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研究性学习;多媒体课件
研究性学习是指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以类似科学研究的方式去主动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把研究性学习引入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就是努力探索研究性学习方式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整合，利用大学思想政治课教学平台开展研究性学习活动。近年来我们尝试把研究性学习引入到《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等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一、将研究性学习引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可行性
1.思想政治理论课和研究性学习在内容上都具有综合性、开放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个综合开放的体系，涉及到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教学内容也随着社会发展而时常进行更新。研究性学习的研究课题，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所关注的实际问题进行选择，范围也往往超出单一学科的知识应用，而要涉及多方面、多角度的思考和跨学科的知识渗透，因而也同样具有综合性、开放性。这二者在内容上所具有的同质性，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引进研究性学习提供了相融的教学环境。
2.思想政治理论课和研究性学习在内容呈现方式上都具有问题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常常要创设教学情境，启发学生思考、质疑。学生也常常提出一些与本学科紧密联系的现实问题，例如：发动“”要把中国带到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境界？社会主义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如何让全社会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诸如此类的很多问题教材上没有现成的答案。研究性学习在内容呈现方式上多以问题式课题出现，学生选择的课题比较多地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重合或紧密联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开展研究性学习，既能为学生探究问题提供理论支持，又能拓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范围，增强教学的时效性和针对性，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要学生学变为学生自己要学。
3.思想政治理论课与研究性学习在培养目标上具有一致性
指出：“要使大学生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不仅要大力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更要大力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1]要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就要从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出发，对他们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就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既以理服人又以情感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2]。开展研究性学习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让学生在研究性学习中，既培养他们探究问题的能力，又提升他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价值的理性认识，让他们在课题探究中，思考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感悟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谛。
二、研究性学习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组织与实施
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开展研究性学习的途径很多，比如可以以课堂教学内容为主要载体，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意识，让学生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可以就学生提出的带有普遍性或典型性问题组织学生讨论；也可以就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时代性强与思想政治课教材相对滞后的矛盾，引导学生审视教材、质疑教材乃至补充、改写教材等等。我们这里着重介绍的是引进研究性学习的一种非常有效的形式，让学生制作多媒体小课件，通过小课件在课堂展示他们的研究性学习成果。
让学生制作多媒体小课件，说到底就是开展思想政治理论领域内的专题研究。专题研究是我们目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开展研究性学习较多采用的一种形式，专题研究实施的流程是：选择课题——制定方案——研究过程——制作课件——成果展示与评价。
1.选择课题。选题是开展好这一活动的重要前提。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创设一种类似学术研究的情景，引导学生运用学术研究的方式，去自主发现和确定问题，即选题。教师在指导学生课题的过程中，要注重把握的原则是课题的结论不是预设的而是开放性的，课题要具有探究性、实践性和现实性。学生可依照自己的兴趣自由组成课题组，人数取决于课题工作量的大小，一般有3-6人。
2.制定方案。课题确立后，教师应指导学生规划研究活动的具体步骤和程序、各阶段的任务和时间安排、组员具体分工、获取相关信息的渠道和方式、结题时间以及研究成果的展示等。
3.研究过程。研究进入实施阶段后，主要由学生自主开展研究，教师只在知识层面、方法层面和思维方法等方面进行指导。知识层面的指导，侧重于对学生进行科研基础知识的指导、专业知识的介绍及相关学科知识的拓展、渗透，侧重于指导学生如何获取知识、如何运用所学知识开展研究活动。方法层面的指导包括科学态度、科研方法的指导，如引导学生如何搜集各种资料（包括文字、音像资料等）、如何进行社会调查，以及如何对收集到的各种资料进行筛选、分析、研究等。思维方法的指导主要表现在帮助学生打开思路，完善研究，培养学生观察问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培养学生的批判能力、想像能力、发散能力和创新能力。
4.制作课件。教师指导各课题组将研究成果制成多媒体课件，关键是指导学生如何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借助多媒体课件形式展现出来。
5.成果展示与评价。各研究小组将自己的成果在课堂上展示。展示的内容包括课题研究的目的、研究方案的设计、资料的取得、成果的内容、课题研究中涉及的科学术语以及研究体会等。评价工作由学生自主完成。学生自己推举评委组成评委会。评分标准由评委会集体讨论拟订，一般由选题得当、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材料翔实、逻辑严密、可视性强、课件技术含量高、正确回答问题等项目组成。评价对象以对小组整体评价为主，同时适当兼顾对个人的评价。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开展研究性学习的意义
1.研究性学习是适应时展的需要
指出，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是民族创新能力的竞争，而“教育是培养人才和增强民族创新能力的基础”[3]。在知识经济初露端倪的时代，科学发展的速度在不断加快，尽管知识的记忆和积累是人才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但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分析、判断、迁移创新的能力则显得更为重要。在这种新形势下，研究性学习相对于接受式学习来说，显然更适合时代的要求。接受式学习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教师的灌输，而研究性学习可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全面培养学生综合应用所学知识的能力，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团结协作的能力，为培养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兼备的国家建设者和接班人打下良好的基础。
2.研究性学习是适应“创新教育方法”的需要
说：进行教育创新，就是要改革教学的内容、方法、手段，完善人才培养模式，建立符合受教育者全面发展规律、激发受教育者创造性的“新型教育模式”[4]。强调说：思想政治教育要“创新教育方法和手段，确定合适的内容，选择恰当的方式，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和引导活动”[5]。研究性学习相对于接受式学习来说，更适合于“创新教育方法”的需要，因为研究性学习是一种以经验为本位的探究式学习方式，学生既是学习实践者，又是学习目标、学习内容、活动安排的制定者、学习结果的创造者。这就改变了接受性学习中普遍存在的重知识轻能力、重结论轻过程、重理论轻实践、重共性轻个性的现象。特别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其特殊性，它最重要的教学目标就是要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远大理想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所以必须首先解决学生“信”与“不信”、“当时信”与“过后不信”的问题。曾告诫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充分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受教育者的内在动力”。[6]在课题研究中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他们自己动手收集资料，并运用自己已经掌握的各种知识，经过比较、分析、综合、演绎、推理等多种方式得出结论，这样就使得他们不仅知之甚深，而且会真正信之、行之。
