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农业现代化；农业持续化；集约持续农业；持续发展
科学理论是实践变革的指导。本世纪以来，先后出现了四种全球性与农业有关的思潮，即农业现代化、绿色革命、自然农业与可持续农业。作为一种思潮，往往是狂风般的蜂拥而来，也可能是落潮般的悄然而去。各种思潮中科学性强的理论能经受历史的考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经久不衰。也有部分科学性不强或反科学的理论只能热闹一时而自然地退出历史的舞台。当代受各种思潮冲击的人们，必须保持冷静头脑，分析思潮产生的背景、实质性内容、利与弊，进而辨认其科学的真伪，从而从本国本地的情况出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任何对农业思潮的盲从或“拿来主义”都会导致行动或决策中的失误。
一、农业现代化思潮－－二十世纪的主旋律
从原始农业转变为传统农业，再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或地区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十九世纪工业与科学技术发展为农业现代化准备了条件。1892年第一台拖拉机问世，1840年李比希营养归还学说出台，再加上达尔文杂种优势理论与摩尔根遗传学理论等，促进了农业现代化思潮与行动的产生与发展。其主要内容是以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实行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水利化；以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用杂交玉米等高产新品种与新耕法替代老品种老经验；以现代经济管理理论和方法经营农业，用开放式的商品经济替代封闭式的自给性传统经济。
农业现代化思潮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世界农业一反过去几千年老牛破车的步伐，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本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率先实现了以机械化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现代化，到六十年代占世界耕地面积40％人口24％的工业化国家先后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从本纪初到八十年代中期，世界人口增加了2倍，但谷物增长2．3倍，农业产值增加24倍，用事实否定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快于粮食增长的悲观预测。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美国一个农民人均产粮已达110吨，产肉101吨，可养活80个人。目前，由于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加上粮肉生产过剩而将注意力转向环境，因而作为一种思潮的农业现代化已经不再受青睐，但实际行动仍在继续，而且进一步向现代化迈进。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的绿色革命实际上也是农业现代化思潮的影响而衍生的一种行动。
现代农业在产生奇迹般增加产品与效益的同时，由于曾对资源环境的忽视而带来某些负面效应。例如能源消耗急剧增加，从1950年的0．36亿吨增加到1985年的2．6亿吨石油当量，因而有人贬称之为“石油农业”；农药、除草剂等化学品对环境与食品安全构成威胁；有人还担心大量施用化肥会不会破坏地力和污染地下水；有人还将主要是工业化引起的水、空气污染也归咎于现代农业。这些问题正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近来已将资源环境良化纳入并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自然农业思潮——一次超凡脱俗的尝试
作为一种对农业现代化的逆反，七十年代西方出现了企图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一次尝试，即自然农业思潮。其派别与口号多种多样，如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生物农业、替代农业、再生农业、自然农法、超工业农业等等。形成了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农业思潮。较有名气的英国真菌学家霍华德提倡的“有机农业”， 1971年美国土壤学家艾希瑞克发起的“生态农业”，日本的福冈正信写了一本《绿的哲学》，提倡无施肥无耕作无农药无除草的“自然农法”等。这股思潮在哲理上提倡归朴还真，与自然和谐一致，尽量减少人类对自然的干预，主张低投入；在技术内容上强调传统农业技术，提倡堆肥、轮作、豆科作物、生物防治等，排斥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中的人工合成化学品（化肥、农药、除草剂、饲料添加剂）与生物工程技术；在管理上主张小型，自给自足，强调农户（场）内闭合式物质循环而排斥农户外的投入。这股思潮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不大，但受生态至上的环境保护主义的推动，在学术界曾一度时髦。然而就是在西方也争论甚大，提倡者认为这是一种农业的“理想国”，反对者认为是“复古”，是“神话”。
自然农业思潮有其积极与消极的方面。它强调崇尚自然，对唤起环境保护意识起了积极的作用，纠正了现代农业只强调产品与效益而忽视资源环境的不足；它所强调的某些传统农业技术仍有其积极的作用；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作为一种农业的特殊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少量应用（如旅游景点、安全食品）也是不足为怪的。另一方面，这股思潮又极端地强调自然而走向否定人的能动作用，反对投入，反对人工合成品，企图返回古代式传统技术而否定现代科学。在理论上，违反最基本的能量转换与散逸定津，企图实行自我封闭式的物质循环模式，而滑向科学上的倒退。因此，作为一种农业的整体战略是不足取的，在实际生产上，由于它只强调保护自然资源环境而忽视生产与经济，因而不能广泛地被农民与政府接受。在欧美试行的各种自然农业模式，比重极少（占耕地千分之几）。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下去而被可持续农业思潮所代替。
三、可持续农业思潮——当前的热点
本世纪中后期，为抵制工业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环境保护主义风起云涌席卷全球，罗马俱乐部悲观主义的代表作《增长的极限》译成了几十种文字，“生态危机”、“粮食危机”、“资源环境危机”、“经济滞胀”，以至于“世界末日”等说法震撼人心。在农业上，鉴于自然农业尝试的失败，八十年代中期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可持续农业的思潮，企图以此作为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二次尝试。
在吸取现代农业、自然农业优缺点及成败教训的基础上，可持续农业思潮既强调粮食安全与发展农村经济，又强调保护资源环境，实现生产、经济、生态三个持续性的统一。既强调发展当前的农业而又不破坏资源环境，兼顾当前与长远，促使农业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农产品贸易逆差连年扩大引起人们对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广泛关注。笔者以Porter的钻石模型理论为指导，基于1986年～2010年中国及世界农业生产和贸易相关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协整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实证分析了农业现代化、人口增长和贸易政策对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农业现代化进展缓慢、人口持续增长和农产品对外不对等开放导致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中国应加大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力度；用好、用活、用足WTO规则，为发展中国农业、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创造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继续坚持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人口增长；贸易政策；农产品国际竞争力；VEC模型
作者简介：姚文（1973-），男，四川巴中人，西南大学荣昌校区商贸系副教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农产品贸易与流通研究。
中图分类号：F75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4）02-0050-07收稿日期：2012-09-21
引言
中国是世界上重要的农产品贸易大国，自古以来就有农产品外销海外。农产品出口是带动国内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但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越来越大，2009年达到创纪录的366.87亿美元，进口额超过出口额1.2倍。农产品进口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国内农产品的供给，丰富了消费者的餐桌，但长期的、巨额的贸易入超意味着国内市场不对等且被外国农产品占领，并将引发一系列问题，如农产品定价权问题、农业安全问题和农产品销售困难，等等。怎样解释中国农产品贸易长期入超且贸易赤字不断扩大的现象、如何才能扭转这一不利局面？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随着贸易自由化的不断推进，市场逐渐国际化，竞争跨越国界，竞争中的非经济因素逐步让位于经济因素，产业国际竞争力成为影响该产业进出口的主要因素。中国农产品的国家产业国际竞争力呈现出下降趋势（刘林青 等，2011），抑止了我国农产品出口额的增长，且抑止作用不断增强（李岳云 等，2007；赵亮 等，2012）。哪些因素影响甚至决定了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笔者将采用钻石模型理论予以解释，并进行实证分析。
一、文献回顾
钻石模型理论由Porter（1993）提出，用于分析一个国家某种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的决定因素。该理论认为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以及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企业的表现等4个基本要素决定了一个国家某种产业的竞争力。4个基本要素之外还存在2个变数：政府政策与机会。机会是无法控制的，但政府政策的影响不可漠视。该理论弥补了先前一些理论仅从某一个方面来解释国际竞争力的不足，更全面地揭示了国际竞争力的来源及影响因素，极大地提高了对国际竞争现象的解释能力。近年，学者们在该理论的指导下对农产品国际竞争力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例如，Hobbs等（1998）从供应链角度分析了丹麦猪肉的国际竞争力，指出丹麦的猪肉生产合作社拥有先进的屠宰、加工技术是其猪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原因。Wijnands（2001）分析了荷兰和西班牙在西红柿、辣椒和黄瓜等蔬菜上的国际竞争力，认为荷兰的优势在于供应链的性能和有效性，西班牙的优势在于产品质量方面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帅传敏等（2003）认为出口结构不优、市场结构单一是制约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提高的主要因素，应调整出口农产品的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以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阮尹（2008）认为制约中国中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因素主要是政府、企业和市场本身的问题。邓启明等（2011）基于浙闽两省的调查，分析了地理标志保护、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与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之间的关系，提出实施地理标志保护、促进农业标准化以增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周灏（2011）提出加强反对贸易伙伴滥用反倾销权利，以维护和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廖翼等（2012）认为国内产量、出口价格、人民币汇率、加入世贸组织、品牌和技术对中国烟草及其制品的国际竞争力有显著影响，必须改善产品质量、加强品牌建设、努力推动技术进步以提高中国烟草及其制品的国际竞争力。
从现有文献来看，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问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上述文献要么局限于定性分析，要么研究视角较为单一，多视角实证研究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文献不多。正如Porter所指出的，影响国际竞争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鉴于此，笔者将在Porter的钻石模型理论指导下，从生产要素、需求条件、贸易政策等角度对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进行实证研究。
二、方法与数据
（一）变量构造
1.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笔者借鉴许咏梅（2005）的方法，选择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来评价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RCA由Balassa（1978）提出，该指数既强调一国或地区某产业出口在世界同类产业出口中的地位，也强调一国或地区在世界出口中的总体地位。RCA指数将各国产品的全球出口市场占有率或在该国总出口的比例标准化，它剔除了国家总量波动和世界总量波动的影响，较好地反映了该产品的相对优势。从动态观点看，如果该系数上升，表明该国该商品的竞争优势扩大，反之则表明动态竞争劣势扩大。结合农产品贸易，RCA的计算公式为
RCA=Xc/XctXw/Xtw（1）
Xc表示中国农产品出口额， Xct表示中国货物贸易总出口额， Xw表示全世界农产品的出口额， Xwt表示全世界货物贸易总出口额。
[关键词] 农民工；心理障碍；思想政治教育
括号内容依次为访谈对象的姓名（或代号），性别（F表示女，M表示男），年龄，访谈时所在城市（CS表示长沙，ZZ表示株州，XT表示湘潭）
一、研究回顾与本文起点
作为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特殊群体，农民工的实际生存状态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对农民工“融城”的各方面思考，学界在理论层次和经验层次等方面的研究已比较丰富，比如：对农民工的阶层特性与社会地位的研究（李强，2004；朱力，2003）；对农民工生存状况的研究（李培林，1996；李长江，2004）；对农民工的情绪、社会心理研究（李强，1995/2005）；对农民工城市主体关系的互动研究（李强，1995；朱力，2001；潘泽泉，2004）和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农民工视角变化研究（李培林，1996；周晓虹，1998；江立华，2003/2004）等等。
