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转型经济渐进式演化激进式变革制度变迁
一引言
转型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学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题和追求目标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盛洪，1996)。目前，关于转型经济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很难说谁是转型经济学家，因为还没有专门从事这一理论研究的人。关于其理论体系，我们只能从现在构成这一经济学流派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的文献、研究思路来寻找一条线索，理清其脉络。本文首先介绍转型经济学的内涵，然后简述一下各个学派关于转型经济的理论要点，最后简要回顾中国经济奇迹并作以简要评述。
二转型内涵
关于转型概念的懂得，比较经典与广泛的定义是热若尔·罗兰的表述：转型即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或者说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从目前国内的文献来看，从三个层面上使用转型的概念：第一种含义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种含义是在包含了第一种含义外，还包含那些过去实行广泛管制的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第三钟含义是在前两种懂得基础上还包含了所有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市场化，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许多人把转型经济学看作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转型懂得成为一种制度的变迁过程，只是描述了转型的一般的特点。不错，转型的确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但转型还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仅依靠制度变迁是不能够真实的描述，更别说来解决这些问题。鉴于以上理论实践中三个层面使用转型概念的事实，笔者个人比较赞成转型的第一种含义，即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然，后两种转型概念的懂得当然没错，但关键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更不合适建立新的独立的研究学科。对于第二种懂得，放松政府管制，实行经济自由化，其实这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框架内可以得到解释；对于第三种发展经济学范畴内使用的转型概念，现有的发展经济学就有了相应的解答与分析框架。转型（或者转轨、过渡）概念的提出应该来说主要发源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方案经济实践中遇到困难并探索其解决方法的历史事实。
三几种转型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末，包含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了从中央方案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将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一起称之为“二十世纪两项最伟大的经济实验”。毫无疑问，这场涉及多达15亿人口的重大变革吸引了全世界学者的目光，他们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学等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从不同侧面对这一变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相关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从而在主流经济学中赢得了巩固的学术地位，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催生出了一门新的学科—转型经济学，来专门研究如何从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1、主流经济学的激进主义转型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系统化。按照新古典理论的懂得，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其核心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在转型之初，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鸣在转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根据华盛顿共鸣：严厉的需求紧缩，加上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宏观经济稳定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大幅度缩减货币供给量，实行高利率；保存少数重要商品的国家定价，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全面放开；消除预算赤字，减少价格的国家补贴；取消对企业工资的限制；全面改革财税体制等措施。
2、演进主义的渐进式转型理论
随着俄罗斯等国的激进式改革的受挫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宏大成功，演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大是转型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演进主义理论核心思想可概括为：知识和信息是有限和主观的，并以分散的状态为个人拥有，因此，人们根本无法认识和把持社会生活，最好的社会就是顺其自然。想通过理性设计而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必然造成社会的灾难。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是社会不断的积累、加工信息，而且知识与信息是具有连续性的，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系统来强制使其中断是不可取的。经济体制本身是一个具有自我强化机制的复杂系统，在演进过程中会不断汲取旧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因而，渐进式改革更可取。
3、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把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以及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制度现象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扩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对于我们研究制度现象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根据这种理论，改革的过程本质上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寻求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曾指出：“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市场制度是自由交易的制度，这些制度结构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另外，科尔内、萨克斯都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的代表性观点。
4、凯恩斯主义转型理论
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相比，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内在机理的认识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他们对于转型经济中产权改革、宏观经济、转轨速度和次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值得重视。
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转型经济理论提出批评。认为在决定选择哪种市场经济模式时，一定要牢牢记住实际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不是去记住毫不相干的完全竞争范式；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竞争远比私有化重要得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一样都会出现鼓励问题，因此，建立一种集中与分散、公有因素与私有因素相结合的混杂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马克·奈尔（MarkKnell）等人认为激进式改革对自由市场的崇拜是盲目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往往忽视了这样几个重要因素：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交易关系，而是一种生产关系；企业是生产组织，市场是交易机构，企业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价格机制不仅是一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同时还有金融功效、战略功效等，在满足这些功效上越是成功，有效配置资源的功效就越难以实现；私有化对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国有企业也可对市场做出积极的反响。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涉是重要的。
5、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就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目标的一种理论和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质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能否在理论和实践中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问题，是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前途和命运的关键因素。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模式即兰格一泰勒一勒纳模式，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这一理论假定，市场机制仅仅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新古典的范式，但是中性论的假定却被接受下来，因而这些理论难免会带有新古典理论的缺陷。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表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任务，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获得宏大的发展，市场社会主义也成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
6、比较主义
用比较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现实的改革问题是九十年代以前转型经济学的主流。这种理论从不同的经济体制中总结出若干基础的经济体制模式，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做出最优选择，指导改革的实践。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到匈牙利新经济机制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再到90年代东亚模式，都曾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和市场化道路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比较经济学的方法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一方面，这一理论是经验的而非规范的，因而无法形成具有广泛指导意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它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环境下的经济体制简单化，因而无法深刻懂得制度变迁的复杂现实。
7、特殊改革方法理论
中国的学者在借鉴国外关于转型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把转型经济研究放在中国特殊国情和特殊道路选择上。林毅夫等人认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资源的比较优势能发挥出来。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是选择了渐进式改革道路。张军指出，由于传统国有部门的绝对规模使它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因而，在改革过程中如果实行完全的价格自由化，就可能给国有企业供给把持市场的机会，造成生产下降和经济的衰退。相反，在价格双轨制下，国有部门将比完全的价格自由化条件下生产的产品多且定价更低。以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的经验正在于，国有部门在方案外边界上通过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响去捕捉获利机会，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部门去对经济扭曲和短缺做出的反响更迅速。
四中国增长的“奇迹”
自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经济转型。10年后，东欧和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也加入转型的行列。在从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选择了与东欧和前苏联不同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而不是激进的“休克疗法”。中国经历了20年迅速的增长，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却经历了将近10年的下降。改革方法选择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改革结果。以下两组数据清楚的表明了中国改革与前苏联、东欧改革成果的宏大反差：中国改革二十多年的稳定的高速发展，引起全球的瞩目，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专家指出中国能在这二十年间迅速发展的原因在于1979－1983年之间中国建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非常重要要的作用，在此之后，中国又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乡镇企业的作用。中国的改革成功的原因是基于保持和建立在社会和组织资本上的这一系列的制度变迁。斯蒂格利茨认为基于社会资本的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础，而在很多国家转型后的社会资本比转型前要薄弱的多。相对而言中国特别重视创造和改组，特别是新企业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不仅仅是进行单纯的私有化。而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国采取了渐进型的方法。这对于改革普及到其他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体制外增量改革对解释转型经济的中国供给了有创建性的解释，但随着转型的完成，对存量的改革也许会成为重点；国企改革还存在诸多困境；城镇改革与农村改革的冲突；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不足；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五简评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转型经济学正在同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相融合，然而以上任何一个学科都不能够完全取代转型经济学，它们只是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反响了转型经济学所正在经历的分化。而对不同的经济学流派来说，过渡问题的出现既是一个机会，又是一种挑战，不同理论所具有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将受到严峻考验。在实践中形成一种比较科学的价值和逻辑相一致的制度变迁理论，是我国经济理论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中面临的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应当为此做出努力。
关键词：区域中心城市 产业升级 城市转型 区域经济合作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12-182-04
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化，包含了区域中心城市及其经济腹地重要节点城市的城市群已成为国家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主体，并处于开放的国内外区域经济环境下，其区域竞争力的源泉主要应来自三个层面：第一层的内容是区域中心城市的城市产业升级和城市转型；第二层的内容是区域中心城市与其经济腹地重要节点城市的城市群开展的国内跨行政区域经济合作；第三层的内容是区域中心城市与以国际战略节点城市为代表开展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
这三个层面均为我国重要的改革进程。在第一层进程中，以总部经济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和城市的协同发展程度直接影响区域中心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竞争力。在第二层进程中，区域中心城市的总部经济发展能力与经济腹地重要节点城市的产业发展水平、城市功能专业化分工水平之间的协同发展程度直接影响区域中心城市实现腹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在第三层进程中，区域中心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城市功能专业化水平与对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战略节点城市经济贸易水平的协同发展程度直接影响区域中心城市在国际化合作过程中能否可持续提升竞争力。
