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3-0122-04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少数民族智慧的结晶，在其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关于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民族学、教育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渗透与交叉性的研究居多。笔者检索了“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3个主要数据库2005—2013年的相关文献，其中，以篇名“少数民族非遗”共检索出文献135篇，分别在“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出120篇，在“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检索出12篇，在“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检索出3篇。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梳理和分析，本文围绕在研究中理论界比较关注的几个问题进行综述和简要评析，力图呈现理论界对该命题的研究状况及研究特点。
一、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概念界定
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概念，对其进行界定的学者不多。韩小兵将目前有关“少数民族非遗”的几种主要学理解释归纳概括为以下三类：一是“综合文化体系”说，主要指产生并流传于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的，与各少数民族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传的综合性文化体系；二是“表现手法特征”说，特指由少数民族创造的，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法，依靠特定民族、特定人的展示而存在的“活”的遗产；三是“公约定义套用”说，是“非遗”的下位概念，是指被各少数民族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1]。
上述三种说法中，“公约定义套用”说较为常用，即少数民族非遗是非遗的分支，在内涵与范围两方面与非遗的内在意蕴相同，而在其特征等方面更注重表现少数民族的特色与风格，是借助特定物质载体和表现形式所表现的该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信息利益。
二、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特征与价值
（一）少数民族非遗的特征研究
对于少数民族非遗的总体特征，覃志鹏指出，少数民族非遗在文化变迁与传承中显露自己特有的时代特征，具有现实生活性、民间地域性、以人为主要载体、生态性与濒危性等特征，这些特征要素互相关联，有机地存活于民族群体之中，体现了丰富久远的文化蕴涵[2]。韩小兵指出，少数民族非遗具有活态遗产性、民间传承性、环境依存性、口传身授性等非遗的一般特征，同时具有源生主体归属上的特殊性，即归属于相应的少数民族，而且与汉族非遗存在表象与特质差异，即在表现形态上更具有多样性，普遍具有异于主流文化的构成要素，具有更强的濒危性[3]。还有很多学者针对特定地域的少数民族非遗特征进行了研究，除具有共性以外，大多具有独特的地域特征。
（二）少数民族非遗的价值研究
对于少数民族非遗的价值，张世均从总体上指出，少数民族非遗在为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建立和谐社会、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价值；在丰富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容、体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多样性与民族的审美、艺术价值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在科学认识与研究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科学价值；在民族旅游资源利用和旅游产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价值[4]。郭剑英，余晓萍从地域的角度指出，四川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非遗的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主要有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旅游价值[5]。
三、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与传承
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综合来看，主要集中于保护现状和保护措施两方面的研究。
（一）保护现状研究
近几年来，我国政府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非遗方面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面临一些困境。汪立珍认为，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末，我国少数民族非遗挖掘保护工作隐藏着不足与缺憾：一是挖掘保护工作没有一个系统持续的计划，断裂现象十分严重；二是挖掘保护的方法、手段单一 [6]。乌丙安指出，相对说来偏重于文化表现形式类遗产的保护，对民间传统的文化空间类遗产的有效保护有所忽略[7]。陈莉指出，虽然我们已开始着手对少数民族非遗进行保护，但还是有许多被改造成文化消费品，失去文化遗产的内在精神，进而在保护中走向消亡[8]。覃志鹏指出，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实践存在着许多问题：保护意识淡薄；不但保护主体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而且不时出现单纯的保护文化碎片现象；竞争力在比较中呈现不断弱化的趋势；相关法制建设相对滞后[2]。
（二）保护措施研究
关于少数民族非遗保护措施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五个研究视角：
一是从总体上提出保护举措。祁庆富指出，存续“活态传承”是衡量非遗保护方式合理性的基本准则[9]。乌丙安认为，民俗文化空间是非遗保护的重中之重[7]。覃志鹏提出了树立保护意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逐步实现产业化等重要举措[2]。罗正副提出了对无文字民族非遗保护的思路和方案[10]。赵艳喜提出了非遗的整体性保护理念，即涵盖非遗本体、相关环境和人这三项要素，从历时性和共时性（时间向度和空间维度）对非遗进行的综合、立体、系统性保护[11]。张晓萍、李鑫基于文化空间理论的视角提出，传承与发展非遗的有效途径是符合时代特征的“动态保护”[12]。吴兴帜从文化生态区的理念出发，探寻了非遗保护与传承的道路，为非物质文化能够继续活态的、原真性的存续提供一种方法论视角[13]。韩成艳认为，非遗的保护必须落实在特定社区[14]。
二是从立法方面提出保护举措。祁庆富指出，立法是抢救与保护口头与非遗的根本措施[9]。黎明认为只有通过法律手段调整涉及少数民族非遗的社会关系，依法确立与制定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正确方向和措施，才能真正地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15]。王培新指出，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法律保护应遵循拯救第一、分层次保护的原则[16]。高燕对少数民族非遗的自治立法进行了研究，指出自治立法应当坚持传统文化保护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平衡的立法价值取向，注重动态保护与静态保护的结合，根据自治层级和民族地区实际，科学合理选择立法模式，并加强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协调、衔接[17]。周超指出，社区参与是非遗国际法保护的基本理念。还有一些学者针对特定地域少数民族非遗的法律保护提出了一些思路[18]。
三是从保护主体的视角提出针对传承人的保护举措。如今，依靠传承人进行非遗保护，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尹凌、余风指出，非遗传承人是完成非遗保护这一使命的重要文化因子，并针对目前传承人保护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从保护传承人到培养继承人这一创新思路[19]。郑土有指出，在非遗保护过程中，在对核心传承人进行重点保护的同时，还应该重视“群体”传承人的培养，而“群体”传承人培养的核心是儿童，在这方面日本的做法值得借鉴[20]。郎玉屏指出，传承人是少数民族非遗有效传承的首要因素，要增强少数民族青少年民族认同，使其愿意并欣然传承本民族的文化[21]。陈静梅、文永辉基于贵州的田野调查，提出了传承人的分类保护举措[22]。
四是从教育传承视角提出保护举措。汪立珍认为，把少数民族非遗纳入教育体系是保护、开发、传承少数民族非遗的重要手段与途径，并从教育思想、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等方面提出要特别注意的问题[6]。吴正彪指出，少数民族非遗要得到科学的传承与保护，民、汉双语教育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23]。普丽春也指出，学校教育是少数民族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并提出了一些具体观点[24]。张丽萍认为，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参与非遗教育传承，既是非遗传承的需要，也是高校职能体现的需要，并提出了几条高校加强教育传承的具体措施[25]。
五是从其他角度提出保护举措。一是数字化保护举措。蔡群，任荣喜、邱望标认为，采用数字化多媒体技术，如通过对文化遗产相关的文字、图像、声音、视频及三维数据信息进行数字化保存、组织和存储来实现对遗产的保护，可以实现对贵州非遗的快速有效地保护[26]。二是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保护举措。叶建芳认为，保护民族地区非遗是民族博物馆的主要职责与功能，应通过各种方式抢救、保护、创新和发展民族非遗[27]。李树林提出，民族地区图书馆应责无旁贷承担起保护非遗的使命，发挥自身优势，应用现代科技手段，普查采集、保存利用、传播展示非遗，实现人类民族文化遗产资源的共享。胡芸、顾永贵就如何做好民族民间非遗档案管理工作进行了讨论[28]。
四、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开发利用
少数民族非遗的开发利用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话题。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
（一）总体思路研究
陈廷亮认为，对少数民族的非遗资源的开发利用，只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十六字方针，适度合理进行开发利用，不但能使少数民族非遗产生经济效益，而且对其本身的活态保护与传承也大有裨益。并选择湘西、湖北少数民族非遗为例，强调指出，少数民族非遗的产业开发没有也不能是一个统一的模式，应该根据不同类别的非遗制定不同的开发模式[29]。
