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阿里地区；区域经济；旅游资源；大旅游；精品景区
阿里地区位于西部，与拉萨相距1655公里；全区辖域总面积34.5万平方公里，占自治区总面积的1/4。是喜马拉雅山脉、冈底斯山脉、喀喇昆仑山脉汇聚的地方，号称“世界屋脊的屋脊”。平均海拔为4500米以上，为青藏高原之最。该地区年大风天气达180天以上，是自治区生存条件最恶劣、自然灾害最频繁的地区。阿里边境线长达1116公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阿里交通极为不便，距新疆叶城1085公里，距拉萨1655公里，路况复杂，崎岖难行，每年只有5～10月份可以通行，被称为“世界上最遥远的地方”，也是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地区。
南北宽约680公里，东西长700多公里。地理坐标为东经78°23'40″～86°11'51″，北纬29°40'40″～35°42'55″。平均海拔4500米，素有“世界屋脊的屋脊”之称。共辖7个县，人口仅8万，其中藏族占85％以上，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地区。
阿里是喜马拉雅兴山脉、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脉和昆仑山脉相汇聚的地方，又是境内外几条著名江河的发源地，故而，阿里又被称为"万山之祖"、"百川之源"。这里，山峦连绵起伏，湖泊星罗棋布，原野辽远无际。主要河流有森格藏布（狮泉河）、朗钦藏布（象泉河）、马甲藏布（孔雀河）等外流水系和措勤藏布等内流河，其中森格藏布是印度河的主要支流，马甲藏布是恒河的主要支流。湖泊多为咸水湖，较大的湖泊有扎日南木错、班公湖、玛旁雍错（圣湖）、拉昂错等，其中扎日南木错为第三大湖泊，班公湖为青藏高原唯一的国际湖泊。阿里的地貌特征是从南到北高原面次第抬升，而各大山脉主脊线逐渐降低，最高点为普兰县境内的纳木那尼峰，海拔高程7694米，最低点在札达县什布奇附近的朗钦藏布河谷，海拔高程2800米，最大相对高差4894米。有高山、沟谷、土林、冰蚀、冲击扇、冰碛和火山等类型。历史上曾经把这种特征概括为冰雪围绕的"普兰"、岩石围绕的"古格"、湖泊围绕的"玛宇"，总称为"阿里三围"。
一. 阿里地区经济发展的特征
“十一五”时期是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2010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8.48亿元，“十一五”前三年年均增长12%，比“十五”时期平均加快1个百分点，比自治区同期平均增速高3.5个百分点，比全国同期平均增速高4.8个百分点。产业结构调整取得重大进展，三级产业结构由2005年的23.9：15.5：60.6调整为2010年的20.6：24.9：54.5，第二产业比例明显上升，平均每年提高1.9个百分点，形成了以特色畜牧业、矿业、旅游业为核心的产业体系。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9615元，“十一五”时期平均增长19.5%。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451元，年均增长13.9%。2010年地方财政收入1.04亿元，年均增长10.7%。
（一）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慢于平均水平
2010年，阿里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8.5亿元，年均增长15%，是2005年的1.9倍；地方财政收入达到1.016亿元，年均增长13%，是2005年的1.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87万元，年均增长14%，是2005年的1.8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1.4亿元，年均增长21％，是2005年的2.5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47亿元，年均增长17％，是2005年的2.1倍。由数据分析得知，“十一五”期间，5年的时间里，投入的增长大于经济增长，另外经济产值没有翻翻。可见发展速度太慢。
（二）近十年来经济结构调整成效不明显
近十年来，阿里地区政府曾推出“富民强县”、“阳光工程”、科技特派员聘任制度、“五项富民工程”，“12315”民心工程，推进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等一批项目和政策，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撑作用进一步加强，但结果表明，到“十一五”结束，经济发展没有取得理想效果。
（三）未来发展面临重重挑战
目前，除了阿里的的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以外，未来地区经济发展也受到各方不利因素的制约。
1. 耕地资源贫乏
阿里地区草原面积约4亿亩，占总面积的87%，实际可利用草原2.8亿亩，共有耕地3.6万亩，人均占有耕地0.55亩，主要种植青稞、小麦、豌豆、油菜等。全地区林地面积10万亩，主要分布在普兰、札达、日土县。
以传统农牧业支撑的人口增长给本身脆弱的生同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生态环境退化和边境地区生产条件落后直接影响到地方经济的发展。由于特殊地理位置，地区高山多、湖泊多、草原多，阿里位于我国及南亚地区大江大河的源头和全球环境变化“驱动器”的中心，生态屏障战略地位举世关注。可用于发展农业的资源贫乏，另外，地区气候干燥、空气稀薄，对草被生长不利，发展牧业也受到极大影响。渔业、林业就更无法大力发展。
线路1：拉萨--（270公里）日喀则--（145公里）拉孜--（110公里）桑桑镇--（180公里）萨嘎--（145公里）仲巴--（70公里）帕羊镇--（285公里）霍尔乡（圣湖）--（30公里）塔钦（神山）
线路2：阿里昆莎机场--（200公里）--塔钦（神山）--（30公里）霍尔（圣湖）--（100公里）普兰县--（15公里）科迦寺
2. 土林国家地质公园——寻梦古格之旅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札达土林上雕刻出千奇百态的造型，穿行其间，荡漾那个名叫古格的遐想。札达土林地貌发育最好的地区是以托林镇为中心的大片地区，其面积约888平方公里，札达土林分布的总面积约为2464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典型、分布面积最大的第三系地层风化形成的土林。
古格王国的发源、繁荣、消失在历史界仍是一个谜，其遗址位于扎达县城以西18公里处，从山麓到山顶高300余米，房屋建筑、佛塔和洞窟密布全山，达600余座，形成一座庞大的古建筑群。古格雕塑多为金银佛教造像，其中成就最高的是被称为古格银眼的雕像。而遗存数量最多、最为完整的是其精美的壁画。
线路1：拉萨--（270公里）日喀则--（145公里）拉孜--（110公里）桑桑镇--（180公里）萨嘎--（145公里）仲巴--（70公里）帕羊镇--（285公里）霍尔乡--（20公里）巴嘎--（80公里）门士--（55公里）巴尔兵站--（180公里）札达（札达土林）--（20公里）古格王国遗址
线路2：阿里昆莎机场--（80公里）--巴尔兵站--（180公里）札达县城（札达土林、托林寺）--（20公里）古格王国遗址
3. 穹窿银城——象雄文明之旅
古象雄王国曾经是横跨东亚、南亚大陆的帝国，孕育了古老的象雄文明，象泉河畔穹隆旧城遗址相传为其都城；古格王国时阿底峡大师在朗达玛灭佛后弘扬佛法，千年古寺----托林寺、科迦寺，无不浸润着历史的风雨，记载着传承的文明，这些遗迹依然诉说着昨天的辉煌。
线路1：拉萨--（270公里）日喀则--（145公里）拉孜--（110公里）桑桑镇--（180公里）萨嘎--（145公里）仲巴--（70公里）帕羊镇--（285公里）霍尔乡--（20公里）巴嘎--（80公里）门士--（8公里）直达不日寺--（20公里）古如甲（苯教寺庙）--（30公里）穹窿银城（穹窿寺）
线路2：昆莎机场--（135公里）门士--（8公里）直达不日寺--（20公里）古如甲（苯教寺庙）--（30公里）穹窿银城（穹窿寺）
4. 班公湖——赏鸟休闲之旅
班公湖是是日土县与印度克什米尔交界的国际性湖泊，呈东西走向，长约155公里，南北宽约15公里，最窄处仅五米，湖水东淡西咸，日土县境内为淡水，西部与克什米尔交界处为咸水。湖中有十多个大小不等的岛屿，鸟岛就是因有水鸟在岛上驻巢栖息而得名，目前岛上约有各种鸟类20多种，数量最多时可达数万只，主要的鸟类有斑头雁、棕头鸥、鱼鸥、凤头鸭、赤麻鸭等，其中属斑头雁和棕头鸥数量最多。日土县大力建设旅游休闲产品，已经开发出旅游度假村、高原漂流、游艇观光等多个旅游项目，让国内外游客在高原之巅享受别样的旅游休闲度假服务。
线路1：拉萨--（270公里）日喀则--（145公里）拉孜--（110公里）桑桑镇--（180公里）萨嘎--（145公里）仲巴--（70公里）帕羊镇--（285公里）霍尔乡--（20公里）巴嘎--（80公里）门士--（185公里）狮泉河镇--（120公里）日土（班公湖、旅游度假村）
线路2：阿里昆莎机场--（50公里）狮泉河镇--（120公里）日土（班公湖、度假村）
5. 羌塘草原——自驾观光之旅
神山圣湖、古格王朝、班公湖……阿里并不仅仅只有这些耳熟能详的著名景点，如果您厌倦了重复别人的道路，如果您喜欢寻求新奇、探索未知，如果您热爱秘境探险、生态观光，那么这两条全新发掘的自驾游线路绝对会带您体验一个不一样的阿里：
线路1：（神山最美峡谷之旅）扎日南木措-（140公里）麻米乡（麻米湖-“玛旁雍措右眼”）-（160公里）亚热乡-（140公里）219国道-（20公里）霍尔乡（圣湖-玛旁雍措）-（45公里）塔尔钦（神山-岗仁波钦）
线路2：（穿越羌塘野生动物观光之旅）洞措-（100公里）改则-（150公里）先遣乡（先遣连遗址）-（120公里）盐湖乡（盐湖）-（185公里）扎普村-（70公里）多玛-（8公里）水晶洞（莲花生大师修行洞）-（54公里）班公湖
6. 穿越边境线——边疆风情游
阿里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连接与新疆，而与新疆民族文化的差异决定了阿里可打造边疆风情游产品，在边境线上分布着神山（岗仁波钦）、圣湖（玛旁雍措）、那木纳尼峰、班公湖、界山大阪、红旗拉普口岸等众多重要景区，同时也可领略到、新疆不同的民俗文化和民族服饰展示等。
樟木口岸--（1200公里）霍尔（圣湖-玛旁雍措）--（30公里）塔钦（神山-岗仁波钦）--（240公里）狮泉河--（120公里）日土（班公湖及鸟岛）--（940公里）叶城（219线零公里）--（270公里）喀什--（40公里）红旗拉普口岸
（三）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和景区（点）的建设，重点完善古格王国遗址、托林寺、土林、神山、圣湖、班公湖鸟岛、岩画等自然人文景观的配套设施。着力建设环旅游公路、旅游通讯和医疗救护网络。
1.加大政府投入，优先安排旅游建设重大项目
各级政府要把旅游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加大旅游开发项目的前期工作力度，依据经批准的景区规划，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重大旅游开发项目，应积极争取列入国家重点工程和专项建设计划。对那些开发前景好、带动作用大的项目，要纳入自治区重点建设项目计划优先安排。切实加强农牧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农牧区旅游发展条件。
2. 加快建设旅游交通网络
围绕“四条环线”、“两大旅游走廊”以及两个跨省（区）旅游区，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提升阿里各县、各旅游区以及旅游景点之间的旅游公路等级。改扩建机场运营能力和质量；积极规划重点景区的旅游机场建设；形成方便、快捷的交通网络，改善旅游通达条件。政府应加强与民航、铁路等方面的协调，充分发挥好昆莎机场、219国道、拉日铁路（未来延长至阿里）等基础条件，增开旅游专列，适时增加旅游包机业务。
3. 建立健全旅游配套设施
各级政府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尽快建立和完善购物、通信、邮政、银行、医疗、环保等设施，设立旅游景区（点）、旅游交通沿线的路标、路牌、旅游标示牌，完善停车场、观景台、旅游景区厕所等配套设施，增强综合服务功能。积极推进旅游产业信息化进程，建立旅游信息平台，实现与国际、国内旅游网和宾馆饭店、旅行社的互联互通，着力推进网上销售服务，提供天气、住宿、出行、购物、景区（点）、娱乐场所、银行等方面的综合服务。建立进藏游客集散中心，科学合理疏导客流，为大量散客提供及时、有效、周到的公共服务。尽快建立在藏外国人管理信息系统。进一步加强口岸建设，改善通关条件，简化审批程序，方便游客出入境。
（四）建设具有旅游服务功能的中心城市
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旅游业的决定》到2015年，把八一镇、泽当镇、昌都镇、那曲镇、狮泉河镇、江孜镇等中心城镇，建成交通便捷、功能齐全、环境优美、社会文明的优秀旅游城市。结合阿里发展旅游的需要，将狮泉河镇建设具有旅游服务功能的中心城市，同时重点建设噶尔县、普兰县、措勤县、革吉县、改则县、扎达县、白土县等多个连带辅助卫星城。制定科学旅游发展规划，按照统筹规划、突出特色、产业富民、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以《自治区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为指导，由地区行署牵头，地区旅游局搭桥，和各重点旅游县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分别负责本级旅游发展规划的编制、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阿里各地编制的旅游规划和详规应送地区行政主管部门评审把关。在编制和执行规划中心城市时，要把加强生态环境与文化遗产保护摆在突出位置，并贯穿始终。
同时，应打破部门、行业、地区界限，以重点景区（点）或骨干旅游企业为龙头，组建以资本为纽带的旅游企业集团，尽快提升旅游企业的整体实力。各县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大旅游、大产业、大发展”的思想，强化“旅游一盘棋”的意识，密切配合，加强协作，借外力、用内力、重合力，形成强大的推动力，营造加快旅游发展的良好氛围。继续强化地区、县两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成立旅游发展改革协调委员会，建立健全重点旅游县旅游行政管理机构，进一步转变观念、转变职能，强化对规划、产品建设、市场监管等方面的管理，加强信息咨询、救助救援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不断提高服务旅游业跨越式发展的能力和水平。组织人事部门应把发展旅游业的工作成效，作为考核各级领导班子的重要标准，逐步形成旅游中心意识，构建旅游中心城市。
五. 总结
阿里旅游业发展正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一定要真正树立起抓旅游就是抓开放、抓旅游就是抓富民、抓旅游就是抓发展的“大旅游”思想，以更加执著的奋斗精神、更加有效的政策措施、更加扎实的工作作风，推动旅游业在科学发展的轨道上率先实现跨越式发展，使旅游业成为阿里地区带动一片经济，富足一方的主导产业。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发〔2001〕1l号文件.
[2] 中央第五次工作座谈会，新华社，2010年01月22日.
[3]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的报告》.
我国是地大人多，但人均资源占有并不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各地区在自然资源、地理区位以及人文特点等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影响着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影响着各地区的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和经济发展的道路。因此，区域经济问题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邓小平同志对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高度重视，在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高瞻远瞩的战略构想。党中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这一重大战略选择，体现了我国现代化建设和长远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构想的实践和发展。
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与内涵
1956年前后，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形成了以《论十大关系》为代表的新思路，其中提出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以促进内地工业发展的战略构想。这一思想在“二五”计划和中央有关经济方针政策中得以体现。邓小平曾高度评价《论十大关系》所蕴含的宝贵思想，认为“对当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建国后，为了冷战时期备战的需要，国家曾以优惠的财政政策和大量的投资加快内地的工业发展。这一政策限制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使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逐渐缩小。然而，由于中西部地区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基础较差，投资回报率明显低于沿海地区，多项数据都表明了这种强调内地发展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整体经济发展的效率，表面上缩小了内部差异，实际上导致了中外差异的扩大。
总结建国以来区域经济布局的经验教训，人们理性地认识到，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是矛盾统一的。不顾东西部地区的客观差异，人为地推行均衡发展政策，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邓小平指出：“我们讲共同富裕，但也允许有差别。”他认为搞平均主义的同步富裕、同时富裕，不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只是一种空想，其结果只能造成共同贫穷。因此他再三强调：“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