上述有关农民工“融城”的研究大体概述了当前主要的研究视角。当然，我们尝试归类的视角其彼此之间的界限也具有模糊性，各自研究的侧重点也不同，但总体而言，每个角度的研究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的。当前看来，农民工在“融城”过程中日益突显的心理障碍问题呈增量趋势，在“融城”的大背景下关注农民工的心理障碍并寻求消解之法，对于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学界对农民工“融城”过程中的心理障碍研究也零星有所涉及，但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维度，并结合理论层面予以说明，提出实践性的分析路径还不多见。因此，全文尝试从社会心理学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双维度对农民工“融城”的心理障碍予以合理的释读，并以长沙、株州、湘潭三地的访谈调查记录为分析样本，在力求理论合理阐释的基础上，描绘出农民工“融城”的心理障碍表征，并以此探究出问题的解决路径。
二、研究对象与概念界定
当前看来，全国农民工总数约在2.1亿人左右，占我国农村人口的63%以上，并且每年以600万800万的规模迅速增长。预计未来10年从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包括劳动力及家属）将在1.5亿人以上。[1]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跨地区流动就业，在所有的大中城市，在建筑、纺织、制造、第三产业等许多领域，都活跃着他们的身影。这一群体的出现及其在工业和城市社区中的作用和行为方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经济转型与社会变迁，并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2]本文的研究依托笔者近两年（20052007）利用寒暑假时间在长沙、株州、湘潭三地所做的跟踪访谈记录文本为分析样本，通过对15个个案详细的文本记录和话语分析，透视农民工“融城”过程中的心理障碍。实际上，“借助于语言结构的分析和更加宽泛的社会背景，并通过对其做出分析，可以揭示话语表达中的社会意义。”[3]
本文界定的“融城”过程中的农民工具体是指脱离土地、背井离乡，进城就业务工的农民群体。心理障碍主要侧重于农民工面对城市强大的辐射力以及与农村截然不同的经济关系与利益体系而产生的意识形态冲击、心理壁垒等。思想政治教育，全文主要将其归为政治教育、思想教育、以及道德教育，使得“融城”农民工群体形成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素养和道德规范，从而指导具体的实践活动。
三、样本分析与理论阐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境域正面临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的“双模式”变迁，即由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结构转型以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4]，对广大农民工群体而言，生活在不断变化的转型期，并从乡土走向城市、从封闭走向开放，这个演进的过程对其生活方式、社会心理等方面产生强烈的冲击。通过深入访谈及对其生活的观察，我们总结得出：农民工“融城”过程中的心理实践轨迹可以描述为乡土世界、想象世界、城市世界和实践世界这四大向度，并且，从乡土世界走向城市世界其心理演化的路径趋向类似于从想象世界走向实践世界的过程。为了更方便于比较研究，全文主要从宏观转向和微观转向的两大层面来做一步的说明和阐释。通过对调查文本的分析，我们进一步得出：乡土世界中的农民工心理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城市世界中的农民工心理处在失衡状态；想象世界中的农民工心理处在相对平衡状态、实践世界中的农民工心理则处在失衡状态。事实上，从乡土世界走向城市世界的过程，农民工其获取的利益和期望值呈减量趋势，其心理状态也由平衡走向失衡，而对于想象世界和实践世界，生活场景和指向空间的位移，这必然会导致农民工“融城”的心理由平衡状态转向失衡状态。（见图1）
通过访谈研究发现，农民工“融城”过程中的实践形态和心理转换逻辑被上述四个世界所型塑。乡土世界是他们生长之农村社会。进城之前的想象世界主要源于他们的梦想，以及他们听到、看到打工归来的亲朋和邻居或受媒体影响后形成的对未来的憧憬，是一个虚拟的主观世界。进城后的想象世界是一个实践中的、不断调适的想象世界。城市世界就是他们打工所在的城市，是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客观世界，是他们获得现代性、完成城市化的场所。实践世界是他们生活的实际具体空间，根据他们所处的不同时空条件而变化。对于“融城”过程中的农民工来说，实践世界是处于城市世界之中的。[5]
这里我们尝试引入“参照群体”理论予以进一步说明。美国学者希曼（HerbertHyman）提出“参照群体”这一概念，指出：“一个人没有加入但又按照其价值规范来评价与指导自己的行为的群体。”[6]随后这一概念演化为负非所属参照群体、正非所属参照群体、负所属参照群体、正所属参照群体四大类参照群体。所谓负非所属参照群体是指我们并不属于它，并且希望回避的群体；所谓负所属参照群体是指我们属于它，但不愿意承认，希望摆脱的群体；所谓正所属参照群体是指我们属于它，并且主观上认同的群体；所谓正非所属参照群体是指我们不属于它，但是渴望加入或者渴望模仿其成员的群体。这种对于参照群体概念的延伸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细化了主体对于参照群体的主观感受。[7]事实上，农民工在“融城”过程中，其潜意识之中就将自我定位、消费方式、消费态度、转为城里人的意愿以及城市心理定位等方面还没有将城市居民视为其参照群体。
“总感觉自己不是城里人，即使赚再多钱，这个陌生的城市也不是生我养我的地方，‘金窝银窝，还是不如自己的狗窝’”。（XB，F，32，CS）“我在长沙呆了好几年了，总感觉他们城里人消费很大方，好象个个都像大款，大把大把的用着钞票，而我们农村来的，总会盘算着花好每一分钱，我们干的大多是体力活，钱来得不易。”（HBX，M，41，CS）“在湘潭打工也有好多年了，总感觉城里人相互猜疑，互不信任，我们乡下来的更是难以走进他们的圈子，说实话，不是为了多攒几个钱供小孩读书，我还真不想到城里来打工，更没有想过把家将来搬过来。”（LYZ，F，29，XT）“面对城里人，我们乡下人总有心理隔阂，不管是穿着、吃饭住行，还是语言交流，城里人乡下人一眼就可以看出。”（WXB，M，27，ZZ）
从以上访谈文本记录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大部分民工并没有将城市居民作为他们的参照群体。他们正处于一个过渡阶段。农村人群体对他们来说正在经历一个由所属参照群体向非所属参照群体的转变。由此，从乡土世界走向城市世界，其过渡之中的心理落差和心理失衡就会表现出来，这也不难理解从想象世界走向实践世界的真实反差效应。农民工“融城”过程中的心理调适和心理引导在过渡转型期尤为关键，如果引导得法，这些冲击可以成为“融城”的催化剂，加速融合的过程，减少融合的摩擦性冲突；如果不能及时得到疏导，则有可能冲击农民工已有或固有的思维，并由此产生强硬的心理壁垒，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笔者通过整理分析得出：从乡土世界走向城市世界的过程，也是农民工从想象世界走向实践世界的过程，这其中自然会存在心理障碍，具体心理表征可概述为以下几大方面：
（1）双轨体制下的城乡双重尴尬。土地是农民天生的就业保障和生存希望，他们对于土地有深厚感情，不愿意背井离乡。但是，随着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一些农民群体开始向往城市较好的发展机遇，特别是随着现代农业技术层面上的结构性调整，这些更促推着这部分人可以摆脱土地的束缚，去城市寻求致富的途径。计划经济时代的城乡二元结构、双轨演进下的制度规范无法在身份认定、权利拥有和福利给予等方面让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农民工一方面希望在城市谋求发展，但城市又有内生的歧视性待遇；另一方面又割舍不断与农村的联系。“我们乡下人到城里务工，一没有文凭，二没有一技之长，想攒点钱，又受到城里人歧视，我们总是很矛盾，不知道是接着干下去，还是直接返乡回家。”（PBB，F，36，XT）“有时城里没有搞到钱，家里的农活也荒废了，结果会是两头空。”（CSS，M，32，ZZ）
（2）市场经济思维的冲击与不适。农民工进城务工，首要目的是致富，面对市场经济占据下的话语权和分配权，“利”与“义”的地位开始出现偏差。市场达尔文主义衍生的畸形的“利义观”，极容易蛊惑刚踏入城市的农民工。当面对利益冲突和现实差距时，农民工常常出现矛盾的心理，对传统道德法则的背离会导致行为和思维的人格分裂。“有时打点零工，气也受了，钱也拿得少，总感觉这个世界不公平，为什么城里人和乡下人会有这么大的差别？”（FXM，M，21，CS）“我有几个老乡，到城里找工有一段时间了，身上带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为了生存，有的甚至干起了小偷小摸的犯法行径。”（STH，F，46，ZZ）“只要能搞到钱，什么都想去试一下，这是被逼出来的。”（QBX，M，23，XT）
（3）自信与自卑的双重矛盾心理。农民工经过城市先进文明的洗礼，不论是个人素质、生活方式还是价值观念都超前于仍然生活在农村的驻守农民，这时农民工容易萌发一定程度的自满。然而身处都市，现行制度不论是在户籍、教育、社会保障、医疗等方面都只承认城市居民，城市在许多公共资源享有上并不将农民工容纳在内。由于先天身份的人为划分，农民工在政治上得不到城市人的待遇，对公民所应具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意识淡薄；经济上，不但工资上与城市人相差甚远，亦无法获得城市居民享有的福利待遇。农民工在城市工作中，更多的是被自卑心理所笼罩。“我在城里干了好几年，过年回老家，乡里邻居都羡慕的跑到我家问这问那，感觉我就是城里来的贵人。可是，一想起在外务工的经历，心里又不是滋味。”（PJW，M，45，CS）“我在城里呆不惯，总感觉低人一等。”（HMK，F，24，XT）
（4）择业盲目与悲观的情绪。为了获得生存，农民工首先要在城市里谋取一份职业，而先天素质所限和制度设置上的诸多壁垒使农民工往往不能正确估计自己的能力，经常出现盲目择业的状况。而过于注重城市人对于自己的评价，过于希望得到城市人的接纳和认可，在遭遇求职不顺的时候，农民工过度的敏感心理被最大化的暴露出来。特别是遇到挫折和困难时往往不能理智处理，容易表现为半途而废或者悲观厌世的不正常情绪。“我小学都没毕业，来株州找事做都已经两个月了，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实在不行，就回去算了，自己带的钱也不够了。”（FXW，M，18，ZZ）“这是我干的第五份活，没有文凭，也没有什么特长，太脏太累的活，我一个女孩子还真不想干。”（CSX，F，22，XT）
（5）孤独压抑心理的无处排放。由于现行的户籍制度，农民工实际上成为“城市边缘人”，不能与城市人平等共存，迫使敏感的农民工群体不自觉的回避与城市人的交往，形成自我隔离的状态。农民工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虽然在空间上接近了城市，但在精神上却没有真正的融入城市，农民工群体总是一个孤独的群体。面对现实的遭遇，甚至那些来自城市人的偏见，这些都极其容易引起农民工的强烈心理反映。[8]这种压抑的心理如果长期得不到释放，则容易导致农民工的反抗行为，产生所谓的“族群对立”，影响社会的安定与团结。“我每天干完活，就是睡觉，跟他们城里人找不到共同语言，即使搭上话，也没有什么好说的。”（YRQ，M，35，CS）“他们城里人总是瞧不起我，以为有钱就了不起，我干的活是他们不愿干的，要不是家里还欠些债务，我早回去了，在这里呆着就是郁闷。”（GKL，M，41，ZZ）
四、路径构思与策略选择
农民工“融城”过程中的心理障碍与心理不适，主要归因可做以下两方面解释：首先，二元体制双轨演进下的现实制度体系与城市、农村劳动力需求之间的矛盾。现有的城市制度体系没有代表农民工的利益诉求，缺乏对于农民工群体的政策支持。而城市现有的制度体系不足，主要表现在城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和教育与就业培训制度。其中，户籍制度作为首要城乡壁垒，是城市化和农民工社会化的主要制约因素。二元社会和户籍制度使农民工既不是农民也不为城市所接纳，身份的边缘化使得农民工在心理上普遍感到迷茫和困惑。“从目前状况看，户籍制度已发展成为一种“社会屏蔽”，它有效的使农民工被屏蔽在城市的所有公共资源以外。”[9]更具体层面的表现是：第一，农民工在本来就不占有竞争优势的就业上更加处于弱势地位；第二，农民不能被纳入到城市社会保障的范围之内。其次，传统与现代话语观念的冲突。农民工深受我国传统农村社会影响，重视血缘、地缘关系，信守平均主义和经济上的狭义的功利主义[10]，而农民思维在遇到城市资源分配体系时，以前封闭的精神世界受到极大的刺激。由于自身因素的受限，在面对许多城市较好机崾敝荒芟勰健T诰蒙鲜杖胛⒈。徽紊衔葱纬捎辛Φ淖橹死春次雷约旱娜ㄒ妫痪裆闲枨筘逊Γ睦硌挂植谎宰悦鳌6鞘泄逃械姆裾吆凸嬲轮贫仍诿娑耘┟窆な保涞髡虻乃俣裙庠诳凸凵铣晌缡有缘奶蹩睿苍谝欢ǔ潭壬仙撕α伺┟窆さ母星椤/DIV>
城市农民工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期形成的特殊社会群体，是伴随着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出现的。当前看来，农民工“融城”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和压力，在寻求解决问题的路径时，对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的关注还明显不够，甚至属于空白状态，由此，加强农民工“融城”过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迫在眉睫。通过对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能有力保障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提高农民整体素质，促进城乡经济发展，从而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现代化进程。审视当前农民工“融城”的发展趋势，我们认为应寻求以下路径构思和相关策略选择：
（1）明确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三大原则。消解农民工“融城”过程中的心理障碍应突出三大平等的原则。首先，政治平等。确保农民工在组织中享有参与政治和发表言论的正当权利，切实通过有效途径维护和保障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利益。其次，经济平等。对农民工在城市务工实行同工同酬制，实行按劳分配制和多劳多得的原则。最后，机会平等。应加强和完善农民工岗前培训、技能培训机制，保障农民工享有平等的机会参与竞争。
（2）把握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涵。对农民工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全民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一方面应该具备诸如全民普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等宏观教育内容；另一方面也要针对农民工的特殊性进行特殊的微观教育，譬如公民道德指南、城市道德规范、市民日常行为规范等微观方面的教育。此外，还应对农民工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增强其自身调适能力，使其克服懒惰、仇富、自暴自弃等不健康心理障碍，用积极向上的心态应对社会变革和身份迁移。
（3）探究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方法。加强农民工“融城”过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工作的实效性，除了明确工作指导原则、把握工作内容之外，还应积极探求有效合理的解决方法。依据当前农民工思想、生活的特点，我们认为应寻求以下几种方法：