三个层面改革进程各成体系，并共同实现提升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区域经济竞争力最终战略目标。因此，梳理三个战略改革层面的相关研究成果，探索研究内容的发展趋势，是研究建立进程间统筹机制、形成三方协同发展格局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城市产业升级以及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发展重要环节和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始终为学术界所广泛关注，已经有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文献发表，笔者采取将CNKI数据库检索核心期刊论文综述与重点论文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文献述评，从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以及区域经济合作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层面的相关研究
1.国内外产业升级理论研究方面。2009年陈羽研究发现关于“产业升级”问题，国内外存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价值链升级”两种认识和研究思路，而且并未对两者进行区分与对比研究，造成了使用不便以及认识混乱。在回顾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在使用特征、包含内容、理论内核等方面对两种思路进行了对比，归纳出“价值链思路”具有更为国际化、更为全面、经济学内核“内生”型、产业升级难度更大的特点；而“结构思路”则具有在我国使用时间长、范围广、更为宏观的特点。最后指出对于“产业升级”的内涵需要统一认识，即“提高国际分工中的价值获取”，而产业升级的基本对策就是向“研发（技术）”和“品牌（管理）”两端升级{1}。2012年唐晓云在回顾产业升级概念及国内外研究偏好的基础上，对产业升级国内外理论和实践成果，从技术创新和创新政策这两个驱动因素的角度进行了梳理。发现产业升级的国内外理论与实证研究存在以下四点不足{2}：（1）内涵界定缺乏更广泛的基础；（2）在宏观和微观层面缺乏统一研究框架；（3）产业或区域的国内层面和国外相应层面缺乏统一研究框架；（4）对开放条件下产业升级的路径或机理研究仍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相关理论散见于增长理论、国际贸易和投资理论、创新理论中。2013年王海杰从技术、市场、制度、企业家等方面分别归纳了我国产业升级的影响因素，从技术路径、功能路径和区域发展路径等方面总结了我国产业升级的路径，发现当前研究在以下四个方面存在不足{3}：（1）国内大部分研究的微观理论基础不足；（2）对于我国欠发达地区如何避开直接嵌入国家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的锁定、实现区域产业升级问题的研究，目前还比较薄弱；（3）对于在全球价值链中以产业转移的方式推动产业升级问题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其积极的效应方面，对产业转移的成本及产业中存在的如地理、文化等阻碍因素考虑较少，而且缺乏足够的实证支持；（4）对于在全球价值链中作为推进产业升级的企业家的培养及企业家资源的拓展的研究略显单薄。
2.近几年国际产业升级实践经验的总结方面。2010年杨丹辉通过分析印度发展服务外包的模式及其局限性，发现在承接外包的推动下印度利用全球化和信息化释放出的知识资源，带动软件和信息服务等行业快速发展，使印度产业升级突破了“农业工业服务业”的传统线性升级模式{4}。2010年陈羽、邝国良研究发现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面对国际竞争与产业发展的严峻形势，中国台湾对大陆的大规模直接投资形成了产业转移，这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客观上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及劳动力的产业间转移，资本和高科技密集型产业成长迅速，并导致出口产品结构逐步升级，体现了转向控制价值链、占据高附加值环节的产业升级过程{5}。2013年刘艳艳通过研究洛杉矶工业升级历程发现选择发展具有前瞻性和潜力的新兴行业，并始终把握价值链的最高环节是洛杉矶实现产业优势的核心，而洛杉矶广阔的地域使得其产业选择具有多样性。同时经济行为背后的社会、制度关系也非常重要，洛杉矶宽容多元、创新进取的文化氛围以及有利于企业经营模式和产业结构变革的制度环境，共同帮助其实现地区产业升级{6}。2014年盛朝迅研究发现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经验有两点{7}：一是通过加强技术创新和研发方面的投入、推动关键领域率先突破、鼓励产业向价值链两端延伸等加快创新因素培育；二是通过加速创新型企业培育、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促进创新主体升级。
3.国内外城市转型理论研究方面。唐永伟等人运用文献计量方法，通过CNKI 数据库检索2000―2012年中国城市转型研究的核心论文，从研究文献、研究力量和研究热点等角度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城市转型研究具有以下四个特点{8}：（1）涉及多个学科，尚未形成明显的研究团体；（2）城市经济转型是研究的重要方面；（3）研究呈现出资源型城市转型、城市向可持续发展转型、发达地区城市转型、城市文化转型4个主要研究方向，其中文化转型研究是热点方向；（4）存在重宏观、轻微观，重个案研究、轻体系研究，重描述、轻量化的特点，对转型发展路径和效果的评价较为欠缺。2012年以后，对于城市转型的研究较为全面的是李程骅和黄南。他们从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产业体系以及国际城市经验等四个维度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城市转型的机制与路径{9}{10}{11}{12}{13}。分别提出了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产业体系推动城市转型的“中国路径”，以及国际城市转型的路径对中国的启示。
4.近几年国际城市转型实践经验的总结方面。2008年张贤、张志伟分析了美国纽约和匹兹堡的产业调整过程{14}，提出一些国际经验如重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生产服务业、注重市场与政府协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关联、关心教育科技及其与产业联系、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等值得借鉴。2011年张飞相、陈敬良分析了芝加哥、伦敦、新加坡等许多世界先进城市转型的历程{15}。概括出国外城市转型的四个基本趋势，即创建生态城市，打造智慧城市，建设文化城市，构建集约城市。指出了国外城市经济转型的三种主要模式，即以芝加哥为典型的产业多元化模式，以伦敦为代表的产业升级替代模式，以新加坡为典型的产业高端化模式。2013年唐子来、王兰文从城市转型的背景出发，将转型城市分为全球城市和工业城市两类{16}。通过梳理作为全球城市代表案例的东京、伦敦和纽约，作为工业城市代表案例的曼彻斯特、匹兹堡、多特蒙德和埃森，剖析了两类城市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转型特点。进而分析了案例城市在转型中的功能定位、空间规划和实施策略，并总结了规划在城市转型中的作用。2013年王德、吴德刚和张冠增在总结东京在199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城市发展政策和措施的调整的基础上，提出了产业结构转型、国际化、信息化、老龄化等方面的应对策略{17}。2013年王兰追述了二战以来纽约城市发展转型的动态和规划，诠释了规划在城市转型发展中的作用，并集中分析了2001年后多个规划的战略议题和内容重点，发现纽约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特征明显，多元的规划类型体现和支撑了纽约的城市转型发展。{18}
二、“区域经济合作”层面的相关研究
区域经济合作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环节和形式，始终为学术界所广泛关注，已经有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文献发表。国外相关理论研究比国内早。英国经济学家彼得・罗伯逊1990年按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形式对这一理论体系进行了架构，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体系应由自由贸易区理论、关税同盟理论、共同市场理论、经济同盟理论和完全的经济一体化理论构成{19}]。如果以美国经济学家维纳在1950年出版的《关税同盟问题》一书中提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理论之一――关税同盟理论的时间算起，国内比国外晚40年左右。从通过CNKI数据库检索核心期刊综述类文献发表时间来看，最早出现的是袁越兴1998年对于经济全球化相关问题的研究综述，1998年-2001年的研究重心在“经济全球化”，2006年-2008年研究重心转至“区域经济一体化”，2010年以来，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衍生出了“区域经济合作”的理论研究综述和发展趋势判断。
1.国内外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对国外相关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地梳理。范兆斌、苏晓艳以动因理论为主线，从次优理论与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动因、新贸易理论与区域市场一体化的新经济学、区域市场一体化与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以及进口替代性政策与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传统理论这四个角度分析和总结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研究脉络及最新进展情况{20}。马林、杨玉文从区域经济合作的层次和理论基础两方面对区域经济合作国内外理论进行了梳理{21}。梁双陆、程小军对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代表性理论：关税同盟理论、自由贸易区理论、共同市场理论、协议性国际分工原理和综合发展战略理论进行了评述{22}。李欣红总结了1990年―2007年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产业区位关系的研究文献，研究发现{23}：（1）传统理论预期优惠贸易协定的成立将根据比较优势来决定产业区位和专业化模式；融合了新贸易理论和传统区位理论的新经济地理学则认为集聚力和分散力的相互作用决定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产业区位。（2）实证分析研究的最多的是欧盟，对南南型合作组织的研究仍然较少。由于采用的数据以及分析方法差别很大以及国家经济千差万别，实证分析的结论有些与理论预期一致，也有与理论大相径庭，甚至矛盾的案例。2010年以后，姚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区域合作的模式、机制、对策、绩效评价、立法等方面对国内外区域经济合作的文献进行了梳理，认为国际文献存在三方面不足{24}：（1）在对区域合作的理论解释方面不尽完善；（2）研究对象以欧盟和北美地区为主，亚洲背景的文献相对少且分散；（3）缺乏对内在经济机制系统而深入的解释。国内文献虽然所论述的角度各有不同，但基本上包含了区域合作的主要方面，总体存在两方面不足：（1）大多数研究对象都是国内较为发达的地区，而对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区域合作有很少的研究；（2）对于区域合作法律健全问题关注较少。和燕杰从流域经济一体化的视角梳理了相关文献{25}，发现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流域的综合管理、规划、生态―经济评估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国内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泛珠江流域经济合作及珠三角经济一体化，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这三个方面。指出合作机制的设计和构建将是流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蔡丽、闫华清从竞争性、互补性的角度出发，研究了竞争与互补两种贸易关系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以及这两种关系下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路径和制度安排，发现对于竞争和互补两种贸易关系的研究都注重制度安排在区域经济合作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26}。但是，其所形成的区域经济合作在模式、路径和机制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涂英柯、司林波、孟卫东从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提出为背景，从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发展的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一体化具有的现实基础与有利条件、空间结构演化以及产业结构等方面对目前我国学界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27}，并指出研究存在相关理论不够系统化、缺乏对公共政策服务平台的构建、对于各级政府间行为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等不足。金泽虎、张红通过对单一型以及混合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演变脉络进行研究，发现混合型区域经济一体化在现有合作组织中逐步形成主导优势，这种现象也在麦克杜尔-肯普模型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中得到验证，逻辑规范分析的结果如出一辙，即混合型经济合作将会成为未来区域经济组织形态的主流发展趋势{28}。陈静雅从价值链视角考察了区域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在机制，以京津冀城市间的一体化合作为例，分析了其产业发展的现状，并从产业结构、创新能力、经济实力等方面对其产业升级的制约要素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以价值链升级为突破口促进区域经济合作与产业升级的对策思路{29}。黎鹏、杨宏昌、王勇认为应基于区位理论加强跨国区域相关国家及地区之间的沟通协调，以形成一致的思想认识与努力方向，并以区位理论系统指导中国―东盟边境区位合作开发的务实推进，具体措施包括加强通道和口岸建设，加强服务于中国―东盟边境区位合作开发的国际协调机制建设等{30}。
2.国内区域经济合作实践经验总结方面。国内学者以珠三角、长三角、泛北部湾地区以及东北亚地区为研究对象对区域经济合作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汤学兵研究提出{31}，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具有四大动力和四大趋势。四大动力分别是政府推动产生的牵引力、市场推动产生的驱动力、资源共享和利益双赢产生的向心力和区域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产生的吸引力。这些动力的综合作用使得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呈现四大趋势：一是以经济区或经济带为平台，区域合作具有坚实的载体；二是以合作区域的基础设施、创新体系、环境保护、市场体系、社会事业等领域的一体化发展为目标，合作成本不断降低；三是合作双赢或多赢局面日益普遍，合作收益不断增加；四是合作范围日益国际化，使得区域合作的空间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升。丁任重、孔祥杰总结了建国后我国的区域经济合作经过的五个发展阶段： 萌芽阶段、兴起阶段、快速发展阶段、规范化阶段和新的发展阶段以及形成的省（区）际间、省（区）毗邻地区、省（区）内和城市经济协作区等四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类型{32}。指出从目前来看，这些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出现，加强了地区间经济协作关系，扩大了地区间的商贸规模，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但这些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也存在着主体单一、形式单一、功能单一的弊端。胡杰武、张秋生、胡靓根据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企业兼并重组研究中心数据库，对2002―2008年我国企业跨区域并购的情况进行了归集整理{33}，并分析了其对区域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通过跨区域并购，我国的资源型产业存在向资源富集地区转移，加工型企业存在向配套措施完善的经济发达地区转移的迹象。对于第二、三产业来说，各区域跨区域并购的净数量和净金额与区域内对应产业的GDP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跨区域并购具有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和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
