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竞技体育；奥林匹克精神；异化；对策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以现代奥运会为标志的竞技体育已走过百年历史，现代奥运会的创始人顾拜旦提出了“一切体育为大众”的体育人文思想，把参与比取胜更重要，以人为本，对个人的尊重和对人的颂扬作为奥运会的核心理念。随着现代竞技体育的政治工具化、过度商业化、彻底职业化的现象日趋明显，产生了与奥林匹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维护人类尊严与和平”的宗旨相违背的竞技体育异化现象，如兴奋剂、、黑哨、假球、运动员资格作弊等。竞技体育异化问题影响着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如何使竞技体育回归正常的轨道，是学界和体育界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竞技体育异化之内涵
alienatio作为异化一词的来源，有着“让渡、转让、疏远、脱离、分离”等涵义。17―18世纪至今，哲学家和启蒙思想家们对异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黑格尔首先将异化问题上升到哲学高度，他认为异化是指主体和客体相分离，相对立，主体因为内部的矛盾运动派生出否定自身，与自身相对立的他物，并且反过来压迫和控制着主体的过程，这里的主体是绝对精神。费尔巴哈则指出主体是拥有类本质的人，神的本质实际是人的本质，上帝就是异化的人。批判上帝与宗教异化是其宗教异化论的主要内容。而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在前人基础上给予异化以新的内涵，揭示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异化的四个形式：劳动者与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劳动过程的异化、人的类本质异化、人与人的异化。马克思认为，主体在劳动过程中产生的客体脱离并独立于主体，成为控制、束缚并奴役着主体的异己力量。马克思通过批判异化劳动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综上所述，异化就是主体所产生的客体脱离、独立于主体，并成为异己的力量反过来支配、控制并奴役着主体。
竞技体育是以人为主体的身体活动，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观众都是参与竞技运动的主体。竞技体育是指在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去挖掘与发挥人在体力、心理、智力等方面的潜能，将征服技术高峰和创造优异成绩作为主要目的一种活动过程。竞技体育异化是指主体参与竞技体育活动过程中，产生与竞技体育本质与宗旨相背离的因素与现象，这些因素与现象反过来控制与束缚着主体，从而阻碍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竞技体育的主体在这种异己力量的支配下，会丧失运动的自主性与能动性，成为畸形化竞技体育的“奴仆”。
二、竞技体育异化的表现形式
（一）竞技体育理念的异化
竞技体育以现代奥运会为标志，以“奥林匹克主义”作为价值理念。“奥林匹克主义”是顾拜旦提出来的，《奥林匹克》中对其定义如下：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均衡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将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相融合，创造在奋斗中求欢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作用并尊重基本公德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奥林匹克格言是“更快、更高、更强”，“参与比取胜更重要”。竞技体育理念的异化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竞技体育运动追求的“更快、更高、更强”，其内涵是号召人们本着奥林匹克精神奋力向上，超越自我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但现实中竞技体育的许多参加者却因为畸形地追求体育成绩而变得更低，更慢，更弱。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其一，参加竞技体育运动对运动员身体造成伤害。为了追求突破身体的极限，运动员经常超出自己身体的承受能力尤其是身体的再生恢复能力进行训练，造成在高强度高负荷的训练下运动伤害的比例不断增大，使运动员成为身体健康最糟糕的一个群体。许多运动员不是因为年龄的因素而退出赛场，而是由于身体的伤残过早地结束了他们的运动生命，当运动生涯结束时，身体留下了余生都难以治愈的伤痛，一些运动员甚至因严重的伤残而影响了一生的生活。其二，金牌生产线上的运动员因过分追求体能、技术、成绩而忽略了人的全面发展，导致人的个性丧失和片面发展。运动员成为了竞技的手段，丧失自由意志和兴趣爱好，对运动成绩的追求而不得不放弃其他方面的发展，运动员的其他潜质被抑制。许多运动员将精力投入到专项训练中而造成文化课学习的缺失，退役后没有一技之长无法应对激烈的社会竞争，生活由此陷入困境。前有退役后沦为搓澡工的全国举重冠军邹春兰及沦为地摊摆卖者的国际马拉松冠军艾冬梅，后有在地铁通道卖艺的世界大运会体操冠军张尚武。
2.“参与比取胜更重要”，顾拜旦认为，“生活中重要的不是凯旋而是奋斗，不是实现征服而在于尽力拼搏。”参与竞争重于获取优胜，优胜是暂时的，竞争却是永不会停止的，参与竞争才可能获得优胜，即使始终达不到优胜的目标，仍然能变得比以前更快、更高、更强，表现出挑战者积极进取的意志与勇气。而在我国竞技体育领域一度出现“胜利至上，金牌第一”的倾向，为了追求运动成绩，比赛场上的技术竞争愈演愈烈，比赛的球队要选择或避开下次比赛的某个对手，在比赛中通过打假球和无故弃权的技术手段来获得本队追求的利益。打假球者是为了自己能取得好成绩好名次，可以获得表彰、受奖励、受提拔。“假球”却是对观众的欺骗，比赛把追求功利的结果放在首位，使运动员丧失了积极进取的精神，使激烈的比赛变成了“慢动作”，违背了奥林匹克精神，对社会尤其是青少年产生了极大的负面效应。如伦敦奥运会羽毛球比赛中，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组合于洋、王晓理涉嫌在小组赛中消极比赛以选择淘汰赛的对手，结果被指控“未尽全力争取胜利”而被取消参赛资格。在此之前，人们记忆犹新的是羽球队的各种“让球”和“战略性退赛”早已打着“合乎规则”的旗号而一再重演。
3.“奥林匹克主义”强调将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相融合，创造在奋斗中求欢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作用并尊重基本公德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但我国由于体育管理体制化的原因，许多情况下弱化了人们参与体育运动的乐趣和精神愉悦。参加竞技运动不能直接与参与者的幸福联系起来，即在体育参与过程中不是始终肯定自己，而是有时否定自己；不是始终感到幸福，而是有时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有时使自己的肉体与精神受折磨。在“为国争光”，“为荣誉而战”的舆论氛围下，运动员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身后一个庞大的集体，运动员的神经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有时被迫被动地参加体育竞赛，失去了个体主动性，赛场上一旦受挫就会遭受沉重的打击，给自身的身体、精神以及社会带来挫败感。如体操冠军杨波因社会舆论压力过大对训练和比赛充满恐惧和厌恶，造成心理抑郁渴望成为清洁工；雅典奥运会110米栏冠军刘翔，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起跑线上放弃比赛而中途退赛，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在跨过第一栏后因受伤而走完全场，这次的失败使一个被寄予了太多期望，曾经因金牌成“神”的运动员受到社会各界的质疑和责怪，似乎从英雄变成了“罪人”。
（二）竞技体育过程的异化
竞技体育过程的异化，是指参与者为了追求好的成绩，在运动训练及比赛的过程中运用非理性、非科学、非人性甚至非法手段而导致的异化。异化的内容主要包括运动员培养上的非人性化、高科技手段运用的不合理，体育竞赛的不公平竞争与体育暴力事件等。
1.运动员培养上的非人性化。完整人格的塑造对于一个个体至关重要，运动员首先作为一个人，应接受完善的教育。然而，在运动训练的实践过程中往往仅重视人的生物属性，却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使运动员成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一些教练员为了片面追求优异成绩，在运动训练的过程中采用非人道的方法和手段，采用打骂、惩罚、侮辱等不尊重运动员人格的言行[1]。训练中不顾运动员的生理和心理极限，在训练中加大运动负荷，给运动员肉体和精神上带来巨大伤害。
2.高科技手段运用不合理。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高科技在体育方面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为人类体育的发展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利用高科技手段取得比赛胜利，已经成为运动员取得胜利的依赖和寄托，纳米技术、仿生材料等被广泛应用于体育装备的研发，改进后的器材和设备性能更加优越，如“鲨鱼皮”泳装、玻璃纤维撑杆、刘翔的红色“魔鞋”等都为运动员的获胜提供了可靠保障。新装备的出现必然会增加运动技术的难度，对运动员的训练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增加了运动员的生理与心理负担，难免会出现运动损伤的现象。另外，在训练和比赛中使用各种兴奋剂，通过提高人的生理能力从而提高运动能力，获得超出人的运动能力极限的成绩，兴奋剂的使用会对人体造成极大伤害甚至引发死亡。还有通过“基因疗法”提高运动员体内红细胞生成素（EPO）的技术，竞技场变成了科技实力较量的赛场。运动员对科技的过分依赖将导致竞技体育领域中新的不公平现象出现，违背竞技体育精神和体育伦理。
3.体育竞赛不公平竞争。竞技运动的过度商业化使“金牌”增值，金钱的诱惑使运动员、教练员与裁判员参与竞技运动的动机发生了改变。竞技比赛不仅是运动员之间的竞争，也是多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竞技运动变成了商品，成为牟取个人利益和小团体利益的工具。为了获得胜利，竞技运动的参与者在体育竞赛过程中可能采取各种不正当或非法的手段。黑哨、现象即是其中之一，运动队、裁判员、运动员之间与集团在金钱和荣誉的驱使下相互勾结，进行暗箱操作。运动员资格作弊更加泛滥，通过改变运动员的年龄、身份以获取有效资格参加比赛，进而为某一地区、团体获得奖牌，如职业运动员参加业余比赛，成年运动员参加青少年组的比赛，这些不正当行为使比赛失去意义，严重违背了体育竞赛的公平、公正原则，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2]。
4.体育暴力事件。暴力行为是竞技运动对象化过程中所发生的对身体、精神、物体的强制力和侵害行为，包括竞技场上队员和球迷的暴力行为。虽然在一些对抗性比较激烈的体育运动项目比赛中规定了“合力冲撞”的内容和范围，但是随着比赛激烈程度越来越高，运动员为了取得比赛的胜利而有意无意地去侵犯、伤害竞争对手的事件时有报道。由于比赛中裁判判罚失误或运动员不冷静的行为，也时常会引发球迷、裁判员和运动员间的暴力行为，如1995年中国足球甲A联赛山东主场对阵北京和上海的两场比赛中，球迷对裁判员和对方运动员扔饮料瓶造成运动场的混乱。体育暴力事件违背了体育道德与竞技体育的宗旨，给竞技体育的发展带来了灾难。
（三）竞技体育结果的异化
现代奥运会创始人顾拜旦指出，奥林匹克运动要发挥教育功能，就必须通过英雄或榜样的示范引导作用，其目的不在于打造精英，而是要教化民众。而竞技体育发展到今天，我们深感商业化和政治化对竞技体育的影响，竞技体育已成为政治和商业的附庸，逐渐丧失了其原有的文化教育本质。竞技运动的过度商业化促使运动员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通过各种不公正的手段从事体育竞赛及其他商业活动，丧失了其对体育和竞技运动本身的兴趣，进而在物质利益的追逐中不仅损害了体育活动和竞赛本身的纯洁性，而且使之成为商业运作的工具，从事运动的人也沦为金钱和物质利益所奴役的片面发展的人，导致运动员“以成败论英雄”，成功者成为社会的精英，失败者成为社会的弃儿。长期以来，中国竞技体育沿袭着前苏联的举国办体育的体制模式，由国家高度集中管理，举一国之力培养少数运动员，忽视了大众体育的发展，虽然在竞技体育上取得了辉煌，为国家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利益，但是中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20多年来持续下滑却是不争的事实。过度关注抽象的群体利益，高水平竞技取代大众体育，忽视人文关怀，忽视体育为百姓生活服务所需要的批判理论和精神[3]。
在竞技体育的发展过程中，竞技体育及其结果在两个方面发生了本质性变化：第一，人在体育运动中的地位从目的演变为手段，这种现象的实质即是人的本质异化现象。第二，人在体育运动中的结果发生了质的改变。运动的结果应该是由运动员自身的运动能力的“对象化”反映人的本质属性，但是借助兴奋剂等有违体育道德的物质及通过非法的手段获得运动成绩，与其说是人的运动能力的客观反映，倒不如说是兴奋剂等药物在运动中所发挥出来的药力效能。此时，人已经不再是比赛的主角，完全丧失了人的主体性地位，这与其说是运动员本质的“对象化”，不如说是运动员本质的异化。
（四）竞技体育人的异化
发展体育，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即是指在本体上人是竞技体育的主体，在价值上人是实现竞技体育发展的目的。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通过竞技体育不懈地追求，充分挖掘自身的潜力，全面发展自我。以人为本指本体上“人是主体”，价值上“人是目的”，人类通过竞技体育而不懈追求的目标就是充分发挥自身潜能，全面发展自我，不断拓展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空间[4]。