按照经济学新古典学派的观点，区域二元结构是市场不完善和市场机制失灵的反映。随着市场机制的完善和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市场力量的自由运转将使要素收益均等化。因此，从长期来看，区域经济差异将连同“核心�；边缘”结构一同消失。1965年，美国人Williamson利用24个国家1940—1961年间的有关统计数据，计算了7个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区际不平等程度。结果表明，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区际不平等程度大体上呈现出由扩大到缩小的倒“U”型变化。因此，尽管经济发展初期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区际人均收入水平扩大，但从长期来看，区域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倾向于均衡和趋同。这与小平同志提出的区域经济发展由不平衡到平衡的战略构想不谋而合。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内涵，就是倡导一种非均衡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具体的说，有以下几点：
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是一种适度倾斜的发展战略。适度倾斜是指从全国总体布局考虑，把投资和生产布局向沿海适当的倾斜。因为区位条件和历史因素决定了东部地区易受海外发达地区的经济辐射和产业梯度转移，起步快、阵痛小，较易迅速成长为亚太地区新兴的经济带。但适度倾斜要求处理好重点开发区域与非重点开发区域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均衡布局，也不是简单的扶持东部，而是充分发挥各地优势，扬长避短，共同发展。
非均衡协调发展是一种动态的、开放的战略。非均衡协调发展在国民经济开放体系中不是静态的而是不断运动和发展的。从总体上讲，既要有重点地推进生产力空间布局，以追求投资的高回报率和区域经济的高速增长，又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协调区域间经济关系，协调主导产业同其他产业的关系，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形成合理的东、中、西部区域分工格局，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下，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走势与趋向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倾斜经济发展战略，在强调经济效益目标中，忽视了平衡目标，投资重心与政策优惠一味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造成区域经济差距扩大和区域利益关系严重扭曲。我国在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进行调整和选择时，既不能重蹈覆辙，也不能矫枉过正，另走极端，偏重地区效率，牺牲全国经济发展速度和宏观经济效益为代价。在设计我国区域经济新的发展战略时，应该充分考虑我国复杂和独特的区域问题，以求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的统一，把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开发很好地结合起来，以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带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实现沿海与内地、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区域经济持续增长和协调发展。
目前对我国应该实行何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主要有以下观点：
一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
它要求以“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为一项基本指导方针，从“九五”计划期间开始，逐步加大中西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力度，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经济内在联系及地理自然特色，突破行政界限，在已有经济布局的基础上，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为依托，形成多个跨省市区的经济区域，发展各区域优势产业，避免产业结构趋同，促进区域经济在高起点上向前发展。
二是多极增长发展战略
就是在中西部地区选择几个省、市或地区或流域（如长江流域），像过去扶助东部沿海增长极那样，培养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
三是沿江经济带以互助互动为中心的协调发展战略
这一战略主要内容包括：以水资源开发和利用为先导，把“黄金水道”的开发利用协调与发展灌溉农业和发展高能耗、高水耗、大运量工业体系结合起来；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促进资源利用的互补与协作；一般产业协调与高新技术产业协调，建立沿江经济带市场联合体，协调区域市场，协调金融市场，坚持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相结合，实施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上述三种观点都有其合理性、科学性和可行性。考虑到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非均衡的客观事实，也认识到制定发展战略应当从全局出发，重点放在如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实现上，同时十分关注我国区域发展中公平与效率问题，试图在三者的统一中寻找最佳的区域发展模式，因而笔者认为，我国当前宜采取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
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是指由于我国各地区发展同一产业或者同一产业投入产出效果不尽相同，在国家所掌握的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证国民经济较快增长，国家必须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采取重点开发的方式，并在资源分配和财政投入上对重点开发地区的重点产业进行倾斜，以此求得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共同富裕。
另外，国民经济各地区、各产业之间的发展要保持协调。这就要求国家实行的倾斜政策必须适度，必须以保持地区的产业协调发展为前提，因此，适度倾斜与协调发展相结合就成为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
三、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现实意义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实现经济和社会目标的需要。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相应的是：启动经济高速发展的车轮，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进一步加速经济发展，实行全局较均衡但局部不均衡的发展战略；保持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实行协调发展战略。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走向共同富裕的需要。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精髓就是从“先富到后富再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先富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的发展。”在视察南方讲话中，小平同志又一次强调了这个问题，他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同时，他又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
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其实质是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允许而不是限制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而其最终目的则是实现共同富裕。
关键词：区域协调发展；理论演化；非均衡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及影响因素：一个文献综述
收录日期：2017年1月11日
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经历了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过程（于合军，2015）。从改革开放前，主要实行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着力促进沿海和内地的均衡发展，到改革开放初期，主要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重点支持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再到世纪之交，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再到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至此“四大板块”+“三大战略”就构成了新时期中国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格局。中国区域发展总体上呈现出生动活泼的良好局面，同时也存在诸多不足。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基本格局还没有实质性改变，区域发展差距过大的主要矛盾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区域发展还面临不少问题，有的是长期存在的老问题，有的是近年来出现的新问题，特别是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向中高速的大背景下，一些问题的严峻性不容低估。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始终是影响区域发展的制约因素。
从研究文献看，近年来国内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研究视角多种多样、研究范围比较广泛，为国家区域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本文对国内区域协调发展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能够将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引向深入，为中国区域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二、区域协调发展理论演化
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符合中国社会现实国情的重要战略，也是中国区域发展战略演进的一种必然结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也经历了区域均衡发展、区域非均衡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演变。从空间特征看，全国经济发展重心从沿海转向内地，再从内地向沿海转移，然后转向东、中、西部区域协调发展阶段（范恒山等，2012）。
（一）1979年以前的均衡发展战略。旧中国留给我们的是一个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地区经济格局。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缩小沿海与内地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及考虑当时的国际形势，从“一五”开始，均衡发展成为产业布局的重要战略导向；“二五”时期，国家大型项目的投资明显向内地转移，其中包括大庆油田、江汉油田、贵昆铁路等就是这一时期建成的；“三五”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三线”建设的高潮期，国家在内地的投资上升至75.1%；“四五”时期还在继续进行“三线”建设，内地比重持续维持较高水平。总之，改革开放前，中国以实现均衡发展为基本导向，产业布局宏观上基本采取分散布局方式，以省区市为单位，均衡分布。同时，区域协调发展的思想萌芽也是在这段时间出现的。
（二）1979～1995年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在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新探索中，认真总结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1978年开始实施沿海优先发展战略，即充分利用沿海地区工业基础和区位优势，面向国际市场，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实施外向型发展战略。这一战略使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率持续保持全国领先水平，使国民经济整体有很大提高，但是区域差距扩大、区域间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地区保护主义等问题相继而来，逐渐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中国在“六五”计划后，提出了区域协调发展思想，但首次体现区域协调发展是在“七五”计划提出的正确处理东部沿海、中部、西部三个经济带的关系；“八五”计划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新的指导原则：统筹规划、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利益兼顾、共同富裕。
（三）1995年以来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从“九五”开始，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开始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九五”时期从坚持区域协调发展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到“十五”时期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到统筹区域发展，再到“十一五”时期的区域总体发展战略和“十二五”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新阐述及对“十三五”的区域规划，表明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演进路程，突出区域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提出依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中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开发结构。
三、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存在的问题
从“八五”时期开始，中国实施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并取得显著成效，但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第一，区域发展差距依然较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地区发展差距问题也日显突出。从人均GDP来看，2014年东部地区的人均GDP为1.096万美元，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人均GDP分别为6，241美元、6，118美元、8，524美元，分别相当于东部地区的57%、56%、78%。部分省份的发展差距尤为明显，如2015年上海市的人均GDP为109，465元，而云南省的人均GDP仅为29，102元，前者是后者的3.76倍。并且省域间的基础设施、教育水平、科学技术、公共安全的基尼系数依然较大，地区差距明显，社会保障的空间非均衡性也在逐年提高。如上海市2013年在公共安全、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的人均财政投入为6，254元，而贵州省仅为3，039元，不足上海的50%；第二，地区间不当竞争和重复建设问题。如地方官员为了在任期内做大本地区的GDP，通过人为扭曲市场价格、变相地转移国有资产、税收优惠等方式吸引外资企业投资。国有企业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或竞争而盲目地重复引进项目，如能源重化工成套设备；第三，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同步小康难度大。从总体进程看，2011年全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程度为83.1%，民族八省区为70.9%，其进程大体比全国平均滞后5年左右。如果按照2000～2010年平均每年提高1.91个百分点的速度推算，到2020年民族八省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程度只能达到86%左右。全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与全国同步小康的难度更大；第四，主体功能区建设推进较慢。目前，国家主体功能区制度的综合政策体系还未形成，各项政策在各个部门分散，呈现出“碎片化”特征。全国主体功能区建设仍处于试点示范阶段，有关部门对试点示范的技术规范、标准和考核指标缺乏明确规定，缺乏一套高效的执行程序；第五，生产力和人口布局与环境生态承载能力存在不协调。目前，中国实行的是由各个地方自身来承担本地经济发展、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但由于地方区域规划协调不足、环境政策执行不力等，造成了生产力布局与各地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致使资源和要素配置效率的损失，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问题。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区域协调发展还存在产业梯度推移受阻、制度障碍、区域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日趋严峻、法律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于娟，2010；刘水林，2005）
