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护；原州区；现状；对策
1 原州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
原州区开展“非遗保护”已经20年，20世纪80年代的群众文化工作者凭着一腔热情搞成了民间文学三项集成：《固原民间故事》、《六盘山花儿两千首》、《固原民间剪纸》。但时至今日，本区非遗保护已经落在全区之后。
1.1 思想解放不够，不能用科学发展观统领非遗保护。除经济不发达之外，思想观念应该是最大的问题。从全国来说，“非遗保护”做的最好的就是江浙地区，人家经济发达是一个方面，思想观念的解放更为重要。原州区经济落后是不争的事实，这就要求我们思想观念要跟上，有多大的力量办多大的事情，总比只喊口号不做实事强得多。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就是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只有用科学发展的眼光看待“非遗保护”，将“非遗保护”作为弘扬本区民族文化精神的核心，作为利区利民的文化惠民政策，以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非遗”保护工作，促进本区文化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1.2 落实工作不够，不能用实际行动支持非遗保护。全国政协委员、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上呼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投入和支持力度。由于保护工作刚刚开始，政府资金投入机制尚未形成，需要各级政府高度关注和重视，应将其作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使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这足以说明政府对“非遗保护”的重要。原州区同样面临这个问题，要摒弃只对“非遗”做上级布置下来的任务抓一抓的观念与工作作风。要从心底里认识“非遗”的保护与整个原州区城市建设的文化内在脉络联系的重要性，并且自觉地、积极地用实际行动支持“非遗保护”，这是进行对“非遗”有效保护的重要前提。在文化越来越成为一个城市名片的现代，通过保护“非遗”，把“非遗”中的传统风俗与现实生活、文化创新积极灵活地融通，才能以本区的“非遗”文化特色为依据，为创建和谐城市奠定文化根基。
1.3 “普”而不“保”，“保”而不“实”。“非遗保护”是普查在先保护在后，没有前期的普查很难说保护是有效的。因为保护的目的是发现了“非遗”的价值，是要让她传承下去的。原州区目前“非遗保护”是零乱的，没有章法的。大多数的非遗项目只是停留在简单的普查而没有进入保护阶段，有的保护项目也是不扎实的。“非遗保护”是保护其生命力、创造力、所处环境以及项目整体定位，这样才能保护好一个有价值的非遗产物。当然，这也和目前本区非遗保护人员的实际工作能力有关系。我们需要在不断提高保护人员技术水平的同时，能够全面扎实的进行普查和保护，这样保护才不会流于形式，不会失去原有的意义。
1.4 吃老本导致欠账越积越多。原州区非遗保护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固原民间故事》、《六盘山花儿两千首》等民间文学集成。他们已经成为本区的文化名片。但这已是20多年前的成果，时至今日，本区鲜见能拿得出手的“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错过了就连还得机会都没有，就会成为永久的遗憾。
2 原州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对策
2.1 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步伐。原州区政府以及主管部门应该加快非遗保护的步伐，把已经有的非遗作品在进一步的发扬光大；把已经确立需要保护的抓紧实施，不要错过保护时间；把还没有挖掘整理出来的，加快挖掘整理，不要让其消失在我们的手里。政府、宣传以及文化部门要积极鼓励公民、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健康有益的传统文化活动，以增强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区居民的竞争力和凝聚力，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活态”存续发展和弘扬，从而振奋本区民族精神，增加原州区文化软实力，维护本区历史文化多样性，推动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
2.2 加强对传承人的培养和资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除了收集整理保存那些文字、实物以及数字影像资料以外，更重要的是通过传承、教育手段使之在个体、群体、区域或社会中得以延续和发展，要注重对创造、享有和传承者的培养和资助，他们是非遗保护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没有了他们也就没有了“非遗”存在的意义。所以要做好对他们的一些有必要的培训和资助，让他们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并享受到他给自己和社会带来的好处，同时，也要尊重被保护者的民族习惯、宗教信仰和特殊情感。
2.3 加强对保护工作的统筹协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长期繁琐的工程，需要统筹考虑。
论文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民族文化 法律保护
近些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受到破坏，甚至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不仅仅是文化遗产的消失，更是国家文化的一大损失。另外，还有很多不法分子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恶意造假、仿造等来给自身带来利益，严重威胁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已无法满足当今文化遗产的保护趋势，应打破传统法律法规的约束，不断的完善相关的法律保护，对此，本文主要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现状及突破进行分析。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述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颁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为：被团体、群体、个人等视为文化遗产的表演、实践、知识、表现形式、技能等以及相关的工艺品、实物、工具等。主要范围包括：表演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口头传说与表述；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实践及相关知识；社会礼仪、风俗、节庆等；一些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
（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诸多，是先辈们劳动的成果、精神的传承，能够充分体现出民族文化风俗、历史传统文化等，是国家以及民族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库。另外，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不同的表现形式，能够将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气质、民族历史等充分的体现出来，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法律保护，就是对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而且，通过弘扬我国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现状分析
（一）利益分配不均的现状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经过加工包装之后，可以给人们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是，从现阶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益分配情况来看，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者的开发观念较弱，为了给自身带来一定的利益，与其他企业进行合作，而在合作过程中拥有者往往会处在被动的状态，到最后拥有者所获得的经济利益也不高，大多数的利益都被企业所占有，利益分配不均的现象较为严重，不仅对非物质文化异常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制约性，甚至对拥有者的个人利益也会造成一定的损害。