3.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实践经验总结方面。国外对区域合作的研究相对比较成熟，对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实证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美国、欧盟、日本等。目前成立的国际区域合作组织较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区、欧盟、亚太经合组织、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国内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从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启动开始，随着亚太经合组织影响日益增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合作日益紧密、一路一带国家战略的提出，区域经济合作正在成为我国学者关注的主要方面。徐奇渊、刘力臻对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的现状和进展作了系统的回顾和评述{34}。研究发现：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加强有助于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通过市场扩大和贸易创造效应促进区内贸易和投资来加快地区经济发展，中国也可以借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来化解参与经济全球化所必然产生的消极影响，从而在增加开放收益的同时强化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沈铭辉研究指出，经过20年的运行，GMS合作机制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是由于其合作主体、合作领域以及合作环境比较复杂且发生了变化，GMS合作机制的未来面临着不确定性。中国需要充分认识GMS合作机制的定位，与亚行取得合作以推动该机制发展{35}。欧建峰在总结跨区域国际经济合作的成因和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中国跨区域国际经济合作应该运用发展重点合作伙伴、发挥“贸易创造效应”避免“贸易转移效应、开拓新贸易合作伙伴以及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这四项策略{36}。张彦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这两种当前亚太地区最新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面对两种不同的合作框架，亚太地区国家对未来经济合作的态度和期望发生了变化。通过对当前亚太地区主要国家（RCEP成员国和美国）的区域合作态度进行研究，提出三种启示{37}：（1）正确认识RCEP与TPP的“竞合关系”，重视研究RCEP与TPP的融合；（2）要重视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和提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水平；（3）要正确处理同RCEP和TPP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争取打造高质量的RCEP。于鹏研究指出，应借鉴各国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有益经验，处理好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系，部署我国的自贸区战略{38}。申现杰、肖金成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形势出发，分析了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战略意义，并从落实“五通”建设、高标准自由贸易区战略、扩大国际合作的重点领域、优化国内区域开放格局等方面，对“一带一路”战略建设重点进行了相关思考{39}。张庆霖研究指出边境区域经济合作是边境相邻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在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中起到桥头堡的作用，可以更为充分地利用地缘关系和已有合作框架的双重便利，加大要素资源流动和产业对接的力度与效果。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作为一个宏观框架虽然已运行多年，但在更微观层面上的落实亟需寻求新的突破，而边境区域经济合作作为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下沉，显然有助于创新和丰富区域经济合作，使其更加微观与具体{40}。曹永福在分析区域经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的基础上，对TTIP、TPP、RCEP新态势进行了预测{41}。
三、研究趋势展望
已有的相关文献从三个层面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总结角度均已取得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在城市及区域产业升级理论研究方面，存在产业升级的微观理论基础不足、对开放条件下产业升级的路径或机理研究仍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等问题；在国内外城市转型理论研究方面，存在重宏观、轻微观，重个案研究、轻体系研究，重描述、轻量化等问题；在国内外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缺乏对内在经济机制系统而深入的解释、对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区域合作有很少的研究等问题。
因此，后期研究应注重区域中心城市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关联性，遵循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个案与体系相结合、描述与量化相结合、外在表象与内在机制相结合、局部与整体相结合的原则。具体来讲，第一，在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研究领域未来应侧重于：（1）系统性构建在开放环境下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微观理论基础以及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建立统一研究框架。（2）在统一研究框架内对区域中心城市产业升级的路径或机理、以产业转移的方式推动产业升级的同时规避价值链锁定等重大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第二，在区域经济合作研究领域未来应侧重于：（1）系统性构建开放环境下区域经济合作的微观理论基础以及在国内外区域经济中心城市与其经济腹地层面建立统一研究框架。（2）在统一研究框架内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在经济机制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第三，在中心城市转型、产业升级与中心城市区域经济合作的统筹研究领域未来应侧重于：（1）实现在开放环境下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微观理论基础和区域经济合作的微观理论基础以及统一研究框架的关联。（2）在建立了密切关联机制的统一研究框架内，对区域中心城市的产业升级、城市转型问题与开放环境下多层次区域经济合作问题进行多角度关联性研究。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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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制度 产权 会计研究
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性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尽量避免改革过程中的冲突和摩擦,使改革成本最小化,离不开对存量利益的调整,以及对增量利益的实现作出恰当的反映,会计学以其货币计量性、综合性、真实性等特征对引导资源的流动和配置有着独特的优势,而相关制度理论对我国的过渡问题有很强的解释力。同时,改革开放的实践即为我国的会计学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素材,又为制度经济理论的研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因此,以中国改革为剖析面,将制度理论融入到会计学之中,来确定会计学改革的落脚点,开辟了西方经济学与中国转轨时期会计的实践相结合的新途径。
一、制度经济理论研究概述及其在转型期中国的适用性
制度经济学就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制度的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区别在于,它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考虑到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而且尽管从西方国家的“历史与现实”中提炼出来,尽管因含有西方人的价值观和文化(甚至意识形态),制度经济学仍具有一般性。当今中国正处于制度变迁的转型时期,制度经济理论有助于分析我国新旧体制转型过程中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一)、制度经济理论研究概述
从发展阶段上可划分为旧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旧制度经济学代表为凡勃伦和康芒斯。凡勃伦认为,制度根源于人们的思想和习惯又源于人的本能,所以制度归根结底是受本能支配的。康芒斯将制度理解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集体行为所要求的是个人的实行、避免和克制”。而“制度”也就表现为这些能够对个体行动进行集体控制“业务规则”和“运行中的机构”。显然,康芒斯不仅将”规则”而且也将”组织”包括在制度范畴中了。
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学家约翰K加尔布雷恩、罗纳德H科斯、道格拉斯C诺思和瑞典经济学家卡尔G缪尔达尔。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其主要理论包括:企业理论,制度起源和变迁理论,产权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交易费用和产权是新制度经济学中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交易费用是指制度运行耗费的价值。在市场经济的现实运行中交易费用总是大于零的,因此产权的界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产权是资源的排他性占有和使用的权利。人们之所以要界定产权,目的就是要降低交易费用。产权的界定就是制度。制度的功能就是降低交易费用,使外部性内在化,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
(二)、制度经济理论在转型期中国的适用性
制度经济学尽管产生于西方,但其方法和原理更适合于分析发展中国家,尤其适合于新旧体制转轨的国家。
一方面,以科斯为首的新制度经济学和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理论对中国的具体问题和过渡问题有着很强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制度变迁理论运用交易费用分析法和相对价格分析法,揭示了制度变迁的原因和过程,使人们容易将它运用到中国目前的制度变迁的现实中去;公共选择理论的特征是在强调人与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的前提下,认为制度以及制度变迁是由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冲突的解决过程和方式决定的,这一理论特征很适合用来分析中国的过渡过程问题;
另一方面,中国将是制度经济学发展的最好的沃土,其原因:第一、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需要自己的制度经济学,有需求必然有供给;第二、中国经济学家们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功底”有利于发展制度经济学;第三、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文化以及源远流长的历史,有利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制度经济学。
二、制度经济理论在会计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20世纪90 年代初以来的会计改革,在转型期间产生了诸多问题需要从理论上做出解释,而通过传统的会计理论难以得到满意的结论,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研究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会计制度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一般理论及转型规律为会计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它广泛运用产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等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使得这一分析更具解释力和说服力。下面介绍制度经济理论与会计研究结合具体运用的几个方面。
(一)、会计改革:制度变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及经济机制设计理论的综合分析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和平发展思想的理论创新研究”（13BKS033）；教育部一般项目“民族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研究”（12YJA7200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何振鹏（1969-），男，陕西富平人，宝鸡文理学院哲学系、思政部主任，副教授，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在读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快速发生着重要而深刻的社会转型。它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重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形成与发展。对此，相比西方社会学的解释范式，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更能深入、系统地揭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内在规律，从而指导和帮助人们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性的认识，坚定国人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一、现代社会转型分析的两种理论框架
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在西方现代化理论中，是专门用以“描述和分析社会结构具有进化意义的转换和性变，说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和变迁”[1]的重要概念。因而，许多学者都用“二分法”将社会归结为“传统”与“现代”两种基本类型，用以描述和把握旧与新、传统与现代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之间的代谢、进化与变革。如斯宾塞的“军事社会”与“工业社会”，梅约的“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社会”与“有机团结社会”，韦伯的“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等等，都是对西方社会告别中世纪社会经历的历史大变革的行程和经验的描述。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形成了一种以西方社会现代化历史和经验为蓝本来研究那些落后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理论，即所谓“狭义的现代化理论”。这种理论认为，非西方国家贫困落后、不发达的原因应归因于这些国家存在的传统因素。而要改变贫困落后、不发达的状况，唯一可以通行的道路，就是通过批判和否定本国内部的传统因素，学习和模仿西方社会现代化模式、内容和经验，以实现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跃迁和转型。正如查普夫所说：“根据这种理论，不发达社会应该以一种有计划、有控制、加速度的方式重现西方的发展。在亚非拉各国尚不存在西方体制及传统时，应引进或通过‘功能等同物’来加以替代。”[2]
在我国，社会转型也是学界用以描述和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范式和分析框架。与西方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一致，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迁也被理解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是一个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过程。因而，“社会转型”与“社会现代化”几乎被视为同义语。围绕中国社会转型的特点、动力、运行机制及其社会结构形式的转变等问题，我国学者做了大量艰辛的探索，并在社会分层、城乡发展、社会建设、生活方式、贫富差距、单位制与身份制等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有关现代化社会的诸种要素、标准和特征，如理性化、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民主化、法治化、科技化、多元化、世俗化等也都为国人所熟知。但是，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快速发展和中国学术的逐渐自觉，这种过分注重西方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已被学界质疑为是“容易背离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进程的分析框架”。[3]基于“传统现代”、“农业工业”的二分范式和从社会结构着眼研究社会转型的理论预设，必然会把社会主义制度建构作为一种先验的、既定的条件排除在社会转型的“意义域”之外。因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转型关系问题上，往往倾向于社会发展与社会变迁结果的研判，而忽视社会转型的过程、理想目标和理念的探究，也就成了必然。
认识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对中国当代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也是对中国改革与发展进程的一种新的理解。对于这样一个事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命题，不能停留在学术上的人云亦云中，更不能回避“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大转型成为中国社会学问题意识的主轴”的现实。[4]因而，结合西方现代化理论，将社会转型上升到社会哲学或历史哲学的高度，就成了深化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必然。在社会历史哲学的视域中，社会转型的概念是以社会宏观结构即“社会形态”层面的复杂质态转换来标定的。因而，社会转型可以理解为人类社会从一种存在类型（形态）向另一种更高的存在类型（形态）的转变。它意味着社会系统内在结构的整体性变迁，意味着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价值观念等全面而又深刻的变革。对此，需要借助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对其进行立体透视。
