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本质、特征与功能
一、道德的概念
道—一道路、道理，引伸为规则、规范、事物的规律。德—一有所得，“德者、得也”。古代德与得相遁，认识“道”的人，内得于已（提高觉悟），外施于人（助人为乐），就是道德。德在过去写法是“德”，人们解释“德”字时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心宣就是德。
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关于道德的概念是：道德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以善恶为标准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依靠人们内心信念、传统习惯以及社会舆论来调整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对这一概念剖析如下：
（1）道德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道德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之中，当一个人独处在孤岛上，孑然一身，不与他人发生任何关系，是无所谓道德的。在动物界也不存在道德问题，不能以善恶进行评价，如猫吃老鼠，狼吃羊不具有任何道德意义。
（2）道德的评价标准是善恶，所谓“道德”或“不道德”是对某种于他人、社会有益或有害的行为评价，有效的为“善”，有害的为“恶”。
（3）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与其他意识形态如政治、法律、艺术、宗教等存在着区别，例如通过道德与法律的比较（表一）可以看出，道德具有自身的特征：
（1）道德具有长远性的特征。它存在于人类社会之始终。
（2）道德具有自觉性的特征。它不象法律那样靠强制力量来实行的，而是把一定的社会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心信念来支配自己的行为。道德行为的这一特征是任何其他社会意识和上层建筑所不能代替的。
（3）道德具有广泛的特征。凡有人们生活的地方，道德都起作用，如有的人说：“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气死领导、难死法院”。这种人的行为在现实中有之，法院无能为力，但这种行为却往往受到“道德法庭”的严励谴责。
（4）道德具有现实性与理想性相统一的特征。道德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受其他社会因素制约和影响，具有现实性。但它高于现实，有示范作用，它要求人们“应当”如何，通过榜样的力量、理想的人格，引导人们向前看。
（5）道德具有知与行相统一的特征。要实行道德，首先要有道德认识，激发道德情感，如果没有道德认识，不辨是非善恶，当然不可能谈什么道德行为。但如果知道了道德规范，却没有行动或背离了这些规范，就是不道德，所以道德强调知行相统一，言行相一致。当然，知行统一有一个过程，往往是先知而后行。
二、道德的本质
关于道德的本质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有几种不同的见解：
（1）把道德的本质归之为人的先天固有善良或邪恶的意志，这是主观唯心主义。中国的代表性观点有孔子、孟轲“人之初，性本善”的“性善说”，荀子的“人之初，性本恶”的“性恶说”等。
（2）把道德的本质归之为“神的启示”，这是客观唯心主义。中国的代表人物有董仲舒：“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道之大源出于天”之说。
（3）旧唯物主义者反对从神出发，而从人出发，反对神道主义，主张人道主义，认为道德的本质是人性的自然表现，是人的真实的、健康的“本性”，而恶行、罪过只不过是人性的歪曲。它使道德从虚幻的天国拉回到了世俗的人间，但他们所说的人的本性是抽象的人性，脱离了社会关系的永恒的人性，因而最终与唯心主义殊途同归。
道德的本质是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和反映。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了道德的历史类型和性质，决定道德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经济基础的变化和发展迟早会引起道德的相应变化与发展。
道德除了受经济基础决定外，还受到其他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这些社会因素有科学技术的发展，政治、法律、教育、文化、艺术宗教等其他上层建筑，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心理和民族传统习惯等。
三、道德的功能
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社会意识形态，而作为意识形态的道德对于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又起着巨大的反作用—一积极的促进作用或消极的阻碍作用。对这种能动作用的夸大或贬低乃至否认都是错误的。因此，要批判两种错误的观点：
一种是“道德决定论”（或称“道德万能论”）。
“道德决定论”者片面夸大道德的作用，认为道德决定一切，只要人们的道德水平提高了，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孟子说过：“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孟子把道德的作用看成是关系到国家兴亡的根本所在。荀子亦有相类似的看法，他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理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所谓的“礼”是最高的道德原则。显然，荀子把“礼”看作是修身、成事、治国之根本。欧洲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也夸大道德的作用。他们否认阶级斗争，试图用道德的手段，特别是用“爱”的说教，一方面劝导富人于穷人仁慈，为人类作出牺牲；另一方面劝导穷人忍让，在物质利益上知足，空想“爱”能化干戈为玉帛、阶级对抗的社会能得以改造，社会主义理想蓝图就会变成现实，这种观点显然是唯心主义的。
另一种是“道德无用论”。
“道德无用论”者贬低甚至根本否认道德的能动作用。中国先秦的商鞅，可算作代表，商鞅认为道德不但无益，反而有害。他把“礼乐”、“诗书”、“修善孝梯”、“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称为“六虱”。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费利持有类似的观点，主张执政者只管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根本不必顾及什么公正和道德。十九世纪末，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超人哲学，鼓吹权力意志决定论，主张靠个人权力无限扩张，以征服世界。认为道德在弱肉强食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完全无用的，至多也不过是弱者为了反对强者而提出的借口而已。这是道德无用论的极端形式，是一种与人类为敌的法西斯理论，曾被希特勒奉为至宝，也为我国的、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实际遵从，他们把党纪、国法、道德都视为条条框框，一概予以横扫，肆逆十年，给社会造成了深重实难。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否认道德作用的理论完全是错误的，是违背人的理性，违利益的一种异端邪说，应该予以彻底否定。
道德作用的发挥有待于道德功能的全面实施。归纳起来，道德具有五个方面的主要功能：
1．认识功能—一道德是引导人们追求至善的良师。它教导人们认识自己，对家庭、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应负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教导人们正确地认识社会道德生活的规律和原则，从而正确地选择自己的行为和生活道路。
2．调节功能—一道德是社会矛盾的调节器。人生活在社会中总要和自己的同类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各种矛盾，这就需要通过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内心信念等特有形式，以自己的善恶标准去调节社会上人们的行为，指导和纠正人们的行为，使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臻于完善与和谐。
3．教育功能—一道德是催人奋进的引路人。它培养人们良好的道德意识、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树立正确的义务、荣誉、正义和幸福等观念，使受教育者成为道德纯洁、理想高尚的人。
4．评价功能—一道德是公正的法官。道德评价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和人们内在的意志力量。道德是人以评价来把握现实的一种方式，它是通过把周围社会现象判断为“善”与“恶”而实现。
5．平衡功能—一道德不仅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平衡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它要求人们端正对自然的态度，调节自身的行为。环境道德是当代社会公德之一，它能教育人们应当以造福于而不贻祸于子孙后代的高度责任感，从社会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开发自然资源，发展社会生产，维持生态平衡，积极治理和防止对自然环境的人为性的破坏，平衡人与自然之间的正常关系。
道德起源及历史发展
一、道德的起源
1．关于道德的起源，在马克思主义学说诞生以前有几种不同的见解：
（1）神源论（亦称“神启论”）。我国的孔子认为“天生德于予”，把道德起源归于天；欧洲中世纪的科学家认为道德起源于上帝，基督教的“摩西十戒”（孝敬父母，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不作假证陷害他人，不贪不义之财等）；佛教“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饭酒）说成是上帝神明对人的启示，后来，成为宗教的道德戒律，这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理论。
（2）心源论（或天赋论）。孟子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吾也，吾固有之也”，意思是说仁义礼智之类的道德规范不是后来形成的，根源于人心，是先天固有的良知。德国近代哲学家费尔巴哈认为，道德根源于人的“趋乐避苦”的天性。快乐的有益的是善，痛苦的有害的是恶，善良是从本性中产生的，这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
（3）庸俗进化论。德国的思想家考茨基从动物的本能中寻找道德的根源，如“合群”、“母爱”等，把人的道德看成是动物本能的演化，这是机械唯物主义的说法。
2．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道德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属于社会上屋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必须而且只能从人类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本身去探讨道德的起源：
（1）道德萌发于人类早期劳动和简单的交往。原始社会的人类，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和本身能力低下，不得不以群体活动的方式来谋取物质生活资料，也不得不以平均分享这些物质生活资料的方式来维持群体活动的生存。这样人们之间客观上便存在着一些最简单的交往和关系，由于劳动和交往，促进了语言和思维的发展。为了协同劳动中的行动，交流彼此的感受，保持群体内应有的秩序，从而产生道德的萌芽。
（2）道德形成于社会分工的出现和发展。随着生产的发展，出现了劳动分工，分工使个体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提高了，从而逐步意识到个人的存在，自我意识增强了。而社会分工和交换又加强了劳动者之间的联系和协作；并随之出现个人与个人，个人与整体之间的矛盾，这就必然产生调解这些矛盾的自觉要求，于是逐步产生了维护整体利益的义务观念，产生了义务和权利之类的道德意识，社会分工是道德形成的关键。
（3）私有制的产生、阶级的出现使道德成为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由于生产的发展，使劳动有了剩余产品，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剥削阶级中的一部份人有可能靠另一部分人提供的剩余劳动产品维持生活，自己不再从事体力劳动而专门从事脑力劳动，他们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对社会现象进行集中和概括，形成较系统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使道德成为相对独立的意识形态。
二、道德的历史发展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革，人类社会经历了五种独立的社会形态，与之相适应，道德可划分为五种历史类型。
道德历史类型
注：柏拉图根据“善的理念”提出“四主德”，智慧、勇敢、节制、公正，智慧就是最高美德，是少数统治阶级治理人的知识；勇敢是保卫国家的武士的美德，对奴隶主国家绝对忠诚，勇于牺牲；节制是一般贫民的道德品质，要服从统治，即欲望服从理性，理性控制欲望的状态；公正就是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面执行一种最适合于他的天性的职务，如安分守已，如孔子所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三、道德的继承性
各个阶级、各种类型的道德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但道德在发展中又有历史的联系，因此道德存在着历史继承关系。这种继承关系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历史上剥削者、统治者之间，由于经济地位、政治思想和文化意识都是处于支配地位，从他们的阶级利益中引伸出来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是一脉相通的。
2．被剥削者在各个历史时期阶级地位相似，由此而引伸的道德范围相通，如反抗性、地位平等的道德理想等。
3．社会公德。处于同一个时代，同一个社会的各个阶级形式最简单、最起码的共同的生活准则，如交通安全、环境卫生，勿偷盗等。
4．剥削阶级在上升，革命时期的进步道德为新生阶级所继承。
一、提升市民素质对构建和谐文明城市的意义
1、市民素质体现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
市民作为城市的主体，市民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这个城市的形象，体现着城市的品位。城市的文明程度对城市的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指标。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征程中，和谐文明是城市发展的追求，同时城市的凝聚力、影响力和城市的经济水平也和城市的文明程度息息相关。关于城市形象的印象因素细细分析有不少，在众多的因素中，城市的主体――市民的作用是关键性因素之一，这里谈到的市民，主要涉及的是市民的素质。那么市民的素质都包含哪些呢？在本文中，市民的素质不仅指市民的文化素养，精神风貌，还包括市民的工作作风，这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市民通过其素质体现着城市的文明，彰显着城市的形象，为城市的文明建设做贡献，也体现着他们的建设成果。假如说，某个城市的市民素质很低，那么你能想象得到这个城市在文明程度方面会很高么？！
2、市民素?|关系到一个城市发展的前景
这是一个科技、经济各方面发展都很迅速的年代，得益于时代的发展，人也在全面发展，而且在当前发展的过程中人的作用也更加凸显，更加重要。城市的发展离不开高素质的市民，高素质的市民对城市的发展程度要求也更高。相关部门的调查表明，在众多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中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所以为了促进城市的发展，必须要提高市民的素质，为城市的发展储备高素质，高水平的人才，做好城市发展的人才保障工作。这是城市发展的需求，也是促进城市发展的基础。
二、现代市民应该具备的素质
1、文化素质
市民在文化范畴内所具备的比较稳定的内在品质被称之为文化素质。其不仅包含在学校掌握的理论知识，还包含自己所了解的文学、历史以及哲学方面的知识。市民素质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市民文化素质，并且它还会影响到其他素质。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现阶段知识代表着财富，人们也更加认同知识就是力量的观点，人的智慧以及知识推动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各界一致认为学习是不断创新的源动力。所以，当下市民需要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以此来顺应时代的发展。