在科学理性的僭越中，现代人成为只有“理性”而无“人性”的专家，成为了技术的工具。体育借助着科技开发着人体的机能，挑战着身体的极限，实现着对身体的全面控制和规训。人的情感和自由受压抑，不再去思考和改变自己，变成了运动技术控制和利用的工具，成为了缺乏批判意识和思想的单向度的人[5]。现代竞技体育以提高运动成绩和报酬为目的，“见物不见人”，出现人的物化。运动员的身体和生命成为创造物质财富的资本，运动员之间、运动员与教练、运动员与裁判之间也变成了市场利益的交换关系，人的自我确认和价值认同依赖商品交换的社会关系，裸的利益关系与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导致竞技体育领域中人与人关系的全面物化。
三、竞技体育出现异化的原因
（一）政治因素的影响
现代奥运会创始人顾拜旦指出，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是“以人类的共同利益为重，通过没有任何歧视、以友谊、团结、公平的奥运精神来彼此了解，通过体育运动来教育和培养世界公民”，促进人类的共同发展，为建立和平与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随着历史的衍变，竞技体育越来越与国家、民族形象紧密相关。在“民族主义”、“金牌至上”与“为国争光”的意识形态引领下，竞技体育成为了国家之间经济、文化、科技与国力比拼的舞台。竞技体育的政治功能日益被强化，已经成为国家政治和民族地位的象征，奥运会奖牌也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展现，成为了少数体育参与者获得地位、功名和财富的工具，已失去了竞技体育的本真涵义，友谊、团结、公平、公正已沉沦在国家荣誉的海洋里。
（二）竞技体育商业化和职业化的冲击
在第一部《奥林匹克》中，奥运会创始人顾拜旦先生就明确了“业余主义”的定义：“凡以竞技运动为职业及曾经或现在靠竞技运动获得金钱者不得参加奥运会。为此，奥林匹克运动会永远不设金钱奖，只设荣誉奖。”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竞技体育的过度商业和职业化使人“物”化了，金钱和名利成为支配人的力量，体育价值变成了在金钱交易下的商品价值。运动员有着为获得高额回报的心理而进行体育竞赛或从事其它商业活动，完全丧失了其对竞技体育本身的乐趣，为了追逐物质利益而采取各种不正当手段去获取胜利，破坏了竞技体育的公平竞争原则，背离了竞技体育的初衷，失去了体育运动和竞赛的纯洁性，使之成为商业运作的工具，最终，从事运动的人也沦为金钱和物质利益所奴役的片面发展的人。
（三）科技的异化
挖掘人自身的潜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竞技体育的终极目标。现代奥运会一定程度上蜕变成参赛国的科技竞赛场，他们将高科技广泛运用于竞技体育中，通过改善人类自身的体能和外在的运动环境，最大限度地突破人体的极限而取得最优异的运动成绩。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中应用的科技含量越高、设备越先进，就越有可能在比赛中获得胜利而成为竞技体育的最强者。对科技的过分倚重会造成体育价值目标的偏离，注定了竞技体育赛场中公平竞争的丧失，导致一系列不公平现象出现。试想，当基因注射、服用兴奋剂与纳米包装的运动员与自然人同台竞技时，谁将是胜利者？科技的主宰地位的确立，使人失去了竞技体育中的主体性，人成了技术的奴隶[6]。
（四）人文精神的丧失
竞技体育的人文精神指以人为主体，通过体育运动来诠释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注重运动主体精神与意志品格的形成，以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中国的竞技体育缺乏人文主义精神，竞技体育形成了两级分化：一面是体制内集权管理的“为国争光”。普及是为了提高，提高是为了夺金牌，金牌是中国竞技体育倾注最大热情的追求。金牌效应导致金牌生产线上的运动员的个性丧失和片面发展，非人道的魔鬼训练和比赛不仅给运动员的肉体带来巨大的伤害，而且给运动员的精神也带来难以弥补的伤害。运动员的身体和生命成为用以创造物质财富的资本，生命在这里成为了可以交换的物品。另一面是体制外失控的“丁俊辉现象”和足球市场化后的“假、赌、黑”现象。为了获取经济利益采用各种不正当手段去赢得胜利，严重违背了体育道德与奥林匹克精神，成为阻碍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马克思对分工后大生产强制人、奴役人、束缚人的丑恶现象的批判，正是人们现在努力摆脱体育之重视经济、社会效益，只强调形象工程、金牌、奖金而漠视体育对人的全面发展，忽视体育为百姓生活服务所需要的批判理论和精神[7]。
四、消除竞技体育异化的对策
（一）弘扬人文精神，回归体育本质
竞技体育的参与主体与体育关系失调，导致人与人关系的全面“物化”，使人丧失了主体性，成为了追逐名利和金钱的工具，与奥林匹克精神和竞技体育目标相违背。而竞技体育的人文精神是以建立平等、公正、团结、合作的关系为目标，坚持“以人为本”，重视竞技体育始终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加强对教练员、运动员、裁判员及管理人员的人文和道德素质的培养，使竞技体育参与主体树立正确的体育价值观，提高他们的主体性意识，自觉抵制体育的不正之风，回归竞技体育的自由、人性、道德与公平的本质，使竞技体育可持续地向前发展。
（二）合理控制商业化，建立良好的竞技体育环境
商业化如一把双刃剑，对竞技体育的发展起着正负两方面的作用。过度的商业化会严重干扰竞技体育的正常进行，商业利益渗入体育竞赛，甚至商业化控制比赛，会使竞技体育被扭曲和异化，造成对竞技体育竞赛的本质特征――公平竞争的破坏，违背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崇高理想。事实上，竞技体育的运动员职业化，其重要因素也是商业利益。正确引导竞技体育的商业化，使竞技体育在商业的驱动下具有生机与活力，使其为竞技体育服务而达到互利互惠。同时，反对过度的商业化，反对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的对体育比赛的控制与操纵，保证竞技体育的公平与公正。
（三）加强法制建设，健全完善并严格实施体育法律法规与管理条例
加快体育法制建设的步伐，既是国家与社会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又是新时期体育改革与发展的内在要求[8]。为了巩固我国体育改革的成果，推动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我国于1995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制定了在体育运动中严禁使用禁用药物和不正当手段，竞技体育纠纷通过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等一系列法律法规。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竞技体育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针对这些新问题，应加强体育的立法工作，修订和完善体育法律法规，加大依法治体的力度。积极宣传体育法律法规，加强体育法制教育，提高竞技体育参与者的法律意识。加强体育的执法工作，针对体育界的违法现象应启动司法介入程序，通过国家法律手段整顿体育市场，对体育商业化过程中被“物欲”思想左右的违法者，进行严厉而公正的法律惩罚。
五、结 语
综上所述，现代体育成为了赋予竞技性、体现职业性、充斥权力性、流溢商业性的功利化及组织化活动，竞技体育的异化现象有越来越严重的倾向。这种异化现象违背了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宗旨和基本理念，脱离了竞技体育作为一种人类“自强不息，积极进取”文化精神的初衷。竞技体育的目的在于人的全面健康、自由、和谐的发展，走上“关怀人，发展人”的道路，其价值核心是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理想，其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在当前形势下，必须对竞技体育异化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批判，以唯物主义辩证观理论指导竞技体育的发展，让竞技体育回归正常的发展轨道，使体育回归人文性，坚持“以人为本”，重视竞技体育始终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实现体育的“返璞归真”。
为此，要合理控制竞技体育的商业化，保证竞技体育的公平与公正；要提高竞技体育参与者的自身素质和道德修养，严格按比赛规则进行比赛和执法；要遵守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与宗旨，使竞技体育走出异化的漩涡，实现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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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运会；异化；和谐
1959年，为了庆祝建国十周年，增强体育在增强人民体质方面的作用，党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全运会由此拉开了序幕。全运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的一项独特的体育文化活动：不仅在国内的影响力亦不亚于奥运会和亚运会，而且为我国竞技体育领域带来巨大的成功。然而，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全运会中面临着一些问题：由于负面消息的困扰，全运会的吸引力逐渐下降；东道主缘何优势异常突出的问题等，这些都让全运会备受关注。人们对全运会褒贬不一，改革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全运会该如何进行改革，以完成自己的“转身”，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1 全运会对发展我国的体育事业意义重大，不可或缺
全运会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全国人民，其超强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是任何其他形式的运动会所无法比拟的。
1.1 特殊时期，为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全运会体制诞生于我国被排斥于奥林匹克大家庭之时：在特殊的时期，全运会制度对于提升我国的竞技体育水平，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1979年，我国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中国竞技体育在国际体坛的重要地位逐步展现，全运会作为中国竞技体育文化的一个重要缩影，对竞技体育项目的设置和训练制度的确立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从而对推动竞技体育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2 充分展示我国竞技体育的成绩，推动竞技体育发展
作为我国最高水平、最大规模的综合性赛事，全运会无疑是国内最大的竞赛杠杆。全运会上，运动员取得的运动成绩、展示的精神风貌，无不展现出了这些年来我国在竞技体育中取得的成绩。
1.3 全运文化成为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体育作为人类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和现象，是一种跨度很大、综合性很强的文化类型，其作用是任何文化形态所不能取代的。体育的存在和发展将有助于完善和健全社会的文化，利于人类自身的协调和发展。为了备战全运会，各省市积极发展竞技体育，培养出一大批的高水平运动员，这些优秀运动员所带来的社会效应对于繁荣我国体育文化，凝聚中华民族精神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自全运会创办以来取得的丰硕体育文化成果也是各族人民有目共睹的！
2 全运会中异化现象存在，制约其发展
我国的全运会产生于计划经济条件下，发展壮大又在计划经济，因此在一些方面还未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尚存在一些异化现象。
2.1 规模超大、盲目攀比
为了筹办一届全运会，除了相关城市的配套设施之外，东道城市要斥巨资兴建大型的体育场馆，准备相关的器材设施和筹备盛大的开闭幕式。这些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不仅如此，每届全运会的组委会几乎都想推陈出新，在赛事的规模、项目安排、参赛人数等方面一味地求大，造成了资源的重复浪费。
2.2 政绩工程、偏离目的
由于全运会成绩是衡量竞技体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各地对全运会高度重视，甚至于有些部门将此当做政绩工程来抓，致使全运会沦为各省市争名夺利的工具。为了使本省市的运动员能在全运会上获得较好的成绩，各地都过分强化“全运会战略”，甚至忽略了我国的“奥运战略”目标，在项目布局、运动员输送等方面都以本省市利益为主要出发点，忽视奥运战略的需要，对奥运战略的实施以及目标的实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3 东道效应、招致争议
东道效应，主要是指在全运会的过程中，东道省、市凭借其主场优势，进而实现竞赛成绩较大幅度提高，从而产生的社会效应。从1993年的七运会的东道主代表团到十一届全运会，每次东道代表团都能获取金牌榜首位，似乎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律。诚然，为了筹备并办好一届全运会，东道主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才能，倘若不能在赛场上取得较好的名次，显然是难以让当地的政府和百姓满意的。但是，仍需谨慎“东道情节”过火，全运会中东道风光昙花一现的情况时有发生。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全运会的“东道情结”恐怕得降点温，步入理性的轨道才行。
3 消除异化，与时俱进，推动全运会赛制改革 构建和谐全运会
关于异化，哲学上是指主体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变为了外在的异己的力量。马克思主张用暴力革命消灭阶级的办法消除异化。然而，我国现代化中的异化有其特殊性，只能通过全方位的改革，致力于社会发展，消除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异化，才能构建良好、稳定、和谐的社会。由此及彼，就全运会而言，异化阻碍了全运会的进步，只有消除异化对全运会的束缚，才能达到全运会的和谐发展。因此，相关行政和管理部门应加大对全运会制度的改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全运会是消除全运会中异化现象的重要举措，将会更加积极地促进社会发展和全面进步。
