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医药；古典医籍；研究生；知识产权；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08-0231-02
中医药古典医籍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历经几千年中医药文化的积淀，对于继承发扬祖国医学，培养中医药人材， 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是近些年来新兴的多学科交叉领域，其重要性获得了业内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重视，是中药国际化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医医史文献专业的研究生主要集中于古典文献的研究，如果能够将中医药知识产权融入古典医药文献的研究，必然能够让古老的中医药文化与新兴的知识产权相结合，收获累累学术硕果。本文以古典中药学文献《证类本草》为例，就古典医籍知识产权保护在中医文献研究生教育中应用的重要性及方法做以论述。
一、古典中药学著作《证类本草》概述
《证类本草》全称为《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是北宋药物学集大成之著。成书于元丰五年（1082）前后。全书31卷，在广泛的文献辑录基础上，收药1748种，单方验方3000余首，方论1000余首，许多已散失的医方赖其得以留存，为后世保存了丰富的民间方药。
二、中药学典籍《证类本草》涉及的中药知识产权内容
1.古代方剂的专利保护。中药复方最能够体现中医组方用药的精华，我们临床使用的很多处方是在古方基础之上化裁而得到的，古典医著《证类本草》收载方剂3000余首，对于医方申报专利而言，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是专利的“三性”，即为专利的确定准则。（1）新颖性是指在申请日以前没有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以任何方式为公众所知，或由他人向专利局提出过申请并且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含申请日）公布的专利申请文件中。《证类本草》中收载的方剂是否还可能具备专利的新颖性？美国兰德斯与波斯纳认为：如果有关一项发明的知识已经完全被人忘却，则再次发明认可对之获得专利。抛弃可以被作为证据，证明了第一个发明人未能够将其想法付诸实践，而将抛弃了的事物付诸实践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明人。 唐氏在《证类本草》中增列附方三千余首，上自仲景方，下迄唐氏本人经验方，无所不收，使书中多狄┪锒加懈椒健H绻《证类本草》中3000余首方剂被弃而不用，那么必然是中医药领域的一个浪费，而将其充分利用并寻求专利的保护才能够充分发挥其价值。《证类本草》中收录的方剂，我们在临床中都可以加减治疗很多疾病，这些方剂是在原方基础之上的变换，因而具备新颖性。（2）创造性是指同已有的技术相比，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证类本草》中的许多方剂，在临床上加减应用治疗今病，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如《证类本草》中记载的方剂四顺汤，由甘草、人参、当归、附子、干姜组成，最早用于治疗寒冷饮食不调，下利。笔者在临床运用过程中，遵循辨证论治的原则，将其加味青皮、延胡索、枳实、川芎、黄芪、益母草，用于治疗妇科气血两虚，肝气郁结，脾虚中寒之月经失调，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当临床积累医案数量足够大，确认该处方的疗效可靠之后，可以将其申报为“一种治疗妇科虚寒性月经失调的中药组合物”专利。《证类本草》中的许多方剂在临床中加减运用收到了良好的成效，如果将这些疗效确切的方剂全部申请专利，将会是一笔巨大的中医药知识财产。（3）实用性是指发明能够制造或者使用，并且能够产生积极的效果。加减药味的古方，必然是经过了长期的临床观察，确认疗效之后申报专利的；但是获得专利授权之后，要想成为新药上市，必然要经过新药申报、审批、注册的过程，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中药复方专利只有转化成新药才能够真正体现出其意义。因此，在申报专利之前就应该做好申报新药的准备。
2.道地药材的地理标识保护。《证类本草》收载药物1748种，在说明药物的形态、功能、用法、用量、炮制等方面的基础上，对于中药出处也有详细的论述：如卷10提及的大黄，书中论述：“大黄，生河西山谷及陇西，今蜀川、河东、陕西州郡皆有之，以蜀川锦文者佳。”这是对于中药道地性的早期论述。“道地药材”是古人评价和控制药材质量的一个称谓，通常是指来自特定产区、生产历史悠久、栽培加工技术精细、质量优良、疗效显著的药材，因而道地药材被用作优质药材的代名词，道地药材的保护方式是地理标识，TRIPs协定第22条第1款对地理标识作了这样的定义：地理标识是指识别某货物来源于某成员领土或该领土内的某地区或地方的标识，该货物的特定质量、声誉或其他特性主要归因于该地理来源。《证类本草》记载7种和州产药材，分别为干地黄、茵陈蒿、芎 、蘼芜、当归、牡丹和桔梗，和州为今安徽和县一带，古名历阳，因“县南有历水”而得名，该地属北亚热带湿润型季风气候区，系丘陵、低山地区，区域内野生药材品种丰富，是安徽东部重要的中药产地；而以我国传统中药材产地滁州为标识的知母、薯蓣、人参、黄精、葳蕤、车前子、升麻在本书中也有翔实的论证。
我国中药材品种丰富；但是，同一种中药可能质量差异较大；中药材质量直接影响着中药饮片和中成药的质量，是当今中药现代化和国际化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因而，应加强道地药材的地理标识保护；在此基础之上，加强对道地药材有效成分的研发，开展中药材GAP建设；GAP的实施是解决中药材质量的关键环节，其过程是通过明确物种的真实来源，严格控制药材的农药、重金属等污染，以及实施种植全过程规范化，实现药材质量安全和稳定可控；在保证饮片质量的前提下运用复方防治疾病。
三、中医文献研究生展开古典医籍知识产权教育的方法
1.将相关教育纳入研究生日常培训及专题讲座。研究生入学之初会接受到学校、院系、导师、课题组等多个层面的教育，以充分地了解在校期间各项章程及学习任务。在接受导师及课题组教育之时，可以将古典医藉分类别、分阶段的介绍给学生，同时向他们灌输知识产权的各个领域知识，培养他们该领域的兴趣，同时组织青年教师成立阶段性成果评审小组，通过学生自评及小组测评的方式定期汇总各个学生的成绩，通过这个过程的教学实践，很多学生会激起热情进而在该领域中发掘自己的硕士课题。
2.采用多种方式引导学生入门。几年前笔者在重点中医药院校展开了关于中药知识产权的调查研究，兴趣浓厚但是了解甚少，因而对于年轻而精力旺盛的学生们，我们可以运用多种寓教于乐的方式作为前期的入门向导。研究结果显示，学生们更喜欢相关领域的知识竞赛、演讲比赛、论坛、讲座等较为灵活的学习形式。在学生们之间展开调查问卷，就大家感兴趣的论著及知识产权内容设置论坛的板块，课题组每季度设置相关知识的宣传周，张贴相关知识的Y料，同时聘请专家开展学术讲座。
3.开设选修课程，拓展学习领域。中医药院校的选修课程灵活而多样，医史文献的教师可以联合知识产权法学的专家学者一起之制定授课计划，进而在中医药文献以及基础类研究生中开设古典医籍知识产权保护的选修课程，详细介绍其授课内容，鼓励一年级的研究生选修。其他院校可以选派学术成果显赫的教师到相关知识产权院校进修，为培养学生做多方面努力。
4.将考核结果作为评优指标。古典医籍的知识产权保护培养主要是引导学生具备此领域的认知。专利申请文件的撰写是难度较高的工作，需要在具备广博的中医药知识背景、精深的专业知识的基础之上通晓法律规则，同时具有较强的写作水平与逻辑思维能力。研究生是众多本科生中选拔的优秀生源，因而不乏具备此能力的学生。因而可以制定奖励条例，激励更多的学生在发掘古文献的同时锻炼成果知识产权保护的综合能力，以更多培养专业化、复合化的中医药人才。
关键词：中国古典园林；现代景观设计；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3-0189-01
一、研究方法
系统查阅了2000年――2010年11年间收录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的有关中国古典园林的科研论文，共14433篇，对中国古典园林与现代景观设计研究的文章共59篇。本文通过这些文章进行比较、分析、总结。试图将中国古典园林对现代景观设计的影响系统化。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基本情况
2000――2010年11年间，收录在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的有关中国古典园林的科研论文，共14433篇，对中国古典园林与现代景观设计研究的文章共59篇，占总数的0.4%。
（二）科研成果分布情况
1、现代景观设计对中国古典园林的传承与创新的研究
收集资料发现2000年―2010年间收录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关于现代景观设计对中国古典园林的传承与创新的论文共25篇，占42.4%，在邸海彦，赵一寒的《现代景观设计对古典园林的传承与创新》中：主要以陶然亭为例重点分析了现代景观设计对中国古典园林在设计思想与设计手法两方面的传承关系。王雷，王建国的《浅析现代景观设计中对古典园林的继承和发展》中：作者讨论现代景观设计对中国古典园林的继承。宋珊，邹志荣的《中国古典园林与现代园林的继承与发展》中：从探讨古典园林与现代园林的布局形式、造园手法、意境表达、理论和手法入手，比较两者在现代设计实践中的利弊。
2、中国古典造园手法在现代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收集资料发现2000年―2010年间收录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关于中国古典造园手法在现代景观设计中的应用的论文共19篇，占32.2%。在曹建富的《中国古典园林的造园思想在现代园林设计中的应用》中：作者从中国古典园林思想观、中国古典园林创作的思维方式以及设计理念来研究了园林设计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各地文化特色，和在现代景观设计中的应用。在肖毅的《试论江南古典园林的造园手法在现代园林中的运用》中：通过对江南园林自然式布局和造园方法的分析，对古典园林手法的充分利用和剖析，对江南园林有一定的探究的前提下，对现代园林以及景观设计有一个指导性的方向。
3、中国古典园林与现代景观设计的比较
收集资料发现2000年―2010年间收录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关于中国古典造园手法在现代景观设计中的应用的论文共15篇，占25.4%。在汪亮的《中国传统园林艺术与现代景观设计的比较研究》中：对传统封闭式园林艺术与开放式现代景观设计载体、生态观、美学进行比较研究。在卢思的《中国传统园林与现代景观之差异与联系》中：论文首先诠释了中国传统园林艺术及现代景观规划设计的含义，继而探讨了两者间本质的差异以及相互之间的联系。
三、结论与建议
从我国对中国古典园林与现代景观设计的研究总体情况来看，在近11年中，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在中国古典园林理论的基础上对现代景观设计有了自己的理论创新。从研究水平来看。不仅关注理论而且关注调研实践，并开始建立系统的理论体系来分析和评价。
但同时，我国对中国古典园林与现代景观设计的研究也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对中国古典园林与现代景观设计的发展基本规律和特点的研究不足。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园林有不同的内容和试用范围。调研发现，在探讨现代景观设计的方面，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吸收和借鉴的深度还不够，只停留在在理论的基本思想和吸收层面，而没有深入研究这些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最新研究进展。
其二，对中国古典园林与现代景观设计的比对和继承的研究有待深入。当前我国的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事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对现代景观设计如何才能吸取中国古典园林的优点？中国古典园林是否还可以再现代景观设计的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立足于本土创新是否是唯一值得信赖的途径？都还未能得到很好的解答。
其三、对中国古典园林给现代景观设计带来的未来发展趋势研究较少。传统文化是一个包含过去、现在和未来整个时间维度上的开放系统。我们要深入研究对古典园林的理解和创造力；在批判中吸收和借鉴，创造出既能体现社会民族发展的文脉，又符合现代功能审美要求的富有时代气息的中国新园林。
参考文献：
[1]曹林娣.中国园林艺术概论[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关键词：艺术学理论；艺术学；中华国学；艺术文献；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JO 文献标识码：A