（二）权利主体模糊的现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形式之一，属于思想体系的文化传播。但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流传时间较长，很难确定其主体，没有主体很难对其实施法律保护，就造成相关的义务却没人履行，更没有人去承担其责任，从而消弱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有效性。另外，现阶段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都是以政府为主体的，但是，由于政府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受到很多的局限性，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存在模糊的现状，不利于法律保护工作的开展，更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
（三）使用不合理的现状
通过以上的分析以及实践中能够了解到，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给人们带来一定的利益。但是，当今由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再加上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薄弱等原因，使得一些为了给自身营造一定利益的人员，恶意仿造、改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买卖，直接损害的权利主体的根本利益，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使用不合理的现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以及法律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都产生一定的制约。
三、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突破的优化措施
通过以上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现状分析了解到，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并不完善，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造假、仿造的现象较为严重，再加上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薄弱的现状，致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遇到极大的困难。
（一）对利益分配的方式进行合理调整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进行包装的过程中，由于利益分配出现不均的问题，使得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很难得到长期的发展，法律保护欠缺，对此，应采取有效的优化措施。首先，应完善利益分享的制度，应将实际的权利主体与其他的使用者共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益，能够确保为拥有者带来一定的利益，这样对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和发展也能起到极大的作用，当然，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等同于知识产权，因此，知识产权的利益共享不能应用在这里。其次，对利益分配方式进行合理调整，同时完善国家立法的规范，尤其是在拥有者与企业之间合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包装的过程中经常出现的利益分配不均的现象，为了避免和降低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者利益受损的现象发生，应通过国家立法的途径对其进行合理规范，例如，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拥有者和开发者所承担的义务和权利，并且，要做好两者之间的矛盾协调，确保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破坏的基础上，尽量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有人的根本利益，尤其是对拥有者的权益保护，必须重视起来。通过对利益分配方式的合理调整以及立法的完善，有效的提高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效果，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有着极大的作用。
（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通过以上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现状分析，针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存在很多不健全的地方，不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产生一定的影响，甚至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权利主体的模糊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不能准确的落实下去，对此，需要不断的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以此来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效应。首先，要采用私权保护方式来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由于法律实施的保护需要建立在明确权利主体基础上的，而且，主要是通过约束的方式来实现保护的作用，因此，只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才能开展约束规范的公权保护，例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登记、申请以及注册的过程中，要对各个环节进行规范和控制，并灵活运用法律的私权保护和公权保护，具体要根据实际的情况运用，同时要对其做好全面的分析，避免对片面性问题的分析而影响到整体大局的发展，突破传统法律法规，利用完善的法律法规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法律保护。其次，要合理利用公权保护和私权保护，由于现阶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中，公权的保护还有待完善，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结合实际情况，如果公权未能得到完善的话，要合理运用私权保护的方式来弥补法律法规上可能存在的空白之处，直到公权保护得到完善时，再对其进行全面的保护。
（三）提高法律保护意识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效果不好，绝大原因都是受到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意识薄弱而引起的，因此，应提高法律保护意识。首先，应建立并完善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法律机制，同时，要站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角度上思考，确立科学的指导思想，并且，国家相关部门要推出适当可行的政策作为支持指导思想进行的基础，成立相关的监管部门，确保各个工作落实到各个部门。其次，应加强对一些部门的教育，尤其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保护工作的单位以及部门，需要加强法律保护意识的教育，例如，学校、高科技产业等，特别是在学校内，适当的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相关课程，以此来培养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再次，应加强对广大人民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宣传工作，加强人民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作为中华儿女有义务背负起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责任，严格约束自身的行为，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工作以及长期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将历代祖先的劳动结晶以及劳动成果继续传承下去。
关键词：溱潼会船节 开发 现状
2004年国家文化部、财政部等联合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全国掀起了包括传统体育文化在内的一股非遗保护热潮。我国幅员辽阔，自然地理环境错综复杂，不同自然生态环境和生存方式衍生了带有鲜明的区域性技术风格、素质特点、民族品格的体育文化特征。
当今时代，重视祖先留给我们的丰厚的传统文化运用现代科学的方法，使它成为全民健身的一部分，成为现代社会体育文化的一部分，对其保护、传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溱潼会船节是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 近年来，当地政府本着以船会友，以节招商的基本思想，带动当地新农村建设，本文对会船节的一些保护和开发现状进行归纳，以期对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提供基础性研究。