3.研究性学习是适应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指出：“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全民族素质，具有重大意义。”[7]学生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各种能力的培养，在当今社会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合作能力。进行研究性学习，学生必须从事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一系列的思维活动，由于问题是开放的，没有现成的答案，这就要求学生进行创新活动。综观学生的研究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求新的过程：查阅时，力图寻找新资料；调查中，力争发现新问题；分析时，力图捕捉新认识；综合时，力争得出新观点；论证时，力图导出新结论；制作时，力争构建新模型；展示时，力图展示新成果。研究性学习要求学生亲自动手实践，诸如查阅文献、摘抄资料、问卷调查、社会访问、整理材料、求证结论、制作课件等，无不要求学生事事躬亲，这远比单纯地接受性学习更能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学生在课题研究过程中，要分工又要合作，要各司其职又要协同攻关，这就要求他们要彼此交流、相互尊重、表达自己、说服他人、分享资源、共享成果，在合作中养成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
4.研究性学习是适应教学相长的需要
说：在“新知识层出不穷”的年代，“教师是知识的重要传播者和创造者”，“更应该与时俱进，不断以新的知识充实自己，成为热爱学习、学会学习、终身学习的楷模”。[8]把研究性学习引入课堂教学，必然要求课堂是开放的。开放的课堂应该是以学生的学为主而不是以教师的教为主，开放的课堂对教师的课堂控制与驾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教师不断变革传统的思维模式，不断尝试，不断创新，“教师富有创新精神，才能培养出创新人才”[9]。把研究性学习引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学生的课题研究往往涉及到多学科的知识、多方面的技能，无论教师有多么扎实的专业知识、深厚的理论背景，都不可能对每一个课题了如指掌，这就要求教师要不断学习、终身学习，以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和专业研究领域。开展研究性学习，要求教师从知识的权威者到学生课题的参与者，从知识的传授者到学生学习的促进者、指导者、合作者，双方平等交流，相互启发，彼此评价。学生思维活跃、很少框框，在一定科学方法指导下所进行的自主探索，往往会有新的发现，教师能从学生那里学到很多书本上没有的东西，这有利于“形成相互激励、教学相长的师生关系”[10]。
综上所述，把研究性学习引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可行的，易行的，也是很有意义的，但这并不是说要完全排斥接受式学习。研究性学习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学生费时多，得到的知识“散”，基础知识掌握得不够扎实。而接受性学习在积累间接经验、传递系统学科知识方面，其效率之高是研究性学习无法比拟的。把研究性学习引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既要用接受式学习方式围绕教材夯实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又要使用研究式学习方法延伸和升华教材中的重要知识和理论，将重要知识和理论予以拓展、充实和补充。只有把这两种学习方式有机结合起来，才会收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教学效果。
注释：
理性主义者的一般特征和总的倾向并不难确定。他总是支持心灵在任何条件下的独立，思想不对理性之外的任何权威承诺义务。在现代世界，这一立场已经引起了争论：他是权威、偏见、纯然传统、惯例、习俗的敌人。在心态上他是怀疑的和乐观的：怀疑，因为没有什么意见、习惯、信念根深蒂固、被广泛采取到他不会毫不犹豫地去发问、去以自己的理性作判断；乐观，因为理性主义者从不怀疑他自己的理性在决定事物的价值、分辩意见真伪，判断行为是否正当时的力量（当得到正确的运用）。而且，他还有这样一个信念作后盾：人类有普遍理性，人们共同具有理性审察的力量，它是论证的基础和力量之源；他把巴门尼德的训诫刻在自己的门上通过理性论辩作出判断。这一立场除了具有理性平等主义的色彩，还是个人主义的，不相信任何人经过真诚、明晰地思考，会和自己得出不同的结论。
但是认为他对先天论证有额外的兴趣则是错误的。他并不忽视经验，但是他往往表现的好像是那样，因为他坚持说那是他自己的经验（万事皆想自己从头来过），因为他迅速地从繁多、混乱的经验中引出一套原理，从而进而从理性出发加以辩护或者批驳。他觉察不到经验的累积，只觉察到已经转化为一套公式的经验的现成性：过去对他来说只是障碍和累赘。他不具有那种否定的能力（）（济慈划归给莎士比亚的能力），即直面经验的神秘和不确定，不急于寻找秩序和明晰，服从经验的能力，他没有贴切、详尽地评价真正自我显现者的天资，所说的否定的热情（），只能识别一般理论强加于事件之上的粗轮廓。他的心智类型是知性的，的规则的洞察力对他没有效力。一些人给我们的感觉是，他们受过精心的教育，一种把他们引入他们所属文明的传统和成就的教育。他们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有教养，享有丰厚的遗产。而理性主义者与此相反，他们至多是中庸、中立的工具，是经过系统训练而非良好教育的人。在知性上，他们的抱负不是去分享族群的经验，而是作一个切实的自力更生的人，这使得他在知性和实践活动中异乎寻常地谨慎、自觉，去除一切被动性、韵律感和连续性，把它们消解为一连串的转变，每一转变都服从于理性。他们的心灵没有风格，没有季节和温度的变化，他的理智经历尽可能地和外在影响隔绝，尽可能在真空中进行。切除和他所在社会的知识传统的联系，否认任何超出分析技术训练的教育的价值，他们容易得出结论说，人类在人生批判性的时刻还远不成熟，如果自我批判更为彻底的话，他们甚至会对人类迄今能够成功存活感到惊异。借助一种近乎诗性的想象，他尽力这样去过每一天似乎每天都是全新的，他相信习惯养成了就等于失败了。根据我们粗略的分析，也许我们可以说在思维特质上如果不是在本质上，理性主义者对时间有着深深的不信任感，他们急切地追求永恒，当下的、短暂的事物使他们极为不安。
所有领域中，好像政治领域是最不会顺从理性主义的，它深深地扎根于传统和环境中，充满变幻。一些理性主义者也承认自己在政治领域的失败。成长于现性主义的怀抱之中，他在道德和宗教上都是理性主义者，唯独在政治上不是这样。但并不是所有的理性主义者都承认在这方面失败了。除了宗教领域，理性主义最大的胜利就是在政治上了：一个在生活上贯彻理性主义的人会毫不迟疑地如此处理政治事务。
但是更需要观察的不是一位理性主义者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和行动，而是他这样做的政治理念来源（之于他应该是深思熟虑的、自觉的理念）。他想当然地相信心灵是自由的，摆脱了偏见和既有习惯，无束缚的人类理性指导政治活动时是不会出错的。进而他相信论辩是理性的技术和运作方式；他关心的只是意见之真和制度的理性基础（而非其运用）。结果他的政治活动的内容就是把他所处社会的政治的、社会的、沿袭下来的制度带上理性的法庭；再就是理性化的管理，理性无限制地凌驾于具体条件之上。对于理性主义者来说，没有什么会仅仅因为存在着就有价值（哪怕已经存在了好几代人），亲近（）没有什么价值，一切都要加以详细审查。由于其天性，对他来说破坏和重建比接受和改革更容易。修修补补（需要耐心地认识质料）在他看来是浪费时间；较之通用的和实验证明效果良好的方法，他总是更喜欢新发明的设备、策略。他认为有意识地促成的变化才算变化，因而他就很容易错误地把习俗和传统等同于无变化。这一点从理性主义者对思想史的看法上就很容易看出来。对于传统，不存在保留或者改进的问题，因为那样有向传统屈服之嫌。必须对传统加以破坏，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自己的创造：对传统中包含的理性化的真理之基质进行形式化的删节后的得到的一种意识形态。
处理事件对理性主义者来说就是解决问题，而这对于屈从于习惯，或者为传统的浓烟所遮蔽、导致脑筋不灵活的人来说，是不可能成功的。在理性主义者看来，这种活动要求人们要具有工程师的品格，工程师的品格又被他们假设成这样的：其心灵在整个过程中由合宜的技术所控制，第一步是把注意力从那些与特定目的不相关的事件上拉回来。这一工程学对政治学的同化事实上可被称作理性化的政治学的虚构。这又是理性主义的著作中的永恒主题。由此产生的政治学可以说是感觉到的需要（）的政治学，理性主义者认为政治学总是充满对瞬间的感受。他总是等待着环境为他提供问题，但他拒绝在解决问题时得到帮助。认为在一个社会和它历史上每时每刻感觉到的需要的满足之间应该有个过渡，在理性主义者看来这种看法是谬论，是胡说八道。他的政治学则是理性地解决现实中的难题在社会中，意识到感觉到的需要的主宰以后不断地产生的难题。由此政治生活被归结为一系列的危机，每一个都将被理性克服。每一代人，每一行政部门都要看到他面前展开一张有无数种涂抹方法的白纸。万一彻底被传统驱使的前人非理性地涂抹了这张白纸，那么理性主义者的首要任务就是把它清洗干净，如伏尔泰所评论的，要想拥有最好的法律，就去烧掉既有的法律，从头开始。
我们还可以观察到理性主义政治学的另外两个普遍特征。他们的政治学追求尽善尽美、整齐划一，二者中单独的每一个都表示一种不同风格的政治学，理性主义的本质是二者的统一。理性主义者的第一个信条可以说是不完美的逐渐消失。他并不是毫无谦卑之心，他能够想象一个不为其理性触动的问题，但他无法想象不解决问题的政治，或者有理性无法解决的政治问题。这样的问题一定是假问题。任何问题理性的解决一定又是完美的解决，对他来说不存在具体情境下最好的解决方案，只有最好；因为理性的功能是超越具体情境的。当然理性主义者并不总是完美主义者，在任何条件下他的心灵都为一个总体（）乌托邦所主宰；但是他也总是细节上的完美主义者。由完美主义的政治产生整齐划一的政治，他的方案不考虑具体情境发生的变化。写道：事物本质上必然有最好的治理方式，自蒙昧和无知中解脱出来的有识之士都将不可避免地赞成它。这位无畏地理性主义者笼统地道出了比较温和的理性主义者更喜欢详细加以说明的主张。但原则上他们是一致的：也许没有可以治愈一切政治疾病的通用药方，但是特殊疾病的治疗方法在应用上是普遍的，就像它在观念上是理性的。一旦一个社会中一个问题的理性解决方案确定了，允许该社会的相关部分避开此解决方案，推论可知，是非理性的。在理性的优先选择之外别无其他优先选择，所有理性优先选择之间必然是一致的。政治活动就是把十全十美所要求的统一的条件强加在人们的行动上。
欧洲现代史上到处可以看到理性主义政治的方案。最高尚的首推欧文的把人类从无知、贫困、饥饿、分裂、罪恶、苦难中解救出来的世界联盟（）如此高尚以至于甚至理性主义者（理由并不成分）也认为太过蹊跷了。但是当代人的同类方案相形之下也毫不逊色：不懈地寻求一种无副作用的力量，可以安全地被加强到足以控制人类世界中的其他力量的地步，普遍地倾向于相信政治机器可以取代道德和政治教育。可以根据一部人权宣言来缔造个人或者各州的共同体是理性主义者大脑的创造，提升为普遍的原则的民族或者族群的自决权也是如此。所谓的基督教会的再联合，开放外交，单一税，行政系统成员除个人能力外没有别的标准，自觉计划的社会（），贝弗里奇报告（），年教育法案，联邦制度，民族主义，妇女选举权（），公共饮食业工资法案（），摧毁奥匈帝国，韦尔思或任何人的国际联盟）（），把盖尔语复活为爱尔兰的官方语言――所有这些计划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政治上的理性主义奇怪的产物源于浪漫主义的至高无上的力量。
二、理性主义的湖面以理性主义者的品格和气质静静地躺在我们面前，表面上看来很亲近很可信，湖水有很多看得见的支流浇灌，但是湖水深处暗潮涌动，虽然不是湖水的源头，却是其得以持久的最可靠保障。这一源泉就是关于人类知识的信条。这一源泉位于理性主义的核心，这对于只了解其皮毛的人来说也毫不奇怪。不受阻碍的理性优越性在于，它能够获得越来越可靠的关于人及其社会的知识，这是人类其他能力做不到的，理性因其精确性和所声称的可论证性而优于传统。然而，准确地说，这不是关于知识的哲学理论，因而可以相应地非正式地加以解释。
各门科学，各种艺术和需要无论何种技艺的实践活动，乃至各种人类活动都涉及知识。一般说来，知识可以分为两种，任何活动都同时涉及到这两种知识。把知识分为两类很重要（虽然实际上它们并非独立存在着），二者之间确乎有着重大差别。第一类知识我称之为技术知识或者对技术的知识。各门艺术和科学，各项实践活动都牵涉到技术。在很多活动中，技术知识以规则来阐明可以通过细心的学习和记忆来加以掌握和应用，但不管是否已经被明确表述了，它的首要特征是它能够被明确地表述。虽然一些特殊的技术和见识需要明确的表述注释在英国的公路上驾驶摩托车的技巧（或者其一部分）可以在高速公路守则上读到，烹调术可以在烹调书里读到，在自然科学或者历史上得到新发现的技术可以在它们的研究、观察或者证明规则上看到。第二类知识我称之为实践的，因为它只存在于使用过程中，不像技术，无法加以反思，不能像技术那样以规则来表述。这并不是说它是一种秘传（）的知识，只是说使它得以分享的方法不是把它明确表述成学说。如此看来，可以准确无误地说它就是传统知识（）。所有的活动牵涉这样的知识，掌握技艺等具体活动没有它是不可能的。