（二）旅游开发研究
对于旅游开发与非遗保护的关系研究，很多人认为旅游开发破坏了少数民族“非遗”的生态环境，也有人认为适度的旅游开发可以促进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肖曾艳认为，旅游开发可以促进遗产保护，遗产保护好后反过来可以提升旅游开发层次，从而形成旅游开发和遗产保护的良性互动[30]。周丽洁指出，非遗的保护已不再是静态的抢救与整理，并以湘西地区为个案说明以旅游为媒介，在尊重旅游者、旅游目的地民族成员意愿的原则下，文化重构是保护非遗行之有效的路径[31]。陈炜、杨曼华在剖析旅游开发与非遗保护关系的基础上，结合当前西部地区非遗旅游开发的实践，指出对非遗旅游开发进行适宜性评价是应时之需，符合各利益相关体的需要[32]。
对于非遗的旅游开发应采取保护性开发模式，这一点学者们都达成了共识。张博、程圩指出，实现文化旅游视野下的非遗的保护与开发，必须了解非遗的特性，并基于其特征分析，提出了非遗的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33]。黄继元指出，云南非遗旅游开发中存在过度开发、碎片式开发、孤立式开发等一系列问，必须采取“完善建立管理机制和政策法规监督体系”、“加强理论研究和科学规划”、“重视人这一核心载体的保护和提高”等一系列对策[34]。王汝辉以四川省理县桃坪羌寨为例，对非遗在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的特殊性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可持续利用的对策[35]。韩富贵在研究非遗保护传承和旅游资源开发的契合点基础上，探索性地提出了基于旅游资源开发的非遗生产性保护模式，即“专题展演”模式、“沿途文化生态保护区”模式、“主题公园”模式、“旅游纪念品开发生产”模式[36]。
（三）其他开发利用途径研究
在非遗其他开发利用途径的研究中，李昕认为，西部地区丰富的非遗是文化产业发展重要的文化资本，探索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途径是极其重要[37]。王松华认为，在少数民族非遗保护利用过程中，通过产业化的手段寻求非遗在新的环境下传承与传播的市场空间，并借市场化的机会扩大规模与集聚资金，实现非遗存续与发展的良性循环[38]。谭志国以土家族为个案，针对非遗本身所具有的可位移性和可展示性的先决条件，提出了会展项目保护与开发这一新模式[39]。
五、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个案研究
近年来，也有很多学者分别选择一些个案进行了研究，一类集中在具体某个少数民族的非遗研究，一类集中在具体某一类型非遗的研究。在第一类研究中，学者们主要结合各个民族自身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非遗特点、类型进行研究，并在探讨其保护现状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保护对策。在第二类研究中，主要采用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动态分析路径，将非遗进行民间工艺、民间美术、民间舞蹈、民间音乐、文化空间、民间文学等门类划分，选择其中的某一项具体个案，结合相关的田野调查，探讨该项非遗传承保护的现状、影响因素及变迁原因，并提出一些具体的保护和发展举措。
六、研究述评
从以上研究综述可以看出，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研究已经成为学界们关注的热门问题之一，而且其研究现状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从观点上来看，少数民族非遗是非遗的分支，在内涵与范围两方面与非遗的内在意蕴相同，但更注重表现少数民族的特色与风格。不论是哪一类少数民族非遗，都是有着生命力的活态文化，其保护不是要把它封闭在一个既往的历史时空点上，也并非是一种书斋里的历史研究或者仅仅给博物馆提供某种展品，而是文化建设系统工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要在既不改变其按内在规律自然衍变的生长过程，又不影响其未来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尽可能寻找开发式保护途径，而且要逐步构建起完善的保护体系。
2.从研究方法来看，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是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并存。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是一个理论和实践意义都很强的论题，大多数学者能充分契合这一特点，既能广泛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和旅游学的相关理论开展研究，而且非常注重田野调查，并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指导。
3.从研究对象来看，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既有从宏观视角，以整个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为研究对象；也有从微观视角选择具体某一个少数民族或是某一具体类型的少数民族非遗进行个案研究。
总之，目前我国关于少数民族非遗保护与开发的理论研究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与实践工作相比，相对概念化和程式化的研究还显得有些滞后，真正有创见的、富有开拓性的研究成果甚少。今后，我们应该密切关注实践，通过跨学科的互动与对话，拓宽视野，努力提炼出富有创新性的理论和方法，使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研究走向纵深发展。
参考文献：
[1] 韩小兵.少数民族非遗概念界定及其法律意义[J].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10，（4）.
[2] 覃志鹏.论少数民族非遗保护[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3）.
[3] 韩小兵.中国少数民族非遗法律保护基本问题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0.
[4] 张世均.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价值[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7）.
[5] 郭剑英，余晓萍.非遗价值评价——以四川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为例[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4）.
[6] 汪立珍.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与教育[J].民族教育研究，2005，（6）.
[7] 乌丙安.民俗文化空间：中国非遗保护的重中之重[J].民间文化论坛，2007，（1）.
[8] 陈莉.非遗的保护与开发利用[J].贵州民族研究，2007，（2）.
[9] 祁庆富.存续“活态传承”是衡量非遗保护方式合理性的基本准则[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10）.
[10] 罗正副.文化传承视域下的无文字民族非遗保护省思[J].贵州社会科学，2008，（2）.
[11] 赵艳喜.论非遗的整体性保护理念[J].贵州民族研究，2009，（6）.
[12] 张晓萍，李鑫.基于文化空间理论的非遗保护与旅游化生存实践[J].学术探索，2010，（6）.
[13] 吴兴帜.文化生态区与非遗保护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11，（4）.
[14] 韩成艳.非遗作为公共文化的保护——基于对湖北长阳县域实践的考察[J].思想战线，2011，（3）.
[15] 黎明.论我国少数民族非遗保护的法源问题[J].民族研究，2007，（3）.
[16] 王培新.我国少数民族非遗法律保护原则[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3）.
[17] 高燕.少数民族非遗保护的自治立法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7）.
[18] 周超.社区参与：非遗国际法保护的基本理念[J].河南社会科学，2011，（2）.
[19] 尹凌，余风.从传承人到继承人：非遗保护的创新思维[J].江西社会科学，2008，（12）.
[20] 郑土有.非遗保护中的“儿童意识”——从日本民俗活动中得到的启示[J].江西社会科学，2008，（9）.
[21] 郎玉屏.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非遗传承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10）.
[22] 陈静梅，文永辉.轮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的分类保护——基于贵州的田野调查[J].广西民族研究，2012，（4）.
[23] 吴正彪.论双语教育在传承与保护少数民族非遗中的重要作用[J].民族教育研究，2010，（2）.
[24] 普丽春.论学校传承少数民族非遗的教育[J].当代教育与文化，2010，（1）.
[25] 张丽萍.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教育传承非遗分析[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2，（1）.
[26] 蔡群，任荣喜，邱望标.贵州少数民族非遗的数字化保护方法研究[J].贵州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4）.
[27] 叶建芳.民族博物馆与民族非遗保护——以广西民族博物馆为例[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2）.
[28] 胡芸，顾永贵.如何做好民族民间非遗档案管理工作[J].中国档案，2008，（5）.
[29] 陈廷亮.湘西少数民族非遗开发利用的可行性与基本模式分析[J].民族论坛，2009，（10）.
[30] 肖曾艳.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的阶段性互动分析——以湖南虎形山花瑶乡的非遗为例[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8，（2）.
[31] 周丽洁.非遗与文化重构——以发展旅游背景下的湘西地区为例[J].求索，2010，（4）.
[32] 陈炜，杨曼华.论西部地区非遗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的必要性与可行性[J].社会科学家，2011，（2）.
[33] 张博，程圩.文化旅游视野下的非遗保护[J].人文地理 2008，（1）.
[34] 黄继元.云南省非遗旅游开发研究[J].旅游研究（季刊），2009，（4）.
[35] 王汝辉.非遗在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的特殊性研究——以四川理县桃坪羌寨为例[J].贵州社会科学，2010，（11）.
[36] 韩富贵.基于旅游资源开发的非遗生产性保护模式研究[J].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1，（1）.