其一，典型引导。典型引导是指运用典型的事或人作为示范，将被引导者的思想行为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去。树立榜样，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是最基本、最有效的教育途径和方法之一。农民工的先进典型就生活在农民工队伍之中，最贴近农民工的生活和实际的需要，易于激发其模仿、从众的心理活动特点。通过典型引导法，可以激起农民工的思想和情感的共鸣，引导其学习、对照和效仿，并内化为自己的感情和行为。
其二，情感教育。情感教育是使用真挚的感情来感化教育对象，以达到教育的目的。人是感情动物，常需要交流。农民工的工作不固定、远离家庭、身边缺乏朋友，始终沉浸在压抑和苦闷的情绪中。当面对挫折和失败时，极容易出现不正常的宣泄手段，因此特别需要获得情感的宽慰和理解。要做好农民工的情感教育，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树立民主观、平等观，充分尊重农民工、了解农民工、理解农民工，关心他们的生活、工作和困难。
其三，心理咨询。转型期农民工“融城”会面临许多心理问题，如心理失衡、心理恐惧、心理焦虑等，这些心理问题直接影响他们的情绪和行为，成为“融城”过程中的主要心理障碍。由此，应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咨询有效的结合起来，并将心理咨询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范围之内，以提高思政工作的实效性，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应在城市专门机构或工会、广播、电台等开设心理咨询平台，为农民工随时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其四，营造环境。人的思想是从获取信息到内化逐渐反省的过程，这一过程当中思想的形成和演变离不开环境的作用。环境的影响，有积极效应，也有消极效应。我们应努力创设对城市农民工有积极促进作用的良性环境，消除恶性环境对他们的腐蚀和影响。农民工“融城”后流动频繁，对他们造成影响的是直接接触的社会环境，因此，应加大力度整治社会环境，树立新风尚，尤其是在城市农民工聚集的地区，应加大人力、财力的投入，创建文明的社区和和谐的社会环境。此外，还应加强对城市居民的教育，消除他们对城市农民工的误解、偏见和歧视，真正意义上建构一种友善、平等、包容、和谐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1]郑功成、黄黎若莲：《中国农民工问题：理论判断与政策思路》[J]，《农业经济导刊》，2007年第1期。
[2]郑功成等著：《中国农民工问题与社会保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4页。
[3][英]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M]，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4]何枫、倪明胜：《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分析及其规避“泰坦尼克定律”的解释框架》[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5]符平：《青年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实践社会学的研究发现》[J]，《社会》，2006年第2期。
[6]朱力：《社会学原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页。
[7]徐铭：《城市化背景下农民工心理失衡的危机》[J]，《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S2期。
〔关键词〕金砖五国；显示性比较优势；农业国际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753/7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96（2013）06007409
一、引言
当前，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仍处在萧条之中并且短期内难以恢复，这对中国的农业结构调整来说，即是一个严峻挑战也是一个重要历史机遇。根据历史经验，每当世界经济转为萧条，多边贸易自由化谈判就会受阻，而一旦世界经济恢复到一定水平，多边贸易自由化谈判就会重启并取得一定的成果。多哈多边农业自由化谈判重启是早晚的事，如果谈判目标能够实现，新《农业协定》的各项约束在中短期内将对中国农业，特别是土地密集型农业构成严峻的挑战。如何利用当前世界经济萧条的重要历史机遇，抓紧中国农业结构调整并增强其国际竞争力是一个重大课题。金砖五国同为新兴经济体国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6.06%，农业人口占世界农业总人口的59.03%，农业生产总值占世界农业生产总值的41.49%，在世界农业生产中居于重要地位。在金砖五国内部，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资源禀赋不同，农产品比较优势存在差异，在内部和外部市场上既有互补性又存在竞争。本文采用理论和实证分析方法，旨在通过金砖五国内部农产品的竞争状态比较分析，发现中国两大类农产品的比较优势所在及其变化趋势，以期为中国的农业结构调整和国际竞争力提升提出方向性建议。
许多学者对金砖国家的农业国际竞争力状况进行过研究。汤碧[1]对中国与金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和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的农产品贸易竞争性并不十分突出，内部农产品贸易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朱晶和陈晓艳[2]运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指数）、出口相似度指数和贸易强度指数对中国和印度的农产品比较优势进行了考察，认为两国在具有互补性农产品上的贸易联系并不紧密，虽然外部出口市场相似度较高，但是两国相互间的农产品出口相似度并不高。刘伟轲和景喆[3]对中俄农产品贸易的研究认为，中国和俄罗斯农产品贸易具有互补性，俄罗斯为中国茶叶、蔬菜水果、花卉的重要出口市场，也是中国水产品的重要进口来源地，两国农业贸易具有较好的前景。范婕[4]运用RCA指数、贸易互补性指数和农产品依存度指数对中国和巴西农产品贸易潜力的分析认为，两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差异明显，农产品贸易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刘林青和周潞[5]利用出口相似度指数和贸易强度指数对中国和非洲农产品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的研究表明，非洲仅在园艺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中非农产品互补性强而且商品结构集中稳定。就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评价方法而言，Boyle[6]认为，竞争力之所以会实现是因为竞争潜力可以转换为竞争力绩效，所以他把生产成本和生产力指标作为衡量竞争力潜力的指标。Frohberg和Hartmann[7]探讨了竞争力的衡量问题，主张应该从事后绩效和竞争潜力两方面来衡量竞争力。Salvacruz[8]采用国际市场份额、国际市场份额获利指数和出口比重三种衡量方法比较了美国和东盟成员国在世界农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力。
上述研究一方面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思路，但同时也仍存在一定缺陷。多数文献是以单一国家的农产品贸易作为比较对象分析中国的农产品贸易问题，参照系过少。更主要的是，大多数文献只是利用RCA指标体系来反映国别农业竞争力状况，这显然是不够的。其原因是，理论上，显示性贸易指数的计算依据应当是自由贸易数据，并且属于事后研究，而现实农产品国际贸易实绩是扭曲的，它受到进出口国贸易政策的严重影响，致使这些数据并不能真实反映一国的农产品竞争优势[9]。特别是对于土地密集型农产品来说，出口规模大小与出口国的人均耕地占有量有很强的关联性。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人均耕地面积只会越来越少，对以谷物为主的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需求会越来越多，尤其是中国，近些年谷物贸易已经变为净进口并且进口规模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依据出口数据计算出来的RCA指数来反映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比较优势显然是不够的。所以，本文首先利用RCA指数进行测算比较，然后使用农产品生产率指数进行修正，用以发现中国土地密集型农产品比较优势在金砖五国中的真实水平。对劳动密集型农产品而言，鉴于金砖五国均受WTO《农业协定》约束，贸易数据的政策性扭曲差别不大，加之生产分工转移相对容易，所以对其比较优势的考察仍使用RCA指数进行比较分析。对于金砖五国两大类农产品的竞争程度分析，本文使用贸易互补性指数和贸易相似度指数进行动态考察。之后，根据波特的“钻石模型”，从决定因素角度对金砖五国的国际竞争力差异原因进行比较分析，并做出贴近实际的评价。
二、金砖五国主要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分析
RCA指数作为衡量某种商品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自Balassa[10]提出后得到了广泛的运用。RCA指数是指一个国家某种（或某类）商品出口额占该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与世界总出口额中该种（或该类）商品出口额所占份额之比，刻画的是一个国家某种（或某类）商品出口份额比重与世界平均水平之间的差异，从而反映该国在该种（或该类）商品上是否具有比较优势。其公式为：RCAij =（Xkiw/Xtiw）/（Xkww/Xtww）。其中，Xkiw为i国k产品的出口额，Xtiw为i国的出口总额，Xkww为k产品的世界出口额，Xtww为世界出口总额。如果RCA指数大于2.50，则表示该商品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如果介于1.25—2.50之间，则表示该商品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如果介于0.80—1.25，则表示该商品国际竞争力一般；如果小于0.8，则表示该商品的国际竞争力较弱。
在数据处理上，本文根据使用要素密集程度将乌拉圭回合《农业协定》农产品分类中的果蔬花卉类、肉类和水产品类划归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动植物纤维类中以棉花为主，虽然使用的土地要素比较密集，但劳动要素与谷物类相比更加密集，因而也将其划归劳动密集型农产品。谷物类、食用油类和糖类使用土地要素比较密集，划归土地密集型农产品。根据RCA指数分析方法分别对2001—2011年间金砖五国的主要劳动密集型和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比较优势进行测算，结果如图1和图2所示。
计算结果表明：第一，就劳动密集型农产品而言，2001—2011年间，中国和印度的RCA指数一直保持在3.50以上，均远高于其他三国，表现出很强的比较优势。其他三国的RCA指数都一直较低，巴西徘徊在2.00左右，南非在1.50上下，俄罗斯更在0.25以下，在金砖五国中处于绝对劣势地位。顾名思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应当主要来自丰裕的劳动要素。为了解释金砖五国上述比较优势差异产生的原因，本文设立了“劳动要素丰裕度”指标，即一国农业就业总人口与其耕地总面积之比，从另一个侧面反映金砖五国的农业劳动力要素丰裕程度差异。理论上，劳动要素丰裕度越高，则劳动力价格越低廉，产品或产业的比较优势就越大；反之亦然。如表1所示，金砖五国劳动要素丰裕度计算结果表明，金砖五国中，印度和中国的劳动要素丰裕度最高，说明两国的农业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应当大于其他三国。巴西该指标在南非和俄罗斯之上，俄罗斯最差，说明俄罗斯农业劳动力价格相对较高，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比较优势应当较差。显而易见，表1中的国别指标强弱排序与图1中的国别指标强弱排序完全一致，这说明，充裕的劳动要素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比较优势的重要源泉，也是发展中人口大国农业的重要特征。第二，统计期间，中国和印度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从2003年开始均呈现缓慢下降趋势，中国尤为明显，2006年之后下降速度超过了印度。除其他因素外，两国经济结构调整导致农村劳动力供给减少，劳动要素成本上升应当是主要因素，这也是农业人口大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密集型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第三，土地密集型农产品方面，巴西的RCA指数最高，除个别年份外，一直保持在接近5以上，并呈现缓慢上升趋势，表现出很强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印度的RCA指数位居第二，多数年份在2—3之间波动，但2009年后下降到1.5左右。南非、俄罗斯的RCA指数均在1上下波动，中国的最低，平均不到0.5，显示出明显的比较弱势。同样，除巴西外，其他四国该大类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也都呈现缓慢下降趋势。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应当从生产要素本身变化和外部制度变化等多方面去寻找。
论文关键词：历史，机遇，以城带乡
正文：“三农”问题、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等是我们近一时期最紧迫而又最重要的工作，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重要阶段。从国家层面讲，早已减免了农业税，并赋予农村更多的惠农政策，但从根本上说，有些地方以工哺农、以城带乡做的还远远不够，有的地方在工业发展、城市扩建的过程中还以占有“三农”财富为代价。我们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再也不能只停留在口头重视三农、会议重视三农上了，而要加大统筹城乡力度，吸取历史教训，抓住战略机遇，加快以城带乡的步伐。
那么，吸取哪些历史教训？有哪些战略机遇？如何抓住？这里仅从回顾历史，抓住机遇两个方面，谈一些浅薄的认识。
一、回顾历史（一）不能割断历史。主要指1700年--19世纪末期，我国经济所处位置。历史上我国也曾经是经济大国，在清朝时期，GDP的总量和增长率都远远高于欧洲诸国。1700年时，整个欧洲的GDP和中国的GDP差不多相等，从1700年到1820年，我国四倍于欧洲的经济增长，我国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从23.1%提高到了32.4%；而同期整个欧洲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仅从23.3%提高到了26.6%。直到鸦片战争前不久，我国经济不仅在绝对规模上，而且在增长幅度上，都雄踞世界各大经济地区之首。但是我国不是一个经济强国，到 1840年为止，我国年产铁仅有2万吨，不及法国的1/10，不及英国的1/40。我国的第一座炼钢平炉才建于1890年，比西方晚了近30年；第一艘汽船造于1865年，比西方晚了60年。在我国毕业论文提纲，纺纱女手工日产五六两，高的也才十两，昼夜加班才纺出十二两；在美国，1825年每个工人就能看管200个锭子，日产1000绞棉纱。铁路更显示西方发展之快，1825年英国建造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到1840年，全世界的铁路总里程达9000公里，而中国这时还不知铁路为何物。中国的机器工业出现在19世纪末期，比英法美等国的工业革命完成的时间还要晚几十年。在回顾这近200年历史的时侯，我们为自己曾经的辉煌而自豪，这表明中国人民有信心走在世界的前列。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虽然曾经是经济大国，但与历史的长河相比，也是昙花一现。即便那时我国经济增长较快，但还没到工业革命，即连工业化前期的启蒙阶段还没到，更谈不上重点解决“三农”问题、以工促农、加快以城带乡的步伐了。（二）历史欠账太多。主要指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的几十年，我国在损害“三农”利益发展论文服务。在这一段的历史发展中，事实形成先城市后农村、先工业后农业、先市民后农民的局面，即历史欠账太多。