二、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视域下的当代中国社会转型
社会转型作为社会形态演进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以社会结构变迁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变革。对其进行立体透视，需要从唯物史观中探究出影响社会转型发展的主导性因素。在马克思的经济社会形态、生产力社会形态、政治社会形态和人的发展形态理论中，经济社会形态和技术社会形态是最能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的质的规定性的两个主要视角。
1.经济社会形态视域中的中国社会转型。经济社会形态转型是社会转型的基础。有学者仅凭传统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无法阐明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这无疑是教条主义的认识。因为，经济社会形态仅是从经济的视角或侧面来分析人类社会存在、发展、变迁与演进更替的历史与规律。经济社会形态，在一定意义上也可叫社会经济形态。对它可从以下三方面来考察：一是一定历史阶段的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社会生产方式；二是社会的经济运行机制和模式；三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产业结构。因而，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可以是社会经济形态的重大变迁，是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重大变迁，或是社会经济运行方式的重大变迁和产业结构的重大变迁。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转型，从本质上来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改革、发展与完善。因而，它主要不是生产方式的重大变迁，而是社会经济运行方式即经济体制的变革转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经过长期艰辛探索，终于在新的历史时期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的超越。从经济社会形态的视角看，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改变和社会形态的更替，而是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下的具体体制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即从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转换。这是社会主义具体制度与发展模式的转换与重构。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斯大林在领导苏联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渐形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即斯大林模式。二战后，随着社会主义从一国扩展到多个国家，苏联模式也被移植到多个国家。所谓苏联模式，是指苏联长期形成的制度、体制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从基本制度上看，它所建立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实行的按劳分配原则，形成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苏维埃政权等，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苏联社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保持快速发展并在残酷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制度根源。但管得过严、统得过死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和限制民主、妨害法治等缺陷，使得苏联模式既无法应对新科技革命的挑战，也无法充分展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而，在照搬苏联模式不久，毛泽东等人就“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提出要以苏联为鉴，走自己的路，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5]由于种种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并没有突破这种模式。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我国从此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场改革的任务就是要依据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经济体制，代之以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此基础上完成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体制等方面的相应变革。这场变革是极其深刻的，被称为“第二次革命”。但它并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而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发展与完善，是社会主义建构模式的重构。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明确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是不可动摇的立国之本。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重构并不会涉及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本身。它仅是社会形态内部的具体类型的改变，即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由一种具体类型变为另一种具体类型。
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来看，我国经济社会形态转型的关键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体说来，这是沿着两条交织的脉络展开：一是由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由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分权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6]1979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和2000年中国加入WTO，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关节点，其中，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0年加入WTO，使得我国经济体制转型朝着更加开放化、市场化的方向发展，推动着我国从本国实际和全球化趋势出发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世纪新阶段以来，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奋斗目标，使我国经济社会走上了更加科学的、又好又快的发展转型之路。这是一条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超越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适合中国现阶段实际的正确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已取得了巨大成就。
2.技术社会形态视域中的中国社会转型。技术社会形态视角的社会转型是多维的，如：游牧和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转型；石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力时代电子信息时代的转型；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转型，等等。但就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而言，主要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现实需要推动的。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信息化和知识革命引发的新的社会转型，使得像中国这样“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与“早发现代化”国家在发展条件、发展动力和发展目标上有了质的区别。它所要实现的现代化不仅是工业化，而且是信息化、网络化和知识化的有机融合。这是不同于传统现代化的新型现代化。如果说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信息化是历时态的两个过程，那么中国的新型现代化则是一个两次现代化时空高度压缩的转型过程，是一个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转向信息社会的“三分范式”的“双重社会转型”。[7]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的任务就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践中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中国赶超型现代化的基本内容。
中国的现代化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现代化起步比较晚；二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少；三是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这三个特点，共同塑造了中国社会的结构和特征的复杂性，也决定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由落后社会向发达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成长的现实过程，转型的全面性和深刻性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对社会的全面改造或重新构建。从这个意义上看，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具有非同一般的复杂性，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对此，邓小平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需要“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8]394而他的“雄心壮志”是“到21世纪中叶，人均达到四千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8]226这就是说，中国要在短短一百年的时间里，走过西方发达国家三、四百年所走的历程。于是，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实现这种跨越，就成了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问题。
西方的传统工业化道路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在基本完成工业化任务后再走上信息化道路；二是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造成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等严重代价后再回头去进行治理，即走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道路。而我国的现代化，则是工业化的任务尚未完成，就又面临着走向信息化的历史任务。信息化、知识化、网络化，成了我国当前现代化的带动性的先导力量。因而，传统主要依靠资源消耗、人力投入等外延式扩张的工业化道路，必然要被体现全球信息化、知识化浪潮的新的发展道路所取代。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实现“双重转型”跨越式发展的机会。正如十六大报告指出的：“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9]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我们在吸取西方发达国家传统工业化道路和中国已有工业化道路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实际和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最新趋势作出的历史抉择。
中国式的现代化，需要对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及其文明成果进行批判性地吸收与借鉴。目前，我国学者以西方现代化理论为蓝本，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起的社会整体性革命变迁作了多方面的描述，如：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进而向知识社会转变；由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变；由贫困社会向小康型社会转变；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伦理型社会向法理型社会转变；由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由同一性社会向多元性社会转变，等等。但其核心的关于现代化社会的诸般要素、标准和特征，如理性化、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民主化、法治化、科技化、多元化以及教育、医疗、福利、社会流动、阶层结构的变化等等各项具体的社会指标，都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社会特征和指标，成为衡量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标志和尺度。
三、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定位
关键词：资源型城市转换 人力资源 作用 分析
1、资源型城市转型的一般概述
21世纪的中国社会，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技术革命，以电子计算机为主要核心，包括生物工程、海洋开发、环境工程以及光导纤维激光在内的众多新兴科技的开发与应用，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历史性的飞跃，使中国的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与发展。在这场席卷全球的新技术革命浪潮中，知识和人才是主宰其成功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此次变革不仅凸显了知识的重要价值，更加体现了人力资源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在这样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更应该快速的追赶其他先进国家的步伐，力求迅速的实现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顾名思义，所谓的资源型城市转型，笔者认为它主要是指将那些资源开采类城市转化为非资源开采类城市，简言之，就是将传统的以资源开采为主要经济形势的城市转化为先进的以非资源开采为主要经济形势的城市，在这个资源型城市转化的过程中，人力资源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价值和作用，它不仅可以解决资源型城市中出现的众多问题，还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2、资源型城市转型中人力资源的一般概述
首先，人力资源的基本内涵。从人力资源的定义上来看，其基本表述主要两种，具体如下：第一种表述，即在一定范围内，为了创造某些物质财富而投身于生产活动中的一切智力和体力均属正常的人；另一种表述，即在一定的范围内，对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的，具有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人的总和，既包括数量又包括质量。笔者认为，上述两种关于人力资源的界定，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虽然上述的两种表述都是以目的为其界定范围的，但是，在第一种表述中，将所有的为了达到创造财富目的所投入的正常人，不管其创造财富的目的是否达到，都将其视为人力资源。而在第二种表述中，却明显的认为只有那些能够创造出财富价值的正常人才能够被称之为是人力资源。
其次，人力资源的重要价值。人力资源是一种资本性资源，它在社会的进步与企业的发展中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价值，其具体价值如下：其一，从哲学的角度来讲，人是价值创造的主要来源。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从这方面来说，意识是人类特有的活动，人类可以通过意识反作用于物质，并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进而创造价值；其二，从管理学角度上来讲，著名的霍桑试验所得出的相关结论不也证实了人力资源的重要价值吗？其三，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角度上来讲，劳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基本特征，而正是这种特征，才能够创造出无限的价值。
3、资源型城市转型中人力资源的作用
首先，人力资源是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近些年来，人力资源在生产要素中所占有的决定性地位越来越重要，而生产过程中的物质资源以及其他生产性要素的作用发挥也越来越依靠人力资源。由于资源型城市的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所以，想要维持资源型城市的生存和发展，想要更加有效的实现资源型城市的转型，人力资源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人力资源不仅可以促进先进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同时，它还可以提高其他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促进递增效益的出现。