一、艺术学与美学
艺术学的研究对象是艺术，美学研究的对象是美感与审美，这是艺术学学科得以独立的根本原因。西方艺术学源于西方美学，从美学之中分离出来，但是又不同于传统的西方美学。中国美学的学科概念来自于西方美学的传人，而中国艺术图书门类目录的建立远远地早于西方美学概念的传入。
西方美学研究具有千年以上的历史，而西方现代艺术学是20世纪之初诞生的一个新学科名称。现代艺术学概念是德国心理学家、美学家马克斯·德索（Max Dessoir）在1906年出版的《美学与一般艺术学》第一卷首次提出，至今仅有百年历史。1920年，欧洲留学归来的宗白华先生在《时事新报·学灯》发表了《美学与艺术略谈》，介绍美学研究六门，其中第五门是谈：
艺术天才底特性及创造艺术底过程。研究古来大艺术家底生平，从他生活史或自传中考察他创造艺术时的心理作用及技艺的运用手段。
宗白华先生从艺术创作、艺术家生平、艺术心理、艺术创作技法四个方面讨论艺术的问题。对艺术的定义是：“人类底一种创造的技能，创造出一种具体的客观的感觉的对象，这个对象能够引起我们精神界的快乐，并且有悠久的价值。”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两江师范学堂毕业、留学日本回国的俞寄凡翻译日本艺术理论家黑田鹏信《艺术学概论》，对美学与艺术学的界定问题明确指出：
所谓艺术学，是把艺术做主要的对象的，所以比较把美做对象的范围来的狭小。但是把艺术彻底研究起来，还是离开美学。叫做艺术学的为是。
黑田鹏信如此简洁的一句话，从研究对象的角度厘清了艺术学与美学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当然，对于艺术学的具体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还有许多需要探讨的问题，需要拿出具体的研究方法。1925年至1949年宗白华先生在国立东南大学、中央大学讲授《美学》、《艺术学》课程，将艺术学研究的主要方向与课题归纳为：1，什么是艺术学；2，艺术的范围与其他aesthetic活动；3，艺术的起源与进化；4，艺术形式与内涵问题；5，艺术的风格论；6，艺术鉴赏论；7，艺术的范畴；8，艺术的分类问题；9，艺术系统（各种艺术）；10，艺术的相互阐明；11，艺术的功用（Function）。a，人类精神生活的，b，人类社会上的；c，人类伦理上的。宗白华先生从艺术的范畴论、起源论、形式论、风格论、鉴赏论、审美论、分类论、系统论、关系论、功用论十个方面论述艺术学的基本问题，构建了艺术学研究的基本框架。提出的十个论题具有普遍性，至今对中国艺术学研究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根据宗白华先生提出的艺术学研究方向，艺术学的研究是具体的关于艺术问题的研究，而不是关于美感与什么是美的定义的问题研究。或者说美学是基于哲学思辨的形而上的研究，而艺术学是关于艺术、艺术创作、艺术作品与艺术家具体的形而下的问题研究。
二、我国宋代即有艺术其学
说起来不免有数典忘祖之嫌，中华民族是具有艺术气质的民族，在历史上中国艺术是久有其书，久有其学。中国历史上的礼乐制度，形成了中国艺术的特殊位置，乐舞诗歌从属于儒家的经学。南朝皇帝雅好丹青艺术，至隋唐中原艺术与胡人乐舞的艺术交融，两宋艺术走向文人化、市俗化，由于宋代皇帝对艺术的欣赏，设立皇家画院，编辑《宣和书谱》、《宣和画谱》，艺术图书得到重视，宋代艺术在图书分类的目录中得到独立。依据有三：
其一，宋代李淑，邯郸人，在馆阁中为官，曾经参加《崇文总目》的编目工作，编《邯郸图书十志》，将家藏图书分为五十七类，厘为十志。有经、史、子、集、艺术、道书、书、画八类。艺术与经、史、子、集并列。
其二，南宋史学家、目录学家郑樵《通志·艺文略》，将古今书籍分为十二大类：经类第一，礼类第二，乐类第三，小学类第四，史类第五，诸子类第六，天文类第七，五行类第八，艺术类第九，医方类第十，类书类第十一，文类第十二。
其三，南宋郑樵的族孙郑寅@撰《郑氏书目》七卷，分图书曰经、曰史、曰子、曰艺、曰方技、曰文、曰类共七类。将艺术、方技、文学、类书与经、史、子并列。
以上宋代三家依据具体图书目录情况创新，不守四部分类，将艺术独立为门类。根据中国学术思想“有其书即有其学”，所以说艺术在中国宋代就已经成为学科门类。
两宋时期完善了皇家画院体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书画制度，各种艺术形式普及到市井民间。至元代艺术的地位一落千丈，江南文人没有出路与歌妓同等，将其才华用于了元曲与书画创作。至清代，清统治者崇尚汉学的同时，又例行严酷的文字狱，文人唯以考据学为营生。清代《四库全书》依例将乐属于经学，建筑、园林、工艺见于考工。古琴、书画、篆刻、杂技作为艺术纳入子部，子部艺术有古琴曲谱、书画、篆刻、杂技。南北曲归于集部。
尽管艺术学学科的概念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传人我国，但是艺术学科在中国独立成为门类的道路还很漫长。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历史上礼乐一体的传统与重道轻技的认识误区，导致了将礼用于节制人的欲望，以“乐”达到和的效果，艺术成为从属于政治的工具。新中国建立以后，艺术长期属于文学，以文学艺术并称，艺术隶属于文学。改革开放以后，经专家呼吁，哪于2012年艺术学成为独立学科，与文史哲等学科并列。这是一次合乎中国特色的学科门类目录修订，尊重了艺术的本质特征与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
三、中国艺术学与中华国学
“国学”是中国学的简称，以研究中国传统学术。国学不仅仅是经学。经学主要是儒家经典著作，以六艺为主。史部是史学，子部包括诸子、兵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艺术、以及道释典籍，集部是文学。四部分类法之中，子部文献最杂，突出了经、史、集的地位，形成了现代文史哲正统学术地位，忽视了自然科学、艺术、技术的独立学科地位，这是四部分类法的重大缺陷，文史哲文献编著以四部分类为主，艺术学文献如果按照四部分类，则艺术不能独立成学科门类。章炳麟先生说：
夫国学者，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持国学固不足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
中华国学有尚书学、史记学、春秋学、通鉴学、谱牒学、堪舆学、方志学、甲骨学、简牍学、金石学、考据学、辨伪学、文献学、敦煌学、郦学、徐学、徽州学等，这些学科都与艺术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中国艺术学的任务是“做中国学术上一小部分彻底研究功夫”的学问。中国艺术学要彻底了解中国艺术文献的源流与传统典籍，了解中国艺术体系与理论体系，了解中外艺术交流的历史，建立中国艺术风格与气派的信心。早在20世纪上半叶，胡朴安《研究国学之方法》就已经将国学研究分为六类：
一、哲理类；二、礼教类；三、史地类；四、语言文字类；五、文章类；六、艺术类。
国学中甲骨学、简牍学、经学、文字学、汉画学、金石学、敦煌学等学科都包含有艺术学研究的内容。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约四五万件，时间上起三国两晋下至北宋历经千余年，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宗教、哲学、天文、地理、民族、文学、艺术等，英国人称其为“中国文献遗存的大宝库”。敦煌以莫高窟为主体的石窟多达550多个，壁画约5万多平方米，壁画、彩塑与经卷、佛画、乐谱等丰富的文献资料构成了世界著名的敦煌学，法国人称敦煌壁画是“墙壁上的图书馆”，段文杰先生说，“敦煌学实际上就是中国学”。中国学包括敦煌学，包括中国艺术学，中国艺术学是系统地整理研究中国艺术的发生、发展、流派、体系、特征的科学。
四、东西方艺术是不同的艺术体系
中国艺术学理论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门类与艺术理论体系，东西方艺术的具体内容与涵义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建立中国艺术学即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的基本原因。西方艺术主要是指建筑、雕塑、绘画，以视觉艺术为主。西方艺术一词含义是美的事物的创造或表现，源于拉丁文Art，原意是指相对于自然造化的人工技艺，泛指各种手工制作的艺术品以及文学、戏剧、音乐等，广义的艺术还包括拳术、魔术、医学。现代西方艺术尤其是指视觉艺术如绘画、雕刻等。西方艺术史是建筑、雕塑、绘画的造型艺术史，不包涵音乐、舞蹈、戏剧，更没有东方的书法篆刻艺术，内涵不同体系相异。
西方文艺复兴后的西方艺术接近于自然科学，涉及到透视学、解剖学、数学、色彩学、地形学、建筑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学科。西方研究中国的学问为Sinology，一般译为汉学。中国古代艺术以礼乐一体为特征，强调艺术的社会属性，重视艺术家内心的表现，艺术门类包含建筑、园林、绘画、雕塑、音乐、舞蹈、书法、篆刻、工艺、戏剧、曲艺、杂技等，中国文人士大夫艺术有琴、棋、书、画的传统，有诗、书、画、印合一的倾向。中国古代建筑与雕塑艺术的成就非常高，属于匠作与百工的范畴。现代中国教育体系将建筑隶属于工学院，工科建筑的理念削弱了现代中国建筑的艺术品质。由于宫廷艺术与文人艺术的特殊性，中国古代音乐、书画、古琴、戏剧方面的文献著录非常丰富，自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中国艺术学学科是建立在中国艺术实践与史料基础上的学科，中国艺术文献是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历代艺术作品、艺术家、艺术流派与艺术风格，研究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各门类艺术相互之间的关系，研究艺术的起源、艺术的作用与功能、艺术的历史、艺术的批评和艺术的理论，研究艺术创作的规律与艺术作品的欣赏、艺术作品的评论与历代艺术管理制度。
中国艺术学以研究中国各民族的艺术为己任，比较中国艺术与外国艺术的异同，是肩负创建“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艺术学科。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创造不同风格的艺术。中国艺术与西方艺术创作风格与理论有不同的流派与体系，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理论文献。西方造型艺术注重形体光影色彩的塑造，中国造型艺术注重线条、气韵和神采的表现。西方的绘画讲求立体的表现，中国的绘画较多是平面的表现。从艺术的门类说，西方没有书法、篆刻、古琴艺术门类，中国杂技、中国音乐、中国书法、中国篆刻、中国绘画、中国武术、中国舞蹈、中国建筑、中国园林、中国工艺形成了中国气派、中国气韵、中国艺术风格的艺术形式。中国特色艺术与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艺术，共同构成了独立于世界民族艺术之林的中国艺术体系，形成了汗牛充栋的艺术文献。整理研究中国艺术文献，建立中国艺术学是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界的学科共识。
五、中国艺术学文献的特征与研究方法
近现代以来西学东渐，法国艺术、前苏联艺术、西方现代艺术广为传播，中国传统的建筑、绘画、雕塑、音乐、民间艺术逐渐被肢解为“中国符号”与“中国元素”，中国传统艺术体系面临着碎片化和被解构的危险。建立中国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中国艺术史，研究中国艺术批评体系与管理体系，整理中国艺术文献史料，寻找中华民族艺术之根，塑造中国艺术之魂，保护民族艺术的独特性与多样性的工作迫在眉睫。
《礼记·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艺术学文献整理工作即是中国艺术学的修道工作。修道工作要在艺术学、以及艺术学文献的教学中展开。中国的玉器艺术、青铜器艺术、漆器艺术、建筑艺术、绘画雕塑艺术、陶瓷艺术、书法篆刻艺术、宗教艺术、民族音乐艺术、舞蹈杂技艺术、武术、戏曲艺术、评话相声艺术、民族服饰艺术、民俗艺术、古琴、书法、篆刻、京剧以及丰富多彩的地方戏剧是中国艺术特有的艺术门类。以气韵论、一画论、写意论、传神论、笔墨论、一体论、品评论等艺术理论形成了中国艺术的独特体系。中国古代艺术本来是一个整体，相互之间有密切的联系。石涛说：
书画图章本一体，老丑精雄贵传神，秦汉相形新出古，今人作意古从新。灵幻只教逼造化，急就草创留天真。非云事迹代不精，收藏鉴赏谁其人。只有黄金不变色。磊盘珠玉生埃尘。
