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
尽管关于“研究方法”的书已经很多，上面已有所论述。同时关于“科研、学术、学位论文写作”的书籍也不少，分层次列举如下：主要供本科学生阅读的著作和教材有：穆诗雄《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写作》（2002）、周开鑫《英语专业学生学术论文写作手册》（2006）、石坚、帅培天《英语论文写作》（2010），丁往道等《英语写作手册（第三版）（第八部分）》（2009），以上四本书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邹申《写作教程（第四册）》（2007）、程爱民、祁寿华《英语学术论文写作纲要》（2005），以上两本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丁往道等《英语写作基础教程（第三版）（第八章）》（2011）、刘洊波《英语学术论文写作》（2004）、黄国文等《英语学位论文写作教程》（2008）、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联合主编的《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手册（外语卷）》（2001），以上四本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黄国文等《英语学术论文写作》（2006），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张霖欣《英语专业毕业（学术）论文写作教程》（2008），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需要说明的是上面所列举教材尽管主要供本科生阅读，里面论述研究方法不是很多，更多谈到是如何写作，但研究方法也有所渗透，本科生需仔细学习，研究生也有必要温故知新。供研究生毕业论文写作参阅的教材还不是很多，主要有冯翠华的《高等院校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系列教材英语科研论文写作概要》（2003）。也有将研究方法和学术论文写作融合在一起谈的，诸如：文秋芳教授的《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2004）。可是这些“科研、学术、学位论文写作”书籍里面没有一点不谈研究方法的，也很难找到只谈写作一点不涉及研究方法的书籍，如何将二者有效结合，既懂研究方法又能写出高质量的文章，正是每个英语专业学生所努力的方向，如果要达到这一目的，英语专业学生应当至少研读其中两三本书，只有这样才会达到融会贯通，最后逐步掌握。
关于研究方法与学科
当前的学术研究很多是跨学科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也很值得关注，下面只阐述一些学科，并列举它们领域的相关研究方法书籍。语言学方面：张廷国等《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的理论与实践》（2008）、梁茂成等《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师教学实践系列语料库应用教程（配光盘）（》2010）等。社会科学方面：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2006）、林聚任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2004）、（美）威廉劳伦斯纽曼（W.LawrenceNeuman《）社会研究方法：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2010）、（英）希拉里阿克塞和波德奈特《社会科学访谈研究（》2007）等。社会学方面：袁方《社会研究方法教程》（1997）、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第3版)（》2009）等。教育学方面：陈时见《教育研究方法》（2007）、杨小薇《教育研究方法》（2005）等。教育与社科方面：（美）贝尔（Bell,J.）《教育与社科研究入门指南》（2004）等。心理与教育方面：董奇《心理与教育研究方法》（2004）等。思想政治教育方面：风笑天《21世纪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系列教材:社会调查方法（》2012）等。上面只列举了几个学科的一本或几本关于本领域的研究方法书籍，应该来说一门成熟的学科都有本学科的研究方法，重庆大学出版社引进或翻译出版的系列丛书《万卷方法—社会研究方法丛书》，是这一领域的集大成之作，汇集了多个学科，目前已出版了约97部。可以说当前学科间在研究方法上是相互交织，相互借鉴，学科间并不能泾渭分明，而是形成了一个研究方法的网，已难以分辨。甚至一门学科固有的研究模式和方法都变成另外一门学科的研究的方法了。在鲁子问等著《外语政策研究》第一章第三节外语政策的研究方法里列举了四个，分别是政治学方法、语言学方法、社会学方法、公共政策分析方法。而英语专业学生如果要做跨学科研究不关注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其文章的科学性也很难得到保障。研究方法多种多样，这些方法有何共性？有啥联系？如何进行自身的整合以及与论文写作的有机整合？能否找到蕴藏在其间的规律，英语专业学生都该好好思考，以能更好地学习研究方法，最后能活学活用，高质量完成学位论文的写作和未来的研究工作。
结束语
摘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提升，海外各国开始关注中国，分析和研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并将以此形成的判断运用于同中国的交往和相处之中。对中国而言，我们要了解西方的文化和制度，也要了解自己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这样才能更恰如其分地与其开展交流与合作，为中国未来发展创造更多机遇。本文从海外对中国的研究、中国学术界对海外中国研究的再研究，以及如何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进行分析和思考，以期对中国进一步发展有所启迪。
关键词 ：改革开放；海外中国研究；再研究；中国文化
今天我们所说的“外宣”“文化走出去”，以及“中国学”，意思相差不太大。其共同点都在于，了解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识；让西方世界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首先，我们需要知道西方人怎样看待中国。之后，我们同西方世界通过对话、交流，互相回应对方的问题，以期在相互交流中把我们想传达的意思告诉中国之外的世界，并尽可能形成一种可以沟通的认识。
西方把了解和认识中国当成一种学术工作，最初是由一部分来华的传教士开始的。那个时候，这些工作被称作汉学，多以中国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到了20世纪中叶，西方人对中国的关注和研究重心渐渐转移到当代。改革开放后，这一走势尤其明显。随着重心的转移，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也逐渐转化为了解中国现实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原本的汉学也随之变成了今天的中国学。法国传教士较早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在20世纪中叶以前，法国曾是汉学研究重镇。法国之外，东亚的日本也是长期关注中国研究的国家（这种关注同他们侵略中国的国策有关）。20世纪中叶之后，中国被称为铁幕国家，美国为了外交战略目的需要关注中国，并以其雄厚的财力支撑众多中国问题研究机构。在他们那里，学术研究与智库研究是并重的。比如，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便常常被美国国务院请去咨询关于中国的种种问题。因此，60年来，在海外的中国研究当中，美国无疑是财力最丰厚、从事人员最多、研究成果最多的国家，其最大特点是学术研究和对策研究兼顾和统一。
改革开放30 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世界越来越关注中国，也因此不断地认识中国和解释中国。今天的中国学研究者和过去的汉学研究者最大区别在于：后者离现实问题较远，但对中国了解较深；前者对中国现实问题非常切近，但对中国的了解因为缺乏历史文化背景而常常脱节，很容易用西方经验和自己专业学科的既有理论模式来衡量和解释发生在中国的种种事实。由此会造成曲解、误解和错判，并牵连而导致国际交往中以己度彼的猜疑和摩擦。为了化解这种猜疑和摩擦，我们需要自觉地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文化走出去便具有了必要性和必然性。近年来，中国许多高校先后开设了这一类跨文化研究机构，以顺应这种趋势的发展。
一、海外对中国研究现状
1.海外研究中国的缘起和发展脉络简述
欧洲对中国的研究源于16世纪中叶来华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他们开启的中国研究被称为汉学。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汉学在法国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入学院式研究，到20世纪60年代为止一直以古典研究为主。70年代起，新一代学者开始突破上一代人旧有的研究范式。90年代后，欧洲的中国研究开始关注中国政治机构、地方政府的作用、党的角色、党与新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以及腐败等社会问题。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谢和耐，他是20世纪下半叶法国著名汉学家，也是一位承上启下的人物。他的研究方式传统却不保守，既继承了考证派的某些传统，也极大地突破了他们的研究框架，开拓了法国汉学界一代新风。
美国的中国研究可追溯到19世纪的来华传教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之后，随着冷战的加深，美国政府从战略和实用的角度出发，加强了对中国现实状况的研究。60年代，美国学术界热衷于确立研究领域和分析框架，积极参与学术、政策、文化与中美关系的讨论。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研究在美国大学的机构化和学科化进一步深化，并一步步走向学科专业化与国际合作。
日本对中国的研究非常早，从奈良时代到明治维新可以称为汉学时期，主要是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和吸收。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学术界开始引进西方的流行方法，对中国的研究开始突破文史哲领域，纷纷追求自身学科的独立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中国研究的重心逐渐转向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学等。80年代以后，这类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试图以日本的战败和中国的胜利为史实依据，探索中日两国在西方文明冲击面前的不同反应，探讨其内含的思想意义。由此开始，日本的中国研究呈现多元化趋势，研究领域涉及当代中国的各个方面，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当代著名学者沟口雄三的多元化研究视角。
2．海外对中国文化领域的研究概况
海外对于中国文化研究较集中在汉学领域，大多与文史哲相关，所涉及的研究很宽泛。首先最主要的是语言方面，其中，汉语教学最多，人数最多，但学术成分较低。其次，从事中国史的最多。再次，是宗教与文学，宗教更多一些。
