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社会治理应紧紧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牢牢把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要求，按照中央、省、市的部署，切实把准时展的脉搏，积极融入转型改革的大潮，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深入推进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全力打造满意民生，全面建设平安____，切实提高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一、致力改革创新建新制，增添治理动力。一是注重顶层设计，提高社会治理的前瞻性。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项极为复杂、艰巨、长期的系统工程，必须从县情出发，按照高标准推进、高质量建设的要求，突出整体设计、科学布局，实行阶梯推进、分类施策，着力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工作格局，大力推动创新治理，确保社会运行健康良性。二是注重体系建设，提高社会治理的科学性。深入推进安全隐患排查防治、社会矛盾调处化解、公共安全保障、公共服务等治理体系建设，以适应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三大基本历史性转变，为推动经济更加发展、政治更加稳定、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生活更加安康提供更好的制度体系保障。三是注重机制创新，提高社会治理的规范性。围绕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理、科学调理的治理机制，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诉求表达、矛盾调处、群众利益保障等机制，充分发挥体制机制在推进社会治理中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连续性作用，着力推进社会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根治在社会治理中存在的碎片化、短期行为、政出多门问题，确保社会治理的常态化和长效化。
二、致力工作创新造氛围，凝聚治理合力。一是在宣传教育中凝心聚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从加强社会管理到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党在新时期提出的治国新策。作为基层政府，必须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广泛宣传，掌握政策。把社会治理课题纳入县委中心组学习的议程，组织党员干部集中学习，提高他们推进社会治理的自觉性。结合禁毒宣传“三进”和“一村一警、三员联村”活动，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引导群众熟悉新政、转变观念、跟上节奏，自觉投入到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热潮中。二是在树立典型中凝神聚气。按照典型示范带动、知名品牌促动的思路，抓好先进典型、亮点品牌培植，塑造一批模范代表，打造一批响亮名片。深入开展社区(村)警之星、年度十佳社区（村）民警、年度十佳公务员等评选活动，为党员干部融入社会治理搭建平台，激发全县创新治理的精气神。积极推进“4+x”社区管理、“一村一警、三员联村”农村服务等模式的创新升级、推广施行。三是在组织创新中凝力聚智。着重把牢政府善治、合作共治、基层自治、社会法治、全民德治五个关键环节，重点在合作共治上下苦功夫、真功夫，充分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团结社会各界力量共同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社会组织培育扶持机制，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支持引进ngo、npo等社会组织形式，充分发挥群团组织、社会团体等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依托作用，创新社会工作，广泛凝聚推进全县社会治理的正能量。
三、致力观念创新依法治，提升治理能力。一是牢树法治思维，促进自觉守法。努力克服思维惯性，创新工作模式，逐步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习惯，切实做到用法治思维谋划社会治理、用法治方式破解治理难题、用法治手段推动治理现代化，促进社会治理走上法治轨道。二是健全法治体制，促进规范用法。加快推进法治____建设，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全面推进法治县和第二批基层法治示范县区创建活动；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健全法律顾问制度，完善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完善普法教育机制，增强群众法治观念，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加快社会组织、社会保障、慈善事业等领域的立法工作，推动社会各项事业步入法治轨道。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着力健全司法权力运行、司法救助、法律援助、人民监督等制度，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三是严格依法行政，促进公正执法。坚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用法必公，本着立法利民、执法为民、善治惠民的要求，对群众的诉求坚持“一碗水端平”，依法公正受理、审理、处理各类案件，坚决打击刑事、治安、涉毒等各类违法行为，维护社会稳定。着力推进公正司法、高效司法、廉洁司法建设，公开、透明、依法审判各类案件，坚决防止和依法纠正冤假错案，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司法能力，树立司法公信。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入推进简政放权，简化行政审批，规范
行政许可，推动法治政府建设，提高为民服务效能。四、致力方式创新抓防控，化解治理压力。一是创新社区治安防控，打造幸福小区。我国正处于发展的换挡期、刑事犯罪的高发期，社区矛盾呈现日益多发、复杂化的态势，必须加快创新点线面结合、打防管并举、人物技联用的立体防控体系，积极预防和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偷盗抢骗等违法行为。大力创新“4+x”社区警务模式，充分调动社区选配民警、辅警、防控队、公益巡逻队4种力量和机关单位等各种治保力量的积极性，全面加强社区治安综合治理。大力推行社区警务网格化管理，实行“社区-网格-楼栋长-信息员”四级管理，加强社区防治的联动性。二是创新农村服务机制，打造和谐乡村。推广施行“一村一警”农村警务，向行政大村、治安复杂村、矛盾纠纷较多的村各派驻1名民警，认真开展熟悉社情民意、采集基础信息、化解矛盾纠纷、管理实有人口、组织巡逻防范、实施治安管理、协查违法犯罪、服务人民群众等八项工作，为群众提供做直接、最便捷、最有效的治安服务，提高群众安全感。三是创新调纠处突模式，打造魅力____。健全完善、回访制度，加强制度宣讲，引导百姓依法律办事、按制度。加强《县长信箱》、大厅、投诉信箱等平台建设，畅通“12345”公共服务、“12342”行政效能投诉等公共服务热线，推行县级领导轮流接访制，着力拓宽群众渠道。加强调解组织规范化建设，加快推进县、乡（镇）、村三级矛盾调解中心建设，综合运用人民、行政、司法、仲裁等调解方式为群众排忧解难。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2-0008-04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社会活力是一定自然-历史环境中的社会系统自我生存发展的能力，劳动、知识、资本等活力子系统是社会活力系统的有机组成。国家治理现代化是通过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协商解决社会利益冲突、保障社会秩序良性运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实践活动。社会活力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内在的关联契合性，社会活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张力，而国家治理现代化则是社会活力的生成场域。当前，研究社会活力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对于进一步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进社会活力水平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社会活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张力
社会活力是蕴藏于社会中的社会创造力，本质上是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显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管理形态的升华，是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协同处理社会利益冲突，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政治实践活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多重要素协同推进的历史过程，其中社会活力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社会活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张力，社会活力水平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表征着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程度。
其一，人的主体性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源泉。社会历史是人类自己生产与创造自己的过程，人是历史发展的主体。人的主体性是社会活力的组成要素，社会个体主体性的展现有利于增强社会活力水平。“社会活力，究其本源来讲，是人的能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是人实践地改造自然与社会的主体力量的体现。”[2]社会活力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实践张力作用的发挥需依托于人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则构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源泉。国家治理现代化是通过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协商解决社会利益冲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实践活动。
作为政治实践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政治主体，特别是人的主体性作用的发挥。政治主体是现实政治生活中的现实人，是政治实践的能动载体。其“一方面提取政治环境中的有利因素，把外在政治生态内在化，使之内化为政治主体自身的主体力量;另一方面又运用自己的主体力量去克服不利因素，从而改变旧的政治关系，创造新的政治关系，巩固着自身的主体力量”。[3]世界各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一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人的现代化，特别是具有独立性、创造性的具有活力的政治主体的存在。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发挥，都离不开社会活力系统中的人的主体性作用。
其二，市场经济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动力。市场经济是导致社会从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状态中分离出来的主导性因素，是社会活力的生成基础与重要表征。“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4]经济活动是人类生产、交换、消费活动的总和，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以物质资料生产为中心的经济活动为社会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是社会活力生成的资源性要件。“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一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发展取决于社会的发展，而更根本的取决于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发展的前提和动力。”[5]由此，市场经济构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动力。
从历史维度审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于市场经济会产生经济危机与两极分化的现实基础，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要实行集中的计划经济设想。在各国社会主义实践中，一段时期内计划经济发挥出了巨大的活力与优越性，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甚至一度超越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但以苏联为代表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全能政府”模式，是一种强国家-弱社会-弱市场的治理形态，存在着许多局限性。“政府成为唯一的治理主体，权力缺乏必要的约束，过度膨胀，扩张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通过建立层层组织，国家权力能力从最高层直插到社会最底层。这种国家治理模式有三个最为明显的弊端：一是经济发展的低效率，二是政治运行的高成本，三是社会权力相对萎缩，社会缺乏生机和活力。”[6]现代化伴随的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复杂化、多元化、差异化，生产与消费无法通过统一的计划来平衡，从而必然会导致经济活力的匮乏与微弱。只有代之以市场经济才能重新激发社会活力，应对现代经济发展的复杂多样需求，从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其三，社会制度活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的有效空间。制度是“组织人类公共生活、规范和约束个体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因此，制度也被认为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通常表现为惯例、行为准则和规范、成文法、契约等”。[7]社会活力不仅包括社会生活的物质要素层面、人的主体精神层面，还包括社会制度层面。社会活力的制度层面指社会系统的制度化结构和运行方式，能够使社会有机体不断自我更新、自我延续的能力。社会活力意味着社会系统中的人、资源、技术等要素的有效积极流动，这种流动需要一定的开放空间才能得以实现，而社会制度即是社会开放空间的有效集聚。高效的、具有活力的社会制度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空间与基石，在一定程度上，国家治理现代化表征着国家治理制度的现代化、活力化。
社会制度的现代化、活力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对国家治理实践有着长效性的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种民主、开放的治理形态，是一个崇尚多元协同治理、崇尚法治的政治实践过程。这种崭新的国家治理形态需摒弃传统的管理型国家治理形态，继而转向民主、法治、开放的国家治理形态，而这其中制度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在制度化的治理体系中，制度能够提供更具有效性和长期性的行为预期，对公民之间的互动关系模式起到有力的规范和约束作用，满足市场经济环境中各种政治行为主体的多元价值需求。”[8]社会制度创设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良好外部政治生态环境，是国家治理的有效空间;能够整合更多的治理资源，从而提升国家治理预期的确定性，降低国家治理代价，从整体上提升国家治理的科学治理水平和质量。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社会活力的生成场域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管理范式的革新，是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力量协同治理国家的政治实践活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重构与形塑，三者关系的重构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社会场域，该场域标志着社会自由空间的释放，政府、市场与社会等能够各司其职，国家与社会运行水平得以提升。同时国家治理的善治理念也激发了人的政治参与与主体积极性，实践上为社会活力生成创设良好的秩序环境。
首先，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社会自由空间的释放，为社会活力生成提供场域条件。社会自由空间是社会活力的重要构成要素，是社会为人们生产生活提供的多种可能性要素与机会的总和。社会自由空间，包括外部环境空间与社会内部空间，是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而不是先天既定的。社会自由空间愈大，则表明该社会的社会活力程度愈强。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社会自由空间不断释放的过程，社会活力的生成即是伴随着这一过程而进行的。
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质上是政府-市场-社会逻辑的重构。由于社会公共问题的出现，需要一个能够调和阶级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的公共权力共同体，于是国家或政府出现并单独占有社会空间，此时社会空间狭窄，社会自由度不高。随着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增加，社会资源配置任务日益复杂，单纯的政府配置难以为继，而市场由于其先天的资源配置禀赋，日益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社会空间开始扩大，社会自由度逐渐提升。而社会组织的出现，则源自政府与市场的“失灵”，“社会组织的生成和运作恰恰是政府运作逻辑和市场运作逻辑的盲区和疏漏。社会组织的草根精英们以其能够动员到的各种社会资源，形塑着属于其共同体场域的特定规则，实现政府逻辑和市场逻辑无法有效供给而共同体特定场域又十分需要的产品和服务。”[9]社会与市场同时发挥其效能，社会空间进一步扩大，社会自由度迅速增高。
以往我国国家治理实践问题生成的本源就在于，“社会没有归位，国家无从得知确切的社会信息，因此只好以己度人，管理绩效自然是低而又低了。”[10]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质上是政府-市场-社会三重逻辑关系的重构过程，政府发挥其国家管理职能，市场充当其资源配置职能，社会充当其社会服务职能，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政府-市场-社会逻辑关系重构的过程，也是社会自由空间释放的过程，社会活力正是在这种场域条件中不断生成，并不断提升。
其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善治有利于激发人的主体性，增强社会活力水平。社会活力的本质特征在于人的主体性的发挥程度，一个社会中人的主体性、积极性越是充分发挥，则表明该社会的活力程度越高。善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理念，也是国家治理同国家管理的重要不同之处。善治，不但意味着国家治理主体有着更强的社会整合能力，更意味着国家治理的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市场与社会、个人也可以参与到国家治理的政治实践过程中去。善治表征着人们参与国家政治实践的机会增多，人们的政治参与性会有相应的提高，而政治参与则会激发人的主体积极性。
政治参与是人们通过各种合法途径参与国家治理政治实践，进而影响政府决策与社会管理的活动总和。人是政治动物，参与政治实践，是人们寻求良序政治生活的内在需求使然。政治参与是人类政治生活民主化的表征，“政治参与使公民有机会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愿望，从而推进政府决策的民主化。政治参与程度越高，越能体现民主。同时，公民通过政治参与而变得关心政治，注重他人的利益和立场，并提高了对政治体制的认同感，学会和平、宽容地对待政治变动，这都有助于民主政治文化的形成和民主的持续发展。”[11]社会政治参与度的提高，表明整个国家的治理系统是处于从上到下的运动状态，也反映了人们政治自由度的提高。政治参与意味着人们的社会政治自由空间的增大，人们能够更加自由、便利、积极地参与到国家治理的政治实践中去，这也反映出了社会活力的指数水平。
再次，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够为社会活力创设良好的秩序环境。社会活力意味着社会生活有序性的增强，社会生活常常伴随着一定的偶然性、随机性，总是有一定程度的风险与不确定因素存在。而“具有活力的社会系统不是害怕这种混乱，不是用强制、暴力手段消除种种无序因素，限制人们思想和活动的自由，而是依靠社会系统结构的调控和整合机制，依靠系统的自组织能力，把诸种无序因素整合组织到有序的社会生活中去”。[12]一定程度上，社会秩序是社会活力的生成基础，国家治理现代化意味着国家治理中社会整合能力的增强、社会秩序的优化，进而能够为社会活力生成创设良好秩序环境。
一方面，国家治理中的社会整合有助于形成良好社会秩序。社会整合是将社会不同要素结合为统一、协调的整体的过程与结果。“现代国家治理的价值目标是增进公共利益、实现公共秩序，通过构建现代化的治理体系与决策机制，完善公共政策的利益均衡功能，协调好各治理主体、社会阶层间的利益，消减社会矛盾与利益冲突。”[13]另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标志着形成社会秩序的一般性行为规则的确立。人类不仅是一种追求价值理性的动物，更是一种追求规则理性的动物。人们总是在实践中发现事物实践的规律性联系规则，并以这种联系性规则规约自己的行为活动，从而实现自己的实践目的。正如哈耶克指出的那样，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是遵循规则的动物。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即是确立社会秩序的一般性行为规则，形成有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社会运行规则。社会整合能力的增强，社会一般性行为规则的确立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为社会活力的生成与强化形成了秩序环境基础。
三、社会活力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内在关联的实践启示
如上所述，社会活力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存在着内在的关联互动，社会活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张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表征和推动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社会活力的生成场域，有利于激活社会活力。当前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需要以协商民主增进社会活力，以全面依法治国保障市场经济活力，以改革创新释放社会自由空间，从而推动社会活力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同步发展。