[37] 李昕.非遗：文化产业发展重要的文化资本[J].广西民族研究，2008，（3）.
[38] 王松华.产业化视角下的非遗保护[J].同济大学学报，2008，（1）.
[39] 谭志国.土家族非遗会展活态保护新模式探析[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
[40] 马宁.羌族非遗的现状及保护对策——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为例[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Research review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DENG Xiao-yan1，2
（1 South-Central Nationaliy University ，Wuhan 430074，China；2 Hubei Economy college，Wuhan 430205，China）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活在社会中的传统文化，是广大民众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在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产生的，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更紧密地融入生产、融入生活，才能获得持久的生机和活力。根据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文化部提出了“生产性保护”的方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目前，这一保护方式主要是在传统技艺、传统美术和传统医药药物炮制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实施。在有效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既增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生命力和活力，也能让当地的传承人和群众获得收益，提高他们的传承积极性，培养更多的后继人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奠定持久、深厚的基础，同时也为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文化消费，扩大就业，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出了贡献。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是当前文化建设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全社会、全民族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责任意识的重要体现。为了树立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典型，引导探索总结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具体做法和有益经验，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2011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精神，文化部开展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建设工作。截至2011年3月底，各地共推荐了338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企业或单位。
在各地推荐的基础上，文化部制定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评审原则和标准，主要有：
(一)推荐单位或企业直接开展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生产性保护活动；
(二)在生产性保护活动中坚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完整性以及核心技艺的保护和传承；
(三)在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记录、保存、保护、展示、宣传、教育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并且传承有序，涌现出一批后继人才，五年保护计划切实可行，在本省(区、市)及周边地区享有较高的社会声誉；
(四)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活动，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提高了传承人的地位和收入，扩大了就业岗位，为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
(五)在同等条件下，有部级代表性传承人的项目优先考虑，部级代表性传承人所在的单位或企业优先考虑；
(六)重点关注传统美术、传统技艺类项目；
(七)从严掌握标准，坚持公平、公正，不搞地区平衡。
根据以上原则与标准，经过专家初评、逐项实地考察、评审委员会审议、公示等程序，文化部于2011年10月31日命名公布了北京市珐琅厂有限责任公司等41家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2012年2月，文化部将制定印发《文化部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概念、意义、原则、措施、工作机制等提出明确要求，为科学开展生产性保护工作提供指导。
[关键词]文化馆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一、文化馆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现状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和游艺;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客观认识历史、开展文化创新、保护文化多样性等有重要意义。但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以及人民意识形态和观念的转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正受到威胁，大批有历史、文化、艺术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遭受破坏，甚至濒临灭绝，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刻不容缓。
（二）文化馆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主要内容
文化馆主要围绕国家提出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工作方针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1、普查与申报。普查摸底是开展非遗保护的基础性工作，主要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进行调查，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并建立完善的档案和数据库。在此基础上，通过整理、撰写资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传承人进行申遗。
2、抢救与保护。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研究员刘锡诚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归根到底，是对传承制度、传承环境和传承人的保护”②。对于濒临失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开展抢救性保护工作。通过开展科学记录、鼓励传承人带徒传艺、举办非遗文化表演、展览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
3、传承与发展。文化馆主要采取开展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举办各类活动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研究等手段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作。在尊重非遗文化的自然发展规律的前提下，科学合理有效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文化馆在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一）保护意识不强
当前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人绝大多数是老一辈观念保守的老人，他们对政府对非遗文化保护政策不了解，对非遗文化保护缺乏深刻认识，思想上顾虑重重，难以将技艺发扬光大。另外，人们普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淡薄，忽视对非遗文化管理和传承的现象严重，使得文化馆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困难重重。
（二）专业人员缺乏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非常复杂繁琐，加上非遗文化自身的复杂性和脆弱性，容易受到人为损坏，挖掘、收集、建档、开发保护等工作均需由专门机构和专业人员完成。虽然很多地方已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但专业人员非常少。如河源市多个县区设立了非遗保护中心，但均仅有一名编制，非遗保护工作主要依靠文化馆临时负责保护和实施工作，且多数文化馆业务干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半路出家，缺少专业的知识和专业水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
（三）缺乏经费支持
由于历史原因，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分布在农村地区，对它们的普查、建档、保护、传承以及研究、开发都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经费欠缺严重制约了普查和保护工作的开展。如河源市和平县由于非遗保护经费欠缺，自2007年至今只有21个非遗项目成功录用为市级非遗保护项目，其中猫头狮等2个项目录用为省级非遗保护项目。
（四）传承工作不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后继乏人，一些传统技艺面临灭绝。当前传承非物质文化的方式基本都是师傅传徒弟的形式，传承形式单一、范围狭窄。在不能获得国家足够投资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和项目传承人对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动力不足。③
三、文化馆如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发挥作用
（一）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非遗保护环境
1、运用新闻媒体和自媒体进行非遗宣传推广。运用报纸、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进行宣传，如2014年河源市和平县文化馆通过邀请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文明密码》栏目组拍摄《席床生日节》、《猫头狮》、《全牛宴》三个非遗专题节目，广泛推广了该县代表性非遗项目，凝聚了社会保护非遗共识。同时，充分利用自媒体，通过建立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站、公众微信、微博等普及非遗知识，提高群众保护非遗意识。
2、积极组织非遗展演、展览和交流学习活动。及时公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展览、积极举办和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表演赛、文博会等活动，向群众展现民间非遗的魅力，营造良好的文化遗产保护氛围。
3、在开展挖掘、普查工作中进行非遗保护宣讲。在开展挖掘、摸底普查工作的同时开展非遗文化保护意义和价值的宣讲活动，让传承人和广大群众形成保护意识。
（二）加强队伍建设，强化非遗保护工作基础
1、建立保护机构，配置专业人员。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争取地方党委支持配置足够专业人员，形成责任明确、运转协调的工作机制。
2、加强业务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素质和能力。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和工作能力，有力推动保护工作的开展。
（三）加大经费投入，确保保护工作顺利开展
1、加大资金投入。积极争取政府和上级单位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投入，建议和争取政府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2、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金。多渠道筹集资金，争取政府支持，通过政策引导等措施，鼓励个人、企业和社会团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资助。
（四）建立传承机制，形成规范非遗传承体系
1、积极申报非遗项目和传承人。认真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普查和建档工作，全和完善非遗项目传承人的管理工作，积极申报国家、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和传承人，确保各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薪火相传。
2、组织帮助培养传承人。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校园，把具有民间特色的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编入相关教材，邀请传承人到学校开展教学活动，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学校教育是全民参与保护的最有效方式之一。④另外，鼓励和支持传承人通过开展培训班或兴趣班等形式带徒讲习、传授技艺，举办各类展览、演出活动为他们提供展演平台。为避免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断层，建立一支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专业队伍，使濒临灭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至于消亡，为传承起过渡作用。
3、完善传承人激励机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根据需要，要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提供必要的传承场所和经费。每年可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突出贡献的传承人给予适当奖励。另外，我们可借鉴国外的做法，对具有重要价值的无形文化遗产的传承者或保持团体授予“人间国宝”荣誉称号并确定其责任和义务，获得认证后，可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力保护和财政支持。⑤
（五）合理开发利用，促非遗文化可持续发展
1、发展“绿色产业”。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开发其潜能，发展“绿色”旅游产业。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包装成体验性、参与性和观赏性的旅游项目，如河源地区可将客家山歌表演、特定节日的民俗表演等穿插在旅游景点中。
2、向知识产权转化。通过对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入研究，编辑成册，出版书籍。对历史文化意义重大、代表性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戏剧、电影等拍摄，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成知识产权。
结语