由于现代社会分工的细化，在艺术方面产生了舞台表演的“舞者不歌”，书法艺术的“书者不画”，艺术理论工作者不从事艺术创作实践的现象。中国艺术学关注艺术创作现象整体的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往往能够兼诗词、书法、绘画、篆刻、古琴、棋艺诸艺于一身，在文学、书法、绘画、戏剧、音乐诸领域均有涉足。音乐、舞蹈、武术，诗词、书法、印章、国画构成中国艺术的有机整体。顾恺之有“三绝”之誉，王羲之长于书画，王维诗中有画，坡长于诗词、书法、绘画，徐渭在戏剧、绘画、书法、诗词诸方面均有建树，‘郑板桥以诗书画称绝，兼诸艺于一身的文化传统一直延续到近现代，李叔同长于绘画、音乐、戏剧，闻一多长于绘画、书法、篆刻、诗词创作与研究，齐白石长于雕刻、诗词、书法、绘画、印章，丰子恺以漫画、美术史、散文、书法、翻译见长，许幸之涉足诗歌、电影、绘画、艺术理论诸多领域，王朝闻由雕塑创作到艺术理论研究。由于学习前苏联培养单一学科的工具型人才培养模式，艺术的通才大师人物无法出现，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的分离，使中国艺术进入了缺少艺术通才、缺少艺术大师的特殊时期。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说：“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中国古代的“文”不仅指文字。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里的文是指周代的制度文化。刘勰《文心雕龙》所说的“文”具有图案、形象、文饰等诸多涵义。玉器的图纹造型、彩陶的图纹、青铜器族徽的含义需要多学科的解读与破译。明清的木雕、石雕寓意纹饰都具有广义的艺术文献意义。西南少数民族苗族的服饰图案有“穿在身上的历史”的称誉，其纹饰是图腾崇拜的历史遗存。中国艺术学理论的文献研究，不仅仅是古籍文献的研究，还要关注艺术史料、文物、纹饰、艺术品、艺术家、艺术流派的研究，这些都是艺术学研究的对象，也是艺术学研究与文学、历史学、哲学研究对象的不同之处。
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对象是艺术作品、艺术创作、艺术流派、艺术家，研究艺术的一般规律。恩格斯说：
旧的研究和思维方法，黑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方法，主要是把事物当做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它的残余还牢牢地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中，……事实上，直到上一世纪末，自然科学主要是收集材料的科学，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但是在本世纪，自然科学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
同样收集材料与整理材料是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脱离中国艺术创作实践的艺术学研究，脱离中国艺术文献的艺术学研究，模仿西方美学的艺术学研究，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艺术学研究。文献是指一切历史性的资料，是朴实学风，收集、整理学科文献与运用文献的方法与途径。中国“文献”一词的出典之处，最早见于儒家经典《论语》。据《论语·八佾》记载，孔子说：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古籍文献是进行史学研究的先决条件，是学术研究能否进行的首要因素。研究学术要“征文考献”，一方面取证于书本记载，另一方面要拜访贤才，了解当事人的见闻言论，将文字书面知识与社会调查相映证。古代文献的含义，一是指历史资料、典籍档案等文字文献；二是指熟悉历史、掌故的人。前者是已经固化了的“死资料”。后者是存储在人脑中的“活资料”。“文献”一词的含义有典籍与耆旧两个方面。典籍是古代的文本书籍，耆旧是知道历史典故的才俊人物。
三国魏人何晏《论语集解》引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注曰：“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郑玄以文章贤才的不足来解释文献不足，“文献”一词具有文章、贤才两层含义。南宋经学家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说得更加明确：“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东汉郑玄与南宋朱熹都认为“献”字具有贤才和耆旧的含意。贤才和耆旧是指有道德有才干的贤人和富有历史知识的老人。文献作为专有名词，在金元时期曾将“文献”一词作为谥号和书名。元代尚书右丞耶律履的谥号是“文献”，其文集为《文献公集》。元代黄晋的谥号“文献”。艺术史与艺术作品是艺术家创作的，艺术文献应该包括艺术家与了解艺术史的人，文献与人的关系密切，艺术创作、艺术史、艺术评论都是有人书写的，典籍也是由人书写传授的。
“文献”一词的出典之处与古代祭祀礼仪的舞蹈，艺术有关。八佾是夏代天子祭祀礼仪所用的舞蹈，佾的含义是舞蹈的行列，天子的祭祀礼仪舞蹈是纵横队形舞蹈者八队，每队八个人，共六十四个人。《谷梁传·隐公五年》：“夏舞，天子八佾，诸公六佾，诸侯四佾。”《左传·隐公五年》：“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二。”即天子祭拜祖先的舞蹈是八佾，由六十四人列队表演舞蹈；诸公祭祀祖先观舞是六佾，由三十六人列队表演舞蹈；诸侯祭祀祖先观舞是四佾，由十六人演出舞蹈；士大夫祭祀祖先观舞是二佾，由四人演出舞蹈。季氏是大夫，按礼仪应该用四个人舞蹈祭神，却用了天子八佾之礼，即六十四人跳舞祭祀祖先神灵，僭越了古代礼制规定。《论语·八佾》说：“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季氏作为大夫，竟然用周天子的祭祀礼仪等级，如果这样的事情都可以忍受，那么天下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够容忍呢？作为祭祀礼仪的舞蹈要符合君臣等级的伦理次序，祭祀舞蹈的规定人数体现了社会的等级，这是古代艺术等级管理制度。
典籍是文献的载体，人是典籍的创造者。《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孔子见老子时老子对孔子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人生年寿有限，文献典籍记录了古人的语言可以跨越时空，生也有涯，艺也无涯，典籍文献可以将前人的思想代代相传。秦始皇焚书以后，孔府墙壁藏书保存了先秦典籍，由伏生授经，口传相授，使文化传承不灭。中国知识分子有“史书丧，犹有舌”的文化传承精神。在日寇侵华战争中，日军轰炸商务印书馆，在南京大量掠夺中国图书文献和艺术珍品。西南联大的师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不畏艰难，弦歌不止，传承和弘扬了民族文化。
古代“文献”一词的含义，有经史为文，论事为献的解释。宋末元初著名学者马端临用“文献”二字命名书名。写了一部贯通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取名《文献通考》，在《文献通考》序言中对文献的含义作了阐述，将文献分为“叙事”与“论事”两类，《文献通考·序》曰：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在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
前者是经典著作的文字资料，后者是议论风生，是对经典著作的微言大义作阐发，是对经典文献的贡献。文献有叙事、会要、传记、评论、记、录等文体。古代经典著作谓之“文”。唐宋以来诸臣奏疏，诸儒议论谓之“献”，故名《文献通考》。在文体书写格式方面，经史为文，要顶格书写，名流论事为献，则降一格书写。
至明代时“献为贤才”的含义逐渐淡化，“文献”一词的含义几乎是图书典籍的别称。明成祖朱棣组织编篡《永乐大典》，初名为《文献大成》。至清代，“文献”一词成为通用语汇。现代词语中“文献”的含义成了图书典籍的代名词。
现代中国艺术学力求对中国艺术进行整体的研究，艺术学学科的中国化历程要回顾中国艺术发展的历史，了解中国古代艺术文献的发展的规律、文献的出处和门类艺术之间的关系。艺术学理论由艺术原理、艺术史、艺术批评、艺术管理构成基本框架。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字的艺术文献内容异常丰富，是中国艺术理论研究的宝库，中国艺术学文献的文献研究范围包括中国各民族艺术文献。艺术文献的资料整理工作可谓是上穷碧落下黄泉，时空跨度非常之大，未开辟的领域非常之多，各民族的艺术文献非常之丰富，中国艺术文献工作将为艺术学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六、文物的艺术文献价值
文献一词的含义包括文物在内的广义文献概念和狭义的书面文字。广义文献概念的定义是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图书与出土文物、传世文物均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中国汉字的“献”字具有“祭献”的含义。祭祀礼仪的祭词乐舞、祭祀礼器、随葬冥器均为献祭仪式的必需物品。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吴小如考证说“献”是会意兼形声字，其繁体是“獻”，獻字是由“鬲”和“犬”组成，鬲是古代装盛祭品用于祭祀的礼器。献的含义是将犬作为牺牲盛放于鬲中以祭祀祖先神灵。所以说中国古代陶器的刻画符号、陶塑人像、装饰图形具有祭祀文献的含义；青铜器的铭文是古代祭祀、征伐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文献记录。吴小如对古代文献中“献”为贤人的注释提出质疑。认为杞、宋去夏、殷已久，即使有高年耆宿，也不可能够活到几百岁以上。文字记载和前代器物可以用“足”与“不足”去形容。而贤人则不能像军队一样，有规定的人数名额，似乎不宜以“足”与“不足”去形容，而今天考古学界所用的“文物”，正与“文献”的初义相近。艺术文献可以依据时间分为史前史料、古代艺术文献和现代艺术文献三大部分。中国古代艺术文献研究仅仅依靠文字资料文献是不够的，还要关注艺术作品和文物。《胡适之文存》第二集《国学季刊发刊词》中说：
清朝学者好古的风气不限于古书一项，风气所被，遂使古物的发现、记载、收藏、都成了时髦的奢好。鼎彝、帛币、碑版、壁画、雕塑、古陶器之类，虽缺乏系统的整理，材料却是不少了。最近三十年来，甲骨文字的发现，竟使殷商一代的历史，有了地下的证明。并且给文字学添了无数的最古资料。最近辽阳、河南等处石器时代的文化发现，也是一件极重要的事情。
作为艺术品的出土文物、传世文物均可以纳入艺术学研究的范畴之中。随着考古发现和大规模的建设出土文物非常丰富。出土了大量的文物，有陶器刻画文字符号、彩陶文字符号、商周殷墟甲骨文文献，金石文献等等。从人类文明的发展时空来说，中国艺术学文献研究仅仅依靠有史以来的文字记载文献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只有三到五千年，而艺术发生、发展的历史动辄数五千年至一万年以上。发现的人类史前遗址有数百万年之久，如果艺术学仅仅研究文字记载的三到五千年的文字史部分，大量的史前艺术遗址就会丢失，艺术学关于艺术起源的研究就无从谈起。
中国考古界广泛使用的“文物”二字，可以理解为文化的遗存物，或者是“文献的证物”，具有文献证物的特性。传世文物与出土文物是中国艺术学文献研究的重要对象。《辞海》文献条对文献定义为：“今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这条定义可以理解为：一是有历史价值的图书，二是有历史价值的文物，三是有历史价值的资料。值得补充的是，仅仅具有历史价值还是不够的，文物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一节文物保护法概述文物的概念和文物的范围是：
文物，指人类历史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物质文化遗物。例如建筑、碑刻、工具、武器、生活器皿和各种艺术品等。文物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埋藏于地下的，也有袒露于天地之间的，有国家精心收藏的，也有私藏于民间百姓之中的。古遗址、古建筑、古墓葬归于不动文物，精美的古代瓷器、字画、陶俑、钱币等归于可移动文物。
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应该具有了文献价值。如果仅仅是以文字记载的古籍文献为艺术文献，那么中国艺术学研究将失去99%的史料，中国艺术学文献将失去艺术所具有的形象性、直观性、可视性、欣赏性和艺术性的特征。文物属于艺术文献的重要研究对象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宋代即有研究古代金石器物的金石学，宋代赵明成著有《金石录》。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
治经之外，则金石一学，几以附庸蔚为大国。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虽真赝间杂，然搜讨之勤，亦足多也。西人治史者，皆以此为一重要之补助学科。前辈致力于此，为将来传国史者储材，致可感谢矣。如最近发见龟甲文字。可为我民族与巴比伦同祖之一证，孰谓其丧志也耶？成、同间好之者遍天下。
从金石学、古器物学发展到现代的考古学，文物研究与历史学、艺术学的结合，丰富了学术研究的资料物证。中国自古就有收藏艺术品、收藏文物的传统，艺术史研究注意文物实物的发现，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要注重文物和艺术品实物的研究，否则艺术学理论研究将失去研究的对象，走到哲学的形而上的思辨道路上去。20世纪初中国开始有以发掘为基础的近现代考古学。比较《文物法》界定的文物内容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艺术品与文物的历史性、物质性、形象性特征。我国境内受法律保护的文物范围，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1 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