首先，以协商民主增进社会活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内部各方面围绕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开展广泛协商，努力形成共识的重要民主形式。”[14]协商民主是一种崭新的民主实践范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协商民主是现代社会活力水平的重要表征，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协商民主能够增强人的公共精神，提高人的主体政治参与积极性，形成多元化的国家治理主体。同时，能够激发人的自治理想，促进国家治理的多元协同治理，即善治的实现。
以协商民主增进社会活力，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一方面，需致力于实现人民民主与有序政治参与相统一。从民主的演进逻辑来看，民主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公民政治参与的增加。“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党领导人民有序参与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民主形式，兼具人民民主与有序政治参与的双重属性。为此，通过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发展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也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的重要途径。”[15]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能够实现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广泛协商，丰富了社会主义的利益诉求手段，从而增强了社会活力水平。另一方面，实现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统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的历史表明，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对立存在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标志。当前需坚持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同步发展的政治路径，充分利用好现有的制度优势资源，将其转换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手段与张力。
其次，以全面依法治国保障市场经济活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状态，使社会单独分化出来，扩展了社会自由空间，激发了社会活力。市场经济由于其先天的资源配置禀赋，决定了其在社会活力实践生成中的基础性地位。但同时，由于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的诸如信息不对称、垄断性失灵等缺陷，决定了市场经济必须有外在的秩序保障方能健康运行。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全面依法治国有助于规范市场经济，规范其激发社会活力的作用机制。全面依法治国，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即是治理与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规范各市场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的正当性，建立与保障竞争有序的良好市场秩序与环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16]一方面，需建立健全公平的产权保护制度，强化对多种所有制经济人与自然人产权的保护力度，同时废止有悖公平理念的不合理的旧有产权法规等。统一、公平的产权保护制度建立的前提是厘清不同市场主体、界定好政府、市场与社会各自的边界，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激发社会活力。另一方面，健全市场法律建设。正如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的那样，要加紧编纂民法典，制定与完善涉及投资、土地管理、农业与矿产等市场经济领域的法律法规，保障市场经济各要素的自由流动，保障市场经济活力度。在健全产权保护制度与法律法规建设的同时，还要改善市场监管方式，继续优化政府宏观调控，反对市场垄断，促进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与良好运转。
再次，以改革创新释放社会自由空间，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意味着社会自由空间的不断释放，社会诸要素的自由流动加大，社会活力水平的不断增高。当前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自由空间释放需依托于改革创新，从变革社会体制机制入手，增强社会自主创新能力，从而扩展社会自由空间，激发社会活力。改革创新是我国当代时代精神的表征，改革创新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创新社会体制机制，以实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适应的实践范式。改革创新能够有效释放社会自由空间，增进社会活力水平，进而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以往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使得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牢牢固定在行政权力上，社会系统诸要素的自由空间被挤压，基本没有自由流动的可能，社会活力水平低下。改革创新则打破了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改变了单一的行政权力配置资源的范式，使得社会、市场从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中解放出来，承担了一部分社会与经济职能。市场开始发挥其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性作用，从而在体制机制上释放了社会自由空间，使得物质流、能量流以及信息流的流动性大大增强。社会自由空间的增加，使得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主体性、竞争性不断增强，人们越是乐于创新，乐于突破，就越能够展现自己的个性，社会就越具有活力。
社会自由空间的释放是通过改革创新制度与体制机制实现的。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力，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相契合。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是摆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机制统一起来。在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基础上，有序推动其他领域的改革。这其中，不容忽视的就是改革的方式问题，应以渐进式改革为主，有序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渐进式改革能够降低改革的风险与代价，使社会平稳过渡与发展，已被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所佐证。另一方面，创新国家治理体制。国家治理体制是国家治理的制度实践空间，一定的国家治理体制会影响国家治理的政治实践。需以柔性服务代替行政管制，“通过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或社会福利，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增强公众的政治认同感，从而增进国家治理的合法性。”[17]同时，不断拓展国家治理主体，增强协商民主水平。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能够增强国家治理的协同性、整体性，达到协同增效的效果;另外也拓展了民主的利益诉求通道，增强了社会主体的话语权，是协商民主的重要实践形态。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 必要性 价值实现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
科学发展观是人本发展观、全面发展观和协调发展观的有机统一体。这一新航标为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战略;它是指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现阶段国情的结合达到了新的高度和阶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一大课题,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理论的指导下,与时俱进,做出新的突破。
1 回望与升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内涵论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见解,且存在很大的争议。张哲在《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研究综述》中,对此进行了总结。文中指出:“状态说,即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存在状态,存在形式。” “系统说,即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和系统化。”“功能说,即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是指人的社会化的重要途径、方式或过程。”“过程说,即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作为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与社会发展相融合的过程。”同时张哲在结合社会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发展的成果,并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下,把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看成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发展趋势,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存在状态,是过程与结果的统一,是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统一。学者戴春平较为全面系统地对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进行了界定,他指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是“以促进个体解放和社会进步为目的,以传导社会先进思想和政治觉悟为内容,以主动利用社会力量为途径,由社会引发,而教育者主动适应和应用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和趋势。”这一定义从趋势、形态、功能、目的、手段、途径以及教育主体上对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进行了诠释,但也存在以下两点缺陷:第一,只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实践目的,没有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深化与发展这一理论目的;第二,“教育者主动适应和应用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一表述不全面,它突出了教育者的地位,忽视了教育对象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其他要素。
可见,不同学者对其定义理解有不同的侧重点,且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本质。笔者在总结前人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科学发展观,把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定义为: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科学化和系统化为理论目标,以社会的进步、人类本质的实现为实践目标,以传播社会主流意识、先进思想以及政治觉悟为内容,在主动通过利用各种社会力量的途径下,思想政治教育主动回归社会的过程与趋势。这一定义不仅指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建设中的地位,而且用“思想政治教育主动回归社会”把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切因素包括在内,避免了表达上的偏倚。 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就是在科学发展观点的指导下,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科学化和系统化为理论目标,以社会进步、大学生自由全面充分发展为实践目标,以传播社会主流意识、先进思想以及政治觉悟为内容,在高校与家庭以及社会各种力量的主动密切合作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动回归社会的过程与趋势。
2 慎思与考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使然论
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必要性,很多学者都进行了相关论述。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大旗也必然要求我们从更高的理论层次对其进行探索,从而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2.1人本发展观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人作为生产力中最为活跃的因素,既是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发展的根本目的,我们所做的任何工作都必须以人的生存与发展为最高目标。因此,我们有必要在理论上对人进行深入细致的了解。人是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统一,人之所以成为人在于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性。人的本质是具体的、历史的、发展变化的。人由人依赖物的发展、人依赖人的发展最终走向人的自由充分全面发展。实践活动伴随着人类发展的始终,人类的一切都在实践中存在、实践中生成、实践中发展。社会意识作为人类独有的一部分必然也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伴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意识在任何时候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
在具体的实践中,由于主客观各种因素,以大学生为对象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却没有充分的利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关人的理论,具体表现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现代化和大学生生活的实际;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的业务学习之间的分离依然存在;单一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与模式与大学生多元化的需要以及发展特点之间的矛盾没有彻底解决;在竞争、信息、网络等新领域中的理论还不够成熟;心理健康教育不充分等。
正是理论与现实的矛盾推动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只有在社会一切关系总和中,才能更为有效地把握大学生思想意识的状况、差异、发展特点以及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因素。只有让思想政治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才能更有利于为国家培养“四友”新人。
2.2全面发展观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
全面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为社会的全面发展即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全面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以及社会建设,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二是人的全面发展,即使人的德、智、体、美、劳各方面的素质得到增强,使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文化生活以及心理健康水平得到全面提升。虽然社会发展是一个决定性与主体选择性的统一,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存在着不一致甚至矛盾对立的关系,但总的来说,二者之间是统一的,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互规定的一致关系: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前提和尺度;社会发展是人的发展的基础、内容和途径。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实施过程中,一部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和社会公民没有在思想上清楚地把握社会发展与大学生发展的辩证关系;没有把培养“四有”新人的目标与社会发展的目标有机联系起来;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以及利用社会各种环境的力度不够;大学生在社会大熔炉中锻炼机会不充分;这样最终导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能有效地融入社会并服务于社会。因此,在这一矛盾的发展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与时俱进,加快其社会化的步伐。
2.3协调发展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
科学发展观把人类生存的环境看成是由自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组成的一个系统,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协调发展是指人在发展过程中与所处环境、条件的互动与和谐,而不是分裂与对抗。”人的协调发展主要包括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环境:自然环境遭到某种程度破坏同时也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政治多极化趋势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给处于改革开放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的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与挑战;全球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低速增长状态,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重大成绩的同时经济也存在着问题;多元文化思潮正在形成,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不断发生;科技与人才的竞争愈演愈烈;我国高等教育呈现出发展方向大众化、办学方式多元化、办学手段信息化的趋势;学校后勤社会化和校园周边地区环境复杂;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众传媒尤其是网络涉及的内容、领域和对象不断扩大。大学生面临周围环境的变化存在着主体性不强和社会化程度不高这一问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既能增强大学生的自主性与竞争性,又能提高大学生的社会化与合作性,同时在面对人与自然的冲突中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自然观,最终实现大学生的协调发展。
3 探索与开拓: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价值实现论
在目前为止,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论文不足七十篇,且专著也很少,这一方面说明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还处于探索阶段,理论相对不成熟,另一方面也透射出了对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价值认同即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被人接受的问题。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的应然价值是不言喻的,因为它是在遵照客观历史规律并结合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大学生群体特点的条件下产生的。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价值实现却是一个相对坎坷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3.1正确认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价值实现的心理基础
不同的生活结构和不同的心理结构造成人们对事物的不同认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需要全社会的人共同参与。总的来说,在中国社会大背景下人们的生活结构和心理结构具有同构性。但由于人们性别、年龄、种族、智力、阶级阶层、受教育程度等不同,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认识与理解水平是不同的。这一点是不能回避的,我们应该对其形成正确的认识,在具体的操作中要作为考虑的要素。
3.2妥善处理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价值实现的利益纷争
“不同的人类群体所具有的共同利益底线,是社会价值认同的利益基础。”国家、社会、高校、大学生之间的利益是统一的。但在某些具体的情况下,几者的利益会出现矛盾的地方,同时,几者内部各自也会出现矛盾,这是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是推动事物发展所必需的。在正确认识矛盾基础上,要妥善地处理矛盾,最终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价值达到应然状态。
3.3合理利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价值实现的信息技术设备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在社会中的运用越来越广泛。人们对社会现象分析认知反馈整合的速度与质量大为提高。所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在价值实现的实践环节中,不能忽视信息设备对人们的影响。
注释
张哲.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研究综述[J].北京:求实,2007(5).