我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国，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弱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任重道远。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是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我们必须攻坚克难，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保护和传承好非物质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条;
[2]张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论文摘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2009（12）;
[3]王天祥，刘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和困境.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 4）：P13;
[4]春潮.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吉林体育学院报，2010（6）：P139;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文化财富，是连接民族情感的纽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增强国家的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与我们的精神家园、民族记忆保护有关，还与我们延续至今的生产生活实践密切相关。因此，本文拟结合《公约》，对《非遗法》的相关内容进行简要介评，以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所助益。
一、法律性质与立法目的
《非遗法》首次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法律地位，规定了政府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一保护人的角色和职责，为政府、社会和遗产持有者积极、稳妥、科学有效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有助于提高全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其根本目的在于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国实践中的保护主体主要包括政府机构和非遗保护单位。根据《非遗法》第七条规定，政府机构主要包括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政府其他有关部门。
二、《公约》概念的本土化
《公约》第二条将“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Cultural Heritage)定义为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以下方面：①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②表演艺术；③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④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⑤传统手工艺。
由于《公约》所界定的非遗概念是西方语境下的产物，而且面对各成员国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公约》在成员国的适用势必有一个本土化过程。我国《非遗法》对非遗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规定，就是结合我国国情和汉语语境进行的本土化界定：本法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①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②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③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④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⑤传统体育和游艺；⑥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比《公约》的规定，我国《非遗法》定义的内涵更概括，外延结合我国国情更为具体明确。
三、非遗的分类保护
《公约》第二条第(三)款规定的“保护”使用英文“Safeguarding”而非"protection”，并将其界定为“指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各种措施，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preservation)、保护(proteefion)、宣传、弘扬、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这表明，“Safeguarding”实质上是指包括上述九项内容的一套相互关联的整体系统的卫护工作，其目的在于确保非遗生命力。其中"protee，tion”，仅是整个非遗护卫工作的一项内容或一个环节。
为充分利用非遗中的积极因素，避免消极影响，适应我国非遗工作的实际需要，我国对非遗采取了分类保护的措施。根据《非遗法》第三条规定，我国对所有的非遗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护；对其他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遗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可见，我国对不同非遗分类采取保存或保护措施。对比《公约》的规定，我国《非遗法》将“保护”进行了狭义界定，即“传承、传播”等行为。
四、三大制度的建立
三大制度，即调查制度、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和传承、传播制度，是根据我国非遗保护实践而建立的。调查制度的设立主要是为了摸清家底。了解我国现存的非遗种类、数量、分布、留存传承、生存环境等，以便有效保存和保护。早在2005年文化部就组织开展了第一次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普查结果显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总量近87万项。此外，调查中也发现我国大量文化资源流往国外，不少境外人士常深入大山深处的民族村寨收购民族服饰、工艺品甚至火镰等生活用具。流往国外的文化资源不仅仅是实物，有的外国人收录歌曲、舞蹈等民间艺术，制成光盘出版，作为自己的研究成果。为此，我国在立法中对境外组织或个人来华的调查进行了规范，要求境外组织或个人在我国境内调查非遗，要报批并提交有关调查报告及资料复印件。
《公约》要求成员国应拟定国家一级的非遗清单，而我国非遗数量庞大，保护必须有所取舍。为此，《非遗法》建立了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旨在对进入名录的项目实施重点保护，以科学利用我国有限的行政、财力资源，推动我国非遗代表性项目的抢救、传承和传播。为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国务院先后于2006年、2008年公布了两批共1028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项目。根据《非遗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建立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将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大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入名录予以保护”。该规定表明进入部级代表性名录的项目要具备两个要件：一是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二是具有重大的历史、文学、艺术和科学价值。根据官方解释，前者要求该项目属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是符合时展方向、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先进文化，而不是那些落后的、不合时宜的文化现象。后者要求该项目对历史、文学、艺术、科学方面的研究、创作、欣赏等活动具有积极的作用，确有保护的必要。二者作为非遗项目列入部级代表性名录的必要条件，缺一不可。但两个要件中
都存在价值判断的问题，如第一个要件中对优秀和落后的价值判断，第二个要件中对重大、历史、文学、艺术、科学等方面的价值判断。而每个时代的价值判断标准都有所不同。因此，有学者认为判断非遗的价值时，采取何种价值观是至关重要的，而采用何种价值观又最终取决于以何种历史观作指导。根据《非遗法》第十九条，推荐列人部级非遗项目应提交以下材料：(一)项目介绍，包括项目的名称、历史、现状和价值；(二)传承情况介绍，包括传承范围、传承谱系、传承人的技艺水平、传承活动的社会影响；(三)保护要求，包括保护应当达到的目标和应当采取的措施、步骤、管理制度；(四)有助于说明项目的视听资料等材料。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物的区别在于其是一种“活态”文化，非遗保护是为了确保其生命力。为此，《非遗法》建立了传承、传播制度，旨在通过对列入代表性名录的项目进行传承和传播，以确保其可持续发展，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而非遗“保护”应更多体现在对那些作为传承载体的传承人的活态保护上，非遗代表性项目只有通过自然人的传承才得以不断延续和发展。因此，《非遗法》规定了传承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即代表性传承人制度。根据《非遗法》第二十九条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熟练掌握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三)积极开展传承活动。认定程序上则参照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评审的规定，并将所认定的代表性传承人名单予以公布。2007年至今，文化部先后认定并命名了三批共1488名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在文化部公布的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中，传统医药界共有29人人选，其中最高年龄91岁，最低年龄45岁，平均年龄约为70岁。这种高龄化现象在非遗其他领域也同样存在，这足以说明保护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紧迫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核心和根本目的就是要对今天依然掌握、表现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或形态的自然人进行有效保护，惟有传承人的传承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够延续和保持其鲜活和持久的生命力。
五、生产性保护
我国学界率先提出了“生产性方式保护”并在我国政府的非遗保护中予以认可与实践。作为一种保护措施，它由最初的传统技艺类延伸适用到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由一般的学理概念上升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政策理念，并在《非遗法》中得到认可。《非遗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优势，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所谓“生产性方式保护”，是指通过生产、流通、销售等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和产品，产生经济效益，并促进相关产业发展，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生产实践中得到积极保护，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其宗旨是以保护带动发展，以发展促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能够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流传下来，是因为其融入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并不断得到了改进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活态文化，只有通过生产性方式保护，产生经济效益，改善传承人的生存状况和传习条件，促进当地文化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才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持久的、有深厚基础的保护与传承。因此，生产性保护是当今传承发展非遗的重要方式。
实践中，开发利用非遗项目的多为老字号，为此，2007年商务部和文化部联合了《关于加强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商改发[2007]45号)，要求从发展民族商业、弘扬民族品牌、振兴民族经济、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和“软实力”的战略着眼，提高对老字号保护、传承和发展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针对老字号对传承人和传统技艺保护重视不够，珍贵的传统技艺和经营理念得不到有效传承等问题，要求进一步加强我国老字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工作。通知要求对掌握主要传统手工技艺的老字号代表性传承人进行认定，资助代表性传承人授徒传艺，并为其提供必要的传习活动场所，以及开展展示、研讨和宣传活动的条件。对于老字号所蕴含的传统技艺和经营理念，根据其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分别纳入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切实加以保护。这其中必然会涉及有关老字号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此外，对于部级名录的生产性保护，可能涉及多个相关政府部门，其保护措施需要进一步研究协调。如实践中，有些传统工艺产品涉及的商业秘密、商标保护即可以适用现有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定。就商标保护而言，商标保护的对象是基于非遗制造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而不是非遗本身。
六、非遗保护与知识产权的关系
尽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一直存在分歧意见，但鉴于实践中出现的如赫哲族民族乡政府诉歌曲《乌苏里船歌》创作者郭颂，中央电视台，安顺市文化局诉《千里走单骑》剧组等案例，《非遗法》对此作出了衔接性规定。《非遗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知识产权的，适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基于非遗本身的知识产权保护尚无定论，而且本法目的只是对非遗提供行政保护，因而不宜对知识产权这种民事权利作出具体规定。因此，该条规定实际上只是针对使用非遗可能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在法律适用方面的一个规定，并不涉及非遗本身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如部级非遗项目“内联升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本身的商标权难以成立，但使用这种技艺生产出来的布鞋产品则可以申请商标注册获得保护。又如，生产中药产品过程中的中药炮制技艺可以通过商业秘密进行保护。由此可见，前述非遗的生产性保护通常会涉及非遗使用而产生的知识产权问题，需要在非遗保护中予以注意。
参考文献：
(1)信春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属性要求进行行政法保护
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遗产属性要求