这两类知识可以区分但不能分离，是任何具体的人类活动涉及到的知识的孪生组成部分。实践技艺，像烹调，没人会把好厨师的知识限定为完全可以在烹调书中的写下来技术和我所说的技术知识一起使无论何地的烹调术得以存在。对于美术，绘画，音乐，诗歌来说同样如此。高度的技术知识，无论多么微秒、充分，是一回事，制作一个艺术品，写一首伟大的十四行诗，谱一首高品质的曲子则是另外一回事，那需要技术之外的另一种知识。另外，任何真正的科学活动也同时包含着两种知识。自然科学家当然运用属于他的技术的观察和证明规则，但这些规则只是他的知识的其中一种，科学发现的进步从来不是仅仅靠单纯遵循规则取得的。宗教上也有类似情形。我想我们可以无比自由地称一个不拥有没有任何基督教技术方面知识的人为基督徒，不知道任何教义或者礼节，但坚称教义和问答集方面的完备知识是一个基督徒的全部成份则是更加荒唐的。对于烹调术、绘画、自然科学和宗教来说是对正确的分类，对政治学来说其正确性不减分毫：政治活动涉及到的知识既有技术性的也有实践性的。确实，就像以人为塑造的艺术如医学，工业管理，外交，军事指挥一样，政治活动中涉及到的知识尤其具有这种双重品格。在这些艺术中，并不是技术告诉一个人（如一名医生）该做些什么，而是实践技艺告诉他该如何去做临床的方式（）判断他必须面对的一个个体。
即使要知道做什么时，尤其是在诊断时，已经存在着技术和实践这两个方面了：没有不需要同时知道如何做的知识。区分技术的知识和实践的知识，并不等同于区分关于手段的知识和关于，虽然有时这两种区分是一致的。简言之，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尤其是在政治活动领域，技术知识都不能和实践知识相脱离，都不能混同二者或者以其中一个取代另一个。
现在我们关心的是两种只是之间的差别，重要的差别是，表述、学习、接受两种知识的不同方式。
我们已经看到，技术知识可以以规则、原理、说明、公理等来表述，概括地说，可以用命题表述。技术知识可以写成书，因而，毫不奇怪当一名艺术家就其艺术进行著述，他所写的只是他的艺术的技术方面。这并非因为他在可以说是美学因素一无所知，或者认为那不重要，而是因为这些内容（如果他是一位画家）他已经包含在他的画里面了，他不知道其他表达方式。对于一为进行著述的厨师或者有的人也是如此。
可以看出，技术知识能够明确表述的特征使得它看上去很确定。人们在技术方面可以很确信。另一方面，实践知识的特征就是无法被明确表述。通常它是在习俗的或者传统的做事情的方式中得以表述，简言之，是在实践中得以表述。这使它看上去不明确因而不确定，是意见、可能性方面而非真理方面的问题。是出于趣味或者偏好的知识，缺乏学习者的心灵生成印象需要的严格性和现成性。技术知识可以从书本中获得，可以函授。进而，可以通过用心学习而得到，可以死记硬背，可以机械地运用，三段论就是这样的技术知识。简言之，技术知识可以通过语词最简单的意义进行教、学。另一方面，实践知识无法教也无法学，只得被传授和习得。它只存在于实践中，学习它的唯一方式是做师傅的学徒不是因为师傅能够教他（他不能），而是因为只有持续地和一位反复使用这种知识的人来往，才能获得实践知识。在艺术和自然科学领域，学生在追随老师讨教和学习时，往往发现自己在自老师那里学得技术知识的时候，不知学到了技术知识，也学到了另外一种知识，而这种知识的内容并非明确地说给他、传输给他的。一位钢琴演奏者不仅学到了技术，也获得了艺术才能，一位棋手习得了棋风和洞察棋势的能力，而不只是走子。一位科学领域的学徒养成了科学判断力，使他能够知道何时他的技术在把他引向歧途，还养成了科学鉴赏力，使他能够区分有生长力的探索方向和徒费工夫无益的探索方向。现在可以说，如我所理解的，理性主义者断言，我所说的实践知识根本不是知识，理性主义者声称，恰当地说，根本没有非技术的知识，人类行动中涉及的唯一知识因素是技术知识，我所说的实践知识只是一种无知，如果无害的话，可以不加理会。理性的统治地位对理性主义者来说就是技术的统治地位。
问题的核心是理性主义者对确定性的先入之见。在他看来，技术和确定性密不可分，因为人们不无需去知识自身之外去寻找它的确定性，知识不仅以确定性结束，也以确定性开始，知识是彻头彻尾地确定的。技术知识正是如此。它自身是完整的，因为它的范围是这样的：其起点是可确认的（是对完全无知的突破），其终点也是可确认的，是完成，比如学习新的下棋规则。技术知识可以完整地包含在一本书里，其使用也是尽可能机械地，不再需要技术自身提供不了的别的知识。例如，意识形态因为自我包含而优越于思想传统，它能完全地交给头脑空空者，如果被教者已经有所学，教师首先要予以肃清，确定所有的成见、既有观念都被清楚，要在绝对无知的不可撼动的岩石上奠定自己的基础。概括地说，技术知识是理性主义者选定的，唯一能够满足确定性的标准的知识。
我已经指出，任何具体人类活动都不仅仅包含技术知识。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理性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就很简单，错把部分当成了全体，赋予了局部以整体的性质。但理智主义者所错不仅至此。如果说技术的霸权是他强烈的幻想，他不仅是被技术知识的确定性欺骗了。技术知识看上去如此确定，是因为它起始自彻底无知，止步于确定和完全的知识，起点和终点都是确定性。但实际这只是幻象。像其他种类的知识一样，学习技术知识并不包括去除纯粹无知，而是重塑已有知识。即便是几乎自足的技术（游戏规则），也不能被传递给一个空空的大脑，被传授的是既有者滋养出来的。这样说来，一个知道游戏规则的人能很快地学会另一种游戏的规则，一个对任何规则都一无所知的人（如果这是可以想象的话）将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学徒。就像一个自力更生的人并不是真的只靠自己的奋斗，而是依赖特定的社会和没有被明确意识到的传统，技术知识也从来不是自足的，只有我们忘了它生法的前提时，才看上去仿佛如此。如果其自足只是幻觉，那么由自足所得的确定性也只是幻觉。
但我的目标不是驳斥理性主义，我们对它的错误感兴趣，是因为由此可以揭露它的特征。我们不只是要考察这一教条是否为真，而是要弄清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历史上这一思潮的意义。我们必须努力去解答的问题是，技术要占据统治地位的信念是如何产生的，这一思潮何以对人的理性那样高度地自信，这一思潮的根源和背景何在，它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风靡欧洲的，产生了什么结果。
三、新思潮的出现就像新建筑风格的诞生，是不知不觉的，由多种因素促成的，试图寻找它的起源是错误的努力方向。实际上没有什么源头可寻；能弄清楚的只是缓慢的调节、转变，挪一步再挪一步，动力之潮涌动、衰退，最后形成可辨认的新的形式。历史学家雄心勃勃，要避免粗率的节略、过早或者过晚地简略地解说新诞生的思潮类型，避免因为新思潮明显成形的时刻造成的印象过于强烈，而错置了重点。不过目标不像历史学家那么高的人，其兴趣就集中在那一时刻。我计划由现性主义明明白白地展现出来的时刻出发，通过考察它的产生背景中的一个因素，来简要地说明它的特征和倾向。那一时刻在十七世纪早期，它与其他事物联系着，比如那时的知识条件关于自然和文明世界的知识。
十七世纪初欧洲的知识状况是很特别的。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求知的热潮像人类历史上其他时期一样涌动不息，激励着这一探索并且硕果累累的预设还没有衰竭的迹象。但是对于关注着它的才智之士来说，最重要的东西还付之阙如。培根写道：知识的状况既不繁荣也没什么进步。目前的求知活动不顺利不是因为有什么残存的因素阻挠眼下的求知活动，所谓在亚里士多德派科学理论的预设中，被人类心灵摆脱出来（虽然不是在一些细节上）但余下的阻碍因素。缺少的也不是动力甚至探索的方法习惯，而是自觉形成的考察技术，一种理解的艺术，一种有成文规则的方法。满足这种需要的就是我称之为理性主义者的一批新智者明白无误地现身，提出他们的方案。
这项事业早期的代表人物当然是培根和笛卡儿，我们可以在他们的著作中找出日后成为了理性主义者的特征的正式宣告。
在培根看来，要获取对于我们生存于其中的世界确定的、可论证的知识，人类理智要配有必要的装备。自然理性无法得到这样的知识，它只能就可能性而非确定性作出微不足道的揣测。这种缺陷反映在知识状况的不繁荣上。《新工具》以对知识状况的诊断开始。缺少的是对确定性的本质的明确观念和达到它的充足手段。培根说：只有一个途径来恢复完好健的状况理解活动从头开始心灵一开始就不仅自己掌握自己的进程，而且每一步都要由心灵来引导。需要一个确定的计划，新的理解方式，探索的艺术或者方法，补偿自然理性的缺陷的工具（像人们使用机器提高自然力量的效率。简言之，需要形式化的探索技术。他认为这一技术将是自然理性的障碍，不是为它插上翅膀，相反，为了限制它的蠢蠢欲动，加重它的翅膀；它是确定性的障碍，因为自然理性就是因为缺乏法则才达不到对世界确定的认识。培根拿他的研究工具和三段论相比较，一个适用于发现事物的真理，另一个只适合发现意见的真理。
培根倡导的研究艺术有三个主要特征。首先，它是一套规则，是真正的技术，因为它能以一套准确的说明来表述，这套说明是用心学就可以掌握的。其次，它是一套机械地应用的规则，它是真正的技术因为它使用起来不需要它自身以外的知识。在这一点上培根说的很明确。理解自然的活动可以像机器在做一样，探索者的力量和才智无从插手，一切智力和理解力在使用新方法时其水平是一样的。最后，它是一套可以普遍施用的规则，是真正的技术，因为它作为研究工具，研究的主体对它来说无关紧要。
在这个方案中，重要的不是探索规则的精确性，不管肯定还是否定的，而是，这样的技术是可能的。因为所倡导的不会出错的科学发现的规则是非凡的，是魔法石，能够开启所有的门，是科学的主人，培根对这种方法的细节是很谦虚的，并不以为自己已经确定了整个系统，但他对方法可能性的信念是无可更改的。在我们看来，他的规则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我们必须舍弃一切先入之见，从全新的基础开始。真正的知识必须从荡涤大脑开始，因为它必须自确定性开始，以确定性结束，而且还要是自足的。知识和意见是截然不同的，没有任何知识是得自我们幼年时形成的简单想法。这也许可以说是柏拉图主义与经院哲学别于现性主义之处：柏拉图是位理性主义者，但辩证法不是技术，经院哲学方法的目标总是受限制的。
在我们看来，《新方法》的要旨可以概括为技术的霸权。它不仅专注于技术，认为技术知识从来都不是知识的全部，而且还主张，技术及其作用的对像就是全部相关的事情。当然，单单这并非新思潮的开始，它只是新思潮最早的明确的宣示：思潮本身是培根理想的夸大，而不就是培根的信念的产物。
笛卡儿像培根一样，从同时代科学探索的缺陷获得灵感，他也认为探索技术缺少自觉的明确的表述。《谈谈方法》和中提议的方法和《新方法》中的很接近。笛卡儿像培根一样追求确定性。确定的知识只能得自空荡荡的心灵研究技术自净化心灵开始。笛卡儿第一条原则是，研究者其次，探索技术以一套规则来表述，理想地说，这套规则构成不会出错的方法，可以机械地、普遍地运用。最后，知识没有级别差异，只有无知是不确定的。笛卡儿异于培根的是，他接受了系统的经院哲学的教育，几何证明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教育背景和灵感来源的不同使他对探索技术的规定更加精确，更具批判的锋芒。
他的目标是确立不会出错的、通用的研究方法，但由于他是仿照几何学来确立的，当运用于事物而非可能性时，其限度是明显的。笛卡儿在把怀疑论施行于自身时比培根更彻底，最终，他认识到设定一种方法作为唯一的探索手段是错误的。技术霸权结果只是梦想而没有成为现实。然而，其后继者坚信自己从笛卡儿那里学来的就是技术霸权，而不是他对不会出错的方法的可能性的怀疑。
通过可原谅的对历史的删节，可以说，理性主义者夸大了培根的理想，忽略了笛卡儿的怀疑论，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平凡的心灵在天才、不平凡的人的启发下产生出现性主义。但理性主义的历史不仅是新思潮的特征出现和确定的历史，而且是技术霸权侵入所有理智活动的历史。笛卡儿从未成为笛卡儿主义者；但是按照所说，十七世纪’’，，，’众所周知，这一时期的诗歌和戏剧也非常重视技术，作曲规则，重视对文学的观察，这一风潮一直持续了将近两个世纪。出版了一系列的书关于，像诗歌的技艺，生活的技艺，思考的技艺。无论宗教、自然科学还是教育、生活本身，都没有逃脱新理性主义的影响，所有活动都未曾幸免，所有社会都被触动。