戴春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概念新探[J].武汉: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8(1).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管理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2）04-0016-04
收稿日期：2012-10-25
作者简介：魏圆圆（1981-），女，江苏南京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主席曾强调，“要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这充分阐明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同时也给我们做好新时期社会管理工作提出了明确的总体思路。”[1]“十二五”规划建议中也提到“加强社会管理能力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社会管理的话题逐渐走进大众的视野。事实上，目前虽然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社会管理领域的改革还处于初级阶段，进展缓慢，尚未形成科学系统的认识。面对全球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大学生的思想观念正在经受着各种思潮的影响，这就要求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要与时俱进，在机制上、内容上都要开拓创新，才能使培养的高素质人才紧密联系社会实际，跟上社会发展步伐，适应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实现与社会不断相容，使高校不再是与社会隔绝的象牙塔。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管理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社会管理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界定
有学者认为社会管理的含义，指国家和社会运用政治、法律、行政等手段，或组织、沟通等方式，对在城市或乡村、城区或乡镇、社区或村庄中生活的社会成员满足对社会性公共资源需要的活动中形成的关系进行控制或协调，以保持社会平等、维护社会秩序的过程[2]91。
国内还有不少学者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一般来说，社会管理包括两类：一是政府社会管理；二是社会自我管理和社会自治管理。而现代社会管理是以政府管理与协调、非政府组织为中介、基层自治为基础以及公众广泛参与的互动过程。”[3]43
还有的学者认为社会管理是政府和社会组织运用多种资源和手段，对社会生活、社会事务、社会组织进行规范、协调、服务的过程，其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解决社会问题，提高社会生活质量[4]4。
笔者以为，社会管理指的是政府和社会各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运用各种管理手段，对社会发展的各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过程。社会管理的方式是多样的，大体可以分为刚性管理和柔性管理。
张耀灿、郑永廷等学者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一书中提出：“思想政治教育，既同人的思想、行为和人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又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有着广泛的联系，我们不能只根据它自身的结构、功能、过程来认识它，而必须从历史发展的视角，从它与人和社会的关系层面，认识和理解它的特殊性质。”[5]102从中不难理解，高校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必须把人放在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中来认识，任何人的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高校培养的人才最终是为社会服务的，目前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高校教育与社会需求的脱节，正在寻求各种模式追求高校与社会的融合。思想政治教育应成为这种融合的有效手段，让大学生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同时自觉从社会大背景中塑造自身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
因此，笔者以为如今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为了适应社会发展需求，针对纷繁复杂的社会背景，丰富教育内涵，创新教育方法，使大学生具备较高思想政治素养的教育实践活动，目的是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社会进步。新时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与时俱进，更为全面，除了传统的意识形态教育之外，还应该包括人文素质教育、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内容。在教育方法上更注重柔性管理的方式，让大学生自觉接受，做到政治性、科学性和有效性的统一。
从概念解读中笔者以为社会管理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主体相关。社会管理的主体是多元化的，指所有的社会组织。随着社会的进步，高校在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作为社会组织之一，正在社会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次，目标一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对大学生在思想上进行引导，使其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入社会后能具备正确的思想导向，指引自己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社会管理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各种方式规范行为主体，使各项社会活动得以有序开展。因此，二者目标具有一致性，最终都是为社会稳定有序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服务。最后，方式趋同。社会管理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都注重柔性管理的方式。这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做出的新的改变，也是二者之间的契合点。因此，两者之间相辅相成，辩证统一。
二、社会管理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辩证关系的理论基础
社会管理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辩证关系有其共同的理论基础。
第一，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指的是人自身的全面发展，而且人的全面发展必然与社会的全面发展联系在一起。一方面，社会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条件，推动了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人是社会的主体，人的发展最终目标是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要想人能够全面发展，必须遵循“以人为本”基本原则。
现代化的社会管理仅仅依靠规章制度、强制执行是难以达到预期的管理效果的。而且，在瞬息万变的社会发展中，传统的规章制度很难适应变化的速度，难免会产生疏忽和不当之处。新的社会形势给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以人为本”原则的指导下，通过侧重柔性管理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成相应的精神力量与管理规则，渗透到社会生活与组织管理的方方面面，填补刚性管理的局限与不足，成为实现现代社会管理的重要形式 [6]112 。
在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刚性管理痕迹明显，特别是只突出了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强行将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强加给大学生。这虽然可以从表面上顺利完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但大部分学生只是机械地、被动地接受了这种意识形态教育，而忽视了应首先将大学生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人”来对待，没有注重大学生是否有接受这种教育的意愿，是否能将这种教育自觉转化为自身的一种教育诉求。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经济体制、社会结构、文化模式、价值观念等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代大学生对于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明显的心理排斥，各种问题接踵而来。一些大学生逐渐呈现出意识形态淡化的现象，他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逐渐多样化，甚至拒绝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只是纸上谈兵，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为了适应这样的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紧密联系社会现状，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首先把大学生看成有思想、有独立人格、享有社会权利和义务的人，并且尊重人、爱护人、满足人的多方面需要，充分发挥人的主动性、创造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正面引导、侧面启发、反面规劝的方式，引导大学生自觉协调与他人、社会的关系，主动遵守社会规则，积极维护社会稳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更多倚赖柔性管理方式，改变原本的刚性过度的不足，提高复杂环境中社会管理的人性化和科学化，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第二，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理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所谓社会存在，就是物质资料在生产过程中所采取的方式。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总体反映，主要包含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而社会意识形式的核心是法律思想和政治思想。社会管理属于社会存在的范畴，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作用就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大学生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接受并掌握先进的无产阶级思想，为毕业后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理论决定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然与社会管理存在着辩证关系。一方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开展，为推动社会管理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另一方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立足于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以社会管理的实践为依据，才能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更具有实效性。反之，无效的、负面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然会对社会管理造成负面影响，从而对社会存在产生阻碍作用。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让当代大学生切合社会实际，融入社会生活，就要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与社会管理相结合，将科学的现代社会管理理念融入高校平时的思想政治教育中，通过科学的管理方式使大学生在自觉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也接受了社会管理的相关理念，为日后服务社会、更好更快地融入社会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三、社会管理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第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生进行的引导，与社会管理中的柔性管理相呼应。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让大学生自觉运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道德规范并改造自我。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利用高校这个阵地有效支援了社会管理，与社会管理中柔性管理的方式相统一，共同为社会的有序发展各司其职，最终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之一是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这就需要使大学生融入社会生活，切实关注当下的现实生活。只有来源于现实生活的思想政治教育才更具有现实性和说服力，只有对大学生现实生活现状的了解与体验，才能让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明确，对症下药，真正做到使大学生的思想观念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达到人与社会和谐共处。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管理的一部分，并不仅仅只为让大学生适应现实社会而进行的。社会管理作为一种动态过程，并非一成不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然是源于现实的社会管理，又高于现实社会管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既要立足于大学生现实生活，又要提升他们的政治、思想、道德认识，追求远大理想，坚定崇高信念，具有国家和人民殷切期盼的当代大学生应有的思想素质。这就需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大学生通过适应与参与具体的社会管理活动来实现。只有通过付诸实践，大学生们才能对社会管理有直接的体验，才能使其思想道德修养在实践中得到发展和完善。在实践中得出的经验教训促进了社会管理理论的不断完善，进而推动社会管理不断走向科学化。
第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管理的有效补充。其一，从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角度分析。“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7]87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所面对的大学生，同样不能孤立于社会之外，这就决定了高校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社会性实践活动，是在一定社会联系中进行的。社会管理需要社会成员的共同配合才能有序进行，大学生作为社会成员之一，应积极参与社会管理之中，高层次的社会成员参与到社会管理之中，必然会提高社会管理的水平。
其二，从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角度分析。高校作为社会管理的组织之一，正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来参与社会管理的。人的行为总是受到其思想的影响和制约，高校为充分调动在校大学生社会主义主人翁精神，参与社会管理、融入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中，需要在转变其思想观念、提高其管理素质、创设良好的管理环境、建立有效机制等方面继续努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在教育实践的过程中将大学生与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为其参与社会管理提供了有效手段。
第三，社会管理为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有益的借鉴。正因为如今的社会管理体现了对社会环境动态变化的现实关切和对人及其主体间社会关系的关注，因而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建构和实践创新提供了新的视界[8]15。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说到底还是为了解决大学生们的思想问题，在当前，必须首先从大学生是具体的“人”出发，确立以尊重人及其社会生活本质为核心的教育、管理基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想真正实现其教育实效性，就必须不断发展，不仅要以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经验为基础，而且要以一定社会历史及其动态发展为现实前提来确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目标，社会管理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借鉴，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创新提供了动力。首先，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管理必须广泛吸纳先进的教育理念、实践经验和管理模式，才能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为适应新的社会管理，积极探索并完善既适应全球化又体现民族性的有效教育模式，应对多元化思潮对大学生思想的冲击；其次，在网络化背景下，社会管理必须做到虚拟社会管理与现实社会管理的有机统一，这就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既抓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又抓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创造网络化的管理模式，以柔性管理为主，加强网上思想政治教育与现实思想政治教育的整合；再次，在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社会管理必须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管理机制，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只有充分利用这样的社会管理机制，加强高校与社会的交流，促进高校思想教育理念的更新与发展，并有效化解当前物质利益观念对大学生思想的冲击，坚定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信心。
总之，社会管理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密切联系的。虽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管理都有刚性管理的一面，但是笔者以为在当今全球化、网络化的大背景下，两者共同的柔性管理方式使二者有机结合，相辅相成，辩证统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使大学生们具有了一定的思想修养，接受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通过社会管理机制转化为其自身的行为习惯，从被动接受到自觉改造自身的思想与行为，巩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高校培养出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们源源不断地涌入社会之中，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并在全社会范围内扩大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果，从而为实现社会的稳定发展做出各自的贡献。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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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谭明方.社会管理与相关体制改革研究[J].学习与探索，2011（3）：8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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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何增科.社会管理与社会体制[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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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新庚，罗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管理功能新探[J].探索，2006（6）：110-112.