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般历经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无不刻上历史的遗迹，呈现出遗产的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具有新颖性、显著性、实用性等特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遗产属性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属性。而承担保存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家责任的管理部门即为国家行政机关，其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上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行政机关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需遵守相应的行政法规范，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遗产属性决定了行政法对其保护的要求。
2.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无形性的要求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首先是指人们的理念、情感、技能、才智、知识、以及生活状态，它本身具有无实体性或无形性，但是它可以通过人或物表达、体现和展示出来，成为人们能够感受、认识和共享的客观现象。其次是指表现形式或者类型，包括特定的语言、传统表演、技艺、仪式、习俗、岁时节令等，以及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器具、实物和文化空间。” 基于此，造就了因其而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所附载体的观念性、无具体实物性，也导致了对这类社会关系法律保护不能通过私法来完成，它需要公法的规范和调整。
3.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性的要求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数无法通过文字的方式进行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时代相传的文化现象，表现在时间上的纵向移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随着特定民族、群落、社区繁衍而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然而在传承过程中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直接经济利益性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境人不得不自动放弃其所掌握或控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任期流失和消亡。此时，国家就有责任阻止放任非物质文化遗产流失和消亡的行为，而实施这种阻止行为的具体责任部门是国家行政机关。为此，国家行政机关必须正确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有效地进行这种阻止行为，这样，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行政法的保护。
二、行政法保护能适应非物质文化遗产特有法律保护的要求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中必然要涉及到“人”，且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与“人”融为一体。法学理论告诉我们，人是法律关系主体，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实中，人又是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形成的法律关系的重要客体。“保护‘人’特别是保护好那些创造、拥有、传承、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生生的人，是我们做好保护工作的根本。”而此时，私法领域在对待这样的权利人时，就无能为力了。但行政法却能通过其特有的行政确认制度，将这些权利人确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加以特殊保护。行政法有的行政确认、行政许可、行政指导等具体行政法制度，就是运用国家行政权力，通过行政确认、行政许可等方式有效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拥有人、传承人。
三、行政法保护能弥补知识产权保护的局限
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与知识产权的客体并不完全对应
知识产权是概括知识产权各类客体的集合概念。知识产权的客体是指人们在科学、技术、文化等知识形态领域中所创造的精神产品，即知识产品。它可以具体地分为三类：一是创造性成果；二是经营性标记；三是经营性资信。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包括：口头传说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范围内的古代神话、传说、诗歌、寓言、故事等作品及民间戏剧、口技、舞蹈、杂技等艺术形式的表演作品与知识产权客体范围还是存在一些差异。对于一些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围的民俗活动、礼仪、节庆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则无法纳入知识产权的保护之下。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其包含许多基本的知识、经验和精神价值等形成的自成体系的标准不能满足知识产权法所要求的独创性、新颖性、创造性及显著性等条件，它虽然有时也关注特定文化创新的形式和风俗仪式等，但在更多时候却更关注不属于知识产权法保护的范畴的精神活动或创意本身。
2.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知识产权法所保护的利益在性质上有差异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发展和传承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不仅包括私人利益，更关系到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特定群体的利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者、传承者和表演者来说，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创新、传承和利用的过程中产生的利益关系主要不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而是处于市民社会中的平等主体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文化的象征，是一个民族或特定群体精神的体现。它的失传会使特定群体以至全社会都失去对这些民间文学艺术、节日、技能和知识的欣赏、传承和发展的机会，从而使社会文化多样性遭受了巨大的损害。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必定蕴涵着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特定群体的利益。知识产权法作为私法，它所保护的利益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私人利益，所调整的是知识产权的客体在利用、控制和支配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这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公、私两方面的利益在性质上是不同的。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新模式；创意性保护；文化创意产业
“非遗”是指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相对于有形遗产即可传承的物质遗产而言的概念。是指各族人民世代传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一环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好非物资文化遗产对我们的文化传承有重要作用。文化创意产业是以文化元素的创意与创新为基础，再经过现代技术的加工形成的创意与文化相结合的产品，从而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且较为有潜力的产业。
1 从抢救带生产：“非遗”保护的实践历程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口头和传统表现形式，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出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我国在2004年加入这个《公约》。该《公约》内容是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象不再只是历史文物与历史遗迹了，还增加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我国在2005年出台《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这使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的目标以及基准原则得到了明确，且使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制度逐渐形成，2006年，我国设立“文化遗产日”。这些措施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工作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
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经历了三种保护模式，分别是抢救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生产性保护。
1.1 抢救性保护
我国最主要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是抢救性保护。国家的财政投入会偏向那些濒临灭绝的项目，为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性得到保护，我国推行了文物保护的方式。经济全球化日渐发展，工业画、城市化的步伐也越来越快，这使得我国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消失的危机。在这个大背景下，我国实行了对“非遗”的抢救性保护措施。这几年，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力度逐渐加大，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名录体系，制订了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的认定制度，同时“非遗”博物馆也开始兴起。
1.2 整体性保护
说到最专业、最科学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那就不能不提整体性保护这一模式了。随着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越来越强，人们慢慢认识到“非遗”不存在于空中，而是在其本身发源起来的土地上，“非遗”一旦离开它自己的发源地和发展环境，那么想再对“非遗”进行保护就难上加难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整体性保护应运而生。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时候要遵循它自身的发展规律，把文化生态保护区作为载体，之前都是对“非遗”进行单独保护，现在还需要对它赖以生存的环境进行保护。经过这些年的实践证明，这种保护模式是非常科学并且有效的。
1.3 生产性保护
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的积极探索是生产性保护这一模式。在对生产性保护模式进行实践的过程中，整个工作的核心是保护“非遗”的真实性与传承性，在保证可以传承“非遗”的这个大前提下，借用流通、销售等渠道，把“非遗”包装成文化产品的形式进行保护。在传统技艺、传统美术等领域实施的都是生产性保护这一模式。国家文化部在2011年公布了41个部级的“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这对于展示我国对“非遗”的生产性保护的成果是非常有帮助的。
2 从遗产到资源：“非遗”开发的理论支点
我国一直在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到底采用什么样的保护模式比较好，结合人类的实践和对事物的认识不断地对其进行分析与探讨。就生产性保护这个概念而言，理论界仍然有一些人对“非遗”的开发与利用没有清楚的认识，不明白对“非遗”进行产业化开发的理论依据。所以就不得不提一下人文资源这一个概念了，所谓的人文资源就是指人类在经过文化创造之后留下来的、可以供人类继续发展的文化基础。人类从古代传下来的文化遗产，如果只是静态不动的或者是存在于博物馆中的，与人类没有联系、没有互动，就只能成为遗产，只有当这些遗产与现实生活挂钩，并且可以联系社会实际，这才能称之为资源。可以这么说，人文资源与文化遗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画等号，当它故步自封，不与外界联系时，就变成了过去社会的遗留物，就是所谓的文化遗产；当社会生活与之联系起来时，在具备了可以被文化产业开发利用的价值时，就转变成了资源，我们称之为“文化资源”。
从遗传转变为文化资源，这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开发得到了较为科学的理论根据。人们渐渐意识到“非遗资源”不只是有历史价值、审美价值等，还具备潜在的巨大经济价值。民间社会中早已开始了对“非遗”的开发与利用，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们赚取了钱财。并且，“非遗”具备一般资源所没有的优势，那就是“非遗”的不可复制性、唯一性以及稀缺性，它最大限度地体现了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的潜力是十分巨大的，因此地方在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时得到了极大的支持。
3 创意性保护：“非遗”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完美结合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别非常多，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十个类别：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戏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与利用，我国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各个地方基于对民俗与节日的开发，大力发展旅游业；二是对传统美术及传统技艺的保护。是否与当今的社会生活相联系，是区别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源的最好办法，然而仅限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开发与利用并不能说明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最大化的开发。特别是如今刚刚发展起来的文化创意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创意产业上的发展活力十足，可以说文化创意产业的崛起给“非遗”带来了第二春，让它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机遇。文化创意产业，即源于个体创意、技能及才能，通过知识产权的生成与利用，有能力创造就业机会的产业，涉及的面非常广，有广告、工艺、设计、休闲软件游戏等。文化创意产业与传统的文化产业相比，其核心要素是人的创造力，即人们对创新的认识，对创造力的理解以及创新一个新事物的能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创意，不能抄袭，必须是原创的、有价值的。践证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创意产业结合起来对彼此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二者相辅相成，为彼此创造出更美好的明天。