十七世纪的理性主义者慢慢调整演变，直到成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理性主义者，这一过程漫长而复杂，我不准备在这里阐述。重要的是要看到，随着前进的每一步都背离它的灵感之源，理性主义越来越拙劣粗俗。十七世纪的’’’变成了你的心灵，如何使用它，世界著名的专家制定计划，以通常花费的一部分塑造一个接受过训练的心灵。生活的技艺成了获得成功的技术，早先技术霸权较为平和地侵入教育领域，现在已经发展为配而曼记忆训练（）。
这一思潮深层的发展动力自然是不清楚的，深深地隐藏在欧洲社会的幽深之处。但在其他与之联系的因素中，显然包括对上帝的信仰的逐渐淡漠：仁慈的、不会出错的技术取代了仁慈的、不会出错的上帝，没有一个上帝来纠正人类所犯的错误时，避免犯错误便更加重要了。其起源是这样一种观念：一个社会或者一代人自己发现的比他们继承而来的更为重要。这个时代的人，过于看重自己的成就，易于幻想理性之庄严此乃文艺复兴之后欧洲特有的精神病症。这个时代，人们的精神没能与过去和谐相处，因而未曾安宁过。技术幻想所有的心灵处于同一水平，这宛如提供了一条捷径，引诱人们急于表现自己为受过教育的，而他们实际上看不到他们继承的东西具体的价值。
部分地因为受理性主义本身的影响，十七世纪以来这样的人一直在增多。实际上，可以说，早期影响了理性主义者出现的因素全都，或几乎全都在我们的文明中变得更加有影响力。
并不是说理性主义很容易地、没遭到任何反对就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刚一产生因为新奇而遭到怀疑，在人类活动的一些领域例如文学，起初被它牢牢占据着，但后来失势了。事实上，各个领域都不停地散布对其教导的抵制。我们考察了对它的最初的最深刻的批判之一后，技术霸权的意义就更加清楚了。帕斯卡尔在批评笛卡儿时，表现的明智而审慎，他并非全面反对笛卡儿，只是在基础的方面反对他。他认为，首先，笛卡儿对确定知识的追求是建立在错误的确定性的标准之上的。笛卡儿的出发点必须是不可疑的，结论是，所有的真知识都是技术知识。
帕斯卡尔通过他的可能性理论避免了这个结论（）：只有出自偏见的知识才是确定的。存在着这样一种悖论：可能的知识（）比确定的知识占据更多的真理。其次，帕斯卡尔认为，笛卡儿派所说的事实上从来都不是任何具体活动中包含的知识的全部来源。他断言，人类心灵并非完全依赖自觉的可表述的技术，即使涉及到技术，心灵自然地、默会地使用技术。明确表述的探索规则夸大了方法的重要性，从而会妨碍探索取得成功。帕斯卡而有很多追随者，现代哲学史也经常围绕这一问题来展开。但是虽然后来者的批评更加精致，少有人比帕斯卡尔更确信，理性主义者的意义不在于对技术知识的重视，而在他们忽视了其他：他们在哲学上错误地把确定性归因于技术，错误地赋予技术霸权地地位。在实践上，他们错误地认为自觉的行动只能产生利益。
四、政治当然不可能不带有新理性主义这一强有力的思潮的印记。一眼就可以看出，政治较之其他人类活动，更早、更彻底地被这一思潮吞没了。过去的四个世纪里，理性主义对人类生活各部门的控制力地位一直在变化，但是在政治中其控制力不断增强，在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强大。我们已经考察了理性主义表现在政治上的一般倾向，有待于考察的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欧洲政治几乎全面地向理性主义屈服，以及这一屈服的后果。
当代所有的政治都受到了理性主义的感染，否认这一点的人不过是换个说法罢了。不仅政治上的罪恶是理性主义的，政治美德也是如此。我们的事业的目标和特征大体上是理性主义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政治上的思想方式也是这样被决定了的。人们期望一些传统的因素，尤其是英国政治中的，会延续对理性主义的抵抗，但现在它们却几乎完全顺应了这一流行趋势，甚至把这样的顺应当作自己具有生命力、能够与时俱进的标志。理性主义不再只是政治模式的一种，而是成为评价政治模式的标准。
理性主义气质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侵入了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判断：思想体系在多大程度上取代了传统，政治上的破坏和创新在多大范围内取代了政治改革，自觉计划和审慎实施多大程度上被认为优越于长时间内自发生成和确立的东西。把可改变的、从未定型、终结的行为习惯转化为相对说来严格的抽象观念的系统，并不新鲜。拿英格兰来说，这样的转化开始于十七世纪，理性主义政治学的拂晓。但起初它遭到比如英国政治无声的抵制（使我们长时期以来得以避免赋予政治行动过高的价值，对政治功绩报过高的期望，起码避免幻想在政治上去除不完美），这一抵制今天也已经转变为了一种思维方式。这可以说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主要意义不是他的理论的自洽性，而是它是理论这一事实本身。反对一切计划也许比计划好，但二者仍属于同一种政治模式。
只有在一个社会已经深深地为理性主义影响了后，传统资源放弃抵抗，转而服从理性主义的专制才会被视为对传统的强化。如今，为了参政并有所反响，必须要有严格意义上的信条，但不能是轻率的不体面的信条。在一些社会中被认为是属于传统政治的圣洁，现在已经只为理性主义政治所有了。
我已经说过，理性主义政治是感觉到了的需要的政治，它不是按照对一个社会长久的利益和运动方向的正确、具体的认识，而是由理性和技术来确定。他们是书本政治学（）。这几乎是所有当代政治学的特征：没有书就等于缺乏一件必需品，不严格遵循书中所说就将成为声名狼藉的政治家。这样的书是如此必要，以至迄今认为没有它照样继续的人，日后将不得不自己动手写一本，为己所用。这表明了作为现性主义之根基的欧洲理性主义的胜利。因为一本书包含的只能是可以写成书的东西技术规则。欧洲的政治家手里拿着书（因为虽然技术能够死记硬背，这些政治家的功课都没学好），注视着他们为未来准备的正被煮熟的盛宴，就像一位厨房看门人欢喜雀跃地代替缺席的厨师出席，他们的知识不会超出他们机械地读出来的字句写下来的字句在他们头脑中产生观念，但不会在他们的嘴里生成美味。在理性主义在当代政治中的其他迹象中，还可以把这一主张算进去：政治要听取科学家们的意见（化学家，物理学家，经济学家或者心理学家）。他们的理由是，虽然科学知识总不只是技术知识，它供给政治所用的知识只能是技术。如此以来，政治中理性的作用不再是批判政治习惯，而是起而代之。一个社会的生活失去了其节奏和连续性，被化解为一系列的问题和危机。民间知识因为不是技术，被等同于无知，柏克所说的现在和过去之间的伙伴关系荡然无存。
无需多说，当代政治的特征就是其理性主义品格。政治是简单的这一流行观念就足以证实这一点了。要给出明确例子的话，无需去远处寻找，眼前就有一个，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对如何控制原子能的制造和使用的建议意见。是性主义对技术的统治地位的信念产生了两个观念：普遍的机械控制方案是可能的以及迄今提出来的每个方案的细节。它被理解为所谓的管理问题。但是，如果理性主义的盛行没遭到任何非难，我们关心的问题就是，是什么造成了如今的事态，因为它之所以能够盛行，不仅是由于自身因素，而且还与背景有关。
简言之，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理性主义政治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过去四个世纪里欧洲政治的显著特点是，它至少遭受了三种政治不成熟的侵袭新的统治者，新的统治阶级，新的政治社会即使不提及后来萧先生提出的新的性别。无需强调，那些在政治上没接受过教育训练的人会发现理性主义的政治很对他们的胃口，他们的原则是实施政治创新、树立政治权威。他们如此地需要它，以至于没有什么会刺激他去怀疑这种神奇的政治技术的存在，它能够消除他们没有接受过政治教育所造成的障碍。
向他提供这样的技术对他来说就是获得了拯救，就是告诉他，必要的知识全都可以在书中找到，这样的知识可以迅速地学到手并且机械地加以运用。这听起来就像拯救一样美妙的令人不敢相信。这一技术或者和这非常接近，以致被误认为这一技术，他理解为是由培根和笛卡儿提供的。虽然那两位哲学家没有想过把他们的方法具体地应用于政治上，但二位哲人正式宣告了理性主义政治的诞生，所作的怀疑论的限制很容易被忽视。他也不需要等待培根和笛卡儿提出理性主义的普遍原理，一个世纪之前马基雅弗利就开始了政治领域中这一方向的探索。
有人说马基雅弗利的目标是扩展政治学，但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够真切。我们知道，科学是具体知识，无论其结论还是手段都不能全部写下来成为书籍。无论艺术还是科学都不能通过一套说明书来传授，掌握艺术或者科学都要成为行家。能够这样传授的是马基雅弗利关心的政治技术。他意识到统治共和国和统治公国的技术是有区别的，二者他都关心。而他为新一代的王子写作了公国统治术，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学理上的，一个是出于个人原因。基础稳固的世袭统治者接受了传统教育，继承了家族的深厚经验，能够胜任他的职位：他的统治术能够通过技术函授课程得到提高，但通常他知道该如何作为。但是新一辈统治者就不同了，他们能用来施行统治的，只是获取统治权的那些品质，除了机关里的恶习和王子的任性之外，他们别无所学。缺乏教育（除了天生的野心以外），需要得到教育的捷径，需要一本书，但是是特定种类的书；他需要注释读本：他们缺乏经验，无法处理未经历过的事件。注释读物的作者必须知道有教养者的语言，必须发挥他的天分（如果他有的话）作一名译者，它不能使无知的读者避免所有可能的错误。马基雅弗利的计划是给政治提供注释读物，提供政治训练以弥补政治教育的缺乏，向没有传统的统治者提供技术。他满足了时代的需要，他个人和他的时代都对满足这一需要感兴趣，因为他对困难的东西着迷。新统治者更感兴趣，因为他比有教养的世袭统治者更容易中人家的诡计，更需要建议和帮助。但是像理性主义的伟大先驱培根和笛卡儿一样，马基雅弗利也意识到了技术知识的限度；不是马基雅弗利本人，而是他的追随者相信技术霸权，认为政治不过是公共管理，可以从书本中学到。他不仅向新王子提供他的著作，而且提供了能够弥补书籍不可避免的缺陷的东西他自己：他从来不会改变这样的理解政治毕竟是交际手段外交而非技术的应用。
新的、政治上不成熟的阶级在过去四个世纪里演练了政治革新和政治权威，像十六世纪的统治者得到马基雅弗利的指导一样，他们也获得了自己的指导。这些阶级都没有时间在执政前接受政治教育，都需要政治辅导书，政治学说以取代政治行为习惯。这些政治著作之中，确实有些是政治卑俗化的，他们不彻底否认政治传统的存在或者其价值（作者接受过真正的政治教育），但他们对传统进行删削，进行理性化以得出传统的真理，以一套抽象原理来展现它，但如此以来，传统的完满意义不可避免地消失了。洛克的《政府论下篇》尤其如此，它像的《基督教的证据》（）一样流行一样不朽一样有价值，像宗教经典读物一样，它是政治学的经典读物。也有其他作者，像边沁和，都试图为新一代没有经验的统治者设计方案，其纯思辨的理念覆盖了所有的政治习惯和社会传统的踪迹：他们是理性主义的正统派。但是其中最权威的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的著作在这个领域是无可匹敌的。没有这些思想家，欧洲政治依然会深深地卷入理性主义，但毫无疑问，他们是声势浩大的政治理性主义的缔造者，或者说，他们可能是，这些缺少政治教育的统治阶层的指导者，而不是其他人，存有如何使用统治权力的幻想。写给新一代统治者，并为他们学到手的技术，其机械的应用方式是不会出错的。没有其他技术这样貌似具体知识地把自己强加给世界；没人能够创造这样一个如此广大的理智的无产阶级：它除了技术之外一无所有。
美国的早期历史是理性主义政治的教科书。那时的美国人在没有任何指导的情况下依靠自己开展政治创新，类似于某个人或者社会阶层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去执政；二者的需要大体相同。尤其相似的是，独立伊始的美国被确认不具合法性，明确地反传统，因而它只能诉诸本身不依赖传统的理论来为自己辩护。而且，对于美国这批殖民地居民来说，逼迫他们转入理性主义政治模式的也不只是这些原因。