诸多国内外学者研究了人力资本、FDI、基础设施和中央财政支出等因素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如Belton Fleisher et al.（2009）、Roberta Benini et al.（2007）及Rodriguez Oreggia（2005）；国内主要有赵霞、陈学志（2007），徐康宁、韩剑（2005）和沈桂龙等（2004）。还有学者认为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受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生产要素、创新能力以及民族、宗教、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范恒山，2011）。另外，万广华（2004）发现乡镇企业、教育水平、资本投入是Q定农村地区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其他一些研究如Litwack and Qian（1998）、Demurger et al.（2002）、Yang（2002）、Renard（2002）还发现中国的区域性发展战略、向城市倾斜的政策、国有企业改革、财政分权、公共基础设施等多种因素都是促使中国地区差距加剧的重要因素。徐盈之、吴海明（2010）运用DEA方法研究了在环境约束下中国各地区协调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得出外资水平对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综合效率有积极的影响，而能源消耗、产业结构、人力资本存量以及技术水平却有负面的影响。
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对策
总结国内关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深入实施主体功能区和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当前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已全部完成，但要想使主体功能区规划真正落地，还需要编制实施县级主体功能区规划，这个任务更加复杂艰巨（于合军，2015）。同时，还要根据中国各区域发展情况，对四大经济区域的发展进行战略定位，即东部领跑、中部强化、西部开发、东北转型，尤其要加大对中西部发展的支持力度（王园林，2005）。而魏后凯（2007）认为主体功能区并非是针对区域协调发展而设计的，单纯依靠主体功能区建设并不能较好地解决区域协调发展，尤其是地区差距扩大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反而还会进一步加剧空间不均衡。因此，必须在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基础上，科学划分关键问题区域，并据此调整和完善国家区域援助政策体系，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促进人口和产业活动分布的适度空间均衡。
第二，加快创新驱动和产业转移。加快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区域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大城市科技创新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大对中西部和老少边穷地区在科技资源配置、资金投入、人才培养、制度创新等方面的支持力度（王业强、魏后凯，2015）。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落后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步伐。龚勤林、陈说（2012）从马克思利润率平均化的视角提出形成分工合理、特色明显、优势互补的区域产业结构、以产业转移为契机努力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切实推进欠发达地区的体制机制创新、健全区域要素协调机制等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而姜文仙、覃成林（2009）从引导产业转移，促进区域合理分工、消除体制和政策障碍，促进要素合理流动、重新划分经济区域，优化空间结构，发挥规划和法律作用等四个方面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第三，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对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十分重要，我们需要较为完善的市场机制和政府管理的机制。范恒山（2012）认为中国应当完善区域的互动机制和完善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陈斐、陈秀山（2007）认为要抓好两大重点：一是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不同要求，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二是健全区域之间相互促进、优势互补的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互助机制和扶持机制等四大区域协调互动机制。邵晖（2011）提出改革干部政绩考核标准，建立科学规范的政绩考核机制，正确处理行政区与经济区的关系，建立适合不同经济区特征的区域协调机制等建议来促进中国区域协调发展。
第四，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法律体系。中国一些学者在对国外发达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基础上，借鉴别国立法经验，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一些有利于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如刘水林、雷兴虎（2006）借鉴发达国家在区域发展中成功的立法经验，指出促进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法律体系：一个由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法、落后地区开发法及特别政策措施法等不同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体系。陈瑞莲（2006）通过对欧盟国家的区域协调发展的经验分析，提出构建区域协调发展的法律基础，探索新的区域划分框架和多元化的区域协调发展模式，采用法律、经济、行政等多种区域协调手段等建议来促进中国区域协调发展。还有学者王霞、孙中和（2009）在全面考察美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基础上，认为中国区域协调发展要坚持立法先行、构建区域协调发展的法律体系、以严谨的法律语言取代抽象的表述、创新区域间协调机制。
第五，健全区域协调管理体制。美国、日本和德国在解决区域经济不平衡问题时都建立了专门的区域发展管理机构，如美国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阿巴拉契亚区域委员会、日本的北海道开发厅、德国的区域经济政策部际委员会等。这些专门的区域管理机构促进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策的落实（杭海等，2011）。中国要走一条具有特色的、有效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之路，有必要建立综合性区域协调管理权威机构。刘银等（2014）通过介绍欧盟国家在组织架构、财政税收、区域合作、法律法规等方面建立的一套有效制度体系，也提出中国应建立健全区域协调管理制度、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探索形成区域互利机制、加快完善法律法规等制度建设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还有学者提出在加大对西部等落后地区、粮食主产区及生态功能区的扶持力度的同时，应当完善区域管理架构（李华、王青云，2015）。
五、文献评述
本文通过整理现有的有关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演化、思想内涵、机制构建、评价标准、存在问题和影响因素及战略决策等方面的文献，希冀对开拓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思路及正确制定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有所帮助。学者们站在多种视角研究中国应如何推进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并给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唯有将这些理论性的意见和建议结合中国国情、结合地方实际，并落实于行动，积极实施，方可真正地发挥指导性作用，真正地走向中国区域科学协调发展之路。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区域协调会经历不同的阶段，而不同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区域协调的内容和手段等也会有所差异。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今后一个时期特别是“十三五”时期，国家应当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加快创新驱动和产业转移、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构建区域协调发展的法律体系、健全区域协调管理体制，在抓好已出台的重大区域规划和政策文件贯彻实施的同时，还需进一步完善区域政策体系，落实相关配套政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也将紧紧围绕促进国民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新要求，主动适应新常态，着力推进“四大板块”+“三大战略”，充分挖掘区域发展的效率潜力，促进区域间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和交换，激发各地区和整体的发展活力，努力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提高区域协调程度，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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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布局历经了均衡发展布局到非均衡发展布局再到协调发展布局的过程。十六大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布局再度作出重大调整，形成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与主体功能区战略相辅相成的条块结合状战略新布局。战略布局的两大新调整贯彻落实了科学发展观，顺应了经济发展的客观形势，对推动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区域经济 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主体功能区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在不同历史时期采用不同战略布局来发展区域经济。十六大以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布局再度作出重大调整，呈现出条块结合状战略新布局。
十六大以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布局的历史演进
要了解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布局新调整，先需对十六大以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布局有一个大致的回顾。
（一）均衡发展布局
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针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东部沿海与内地生产力发展极不对称的畸形现状，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基于区域均衡发展符合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规律的认识以及备战需要，采用了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战略布局，即有计划地平衡沿海与内地的工业布局，将经济资源向内地倾斜。这一战略布局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但却限制了东部沿海地区对原有优势的利用以致发展缓慢。
（二）非均衡发展布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思想大解放，邓小平提出关于沿海和内地如何从先富到共富的“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并指出：“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是客观的经济规律，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应充分尊重这一规律。”基于这一指导思想，党中央将经济资源配置首先向东部沿海优势地区倾斜，也使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并加快了对外开放步伐，成为改革开放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但也导致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急剧扩大。
（三）协调发展布局
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推动形成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布局，即在承认地区差别的前提下，在充分利用各自优势的基础上，促进区域之间的优势互补，以实现协调发展。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把“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贯彻的一条重要方针和战略任务。1999年9月，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2001年10月，“十五”计划把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作为一项战略任务。
十六大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布局的两大新调整
十六大以来，党中央调整、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布局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制定并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与此同时，为了推动区域经济科学发展，作出了全新的主体功能区战略部署。
（一）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首先，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加大了西部大开发力度，其进展如下：2006年12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这是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总体性纲领文件，启动了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加速发展。 2010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明确了之后十年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总体目标，指出要在综合经济实力、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态环境保护上都要上一个大台阶。2011年的“十二五”规划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优先位置，足见党中央对西部大开发的高度重视。