3.1 不断完善全运会竞赛制度
按照《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和《2011――2020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有条不紊地推进全运会制度的改革，协调奥运战略与全运战略的关系。不断完善全运会的竞赛制度、竞赛规则、项目设置、计分办法等，充分发挥全运会在促进竞技体育发展等方面的引领作用。
3.2 大力推进全运会的市场化
鉴于东道省市在承办全运会的巨大经济压力，应不失时机地加大政策引导，推动全运赛事的社会化，充分调动地方和社会力量办赛的积极性，提高全运会的综合效益，从而使其成为国内最具吸引力的竞技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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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新课程标准基础教育运动素材教材化
1问题的提出
我国学校体育由于受到军事体育竞技体育的影响，学校的体育工作出现了飞速发展，但是，也出现一些突出的问题。表现在：学生的体质水平出现下降的趋势；肥胖人群不断增加；心理健康问题突出，耐挫折能力差，自杀与犯罪的学生时有发生；社会适应能力差，人际关系紧张，交往能力差；许多学生直到大学毕业也未能掌握一项体育技能。体育教材内容过于竞技化，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学校体育教学偏重于竞技运动教学，忽视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需要，忽视了体育的娱乐性、趣味性。新课标的提出为我们的体育教学提出了新的教学理念，提出了“健康第一”的理念，注重“以人为本”，体育教学的不仅增强学生的身体健康，还要关注学生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能力，使学生通过体育运动得到快乐，同时体育运动生活化。新课标鼓励开发校本课程，但是，缺乏理论支撑，表述比较笼统，许多学校仍然照搬体育竞技项目，缺乏对竞技体育项目的加工与改造，表现在教学内容高、难、繁、杂，学生难于掌握，得不到快乐体验，学生的掌握效果不好，使学生对体育运动望而却步，对运动素材技术性的改造，使学生通过学习能够得到快乐，并且生活中可以成为休闲娱乐的方式，促进学生的健康参与、娱乐和运动，同时，新的运动素材技术性转变为新的体育教学内容将丰富体育教学内容。133229.CoM
2概念界定
“运动素材教材化”：所谓“运动素材教材化”就是按照现代的教育思想和科学方法、原理，将那些属于体育运动范畴的运动项目，经过合理的加工和改造，使之成为服务于学校体育教育目的的教学内容，确定教学目标到加工竞技运动素材最后形成教学内容这一系列的过程就叫做“运动素材教材化”。
“运动素材”是可被选择的一切身体活动内容，具体来说有现代竞技运动项目和民族体育运动项目(包含中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与“域外”民族传统体育运动)。每个运动素材中都有人类创造的痕迹，都有不同的文化含量，都有劳动人们倾注的文化因素。
3竞技运动素材教材化的思路
对竞技运动的表现形式存在不同的观点：
(1)认为是奥运会的体育项目都称为竞技运动，而其他的运动项目划归为民族传统体育运动，这其中包含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与“域外”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2)认为具有统一的规范的赛制的体育项目都称为竞技运动，而其他的划归为非竞技项目。
由此可见，尽管竞技运动的概念与表现形式在表述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是就其概念的核心内容来讲，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主要表现在：①竞技运动是以取得优异运动成绩为核心目标的；②完成这一目标的途径是训练和比赛；③运动个体充分发挥其生理性能力(体格体能、运动能力等)和心理性能力是完成目标的基础；④这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即是运动个体经由持续不断的训练，最终在比赛中获得优异的运动成绩的过程；⑤竞技运动的技术是高、难、美、新、杂，最人限度地挖掘内在体力、心理、智力方面的潜力。
当前，基础教育的体育教学内容主要以竞技项目为主，即使是武术这一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也打上了竞技武术的烙印。竞技运动是人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以最人限度地挖掘内在体力、心理、智力方面的潜力，攀登运动技术高峰，创造优异运动成绩为主要目的的一种运动项目。竞技运动的技术是高、难、美、新、杂。对于在新课程标准下“健康第一”理念下，对竞技项目素材的转变的视角与方法，未能从学生和学校的实际出发，机械地搞“一刀切”，表现在：l、运动技术的高难度与学生学习掌握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竞技运动的技术高、新、繁、杂、难的技术在体育教学中常常认为是最先进的技术，必须传授给学生，但是那种高技术恰恰是少数人的“专利”违背了选取运动素材应遵循个体差异和个体需要的原则。在基础教育当中学生抱着大篮球投篮，有的学生连篮板都碰不到，试想学生如何能够通过体育运动获得成功的体验，得到快乐，身心得到健康的发展，体育成为小学生生活中的一部分，必须对竞技体育运动素材进行合理的改造。
80年代后，前苏联、美国等国家兴起小排球、小篮球、小足球运动，学校体育部门对正规的排球、篮球、足球等竞技体育运动的器材、场地进行改革，很适合学生年龄特征，受到了学生的欢迎。
目前，日本学校体育教学中，对正规的竞技项目进行改造，使之进一步适合青少年健身运动的需要，这是在青少年中开展竞技项目的厂泛措施，被改造的竞技项目可称作为亚竞技运动。亚竞技运动包括牛正规和非正规两个层次，半正规是修改正式的规则，而非正规是自己制定规则。因此，亚竞技运动项目并没有改变通过竞争决定胜负的竞技特征。日本的这种做法，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竞技运动素材教材化需要根据学生的情况选取教学内容，将复杂的正规竞技项目的动作，技术，战术体系和规则分解化，向趣味化、娱乐化、游戏化方面发展，在传授运动技能的同时向同学讲授体育运动背后的文化背景，使学生在体育运动中获得成功的体验，从而得到快乐，愉悦身心。这样学生才能热爱体育，使体育运动成为学生生活中的一部分，真正实现体育生活化。
4民族体育项目运动素材技术性转变体育教学内容的思路简述
民族体育项目在竞技性、观赏性、价值、娱乐性上与竞技体育项目相媲美。做为中华民族体育项目具有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凝聚民族情感、弘扬民族精神、健身、养心的作用。
吸收民族文化：民族体育项目多、游戏化、娱乐休闲性、民族性、有的还有宗教色彩。
民族体育项目运动素材的概述：例如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气功秋千、磨秋、跳跳板、踢毽予、放风筝、打陀螺、赛威呼、跳板、顶罐走、摔跤、打嘎儿等。
“域外”民族体育项目，英国的龙保龄球、法国的叭幢球、苏格兰的莎莎球手球、水球、网球、棒球等。
民族体育项目运动素材技术性转变的需要根据学校条件(体育场地、器材、设备、民族体育的知识技能等)，学生(生理、心理特点、体育运动基础与经验等)，教师(能力、教学经验、技能)。
(1)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学生选择。
(2)技术含量与学生的具体情况协调一致，学生一看就懂，一学就会。
(3)选取原则和引进条件全部满足。
(4)技术上简约化、竞赛上规范化、运动强度和密度的缩减化。
(5)原汁原味，去粗取精。
摘 要 提高运动成绩和增进身心健康是否为相同的目的，采用何种手段达到增强体质，历来是争论颇多的焦点。体育的第一任务是为健康服务，体育锻炼中寻求的体能不可极限追求的。增进健康的一切手段都是体育的内容，还体育一个真实的追求。
关键词 体育 竞技运动 健康
体育是训练运动员提高成绩、夺锦标；还是普通市民、学生参与的健身锻炼，哪个代表体育的本质，这将影响到体育开展的方向和普及的效果。讨论体育的本质，明确体育的目标是很关键的问题。本文就有关问题进行讨论，意在了解体育的重心是“健康第一”的思想。
一、何为体育
体育（PhysicalEducation）是什么？如何来进行其含义的解释？近代体育传入中国之初，学堂中的体育是“身体的教育”，是增强学生体质，传授体育知识、技能的教育过程。随着体育内容的不断丰富，涉及领域的扩大。到20世纪体育的涵义出现了“广义”与“狭义”二重理解论。“广义”体育包括体育教育、竞技运动和群众体育。到21世纪体育的视野更开阔了，从健身的角度，体育是以身体运动为基本手段，达到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目的的保健活动。从教育的角度，体育是增强受教育者体质，传授相关知识、技术、技能的教学过程。从文化欣赏的角度，体育是运动员竞技能力的较量和表演，是极具魅力的闲暇观赏。从经济的角度，体育是容量巨大的文化消费活动，是潜力最大的文化市场。从政治的角度，体育是通过比赛的胜利来展示国家或地区实力的舞台，是提高政治声望振奋民族精神的载体。
二、何为竞技运动
1989年版《体育概论》对“竞技运动”定义如下：“指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和提高人体在体格、体能和心理和运动能力等方面的潜力，取得优异的运动成绩而进行的科学的系统的训练和竞赛。”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出版《运动训练学》定义：“竞技体育又称为竞技运动，是我国社会主义体育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在全面发展身体，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发挥人（个体或群体）在体力、心理、智力等方面潜力的基础上，以攀登运动技术高峰和创造优异成绩为主要目的一种运动活动过程。”从竞技运动源于游戏这个角度，则认为“竞技运动是一种具有规则性、竞争性、挑战性、娱乐性和不确定性的身体活动。”它明确了竞技运动的属概念是“身体活动”，明确地与属于“教育”的体育区别开来，显示了竞技运动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即通过竞争显示差异，发挥最大潜力战胜对方。
三、体育与竞技运动的差异是在于受健康需求的制约
体育与竞技运动，哪个对人体健康更有益？竞技运动作为一种为了丰富人们生活锻炼手段，在我们的生活中得到了响应，形成了体育锻炼与竞技运动相结合的体育锻炼模式。但体育活动与竞技运动是两种不同的结构和目的的活动，具有不同的差异性，两者各成体系，不能代替，也不能混一体的。
（一）竞技运动需要的健壮不能代表体育
竞技运动具有体育活动的外部特征――身体活动，但没有增进身心健康之目的。在体育与竞技运动结合后形式混乱，难辨目的性。从我国体育院系传授的体育课程可以看出，开设课程传授内容中竞技运动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运动训练学，二是运动竞赛科学。两者都强调了产生的附带品―健壮，是竞技运动职业的需要，并非竞技运动的本质。但是运动员和普通市民，参与运动的外部形式是增强体质，前者极限追求，是以职业目标为基础需要。后者是提高生活质量而增强体质。因此，竞技运动不能作为体育的本质提倡它的增强体质的功效。当体育引入竞技运动作为增强体质的手段之时，就要抛开其训练式和明显的竞赛性，这样才能明确目标达到增进身心健康。
（二）健康不可追求强化体能
强化体能伴随而来的问题是伤病，它几乎在强化与运用过程中为同步概率。有多大的消耗就可产生相应疲劳，极限的边缘与伤病近在咫尺。任何一种健康，公认之点是无伤病，体能与健康有联系也有区别，两者与普通健身者结合在一起时是体魄强健，对疾病有较高的抵抗力，对外部刺激有一定的适应能力，应付一般日常活动且有朝气，表现出的是健康状态。当与职业特点相结合时两者相悖处甚多，职业特点强化体能结果，铅球运动员一肩高一肩低，排球运动员手臂x形，这些是非正常健康标志的东西。因此体能在范围之内是一种健康的代言标志，范围之外也许成为健康的异化者。
四、结束语
任何一种健康目的的体育形式都不应过分强调竞技性和为竞技目的而采用的训练方式，竞技运动迎合少部分体质优越者以优胜为目的，使运动员体质健壮。体育要求的直接目地是对健康的追求，非竞技性项目研发，增进健康的一切手段都应是体育的内容，还体育一个真实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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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体育美学;竞技运动异化;康德艺术美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G8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09)09-0011-04
Competitive sports dissimi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ant’s artistic aesthetical ideology
SUN Wei
(Teaching Affairs Division,Jilin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Changchun 130022,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pecify the boundary between art and non art, Kant set fort 3 stipulations on art in his aesthetical masterpiece “Critique of Judgment”, namely, unnatural, practical and skillful. According to his aesthetical theory, we can not only specify aesthetical principles for competitive sport, but also from his classification of artistic layers clearly identify the forms and tendencies which competitive sport is going to dissimilate, has dissimilated or will dissimilate into, thus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idea for preventing, reducing or overcoming the sign of competitive sports dissimilation.