美国独立的奠基者拥有欧洲的思想传统和本土政治习惯和经验两种资源。但是，如历史所示，欧洲传统对美国的馈赠（哲学上和宗教上）一开始就被显著地理性化了：本土政治习惯，殖民化环境的产物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的单纯的理性主义。普通质朴的人们不会对他们继承而来的行为习惯多加反思，作为生活在处女地的共同体，不断地通过互立协议来制定法律和规范，他们只会认为自己的政治安排是自己没接受任何帮助、自己创造的。他们是白手起家，拥有的一切都归功于自己的努力。先驱者的文明几乎不可避免地是有自我意识的自力更生者的文明，理性主义者是环境而不是反思的产物，不需要有人告诉他说知识始自白板，认为自由的心灵不仅是人为地笛卡儿式净化的结果，而且如杰弗逊所说，还是拜全能的上帝所赐。革命爆发很长时间之前，美国殖民者的精神气质，政治上流行的理智品格和习惯就是理性主义的。这很清楚地反映在宪法和殖民地独立史上。当殖民者开始消解把他们和他者联系在一起的政治标签，宣布独立时，他们的政治习惯从外界获得的唯一的新启示是和他们的本土特征丝丝入扣的那种。启发杰弗逊和其他美国独立之父的是洛克从英国政治传统中提炼出来的学说。他们愿意相信，他们相信这一学说的程度高于旧世界的居民可能相信的程度。社会正确的组织和处理事情的方式要以抽象原理而非传统为基础，后者像汉密尔顿所说的是去破羊皮纸和发霉的历史纪录中寻找，这些原理不是文明的成果，它们是自然而然的，写在整卷的人类本性之上。人的理性、以相同方式为所有的人拥有的技术能在自然中找到它，使用它不需要其他额外智能。而且，这个时代比其他时代占据优势，因为通过探索技术的运用，抽象原理近来已经被发现殆尽并被写到书中。使用这些书，以新的方式塑造的政治社会之没有传统就不仅不是缺陷，而且将因此优越于没有彻底摆脱习俗锁链的旧社会。笛卡儿设想的’’’’，在年为精神振奋地观察到：美国人是上帝最垂青的人，给予他们探究和选择自己应该生活于其中的政府形式的机会。所有其他的统治形式都出自暴力或者偶发事件，远远未臻完美。独立宣言是正统理性主义（）的典型产物。它在新学说的帮助下体现了感觉到了的需要的政治。无疑，它将和法国大革命的文件以及后来理性主义者后来推进社会重建的模式和启示一道，成为政治理性主义的圣经。
我坚持认为，欧洲国家的普通政治实践理性主义的缺陷已经根深蒂固，欧洲政治的很多失败都是因为其理性主义特征主导了事态（而不能归结为其他更直接的原因），我们不能期望立刻走出困境（因为理性主义的精神气质不是昨天才时兴起来的）。病人听说他一出生就病了肯定会很沮丧，因为没有什么方法能够快速治愈，但通常事实就是如此（除非是幼儿期受到的感染）。只要孕育理性主义政治的条件依然存在，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政治上的理性主义气质。
并不是说所有我提到的思想家都要为目前的困境负责。他们是历史条件的仆人，帮助它永生，而不是历史条件的创造者（偶尔也可以看到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也不能假定他们会一直同意那样使用他们的著作。我真正关心的也不是政治哲学著作促进还是延缓了政治上的理性主义。对前人的构思的误解不是出于提供行动方案的动机，只是打算去诠释它。探索政治和永恒之间的关系则是另一件事，更不值得鼓励，发觉了时间世界的复杂性和偶然性的不可控制的实践政治家，抵抗不了一些学说提供的诱惑迅速遁入虚假的永恒。最后，我也不认为也不能把我们目前所处的困境归结为自然科学及与之相联系的思维方式在我们的文明中占据的位置。这一简单的诊断已经广为散布，但我认为它是错误的。自然科学家的影响不局限于理性主义方面这是我们确定了所有具体知识的特征后自然得出的结论。无疑，有些科学家骨子里是就是理性主义者，那是因为他们错误地以为理性主义和科学观点必然一致。麻烦在于，科学家跨出他们自己的研究领域时所持的仍然只是自己的技术，这必然把他和理性主义的力量拴在一起。简言之，自然科学的巨大声望被用来加强我们心灵中的理性主义倾向，但这不是真正的科学家干的，而是那些不管不顾自己的科学、理性主义的科学家所为。
五、简短地勾画了理性主义政治的特征，产生的社会和知识背景后，我们来加以若干反思。理性主义政治源自政治机遇中的政治不成熟。这样的情形在欧洲社会经常一起出现。它们曾出现于古代社会，这个世界时而要遭受他们联合以后造成的后果。现代政治中的理性主义的特征是这样产生的：现代世界成功地发明了如此似是而非的弥补对政治教育的缺乏的方法，以至于那些缺乏政治教育的人对自己的无知浑然未觉。当然不是每个社会都这样缺乏经验，这从来不是绝对的。总有人接受了真正的政治教育，对理性主义有免疫力（英格兰人尤其如此，其特定的政治教育比任何社会都普及），有时他的技术所暴露出来的其局限性的蛛丝马迹都能够渗透理性主义者的心灵。
实际上，纯粹地理性主义政治是如此地不切实际，以至于后来掌权的新人经常会抛开书本，转而像一位商人或者贸易协会的官员一样，依靠自己对世界的总体经验。自己的经验总比书本的指导可靠至少它是真知而不是模糊的影子，但这还不是关于他所处社会的政治传统的知识，这样的知识在最适宜的条件下也要花两到三代人才能得到。
不过，当理性主义者不傲慢，不假装神圣的时候还是值得同情的。他很想正确，不幸的是他不会很成功。他开始的太晚了，方式也不对。他的知识总是一知半解半生不熟，从而他最多只能对一半。就像一个出国在外或者脱离了自己的阶层的人，会对他只表面了解的传统和生活习惯感到困惑，一个仆役长或者管家都优于他。鄙视他不理解的东西，习惯和风俗本身看起来就是坏东西，一种对行为的无知。出去某种自欺，他把实际上是意识形态的政治具有的特征僵化、一成不变归给传统（它首要的特征就是流变）。因而，在控制时态时理性主义者就面临，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危害最大不是在他没能够控制住局面时（他的政治，关涉的总是控制局面和化解危机），而是在他好像取得了成功时；因为他每次表面上的成功我们都要付出代价：社会整体生活中的理性主义思潮又被推波助澜。我们这么说并不是耸人听闻、哗众取宠：理性主义下述两个特征使它对我们的尤其危险：稍具判断力的人都不会因为无法迅速治愈病入膏肓者而焦虑，但如果他看到所患疾病日益恶化时，他更有理由不安。这正是理性主义这种病患的现实。
首先，如我已加以说明的，可以确认理性主义政治误解了人类知识的本质，这一误解已经腐化了人们的心灵，因而它无法纠正自己的错误，也不能对它采取顺势疗法，不能通过对理性主义更真诚更衷心而避免这一错误。这一点可以视为对按照书本来生活的惩罚，它不仅使人犯错，而且会使心灵枯竭。按照格言生活最终将导致理智上的不诚实。进而，理性主义者预先拒绝了唯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的外在刺激，他不仅不知道能拯救他的知识，他一开始就破坏了这种知识。他先关了灯，然后又说他看不见东西。简言之，理性主义者本质上是无法感化的：唯一能教导他使他放弃理性主义的启示被它视为人类的强敌。对理性主义者不管不顾的话，他自己能做的只是，在一个理性主义的方案失败后，以他希望能够成功的新的一个方案取而代之。当代政治正迅速地向这个方向退化：不久前还为英国政治极端对抗的对手共同拥有的政治习惯和传统，已经被共同的理性主义立场取代了。
但是，其次，一个采取了理性主义政治立场的社会将会发现，自觉不自觉地，其教育也只有理性主义一种模式了。我指的不是国家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那种直言不讳的用心：灌输占统治地位的理性主义学说，而是看似更加合理的方案只允许具有理性主义特征的教育模式存在。
完整建立了理性主义一统天下的教育模式后，解救的唯一希望寄托于被忽视的老学究能有所发现，在破羊皮纸和发霉的记录中翻找，勾画出一千年前理性主义未曾灾难性地降临时世界的面貌。
理性主义刚一出现就对教育有着不吉利的兴趣，它很尊重头脑，坚信自己能够训练它，认为聪慧应该得到鼓励，得到权力作为报酬。但是理性主义相信的是什么样的教育呢？可以确定地说，那不是对社会道德、知性习惯和成就的启蒙，建立过去和现在之间的伙伴关系，分享具体知识；对理性主义者来说这都是无知的教育，非但无益而且有害。教育是技术训练，知识来自当作注释读物使用的书本。理性主义者的不良教育观之所以能够逃脱被认为是把自己强加给社会的嫌疑，是因为他和他的学生一样受了蛊惑。他真诚地相信，技术知识的训练是唯一值得传授的知识，因为他为这样的信念所打动：除了技术知识之外，没有其他种类的知识。他相信，公共管理训练能最有效地抵挡煽动者的谄媚和独裁者的谎言。
一个精神气质很大程度上是理性主义倾向的社会将强烈呼唤这种训练。半知识（由于一半是技术）将具有经济价值，受过训练的心灵能够随意运用最新策略而有自己的市场。可以期待的是，这一要求会得到满足，这种书籍将会被写出来并大量售出，将出现提供这种训练的机构（全面或者侧重某一方面）。
我们的社会很久以前就热心地开发这一需要，十九世纪早期就可以观察到。但是对于学习钢琴演奏和农场管理的人来说，通过函授来学习并不重要，无论如何都免不了是这样。重要的是，理性主义已经侵入并开始腐蚀真正的教育和我们的社会建制。一些真正的知识（和技术有显著区别）得以传授的方式和途径已经消失了，另外一些荒废了，还有一些正在从内部被腐蚀。我们的时代环境的压力都来自这个方向。学徒和师傅一道工作，除了学会技术还学到了无法传授的知识，这样的教育方式尚未消失，然而已经荒废了，被技术学校取代它的训练直到化为实践之前都尚未溶解（因为它只能是技术训练）。还有，接受职业教育越来越被认为就是获得技术，就像信息输入，我们可以期望在未来某个时候，职业技术为聪明的人掌握，而不是那些技术有限，没机会学习传统和一项伟大职业的行为标准的人。迄今为止保存（因为它是人类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好好保存就会失去）、传授这种知识的一种途径就是家族传统。然而理性主义者从来不理解，学习一门职业技术差不多需要两代人，相反，他竭尽全力地破坏这种教育的可能性，认为它是有害的。像一位只会世界语的人，他没法知道世界不是开始于二十世纪。伟大职业传统这一无价之宝就被有意而非出于疏忽地取消所谓既得利益时给破坏了。最认真的理性主义者破坏教育时瞄准的是大学。技术员是如此地紧俏，以至于现有的训练技术员的机构满足不了需要，就要在大学上下工夫。大学训练男人和女人的预言就诞生了，而且不仅教育部长这样说。
【摘要题】高校思政
【关键词】美的法则/思想政治工作/环境美/人格美/方法美
爱美是人的天性，人们爱美，也总是乐于接受美的事物或观念。与人的爱美特性相适应，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自觉地引导学生提高审美情趣，对于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具有积极意义。
一、美的法则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
1.开发智力的作用
学生个体通过审美修养可以使自己变得更加聪明，更有才干，更有学习能力。蔡元培先生曾要求科学家“兼治美术”，就是因为“有了美术的兴趣，不但觉得人生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就是治科学的时候，也一定添了勇敢活泼的精神”。很多伟人都爱好和擅长文艺，这种爱好同他们的事业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马克思爱读文学名著，爱因斯坦常常拉小提琴，李四光谱写了中国第一首小提琴作品，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美的魅力和神奇，激发了众多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思想家的渴望和执着；正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审美活动，培养和促进了他们的观察力，引导他们掌握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鼓舞他们攀登科学文化的高峰。
美育对于创新人才的智力开发，对于当代大学生的创新潜能的挖掘，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心理学家依据大量的科学实验分析告诉我们，创造型人才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敏锐的直觉，卓越的文艺天赋。创造性人才不仅表现在智力上，也表现在非智力因素方面。创新意识实际上也是一种好奇心，一个人有了这种好奇心，对任何未知的问题，未知的领域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尝试冲动，美育能够通过积极的态度，扶植和培养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因此，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在审美修养方面的确应该先走一步，更高一层。
2.道德感化的作用