1.会船节传承的来源和沿革
公元1131年，相传南宋时期岳飞的义军与金兵激战溱湖，金兵大败，义军伤亡惨重，当地百姓为了祭奠死亡将士，在清明节，自发组成篙子船争先祭扫。以后，每年的清明节第二天，来自四乡八镇的船只、船民来此聚会，会船成为习俗。
以溱潼会船节在组织模式上仍然采用生活风俗遗传，以“溱潼会船”为主要品牌的民间文化具有独特的文化影响力，2008年被列入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
2.溱潼会船节开发现状
2.1扩大影响，形成品牌
会船的主要场所——溱湖，建成溱湖国家湿地公园，2010年7月开始进行创建5a风景区的准备。湿地公园内现有植物110多种，野生动物70多种，每年都有30多种近10万只候鸟在此栖息，风景区总面积约26平方公里，形成以溱湖为主体的水环境景区，会船节为品牌的湿地人文景观。
每年会船节前夕，奔赴上海、南京等地召开新闻会，扩大会船节的影响。邀请主流媒体对活动进行高密度、大容量的报道，到2010年，溱湖风景区已与长三角及周边省市1500多家旅行社签订了旅游合作协议。
“一湖、一地、一镇、一园”特色鲜明。一湖，即溱湖，一地，溱湖国家湿地公园。一镇，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溱潼，一园，江苏河横生态科技园，开发了百年牡丹观赏、千亩油菜花观光、循环经济园等农业旅游项目，游客提供了一个了解现代农业、接受环保教育、体验农家风情的基地。
“十一五”期间，把旅游业作为服务业的新兴产业、支柱产业来抓，形成了以“泰州华侨城、溱湖风景区、溱潼古镇”为重点的旅游核心区，促进了旅游业由“开发型”向“品牌型”转变。
2.2溱潼会船节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作为现代体育旅游的一个重要内容，溱潼会船节独有的历史文化背景具有比现代体育项目的开发更为优势的地位。会船节拓展了当地的旅游文化空间, 成功培植了当地旅游产业的坚实基础。近年来，溱潼镇依托悠久的历史资源优势、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和深厚的人文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让这个千年古镇赢得了越来越多外地游客的青睐。
以溱潼会船节为品牌，旅游业快速发展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成为旅游景区周边农民增收的主渠道。在溱潼会船节对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下，当地居民利用地域饮食文化和自然资源，在自家门前办起了农家乐，用自家美食招待五湖四海的宾朋。
2007年接待游客18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3亿元，带动当地旅游业发展进入快车道。
2.3溱潼会船节对新农村体育文化建设的影响
溱潼会船节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近年来由于会船节的知名度在国内不断增强，会船人数和规模不断扩大，调查中发现仅篙船一项就达65条之多，参加会船人数达数千人。为了保证会船节的秩序及观赏性，大会不得不规定限制各乡镇参加比赛的船只数量。
近年来，会船节期间增加了群众体育节，溱潼镇因此获得了群众艺术之乡、体育强镇等殊荣。2010年被国家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旅游博览会组委会评选为年度体育旅游精品。
2.4溱潼会船节对当地文化产业的促进作用
2005年以后形成以“会船节”为文化支撑的，实行产业联动通过品牌效应，实现了当地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近年来更是在会船设计上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如2008年的时候有设计祥云、鸟巢等的会船，溱湖上出现天天有篙手，日日来会船的场面，促进了当地群众的参与程度，增加了就业机会，通过多种媒体渠道增加知名度，打造品牌，并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链。在历届会船节的活动安排中，文化活动由2004年的群众文化表演，民间艺人表演，到2010年的茶文化节、古茶花观赏节、中国湿地论坛等多项文化活动，使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在这里共展风华。
当地相关部门在拯救保护里下河这一水乡水上庙会，使其成为本地区特有风俗的活化石的同时，正极力拯救和保护一批与会船相关的民间艺人和民间艺术，对其进行原汁原味的保存、传承。带动了当地一大批富有民俗特色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和保护热潮。
农村传统体育文化是农民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发展具有鲜明娱乐性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可以为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的通知[r] 2008(19)
关键词：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境；现状；发展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4-0338-01
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
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生存环境。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面临的生存现状，从宏观上分析，日益得到各领导专家的重视，从理论及政策方面都取得了不错进展，开展了各项专题、项目，有针对性地提出改善方针、解决方案。
（一）有利于我国少数民族非遗发展的因素
第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起到了重要带头作用，在其的工作带领下，全世界政府及其人民对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强，尤其是对非遗的保护及发展、传承意识得到不断加强，随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世界遗产公约》等一系列全球性质的文件出台、指导下，引领世界各国纷纷进入对本国非遗的认识、保护、发展、传承的积极状态。
第二，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经济水平日益提高，人民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条件下，对精神层面的追求不断提高，人民越发重视精神层面的发展。少数民族非遗作为我国绚丽多彩的重要文化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受到大众的青睐。中国作为多民族齐聚一堂的国度，除我国令人震撼的自然风景独树一帜外，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各地风情万种的民族文化让人沉迷。随着我国旅游行业的兴旺发展，全国各少数民族省份日益重视对其自身的少数民族文化开发、利用。
（二）不利于我国少数民族非遗发展因素
第一，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全球一体化，它使世界没有了以前相互隔绝的经济与文化空间，从而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了之前的地域隔绝这个天然的保护屏障。
第二，人类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市场化、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给人类带来巨大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同时，也使我国少数民族非遗长期赖以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手工经济、农业社会这一生存土壤急剧减少，这一大环境的改变使得我国少数民族非遗成为无源之水，无疑少数民族非遗生存环境、发展根基的丧失，必将严重影响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生存与发展。
第三，时展与社会进步给民众带来了多样的文化与娱乐方式：麻将、电影、电视、KTV、互联网等不胜牧举的娱乐活动强烈地冲击和改变了传统社会单调、单一的娱乐活动，这些更便捷、更感官、更生动多样的娱乐活动逐步代替了以前的讲故事、唱山歌、跳民间舞蹈等娱乐方式，改变了人民的价值观念。
第四，虽然我国已将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发展提上日程，但是普通民众对少数民族非遗的珍贵价值以及对当今所面临的严重濒危、消失境地等认识不足。在统筹和安排主流文化与民族文化全面、科学、协调的发展和保持文化多样性方面不尽科学、合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机制不太健全，抢救、保护、发展的工作、措施、经费不太到位等，均造成了我国少数民族非遗面临多样、复杂的困难、困境。
（三）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发展现状