Key words: sport aesthetics;competitive sports dissimilation;Kant’s artistic aesthetical ideology
为一项宏大的社会文化现象,竞技运动蕴含着丰富而深厚的美学思想。从其性质、内容、特征及表现形式等可以清楚地看出,竞技运动是以竞赛和训练为主要手段,以高难、专业的艺术为其主要表现形式的竞技类游戏。近年来,国内一些专家或学者提出了体育和运动美本质的研究就是对运动技术和运动艺术的综合研究,并指出妨碍体育事业发展的传统的纯技术观点[1]。但长期以来,在我国竞技运动研究的理论领域和实践环节,还存在着将“竞”当成了单纯的竞赛,把“技”认作是为夺取锦标而采取的单纯的技术手段的观点,而其中蕴含的审美价值的艺术内涵被严重忽视,导致了在对竞技运动的展现或鉴赏时艺术成分的遗漏,进而成为了只展现其“硬实力”的“火了物,却冷了人”[2]的僵死形象,这也是当今竞技异化频发的根本原因。康德作为启蒙思想之集大成者,其美学理论博大精深,内涵宽泛,对后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判断力批判》有关“一般的艺术”的论述中,康德对艺术进行了剥笋式的剖析,阐述了“非自然性、实践性和熟巧性”是艺术区别于其它活动的本质特征,这对于当今各类异化现象缠身的竞技运动无疑有着巨大的借鉴作用。因此,通过对康德艺术美学思想的研究,深入探讨竞技运动的美学原理,发现其中所蕴含的艺术美学思想和内在精神价值,无论对于减少竞技异化,或是体育改革,乃至促进我国竞技运动的科学发展都有巨大的作用。
1“艺术与自然不同”对认识竞技异化的启示
艺术是人的产品而非产生于自然,这是艺术之为艺术最主要前提。康德[3]146在其《判断力批判》的“一般的艺术”一节中开宗明义:“艺术与自然不同”。而后,康德[3]146又阐述了判断艺术的标准:“我们出于正当的理由只应当把通过自由而生产,也就是把通过以理性为其行动的基础的某种任意性而进行的生产,称之为艺术。”从其对艺术判断标准中,我们可以看出其核心含义――理性,以及与之相关的自由性和任意性。“理性”为人之专属,它是与本能相对的人与动物区别的基本标志;动物在其唯一的目的――肉体的需要下不可能有生产的任意性,更不可能“按美的规律”来建造产品。此外,康德又列举了合规则地建造起来的蜂巢和在一块沼泽地被砍削过的木头的例子加以说明,前者是自然、本能的产物,虽似艺术却不是艺术的产品,即使被理解为艺术只是出于人的类比;而后者则是被理解为属人的作品,虽不似艺术却是人的产品。康德这种对艺术的划分,不仅对艺术本身,而且给予我们对具有艺术属性的竞技运动提出了最基本的性质和范围,进而也为我们判断本真的和异化的竞技运动标准,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依据。
1.1赛场内外的殴斗和暴力
竞技运动是以竞争为基本手段,但区别于那种丛林法则式的物竞天择和适者生存的竞争,展现较高技艺的“美的艺术”是其内在的目的之一。但当今国内外的赛场内外充斥着暴力,与将艺术作为展现形式的竞技运动的初衷形成强烈的反差,其根源便是人之自然属性的暴露和社会属性的泯灭。席勒[4]在描述古希腊和古罗马竞技差别时曾描述:“希腊各民族在奥林匹斯赛会上寻欢,是通过不流血的力量、速度、灵巧的比赛以及更高尚的智力竞赛,而罗马民族则是通过一个倒在地上的格斗士或他的利比亚对手(即狮子――席勒注)的垂死挣扎得到满足的。根据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不在罗马而在希腊寻找维娜斯、尤诺、阿波罗的理想形象。”同样,我们在这种赛场内外的殴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然的痕迹,但却看不到属于人的美的艺术和游戏般自由的展现。
1.2运动员本能生命的暴露
本能生命即自然生命,在竞技运动中表现为诸如速度、力量、柔韧、灵敏、耐力等身体素质或专业能力,这些是竞技运动之为艺术的必要条件。但具备这些较强的身体素质和能力,只能算是自然状态下的“本能人”,仅仅可以充当使竞技运动达到艺术境地的外在手段,而其本身并不是目的。当今世界,竞技运动所极力张扬的是动物式的本能生命,即只要跑得快、投得远、跳得高、打得狠就算达到竞技的目的,别无它求。表现在竞技者培养方式上便是动物式的圈养,竞技运动所培养的是具有某种专业知识、掌握某种专业技能、扮演某种特殊角色的“某种人”[5]。竞技者自身存在方式表现为动物式生命存在的简单循环,属人的艺术园地异化成自然状态下适者生存的丛林荒漠,进而失去了其安身立命的游戏家园。
1.3自然状态下的“虚假集体”
马克思把人的发展分为3个基本形态,即自然状态下“人的依赖关系”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态,以及人的“自由个性联合体”形态。在当今人和社会的发展正从第2形态向第3形态转型之时,第1形态却还广泛地存在于我国竞技运动之中,进而造成了“大我”生命(国家、团队、教练、家长等)对“小我”生命(竞技个体)的强制和遮蔽,本应愉悦和自由的“小我”生命得不到显现和张扬,应该说这是我国竞技领域存在的一种特殊的“返租”现象。从“马家军”到“王家军”,从孙英杰到邹春兰,从计划经济下的“举国体制”到全运会“第一定律”,无不暴露出自然状态下“群体本位”,在我国竞技领域中仍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他们所形成的集体是“虚假的集体”,是集体的一种异化。
2“艺术作为人的熟巧”对认识竞技运动异化的启示
康德在将艺术区分为实践的和理论的艺术表述中,同时也蕴含着另外一种很重要的艺术思想,即在实践活动中将仅仅凭借正常人所具有的一般活动技能排除掉,这样,剩下来的就是须以较高水平、较专业的活动技能为必要条件的艺术[6]。康德[3]147在论述艺术属性之时曾举例:“对于走钢丝者的艺术他们却绝不会拒绝称它为艺术。”而这种高难专业的艺术的获得,正是长期艰苦训练的结果。康德在谈到“机械作用”时很郑重地提醒人们“没有它,在艺术中必须是自由的并且惟一地给作品以生命的那个精神就会根本不具形体并完全枯萎。”天才在艺术的产生中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这些“机械作用”达不到熟巧艺术境地,而这同时也是达到最后“美的艺术”的必要条件。
竞技的特点决定其技艺的获得必须经历诸如美术或音乐等艺术同样经历的4个阶段,即泛化、分化、动力定型和自动化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特点,而每经历过一个阶段,都是逐渐克服技能或技艺所带来的强迫性而向自由艺术迈进。正如“庖丁解牛”一样,其技艺包括对牛结构的深刻理解、对刀的熟巧使用,对技能的娴熟掌握等等,经过长期练习方能达到自动化阶段。化有技为无技,把技巧融入精神,在运用技巧的时候做到“官知止而神欲行”,使技巧上升到“无技巧”的最高境界。这也是康德在论述“美的艺术”中合目的性时阐述的“尽管它是有意的,但却不显得是有意的,像是自然却是看得出是一丝不苟的,不露出有这规则悬于艺术家眼前并将束缚套在他的内心能力之上的痕迹来”等让人颇感神秘的话语。从对熟巧技艺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动作技艺中存在的3种异化形态。
2.1运动员身体层面的异化
国内有些学者在研究竞技异化的问题时,曾提出身体层面的异化,即运动过程中运动者的身体与各种运动要素之间的异化关系。这些运动要素是指在时间和空间上与竞技者发生关系,包括与自我或他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异化包括自身与自身、自身与他人、自身与场地和器械等之间的关系,如团体竞赛中人与人之间的配合、战术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以技艺的熟巧为基础的。“所以,在运动中尤其是在较复杂的球类或体操中,人们经常会有一种自己的身体不听自己使唤,好像自己的身体不属于自己,对自己来说自己的身体是一个异己的身外之物那样的体验”[7]。正如竞技中技能的获得,必须经历由泛化到自动化的4个阶段一样,异化感通过“机械作用”,即反复地训练逐渐加以克服,同时其自由感也将逐步获得。
2.2竞技运动规则的强制
在表现技艺和技能或进行评判时,对动作本身理解固然重要,然而对其中秩序的遵守更是一种技艺或技能能否完成的关键。竞技中的秩序具体表现为对竞技者行动的限制性规则,因而具有一定的强迫性,表现为人制定的规则,而这些规则反过来实现了对人的控制。但这种强迫性与自由性是相辅相成的,没有了这种秩序而带来的强迫性,一切艺术,包括竞技将如康德所说的“机械作用”一样“不具形体并完全枯萎”。但与美术或音乐等艺术形式不同的是,竞技中这种作用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由之而来的异化感尤为强烈,不尊重这种秩序便会遭到失败或被清除出竞技场之外。对规则生疏或违反规则的人便容易产生异化感,具体表现为人必须接受斗殴、假球、黑哨、违例和犯规等违反规则的处罚。异化感的克服并不是通过凌驾于各种规则之上,而是如何地熟悉规则进而驾驭规则以达到自由的表演。
2.3熟巧技艺下“机械的艺术”
纵然“熟巧的艺术”让人体验到自由,但其还不足以称之为本真的艺术,因为其中包含了“机械的艺术”的规定性。机械的艺术是“艺术在与某个可能对象的知识相适合时单纯是为着使这对象实现而做出所要求的行动来”[3]148。这种机械艺术的培养方式广泛地存在于当今我国竞技领域中。原有“举国体制”下,数以百计的体育运动学校中,培养着数以万计的青少年或儿童运动员,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所练的是什么或为什么练,其训练或竞赛过程只是经行动的参与而达到单纯的结果,而非以愉悦的情感体验为其目的。他们每天的心愿只是想完成教练布置的任务,做着规定的动作以避免责罚,在痛苦与焦虑中达到最后的“技术熟巧”。我们不难看出在领奖台上孩子们那木讷的表情与领导、教练难以抑制的喜悦之对比。在观众欣赏他们完美的艺术表演的同时,他们自己却没有成功后的愉悦,没有对美的艺术的理解,除了熟巧动作给他们带来短暂的自由感外,其它一切戛然而止。同时,在这张“白纸”上也为日后各种异化现象的滋生提供了可能。
3“艺术作为实践能力”对认识竞技异化的启示
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将作为实践能力的艺术或技艺区别于作为理论能力的科学或方法。艺术是一种技巧或技能,一种实践能力,而科学是一种知识或方法,一种理论能力。首先,艺术不是科学理论:“坎培尔(1722~1789年,荷兰比较解剖学家)很精确地描述出最好的鞋必须具有什么形状,但他肯定做不出什么鞋来。”[3]147;其次,艺术不是科学方法:“据说哥伦布曾让他的水手们把鸡蛋在桌子上立起来,待他们都失败后他敲碎鸡蛋一头而做到了这一点,人们于是说这谁不会。这就根本不是艺术,它只是一种科学”。[3]147康德做上述分析的实质就是力图说明科学与艺术二者不能相互替代。