1、先城市后农村。集中表现为多年前的“剪刀差”、城里人下放和无偿征地。即先城市后农村的三把刀。第一把刀是间接地侵占农村财富：即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计划经济几十年，城市低价收够农副产品，再凭粮票低价卖给城里人，城里人又把低价的工业品高价卖给农村。这样的“剪刀差”每年间接夺走农村的1/3财富〔1〕。第二把刀是直接分占农村财富：就是60年代初城里干部下放，文革期间学生下乡，无论是那一种，其直接后果都是城里人到农村直接分占农民的财富。第三把刀是抢占农村财富：在计划经济年代，城市扩建无偿占地是常有的事，就是改革开放后的10年，城市扩建、工业园区等无偿征农地也是普遍现象。这三把刀的最终结果都是把农村大量的财富让给城市，即先城市后农村。
2、先工业后农业。根本原因就是农业要有新的进步、新的起色，没有工业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铁器，没有机械，没有化肥、药物，没有排灌设备等，农业就不可能有大的发展。这就出现了一个定式——农业要有新发展，就得先发展工业〔2〕。我国在150年以前农业为什么发展这么慢？就是因为工业很少，农业生产力总是停留在刀耕火种的水平，那时农民全部被捆在农业上，没有余粮养活工人，农民只能从事农业，工业几乎停滞不前，人们的生活方式几千年几乎没什么变化〔3〕。再者，农业周期长、受自然灾害制约多、比工业受益少而慢，而工业才是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主旋律。因此，到了现代社会，才走向另一个极端，在我国就是：在工业大干快上、保护城市的时候，在开发园区、发展城市的时候，在工业集聚到城市扩建的时候，牺牲的统统是农业。
3、先市民后农民。在生活必需品供应紧缺的年代，多数都是凭票证供应的，而这些票证都是优先发给市民。从享受低价的粮票、煤票、肉票、糖票到住公房，农民总是不如市民〔4〕。多年前市民的子女当兵回来就可安置工作，农民的子女就不行。最不可理解的是，在工伤意外身亡的赔偿中，同一个事故，市民的赔偿标准都高于农民。在我国很长的几十年时间里，就业上班也是先安排市民，有了非农业户口就等于有了工作，招工先招城市户口，有一段时间只要是国家正式工子女就可以顶替转为国家人；到了后期更为愚蠢的是，有的农民白白花了几代人的血本为子女买了个非农业户口毕业论文提纲，但城里职工又下岗了，由于不学无术，还是没有工作。
（三）借鉴国外经验。主要指借鉴一些发达国家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后以城带乡的做法和经验。这一段历史虽然发生在外国，但他们有很多工业管理农业的做法和以城带乡的经验的确值得我们借鉴。美国高额补贴“三农”功不可没，数额巨大，这种补贴涵盖农业生产的全过程，美国农业十分发达。德国“城乡等值化”是新农村建设最具代表性的模式，是指通过土地整理和村庄更新等方式使农村在生产、生活质量上与城市逐渐消除差异，实现与城市生活相同等值的目的。荷兰的农业奇迹得益于走重视科技、优化结构发展高效农业的道路，从传统农业弱国发展为现代农业强国。丹麦长期致力于发展高效创汇农业，农业经营向高度集约化、专业化、企业化的方向发展并超出预期目标。墨西哥调整生产经营方式，推出“农村发展计划”，通过联合零散的农业生产者建立合作社，达到一体化的规模生产、加工和销售模式，成立“联盟在身边”互助基金。澳大利亚较低的土地产出率却造就了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形成了以粗放和集约并存提高生产率为主的农业发展特色。韩国农业发展得益于“新村运动”和“农协”两个动力：“农协”向农民普及农业新技术、建立购销渠道、向农民提供信贷和保险，为农民致富提供资金保障。
这些国家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主要重视和加强农业农村立法、加大政府投资和融资支援、充分发挥农业协作合同组织的作用、遵循“三农”的发展特点和规律、推进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开发和调动农民的首创精神、加强农民职业教育和培训。这些做法和经验正是我们加快以城带乡的过程中需要选择学习的。二、抓住机遇
（一）抓住关键时期。我国现在所处位置GDP虽然世界第二，但人均仍在100名左右；到2020年，我们GDP可能上百万亿，但人均仍远不及美国和日本。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在这个阶段中，工业化已越过了前期达到了中期，这是城市大建设快速时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最好时期，是以城带乡的关键时期。我们虽然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元又恶意贬值，我国又是持有美元资产最多的国家，但我们率先在全球走出危机低谷；我们虽然进入工业化中期，发展还不成熟，各地工业化水平参差不齐，但我们已经从仿造、制造大国转变为创新大国，在很多领域我们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我们虽然以城带乡的道路与其他国家不同，其他国家农民进城直接就成了城市人口，没有户口之分，而我国农民进城至少若干年不能享受城市户口的待遇，但近些年我们城镇化的速度很快，这一次人口普查结论我国城镇化达49%还多。我们要抓住这些以城带乡的关键时期论文服务。（二）适应城市预测。据2020年前国家城市结构和预测〔5〕，2010年，我国已有城市1100个，其中特大城市60个，大城市70个，中等城市352个，小城市616个。到2020年，我们的城市总量要达到1400个，其中，特大城市98个，大城市78个，中等城市490个，小城市734个；从现在起到2020年，我国的建制镇将从23600个增加到28500个，全国城市化率达60%。以上仅是不同规模的城镇统计及发展预测，实际发展可能比预测的更快。当前，正是新一轮的全国旧城改造、扩建提升、拓展城市空间、增强承载力的高潮，这将进一步提升产业集聚、以工促农、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能力，进而加速城镇化的进程。我们要主动适应国家城市发展的预测，特别在今后的10年时间，我们要乘势而上，在大规划、大建设、大发展中，在城镇化的征迁拆违中，加快以城带乡的步伐。（三）利用有利环境。国际大环境对我们有利，尽管世界很不安宁，美韩日联合军演、利比亚战火不断、反恐趋于复杂化，但我们长期形成的和平外交、善意外交政策使我们在世界上交了很多朋友；我们虽然不是人均很富裕的国家毕业论文提纲，但我们是发展中的大国，并正朝着强国富民的目标前进；伊拉克、利比亚等人均不是很富有吗？但富有不能说明他们军队强大，我们党领导的人们军队是强大的；我们与周边邻国的友好关系是历史上最稳定的，至少说在今后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能给我们带来一个安全、稳定建设的环境。国内呢？国内环境对我们更有利，共产党执政对人民百姓有无比的优越性，他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加快以城带乡的必然性。我们十一五取得了辉煌成就，奥运会、残奥会、亚运会、世博会在我国圆满举行足以说明我国和平盛世、安全稳定的环境；各种强农惠农政策出台、灾区恢复重建速度如此之快足以说明党以城带乡的决心和能力。我们要充分利用有利环境，借博鳌亚洲论坛、金砖五国峰会之力，以十二五规划为指导，加快以城带乡的步伐。 （四）按照规划要求。我们已胜利完成了一五到十一五的目标任务，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启之年。从五级十二五规划统筹城乡发展内容看，国家层面：必须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统筹城乡发展，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加大强农惠农力度。省级层面（安徽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推动城市优质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市级层面（蚌埠市）：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市工作的重中之重，统筹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推动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跨越，着力破除束缚农民进城的体制机制障碍。县级层面（五河县）：稳步推进城乡一体化，促进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乡镇层面（五河县十五个乡镇）：十五个乡镇为了以镇带村，围绕五河县大规划、大建设、大发展要求，以征迁拆违为抓手，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根据五个级别的十二五规划中的统筹城乡一体化内容，我们深知在“十二五”期间，“三农”问题是最重要的工作，同时还要加快城市的发展，但在统筹“三农”和 城市的发展中，城市支持农村是主线。我们要围绕这个主线，加快以城带乡的步伐。
参考文献：
〔1〕〔2〕〔3〕〔5〕迟福林、殷仲仪.城市化时代的转型与改革〔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
〔4〕徐希燕.农村发展经济学〔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
关键词：农业合作社资金短缺研究综述
我国是一个农民人口众多、土地资源匮乏的农业大国，属于典型的东方小农经济。黄宗智在深度分析了我国华北小农经济的特点以后，指出要打破高度内卷化的局面，实现农民的增收，就必须实现农业的反过密化，通过产业链的延伸把更多的利润留在农村。①无独有偶，A·蔡雅诺夫指出破解东方小农经济困境的根本在于，实现以合作制为基础的纵向一体化道路，这种思想被多年的经验证明是成功的。②这些光辉的思想为我国新阶段破解三农难题、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社提供了理论指导。自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以后，我国合作社发展迅速，然而就实际情况来看，其实践中却存在众多的问题，其中资金短缺问题是制约我国合作社健康发展的瓶颈因素，故本文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综述具有一定的意义。
1.国外研究综述
1.1国外合作社理论研究综述
国外对于合作社的理论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指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主要是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研究合作社是什么的问题；第二阶段是指20世纪80年代至今，这是合作社理论蓬勃发展的阶段。主要以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包括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委托理论等）及博弈论等理论为基础，从多个视角对合作经济理论进行研究。
1.2国外合作社融资问题研究综述
世界信用合作运动发源于德国，最早的代表人物是FriedrichRaiffeisen和Schulze。他们分别创造了合作信贷事业的理论框架，两种观点虽然存在较大差异，但都为合作信贷事业留下了深远的影响③。国外学者对于合作社融资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两个视角完成：（1）从合作社内部制度设置视角探析其可能存在的资金匮乏问题。Ward—Vanak模型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从内部制度设置角度指出合作社可能存在资金匮乏的问题。Harris.etal（1996）指出，建立合作社股份的二级市场，允许合作社股份一定程度转让是解决资金匮乏问题的有效途径。（2）从合作社外部环境视角分析其融资问题。HughT.Patrick（1966）提出了两种模式，即“需求追随”型模式和“供给引导”型模式，他指出根据农村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两种模式存在一个优序选择。JacobYaron等（1998）还指出政府应该加强对合作社融资的政策支持，协调农村信贷市场的金融结构，优化合作社融资的外部环境。
2.国内研究综述
2.1国内合作社理论研究综述
国内对合作社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介绍国外合作社发展经验。冯开文（2001、2005、2006、2007）分别考察了日本、西班牙、北美、印度等国家的合作社，通过对不同国家合作社发展经验进行比较，指出我国合作社的发展应该走一条专业性与综合性并进，并以政府帮扶为支撑的发展道路。（2）对我国农业合作社的具体问题进行针对性分析。卢新国（2009）、郑丹（2011）分析了合作社的盈余分配问题。
2.2国内合作社融资问题研究综述
目前学界对于合作社融资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从内源性融资角度，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不足的问题。马彦丽，孟彩英（2008）运用委托理论对合作社内部结构进行研究，指出我国合作社普遍存在少数核心社员控制的现象，这种委托结构会导致社员投资积极性不高，不利于合作社对社员的融资。崔宝玉、陈强（2011）指出资本控制并不必然导致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功能弱化，核心社员的加入是解决资金短缺问题的有效途径。（2）从外源性行融资角度，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不足的问题。王春雨、杨晓尉（2008.11）、何广文（2009）结合合作社自身的特点，积极探索构建适合其发展的金融服务系统。韩冰（2008）、胡卓红（2009.8）对如何完善农村金融系统以更好的支持合作社发展提出了建议。郭红东、陈敏、韩树春（2011）分析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正规信贷可获得性的影响因素，并对如何扩大正规信贷融资提出了建议措施。
3.简要评述
通过对合作社理论国内外研究现状的综述可以发现，国外由于建立了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金融服务系统，加之合作社发展已日趋成熟，资金短缺问题已不再是一个明显的问题，学界对于合作社融资问题并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但需要注意的是，国外一些关于合作社融资的创新实践对我国很有借鉴意义。而反观我国，学界尽管已经认识到了合作社融资问题的重要性，但对其融资问题仍然缺乏系统性的研究，现在仍停留在一个相对片面、各抒己见的局面。因此本文认为解决我国合作社资金短缺问题在吸收国外经验的同时，更多的要依赖于自身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及实践中的不断创新。（作者单位：河北大学研究生院）
注解：
①[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中华书局，2000。
②[俄]A·蔡雅诺夫.农民经济组织[M].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③张晓山，苑鹏：《合作经济理论与中国农民合作社的实践》，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参考文献：
[1][俄]A·蔡雅诺夫.农民经济组织[M].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2][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中华书局，2000.