2 与重大历史事件、改名运动和著名人物有关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遗址、纪念物；
3 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
4 重要的革命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古旧图书资料等；
5 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
古代建筑、墓葬、石窟、遗址可以视为艺术遗存，与手稿、古籍图书资料同样重要。以上五条可以看出文物与艺术有密切的关系，文献与文物的概念有相近之处，只是研究的对象、研究的角度、表述的方式方法不同。现代文献的概念是专指书籍文字文献。艺术作品具有原生文献的意义。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文献”条目界定文献的定义是：
原指典籍与宿贤。……朱熹注曰：“文，典籍也，献，贤也。”今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如历史文献，亦指与某一学科有关的重要图书资料，如医学文献，
据此，可以说古代文献的含义是典籍与贤人；现代文献的含义是：1，图书典籍；2，文物；3，资料。艺术文献属于专门学科文献，艺术文献与其他学科的专门文献不同，具有艺术文献自身的特点。前苏联科学家伊林说，我们有了很多用文字写成的书搁在图书馆，还有一本用石头和其他东西写成的大书埋在地下，等待我们去阅读。金克木《古籍整理小议》提出文献与文物对应，他说：
现代世界上，尤其是中国，文献已经不是古代知识的独一无二来源；但中国古文献独多，而古文物又极其丰富，正如车之两轮。近些年来我国考古发掘成果极大，今后还会大大增长，研究发表的不过若干分之一。国际学术界对此艳羡之至，而我们似乎都委之于人数不多的考古学者。
考古工作者的田野发掘工作特点，难以担当大量文物的后期案头书斋实验室研究工作。鲁迅、郑振铎、向达、陈梦家、沈从文等学者早已注意到文物的文献作用。金克木先生编制《文物与文献的对应目录》将典籍文字与传统文物相对应，冲破文字的屏障。艺术学研究不能够仅仅限于已有的文字文献的阅读与研究，沈从文先生早年就认识到传统的“以书注书”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发表《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的长文，提出文史研究“从实物出发，倒比较省事”的观点。沈从文先生建议当时的高教部和文化部考虑全国每一所大学或师范学院，要有成立一个文物馆或资料室的准备，用它和图书馆相辅助，才能解决明天研究和教学上的种种问题。遗憾的是沈从文1954年10月3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建议，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建立文物馆、博物馆的大学据笔者所知仅仅有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河南大学、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等为数不多的大学，许多重点大学都没有文物馆与博物馆，这是中国大学与欧美大学的显著差距。
【关键词】档案文献；编纂特点；历史局限
从漫长的编纂历史来看，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的编纂少有源于单纯学术目的的编纂，大都属于带有较强政治动机的文化活动。无论是孔子编纂的《六经》，还是刘向父子编纂的《别录》《七略》；无论是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还是贺长龄与魏源合编的《皇朝经世文编》，这些都寄托了编者的政治理想和经世意图。无疑，这是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一大特色，但仅以此论断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的特点，还远远不够。毕竟档案文献编纂是一项极为专业化的学术工作，其自身带有鲜明的特色。虽言特色，但亦非毫无缺点，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透露出其独特性所包裹的不足和局限。
一、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的特色分析
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各朝各代传世的正史皆是史官（学者）根据前朝遗留档案和民间传说编著而成。因此，煌煌之《二十四史》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视为档案文献编纂的成果。除了这些编年体和纪传体史书，中国还有不少档案和史料汇编而成的典籍，比如《尚书》《国语》《战国策》等。除有关政事的档案和史料编纂外，中国还有典章制度和诏令的汇编，比如《通典》《文献通考》《唐大诏令集》《元典章》《三朝北盟会编》《唐会要》《秦会要》《通鉴纪事本末》《大清会典》《明实录》等。通过分析这些档案文献的编纂，我们可以归纳出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的特色。
1．重视文献和档案的考证
中国古代任何文献与档案的编纂大都是为了实现鉴古知今的目的，因此保证所鉴之“古”的真实性才能让“资治”今人的效果更加显著。从普通的认知规律来看，人们更愿意相信真实准确的事情，而不是毫无根据的虚构。只有保证编纂对象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才能确保编纂成果的使用者获得真实可靠的知识和信息。同时，这也为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提出一个新的课题，即如何考证档案和文献的真伪。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曾言：“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这虽然是为了回答子张求禄的问题，但其实也可视为编纂规则。也就是说，无论对待什么材料，首先要区分可疑与不可疑之处，其次则通过多方求证可疑之处，再者对不可疑之处也得保持必要的谨慎。这种编纂思想其实一直深深扎根在中国古代的文献与档案编纂文化之中。汉代的著名学者、文献专家刘向也曾提出“校出脱简，订证伪文”，这一说法无疑在强调文献真伪考证对文献与档案的编纂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后来的范晔、刘知几、司马光、章学诚等诸位大家都无不强调文献的真伪对文献编纂工作的重要性，在材料选取上，他们都坚持“慎取”“择善”的态度与原则。在编纂《后汉书》的过程中，范晔利用了实录、起居注等相关材料佐证史料的真伪。而司马光则为《资治通鉴》的编纂制定了“择善而从，兼收并蓄”的工作原则，以保证取材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第一大特性就是重视考证，确保记录的真实性。
2．编纂原则、方法与体例始终保持发展和完善的态势
在编纂原则上，古代编纂工作者提出了史料与史学著作区分的原则。刘知几就曾提出“当时之简”与“后来之笔”的说法，他在《史通》中说：“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订，归后来之笔”［1］。不难明白，“当时之简”应为史料，而“后来之笔”则为史书，或曰历史著作［2］。此时，刘氏已有区分史料与史学著作的编纂主张，并提出史料——“当时之简”的分类以及“博采善择”的取用原则［3］。在此基础上，章学诚也提出将历史书籍分为“比次之书”和“著述”两类。所谓“比次之书”，即史料、档案，也就是“后人对前人留下档案文献的整理与编排之书”；而“著述”就是作者自述之书籍。两者虽有区别，却并不互斥，“比次之书”是“著述”的基础，而“著述”就是“比次之书”的创造性利用［4］。由此不难发现，中国古代编纂原则对档案文献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必要的谨慎态度，从无差别对待所有文献到后来愈加精细的文献分类，这种不断进化的编纂精神体现在编纂方法上，每个时代的编纂工作者都针对各自问题提出了颇具特色的编纂方法。据张舜徽先生的考察，在刘氏父子校书之前，古书的版本不同，来源各异，书名不定，章节不分，篇章次序混乱，且错字较多。针对这种情况，刘向父子提出“收异本、削重文、校误脱、定篇名、除异名、做叙录”等一系列编纂方法，大大改善了当时档案文献的混乱局面。同样，司马光为了应对编年体例的需要，提出了“从目未成，不可蘧然作长编”的编纂大原则，再确定了“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具体编纂方法。新的编纂方法有时也是为了照顾文献体例，同样，体例也是为了针对不同编纂需要而确立的。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体例之完善是其他古代文化所不能比拟的。比如，早在汉代，刘向父子就在文献编纂过程中确定书名、增设目录、整理结构，唐代的刘知几则用“书体”的方式解决了叙议之间的矛盾，宋代的赵汝愚又以附录和附注的形式丰富了中国古代编纂体例［5］。
3．具有浓厚的“人本”和“君本”文化特点
孕育于历史中的事物终究要受制于其所处的文化系统，所以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必然反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6］。在中国漫长的档案文献编纂历史中，中国古代“人本”与“君本”的思想或直接或间接地渗透到档案文献编纂工作之中。“人本”文化是中国古代乃至今天的文化主流。殷周之际，中国古代文化开始了人文觉醒，从“巫觋的神圣文化”转向“人本的世俗文化”，这一特征充分体现在殷商之后档案文献的编纂与传承之中。殷商之前的文字多以卜辞为主，专事记录神鬼之事，而殷商之后文字以史官记事为主，如“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所记之事乃人世之事。由此，一个极为合理的推论便是这一时期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原则以人为本，让“人们从‘尊神敬鬼’转向‘敬天法祖’，人的地位开始取代神而成为社会的主宰”［7］。而且这种特色也一直保持在中国古代编纂文化之中。这一说法的论据无须过多费心搜罗，仅需留意中国古代无比发达的史书编纂系统和漫长且始终不断的史书编纂历史。“人本”之“人”是何人呢？就社会分工而言，人有很多种。若以所有人为“本”，那么这个“人”便沦为了虚指。而实际上，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以人为本”并不仅是以虚指的“人类”“人民”等概念为根本和本怀的，而是终将落入到实指之中。这个“实指”就是“君”，也就转变为“以君为本”。所谓“以人为本”，通常指为人民平稳的生活提供稳定的政治秩序，而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稳定的政治秩序的具体表征则是稳固的君权。因此，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的编纂在维护君权统治上起到一定作用，也可以反过来说，君权对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表现出不可估量的支配权和影响力。首先，大量的档案文献编纂是君权所主导，比如各朝各代的实录、圣训、遗文、政令、典章等皆是为皇权所主导，再如《永乐大典》《康熙字典》《四库全书》等文化工程的编纂亦是由皇权所控制。其次，各朝各代所编纂的档案文献在很大程度上为皇权所用。圣训、政令等是为了皇权统治提供历史依据，《永乐大典》《康熙字典》《四库全书》等是皇权钳制思想的文化工具，甚至其他文字档案的书写方式也成为稳固皇权的工具。由此不难发现，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工作不仅在相对抽象的文化意义上“以人为本”，而且还在较为具体的政治意义上“以君为本”，这便成为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的又一重要特色。
二、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存在的局限
虽然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历史源远流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已经发展得极为完备。凡是历史中的事物，必将带上历史烙印。历史并不完美，自然它的烙印也不可能没有瑕疵。据笔者观察，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无论是整体还是局部，都带有极为显著的政治性，从而在一定意义上表现出以下三种历史局限性。
1．编纂目的过度政治化，制约了古代档案文献编纂的整体发展