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当今现状主要体现在这两方面，在全球化的进程冲击下，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传承、延续、发展受到了深刻的不利影响；在全球对多样性文化的重视背景下，我国政府及其人民越发重视少数民族非遗并加大了保护力度。在这样一种即矛盾又复杂的多重环境下出现了一系列的现象：其一，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生存、发展的空间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依附的文化生存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意识形态方面，科学取代了少数民族的宗教崇拜、祖先崇拜、原始崇拜等；生产方式方面，传统的农业、养殖业等被现代工农业所取代；而生活方式方面，由于当代社会娱乐活动的多样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早已改变，少数民族选择生活、娱乐的方式更加丰富、现代。这一切都与我国少数民族非遗出现、存在、延续的生存土壤相饽，原有的适合少数民族非遗的生存、发展生态环境已不复存在。其次，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继无人，在当今社会的少数民族也同样热衷于新鲜事物，又或是因经济原因需外出务工，从而脱离了原本的文化土壤。再加上，现在已经济为指标，各地方团体、文化社团对少数民族非遗的开发、利用泛滥现象普遍存在，对文化本身不够尊重、重视，一味追求经济效益，使得我国大量少数民族非遗发展一个，毁掉一个，没能起到很好的保护和传承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
[2]唐千武.雷山苗族文化与旅游丛谈[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
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关系的基本认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关系，是指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基本目标，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为基本视野，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建设为主线，在相关活动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各类社会关系的总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关系既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档案关系，也是一种派生的社会文化关系。
从宏观上讲，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关系的主要因素来自于三个层面：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的前提，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无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和档案工作；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的归宿，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的根本目的在于真实记录和历史再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流变传承的状况。二是档案工作运动与发展规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从属于社会档案事业全局，必须遵循档案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体现档案工作运动与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趋势。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原则、技术与思路等，不仅能现实地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真正得到活态存续，更将深层次地决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目标的实现。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日益推进，也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提出更多的要求。
二、亟待理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的几对关系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档案工作的关系
首先提出这一问题的直接原因在于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档案工作应有的紧密协作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笔者调查发现，一方面是现阶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体系中有将档案工作边缘化的倾向，档案工作缺乏走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心的正常机制；另一方面是档案工作系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还没有完全纳入档案事业全局，档案行政部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普遍缺乏科学有效的业务指导和执法监督。这种局面如果不尽快改变，既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长远发展，也不利于维护国家档案的完整与安全。
1、要重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制。我国现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制虽然属于非法定意义上的弹性协调机制，但整体上是与“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的管理原则相适应的。其不足之处在于，各级政府文化部门牵头下的联席会议制度并非决策平台，不能有效地改变事实上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内存在的条块分割格局，相关部门的积极性难以切实调动、工作职责难以具体落实。科学的工作机制应当是决策机制、协调机制、咨询机制与执行机制、督察机制等的有机结合。因此，在协调机制占主导地位、相关机制建立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就要打破部门壁垒，广泛吸纳更多的相关部门(包括档案部门)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使其在协调机制的整体框架之内较好地发挥其专业优势和职能作用。
2、要促进档案工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由自在状态向自觉状态的转变。现阶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系统内的相关档案工作突出地表现为一种自在状态，单纯服务于遗产项目申报的成分居多，主动为遗产和遗产保护建立完整系统的档案和数据库的意识还比较淡漠。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普遍存在“欲有所为而不知何为”的心理状态，其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动因更多的在于责任感的驱使。因此，我们认为在理顺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机制、搭建起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平台之后，各级档案行政部门就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和档案事业进行统筹规划，建立健全相应的行政执法和业务指导机制，促使有关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支持其档案机构依法履行职责，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转化为档案人的自觉意识。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分类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分类的关系
