心论”思想。无可否认，西方城市建筑在近几个世纪以来确实发展迅速，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还是在科技和理论上、美学形态上都走在世界的前列。但是“西方中心论”的观点无疑是有问题的，世界建筑历史的发展，决不只此西方而别无殿堂，这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建筑文化史家的共识。①西方后现代主义建筑文化理论家佛朗普顿认为：传统建筑特别是民俗建筑是在特定地点形成的建筑体系，具有功能和结构上的合理性。特别是在处理一些具体因素，如通风、采光、保温等方面具有优良的特点。所以，不能简单否定依地点、体具体的地理情况和人文文化环境发展起来的地方风格。
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研究，是为了在理论层面上开拓一条中国建筑的健康发展之路。建筑文化学并不局限于解释各种建筑文化现象，它是要为建筑文化的发展提供价值导向。因此，建筑文化应该是批判的与实践的。要提供价值导向，先要作出价值评判，所以必须树立一种价值观。不同的人类都各有自己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建筑事件也都有一定的建筑文化影子。然而文化也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任何文化都是精华与糟粕并存，即便是精华，也往往离不开具体的时空条件；另一方面，传统文化既可能成为一副沉重的十字架，扼杀现代人的创造潜能，也可以成为一座智慧的宝库，丰富我们的想象，扩大我们思维的尺度。
现实及未来生活的复杂要求，远非机械地搬用某一种传统方法、途径，就可以得到满足的，必须博采所长，取我所需。另外，对于本特色的创造仍然是一个严肃的课题，需要结合具体地点、条件，对设计要求作具体分析。在创作方法上，采用“抽象继承、迁想妙得”的原则，可能会找到一条新途径。吴良镛提出所谓“抽象继承”是指从建筑传统中，将传统建筑的设计原则和基本理论的精华部分加以发展，运用到现实创作中来。并且把传统形象中最有特色的部分提取出来，经过抽象，集中提高，作为母题，予以新意，以启发当前设计创作形式美的创造。同时应当摸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脉搏，挖掘出传统建筑艺术的时间和空间内涵，首先是要重视和恢复建筑艺术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功能，不能只把建筑艺术作品当作工业产品和生活用品，更不应当只抓其眼前的物质功能。这样的继承，并非形式的抄袭或旧零件的排列组合，既有创作原理的继承与发展，又有形象的借鉴与创造。使设计既求神似，也不排斥某种程度、某一细节的形似，关键是根据地点、条件的需要。而“迁想妙得”，“迁想”是将自己的想象力深入到对象的形象中去，“妙得”是指把握对象的真正神情。②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建筑文化也是同样。我们应不仅从形式的角度，而且从文化的深度来理解传统，譬如：属于第一层面的，传统建筑中古典美的屋顶、斗拱、柱廊的造型特征，诗文、书画与工艺结合的装修形式，以及各式门窗菱格、装饰纹样；第二层面的，庭院式布局的空间韵律、自然与建筑互补的环境设计，诗情画意、充满人文精神的造园艺术，形、数、画、方位的表象与隐喻的象征手法；第三层面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注重环境效应的“风水”思想，阴阳对立、互动、相应的哲学思维和“身、心、气”合一的养生观，等等。它们之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深邃的哲理和智慧。③这些都阐明，传统对现代的价值还需要我们在新建筑的创作中去发掘，去感知。