2、道德素质
市民在道德范畴内的品质被称为道德素质，能够反映出人的道德行为水平以及道德认识，不仅包含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世界观，还包含职业道德以及社会公德等。市民素质的核心便是道德素质。当下，社会处于一个转型阶段，随着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人们在不知不觉中用经济指标来衡量个人成败，社会各界用对“个人利益”是否有利来衡量所有，人们的道德行为失去应有的规范，因而出现了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以及享乐主义。在此情况下，要想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就需要提高市民的道德品质，这样能够确保市场经济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
三、提升市民道德水平，促进文明城市建设的途径
1、指导市民建立道德信念
每个人都有其自己独特的性格，那么其道德标准也有所不同，因此应该采取不同的措施来提升道德能力，要结合实际情况提高个人素质，不能做出揠苗助长的事情，当然，也不能够毫无原则的将标准降低，要采取有效措施使其认识到承担道德责任的重要性与意义，然后主动选择合适的方式来建立道德标准。如果就众多市民来说，需要参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条例，把“遵纪守法、勤俭节约、团结友善”当作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但是，党员干部在以上条例的基础上还需要增加一条“为人民服务”的条例。
2、积极开展惠民活动，获得市民的认同
第一，积极建设惠民服务体系。例如，本省建设的惠民服务体系主要遵循以下几个方面：“保基本、抓重点、促平衡、高品质”，逐渐提高城市公共服务的范围以及共给能力，保证社会保障工作能够全面开展，确保发展成果可以使所有民众受惠。第二，采取相关措施建设文明的服务体系，为自主创业的市民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促使政务服务逐渐深入到人民群众中，而不是只在政府大院发挥作用，走进群众当众，了解群众需求，有针对性的满足其需求，逐渐提高政务服务水平。第三，建设高效率的社会治安体系，进一步加深本省平安建设，将安全作为生产过程的第一要务，对于违法行为严惩不贷，逐渐提高市民的安全感。采取以上措施，为市民打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进而在和谐环境的影响下提升市民的道德素质，构建文明城市。
四、结论
关键词： 生态文明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生态道德教育
大学生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期，大学生是否具有生态文明理念与民族未来是息息相关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理应担当生态道德教育的重任，应把生态道德教育纳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体系之中。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加强生态道德教育的必要性
（一）生态道德教育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之意。
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这是我们党继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之后首次把“生态文明”这一理念写进党的行动纲领。2012年党的十报告指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持续发展。”由此可见，我国已经进入建设生态文明的新时期。在这一新时期，必须通过生态道德教育帮助人们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培养生态道德情感，养成生态道德行为习惯。而加强生态道德教育，正是时代赋予思想政治教育的全新课题。
（二）生态道德教育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使命和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使大众形成与当前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道德品质。纵观我党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其具体内容总会因时、因势而变，随着党的历史任务的变化，思想政治教育会及时调整教育内容，为我党提供强有力的思想政治保证[1]。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者、执行者。思想政治教育的这一优良传统，必将体现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和实践上。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取得巨大的成就，但同时也产生一系列环境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除了人类对大自然的一己之私外，更本质的原因是人们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问题。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适应新形势和变化，自觉把生态道德教育纳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中，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对党的方针政策的一种积极回应，是贯彻执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具体体现。
（三）生态道德教育是实现大学生全面发展的现实需要。
生态道德作为一种新型道德，既反映着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又反映着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它不仅是人类道德进化的必然产物，而且是人类社会进一步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是否具备良好的生态道德意识，是当代社会衡量一个人全面素质的重要标准。
大学生引领着国家和人民的未来发展命运，是将来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他们将是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决策者、管理者和执行者，是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针的具体实行者。然而某些大学生并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观和良好的环境素质，这直接影响社会经济和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大学生需要接受良好的生态道德教育，并通过一系列系统有力的生态道德教育培养其良好的生态意识和生态道德，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目标。高校是大学生进行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场所，是贯彻执行国家相关教育政策，学习国家传达的时政文件的重要机构，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生态道德教育的主要阵地。高校应本着增强和改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准则和使命对大学生进行环境道德教育，为大学生进行生态道德教育提供充足的条件和设施，把大学生生态道德教育真正付诸实践并对其教育成果进行检验。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开展生态道德教育的思路和措施
（一）以四门基础理论课为主渠道，强化生态文明理念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国教育的特色。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2]。在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新时期，高校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具有生态文明知识、生态环保意识和生态行为能力的，以及符合新时期社会发展要求的大学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渠道，强化生态文明知识。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的必修课，在这些课程体系中要根据时展要求，适时加入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及生态文明相关知识，使大学生掌握基本的生态环保知识，增强保护环境的意识，培养对自然的感知能力。但由于各门课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此要各有侧重，互相渗透地加强大学生的生态道德教育。
1.要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讲授我国现有的环境保护法及实施环境保护法的现实意义，并在学生头脑中形成破坏自然环境要受到法律惩罚的概念。
2.要在“中国近代史纲要”中，恰当合理地补充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历史资料。这门课中的生态文明教育不能牵强附会，要根据各个章节的内容合理补充，力争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3.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中，加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教育。马克思以前瞻性眼光关注和研究环境问题，即唯物地阐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提出人类发展与生态持续相统一的协调发展思想，而且还从生产和社会制度方面提供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途径[1]。这些思想为我们如今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思路，对生态文明建设有指导意义。同时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在授课中还要加强“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的讲解，让学生深刻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及环境问题与人的生态道德素质之间的关系，从而更直观地培养学生的生态道德素质。
4.要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教学中，突出探讨、邓小平、、思想中有关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引导学生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本质和要求。另外，还要结合时政要点和十报告的最新精神，加强生态文明教育。
（二）优化教育教学方法，培养生态道德情感。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采取“灌输”的教学方式，因此会有重说教灌输轻情感激发的局限，高校某些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抱有消极甚至抵触心理。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开展生态道德教育，必须优化教育教学方法，采用学生比较欢迎的教育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生态道德情感。
1.创新生态道德教育方法。国外的环境教育起步较早，有很多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美国的环境教育采取寓教于乐的方式，把环境教育贯穿于游戏和活动之中。美国教育学家约瑟夫・克奈尔撰写的《与孩子共享自然》一书专门研究在游戏和活动中如何开展环境教育。每个游戏都会设置一个情景，通过角色扮演、活动体验等形式，让参与游戏的人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3]。另外，美国中小学环境教育还常常采取问题教学法、户外教学法和角色扮演法。因此，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开展生态道德教育时，要创新教育教学方法，通过教学情境的设计，让学生参与到角色扮演中，或在户外教学中让学生深入大自然，了解大自然、在一系列教学活动中培养学生热爱自然的生态道德情感。
2.充分发挥网络资源、网络教学的优势。网络的发展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为人们更好地了解世界提供了便利。加强生态道德教育，必须抓住网络上的资源。高校可以创立生态道德教育主题网站，设置生态文明栏目，按期更新相关知识，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我国及世界各国生态文明的现状，了解生态环境恶化、物种减少、气温上升、沙漠化、能源危机程度；了解工业文明造成的污染和危害及污染是怎样对人身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4]。还可以利用网络大量生态道德教育、环境教育的资源，观看生态影片或学习借鉴国外环境教育项目，培养学生的生态道德情感。
（三）以社会实践活动为支撑，养成生态道德行为习惯。
蔡元培说：“道德不是记熟几句格言就可以了事的。”而要注重实际行动，要“随时随地抱着实验的态度”。大学生生态道德行为习惯的养成通常以社会实践活动为支撑。国外的环境教育更注重教学实践环节，使学生在实践中学习知识，增强意识，养成生态行为习惯。德国的环境教育充分利用大自然和社会公共资源，广泛开展户外教学活动，贯彻实施地方独特或国外引进的环境教育项目，如“半半项目”、“零排放项目”等。英国的环境教育鼓励学生调查研究环境问题，在实际活动中增长对环境问题的认识[5]。
1.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要策划形式多样的校内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实践活动。通过举办生态文明知识讲座、研讨会、生态文明知识竞赛，增长生态文明知识。通过观看生态题材的影片，举办生态图片展、画展，通过这种更直观的形式，提高大学生的生态道德情感。最后充分发挥学校社团作用，目前各大高校都设立“环保协会”等社团，这些社团大多以保护环境、爱护环境为目标，鼓励学生积极参加社团活动，可以亲近自然，培养生态道德行为习惯。
2.要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成果的实践评价指标。不能仅仅依靠一张试卷，而要对道德行为习惯做出规范并提出一定的社会实践要求。纵观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都没有对学生的道德行为习惯做出规定。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期，高校应审时度势地制定大学生行为规范。如提出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不铺张浪费、爱护公共设施、爱护环境的规范要求，用此类规范要求约束学生的行为，有利于大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为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某些高校规定学生必须修满素质拓展与创新学分规定项目的学分，这些规定项目包括、发明专利、参加学科竞赛及专业技能竞赛和参加学校指定的一些社团活动，而这些规定的项目中缺少某些生态文明建设项目，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对学生的实践活动提出具体的要求，如在一学期内参与一项绿色行动、回收废旧电池等活动，使学生通过参与这些实践活动，将平时学到的生态文明知识、生态文明理念转化为自己的生态文明行为习惯。
参考文献：
[1]王康.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加强生态文明教育的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6）.