首先是“非遗”。“非遗”走进社会和大众生活的有效途径，主要在于通过文化创意产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难点主要用于“非遗”很难走进人们的生活，对于人们来说其可有可无，导致活态传承不能很好地进行。然而“非遗”的文化魅力被河南平顶山的少林寺展现在人们面前。文化创意产业的出现让“非遗”走向大众生活，不再无路可走，打开了通向现代世界、新世界的一扇大门。
其次是文化创意产业。“非遗”使得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意资源与素材得到了丰富。在我国河南流传的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在我国家喻户晓，同时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员。被国内的影视公司加以改编拍成电视剧后，引起了巨大反响，与此同时也给该影视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利润。这是文化创意产业与传统文化资源相碰撞产生的结果，也是两者相结合、开发利用彼此资源的成功典型案例。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文化创意产业可以获得丰富的资源，这是值得我们骄傲与自豪的。
笔者认为，在抢救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生产性保护这三个保护模式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保护模式，即创意性保护。在文化创意产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的这一基础上，可以通过创意把“非遗”融入如今的社会生活。创意性保护的宗旨是以创意为手段，激活“非遗”的生命力，这是整个“非遗”保护发展历程中产生的新产物。创意性保护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类型：一是改良型，即适应大众的审美习惯及趋势；二是创造型，令“非遗”与科学技术相结合，在原创创意的这个大前提下，创造全新的文化产品；三是融入型，即经过设计等途径，把“非遗”的关键特点与现今社会中的产品结合起来，如服装设计等。
4 结语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归根结底，产业追求的是利润，是如何使效益最大化，如果“非遗”过度的商业化，这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而言是非常不利的；应该建立文化创意产业时代对“非遗”保护的监测评估体系，同时设立“文化预警”机制，即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开发与利用之前，相关的部门要先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以防出现过度或者破男缘目发，这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使“非遗”受到较小的破坏，对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也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对文化创意产业时代“非遗”保护的新模式作出了一定探讨与分析，但还需要更多的人来探索这个新模式，希望能够给相关从业人员一定的帮助。
参考文献：
[1] 陈久玲，林宪生.“非遗”与文化创意产业对接模式探究[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4）.
[2] 田阡.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路径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15（04）.
[3] 陈思琦.非遗文化衍生产品开发策略研究[J].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学报，2015（02）.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传承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07)06-0021-03
Abstract: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Chinese non-materialistic cultural heritage, especially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he non-materialistic culture in sports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data analysis and logical analysis. It shows the protection of sports culture is meaningful and helpful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o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great renaissance of the Chines nation. Moreover, its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can be carried out as follows: strengthening the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developing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of non-materialistic cultural heritage; enhancing the education of the Chinese citizens to improve their consciousness of cultural protection.
Key words: non-materialistic cultural heritage; traditonal sports culture; protection; inheritance
1 前言
作为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的文化遗产资源异常丰富。幅员辽阔的国土上不仅遗存着许许多多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同时还拥有大量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加快，人们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蕴涵民族精神家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消亡或正在从现代人的生活中消失。如何保持和弘扬独立的民族精神，保护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必然的文化诉求。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我国传统体育文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过不断探索，于2003年颁布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其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了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1]。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方面：口头传说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以及传统的手工艺技能。这其中就包括了众多的传统体育文化遗产。
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政府也开始对文化遗产的整理和保护。在2005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标、指导方针和基本原则。2005年12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2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2006年5月，国务院了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杂技和竞技类项目大约有17项，还有一些项目和我国传统体育文化有密切的关系，甚至从属于我国传统体育。比如：秧歌、那慕达等（见表1）。本文论述的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所有和体育相关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除了国家颁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外，各省市也先后出台了区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相应的保护措施。通过这些举措，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政府部门开始重视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开始重新审视祖先留给我们的丰厚的财产。
2006年2月，我国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在给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的贺辞中这样写道：“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一切归于沉寂之时，唯有文化以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形态留存下来，它不仅是一个民族自家认定的历史凭证，也是这个民族得以延续，并满怀自信走向未来的根基和智慧与力量之源”[2]。我们的祖先为世界创造了灿烂的的文明，这些文明有的已泯灭在历史的星空中，有的我们还能深切的感受到。文化需要传承，需要继续，需要生生不息。古人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即是希望文化传承能够不断自我更新，不断发展。
但是，无须讳言，我国文化传承在时代变动中遭受了严重的摧残和破坏，甚至有些文化遗产永远泯灭在历史的天空，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发展过程中一个极大的悲哀遗憾。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文化遗产一样，承载着人类社会文明，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体现。要实现中华民族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3 我国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性
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文明的进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我们甚至可以从民族体育的发展的轨迹，看出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冲突、融合的痕迹。但是随着西方体育文化的不断强盛，世界上的民族体育活动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冲击。如何处理好西方体育和民族传统体育之间的关系以及民族传统的体育的保护和发展问题，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棘手的问题。
3.1 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进程的必然要求
无论优秀的传统文化还是先进的现代文明都是人类健康成长的精神食粮。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不仅有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一个民族对历史的延续、智慧的张扬、情感的连结，也是扩展时代思想、提升社会格调、培植公众修养的有利途径。正如国家主席在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的贺辞中指出：“加强世界遗产保护已成为国际社会刻不容缓的任务。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崇高责任，也是实现人类文明延续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要求”[3]。
3.2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保证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保障
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就表现为人类各族群和各社会特征的独特性和多样性。未来的世界和平只能建立在文明体系多元并立的基础上，因为只有在多元化的基础上实现的和谐，才是真正的和谐；只有在东西方各国和各大文明体系独立自主和平等对话的前提下实现的一致性，才是真正符合人道的一致性。
保护世界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世界各国的共识，也是各民族的普遍要求。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的：“尊重文化多样性，宽容、对话及合作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佳保障之一”[4]。作为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理所应当提上保护的日程。
3.3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世纪80年代起，国际社会便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20世纪90年代起，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联合国的重要议事日程，成为世界各国政要和学术界的共识。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求我们要珍视过去，立足现在，思考未来，我们不可只顾及眼前的得失，局部的利害，而全不顾全盘局势。文化遗产给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发展的土壤和精神动力。
3.4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重要一环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才能有效保障人们的身心健康，才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许多内容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具有了解历史、教育后人、鼓舞人心、陶冶情操、净化灵魂的功能。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的创造提供精神动力，而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提供物质保障。传统体育文化作为精神文明中的生力军，对塑造社会形象，提高民族素质起着重要作用。
3.5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民族文化面对外来文化侵蚀的一次自省和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再发现；是对文化传统的回归和守护；是民族通过文化保护而实现民族精神延续的一种方式。我国文化曾经在世界文明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随着近代国力衰退，以及西方列强军事和文化的入侵，使得我国文化相比西方文化而言，处于弱势的地位。随着国家现代化的推进，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悄然落在了我们这一代人肩上。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就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之一。