对遴选出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分类管理是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也是对项目、项目关系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规律研究的重要成果。我国现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及其代码编制，直接目的在于“统一和规范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对普查对象进行规范化记录与收集，并使普查中所获资料(文字、图片、音像等)和实物得到标准化和序列化的登记、存档、保管”。仔细分析该分类表后不难发现，遗产分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对遗产项目的计算机管理和信息检索需要，即项目数据库的建设与管理，但无法满足遗产项目档案和档案数据库的建设与管理。更何况该分类法还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和疏漏，特别是对文化空间的忽视。《中国档案分类法》本质上也是一种档案信息分类，适应的是档案分类检索和分类检索体系建设的需要，虽然在基本类目下各级类目设置赋有较大包容性，但档案“层累制”的编码原则与遗产项目“全数字标识代码”原则之间的突出矛盾，使其无法适应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信息检索需要。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积累，建立起既适应遗产分类检索又适应遗产档案信息检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分类方法就越显重要。建议有三：
一是以《中国档案分类法》为基础，在“文化”类目(GA)之下单列“文化遗产”基本类目，再于其下细分“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次级类目，以适应遗产档案信息的相对集中。
二是建立全宗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实体分类法，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相对独立的分类整理和排架，科学组织馆藏。这样既可以较好地保留遗产分类信息的完整准确(具体体现于案卷编目环节)，又可以集中体现档案信息分布和馆藏结构状况。
三是无论采取什么方法克服遗产项目分类和遗产档案分类的矛盾，都应该坚持上述“信息集中”和“馆藏独立”原则。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现实存在的活性文化现象，并非以单个项目形式孤立存在于社会生产生活之中。往往与其他社会文化现象是共生互动的。这也是笔者不赞成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化整为零、穿插编排进入现有档案分类体系、馆藏和数据库的重要原因。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档案与传承人档案的关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档案是针对遗产名录而建立起来的、记录和反映项目本身活态承续历程与现状的档案集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档案是针对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或传承群体建立起来的、记录和反映其社会文化活动、标识其民族(族群)文化特征的档案集合，二者具有紧密关系。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最可宝贵的载体，传承人的存在与延续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续的决定性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传承人档案资源的建设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的核心内容。因此，处理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档案与传承人档案的关系，关键在于落实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中的核心地位。
1 基本情况
1.1 种类、数量状况。经过文化部门普查统计，目前，漯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共涉及14个门类，3457项，其中语言文字258项，民间文学1432项，民间美术60项，民间音乐302项，民间舞蹈207项，传统戏曲81项，曲艺43项，传统手工技艺268项，传统体育、杂技与竞技108项，民间习俗267项，民间信仰29项，民间知识32项，传统医药120项，其他250项，从中筛选出1780项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的备选项目。从项目在全市分布的差异性来看，不少项目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并带有鲜明的个性和地域特色。
1.2 资源分布状况。从行政区域的分布数量来看，临颍县1007项，舞阳县1268项，郾城区、源汇区、召陵区以及经济开发区（以上四区是原郾城县区划调整后成立的新区）1182项。目前，漯河市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7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3项，县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76项。其中，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心意六合拳；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分别是心意六合拳、农民画、双人旱船舞、沙河船工号子、双狮舞、合伯宝剑锻造技艺、中医正骨疗法刘氏正骨。
1.3 传承人状况。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通过人来进行传承，经过调查发现了一批扎根民间的老艺人，掌握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信息，对重要项目的传承人，登记了年龄、职业、家庭住址、联系方式及健康状况，并进行了拍照存档。其中，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3个，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38人。
1.4 档案管理状况。目前，漯河市建立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下辖5个县区有4个县区建立了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初步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料。其中，文字档案资料491.5万字，照片7849张，录音、录像194.3小时，电子档案93G，收集登记民间作品实物246件。并且编撰了市、县、乡三级成果汇编106卷324册，编制了漯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分布图，为进一步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保护、开发利用、传承发展奠定了基础。
2 存在的问题
2.1 管理主体多样，资源相对分散。漯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普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等各项保护措施产生了大量的实体和数字档案资料，分散保存在市、县、乡三级文化部门，大体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群艺馆、文化馆、文化站等文化事业单位保管，有些散失在民间个人手中，不同地域、不同机构和个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处置方法不同，造成归档范围、保管期限、保管条件、信息化水平等参差不齐，不利于资源整合和地区间共享利用，直接为保护工作所用带来一定难度。
2.2 档案资料缺乏规范管理。漯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处于起步阶段，文化部门在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做了大量工作，但对归档重要性的认识程度不够，在档案收集、整理、鉴定、保管、编研、利用等各环节难以规范管理，档案部门也没有实行过程监管，承担起必要的监督指导职能，事后有些档案资料出现无人收集或随意保存的状态，由于缺乏专业档案人员操作，许多档案资料得不到全面收集和规范保管。
2.3 保护经费投入不足，实物档案收集乏力。目前，漯河市虽然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但尚不具备达到专业保管条件的场所，在收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制成品、工具、字画、剧本、曲谱等实物档案过程中，由于没有专项资金保障，加上保管主体不一，收集乏力和收集不全在所难免，即使收上来也难以得到系统管理和科学保护。
3 建议对策
3.1 明确责任主体，建立多种主体合作的管理体制。建议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联合各种主体分工协作、协调发展，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统一制订方案、统一管理，承担必要的协调和监督工作，群艺馆、文化馆等承担具体的收集整理工作，档案馆提供档案管理技术支持或保管场所。通过多元主体在人员、设备、智力等方面的全面整合，有利于节约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成本、降低管理风险、在各主体的最优发挥中寻求管理效益最大化。