论文关键词 城市 国际化 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
在全球化浪潮中我国城市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初步迈入国际化城市行列,社会治安日益复杂化,城市社会治安管理面临严峻挑战。城市化进程中应如何转变社会治安管理观念,探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机制模式、策略手段,建设国际对接机制逐渐成为我国社会治安研究领域的新课题,迫切需要深入研究城市国际化进程的新事物、新特点,切实创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建设。
一、城市国际化进程中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理念
(一)国际化的基本义是一种技术策略
维基百科认为,“国际化”是相对于“本土化”的信息资讯领域概念,指调整软件,使之能适用于不同的语言和地区。本土化则是指当移植软件时,加上与特定区域设置有关的信息和翻译文件的过程,更适合于“特定”地方的使用,而另外增添的特色。国际化意味着产品有适用于任何地方的潜力,以普适性和包容性应对本土的多样复杂性。
(二)城市国际化实质是城市经贸交往现象
城市国际化研究起因于“世界城市/全球城市”的出现,世界城市的概念1915年由格迪斯提出,是指随着城市世界贸易的拓展,城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应用的作用和能力范围的日益扩大。因此,城市国际化本质含义应是城市在经贸发展基础上所带来的各种国际影响,从地理意义上城市过渡到观念意义上城市的一种现象,使本土区域域中呈现了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领域广泛的碰撞和交流,是本土化向国际化的逆向补充,体现了城市的主动调适和包容性。
(三)城市国际化促进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理念的形成
1.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国际化是城市国际化进程的必然。指出“包容性发展”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获得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由此而言,城市国际化不单指经济贸易的增长,还包括社会、教育、法律、医疗等各个方面的共同发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根本任务是解决日趋复杂的社会治安问题,保障改革开放顺利进行。因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及其具体工作实践的国际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
2.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国际化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形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发展进程而形成的,从最初的一种潜在意识到后来的具体工作方针,最终发展为一种具有丰富内涵和实践价值的思想,始终体现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服务于经济发展,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理念。1981年在“京、津、沪、穗、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上,首次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央批转的《座谈会纪要》就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要充分认识搞好社会治安对于保障安定团结和经济调整的重要性、紧迫性。1991年《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和《关于成立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的通知》均表明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主要任务是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创造一个安全的、稳定的社会环境。因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发展历程是围绕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发展中心而发展。
3.城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国际化决定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维护社会治安持续稳定,保障经济建设的一项系统工程,从属于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城市国际化,客观地决定了法治国际化,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国际化。由于各个国家在政治制度、经济社会、历史文化,法律法规等存在差异性,维系全球一体化的国际大市场公平、自由竞争的正常秩序,不仅要有普适性的国际法则,也需要各国法治的国际化对接。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要求参与世界经济贸易的城市必须是法治国际化,体现出法律法规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支撑意义。
总之,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虽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现了发展的历史一贯性,但由于我国法制传统原因,法治体系还没有完成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理念还缺乏国际化问题思考,与城市国际化要求存在一定的距离。因此,在城市国际化进程中,必须发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理念,把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以国际化理念创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适应城市国际化新形势,服务于我国经济社会建设。
二、城市国际化进程中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新特征
贯彻“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方针,牢固掌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主动权,需要准确地把认识城市化进程中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新发展和新特征,知己知彼,有的放矢。从主体原则与方针目标而言,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具有历史一贯性,而综合治理对象及范畴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条件下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更加复杂了。集中表现以下四个特征:
(一)开放性与挑战性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包括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实质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并进一步解放人民思想。从治安综合治理层面分析,即是门户渠道的开放,含有形和无形的。(1)内在的价值观念形态方面交流,受控层次低。图书进口呈现多元化趋势,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2011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累计进口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113.5万种次,引进版权16639种。而且图书进口逐步向数字化转型,很多国外的出版商都已将其图书转换成电子书并推向中国市场。(2)外在地理空间意义的人员、物质流通,受控程度高。仅2012年广东全省口岸入出境人员3.25亿人次,入出境交通工具1943.2万辆(艘、列、架)次。(3)网络门户的开放,信息交往技术可控,影响更大。目前广州互联网普及率71%,家庭上网率则达到88.2%,至2015年,广州互联网普及率达到80%以上,90%以上的市民将通过网络享受工作、
生活、学习等服务。流动人口犯罪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流动人口犯罪占被判处罪犯的四成多。因此,门户开放对广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越来越复杂,形成了极大的挑战。
(二)多样性与包容性
经贸全球化推动了城市国际化,加速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对象多样性,影响因素的多样性,案例现象的多样性。同时,客观地要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在治理观念上、政策法规、治理手段等方面更具有包容性。⑴各种思想和价值观念相互交织,呈现出一元主导,多样并存的趋势。价值观念的多样性猛烈地冲击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⑵来源国家、区域的多样性。以广州为例,广州毗邻港澳,实现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与日本、美国、加拿大等22个国家的大城市结成了友好城市,对内对外开放使广州汇聚了来自各个地方,各种领域的人员,各个国家的法律体系背景存在很大的差异。⑶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社会因素、文化因素的影响逐步增大。一方面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信息交流和融汇的发展趋势不可避免;另一方面文化上的碰撞和冲突也不可避免。历史传统、民族文化因素等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城市国际化的显着特征,成为社会治安管理重点与难点,对城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隐蔽性与严峻性
民族、国家、个人相互之间的价值与利益诉求的矛盾冲突具有隐蔽性和爆发性,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日趋严峻。⑴人民内部矛盾的隐蔽性。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人民对幸福感的追求与现实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人民内部矛盾高发、多发,隐藏性、复杂性、敏感性和对抗性明显增强。⑵恐怖组织活动隐蔽性。与“东突”、“”、“”等分裂势力以及境内外的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一些“”分子为逃避打击,伺机捣乱破坏,活动方式更加隐蔽,对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构成一定威胁。⑶高科技的隐蔽性。利用新手段在在虚拟网络实现跨区域的违法犯罪具有很大的隐蔽性。随着计算机网络、手机网络技术不断发展,网上违法犯罪行为与日俱增。由于犯罪手段高超,情节复杂,“虚拟空间”现场勘查难度大,追诉往往难以进行,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面临的一项严峻挑战。
(四)时效性与广泛性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根本宗旨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随着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洲运动会等国际活动的举办,城市国际化表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已经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国际外交事务。曾说过外交工作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和事务性”,任何外交行动和工作当然都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城市国际化赋予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政治性,因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必须体现应有的外交特性。外交是国家对外行使的行为,是国家维护本国利益及实现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任何对外交往都必须自觉地执行政策,遵守纪律,一言一行都能不逾距。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要体现出时效性,及时、客观、准确的把握案件,通报案件进展,有时效才有实效,避免造成不良的国际影响。
三、城市国际化进程中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策略
(一)转变观念,加强领导
1991年,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当时的社会治安形势,及时做出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随后也做出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明确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任务和工作措施,奠定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政策和法律基础。指出“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城市国际化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更加复杂多样,因此必须在加强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调整思维方式,应着重强调三种思想观念的转变。⑴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线性思维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复杂性思维。门户的开放性使各因素处于动态变化之中,静态、孤立的传统计划思维已经完全难于适应变化。⑵随着城市国际化进程发展,要转变执法观念,强化国际化意识,按照国际惯例和规则建章立制,加快推进警务行为的法制化、国际化,工作方法、对象应实现国内、国际一体化。⑶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拓展,工作领域产生了变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领域也要从现实领域逐步扩展到虚拟网络世界。⑷转变单一的警察治理观念,树立治安社会化的治理理念。在观念形态、理论形态、实践形态等方面逐步探索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全覆盖。
(二)分类管理,建立体系
大力推进社会管理创新,通过加强服务来提高管理效能。在“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理念的引导下,根据城市国际化特征构建城市综合治理防控体系。(1)建立强有力的领导体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建立以政法部门为主体,加强社区、文化、教育协同一致的领导管理体系。(2)通过增强或增设相关职能部门应对社会治安管理的国际化。(3)社会治安管理社会化。始终以职能部门为发端,发动社区居民关心参与社会治安,积极发展壮大保安服务中介机构,重视依靠并充分发挥物业机构、保安力量的作用,整合房屋中介、租赁服务、家政服务等行业的有关资源。⑷根据管理对象建立分类管理系统。城市国际化的基本特征是人员流动数量和强度的增加,因此,对流动人员应分类管理,推行流动人口“一站式”、“一证式”服务,探索“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管人”的服务管理新模式。⑸根据城市国际化的特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还必须积极的建设信息公开体系,及时准确的公布相关信息,使国内外媒体和社会公众客观公正的对待社会管理综合治理,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三)加强培训,提高素质
城市国际化对社会综合治理主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着重围绕着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外交及相关技术领域,强化人员的综合素质培训,提升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1)加强政治业务培训。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是人民民主一种新的形式,在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汇报会上强调,必须把讲政治作为第一位的要求,始终不渝地扞卫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2)加强应对国际化的业务素质培训。随着国际大型活动及国际交往的增多,基于国内范围的综合治理理念已不能满足城市国际化进行的需求,有必要对警员及相关从业人员进行相应的国际法制观念、外交礼节及影响等方面的培训,提升应对国际化的能力,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3)加强职业技术能力培训。高科技、信息技术逐步成为跨区域、国际化的违法犯罪介质,更加具有隐蔽性,因此,遏制高技术违法犯罪,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相关人员进行现代技术培训是当务之急。
大数据技术指对海量数据的获取、存储、分析、挖掘与可视化的全新技术，是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其数据量特别大，超过PE级别（1015～1018）并包括结构性、半结构性和非结构性的数据。社会治理就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诸行为者，通过平等的合作型伙伴关系，依法对社会行为进行规范和管理。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的大数据来源于政府数据、网络数据和基于传感器产生的物理空间数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大数据技术成为变革社会治理重要的技术手段之一，也是社会治理科学化重要的技术支撑。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视域看，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社会治理具有多个维度，包括历史维度、认知维度、技术维度、组织维度和社会维度。