[3]管爱国、符纯华.现代世界合作社经济.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
[4]张晓山、苑鹏.合作经济理论与中国农民合作社的实践[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
[5]李晓渝、王文献.我国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融资问题研究[J].农村经济，2006（6）.
为了全面评价我国传统农业，还有必要从文化的视角对它作进一步的考察。研究我国传统文化的水者，把传统农业作为它的土壤或基础，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在农史界，从文化角度审视农业史的，已故石声汉先生是第一人。他的许多论断，至今仍是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近年来，注意研究农业文化史的人多了起来。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角》一文概述了农业文化的内容和范围，农业文化史研究的层次和功能，并能中国农业文化作了宏观的评估。邹德秀的《中国农业文化》，对中国农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及其各方面的特点和影响，作了相当全面的论述，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我国农业文化史和农业文化理论的专着。[32d]李根蟠《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一文，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立论的。[29f]至于稻作文化.茶文化.烟文化等的专门研究，就不一一列举了。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这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这自然是对的。但从文化的基础看，西欧中世纪文化难道就不是农业文化吗？在欧洲语言中“文化”（Culture）一词，原来就是指“耕耘”.“栽培”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反映了不同时代而不是不同民族地区的文化区别。因此，笼统说农业文化，并不能确切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问题应归结为：1.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观察中国传统农业，它究竟有什么特点；2.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传统农业究竟给予中国传统文化什么影响，由此形成中国传统文化哪些特性。
关于第一问题，除了广大农区以种植业为主.实行精耕细作外，不少人注意中国传统农业包含着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如古非认为中国存在三大文化圈（黄河流域旱地农业经济区，长江珠江流域水地或高山雨林带农业经济区.北方草原游牧经济区）和农耕游牧二元对峙格局。[15]汤晓芳也有类似观点[18]。邹德秀把我国农业文化划分为平原农耕文化.草原畜牧文化.山林采猎文化.江湖渔业文化等类型。[32d]李根蟠将我国农业文化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在农区中包含了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水田农业两种主要类型，从东北西到南则存在广阔的农牧交错地带，并把这些不同类型农业文化的关系概括为“多元交汇”[29e]，已如前述。不少人认为传统农业文化是封闭的保守的。从传统农业具有自然经济性质看，它比之建立在发达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现代文化，确有封闭保守的一面。但从我国传统农业的多元格局盾，则不尽然。台湾学者杜维明认为，中国文化并不封闭，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受草原文化或畜牧文化的影响，在相互抗衡中增加了生命力。[63]邹德秀指出中国农业文化发生在辽阔的地域内，内部有较大异质性，可以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对一个地方来说，经常有新因素的出现和新文化的引进和创造。但对中国农业文化是否封闭系统的问题，他采取了折衷提法，认为它经历了一个从开拓.开放到保守封闭的过程。[32a]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农业在多元交汇的体系中包含着各种异质文化，具有发展和创新的内在动力。并以作物的驯化.引种为例，论证我国古代农业存在着两种文化交流，即国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以及与国外的文化交流，中国农业文化在这两种交流中不断提高，并对世界农业做出贡献。[29e]
关于第二个问题，则或褒或贬，见仁见智。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强调其保守落后一面的不乏其人。如姜义华等认为，乍一看五光十色.气象万千的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旧式农业文化.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生产文化.自然经济型文化。中国传统的整合意识，本质上乃是极端的分散的个别主义与高度集中的权威主义的结合。它植根于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自然经济的单一性，植根于这种经济结构的运动所固有的喜一（单一化）不喜多（多样化.多元化），喜静不喜动，喜定不喜变.喜稳不喜乱等秉性。所谓‘天人合一’，所谓‘大一统’，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如此等等，都只不过是这严峻的社会实际的美学再现。[37]陈学凯认为中国农业文化是以农耕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氏族家庭为细胞的农业家族文化，其内在特征是永恒不变的基调——奉天法古：统一的天道.人伦.宇宙.社会模式论——一体主义精神，理论背离现实的传统观念意识——重体轻用[36]。至于视传统文化为封闭.停滞.愚昧.落后的代名词，视传统农业为祸根者，就不必说了。有些人没有也不愿意对传统农业作深入研究，而侈谈农业文化，仅仅根据某些先验的概念加以推导，不能不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冯天瑜的立论比较持中。他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可以归结到“耕作居于支配地位，社会分工不发达，生产过程周而复始，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的农业文明礼貌范畴”。这种农业文明的特性，被概括为：“求实精神；循环论.恒久意识.变易观；中庸之道和注重自然节奏；尚农.重农；集权主义与民本主义相反相成；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16] 。
另一些同志强调了传统农业对传统文化影响的积极一面。石声汉指出：“我们祖国，在农业生产上有一个先进的.丰富的.完备的科学知识体系，这个体系是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在有历史记载的几千年中，我国农业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天灾****的考验，始终没有出现过由于技术指导上的错误而引起的重大失败。这件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了这一科学知识体系的优越性。可以自豪地说，农业技术知识的这一优良传统，是我们的祖先为人类创造的宝贵遗产之一。”他又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我国悠久的文化与历史经过多次严峻考验，始终没有中断过，正是由于农业基础稳定的缘故。[10a]这种观点，在农史界被普遍接受。如范楚玉把“持久性”列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之一。[42a]王利华认为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和使它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凝聚力。邹德秀认为中国早熟先进的农业技术导致中国文明的持续发展。[32cd]李根蟠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起源既早.成就又大，虽有起伏跌宕，但始终没有中断过的。以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为主要特点的中国古代农业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正是中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的最深厚的根基，也是中华文明火炬长明不灭的主要奥秘之一。[29f]所有这些，都是以石声汉的论述为基础的。
传统农业影响到了中国传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个方面，这方面石声汉也有很好的论述。但文化的核心是观念形态，尤其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最能反映一个民族文化的深层特点，而这也正是传统农业对中国文化影响最为深远之所在。有的学者从这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和论述。例如张立文指出，中国人重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人“浑然与物同体”，“万物与吾一体”；西方重人对自然的超越，即人征服自然，强调人与物的异体或异在。这种差异根源于传统生产方式的不同。中国具有大陆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的政治体制。农业生产较之罗马的工商业更容易受风雨霜雪等自然现象的制约，五谷的播种.生长.收获都要与天时节气相适应，农民们在长期与大自然的接触中为大自然所熏陶，感受着自然的生命力，人与自然培育了一种相亲.相近.相合.相融的关系。使客体与主体，自然与人凝聚为中国传统的整体形态。古代希腊，土地贫瘠，农业衰败，人们只得离开土地另谋生路。希腊人对土地失望，对海洋不可预测，人们对土地和海洋是恐惧而疏远的。人和自然产生一种相对.相斥.相离.相仇的关系，人的最大愿望是战胜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并无绝对优劣之分。中国物我一体的价值观念，与宋元以前文明发展相适应，能对自然的挑战做出成功的回应，元明以后在自然与西方文化的挑战面前失去成功回应的能力，因为这种观念缺乏科学的求索精神。一体化导致浑沌.模糊的思维。凡此种种使中国仍处于农业社会。西方工业社会虽然在征服自然方面创造了奇迹，但只讲主体人对客体自然索取，不讲主体人同客体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导致资源危机.能源缺乏.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应从中国的物我一体中得到启示，缩合东西方文化之长。[40]许苏民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是赞天地之化育的，这和中华民族传统的与自然界作物质交换的特殊方式相适应。[17]
在这里还应提出的是台湾着名学者钱穆《农业与中国文化》一文。文章指出中国文化是一极深厚的农业文化，其许多特点根源于农业。农业的第一特征是一半赖自然，一半靠人力。而我国古人所称之天人相应.天人合一.正是十足道地的农村观念，实有纯真不可颠覆的道理。由此又派生“乐天知命”.“尽其在我”的农业人生观念。农业的另一特征是农业人生要从其他生物做朋友.做搭档。中国古人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万物一体.一视同仁。中国文化首先极看重自然，而又在自然中特别看重生命。“仁”指生命与生命之间呼吸相通.痛痒相关的极深微的情感，是中华文化精义所在。耶稣教把人类生命看作上帝对罪恶的一种惩罚，佛教主张四大皆空，要超脱生命。近代科学注重讲物理，把有生命的也并在无生命一边讲。中国讲理也讲性，把无生命的也并在有生命的一边讲，主张穷理尽性。赞天地之化育是中国文化中一项特殊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由此造成中国五千年文化而成为其一个主要的基础与中心。作者极力推崇中国“大农人生的文化传统”，认为它可以领导世界人类前进。[55]
最近季羡林先生再三论及东方文化体系（包括中国.印度.伊斯兰三大文化）和西方文化体系（欧美文化）的区别。他在钱穆天人合一论基础上写了《“天人合一”新解》，认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在于思维模式。与西方重分析的思维模式不同，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承认整体观念和普遍联系，视人与自然万物为一整体。[45]这也就是李约瑟说的“有机统一的自然观”。[67]刘志一则称之为唯物辨证的宏观观控的有机统一观。[22]但他们所举的例证中很少涉及农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种思维模式正是根源于传统农业，并在传统学中获得其典型的表现，“三才”理论就是这种思维模式的结晶。
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他指出，人们喜闻乐道的“天时.地利.人和”.“因时制宜”.“因时制宜”一类话，实质是我们祖先在农业生产和自然斗争中，所认识和总结出来的自然哲学宇宙观。它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知识中最中心的内蕴。[10b]此后农史界一些学者如范楚玉.郭文韬.梁家勉等对“三才”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内涵均有所论述。[42b.50.7c]在此基础上，李根蟠明确地把“三才”理论与有机统一观的思维方式联系起来，并分析了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在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各方面的表现。他指出：“在‘三才’理论体系中，人不是以自然的主宰者的身份出现，他是自然过程的参与者；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这种理论，与其说是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移植到农业生产中来的。毋宁说是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的升华。”鉴于古代思想家对“天人合一”有唯物主义的理解，也有唯心主义的理解，他用“精耕细作.天人相参”概括中国传统农学体系。他又指出：“在有机统一观指导下的中国传统农学比较注意农业生产的总体，比较注意适应和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农业生物.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比较符合农业的本性。也因而能比较充分地发挥人在农业生产中的能动作用，使用和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在一定意义上，这代表了农业的发展方向。”[29f]
六.“有机农业”.“石油农业”与“持续农业”
在分别介绍了对中国传统农业认识与评价的讨论的各个方面以后，现在再回到传统农业与我国农业现代化关系的问题上来。