[2]邱伟光，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张书磊.国外环境教育对我国开展生态德育的启示[J].思想理论教育，2010（16）.
[4]于海荣.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思考[J].教育与职业，2010（29）.
[关键词]志于道 据于德 依于仁 游于艺 义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6）05-0146-09
在《论语・述而》篇中，有这样一段话：“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据一些译解分析，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笼统的直译，把“道、德、仁、艺”作为特殊意涵的中心词，以此对“志、据、依、游”作相关阐释，略有争议处是把“艺”解成“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或“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或泛指“文艺”“技艺”“艺文”“艺术”等；一种是明快的意译，将“道、德、仁、艺”与“志、据、依、游”都做了适当推阐，构成比较连贯的人生意象与生活情趣。前者有复古诉求却泥古不化，让人看了其言传，还得自个意会其真义；后者有创新愿望却传承不足，使人明白自身表达的意涵，却难明白原来的根本主旨。
对此作充分而厚重的研讨，有一定代表性的是高书文的《由“艺”而“仁”而“德”而“道”――孔子成德思想逻辑进路之推定》。他比对朱熹的《论语集注》与钱穆的《孔子与论语》《论语新解》，详解此段经文的丰厚意蕴，结合孔子“下学上达”的“进学、成德之历程”，推定其“成德进路”是“‘艺’‘仁’‘德’‘道’”，“以‘游于艺’为成德的逻辑起点，以‘依于仁’、‘据于德’为主体架构，以‘志于道’为终极追求”，由此构成一个“从‘实’走向‘虚’”即“从‘现实’走向‘理想境界’”的圆融、周延的“成德思想体系”。这是在狭义的现实社会生活中，经验式论证孔子个人的为学成德进路，构筑其合时与合适理解的思想认知体系。如果把它放在人类广义的历史文化进程中，相对完整地考量其内在理路与外现可能，将在合理与合命的终极权衡上面临两个根本性难题，即“道”与“学”、“德”与“仁”，谁优先赋予和推进“艺文”的现实活动。结果，它会陷入西方近代笛卡尔“天赋观念”与洛克“经验观念”的求证困惑及困境，需待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与“后天（个人）体验”来折中处理其二者完全“背反”的认知情形。基于对这两个难题的考量与一种文化生命理路的尝试性求解，我将按照原典的具体内涵来呈现其实际诉求，重新推阐“志道、据德、依仁、游艺”的可能意含与逻辑安排。
一、志于道
首先，我们考察孔子的“志于道”与“志于学”（《论语・为政》）是否等同？现有文献资料表明，其师老子（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其在某种意义上与《老子》吻合）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德经・四十八》），又说“强行者有志”（《道经・三十三》），可见，老子对“道”与“学”是有区分的。而且，人类学习文化知识，要增强目标意识、注重长期积累才行，但修行生命大道，遵循自然无为和减损日常欲望即可。此二者有先后轻重或本末体用等界分吗？按老子理解，道当为先、为重、为本、为体，学为后、为轻、为末、为用，二者明显不在同一意义层面。此“道”是“天道”还是“人道”，或其他？老子认为，“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德经・七十七》）。因而，要效法天道，以修正人道。
对此，孔子怎么理解？《朱子集注》讲：“心之所之谓之志。此所谓学，即大学之道也”，“道，则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是也”。即孔子心志在大学之道，大学“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朱子集注・大学章句序》），道为人伦日用之理（或常理，伦理），这就意味着他要一心学习伦常应用之道。可见，其学是手段，道是目标，二者正面互动、增进，非负面制约、作用。高书文依梁漱溟的解法，认为孔子致力于“人生实践之学”，“反躬向内理会自家生活和生命”，其“道”有时指“礼仪之道、先王之道”，更多“指形上而具有超越意义的终极理想和最高原则”。这个人生“实践之学”与“超越之道”是如何关联的？难道像孟子那样反省内求于本心，通过“尽心”“知性”“知天”（《孟子・尽心上》）吗？或和荀子一样“劝学”于“圣王之道（即礼义法度）”而“尽伦尽制”（《荀子・解蔽》）呢？一个专心于其内在超越而求道之理或义，着力于“道性善”难题的根本性破解，以统领“学文化”工作的支离破碎，这是后来陆九渊“发明本心”的心学路线，希望把一切学问原理都统摄在本心的高度阐发中；一个苦身于外在（事物）实证而讲道之学或教，致力于“化性起伪”日常修为的长期工夫，通彻“本源之道”理路的完整建构，这是后来朱熹“格物穷理”的理学路线，要求对所有传统经典都进行全面的深度整理。这二者，谁最接近孔子的“道”与“学”的本真想法与做法呢？若按牟宗三思想认知所界定的“仁智”全体，开显孔孟荀的文化生命，提出“别子为宗”的理论判断，以孟子、陆九渊为正宗而荀子、朱熹为歧出；按李泽厚《历史本体论》中“儒家四期说”，孔孟荀与朱陆都是正统而属内部分歧；据崔大华《儒学引论》的“命、仁、礼”判分，荀子相对于孟子是歧出，朱熹相对于陆九渊而言是正统。这种“道统”与“学统”的是非论争，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不可能有定论。这里要考虑的是“统”之前“志”与“道”的关系内涵应如何理解？袁愈宗对《论语》中孔子的“志”与“道”作了些比较研究，他认为，“孔子之‘志’为大志”、“道为大道，天道”，“孔子的人生”是“追求天道，得天道，践履天道，归于天道”，并用“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为“大道”，对接“不可得而闻”的“天道”以指引“日常之事功”。问题是，人为或人文的忠恕大道与天地或宇宙的自然大道是不是一个道？荀子的《天论》是“明于天人之分”而天道其时、人道其治，《易传》是天道为阴阳、人道作仁义，仅在董仲舒《春秋繁露》和《天人三策》的根源意义上把天道与人道统合于王道，其后王充的《论衡》也以黄老道家之说的自然区别于孔子儒家的人为含义，到宋明儒者才沿着孟子的“仁心”“义路”来统合“天理”“人欲”为一道（其“存天理，灭人欲”），这大体确证了孔子的“道”非老子“自然”意义上的“天道”，可能是孟子“仁心”确立的“道”或“理”和荀子的“君子”所道。也就是说，孔子的“道”是“人道”，而非“天道”，如果非要说成“天道”，一定是人文（即孟子的“思”）或人为（即荀子的“治”）的天道而非老庄自然的天道。这种人文的天道只能是圣道，或这种人为的天道是董仲舒所言的王道。而且这种规范人道的王道应比先秦诸子模塑人道的圣道更悠久，甚至可以说中国早期社会的文化理念是从宇宙论的天道直接贯通政治论的王道来范导人生论的人道，而不是先秦诸子之后特别是荀子从其天论到人论再到政论所作的圣王理论建构（汉代董仲舒最明了）。因而，此道最早可能是人类政治社会塑造的王道理想所启引的人道，是文化历史发展的希望目标或奋斗目标。
再看《论语》中孔子关于“道”的独到表述，如“父之道”可称“孝”（《论语・学而》）、“闻道”可死（《论语・里仁》）、齐鲁变“至于道”（《论语・雍也》）、“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论语・子罕》）、“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与“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论语・卫灵公》）等，其“道”与“人”这个特殊主体、齐鲁这些特殊国家、“三代”这种特殊时代、文学（指广义的文化学习）这类特殊教育、感官（即耳朵）这一特殊功能有内在的直接关联。显然，它不是任何事物、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表现能普遍体证而不用经验知觉的自然天道。这种“道”取决于人类自己的发觉、领悟、弘扬与传承，它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国家建设中，在我们的经典学习里，在我们的父辈生命中，在我们的祖先历史中，在人类文化生命的贡献中。这个“道”，即使是客观的超越的自然天道，也需与主观的经验的人文知识结合，才能有效地进入人类生活领域，发挥具体指导作用，否则，它的“志”如何揭示人的能动性呢？只有人的“志”把“道”的原则性规定好，才能以此去指点江山和同类，建造期望的国家事业与人类事业。正如孔子在许多篇章都讲“邦有道”和“无道”（《论语・公冶长》篇、《论语・泰伯》篇、《论语・宪问》篇、《论语・卫灵公》篇），及“天下有道”与“无道”（《论语・季氏》），这种邦国之道或天下之道决定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群体的生命选择与生活成就（或政治成就，文化成就），这种道不更像王道的理想作为，影响人道的现实分判吗？由此可证，《论语》里孔子的“道”是更理想、圆满、美善和值得追求的王道，是人类历史逐步树立的希望目标，而非自然现实直接推行的生命事业。用现代学术话语讲，它应是文化生命的发展目标，需要人的自觉意识与能动推进，这叫做志存高远而道不远人；它不是宇宙生命的存在样式，只需用事物的自然呈现与无限流动便行，这是命（或道）该如此而谋（或志）又何用！就此，孔子借助于有历史性文化志向的王道把自然无为的天道转化成现实生活自觉作为的人道，树立了人类社会的理想发展目标。
二、据于德
一旦确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目标，这个目标就一定能实现吗？或者说，它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可被实现呢？或它在实际的社会进程中能展现到何种程度？当然，毋庸置疑，是人首先确认自己的发展目标，并非他者直接赋予，也不是神的特别恩赐，因而，“志于道”，这个道受人的制约。也就是说，仅人有“道”的目标意识。这种目标的实现取决于人类所得，而非其所能，所能仅代表某种可能，所得才具体展示这种期望效果。这个得是人依据“道”的判断标准而为的生活成就，绝非生命成就，因为生命只能成全他者却不能成就自己，但生活可以通过所得改进与增益。对这种人为增改的生活成果进行人文化处理，便是“德”。由此可以说，现实的“道”是理想的“德”，或在现实层面上“道”即“德”，在理想层面上“德”即“道”。这样，“道”的实现与否，看“德”的成就如何。倘若放在人文历史视野中来考察，那么，“道”是目标意识而待确认，“德”作期望成果而待实现。如果在现实社会中，“道”作为判断标准而方便理想规划，“德”则是有效证据而能保证实际成就。
试问：《论语》中孔子的“德”是得于“道”，还是得于“仁”呢？有人以“法自然”的道家与“依于仁”的儒家来分判二者的“道”与“德”，有人把“德作为人生的根据”，有人将“德”解释为“个人的德行修养”，有人认为“德”是“坚守道的真谛”并将其“贯彻于自己的内心、落实到自己的行动而不失去”，有人理解成“德者，得也。能把道融入人格才是德”，等等。他们就“据于德”的“德”之诠释，要么是把“德”与“道”相关联以界定其内涵，但对“道”的说明比较空泛、模糊，不知“道”及其真义的明确所指；要么是单独判析“德”的总体内涵与具体作为，要么将其作为人生根据而近似于“仁”的意义诉求，要么将其作为个体修养而体现道德品质的意涵，却未将其放在“德”的特定思想认知背景中作更可靠的内蕴界识。为了进一步探索“德”在当时语境中的意蕴及它与“道”的内在关联，有必要回到文本。
在一般用法上，作为引导性动词的“道”，孔子说“道之以德”与“为政以德”（《论语・为政》），是把“德”看作指导标准；作为日常性名词的“道路”，孔子说“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论语・阳货》），是将“德”当成正义原则。即人的现实生活道路与理论指导必须以德为基准来作准确判断。但人的历史文化道路与目标设定，该用什么理念引领和塑造呢？孔子据人们日常生活体验情况及其言行表征，笼统地讲解了“德”的高尚追求与糟糕现状，即“德不孤”（《论语・里仁》）、“德之不修”和“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论语・卫灵公》）、“崇德”（《论语・颜渊》《论语・子路》）、“何德之衰”（《论语・微子》）。可见，人的天生德性是无法抹杀的，他的好德行是有社会影响力或示范效应的，要尊重自己的德性发挥与德行发展，但眼前太多的人被生活的色相迷惑，质疑古代圣贤的高尚德行。也质疑自身本有的良善德性，经常胡思乱想、胡说八道、胡作非为，自我逞能、自以为是、自鸣得意、自食恶果！人们应怎样避免这种恶状与恶果的发生，继续保持和发扬优良的道德传统，创造并享受美好与文明的社会生活呢？孔子提供了目标与典范，他认为“中庸之为德”“至矣”（《论语・雍也》），“泰伯”“可谓至德”与“周之德”“可谓至德”（《论语・泰伯》）。也就是说，周人尤其是泰伯成就的德行是至高无上的，可以作为德行的最高判断标准了，能据此完善的德行来发挥人们潜存的德性光辉。这是孔子理想诉求的“德”，是周人的历史成就，或者确切地说是其历史塑造的道德典范，是提供给后人现实发展的光明大道。但问题是如何依据周人的历史所得而凝练成德，化作现实社会发展的光明道路，让现存的人们也这样有所获得，以成全其德性并成就其德行呢？孔子区分了君子之德与小人之德，他认为“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论语・里仁》），当时有君子“德行”的弟子是“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论语・先进》），君子有德“必有言”，而“尚德”“称德”却“不称力”“以德报德”（《论语・宪问》）；进而，作为领导者或王者，要修君子“文德”（《论语・季氏》），能安抚四方民众，使“民德归厚”（《论语・学而》），以免“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和“德之贼”（即乡原，《论语・阳货》）横行，导致“小德出入可”（《论语・子张》）而大德荒废。据此，就现实的“德”讲，在人生修养方面有“君子”与“小人”之分，德行的成功案例有颜渊等人，文化诉求是立言、立德；它推扩到政治作为方面有“君德”与“民德”的差异，君德是君子之德在上层领导的作风彰显，民德是小人之德在底层大众的文明进化。
孔子把“德”划分为三个层次，即至德、大德、小德，相应于圣人之德、君子之德与小人之德，或圣德、王德（君德）与民德，其中圣德以泰伯为典范，君子之德以颜渊等人为榜样，小人之德可能是大多数人的情状，那么，他应当主要针对德行方面的成就而非德性方面的潜能（这是后来孟子完成的工作）作评比，由此寻找出历史记忆塑造的德行目标人物作为理想典范，引导那些挣扎在道德修养边缘或途中的劳苦大众，为他们的未来生活发展赋予希望。这是“德”从可确认的历史典范自觉进入可模塑的现实人物，造就道德文明程度不同的两种生活类型，即君子与小人。可孔子根据什么判定西周初泰伯而不是夏代或商代或其他什么时期的某个历史人物有圣德呢？这要看泰伯在现实生活中的所作所为，及在文化社会里产生的持久影响力，让他的族类或国民及天下受益的功德情形。或许就自然生存状态而言，人始终是由现实进入历史而塑造自己，但从人文发展来看，道总是从理想走进现实而展示所得。当我们在文化生活中面对历史人物的烟云弥漫时，可能也会像孔子的弟子子张那样迷茫――一旦放弃德行的具体考评与道义的内在坚守，现实人生的目标在何处，结果又将怎样呢？我们却不敢任意想象，需要对“道”的真诚信仰而宁愿相信天赋神授的可能，需要对“德”的美善弘扬而希望改造丑陋罪恶的现实！在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道”是人类历史赋予的神圣信仰，成为现实人生奋斗的伟大志向；他的“德”是人类历史满意的巨大收获，是现实人生发展的有效证据。以此讲“道”与“德”，不是孔子学说的独特创造（或为老子道德观念的特殊贡献），而是他思想的精神源泉与理论根据。因而，孔子的“德”是得于“道”而非得于“仁”。