就中国哲学研究而言，目前有三种形式。第一种也是最普遍的，是传统汉学。传统汉学的特点是文史哲不分，这一类哲学是以思想史研究为主，像葛瑞汉和史华慈汉学功底浓厚，思辨性极强。他们的作品最大优点在于汉学味很地道，历史学基础扎实，余英时也属此类。但也有其弱点，葛瑞汉的著作《道教辩士》(Disputersof the Tao) ,史华慈的著作《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所用的术语都不具备很深的哲学思想。因此，他们的书在美国正统哲学系没有受到普遍的欢迎。他们对于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在海外的推广有着重大的贡献，但另一方面，他们也造成国外哲学界对中国哲学的偏见。例如，美国哲学界中绝大多数都是研究分析哲学的，这些人认为，像史华慈这样的中国研究者没有语言的分析，分析哲学离开了语言就无法做，所以觉得中国没有哲学。因此，他们把中国哲学归入历史系或者宗教系。20年前在美国只有伯克利大学、密歇根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夏威夷大学把中国哲学放入了哲学系，而当时美国的哲学年会，几乎感觉不到中国哲学的存在。
第二部分就是从比较哲学研究中国哲学，代表人物是安乐哲和郝大卫。安乐哲用美国实用主义解释中国哲学，可以发现很多新东西。有学者认为他创造了很多新东西，这一点是值得认同的。因为，用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时期可以从一本书中得到不同的收获。安乐哲在夏威夷大学，他们的比较哲学在世界范围内也堪称上品，其特点是只讲中庸不讲中和。
第三个流派是以分析哲学为主的流派，这一学派很难说出其源流。它有一个主要的策源地——斯坦福大学，代表人物是列文森及其学生，还有一部分中国人，包括大陆和台湾人。这些人主要分析哲学，他们在研究生阶段是纯粹研究西方哲学的。但是由于有中国文化的背景，所以开始研究中国哲学。这对于他们后来的学术发展很有影响，其最大的特点是概念比较清晰。
二、中国学术界对海外中国研究的再研究
中国对海外中国研究的热切关注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进入90年代之后。其起点是中国一方对海外学者的重要著作大量翻译和出版，随之产生了一批对海外中国研究再研究的专著，而后是相关专门研究机构的先后设立。
1.成果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历史研究系列是较早翻译过来的著作，曾起到了影响深远的参考和借鉴作用。之后，一批海外前沿著作以研究丛书的形式出现，其中以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影响最大。此外，王庆成和虞和平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是改革开放以来较早的专业翻译丛书。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旨在了解和借鉴国外研究成果。黄兴涛、杨念群主编的“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丛书”中的著作大多能反映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和考察，视角独特。
除了单纯的翻译之外，也有一批优秀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涌现，其中比较富有代表性的有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侯且安《当代美国学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朱政惠《美国中国学史研究——海外中国学探索的理论与实践》、阎国栋《俄国汉学史》、许光华《法国汉学史》等。
2.机构
于此同一个时间，中国先后出现了一批专业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国外中国学研究室成立于1975年。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于1977年开始编辑《国外中国古文化研究》，并于1985 年建立“国际中国学研究室”。
20世纪90年代又相继成立一批研究机构，主要包括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汉学研究所、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等。进入21世纪后，国内又成立了新的机构，主要有陕西师范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苏州大学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汉学研究中、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海外中国学文献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中心等。这些机构以北京为中心，分布在国内各地区，对全面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国内文化走出去现状
1.起因
中国国内热衷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之后，伴随思想解放和对外交往的增多，我国学术界开始反思和检讨以往革命语境下学术研究存在的问题。海外中国学的兴盛，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中国学构建的中国研究框架，适应了中国学者恢复和重建中国学术之际开阔视野的需要。国际汉学研究对中国的学术界来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然而，海外中国学在本质上仍然是外国学，是基于西方的经验和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它们的优点在于较少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可以看到许多中国人没有看到的地方。但由于西方学者对于特定事件缺乏历史感受和亲身经验，所以他们的论述和观点常常免不了隔靴搔痒，所看到的也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真实的中国。我们在研究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的同时，也要对自己的国家有一个充分的了解，进而才能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个当今的中国。因此，中国本土的中国研究必须在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展开，在多学科的交叉中展示它的多重特性。作为与西方的研究相对应的本土中国研究不应该是各学科的简单叠加，而是以中国为整体研究对象，并服务于现在与未来的发展需要。
2.机构现状的评说
80年代和90年代之后，为了适应国际交流和文化走出去的趋势，国内各大学以及研究机构都陆陆续续建立了与世界交流与对话的相关平台和机构。但由于这部分工作比较后起，至今为止时间不是很长，因此就文化交流的本旨而言，真正做出成绩的不多。大多数所能查到的只是一个网站（报道的大部分都是会议），还有许多机构连网站都尚未设立。其中，与跨文化直接相关而可以枚举的机构，有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上海外国语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跨文化交流与管理研究中心、浙江大学跨文化交际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跨文化教育与交流研究中心、对外经贸大学文化资本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语料库与跨文化战略研究院、山东大学跨文化交流与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跨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以及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国际礼仪与跨文化沟通研究所等。比较而言，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和浙江大学等高校在这方面起步最早，也相对地积累了了若干研究成果。
1．理论建树初具规模。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科学。科学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因为它建立在朴素的客观规律之上。对外汉语教学尽管头绪纷繁，却是有规律可循，从理论上探索这些规律，把几十年来国内外汉语教学的经验加以总结，从中归纳出若干规律，形成自己的理论框架，是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成熟的标志。已故的熙先生说：“现在世界上有各种理论，汉语有其特殊性，我们应该提出自己的一种理论来，我认为是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熙，1989）现在，“对外汉语教学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由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部分组成；基础理论包括语言理论、语言学习理论、跨文化交际理论和一般教育理论等；应用理论是指教学理论和教学法（教学法的部分内容具有理论性质，因此不妨把它也归入理论范畴）。”（《纪要》，1995）至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则是一种综合的、跨学科的理论，它是建立在综合应用语言研究、语言学习研究，语言教学研究和跨文化交际研究等方面的研究之上的。围绕着理论的思考，有一批出色的论文，其中吕必松、胡明扬是其代表。然而，框架虽然搭起，研究却还不能说十分深入。真正称得上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的文章，为数并不多。当然，我们不需要所有的人都去从事理论研究，但我们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理论研究者。如果说，一个理论研究十分薄弱的学科，犹如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决不为过。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文章面世。
2．研究对象更加明确。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赖以建立的前提。对特殊对象的深入研究，是一门学科朝着精密科学发展的必然途径。对外汉语教学的特殊研究对象，熙在1989年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汉语研究，这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是后备力量，离开汉语研究，对外汉语教学就没法前进；另一方面是对外汉语教学本身的研究，而这决不仅是教学经验的问题。四年之后，盛炎、沙砾认为，对外汉语教学“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这就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内容、途径和方法”。（盛炎、沙砾，1993）到了1995年，我们对特殊的研究对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就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的学习和教学，即研究外国人学习和习得汉语的规律和相应的教学规律。研究的内容则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全过程。从“学”的角度，要研究学习者是如何学会并掌握汉语的；从“教”的角度要研究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语言测试等全部教学活动，其研究目的是为了揭示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内在规律，以便指导教学实践。（《纪要》，1995）只有研究对象明确，才能产生具有指导意义的具体的研究成果。我们根据研究对象，可以分别开展学科理论研究、汉语本体研究和方法论研究。