其次，人力资源是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重要动力。发达的社会经济具有如下的两个重要特征，一方面是其具有先进、高效的产业结构，另一方面便是其拥有大量的、能够创造巨大价值和财富的人力资源，上述两点是发达经济具有的两大重要特征。当今的中国想要实现资源型城市转型，经济的转型势必是最为关键的第一步，而制约经济转型的重要问题便是人力资源匮乏。虽然，现今的中国政府采取了各种手段和措施来促进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然而，这种由政府主导、外界推动的外生转型虽然对经济结构的改善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却并不能够成为促进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重要方式。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应该采用以市场为主导、以人力资源为主体的内生转型。只有这种内生转型才能够使人力资源充分的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和作用，才能够真正的激发城市的经济潜力，促进转型的顺利实现。所以，中国的资源型城市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的自然资源，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营造良好、和谐的社会创业氛围，鼓励经济创新和技术创新，力求通过内生转型来促进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实现。
第三，人力资源是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转型的关键。众所周知，现今制约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关键便在于其过于刚性的产业结构。所以，笔者认为，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转型是实现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关键，可以通过如下的做法来开展工作：其一，积极推进并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加快信息技术与促进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其二，人力资源是资源型城市引入先进技术的主要载体，通过人力资源对先进技术的引入和应用，有效的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产业转型；其三，人力资源可以通过其具有的集聚效应来提高产业转型的弹性，增强企业产业转型的承受力，从而进一步的巩固新型产业，实现城市的经济转型。
4、小结
21世纪是一个以知识经济、人力资源为核心的变革时代，社会越来越需要具有高文化、高水平的人才去推动国家经济的增长以及社会的进步。伴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世界经济的竞争已经从物质资源的竞争逐渐转向了人力资源的竞争了。所以，为了更好的促进我国的资源型城市转型、为了使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为了增强我国的核心竞争力，有关的专家和学者一定充实并丰富人力资源的相关研究，相信它一定会为我国的社会发展与进步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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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本届论坛的嘉宾有：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原省长洪虎，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贺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求是杂志社原社长高明光，求是杂志社编委葛洪泽，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陈文玲，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司长周长益，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小康》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舒富民，中新社副总编辑张明新等。
佛山市出席领导有：佛山市市委书记李贻伟，佛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冯德良，佛山市三水区委书记苏伟波，佛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林德荣，佛山市三水区委常委、宣传部长何国辉等。
出席论坛的专家还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史晋川，亚洲知识管理协会院士陆德等。
企业家代表有广东惠州保利集团董事长何道深、佛山何祠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永源、嘉利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何焯辉等。
佛山市相关政府部门、佛山以及珠三角的华商代表、各行业企业家近六百人出席了论坛。
与会领导嘉宾畅言改革转型
“国资委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这种职能交叉混在一起的状况，显然有背国资委设立的初衷，应该把它分开，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职能转交到政府，更好实现维护和发展国有资本的权益。”在2012世界华商转型发展论坛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原省长洪虎在谈到行政体制改革问题时发表了他的看法。
洪虎指出，党的“十”提出要稳步大部门改革，健全部门职责体系，这是深化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但是大部制不是把不相关的职能硬性地捏在一起，把部门做大，更不是追求部门越大越好。“部门的大小，除了考虑管理幅度和管理层次的反比之外，更重要的要合理划分部门的职责，转变政府的职能，改革政府的管理方式，提高公务员的管理水平和业务素质，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提高政府的办事效果，降低行政成本，做到科学理政。”
在论坛上午的演讲中，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贺铿指出，今后若干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将是城市化。
贺铿指出，在正确认识当前国内外经济状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后，要抓住机遇创新发展。他提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是促进经济自主增长的主要抓手，建立财税激励机制是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主要抓手。
“收入分配改革，应该是当前所有改革切入点，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肯定要触及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我们要敢于碰硬，也就是十所说的我们要有更大的政治勇气，要更加注重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使所有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应得的利益。”贺铿说。
贺铿发言中幽默地说，自己是一个谨慎的乐观派。并预测，“明年的经济，我个人感觉，应该比今年好，包括世界的经济和中国的经济都应该比今年好一些。但是不会增长很快。”
转型中的机遇所在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在论坛上指出，要抓住历史机遇，迎接世界华商新挑战。他认为，要抓住当前我们国家全球化背景下进口和出口并重的机遇。应该关注新兴产业的发展，比如新能源、新工艺、医药方面，以及城市化的机遇。
在论坛上，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陈文玲表示，中国社会销售品零售总额每年以16%的速度增长，不到五年就翻一番。未来的最大消费市场不在美国，将逐步转移到中国，将来中国会成为头号消费大国。
据陈文玲分析，目前中国消费出现了包括奢侈品消费、网络消费、健康消费、旅游消费、服务性消费、文化消费、绿色消费等七大亮点，随着消费的东移，未来中国将成为第一大进口国。
陈文玲表示，除了日用消费市场东移之外，世界能源资源的消费市场也在东移。能源自给率，美国已经从2005年65%上升到去年的81%，替代石油，美国将来会更多的使用天然气，这个转折点估计在2017年。相反来说，中国在工业发展中后期，印度在工业化进程中，将来能源最大消费市场在亚洲。
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司长周长益在演讲中指出，现在都在讲企业的转型、升级，目前我们转型是产业间的转型，现在我们更重要的要强调产业内的升级。他认为，传统产业是中国的基础和优势所在，讲企业的转型升级，还要更多强调产业内的升级，产业内的质量、品牌、品种等方面内涵的升级。
转型外在环境亟待改革
除了转型中的机遇，一部分官员和经济学家也看到了转型发展过程中政府必须要破解的障碍。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论坛演讲中认为，从短期到中长期衔接方面，中国不可回避新一轮财税配套改革。
“这些年来，省以下体制一直没有进入分税制状态，地方普遍存在财政困难和短期土地财政的问题。”贾康表示，从短期到中长期衔接方面，中国不可回避新一轮财税配套改革。
在贾康看来，地方政府阳光融资是严重滞后的，省以下分税制不能够落实已经成为政府职能转换的忧患，“省以下的财政，如果真正有分税制，财政体制和行政体制框架扁平化会使政府职能进一步优化转变，并将降低行政成本，优化各地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更好释放千千万万主体创新的活力，缓解方方面面的矛盾结束。”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表示，“中国战略机遇期可以延长到2030年。”
有机遇也有风险。陈凤英分析，战略机遇期中，中国面临的风险主要有四个：首先，全球经济前景不明朗，我们的外部风险非常大；其次，西方国家在化解危机的过程中，比如美国是通过量化宽松政策来解决债务问题，中国这样的国家很可能被危机化；再次，中国高调解决，使得美国遏制中国意愿明显增长。最后，中国高速发展以后，积累了大量问题，矛盾正在凸显。
论坛佛山举办别具深意
求是杂志社编委葛洪泽在致辞中以一句诗词开头，佛藏山里远，人在画中游。葛洪泽指出，世界华商转型发展论坛在佛山召开具有特别的意义。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试验区，在过去30多年的实践中取得了很大发展成绩，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也面临了一些转型问题。党的十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布局，进一步明确了建设生态文明和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历史任务。这就要求我们认真研究和探讨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问题。可以说，转型发展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内容，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
葛洪泽说，古人说得好，必先知致弊之因，方可言变法之利。放眼世界，经济全球化使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综观国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解决世所罕见的矛盾和问题。中国华商大有可为，世界华商大有可为。
李贻伟书记谈佛山为企业转型服务
佛山市市委书记李贻伟在开幕式致辞中热情洋溢地说，佛山是岭南文化的主要发祥地，在佛山可以领略到粤剧、舞狮、龙舟、美食等典型的岭南文化元素。西江、北江、绥江三江汇合所在地的佛山，自古商业发达，文化开放包容，政府开明高效。
李贻伟书记在致辞中指出，这样的文化，一直延续到现在。作为行政高效的政府，佛山一直在全省排在前列。现在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网络化办事大厅等行政手段现在佛山已经开始全面推广，国务院给到的所有行政审批基本上都能到网上办理，五天办结，零收费。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家极具活力，佛山经济得到充分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去年佛山六千多亿的GDP中，工业制造GDP是一万四万多亿，在全国地级市排名比较靠前。合同签约外资比去年增长了140%，实际增长外资是44%。现在佛山老百姓比较富裕，居民存款一万多亿，基本上接近小康水平。
李贻伟最后表示，希望各界朋友都能愿意来佛山投资发展。
《小康》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舒富民在致辞中说，2012世界华商转型发展论坛响应十的政策要求，搭建政府、经济学家与华商企业家的互动平台，邀请相关部门领导、国内权威专家及世界华商企业决策者、主流媒体记者等精英人士参会，探讨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之路；寻求转型升级的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之道，为华商转型献计献策，具有切实的实践意义。
同时，他指出，此次论坛在珠三角产业群的代表城市佛山召开，还可以借机探寻佛山在转型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经验，以此为全国各地的转型升级提供参考。
佛山何祠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永源代表华商企业在致辞中说，十报告的内容点燃了我们企业家心中的激情，“我们一定要按照党的十的理论指导，进一步坚持科技创新，继续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把企业做强做大，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贡献。”
区域经济创新与结构调整刻不容缓
11月25日下午，“2012世界华商转型发展论坛”就“区域经济创新与结构调整”、“华商企业——经济转型的推动力”两个突出的热点问题进行了两场分论坛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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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工业文明框架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不能使中国 “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 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革命性的转变。只有实现从工业文明发展范式到生态文明发展范式的转型，才能从根本上和深层次解决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问题。选择适合国情的低碳经济发展道路是基于生态文明发展方式范式的要求，也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低碳导向型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正确选择。
关键词：生态文明；发展范式转型；低碳经济
中图分类号：I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46（2012）04-0020-07
一、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
经济发展范式转型
所谓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指生产要素的分配、投入、组合以及使用方式的改变,一般指由外延型、数量型、粗放型增长方式向内涵型、质量型、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未来15年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具有全局意义的“两个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经济体制将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将会向集约型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仅包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即从主要依靠增加资源投入和消耗来实现经济增长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为主要依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而且包括结构、质量、效益等方面的转变。2007年11月中共十七大报告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提法改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明确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三个转变”的主要内容：在需求结构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在产业结构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在要素投入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官方提法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反映了党和政府对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不过，上述认知依然“只是在同一窗口换一角度看风景，视野必然受到窗口位置及大小的限制”。换言之，基于工业文明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可能从根本上和深层次解决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和可持续发展课题。2010年是1995年提出15年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收官之年”，但中国经济发展的“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特征并未发生革命性的转变。原因固然很多，仅从认知和政策层面看，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新理念，但“发展视角”没有同步从工业文明的“老窗口”转换到生态文明的“新窗口”，即没有明确主张实现从工业文明发展范式到生态文明发展范式的转型。