古代儒家教育很注重诗教，认为诗可以“兴”、“观”、“群”、“怨”。所谓“兴”，就是启发鼓舞的感染作用；所谓“观”，就是考察社会的认识作用；所谓“群”，就是互相感化和社会凝聚的作用；所谓“怨”，就是批评不良政治的讽刺作用，可见，诗的这四种作用对人的道德发展是有帮助的。儒家还十分重视乐教，我国古代的音乐美学名著《乐记》，对艺术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作了详尽的阐述。《乐记》主张用乐教来陶冶人的性情，养成内心的和谐。其实，古代儒家所讲的诗教、乐教就是运用美的法则来使人受到一种潜移默化的美的感染，使人自觉不自觉地变得高尚起来，起到道德感化的作用。
当前，社会上一些不良现象对大学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若不对其加以正确引导，就会导致社会风气、道德情操的滑坡。而审美教育则是一剂精神良药，在审美教育中，它并不强求学生必须如何行事，而是通过提供某种审美理想、范本，感召他们应该如何行事，当学生的审美情趣与道德认识相契合并形成崇高的理想信念时，审美情感也就自然地内化为一种行为动力，驱动道德认识、道德理想、道德信念向道德行为转化。这种道德行为一旦成为定势，就会对道德意志的形成产生推动作用。因此，审美教育可以辅翼道德，提升学生的道德素质。
3.人生导向的作用
审美修养是从多方面发展人生价值的过程，从而使人更加珍惜和热爱人生，生活之路也就会更加宽广，且可以摆脱生活的种种束缚、困扰和烦闷，即使身处逆境，也能保持崇高的志向，获得精神上的平衡。就大学生个体而言，审美修养是提高需求层次，创造人生价值和促进个性发展的重要途径。有了一定程度的审美修养，也就在相应的程度上摆脱了低级趣味，心灵受到了美的净化，精神上就有了更高的追求，生活、娱乐的格调也随之提高，生活内容也就更加丰富多彩，学习的目的就会明确，学习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就会大大增强，就会朝着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个目标加倍努力。
二、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如何运用美的法则
1.创造环境美
环境影响人，造就人，美好的环境对人的美好心灵、美好品德有着熏陶和感染作用。大学生生活、学习、成长的校园环境对他们的思想品德有着直接的影响。美化校园自然环境，一是可以使学生怡情悦目、精神振奋，从而更好地学习和生活。二是优美的校园自然环境需要通过师生的劳动创造和保持，从而培养学生热爱劳动、助人为乐的美好品德，养成爱护公物的良好习惯，提高社会公德水平。美化校园的社会环境，诸如宽松和谐、互助友爱的人际关系，开拓进取、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等，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有更大的影响力。
2.展现人格美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具备人格美，就应从四个方面努力：第一，培养与教育使命相适应的思想品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情操，和埋头苦干建功立业的思想；要摆正利益观，耐得住清苦，严于律己，品行端正，做一个“仰不愧于天，府不怍于人”的有德之士；要以身作则，为人先行。第二，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专业理论水平。理论素质是道德认识和气质涵养的基础。因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博学多才，见多识广，兴趣广泛，情操高尚。第三，具有良好的能力结构，如调查研究、获取信息的能力；分析、判断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组织领导和协调能力；表达能力和自我调节的能力，等等，能够把丰富的知识自觉运用到工作实践中去。第四，风趣幽默，刚柔相济。同一件事，在不同场合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表达方式，效果就不同；同样，不同的人和事，用同一方式处理，也会把事情弄糟。因此，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处理学生的具体问题时，要有热情、有策略、有分寸、有弹性，特别要因人因事而宜，语言要风趣幽默，在谈笑中使学生受到有益的熏陶和感染。
3.追求方法美
(1)注重情感激励。美的东西往往把不可言状的情感变成具体生动的形象，让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让人在想象中体会到情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在高层次上了解和把握学生的心态变化，必须采取正确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用美的语言体现“情”，做到入情、入理、动心，做到情真理切，理在情中，真正使学生心悦诚服，激起学生求真、向善、爱美的热情、信心和力量。
(2)利用活动熏陶。高校一定要结合大学生活泼好动，希望多方位发展以及反对空谈的心理需要，注重采用情趣转移、寓教于乐的熏陶式教育，把教育内容艺术化、文学化，使学生在各种轻松、愉快、高雅、富有艺术性的活动中受到美的感染，得到哲理的启迪、心灵的感染、情操的陶冶、精神的升华，达到调节精神，增长知识，沟通情感，提高觉悟的目的。
(3)增加科技含量。运用科技革命的新成果，完善和丰富工作的体系和内容，把先进的科技手段引进工作领域。这无疑会给学生带来美的享受。
(4)抓好典型教育。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典型的树立要有时代感，在改革大潮汹涌澎湃的21世纪，英雄辈出，只要做有心人，到处都可以找到鼓舞人的榜样。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多选树学生关心的热点典型，要善于发现那些有时代风采，有导向作用的典型。由于典型是以生动的形象打动人，因而往往能收到单纯的理论教育难以收到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1975.
[2]丁光熏文集[M].北京：译林出版社，1998.
首先作为一个老师必须具有健全的人格，这是上好每一门课程，并增强其吸引力的前提条件。笔者经过这么多年的教学实践，得了一些结论，学生的心很单纯，也很直白，思想逻辑也简单，很多情况下学生喜欢上这门课，是因为喜欢这位老师，就是这么简单，不需要什么理由。因而，思政课教师的个人修为与魅力的提升，对提高教学的吸引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得到学生的喜欢和尊重，受到学生的爱戴，思想政治理论课自然而然就具有了吸引力。当然，个人魅力的提升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而需要长时间的日积月累，平日养成，在课堂上自然流露，往往能牢牢吸引住学生。教师良好的人格魅力不但能够牢牢吸引住学生，还能促使学生健康成长，对学生人格魅力、高尚品德的养成起到积极的潜移默化的示范作用。学生崇拜老师，把老师当成自己的偶像，总是把老师作为自己学习的楷模，把老师的一言一行像一部摄像机一样毫无保留地拍摄下来，然后效仿着去做。所以作为老师不管是在课内还是课外，都要时刻注意自己的修为、言行举止，始终以“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严格要求自己，来影响学生的心灵，影响着学生的内心世界，这是再好的教科书、任何奖惩都不能代替的一种无形的教育力量。教师丰富扎实的理论知识、高尚的道德品质，远大的理想、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孜孜不倦的求知精神，循循善诱、淳淳教诲的教育理念，积极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等，这些都无形地激励着学生积极进取、奋发开拓。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与一般的教学活动不同，教育者向教育对象传递的是一种思想，一种观念，不是技术，它并不直观，而且抽象，但是像春雨细无声一样感化着学生，是指导和引领教育对象思想、行为的活动，是对教育对象品德进行塑造和磨炼的活动，这种品德塑造活动，不但要以教育形式为手段，更要以人格魅力感染为手段。我国从古至今历来都注重身教重于言教，在《论语》中，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里的身不仅指教师以身作则,也包括追求至善的人格。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吸引力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是吸引教育的最重要因素，要想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教学内容必须与时代同步，适应时展的要求，否则它是没有生命力的。教学内容作为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始终处于发展的动态中。当代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领域都发展得很快，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为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各个领域的深刻变革，经过这三十多年的改革，我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各方面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新情况，面临一些新任务。在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大好时期，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要突出思想政治理论的优势，体现时代的特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归根结底是要得到客体的认可和接受，所以对教学内容的选择必须满足学生的实际需求，根据学生所处不同的学习阶段和成长阶段以及成长的不同环境，有针对性地选择教育内容，教学内容更充实，解答学生疑问更真实，给学生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才能得到学生的认可和接受。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得到提高，对社会的一些现实问题学会辩证地去看待和分析，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也得到了提高，对树立正确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供有价值的指导，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如何做事。这样的教学内容当然会对学生产生极大的吸引力，也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则就会适得其反。除了以上总的方向，另外还要针对学生的不同层次选择不同的教育内容。对于大一新生和大二、大三、大四的学生，选择的教学内容应该不同，因为他们所处的学习阶段不同，学习任务、学习情况和面临的问题都不同，心智也处于不同的成熟阶段，只有根据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选择教育内容，才能达到我们的教学目的，实现教学目标，取得教学实效。还要时时关注大学生感兴趣的社会热点问题，社会热点是社会现实矛盾的焦点，也是大学生产生思想问题的根源，教学内容要有解答社会热点问题和解除学生的疑问的功能，另一方面还要给学生以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使学生从心底里感到学理论有用、管用，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理论的兴趣。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的吸引力