3.2 制定切合实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地方法规。档案管理部门要积极争取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联合文化主管部门共同研究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法规制度，比如出台《漯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办法》，严格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归档和移交制度，切实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监督、指导和检查，依法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管理工作。
[关键词]现代化进程；精神家园；守护
自《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颁布起，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由局部、零散、自发的工作状态步入全面、规范、有序的轨道，一个全国范围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大规模地展开。何缘在现代化建设取得极大成就的今天，我们会进行如此空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其重要原因是为了在现代化进程中守护民族的精神家园。
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以非物质状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它包括口头传说、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节庆、传统手工艺技能、有关自然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以及与这些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它蕴含着属于民族自己特有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文化意识，以及文化经验和智慧，是民族精神最重要的标识。譬如传统节日，不论哪个民族的节日，它都是祖先在本民族特定的生存环境和地域中，所选取的最适宜自己生存方式和精神寄托的文化形式，是该民族独有的精神标识，它通过节日载体，世代相袭，因此，任何现代或其它民族的节庆都很难取代民俗传统节日。就以汉民族传统的春节来说，尽管许多城市年轻人更热衷于西方圣诞节，尽管春节的年味大有减轻，但是，春节仍然是我国有着最广大群众的传统节日。
然而，正是这样一种具有强大感召力和凝聚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国正面临着逐渐衰落，甚至消亡的境况。究其原因，其一是，由于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建设的飞速发展，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农业文明土壤受到严重的冲击，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逐渐失去它原本的理想内涵和文化优势；现代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改变，使依靠口传身授为特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受到阻断，许多传统技艺后继无人，濒临消亡；过度的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载体的市场开发，使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经济利益趋动下，脱离原本的面貌，受到严重的破坏。其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滞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缺乏依法保护，法律法规建设有待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及性还不够广泛，全民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还有待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制还不健全等等。因此，无论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来说，还是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形势是十分严峻和紧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任务是艰巨和复杂的，我们必须充分提高认识，做好心理和能力准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为我国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传承中华文明，提高民族凝聚力，建设和谐社会的文化动力，借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强劲东风，认真贯彻执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完成任务。
那么，如何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呢？笔者认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守护民族精神家园，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族文化根基上沿袭相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需要全民性保护意识的提高，需要法律法规的健全，需要保护机制的完善，这些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来说，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方针的指导下，科学有效扎实的工作更为重要。
首先是坚持生活原真性，立足恢复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活样式的本色。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多样，各具特点，但其本质的一致性在于它们都是一种存在于民众生活之中，是民众生活特有的文化表现形式和表现空间，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应束之高阁，要向民众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及性教育，利用多种形式开展普及性的活动，使它与民众生活渐行渐近，逐渐还原成民众生活的特殊样式。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文化产业化
[中图分类号]g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8-0214-05
王焯(1979—),女,辽宁社会科学院民俗学文化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人类学、民俗学。(辽宁沈阳110031)
本文为沈阳市哲学社会科学2009—2010年度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090212)、沈阳市哲学社会科学立项管理重大项目、辽宁社会科学院2010年度重点项目、辽宁社会科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2009—2010年度重点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保护方式和发展方向,历来作为业界普遍探讨和广泛争议的研究问题被提出,静态保护、商业性开发、生产式保护、产业化经营等众多“非遗”保护模式此消彼长。面对外来文化的不断冲击和现代文明的持续挑战,在国家制定的“非遗”保护政策工作经历五年一周期的变革之际,传统与创新的对接,民族与现代的碰撞,由来已久未曾定论的问题仍值得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并共同谋求和谐发展。
一、“非遗”产业化的理论依据与实践基础
“非遗”保护目的关键就是“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1]。“非遗”归根结底属于文化范畴,创新是保护的重要手段和发展方向。