3．研究方法已具有自身的特点。既然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对象是汉语的学习和教学问题，那首先要把“学什么”和“教什么”研究清楚。所以，第一位是汉语本体研究，但在研究方法上、侧重点上不同于一般的汉语研究。
在汉语本体研究方法上突出的特点是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进行汉外语的比较，从而找出学习的难点，“所谓难点，就是中国人看来容易，外国人学起来困难的地方。在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汉语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这些特点往往就是难点。”（王力，1985）研究语法结构，研究语音规律，对本国人来说，一般规律也就够了，但对于外国人来说，只掌握一般规律是学不会汉语的，常常一用就错，这种错误往往启发研究者去注意中国人自己不容易想到的问题，于是促使我们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习惯用法”和“例外现象”的研究。这种从教学中发掘的研究课题，具有对外汉语教学本体研究的独特视角。其研究，不仅推动了对外汉语教学本身，也对现代汉语研究起了促进作用。在汉语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李英哲、柯彼德、陆俭明、邓守信、王还、刘月华、赵淑华、佟秉正、舆水优等。
至于研究“教”和“学”，与其他语言作为外语教学是有共性的。这也就是在创始阶段，我们不断引进、介绍各种外语教学法的原因。外语教学法的研究，在国外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已经很多。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无疑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的教学法，吸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但在研究汉语教学法时，正如张清常先生所指出的：“一不能忘记汉语本身的特点，二不能忽略中国传统语文教学千百年经验的合理成分，三不能忽视国外某些教学法它们一方面显示其优越性另一方面却也暴露出一些严重问题的这种缺陷。”（张清常，1990）这是十分中肯的话。
下面我们对教学法研究略事回顾：1985年第一届国际汉语讨论会上，汉语教学法研究与国际上交际法原则盛行一时相同步，并开始探索结构与功能相结合、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新路子。1987年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教学法研究不断创新，预计有可能形成“结构——功能——文化”三位一体的教学法新路子，并向综合教学与分课型教学相结合的新模式拓展。1990年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人们对教学法又有了新的思考，以历史的态度对以往的教学法进行冷静的分析和科学的总结，从而发现现在还没有任何一种教学法是完整的唯一可行的，而且可以普遍适用的。应该更加充分地考虑到不同的语言教学目的和不同的教学阶段对教学有着不同的要求，因而普遍存在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教学方法是根本不存在的，《语言教学法的研究——各得其所、各取所需、各有千秋》（[美]杨觉勇）一文代表了这种思想。到了1993年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吕必松总结到：“更快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已成了各种语言教学法流派的共同目标，这也是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不可逆转的一种发展趋势。”（吕必松，1993）没有一种教学法是全能的，也没有一种教学法是毫不足取的。应该根据不同的教学目的、不同的教学对象采用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今后，我们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兼采众长，摒弃其短，探索汉语教学的新路子。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近年来在研究中比较注重教和学的调查研究，注意统计分析（定量、定性分析），创造条件搞各种教学试验等科学的方法。
4．研究领域正在拓宽。语言教学的研究，是受语言理论研究制约的。80—90年代，国外普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向，是乔姆斯基的理论已经不似70—80年代那样风靡一时，代之而起的是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潮流所及，社会文化因素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作用的研究，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开始是关注汉语教学中文化背景和文化知识的介绍，继而进入了跨文化交际的研究领域，开始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中所遇到的问题及其应对策略。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领域。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的民族形式，深入研究并在语言教学中引入语言所表现的文化内涵，是将语言知识转化为交际能力所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胡裕树等，1989）不同的语言所包含的民族文化是有一定差异的，这种文化差异是第二语言学习的障碍之一。近年来，关于如何在语言教学中排除跨文化交际障碍的讨论，已成为人们关心的热点之一。研究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文化对比，主要是以汉语为背景的中国文化和以英语为背景的欧美文化、以日语为背景的日本文化的比较；另一个是在汉语教学中注入文化内容的研究。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化内容都与语言学习和教学直接有关。《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胡明扬，1995）探讨了究竟哪些文化因素最有可能直接影响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文章认为，在语言教学中注入文化因素应考虑到外国学生的母语和汉语在文化上的异同，不要喧宾夺主，不要把语言课上成文化课。这篇文章廓清了在汉语教学中注入文化内容的一些不够清晰的认识，有助于大家形成共识。总的看来，语言和文化的研究还刚刚起步，讨论汉民族文化特点的文章比较多，讨论汉民族文化对汉语学习影响的文章还比较少。领域虽已打通，深入下去还值得探讨。
5．研究成果十分可观。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语本体研究成绩尤为突出，这是汉语研究专家与对外汉语教师密切配合，通力合作的结果。对外汉语教学从一个新的角度开拓了汉语研究点，它受到汉语专家热情的关注，从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为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研究提供帮助；而对外汉语教师，掌握外国人学习汉语的特点与难点，从那些中国人习焉不察的问题中，小处人手，大处着眼，发掘带有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的研究课题，体现了学科的特色，为汉语研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在汉语语音、词汇、语法、汉字、篇章、汉外语对比以及与汉语教学有关的文化因素的研究中，语法研究又占更大的比重，在前四届讨论会的论文选中，有关汉语本体研究的论文共160篇，占全部论文总数363篇的44％，而其中仅语法研究的就有90篇，又占总数160篇的56％。这些论文涉及下列三类内容：一是从宏观上研究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路子，探讨浯法教学的改革。二是针对外国人学汉语的难点，深入分析语言事实，发掘语言规律。三是在汉语语言现象的分析与描写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种研究的势头，与80—90年代中国语言学界的语法研究不无关系。近年来，中国的语法研究异常活跃，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硕果累累，新人辈出，成为语言学科各个部门中发展最快的一个。（龚千炎，1996）影响所及，对外汉语教学界的语法研究，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研究特色：一是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涉及到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语法、功能语法等。二是体现了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的研究，特别是三个平面的语法观、形式与意义密切配合，交互验证的研究方法，深深地影响着对外汉语教学的语法研究。三是结合汉语与外语的比较，深入发掘汉语的特点，渗透着理论的思考。
在教学研究方面，对汉语诸要素教学的研究更深入、更具体，有不少新的教学设想，得出不少有教学参考价值的结论。通观教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可以说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都不断有新的进展。首先，对“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教学路子，基本上形成了共识；其次，进一步明确丁以总体设汁为主导的教学过程的四大环节。对各个语言教学环节和各种浯言技能训练的研究，更有理论的深度，对教学也更具指导作用。对于各种语言技能从设课到训练，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规范。最后，建立并在不断地完善有效的汉语水平考试系统等等。
自1987年中国对外汉语教材规划会以来，对外汉语教材建设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几年来编出了上百种不同类型、不同课型、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色的汉语教材，可谓洋洋大观。在这些教材中，大都能较好地体现汉语内部的结构规则，并带有不同的教学法理论倾向，应该说各具特色和优势。（杨庆华，1995）对外汉语教材的建设与发展，实际上反映了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的探索。今天，更新教材的呼声日高，我们期待着新一代教材的尽快问世。
学会成立以来，研究的重点开始由“教”转向“学”。学习者学习行为的过程和规律的研究直接影响着教学水平。研究的范围涉及到对学生特点和需要的分析，对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的描写，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中的偏误分析及中介语研究，外国人学习汉语行为过程的调查与实验，以及对课堂上师生之间相互作用的观察研究，等等。学习规律研究中提出的若干理论、模式和假设，对促进汉语教学研究由“经验型”向“科学型”的转变，将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总的说来，研究成果应该重视，值得提及。但是，我们还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真正找到一条全面体现语言规律、语言学习规律和语言教学规律的教学路子，世界各国的同行们都处于探索过程中，力求逐渐加深认识，不断地改进处理方法，争取良好的教学质量。（吕必松，1993）这是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
二、明显的不足