其次，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战略部署。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逐渐显现，发展因缺乏活力日益缓慢。针对这一状况，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经济专家等多次前往实地调研，商讨对策。2003年10月，《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就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做出重大战略部署，吹响了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号角。2007年8月7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东北地区振兴规划》，提出将东北地区建设成为综合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重要经济增长区域，犹如一支强心剂，为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提供了更为切实可行的规划指导。
再次，促进中部崛起的提出。随着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等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中部地区却成“区域发展战略盲区”。发展相对落后的中部地区制约着东、中、西部的协调发展，影响着经济发展全局。鉴于此，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完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布局。2004年3月，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构想。同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之后，推动了促进中部崛起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相继出台。中部地区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加之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驶入了发展快车道。2009年10月26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这是促进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进入了新阶段。
（二）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
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创造性地作出了全新的划分主体功能区的战略部署，标志着经济发展观念的历史性转变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布局上的重大创新性调整。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指出：“各地区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不同要求，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评价指标，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格局。”这是首次提出通过划分主体功能区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2006年3月，“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推进主体功能区形成，并根据各区主体功能定位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2007年2月，指出“加快形成主体功能区。要统筹考虑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城镇化格局，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规范空间开发秩序，逐步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2007年12月，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加强国土规划，按照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完善区域政策，调整经济布局”。2010年底，国务院印发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标志着中国第一个国土空间开发规划诞生，也标志着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式形成。这一规划具有战略性、基础性、约束性，一是确立了未来国土开发主要目标和战略格局；二是提出了未来国土空间开发的六个新理念和五项新原则；三是按照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要求，提出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以及各有侧重的绩效考核评价办法。
主体功能区战略将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是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和战略选择。首先，主体功能区战略指明了国土开发方向，规范了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其次，对不同的主体功能区实施有针对性的发展政策和措施，这样就做到了因地制宜，有的放矢，避免了盲目开发、重复开发，从而使经济发展更加合理、高效。再次，由于对各主体功能区的科学定位，做到了未雨绸缪，提前预防了不当开发可能带来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等问题，有利于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后，针对主体功能区不同定位，实行不同的绩效评价指标和政绩考核办法。这样就做到了评价标准多元化，而不是不顾地区差异地“一刀切”，有利于各地政府因地制宜地开展工作，实现经济健康发展。
十六大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布局的两大新调整评析
总体上看，东、中、西和东北地区这“四大板块”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布局是对全国经济发展区域的条状划分，而“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大类主体功能区的战略布局是对全国经济发展区域的块状划分。二者的划分标准不同，但都是为了促进我国经济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两种战略布局相辅相成，构成了条块结合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格局，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与遵循，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集中体现，是顺应我国经济发展客观形势的应然选择。
（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布局调整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四大板块”战略布局体现了全面协调的基本要求和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相对于完善之前的“东部、西部两大板块”更加全面，也更强调对四个板块要统筹兼顾，以得到协调发展；而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则为了使经济发展避免以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为代价，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两大调整坚持了以人为本，是经济发展指导思想的转变。“四大板块”的战略布局侧重解决对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快慢差别、居民收入差距及其所带来的社会稳定方面的问题，目的是让经济发展成果由所有地区的全体人民共享而不是由部分地区独享；主体功能区的战略布局则侧重对国土开发的规范和经济发展要与生态环境相和谐的问题，目的是要保护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以造福子孙后代。两大调整坚持了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都是为了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布局调整顺应了我国经济发展客观形势
我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一方面物质财富激增，使人民群众的整体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呈现出地区间差距过大，以及由于长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而引发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能源浪费等严重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社会安定和谐，成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严重障碍和羁绊。区域经济战略布局的两大调整就是针对这些值得高度重视和着力解决的问题，顺应了新时期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形势。两大战略布局调整有利于使经济资源在不同区域间得到更合理配置，从而使欠发达地区获得更多政策支持和经济援助，以追赶发达地区；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由资源依赖型向科技依存型转变；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修复和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造福；有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三）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布局调整引发的思考
1.对于“四大板块”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布局，不应均衡用力，毕竟资源、财政是有限的，应有一个孰先孰后的排序，应强调经济发展程度和优惠政策倾斜力度成反比。
2.对于主体功能区战略布局的实施，要特别注重对于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地区予以政策上的多方面考虑，既要保证其开发程度达到规定标准，又要使因为限制和禁止而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的困难给以经济上的补偿或其他相关配套方案，如引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更改政府部门政绩考核标准等，决不能因为实施这一战略而使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较以前有所下降。但要想从根本上提高当地老百姓的收入，必须靠地方政府的自主创新，摸索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新路。
3.对于两大战略布局应有一个优先原则，即根据两大战略布局的部署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有冲突、有矛盾时，应优先以哪一个为准的原则。比如西部地区要大开发、要快发展，但西部某些地方由于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原因在主体功能区的划分中被划为禁止开发区，那么应该以经济发展为先还是以禁止开发为先？笔者以为，应以主体功能区战略的政策为先，因为限制开发区一味追求GDP，必然造成生态环境问题，无异于饮鸩止渴，涸泽而渔，是一种短视行为，而先追求经济增长后修复生态、治理环境则会付出更大代价。
4.战略部署已经作出，关键的还是切实执行，各地政府及国家各职能部门能否深刻贯彻落实战略部署至关重要，是两大战略布局能否转为现实的关键。因此，就要自上至下统一意志，齐心协力、通力合作。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
内容摘要：现代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资源配置机制对于促进区域产业集聚和产业转型有重要影响，对促进我国区域内部新兴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有重要支撑意义。金融危机过后，随着部分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区域经济发展策略面临重大调整。本文以四川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例，探讨其实施市场性金融支持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耦合性关系，并对其互动机制进行了总结。结果表明：市场性金融支持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机制，就战略性新兴产业而言，其市场性金融支持政策应该从市场性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两个层面着手设计，以充分落实国家的产业和金融政策。
关键词：金融支持 区域经济 战略性新兴产业 耦合
引言
现代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保证。金融危机过后，随着部分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区域经济发展策略面临重大调整。在此背景下，金融资源配置机制将对区域产业集聚和产业转型产生更大影响，积极调整金融支持政策，促进我国区域新兴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将是新形势下我国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调整的重中之重。四川作为我国的西部大省，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任务也越来越突出，能否应对金融危机以来要素成本上升、金融支持产业发展力度不够的挑战，加快金融支持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将是四川未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
研究述评
从研究现状看，国内外金融支持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主要基于金融支持对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等的助推作用而展开。Rajan等（1998）从金融发展水平角度考察了其与国家产业增长的关系，认为金融体系的发育程度不同，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存在显著差异，进而会制约一国经济发展。Beck等（2002）实证考察了银行等金融市场对产业增长的作用，认为金融支持能够促进高外部融资产业和高研发投入产业的显著增长。Fisman等（2003）则从资源配置角度，探讨了金融市场与产业增长的关联性，认为二者的互动关系显著。从国内学者的研究来看，对金融支持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行考察的研究不多，研究视角则主要集中在金融支持的产业结构优化效果和产业升级的带动效果方面，比如，范方志等（2003）通过区域划分，研究了不同区域金融发展程度下产业结构升级的不同效果，认为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与地区金融结构变迁和经济增长的正相关关系明显，叶耀明等（2004）实证分析了长三角区域金融发展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中的作用。陈志楣等（2007）进一步分析了金融机构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及其机理，认为二者有较高的相关性。
不过，就现有研究来看，针对金融危机以来国内产业转移加速背景下进行金融支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不多，能够结合相关产业的发展对落后地区的金融支持政策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对策的文献就更少。因此，本文以产业转移背景下四川省加快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例，基于市场化金融支持理论，探讨四川省实施市场性金融支持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耦合性关系，并对其互动机制进行了总结。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背景下四川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一）新形势下我国产业转移趋势
在我国，产业转移实质上成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产业转移是生产力资源的空间配置行为，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金融危机以来，随着我国部分产业向中西部地区加快转移，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策略面临重大调整。在此背景下，中西部地区将面临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重要机遇，这将极大促进我国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改革开放以来，受惠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产业政策，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获得了“起飞”，而相对产生的挤出效应则使得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长期滞后。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明显不足，这与我国经济增长长期过重依赖东部地区的增长有极大关系，因此，能否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后劲，与中西部地区能否加快增长有直接关系。