因此，我们应当努力去寻找传统的现代价值，在保存和发扬其传统精华的同时，摒弃其落后的，不适应现展的东西，寻求传统建筑文化和现展的结合点，体现传统建筑文化尊天地、重人本、讲亲和的唯物辩证思想。弘扬传统建筑文化还可从传统建筑的设计原理、空间组合、构图手法、意念表达等方面有所启迪、有所继承和运用、有所发展创新，不断探索传统建筑思维与现代建筑思维、传统技术与现代技术、传统审美与现代审美意识的结合方式，把优秀的传统建筑文化结合到现代建筑文化之中。
注释
①陈立旭都市文化与都市精神．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 第142页
一、2006年,值得回味的三次建筑学术活动
自2005年11月《建筑创作》杂志社中外建筑文化研究小组赴四川李庄考察,全力组织《图说李庄》一书的编撰出版,到2006年3月、4月先后与中国文物研究所共同策划开展的“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四川行”活动,4月20日举行“梁思成诞辰105周年座谈会”等,均在国内建筑界内外引起反响,从一定层面上构成了中国建筑学研究与普及的思想“地图”。因为这些“寻根”的建筑之旅,留下最多的不仅是建筑文化的印迹,还包括对现代建筑设计创作观的启迪与思考。
1.《图说李庄》一书讲述了什么“一首记载营造学社六载寒窗书写华夏建筑文化的宏伟诗篇,一幅描绘长江古镇千年荟萃中国学界精英的绵长画卷”是《图说李庄》一书封面上的导语。作为该书的策划与主编,要求我们力求该书要特别把握住以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为代表的中国营造学社在李庄所作的突出贡献。因为2006年是中国营造学社停止工作60周年,所以记载并传播李庄文化与李庄精神十分重要和迫切。从此种意义上讲,《图说李庄》是一本普及“中国营造学社在李庄”的建筑文化读物。
2.“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四川行”寻到了什么“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四川行”活动留给后人的不该仅仅是记忆,更要唤起一种精神及联想:这里有对逐渐消失的人和事的追念,更有对中国传统建筑博大精深令人折服及感动之处的理解;这里有对传统建筑文化与工艺留存的迫切认知,也有令人扼腕痛心的现代“建设性破坏”的高速发展的商业之声;这里有无比丰富而细腻的传统建筑文化内涵及固有的东方文化意义及美学价值,但不少现实无情地回答我们的总还是一声高过一声的无奈叹息!恰恰正是这种现实影响力,要求我们该从现实与历史之间去总括“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四川行”的建筑精神。
3.“纪念梁思成诞辰105周年座谈会”昭示了什么2006年4月20日正值梁思成先生105岁生日,来自建筑界、文博界专家们纪念这位世纪的建筑伟人。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的发言道出来会议的主旨:我们究竟该如何认识纪念梁思成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我们究竟该怎样从对梁思成的记忆中、吸取到对今天有益的思想;我们究竟该怎样采取措施和行动才能不辜负先哲对我们的期望。为此,要从古建保护与文化遗产的现状及不足出发,提倡应该继承和发扬梁思成先生的建筑与文保精神,其核心就是要学习梁思成注重科学研究、对待文化遗产及其保护一丝不苟、学贯中西、具有远见卓识的精神。
二、我们该如何认知并理解梁思成的建筑精神
两院院士吴良镛指出,只有向学术巨人学习,才能迎接中国建筑科学艺术的伟大复兴。他认为,梁思成的一生有如此巨大的贡献,与他的家学渊源以及坚实的国内外基础教育背景是分不开的,在学习他博大的胸怀及不倦的敬业精神时,很有必要从他身上发掘到更深层的蕴藏。那么我们该如何汲取一代宗师的精神力量呢?首先,要求我们从现实与历史之间去估价并总括梁思成给中国建筑界所留下的建筑思想。这里试从六个方面作出归纳:
第一,要学习梁思成在国家危难情况下的勇于担当与默默坚守的精神。这里细分析至少包括如下含义:
⑴中国建筑文化应该不应该面对伟大?
⑵中国建筑文化可能不可能创造伟大?