上文谈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传统农业和小农经济曾被一些人大张挞伐，也正是在这时候，西方的现代化农业也正在受到批评。
1982年第1期的《世界农业》转载了旅美华裔学者任觉民.孔一士的文章，认为西方现代化农业，或称工业式农业，已暴露了许多破绽，严重的有如定时炸弹，将成为人类未来许多灾难的主要潜在因素。如化肥农药的使用使环境污染.土壤流失.水源短缺.虫灾愈加难以控制，是典型的科技鸦片。农业以至社会的不稳定性正在增加，它的高效率是用便宜的石油换来的，如从能量的投入产出比例，它的效率比旧式农业低，等等。欧美农业必然而且正在向“超工农业”（它主要采用有机肥.轮作间作等传统技术，同时对现代化科技作选择性应用）过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农业的“缺点”已成为“优点”，符合“超工农业”的特性和要求。因而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应选择“超工农业”，而避免走西方现代化的弯路。[66]接着，《世界农业》又连载了美国农业部指定的一个有机农业考察小组的考察报告的摘译，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有机农业的理论和实践。这些文章在大陆的一些学者中引起共鸣。下面的介绍着重在农史界的反应。1983年第二期《中国农史》发表了郭文韬等人《略论无机农业和有机农业，兼论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该文修改后收入《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化》一书中，该书曾被译成日文），其基本观点和思路与任文完全一致。文章称，西方现代的“无机农业”已危机四伏，走投无路；“有机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中国是“有机农业之母”，因此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把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同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相结合。[54]李凤岐.邹德秀也认为近三百年发达国家现代农业走的是工业化道路，虽取得很大成绩，也存在环境污染和高能消耗两大问题。他们强调农业自然资源是可更新的资源，合理地加以利用，可不断消耗，又不断恢复，形志良性循环，持续为人类提供越来越多的产品。工业式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忽视农业的这一特点，因此作为一个普遍的体系是不可取的，其存在问题也不是这个体系本身所能解决，因此必须转移到“有机农业”或“生态农业”上来。用生态农业的观点看，中国农业有许多值得发扬的有生命力的优良传统。中国农业不应走工业式农业的弯路，而应该直接过渡到新的农业阶段；这种过渡不是抛弃传统农业，而是包含着使传统农业科学化的任务。[31]邓宏海对此有论述。
在生态农业热中，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古代农业的精华正是生态思想，尤其是天.地.人合一的思想。有人从思想上和技术模式上探索我国生态农业的历史渊源。[53]俞荣梁对《补农书》和《农桑经》进行了会析，认为明清时代已存在以多种经营构成生物间良性循环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特色的“生态农业”雏形，在经过三四百年考验后，今天仍具有不可低估的生命力，为中国未来农业提供了颇堪称道的模式。他把生态农业视为有机农业和无机农业的结合，认为一方面要总结发扬我国传统农业的优点，同时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装备农业，建立兼有古今农业特点的“生态型农业”。[47]孙声如总结了我国传统农业间套混作的经验，指出它不但是传统农业种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当代立体农业的核心和基石。而立体农业则可能成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农业精华的结合部和生长点。[24]
从有关文章看，各人对生态农业宣传的出发点并不相同。部分同志着眼于对传统农业（包括解放后三十年农业）破坏生态环境的批判，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否定传统农业相联系的；另一些同志则认为传统农业科技符合现代生态学原理，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肯定传统农业相一致的。同是肯定传统农业科技的同志中，也有人对“生态农业”持批评态度，他们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前一部分同志，但也不满意后一部分同志“借洋风以取巧”的做法。方原认为，农业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打破旧的平衡.重建新的平衡的历史；不应把所谓“生态平衡”的要求，驾凌于农业发展之上。他批评某些生态学者无视近代农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它描写成地球末日。指出生态平衡之说与其说是一科学.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国家一股厌恶城市生活的紧张枯燥.企图返回恬适的大自然的思潮。他反对借“有机农业”的洋风来争传统农业的地位。“石油农业”与“有机农业”都有片面性，不宜各持一端，而应结合我国国情，发扬传统，合理利用先进技术（机械.化学），不用这些是难以前进的。[8c]刘巽浩指出，西方有机农业“是一种完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化肥.农药.生长调节剂和牲畜饲料添加剂的制度”。我国有高度重视有机肥.豆科绿肥，广泛实行精耕细作和间套复种的传统，在目前和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有机能投入在农田总能量中占居多数。但中外农业历史表明，单靠“有机农业”本身的物质循环，农业难以有较大发展。他反对单提“有机农业”的口号，主张“以无机促有机，有机与无机相结合”，尤其强调要增加化肥的生产和使用。[20a.b]佟屏亚分析了西方生态农业思潮的缘起，是在石油危机的背景下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否定。它把农业看成封闭的自然生态系统，否定外源能投入，把平衡绝对化。西方生态农业一类农扬能量投入减少劳动生产率下降，发展十分缓慢。我国当前的迫切需要，并不是什么确立有机农业战略，而是要扩大无机农业的基本物质条件。生态农业的宣传客观上导致了忽视农业基本建设和削弱物质能量的投入。中国农业要走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路，近年我国各地涌现的吨粮田，正是传统精耕细作农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38abc]
关于这个问题，梁树春的意见也有一定代表性。他认为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是物质能量的“低消耗.低投入，低产出的半封闭式的循环，虽然构造一个比较合理的内部循环机制，但这种优点是以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的双重外部不经济性为代价的。石油农业则是“高投入.高产出的开放式循环”，从总体上克服了传统农业的缺点.把农业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级。它虽然在一些产业中带来能耗过高和环境食品污染问题，但这只是暂时现象，正在改进之中，石油农业不会走进死胡同，它的主体地位不会改变，有机农业不能大规模取代常规农业。他虽然主张以生态农业为未来农业的模式，但这种生态农业是经过重新定义的，是以石油农业为基础，吸收传统农业优点，在现代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下的新模式。[51ab]
从上述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西方的“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等，是由于作为西方现代农业表现形态的“石油农业”暴露出高能耗和环境污染等种种弊端，引起人们的反思，从而提出的一些替代办法，故又被统称为“替代农业”。它的引进和关于我国在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讨论相激荡，引出了种种议论.理论和方案。其中关于“生态农业”的宣传声势很大，其为中国现代化农业模式似乎已被官方认可；但反对的声音也始终未断；事实上，我国一些学者的“生态农业”概念与西方差别颇大，并不断改变其形态。靳百根有专文论述《中国生态农业的兴起和发展》（《古今农业》91.2）。中国学术界内部对“生态农业”的理解亦各不相同。撇开概念的争议，有两点是清楚的。一.我国传统农法中确定有不少珍贵品，可以构成未来农业的重要因素，不可予以蔑弃。其中最可宝贵的，是在经“三才”理论为标志的有机统一自然观的指导下形成的一套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注意农业生态系统各因素间的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注意对农业资源的充分利用与永续利用，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和谐。二.传统农业物质技术基础落后，再生产主要依靠农业系统内部能量的投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量的进一步增加受到很大限制，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因而，西方现代农业以现代化机械和现代科技装备农业，用大量投入外源能来打破传统农业半封闭式的循环，使农业获得飞跃发展，这一历史功绩和发展方向不容否定。对有机农业与石油农业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片面的。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精耕细作“天人相参”的优良传统与现代装备现代科技相结合.有机农法与无机农法相结合。
在西方，摒弃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等的“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的实验，由于产量的大幅度下降，一直推广不开。近年来，一种农业发展道路的新思路——持续农业（Sustainable agriculture）正在迅速兴起。1989年11月，联合国粮农组织第25届大会通过了有关持续性农业发展活动的第3/89号决议。1991年4月，粮农组织又在荷兰召开国际会议，初步提出持续性农业发展的合作计划。对“持续农业”也有各种理解，而且整个理论和实践均在发展中，但其基本思路是明确的，即，既注意产品的效率的提高，又注意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不同于只强调资源与环境的“生态农业”。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出现，表明“石油农业”出现的种种问题，不能靠取消现代科技成果，放弃满足全球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倒退到传统农业来解决。在我国，对“持续农业”研究的热潮正在兴起，“持续农业”的提法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鉴于历史经验，对外来思潮应有分析，要根据我国国情决定取舍，从而确定我们的方针。有人认为，根据我国特点，似用“集约持续农业”或“精（精致）久（持久）农业”的提法更好些。[20cd]
引用文献
1.马克垚：中国和西欧封建制度比较研究 北大学报91.2
2.马孝劬：发扬我国农牧结合.用养结合的优良传统 中国农史83.1
3.千 里：过密型增长理论——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把钥匙，中国经济史研究93.1
4.王毓瑚：中国农业发展中的水和历史上的农田水利问题。北京农大科研资料 80.6
5.王星光.陈文华：试论我国传统农业的生命力 农业考古85.2
6.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野 中国农史89.1
7.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 a.中国农学史上册 科学出版社59
b.中国农学史下册 科学出版社84
c.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简史 江苏科技出版社85
8.方 原： a.论我国传统农业经验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 农业考古83.2
b.走强化和发展精耕细作传统的路 农史研究83.1
c.从农业的发展史中学到的 农业考古83.1
9.邓宏海：我国农业持续发展需要努力运用生态学和建立生态农业 农业考古88.1
10.石声汉：a.中国农业遗产要略 农业出版社81
b.中国古代农书评介 农业出版社80
11.宁 可：a.西汉农业生产漫谈 光明日报79.4.10
b.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数字 北京师范学院80.3
12.田人隆整理：关于东方****主义座谈纪要载当化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1
13.史志宏：a.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与农业发展 古今农业92.3
b.清代前期的农业劳动生产率 中国经济史研究93.1
14.卢 锋：a.若干朝代农业生产效率蠡测 人民大学学报89.1
b.近代农业的困境及其根源 中国农史89.3
15.古非：农耕与游牧——中国古代民族融合中文化二元对峙矛盾的格局 固原师专学报90.1
16.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第三章第三节 上海人民出版社90
17.许苏民：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 福建论坛86.2
18.汤晓芳：我国古代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形成与交流 宁夏社会科学89.6
19.刘瑞龙：a.正确对待中国的农业遗产 中国农史81.1
b.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 人民日报83.5.13
20.刘巽浩：a.以无机促有机，无机与有机结合——兼论有机农业 农业现代化研究83.1
b.对生态与“生态农业”问题的看法 农业考古88.1
c.中国农业现代化与精久农业 农业现代化研究90.1
d.持续农业种种谈 世界农业92.3
21.刘建中：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的综合考察 历史教学92.1
22.刘志一：科学技术史新论 辽宁教育出版社88
23.刘国培：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和传统文化 昆明师专学报87.1.2
24.孙声如：我国传统农业的间套混种与当代立体农业的新发展 古今农业90.7
25.吴承明：a.中国近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考 中国经济史研究88.2
b.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 中国经济史研究89.2
26.吴承明.侯方：评外国学者对旧中国经济不发达原因的分析 经济学动态81.9
27.吴 慧：a.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 农业出版社85
b.清前期粮食的亩产量.人均占有量和劳动生产率 中国经济史研究93.1