1．关于学术方向。1994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定性、定位、定量问题座谈会指出：“由于近年来我国涉外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性质和内涵等问题上便产生了某些不同的看法，甚至对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本身也产生了某些怀疑。”（《纪要》，1995）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的分歧，不但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地位和研究对象，而且也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的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对课堂教学也不无影响。面对这种局面，学术方向出现摇摆。
这次座谈会经过坦诚的切磋，在学术方向上可说达成共识，从而明确了学科的性质，规定了学科的内涵，维护丁“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名称的唯一性、稳定性和严肃性。会议指出：“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有根本的区别，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教学，教学规律也没有足够的共同点，所以它们不可能属于同一学科。”（《纪要》，1995）这样就摆正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关系。今后，发挥学科优势，突出学科特色，把握住对外汉语教学的学术方向，仍是不容忽视的。
2．关于研究视角。从总体上看，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视角还略嫌偏窄，一个领域的各部门的研究也多有失衡。在汉语本体研究中，词汇及其教学研究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几年来毫无改善，极需加强。近年来，语音及其教学的研究，有滑坡现象，对外汉语语音教学的质量有待提高。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其数量在历届论文集中呈递减趋势。汉语语段、篇章，汉语风格及其教学的研究，除个别文章，几乎无人间津。
在教学研究中，探讨一般教学法的文章较多，而探讨具体语言要素教学的文章较少，能为单项语言技能训练寻找出有效方法的文章更少。在学习研究上，缺乏有份量的各种教学实验，也还需要更多的学习行为的调查报告及相关的科学数据。由此看来，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视角还应更开阔些。
3．关于学术课题。在学术课题的选择上，一些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研究课题还没有被攻克。比如，我们还没有一个科学的、统一的、具有国家水准的汉语语言能力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我们虽有《当代北京口语语料》，也还只是初级产品，还有待于系统地、全面地开发研究，我们迫切地需要通过开发研究为对外汉语口语教材找到真正的现代汉语口语标准。我们虽然有《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大纲》，那还只是一个“暂拟”型的或“提要”型的理论框架，似嫌陈旧，我们还应研制一个适合外国人学习汉语语法的应用型的教学大纲。有些基础研究工作，个人难以完成，有关部门应组织人力，成立课题组，共同研制。比如把近年来分散的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成果，分门别类，整理归纳，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一方面便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也可从中发现薄弱环节，以便补苴罅漏，填补空白。有些几经繁难，辛勤劳动研制成功的基础项目，对外汉浯教学界的同仁要充分利用，如《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系统》、《现代汉语句型系统》、《现代汉语研究语料库系统》等，要物尽其用，不可束之高阁。（张旺熹，1996）
4．关于论说方式。科学研究的成果应以严谨的形式来体现。一些对外汉语教学的科研论文还只是教学总结，或断想式的经验之谈，甚至写成了工作报告，严格讲来这都不能算作科学研究论文。有的论文选题不错，然而或论证角度欠妥，立意不明；或逻辑层次紊乱，让人难明事理；或浅尝辄止，失之于肤浅。有的论文所用语言不是科学论说语言，过于散文化或口语化。有的文章不列“参考文献”，也没有注释，引文也不注明出处，看不出自己的新见解，甚至对所研究的某一问题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也不甚了了，不能充分掌握某一问题所有的资料。这些都是对外汉语教学在由“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过程中要加以克服的。走向成熟的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应该有一批水，平较高的研究者，并且取得水平较高的研究成果，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
三、乐观的前景
1．语汇及其教学研究将迈入新起点。长期以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比较重视语法教学，把词汇及其教学的研究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于是，词汇的教学与研究就成了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薄弱环节，至今依然如此。
究其原因，是忽略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对象是成年人、外国人这一根本特点，混同了对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的汉语教学。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学龄前就掌握了汉语的基本语汇及其用法，他们在达意上没有困难，以后的任务是扩大词汇量及提高语言表达水平的问题。外国成年人学汉语要一个词一个词地学，要掌握每个词的用法，日积月累，熟能生巧，最终才能掌握一种语言。如果只学一些干巴巴的语法规则，充其量只能表达一些简单的标准句，稍一活用，常常是一开口——动笔就错误难免。特别是随着学习的深入，外国人会觉得语法条条不管用，而一个个词的用法才真正解决问题。以至于有的外国学者认为：“在学生看来，汉语语法规律不像其他语言那样严密、系统，而且有不少语法规律不好归纳，甚至等于学一个个词的用法。”（舆水优，1991）其实，早在三十年代，著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就说过：“学习中国语言有三大困难，其实只是一个，即中国语词的问题。”（高本汉《中国语与中国文》）这是因为语汇是语言存在的唯—‘实体，语法也只有依托语汇才得以存在。语法也可以说是无数具体语汇的具体用法的概括与抽象。因此，胡明扬说：“语汇教学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也正因为如此，加强语汇研究和语汇教学就成了当务之急。”（胡明扬，1996）现在，我们看到，语汇及其教学的研究已经迈入新起点。《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的正式出版是其标志。这是一部为外国人编的汉语学习的原文词典，它收词3700多个，有准确的释文，丰富的例证，简明的用法，更宝贵的是备有错用的提示。这是语汇及其教学研究的新作，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汉语学习和教学的需要。
最近，语言学领域新出现一个叫做“最小程序”（MinimalistProgramme）的新论点，这一论点将各种语言之间的不同归结为其虚词成分和词汇方面的差异。，（袁博平，1995）与此相关，又有“词汇语法”（Lexicon-grammar）之说，认为：“语法理论，无论是转换取向或功能取向，若不跟词汇分类相结合则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意义的突破。”（郑定欧，1995）理论语言学的这些新发展，必将对语汇和语汇教学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带来新的契机。为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和教材编写注入新的思想。
2．学习规律的研究将出现新推进。以往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重点多集中在“教”和“学”的内容，以及“怎么教”这两方面，对“怎么学”的研究重视不够。语言学习和获得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过程，研究语言的学习和获得的规律，使教学更具针对性，对提高教学质量是至关重要的。国内汉语学习规律研究起步较晚，真正引起人们的重视是1992年以后的事情。我国较早的学习规律研究是对比分析，即从两种语言本身的比较来预测学习中的难点，继而是中介语研究。研究者认为在学习过程中的某一个特定阶段，学生使用的实际上是一套独立的语言体系。这套体系既不是学生母语的语言体系，也不是第二语言的体系，而是学生自己的一套语言体系。研究这套语言体系，可以了解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而学生的语言偏误正可以观察中介语在学生头脑中的运作情况。七十年代，国外第二语言教学中，偏误分析曾风靡一时，风尚所及，对外汉语教学界曾把错误分析、对比分析和中介语分析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作为学习理论研究的突破口。（吕必松，1993）近年来，克拉申（Krashen）的输入假设理论也曾影响学习理论的研究，如区分“习得”与“学习”，采用吸收可理解的输入信息提高听力教学的质量等。八十年代，乔姆斯基提出了普遍语法理论，这不仅仅是一种语法理论，同时也是一种语言习得理论。普遍语法理论认为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这些原则是天生的，人的头脑中固有的。有人认为，目前世界上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发展趋势是，以语言原则参数理论为基础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已成为近年来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主流。（袁博平，1995）对外汉语教学的学习研究必将在这一趋势影响下，展开新的研究未来。
3．电脑化教学研究将跨向新高度。应用现代技术进行教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八十年代，视、听材料进入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仅仅是利用电视机、收录机的效能开展教学。近年来，计算机辅助汉语教学迅速发展，也仅限于以常见情景；常用句型为线索，配以常用语词和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进行教学，还不能充分发挥这类设备为语言教学所能提供的多方面的可能性，如综合性、直观性、可选择性等，开辟教学的新路子。
现代信息技术的新发展，诸如笔输入技术，多媒体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出现，为对外汉语教学带来新的希望。如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利用这些先进技术，开辟教学的新途径，研制新一代教材，促进科学研究，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