⑶如何去理解并把握伟大的中国建筑文化的标准和尺度?所有这些都需要去伪存真,正本清源。这种担当与坚守本质上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伟大传承,它是要有远见与胆识的。早在1955年,梁思成便陷入批判“复古主义”到上个世纪60年代“文革”暴风雨的一次又一次的洗礼中。然而,面对沉重的代价与压力,梁思成先生的学术执着及坚守精神仍令后辈折服。
第二,要学习梁思成高尚的保护全人类文化遗产的国际主义精神。在抗战时期的李庄,梁思成最担忧的是战争对文化遗产的破坏。他曾应邀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编制中国华北及沿海各省文物建筑目录,并在军用地图上标清地点,他同时建议美军在反攻日本时,要保护日本的京都和奈良。一位中国学者成为保护日本侵略国传统建筑的恩人,这太不容易!因为就在抗战期间,林徽因的弟弟是在对日空战中牺牲的,梁思成在痛恨日本列强的同时,仍认为保护京都与奈良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这是梁思成先生崇高的国际主义建筑精神早在60年前绽放的光芒,所以日本人民称梁思成是保护日本文物建筑的恩师。
第三,要学习梁思成“学贯中西”的建筑“国学”的大文化精神。回忆并学习传统是必须的,重在要视传统文化为魂,但也切不可总停留在继承文化遗产的层面,必须寻求在继承中如何发展如何创新。因为,早在20世纪50年代,梁思成先生就认为,参考“我们自己艺术藏库中的遗宝”并“加以聪明的应用”,即可创造出中国的现代主义建筑。所以,今日的“重走梁思成古建筑之路”呼唤中国建筑师瞩目并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的精髓,目的在于不仅体会到建筑背后的文化性,更便于找寻到属于中国建筑的现代化发展之径。
第四,要学习梁思成主动开创中国建筑文化新局面的精神。在“国学”倍受关注的今天,我们尤其应树立起建筑上的“国学”榜样——梁思成先生的形象。因为早在20世纪30年代起,他就将西方建筑科学方法引入中国建筑营造学社并做出了一系列的开创性的建筑成就。1953年在中国建筑学会成立大会上,他又提出了建筑的“可译性”与“翻译论”等观点,将中国建筑构图元素与西方文艺复兴时的建筑词汇作了对比性研究。
第五,要学习梁思成关注社会发展的责任感意识与精神。“重走梁思成古建筑之路——四川行”让我们顿悟: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一个失去自己文化的民族,一个没有了自己民族特色的城市与建筑设计,是不会有美好的未来和竞争力的。建筑师不可作文化遗产的“破坏者”,而要利用自己的理解力及创作力做文化遗产的护花使者。如果说,文化品牌是最具生命力的企业资产,那么追求民族文化的企业成长将是对现代建筑文化的唤醒。因此,“重走梁思成古建筑之路——四川行”的完整意义恰恰体现在广泛的文化上,它是在新形势下对建筑文化的抢救、整理与发展;它是对建筑历史的高水准的语言与文化的记录及保护;它不仅是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的法律认知,更是在全球文化大背景下文化与创意精致化的成功实践。所以,其意义不论对建筑界、还是文保界都十分重大和实在。
第六,要学习梁思成治学严谨的科学研究的求实精神。在那样战火纷飞的年代,李庄的中国营造学社在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以梁思成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先驱者的建筑学、文物保护工作者,尚且能开展那么多历史遗迹的调查、古代建筑的勘察测绘、文献资料的整理挖掘工作,留下这么多宝贵的遗产,这本身就表现出的是一种特殊的现时代难以想象的艰辛与科学研究的精神。
第七,要学习梁思成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建筑创作理论的务实精神。早在45年前的1961年7期《建筑学报》上,梁思成发表“建筑创作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理论文章,从现在的观点看,那是在非常时期的又一非凡的理论建树。由于文章对1959年上海建筑艺术座谈会上讨论过的建筑设计中的理论问题一一涉及,并从实际出发解读了“适用、经济、美观”的设计方针,所以今天读来仍感到很贴切。如其中对“传统与革新”的论述,很符合今日国家“文化遗产日”的基本思想。它对今天的启示在于,不仅要作历史与现代的建筑设计理念的对比,更重要的是要从中国的建筑精神中寻求答案,反对简单的形式主义的“西洋化”或“中国化”。
三、梁思成建筑精神留下的现代启示
追寻往事并非仅仅为了怀旧,因为历史与记忆中给予现代诸多启迪与借鉴;追忆学术前辈更非为了留存经典,重在要从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找寻到先哲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面对巨匠的建筑精神,未来我们还应再做什么呢?建议应具体采取如下行动:
第一,“重走梁思成古建筑之路”作为国家“文化遗产日”的系列活动已得到了准确定位,并且“四川行”获得学术交流上的成功,所以建筑界与文保界的合作是可能的,是有文化认同的,是会不断产生出好成果的。因此宜在“四川行”后认真总结其成果,适时地再举行“山西行”、“陕西行”、“云南行”、“京津冀行”等,使建筑界及文保界的专家们能尽快且较为系统地沿梁思成当年走过做古建测绘之路全面考察一遍,从而完成新意义下的《梁思成古建之路考察报告》(××卷)系列。我以为该系列书籍将在新形势下成为国内建筑界及管理界有用的参考书目。
第二,建筑测绘是建筑专业的一门必修的课程,它与摄影与素描不同。对于建筑遗产保护而言,不论是日常维修、损坏后的修复、乃至特殊情况下的易地重建都离不开一套完备的测绘图。但必须指出,如今还在教授建筑测绘的高校已不多了,学生们专门去做古建筑测绘实践的则更少,这是“国学”在建筑上的一个丧失。为此建议:全国各高校建筑院系要恢复古建筑测绘课程,《建筑创作》杂志社愿组织承办“全国建筑院校学生古建筑测绘大赛”,用最大的努力传承中国建筑“国学”的经典与精华。
关键词：全球史观 建筑史 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 TU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了解史学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适当借鉴现代史学理论对教学观念的更新和教学设计的创新都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当前，史学界关注度较高的史学观念是全球史观，作为研究历史的新观点和新视角，主要强调的是从一个整体的视角出发，以文明为单位来考察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横纵向历史现象。在这种新观点的指导下，对建筑史教学改革的研究将会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收获。
1．全球史观的定义
史学界一般将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视为全球史观的开创者，认为他在1955年的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中首次提出“全球史观”。全球史观，主要以突破西方学术界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或称“西欧中心论”、“欧美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的限制为特征，主张历史研究者要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时代，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去克服民族和种族的局限性，以公正无私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
2．全球史观对建筑史教学的影响
传统的建筑史教学在课程安排上分为中国建筑史和外国建筑史两类。多数学校的中国建筑史课程以潘谷西的《中国建筑史》为教材，外国建筑史课程以陈志华的《外国建筑史》和罗小未的《外国近现代建筑史》为教材，多数教师也是参照教材按照朝代更替、时代变迁讲授建筑史演变过程，并辅以类型专题配合。这种分国家、分年代的教学方式固然有它的优势，比如可以对各个时代下不同建筑类型了然于心，但是也带来一定的弊端，比如对中外建筑史的割裂认识，不能形成统一的知识体系，缺乏中外建筑史的交流和互动学习。
如果运用全球史观来思考建筑史教学改革的话，在教学体系和内容编排上将会有很大的变化。全球史观强调全球、全局的视野，主张历史要横向联系，建筑史教学可以借鉴全球史观的特点，改变中外建筑史分家的教学体系，把课程整合化，用一种全球化的视野去考察不同文明类型下，同一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建筑文化和交流；或是同一文明类型下，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建筑文化和交流，真正做到古今贯通、中外对比。
3．全球史观指导建筑史教学改革的方面