28.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 历史研究84.1
29.李根蟠：a.试论中国古代农业史的分期和特点载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诸问题
福建人民出版社90
b.略论春秋以后我国畜牧业的发展 东岳论丛80.4
c.我国古代的农牧关系 平准学刊第一辑 商业出版社85
d.试论我国农业生产结构的历史与现状 载现化农业论丛 农业出版社81
e.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关于中国传统农业特点的再思考 中国经济史研究93.1
f.中国古代农业 天津教育出版社91
30.李伯重：a.明清时期江南水稻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 中国农史84.1
b.“桑稻争田”与江南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的提高 中国农史85.1
31.李凤岐.邹德秀：从现代农业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看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
农史研究83.1 农业出版社出版
32.邹德秀：a.中国的传统农业技术对新农业改革的启示 农业考古85.1
b.中国近代农业科学落后的原因 大自然探索83.2
c.中国古代农业与中国社会发展 农业考古89.2
d.中国农业文化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92
33.杨直民.董恺忱：集约农业发展过程和趋势的初步探讨 学习与探索80.1
34.陈 平：a.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两千年来动乱.贫穷.闭关自守的病根
学习与探索79.4
b.社会传统与经济结构的关系 学习与探索82.1
C.中国单一小农经济结构分析 学习与探索83.1
35.陈 江：清代经济增长轨迹试析 思想战线91.6
36.陈学凯：论中国特征的农业家族文化及其矛盾 湘潭大学学报88.1
37.姜义华等：《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传统文化》前言 重庆出版社88
38.佟屏亚：a.在现代农业中发扬传统技术 农业考古85.1
b.试论“生态农业”思潮及其影响 中国农古88.4
c.我国吨粮田的实践与思考 农业考古90.2
39.张企曾：农史研究与农业现代化 农业考古83.1
40.张立文：传统学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89
41.张沁文.王文德：生态农业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农业考古86.2
42.范楚王：a.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特点 古今农业88.1
b.中国古代农学对天时.地利.人力关系的论述
自然科学史研究集刊第三卷第三期84
43.孟庆琳.王朗玲：论水利农业与中国封建制度 学习与探索91.6
44.郑炎成：论中国传统农业技术及其向现代农业技术的跃迁 农业考古89.1.2
45.季羡林：a.“天人合一”新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创刊号93
b.神州文化集成丛书序 新华出版社
46.郝盛琦等：树立社会主义大农业经营思想，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 经济研究80.3
47.俞荣梁：a.建立生态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补农书》的启示 农业考古85.1
b.生态农业的雏形——读《农桑经校注》琐记 农业考古86.1
48.席海鹰：论精耕细作和封建地主制经济 中国农史84.1
49.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技史稿 农业出版社89
50.梁家勉：a.从“三才”观到制天命而用之的人治观 农业考古89.2
b.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 学术研究
51.梁树春：a.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模式的思考 农业现代化研究87.2
b.对石油农业和生态农业的再认识 农业现代化研究88.3
52.唐启宇：中国农史稿 农业出版社86
53.唐德高：a.我国生态农业的历史渊源 农业现代化研究87.5
b.我国古代生态学思想和理论 农业考古90.2
54.郭文韬等：a.略论无机农业和有机农业，兼论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 中国农史83.2
b.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86
55.钱 穆：农业与中国文化载于《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文集中
重庆出版社88
56.游修龄：a.清代农业的成就和问题 农业考古90.1
b.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的历史启示——中国与日本的比较 古今农业93.1
57.章有义：近代东北地区农田单位面积产量下降的一个实证 中国经济史研究90.3
58.曹隆恭：试论我国农业的历史特点农史研究第二辑 农业出版社83
59.董恺忱：a.世界农业发展述略——兼论东西方农业的特点 世界农业80.3.4
b.从世界看我国的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 农业考古83.2
c.传统农业.精耕细作和集约农法词义辨析 平淮学刊第二辑，商业出版社90
60.董恺忱.杨直民：试论我国传统农法的形成和发展 农史研究第四辑，农业出版社84
61.程洪：美国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趋势与特点 历史研究88.4
62.薛国中：16－18世纪的中国农业革命 武汉大学学报90.2
63.薛涌：中国文化纵横谈——林维明教授采访记 社会科学86.8
64.许倬云：中华农业史导言 台湾商务书店79
65.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概论 载中华农业史 台湾商务书店79*
66.任觉民.孔一士：谈现化农业的困扰及出路，兼论中国农业前途的抉择 香港(抖擞)80.5
67.李约瑟：历史与对人的估评——中国人的世界科学技术观，载李约瑟文集
辽宁科技出版社86
68.熊代幸雄(董恺忱译)：论中国旱地农法中精耕细作的基础 中国农史81.8
69.饭沼二郎(董恺忱译)：古代旱农在世界农业史上的地位 平淮学刊第五辑上册，
光明日报出版社89
70.Wen Dazhong and Davld Pimenbel （1986）“Seventeenth Centrry Organic Agriclture in China：1.Cropping Systens in Jiaxing Region”Humam Ecology.14：2：15－28
转引自张瑞德：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危机——近人研究成果的评述，（打印稿）
71.帕金斯（伍丹戈译）：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84
关键词：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研究现状、评述
一、研究现状分析
1. 关于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的整体研究方面。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比较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万振凡、吴小卫著《近代江西经济研究》，系统的探讨了江西农村经济发展的历程、近代的江西农业生产、近代江西农业科技发展、近代江西农业的赋税、近代江西农业发展的手工业、近代农村阶级关系的演变、近代农业的自然灾害、近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多个层次的问题。
2. 关于近代江西农、副产品贸易的研究。这方面研究的主要学者有万振凡、胡水凤、吴赘、周海华等人。万振凡、吴小卫著《近代江西经济研究》对这一问题也有所涉及，探讨了农产品的贸易，对农产品的贸易量、商品率、农产品市场等具体问题进行了分析，最后对其商品率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胡水凤对近代江西茶叶、夏布两种农产品进行了一个研究，探讨了江西种茶面积的变化、茶产量的增减、茶价格的变化及夏布的生产和销售等具体问题。关于江西茶业研究，比较重要的还有周付华的研究，他从中长时段出发对九江开埠后，九江茶市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九江开埠后带来的九江茶市的发展与衰落。吴赘、周海华等对近代江西渔业进行了研究。吴赘重点探讨了民国时期，鄱阳湖湖区的渔业发展变迁以及鄱阳湖渔业发展与地方经济、社会、政治的关系。周海华则主要对江西的渔业进行了简单的述论，包括主要渔场分类及其区域、捕鱼方法、鱼产量的加工与贸易。此外，许金华还对近代江西的木材的外销进行了初探，分析了江西木材的外销情况。学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但主要仍集中在茶叶、渔业的研究上。
3. 关于近代江西农村市场的研究。主要的代表性学者有谢庐明、孙桂珍、游海华、白沙、万振凡等。谢庐明研究的重点在赣南，对明清赣南地区农村墟市的兴起、发展、特点以及与地方社会经济变迁关系进行了研究，也探讨了清代时期赣南地区独特的庙会市场、客家文化影响下的赣南农村市场，对赣南庙会市场的地域分布以及客家文化中的庙会、习俗在赣南农村市场中起的整合作用进行了分析。孙桂芳通过对江西农村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江西近代农村市场的嬗变过程、市场体系的特点，得出江西农村市场呈现出商品量及规模增大、市场网络日益形成并逐步完善、商品市场结构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土地市场形成、供求关系及竞争机制发育并其作用的一种复杂态势。游海华则主要研究了赣闽粤边区的市场及市场网络的传承与嬗变。白沙、万振凡分析了农村集市的发展，得出民国时期的农村集市设施普遍增加、规模扩大、周期变短、布局日益合理，并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4. 关于20世纪30年代江西乡村建设的研究。这方面研究是近代江西农村研究的热点之一，主要研究学者有温锐、魏本权、曾志文、吴小彬等。温锐分析了近代赣闽边区的传统乡村民间借债、抗日战争时期沿海人口、企业的入迁等因素对这一地区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魏本权则分析了1931至1949年江西农村的合作运动，江西农村合作运动是农村建设运动的主要内容。它担负着江西农村经济自治和社会自治的双重功能，是江西农村近代化的重要尝试和努力。经费的不足、理念的背离、环境的恶化制约了江西农村合作运动的开展。曾志文、吴小彬的硕士论文都把研究重点放在了民国时期的江西农村建设上来，曾志文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的江西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江西地方政府在危机预防、危机应急、危机的恢复等机制;吴小彬则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的江西出现的严重“三农问题”以及针对这一问题江西地方政府为此开展的农村合作运动、设立省农业院、建立农村实验区等一系列措施。曾、吴二者的研究具有许多相似性。
二、 评价与展望
通过上文对近代江西农村经济问题研究现状的梳理，我们可知，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丰富，研究的领域得到扩展。21世纪前，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度还较低，主要的研究人物就是万振凡、胡水凤，主要研究成果为1998年出版的《近代江西经济研究》。进入21世纪后，游海华、谢庐明等一批学者投入到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一批硕士研究生也以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的相关问题作为研究论文选题，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队伍得到壮大。研究队伍的扩大，也必然产生成果的增多，领域的扩展。现如今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涉及金融、市场、实验区研究等各个方面;从从时段来看，研究重心主要集中在民国时期。
虽然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非常不错的成绩，但仍有许多需进一步加强的地方，主要表现在：
1. 研究的视角急需扩展。关于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的研究，大多是从社会史的视角进行分析，虽有谢庐明从客家文化视角出发对赣南农村市场的研究，但总体仍是研究视角不够全面，更缺少多视角、多学科的交叉综合研究。学界关于这一问题还需引进经济史、政治史等其他的视角来扩展其研究。
2. 研究时段上忽略了晚清江西农村经济的研究。学界一直将研究时段集中在民国，而往往忽略了其他时段的研究。晚清，受外来经济的冲击、商路的变化、清政府为近代化而实行的改革，其必然也对江西农村经济产生影响，但是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不足。
3. 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虽研究成果多，但有影响力的成果少。关于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的研究取得很大成绩，成果虽多但普遍缺乏分量，启发性小，在学界影响力小。对这一领域的学者仍需深入研究，提高成果的质量，出几篇有影响力、高水平、有启发性的学术论文，甚至产生几部相当有分量的大作品。（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参考文献：
[1] 万振凡、吴小卫著：《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经济研究》，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论近代江西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
[2] 胡水凤：《近代江西茶叶的种植与加工》，《农业考古》，1998年底期;《近代江西的茶价》，《农业考古》1996年第2期;《略论近代江西r麻业》，《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近代江西夏布的产与销》，《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3] 周海华：《近代江西渔业述论》，《古今农业》，2002年第4期。
[4] 许金华：《近代江西木材外销的历史初探》，《农业考古》，2010年第1期。
[5] 孙桂芳：《近代江西农村市场研究》，江西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毕业论文。
[6] 白沙、万振凡：《民国江西农村集市的发展》，《南昌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7] 万振凡、宋青红：《民国时期江西农村发展实验》，《古今农业》，2005年第1期。
[8] 刘白杨：《近代江西乡村实验运动中的人物群体研究》，《农业考古》，2014年第4期。
[9] 万振凡、林颂华：《江西近代社会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10] 吴燕等：《战争对近代江西传统农业社会转型的制约因素分析》，《农业考古》，2009年第6期。