“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科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并做出系统阐述的（Kuhn，1962），最初是指一种观念、理论和规律，通常是某一科学集团对某一学科所具有的共同信念和遵从的行为模式，它规定了人们共同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近年来，一些国内学者将“理论范式”延伸用于刻画基于某种理念和规律并具有某些特征的经济发展实践，提出了经济发展的“实践范式”及其相关的系列概念，如环保与经济发展的双赢范式［1］、经济现代化范式［2］、经济与社会发展范式［3］、经济发展新范式［4］、区域经济发展范式（李清泉，2007）、循环经济范式［5］、技术经济范式（贾根良，2004；王文军，2009）、产业范式［6］、农业发展范式［7］、消费范式［8］等。国外也是如此，早在1982年G?多西将这个概念引入技术创新研究中，提出了技术范式的概念。佩雷兹（C?Perez）在1983年发表于《未来》的论文《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结构变迁与新技术吸收》中又提出了技术经济范式这一概念，从而将技术范式与经济增长直接联系了起来。1988年，著名技术创新经济学家弗里曼与佩雷斯又在合作发表的《结构调整危机：经济周期与投资行为》一文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技术经济范式这一概念。日本京都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植田和弘(Kazuhiro Ueta，2010)在西北大学举行的第二届中日经济?环境论坛演讲中也明确提出了发展范式（development paradigm）转换的概念。不仅如此，学术界还探讨了经济发展范式这一概念的具体内容，乔臣（2006）认为经济发展范式至少包括如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经济发展范式的研究视角（perspective）或出发点(springboard)，包括经济发展进程中研发人员的研究对象以及理论基础；（2）经济发展范式研究的参照系(reference)或基准点(benchmark)，包括对经济发展理论以及经济发展范式的各种范例分析和系统表述；（3）经济发展范式的分析工具（analytical tools）或研究方法(analytical means)；（4）经济发展研究人员所持有的共同的理论信念(theoretical faith)。在经济发展的实践大大突破了已有理论框架和理论模型的时候，就需要通过对以往经济发展诸多范例的理论分析和探讨，从中提取经济发展中的一般规律性内涵和实质加以吸收和应用，结合实践要求提出新的经济发展范式。经济发展范式转换和选择不仅是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助推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必要保障（刘传江，2010）。
二、生态文明的经济发展范式
及其经济形态
根据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何传启研究员的两次现代化理论或文明发展理论，第一次现代化的目标是实现工业现代化，其发展范式即为工业文明发展范式，在该范式下经济发展的主要变化是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从农业经济走向工业经济，主要特点是实现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福利化、流动化、专业化，其产业特征是工业比重不断提升、产业结构高度化，制造产业发达，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是GNP和人均GDP，该发展范式的最大负效应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付出了资源大量消耗、环境破坏和生态退化的代价。第二次现代化的目标是实现生态现代化，其匹配的发展范式是生态文明发展范式，在该范式下经济发展的主要变化是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从物质经济走向生态经济，主要特点是实现知识化、信息化、绿色化、生态化、全球化、多样化，其产业特征是产业生态化、物质减量化、能源去碳化、经济服务化，还原产业发达，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是生态效率（EEI=GDP/EFP）和绿色GDP（何传启，2002）。
摘 要：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虐童行为被曝光于媒体之下，而这些虐童现象的发生，正提醒着我们应当完善有关严惩虐童犯罪的刑法。我国目前的刑法对于虐童犯罪的处罚还没有明确的规定，而且惩罚力度比较小，基于此，学者们呼吁“虐童”入刑，用完善的刑法来制约犯罪者的行为，以此来保护儿童的合法权益。但是修改刑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还是有很大的难度，究竟什么样的行为属于“虐童”行为，“虐童”行为的主体又是持怎样的心态呢？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本文就如何修改刑法严惩虐童犯罪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虐童行为 刑法漏洞 修改 刑法
2012年10月，媒体曝光了浙江温岭一所幼儿园发生的虐童案件，该幼儿园的一名幼师对儿童实行虐待行为，这些行为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如用胶布封住儿童的嘴、将儿童丢进垃圾桶等等，而且还将其虐待儿童的照片上传到网络上。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新闻，不禁想问，这名幼师的道德去哪儿了，良心何在？就在我们为之愤慨的时候，却传来了司法机关依法未对其刑事处罚的消息。难道这样一个丧失人性的“人民教师”在虐待儿童之后，竟然还能“无罪释放”吗？我们不禁想问：刑法到底怎么了？为什么刑法会疏漏对儿童的保护？
一、现行刑法条文及漏洞
（一） 刑法条文规范的漏洞
纵观我国的刑法，虽然已经在逐步的建立健全，但是目前从整体上来看，我国刑法还缺乏对非家庭成员给儿童造成轻伤以下行为的评价。具体而言，就是指当侵害主体不限制为家庭成员时，对造成轻伤以下危害结果的非家庭成员的侵害行为刑法缺乏相应的规范。当侵害行为主体不限制是家庭成员时，刑法主要对其买卖儿童行为、对儿童害行为与雇佣童工从事危重劳动行为做了突出的评价，就仅仅如此，对于其他很多儿童收到侵害的行为，并没有做出任何的评价。这些都是我国刑法的漏洞。例如，浙江温岭虐童事件涉及了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虐待罪等罪名，但是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这些事件的发生都是在一个封闭的场所，即教师，而受虐的对象又是学生，所以没有造成扰乱公共安全的后果，因此，不能以寻衅滋事定罪，而这个事件中受虐的儿童，所受到的伤害也没有达到轻伤标准，所以也不能定故意伤害罪，同时，虐童行为的主体与对象没有家庭成员关系，因此也不能定虐待罪。所以，最终这名教师没有触犯到任何法律，叫人们大跌眼镜。
（二）如何处理刑法漏洞
关于如何处理刑法漏洞这一问题，其核心就是要处理好成文法的稳定性与社会的变化性之间的矛盾。其实这个问题对于众多研究刑法的学者来说，并不陌生，因为我们早已接触过了，但是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笔者认为，刑法是要不断进化的，法律解释是无限的，当出现新事物时法律解释是无力的，需要有新的立法出现。也就是说，当刑法初夏漏洞时，就需要进行新的立法。
二、虐待罪的缺陷
（一）主体的狭隘
虐待罪本身主体，就难以包括全部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我们都知道，刑法上有些术语是引用其他法律规定的，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参考《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在《婚姻法》上，家庭关系包括父母与子女，（ 外） 祖父母与（ 外） 孙子女、兄弟姐妹这几类关系。很明显，这里面只是包含了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而在现实生活中，还有与公婆生活在一起的儿媳，与岳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女婿，这些都不包含在家庭关系中。虽说这样的家庭关系只是一种学术解释，不具备法律效力，但是这也确实是一个由于法律条文规定不明确而导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
（二）案情难以发现
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情节不太严重的虐童案情，对于这些不是十分严重的虐待行为，是很难走入公众的视野，并受到刑法的评价的。因为在刑法中，有着明文规定，对情节轻微的，告诉才处理，也就是说，这属于自诉案件，如果当事人不愿意走法律程序，那么该案件并不会通过刑法来解决。只有情节恶劣的，才是公诉案件。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一般来说，对于家庭内部矛盾，外人是不便插手的，而且，还有句话叫“家丑不可外扬”，这种家庭暴利被家长认为是“家丑”千万不可“外扬”，而儿童这类弱势群体，也不具备告诉的能力，所以只能“哑巴吃黄连”了。因此，一定要完善刑法的相关制度，尤其要设立第三方监督机构，进行必要的监督与防护。
三、如何修改刑法
（一）修正虐待罪的必要
修正虐待罪非常必要，其原因有二。第一，虐童行为很少是公开的，前面已经提到，虐童行为大多发生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内，而实施者又多位亲属或教师这些与孩童紧密联系的人，而一旦案情比较轻的，实施者不主动告诉，那么法律也不会去管理。而孩子年龄较小，也没有告知的能力，所以很多虐童的行为并没有得到公开。第二，如果我们重新设立虐待儿童罪，又会面临很多新的问题，毕竟，设立一个新的罪名是有一定困难的，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平衡虐待儿童罪与虐待罪之间的关系？合理处理好刑法体系的统一？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对现行虐待罪进行修正，这不仅要简洁国外的先进刑法范本，还要充分结合国情，联系我国社会现状。
（二）教师的惩戒权
教师的惩戒权收到保护，但是并不意味着教师就可以放任自己的行为，随意虐待学生，在非刑事法领域，对教师的行为是有限制的。如《义务教育法》第 29 条等，但这些法律只是对教师的行为起到了一个约束性的作用，并不是强制性，其中用的最多的词语就是“不得”“禁止”等，到了最后，多是道德上的谴责。可见，刑法上对于教师侵害儿童合法权益的行为的规定并不是很清晰，尤其是没有对体罚行为程度给予明确规定。所以，我们必须要完善相应的非刑事法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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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不同国家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关系的演化依次遵循3个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倒U型曲线规律，即碳排放强度倒U型曲线、人均碳排放量倒U型曲线和碳排放总量倒U型曲线规律。该过程意味着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关系需要实现3次方向性的转变：从碳排放强度不断上升向碳排放强度稳定下降方向转变；从人均碳排放量不断上升向人均碳排放量稳定下降方向转变；从碳排放总量不断上升向碳排放总量稳定下降方向转变。
于是，根据3个倒U型曲线依次出现的规律，可以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演化关系划分为4个阶段：（1）碳排放强度高峰前阶段（即碳排放强度不断上升阶段）；（2）碳排放强度高峰到人均碳排放量高峰阶段；（3）人均碳排放量高峰到碳排放总量高峰阶段；（4）碳排放总量稳定下降阶段。一般而言，第一阶段的跨越相对于第二、第三阶段比较容易实现。第四阶段即实现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强脱钩是低碳经济努力的方向和目标。不仅如此，而且不同碳排放演化阶段的驱动因子的影响和贡献也有所不同：第一阶段碳排放增长主要由能源和碳密集型技术进步推动；第二阶段的碳排放主要由经济增长驱动的影响；第三阶段主要由碳减排技术进步推动；第四阶段用于碳减排技术进步持久地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使得碳排放总量下降。与此同时，各驱动因子在不同阶段，尤其是在碳排放强度高峰之前阶段与第三阶段，呈现一些规律性的变化趋势，主要表现为CO2排放总量增长速度明显减缓、人口增长速度总体趋缓、碳排放强度由逐渐增强向逐渐减小方向转变、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人均CO2排放量增长速度显著放缓（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9）。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3个倒U型曲线规律意味着应对气候变化或者发展低碳经济不能脱离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必须循序渐进地往前推进。发展中国家发展阶段及其国情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决定了在碳减排进程和目标上应当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上述发展态势和规律有助于我们从不同层面理解和界定低碳经济：第一种低碳经济情形是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速度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第二种低碳经济情形是人均碳排放量越来越低；第三种低碳经济情形是碳排放量绝对下降；第四种低碳经济情形是实现区域的零碳排放。如果从动态的视角将这4种低碳经济情形视作是由高碳经济向零碳经济转型的依次路径，低碳经济便是其过程的总称。对发达国家来说，追求的应该是绝对低碳经济；而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近期的目标应该是相对低碳发展。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如何解决日益严峻的人口、资源、环境与工业化加快、经济快速增长的矛盾，是当今中国无法回避的现实课题。一方面，我们不能继续走大量消费资源能源的传统工业化道路，因为我们的资源禀赋和生态环境难以承受；另一方面，又不能以资源能源和环境制约为由，放缓甚至停止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因为中国还是一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大力发展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三低三高)为基础,以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的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是惟一的选择。其必要性主要体现在如下5个方面：
第一，从经济所处阶段和产业结构特征看，中国目前正处在快速重工业化阶段，而支撑重工业发展的重要条件是能源供应。一方面，中国人均能源蕴藏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富煤贫油少气缺铁矿”的能源资源结构决定了中国对国际油气资源和铁矿石资源的进口需求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国际能源和资源产品不断大幅涨价，中国通过国际市场获取短缺能源资源的代价越来越高，依存度越来越高，抗风险能力越来越差，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产业竞争力。只有实现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型，才能从根本上实现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和提高资源能源使用效率，从而实现经济稳定和持续发展的目标。
第二，从社会结构转型进程看，中国目前正处在快速城市化阶段，而作为人口密集、经济发达、活动频繁、交通拥挤、财富集中的庞大有机体，中国城市高消耗、高排放的“高代谢量”特征十分显著。在中国，居住在城市，每年消耗大量的能源、资源、材料并排放大量的污染物。中国城市的代谢量统计表示：约占全国总人口46%的城市人口的消耗或排放占全国的比重分别是：钢铁86%，铝材88%，铜材92%，水泥75%，能源80%；CO2排放90%，SO2排放98%，COD85%。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城市总数从193个增加到656个，每年约有1600万人涌入城市。到2008年底，中国城镇人口超过6亿，预计到 2025年将有大约10亿人居住在城市。随着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城市扩张速度越来越快，控制城市能源资源消耗和废气排放成为实现节能减排战略的关键所在，发展低碳型城市化乃大势所趋。
第三，从产业发展的市场潜力和未来方向看，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代表的低碳产业是一个潜力巨大、商机无穷的朝阳产业。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碳排放量不仅成为衡量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标识，而且也正在成为经济全球化时达国家新的“绿色壁垒”，近年来中国传统优势产品的出口不断受到欧美发达国家的打压和限制。因此，不论从产业盈利潜力还是从扩大市场需求、创造就业机会等角度来看，生态化的低碳产业都是代表21世纪产业发展大方向的蓬勃发展的朝阳产业，大力推进低碳经济发展是中国产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第四，从社会发展战略看，我国粗放型发展方式的高碳排放和其他伴生排放导致的环境污染已经造成严重后果。欧盟和日本均将建立低碳社会作为应对减排温室气体和气候变化的发展方向，美国在立法、政府和市场的合力推动下，依托低碳技术和低碳产业的发展构建并实施社会发展战略转型。发达国家的发展导向和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使得中国的生态文明应当立足于国情，努力建设具体中国特色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低碳导向型社会”，重点围绕提高能源效率和构建清洁能源结构开展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2008）。
第五，从国际化发展战略看，“碳排放”将成为21世纪重要的国际战略资源。工业化时达国家大家争夺的是海外土地、石油、煤炭、矿产等资源，碳排放权则会成为生态文明时代争夺的新焦点。中国在当今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尚位于产业链低端，资源和能源密集型产品出口占较大比例。我国能源消耗占世界总量的1/4、碳排放占总量的1/5，而且随着经济和人口的增长所占份额还会上升，面临着来自国际社会的与日俱增的碳减排压力，要求中国承诺更多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作为正在崛起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应当遵循经济社会发展与气候保护的一般规律，顺应发展低碳经济的潮流和趋势，在当前和未来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机制的背景下，积极参与国际协调与合作，主动融入并推动公平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承担与中国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同时也争取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所必需的良好国际环境。