趋同于“文化产业化”发展历程,“非遗”是否能够以产业化方式生产和发展正处于文化产业发展初期时面对的困惑阶段。20世纪中叶,当法兰克福学派首先提出“文化产业(culture industry)”概念的时候,赋予了这个词强烈的批判色彩。他们认为文化产业化导致的批量化、大众化、商业化生产和传播褪掉了艺术品的神圣光环。然而,以美国、英国、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以文化产业的形式大量输出本土文化产品,不仅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利润,而且引发了全世界寻求经济发展和文化突围的国家的关注。日本、韩国有效地学习了西方先进的文化产业模式,不仅带动了民族经济的发展,又扩大了民族文化的影响。[2](p36-37)如今,作为目前世界上第一文化产业强国,美国的文化产业在其国内产业结构中仅次于军事工业位居第二。[3]其文化产业经营总额近几年高达数千亿美元,每年为美国提供1 700多万个就业岗位。最初的批判理论与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的严重不符,导致了法兰克福这个理论派别另一著名代表人物本雅明及其文化产业理论的诞生,并深刻影响了美国文化产业理论的发展。他认为文化产业的兴起是艺术史上的一次革命,现代科技的发展推动文化艺术载体的传播手段进步。他对文化产业兴起所导致的传统经典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转变,在文化理论上给予了积极的认同。[2](p25)现在,作为全球最活跃的产业门类,文化产业在人们的怀疑眼光中已经慢慢成长并进入快速增长期,一跃成为许多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
对于已经确立为部级“非遗”的项目,产业化所带来的规模化发展是保护的一种途径,而对于那些期望申报部级“非遗”名录的省市县级“非遗”项目和准“非遗”项目,产业化便与“非遗”的申报立项制度构成了一组矛盾,尤其是许多“非遗”传承人的生活状况并不理想,产业化带来的经济效益颇具诱惑,在现实面前往往会难以固守传统模式,最终放弃。可见,由于制度引发的“非遗”资源浪费不容忽视。
争议三:产业化的程度、标准、模式众说纷纭。“非遗”文化产业尚处于萌芽状态,其理论和实践皆不成熟。是不是所有项目都可以走上产业化道路?都有能力实现产业化?具体问题应该具体分析。就产业规模而言,一些民间艺人、部分“非遗”项目在整合资源基础上,已将产品部分投入市场,并做了初步尝试与积累。虽然政府与社会各界越来越重视“非遗”保护与传承,但被动的保护很难阻挡“非遗”在强势文化冲击下的势微势头。就效益产出而言,保护工程投入巨大,而经济产出甚微,数量众多的“非遗”保护全靠政府投入将难以为继。从“非遗”项目整体保护与传承来看,依然缺乏影响力与规模化,尚未真正进入市场的良性循环之中,消费者的基本需求也无法满足。从保护濒危程度上看,保护措施依旧滞后,政府协调缺失严重。因此,那些经济潜在价值较好,市场化可能性较高的“非遗”项目,应该走自我图强,自我发展的产业化道路。
三、“非遗”产业化的标准、分类与原则
(一)标准
“非遗”产业化主要是指从事“非遗”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和经营,利用可经营性“非遗”项目资源发展文化产业。根据
由文化事业单位担任“非遗”项目保护单位的情况在国内不乏少数。沈阳市的市直专业艺术院团保护项目即占全市“非遗”项目总量的14%。其中,由于沈阳评剧院一直沿袭拜师学艺的传统,不同流派传人按照不同年代和不同年龄段,呈现“阶梯”传承趋势,不仅确保了“非遗”项目能够传承下去,也为实现“生产性”保护奠定坚实基础。专业文化企事业单位能为文化艺术提供良好的传承和发展基础,应该把“非遗”项目作为文化企事业单位新的活力,同时通过财政和人资政策倾斜、商业运作等行为充分调动和发挥文化企事业单位的积极性,在“非遗”项目市场化进程中事半功倍。
(三)规模生产与运营模式
“非遗”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文化品牌,可有效提升地方文化产业的大众吸引力和文化深度。个别“非遗”项目虽已自发投入市场,但规模效应迟迟未能展现,原因是:第一,项目技艺传承方式单一。如东北古建筑传统地仗油饰彩绘技艺,这是一项早在清朝末年发展完整的传统手工技艺,在民间,这项技艺通常以家族或师徒形式传承。如今,项目保护单位在维持正常运营基础上,正努力摆脱传统手工技艺在传承中的瓶颈禁锢影响,在实现产业化经营方式下,逐步完善技艺传承的保护措施,采取民办教学传徒授艺的形式,面向社会召集弟子进行技艺传习活动。但受社会环境和传授空间的影响与制约,加之出徒周期长,收益低,致使这项技艺一直处于濒危状态,前景不容乐观。第二,资金来源匮乏。单纯依靠政府资助无法促使“非遗”项目实现规模生产,然而,由于项目种类繁多,外来资本的投入也存在较大风险,投资方大都持观望态度。第三,项目保护单位或传承人在市场运作、营销方式方面能力不足。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市场化仅仅是通向产业化的第一步,产业化是生产、销售两个领域的整合。鉴于以上原因,“非遗”产业化必须借助政府、企业、保护单位和传承人等多方力量,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实现规模生产与规范科学的运营模式。
(1)政府搭建集散平台。“首届整理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问题
七朝古都的开封拥有悠久而灿烂的城市历史，随着中原经济区的振兴以及旅游业的发展，开封又一次站在了腾飞的起跑线上，寻找契机等待复兴，丰富而活灵活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给这个古城打造了生动的城市名片，城市发展也被注入了新的活力。国际上，《保护非物质遗产公约》生效之前，作为试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分别于2008年、2009年和2010年命名了三批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封也于2009年4月开始了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和申报工作。目前，开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工作已经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本文就针对这几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现状与保护现状并发现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相关概念界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a.口头传统和表述；b.表演艺术；c.社会风俗、礼仪、节庆；d.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e.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二. 开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开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始较早，前期主要是大学、博物馆等一些文化部门的个体行为。比较系统的政府行为开始于2004年，当年申报了第一批民族民间文化保护项目，后来为了和联合国的“申遗”工作接轨，把民族民间文化改称非物质文化遗产。2005年，开封市又组织申报了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朱仙镇木版年画榜上有名。2008年又有六项入选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通过了《开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暂行办法》，《开封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评定实施意见》两个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文件，开封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和保护有了制度的保障。2009年4月开始，开封市政府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开封市及各县区共获取非物质文化遗产线索131826条、项目8618个，确立县级项目8590个、市级项目3218个。至此开封市目前已初步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2012年10月，开封市现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8项，朱仙镇木版年画，大相国寺梵乐、开封盘鼓、开封汴秀、兰考麒麟舞、汴京灯笼张等撂石锁。有5位入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传承人：分别是郭太运、释隆江、冯占顺、田爱云、王素华。
开封市现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36项。具体如表1。
通过申报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和保护，很多濒临消失的传统技艺得到了传承，比如锣戏、画锅等。可以进入市场的项目如汴秀、年画、盘鼓、灯笼等，通过“非遗”的名片效应影响力扩大、并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三. 开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现状
2007年、2008年两年春节，朱仙镇木版年画、汴绣、盘鼓等参加河南省代表团到香港、澳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和交流活动。2009年12月朱仙镇木版年画、汴绣等又走进了宝岛台湾。2011年，开封盘鼓、朱仙镇木版年画、汴绣、大相国寺梵乐等“非遗”项目参加了韩国首尔鼓乐艺术节、第三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等各类对外交流活动，每次交流活动都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开封县、市博物馆朱仙镇木版年画艺术研究中心、汴绣厂、二夹弦剧团、官瓷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单位也积极进行市场开发，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汴梁灯笼张，是家传的手工制作宫廷式灯笼，原来在市场的占有份额基本为零，现在进行包装，还打算成立一个专门研究开发宫廷灯笼的机构，扩大这个项目的制作规模，引导这个项目逐步进入市场。再如朱仙镇木版年画，现在把它整理成册，和北宋的古钱币合并在一起，作为高档的赠送礼物。这样的开发行为都为这些项目赚得了较高的经济收益。