3.6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各民族间文化的交流和创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5]。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保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有重要的作用，同样对于保护国内各民族的特色文化也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我国是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有历史和文化。特别是一些有民族特色的传统赛会和体育项目俨然就是民族名片，保护和传承这些文化遗产，对于提高民族的自豪感和增进民族间的交流和了解都有重要的意义。
3.7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助于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维系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基础。各民族无论大小，无论其社会处于何种发展阶段，都一律平等。各民族应该相互尊重各自的文化，并相互理解和相互认同。体育作为一种无国界、跨民族的文化传播媒介，对于推进民族认同、民族和解、跨文化交流与互动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4 我国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措施
文化是一个整体，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等三大部分组成，其中每一部分又有多种表现形式，总体构成了相互统一的整体。以物质或物化形态表现出来的物质层次文化，属表层文化；以人们行为规范或制度方式表现出来的文化为制度文化，属中层文化；以观念、意识形态等方式表现出来的为精神文化，属深层次文化，即文化的核心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要是文化的中层文化和核心层次文化的保护。相对于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困难的多，也重要的多。
4.1 加强对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
任何物质类文化遗产都具有“非物质”成分，任何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都具有“物质”成分。纯粹的“物质类文化遗产”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对于文化遗传的保护，我们不可能将文化遗产撕裂开来，进行分头保护。完成非物质文化保护和传承这个世界级的难题，收集和整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文本资料、文物遗迹等理应成为保护和传承中重要的一环。比如：对于少林功夫的保护，整理少林秘籍以及保护有关壁画和碑石就是非常关键的工作。
4.2 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延承
由于人为和非人为的原因，我国的文化遗产不断遭到破坏。特别是随着全球化的加速，使得我国许多传统文化面临消失的危险。尤其是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和偏远落后地区，一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或民俗活动已经消失或濒临灭绝。为了让世界文化之园花繁叶茂，我们必须做好传统文化的传承工作。多留一份文化的基因，就给未来世界的生存多一份希望。比如对流传了两千三百多年的蹴鞠的保护，我们不应只停留在历史的论证和史料的收集上，我们应在蹴鞠文化的介绍和蹴鞠活动的推广上下些功夫。
4.3 完善立法，加强执法
国家一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配套的国内法律、政策和行政环境。2001年《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提出：“每个国家都应在遵守其国际义务的前提下，制订本国的文化政策，并采取其认为最合适的行动方法，即不管是在行动上给予支持还是制订必要的规章制度，来实施这一政策”。我国目前有《文物保护法》、《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民族民间传统知识产权保护法》都在拟议之中。显然，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立法还不完善。同时我们在做好立法的同时，还要加强执法的力度。对社会中普遍存在文化遗产的过度商业开发等问题，进行强力整治；对于濒临消亡的文化现象，加强文化传承工作。
4.4 加强国民教育，使民众形成自觉保护非物质文化的意识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正以惊人的速度损毁、消失和流失，面临失传的重大危机。抢救、保护和发展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刻不容缓。加强国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教育就是一条重要的途径，教育形式可以多样化，从家庭、社区、学校，进一步延伸到社会，让国民逐渐树立一种正确的文化观，意识到文化遗产的不可再生性，唤醒民众的文化自觉，形成自觉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历史是不可重复的，文化遗产是不可再造的，体育类文化遗产也是不可复制的。正因为这些原因，保护文化遗产才变得尤为重要。
4.5 成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门机构
国家要建立专门的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各省、市、自治区也要建立保护中心，基本实现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保护机构体系的建立可以有效监督各地方文化遗产的保护状况，同时也更有利于文化遗产的研究和开发工作。这样就可以有效地杜绝一些地方为了发展经济，而对文化遗产进行的过渡开发和盲目开发，减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二次伤害。
4.6 加大宣传，鼓励社会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著名作家冯骥才曾大声疾呼：“我们不能一边在城市里指责流行文化的横冲直撞，一边坐等自己的母体文化的消亡。暂时先离开我们的书斋吧。在广阔的田野和乡村里，我们一定会被母体文化的困境激起强烈的救助之情，也一定会感受到中华文化鲜活而迷人的生命力”[6]。文化之根在于民，我们只有激起全民的文化保护意识，才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创造一份适宜的生存土壤。只有全社会的力量都参与到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去，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才可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5 结束语
人类社会在不断的发展中，曾经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在这些文化遗产中，有的我们只能通过字里行间和古老的岩画、壁刻去体会；有的我们还能亲身体味她的伟大魅力；有的已经化为烟尘，永远不再为人知了……。但是这些文化遗产都为我们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了或者还在做着贡献。珍惜、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就是为了人类的明天有一个更好的发展。体育类文化遗产作为人类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具有同样不可替代的作用。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向云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M］.银川: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2］ 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全面发展――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报告［R］.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3］ 路志峻,李金梅.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体育文化的传承［J］.体育文化导刊,2006,(12):19-21.
《通知》说，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可移动文物；以及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通知》指出，要充分认识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国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各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全人类文明的瑰宝。保护文化遗产，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是连结民族情感纽带、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的重要文化基础，也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前提。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不少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古建筑、古遗址及风景名胜区整体风貌遭到破坏。文物非法交易、盗窃和盗掘古遗址古墓葬以及走私文物的违法犯罪活动在一些地区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大量珍贵文物流失境外。由于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利用，许多重要文化遗产消亡或失传。在文化遗存相对丰富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由于人们生活环境和条件的变迁，民族或区域文化特色消失加快。因此，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刻不容缓。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从对国家和历史负责的高度，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充分认识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通知》提出了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和总体目标。指导思想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力度，构建科学有效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提高全社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充分发挥文化遗产在传承中华文化，提高人民群众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基本方针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坚持保护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坚持依法和科学保护，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统筹规划、分类指导、突出重点、分步实施。总体目标是：到2010年，初步建立比较完备的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文化遗产保护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到2015年，基本形成较为完善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文化遗产得到全面有效保护；保护文化遗产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
《通知》要求，要着力解决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突出问题。一要切实做好文物调查研究和不可移动文物保护规划的制定实施工作。加强文物资源调查研究，并依法登记、建档。在认真摸清底数的基础上，分类制定文物保护规划，认真组织实施。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要统筹安排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省级人民政府具体组织编制，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审查批准后公布实施。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要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跟踪监测，检查落实。要及时依法划定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设立必要的保护管理机构，明确保护责任主体，建立健全保护管理制度。其他不可移动文物也要依据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制定保护规划，落实保护措施。坚决避免和纠正过度开发利用文化遗产，特别是将文物作为或变相作为企业资产经营的违法行为。二要改进和完善重大建设工程中的文物保护工作。严格执行重大建设工程项目审批、核准和备案制度。凡涉及文物保护事项的基本建设项目，必须依法在项目批准前征求文物行政部门的意见，在进行必要的考古勘探、发掘并落实文物保护措施以后方可实施。基本建设项目中的考古发掘要充分考虑文物保护工作的实际需要，加强统一管理，落实审批和监督责任。三要切实抓好重点文物维修工程。统筹规划、集中资金，实施一批文物保护重点工程，排除重大文物险情，加强对重要濒危文物的保护。实施保护工程必须确保文物的真实性，坚决禁止借保护文物之名行造假古董之实。要对文物“复建”进行严格限制，把有限的人力、物力切实用到对重要文物、特别是重大濒危文物的保护项目上。严格工程管理，落实文物保护工程队伍资质制度，完善从业人员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各类文物保护技术规范，确保工程质量。四要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保护。进一步完善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的申报、评审工作。已确定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的，地方人民政府要认真制定保护规划，并严格执行。在城镇化过程中，要切实保护好历史文化环境，把保护优秀的乡土建筑等文化遗产作为城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把历史名城（街区、村镇）保护规划纳入城乡规划。相关重大建设项目，必须建立公示制度，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对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的保护状况和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跟踪监测，及时解决有关问题；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的布局、环境、历史风貌等遭到严重破坏的，应当依法取消其称号，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五要提高馆藏文物保护和展示水平。高度重视博物馆建设，加强对藏品的登记、建档和安全管理，落实藏品丢失、损毁追究责任制。实施馆藏文物信息化和保存环境达标建设，加大馆藏文物科技保护力度。提高陈列展览质量和水平，充分发挥馆藏文物的教育作用。加强博物馆专业人员培养，提高博物馆队伍素质。坚持向未成年人等特殊社会群体减、免费开放，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六要清理整顿文物流通市场。加强对文物市场的调控和监督管理，依法严格把握文物流通市场准入条件，规范文物经营和民间文物收藏行为，确保文物市场健康发展。依法加强文物商店销售文物、文物拍卖企业拍卖文物的审核备案工作。坚决取缔非法文物市场，严厉打击盗窃、盗掘、走私、倒卖文物等违法犯罪活动。严格执行文物出入境审核、监管制度，加强鉴定机构队伍建设，严防珍贵文物流失。加强国际合作，对非法流失境外的文物要坚决依法追索。