政治化的编纂目的主要体现为皇权的统治目的和编纂人员的政治理想。为了维护统治地位以及稳定的统治局面，统治者需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工具和手段。其实在统治者的眼中，档案文献编纂也是具有表达和传递统治阶级意志功用的，进而实现“资治”效果。无论是“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还是所谓“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或是“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这些都已经透露出统治者利用档案文献编纂来达到治理国家的意图。同样，无论是“焚书坑儒”，还是确立“经史子集”四部制，这些也皆是统治者利用档案文献编纂，为民众制定统一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以便教化管理。除了统治者，还有另一群人——编纂者群体也通过档案文献编纂来传达他们的政治理想。无论官修，还是私修，编纂者都在以不同方式以及在不同程度上通过档案文献编纂来表达他们的政治理想或者政治目的。虽然官修者主要帮助统治者实现政治意图，但其也会在文献编纂过程中以不同方式表达他们的政治主张。与官修者不同，私修者的编纂工作主要是为了传递他们自身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希望为后世统治者提供政治参考。孔子修《春秋》是为了传播他的政治理想，司马迁撰《史记》则为“述往事，思来者”“成一家之言”，范晔著《后汉书》则是“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欧阳修编《旧唐书》和《五代史记》也是了发挥“史者，国家之典法”的作用，希望达到“垂劝戒，示后世”的功效。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目的政治化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窄化了编纂的内容，还影响到了编纂的客观性［8］，遮蔽了历史的真实性。
2．编纂内容过度政治化，在一定意义上限制了中国古代科技、商业等领域的发展
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不仅目的政治化，而且内容和主体也具有明显的政治性。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的类型丰富，有史书、实录、法典、诏令集、奏议集、起居注等，仅从这些档案文献的类型名称，如诏令、奏议等就能嗅到极为浓烈的政治气味。史书记载各朝各代的史实，起居注记录皇帝言行，诏令集用来汇编各类文书，奏议集则收集官员向皇帝上奏的文书……各类档案文献编纂的内容绝大部分都是有关政治人物（皇帝、官员）的言行和国家制度，其政治性极为明显。比如孔子修《书》时多取周公姬旦的文献，用于表现他的政治理想；赵汝愚编录《宋朝诸臣奏议》时，多纳司马光的奏疏，而少取王安石的奏疏，用于传递他的政治倾向。这种编纂行为过分政治化的现象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编纂的取材和选题范围，从而使得政治性的编纂内容较多，而科技类、经济类、社会类、民生类的内容较少。其实，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中国古代科技和商业无法得到长足发展的原因——没有丰富的知识积累和系统反思。
3．编纂主体过度政治化，使得编纂队伍无法专业化，进而难以形成系统的档案文献编纂理论和相应的学术潮流
从编纂主体来看，无论是孔子、刘向、刘知几，还是司马光、章学诚，他们无疑都是知识精英，甚至大多数还是政府官员。这群人被视为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其社会身份通常是以史官或知识分子为主，是典型的文化精英［9］。我们稍加列举一些知名的编纂大家的社会身份和官职，即可了解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主体到底处于怎样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角色中。孔子是鲁国史官，司马迁是太史令，刘向、刘歆父子均任中垒校尉，范晔历任太守、长史、左卫将军、太子詹事等官职，萧统则贵为昭明太子，欧阳修历任馆阁校勘、县令、集贤校理、知州、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官职……由此可见，中国古代从事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主体大多都是政府官员，或有少许的在野士人，这种社会身份和政治角色极大地限制了他们编纂工作的专业化和理论化发展，难以形成系统的编纂理论和相应的学术潮流，从而表现出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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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题】图书情报工作论坛
【英文摘要】The paper&nb……
著名的古典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学识渊博，贯通古今。他在文字学、史学、古典哲学等领域造诣颇深，同时，他在长期的治学生涯中进行了大量古典文献整理工作，为其文献学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因此，从这位典型学者身上我们可以窥见20世纪中国古典文献学理论研究发展的全影。[1]
张舜徽的文献学思想充分体现在其80年代的一部奠基性著作《中国文献学》中。这是一部继40年代的《广校雠略》之后的又一部文献学理论专著。前者是后者的发展，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加以发凡与扩展的。不同之处在于：《广校雠略》的体例，注重史料之引证，而观点往往通过各章节标题注明，许多论断具有启发性，诚为治学经验之结晶；《中国文献学》改变了这种以文言与札记为主的表述手法，较多地以叙述与白话作辅助的方式阐明内容，识见较前者更加广博深邃。另外，体例较为条理有序，并在最后两编增加了对今后的设想。至于对文献学之范围划分，二者是前后相因的。《广校雠略》的文献学范围及其所及内容，囊括已相当广泛，当是继郑樵、章学成之后对校雠学范围的又一次广而大之。80年代，张先生整理旧稿，重新补充归纳，写成《中国文献学》。而此时的文献学，已是以“国学”为底蕴，以“史学”为归宿的一部通人之学，称其为“经、史、子、集无所不包的国学即神州之学”[2]亦不为过。这部文献学著作最终将我国古典文献学的范围推至至极。张先生的“广校雠”思想与现代倡导的“大文献学”观有着如此相似的情愫渊源，正契合了“文献学”本身博大精深的学科特点，也阐释了“文献学”研究及学科构建之艰的合情合理性。
’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张舜徽的这两部文献学理论著作来考察其文献学思想，并对这种思想的学术渊源略作阐述。
1 以“校雠”包举无余的文献学——《广校雠略》
张舜徽在《自序》中叙述其治学生涯说，“张舜徽少时读书，酷嗜乾嘉诸儒之学，寝馈其中者有年。其后涉猎子史，兼览宋人经说，……乱中逃串四方，饥寒相捣，温经校史，浏览百家，穷日夜不辍，积之十年，始于群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稍能辨其源流，明其体统。” 所以，《广校雠略》是作者长期治学研究之归纳和发挥。他的撰述思路与目的是，“首证校雠之名，次辨著述之体。”[3]至于“部类分合之际”，“乃效郑氏（郑樵）《通志·校雠略》。”[4]其行文方式酷似郑樵的《通志·校雠略》，读《广校雠略》确有读《通志·校雠略》的感觉。
1.1“广校雠”文献学思想
张舜徽对于从汉代刘向开始，历代相沿持续之校书事业，统称之为校雠事业。他认为，“目录、版本、校勘，皆校雠家事也。但举校雠，自是该之。”[5]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鉴于学界有称目录学之名。作者认为，目录学不能独立为一学科；因为，其一，校雠的最重要作用，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校书成才有目录出现，如果从学术角度看，校雠是学术，目录是成果；其二，从历史角度看，郑樵、章学诚皆不用目录之名，因目录是从校雠而来，用校雠两字，已包含目录在内。[6]
从《广校雠略》的篇目题名及所及内容，可了解其内容范围包括：①著述体例论；②注释流别论；③书籍流布论；④目录体例论；⑤部类分合论；⑥校勘方法论；⑦审定伪书论；⑧搜辑佚书论。可见，其确是总体的文献学研究，犹如现在的文献学研究的范围，已经属“广校雠”文献学。
1.2 文献体式研究
《广校雠略》在文献研究上的贡献，首先是提出了文献体式的研究。[7]他在《著述体例论十篇》中说，著述是一件非常严谨郑重之事，而古代著述都可视为史料，“著述”的标准是研究性著作，即能作到发前人之未发，自成体系。“编述”则是参考前人著作，进行新的体系组织和内容加工；“钞纂”则是汇辑编排史料成书。他指出钞纂的体式是一般的书籍，不可比之著述。
1.3 关于文献分类与著录的见解
《广校雠略》在“部类分合论七篇”展开论述，包括：五经总义；起居注与实录；纪事本末；史抄；时令；谱录宜归类书；小说。
1.4 关于校勘、辑佚的讨论
张舜徽用较大篇幅讨论了校勘、辑佚、辨伪等问题，提出校书方法六篇，如《不可轻于改字》、《取相类之对校》、《据古注以校正文》、《类书及古注不可尽据》，颇有见地。作者还特别提出辑佚一事乃学成之后的事，确是其经验之谈。
2 以“国学”为底蕴、以“史学”为归宿的文献学——《中国文献学》
从《广校雠略》（1945年出版）到《中国文献学》（1982年出版），时隔近40年。此时的张先生已近古稀之年，硕果累累，著作等身，享誉国学大师、史学大家、古典文献学的奠基者。其文献学思想已达登峰造极的学术境界，体系构建亦显高屋建瓴之势。读之，不禁深深叹服于作者的博大精深与真知灼见，油然而生矢志整理古典文献的激情与责任感！此概因已是国学大师、朴学殿军的张先生，国学根底极为丰厚，在《广校雠略》形成的文献学思想的基础上，《中国文献学》体现出的思想更为宏伟壮阔，更具有国学底蕴，这在其前言与绪论中是有所表露的。
该书分十六编六十章，第一编绪论阐述了文献学范围和任务，古代文献的材料和散亡等。其余各编分别叙述了古代文献的著作、编述体例、钞摹、写作的模仿、讹托、类辑等，对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历代校雠学家整理文献的业绩，都作了总结；最后就今后整理文献的主要目的、重大任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认为，过去的校雠学相当于今天的文献学。我们应“继承过去校雠学家们的方法和经验，对那些保留下来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提供方便，节约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方面，做出有益的贡献，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8]显然，“文献学”直接继承了“广校雠”并具有更深广的内涵和外延，它是适应时代需求和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他认为，不独刘氏父子校书密阁，既如郑玄遍注群经，司马迁写成《史记》，“如果从史家的眼光去估计他们的成绩，也不过是替我们整理了一部分文献资料而已。[9]他盛赞梁启超的“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论断。可见，作者与梁启超的观点一致，主要是从“史学”角度以“国学”胸襟考察文献学，构建其内容体系，认为中国文献学就是古代校雠学的延伸和发扬，是文史研究者所必备的辅助知识和技艺，并非一门独立的学科。
张先生的文献学思想非单止于“史学”，更具强烈的“国学”色彩，充分体现出他的“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他在《前言》中指出：“文献学的内容是很丰富的，所以我们整理文献，绝不可局限于校勘、注释几部书就够了，而要担负起的任务，却大有事在。”他又在《绪论》中重申，研究、整理历史文献，“不是我们的落脚点：这仅仅是一种手段，而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我们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为整理而整理，而是心怀大志，朝着一个宏伟的目标而努力不懈，不仅有大出息，而且可以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他举“司马迁写《史记》”、“马克思写《资本论》”为例，“由于他们有雄伟的气魄，庞大的规模，为了要撰述一部总结性的巨著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最后满怀激情发出号召：“这是我们的绝好榜样。我们要有雄心壮志，朝着前人已经开创的道路前进！……编述为有系统、有剪裁的总结性的、较全面、完整的《中华通史 》，使全国人民得从这里面看出悠久而丰富的全部文化，因而油然而生爱国之心。”
因此，有人认为，“张先生对文献学的划分可理解为历史文献学的范畴。”[10]还有人说“其文献学的内容，几乎是国学的翻版。”[11]是“‘文献’名目下的‘国学’。”[12]
3 博观约取，厚积薄发——张先生整理古典文献的丰硕成果