四. 开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开封市在保护和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做出了阶段性的成绩，但是在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下面针对问题进行论述。
（1）重“申报”轻“保护”
经过调查研究，开封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申报相当火热，也得到了民众的广泛参与。申报工作历经8个月共收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线索131826条、项目8618个，经过汇总整理后确定的市级项目共有3218个。一些项目的申报之初，只关注了“申报业务”而很少涉及遗产申报之后的保护问题，所以从上层领导到基层工作人员只知道如果申报立项而不知道如何后续保护。一些非物质遗产的申报往往从经济角度出发，利用部级、省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产生的“广告效应”“名片效应”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产业化，拉动销售增长，在只考虑开发的同时忘却了保护。一些不能立即创造经济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如杞县杞人忧天传说，申报成功后被人们束之高阁，或是任其自生自灭，从而导致了“重申报”、“轻保护”行为的发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评估体系迟迟未能建立，事实上也纵容了保护工作“不作为”行为的发生。在现行评估体系中，官员的政绩主要体现在申报工作上。申报一项就是一分，看得见，摸得着，可以直接进入政绩考核体系，而申报成功之后的科学保护，由于没有量化指标，所以并未出现在非遗保护工作的评价体系之中，保护得好与不好，均与政绩无关。所以到导致了“重申报、轻保护”现象越来越严重。
（2）专项保护经费不足
开封市文化局副局长葛艳丽曾经指出“开封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度财政拨款预算经费较少，也没有任何普查专项经费”。然而普查项目、制作资料、专家论证都需要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经费。目前，除了部级“非遗”项目传承人每人每年可获得1万元的补助外，省、市的传承人没有任何经费补贴，一些传承人的生活都难以为继，更不用说去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了。没有任何普查专项拨款，制约了普查工作的正常开展，普查中的不少亮点因投入不足、经费制约而隐没民间。缺少经费使抢救、保护、申报工作举步维艰。
（3）遗产教育普及深度不够
非物质文化遗产浸润着不同时代民众的世界观和社会理想与憧憬，承载着民众的智慧和人类的文明，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就决定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为不能只是政府行为或一些传承人的职责，所有的民众都应该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去，否则将失去了文化的根基。而事实恰恰相反，笔者随意访谈几位开封市市民和中小学生，“是否了解开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7成以上的回答“不知道”或“不关注”，很多市民，市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什么都不是很清楚，提到汴秀、木版年画、开封小吃还能说出一二。开封市政府曾多次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展演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起到了宣传和普及的作用，但是这样是远远不够的，短暂的表演和展示只能留下暂时的印象，而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更多的市民了解并参与进来，形成立体的保护网络。
遗产教育应该分为几个层次：中小学的遗产常识教育，大学的遗产美学教育，社会民众的遗产认同教育，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了遗产认识和保护的过程中，形成强大的根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才能够获得长足的进步。
遗产教育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解说系统单一。开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解说系统相对单一，主要以传承人的人工解说为主，而传承人数量较少、年纪较大，时代变革的影响使很多遗产已经失去了依存的土壤，尤其是年轻人知知甚少。同龄人的解说能够让他们迅速产生认同感。而且，只有将解说队伍壮大，口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够迅速得到普及。图片文字视频类解说资料相对较少，在做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时候留足资料做好整理，多印制相关书籍在中小学，公共场合做常规式展示活动。
（4）缺少保护、传承人才
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认为，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本。开封“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大多处于60岁至80岁这个年龄段，基本上都已到垂暮之年。“后继无人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最大瓶颈，往往就是人去世了，技艺就消失了。”木版年画传承人郭泰运已经88岁高龄，他是朱仙镇木版年画荣衰的见证人。从艺75年的郭泰运享誉中外，被冯骥才先生誉为“年画泰斗。至今还坚持在传承文化的第一线。为了传承文化，郭泰运打破行规收了三个与自己毫不相干大学本科的徒弟。河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现任开封朱仙镇年画艺术馆馆长任鹤林现在还没有正式的弟子，因为“搞年画这样的民俗创作，是需要耐得住寂寞的，又很清苦”。而年轻人很少愿意从事清苦、寂寞的工作。
（5）过度的生产性开发
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常用的一个模式是“保护性开发”，大部分能走向市场的非遗项目基本都在市场上“自我造血”维持生存。但是一些非遗项目生产性开发过度，进入市场后显现出市场混乱、产品鱼目混杂的场面。
在宋都御街，以经营汴绣、字画的为多，各个商店都无一例外地打着“中国汴绣”、“开封汴绣”字样的招牌。这些绣品，图案以仿古画为主，乍一看，平、齐、光、亮，但若仔细观瞧，同样的图案，线条粗细不一，色彩各异。整个汴绣市场存在的一个现实是，大量“苏绣”冒充“汴绣”在市场中大肆横行，原因是真真的汴秀卖不上好价钱。一些生产汴绣的工厂或家庭作坊唯利是图，减少色次，增大线径，一幅本需要两个月才能完成的绣品，三两天就能赶制出来，这样的绣品“丧失了汴绣的特色，失去了风格和品位”。这样过度性的生产性开发其实直接损坏了汴秀的品牌价值。
2011年，朱仙镇连同开封市区的9家年画作坊，年销量可达到上百万张。乍一看这数字，觉得很繁荣；但一看价格，只能说这种繁荣是一种“虚胖”。朱仙镇木版年画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郭太运，他的精品年画一件可卖到上千元，普通的也就是每幅10多元。天义德是清末和民国时期的老字号，张廷旭是“天义德”第四代传人，并且是“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他说，他的普通作品便宜的卖5.5元一张，“礼品”级的能卖到三四百元一件。在另一家“老字号”内，堆积着大量的木版年画，一问价格，一张普通的年画仅卖2元。过多的关注非遗产品和经济利益，忽视传统工艺和文化内涵价值的开发不仅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更是把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向了毁灭的边缘。
参考文献：
[1]张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保护[J].青海社会科学.2007年01期.
[2]汪明宇.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型为旅游产品的路径研究——以大型天然溶洞实景舞台剧《夷水丽川》为例[J].旅游科学.2007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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