一、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新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战略性课题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的目标和要求。我们党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到新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目标的高度，提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的地位，意义非同寻常，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1.政治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集中反映
社会文明概念是对人类社会进步状态的整体性把握，政治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起构成人类文明发展的三大领域。物质文明体现的是与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相依存的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进步程度，是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基础；精神文明是人类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创造的思想文化和精神成果，它对物质文明的发展和进步既可以起强有力的引导促进作用，又可以起破坏阻碍的反作用；政治文明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集中反映，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诸多成果往往要以政治这一制度化、组织化、程序化程度高的活动和形式体现出来，政治文明是反映特定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制度化、规范化水平的标志之一。
政治文明作为人类在社会活动中所创造的一系列进步政治成果，具体包括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三个组成部分，这三个方面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政治意识文明尤其是政治理论和哲学思想是政治制度的基石，是政治行为实践的指南；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意识文明的结果，是政治主体在政治行为模式上的程序化、组织化安排；政治行为文明是政治意识文明和政治制度文明的具体实践，通过政治行为主体的政治实践活动，政治主体与政治客体之间不断发生着认识和被认识、改造和被改造的双向运动。正是通过这三个方面的相互作用，人类政治文明才呈现出不断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上升过程。应该说，每一时代的政治形态中都凝聚着人类在上述三个领域中所取得的积极政治成果，并为人类进一步从事更高级的政治实践活动提供了宝贵的政治资源。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大进步。社会主义所处的社会形态和时代特征决定了它理应建立起比其他社会形态更高级的现代政治文明，这种政治文明包括更为丰富的内涵。因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主体上否定了政治生活中少数人对于多数人的统治，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倡导和确立了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使人类政治文明的主体扩展到了大多数民众，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客体上一系列反映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法律制度和体制安排，使社会主义政治真正有可能建立起高度发达的、充分体现人民群众利益的民主政治模式；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价值取向上，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基础之上的先进政治理念，反映了社会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尽管在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中，不论前苏联、东欧各国还是中国，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上都一度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偏差甚至失误，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否定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念的先进性和价值取向的合理性，相反，我们更应该从这些偏差与失误中，从给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造成的损失中，深刻理解加强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促使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并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起成为衡量社会主义文明的重要标尺，成为人类政治文明中的一面旗帜。
2.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加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在工作实践中必须从根本上把握“基本国情”和“中国特色”。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基本国情”和“中国特色”的深刻阐述和集中体现，因此我们必须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按照十六大提出的基本理论、基本方针和基本要求，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过程就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过程，中国政治发展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和新修订的第一次以党的文件形式做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部署，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又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由之路的揭示。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必须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社会主义文明只有在借鉴和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才能创造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需要的新的文明成果。所以，我们必须以开放的态度学习和借鉴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政治文明成果，努力构建一套能够与世界各国沟通的文明价值体系。回顾人类的发展史，翻开20世纪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篇章，我们不难发现，政治文明从来就是人类文明整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部人类文明进步史也就是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三方面的协调发展史，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实践过程中，人权、民主、政治文明等一系列范畴被确立起来，并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建设文明社会的共同选择。因此，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积极吸取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营养，只有这样，才能加速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质与量的积累，才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所有制方面，我国已经真正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在分配方面，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体制已经成为社会现实，人民的利益结构已经得到重大的调整。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根据这一思想，面对崭新的社会经济和体制结构，我们党必须转变执政方式，提高执政水平，而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表明，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政治文明，既是经济基础变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执政者有效管理社会的惟一选择。
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与时俱进，创新理念
1.坚持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早在2001年年初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同志论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时，首次代表我们党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他明确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建设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的第五部分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容，它既有深刻的理论原则，又有具体的实践措施，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社会文明学说的重大创新。