竞技运动中所指的技艺区别于生产劳动中的技艺,它是作为艺术为其表现形式的技艺。二者与科学关系的共同之处,表现为科学是技艺的理论形态,技艺是科学理论的实践运用。区别是前者用于创造“物”,后者用于人自身;前者表现为工具,后者则表现为动作技艺;前者提高技术的目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后者则是为了提高成绩而进行的技术革新;前者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后者表现对自由的形而上追求,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其实,康德所处时代的科技发展与人的异化之间还没有呈现出很明显的联系,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二者的结合日益紧密,到了20世纪,康德所指的并不存在的“关于美的科学”和“美的科学”已经存在,虽然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继承和发展了康德的这个学说,并对科学理性下的工具理性进行了批判,但科学理性已经越来越威胁到艺术美的展现和评判,竞技运动也不例外地受到严重影响。
3.1高科技竞技器材导致美的锐减
当我们登上山巅,是否想到携带着现代高科技装备与先前的原始设备相比,哪个更具有审美意义上的艺术和崇高价值?科技渗透到竞技中最明显的便是对装备器材的影响,它们无论对于成绩的提高还是安全保障等方面都是无以伦比的,但科学逐渐成为主角的同时,人却变成了配角。撑杆跳高器材的频繁更新,让我们看到了高科技竿子的美妙弧线,而忘却了运动员优美的身姿;“刀锋战士”(南非残疾运动员,借助高科技假肢达到参加夏季奥运会标准)的脱颖而出,让我们感觉到科技的强悍,进而忘却了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崇高;扮演上帝角色的“鹰眼”打乱了网球比赛中美的整体性,进而使至高无上的裁判充当了旁观者……我们在奔向人体极限之时是否已经忘记曾经拥有的尊严和崇高?现代竞技宣布科学的胜利,凸显曾经是人创造的技术而被技术所驾驭的人的异化。
3.2科学理性下的兴奋剂导致美的消失
古希腊的蘑菇、古埃及阿比西尼亚骡子的后蹄,都曾当作“兴奋剂”使用在各类的竞技赛会中。如果说当时的“兴奋剂”具有偶然作用的话,那么当今9大类147种之多的兴奋剂,却是高科技下的“工具理性”渗透到竞技赛场上的“正规化”产物,是科学理性在竞技中误用的结果。兴奋剂不仅使人的精神和肉体被“奴役”,同时也促使竞技本身走向“凋凌”。正如康德[3]145列举的“灌木丛中的男孩”一样,当人们感到自己受到欺骗之后,这种被羞辱怨恨会渗透到整个竞技之中,不再相信这是真正的艺术,而只是露出马脚的魔术而已,竞技运动中所蕴含的美与崇高也便消失殆尽。
3.3美的评判导致美的瓦解
在当今高度发达的科学参与下的竞技技术已臻于完美,然而,人们为什么还在动作技术并不科学合理的古希腊“掷铁饼者”雕像面前赞叹它的宏伟与美丽?纵然有其雕塑艺术的美学原理,但当今科技理性引导下的工具理性,渗透到竞技运动之中是其始因。与生产中的技术一样,竞技运动中的技术也是一种“展现”的方式,而与前者不同的是它所展现的美的艺术。早在古希腊,竞技中的评判不仅只看物化的成绩,而且要参照其对艺术的展现。然而,当今科技理性与实用主义的关系,决定一切行为均让位于实用的技术,这就使艺术的创造和技艺的评判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除了对成绩有影响以外所有的“多余”之物,均被“奥康的剃刀”无情地割掉。即使是艺术类的项目,也被数字化处理进而打上了科学的烙印。运动主体在竞技中逐渐被“定量化”和“数字化”,被无数静止、僵硬得画面所分割,原本完整而自然的动作被科技的利刃切割的体无完肤。
通过阐述康德的艺术美学思想,深入剖析竞技运动所蕴含的美学特征,从中总结出竞技运动也应是一门具有非自然性、熟巧性和实践性的人类作品,进而使我们清楚地知晓当今竞技运动中诸种显露和隐藏的异化现象形态及其产生原因。近年来随着我国竞技“硬实力”不断提高,其异化现象也呈逐年增多之势,其主要原因是“软实力”和“硬实力”之间张力的失衡,这与我国目前的社会和经济,以及理性和本位转型的大环境相关,这些转型同时也决定了竞技运动应由原来的“绩本位”为主导本位,向“绩本位”和“人本位”并重的思想转化。因此,这种以“人是尺度”的观念,决定了培养和教育运动员及其参与者感受美和欣赏美的能力是其最关键的内容。不仅如此,艺术的游戏性、愉悦性、非实利性和自由性特征,又决定了竞技运动艺术美的塑造,将成为当今减少和克服各异化现象的最佳良剂。因此,以美学原理剖析异化现象,挖掘竞技运动中美的因素,对于实现我国竞技运动的科学发展将起到无可比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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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竞技体育；核心竞争优势；发展路径
通常来讲核心竞争力也就是“核心竞争优势”属于竞技项目在较长一段时间所独自拥有的，也是竞争对手短时间难以模仿超越的，而建立在“核心竞争优势”基础上的竞技体育能够在国际激烈体育市场中站稳脚跟。当前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将赋予竞技体育更多科技含量，在该种背景下国内竞技体育要想在众多国家之中脱颖而出则必须依靠“核心竞争优势”。
一、竞技体育“核心竞争优势”内涵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著名的欧拉德普教授提出了“核心竞争优势”这一概念，并对其予以了界定，“组织内部依托于技能整合以及知识整合进而凝聚成的新型竞争力量，该种竞争力量较为强大同时也较为独特。”后续众多研究学者据此概念并将竞技体育实际项目特点融合研究后认为，竞技体育整个运行系统之中，相应的竞技主体如教练员以及运动员或者是科研、管理人员等进行紧密协作以及良好配合，依托于多样手段有机开展竞技人员选材工作以及技术训练工作和相应的竞技管理竞赛工作等，最终获取竞技方面独特能力，也就是所谓的“核心竞争优势”。而通常“核心竞争优势”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对外需要将竞技体育在其他区域国家提升知名度，并寻求跟较多合作机会以及发展机会；另一方面对内需要将竞技体育实际综合实力不断提升，通过知识技能优化提升促使竞争力持续增长，更迎来较好发展。
二、竞技体育中“核心竞争优势”要素
当前竞技体育“核心竞争优势”要素主要是集中在了四方面：第一要素是管理者，任何竞技项目要想获得成功，必须依靠管理者的良好管理，因为具备较强管理能力的管理者往往能够将竞技体育实际发展方向予以明确，同时还能够制定较为科学的发展目标，营造积极向上的组织管理氛围，促使整个的竞技体育团队走向正确发展道路之上；第二要素是运动员，可以说竞技体育之中核心要素就是运动员，因为运动员是执行项目任务的载体，更是竞技体育能够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因此针对运动员来讲，无论是对其选拔过程还是相应的训练过程均需要严格依据体育项目特点以及竞技要求来进行。其中就挑选运动员来讲应该是将一些身体具备先天竞技优势的苗子挑选出来，后期培训更加需要引导运动员将技能与自身优势充分融合起来；第三要素是教练员，竞技训练可以说是教练员本质工作，此外教练员还肩负着训练活动设计者身份以及组织者身份，教练员综合素质的优劣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训练效果以及运动员技能掌握，由此教练员提升自我素质至关重要；第四要素是科研者，当前科技技术不断发展环境下体育比赛将高新技术融合其中，换言之竞技体育方式更加先进，同时竞技体育科技含量更高，对此相关科研者就需要依托于实验以及科研手段掌握竞技运动内在规律，将有关竞技体育方面的服务机构不断完善，更做好竞技管理以及竞技设备等方面的配套工作，积极主动的完成自身肩负的科研任务[1]。
三、国内竞技体育“核心竞争优势”的发展路径
（一）规范管理以及结构调整国内竞技体育要想充分发展
“核心竞争优势”需要从规范管理以及结构调整上入手。具体来讲，竞技体育相应的管理体制需要借鉴国外成功管理经验，为了能够将竞技项目与竞争实力的有效提升，并将其竞技质量良好提高，需要调整体育项目内在结构，也就是说对竞技项目予以明确划分，如划分出重点项目以及一般项目，优势项目以及潜优项目。其中对优势项目需要将其领先地位保持下去，更加需要在现基础上促使其赶超国际水平；而针对重点项目来讲，则需要奖发展目标对准优势项目，换句话来讲就是将重点项目逐渐发展为优势项目，以此提升优势项目数量并扩增优势项目范围；而针对一般项目或者是潜优项目则需要将项目本身的知识技能予以巩固，在此基础上探寻新的发展出路。总的来讲结构调整需要配合规范管理，不同等级竞技项目划分明确之后就需要依托于规范管理实现后续良好发展，此外结构调整之后的规范管理本质上为动态管理过程[2]。
（二）强化竞技方面人力资源
国内竞技体育要想充分发展“核心竞争优势”还需要强化竞技方面人力资源，一般竞技体育方面的人力资源属于“核心竞争优势”关键构成部分。具体来讲，任何的竞技比赛都是建立在人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是由人来完成多种竞技项目以及管理工作等等，由此可见人力资源的重要性。而在竞技人力资源中又以教练员和相应的运动员为重要构成部分，针对这两者的强化发展需要从以下四方面展开：其一将国外优秀的具备较高专业水平的相关教练聘请到国内，进而将国际上最新的体育项目相关发展动态及时传递到我国，更加促使我国众多的教练员更新自身的竞技指挥能力以及日常训练方法；其二积极的创造条件，我国需要和竞技体育能力较强国家区域构建学习交流友好关系，在此基础上对于一些青年选手或者是具备较高素质的选手提供更多国外学习以及训练的机会；其三强化培训竞技体育相关教练员以及管理者，对其训练水平以及相应的管理能力予以不断提升，此外还需要对一些优秀运动队相关教练员进行重点培训培养，将其训练视野不断拓宽，分批将教练员送出国进行知识层面以及技能层面和教学层面的深化；其四在国内众多的青少年群体之中予以竞技体育开展全面普及，提供青少年接触竞技体育的体会，并促使其能够在这些体育项目之中获取快乐，之后进行关于青少年群体的后背人才选拔和培养，通过考核措施的制定以及输送条件的制定等等促使国内竞技体育运动员队伍扩充起来。
（三）创新技术以及差异竞争