从当前产业转移的趋势来看，东部地区要素溢出的趋势加强，部分产业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的转移趋势明显，中西部地区吸引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能力逐步增强。同时，新形势下的产业转移规模巨大，产业类型的多元化趋势明显，随着西部地区政策环境趋于优化，四川等省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政策在促进产业转移承接方面的能力越来越强。在产业转移的背景下，中西部地区通过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将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但是，中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金融资源配置机制将可能制约中西部地区区域产业集聚和产业转型升级。
（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四川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个新的概念，其内涵是基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背景而提出的，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通过设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战略性新兴产业将节能环保、生物、高端装备制造等纳入产业发展的重点，是充分尊重产业发展规律的表现。而从产业升级的角度看，战略性新兴产业建立在改造已有产业的基础上，实质是产业升级和选择新的主导产业的过程，也离不开金融、技术管理等要素的综合支撑。在产业转移背景下，中西部地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还肩负着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任务，有利于落后地区实现“后发优势”。
以四川省为例，作为西部地区重要省份，其近年来除了大量承接东部地区产业的转移，还积极通过改造传统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因此，产业转移提供了四川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机遇，一方面，通过引进传统产业，四川省本地产业发展的基础有所提升，另一方面，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四川省积极运用已有的资源和工业基础，充分与承接产业对接，在消化吸收过程中促进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新形势下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发展先机。不过，作为产业发展重要支撑的金融支持落后问题，也不断制约着四川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金融支撑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升级的基础，从金融发展和深化的角度看，有效的金融支撑系统决定了未来几年四川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状况，也关系着四川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
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耦合机制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与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
产业经济学理论认为，产业具有生命周期，会经历起步、发展、成熟、衰退等不同发展阶段。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将经历这样几个过程。从产业性质和产业生命周期来看，战略性新兴产业基于传统产业而建立，一般性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础产业，因此，在起步阶段受传统产业的影响较大，而从一般性产业发展而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进入发展期后，又会呈现出潜力递减而规模递增的状况，导致该产业在国民经济比重中处于重要上升阶段，进而可能发展成为一国经济的主导产业。进入成熟期后，产业潜力降至最低，规模达到稳定状态，此时面临产业的升级，尤其需要加快技术创新和金融支持。对于处于成熟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只有通过产业升级，才能促进其成为国民经济主导性产业，进而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优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市场性金融支持主要是指通过市场性的金融支持机制推进资本市场下金融体系的建立。当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处于培育期，未来发展和升级的任务较为艰巨，更离不开金融支持。市场性金融支持就是基于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持续发展而进行的，一方面，通过定位政策支持作用，引导产业规模增长的效应，使得市场性金融支持成为助推产业规模增长的动力。另一方面，进入成熟期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将面临潜力下降的问题，此时其增长的动力机制为技术创新，并作为产业发展的外生力量，促进产业升级。总之，市场性金融支持要定位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升级过程和技术创新能力，实现传统产业的升级目标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在升级，进而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二）耦合机制
市场性金融支持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发展、促进升级的过程，实际上是金融市场发展基础上的金融支持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过程。以四川为例，通过市场性金融支持，能够实现资金的优化配置，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目标的实现。进入发展期后，金融支持能够加快资金二次配置，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目标。在成熟阶段，面对产业升级的需要，市场性金融支持可以通过市场配置，实现金融资金的三次配置，由此可以形成二者的互动机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市场性金融支持能够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支撑，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二者的耦合性关系具体表现为：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直接金融体系能够提供直接的金融支持，而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间接金融则能够提供间接支持，市场性的金融支持则通过市场配置金融资源，与上述的直接和间接支持相呼应，通过作用于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体系，能够高效发挥市场性金融的作用，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起步和培育、发展与升级，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
以金融支持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思路
如前所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生命周期特性，而基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兴起、发展和成熟等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市场性金融支持策略。通过市场性金融支持，可以促进资金配置和产业发展目标的实现，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这里主要从直接金融支持和间接金融支持两个角度进行政策思路设计。
（一）市场性直接金融支持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市场性直接金融支持主要作用于直接金融体系，而依据产业生命周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不同发展过程又需要不同的政策支持。首先，在起步和培育时期，要加快地方产权交易市场的建设，提升股权交易的效果，促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时获取资金保障。同时，要推进资本市场金融产品的创新，完善资本市场，以应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期的高风险性。其次，在发展阶段，要加强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促进信息披露，提升资本市场的并购功能，充分运用新兴产业的发展潜力，快速实现发展目标。同时，这一时期要继续推进资本市场产品创新，完善多元化市场体系。再次，在产业升级阶段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熟期，要分别实现技术升级、规模升级，以此解决产业后续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一方面要加强资本市场建设，完善证券发行制度，促进市场性支持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要完善资本市场体系，促进多层次市场建设和转换机制的建立，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升级和规模升级。
（二）市场性间接金融支持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市场性间接金融支持是基于银行信贷系统而进行的资源配置机制，主要有以下思路：首先，在起步和培育期，要充分应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风险背景下信贷不足的状况，可以考虑设立专门贷款机构，引入多元化的投资主体，提供充分的信贷资金支撑。其次，在发展阶段，考虑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知识产权和产业链基础较好，要推进产权质押融资等信贷产品的创新，通过引导商业银行的产品创新，使得战略性新兴产业获取资金支持。再次，在升级阶段，要优化金融支持环境，促进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建立与商业银行的协作机制，克服信贷风险。此外，政府要加快信用机制建设，克服企业与银行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促进商业银行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信贷支持。同时，要加强信贷管理，落实贷款评审制度，建立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相关制度体系，比如，考虑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处于成熟期时有稳定且较为庞大的现金收益能力，要建立相应的信贷管理制度和贷款评审规则，充分发挥市场性信贷的支持作用。
参考文献：
1.安林丽，王素霞，宋万杰.金融创新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促进研究[J].经济观察，2010
2.巴曙松.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和重构[J].金融改革与创新，2010
[关键词]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五个统筹”和谐社会构建
区域作为经济社会的重要载体,既是不同地区间人与人关系的作用形式,又是人与自然共存互动的空间形式。区域结构失衡,发展进程和水平差距过大,和谐社会就失去了依存的基础。区域过度失衡将导致利益分配不公、地区差距鸿沟、城乡发展割裂的矛盾,这将从根本上动摇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因此,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和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一、区域经济发展失衡是制约社会和谐的深层次原因
科学发展观提出了“五个统筹”的发展目标,这实际上是试图解决我们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一些最突出的矛盾,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些年来,东中西部发展的差距仍在逐步扩大,给我们未来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
中国自古以来地区经济发展就不平衡,从宋朝开始,中国就出现了东西部发展不平衡问题,西部地区越来越落后,中国社会发展重心逐渐向东南偏移,这种不平衡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态势。改革开放以来,纵向比较,各个地区都有很大的发展;而横向比较,地区差距却拉大了,这既有自然地理条件、历史文化因素、原有经济基础和市场潜力不同等客观原因,也有经济体制、政策选择和发展战略不同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的地区发展战略,包括鼓励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和帮助落后地区发展两个方面。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不仅带动了全国的发展,也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全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现在突出地提出统筹区域发展的问题,就是要帮助落后地区发展,实现地区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这也是中国发展战略的大局。国家为扶持中西部落后地区发展已经采取了一些实际步骤,包括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年～2010)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综合分析影响地区发展的各种因素,地区差距近期仍呈逐渐扩大的趋势,这也是中国发展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和制约社会和谐的深层次原因,主要表现如下:
1.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现状继续呈现明显失衡态势
1980年,东中西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1.81:1.21:1,到1994年变成了2.31:1.24:1。 又一个10年之后,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编写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4――地区现代化之路》,将中国分作东北、华北、黄河中游、华东沿海、华南沿海、长江中游、西南地区、西北地区等区域,并且提供了代表各自现代化水准的一组数据,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地域上的越来越不平衡的趋势。
对我国区域经济总态势可概括为:三大阶梯、三大高地、三驾马车、三大病灶。和我国地形西高东低相反,从经济发展阶段看是东高、西低、中部居中。在东部沿海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换渤海湾地区,是鹤立鸡群的三大经济高地,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前行的“三驾马车”。据2007年“工业增加贡献率”分析,粤、苏、浙、鲁、沪5省(市)占64%。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在取得前述重大成就的同时,亦存在一些病灶:西部地区重点表现在“欠发达”上;东北三省突出表现在体制和结构的双重矛盾上;东部沿海地区在经济总量快速扩张的同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相对不足,资源和环境难负其重,双重约束已显端倪;中部地区则兼有上述杂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三类病灶在不同地区重点有所不同,但不排除其他病灶,如广东、福建属发达省份,但粤北、闽西、闽北一些地区至今还处于相当欠发达的状态。
2.区域经济发展失衡引发诸多社会问题
第一,影响了中西部资源的开发利用。西部地区疆土辽阔、资源丰富,但由于居住人口稀少,资源开发利用相对落后,形成了被闲置或粗放经营的局面。有效地开发利用各种资源,对于解决全国资源短缺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第二,影响了生态环境建设。千百年来,历经多次战乱、自然灾害及各种人为原因的破坏,西部地区自然环境不断恶化,水资源短缺,水土流失严重。 加上本身该地区干旱少雨,森林、水力资源自然流失严重,国土沙化问题越来越突出。这一系列的自然环境问题不仅制约着当地的发展,而且影响了全国的生态建设。因此,国家不得不投入大量的财力、人力加以治理,而在西部地区内部,由于经济基础和自然条件都还不尽相同,国家对西部的投入主要集中在自然条件较好、位置相对偏东的川、陕、甘等省份。