现代文明的发展目标不再是工业现代化，而是德国社会学家约瑟夫?胡伯 (Joseph Huber)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能够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的生态现代化(ecological modernization)。因此，传统经济的现代化进程仅仅实现工业文明“窗口”中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不够的，还需要从工业文明“窗口”走向生态文明“窗口”，实现工业文明经济发展范式向生态文明发展范式的转型。中国过去近20年及未来经济发展转型的过程可以概括如下为3个阶段：（1）工业文明“窗口”中的早期转变阶段，即从外延型、数量型、粗放型增长方式向内涵型、质量型、集约型的增长方式；（2）工业文明“窗口”中的后期转变阶段，即从注重生产要素的分配、投入、组合以及使用方式到经济要素配置组合和结构优化并重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3）从工业文明“窗口”走向生态文明“窗口”的转变阶段，也就是从工业文明经济发展范式到生态文明发展范式发展范式的转型。这三个阶段的变化可以从下面6个维度及其过程来描述：（1）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传统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2）发展导向：追求产值追求利润追求可持续发展；（3）文明类型：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4）支柱产业：黄色产业 黑色产业绿色产业；（5）发展特征：粗放型经济集约型经济低碳型经济；（6）测度模型：O（Output）模型经济IO（Input－Output）模型经济IOOE（Input－Occupation－Output－Emission）模型经济。
上文第5个维度的观点需要再次进一步说明：我们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粗放型经济因其只计产出不计投入肯定是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传统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集约型经济只关心企业利润而不考虑企业生产活动产生的负外部效应因而也是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只有同时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低碳经济才是支撑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型经济。那么，为何以“3R”和非线性生产为特征的循环经济不是生态文明发展范式下的基本经济形态呢？应当说，以“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为特征的循环经济，相对于“资源―产品―污染排放”为特征的单向线性经济是更接近于产业生态化要求的产业形态和发展方向，是新型工业化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两型社会建设的突破口和手段之一，但它支撑不起一个国家或地球整个面上的生态化产业体系和生态文明。其主要原因在于：（1）循环经济包括“点”（企业）、“线”（产业）、“面”（园区）3个层次，层次越高，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越好，但循环难度也越大；（2）循环经济要同时满足技术可行性、经济合理性、政策合法性3个条件，而在绝大多数地区特别是在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不够发达的地区通常不能够同时满足经济学意义上发展循环经济的上述三个条件，或者说循环经济不是一个普适性的经济概念；（3）循环经济的“3R”原则相对于低碳经济的“三低一高”（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高效率）特征，前者只是表征经济的形式和手段而不必然具有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结果，事实上，循环经济发展中通常面临规模不经济、循环不经济、循环不环保、循环不节约“四大问题”阻碍（沈满洪等，2007）；后者则是源头控制、过程控制、目标控制相结合的经济发展范式，这种“立体式”的技术经济范式体系是对循环经济的改进、深化和创新（王文军，2009）。
发展低碳经济是基于人类社会对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时期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和创新，它是追求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创建清洁能源结构的一种创新性的高层次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也是经济发展范式的创新，是世界经济发展低碳化趋势的客观要求和世界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低碳经济包括低碳生产、低碳流通、低碳消费三个方面，它是比绿色经济、循环经济要求更高的生态化经济发展方式，是解决经济发展与能源危机之间矛盾，平衡能源、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根本途径（李宗才，2010）。换言之，低碳经济是支撑和实现生态文明的经济形态，是中国“两型社会”的核心追求和具体表达。
三、低碳经济的理论考察与中国发展
低碳经济的现实条件
关键词：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现代转型；创新发展
伦理道德是人类生活中所特有的，由经济关系决定的，依靠宣传教育、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来调整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势在必行。推进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必须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确立新的现代伦理观念，逐步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这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全面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势在必行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生活发生各种新的变化，人们的伦理道德认识也随之发生各种新的变化。因此，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这不仅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全面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必然要求，又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势在必行。
（一）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应当看到，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是我国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因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与创新发展，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坚持重在建设、以人为本，坚持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培育“四有”新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我国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与创发展，必须是以为人民服务、以集体主义为原则。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不能改变的。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WTO，参与和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今后我国将对外更加开放，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体制，也将随着我国这种发展的需要将发生必然的发展变化。这样，反映基本经济政治体制变化的伦理道德必然要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就要求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必须进行现代转型，必须不断的创新与发展，以适应当代中国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和时展的要求。
那么，如何适应当代中国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和时展的要求，如何正确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伦理道德，在发展原则上，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与市场经济发展的相适应；在现实形态上，应当有哪些新的内容；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上，应当制定哪些新的道德规范，已经成为当前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现代转型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关键词]俄罗斯；社会转型；转型困境；改革调整；俄罗斯模式
自从1991年俄罗斯踏上转型之路以来，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已经经历了20余年的风雨历程。回眸过去，俄罗斯的转型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次转型期是从1991至1999年的叶利钦时期转型。经过近十年的转型，俄罗斯却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以至于2000年刚刚就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沉重地指出：“我国现在面临着十分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几乎下降了50%，按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相当于中国的五分之一。”俄罗斯似乎跌入转型的深渊而难以自拔。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俄罗斯的转型形势峰回路转，经济连续多年快速增长，政治社会趋于稳定，创造了令人瞩目的转型奇迹，成为“金砖四国”之一。是什么原因导致俄罗斯的转型形势峰回路转并创造令人瞩目的转型奇迹呢？有人将之归于世界石油价格的上涨和俄石油出口的增加，有人将之归于普京的英明领导，还有人将之归为其他一些原因。当然，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笔者却认为，如果把叶利钦时期的转型称为第一次转型，把2000年以来普京的转型与调整称为第二次转型，那么其关键原因还在于俄罗斯成功地进行了第二次转型。因此，深入研究俄罗斯的第二次转型，借鉴俄罗斯转型的经验教训，把握转型的一般规律，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借鉴价值。
一、第一次转型的困境
社会转型是一个艰巨复杂的破旧立新过程。在1999年普京上台之际，俄罗斯面临的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转型局面。宏观来说，其困难的转型局面表现在：一方面，俄罗斯已经打破了以高度集权为主要特征的政治经济制度，建立了以三权分立为主要特征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政治制度和私有制为主导的经济制度，新制度开始运行；另一方面，无论是“破旧”还是“立新”，俄罗斯不但已经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远未产生预期的成效。经过十年的转型，俄罗斯已经从一个超级大国沦为二流国家。而如果具体地来看，那么其转型困境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斗争绵延不断。俄虽然建立了以多党制为重要内容的议会民主政治制度，但政党林立，呈现多、散、乱的状态，左、右党派立场成见颇深，街头政治经常发生，党派斗争不以国家大局为重，政局仍处于不稳定状态。
2.经济大幅度下降。虽然俄已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但生产大幅度下降，赤字严重，高年达GDP的10.7%，低年为3.2%。通货膨胀严重，1992―1999年消费价格总共上涨6168倍，卢布共贬值99.55%，2000年卢布的币值只相当于1992年的0.45%。至1998年底，内债达700多亿美元，外债达1300亿美元，2000年外债总额高达1445亿美元。
3.综合国力大大下降。1990年俄GDP为10000亿美元，美国为55000亿美元，中国为3700亿美元，俄为美国的18.8%，为中国的2.8倍。2000年俄GDP只为美国的2.7%，为中国的25%。在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降至3500美元，还不到当时“七大国的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
4.社会问题严重。1992―1999年，俄居民实际货币收入总计下降56%，1999年职工月平均工资为64美元，养老金不到20美元，1998年失业率达到13.3%，贫困化现象比较严重。社会两极分化，富人阶层占1.5%，中间阶层占25%，穷人阶层占70%，影子经济泛滥，比重约占GDP的30%一40%。
面对这样一个混乱和困难的局面，继续沿着原来的改革道路走下去，显然难以走出困境。走回头路，回到以高度集权为主要特征的苏联时期，对于已经习惯于享受民主自由的俄社会上下大多数民众而言，他们显然不答应。只有因势利导，对现行的改革内容和改革方式作适当调整，开辟一条新的转型道路，俄罗斯才有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在这一重要转折关头，处于转型困境的俄罗斯选择了普京，普京也作出了明智的选择，对叶利钦时期第一次转型作了重大调整。
二、第二次转型的调整
自1999年普京担任俄罗斯新领导人以来，普京发表了《千年之交的俄罗斯》等重要讲话以及国情咨文，形成了新的治国理政思想和举措，即普京计划。2008-2012年担任总统的梅德韦杰夫与担任总理的普京志同道合，继续贯彻执行普京的思想路线，发表了《前进！俄罗斯》以及一系列国情咨文，提出了俄罗斯现代化发展战略。探寻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的思想轨迹和行动举措，他们在对叶利钦时期第一次转型作了重大调整，顺利推动了俄罗斯的第二次转型。其调整举措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思想多元与一元的关系方面，在支持思想多元的同时强调基本价值观的一致。在苏联时期，由于苏共对意识形态严格控制，社会思想呈现一元化的局面。苏联剧变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被抛弃，各种社会思潮如雨后春笋，纷纷出台。自由主义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上升后回落，传统的俄罗斯思想又已经遭到很大削弱，造成文化衰落、道德沦丧，俄罗斯民族的大国意识受到严重压抑，民族尊严感大幅度下降，极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泛滥，拥有灿烂文化的俄罗斯面临沉沦下去的危险。社会思想的多元导致公民行为的多样，社会局面趋于混乱。普京和梅德韦杰夫认为，意识形态应是多元的，他们反对在俄罗斯恢复任何形式的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一个国家应该有一个共同信奉的核心价值观。普京指出：“我们国家迫切需要进行富有成效的建设性的工作，然而，在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似的社会是不可能进行的。在一个基本阶层和主要政治力量信奉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思想倾向的社会里也是不可能进行的。”因此他们强调自由、民主、人权是全社会人人都必须遵循的基本价值，任何人和团体都不得违反。经过深入思考，普京“把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与经过时间考验的传统价值观，尤其是与经过20世纪波澜壮阔的100年考验的价值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用新俄罗斯思想团结俄罗斯人民。新俄罗斯思想的精髓是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观念和社会团结。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提倡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树立强国意识，强调国家的权威和作用，继承俄传统文化的核心一集体主义。
2.在民主与法治关系上，在发展民主自由时注重恢复法律秩序。普梅确信，“民主、自由与市场经济一样，是人类的主流政治文明，俄罗斯抛弃原来集权型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是走上了人类文明的主干道。但是他们认为，民主、自由离不开法律、秩序，法律、秩序并非是对民主、自由的威胁。不受限制的民主、自由最终既压制国家，又压制公民，而使自由和民主消失殆尽。面对转型以来俄罗斯社会的混乱状态，普梅扭转了转型以来俄罗斯忽视法律秩序的倾向”，“坚持唯一的专制――法律专制，”完善国家法律体系，对3500多项不符合俄罗斯宪法和联邦法律的法规，坚决予以纠正。剥夺地方立法机构和行长官对法官的任命，统一司法系统，严厉打击干预政治、违法乱纪的寡头，有效规范了人们的行为。
3.在分权与集权的关系上，在坚持三权分立的同时注重强化行政权力。在转型之初，俄罗斯根据三权分立的原则，建立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议会一度能够与总统相抗衡，两大权力机关纷争不断，政局动荡不安。1993年新宪法通过后，总统权力大大扩大，其权力包括提出总理人选和罢免总理，根据总理的提议任免政府副总理和各部部长，主持政府工作会议和作出政府辞职决定，解散议会，签署并颁布联邦法律，向联邦委员会推荐司法机构领导人，依法决定全民公决等。比较而言，总统权力处于议会、政府和法院之上，从而确立了总统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立法机关权力大大缩小。普梅当政后，进一步扩大总统权力，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强化总统权威，有效维护了政治的稳定。