仅以多媒体为例，编写多媒体教材应立即着手去做，多媒体是既能处理文本信息，又能处理图像、图形和声音的多功能技术，并具有人机交互的能力。以这种技术研制的新一代教材，是一种文字、声音、图像立体发展的教材，必将给对外汉语的教学带来一场革命。又因多媒体信息量大，具有跨时空特点，可变平面教学为多元立体化教学，因之也更符合语言学习的心理过程，我们相信，必将会为对外汉语教学带来一番新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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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体学；语料库文体学；语用文体学
中图分类号：H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2-167-02
文体学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就有学者开始研究文体学。然而现代文体学则只是在国外于20世纪60年代、国内于20世纪80年代相继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并成为大学的正规课程。近年来随着语言学的发展，文体学作为分支学科也得到巨大发展。
一、近十年文体学的研究成果
文体学关心的问题主要有：文体与文体学的定义、文体学的任务、体裁研究、个人风格研究、研究分析的不同方法以及文体学的发展方向等。国内最近一次文体学研究成果的统计时间是2000年。据当时《中国期刊网》统计，2000年度发表的文体学研究文章是96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近十年来，文体学研究的现状又是怎样的呢？根据EBSCO的数据显示【以文体学为主题，限定条件为2005年1月1日到2014年12月31日内的学术（同行评审）期刊】，共发表近255篇研究文章，其中2012年数量最多。同时，根据CNKI《中国知网》的统计【以文体学为主题，以核心期刊为搜索范围】，2005至2014年国内外语界共发表文体学研究文章466篇。如图一所示，2008年国内对文体学的研究达到顶峰时期，近几年持稳定状态。
文体学的研究范围极其广阔，应用于各个领域。从2005年到2014年，各类别文章的篇数统计情况如图二所示：从类别上看，既有传统文体学如理论文体学和文学文体学，也有新产生的类别如翻译文体学、教学文体学和语料库文体学等。
二、文体学新型研究内容
（一）语料库文体学
语料库文体学作为文体学的新发展，存在两方而理论基础：其一是形式与意义，许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形式是一种选择，一定的选择形式中必定隐藏着特定的意义，语料库文体学就是要解码形式中的意义；其二是频率与意义，语料库文体学研究认为高频率代表的一定是意义上的显著性，这也是整个语料库语言学存在的理论基础。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可以分为基于语料库的研究和语料库驱动的研究从语料的不同角度着手，研究的内容涵盖：词的特点，如词长、词频和词性等；词组研究，如搭配和词丛等；句子层而和语篇层而的研究等。
基于语料库的研究可以提取客观数据，运用语料库文体学的方法和手段，从而得出相对准确和客观的结论。但是，语料库文体学的局限性在于它很少涉及文学作品的内涵，而更多地用于对文学作品文体特征的分析上。
（二）语用文体学
语用文体学将语用理论与文学理论相结合，主要研究文本语言使用的社会意义和文本理解的心理过程。语用学主要研究在特定情景中的特定话语以及如何通过语境来理解和运用语言，它重视的是说话人的意义和听话人的理解。文体学主要研究的是文本体裁的特征、本质及其规律，它强调说话的方式比说话的内容更重要。
语用文体学是介于语用学与文学之间的边缘分支，结合了语用学和文学两个学科的特点和精髓，其研究和分析涉及了语用学、心理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体学、话语分析等。就此而言，语用文体学仍具有巨大的研究空间。我们应以已有的语用文体学理论研究为基础，进一步拓宽研究主题，深化研究层次，加强对该学科的建设，谋求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原创性，以尽快建立并完善语用文体学学科的理论体系。
三、国内外文体学的研究趋势及展望
（一）国外研究回顾及展望
在国外，文体学正在向实践应用的领域发展，如计量文体学，即运用“对文体风格进行数量型检验的技术”进行“原作者归因”，通过统计文章的文体特征来推理判断文章的作者是谁，或者这是哪位作家哪一时期的作品。国外文体学在“作者归因”方而的研究成果主要用于文学作品和法庭辩论。近年来，“可读性”的研究在西方国家开始流行起来。一些编辑用可读性公式测算一些文本的可读性，实际上就是把文体的某些特征，如句法和词汇这些要素量化了。
国外文体学研究有较深层次的研究方而的创新，为进一步发展理论提供良好的基础。
（二）国内研究回顾及展望
近年来，文体学研究的作品在国内也有一多的数量，大多数文章都是实证性研究。从研究方法来看，将文体学的理论与其它理论相结合，如将文体学与翻译相结合试图从文体学角度为翻译提供启示，如将计量统计的方法应用到文体特征研究，计量学方而实证数据的证明应该比用传统方法做的研究更有说服力。
另一方而，国内文体学的研究在研究对象上有所创新，逐渐从对文学作品的研究转向对一些实用文体的研究，如商务英语、WTO条款、新闻英语、网络英语等，试图从文体角度为这类题材的文章的汉译提供参照。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文体学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进入中国，通过外语界学者的不懈努力，逐年成长。随着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发展，人们不断加深对文体实质的认识，并试图将有关理论应用于文体分析，从而使这门学科获得飞速发展。各类别的研究文章也均有新的发展，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未来的文体学研究仍需不断创新，在理论方而应敢于质疑、修正和发展，只有这样，国内的文体学研究才能不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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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会将外国文学与翻译文学混为一谈，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要想更加深入的从事外国文学研究，首先对这两种文学有明确的区分。翻译文学，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以中国文学的思考方式并使用汉语的形式诠释和阅读西方文学，将外国文学中国化、本土化，是将中外两种文学思想、文学背景、以及中外两种文化通过语言进行互通和交融的一门学科，它是一种文化内部的研究，具有单语性。而外国文学，是跨文化的一种语际研究，相对翻译文学来讲，它明显的带有双语性。通过上述的概念区别，我们已经了解，外国文学并不是翻译的外国文学，不等同于各个国别的文化简单的进行累加，它是一种综合性整体性的文学研究。并且可想而知，它面向的主要教学对象应该是中文系的学生(对于外文系的学生来讲，它就不能称之为“外国”文学了)，那么我们在外国文学研究以及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首先我们必须将外国文学教学与比较文学的教学结合起来。翻译是各种语言之间进行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一种媒介，虽然它的最终结果还要归属于语言，但它是连接各国之间进行交流的桥梁，是自然语言非常特殊的研究对象，另外还应该是比较文学的优先研究对象。跟最初级的翻译文学研究不用的是，比较文学的研究不仅仅局限在对于语言的研究上，更侧重的是将翻译中所涉及到的文学现象放在民族背景、社会文化的层次上进行研究与考察。其次，在外国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把外国文学当做翻译文学来讲授，还要注意翻译文学的局限性，同时还应该经常性的将译本与原著进行对照，去考察其中是否有增删、更改?两种文学版本之间是否存在变异?有什么错讹的地方?然后进一步思考出现这些差异的原因和效果又是怎样?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文学翻译的可能性、必要性、丰富性和局限性。
当前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学者主要主要分布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外国文学研究所、以及各高等院校的外语系、中文系以及相应的外国文学研究机构。正是由于以上的分布特性，我国当前的外国文学研究存在着以下的优势:人力优势，当前我国各大高校分布的外国文学研究人员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国内其他的研究机构，其人员优势是其他机构所不能相提并论的，这为我国对外国文学的研究打下了根本的基础;国内高校的教学涉及多个国家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涵盖的领域之广也为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相应的学者可以更加完善的进行研究;在学校中，对于外国文学的研究主要是应用于教学的，使学生通过这些研究的学习可以更充分的了解各国文学的背景、文化底蕴以及文学差异，所以，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选择的课题更倾向于解决有实践价值的问题;人员师资的稳定性，当前国内的各大高校中，都形成了自己特色的师资队伍，有资深的教授引导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要方向，而同时也不乏中青年研究力量的加入，研究队伍前赴后继不断壮大;各国高校之间经常会有一些学术交流会，这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团队可以不断的接收到新的思想，与各国文化发展的新趋势接轨，丰富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课题。
三、外国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存在的优势很是明显的，从国家规划到具体学术研究机构以及研究人员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但还是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问题体现在以下方面。
1．我国文学史类的成果很多，但是由于缺乏国家高度的宏观调控手段，再加上大部分仍是个人项目，研究力量分散，不同高校的不通学者之间欠缺必要的交流，信息不能互通，所以难免会发生学术研究重复的现象，从而造成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的浪费。
2．当前在研究方法和学风上还存在着浮躁情绪。主要表现在大部分学者都会趋之若鹜于某一个时期热门的课题以及热点的作家，而面对较有难度的课题或者学术难题时，就会很少有学者敢于接受挑战，对于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空白之处也很少有人问津，以至于这些领域遭遇搁置和冷落。
3．虽然当前不乏国际之间的学术文化交流，但是我们对于国外外国文学研究的最新动态的了解还是会相对滞后的，仍然会有很多的作品仅仅是对外国文学的简单的翻译和罗列、盲目的跟风，缺乏更加深入更加系统的研究。
4．虽然目前国内对于外语的热衷程度很高涨，但还是以英语为主流，而且主要还是处于普及的程度。在研究外国文学的队伍中尚存在一大批外语水平较低、无法直接阅读外国文学原著，只能依赖于相关的翻译作品或者其他的评论著作，这也会从一定程度上造成曲解，影响到了对于原著内涵的领悟。
5、我们的文论话语尚存在问题。面对这样一个中西文化大交流、大撞击的时代，我们的作家和批评家在自己的文学批评与研究实践中往往处于一种比较艰难的境地。
四、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接下来，外国文学研究的总体趋势还应该是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继续发展，但是当前也面临着一些新的发展趋势的挑战。
1．对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发展的回顾和总结将是“十五”期间的首要任务。进入新世纪之后，外国文学研究将更加关注二十世纪文学进程的特点、思潮和流派，而时间上的这一距离也使我们有可能对刚刚过去的这一个世纪进行比较客观的总结。