张舜徽这种“会通”的“大文献学”思想（或“广校雠”观），是有其实践基础的。他一生潜心做了大量的历史文献整理工作，共撰写了论著52种，结集为专著25部，约850万字；另主编5部著作。内容涉及经、史、子、集，体现了一位国学大师的风采。关于经学的研究，张氏出版或发表了《两戴礼记札疏》、《毛氏故训传释例》、《郑学丛著》、《小尔雅补释》、《演释名》等论著；关于史学的研究，张出版或发表了《汉书·艺文志通释》、《史学三书评议》、《中国古代史籍举要》、《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中国史论文集》、《清儒学记》、《劳动人民创物志》、《中华人民通史》等论著；关于子学研究，张出版或发表了《周秦道论发微》、《敦煌本说苑残卷校勘记》、《世说新语注释例》、《清人笔记条辨》等论著：关于集学的研究，有《清人文集别录》等论著。他对文字、音韵、训诂、校勘、注释等国学基础，深入研究，无所不精。几乎每一部论著，都是他历经多年的潜心研治、长期积累而成，所著200万字的《说文解字约注》，竟历时50个春秋！80年代初始成的这部《中国文献学》，之所以能成为我国古典文献学的奠基之作，正是作者长期整理和研究古文献，不断梳理、思考、总结、积累的成果—从《广校雠略》到《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再到《中国文献学》。正如他自己所言，“盖著述之业，谈何容易！必须刊落声华，专意书史；先之以十年廿载伏案之功，在益以旁推广揽披检之学，反诸己而有得，然后敢着纸笔。”[13]他这种为文思想无不体现在其诸多文献著作中。
4 博采众家之长，终成自得之学—张舜徽文献学思想渊源
可以说，我国现代文献学的产生与张舜徽的“广校雠思想”和“大文献学”（古典文献学）观不无关系，他对我国整个文献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实具筚路蓝缕之功。但我认为，他这一富有开创性的文献学思想的直接渊源当是郑玄、郑樵与梁启超。
4.1 郑玄、郑樵的文献学思想
张舜徽在《广校雠略 自序》中说其“於汉宋诸儒，独宗二郑”。他对郑玄与郑樵的文献学思想与贡献是推崇备至的，“以为康成经术，渔仲史裁，譬诸灵海乔岳，无以益其崇深”[14]
广校雠文献学创始于东汉郑玄。[15]“经有数家，家有数说，”于是郑玄从文献入手解决学术纷争，遍注群经。其文献学方法包括“一备致多本，择善而从；二注明错简，提出误字；三考辨遗编，审证真伪；四叙次篇目，重新写定；五条理礼书，普加注说；六辨章六艺，阐明体用”。[16]可以说郑玄不仅是经学家，更是开辟文献新路的文献学家。张舜徽深明其意，认为“‘经学’二字，本不足以范围他。”[17]他还说，“我那种打算总结郑玄在校雠学上的成绩的想法，积累了多少年。一直到六十以后，才重温旧业，整理旧稿，区处条理，写成《郑氏校雠学发微》，偿吾夙愿。”[18]
郑玄为张舜徽的文献学思想提供了广泛整理研究古文献的实践体验之源。而张关于文献学的“通学”思想以及由小学入史学的学术路向则是受了郑樵学术生涯的深刻影响。
郑樵是南宋史学家，也是第一个以专著形式系统讨论文献学的，其《通志·校雠略》从理论上阐述了文献工作的各个环节，名之曰“校雠’，但这是个广义的校雠，张舜徽仿其体例做《广校雠略》，进而发展为《中国文献学》。郑樵大力提倡“会通”思想，“会”就是把各种史料、书籍加以搜求、汇集和整理，为修通史做准备；“通”是将各种史料、书籍按时间先后加以整理、编排，寻求源流，理出线索，撰著成通史。他毕生的目的是“集天下之书为一书”，写成一部无所不包的通史。所以他“不应科举，居夹山下刻苦力学三十年，出门访求书籍十年。”[19]并且“进行实地考察，访问田夫野老，用力极勤。”[20]张舜徽对郑玄的精神最为佩服，曾多次提及，也是沿着他的学术路向治学的。
4.2 梁启超的广义史学
张舜徽在《中国文献学》第一页的《前言》中即引用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所说，“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以这句话作为展开全书的立论之点，并说，“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雠学家。所以，校雠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21]所以其文献学思想是与梁的观点一脉相承的，都不承认文献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梁启超多次使用广义的史学，其意义在于强调，清代考证之学都是在古典文献范围内的研究，所以梁用广义的史学—文献学来表述。关于广义史学—考证学一文献学的同义，是梁文献学观点之一。
之二，是“国学—文献的学问”的观点。他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一文中说的两条大路，一为文献的学问，二为德性的学问。指出做这类文献的学问，要达到三个标准：①求真；②求博；③求通。用文献学知识学习传统文化，加强自身修养与德性，是文献学的重要作用。他这一思想影响了人们的认识，提高了文献学的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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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谢灼华.中国近现代学者文献观之发展.图书情报知识，19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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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典型论；中国古代典型论；美学特征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1-0186-02
一、引言
何为“典型”？在文学理论著作中，“文学典型”又称“典型人物”或“典型性格”，是现实主义形态的叙事文学所创造的，在整体个性的表现中显示了某种社会历史意蕴的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人物形象。
中国古代由于抒情性文学占据主导地位，便形成了以意境论为主要特色的抒情性诗学理论，似乎与典型论绝缘，其实这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而认为五四以来从西方引入典型论以前，中国古代没有典型论的旧说，已被基本修正。
中国古代的小说家和文论家是在不受外来影响的境况下, 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典型形象, 为后人塑造人物形象提供了宝贵经验, 这在明清小说评点家的评点中得到了及时的认识和总结, 完全可以与西方的典型理论相媲美。随着古代小说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古代典型论形成于明末之说，亦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可。
二、典型理论在古代
（一）典型理论的形成
“典型”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在我国很多古籍中也多可以看到“典型”，或“典刑”（古汉语中“型”通“刑”），如《诗・大雅・荡》：“虽有老成人，尚有典刑。”而且从很多古代文论著作中我们可以总结“典型”或“典刑”是规范、模范的意思。虽然与美学意义上的“典型”典论概念不同，但是隐约能看出点影子。
古代文论中典型论的形成过程可以简略的概括为：形成晚、成熟早。乍一看，这似乎是相悖的理论，但却确实符合于典型论的发展过程。所谓形成晚，指的是同个性化、风格论和意境说等理论相比，其正式形成理论的时间尚晚。原因在于秦汉时期，文人忽视客观存在的人、事、物是相对独立的反映对象，片面的强调作家在作品中表现主体；至于六朝时期，文坛又否认作家揭示事物的本质特征时必要的艺术虚构与概括。这两次重大曲折，直接导致了典型理论的形成过晚。而成熟早则指的是就典型论自身而言，从简单的人物形象分析至系统的典型理论的诞生，其间虽然经历时间较长，但却是质的突破和飞跃式推进。
另外，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以少概多、博观约取的写作技巧，并不能等同于典型。例如，南北朝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提出诗歌要“以少总多”，在《比兴》篇中提出“称名也小，取类也大”，这些虽然接触到文艺创作中的典型化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典型的边缘，却并不符合典型论中的典型人物或典型环境的观点，这就不能与典型混为一谈。再如，汉朝，司马迁在《史记・屈原传》中写道：“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在这里，司马迁将屈原的文章中的意象放到文学审美中去加以考查，认为可以举一反三。虽然其在文学创作中，通过互见法创造典型形象的经验获得了唐代文学的普遍关注，但是这里的举一反三却不能与典型一概而论。
典型必须要与人物形象相联系，这是典型定义的关键词，也是最核心的思想。上述这种以少概多、博观约取的观念视作典型化理论的观点是不可取的，笔者不敢苟同。以少概多、博观约取在中国古代广泛应用于读书、写作、理财、用兵、治国等社会生活的诸方面。这两者要能够成为典型化的原则，必须具备先决条件：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换言之，只有这二者涉及到人物形象的塑造，才能成为典型化的原则。
（二）雅、俗文学对典型的影响
在研究典型论形成的过程中，最不可忽视的便是雅文学和俗文学对其发展的巨大贡献。首先，雅文学体系的突变构成了典型论的先决条件。唐代以来重视批判齐梁以来的之风，重视写人记实，但又不拘泥于记实，也重视艺术虚构与概括。从艺术表现方法角度看，其实正是具有这样的文学特性，才能隐恶扬善，突出人物形象的性格。如唐诗中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等，所写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感人至深。而唐传奇则更值得注意，这是一种能够创造出完整故事情节和鲜明典型人物形象，并自觉进行艺术虚构的短篇记叙文。唐传奇对后世典型论形成影响最大的当属元稹的《莺莺传》。其文尾语称：“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表明元稹关于塑造莺莺这一人物形象的观念已相当明确。崔莺莺作为一个才貌双全、深受封建礼教熏陶而又叛逆的大家闺秀，其性格复杂丰富，感情细腻脆弱，具有活生生的个性特色，显示出唐人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水平已相当高超。
其次，俗文学的兴起为典型论开辟了道路。在宋代说话四家中，最受欢迎的是小说和讲史。这些技艺以历史或现实的社会生活为反映对象，内容的中心是各色各样的人物，尤其是下层劳动人民。在话本基础上形成的长篇小说，人物形象众多鲜明，是其显著特色。这些客观存在的人、事、物，作为相对独立的存在，惟妙惟肖的描摹使其成为典型人物或者典型环境，作者主观的爱恨情仇并不能代替各色人物的思想情绪，这些被塑造出来的人物自有独立的生命，使读者，甚至作者为之动情。在话本或拟话本基础上形成的长、短篇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等，它们之所以被人们熟知并喜爱了几个世纪，就在于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鲜明感人的人物形象。
虽然雅文学和俗文学都各自为典型论的形成提供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缺一不可，典型论的形成，有赖于这二者的汇合。如果没有这种互补式的汇合，很难想象中国的典型理论可以臻于早熟。而这样的历史条件在明代出现。明代以后封建经济的解体，资本主义的萌芽，市民意识的抬头等等，促使思想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封建观念开始瓦解，思想开始解放，对俗文学的重视成为其时代特色，加之老祖宗留下来的雅文学，这二者的结合对典型论的形象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其中代表人物，可谓李贽开其端，叶昼步其踵，而由金圣叹总其成。
（三）代表人物的典型论思想
李贽的典型思想主要表现在对《水浒传》的形象论述中。小说在魏晋唐宋时代多以情节的曲折离奇取胜，而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往往显得单薄、苍白。明清时代，小说创作中把人作为表现中心，把人物性格的塑造作为小说创作的主要内容，这是李贽从《水浒传》所创造的人物形象的分析中总结出的艺术特质。他常用“摹神”、“传神”等精短词语用来评价水浒传中的形象塑造。在他的观点中，欲使人物形象逼真传神，必须掌握各色人物所属的典型特征。《水浒传》勾勒出的人物形象性格鲜明，能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达到如临其境的境界。