目前的建筑史教学中，中外建筑史两大理论板块一直处于泾渭分明的发展状态，难道中国与外国的建筑风格真的是各自发展？在建筑史教材的内容编排上也多数是按时间序列说明建筑物的发展，难道仅仅是时代的推进让建筑风格不断演变？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世界是多元的、立体的，跨时空、跨地域的文明交流从来没有中断，正是这种交流造就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建筑文化之间的横纵向影响。在建筑史教学中，应该建立起跨越时空的内在联系，展示世界建筑史的基本谱系和概貌。在本科建筑史教学中，开设一门世界建筑史课程，编写一本世界建筑史教材是很有必要的一项工作。
3.1 世界建筑史课程
开设世界建筑史课程是很有必要的，这便于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让学生形成一种新的史观去认识世界建筑文化，那么，这个课程应该在几年级开？原来的中外建筑史课程是否就要取消？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笔者认为，课程安排可以设想如下：
一年级开设世界建筑欣赏和建筑师介绍，从观念上帮助学生建立直观的感性认识，无教材；二年级开设世界建筑史，进行通史教育，帮助学生建立全球史观和文明史观，树立把建筑文化放诸全球的眼界，世界建筑史教材；三年级开设中外建筑史课程，对具体知识点进行讲解，帮助学生建立专业的建筑思想，中外建筑史教材；四年级开设专题史课程，内容涉及园林、城市、古建等，帮助学生深入学习，无教材。
3.2 世界建筑史教材
全球史观指导下的世界建筑史教材应该是一个基于整体认知观下的分层次、重比较的教材，以全球为视野，文明为单位来讲述建筑史的发展、变化和交流。在内容选取和编排上有以下几个重点：
（1）整体框架的构建
全球史观反对中心论，反对仅以“民族国家”为历史叙事单位，主张以“全球”作为历史研究的单位。站得高方能望的远，如果一开始就关注建筑的细枝末节，将很难从繁冗复杂的专业史中脱离出来，也很难审视我们国家的建筑文化在世界建筑史中的地位。应该建立一个世界建筑的基本谱系，中外合编，方便学生了解同一时代不同国家，或是不同时代同一国家的建筑历史发展状况，这种尝试在东南大学建筑系已经有成果。这样的整合便于把握全球建筑史状况，让学生很直观的了解到中国的宋朝在修建元大都，而同时期的西班牙在建阿尔罕布拉宫诸如这样的知识点。
（2）叙述单位的编排
传统的建筑史教材常常以国家、民族、地域以及建筑风格、类型等作为单位进行分类，这些研究单位都有过于庞大或过于微小或关联不够直接等的嫌疑，多数教师在授课内容上也不够全面，往往是就建筑物论建筑物，对于精神文化、制度文化都是介绍较少的，几乎把建筑史教学变成了纯案例的展示，而没有引导学生将建筑史与政治、社会、文明统一考虑，并且，我们的学生多数来自理科背景，本身缺乏历史素养，当面对这些纷繁复杂的信息和资料时，如果没有明确的引导或是引导不够，更容易陷进建筑本身不能自拔。
在全球史观的指导下，建立以文明为单位的建筑史教材，中外合编，古今贯通，突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文明因素对建筑的影响，突出文明的传承和交流，借鉴齐格勒的《新全球史》的框架，设想的建筑史大体系如：
第一部分：早期复杂社会的建筑（公元前3500-前500年）
第二部分：古典社会组织的建筑（公元前500-公元500年）
第三部分：后古典时代的建筑（公元500-1000年）
第四部分：跨文化交流的时代的建筑（公元1000-1500年）
第五部分：全球一体化的缘起的建筑（公元1500-1800年）
第六部分：革命、工业和帝国时代的建筑（公元1750-1914年）
第七部分：现代全球重组时的建筑（1914年至今）
通过新的研究基本单位的确定就是希望能够弥补过去建筑史研究中的不足，把全世界的建筑放入一个体系，去关注背景，关注交流，获得一些新的发现，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
3．小结
时刻把握全球史观倡导的全球视野，建立以文明为单位的研究体系，重比较、重交流。以培养学生的全球眼光为目的，帮助学生建立自己的史观，学会历史研究的方法，使学生真正能全面的接受世界建筑文化的熏陶，不仅是为了学习效果，更重要的是可以对学生今后的人文素养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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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风水究竟是什么？6月13日，一场由上海浦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举办、浦东图书馆协办的名为“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的讲座在浦东图书馆成功举办，天津大学建筑系博士生导师、中国研究建筑风水理论著名专家王其亨教授为我们揭开了笼罩在“风水”身上的神秘面纱。讲座持续了三个小时，像一块磁力极强的磁铁，吸引了来自建筑设计、景观设计、城市规划界的设计师以及专业媒体记者近500人，期间几无一人离席。
王其亨其人