三、依于仁
孔子在《论语》中“谈仁百余处”，大都谈“如何能仁或在什么情况下怎样做接近于仁”，因而“把握仁并不比把握道更容易些”。不过，在孔子观念里“‘仁’与‘德’是很难分清的”，毕竟“政治层面之德治”“个体自身”之美德与超越层面的“纯粹之‘德’”，“从外在进入内在”而成为人“内心修养提升”的品质是在“孔子时代”实现的。似乎在本体把握上仁比道更难，或许在功夫求证上无心的道（老子道家）比有心的仁（孔子儒家）更不好琢磨；就心的内在超越而言，仁与德是一体混杂、不好界分的。可是在孔子的认知谱系里，道、德、仁是界限分明的。正如前面讨论的，道是命而为历史的目标诉求，在现实层面成王道理想；德是内生的性与外推的行而为历史的希望成果，在理想层面成圣德典范；仁是以此命根、本性和作为的归结而统摄于自身文化自觉。难道“仁”不是人内在的心灵回归与觉醒而是显现肉身的文化精神主体，它只是外在的生活警觉与寄托而凝聚的客观对象物吗？关于“仁”的讨论，比较丰富和完备，不必详解其文本而深究其内蕴，下面从论文、史与专题的视角作些探讨。
论文方面，“徐复观对孔子的‘仁’的诠释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即1955年前“以‘爱’释仁”而作“人的所以生之理，宇宙的本体和宇宙生成的法则”之后开始把其定义为“道德地自觉向上的精神”和先天性存在，70年代后说“本心、仁体、道德自我有两个来源”即历史经验教训与个人道德实践。高赞非认为“‘仁’的思想一般的意义是‘爱人’，是封建的人道主义”，特殊意义是“一种忘我的、无私的、积极奋发的精神”和“最高的道德标准”，“更本质的意义”在于它是“孔子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其“一切思想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前者用传统中国哲学的“生之理”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本体”及“生成法则”界定“仁爱”的内涵与外延并推扩为先验赋予的道德精神，再用历史成就与现实修为凝聚在本心，作“仁体”；后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判分的“封建人道观”来阐释仁爱，进而将其表述成共产主义理想的积极精神与最高标准，它回到本质诉求上是“世界观”的构成要素与一切思想学说的理论基点。前者从原初意义的混成到先验存在的设想，再到后验内容的求证，经过“仁”的爱、生、神、性、心的认知历程，透视其“性体”原本在人的历史与现实中；后者从一般意义的识别到特殊意义的认定，再到本质内涵的说明，借助现代的人道、理想、标准、要素与基点，照见其“精神”呈现于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中。他们从本体论与世界观的视野，对“仁”的内涵变迁及层次划分，作了笼统观照与宏大推演。另外，李孺义在孔子“‘行’的本己性动因的意义”“推己及人的对象化意义”和“一切生命个体之自主自愿的意义”上，解证“‘仁’的整体性命意”在“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性命之理”中；孙秀昌认为“‘人’、‘仁’、‘道’在孔子这里显然是一个相即不离而相互成全的动态过程”，即在人们的生活中，仁与道是一体互动而促成人们共同期望的社会道德事业，即使在内因、外化、自主的意义诉求中有区别――道是根与命、德是性与行、仁是义与理，在理论认知上有不同的内涵诉求与表达形式。
道、德、仁的理论内涵与表达形式有什么不同？三者字形的简繁写体及其演变过程已足以表明其认知形式上的差异，不需过多分辨，但其内涵的界识可能真不容易讲清楚，特别是它们的意义诉求，难免会纠缠不清。若从史的定位看，“孔子的‘仁’是‘情’（爱心、同情心）和‘理’（理性的要求）的统一，是人道原则与理性原则的统一”，“礼、仁、孝”是孔子“伦理的概念群”里“最重要的”观念，就其基本理论看，“‘仁、义、礼’三观念”是“孔子理论之主脉”，孔子原始儒学形成了“以‘仁’、‘礼’、‘命’（‘天命’）三个基本范畴所体现的心性的、社会的、超越的三个理论层面构成的儒学思想结构”。这些定位基本上以“仁”为中心或核心观念来进行理论建构和推演，对“道”与“德”没有直接比对与系统分析。对此，再以专题研究来深入考察其可能存在的诸多差异。目前，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是牟钟鉴的《新仁学构想：爱的追寻》与陈来的《仁本体论》，下面以其素材与要点作一些比对与分析。“新仁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是“以仁为体，以和为用；以生为本，以诚为魂；以道为归，以通为路”，它讲“仁”的“体用论”而得“内圣外王之道”，讲“生命论”而“视生命为真实的活体”，讲“大同论”而“展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和道路”，此“仁、和、生、诚、道、通”以“仁为核心”，进而作“义理分疏”为“十论”即“仁性论、仁修论、仁德论、仁志论、仁智论、仁礼论、仁事论、仁群论、仁力论、仁艺论”。“新仁学”的基本框架以“仁”为核心，以“仁、生、道”为骨干，以“和、诚、通”为追求，由此展开对“仁”的“性、修、德、志、智、礼、事、群、力、艺”的理论探讨。其“仁”与“道”的关联是通过“生”来完成的，或者说，这三者本为一体而有三个面向，即本体、本命与本原，而与“德”也需要“性”与“修”（即行）的中间过渡才能彰显。可以仁统道与德，应在孟子的“仁义礼智”论证后成立，其“仁”包含“道”与“人”，“道”又分“仁”与“不仁”，在老孔时代甚至秦汉时期道与德还是圣与王的精神目标与权威依据，仁与义只是其自觉的道德手段与价值诉求。如老子所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韩非子・解老篇》释为“德者道之功”“仁者德之光”“义者仁之事”和“礼者义之文也”。按韩非子的解读如果补充“法者礼之用”继其后，就更符合秦汉特别是汉代的政治理路了。另有系列说明，如管子的“道一虚、德一化、义事、礼一体、法（刑）”，文子的“道生、德长、仁爱、义正、礼敬”，庄子的“天、德、道、仁、义、礼、事、法、民、物”，《大戴礼记-盛德》的“道-一治、德一安、仁和、圣一平、义成、礼一定”，贾谊的“道、德、性、神、明、命”与“道、仁、义、忠、信、密”，扬雄的“道一导、德得、仁人、义～宜、礼体”，等等。或许，他们立论的依据、主体与论证的过程、结果各有不同，但对“道德仁义礼”的政治理路推证基本上与老子保持一致，有递减、递增与平行发展甚至多元融摄的意义诉求，这表明其共同的思想推演程序产生了不同内涵的理解。
陈来直接指出，“孔子对于仁的指点，主要是设定仁的普遍价值，特就德行、工夫而言求仁”，孔子“以工夫而合本体，以德性而求境界，注重德行的实践，以达到仁的境界”，其“‘仁’有多种表现形式，在伦理上是博爱、慈惠、厚道、能恕，在感情上是恻隐、不忍、同情，在价值上是关怀、宽容、和谐、和平、（此处原为逗号）万物一体，在行为上是互助、共生、扶弱、爱护生命等”。其内涵诉求是通过德行工夫达到“仁的境界”，表现形式有伦理、感情、价值与行为等多种具体要求。这就意味着“依于仁”的“依”并不只是人身的依靠或依附关系，还是内心深处的向往或回归，它是依据过去“道、德”的历史检讨，超越现在的“事、物”束缚，展望未来的“美、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仁”是人现实生活的圆满归宿或美好向往，如孟子讲的“安宅”。这是孔子“依于仁”的现实生活意义诉求的归结点。
四、游于艺（义）
既然“道”是目标，“德”是根据，“仁”是归宿，那么，“艺”就是具体途径，待确立正当目标和把握可靠根据后，由此具体途径可抵达希望归宿，或依此归宿来选择有效路径。如果说，老子用“道德仁义礼”拟定政治理想的现实进路，那么，孔子以“道德仁艺（义）”推证人生理想的现实进路，其“艺”作“义”解（待后求证），它意味着人的历史生命（即生灵）的志向远大（即道）与证据充足（即得或德），逐渐走向人的现实生命（即生活）的归宿圆满（即仁）与意义高尚（即艺或义）。对于王者，其人生理想与政治理想合二为一，其现实进路在理想层面而非现实层面。由此，按孔子的认知理路，可译为：“立志人道（王道），依托圣德（周德），安顿仁心（人心），和乐义身（艺身）。”
有研究认为，“这个‘游’不是一般的消遣游玩”，它是“在坚实的人格修养”基础上“获得一种精神自由”，“游于艺”应先通过艺术“学习、欣赏、陶冶”而“获得审美享受和精神自由”，更重要的是“养成艺术化的自由精神和人生境界”，从而“把握生命本性、不为物忧、‘仁者不忧’和‘知天命”。也有人不完全赞成这种说法，指出“学界对‘游于艺’作审美性读解”是“对孔子命题进行了过度阐释”，而且这种阐释明显受庄子的“‘游’论以及佛教论‘游’等思想的影响”，该命题的根本效果“在于能使之体仁、进德、明道以修身”，进而可“解说为：为学者遍历、熟习六艺，故仁德日新，身心自适、顺畅而入优游之境、达明道之功”。前者从文艺欣赏的精神自由来阐发其人格修养的完美成果，或注入了庄佛的意义诉求而呈现其理想境界，但就后者人生追求的理想境地看，他们应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趋向自在自如的生命神境，前者突出艺术的实践和作为，而后者强调道德的实践与作为。可以说，不管是艺术理想还是道德理想，都是从理想层面来解读其意蕴，绝非从现实层面来确认其内涵。于是，有人作了类似讨论，认为“庄子的‘游心’是对孔子‘游艺’的逻辑展开”，二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互相兼会容通而不互相抵触”，“‘游于艺’是孔子政治失意后的一种生活和心灵安顿方式”。也就是说，庄子的精神自由与孔子的人生理想是融通的，孔子的“游艺”是在恶劣现实政治影响下人生处境的一种健康排解方式。
其实，王凤阳已简要梳理了孔子“游于艺”的意涵变迁情况，他从传统延续下来的“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到后来孔子儒家经典塑造确立的“六经”即“易、诗、书、礼、乐、春秋”，再“随着‘技’、‘术’的广泛应用”而“偏指文化典籍方面”，再后随“‘经’、‘史’的独立，‘术数’的分出”而“主要指各种文学与艺术”，到现代“随着文学的独立”而特指“音乐、绘画、表演、说唱之类形象艺术了”。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六艺混杂到六经典范，再到现代社会的文艺作品与活动，说明了“艺”的纵向发展是从原初混融到纯粹理想，再到文化实践和艺术活动的演进过程。可见，孔子处于人类的纯粹理想到文化实践的历史阶段，不会局限于原始传统的“混沌状态”和经典创造的功德情形，他可能进入文化生活的精神世界作“道德”考量，再检讨现实社会的理想作为而进行“仁义”探索，从而给现实人生设置“道德仁义”的理想进路。李孺义说孔子的“义者，宜也”（《中庸》），孟子的“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墨家的“义者，正也”（《墨子・天志下》），其“在‘正当’的涵谓上，‘义’的命意在于贞立人之行为的应然尺度”。从孔墨孟的“义”意上与现代解“义”的正当诉求上看，知“义”不是文化生活的行为表现程序或方式，而是其判断原则或理论尺度。就此反证理想层面的“艺”是现实层面的“义”，或在理想层面艺即义，在现实层面义即艺。这应是站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层面来谈“艺”的“义”。或许，他希望通过新的表达形式把“仁”的传统思想内涵充分展开，实现人的精神生命的自由而崇高的追求。但现代社会的科学理路与传统社会的道德进路是否能够有效融通，尚需更多的实践尝试与理论探索。这里要论证的是，不论是“艺”的历史纵向发展进程，还是其现实横向扩展全景，都与“义”息息相关而在心灵或理想层面融为一体，作为“仁”的有效路径来展开。
关键词：医院 道德文化 精神文明建设
1.道德文化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价值坐标（定位）
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的光辉思想，根据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创造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观点。他的这些理论观点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闪耀着时代的金光，对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突出的新论是两手抓论、协调发展论、四有新人论、真正优势论、大胆借鉴论、不搞运动论、最高准则论、第一生产力论、“四化”人才论、改善领导论等。早在1986年1月，小平同志就告诫我们“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有鉴于此，我们党历来就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曾在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就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一决议适应当时形势的需求，明确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继之又先后制定了有关精神文明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采取了切实可行的诸多步骤。就精神文明内容的建设而言，邓小平说：“所谓精神文明，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还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当时这样他就比较完整地把精神文明的内容主要区分为文化、科技、教育方面（简称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方面。而这两个方面关系密切，文化建设是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途径和智力基础，思想道德建设又为文化建设提供了巨大精神动力，并保证着整个精神文明建设的正确方向，二者互为条件，协调发展。总书记九六年底在刚刚闭幕的中纪委八次全会上重要讲话提出：“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深刻内涵。九七年五月同志在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成立的首次全体会议上指出，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和重大意义要经常讲，反复讲。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一个民族物质上不能贫困，只有物质和精神都富有，才能成为一个有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民族。精神文明建设搞好了，人心凝聚，精神振奋，经济建设和其他事业就会全面兴盛。精神文明建设搞不好，人心涣散，精神颓废，经济建设和其他事业也难以搞好。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系中华民族自尊、自信、自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全党必须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并且特别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实乃为思想道德文化的新要求、高要求。以为首的党中央更是承前启后加大文明建设的力度，创新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军人核心价值观”，“科学发展观”，“三大文明（物质、精神、政治）新论点”，以及“八荣八耻”，选贤举能必须“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大力倡导先进文化的教化功能，把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道德文化输出国门，大大增强了国家竞争中的软实力等。