2．对于外国文学理论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一向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近十几年以来，虽然很多国外的文学理论都有相应的译著作品，而这些作品也都由很有途径进入中国，从而被国内的广大读者阅读。但是，至今现在国内或缺的仍然是系统的研究，更不用说做到为我所需，为我所用。这种局面亟待扭转。
3．加强外国文学研究中的自主性。外国文学作品的译著以及评介文章等在中国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在这方面我们已有相当显著的成就，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如何将中国文化和对外国文学的研究结合起来，推出一批具有中国特色和独立创见的研究成果，将是我们今后的主要研究课题，其成果也是中国评论界、学术界对世界文坛做出的最大贡献。
4．传统的研究方法已经束缚了我们对于外国文学的研究，这种状况亟待解决，需要提倡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多元化。遵循外国文化的概念，研究文学与人、文学与语言、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文化等跨学科的课题。在研究方法上要兼顾传统的研究方式和人类学、结构、符号、价值等新方法和新视角。
5．最大力度的减少重复劳动，加强各高校师资之间的学术探讨、信息交流、互通有无，避免学术封闭研究，以及人力、财力、物力的重复浪费，提升资源的有效利用。另外加强我们当前外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的各项研究工作。如对非主流国家文学的研究、对古典文学的研究、对戏剧、诗歌的研究、对文学翻译的研究，填补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上一些空白的项目等等，遮羞都亟待进一步加强。
6、外国文学教学与教材编著标准需要转移。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历史潮流的推进，外国文学的学科建设受到了政治环境的极大影响，政治性成为外国文学研究及教材最重要的标准之一。而进入新时期之后，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以及开个开放的大局影响，外国文学在教材编著以及教学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极大地变化，审美性也开始成为教材编著所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7、外国文学学科建设的更新于调整。首先要从学科性质上带来更新与调整，要求我们大胆的突破现有的教材体系和框架，吸取全新的科研成果，在有限的授课时间内充分的体现新课程要求;其次要更新学术理念，在外国文学教学中高度注意翻译作品的价值与局限性，重视文学交流和传播过程中的文化过滤和文学误读;另外要注意到教学方法方式等方面的调整和更新，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让课堂变成了知识的硬性灌输，课堂变得枯燥乏味。
关键词：古典文学 研究方法 综述
古典文学是民族发展的历史，是民族精神的血脉，是民族文化的源泉；是志士仰天长啸的一首歌，是文人邀月共饮的一杯酒，是侠客仗剑扼腕的一腔血；是一幅画，是一个梦，是一份情。
古典文学的研究是一个割不断的历史过程。回顾19世纪中叶以来的古典文学研究，从《诗经》、《楚辞》直到唐诗、宋词、元曲等，都有引人注目的成果。然而，在这个政治思想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革命没有像文学创作那样引人注目。首先这是由研究对象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和新文学创作相比，古典文学的研究显得有些沉寂，它面对的是过去的历史，而不是变革的当下和发展的未来。这使得从事该领域的学者多遵循前代的老路，仍做着考证、注疏的传统工作，同时仍在沿用传统的诗话、词话或评点等方式对文学典籍进行解释。概括来说，做19世纪中末叶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多数人属于旧式学者。他们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文化的教育，有良好的学问功底，可以说是中国最后一批在封建文化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学人，外来文化还没有对他们的学术产生影响，他们的古典文学研究还带着浓郁的传统文化色彩，尚未显现太多变革的气象，他们基本上属于那个时代的守旧派。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20世纪是社会变化最大、发展速度最快、最曲折复杂，也最激动人心的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在20世纪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古典文学研究，在中国一直是显学，它传统深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取得了新的与时代相适应的成就。回顾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现代性的内涵，大致可以归为两方面，一是西方性，二是人民性。西方性是指古典文学研究者多运用西方的文学理论及文学研究方法来关照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对象，它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进程。这种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形成了古典文学研究传统，应该说，西方视角和方法构成了古典文学研究的思维模式和研究传统，对古典文学研究者产生了深刻影响；人民性是指“五四”以来，在鲁迅等人的倡导下，古典文学研究者从平民大众角度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性风气。“人民性”作为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一个特有的概念与术语成为了一个历史性的阶段性的概念，构成古典文学研究现代性进程的重要内涵。到90年代后期，古典文学研究进入了多元化研究格局。此时，“创新”与“特质”成为主要方面，即尽力形成自己的研究个性，在评价标准上试图有新突破。“无用之用”的研究目的进入研究者思想，多元化格局由此大显。
进入21世纪已有八载，古典文学研究在多元化的格局中推进很快，一批中年学者成果坚实，年轻学者锐利四射。可以说，古典文学研究队伍的青黄不接与断层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但在新世纪里，古典文学研究的态势问题仍然值得我们去思考。
纵观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法，大致可以归为三种，即宏观研究方法、微观研究方法和打通古今中外研究方法。
宏观研究方法更多注重思辨色彩，古典文学的宏观研究有三个出发点：一是研究我国民族文学特点以继承优秀传统；二是了解文学发展规律以促进当代文学的发展；三是研究民族文化特性以提高民族自信心。宏观研究是古典文学研究学科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提倡这种研究原因之一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在宏观研究方面比较薄弱，需要加强；其二，宏观研究中理论比重较大，推进古典文学研究，开创新局面，需要对几十年来研究领域中一些重大理论观念问题作一番清理；其三是希望抓住带有全局性的课题，促进古典文学研究水平的总体提高。宏观研究对于打破旧的研究格局有很大帮助。首先，人们尝试用史学、哲学、心理学、美学等学科理论作为古典文学研究的理论武器；其次，在方法论上有重要意义。宏观研究在思考、探索的过程中，是将研究对象当作一个整体、一个体系来研究，更多考虑事物间的关系、事物内部与外部的联系等问题。
适合用宏观研究方法的人，首先要有灵气，思想比较活跃；其次，知识面要广，知识积累丰富而且牢固；再次是必须对某一事件有深入而且独到的思维；第四是要有独特的方法。宏观研究方法的优点在于，它能够启发人的思维，在研究过程中，新的思想与新的观点会层出不穷。缺点则主要表现在，主观的东西太多，缺乏有力的证据。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学者，有李泽厚、刘再复、刘晓波等。
微观研究方法，又叫传统国学（中学、汉学、国粹）研究方法。这是一种比较稳定的研究方法，其中包括词章之学（如训诂学等）、考据之学（历史范畴）、义理之学（如古典哲学、宗教等）和经世之学（曾国藩提出）。这种研究方法的优点在于，研究者的功底相当扎实，资料丰富，得出的结论是肯定的。缺点主要体现在，微观研究的格局过于狭小，启发性也较小，固步自封。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使用此种方法的，建国前有王国维等；建国后有傅玄宗、袁行霈等。乾嘉学派主要也是利用这种方法，注重从字词句章进行微观研究，从考据入手。
[关键词] 信息技术 交通运输 影响
一、前言
信息技术以信息高速公路为核心，包括计算机、卫星技术、传真、电报和移动通讯等多种基于网络的新一代信息采集、加工处理、存储、检索和传输的技术。
本文就国内外在信息技术对交通运输影响的研究进行对比，探讨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二、国内外研究特点
1.国外研究特点
开展研究较早。1997年至2007年研究较集中；主要在美国、荷兰、英国和挪威。很多学者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运输中心(UCTC)；使用实证研究和问卷调查等定性方法和统计、数学建模和仿真的定量方法。见表1。
2.国内研究特点
时间为1998年至2006年；绝大多数研究来自上海海事大学的真虹和刘伟；定性方法为实证研究和问卷调查。定量方法为统计、经济学和运筹学。见表2。
三、国内外研究对比分析
研究规模:国外研究较国内起步早。相比国外，国内研究人数和研究数量都较少。
研究重点:国外对信息技术对公共交通的替代作用关注更多，这可能与日益严重的城市交通拥堵有关。国内有较多比例文献研究了信息技术对货物运输的影响。
研究方法：国内外学者都较多采用了实证研究和问卷调查等定性方法。更多比例的国外学者使用统计学方法，国内有较多比例学者使用经济学方法。
四、结论及展望
该领域的主要难度在于：信息技术一方面增加运输量，一方面又减少运输量；其影响很难用精确的数据去刻画，缺乏相应指标；其他因素也会对运输产生影响，增加难度。已有研究的不足有：定量研究较少；对货物运输影响的研究较少；对替代作用研究较少；缺乏对影响两者关系的其他因素的研究；缺乏不同区域和不同时间的对比研究。进一步研究内容包括：深入刻画信息技术与货物运输的替代关系；研究不同区域和时间阶段下两者的关系并发现影响两者关系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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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从一个学者引证域外文献的特征，可以反映知识背景甚至是师承关系等知识性因素对他的影响。受立法继受从“单一继受”向“多元继受”转向的影响，我国的民事立法也充满着“多元复合”的色彩。訛譽在学说的继受中，学者们自然也会引进不同的知识传统以辅助本国法的解释适用。基于这个推论，首先，本文将分别以CSSCI期刊（法学类）刊载的合同法论文以及《法学研究》期刊刊载的所有民法论文作为样本，考察我国民法学者域外文献引证趋势，并揭示学者们受不同知识性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域外文献引证偏好。
1.“与时俱进”的域外文献引证趋势