王其亨，1947年出生，河南博爱人，毕业于天津大学建筑系，获工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88年晋升为教授，中国建筑风水理论研究领域的专家，天津市政府授衔古建筑学家。王其亨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建筑传统及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尤以大规模的古建筑测绘研究、明清皇家陵寝研究、皇家园林研究、古代建筑图学及传统建筑设计理论研究等方面成绩突出，获得过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教育部博士点基金资助，著有《风水理论研究》、《古建筑测绘》、《明代陵墓》等学术专著。自1992年以来，主持并组织落实了大量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建筑测绘，将教学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直接同文物保护事业和相关科研等工作密切结合，适时转化形成经济效益。他基于测绘成果，完成大量文物建筑的修缮、复原设计、保护规划以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等，已培养硕士、博士（包括美、日、韩等国）研究生40余名。199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与国家教委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硕士学位获得者”称号，2011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并曾成功阻止韩国将风水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申报。
风水不是迷信
在王教授看来，有些学者片面地理解中国文化，认为风水不能和西方的思想体系接轨就是迷信的。对建筑风水不加研究就加以否定，这本身就是一种迷信。从某种意义上说，风水学与建筑生态学的步调是一致的。
中国的古代学科与西方是不一样的，它是不分科的。象天文、数学、建筑这些学科，在古代都是归在“建筑风水”中的，如村落，民居，城市的选址和风水紧密相关。建筑风水为什么几千年能够保留下来，是有它的道理的。建筑风水中的“气”和“水”，都是经过长期实践和思考后总结出来的，是在大量的经验基础上，以统计概率的形式表达的。
生态建筑学把人、建筑、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看作是一个人工生态系统，建筑必须和人一起成为生态系统中的一环，才能确保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行。而建筑风水关于建筑思想的主旨是把宅合作为大地有机体的一部分，强调建筑与自然，及周围环境的和谐。
讲座中，王教授还特地提醒，有一些人冒充教授、学者出版关于建筑风水与建筑的书，那是欺骗人的，大家不要上当。
风水是中国古建筑理论之精华
王教授认为，堪舆学（风水学）之内核实是中国古建筑理论之精华，是集地质学、生态学、景观学、建筑学、美学于一体的古建筑设计理论，强调大自然伟力直接影响着人们健康与后裔繁衍，使聚居于该地的人们光前裕后，获得世代平安。传统风水学确实含有一些符合现代生态学的科学因素，但它本质上是一种具有东方神秘色彩的的文化信仰，风水学可以作为学者们的一种传统文化研究，或者建筑、园林、生态学专业者的传统文化素养，在现代建筑、城市规划、园林设计中体现中国的建筑传统。
王教授还从风水学的角度阐释了中国古代都城的选址和演变过程，依据左青龙右白虎南朱雀北玄武的选址理念分析中国的地理区位，从而揭示了古都北京的规划意向。古都北京之所以被选定为都城是因为其为九边重镇，位于三大气候资源交汇处，正所谓风水宝地。古都北京的规划意向让我们认识到了风水学之内核实是中国古建筑理论之精华，是集地质学、生态学、景观学、建筑学、美学于一体的古建筑设计理论。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development journey of modernist architecture in China based on the modernism as the concept of installment terms. The various factors affecting modernism in China's development process were analyzed, and the dominant is the intense struggle between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and modern architecture.