宋代苏轼在熙宁初年上书“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1]。”这充分说明道德风尚与国家兴衰的关系何等密切。道德的内涵一般包括：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个人品德四部分，并且具有境界的不同。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把“四个道德”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更明确的提了出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一个社会是否文明和谐，一个家庭是否长治久安，一个单位是否具有勃勃生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道德是调整社会关系，规范人们行为的基本准则，是形成良好风尚和人际关系的重要保证。坚信它的特殊地位会愈来愈凸显。
2.道德文化乃是为官做人中的立身之本（定格）
总书记要求全党同志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这里的关键一个“常”字，始终如一、常抓不懈。古人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革命导师列宁曾指出：“政治上有修养的人是绝不会贪污的。”这政治上的修养，核心内容就是为政之德[1]。
做人要讲人品，为官当讲官德。何谓“官德”？就是从政道德，包括思想政治和品德行为等方面的基本素养，是为官当政者从政德行的综合反映。为官一任，处处讲究德行操守，正直清廉，多为人民做好事，就会得到群众的拥护，社会就能长治久安。因此，为官做人，当以德为先，始终以良好的品德修养为人民服务。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少数党员干部，并没有注重加强官德锤炼，有的言行不一，欺上瞒下；有的，贪污受贿；有的目无法纪，阳奉阳违……结果致使自己在违法违纪的泥潭里越陷越深，成为令人唾弃的阶下囚。
“为官之道，德为其首。”一个党员干部，一旦在官德上出现问题，必然在从政的道路上跌大跟头。因此，作为人民的公仆，当自觉加强党性修养，锤炼思想作风，常修为官之德，常怀律己之心。明荣辱，知廉耻，以德立身，以德服人，以德树威。在工作和生活中，特别是在一些小事、细节上，不能马虎，坚决抵制各种落后思想和腐朽文化的侵蚀，追求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养成扎实勤勉的生活作风，永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要自觉强化自控能力，过好名利关、金钱关、美色关；在家庭生活中，努力做到量入为出，勤俭持家；在人际关系中，讲道德、讲原则、讲人格、讲正气、谨慎交友。无数事实证明，党员干部品德正了，就能养成良好的工作作风和健康的生活情趣，就能有效抵御各种腐朽思想侵蚀，做到清正廉洁。
加强官德修养，作为党员干部，还要勇于祛除非分之想，斩断贪欲之念。“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在个人欲望上，要做到知足知止，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理性地看待金钱、名利、地位，以内心的坦荡和宽阔的胸襟工作、生活，用共产党人高尚的情操和坚贞的气节赢得群众的信任和爱戴。为官一时一地，做人一生一世。愿每一位党员干部都和以处事、静以养身、俭以养德、勤以为政，在上下公论中留下好口碑、树立好形象[2]。故此，笔者认为：“国无德不兴，家无德不宁，人无德不立，事无德不成。”
3.道德文化在“育人内化”中的举措（定力）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先进文化、有益文化、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同时并存，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高尚道德和低俗道德、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相互交织，各种思想文化有吸纳有排斥，有融合有斗争，有渗透有抵御，这种交流、交融、交锋不仅发生在国际而且发生在国内。对不同文化的冲突、碰撞、摩擦，如果不注意协调、妥善解决，就会引起思想混乱，甚至导致社会危机。和谐文化强调各种健康思想文化相互借鉴、相得益彰，主张在坚持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推动不同文化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实现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的有机统一。建设和谐文化，在多元中强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减少思想冲突、增进社会认同，有效避免因认识差异引发社会动荡；有利于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使先进文化得到发展，健康文化得到支持，落后文化得到改造，腐朽文化得到抵制，使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交流在比较中互动融合、相互促进，使各种文化形式、文化门类、文化业态各展所长、共同发展[3]。笔者深感道德文化当务之急应提到十分重要的议事日程，千方百计采取各种措施使之充分发挥“育人内化”的作用。首先在组织管理层面应做到“五抓”：亦既，坚持不懈抓教育，与时俱进抓学习，点点滴滴抓养成，尝罚分明抓激励，严格认真抓监督。其次在洁身廉政方面应做到“五慎”：慎初，慎微，慎独，慎欲，慎权。最后在严求自律方面应做到“五自”：自警，自省，自讼，自励，自信。
另外我院多年来高度重视道德文化在医院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主题地位，形成了良好的院风、医风，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医院先后获得全国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单位，全军白求恩杯竞赛三连冠，全军文明卫生先进单位，学雷锋先进等的基础上，近两年又荣获全国、全军、军区等各项殊荣40余项，引起军内外强烈反响。
参考文献：
[1]陈瑛.论“风尚”[J].求是杂志，2008.11.P53
[2]陈乃举.念好[常]字经[J].求是杂志，2007.11.P56
【关键词】知行合一 道德认知 道德实践 现代价值
“知行合一”是明朝哲学家王阳明先生最重要的思想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关于认识论和实践论的重要论述，是关于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方面的思想认识和方法论。在把握传统文化“知行合一”思想基本内涵的基础上，重新认识传统思想的现代价值，才能更好地指导社会实践、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与发展。
“知行合一”思想的基本内涵
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中的“知”主要是道德认知，“行”则是道德实践。“盖阳明之所谓知，专以德性之智言之，与寻常所谓知识不同；而其所谓行，则就动机言之，如大学之所谓意。然则即知即行，良非虚言也。”①因此，“知行合一”重点是把人的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结合起来，不仅是要认识事物（道德），而且要践行道德，才能真正意义上体现最高道德要求—“善”，这也是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最终价值归宿。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不是简单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而是指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实践的关系。“知行合一”强调“知行功夫本不可离”，把两者视为同一过程，即所谓的“知行并进”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知行合一”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以知为行，行由知定。“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上），王阳明认为，传统道德思想应该指导人们的行为，按照传统道德的要求实践是“致良知”的根本，传统的道德观念是指导道德实践的关键，而道德实践又必须服从传统道德的要求。另一方面，知行互含，知行互动。王阳明认为，知行不能分开，不能“知而不行”。在道德问题上，道德意识应该付诸道德实践，道德行为不能离开道德意识而独立存在，所谓的真知就是要付诸实践，而且要自觉实践道德，即所谓的“良知”。换句话说，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是道德教育的两个互动环节，互为表里，互为一体。当然，“知行合一”把行为动机当作行为本身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同时，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合理性更多体现在道德层面，而不是本体论、知识论层面，这是必须厘清的内在涵义。“知行合一”本身所具有的积极方面，放到当今的视野下则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并具备深刻的道德教育意义。
“知行合一”思想的现代价值
“知行合一”在思想道德层面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是中华文化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成道德信念、激发道德意识、培育道德精神、指导道德实践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现代价值。
“知行合一”利于促成人们的道德信念。道德信念是人们对道德规范的认识和了解，产生于内心对社会道德义务的责任感，又是个体对道德理想和道德规范的确认。道德信念稳定性和持久性的特点决定了道德信念指导道德实践的重要作用。“知行合一”的道德修养方法和道德实践方法是个体道德的内在要求，藏于个体的内心，通过对道德规范的认识内化为道德信念，形成个体道德需要。道德信念的形成，有利于体现个体道德的主体性，在复杂的道德冲突中明辨是非，作出符合道德要求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从伦理学层面上看，“知行合一”是把知识作为道德，促进道德信念、意识转化为实践的有机统一的过程。“知行合一”与苏格拉底“知识即美德”遥相呼应，是知识道德与行为实践最关键的节点，是道德与实践两个向度的合一。
“知行合一”能够激发人们的道德意识。道德意识的形成需要人们通过道德实践，形成道德观念、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包括道德理论体系。道德意识是由道德观念、道德认识、道德觉悟共同形成的，需要道德实践的佐证。“知行合一”是个体德性的自我彰显，是一种君子美德和品性。通过“知行合一”的方式突出人的主体性作用，自觉实践社会道德规范，从而促进个体道德的形成。道德意识包括内在的和外在的两方面，一个是本能的，一个是后天的学习或教育生成。根本上来讲，“知行合一”追求的是人道德意识的自觉，以塑造人的道德意识、实践社会道德为目的。通过道德意识即道德认知内化为道德情感，自觉接受道德教育，实现道德理想。
“知行合一”可以培育人们的道德精神。道德精神的形成需要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道德教育是多渠道、多形式的方式，有社会对个体的道德教育、自我道德教育等，通过道德教育转化为内在品德以此遵守社会道德规范；而道德修养则涉及个人思想品德的培养和提高。道德精神的培育不仅是满足个体道德实现道德人格的价值需求，更重要的是培育一个群体、社会的道德精神和道德价值观，根本目的是为了培养社会道德精神，为道德实践服务。在《论语》中，孔子提倡言行一致、身体力行。“知行合一”也是指言行一致，注重社会责任和担当。培育现代道德精神的根本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精神信仰的需要，更是为了完善个体道德的同时强调社会大众的社会责任、强调共同担当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道德。
“知行合一”能够指导人们的道德实践。通过个体行为、行动、表现，充分发挥个体道德的能动性和主体性，促进个体在社会中实现、遵守社会公德。通过知识转化为美德，是促进社会和谐、增进人类文明发展的需要。“知行合一”在道德教育实践中是理想道德人格立德、立功、立言的基本要求。道德教育的价值在于通过道德意识促进道德实践来培养道德品质。理论与实践结合是“知行合一”的内涵之一，如能通过道德教育激发人们的道德意识，培育人们的道德精神，在社会道德实践中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言行一致，就能形成道德文明的社会环境。因此，提高道德认识，促进道德修养和加强道德建设成为社会道德文明发展中不可漠视的重要环节。
关键词:职业道德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基本特征建设方法