从上表可以看出，随着年代的演进，学者们研究合同法时，引用域外文献的论文呈明显递增趋势，而且域外文献的语种结构也逐渐扩展。域外文献的语种结构直接体现了学者们域外考证的目标范围。在早期，学者们进行域外考证时，目标范围十分狭窄，主要局限在英、美、德等少数国家，而且囿于语言瓶颈，引用原文文献少之又少。大量引用除英语之外其他语言的原文域外文献，出现在21世纪初期。除法语、德语、日语等的域外文献外，2005年以后学者开始直接援引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文献，这说明学者们域外考证的范围不断扩大。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研究合同法的论文中，比较大规模地出现域外文献的引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这与法学界彼时兴起的“出国潮”这一大背景不无关系。在法学界，出国留的复苏大约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如今，在中国一流法学院的师资队伍中，“海归”已经占据一定比例，成为法学教育与法学研究的重要力量。訛譾由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还是这些“海归”的潜伏期，且在20世纪80年代出国的学者数量还是少数，因此在这一时期乃至整个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的文章中都很少有域外文献的引证。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些“海归”终成气候，逐渐活跃在学术界，他们在撰写学术论文时充分利用在海外研修时掌握的一手资料。研究合同法的学者自然也会投身到这种出国热潮中，他们自然也会利用域外文献来武装自己的论文。这在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后的合同法相关论文中就有明显的体现。在这一时期，有关合同法的论文已经充斥域外文献的引证，甚至大量原文域外文献被引用。到了21世纪，伴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深入，出国研修的机会越来越多，在海外进修的学者已经有了很大的一个规模，这也导致了本世纪以来合同法相关学术论文中域外文献的引证偏好。格外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在1999年合同法立法前，主要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那段时间，学者们在研究合同法时，引用的文献更多来自于英美法系国家。尤其是在原文域外文献的引证上，除了20世纪90年代已有学者引用日语原始文献外，德语、法语等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的原始文献，在这段时间的合同法论文的引证中却难觅踪迹。我国的立法一直以来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因而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奇异的现象。应该说，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学术界的外语水平有很大的关联。因为，从上表可以看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学者在研究合同法时，并非没有引用大陆法系国家的文献，只不过这些域外文献几乎都是来自于已经翻译过来的大陆法系学术著作、学术论文或者台湾地区相关文献訛譿，其中甚至不排斥大量的转引现象。21世纪以后，来自大陆法系的文献数量已经大大超过英美法系，引用德、日、法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文献数量明显增多，而且还有少数学者能够直接引用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原始文献。这种变化与学者们不断赴海外进修以及逐渐提高的外语能力有直接的关系。例如，在已搜集的研究合同法的相关论文中，引用意大利语原始文献最多的是北京大学薛军副教授，引用西班牙语原始文献的主要是厦门大学徐国栋教授。这二位教授都具有海外研修的经历，这也使得他们在学术研究中能够充分利用在海外获取的文献资料。訛讀因此，随着时代的不断演进，学者们出国深造的机会逐渐增多，大批学者前往美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研习法律，学者们的研究视野日益广阔。相应的是，他们所撰写的论文中的域外文献，不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语种结构分布上，都呈现出了“与时俱进”的发展趋势。但由学者们的知识背景决定的制度借鉴方案却又相互竞争，从而造成了合同法研究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
2.不同年龄段的学者引用域外文献的特征
在这一部分，本文将根据学者的出生年月，将作者们分为老年一代、中年一代和青年一代三个群体。具体来说，本文将出生在1950年以前（包括1950年）的学者界定为老年一代学者；将出生在1965年以前（包括1965年）的学者界定为中年一代学者；将出生在1965年以后（不包括1965年）的学者界定为青年一代学者。本文采用《法学研究》历年以来（截至2010年）收录于中国知网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CNKI主站点）的民法论文为样本，对其域外文献的引证情况进行分析。从上表，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特征：第一，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外语能力不一，中年、青年一代学者的外语能力要强于老年一代学者。从引用域外原始文献的语种来看，老年一代学者主要引用的是英文原始文献，除此之外，仅有1个日语文献被引用；而且，老年学者基本上都是引用已经翻译过来的域外文献，直接引用英文原始文献的数量仅为17.0%。而中、青年学者引用域外原始文献的语种非常广泛，除英文文献外，学者们还能引用日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等原始文献进行研究。他们直接引用原始文献的比例也明显上升，分别为36.6％和51.9％。这种富有差距的比例，体现了引用原始域外文献的学者在年龄上具有逐渐年轻化的特征。显然，外语能力的差距是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青年一代与中年一代相比，直接引用原文域外文献的比例又有较大幅度的提升，这进一步印证了外文能力“一代更比一代强”的趋势。第二，单独分析每一代学者中引用大陆法系或英美法系文献较多的学者，我们可以发现他们撰写论文引用域外文献时，与其海外留学或进修背景及师承关系都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先看引用大陆法系文献较多的作者。在老、中、青三代学者中，引证大陆法系文献较多的作者分别是谢怀栻教授訛讁、孙宪忠教授輮訛輥和韩世远教授輯訛輥，他们都有在大陆法系国家研修或受到大陆法系方法论系统训练的背景。同样，引用英美法系文献比例较大的学者，如王利明教授輰訛輥和许传玺教授輱訛輥，大多也有在英美法系国家留学或进修的经历。由此可见，学者们的海外背景或师承关系对其学术研究的影响深远。与之相应的是，赴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者往往在撰写论文时更多地引用大陆法系的文献，赴英美法系的学者则更多引用英美法系文献。
3.小结
日趋“时尚”的域外文献引证偏好从上面两个部分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不论是考察不同年代CSSCI民法论文引用域外文献的情况，还是考察CSSCI期刊上不同年龄段学者发表的民法论文引用域外文献的情况，都表明学者的知识背景对于学者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也就是说，具有海外知识背景的学者撰写民法论文时，引证域外文献也较多；而且由于他们的外语能力比较突出，故引用的域外文献中，原文文献的引证比例也较大。这种量性的分析，至少在数据上说明学界已初步养成“无洋不成文”的域外文献引证偏好。甚而至于，受这种引证偏好的刺激，中国的大学已普遍要求硕博士学位论文必须引用一定数量的外文文献，许多刊物也开始不成文地以域外文献的引证情况作为重要的采稿标准。虽然从比较法之功能的角度看，域外原始文献的引证偏好确能说明我国的民法学研究在充分地利用外国法资源库，但域外文献的引证一旦被制度化，极有可能引发“引证必要性”之伦理要求的拷问。事实上，为引用而引用、二次引用、假引用等现象，已呈蔓延之势。由此，我们也不得不担忧，如果不是真正在海外具有研修经历，对相应的制度有着深入的了解，并且有着较强的外语驾驭能力，学者的域外文献引证偏好更有可能催生大量对国外制度囫囵吞枣乃至以讹传讹的研究成果。
二、制度路径的相互竞争与路径依赖的形成
上文言及的域外文献引证偏好其实体现了学者们研究中的路径选择。在我国民法继受的过程中，不同法系的路径选择方案一直在不断竞争。除了以与伦理、身份有关规范为主要内容的亲属、继承法受到中国社会传统的家族主义、差序格局的影响，使得个人主义的西方法律难以植入外，輲訛輥以私法自治、契约自由为中心的财产法和契约法等其他领域，两大法系的制度方案一直都产生着重要影响而且彼此也存在着相互竞争的状态。下面本文将以合同法为例，结合其域外文献引证特征，管窥我国民法研究中制度路径选择的发展历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形成的路径依赖。
1.制度路径的竞争与选择
下面我们将选取各期刊关于合同法的全部论文作为样本，并按照教科书体例对这些论文进行分类，考察各期刊论文域外文献引证的特征。从上表可以看出，学者们在撰写合同法相关论文时，大陆法系文献被引证次数与英美法系文献被引证次数之占比各为62.2%和37.8%。由此可见，大陆法系域外文献在对学者们的影响上更具优势，但英美法系域外文献对于学者们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其中，在“合同法总论”研究中，英美法系文献的比例更是达到41.6％，尤其是在合同法概述輳訛輥、合同的订立和成立、合同的解释这些领域，来自英美法系的文献数量甚至超过了大陆法系。在合同的解除和违约责任领域，学者们引用的来自两大法系的文献数量也基本平分秋色。只是在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以及合同法分论等领域，被引用的大陆法系文献的比例分别为76.5％、77.6％、86.7%，明显多于被引用的英美法系文献的比例。由于我国民法学的研究历来受大陆法系的影响颇深，合同法论文中英美法系文献的引证占比已经是一个较大的比重，尤其是与民法总论、物权法等民法其他研究领域对两大法系域外文献的引证占比相比。比如在物权法论文中，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域外文献引证各自占比为71.1%与28.9%輴訛輥，其域外文献引证中大陆法系的优势就会体现得更为明显。而且，即使学者们研究物权法时引用英美法系域外文献，也主要集中于介绍英美法系物权法精神、原则性较强、较为抽象的“物权法总则”的范围。輵訛輥合同法论文中英美法系域外文献的引证之所以相对强势，法律文化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合同法是协调国际贸易规则的主要法律规范，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与国际规则接轨是合同法的一个重要趋势。即使是判例法为主的英美法法系国家，也通过“合同法重述”等成文法的形式确立了相关规则。我国的合同法同时受到了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影响，是多元继受的混合产物。因而，我国合同法自然会受到多元法律文化的影响。而前文提到的物权法领域研究中大陆法系文献的主导影响同样是受法律文化的影响所致。由于法律传统、社会经济条件和观念形态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属于英美法系财产法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法律用语方面，都与大陆法系物权法迥异。輶訛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就曾经评论到“：在我国（德国）的财产法中，其所使用的术语与这些术语具有的实际功能之间的关系有如英语中的拼写与发音之间的关系一样，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輷訛輥我国近百年继受传统以及现实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固有习惯决定了我国物权法主要继受大陆法系物权法的特征。在法律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学者们在研究合同法与物权法时的域外考证范围会各有不同，这就导致了上文中所总结出的合同法领域两大法系文献两相竞争、物权法领域大陆法系文献“一枝独秀”的现象。学者们在撰写论文时引证域外文献的特征对于学者们对于制度借鉴的路径选择有着很大的影响。偏好于引证大陆法系域外文献的学者更偏向于大陆法系制度路径，而偏好于引证英美法系域外文献的学者则更倾向于英美法系路径选择。因此，法律文化传统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学者们制度借鉴方案的选择，进而决影响着我国合同法与物权法的制度路径选择。