国内竞技体育要想充分发展“核心竞争优势”还需要从创新技术以及差异竞争上下功夫。具体来讲，创新技术包含了新技术研究以及产生和相应的应用，属于一体化的创新过程，其中又以开发技术以及应用技术作为重要构成部分。针对竞技体育来讲，创新技术可以是单个的体育团队实施，也可以是竞技体育项目和相应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共同实施，而无论是怎样的技术创新过程，技术创新完成必须是建立在某一竞技项目技术成功推广应用基础之上；除了需要不断的创新技术之外，差异竞争也较为重要，所谓差异竞争就是依托于新的训练方式途径实现运动项目的发展，促使运动项目以奇招取胜，最终提升“核心竞争优势”。总的来讲，在当前竞技体育较为激烈的环境背景之下，创新技术以及相应的差异竞争激活冷门体育项目，换句话讲就是挖掘冷门项目，并对冷门项目寻找发展的突破点，最终促使众多国家不关注的冷门体育项目转化为我国的优势体育项目，而其他项目也能够依托于创新技术和相应的差异竞争得到更快的发展[3]。
（四）标杆竞争以及分析对手
国内竞技体育要想充分发展“核心竞争优势”除了可从上述三方面着手，还可以从标杆竞争及分析对手上下功夫。具体来讲，古语有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句话用在竞技体育上再合适不过。任何一个体育项目要想变成我国的体育方面的“核心竞争优势”，均需要建立在了解竞争对手基础上，通过对国际上众多竞争对手实际竞技信息的了解掌握，进而获知其后续行动或者是发展方向，在此基础上制定有利于我国脱颖而出的竞技发展方案；此外对竞争对手予以深入性的研究分析，则能够发现自身体育项目上的不足以及优势，由此后续就能够弥补不足之处同时将优势强化。而分析研究竞争对手则是建立在拥有数据库以及情报系统基础上，其中情报系统具体包含情报人员以及情报组织和相应的系统软件。除了分析研究竞争对手之外还需要依靠标杆竞争，简单来讲就是在超越竞技对手的过程中设置较多的目标标杆，目标标杆应该是由易到难，层层递进，建立在标杆竞争基础上的竞技体育则能够较快较好的形成“核心竞争优势”。
四、总结
新时期，我国与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在该种大环境之下，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体现在方方面面，竞技体育是其中的重要一种。为了能够将国内竞技体育予以良好发展，提炼核心竞争力，依托于“核心竞争优势”最终促使中国竞技体育在国际上占据优势地位。本文将竞技体育“核心竞争优势”发展作为研究核心，期望为后续关于竞技体育方面的研究提供理论上的参考依据，更旨在为国内竞技体育未来优化发展献出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参考文献]
[1]王晓红，苏传民.我国竞技体育创新驱动发展方式及其实现机制研究[J].中国学校体育(高等教育)，2015，（01）:31-36.
[2]刘寒青，刘成,司虎克.我国竞技体育部分优势项目核心竞争力的构成要素分析[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1,（05）:453-456.
关键字：中西方；体育文化；跨文化交际；共性与个性
中图分类号：G812.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624X（2017）01-0013-02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交流的渠道也越来越多元化。多元的交流渠道，可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更加快速地了解新的文化，但是也会因为对新的文化的不够了解造成理解上的偏差，甚至可能会在交流中触碰对方的文化禁忌。所以我们必须深入了解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差异，为以后的体育交流或者其他文化交往做足准备。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1.文化及体育文化的概念
通常文化的概念分为广义和狭义：人类生产有形财富（物质财富）和创造无形财富（精神财富）的过程及其总和称为广义文化；而人类所产生的社会意识形态及所制定的与社会意识形态相适应的制度和设施则属于狭义文化的范畴。
人类为了提高自身素质，会用体育运动这种显性的具有创造性的身体运动形式，同时也会借助体育精神、体育科学、体育产业等隐形的形式，创造出人类生产和生活所需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主要包括认识体育运动规律、培育体育品德、实现体育价值、落实体育理念等方面。
2.跨文化交际
跨文化交际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交际，这是一种普遍而长期存在的现象。跨文化交际学的奠基人是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其代表作《声的语言》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跨文化交际中的相关构想和理论。广义的跨文化交际存在于一切交流中，朋友的谈话、恋人的倾诉等都是广义的跨文化交际。一般意义上的跨文化交际也就是狭义的跨文化交际，特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进行的文化交流。
二、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共性分析
1.中西方的本位理念
就地理环境而言，中国领土宽广、物产丰富，东面、南面、环海，西面、北面与内陆国家接壤，而且海洋、湖泊资源丰富，位置得天独厚。人们深受以农耕文化为主的传统思想的影响，依靠独一无二的耕种环境进行劳作，人们之间的关系平等和谐、团结友善。人们没有利益冲突，孔孟和谐思想深入人心。
不少西方国家临海，海洋运输发达，人际往来密切，当地居民自然而然会懂得怎样去顺应自然、探知自然、挑战自然。其主要特征表现在冒险、竞争与创新中。这样独具特色的文化表现，使得竞技体育成为西方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2.中西方的宗教神话思想
儒家思想几千年来长期占据我国传统思想的主导地位，影响深远。中国古代佛教信徒很多，传统文化中佛教的色彩十分浓烈，从人们接受的教育中可以体现。
西方文化中着重描绘了鬼神的存在，各种历史记载中都有描述，包括天地开辟、上帝造人、众神的存在与发展等；而且宗教发展与古希腊奥林匹克的起源也有着联系。
3.体育的作用
就体育而言，中西方在体育具有自我调节功能方面存在一致性，均觉得体育的基本表现形式是身体锻炼，主要目的在于增强人们的身体素质，促进人们各个方面的发展，丰富人们的文化娱乐活动以及推动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与发展。而在人们的教育系统中，体育也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经过身体锻炼，可以提高身体素质，并培育其坚韧的道德意志品质。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体育教育。
4.体育的进程
中西方体育文化在发展进程中，尽管都有不一样的物质基础，但是体育存在养生、军事、教育、娱乐等方面的理念，中西方都是承认的。
三、中西方体育文化的个性探究
1.东西方价值观存在差异
中国传统理念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而西方则认定人是世界万物的中心，对立和竞争才是存在于人与自然间的正确关系；认为人应该认识并改造自然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与自然界作斗争并支配自然界。体育运动如田径、游泳、球类运动等所表现出来的斗争、搏击精神都体现了人与自然界的对抗。
2.东西方审美理念存在差异
东方传统的审美理念注重仿生美，但是西方文化关注的是人体美。中国远古时代自然生产力极其落后，人们生产工具的能力不足，但是可以观摩并模仿动物，以此来保证生存。伴随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与发展，人们开始利用图腾这种特殊的形式来记录对动物的模仿。
而西方的审美观念更强调人，人的形象在其文化理念中占据主导地位，西方世界更看重人的肌肉美、身形美，具有代表性的竞技体育在希腊运动场上代表着力量和荣誉。跳远、角力、掷铁饼、掷标枪、全长赛跑这五个项目是达到“黄金分割美”的重要途径。
3.东西方体育表现形式存在差异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主张“静”认为“静”能修身养性，能达到心性的平和宁静及与周围环境的和谐，以进入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境界。比如儒家的“天人合一”、佛家的“禅定”、道家的“心斋”。
西方体育文化却主张“动”，强调竞技，注重θ说牧α俊⑺俣取⑷崛汀⒛土Α⒏叨鹊壬硖逅刂实难盗罚并用数和量来评定比赛的成绩。这种以竞技体育为主的西方体育具有激烈的竞争性、高度的公平性、严格的规则性、高度的技艺性、高度的娱乐性。它的体育形式包括田径、游泳、骑马、体操、球赛等。
4.中西方思维方式存在差异
不一样的思维模式会促成不同的思维理念，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身心合一”和西方传统思想中的“身心分离”存在鲜明差异性。在中国古典神话中，“天人合一”“回归自然”“物我一体”直接影响着儒家思想的传承。
西方人注重发现自然、探索自然、解密自然，注重速度、力量的突破以及体型的塑造，对他们而言，体育不仅仅是锻炼，更重要的是竞技，竞技中对手之间的比拼就是以体育的方式进行。身心分离的二维体育方式是近现代体育竞技的最初体现。
在世界文化接触如此频繁的今天，体育作为现代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也已经不单单局限于赛场上的竞争，它更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开放及自身体育实力的增强，中国承办世界性体育赛事的能力越来越强，与其他国家进行的体育交流也越来越深入。在此背景下，了解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差异就变得非常重要。
参考文献：
[1]李鸿江.中国传统体育导论[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0.