叶昼最早提出塑造典型性格说的理论，它影响所及，泽及后世深远。叶昼对《水浒传》在人物塑造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总结，他认为水浒中的形象可以简练的概括为“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辩”。他认为要使人物形象逼真、传神，必须抓住人物各自具有的特征，“同而不同处有辨”实际提出的是人物性格刻画中同中之异的鲜明个性特征。这便是小说创作中塑造人物形象要关注的问题：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而《水浒传》关于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更比其他艺术具有表现力。
金圣叹最有创见和价值的小说理论也是关于人物塑造的典型性格的问题。他最先把性格作为基本理论概念运用于小说批评，并对如何塑造人物性格作了深刻而系统的分析研究。金圣叹在《水浒传》的评点中分析了作者“注重神似而不拘形似”的传统美学原则，这种神似就是指能运用“以形写神”的方法创造出特殊性格，使人物达到传神、逼真的境界。他用“人有其性格，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来概括典型性格。这样，他就把性格与人物心理、类型化区分开来，这正是要表现人物各自不同的特殊性，揭示人物性格的内在本质特征。
三、典型论的美学特征
在文学典型里最重要的莫过于是典型人物了，人物是一部作品的核心，是其灵魂所在，故人物典型与否，直接决定着作品的成功与否。
首先，人物形象在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中具有鲜明特色。典型人物具有“整体个性”的特点，即人物形象既应该有与众不同的个别性、特殊性，又不流于贫乏和单一，而应显示出一定的丰富性。例如《水浒传》中的武松，性格就具有一定的丰富性：既侠肝义胆，又痞气十足；既机智聪明，又冒失轻信；既嫉恶如仇，又嗜杀成性；既重情重义，又凶狠暴戾，这些性格是很多人物都普遍具有的，但武松的不同处就在于他也具有性格的特殊性：刚直暴戾，除恶务尽。
其次，人物要处于典型环境之中，重视人物与环境的统一。典型人物的普遍性在于体现了深广的社会历史蕴涵，这就有赖于典型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或者居住环境的塑造。如《红楼梦》中林黛玉的住处潇湘馆，翠竹“竿竿青欲滴”，它修长，苗条，随风摇动，恰似林黛玉纤巧婀娜的身段和弱柳扶风的步态；竹不与群芳为伍，永远清秀质朴，正与林黛玉不事浓妆艳抹及清高孤傲的性格契合；竹秋斗风霜，冬傲冰雪的不屈风貌，与黛玉的叛逆性格又正好投合；“斑竹一枝千滴泪”，竹又映衬着号称“潇湘妃子”的林黛玉对爱情的执着与以泪洗面的悲剧命运。
最后，典型人物在表现人生上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所具有的情感和灵魂的深度是震撼人心的。她以热烈执著的情感，表达了对爱情自由的憧憬，这种个性解放的追求，正与人类解放自身的愿望相统一。她之所以一往情深地把爱情献给贾宝玉，就是因为贾宝玉乃是她志同道合的知己，于是这对贵族青年的爱情故事，便有了与封建社会格格不入的民主化色彩。
总之，典型是显示出特征的、富有艺术魅力的人物性格。作为文明古国，中国文学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在文艺理论上必然有所表现，典型论亦不例外。作为叙事文学的至高审美追求，中国古代在作品中便有意无意的塑造出了许多典型人物，使他们大放异彩，并流传至今。而古人在理论上对典型论也有比较确切的认识，虽然没有西方那种完善的系统，但在比西方形成性格化和个性化的典型理论早一个多世纪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能够认识典型，并塑造典型已属不易。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创造和典型理论相结合的历史性考察，我们深切感到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规律，从而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参考文献：
[1]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关键词】中国历史文献学 趣味性教学 典故 艺术内涵 古籍拍卖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5）23-0052-03
文献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孙钦善先生的《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从“夏商周时代文献典籍的产生、保存和整理”讲起，但文献学一直到20世纪才作为一门学科专业名称出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指出：“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郑鹤声、郑鹤春编著的《中国文献学概要》被视为中国文献学的开山之作。195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创建古典文献专业。20世纪80年代初，张舜徽先生在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设置历史文献学专业。发展到今天，中国历史文献学已成为各高校历史系普遍设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
中国历史文献学课程的教学目的与任务，在于使历史学本科专业的学生系统掌握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为从事中国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教学内容主要围绕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典藏学、辨伪学、辑佚学展开，其专业性、学术性很强，但与社会现实联系并不密切。在教学过程中怎样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怎样随着学术发展的趋势调整教学内容，做到与学术研究同步发展，是我们在教学中应该思考的问题。除了强调学术性之外，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教学应在趣味性方面做进一步的探索。
《论语・雍也》：“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是学生学好一门课程的动力源泉。从已有的中国历史文献学教材来看，内容专而精，比较深入，往往令学生望而生畏，不利于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增强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的趣味性势在必行。
一 穿插故事与典故，活跃课堂气氛
中国历史文献学有许多生动活泼的故事与典故，把它们运用到教学中，可收到深入浅出之效。南京大学的徐有富、徐昕指出：“据明代陆深《金台纪闻》记载，明初南京有位医生替病人看病，一天有位病人拿着药方走了，他匆匆追出门嘱咐道：‘煎药时要放一块锡做药引。’名医戴原礼在旁听了感到很奇怪：药引为什么用锡？便上前请教，才发现那位医生所据的医书，‘锡’字刻错了，应当是‘饧’，也即糖。那位医生不察，遂开错了方子。”这个故事可使学生认识到读书治学选择版本的重要性。
在讲解卷轴装时，可介绍“卷帙浩繁”“触手如新”“黄卷青灯”“信口雌黄”等相关成语的来历。山东大学的杜泽逊教授指出：“染潢的目的一般是防虫，色微黄，所以卷子又称‘黄卷’。……又用‘黄卷青灯’描绘夜读情景。陆游《剑南诗稿》卷九《客愁》：‘苍颜白发入衰境，黄卷青灯空苦心’。……既然纸是染潢的，所以写错了涂改也用黄色盖住原字，再行重写，这种涂改颜料为雌黄，所以形容不顾事实，随便议论叫‘信口雌黄’。《文选》刘孝标《广绝交论》李善注引《晋阳秋》：‘王衍，字夷甫，能言，于意有不安者，辄更易之，时号口中雌黄。’”
南京大学教授徐有富曾回忆程千帆教授教学时讲的一个故事：“有人请私塾先生，谈好报酬后又提了一个条件，先生若教错一个字要扣半吊钱。课程结束后先生将钱交给师娘，师娘数后问：‘为什么少了两吊钱？’先生说：‘一吊给了李麻子，一吊给了王四嫂。’……原来这位先生在教《论语》时把‘季康子’说成了‘李麻子’，在教《孟子》时又将‘王曰叟’说成了‘王四嫂’，所以扣了两吊钱。”这个故事形象地说明了校勘学中“形近而误”的问题。
“郭公夏五”、“鲁鱼豕亥”也是常用的校勘典故，“郢书燕说”也可以非常形象地说明古书致误的一种原因。故事和典故不仅可以使较为枯燥的内容变得生动有趣，还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印象。
二 彰显文献学的艺术内涵，丰富教学内容
艺术代表性是古籍善本的标准之一，古籍的装帧、印刷技术的发展都与书法、绘画艺术密切相关。
中国古代典籍的装帧形式主要有卷轴装、旋风装、梵夹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和线装，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古籍主要是线装。装帧精美的图书，令人赏心悦目，也可视为艺术品。如明代经厂本虽校勘不精，学术价值不高，但用纸上乘，装帧考究，形式颇为美观。
随着中国古代印刷技术的不断进步，古籍中版画和插图产生了很多艺术珍品。如明代汪光华刻《琵琶记》、汪士珩刻《唐诗画谱》、汪成甫刻《吴骚合编》、洪国良刻《怡春锦》、刘荣刻《凤凰山》等，现代古籍版本学家魏隐儒曾指出：“所刻各书插图，线条秀劲有致，刀法精妙入微。不但为本书增加声色，且因内容丰富，绘刻俱精，成为研究绘刻版画艺术的良好范本。”明代晚期彩色套印技术发展成熟，以万历年间吴兴闵、凌两家为佳，如闵绳初五色套印本《文心雕龙》、凌瀛初四色套印本《世说新语》等。明代晚期版画艺术中还发明了版、拱花的印刷方法，如明代吴发祥刻印的《萝轩变古笺谱》、胡正言刻印的《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古籍写刻本由作者或著名书法家手写上的版刻印，堪称书法艺术的代表作。清代是写刻本盛行的时期，如林佶写刻的汪琬《尧峰文钞》、陈廷敬《午亭文编》、王士祯《古夫于亭稿》和《渔洋山人精华录》有“林佶四写”之称，极负盛名。余集写刻的周密《志雅堂杂钞》、元好问《续夷坚志》、孙承泽《庚子销夏记》，黄仪写刻的《渔洋续集》、许翰屏写刻的胡刻《文选》、郑燮自写刻的《板桥集》、金农自写刻的《冬心集》等亦为艺林所重。南京大学教授程千帆、徐有富指出：“写刻本一般书写精美、刊刻细致、讹误极少，它们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历史文物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所以一向被人们珍视。”
版画、插图、书法等艺术可使中国历史文献学充满灵性和活力，有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在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过程中应适当充实这方面的内容。
三 了解古籍拍卖行情，拓展教学空间
1992年，中国书店开始尝试用拍卖的形式经营稀见书刊资料，并于1993年成功举办“北京首届稀见图书拍卖会”，成为国内古籍拍卖的先行者，后来成立了北京海王村拍卖有限责任公司。1994年，中国嘉德首次设置古籍善本专场，此后，越来越多的拍卖公司涉足古籍拍卖领域。如：北京德宝、翰海、保利、歌德、纳高、匡时、鼎丰、盘龙、万隆、中鸿信、泰和嘉成、中安太平、大唐四季、中贸圣嘉，上海嘉泰、博古斋、朵云轩、崇源、国拍、敬华、工美，香港富得、佳世得，天津鼎晟、立达以及南京盘龙、山东天承等。
近年来，古籍善本拍卖持续升温，屡创佳绩。如：2003年，中国嘉德推出的《晋索靖出师颂卷》写本拍出2200万元；2004年，上海崇源推出的《殷契国粹・孟广慧藏甲骨精品》拍出5280万元的天价；2009年，山东天承推出的《北宋建阳景福院罗汉会斋牒》以5040万元的高价落槌；2012年，中国嘉德推出的元代吴郡庠刻本《题宋版通鉴总类》以1380万元成交；2012年，北京保利推出的南宋麻沙镇南刘仕隆宅刻本《钜宋广韵》以3450万元的高价成交。
元代及元代以前的古籍包残本与零页，也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收录的范围，价值不菲。清代就有“宋版书按页计值”之说，古籍收藏界“一页宋版，一两黄金”的说法由来已久，我国古籍善本专家孟宪钧指出：“1999年嘉德秋拍宋刻《朱晦庵文集》一页，成交价为12000元。1999年春嘉德公司拍卖《丹杨后集》傅增湘旧藏宋版书一页，成交价竟达2万元，成为宋版书单页成交价之冠。”
随着古籍拍卖市场的规范和成熟，拍卖会已成为古籍善本流通的主要渠道，由于古籍善本的稀缺性和独特性，仍有很大的升值空间。2012年，北京匡时推出“过云楼”藏书，上海著名钱币收藏家吴伟忠指出：“以1.8亿元天价起拍，至1.88亿元落槌，加上佣金成交价高达2.16亿元，开创中国古籍拍卖价格新纪元。此次上拍的179种、1292册过云楼藏历代古籍善本，曾于2005年在中国嘉德拍卖中以2310万元拍出，7年里升值了8倍多。”
古籍拍卖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它是中国历史文献学与社会现实不可分割的重要体现。介绍古籍拍卖行情，不仅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也可以使他们更直观地认识古籍善本的价值，但目前的中国历史文献学教材尚未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在教学过程中，应适当加以拓展。