在当今世界,科技信息发展日新月异,经济全球一体化趋势日益加强,在全球范围内,人与人之间的的交流也更加频繁与密切,社会对各行各业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人们不再只关注职业技能的培训,职业道德的养成也已成为各个领域高度重视的内容。随着社会对职业道德要求的增强,各种对职业道德系统的探讨与研究应运而生,涌现出许多促进职业道德发展的优秀观点和思想。在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关键时期,研究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科学含义及影响,加强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建设,对推动我国经济现代化发展和社会主义精深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关于职业道德内涵的论述
对于职业道德的内涵的界定,学者们没有明显的争议,但就具体内容的阐释却不尽相同。
有学者这样论述:职业道德是指从事一定职业劳动的人们,在特定的工作和劳动中以其内心信念和特殊社会手段来维系的,以善恶进行评价的心理意识、行为原则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它是人们在从事职业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内在的、非强制性的约束机制。还有学者认为,职业道德是从事一定职业的人在职业活动中的行为规范,它包括人们的职业认识的提高,职业情感的培养,职业意志的锻炼,职业理想的树立以及良好的职业行为和习惯等诸方面因素。
也有人提出,职业道德是客观存在的社会道德现象,它的形成和特点,主要是同人们的职业内容和职业生活实践相联系的。人们在实际生活的各个领域所从事的职业或行业活动,就是各种职业道德形成和发展的基础。职业道德作为一定职业范围内道德调解的特殊方向,它的观念、规范和风习表现,是由各种职业或行业的具体利益、业务和义务的内容决定的,是在特殊的职业生活实践中形成的。
李光耀在《职业道德简论》中指出,职业道德就是人们在履行本职工作中,从思想到行为理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准则。它是职业范围内特殊的道德要求,是一般社会道德和阶级道德在人们职业中的具体体现。他引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政治经济制度的不同会导致职业道德观念的差异。所以,职业道德并非某种职业本身所产生的道德,而是一定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之上的道德观念在各行各业中的具体体现。
窦炎国在其《职业劳动与职业道德》一文中提出,职业道德起源于劳动的社会分工,它是一种劳动规则。他认为,劳动的分工和劳动产品的交换过程中形成了要共同遵守的规则,而在协作和交往中又形成了一定的管理规范。而职业道德就是在这些过程中形成的,用以规范和管理劳动的规则。
在传统的职业道德研究中,人们习惯于从伦理学的的角度来探讨职业道德,在由申平华等人主编的《职业道德建设的新视野:推进职业道德建设的机制与措施研究》一书中,作者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界定职业道德的内涵,即从伦理学、人生科学和精神文明综合起来研究道德。书中提出,如果从人生科学的角度来看,职业道德便是人生道德的具体化,是人生道德在职业范围内的特殊表现形态,受人生观的支配;而从精神文明学的角度来看,职业道德是社会道德的一种载体,它在精神文明的内部结构中,归属思想系统的范畴。同时,书中还指出,从伦理学、人生科学和精神文明学三个角度来界定职业道德的科学内涵,在层次、范围和容量方面具有明显的区别;而三者在研究道德及职业道德时,都把主体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作为目的,所以伦理学、人生科学和精神文明学在职业道德研究方面又是互相联系的。
在各种观点中,无论哪种论述,都离不开职业道德形成于社会分工事实,并决定于经济基础。职业道德作为一种道德观念,规范着人们的职业活动,对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都有重深远的影响。
■二、关于社会主义职业的道德的论述
我们研究职业道德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促进社会精深文明建设的进步。关于我国现阶段的职业道德建设,近年来我国众多学者根据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做了大量的研究。
(一)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基本规范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问题的决议》规定了我们今天各行各业都应共同遵守的职业道德的五项基本规范,即“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其中,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核心规范,它是贯穿于全社会共同的职业道德之中的基本精神。
《决议》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是在总结了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与我国当前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需要相适应的,在其后的研究中,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决议》提出的规范来研究,很少有学者提出异议或创新的思想。但就其具体内容论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都把“服务群众、奉献社会”作为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最高标准。
(二)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基本特征
对于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基本特征,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方面对其进行了阐述,笔者在阅读了大量专家学者的论著后,对各种观点进行了综合杂糅,总结出当前大部分学者对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基本特征论述,主要内容如下:
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崭新的道德,因此他不可能自发的形成,而是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通过社会主义中有觉悟的成员努力建立起来的,具有“灌输性”的特点。它属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同时又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
社会主义职业道德是以共产主义道德为指导,它是共产主义道德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社会主义公德的体现。同时,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又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发展,又展示了社会主义精深文明建设的成果。
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充分发挥了人在职业活动中的作用,它把为人民服务确定为职业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并实现了个人利益、职业集体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根本一致,同时也体现了公民与义务相统一的精神和“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原则
在社会主义活动中,不同职业之间的关系是相互服务的关系;社会主义职业活动中,每个职业工作者都是平等的劳动者;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反映了职业活动中工作者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一致性。
社会主义职业道德作为一种道德原则和规范的基础形态,它具有社会主体道德的功能,它是共产主义道德原则和规范在职业和职业关系中的特殊表现,并与社会主义道德得到了真正的统一。
社会主义职业道德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角色道德和主体道德,具有直接面对公众的公共性和示范性;同时,它又是随着职业活动的实践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又具有实践性的特征。
社会主义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与各种职业相联系的职业道德规范,同样也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发挥调节作用。因此社会主义职业道德以倡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其指导原则和价值导向。
社会主义的各行各业都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 职业劳动者的个人利益、职业利益和社会利益是一致的。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职业道德规范都必须以集体利益为出发点, 并以集体主义原则统率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一切规范和范畴。所以说,遵循集体主义原则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有一特征。
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人们在职业劳动中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劳动者可以充分发挥主人翁精神,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自觉的为社会主义做贡献,在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引导下,劳动者的劳动热情和积极性被充分激发,所以说社会主义职业道德有利于调动广大职业者的劳动积极性。
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建设的首要环节就是从解决职业认同人手,培养敬业意识, 在全社会真正形成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良好风尚。因此,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具有着重弘扬敬业精神的特点。
另外,还有学者总结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具有规范内容的确定性,约束机制的针对性,运作结果的效益性,表达形式的灵活性等特点。
(三)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功能和意义
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在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众多的学者从各个侧面对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做了详细的论述,主要观点如下:
社会主义职业道德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职业道德, 在整体精神文明建设中, 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抓好了职业道德建设, 就能够推动、带动整个精神文明建设的开展,进而促进社会生活的稳定发展,保证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性。
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从职业道德的产生和发展来看,道德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强有力的道德支撑。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应当进一步明确,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一种法制经济,而且还应当是一种道德经济。职业道德是参与市场经济竞争中的“ 入场券”,市场如同赛场,没有“ 入场券” , 就没有资格, 没有能力与人“ 竞技”。
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在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方面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建设,不仅可以逐步提高和改善人们的职业生活质量, 而且有利于促进劳动者树立正确的劳动态度,为社会主义事业做贡献,同时也是培养跨世纪新人的必要条件。
(四)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建设的方法
就如何推进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建设,学者们纷纷发挥自己的智慧,从多个角度,多个方面提出了促进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发展的建议和构想。
在理论上,有人提出,在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建设中,需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组织专家学者论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职业道德的合理性, 论证在新形势下重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必要性。还有人指出,提高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打牢职业道德建设的思想基础,才能提高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水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建设离不开法制建设。所以有众多学者认为,加强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建设应同法治建设结合起来,尽快建立健全规范职业道德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制度体系,健全监督机制。同时,要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新情况,结合各行各业的职业实践,制定公约、守则、责任制等,并不断完善职业道德规范,构建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理论和道德规范规范体系,确立职业道德的指导原则。