第三,科技文卫事业发展滞后影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缓慢,基础建设薄弱,社会事业更加相对滞后,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受到掣肘。据统计,截至2007年,西部地区每万人中科工人数为3.0,约为发达地区的1/4;研发费用占GDP的0.5%,是发达地区的1/3,“孔雀东南飞”现象十分突出。
第四,民族问题和边境安全隐患问题高于其他地区。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80%左右在西部,而中国陆地边境线的80%也在西部。所以,西部的稳定与发展直接关系到中国的稳定与发展。
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统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最终实现现代化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党在统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方面有过许多经验教训,对此进行系统的总结和研究,对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担理论和现实意义。
1.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必要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然而中西部地区却发展缓慢,差距不断拉大,导致区域发展失衡。我们实行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内生的一系列矛盾逐渐暴露,不仅影响到国民经济健康运行,也关系到社会政治稳定、民族团结和边疆巩固。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以及暴露出的矛盾和问题,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在不断地调整和完善。世纪之交,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试图遏制和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十六大以来,逐步确立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新思路,提出了统筹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目标,进一步完善了区域发展新战略,即坚持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新的区域发展战略的核心是协调,通过统筹兼顾达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2.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是实现经济和社会目标的需要
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相应的是:启动经济高速发展的车轮,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进一步加速经济发展,实行全局较均衡但局部不均衡的发展战略;保持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3.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是走向共同富裕的需要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精髓就是从“先富到后富再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先富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其实质是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允许而不是限制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而其最终目的则是实现共同富裕。中央对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关系高度重视,明确提出了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并进一步提出,“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发展和协调发展。东部地区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在推进改革开放中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有条件的地区要率先实现现代化。中西部地区要加快改革开放和开发,发挥资源优势,发展优势产业”。这将使我国地区经济结构发生重要变化,与此相适应的是,将逐步形成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并为最终实现全国的共同富裕奠定基础。
三、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协调区域经济大发展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城乡、区域、各阶层利益协调发展的社会。只有协调发展,才能保证全局的、整体的和长远的发展,而过分注重某一层面、区域、阶层的片面发展,忽视整体协调发展,既会影响社会和谐,也难以将发展保持下去。以协调与和谐为目标的发展有别于一部分人、地区受益,一部分人、地区受损的发展。它强调经济增长量与质的统一;强调城市与乡村的共同繁荣,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共同发展;强调各阶层的共同受益,全社会的和谐共存。所以,我国现阶段存在的区域经济发展失衡如果不及时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任其长期发展下去,将会制约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为此,国家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来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以期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在21世纪初期,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的发展要求以及建立和谐社会的根本目标。为了实现这些要求和目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地区协调发展战略的基本内容应该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建立和谐社会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以市场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适当发挥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作用,促进地区间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格局以及地区间的良性互动,推动地区经济的普遍繁荣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为全面提升国家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构造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
综上,只有通过在和谐社会构建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协调和促进各区域间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源、技术手段等的流动与转让,完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延伸区域经济合作关系圈,进而实现其整体性的迈进和发展,我们才有可能为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所面临的诸多复杂性问题提供一个妥善的“化解机制”,从而实现社会和谐这样一个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关键词】 十三五 安徽 区域协调发展
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前期刺激政策消化相互叠加的特定时期，对未来“四化”同步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正确把握新形势下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聚焦安徽省统筹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的短板，提出符合安徽省实际情况的区域协调发展思路，对安徽省打造区域品牌，构筑竞争优势以及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准确把握新常态下区域协调发展内涵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继续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三大战略体现了新常态下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思路。
1、区域协调发展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
十报告提出，要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三大战略打破之前主要以省域为单位、国家战略全覆盖的发展思路，坚持以主体功能为导向，重点支持京津冀、沿江、沿海、沿边等实力最强、潜力最大的区域发展。通过这些地区引领带动，沟通东中西，平衡南北方，从而实现发展空间的全面拓展和区域经济的整体协调。
2、区域协调发展以居民收入同步提高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
从大国区域发展经验看，并非所有地区都要发展同样的产业、集聚同样的人口，一些地区可能跳过工业化直接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三大战略从我国的大国国情出发，支持综合承载力强的区域加快发展，引导人口要素在不同区域之间加速流动，反哺和带动贫困地区、农村发展，推动城乡区域居民收入同步提高，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
3、区域协调发展以新型战略平台为抓手
为推动三大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国家加快自由贸易区、部级新区、海关特殊监管区等战略平台建设步伐。2013年国家首设上海自由贸易区，之后广州、天津、福建等相继获批。去年以来，部级新区建设明显提速，截至目前全国共有部级新区13家，其中长江经济带7家。此外，包括综合保税区、保税港区等在内的各类海关特殊监管区在扩大开放、促进区域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4、区域协调发展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
三大战略彰显一盘棋思想，着力理顺体制机制，打破碎片化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2014年年底，对长江经济带建设作出重要批示，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地区与地区、产业转移与生态保护等关系，不搞政策洼地，不搞拉郎配。国家长江经济带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形成市场体系统一开放、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生态环境联防联治、流域管理统筹协调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目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等都在积极推进过程中。
二、深刻认识安徽省区域发展不协调的突出问题
“十一五”以来，安徽省高度重视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成功实现了皖江、皖北、大别山片区和皖南地区的国家战略全覆盖，全省四大板块彰显特色、多级支撑的区域增长格局已逐步形成，但受制于发展基础，各地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依然突出。
1、板块间经济发展差距尤为明显
全省四大板块中，皖南和大别山地区主要为限制开发区域，经济发展不以工业化为发展方向，但同属于平原地区的皖江和皖北地区发展差距明显。常住人口占全省42.9%的皖北6市2014年地区生产总值仅占27.7%，人均GDP仅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64.2%。而常住人口占全省45.4%的皖江8市地区生产总值占比高达65.6%。2014年皖江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比皖南国际旅游文化示范区、皖北六市、合肥经济圈分别高0.7、1.1和2.5个百分点，经济发展后劲普遍强于其他板块。
2、人口流动与资源承载力不匹配
随着工业化快速推进，安徽省常住人口回流现象有所增加，在新增人口中，综合承载力较弱的皖北地区吸纳较多，人口流动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不匹配的问题突出。从常住人口看，2011―2014年全省新增115.5万人，其中皖北地区新增60.9万人，占全省的52.8%，高于2014年皖北地区常住人口占全省比重（42.9%）；皖江地区新增53.2万人，占比46%，马、芜、铜、池、宜沿江5市占比16%。从城镇常住人口看，2011―2014年全省新增312.3万人，皖北地区新增134.6万人，占比达到43.1%；皖江地区新增170.3万人，占比54.5%，沿江5市占比21.1%。
3、贫富差距有待进一步缩小
2014年全省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839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916元，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2.5∶1，其中，皖北地区除淮南、蚌埠和亳州外，其他3市的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而皖江8座城市全部低于全省平均水平。2010―2014年，皖北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比平均下降了16%，低于皖江地区2.6个百分点，皖北地区调整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
4、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
全省城镇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77年，农村为7.59年，比城镇少2.18年；2014年淮南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59212元，在全省最高，是最低宿州市39002元的1.52倍；铜陵市万人拥有医疗床位数达到67.6张，是最低亳州市（27.9张）的2.43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历史欠账，成为“十三五”时期安徽省推进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省建设难以回避的问题之一。
5、部级战略平台亟待进一步完善
目前皖江、皖南、皖北和大别山区虽已实现国家战略全覆盖，但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刚刚破题，皖北“四化”协调发展、大别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仍在起步过程中，皖江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则面临较大的转型压力。此外，安徽省尚没有新形势下引领区域发展的自由贸易区、部级新区等新型战略平台。从海关特殊监管区来看，安徽省目前也仅有合肥综合保税区、合肥出口加工区、芜湖出口加工区3家，少于江西的5家，更少于上海的10家、江苏的18家。
6、中心城市能级和带动力不强
新世纪以来，安徽省实施中心城市带动战略，合肥、芜湖、安庆、蚌埠、阜阳等市迅速崛起，但总体看中心城市规模和影响力不高，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强。目前安徽省尚没有市区人口超过500万的特大城市，100万以上大城市只有5个，远少于江苏和浙江。合肥市区人口和人均GDP均仅为南京、杭州的2/3，建成区面积仅为南京、杭州的56%和83%，与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副中心的定位还有较大差距。
三、切实找准促进安徽省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点
适应新常态下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要求，“十三五”时期，安徽省有必要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推进经济产业非均衡布局，带动和促进民生社会协调发展，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突出以人为本理念，加强战略平台建设，切实形成区域协调的政策制度保障。
1、推动省域政策统筹，增强区域自生能力