一、基于大数据技术社会治理的多个维度
“莱欣巴哈有一句名言：实体的存在是在相互关联中表达的”[1]。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实体意义的研究需要在特定维度的关联中实现。维度分析就是寻找决定事件关联因素的结构及其意义。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社会治理是大数据技术与社会治理相互作用的过程，这样就克服了从一个方面或层面考察大数据技术实现社会治理的缺陷，力求全面系统地描绘大数据技术实现社会治理的发生和发展的图景。大数据技术作为实现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包括历史维度、认知维度、技术维度、组织维度和社会维度。从历史维度看，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社会治理来源于对传统数据技术的变革和社会治理新问题的产生。贝尔纳认为“，要全面地看科学的功能，就应该把它放到尽可能广阔的历史背景上来考察”[2]。由此，历史维度构成科学技术发挥功能的源头和基础。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治理的领域及复杂性不同，对技术的需求也不同。大数据技术支撑社会治理的过程是对传统数据技术的历史继承与变革。2011年全球被创建和复制的数据总量为1.8ZB（10的21次方），远远超过人类有史以来所有印刷材料的数据总量，传统的数据技术无法满足现时的需求，客观上需要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大数据技术革命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同时，数据化的社会已经产生了与大数据相关的文化、心理、伦理、法律、宗教、道德等新的社会问题，构成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的新疾患。从认知维度看，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社会治理需要一场认知革命。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是人类的一次认知革命。蒸汽机革命使人类第一次认识到机器的力量，电力技术革命使人类首次认识到电的力量，信息技术革命使人类认识到网络的力量。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社会治理过程是政府、社会组织、技术专家、企业和民众的一次认知革命。不同主体不仅应认识到大数据技术对海量数据的获取、存储、分析、挖掘与可视化过程，而且应认识到大数据技术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应该发挥怎样的功能。没有认知革命就不会有技术革命，也不会有基于技术革命的社会治理变革。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社会治理更强调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价值。
从技术维度看，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社会治理需要一场围绕大数据的技术革命。每一次技术革命来源于技术理论和技术应用的重大突破。蒸汽机革命使人类认识到提高蒸汽机效率的原理；电力革命来源于人类发明的发电机；信息技术革命来源于人类对计算机技术的发明与应用。大数据技术革命来源于人类对数据获取、存储、分析、挖掘与可视化等技术的发明与应用，这是大数据技术实现社会治理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大数据技术的重大突破，也就谈不上对社会治理的支撑作用。从组织维度看，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社会治理过程也是组织结构变革的过程。一个系统中，组织结构的变革服务于系统功能的实现。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促进了社会治理组织结构的变革。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农业技术革命、蒸汽机技术革命和电力革命、信息技术革命和大数据技术革命分别将人类带入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和大数据社会，社会的复杂性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的复杂性也在不断提升，社会治理对象从对农业社会的治理转向对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和大数据社会的治理，与此相适应产生了相应的社会治理部门。大数据技术革命通过数据发声实现社会治理数据化，需要相应的组织结构的变革。但是，由于传统政府、组织和企业服务于社会治理的组织都是基于部门职责和利益，各自负责社会治理的一个部分，相应的数据也是由各部门所掌握。而要发挥大数据技术的功能，首先要求各部门数据资源的整合，而数据资源整合的过程是组织结构变革的过程。通过组织变革“，打破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间的信息壁垒，实现大数据的大一统格局”[3]，才能实现社会治理数据化。从社会维度看，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社会治理是一场社会领域治理模式的大变革。每一次技术革命的社会化过程都是实现社会变革的过程。三次技术革命使人类社会分别进入了机械化、电气化和信息化时代，大数据技术革命使人类进入了数据化时代。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数据决策在贫困、失业、医疗、教育、环保等领域的应用与社会治理的程度紧密相关。社会治理从依靠经验走向依靠数据的过程，是实现社会治理数据的透明化、开放化、共享化和法治化的过程。总之，社会治理过程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自然、组织与组织、群体与群体等之间关系的过程。基于大数据技术参与社会治理的多个维度，一方面为解释不同时期数据技术实现社会治理提供了同一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为全面分析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社会治理提供了方法。
二、基于大数据技术社会治理的维度结构
综上，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社会治理具有多维度性，其不同的维度包括不同的要素。只有深入分析不同维度的结构，才能更好地把握基于大数据技术社会治理的根本问题。
1.历史维度是基于大数据技术社会治理的基底历史维度包括社会治理大数据的产生、社会治理对大数据技术的需求、基于传统数据技术社会治理模式的影响等要素。社会治理领域已产生了大数据。社会治理的大数据来源于政府数据、网络数据和基于传感器产生的物理空间数据。社会治理的数据量已从小数据扩展到大数据，其中非结构化数据占80%以上，这为基于大数据的社会治理提供了历史数据。社会治理对大数据技术的需求越来越紧迫，通过大数据可以实现社会治理领域社会空间与自然空间、城市空间与乡村空间、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整合，呈现社会治理整体化、体系化和集成化。目前，社会治理虽然已拥有大量的数据，但是多数数据处于休眠状态，缺乏从社会治理解度对数据进行分析、挖掘与解释，导致无法将数据合理有效地服务于社会治理的决策。从历史看，提高社会治理水平需要大数据技术的支撑。然而，传统社会治理模式成为最主要的障碍。2013年被称为大数据元年，大数据成为实现企业管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在此前，社会治理多是政府一元主体依靠经验和小数据报表等进行决策。大数据时代，数据治理已成为世界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用传统的政治逻辑解决社会问题的模式已成为基于大数据技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障碍。要实现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社会治理必须变革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
2.认知维度反映基于大数据技术社会治理的可能空间基于大数据技术社会治理的认知维度包括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民众等不同主体认知的变革。（1）科学共同体认知的变革。大数据技术作为一场新的技术革命，首先来源于科学共同体对大数据技术的认知，表征为科学共同体对大数据技术概念、理论、观念和思维等方面的认知，这是基于大数据技术社会治理最重要的认知变革。没有科学共同体认知的变革，就不会有基于大数据技术社会治理的变革。（2）政府认知的变革。随着大数据技术在社会领域应用的不断扩展，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主导力量，决定着大数据技术实现社会治理的程度。目前，有些政府部门还停留在传统的经验管理模式中，不重视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一些政府部门只是重视对于社会治理大数据的收集，而不重视对大数据的分析。还有一些政府部门已认识到大数据技术应用的重要性，但是缺乏实际的行动。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主导力量，也是基于大数据技术社会治理的主导力量，政府认知的变革将主导基于大数据技术社会变革的方向和程度。（3）社会组织认知的变革。“我国目前在民政部注册登记的各类社会组织达到57万个，覆盖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扶贫、环境保护、经济发展、权益保护等多个领域。”[4]社会组织数量在不断上升，但是由于传统的社会管理主体是一维的，主要依靠政府，许多社会组织都接受相关政府部门的业务指导，组织缺乏应有的独立职责和功能。同时，由于各组织机构的分割，社会组织掌握的大量的社会治理数据处于休眠状态。随着社会治理的复杂化，各种团体和社会组织也成为社会治理重要的因素。因此，社会组织认知变革是实现社会治理数据资源整合与应用的重要依靠因素，各种社会组织应认识到自己在社会治理中的数据权力和功能。（4）企业认知的变革。企业作为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力量之一，“自律与具有社会责任心的企业行为也就成为了社会治理的基本内容之一。”[5]企业对大数据技术的认知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企业对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可为政府解决失业、医疗、教育和环保等提供丰富的大数据资源，使社会治理决策更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从事大数据技术服务的企业可为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社会治理提供技术和人才方面的支撑。我们需要通过社会治理创新，加快企业利用大数据技术服务于社会治理的进程。（5）民众认知的变革。民众认知为基于大数据技术社会治理提供群众基础。没有民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是残缺和不完整的。一方面，民众应认识到社会治理关涉自己的切身利益，应具有积极参与的自觉性。另一方面，民众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不仅是社会治理大数据的提供者，而且是数据治理的受益者。大数据技术作为新生事物，我们要提高民众对大数据技术的认知度，必须大力宣传，使民众认识到基于大数据技术社会治理的可能性、现实性和紧迫性，让民众接触并了解基于大数据技术社会治理的思维创新，为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社会治理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3.技术维度是基于大数据技术社会治理的技术支撑基于大数据技术社会治理的技术维度主要包括大数据技术应用于社会治理的技术创新水平，大数据技术提高社会治理数据化的水平。（1）大数据技术应用于社会治理的创新。大数据技术包括对海量数据的获取、存储、分析、挖掘与可视化等一系列技术。大数据技术需要与社会治理现实需求相结合，才能转化为社会力量。由于大数据技术具有数据体量巨大、数据类型繁多、处理速度快、价值密度低等特征，实现社会治理的领域非常广泛，包括在贫困、医疗、教育、环保等领域的应用。但是由于大数据价值密度低，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社会治理技术创新多是在对社会治理数据的获取、存储阶段，对社会治理大数据的分析、挖掘和可视化技术的研发与应用相对较少。这样，大数据技术所彰显的预测功能无法得到体现。为充分发挥大数据技术的预测功能，必须提高大数据分析、挖掘和可视化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水平。（2）大数据技术提高社会治理的数据化水平。根据大数据技术应用于社会治理程度的不同，数据决策呈现于信息决策、知识决策等形式中。数据是对信息数字化的记录，本身并无意义。信息是指把数据放置到一定的背景下，对数据进行解释并赋予意义。知识是呈现规律的信息。信息决策主要通过查询技术提供相关信息，以应用于决策。大数据的挖掘和可视化技术通过对社会治理某个领域大数据的多维度透视，解决相关知识生产和知识易用问题，为以知识为基础的数据决策提供支撑。数据挖掘把对社会治理数据分析的范围从已知扩大到了未知，从过去推向了将来，是社会治理数据实现知识决策的真正生命力和灵魂所在，最终推动了社会治理知识化和智能化在各行各业的广泛应用。
4.组织维度是基于大数据技术社会治理的组织保障基于大数据技术社会治理的组织维度包括政府组织、社会组织、企业组织、民众参与形式等方面的创新。（1）政府组织需要不断创新。政府社会治理水平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民安居乐业。“政府必须在理念层面、技术层面、保障层面积极回应大数据时代提出的新要求。”[6]目前，由于政府部门之间功能的交叉，部门之间交流与沟通的缺乏，政府实现社会治理边界的模糊等，造成同一数据多部门交叉收集，社会治理数据无法实现整合，也就无法形成能够全面反映社会治理的大数据仓库，当然也就无法发挥大数据技术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为提高政府社会治理水平，必须加快顶层设计，处理好“政府体系内部的关系、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构建政府内部一致性的标准和规范，以组织创新力推政府部门数据的开放力度，将休眠的数据觉醒。（2）社会组织需要不断创新。目前，我国组织之间的松散、职能交叉、数据垄断等影响了各种组织在基于大数据技术社会治理过程中功能的发挥。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根据社会治理的需要，整合社会组织机构，充分发挥社会无形组织和有形组织收集数据的功能。明确社会组织的数据权力边界，提高社会组织自治能力和组织数据资源的能力。2012年10月我国成立了首个专门研究大数据应用与发展的学术咨询组织———中国通信学会大数据专家委员会，还需要建立专门的基于大数据技术社会治理的组织机构及社会治理大数据中心，将隔离的数据整合。（3）企业组织需要不断创新。企业作为社会重要的微观主体，不仅是社会治理的对象，也是社会治理的参与者。工业化过程中，为解决企业产生的大量环境、资源、安全等社会问题，企业建立了环保、安全、节能等相应的组织结构。大数据时代，企业需要加快组织方式变革，实现各部门数据管理的共享化，加快企业管理与社会治理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共享，同时也更便于政府部门对企业环保、安全、就业、医疗等社会治理的监督与管理，以提高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4）民众参与形式需要不断创新。中国社会治理呈现“政府强-企业较强-社会弱”[5]的状态。民众参与社会治理形式创新是发挥社会力量实现社会治理的重要渠道。民众既是大数据的提供者，又是大数据服务于社会治理的使用者。只有全民参与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社会治理，才可能真正实现数据治理。为此，我们要加大社会治理大数据平台的建设，为民众直接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平台保障；同时，还要依靠社会组织，拓宽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充分发挥社区和社会组织服务于民众需求的功能，畅通和规范民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和权益保障的渠道和机制。
5.社会维度是基于大数据技术社会治理的最终检验场基于大数据技术社会治理的社会维度主要包括大数据技术在教育、医疗、环保等社会治理中的应用程度。基于大数据技术社会治理的历史维度、认知维度、组织维度、技术维度等都是为了最终实现社会维度的变革。随着社会复杂程度的不断上升，社会治理领域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目前大数据技术已应用于医疗、教育、环保等社会治理中。“中科院与百度合作，深入分析过去百度5年的艾滋病相关历史数据，提前获得中国艾滋病流行状况和分布，与权威部门的数据高度吻合”。客观上大数据已经成为政府治理环境问题的关键要素。自2006年以来，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采用汇总政府公布的数据和志愿者收集数据等方式，制作了5大类13个子类的环境污染海量数据库，直观展示北京各地各流域的环境质量和污染排放数据，列出近15万家企业的环境监管记录，在监控污染状况、监督企业整改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大数据技术也被应用于国家安全治理等方面。2013年4月15日，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发生了马拉松爆炸案，相关调查机构通过对案发现场10TB数据的分析，很快破案。
三、大数据技术参与社会治理维度的特征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社会治理具有历史、认知、技术、组织和社会等多个维度，维度分析彰显出其历史性、变革性、关联性和动态性等特征。
1.历史性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社会治理，来源于历史维度中社会治理产生的大数据和社会治理对大数据技术的需求。近些年来，社会治理的数据量越来越大，传统的数据技术无法满足现实的需求，客观需要一场数据技术革命。社会需求是大数据技术革命最直接的推手。大数据技术只有与社会治理的需求相结合才能实现社会治理数据化。从历时性看，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社会治理经过了从无到有，从局部到全局，从政府到多元主体的过程。社会治理大数据的历史性，一方面更加及时地发现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将社会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治理，提高政府预测预警能力；另一方面可以发现大数据在治理环保、就业、医疗等社会问题中的不平衡性，实现大数据社会治理的全局性和均衡性。可以说，历时性彰显了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社会治理创新的时代机遇和问题指向。