促进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发展,应该充分发挥主体人的作用,所以应对从业人员深入开展敬业、勤业和乐业教育,使人们热爱本职工作,忠于各行事业。同时,要把职业道德教育和专业技能培训结合起来, 提高职工的思想素质和专业素质,并充分发挥典型的作用和领导的表率作用。
还有观点提出,要站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抓社会主义职业道德教育。在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建设时, 必须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加快文化建设步伐,这是抵制、反对资本主义思想腐蚀, 制止职业道德滑坡的根本方法。
另有观点指出,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建设离不开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所以应该充分发挥各种宣传媒介的舆论导向功能,加强社会舆论监督,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总之,众多学者对如何加强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建设的构想,都具有其科学性和合理性,但也都有一定得适用范围。我们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应该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更好的推进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光耀,减乐源,黄汉充.职业道德浅谈 [M].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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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哲学通书》是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司马云杰先生撰写的五卷文化哲学著作。该书的出版得到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华夏英才基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文库的大力支持与资助，现已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并隆重推出。
中国文化是本于天的。天，在无限时空意义上，就是宇宙。以天为本，就是以天道法则、宇宙法则为生命精神源头，为哲学最高本体论。“大道者，所以变化而凝成万物者也。”大道即天道，即形上之“道”，即宇宙万物本体存在，即察天地之变，洞万物之原，由万物阴阳化育法则提升出来的宇宙原理。中国文化讲“天德良知”，讲“穷神知化”，讲“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讲格、致、诚、正、修、齐、洽、平等，无不是以天道法则为法则，以宇宙法则为法则，以形上大道本体为根据的。此乃中华民族会通天地之道、宇宙之理，所获得的根本生存法则与性命之理。大道哲学，就是以大道为本体论的哲学；大道哲学通书，就是贯通大道本体论的书。
“道”的精神或大道哲学精神，就是中国文化哲学的根本精神，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大道哲学通书》就是贯通中国文化本文由收集整理根本精神的著作。
《大道哲学通书》包括《大道运行论》《绵延论》《盛衰论》《心性灵明论》《道德本体论》五卷著作。这五卷著作全是贯通大道哲学本体论，贯通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的。第一卷《大道运行论》是研究中国哲学大道本体与最高精神的；第二卷《绵延论》是研究中国文化精神数千年绵延之理的；《盛衰论》是将大道本体论贯通于社会历史领域，研究中国五千年盛衰治乱之理的；《心性灵明论》是将大道本体贯通于人心人性，研究灵明心性与人文精神的；而《道德本体论》则是将大道本体贯通伦理道德领域，研究道德形而上学与精神世界的。整个“通书”是一个整体，它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先天后天、形上形下，浑然一体，毫无分割，不仅揭示了中国文化哲学的宇宙原理与根本精神，同时也构成了中国文化哲学完备思想体系。
黑格尔说，一个有文化的国家民族，如果“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每一个国家民族都是从自己文化形而上学存在获得最高精神的。正如西方文化从来没有离开“逻格斯”或上帝的存在，印度文化从来没有离开过“梵”的存在，中国文化从古至今也从来没有离开过“道”的存在。形上之“道”或大道本体，周流宇宙，贯通万物，大化流衍，生化一切，创造一切，不仅构成了中国文化最高精神，亦构成了中国民族之魂的存在。研读《大道哲学通书》不仅可以了解中国文化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宇宙原理，亦可知晓何谓中国文化根本精神，何谓中国民族之魂。
《大道哲学通书》虽然是研究中国文化哲学的基本原理与根本精神的，属于基础理论研究，但它的基本原理与根本精神则是可以运用到企业文化建设中去的。因为中国文化讲修身，讲齐家，讲治国，讲平天下，是浑然一体讲的，是不可分割的，治国平天下之理，与修身齐家之理是相通的，全是讲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道理。《易传》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大道哲学通书》所讲中国文化哲学的基本原理与根本精神，虽是在形而上学大道本体论上讲的，然其化裁之、推行之、举措之，向下贯通落实到企业文化建设中去，则是可以成为伟大事业的。不仅《大道运行论》所讲中国文化根本精神，可以贯通企业文化精神建设，而且《绵延论》所讲绵延之理，《盛衰论》所讲盛衰之理与为治大理，也是可以运用于企业建构、治理、运营、盛衰、绵延中去的；《心性灵明论》所研究的灵明心性与人文精神，《道德本体论》所研究的道德形而上学与精神世界，则不仅可以将心性本体论原理运用于企业管理，更是企业家自我深层道德修养的必备之书。至于说企业所面临的“官二代”“富二代”问题，更是可以从《绵延论》《盛衰论》的绵延、盛衰之理中，求得解决。
天德行王道，至诚回造化；道大有菩治，浑厚开文明。治国平天下，搞企业文化建设以及企业家获得伦理道德精神，没有大哲理、大学问、大道理，没有在宇宙浩浩大化中，为安身立命，于知觉主宰处所获得的人生哲学与性命之理、根本理念与信仰信念，只是以小知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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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嚣嚣于天下，只是用孤立断绝的知识或“碎片化”的知识，算计那点小利益，是不可能有大作为的。《大道运行论》《绵延论》《盛衰论》就是研究中国文化大哲学、大学问、大道理的；而《心性灵明论》《道德本体论》就是研究中华民族在宇宙浩浩大化中，于知觉主宰处所获得人生哲学与性命之理、根本理念与信仰信念的。这些生存之理与绵延之理，这些大哲学、大学问、大道理是国家民族的，也是企业的。中华民族在宇宙浩浩大化中，于知觉主宰处所获得的那些人生哲学与性命之理、根本理念与信仰信念，更是中国成功企业家自我深层道德修养所需要的。五卷《大道哲学通书》是司马云杰先生献给国家民族的，也是献给中国新一代企业家的。
关键词：文化强国； 文化本质； 科学发展观； 公民道德
中图分类号： 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3）01-0004-04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十”），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十报告第六部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科学系统地阐述了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文化发展的总体部署，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原则、指导思想、具体措施进行了集中论述，对文化建设做出了新的理论贡献。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是要着力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不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新局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本文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重要命题，从文化本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民道德素质建设等四个方面内容展开，进一步深化理解十报告对文化发展的理论创新。
一、进一步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内涵
学界对于文化内涵有着不同界定。总体而言，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文化，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总和；而狭义文化，是指作为观念形态的，与经济、政治并列的，有关人类社会生活的思想理论、道德风尚、文学艺术、教育和科学等精神方面的内容。无论从广义抑或从狭义来理解文化，至少有一点是共通的，即文化的“属人性”。文化是为“人类”所特有，而非其他类存在物（譬如动物）所具备，这是因为只有“人类”这个种才具有主观能动性，才能够真正实现在实践基础上的文化创造。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具有重要价值，其构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石，突出体现在被恩格斯盛赞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譬如，在谈及费尔巴哈局限性时，马克思强调，“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1]，“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等等。正是从物质实践基础上来理解文化，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才为我们总结出不同于以往一切旧哲学（主观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费尔巴哈机械唯物主义）的科学文化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将文化纳入到社会意识范畴来考察，并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出发，进一步深化对文化本质的认识。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由此可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文化”为一定社会的经济结构所决定，而且要努力与后者相适应。同时，马克思认为，文化具有相对性，即文化不一定永远与经济结构相适应，而且文化对后者具有反作用。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党的十继承了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文化内涵的新概括，认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不难看出，关于“文化”本质的这一新认识，一方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基本立场，另一方面深化了对文化的民族性、人民性、精神性的理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日新月异的物质实践活动，我们党始终坚持对文化本质的科学把握，真正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在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进程中，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加强。关于文化功能，党的十亦作了新阐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这十六个字可以被视为新时期党对文化功能的最新总结。回顾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奋斗历程，不同历史时期都十分重视文化建设。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论述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认为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强调建设以无产阶级文化思想为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文学艺术要为人民服务，吸收民族文化精华、剔除封建糟粕，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开创性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从党的建设高度，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放到更加突出位置。党的十报告更是从“文化强国”高度来审视我国文化发展问题，特别是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放到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相统一的“五位一体”来认识，高屋建瓴、意义深远，进一步深化了对文化本质的认识和把握。