新常态下，各地通过拼资源环境、拼政策优惠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难度越来越大。国务院62号文虽然没有最终实施，但国家清理规范税收优惠、引导各地转变发展思路的导向和趋势非常明确。我们应早作谋划，切实按照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对省级层面区域政策进行系统梳理，对各地的优惠政策进行清理规范，最大程度地消除政策洼地，促进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同时，建立对贫困地区、粮食生产核心区、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系统政策，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
2、加快部级战略平台升级，提升综合承载能力
“十三五”期间，我们要继续推进皖江、皖南、皖北和大别山四大国家区域战略规划实施，同时加大重点区域、重点轴带、重点板块的开发力度。抢抓长江经济带建设机遇，把皖江开发开放放在全省发展的首要位置，重点推进合芜马、合宁、合铜池三条主轴带建设，加密合肥“核”与皖江“轴”的经济联系，进一步提升沪宁合主轴带功能。同时，抓紧谋划申报设立部级新区，支持有条件的市设立综合保税区、保税港区、出口加工区等，鼓励部级开发区和有条件的省级开发区争创长江经济带转型升级示范开发区。
3、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引导人口有序转移
区域协调发展最终要落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上来。“十三五”时期，安徽省应坚持以人为本，深入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逐步形成经济发展、人口布局和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明确支持皖北、皖西以及皖南地区开展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加大对农村高标准农田建设、水利交通改造的支持力度，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加速转移，逐步提高农业人均产出率，同步增加农业人口收入。重点支持皖江地区重点开发区域发展，将土地指标、信贷资金等发展要素向皖江地区倾斜，探索将“增减挂”扩大到全省范围，吸引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向皖江地区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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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开放；开放战略；区域协调
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之间差距不断拉大，区域发展极不平衡。进入新世纪后，为了缩小区域差距，中国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正是在这样的发展思路指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提高。总结发展经验，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互利共赢的开发战略，进一步提高中国各区域的对外开放水平。中共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新的开放领域和空间”。既要对外开放，也要对内开放，不仅要对外拓展新领域和新空间，同时也要对内有效利用现有资源。不断加大开放开发力度，适应时代步伐，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来促进中国区域协调发展。
一、开放战略对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开放战略就是要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种市场”，发挥自身优势，参与世界、利用世界、分享世界，使自己不断发展和壮大。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实施积极主动开放战略对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开放战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缩小区域差距。实施开放战略，激活区内、区际以及国际贸易，发挥自己优势，获取贸易利益，从而为自己创造财富。大量吸收外来投资，吸引区外及国外的资本、技术、管理等发展本区域经济。通过开放策略发展旅游、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吸引区外、中外游客，不断扩大消费，促进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加强区域合作，互利共赢，发达地区适当为欠发达地区在开放中适当“照顾”，缩小区域差距。二是开放战略使生产要素在区域之间有效流动和合理配置，提高生产资料的利用率。区域开放给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宽松而自由的环境，资源、资金、技术、劳动、信息、管理理念等生产要素在区际间有效流动和合理配置。同时开放也能有效转变本地人民落后观念，通过人员的流动，人们在外不断接收新技术、新观念等，把这些新观念、新视野、新认识、新技术等带回本地区，使信息得到有效回流和传播。这不仅增长了自己的能力，还带动了其他人的不断提高，不仅使自己思想面貌焕然一发，还催生家乡人们的思想观念的改变，从而提高人们综合能力和综合素质。三是开放战略增进民族团结，促进区域社会和谐稳定。中国民族众多，大部分民族分布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边界线漫长，社情、民情比较复杂。如果实行闭关自守政策，那将会各自为政，极大影响社会稳定。通过开放战略的实施，区域间相互交流，尤其是民间交流将会进一步深入。各族人民通过相互间的深入交往，不断融合，增进相互间的了解和沟通，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二、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的紧迫性
纵观中国历史，中国历史上的几个经济发达社会繁荣的朝代，都采取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主动与外界交流。汉唐时期，中国利用“丝绸之路”加强与中亚和欧洲贸易往来，各种奇珍异物流入国内，丰富人们的消费种类，拓展人们的视野。中国宋元时期，这时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达到顶峰，市场活跃，对外开放水平高，不仅主动深化陆地“丝绸之路”的交流，也开通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大力发展陆地边界“榷场”贸易，政府还专门设立机构“市舶司”来管理对外贸易，还主动通过海洋船舶与东亚、东南亚等地区开展贸易。正是在这样的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之下，中国经济不断增长，国力显著提高，使中国成为世界各国极力膜拜的对象。
从国际视野来看，本次金融危机波及世界，使各国在这轮危机中都有或大或小的损失，而这轮危机还未结束，它仍然潜伏在我们身边。但是，这次危机使我们面临极大挑战，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不少发展机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受到的打击最大，我们应该积极参与到国际规则制定，积极合理地进行海外投资、收购外国企业，积极参与解决国际热点问题，树立大国形象。在这千载难逢的机遇面前，我们应该积极主动去争取，主动走出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积极主动应对复杂的国家局势，认真研究国外环境，通过企业兼并、收购，使中国获得积极主动权。在更大的程度和更大的范围内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取得国际上的接受和认可，不断拓展新的开放领域和空间。
从国内实际来看，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社情国情比较复杂，为了社会稳定，必须首先得发展，在发展之中解决问题，而发展的最重要动力来源于开放战略。在新时期，面对国内出现的新情况，如极端分裂活动、区域不平衡、民族矛盾等，我们更应该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在发展过程中解决这些发展的问题。中国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区域协调发展相当紧迫，一是落后地方迫切需要改变自己落后面貌，紧跟时代步伐，发展自己；二是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要想实现区域之间的共同富裕，必须实行区域协调发展。
中国历史发展的召唤，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在新时期中国经济需要更好更快发展，在资源、环境等约束下，我们更应开动开放这个强大“发动机”，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在这样的有利机遇期，抓住机遇，以更加紧迫之情迎接挑战。不仅使国家经济得到更好发展，也使中国区域发展得到更好协调。
三、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措施
开放战略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强大动力，坚持对内对外开是中国区域发展的长远之策，为了平衡区域发展，缩小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我们应该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制定深入、广泛的开放政策，以开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一是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发挥区域优势，加强区内、区际以及国际间贸易。对于欠发达地区，既要实时合理地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更要加快培养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竞争力的新优势，深度加工自己优势产业，延长自己的产业链，提升贸易增值链，提高出口竞争力。发达地区应该积极主动与欠发达地区加强贸易往来，互通有无，贸易互补。推进市场贸易多元化，优化贸易结构，促进欠发达地区转型升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二是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在利用外资上，应该遵循以下原则，即“优化结构、丰富方式、拓宽渠道、提高质量”。欠发达地区应该注重完善自己的投资软环境建设，切实保障本区内、区际以及外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加强智力开发、人才培养和技术引进工作，鼓励发达地区以及国外投资机构在欠发达地区设立研发中心，借鉴他们的先进管理理念、制度、经验，不断促进科技创新与体制机制创新。拓宽服务领域开放范围，扩大金融投资，加强物流服务，稳步推进教育、医疗、体育等领域开放开发，引进优势资源，提升服务水平。三是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实施开放战略不只是“引进来”，更是要“走出去”。按照市场导向和企业自主原则，欠发达地区要认真研究区外环境，强化投资项目的评估，鼓励各类企业向外拓展业务或到区外乃至国外投资，抢占区外市场份额，积极参与外部竞争。欠发达地区应发挥自己资源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在区外发展工程项目承包，以“捆绑式”将劳动力一并转移，工程既能获利，也能提高输出地人民收入。积极主动与发达地区资源、能源合作，拓宽自己增收渠道。四是加强区域经济治理和合作。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加强经济区域合作，共同治理区域问题。推进区域之间贸易机制改革，推动建立均衡、普惠、共赢的贸易体制，破除地方行政贸易壁垒，打破贸易保护主义，使区域贸易自由化。区域之间加强生态环境开发与保护，制定合理补偿措施，使大江大河上游地区、生态脆弱地区得到合理、有效补偿。加强中国西部边境口岸建设，丰富边境贸易方式，拓宽贸易范围，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合作。丰富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方式，加大对口支援力度，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更好发展。定期开展区域协调发展论坛，形成协调发展机制，相互沟通、相互了解、相互帮助，从而更好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四、正确处理区域协调发展中改革与开放的关系
改革开放是中国过去经济社会得到显著发展的重要经验，在这一政策之中，我们实际工作是先改革后开放。从20世纪80年代实行的特区政策开始，我们先是改革税收、体制、机制等，实施优惠政策，逐步对外实施开放战略，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理念。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实施区域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政策强调改革开放，虽然改革、开放力度都不足，相对来说，还是改革优先，而开放滞后。在实际工作之中，如果都想把改革开放政策“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但目前的把握政策和扭转乾坤的能力还不足，这样会使工作效率低下。
经过世界金融危机冲击和洗礼，当今世界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世界经济格局、政治格局再也不是一超独强或几个主体把握世界命脉，而是由世界多极化、一体化和全球化主导世界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不仅要以国家层次参与世界，而更多是要以区域性层次从中观和微观层次来参与世界，分享世界资源和利益。这就使我们的区域发展一开始就要步入世界竞争行列，这就要求我们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接纳世界，加强区际之间以及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加大对外投资力度，更加务实地实施“走出去”战略，不断加强区际之间、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以开放为先，以开促改，使改革开放真正充分发挥它的动力。从而为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服务，为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服务，为中国的伟大复兴服务。
关键词：区域协调；历程；成就；启示；河南
纵观国内外区域发展，各地经济基础和环境条件不同，走均衡发展道路可能会造成区域停滞发展；而首位度战略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国家区域战略支持，只凭借自身努力难以实现。这促使河南只能走共同发展，相互扶持，合理分工的协调发展之路。河南是中国的缩影，在全国具有典型性。全面总结河南区域协调发展的探索与演进脉络，对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以及促进中西部同类地区的区域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河南区域协调发展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大致经历了摸索时期、萌芽时期、形成时期、全域时期和深化时期五个阶段。与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轨迹相比，河南的区域协调发展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和特殊性。但在这个过程中，河南始终紧跟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步伐，朝着不断缩小区域差距的方向前进。
（一）摸索时期（1949―1978年）
这一时期，河南基本按照国家计划实施以重点项目布局为主的发展路径，重要城市和新兴工业城市多散布在京广、陇海铁路线，形成区域发展中“十”字形非均衡架构，这对以后河南区域发展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为改变沿海地区工业过度集中畸形布局，开始向内陆布置重工业。河南凭借其重要的自然区位、优越的资源禀赋成为重点建设地区之一。为支援国家在河南的重点建设工程，1954年，制定了《河南省支援洛阳工业基本建设方案》，发出《关于动员全党支援国家141项工业建设的指示》（后又增加15项，统称国家156项重点项目）。其中，河南有9项重点项目入选。1957年，继续贯彻执行中央“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郑州、洛阳等地区也因此初步形成以能源、原材料为基础的重工业基地，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占据先天优势，奠定了河南生产力布局和区域发展的基本格局。
区域发展取得成绩的同时，也走过一些弯路。“二五”期间，除继续完成“一五”时期安排的续建项目外，受全国“大跃进”的影响，基建规模过快，河南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失调。随后三年调整时期和十年“文革”时期，区域发展困难重重，基本停滞不前。此间，伴随全国范围内展开的“三线建设”高潮，大批沿海工业企业内迁，南阳等欠发达地区迎来短暂的发展机遇。
（二）萌芽时期（1979―1990年）
这一时期，河南产生了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促进横向经济联合进而形成经济技术协作区的区域协调发展思想萌芽。