2.变革性基于大数据技术社会治理维度的变革性主要体现在对传统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首先，大数据技术实现社会治理从碎片化向协同化转变。“当前，社会治理碎片化是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8]政府各部门、社会各组织各自为政，缺乏政府、组织与民众等彼此之间的协同性。社会治理大数据平台为社会治理不同主体提供公共数据资源，将有助于推动各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同，进而实现社会治理从碎片化走向协同化。第二，大数据技术为实现社会治理主体从一元向多元转变提供现实支撑。传统的社会治理主要依靠政府。随着社会治理复杂性的增强，社会治理主体走向多元，根据各主体拥有社会治理数据资源的程度，发挥政府、社会组织和民众等不同主体社会治理的力量。第三，实现社会治理从经验决策向数据决策转变。传统社会治理由于数据量小、不全面、不系统等原因使数据无法支撑决策，因此主要依靠经验决策，经验决策带有主观性，管理效率比较低。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社会治理数据量大、数据全面而系统，社会治理要素数据化引领社会治理从经验决策走向数据决策。
3.关联性基于大数据技术社会治理维度的关联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社会治理的主体看，不仅包括政府主导，而且包括社会组织、企业和民众共同参与的系统协同过程。根据不同主体所拥有的数据特征发挥不同主体的数据功能，实现社会治理数据化。二是从实现过程看，彰显基于大数据社会治理过程历史维度、认知维度、组织维度、技术维度和社会维度的关联性。没有历史维度，就不会有不同主体认知维度的变革。与此同时，没有认知维度的变革就不会有技术维度的变革，进而不会有组织维度和社会维度的变革。因此，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社会治理不仅是不同主体的关联，而且是不同维度的关联。
4.动态性基于大数据技术社会治理维度的动态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大数据技术对社会治理数据的存储、分析、挖掘、可视化过程彰显社会治理大数据从原始数据向数据仓库和数据决策不断转变的动态过程。其二，基于大数据技术社会治理是从历史维度认知维度组织维度技术维度社会维度不断变革的过程。其三，基于大数据技术社会治理数据的动态性实现了社会治理的动态化。通过大数据分析结果可以为不同主体及时了解和掌握社会问题的变动和社会问题发展趋向提供决策支撑。
四、启示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社会治理数据化已成为发展趋势，数据越来越成为最重要的社会治理资源。为进一步发挥大数据在我国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提高大数据技术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应用水平，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加快顶层设计为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社会治理提供组织保障目前，社会治理主体虽然从单一政府主体走向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民众等多元主体。但是，“尚未出台在全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与社会治理机制有关的顶层设计，”不同主体所拥有的数据存在重复收集、数据休眠、数据分割等问题。为实现社会治理数据化，我们需要结合“大部门制”改革加快顶层设计，明晰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与民众各主体所应拥有的数据资源，理顺政府与市场的数据限权关系，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数据分权关系，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数据权利与责任关系。组织结构的大变革是发挥数据价值的一次大解放。加快顶层设计是从根本上解决数据分割、数据重复和数据休眠等问题的重要手段，为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社会治理提供组织保障。
其次，进一步开放不同主体的数据为社会治理数据化提供数据来源。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社会治理“数据必须是完整的；数据必须是原始的；数据必须是及时的；数据必须是可读取的；数据必须是机器可处理的；数据的获取必须是无歧视的；数据格式必须是通用非专有的；数据必须是不需要许可证的”。不合格的数据比没有数据更可怕。我们应以公众需求为导向，提高社会治理数据的开放性。应该在保障国家安全、个人隐私和企业秘密的前提下，开放政府、各种组织、企业相关的社会治理数据，使数据权成为社会治理的一种软权力。开放政府等不同主体所拥有的公共数据代表着数据在社会的自由流动、知识向大众的自由流动，同一数据由于使用主体目的不同，会形成不同的数据决策。而目前农民和城市底层居民、老年人由于种种原因多是基于大数据技术社会治理的缺席者，同时地区之间，政府、各种社会组织、企业和民众之间的数据鸿沟也是存在的。因此，数据开放同时也为基于大数据技术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功能发挥提供了数据来源。
第三，进一步加快大数据服务平台的建设为社会治理数据化提供现实依托。由于社会治理领域多，不同区域治理能力差距比较大，如何将数据决策服务于社会治理，需要相应的平台作支撑。大数据服务平台的建设需要从硬件设施、数据分开、收集、处理与运用等环节着手。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民众需要借助云计算或者其它平台，实现从数据收集者、分析者向数据运用者转变，实现社会治理数据化。“辽宁创建的民心网平台对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筛选、认领和分派，并通过《民心网内参》直接报给辽宁省主要领导。10年来得到545位领导同志批示1493次。”民心网实现了社会治理过程中政府、社会组织、民众等不同主体的协同性，提升了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也充分说明开展大数据技术在安防、医疗、卫生、教育等社会治理应用示范建设的重要性。因此，平台建设不仅是实现社会治理大数据资源的基础，而且是发挥不同主体社会治理功能的主要依托。第四，进一步解决好大数据的风险问题为社会治理数据化提供安全保障。技术往往是一把双刃剑，主要解决合理性问题，是否合法需要回归社会现实，大数据技术也不例外。
随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加速，人们的利益关系与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多元，影响乃至危及社会安全与稳定的矛盾风险增多。当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稳定进入风险期，对社会治理能力必然有更高的要求。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社会治理是中国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落实改革发展顶层设计的重中之重。从传统社会管理向现代社会治理转变，合理调整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在改革进程中的结构性张力，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为此需要灵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创造性地回答社会现实提出的重大问题，依法规范治理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务，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切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创新社会治理的哲学思维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奇迹举世瞩目，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教育、医疗、购房、就业、养老、食品安全等领域的社会问题引人关注，道德迷失、文化失范、价值虚无等精神层面的问题令人深思，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增加了各种社会风险因素。劳资矛盾、贫富差距以及因人口流动和征地拆迁带来的矛盾凸显，各种“群体性事件”冲击人们的视线，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生态危机也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导致社会不和谐。随着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对民主法治、公共服务和文明风尚有更高的需求，这就要求社会治理理念有更强的包容性和时代性，要求社会治理实践体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社会和谐创设基本的条件。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应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和方向，探索社会治理的中国特色，对社会发展的多元主体和优势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形成一种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管理模式和西方国家公共治理模式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应洋溢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反映了超越西方治理理论的观念独创性，体现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和中国气派。这项改善公共权力运行模式的探索可以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在利民惠民的过程中凝聚社会共识，建立多方联动的利益协调机制。达此宏愿，需要在社会治理的现代转型、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和缓解社会矛盾、消解社会矛盾等方面着力探索。
首先，实现社会治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提高制度创新的能力，形成社会治理的中国经验，要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的多角度探索。社会治理是一项统筹协调的系统工程，促进社会治理理念创新，既要注重依法治理，以法律保障社会治理规范有效；又要注重源头治理，将事后处置转变为事前预防。既要体现政府主导，切实履行政府职责；又要实现社会共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既要顺应信息化和网络化趋势，建立社会治理的信息系统；又要提供便捷的公共服务，提高公共服务的品质。为此，应以系统的观点和整体的观点探索新的社会治理方式。发挥社会治理的主体性，合理调解社会矛盾。既要激活“齐心协力办大事”的传统优势，也要汲取国际社会的先进治理经验；既要把握阻碍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要矛盾，也要在从单一手段向多种手段转变的过程中实现综合治理；既要让社会组织更多地参与社会治理，也要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的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实现社会善治的常态化。
其次，社会治理是理念见之于实践的过程，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需要大量有效的调查研究，增强社会治理创新的能力。“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促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发挥社会治理的主体性，在深入调查中充分认识问题产生的根源及其走向，充分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情，充分考虑中国社会治理经验和治理文化，充分调动基层组织协同与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激活社会治理的活力，提高社会治理的效率。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加强社会治理实践中的多种能力。例如，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能力和政府简政放权之后的监管能力，整合多种社会资源的能力和获得公众有效回应的能力，拓宽公共参与途径并提升社会组织有序表达功能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应着力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与基层响应相结合，使长期性目标和阶段性政策相结合，使社会治理的总体规划和具体部署相结合，进而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与促进人的素质现代化相结合。
再次，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合理调解社会矛盾，构建矛盾化解平台，培育健康而有活力的社会组织。我们知道，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根源在于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与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不能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在发展中产生的矛盾一定比以往更多，发展中的问题终将在发展中得到解决。社会矛盾通常表现为人们的利益矛盾，利益差别过大是社会矛盾及其变化发展的主导因素。“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2]，物质利益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发展状况。因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3]，“‘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4]社会矛盾归根结底与人们的利益纠缠在一起，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必须具体分析利益关系格局，研究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差距、利益关切和利益冲突，由此形成协调利益关系的策略，提高现代社会治理的效能，使社会治理方式和治理结构获得广泛的支持和认同，最终达到使社会更和谐的目标。
全面深化改革，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需要进一步回答什么是国家治理、怎样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怎样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正如同志所指出的：“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5]深入理解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需要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理论与中国经验，用辩证的、发展的、矛盾的、系统的观点看待当今中国社会，建立健全科学完善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为此，必须在社会实?`中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具体有效地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化解因利益分配不公、贫富分化、腐败等问题引发的利益冲突，提高政府公信力，增加正当有效的利益表达途径，探索制定符合公平正义的利益分配机制。广泛团结和依靠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倾听人民群众的心声，维护人民群众的正当利益诉求，积极探索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贯彻落实群众路线的有效机制，通过恰当的社会治理方式呈现理想的社会治理愿景，进而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正能量。
二、分析矛盾的辩证法与社会治理之道
社会是一个开放复杂的系统，社会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这些矛盾通常体现在不同利益所有者之间和不同思想文化观念的持有者之间，这些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矛盾产生了很多复杂的社会问题。分析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是促进社会稳定发展、和谐发展的持久有效的思路。我们知道，日常生活中各种矛盾的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不是孤立的，因而要以总体性的全局观念对各种社会矛盾作有联系的综合分析，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结成的“关系”中考察社会现象的发展变化，分析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以整体研究的系统观念和历史辩证法全面研究变化发展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分析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发展态势。对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分析不仅要一分为二，还要有整体的和发展的观念，对整体分析矛盾的辩证法的掌握程度反映了人们的判断能力和选择能力。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为了解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和发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向好，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理想的成就。“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着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6]正是因为激发了社会各方面力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展人的创造意识，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文化素质，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社会各领域的发展也推动了改革进一步深化。