二、明确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文化强国的指导思想
党的十报告开篇就明确了会议主题：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决定党和国家当前、今后命运的关键抉择，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四者构成旗帜、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有机整体。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最鲜明特色。党的十报告指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回首近代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展望中华民族充满希望的未来，我们得出一个坚定的结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
党的十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就是科学地界定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和精神实质，并将其写入。报告指出，总结十年奋斗历程，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勇于推进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一系列紧密相连、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做出了新的科学回答，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科学发展观最鲜明的精神实质。面向未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必须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体现到党的建设各方面。关于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者之间的关系，党的十报告作了明确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列宁曾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4]。面对变化的世情、国情、党情，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指导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真正实现批判武器向武器批判转化，因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5]。当前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因为该理论体系是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证明了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个“抓住事物的根本”[6]的彻底理论。
三、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主要内容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在思想理论建设上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必须强化教育引导，增进社会共识，创新方式方法，健全制度保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党的十报告第六部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了具体部署。报告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把广大人民团结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精髓）、社会主义荣辱观（基础）。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贯通，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都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历史维度看，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毋庸置疑，核心价值体系就是社会意识的本质体现，决定着社会意识的性质和方向。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集中表达，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是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客观要求，也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文化软实力，实现文化强国的迫切需要。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就会迷失方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只能是空中楼阁、一句空话。党的十指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做到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同时提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于三个“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界目前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三个“倡导”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不同层面来深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识，抑或可以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国家、社会、个人三者所要实现的目标状态和未来呈现。具体来说，从国家角度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正是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国家所应呈现的特征；从社会角度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恰恰是我们所要努力形成的和谐社会的基本特质；从个人角度看，“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可以说是构成社会主义公民所需具备的基本素养。关于三个“倡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两对范畴之间的关系，学界同样存在争议。譬如，有的学者认为三个“倡导”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系统概括，用二十四个字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体现出来；有的学者认为，目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未真正提炼完成，还需要进一步深化认识、继续培育。笔者比较同意后一种观点，因为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见，这三个“倡导”还不能被看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为二十四个字表达尚过于宽泛、冗繁，不够精准，但是十报告这一新提法也反映出目前党和国家正在着手此项工作，这是一个不断提炼和论证的渐进过程。
四、把文化强国落实到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具体层面上来
党的十报告从文化强国的宏观维度和公民道德的微观维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分别作了系统阐述。所谓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是要着力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不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新局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文化强国不是空洞的理论政策，而是与广大百姓密切相关的文化基因和道德素质。关于文化与道德关系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学术话题。马克思认为，道德同文化一样，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由经济基础决定，是社会关系的反映。与文化不同，道德更加强调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维系，是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善恶评价的心理意识、原则规范和行为活动的总和。从广义来看，道德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往往大于道德。从层次来看，道德处于较高的文化层次。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道德水平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和文化层次的重要标志，道德力量越来越成为影响国家发展、社会和谐和人民幸福的重要因素。这决定了当前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必须重视现实生活中的人的道德问题。道德建设，解决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问题。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必然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正是基于这一点，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营造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培育知荣辱、讲正气、做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推动学雷锋活动、学习宣传道德模范常态化。
2001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第一次系统明确地提出“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应当遵守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和道德要求。在当代中国，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必须重视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四个维度来加强公民道德素质提升。就社会公德而言，公共生活领域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而逐渐扩大，“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7]。公共生活领域的扩大呼唤公共秩序的产生。列宁曾指出，即使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也存在着“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的、千百年来在一切行为守则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8]。道德中的社会公德，是维护公共秩序的重要手段。职业活动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普遍、最基本的活动，而职业道德是为了调节和约束从业人员的职业活动而形成的行为规范。社会主义职业道德体现在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贡献社会等方面，不同单位、组织、机构也会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化特质，是整个社会文化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家庭美德而言，家庭是构成社会有机体的单位细胞，家庭文化体现和影响社会文化内容，要大力提倡以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为主要内容的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形成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先进社会文化熏陶、自身努力塑造等等都十分重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影响着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与此同时，后者也反作用于前者。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必须重视公民道德素质提升，将文化发展落到实处、体现在每一个人的现实生活中来。
参考文献
[1][2][5][6][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57，9，9，276.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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