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开始转向市场经济，资源要素在各区域之间的流动也由纵向的调拨转为以需求和效率为导向的横向直接流动。河南区域经济进入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1983年，开始调整行政区划，推行市带县体制。1984年，省第四次党代会提出城市综合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建立多层次的经济联合，冲破地区、城乡分割的状态。1985年，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指出城市必须实行开放政策，放手发展多层次的横向联系；同时加强城乡结合，支援农村，促进城乡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共同繁荣与发展。“六五”期间，市场经济规律开始在河南区域经济中发挥作用，工农及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趋于合理。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期，河南区域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处在由旧模式向新模式转变的关键时期。为此，“七五”计划要求围绕优势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国家的重要基地建设，形成一级经济技术协作区；以中心城市为依托、以企业经济联合为核心，形成二级经济技术协作区；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共性和特殊性，以历史形成的区域联系为基础，建立省际毗邻经济技术协作区，河南的区域协调思想由此萌发。
（三）形成时期（1991―1997年）
这一时期，河南把中心城市带动和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作为统领区域发展全局的两大战略决策，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概念得到明确。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河南对外开放迈出较大步伐，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经济进入快速增长时期。“八五”、“九五”提出构建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的设想以及进一步统一规划中原城市群的重大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城镇体系和生态环境建设。1996年，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要求加快中原城市群的发展步伐，在全省经济发展中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中心城市带动战略在河南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日益突出。
河南清醒地认识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原崛起，重点、难点都集中在县域经济。为此，省委五届五次全会决定对巩义等综合实力排名靠前的18位的县（市）进行特别试点，扩大县的审批权，拉开了县域经济发展的帷幕。此后又提出一手抓综合改革试点县（市），一手抓贫困县的“两头抓，带中间”的区域发展思路，积极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
（四）全域时期（1998―2005年）
这一时期，河南正式提出“中原城市群”战略，通过并出台《河南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要》，开启了全域层面的区域协调发展之路。
“十五”期间，根据发展实际，将平顶山和许昌两市纳入中原城市群的框架，并借助推进全省小康社会建设的时机，加强与漯河和济源两市的联系，旨在确立中原城市群核心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空间轮廓。2003年，提出“中原城市群”战略，要求完善建设城际轨道交通。2005年，制定《中原城市群总体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形成以郑州为中心的大“十”字形核心区，区域内任意两座城市间2小时内通达的经济圈的发展目标。中原城市群在河南区域发展战略的主导地位得到明确。 面对河南区域经济差距过大的现实，省委七届五次全会制定《河南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要》，将18个省辖市划分为中原城市群、豫北、豫西豫西南和黄淮四大经济区，并对其发展提出明确目标。中原城市群以郑州为中心，包括洛阳、开封、新乡、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济源；豫北由安阳、鹤壁、濮阳三市组成；豫西豫西南包括三门峡和南阳，黄淮包括驻马店、商丘、周口和信阳。这一积极探索对后来中原经济区建设奠定了基础。
（五）深化时期（2006―至今）
这一时期，河南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原崛起的关键时期。各经济区之间、经济区内部和城乡之间的融合发展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环节。
在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时提出，豫北要促进安阳、鹤壁、濮阳联动发展，凸显在晋冀鲁豫毗邻地区的优势，成为中原经济区与环渤海经济圈衔接联系的前沿；豫西的三门峡融入“郑洛三工业走廊”，成为重要经济区核心增长板块的紧密外缘，强化洛阳、三门峡、济源、焦作协同发展；南阳融入黄淮四市一体化发展，增强在豫皖鄂陕毗邻地区和淮海经济协作区中的影响力；最终构建放射状、网络化、板块式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河南经济区之间协调发展的思路日益深化。
先后实施针对性的次区域发展战略和相应细化、差别化的政策，区域协调深度进一步拓展。省第九次党代会指出促进中原城市群的融合发展，打造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板块。这表明“中原城市群”战略已经成为全省上下的共识。2007年，《关于加快黄淮四市发展若干政策的意见》提出把黄淮四市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现代农业基地和以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为主的加工制造业基地，补长河南区域协调发展的“短腿”。2011年，出台《关于支持南阳市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支持南阳建设河南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区、豫鄂陕省际区域性中心城市，推动南阳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2013年，《河南省深化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实施意见》提出对巩义等10个县（市）全面实行由省直接管理的体制，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2014年，国家批复《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规划》，标志三门峡在扩大对外区域影响、区域性金融流通水平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这些都是河南立足服从与服务于国家粮食安全大局和实现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双重要求所做出的重大决策。
贯彻一系列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城乡一体化取得突破性成果。2006年，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推进城乡一体化要以缩小城乡差距和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为目标，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同时，确定对鹤壁等7市开展城乡一体化试点。2007年，为推动城乡一体化试点的健康发展，又出台《关于2007年城乡一体化试点重点改革工作的意见》，要求试点市全面推进户籍登记制度改革等重点工作，组织实施部分试点市开展专项改革试点。这些为全省推进城乡一体化所做的探索，为统筹河南城乡协调发展提供了有益经验。
二、河南区域协调发展的成就
进入新世纪，河南持续把重点发展中原城市群作为引领区域发展的基本途径，把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作为中原崛起的基石支撑，并将中原经济区建设的主线贯彻到区域经济发展的每个环节；区域发展呈现出良性互动、生机勃发的局面。
（一）区域竞相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随着河南将协调视为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改变偏重区域发展，忽视区域协调的做法，充分认识当前区域协调发展的紧迫性、重要性，及时地进行了职能转变，四大经济区发展逐渐趋于协调。2003―2013年，中原城市群GDP由15077.2亿元增加到18961.4亿元，年平均增长率23.2%，占全省比重由55.4%上升至58.0%。豫北GDP由2687.2亿元增加到3 436.3亿元，年平均增长率24.9%。黄淮GDP由5 016.1亿元增加到6452.1亿元，年平均增长率25.5%；GDP所占比重仅次于中原城市群。豫西豫西南GDP由2754.7亿元增加到3703.4亿元，年平均增长率34.4%；GDP所占比重高于豫北。支撑区域内生发展的财政经济规模和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和服务设施也实现稳步增长（见表1）。但也应该看到，虽然对中原城市群各城市发展战略定位做出部署，但相关规划过于宏观，缺乏现实操作性。建立在行政协议基础上的协调机制没有相应的法律责任制度作保障，导致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无法形成，难以打破部门和地方政府阻碍资源要素自由流动的束缚，以及约束跨地区经济合作的违约行为，造成中原城市群发育程度不足，缺乏对资源要素的集聚力和区域的带动力。
（二）县域经济活力达到新高度
河南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先后出台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政策措施，县域经济综合实力不断增强，进入提质增速的新阶段。2003年，28个县（市）的人均GDP超过10000元，高出全省人均水平的35%左右；48个县（市）人均GDP高出全省平均水平，61个县（市）的人均GDP超过5000元。到2013年，21个县（市）的人均GDP超过50000元，高出全省人均水平的50%左右；44个县（市）人均GDP高出全省平均水平，56个县（市）的人均GDP超过30000元，占全省县（市）的近一半（见表2）。同时，中原城市群和豫北的县域经济普遍好于黄淮四市也是不争的事实。这是因为在许多涉及地区发展的政策中，河南把中原城市群、豫北作为优先发展地区，长期以来加大了县（市）间的差距。而且，随着政策面临收益递减规律的约束，政策的因素逐步减弱，市场配置的力量逐渐增强，中原城市群、豫北最初凭借非均衡路径的政策导向，县域经济率先走向了市场主导下的优化配置路径，这也进一步加大了市场发育滞后地区发展的难度。
（三）城乡居民收入同步持续增长
近年来，河南十分重视城乡一体化发展，城乡关系进入以城带乡、城乡协调发展的新阶段。对城市，选择具备条件的县（市）作为城乡一体化的试点区。对农村，执行“少取、多予、放活”等方针，落实一系列如取消农业税，实行对农业“四项补贴”、“四项基本保障”等优惠政策。2003―2013年，中原城市群、豫北、豫西豫西南和黄淮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2.8%、12.8%、13.1%、13.7%，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4.9%、14.5%、15.3%、14.3%。此外，四大经济区人均GDP也实现稳步增长（图1）。这主要得益于国家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导向以及河南人力、财力的不断增强，加大了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打破以往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和徘徊的态势，农民收入结构也相应发生积极变化，家庭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
（四）区域差距维系合理区间
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区域经济的不平衡是客观规律，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必须要适度可控。2003―2013年，全省基尼系数的总体趋势略带波动缓慢上升；2004―2007年，虽然出现一定幅度上升，但仍维持较低水平，近三年一直维持在合理的区间。区域整体经济空间差异处于相对平均状态，处在可接受的地区差距范围内（见图2）。这是由于，河南充分发挥城市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进行了比较合理的区域分工，并实施“中心城市带动”战略，重视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的引导作用与带动作用；重视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不断完善交通网络，公路网的通达深度、通畅程度明显提高，增强了全省区域之间的联系和互动。
三、河南区域协调发展的启示
河南区域协调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其他同类地区并不能简单地照搬，必须立足当地实际正视问题，积极借鉴有益经验，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区域协调发展之路。
（一）确定模式，实施中心城市带动战略
中心城市不仅是主导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引擎，而且在国内区域之间的竞争中也处于主体地位。中心城市不仅能够形成产业的聚集效应推动工业化，更重要的是能够转移农村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带动农村经济的繁荣，从根本上改变一些地区的落后面貌。中心城市带动其实是发挥增长极模式的一体化的空间调整机制来协调区域内部的差距，增加彼此溢出效应。实践表明：实施中心城市带动战略，将有限的财政资金重点投放到核心区域，尤其是大都市圈以及中心城市组成的城市群，会对区域发展产生明显的引导作用和带动作用，成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二）奠定支撑，发展壮大县域经济
县域经济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单元，是整个区域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对区域协调发展的贡献不可替代。这主要是由县域本身规模适中，经济社会功能较为健全的特性所决定的。中西部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不是中心城市而是县域经济。为此，实施县域经济发展突破战略，推进特别试点，扩大县在经济发展中的审批权，强县扩权，享有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和社会管理权限，全面实行由省直接管理体制等一系列改革，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活力，已经成为加快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三）立足基础，科学合理划分经济区
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前提是依据自然基础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合理划分经济区，进而形成建立在各自优势基础上的分工协作，并为实现各自优势进行合作的发展合力。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欧美国家就以区位论为理论依据，强调经济区划的作用。科学划分经济区会促使社会劳动地域合理分工，实现各地区与城市间联系的畅通快捷，重大基础设施的共享以及基础产业和重大项目的优化布局，避免各经济区内部重复建设，增强区域的综合实力，这也是当前我国中西部地区在区域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四）正视差距，注重次区域及城乡协调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各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也是区域内部和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我国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差距并不是区域之间，而是区域内部和城乡之间的差距”J。因此，一方面实施次级区域规划，注重次级区域在经济区发展中的战略支点作用；缩小政策单元，提高区域政策精准性，针对不同类型区域建立相应的区域政策体系。一方面强调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建立整合城乡要素资源的协调机制，形成大中小城市与城镇的协同发展格局。
（五）加强联系，建立省际边界区合作机制
省际边界区是计划经济政府投资的边缘区，也是市场经济外商投资的边缘区，这造成边界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协调发展面临诸多困难。三门峡的跨区域合作发展模式值得借鉴，黄河金三角既维持了行政区划的现状，又取得了平等共赢的合作成效。这说明区域横向联合而非通过行政区划的调整，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决行政区经济的内耗问题。因此，在行政区划没有广泛科学论证，缺乏成本效益权衡分析之前，建立省际边界区合作机制为调适区域发展和行政区划关系，树立了区域公共管理的新思维，改变了过去把行政区划改革当作是解决区域发展矛盾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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