关键词： 现代主义建筑；中国近现代
Key words: modernist construction；Chinese modern time
中图分类号：TU-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2）15-0075-02
0引言
现代的概念是极其广泛而复杂的，有关现代性的问题自六十年代起就有西方许多学者争论不休，詹姆斯宣称现代建筑已经死亡了，而后现代主义大师哈马贝斯则提出“现代性——一项未完的事业”。为了避免概念上的混淆，我有必要在研究中国现代主义发展路程之前，对于现代性、现代化、现代主义这几个极易混杂的概念进行区分。在这篇文章中，我将现代主义进行了一个比较狭隘的定义：现代的概念是以现代主义作为分期术语的基础上进行讨论的。现代主义作为西方20世纪上半叶的革命性思潮，常用在建筑上，现代主义建筑所指代的是西方是以新技术新材料为始发起，理性主义为基本，注重功能、建筑空间，着重真实的表现材料。因此，我将在下文中着重于现代主义建筑在我国近现代80年代以前的发展路程。
1现代主义建筑在中国近现代的发展路程
与西方现代建筑发源地相比，中国接受现代建筑并不算晚。改革实用艺术的新艺术运动，在中国二十世纪初就有了先兆建筑——1906年建于哈尔滨的中东铁路管理局。
在中国的近现代前期，中国的西方建筑文化首先是由西方人带入的。随着洋务运动，西方建筑文化首先从工业建筑传入。后至殖民文化的侵入，西方建筑师在中国开业，他们在商业建筑方面设计了大量的西方古典主义建筑。在二三十年代，陆续有了一批中国留学生留洋学习西方建筑。但这批留学生大多留学美国，当时美国大体还在走折衷主义，而现代主义发于欧洲兴于欧洲。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中，有半数在学院派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就学，如梁思成、杨廷宝等，学的多是西方古典主义建筑。学院派最注重建筑的形式、风格和历史式样，这也许对于后来中国建筑的发展在风格样式上纠缠不清有着直接的影响。这些留洋回来的中国建筑师，因为学习了科学的西方建筑，对其先进之处极为推崇，在开业初期也多设计成西洋古典风格，如吕彦直在1924年设计的上海银行工会大楼。这些都直接影响了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发起。其后，民族主义精神的兴起，出现了“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潮（这里也包含了外国传教士、建筑师的推动，如墨菲）。这种民族情绪极大地推迟了中国现代化的到来，甚至在以后的历史阶段中延缓了现代主义建筑的发展进程。
中国木结构与石结构极其不同，但却与钢、钢筋混凝土结构有相似之处。新技术所塑造的建筑空间（除大跨度建筑外），与中国古代灵活“间”的组合空间方式也有品质上的相似。同时混凝土的可塑性可以满足木材的形态表达，旧形式与新材料之间可以圆滑地结为一体。这与西方新技术引发新的建筑空间革命不同，而且这种技术给建筑形态上的冲击也不如西方来得大，因此由新技术、新材料为始引发的现代主义建筑最初未能在中国迅速发展，除了长期以来为民族主义所阻碍之外，旧形式与新材料之间的冲突不足以引发建筑革命恐怕也是因素之一。中国资本主义的疲软以及工业的落后也促成了中国现代主义建筑发展的滞后。
现代主义建筑开始传入中国，首先是以一种风格式样传入。现代主义理论传入中国重要的一年是1933年，它的传播还是由外国建筑师林朋始作俑者。理论中的功能主义、理性主义以及对真实形式的追求给流于形式主义的中国建筑界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中国各大报刊杂志开始刊登现代主义理论的译著及介绍，至1934年逐渐达到高潮。在这段历史时期，出现了一批中国现代建筑，如奚福泉的上海虹桥医院，李锦沛的上海广东银行，庄俊的上海大西路产妇医院，华盖建筑事务所的首都饭店、大上海大戏院。1936年广东省立襄勤大学建筑系的一些学生创办了《新建筑》，这是一份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代表现代主义的重要刊物。它旗帜鲜明地提出：“反抗现存因袭的建筑样式，创造结合于机能性、目的性的新建筑。”它成了中国现代主义者推崇现代主义精神的舞台，对复古思潮进行猛烈抨击的第一前线。
但是我们仍然未能说中国建筑从此进入了现代主义阶段。首先是在工业化的生产力基础上不能符合现代主义发展的要求，而且现代主义的“国际化”与民族情绪相抵。与此同时，德、意、日、英等国带有强烈民族复古倾向的建筑思潮大量传入国内，助长了传统复兴思潮。现代主义建筑理论先锋杂志《新建筑》也因中国当时正处抗日时期，新建筑的倡导者不得不大力研究防空，之后合刊，内容重点不再是建筑。现代主义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中未能成为一种革命性的建筑运动。