4.在社会与国家关系上，在培育公民社会时注重建设强大国家。“在转型之初，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俄领导人总是把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认为两者是矛盾、冲突的，主张控制国家，极力压缩国家权力，结果造成无力，无政府主义泛滥。普梅一方面认识到，公民权益是否得到维护是民主社会的标志，成熟的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为此他要求发展规范政党行为，转变工会职能，培育社会组织。另一方面，针对叶利钦时期形成的国家政权软弱的问题，普梅强调必须建立强大的国家。”“目前俄罗斯复兴和蓬勃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国家政治领域。俄罗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在普梅时期，俄罗斯打破了长期以来西方社会主张的公民社会与国家根本对立的观点，强调国家在构建公民社会中的作用，在建立强大社会的同时，首先要建立强大国家，强化国家的权威，增强国家控制能力，实行可控民主，加强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影响，限制西方与俄国内非政府组织的联系，将私有化的媒体重新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甚至削弱舆论的独立性。
5.在市场与政府关系上，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注重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在转型之初，俄罗斯一度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效果很不理想。因此一方面普京认为必须坚持走市场经济之路，另一方面要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建立一套完整的国家调控体系。”普梅认为，“一般而言，国家对经济的作用仅限于制定游戏规则并监督规则的执行，但目前的局势要求我们必须加大国家对经济和社会进程的影响力。国家要在法律至上平等对待一切经济主体，在统一经济空间方面发挥保障作用。普梅主张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即需要国家调控的地方，就要有国家调控，需要自由的地方，就要有自由。”显而易见，普梅抛弃了叶利钦时期的自由市场经济道路，转向既要国家宏观调控又要自由市场的道路，即社会市场经济之路。
6.在地方与中央关系上，在发展地方自治的同时注重加强中央权威。在叶利钦时期，为了打破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赢得地方的支持，无原则地向地方放权，叶利钦甚至对地方说“你们能拿走多少权就拿走多少”。结果导致地方主义泛滥，中央权威流失。普梅认为必须加强中央权威。他们将俄罗斯按地域原则建立7个联邦区，把国家元首在地区的全权代表制改为国家元首在联邦区的全权代表制，扩大和加强全权代表的权力，对地方政府加强协调和监督。修改联邦主体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地方行政长官不再经选举产生，而是经总统提名，并经地方立法会议讨论通过，总统有权解除地方领导人的职务。同时修改议会上院的组成原则，削弱地方领导人的权限，在立法方面加强联邦中央的权力，以打击地方分立、分离势力，建立精干、高效、垂直的行政管理体制。
7.在国有与私有关系上，在稳步推行私有化的同时注重改组、改造国有企业。俄在改革之初推行的快速、大规模的私有化导致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连俄“私有化之父”盖达尔都承认，俄的私有化是“权贵阶层对国家财产的私有化”。私有化只不过是将“官员手中掌握的公有财产合法化”。西方金融大亨索罗斯也多次批评俄罗斯是“强盗式的、野蛮的资本主义”。1996年，俄着手制定了新的私有化法，该法对旧的私有化法作了修改和补充。普梅当政后，进一步调整私有化的政策，停止大规模的私有化，有选择地对单个企业私有化；私有化的重心由数量转向质量，把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作为私有化的目标；取消给本企业职工的优惠；按市场价格对私有化企业的资产进行评估，把私有化对象扩展到不动产范围；扩大联邦主体和地方自治机关在私有化方面的权限；未经审核及不符合国家利益的外国资本不得参与私有化活动，对于已经卖出的重要企业国家将其赎回。俄还注意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国有加以改组、改造，将保留的国有企业分为两类：一类是官办企业，这类企业为社会所必需，但其经营按市场原则是无效或低效的，它们由国家直接管理，经费靠国家预算提供拨款。为了提高管理效益，国家有关部门同官办企业领导人签订合同，确定目标责任制。另一类是公司化企业，保留的国有企业中除官办企业外的所有企业都属于这一类。它们被改组为股份公司，国家掌握其股票的控股额（占有50%以上的股份）或区段额（占有25-59%的股份），实行控股或参股。对国有股份的管理主要实行委托管理，即按照商业条件将国有股份转给个人或组织来管理，由他们在股份公司管理机构中代表国家，代表人选的确定方式是投标。
8.在激进与渐进关系上，从激进战略转向渐进战略。在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实行了极为激进的改革战略，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八年下来，普京清醒地看到，“政治和社会经济动荡、剧变和激进改革已使俄罗斯精疲力竭。只有幻想或那些对俄罗斯和人民冷酷无情的政治力量才会呼吁再进行一次革命。无论打着什么样的招牌（共产主义的也好，民族爱国主义的或激进自由主义的也好），国家和人民都经受不起再一次翻天覆地的变革。现在国家的忍耐力、生存能力以及建设能力都已处于枯竭的边缘。社会简直要崩溃，即从经济上、政治上、心理上和精神上崩溃。”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普梅放弃了激进的革命和改革战略，用渐进的、逐步的和审慎的方法实施。从俄罗斯转型的实际情况看，俄罗斯在经过激进的、剧烈的改革后，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消化前期的改革成果，深化改革，在已经搭建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制度框架内完善运行机制，保障其正常运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同时培育与新的经济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文化，进一步巩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制度。
比较而言，叶利钦领导俄罗斯完成了破旧立新的工作，初步建立了新制度的基本框架。在新制度的基础上，普京、梅德韦杰夫作了重大调整，开始努力建设并完善新制度，确保新制度健康运行。如果说叶利钦领导俄罗斯实行了第一次转型，那么普梅则领导俄罗斯深化改革，调整了第一次转型的内容和转型方式，比较成功地实行了第二次转型。
三、第二次转型为俄罗斯模式的形成奠基
由于诸多原因，西方国家率先实现了制度转型和经济发展，走上了现代化之路，俄罗斯属于比较先进的后发国家，与其他后发国家一样，面临着追赶西方的问题，也长期一直处在选择何种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艰难选择之中。1917年，俄国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走上了与西方迥然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但7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并未将俄带向繁荣富强，俄与西方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急切之下，俄罗斯选择了西化道路。但是经过实践，俄罗斯进一步深刻认识到，西方模式并不完全适合俄罗斯这样一个兼具东西方色彩的国家，且俄罗斯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虽然已经与西方相同，但西方并不真心希望其发展强大，只是希望其成为小伙伴。经过全面深刻的反思和艰苦曲折的探索，俄罗斯终于形成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这一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既体现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普遍原则，又具有鲜明的俄罗斯特色，这就是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俄罗斯国情，这也是俄罗斯第二次转型的显著成果。俄罗斯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集中体现在：
1.确立新俄罗斯思想。在思想文化方面，在整合社会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俄罗斯新思想，使其作为俄罗斯人民的新价值观，成为联系俄罗斯人民的精神纽带，支持俄罗斯人民的精神支柱，团结俄罗斯人民的精神动力。新俄罗斯思想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和俄罗斯传统价值观的合成体，在转型时期俄罗斯社会上下思想混乱之际，新俄罗斯思想能够有效统一俄罗斯人民的思想，凝聚广大俄罗斯民众的人心，指导俄罗斯公民的行为。
2.建立强大国家。在政治方面，强调国家的作用，建立以“超级总统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赋予总统强大的权力，形成强总统、弱议会的格局，强化政府职能，加强国家对战略性资源的控制，加强中央对地方权力的控制，严厉打击私人资本对国家政权的侵蚀，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统
3.施行混合经济制度。在经济方面，在大部分国有企业已实现了私有化之后，对具有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或领域加强了国家控制，把一部分已经私有化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企业重新国有化，形成国有制与私人所有制并存的格局，同时加强宏观调控，实现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
4.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在社会方面，强调公民社会的培育和发展是政治发展中的重要方面，俄罗斯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应当伴随着公民社会的成长，俄罗斯政治民主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公民社会的成长过程，公民社会既是俄罗斯建立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也是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标志。努力在社会、经济、政治方面不断改革，为俄罗斯公民社会提供有力的社会制度环境，同时增强公民意识的教育宣传，倡导自由独立的精神，培育社会组织，规范社会行为。
5.维护和加强民主。在对外关系方面，民主一方面强调，自由、民主、市场经济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另一方面认为民主应该适应俄罗斯的国情与传统。民主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应当服从于维护和加强的要求，俄不能容忍他国利用民主问题侵犯本国，谋求利益。民主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政治制度，有效维护了俄罗斯的和国家利益。
上述五个方面包括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它们互相联系，互相支持，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俄罗斯社会转型的核心内容，既反映了俄罗斯转型的发展方向，又体现了新俄罗斯社会的基本特点，是俄罗斯把普世价值和俄罗斯的基本国情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本国特点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四、俄罗斯社会转型的一般镜鉴
纵览俄罗斯二十余年曲折的转型之路以及考察、比较其他国家的转型，一般而言，社会转型应当注意遵循以下规律。
1.在转型道路上，必须反对全盘西化道路和闭关锁国道路，把人类共同的普遍的文明与本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坚定不移地走具有本国特色的转型道路。社会转型必须反对拿来主义。转型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总体上都相对落后，毫无疑问应当向西方学习。但如果把西方的所谓先进的东西全盘搬用，往往收效甚微，甚至遭遇失败，这一拿来主义的错误早已被古今中外各国改革的实践所证明，其深层次原因，在于任何一个制度都是存在于包括政治文化在内的政治环境系统中的，在社会转型中，如果单纯把西方国家的制度简单地移植到本国，由于该制度的环境无法整体移植，则该制度往往水土不服，与其存在的政治生态环境不相适应，发生摩擦甚至冲突，不但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引起人们反对、否定该制度，导致改革的失败，甚至旧体制的复辟。单纯的制度移植是一种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做法，而对包括制度在内的文化以及整个社会系统进行移植又是政治空想主义。可行的做法是一方面兼收并蓄，顺应世界潮流，努力借鉴、吸收人类先进的文明，另一方面尊重国情，努力改造本国的社会环境，探寻人类文明本土化的途径、方式和形式，使人类文明与本国的社会环境相契合，确保新的制度能够有效并良性运行，从而有效推进改革和社会进步。
2.在转型内容上，必须反对单纯的经济决定论、政治决定论或者文化决定论，防止经济、政治或文化方面改革的孤军突进，推进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文化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协调发展。社会转型是一个涉及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和文化改革的系统工程，它是从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向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转型，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是相互配套、协调运行的一个有机整体，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也是一个相互配套、协调运行的有机整体。一般而言，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旧体制的打破和新体制的确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新旧体制之间的并存和冲突不可避免。如果新体制的建设全面快速推进，新体制也会很快发挥作用，则这一冲突的时间不会太长。但如果新体制的建设过于超前，或其他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则新体制与旧体制的冲突不但时间较长，程度激烈，且在这一过渡期新旧体制都难以发挥有效作用，旧体制的弊端也在冲突中不断扩大，新体制也由于缺乏相应的配套改革和其不成熟性而被扭曲变形，导致改革的失败。例如，如果政治改革超前，则经济改革的滞后产生的经济下滑，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会削弱人民对政治改革的支持及对党和政府的政治支持，进而导致政治动荡和政治剧变，俄罗斯、前苏联就是前车之鉴。如果经济改革超前，其他改革滞后，则旧的政治体制所产生的腐败、低效会侵蚀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阻碍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导致腐败、两极分化、分配不公。如果文化改革超前，则思想观念的重大变化会导致民众对政治经济体制的严重不满，进而会不切实际地采取极端方式破坏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引发剧烈的动荡。当然，如果经济政治改革超前，文化改革滞后，则落后的文化意识形态必然会阻碍经济、政治的发展，这也是转型时期中俄分别提倡新俄罗斯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原因所在。因此，所谓的经济改革决定论、政治改革决定论或者文化改革决定论都是片面的。
3.在转型理论上，必须反对全盘搬用传统的思想理论和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努力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思想理论。近代以来，在西方国家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后，落后国家始终面临追赶西方的问题，在追赶两方的过程中，是以西方的理论为指导还是以传统的理论为指导，还是在创新的基础上以新的理沦为指导，一商是困扰着后发国家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对当代转型国家而言，依然面临对转型理论的重要抉择。在转型之初，俄罗斯全盘搬用西方新自由主义，结果遭遇重大挫折。痛定思痛，俄岁斯在反思传统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国情，提出新俄罗斯思想，对俄罗斯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当前中国在面临深化改革之际，西方新自由主义甚嚣尘上，传统思想理论影响犹在，其他各种思潮纷纷登台，中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是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正确的战略选择。因此，转型国家既不能盲目崇拜，全盘搬用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也不能因循守旧，全盘搬用传统的理论，应当立足本国国情，在反思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上，既立足本国国情，继承和发扬传统思想文化的精华，又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借鉴吸收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创造性地提出适合本国国情、促进本国发展的思想理论，科学正确地指导本国的转型和发展。
4.在转型战略上，必须反对急于求成的激进主义和回避问题的“鸵鸟政策”，进行渐进主义战略。社会转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程，必然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障碍，如果试图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转型，实现预期的目标，那不但不能实现目标，反而会欲速不达，导致转型的失败。如果回避问题，绕开障碍，采取视而不见的“鸵鸟政策”，甚至忽视转型的根本问题和长远目标，片面追求眼前利益，则转型就会迷失方向，误入歧途，失去民众的拥护和支持，问题不断堆积最后会导致矛盾的总爆发。任何社会转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以毕其功于一役，也不能随波逐流，消极等待，坐等问题的消失。必须在确定长远目标基础上，围绕长远目标制定战略规划，分步骤、分阶段加以实施，循序渐进，攻坚克难，从而始终确保转型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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