[11] 魏本权：《近代江西农村合作运动述论》，江西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毕业论文。
关键词：转基因产品 贸易争端 贸易保护 生物安全
0 引言
二十世纪末，世界农业部门引进了一个全新的技术—转基因技术，并且迅速对世界农业生产和国际贸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转基因产品(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以下简称“gmo”或“gmos”)，是指应用现代生物技术，导入特定的外源基因(包括其它动物、植物、微生物、人工设计合成的基因等)，以改变物种的细胞信息，使动植物获得超过自然选择和人工繁育所得的机能，创造出具有新性状的产品或物种(http://hb12369.bokee.com/viewdiary.18954524.html)。转基因技术是当今世界最为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由于它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因而深受世人关注。由于目前转基因技术主要在农业领域运用，对农作物和农业生产进行作用，所以在本文中将转基因产品和转基因农产品视为等同的概念。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转基因技术和产品迅猛发展，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由1996年的170万公顷猛增到2007年的1.143亿公顷。目前，世界各国种植的最主要的转基因作物包括玉米、大豆、棉花和油菜籽，它们在所有转基因产品中的比重占到了99%左右。美国、阿根廷、加拿大是转基因产品的主要生产国及出口国。由于转基因技术还不成熟而可能对生物安全产生影响，在各国采用程度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而各国对转基因贸易采取不同态度。这就产生了因转基因农产品而带来的贸易纠纷，当然，这些贸易纠纷产生的根本原因还是背后经济利益的驱动。中国是较早涉及转基因作物种植与生产的国家之一，经过10余年的努力，在转基因产业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在国内中国主要种植转基因棉，同时在国际上是转基因大豆的进口大国。
1 转基因作物种植状况及其农产品贸易状况
（资料来源：http://fr.mofcom.gov.cn/aarticle/jmxw/200802/20080205380433.html，人民共和国驻法兰西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新闻）
随着生物技术的突飞猛进，转基因植物种植面积也日益增加。1996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是170万公顷;1998年是2780万公顷;2000年种植面积达到4420万公顷;2002年达到5870万公顷;2004年则是8180万公顷;2006年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到1.02亿公顷，首次突破1.00亿公顷大关。仅1996年至2006年这十年间，转基因植物的种植面积就扩大了60倍，居所有作物技术推广速度之首，而2007年的增长率再次高达12%，达到了1.143亿公顷。
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2007年提供的数据，全球77%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集中在4个国家：美国（50%）、阿根廷、巴西和加拿大。美国2007年种植规模为5770万公顷（2006年为5460万公顷，下同），阿根廷1910万公顷（1800万公顷），巴西1500万公顷（1150万公顷），加拿大700万公顷（610万公顷）。印度和中国也种植了大面积的转基因作物，主要是棉花，种植面积分别为620万公顷（380万公顷）、380万公顷（350万公顷）。95%的转基因农作物集中在4种植物上：大豆、玉米、棉花和油菜。2007年种植最广泛的转基因农作物是大豆，种植规模达到了5860万公顷，这与2006年持平。其次是玉米，种植面积为3520万公顷，高于2006年的2520万公顷。棉花种植面积为1500万公顷，高于2006年的1340万公顷。油菜为550万公顷，高于2006年的480万公顷。两种转基因类型占主导地位：抗各种杂草的，抗一些虫害的。
又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推广协会（isaaa）称，2007年全球23个国家1200万农户种植了1.143亿公顷转基因农作物，2006年有22个国家1030万农户种植了1.02万公顷转基因农作物。 2007年新加入的国家是智利和波兰，伊朗2007年没有种植转基因农作物，而最初的1996年仅有6个。
章东权（2008）指出，随种植面积的增长，贸易额也以较快的速度增长，据估算，1996年大豆、玉米、油菜籽、棉花四种主要转基因作物的出口额7.18亿美元，1999年分别增至102.52亿美元，增长了13.28倍。同时他提到有人预测2010年全世界90%以上的农作物将是经转基因技术改良过的转基因品种，其中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势头尤为强劲；到2025年美国转基因产品的市场贸易总额将达到25200亿美元。
温海波（2007）认为世界转基因作物品种分布比较集中，主要是大豆、玉米、棉花、油菜；转基因产品出口国和地区主要集中在美洲，种植国家有美国、阿根廷、巴西和加拿大；转基因作物的进口地区主要是亚洲和欧洲。同时他还认为转基因作物面积还将扩大，越来越多的国家将转入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之中；转基因技术产品应用范围还将继续扩大。
章东权（2008）认为尽管转基因产品因本身的原因存在很多的争议，转基因产品的国际贸易目前仍在着某些贸易争端和贸易保护现象，但现代生物技术将是21世纪的主导技术，世界各地都在抓紧时间研发转基因产品，所以转基因产品国际贸易的全球化、一体化将成为大势所趋。李晖（2005）也认为，争议的转基因产品的发展会受到一定的挫折，但它在21世纪是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所以其前景是很光明的。
2 转基因产品是把双刃剑转基因产品是好是坏在世界各地的争议很大。
林毅夫(2001)指出，生物技术的发展符合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但在短期内对不同地区、不同利益群体的影响各异，就亚太地区的农民和消费者而言，则是挑战与机遇并存，如果抓住机遇，善加利用，就能带来好处，否则，就有可能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杨昌举、黄灿(2001)论述了转基因作物对近缘野生种群、农业害虫和益虫，以及对生态平衡和土壤中的生物、土壤肥力可能产生的影响，探讨了转基因作物商品化生产对生态环境可能产生的风险。
马述忠、李晓嘉（2001）指出转基因食品不仅能够生产出口味更佳的食物，而且能够抗病虫害、抵御旱涝灾害，便于储运，大大降低成本，提高人类的食物质量，产量的提高则特别适合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但同时他们又通过世界各地的具体态度及法律适用情况表明，转基因作为外源基因，它的结构可能不够稳定，人类食用后可能在体内产生基因突变损害人体健康；还有转基因生物对农业及生态环境的影响将不可预见，它可能造成“基因污染”，并危害生物多样性从而造成生态失衡。
王志振（2008）也认为转基因产品在很多方面说不清楚，值得商榷。他援例指出我国每年进口的大量转基因大豆，其制成的色拉油没有任何问题；但同样例证指出英国一位研究人员在电视节目中公布了他的实验成果: 用转基因马铃薯饲养大鼠，引起了大鼠的器官生长异常、体重减轻、免疫系统遭到破坏。
3 转基因产品引起了的贸易争端
程涛（2005）指出，转基因产品引起的贸易争端最大的就是欧美转基因农产品贸易争端。美国为转基因农产品出口大国，欧盟为进口地区，因为种种原因，欧盟对进口转基因农产品加以限制，贸易大战由此而生。中美在转基因大豆上也产生了贸易争端，美国的转基因大豆无论在价格还是在质量上都占有优势，于是中国仿照外国在进口大豆时进行限制，大豆之战从而展开。
而关于引起贸易争端的原因，相关学者有较多的论述。
李晖（2005）将原因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不平衡，欧盟为了保护其幼稚产业，获取具有光明前景的基因产业经济利益，候鲜明（2007）也有相似的观点，他说表面上看，双方争论的焦点是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但这只是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问题，若置于国际贸易的大背景中，则是由双方经济利益的冲突引起的。二是技术因素，即具有巨大经济潜力的转基因产品检验和鉴定的科学标准很难统一导致容易产生贸易争端。三是安全因素，即转基因是否具有很大的危害性还不得而知，各个地区的认识有分歧从而产生贸易争端。
陈俊红（2003）则将原因归结为五点：一是经济利益分配不均；二是生物安全看法不同；三是政策制定出发点不同；四是公众接受的信息差别；五是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差别。
刘正良（2003）指出，现代转基因产品存在一种独特的垄断优势。转基因技术的垄断厂商多为美国公司，他们势必利用知识产权法寻求市场的绝对控制权。欧盟日本等国家认为，美国主张转基因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目的就是在于维持既有的垄断优势。
澳大利亚阿得瑞德大学的桑乃泉(2001)指出，农业生物技术创新，风险与利益并存，潜在社会影响显著，在复杂的国际经济法律环境中，世界各国加强立法，趋利避害，既反映了消费者主权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又体现着各国在生物高科技和农业竞争力方面的较量。
张彩萍、黄季馄(2002)在分析和解释不同类型的国家选择不同的农业生物技术，尤其是转基因技术发展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提出了造成它们对转基因农产品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的原因。
袁宜（2001）指出保护主义是转基因农产品贸易的主要障碍。“世界各国对转基因农产品的接受程度虽然与各国的文化传统（美国人对新事物较为开放和宽容）以及突发事件构成的背景（疯牛病使欧洲人心惶惶，对食品安全性极度敏感）有关，但更多的则是受到各国不同的经济利益的制约”。欧盟对美国的农产品贸易一直存在着逆差，欧洲小庄园式的农业与美国大农场式的农业相比，存在规模经济的劣势，当拥有更强竞争优势的美国转基因农产品出现在欧盟面前时，欧盟为了维护本集团的经济贸易利益，以种种借口封杀转基因农产品的流入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4 给我国政府的一些政策建议
廖闽（2006）在其论文中全面总结了七个方面的措施，分别为要进一步鼓励对转基因农产品的研究和开发，要高度重视转基因农产品的安全问题，要尽快完善有关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方面的立法工作，要学会有效地利用技术贸易壁垒措施，要大力加强对出入境转基因农产品的管理，要积极参与有关国际组织的活动和扩大公众宣传。
李晖（2005）单独指出了转基因产品进口问题的建议，一是充分利用技术贸易壁垒，加大对转基因产品进口监管的力度；二是进一步完善转基因产品的相关立法，细化管理体系，强化管理职能；三是进一步完善转基因产品标识制度。同时也指出了我国应加快对转基因产品的研发，保证我国生物技术处于世界前列；以及在推广种植上应谨慎，完善立法，加强监管。
肖奎喜、马述忠、黄祖辉（2005）通过分析指出要加快转基因生物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提升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要加强对转基因产品贸易规则和条例的研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要实施安全监管战略，防范转基因产品跨国转移带来的安全隐患；要充分运用wto 规则，保护国内农业产业和农民利益。
李成贵、檀学文（2008）则提出了一些较为新颖的观点，如要加强对研发阶段风险评估的管理，强化有关人员的科学精神和法律意识，突出研究者的知识运用、自主管理和信誉机制在转基因安全中的作用；还有加强转基因食品安全的风险交流，通过多种途径宣传转基因食品安全和营养方面的科学知识，加强转基因食品的科普工作，增进与民众关于转基因食品的风险交流，是政府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
应瑞瑶、沈亚芳（2004）也做过简要的分析，指出我国在转基因产品贸易中处于比较劣势，鼓励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同时要加快转基因技术的应用步伐，提高我国农产品的竞争优势。
5 结论
由21世纪最前沿的技术——基因技术为基础发展而来的转基因产品，其发展前景还是极其广阔的，因为它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对解决粮食问题无疑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世界上高潮迭起的转基因产品纠纷，表面上看是各自对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但实际上是各自经济利益的驱动，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使然。而我国要在转基因产品竞争中树立优势，还得从自身做起，进一步加大对转基因产品等各方面的研发，同时又要重视起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问题，而关于转基因的各种立法工作也应趋于完善，注意与各地区保持交流，充分利用wto规则，从而维护我国的利益。
参考文献：
[1]温海波.《论转基因产品的法律规制》.中国期刊网优秀硕士生论文.2007年.
[2]章东权.《国际贸易中的转基因产品法律问题研究》.中国期刊网优秀硕士生论文.2008年.
[3]李晖.《转基因产品的国际贸易问题研究》.中国期刊网优秀硕士生论文.2005年.
[4]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5]杨昌举，黄灿.《转基因作物商品化生产的潜在生态风险》.《环境保护》2001年第5期.
[6]马述忠、李晓嘉.《转基因食品是把“双刃剑”吗》.《粮食与油脂》2001年第2期.
[7]王志振.《转基因食品安全吗》.《农村百事通》2008年第19期.
[8]程涛.《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争端研究》.中国期刊网优秀硕士生论文.2005年.
[9]候鲜明.《美欧之间转基因产品贸易争端和启示》.《国际市场》.2007年第6期.
[10]陈俊红.《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及贸易争端》.《中国食物与营养》.2003年第1期.
[11]刘正良.《转基因产品的贸易争端及我国对策》.《对外经贸实务》2003年第8期.
[12]桑乃泉.《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创新管理与中国农业竞争力》.《农业经济问题》2001年第9期.
[13]张彩萍，黄季焜.《现代农业生物技术研发的政策取向》.《农业技术经济》2002年第3期.
[14]袁宜.《wto责无旁贷——论转基因农产品贸易规则及其制定》.《国际商务研究》2001年第5期.
[15]廖闽.《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与管理研究》.中国期刊网优秀硕士生论文.2005年.
[16]肖奎喜，马述忠，黄祖辉.《安全隐患所引发的转基因产品贸易争端及中国的对策研究》.《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