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呼唤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社会治理方式从单一走向多元，由平面转为立体，以动态化的系统思维更新传统管理模式。现代社会治理主体包括政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行业协会、NGO、基层自治组织等方面，治理对象反映为国家治理、政党治理、社会治理、市场治理、生态治理、网络治理等维度。因而，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应倡导社会整合共治，强调善治与法治并举，社会各界协调互动、广泛参与，增强社会稳定发展、和谐发展的活力。为此应改变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和手段，实现公平、公开、公正、协商、诚信的规范治理，塑造民主、法治、科学、文化的现代治理文明。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各领域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打破传统管理的界限与壁垒，更好地处理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高现代社会治理的效能。
完善现代社会治理之道，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观念解析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复杂深刻的社会矛盾与问题，在优化结构的基础上把握社会发展的节奏和步伐，解决阻碍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形成有利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协调机制。为此，应健全包括人民调解、社团调解、仲裁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在内的横向调解系统，建立国家、省、市、区县、乡镇、社区相互衔接的纵向调解格局。同时，推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创业就业、社会保障一体化发展，有效抵制商业欺诈、妥善处理公共事件、缩小贫富差距、减少环境恶化和社会冲突等突如其来的社会问题。实现这一愿望，需要统筹兼顾，改变不适应时展要求的管理观念，构建科学、完善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培育社会组织和慈善团体并发挥其正能量，加强宏观调控的能力，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呈现为人们普遍认同的社会发展愿景。
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构建以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信念体系，这是完善现代社会治理之道的根本。提高现代社会治理的效能，需要凝聚广泛的社会共识，使人们更好地以商谈、选举、传播等方式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使民众拥有充分的知情权，以最大的诚意促进政策制定的民主化，科学化，增进公权力的合法性和公信力，进而合理降低社会治理的成本，并从中培育符合时代精神的社会信念，制定和践行合宜的现代社会治理理念，将其内化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习惯。完善现代社会治理之道，应自如地运用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实现优势互补和利益整合，构建化解社会矛盾的治理平台，进一步凝聚社会前进的精神力量。此举旨在从矛盾中求和谐，使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得到历史的、具体的解决，由此营造平安有序和谐的社会环境，切实解决人们关心的实际问题，使人们共享改革创新的发展成果。
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综合审视社会发展的各种相关因素，辩证看待各种矛盾的交互作用。为此必须秉持辩证的矛盾分析法，“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7]。对任何具体的社会矛盾而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都是内在统一的，以整体性思维综合分析社会矛盾所得出的结论既要透彻指明具体矛盾的个别特征，又要兼顾各种矛盾变化发展的一般状态。把握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质，应充分考虑影响现代社会治理实践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分析各种因素所起的推动或阻碍作用，找准其中的关键环节，无此不足以在解决矛盾和问题的过程中转换社会治理思维。
概言之，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应深入理解社会生活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实现更广泛的民众参与，在汇聚民智的过程中尽可能满足民意，整合社会治理的资源和力量，以辩证系统的思维把握促进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为此应深刻认识变化发展的社会存在，适应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充分考虑社会发展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关注社会发展各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把握社会发展的现时态及其未来趋势，审慎做出着眼于长远的理性选择。促?M社会治理现代化，既要充分借鉴西方现代治理的先进经验，又要充分理解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管理经验，在取长补短中综合创新，形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社会治理体系，切实增强社会治理能力，通过具体的、有条件的调查、分析和研究，更新社会治理思路与方法，更好地完成和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规划和价值目的。
三、以现代治理实践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管理经验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中国经验日益丰富，从中凝结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念和方法论。新中国成立后，根据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要求，形成了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8]这时制定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基于实际的国情，“反对那种缺乏实际根据、不考虑可能条件、不注意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急躁冒进的偏向。”[9]社会主义建设思路初见成效，开始解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遗憾的是，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进而将阶级斗争理解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导致唯意志论和上层建筑决定论盛行，社会生产力发展迟缓。不仅没能很好地解决社会矛盾，反而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因而必须回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中作调查研究，归纳以实践为唯一检验标准的发展观，在解放思想的同时推动社会改革。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谓改革开放的哲学宣言。这个论断表明，实事求是处理各种现实问题，实际解决具体的社会矛盾，应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自觉。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显现出新特点和新趋势，社会矛盾也变得错综复杂，它不是更隐晦而是更凸显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住房、教育、医疗、就业、分配等领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道德、文化、思想观念等领域产生了不同的声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提出，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这次全会在邓小平同志战略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10] 20多年来，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和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不断要求人们推动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发展。
十八?萌?中全会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表明中国社会开始深思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社会治理问题。实现这一令人瞩目的改革目标，要建立有效疏解社会矛盾的长效机制，更加公平正义地分配改革的成就，更好地实现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认真审视中国社会的矛盾和问题，认识到社会矛盾的深刻的利益成因。利益差别是社会矛盾及其变化发展的主导因素，研究社会矛盾，就要分析利益差别，遵循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找到解决矛盾的关键要素，减少社会发展的代价。此举并非要消除所有社会矛盾，实际上处于运动变化中的社会各要素时刻都在变化发展着。“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当平衡“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11]在现代社会治理过程中，尽管我们力图理性地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但我们的理性思考始终伴随着问题和矛盾此起彼伏，此乃社会发展的常态。
完善现代社会治理方式，需要构建符合当今中国国情的公平正义原则，使之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关键作用，尽可能使各项政策接近各种社会群体对利益分配的期望。正如邓小平所说，“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12]切实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需要考虑社会各阶层实际需要的公正观念，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效整合各种正义思想资源的过程中推陈出新，在谋求“最大公约数”的过程中实现程序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只有实现了公平正义，才会有真正的社会和谐。如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此要解决人们关切的实际问题，破除利益固化的樊篱，让改革的红利惠及全体人民。这是我们在实践中运用合宜的公正原则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思维方法。
[关键词]自媒体环境；高校思政课；政治社会化
[DOI]1013939/jcnkizgsc201704219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作为高校思政课的主要教学内容，其与思政课紧密相关，且思政课是实现政治社会化的主要途径，它在政治社会化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在自媒体环境下，如何优化政治社会化功能，使大学生形成坚定的政治信仰、深厚的政治情感、较强的政治能力，已经成为高校思政课的主要教学任务。
1自媒体环境与政治社会化
自媒体环境指代以个体传播形式为主，借助现代化手段，面向某些人或者某个人传播信息的环境。自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速度加快，在互联网平台中，通过微博转发、新闻评论、帖子转发等将各种信息资源汇集在互联网中；政治社会化是指在日常社会政治活动中，感知社会政治文化、接触政治知识、学习政治技能、认识政治规范、培养严谨的政治态度、优化政治人格的一种过程。学校是贯彻落实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建立在政治社会化的基础上，它不仅指代社会个体的价值观念、政治态度以及情感认知的构建过程，还指代借助社会媒体宣扬政治文化的过程，它主要具有以下特点：政治心理多元化、政治认知差异化、政治意识波动化、政治行为多样化。
2高校思政课政治社会化功能
21获取政治认知，提高政治认同感
政治认知属于政治社会化的必要条件。现阶段，对于各所高校而言，旨在通过思政课指导学生正确认识政治，明确政治范围，学习政治理论知识、国家方针政策、体制与变化规律，熟悉政治常识，增强政治能力，提高政治参与意识。稳定是社会前进的基础保障，而政治社会化在社会稳定中发挥着一定的促进作用，现阶段，向大学生传达政治思想和规范是高校思政课的主要教学任务，帮助大学生形成坚定的政治信仰，养成良好的政治习惯，进而统一协调社会行为。
22丰富政治情感，确定政治取向
待形成一定政治认知，通过校园生活以及社会实践不断丰富政治情感，这与政治态度、价值取向以及行为活动紧密相关。通过理论知识的讲解以及社会实践活动的参与，会逐步形成爱国情感，最终构建正确的政治态度与取向。例如，在思政课堂上，采用案例教学，通过生活实例来培养大学生的爱国情感与道德感，指导大学生形成符合道德标准的价值观念，提高大学生对国家的认同与信心，形成坚定信仰。
23培养政治角色，转变成政治人
高校思政课隶属于政治社会化活动范畴，且目标导向明确，它除了要面向全体大学生讲解政治价值规范以及行为准则，使其完成从社会人到政治人的过渡，为政治体系提供更多的政治角色，还应对已经接受初级政治社会化的大学生实施再政治社会化，进而进一步适应新的政治P系，充分扮演新的政治角色。对于大学生而言，政治人格的塑造以及政治技能的强化是政治社会化的主要结果。完整的政治人格应具备良好的政治心理素质、坚定的理想信念。社会、学校以及家庭共同影响着大学生的政治人格，其中学校的影响最为深远。高校是传播主导政治观念、丰富政治情感、培养政治态度、完善政治心理的有效途径，也是冲破传统政治思想束缚的主要场所。大学校园包含丰富多彩的政治文化活动，例如，党团活动，这可帮助大学生进一步认识政治规范，掌握一定的政治生活技能，增强参与能力，进而为社会建设提供更多合格的政治人。
24鼓励参与政治实践，锻炼政治技能
参与政治实践作为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内容，也是代表性标志。政治参与不仅能提高政治认同感，有利于政治体制的贯彻落实，还能增加政治管理活动中的民主性，促进政治发展进程。现阶段，在高校思政课中均会依据学生自身需求，科学设计，鼓励大学生主动参与到社会实践活动中，例如，公益性活动、志愿者服务等，还可借助现代资源模拟政治活动。大学生活以及社会实践活动中包含较多的政治社会化内容，只要亲身参与，便一定能够学习各种政治知识，掌握各种政治生活技能，清晰认知自身角色与责任，进而从认知、感情、意识以及行为层面形成统一的政治信仰。
3自媒体环境对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影响
31削弱政治责任感，限制了政治取向的形成
娱乐是自媒体的主要功能，在传播内容中，以新闻以及娱乐信息为主，主要通过趣味性、娱乐性以及感官化等手段来展现精神世界，有时还会夸大内容，为吸引更多受众，内容浅薄、低俗、谄媚，这对于社会经验较少的大学生而言，无法有效地抵抗各种诱惑，进而弱化政治责任感。另外，还有一些不法分子，会利用个人网络控制权、自由信息全散播与宗教仇恨与民族歧视相关的信息资源，这在无形之中影响了大学生的政治思想，可能会出现行为以及政治言论偏激的现象，这阻碍了政治社会化工作的开展。
32分解大学生政治信仰，降低对主导政治文化的认同
自媒体信息资源具有多样化、零乱化、分散化的特点，导致自媒体信息良莠不齐、鱼龙混杂，这增加了高校引导工作的难度。在原有社会背景下，高校借助理论灌输以及引导等途径，贯彻落实政治社会化，大学生的政治理念、情感以及信仰等具有统一性。然而，在自媒体环境下，涌现出了多样化的学说，信息资源较多，价值取向更加多元化以及开发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单项化的政治信仰，分解大学生政治信仰，降低对主导政治文化的认同。
33缩减政治实践机会，阻碍政治参与技能
因自媒体环境所营造的环境是虚拟的，强调精神性、意识性，忽略物质性。在虚拟的自媒体世界中，大学生过度追求功利，只要通过手指运动便可加入到政治活动中。实际上，政治实践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在具体的政治实践活动中，应全面考虑利益矛盾、政治背景、世俗关系等多种因素。由此可知，应将在虚拟世界中所学习的政治理论知识以及掌握的政治技能放到实践活动中，以此来进行检验，不断调整，优化政治角色，掌握政治技能。大学生如若参与虚拟政治活动的情形较多，既会削减参与现实政治实践的可能性，还会增添政治信仰中的理想主义成分，造成角色错位。
4优化对策
41构建自媒体教育平台，拓展思政课教学空间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自媒体的影响力日益扩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组织机构纷纷注册并开通微博，得到受众的一致好评，政府机构借助微博问政，积极创设亲民形象。在此背景下，高校应正确认识自媒体，有效地利用自媒体的优势，构建自媒体教育平台，以此来填补时间以及空间对思政课堂的束缚，拉近课程自身与学生之间的距离。例如，要求思政课教师注册并开通政治微博，积极传播主导政治文化，并全面掌握大学生的政治思想与活动，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价值取向，推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进程。
42有效融合自媒体与传统教学模式
在自媒体环境下，传统教学模式逐渐被淘汰出教学舞台。自媒体媒介具有交互性较强、功能齐全、形式精练简单的特点，突破了传统教学模式的束缚，从单向式教学逐渐过渡到双向教学，突显教师的引导地位，强调学生的主体性，注重个性发挥，师生之间有效互动，提高了思政课教学的有效性。由此可知，高校思政课教师应全面认识这一发展方向，更新教育观念，积极探索自媒体教育手段，研制并应用新的教学方法，有效融合自媒体与传统教学模式，确保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正常开展。