2.路径依赖在制度路径的相互竞争中逐渐形成
从对合同法论文的域外文献引证情况的统计来看，两大法系制度方案的制度竞争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上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合同法研究更多地受到苏联立法的影响。輮訛輦建国以来的很长时期里，我国各方面建设实行“一面倒”的方针，全盘学习苏联，在法制领域也是如此。当时，我国合同法基本法律文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便是移植苏联模式的一部法律。这一时期合同法研究路径更多受苏联模式的主导，客观上促成了我国民法研究在这一时期形成了对“苏联模式”的路径依赖。实际上，自上世纪50年代始，我国就开始从苏联移植了基本的法律体系、大量的法律制度，并且照搬了许多法学术语，更有甚者，就连政法院校的课程设置和教材体系都是仿照苏联有关模式。可以说，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以移植苏联模式为肇始，继而长期受其影响以至于今天都尚未完全脱离其模式制约。輯訛輦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国之间贸易交往愈发频繁，合同法作为协调国际贸易规则的主要法律规范之一，其国际化的需要也日益强烈。“苏联模式”主导下的《经济合同法》显然已不能适应时展的需要，于是学者们纷纷将目光转向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合同法制度。从而在合同法领域内，制度借鉴方案便开始出现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互相竞争的格局。整个20世纪90年代，合同法相关的论文中，来自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域外文献数量激增，而且英美法系的域外文献的引证数量要多于大陆法系。輰訛輦这体现了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学者们在研究合同法时，在制度路径选择上，颇为关注英美法系的合同法制度和精神。实际上，不仅仅在合同法，我国整个民法研究领域，在这一时期都深受英美法系的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研究法律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到国外去学习的，也以美国居多，从学者专家所持的立论来看，英美法也有越来越超过大陆法的趋势。甚至有一些学者主张在民商法立法中应抛弃大陆法的模式而改采用英美法模式，已经不限于仅仅采用某些个别英美法制度问题了。许多主流学者也已承认“今天制订民法典时的主要争论可能是在多大程度上采用英美法模式和如何采用英美法模式之争”。輱訛輦上世纪90年代学界普遍存在的对英美法系制度路径的青睐，对于我国合同法研究路径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在这一时期，许多英美合同法有的制度都被介绍或者引进至中国。以间接为例，我国原有的民商立法及民法学说，仅承认所谓的直接制度，并不认同间接。惟在外贸经营活动中，长期存在外贸制度，即作为人的外贸出口公司，得以自己的名义，而非被人的名义进行行为。合同法第402、403条以此为实践基础，借鉴《国际货物销售公约》中的相关规定，正式承认了袭自英美法系的间接制度。輲訛輦间接制度的引进并非个例，根本违约制度、预期违约制度等英美法系的制度都被引进中国，这充分反映出上世纪90年代英美法系制度对我国合同学研究的影响。对不少学者而言，甚至可以说，在这一时期他们的研究已经开始形成对英美法系的路径依赖。而进入21世纪后，合同法相关论文中来自大陆法系的域外文献数量则明显超过了英美法系的文献。这说明在我国合同法研究中，大陆法系制度路径在相互竞争的制度借鉴方案中开始占据优势地位。毕竟，受中国深厚的传统观念、文化背景以及法典化和判例法的特点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自近代以来我国的立法体系更多的受到大陆法系的影响。輳訛輦我国这种对大陆法系的继受“惯性”导致了我国合同法在体系上受到了大陆法系更多的影响。甚至于，合同法的部分制度是通过对大陆法系的“无机”移植而制定的。我国的民法学者大都经历了大陆法系的严格训练，在方法论的养成上受到了大陆法系很大程度上的影响。而且，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建成的21世纪，如何适用法律理应取代高歌猛进的立法论，成为法学研究的主要阵地，也即，我国民法研究已经开始面临从立法论向以法教义学为中心的解释论的转型。在这一转型的过程中，学者们的研究焦点自然集中在移植过来的法律制度如何才能在本土得到良好适用，也即实现本土化。是故，学者们的“问题意识”开始形成，在研究中更多地关注面向中国的问题，关注移植自国外的法律制度如何与中国本土法律文化实现有机契合的问题。輴訛輦本土的法教义学与本土解释论也开始在这一时期开始孕育。在形成本土法教义学与本土解释论的过程中，大陆法系尤其是德国的方法论体系成为了我国民法学者的范本。尤其是台湾取法德国的成功经验更是坚定了我国学者师从德国的信心。著名法学家王泽鉴在总结台湾对德国民法的继受时，提出的“实务的继受”阶段即是台湾法学本土化的重要阶段。在此阶段，台湾民法学界在立法继受和学说继受的基础上，更多地关注法在本土的适用，致力于建立“台湾化”的法教义学体系和法学方法论。輵訛輦在台湾形成本土法教义学体系的过程中，“德国学派”发挥了扛鼎的作用。台湾学者不仅引进、翻译了大量德国文献，他们所出版的系列民法体系书也都有着鲜明的德国血统。台湾的文献资料是大陆学者研究时的重要参考文献资料，甚至是大陆不少主流学者的法学“启蒙”读物。台湾的学说体系对大陆学者所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比如王泽鉴先生自德国引进的“请求权基础”理论至今仍影响着不少大陆学者的民法思维模式。因此，台湾经验为我国大陆民法学者指明着转型方向。进入21世纪以后，合同法论文中德国域外文献不断涌现，民法学界中的德国法“拥趸”犹如雨后春笋，“德国学派”也逐渐掌握了我国民法研究的话语权。大陆法系其他国家如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民法学说也不断地被我国民法学者关注，但它们的功能更多地是对德国法的补白，并没有占据主流。随着整个民法学界中德国学派主流地位的确立，再加上日本学派、法国学派以及新近蔚然兴起的意大利学派与“拉丁法族”的“辅佐”，学者们正在不断形成对大陆法系的路径依赖。当然，合同法只是一个侧影，在我国整个民法学研究中，都存在着两大法系此消彼长的相互竞争，而在竞争过程中，学者们的路径依赖也在不断形成。
三、结语
关键词：对外汉语教学；汉语本体；关系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与思想觉悟逐渐提升，广阔的经济市场环境吸引着较多他国求学、从业者，对外汉语教学进一步加强了我国及他国学生的汉语交际能力。据以往教学经验，对外汉语教学与汉语本体研究两者相辅相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对外汉语言教学中汉语本体研究与传统汉语本体研究的不同点
在进一步研究对外汉语教学与汉语本体研究的关系前，应先明确语言研究的目的。语言研究是使用一定的剖析手段来分化汉语言文学里的各种歧义情况，进而对其作出合理化解释，通过对歧义现象深浅不同层面的分析，进一步提升汉语交际能力。在我国浩瀚的语言文化历史中，汉语本体研究与现阶段的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语研究有着本质区别。
（一）研究目的不同
汉语本体研究主要是针对汉语自身的意义及在应用中的各种现象进行深层次的研究，以便加强日常生活中汉语的使用能力。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语本体研究旨在总结语言事实的使用规则，传授给对汉语有学习需求的外国学生。
（二）研究内容不同
汉语言本体研究是将我国悠久的语言文化以教材教学的形式传授给学生，从汉语言的语义、历史、使用环境等方面进行全面、细致的剖析，使学生在使用汉语的同时，深刻体会汉语言文化的魅力。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语言本体研究则是以传授外国学生汉语言的实际使用能力为教学导向，着重研究汉语在目前形式下的具体应用情况、表达含义，通过对外汉语教学提升外国学生汉语的掌握及运用能力。
（三）研究方法不同
在我国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汉语言本体研究的方法与其他语言研究方法大致相同，教学者大多通过对比分析、调查研究等方法传授学生相关语言研究的基本要素。较传统的语言研究方法相比，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语研究在应用基本语言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实际的语言使用环境，以运用实践教学的研究方法进一步让外国学生深刻地了解汉语。
二、对外汉语教学与汉语本体研究的关系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对外汉语教学在我国教育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汉语本体的研究进一步推动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进程，而随着对外汉语教学的不断发展及完善，语言本体研究水平日益提升。对外汉语教学以汉语为基础教学内容，对从事教学者的汉语语言综合素养要求较高，对外汉语教学者应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与研究创新意识，在掌握扎实的汉语语言理论的同时，能科学、准确地运用符合学生语言使用环境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中掌握相关语言事实，从而提升外国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对外汉语教学对教学者水平的高标准要求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相关工作者对汉语本体内容的不断深入研究。
语言本体研究的成果是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依据，为对外汉语言教学提供教学支撑。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对外汉语教学以加强外国学生汉语交际能力为教学目的，运用以往汉语本体研究的成果建立系统的汉语学科教学服务。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所应用的教学方法大多以汉语本体研究为核心指导方向，在学生理解汉语本体各要素的相关意义、掌握基本语法的前提下，结合学生自身学习能力的不同展开实践教学，对汉语本体进行深入研究与分析是对外汉语教学取得成效的重要保障。随着汉语使用的范围的不断扩大，对外汉语教学得到大力推广，对外汉语教学的不断发展有效促进了我国汉语本体研究的深入。由于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尚未形成完善的教学体系，在对外汉语的教学实践中势必会出现影响教学进度的相关问题，对外教学问题的出现直接调动相关人员对汉语本体研究的积极性，为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发挥最大限度的能力，从侧面促进汉语本体研究的深入与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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