《通知》要求，要积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一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各地区要进一步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认定和登记工作，全面了解和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及时向社会公布普查结果。3年内全国基本完成普查工作。二要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抓紧制定国家和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明确保护范围，提出长远目标和近期工作任务。三要抢救珍贵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有效措施，抓紧征集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和资料，完善征集和保管制度。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库、博物馆或展示中心。四要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进一步完善评审标准，严格评审工作，逐步建立国家和省、市、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对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要制定科学的保护计划，明确有关保护的责任主体，进行有效保护。对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代表性传人，要有计划地提供资助，鼓励和支持其开展传习活动，确保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五要加强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和文化生态区的保护。重点扶持少数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对文化遗产丰富且传统文化生态保持较完整的区域，要有计划地进行动态的整体性保护。对确属濒危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和文化生态区，要尽快列入保护名录，落实保护措施，抓紧进行抢救和保护。
《通知》强调，要切实加强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领导。一要认真落实领导责任。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将文化遗产保护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并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城乡规划。要建立健全文化遗产保护责任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文化遗产保护定期通报制度、专家咨询制度以及公众和舆论监督机制，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充分发挥有关学术机构、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各方面的作用，共同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二要加快文化遗产保护法制建设，加大执法力度，推进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制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抓紧制定和起草与文物保护法相配套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抓紧研究制定保护文化遗产知识产权的有关规定。要严格依照保护文化遗产的法律、行政法规办事，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不得作出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各级文物行政部门等行政执法机关有权依法抵制和制止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决定和行为。严厉打击破坏文化遗产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重点追究因决策失误、，造成文化遗产破坏、被盗或流失的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因执法不力造成文化遗产受到破坏的，要追究有关执法机关和有关责任人的责任。三要安排专项资金，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各级人民政府要将文化遗产保护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保障重点文化遗产经费投入。抓紧制定和完善有关社会捐赠和赞助的政策措施，调动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机构和专业队伍建设，大力培养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所需的各类专门人才。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科技的研究、运用和推广工作，努力提高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水平。四要加大宣传力度，营造保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认真举办“文化遗产日”系列活动，提高人民群众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全社会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各级各类文化遗产保护机构要经常举办展示、论坛、讲座等活动，使公众更多地了解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教育部门要将优秀文化遗产内容和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纳入教学计划，编入教材，组织参观学习活动，激发青少年热爱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各类新闻媒体要通过开设专题、专栏等方式，介绍文化遗产和保护知识，大力宣传保护文化遗产的先进典型，及时曝光破坏文化遗产的违法行为及事件，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在全社会形成保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
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民族凝聚性，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体现出该国家或地区的精神风貌和民族特色，这是不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本质反映。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起着纽带的作用，经过源源不断的过滤和升华，可以将整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凝聚在一起，保证民族生活的正常进行。其次是广泛的群众性，具体表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广泛的群众影响范围与影响力。通过漫长历史流传下来的特定民俗的社会影响力是巨大的，可以超越地区和种族差异。再次是以口头或者其他方式体现的传承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需要有一些特定的形式，要想顺利在不断繁衍的后代中流传下去，必须最大限度的借助人的口头、动作或者其他方式来传播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具有变异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流传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很多外在因素的影响，致使它的内容和形式都不断的发生变化，因为，口语这种传播形式本身具有很大的变动性，而且语言和行为很难在传播的过程被原封不动的模仿和传递，同时流传内容和形式也会随着民族心理、地域观念、社会变化的不断变化而产生一些新变异。最后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流传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当地民俗的影响和渗透而具有独特的地区特色。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分析
(一)地方行政立法的保护现状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宁夏、江苏等省先后制定了保护民间美术与民间艺术的地方性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这些法律规章率先开启了地方行政立法的先河。1997年，国务院又颁布了《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云南、贵州、福建、广西等省在国务院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又相继出台了适合自己本省的省级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这些地方性民族民间传统保护文化的出台，有效的保护了各地各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工作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借鉴经验。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现状有待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庞大，需要管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与数量众多，因此，需要首先充分发挥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职责，并将文化部门、文物部门等多个部门联合起来，建立完善、有效的非物质文化管理体系;建议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机构，避免多方管理、责任推诿的现象的发生;制定高效、合理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规定保护条例的总则、认定与传承、保障措施、法律责任等具体内容。
(二)中央行政立法的保护现状
中央行政立法保护的现状是在地方性立法保障的基础上，在总结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经验而出台的高级立法。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该《意见》明确指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大意义、工作目标和指导方针，并给予了详细的保护建议。《意见》指出应该建立部级、省级、市级、县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充分发挥政府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主导作用，建立保护工作领导机制;其次，建立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由文化部牵头，实行有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国家民委、财政部、建设部、旅游局、宗教局、文物局等联合参与的保护联席会议制;再次，充分发挥专家作用，广泛吸纳有关学术研究机构、大专院校、社会团体等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意见;最后，实行专家咨询机制和检查监督制度，推动国家国务院及其各部委乃至各省市的专家联手的行政立法的序幕。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分析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与知识产权的客体并不完全对应。知识产权的客体是指人们在科学、技术、艺术等知识文化领域形态中所创造的出的精神产品，它可以分为创造性成果、经营性标记、经营性成果三个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包各类传统工艺、技能、语言、艺术等等，两者之间的主体并不完全对应，知识产权客体中的经营性标记和经营性资信不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不能仅靠知识产权法来指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行政法的特别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涉及公、私两方面的利益，因此，首先应该确立国家范围内的公法的权威性，由国家来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的历史文物，这需要着重发挥行政法管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时的高效、及时、主动的优势;另一方面，确保缔约国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总政策，建立主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的专门机构，采取合适、恰当的法律、行政、财政等措施，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二)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体系的建议
1．要建立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申报、确认和普查制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完整过程中，要切实实行国家、省级、市级、县级四级申报确认制，对有申报资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照由低到高的顺序逐级进行申报。同时还要注意有优先申报的问题，对具有共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坚持优先申报的原则，“端午节”申遗事件就给我敲响了警钟，提醒我们要抓住申遗的最佳时机，切不可被动。2．加强行政立法保护，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机制目前中国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门法律不够完善，能够起保护作用的法律具体包括《文物保护法》、《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实施方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以及地方性的文物保护法规等，为此，应当建立专门的行政法，借助行政法来调整和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工作，鼓励行政机关积极进行创制性行政立法，建立相对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3．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个引入听证制度听证制度是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听证制度的实行可以广泛征集和了解民意，可以帮助行政人员全面了解真实情况，以减少人力和物力投入，达到节约资源、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现行的听证制度主要包括处罚听证价格听证、立法听证、环境听证、许可听证等等。4．实行行政奖励制度，鼓励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单位对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单位可以实行行政奖励制度，这样可以充分发挥个人和团体的积极性。为此，首先要在法律上对授奖主体进行必要的规范，明确各级授奖主体的权限和职责;其次，明确规定奖励的范围和条件，使得奖励范围和条件明确化，应该包括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再次，明确规定奖励的等级和标准，利用多种激励方式，发挥激励的整体效应。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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