43合理设置思政课教学内容
合理设置思政课教学内容，从政治社会化要求出发，注重在政治哲学、政治技能等当面的学习。在教学内容编排中，应依据学生的实际反映，不断调整，逐步推进。另外，还应着重解决重难点问题，获得可观的教学效果。在高校思政课上，不仅要丰富学生的政治情感、端正政治态度、构建政治信仰，还应增强对现行政治制度的支持与认可，提高个体参与性。同时，还应认真讲解具体的参与途径、所拥有的权力以及应履行的义务等，将培养社会建设所需的合格政治人作为高校思政课的主要教育目标。
44强化现实政治实践的构建
自媒体环境给当代大学生提供了大量的网络参政议政机会，借助网络平台，可完成投票、评论以及投诉等操作，参与政治活动。然而，建立在自媒体之上的虚拟化的政治活动，无法彻底代替现实政治实践，为规避或者降低虚拟政治活动的负面影响，应为大学生创造更多参与现实政治实践的机会，并鼓励大学生踊跃参加，通过亲身参与，增加大学生的政治知识积累，锻炼政治技能，增强政治素养，丰富政治经验，全面落实政治社会化。
45全面提高教师的媒介素养
自媒体时代，媒介素养是当代思政课教师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高校思政课教师应具备较强的应对以及综合处理能力，只有拥有优越的信息辩识与加工处理能力，才能全面监管网络舆情，合理引导。媒介素养的提高除了要熟知媒介生存策略以外，还应将其有效传播给当代大学生，增强大学生的政治辨别能力，鼓励大学生参与符合道德规范以及法律准则的政治实践活动。同时，思政课教师在自媒体环境下，还应注重自主学习以及培训，构建网络平台，也可构建专门的教育资源数据库，从整体层面，全面提高媒介素养。
5结论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作为公民政治社会化的基本组成内容之一，它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政治素养，也是思政课的主要教学目标。自媒体时代涌现出了网络、数字电视等多种新型传媒方式，这严重影响着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念与政治取向。因此，我们应明确自媒w环境对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具体影响，优化政治社会化道路，指导大学生形成坚定的政治信仰和正确的价值观念，进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储备更多的人才。
参考文献：
[1]洪明自媒体对青少年社会化的影响及教育应对[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2（6）.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我国社会发生着深刻变化。面对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而产生的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党高度重视社会建设，并为之进行了积极探索。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社会管理”概念，并将其列入政府四大职能之一。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社会建设和管理” 列入了“五个统筹”之中，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要方面和必然要求。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明确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5 年，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2006年，党的第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并明确要求：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进一步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按照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内容作了全面部署，强调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2011年以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在中央频繁强调下成为新的政治话语和执政理念。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表明社会管理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全会在更大的范围和更多的领域运用“治理”这个概念，首次使用了“社会治理”的表述。由此，“社会管理”被“社会治理”所取代。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这不只是概念的转换，更是党的执政理念的升华，昭示着中国社会治理模式正在发生重大变革。
“社会治理”理念的确立，既是我党立足于基本国情，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而不断探索的实践总结，也是我党以开放的态度汲取国外的有益经验，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必然结果。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西方国家的治理理论，现已逐渐成为各国政府治道变革的重要理念和价值追求。治理理论认为，治理乃是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共同参与，结成合作、协商和伙伴关系，对社会公共事务实施合作管理而形成的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其要旨在于：强调管理对象的参与，注重多元主体的共同管理，寻求政府、社会与市场三者之间的良好合作和良性互动，从而通过调动各种力量和资源达到“善治”的目标，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基于此，借鉴于治理理论提出的“社会治理”，显然与“社会管理”有着较大的不同：一是社会管理侧重于政府对社会进行管理，而社会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任何一个单一主体都不能垄断管理的实践过程。二是社会管理更多地表现为政府对社会的命令和控制，而社会治理强调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和互动。三是社会管理更多地体现为政府的单方意志，从政府自身的主观意愿出发管控社会，而社会治理则更多地鼓励多元主体之间的平等协商对话，达成共识，共同对社会公共事务实施管理。四是社会管理的方式单一，倚重于行政手段，依靠发号施令，而社会治理的方式多样，除运用行政权力之外，还要运用法律的、市场的、文化的手段，对公共性事务进行控制和引导，尤其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矛盾和问题。
二、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核心内容
公众参与契合了社会治理的核心理念，能更好地体现社会治理参与性、民主性、公开性、透明性、回应性和有效性的要求，是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创新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一）公众参与揭示了社会治理的本质属性。何谓社会治
理？当前较被认同的一种观点认为：社会治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可见，社会治理既关乎社会，又离不开社会（作为主体）的治理，离不开每一个公民的参与，它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和共同责任。在当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经济、政治领域改革的深化和拓展，国家与社会开始二元分化，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活动，恰好体现了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参与性、社会性等社会治理的基本属性。所谓“公众参与”，一般来说，就是动员、激励公众关心社会公共事务、参与社会治理。从其内涵来看，它既包括公民直接参与立法、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事务的治理；也包括公众参与社会组织建设，使社会组织发挥好汇集民情、反映民意以及传达党和政府的政策和命令的渠道作用，真正成为沟通公众与政府的桥梁和纽带；还包括公众自身提高伦理道德素养，成为真正的权利主体、责任主体、发展主体和价值主体，以一种道德自律参与到社会管理当中，承担起公民个人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自觉遵守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1]。因此，社会治理创新离不开公众参与，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基本属性所决定的。
（二）公众参与体现了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客观要求。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公众的公共需求得到快速增长，公共需求的结构趋向多元化。面对着快速增长和日趋多元的公共需求变化，面对着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日益繁重的社会公共事务，仅靠党和政府的力量显然已经难以满足这一发展需要，必须依靠政府、市场机制、众多第三部门和社会公众来共同治理社会公共事务，社会治理的主体必然走向多元化。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各种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壮大，公众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公民是政府推动公共事务不可缺少的一个要素，公众参与是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机制和途径。社会治理是否高效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高素质、成熟的、广泛的公众参与。只有努力提高社会治理的公众参与度，才能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序与和谐发展。
（三）公众参与有利于增强政府的合法性。政治合法性是在政治权力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下形成的，一方面，政治权力主体为强化自身的政治统治或政治管理地位而运用法律、意识形态或道德伦理为自身作种种论证，另一方面，社会和民众对政治权力持有一种认可和忠诚的态度。[2]公众参与社会治理，不仅能通过参与程序对政府管理运作实施监督与制约，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实现对政府权力的有效控制，保证政府权力的行使合法、公开、透明，并对社会公众的质疑及时回应，增强政府治理行为的合法性；而且也能使公众增进对政府的了解，增强对政府决策的认同感与支持。同时，公众参与扩大了治理资源的提取范围，增强了政治体系中的利益整合功能，能更好地协调社会各种利益关系，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从而增强政府的合法性地位。
（四）公众参与有助于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社会治理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善治。而“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善治表示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从全社会范围来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从某个小范围的社群来说，可以没有政府统治，但不能没有公共治理。善治有赖于公民的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至多只是善政，而不会有善治”。基于此，在社会治理和善治的本质规定中，公众参与是社会治理主要的价值诉求。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是社会活力和创造力的源泉，也是政府与公民形成良性互动的重要途径。对公众来说，参与不仅能使自己的利益与需求得以表达，把自己的诉求与愿望传达给政府，而且公众通过参与治理过程，能更好地了解政府决策的过程，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增进对政府的了解和信任，达成与政府的沟通及认同；对政府来说，公众参与不仅有利于了解社情民意，回应社会需求，与民众建立良好合作关系，而且有助于政府集中集体智慧，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实现公共政策的科学性，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保持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从而推动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
三、公众有效参与社会治理的推进路径
（一）改革政府管理，为公众参与创造条件。（1）摒弃全能政府观念，落实公众主体地位。鼓励、动员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必然要求政府科学界定自身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切实落实公众的主体地位。长期以来，我国社会治理实行单一的“政府治理”模式，政府包揽社会管理中的一切事务，成为社会治理的惟一主体。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这种治理模式虽有所改变，但仍未得到根本转变，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将公众视为政府单纯的被管制对象而予以粗暴对待的现象仍然较为突出的存在，公众难以与政府处于平等地位而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影响其作用的发挥。为此，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彻底摆脱传统计划经济下“全能政府”旧的观念的羁绊，尊重和落实公众在社会治理中平等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并通过建立健全对话、协商、谈判、妥协等一整套长效治理机制，保障公众共同治理社会公共问题或公共事务，克服单一的政府力量所形成的垄断和低效，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2）加快建立有限政府，扩充公众参与空间。当前，转变政府职能，其实质在于政府要还权于市场，还权于社会。政府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按照法治政府、有限政府的要求，清晰界定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职责，发挥各自的作用，为推动广大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扩充空间。要改变政府以往介入市场过多的“越位”问题，尽量减少政府对市场的硬性干预和管制，逐步还权于市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将社会资源配置任务主要由市场机制来完成，特别是在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等方面实行市场化运作，防止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与民争利，避免社会矛盾的发生；要逐步让权于社会，将政府部分职能以多种形式下放给社会中的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来承担，尊重社会自治，着力探索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采取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引入市场和社会力量，实现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化。（3）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改善公众参与环境。保障公众知情权，为公众提供足够的信息支持，是实现公众有效参与社会治理的前提条件。要保障公众及时、准确地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效性，就必须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各级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政府信息机制，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要根据公众需要设立公共阅览室、资料索取点、电子信息屏、公告栏等场所或设施，为公众查阅、获取政府信息提供方便。此外，政府应妥善处理公开与保密的关系， 通过立法形式，明确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的和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范围，并建立相应的政府信息公开审查机制，确保公民依法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制度和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的制度落到实处，以更好地保障公众获取信息、利用信息的合法权益。（4）完善制度机制，提升公众参与实效。当前，要实现公众参与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提升公众参与实效，就必须着重加强以下制度建设：一是要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听证制度，制定具体详尽的便于操作的听证规则，逐步实现听证会的规范化、制度化。二是健全社会公示制度。政府对事关社会管理的重大决策所进行的公示，应遵循公示范围适当、公示内容客观、公示时间充分的原则。除涉及党和国家机密之外，政府对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经济社会事项决策前，都应当向社会公开、公示，充分征求社会意见和建议。三是健全回应反馈机制。公众在参与过程中提出的重要意见和建议是否采纳，原则上应当通过各种方式给予答复并说明理由，甚至应该成为最终公布决策文件的组成部分，以利于保护公众参与的热情，也促进公众参与能力的提升。四是建立健全公众参与的权利保障机制。对于侵害公众参与权的行为，不仅需要赋权公民通过行政程序来获得救济，更需要赋予诉权通过司法程序来获得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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