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建筑同世界现代建筑运动的主流依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当时活跃的中国建筑师主体仍是留洋归国的，建筑环境也是一个开发的系统。在短短的三四年间，建造起不少具有鲜明现代特征的建筑，它们功能合理，平面流畅；造型简洁、不尚虚饰；施工方便，建造经济，如北京的和平宾馆，上海同济文远楼，武汉医学院附属医院，重庆劳动人民文化宫等，也有以“花园城市”为理论设计的上海曹杨新村。但是苏联主张社会主义内容，提倡民族形式。梁思成在1953年的中国建筑学会上作了《建筑艺术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的专题报告，并提出了中国建筑的“文化”“词汇”理论。民族主义思潮再次兴起。随后，由于政治环境的影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使得现代主义建筑在中国更无立足之地。虽然如此，现代思想仍然萦绕着中国建筑师。如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引起建筑界的设计思想争鸣活动。1956年第六期《建筑学报》发表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学生蒋维泓、金志强的《我们要现代建筑》。但这次学术思想争鸣是短暂的，令人痛惜不已。
1958年中国开始了“”运动，虽然在与外界隔绝的环境下，中国建筑师和工程师努力探索新技术、新结构条件下的新建筑，形成了中国现代建筑史上的一个闪光点。对新技术的攻坚，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标准化与装配化，二是薄壳结构；三是悬索结构；四是构筑物的新结构。在50年代中至60年代中中国发起了“反浪费运动”，提出了“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口号。这是一个充满着工业美、机器美或技术美意识的年代，建筑师和工程师极其关注建筑技术、建筑工业化以及材料的节约，关注建筑本体自身，反对浪费的装饰。这与现代主义建筑的精神相契合。历史又给了中国一次走向建筑现代化的机会。但是建筑界长期将建筑方针与建筑理论混为一谈，教条地机械地用方针代替理论，导致了低层次的实用主义倾向。反浪费运动可以有两种导向，一是积极地迈向现代，一是消极地向简陋建筑过渡，不幸的是，在我国出现了后一种情况。
在中建筑学术思想领域的一切学术成果基本被否定，但建筑师在各地的工作领域中仍然完成了一些好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岭南派”建筑，广州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从港澳间接吸收了现代建筑的信息，成为了现代主义的先锋实验点。除了其地理位置，岭南建筑学教育界也功不可抹。在抗战结束后，岭南建筑学界就由新兴的夏昌世、陈伯齐、龙庆忠所领导，夏昌世、陈伯齐留洋于德国，是包豪斯教学体系的坚定推行者。岭南建筑学界始终以现代主义为主流，而且一开始就摆脱了现代主义摩登样式的“现代形式主义”，并以现代主义为武器，反抗旧有因袭的传统。由于外贸工作需要，在广州70年代前后连续建起了一组交通、旅游贺展览建筑。如广州交易会大楼、东方宾馆、友谊剧院、矿家别墅、广州新火车站等。这些新建的广州建筑，破除了中国传统形式的束缚，充分利用材料本身的色彩和质感，注重人的比例和空间尺度的比例，同时具有革新性质的是巧妙的结合了传统风格的优秀方法，如序列组合、流动空间、借景渗透等庭园手法。
至此，我们能否说，现代主义从此扎根中国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种探索（现代主义中国化）是初步的，小范围的，而在80年代以后的中国建筑又走到了“后现代”符号语言学迷途中去。中国的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土壤里从未很好地成长过，我们可以形象的称之为幼苗。既是幼苗，何谓扎根。
2反思
纵观现代主义建筑在我国近现代的发展路程，其实就是一部传统建筑与现代建筑的激烈斗争史。这种矛盾是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肯尼斯·弗兰普顿在《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中引用了Paul Ricoeur的二元论：“要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是否必须抛弃作为民族存在的根基？这是个进退两难的矛盾，一方面文化必须立足于过去，扎根于自身的土壤里铸造民族精神，在殖民文化特征面前显示出精神上和文化上独立自主的要求。但是要加入现代文明的行列，还必须同时注重科学、技术和政治上的合理性，这些往往要求简单彻底地放弃整个文化渊源。”。需要强调的是，现代性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概念，现代运动不象传统风格，它没有现成的结果和法式，它仍然具有强烈的富有创造精神的生命力。作为分期术语的现代主义在中国并没有扎根，而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仍在进行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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