摘 要 印度是人类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在印度的文化中，体现其核心价值的又是宗教文化。甚至可以说是印度文化就是各宗教文化的综合体。如果进一步区分，印度文化中至少又可以区分出印度教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锡克教文化、部落文化及基督教文化等。印度社会的文化特点，也就是印度教的特点，作为国教的印度教的教旨，就成为印度的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其体育事业的发展与其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 宗教 文化 体育事业
印度是人类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在印度的文化中，体现其核心价值的又是宗教文化。甚至可以说是印度文化就是各宗教文化的综合体。如果进一步区分，印度文化中至少又可以区分出印度教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锡克教文化、部落文化及基督教文化等。这些各大宗教及其文化在印度长期并存，互相影响，互相融合，成为印度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并在文学、哲学、天文学、造型艺术等方面共同熔铸成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试论印度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陶晓辉 名族学院学报 2004年9月]。印度是一个宗教之国，97%以上的人口都信奉宗教，而其中的91%，信奉的是从婆罗门教演变而来的印度教，因而也可以说，印度社会的文化特点，也就是印度教的特点，作为国教的印度教的教旨，就成为印度的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
印度最古老的经典――《吠陀》、《奥义书》、《薄伽梵歌》，堪称为印度教的三大圣典[ 《试论印度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陶晓辉 名族学院学报 2004年9月]。
在印度，宗教不仅仅是信仰，而是一种价值观念，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由于婆罗门教的教义是教育人们不是追求平等，而追求的是差别和对差别的容忍。虽然婆罗门教演变为至今的印度教，印度教虽然抛弃了婆罗门教的血腥的祭祀，却继承了婆罗门教最核心的教义，就是对差别的容忍。这种对差别的合理性认识和容忍，致使印度在整体性发展和进步上缺乏必要的冲动。
与印度文化相适应的印度体育的发展则打上了非常深的烙印。其发展呈现出了其自有的特色。其传统体育与目前的竞技体育的发展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发展境遇。
提及印度的体育，人们头脑中那个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目前较为流行的瑜伽。瑜伽是印度传统体育的代表。瑜伽在印度语中的意思译为“一致”、“和谐”和“结合”。瑜伽在印度的发展有着长久的历史。
从瑜伽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瑜伽的盛行有其深层次的原因。首先，瑜伽是宗教的产物。瑜伽不单单是体育项目，更多的是一种宗教的教义的解读。这样一来符合印度的以宗教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其次，瑜伽的修行轻物质，重精神。强调调养生息，以达到内心的祥和与安宁。这与印度文化中的重精神轻物质的传统思想相一致。最后，印度人民对于其宗教与文化的认可也给予了瑜伽发展最肥沃的土壤。从瑜伽在印度的发展也可折射出印度的文化，印度的社会在贫富差距极大的现状之下仍然较为稳定，反映出印度的容忍文化的内涵。而瑜伽正是符合了这样的文化内涵。瑜伽的修行并不是在于与他人的比较与超越，而是在于自身的宁静。这也是对印度文化最好的解读。
相对于印度传统体育的以奥运会为载体的竞技体育，印度则发展的较为落后。
纵观历届奥运会印度表现总是不尽如人意。迄今为止，只获得2块金牌。印度的传统文化中有着“重精神，轻物质”的思想。并且印度的容忍、稳定的传统思想与西方强调竞争的竞技体育有着非常大的隔阂。
印度在竞技体育方面发展缓慢有其深刻的文化原因。蔡元培先生说过：“一个民族不能吸收他族之文化，犹如一人之身不能吸收外界之空气及饮食”。如果一种文化特质与西方文化相背离并且呈现保守状态，那么在该国竞技体育发展缓慢甚至倒退就成为必然。首先，由于印度的与宗教在印度中的地位导致其他文化进入有严重的壁垒。固有的思想与西方的体育思想有很大的冲突。印度的传统文化思想是重精神轻物质，并且重集体轻个人，重和谐轻竞争。而西方文化的重要特质就是开拓、冒险、竞争和敢于同自然搏斗。这就导致两者在意识形态上有很大的不同。其次，印度对本土文化的优越感也是造就这样发展局面的原因。《印度教徒报》引用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全世界47个国家所做的调查，得出结论：“世界上，印度人最自恋。”调查显示，93％的印度人认为本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化；另有63％的印度人认为印度在任何方面都比别的国家好[ 《论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差异》 赖云华 崔国文 《体育文化周刊》 2009年05期
]。印度对本土文化固守一份心理宁静而对外来文化的不屑与轻视，必然导致新的文化在印度发展的不顺。本土文化在印度人民心中的地位与对外来文化的排斥，这也是中国与印度同属东方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中国的竞技体育与印度竞技体育发展千差万别的原因。
综上所述，任何民族文化的形成总是与一定社会历史文化紧密联系的，是特定历史文化的必然产物。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所创造的文化和历史必然酝酿出不同的体育思想[ 《影响中西体育文化差异的根源分析》 孙鸿 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报 2009年3月]。印度的传统文化充满着宗教色彩，并且在印度国内印度人民对于其宗教文化的认可与顶礼膜拜是印度的传统体育与竞技体育不同发展境遇的根本原因。由印度的体育发展历程也可以得出：当保守的异种文化与竞技体育发展发生冲突时，各种文化交融的不适会影响竞技体育的发展。任何文化的发展都需要吐故纳新，与异种文化相互交融。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就是多样化的融合，只有与世界文化相融合，才能为本土文化补充新鲜血液，才能让本土文化立于世界之林。
注释：
①陶晓辉.试论印度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J].名族学院学报.2004.9.
②陶晓辉.试论印度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J].名族学院学报.2004.9.
③赖云华,崔国文.论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差异[J].体育文化周刊.2009(05).
④孙鸿.影响中西体育文化差异的根源分析[J].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报.2009.3.
参考文献：
[1] 陶晓辉.试论印度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J].名族学院学报.2004.9.
[2] 赖云华,崔国文.论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差异[J].体育文化周刊.2009(05).
[3] 孙鸿.影响中西体育文化差异的根源分析[J].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报.2009.3.
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JacquesRogge）宣称：“在奥运会历史上，首次实现所有代表团都有女性运动员参赛，这是推动性别平等的重要一步。”2012年伦敦奥运会共设置26个大项、36个分项、302个小项，其中，女子项目和包括女子参与的混合项目达140项，女性运动员参赛比例更是达到了44％，共有34个国家和地区的奥委会派出女性运动员参赛，中、俄、美3国女性运动员参赛人数甚至多于男性运动员。此外，伦敦奥运会还首次增设了女子拳击项目，在奥运史上首次实现了所有大项都有女性参与。但仅以此来说明奥运会实现了“男女平等”，尚不足以令人信服。回顾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兴起以来女性的参与历程不难发现，现代奥运会的发展史实际就是一部女性参与奥运会的斗争史。女性运动员从最初被拒斥于奥运赛场之外，到后来的深度参与，无论是女性参与人数，还是参与项目，都堪与男性平分秋色。在这一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女性对平等的诉求，体现出现代女性追求与男性平等的权利。显然，女性参与奥运会超越了体育运动本身，被赋予了“性别平等”的符号意义。
1性别差异下的“平等”诉求
1．1奥运会的拒斥与女性的参与无论是古代奥运会，还是现代奥运会，“作为历史上弱势群体的女性，曾长期被排斥在以男性为主导的体育大门之外，其应有的体育参与权利被剥夺［10］。”女性参与奥运会的权利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拒斥与抗争的博弈中逐步得以实现。92众所周知，古代奥运会自诞生之日起，禁止女性参与便是一条最重要的原则。古代奥运会是作为一种宗教性的庆典活动而存在，由于“运动会的神圣性，除了德墨特尔的女性神职人员外，妇女不得参加，甚至是作为观众也不行［1］。”古代奥运会从一开始就是男性的竞技场，女性并没有得到“诸神的眷顾”。不仅古代奥运会禁止女性参与，现代奥运会复兴之初亦没有赋予女性参与竞技的权利。“现代奥林匹克之父”皮埃尔•德•顾拜旦（PierreDeCoubertin）出身于法国贵族家庭，深受古希腊文化的熏陶和英国绅士教育的影响。他认为，体育运动是青年进行自我教育，砥砺品行的活动。他将奥运会定义为“以国际主义为基础、以忠诚为手段的、以艺术为环境的、以女性的喝彩为奖赏的庄严的、周期性的男性体育精神的展示［2］。”在顾拜旦眼里，奥运会仍然是男性的竞技场，女性只是为男性喝彩的配角。相对于古代奥运会，虽然赋予了女性观赏的权利，但仍然拒斥女性的竞技参与。虽然奥运会拒斥女性参与，但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女性为争取奥运参与的平等权利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英国早期女性主义代表性人物，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坚持认为，“规范两性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原则———一个性别法定地从属于另一性———其本身是错误的，……这个原则应代之以完全平等的原则，不承认一方享有权力或特权，也不承认另一方无资格［16］。”同样，作为英国早期女性主义者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其著作《女权辩护》一书中坚称：“女性应当享有与男性相同的基本权利。”在早期女权主义者的推动下，女性争取到了部分体育参与的权利。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波士顿妇女掀起的体育热潮，迅速波及英国、法国、德国、丹麦、瑞典等国家，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一场妇女争取体育权利平等的运动。在这一时期，女性不仅参与了大多数体育项目，还出现了妇女体育团体和运动竞赛，如法国卢丹夫人创建了“法国女子体操协会”；德国约•维塔雷夫人成立了“妇女体育协会”；英国伯明翰出现了妇女游泳俱乐部。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顾拜旦等人为复兴现代奥运会进行不懈努力时，女性体育早已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尽管顾拜旦等人明确反对女性参与奥运会，但奥运会的女性参与趋势势不可挡。“由于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并不会自动改变其性别权力结构，女性们则只能通过挑战和改变男性主导地位的途径来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虽然顾拜旦等人强烈反对女性参与，但并没有阻止女性参与奥运会的步伐，通过努力和抗争，女性参与了1900年的第2届法国巴黎奥运会比赛，由此拉开了女性参与奥运会的序幕。尽管女性首次参与奥运会比赛的项目有限，仅限于高尔夫和网球两个项目，但其意义重大，这标志着女性参与奥运会权利的获得。随后，女性相继参与了1904年和1908年奥运会，在1910年卢森堡会议上正式批准了女性参加奥运会。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奥运会中断8年。在1920年国际奥委会的安特卫普会议上，顾拜旦又一次表示了他反对妇女参加奥运会的意见，并提出取消全部女子竞赛项目。但法国的克拉瑞回击说，“强健的妇女将使人类更坚强，况且有些妇女已经能够与男子相抗衡了［12］。”之后，顾拜旦又向大会提出奥运会比赛是否应该接纳妇女参赛，与会人员一致回答：“应该”。现代奥运会的女性参与，从最初的拒斥，到后来的参与，既是时展的进步，也是女性为争取体育权利而不懈努力的结果。当时蓬勃兴起的女性主义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2女性参与奥运会的机会平等19世纪末兴起的早期女性主义运动，通常被称之为“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其目的在于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其实质是追求“两性平等”。要求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教育权利、文化权利等。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为女性体育权利的获得奠定了基础。