四 介绍区域文献，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中国地域文化的划分有多种说法，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中国地域文化丛书》包括八桂、八闽、巴蜀、草原、陈楚、滇云、关东、徽州、江西、荆楚、两淮、岭南、陇右、齐鲁、黔贵、青藏、琼州、三晋、三秦、台湾、吴越、西域、燕赵、中州二十四种区域文化类型。
近年来，区域文献整理与区域文化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山东文献集成》《广州大典》《湖湘文库》《巴蜀全书》等大型的区域文献汇编工作陆续开展，“巴蜀文化与湖湘文化高层论坛”已举办三届，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中充实区域文献的相关内容，是学术研究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高校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普遍怀有爱乡情怀，在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过程引导他们熟悉和整理与自己家乡相关的文献，加深对家乡历史文化的了解和认识，对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无疑会有很大帮助。
五 加强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切忌“纸上谈兵”，应注重实践教学，吸引学生主动参与，把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起来。
讲解古籍版本、古籍修复知识时，可带领学生到图书馆古籍部，通过亲自翻阅古籍，现场观察古籍修复，了解古籍版本的类别、单页版式以及古籍修复的材料、工具、设备和操作的基本程序。
讲解古籍装帧形式时，可让学生动手制作卷轴装、旋风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和线装的图书，通过实践加深理解各种装式的装订方法、优点和不足。
讲解文献错误的类型与校勘方法时，可选择古籍的不同版本让学生对校，体验发现讹误的快乐，培养他们对古籍整理的兴趣。
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还可以走向田野，学生通过田野调查收集家谱、碑刻、契约等散见文献，并对收集的文献进行初步整理，有利于提升他们的专业素养和专业意识。
总之，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应避免“曲高和寡”，在教学的趣味性方面应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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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典舞；发展趋势；审美特征
中图分类号：J7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4-0235-02
一、前言
中国古典舞讲究一定的动态特征，最典型的就是圆、曲、拧，古典舞在运动轨迹和动律上都有不同的韵味，在造型和节奏力度上也是非常突出的，在中国古典舞表演中，它表现的是欲上先下，欲前先后，逢冲必靠，有开有合、欲左先右的方式进行。挪、转、闪、腾都是中国古典舞的不同技巧，并且舞蹈的造型也变化不断，在表现的形象、气质、意境也是丰富多彩的，舞蹈中的气息、节奏和力度的不同表现都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不同价值和新时代的背景，要想传达中国古典舞的民族文化就必须通过表演动作“形”和“神”来体现。在中国古典舞表演中表现的动作行云流水，动静相结合得非常好，身体表演中展现出婀娜多姿，柔曼而优雅的翻转腾跃动作也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音乐节奏气势磅礴，这样把中国古典舞的神韵倾刻间体现出来，把天地运转的气势也放射出来，使人们达到很好的视觉效果，更留给了舞蹈爱好者对中国古典舞的审美印象。所以说中国古典舞不但要营造出唯美的舞蹈意境，还要让舞蹈演员把身体韵律充分的展示出来。这就是古典舞中的“神”，它充分展现出了中国古典舞厚重的文化底蕴，并且还体现出了古典的戏曲文化，展示了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这些中国的民族文化都给人们留下了不同的审美观念，使中国传统的审美意念渗透到人们的脑海。
中国古典舞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上的一种独特的舞蹈形态。它是以戏曲舞蹈主要基础，融合中国民族民间舞，吸收芭蕾舞等元素，经过后期人们的不断创新和实践，更能体现出中国古典舞的古典风格特色和不同的典范意义的舞蹈。它充分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美学意蕴，成为彰显神韵的典型的中国传统意象艺术。
二、中国古典舞的发展趋势
中国古典舞并不是人们所说的古代舞蹈，而建立在深厚的传统舞蹈美学基础上的中国古典舞，能带给人们美的享受，使人能深入欣赏到更新、更现代的新古典舞。经过加工、创新后的古典舞都是以民族性为主体，依靠武术、戏曲等民族美学为载体，借鉴并吸收芭蕾舞，与西方艺术相结合，使中国古典舞发展成为更加独立的，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体系和舞种。这样才能使中国古典舞得以更好、更新的传承，使中国的民族传统文化和审美意识一起发展并与时俱进。
（一）中国古典舞的继承发展
中国古典舞是从北京舞蹈学校成立以后才正式形成的，经过多年人们对古典舞不断的探索、尝试对中国古典舞还是没有达成共识，由于人们对古典舞的传统理解概念不同，因此都有不同的说法和看法，就连舞蹈学院都有多种看法……。因此，研究学者在对古典舞的传统与当代、发展与继承的关系中有不同的争论。因此，对如今的中国古典舞究竟应该是当代化呢还是继续古代化，把古典舞当代化了，那要怎么才能更好的体现出古典舞的当代化，要怎样面对当代化，如果要让中国古典舞走向世界，就必须为世界所考虑，所以为了保存我们自己的中国古典舞，就不能把古典舞世界化，当代化。要想让中国古典舞有所发展，就必须根据社会功能、文化底蕴来创造、创新中国古典舞，人们通过对历史传统进行发掘整理并进行分析，对传统进行创造转化和重新审视的愿望，希望中国古典舞得到更好更高的发展。如果不对古典舞的发掘与创新，那么中国古典舞就失去了它的生命力，也是发展不前的，因此，中国古典舞还是必须把传统与当代相结合起来进行不断的创新，才能更快、更好的推动中国古典舞的继承与发展。
（二）与时俱进的中国古典舞
由于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古典舞也在不断的发展，在发展中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和机遇，中国古典舞不但要坚持以前时代性、民族性和本身的舞蹈性，还要跟上时代，怎样能跟着的时代的发展走，让现在的人们接受以前传承下来的固有的、熟知的舞蹈模式，让新的古典舞能走上国际大舞台，让全世界的人们欣赏到全新的中国古典舞，这就需要我们的研究者不停的变幻、探索、创新。所以说要研究当代中国古典舞的审美取向和形式特色，剧目的创新与创作、舞台的意境布置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人们欣赏中国古典舞的着眼点，这也是中国古典舞向当代性创新结果的最终展示，让人们欣赏到不同的、新颖的古典舞剧。在中国古典舞剧目的编排中，如今不受时代、人物身份的限制，给了创编者更广泛的拓展空间，使编舞者让中国古典舞文化和精髓自由的展现，这样才能使中国古典舞真正的与时俱进，使中国古典舞在世界舞台上得到更好的展现。
三、中国古典舞的审美特色
通过人体动作姿态来表现出舞蹈的美，在欣赏舞蹈的过程中体现出人们审美的情感和人们所以映出来的生活审美情趣，这都是人们表达欣赏艺术形式的。中国古典舞实际上就是中国古老戏曲舞蹈，它一直体现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通过中国历史的演变和中国文化的熏陶，注定了中国古典舞就是要以中华民族的特征来进行审美。
（一）达意、道德教化与意境的和谐统一
“文以载道”是中国文化艺术的宗旨，在古代有许多舞蹈的经典言论都是体现出当时的人们对舞蹈的审美意向，他们当时并不关心人们展示的肢体美，而主要关心的是舞蹈中包含的“达意”功能，还有社会的政治道德教化功能，因此他们对舞蹈的律动展示出来的感性美并不在乎。中国古典舞由很早以前的宫廷乐舞发展到戏典舞蹈，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离不开不同的舞具来展现出舞蹈的不同意境氛围，比如以前舞蹈中的剑舞、羽舞和干舞等都是运用舞具来展现的，所以说从很早以前人们就知道运用意境美来烘托出中国古典舞蹈之美。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古典舞注重舞蹈者的精、气、神的和谐统一与通融圆润，还把中国古典舞应用于理性教化功能对舞蹈意境美感的体验，使舞者、内容与意境达到和谐统一。
（二）“圆、倾”是审美艺术的表现风格
传统文化追求的“圆”能充分的显示出中国文化对“天”和“地”的敬畏和依赖。“天圆地方”是中国前人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那时的人们认为“圆”是周而复始运行的天道，是天道不变的运行规律，人们认为那是象征圆满的符号，也象征着吉祥，从中就延伸出了万物变化终始过程的价值观。因此，在中国古典舞的肢体表演中会不断重复的出现“圆”的表演，这也体现出了中国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人体根据音乐律动的过程中动静承接转合的表现是“倾”，由于中国文化的动静结合，刚柔相济的文化使得中国戏典舞蹈表演中体现出“倾”，由于“倾”的表演，就更好的体现出了舞蹈中的“静中有动”和“动中有静”的刚柔相济之美。所以“圆、倾”是中国古典舞审美艺术的表现风格特色。
（三）古典舞中“身韵”的审美
中国古典舞已经形成了很长的时间，人们对固有的舞蹈形式已经根深蒂固，要想改变很难。由于舞蹈的发展，人们的不断创新，由此就出现古典舞的“身韵”，“身韵”的出现，无疑给中国古典舞添加了新的元素，让古典舞能更好的与新时代相结合起来，就能创编出千姿百态的舞蹈，但是由“身韵”创编出来的舞蹈又不会脱离传统舞。中国古典舞通过“身韵”的舞种，提炼出新的元素，强化了舞蹈中的韵律，使得创编者有机会运用古典舞的动作形态来支配古典舞的内在动律，这样就把古典舞的灵魂抓住，也更好的体现出了古典舞的精髓，为中国古典舞打开了新的突破口，为创作者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舞蹈打开了一扇门，这样中国古典舞在今后的创作中就不再局限于戏典风格和历史题材了，为人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审美境界，为古典舞走上国际大舞台打下了更好的基础。在以前的古典舞蹈创编中，通过加入古典舞身韵元素，再和舞台相结合起来，这就补充和丰富了古典舞的语汇，并以民间舞的群众性体现出了舞蹈民族群体的气韵，这样就充分的让舞蹈者脱离了戏曲，让表演的情景转化为情绪的发泄与渲染，使舞蹈剧变更加吸引人。通过古典舞身韵元素的兼容性与时下审美情趣的结合，既体现出古代舞的“古舞新韵”，又能体现出人们对新时代的审美观念有所进步，对舞剧的趣味选择和提炼的不同，还有对他们交融的组织方法不同，这就使得中国古典无限多姿多彩的，新的审美形态出现。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中国古典舞的发展是传统性与当代性相结合起来，由以前的传统态度转变为当代的态度，由于态度与思想观念上的转变，中国古典舞才取得了今天辉煌的成绩，才让中国古典舞出现异彩缤纷的发展趋势，这将成为今后继续发展的态度。研究者在重建中国古典舞和完善中国古典舞的过程中，肯定会找出新的办法，也会注入新的舞蹈元素进去，为创编出更精彩的舞蹈而努力，当然，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也会有新的问题出现，但是人们会以更饱满的激情投入到舞蹈的创编中，会更有信心的迎接新的发展和新的挑战，为中国古典舞事业的发展与审美形态做出贡献。当然，中国古典舞的不断创新还是要在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美学的前提下进行创新，以舞蹈的固有特征发展为目的，在传统舞蹈文化和时代的审美情趣和进代的精神相结合中发展，尽力开拓出绚丽的辉煌，以鲜活的生命力、独特的审美特色，让中国古典舞立于世界舞蹈艺术之林。
（二）建议
中国古典舞虽然要不断的开拓创新，但是在此基础上不能脱离传统文化，舞蹈的创编应该基于传统文化之上的，中国古典舞应该是传统中华民族精神与文化的一面旗帜，随着历史的走向，沿着新时代的方向去创造属于新时代的民族舞蹈艺术，只有与时俱进才能让中国古典舞与时代的发展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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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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