在延续了1168年的古代奥运会上，女性一直被拒斥在奥运之外，她们既没有参赛资格，也没有观看的权利。尽管斯巴达女性拥有参与体育运动的权利，但其目的在于增强体质，以便能够生育出强壮的后代，而并非为了参与奥运会。顾拜旦等人复兴的现代奥运会，延续了古代奥运会“拒斥”女性的传统，奥运会依然是男性竞技的“天堂”。然而，时逢女权意识的“觉醒”，参与奥运会便成了女性在体育领域争取与男性平等权利的关键所在。1917年，在艾利斯•朱利爱特的倡导下，“法国妇女体育联合会”成立，负责法国妇女田径比赛的组织与管理，为了进入奥运会核心赛事———田径比赛行列，她成立了国际妇女体育联合会（FSFI），并于1922年在巴黎举办了首次“妇女奥运会［3］。”诸如此类女性争取体育参与权利“两性平等”的事例，正是早期女性主义运动推动的结果。女性进入现代奥运会，包括参与奥运会人数、参赛项目的多少，成为了“两性平等”的表现所在。从1900年巴黎奥运会女性参与开始，到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女性首次进入到奥运会核心赛事———田径比赛，再到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的全面参与，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参与奥运会的机会。尤其在二战以后，国际奥委会积极支持女性参与奥运会，女性运动员无论是参与人数，还是参与项目，都得到了不断增加。近20年来更是大幅提升，到1996年第26届奥运会，女性参与项目达21个大项，108个小项，已占奥运项目（26个大项271个小项）的半壁江山，参赛人数达3512人，占参赛选手总数（10318名）的34．04％；2000年第27届奥运会，在28个大项中，女性参加了26个大项，参赛人数达4069名，占10651名参赛运动员的38．2％；2008年第29届奥运会，女子参赛大项达到27项，小项达127项，其中，小项达奥运会小项总数（302个小项）的42．1％。2012年第30届奥运会上，女性参与了所有大项的比赛，在302个小项当中，女性参与项目（含男女混合）更是达到了140项，在10500名运动员中，女子运动员达4650名，占44％。男、女运动员奥运参与在人数和项目比例的接近，是否说明了女性奥运参与取得了与男性平等权利？就女性奥运会参与人数和参与项目而言，女性显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从事实本身来看，女性参与奥运会的确获得了机会上的平等。从性别差异视之，女性奥运参与如果过于强调参赛人数和项目的多少，追求符号意义上的“性别平等”，势必会忽略女性体育和性别本身，而简单地与男性体育“划等号”。
2性别差异下的“平等”悖论
2．1女性参与奥运会的形式平等女性参与奥运会，是女性对自身体育权利的追求，也是女性主义运动在体育领域胜利的体现。尽管女性取得了参与奥运会的权利和机会，但对于女性参与奥运会，仍有着诸多反对的声音。他们更多的是从性别差异角度出发，提出了自身对女性奥运竞技体育参与的保留甚至反对意见。尽管女性参与奥运会成为事实，但顾拜旦始终反对女性参与，他坚持认为“女人的荣耀来自她生孩子的数量和质量，在体育方面，她最大的贡献是鼓励她的儿子创出佳绩，而不是自己去破纪录［2］。”不仅顾拜旦反对，在他之后的第3、第4和第5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均对女性参与奥运会和体育运动持保留和反对意见。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遵循着“更快、更高、更强”的精神，追求对自我的超越。女性进入奥运会，显然也需遵循着这一精神，女性参与奥运会竞技体育，更多的是“以男子项目为依据，要求准入男子项目，实现女性平等化。在潜意识里女性把男性作为自己的潜在对手，把男性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然而，女性忽略了自己内心的真正需求，无视自身的身心和谐，抹杀了自己的个性发展。”这种无视性别差异的女性参与，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女性参与的部分奥运项目趋于男性化。1949年，第5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在看到肌肉发达的女子铅球运动员后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女子运动员可以参加适合她们的运动项目，如游泳、网球和击剑等，但绝不是铅球。”女性虽然捍卫了自身参与奥运会的权利，并在参赛人数和项数上逐届递增，但在部分项目中女性越来越趋同于男性。“更快、更高、更强”带来的是男女性别的模糊，特别是在现代兴奋剂的“推波助澜”下，女性运动员性别更加异化。尤其在奥运会力量型竞技项目，如投掷、举重等，女性运动员服用类固醇后男性化特征突出。欧洲女子铅球冠军获得者海蒂•克蕾格因过量服用类固醇而导致性别异化，最终不得不进行变性手术，但药物对身体的危害却不可逆转。诸如此类追求竞技体育成绩，而不顾性别差异特征，以至于通过服用违禁药物来达到竞技目的，在女性竞技项目中绝非少数。这不能不引人深思，女性参与奥运会体育竞技，究竟是追求性别差异下的“平等”，还是“性别异化”？这种不顾性别差异的女性奥运会参与，片面追求性别上的绝对“平等”，只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
2．2女性参加奥运会的现实不平等时至今日，女性奥运会和竞技体育参与已成为无可争辩的社会事实。这本身是一大进步，但女性奥运会参与人数和项目的增加，并非意味着男女性别的平等。萨马兰奇先生曾指出：“妇女在体育运动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不意味着在奥林匹克运动中女子同男子已经平等。事实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在现实中，女性的奥运会参与还存在着诸多的不平等。从整体上看，女性参与奥运会，无论是人数，还是项目，都与男性接近，甚至相当，但在奥运会中对女性运动员的“性别歧视”仍然存在。就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日本足球队和澳大利亚篮球队都为他们的男运动员订了公务舱，而女运动员则只能坐经济舱。要知道，这个决定和队伍的水平、成绩并没有任何关系，澳大利亚女篮在过去3届奥运会上都获得了银牌，但男篮从来没有获得过1枚奖牌。”再者，沙特首位奥运女选手阿里•萨拉杰•阿布杜拉辛虽然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但回国却遭到了同胞的辱骂，被称“”。被媒体称之为“女性的奥运”的伦敦奥运会，首次实现了所有国家代表队都有女性运动员参赛。沙特、卡塔尔和文莱均首次派出了女性运动员，但这一突破并非是女性参加奥运会现实平等的真实写照，更多是国际奥委会与参赛国之间勉强的妥协。在一定程度上，“运动是男性文化自我实现的形式之一。作为一个封闭的系统，它将男性捆绑在一起，同时，把女性排斥在外。”西方体育社会学创始人埃里克•邓宁也曾指出：“体育在传统上是男性的一块领地，也是保证父权制发挥其功能的一个重要场域。”现代奥运会自复兴之初，诸多项目就是根据男性特征定义的，遵循着“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精神。特别是速度、力量型竞技项目男性气质十分明显。然则，女性的“闯入”打破了男性垄断奥运会的传统。女性参与奥运会竞技项目，大多沿袭了“男性适用”的法则，以及“自我超越”的竞技逻辑，选择了“削足适履”的方式，直接参与男性适用的竞技体育项目。诚然，诸多女性运动员参加奥运体育竞技是成功的，但从她们身上体现出了男性气质。女性运动员的男性化，并非仅仅是奥运竞技的社会建构，更多的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改变。对于这种以牺牲“性别差异”追求奥运参与“平等”的做法，是否就真的实现了“男女平等”？对此，美国社会学家杰•科克利（JayJ．Coakley）指出，“在完全喜欢控制和支配的男性价值和经验所塑造的体育活动和组织中，真正的性别平等永远不可能实现”［7］。这一观点虽有些悲观，但却提醒着我们，在体育领域的“性别平等”并非是无视性别的差异，而追求绝对的“平等”。如果仅以女性参与人数和项目的多寡来衡量体育领域的“性别平等”，无疑是将“性别平等”这一复杂问题简单化了。随着现代奥运会女性参与人数与项目的逐届增加，使得人们误以为体育领域的“性别平等”已实现，从而导致对“性别差异”以及现实不平等的忽视。这种不考虑性别差异的平等，并不能掩盖女性参加奥运会现实的不平等。
3性别差异下的“平等”实质
3．1机会平等并不等于性别平等如果仅以女性参与奥运会人数和项目的多少来衡量当今女性体育取得的成就，显然成绩斐然。今天的奥运赛场上，女性撑起了“半边天”。奥运“她”时代的来临，更加突显了女性在奥运会中的重要地位。女性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奥运参与机会，但机会平等是否就等于性别平等呢？女性参与奥运会机会的平等，是女性为获取与男性平等参与奥运会权利不懈努力和抗争的结果。但是，“男女的平权以忽视男女的性别差异为前提，导致的结果是女性的男性化趋向［15］”，这在女性竞技体育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尤为明显。美国当代著名酷儿理论家，女性主义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butler）明确指出：实现“主体化”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服从”的过程。女性参与奥运会，追求与男性平等的权利，看似是实现女性奥运会参与的“主体化”，实则是使自身“服从”男性主导的竞技体育项目。女性运动员虽然获得了与男性运动员同等权利以及同等对待，但却失去了女性气质（feminine），甚至失去了女性的生理体征。从这一点来看，女性参与奥运会机会的平等，在某种意义上是以牺牲“性别差异”为代价的“平等”诉求。从人格意义上讲，男女两性生而平等，但在生物学意义和社会建构意义上，男女两性差异迥然。显然，奥运会竞技体育中由男性定义和主导的竞技体育，对于女性未必适用。如果无视性别差异，简单地将女性嵌入到男性主导的竞技体育中，对女性而言，并不公平。我们知道，女性主义运动助推了女性的奥运参与，以及体育运动领域的男女平等。早期女性主义运动强调男女两性权利的平等，这在现代奥运会发展初期帮助女性争取奥运会参与权利，进入奥运会比赛场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随着女性奥运参与权利的获得，女性参与奥运会的项目由点及面，逐步扩展，相应地参与人数也呈递增态势，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女性性别诉求开始由“两性平等”向“两性平权”演进。女性奥运会参与也不仅局限于参与的权利，要求扩大项目参与权，向更多男性体育项目渗透，追求竞技运动项目参与的男女平权。这种不顾性别差异，过于追求男女奥运参与的平权使得女性男性化趋势更加明显，其结果自然是女性性别的异化。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体育运动领域的性别平等问题，国际奥委会仍然停留在女性参与奥运会人数和项目多寡的评判标准上。在前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的推动下，2012年伦敦奥运会，实现了所有参赛国均有女运动员参赛，并在奥运会中首次增设女子拳击项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罗格先生明确表示，“在我看来男运动员和女运动员没有什么区别，这是男女平等观念的体现。既然男运动员可以在奥运舞台上进行拳击比赛，女运动员为什么不可以呢？”仔细思考，不难发现，男性可以，女性亦可以，这一认知仍然无视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依然遵循着“男女平权”的思想逻辑。虽然，2012年伦敦奥运会所表现出来的性别平等被称为奥运历史之最，但在国际妇女与体育工作组特别顾问凯特（KateLaine）看来，“性别不平等的影子依然尾随着奥林匹克运动。……一旦掌声平静下来，人潮退去，我们就该继续努力在下一个4年争取到更大程度的‘平等’［8］。”对于女性奥运参与的未来走向，我们更应思考女性体育需要怎样的“平等”？是参与人数和项目的持续增长的“平等”，还是性别差异下的“平等”？唯有明确回答这一问题，才能找到平等的意义所在。
3．2人格平等才是女性参与奥运会平等实质所在女性争取奥运会参与的平等权利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其中，女性主义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经过女性主义运动的抗争和女性自身不懈的努力，女性虽然获得了奥运会参与权利和机会平等，但还存在形式平等，以及现实不平等等问题。不可置否，女性主义运动助推了女性参与奥运会的平等诉求。女性主义运动三次浪潮的诉求，经历了最初的“两性平等”，20世纪60～70年代的“两性平权”。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3波女性主义运动的到来，提出了“两性同格”。如果说平权是忽视性别差异，导致性别趋同的话，那么，“两性同格”则更加注重性别差异，强调人格平等。这给我们思考性别差异条件下女性参与奥运会的平等问题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强调性别差异，不应忽视男女之间的差异，将“平等”简化为“相同”，满足于形式上的平等；追求性别差异下的平等，需要承认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并在充分考虑女性气质的基础上，赋予女性更多的选择自由。具体到女性奥运会参与以及体育运动领域，无论是参与项目，还是项目选择，均需充分考虑性别差异，而非简单地认为“男运动员可以，女运动员也可以”。奥运会中“更快、更高、更强”男性适用标准，对女性未必适用。女性体育或许更应建立起“更美”的女性适用标准，以促使女性体育向女性身体特质回归。黑格尔指出：“人格一般包含着权利，并且构成抽象的从而是形成的法的概念［6］。”人格平等既是对性别差异的超越，也是对性别差异的尊重。一个多世纪以来，女性参与奥运会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奥运会中女性参与人数和项目的增加，似乎也预示着体育领域男女平等已经实现。然而，“奥运会所追求的男女平等不能仅以女子项目的增加为标准，性别公正是逻辑起点［13］。”女性参与奥运会的“平等”诉求，也不仅是参与权利和机会的平等。其实，作为社会存在的人，唯有人格平等，才是女性参与奥运会平等的实质所在。
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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