2.大胆进行政治理念、政治思想的创新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首要的任务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胆进行政治理念、政治思想的创新。正如十六大报告所强调的，“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只有通过政治理念创新，才能推动政治活动、政治行为、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的创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中，最根本的是揭示国家的阶级本质、阶级属性。与此相联系，国家不仅有阶级统治的职能，而且有公共管理的职能。现代社会的经验表明，国家政治统治职能除了阶级统治(包括暴力的与非暴力的)外愈来愈多的是协调阶级关系，调整各阶层的利益。当然，在世界范围内还存在阶级斗争的条件下，国家还有保卫本国和领土完整，保卫公民合法权益和生命安全，保卫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安全，防止外国敌对势力的侵犯的职能，无论是何种性质和类型的职能，都要依据宪法和其他法律。此外，在可持续发展已成为现代社会发展战略的条件下，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好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维护生态平衡，也是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职能。上述这些变化都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由此可见，如果不进行政治理念的创新，就不可能正确指导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的改革，就不可能推动政治行为的文明进步。
如今，全球化浪潮澎湃汹涌。我们对政治文明的创新，不但要总结、提升自己的实践经验，而且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特别是当代文明的优秀成果。我们绝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但应该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所创造的政治民主体制、运作方式；我们决不搞西方的多党制和三权鼎立，但应该学习和借鉴经济发达国家权力制衡和权力监督的政治机制、运作方式；我们也不搞西方的政党制度，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但应该完善和健全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与政治协商制度，改善和充分发展执政党的党内民主制度；我们也不会搞西方的议会制、两院制，但应该完善和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产生方式，使之真正代表民意，使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权力制度化、规范化。总之，要真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起来，只有创新政治理念，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才能实现。
由此可见，将政治文明这个概念正式提到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加以阐述和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命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时俱进的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重大发展，是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一次飞跃。
三、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无论从何意义上来说，20世纪的革命和斗争都为社会主义在新的世纪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当20世纪的大幕徐徐落下时，经历了曲折坎坷的中国社会，通过自身的改革与发展，已经出现了走出低谷，迎来更大发展的曙光。处于这样一个重大转折时期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其兴盛与否对于社会主义文明的发展，无疑具有极为重要而现实的意义，深入思考面向21世纪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十分必要的选择。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既是一个全新的理论，也是一个全新的发展目标。作为一个全新的理论，它显然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新发展；而作为一个全新的发展目标，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则是我们党在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我们党要在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是与加快推进现代化相统一的目标，是符合我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符合人民愿望的目标”。所以，只有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视角，从社会发展目标层次上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才能充分理解它的重要意义与深远的社会影响。
1.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基础上提出来的，它反映了人民的愿望，顺应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
邓小平同志用小康一词概括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二个目标。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到2000年年底，全国人民生活总体上已经达到小康水平，第二步战略目标如期实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变化主要还是体现在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上，说明我们上个世纪末社会建设的侧重点还在于解决温饱问题。当人们告别了温饱、实现小康、丰衣足食的时候，新的社会需求就会产生并凸显出来，比如对民主自由的向往、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期盼。作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已经基本上实现小康目标的基础上，必须重新审视广大人民群众新的愿望和要求，不失时机地提出新的奋斗目标，以此来团结动员广大群众一道前进。而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来的，它顺的是百姓需求之理，成的是社会进步之章，必将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拥护和广泛支持。
2.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目标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政治文明的建设在社会整体文明中的重要地位认识的深化，是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积极探索。
虚拟实践教学是传统实践教学的领域拓展。尽管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实施多年，但是，对何谓实践教学的认知依然见仁见智。黄蓉生等人将其归纳为五种主要看法，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内涵界定: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环节，是由课堂实践教学和社会实践教学组成的、以实践为中介、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建设和社会实践教学环节的内容与形式有机结合的、以研究性学习为桥梁、把大学生的动脑思考与动手实践相互联接的以知识和方法为纽带的教学过程的总和。具体的实践方法包括“社会调查”“观察体验”“宣传教育”“榜样示范”“亲自体验”“比较分析”“思想转化”等。很显然，这个界定把实践教学看作一个涵盖课堂实践教学与课外实践教学的教学过程，突出了实践环节动脑与动手结合、进行研究性学习的特点，强调了课程建设与实践环节的有机结合，很好地概括和揭示了实践教学的构成与特点。应该肯定，这是一个合理性、适用性都很高的看法，对于本课题组界定虚拟实践教学的内涵具有极大启发和借鉴意义。不过，其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第一，过于宽泛，不够严格。在我们看来，作为“第二课堂”的社会实践是大学生以社会为师、向社会学习的过程，其操作流程和实施原则不同于和课堂教学连接紧密的实践教学。所以，不宜并入实践教学环节。同时，这种看法将“宣传教育”“思想转化”也看成实践教学的实施方法，明显超出了自己的界定，模糊了实践教学与理论宣传的界限。第二，对网络环境下的虚拟实践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在我们看来，应当从严格意义上，即与理论教学直接联通的意义上界定实践教学。概括地讲，所谓思政课实践教学，就是学生在预定目标牵引下，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独立分析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理论焦点问题的一种研究性学习活动。第一，它是思政课整体教学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思政课的传统形象是清一色“满堂灌”、教师单一主体的理论讲解，当下思政课教学的基本样式则是“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第二，它与课堂教学是一种“分工协作”关系。课堂教学偏重于知识习得，实践教学强调知识运用，共同服务于塑造大学生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的根本目的。第三，它更加突出学生的学习主体性。课堂教学的主角是教师，实践教学的主角则是学生。当然，实践教学也需要教师的设计和引导，但是，教师只是导演，实践教学的效果与成败关键在于学生积极性的发挥。思政课虚拟实践教学，是传统实践教学的拓展和深化，它开辟了新的空间、拓展了新的形式，将实践教学引入了一个网上实践与网下实践、现实实践与虚拟实践交互影响、良性互动的新境界。其活动展开的空间是网络世界、虚拟空间;其活动的展开和完成需要实践主体具备一定的电脑操作技术和能力;其成果的呈现不再是传统的纸质形式，而是寓时效性、思想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多媒体作品。思政课虚拟实践教学区别于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一种新的发展形态，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一般是指网络环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具体说，它是“在了解计算机网络和多媒体知识，掌握现代传播技术基础上，通过制作、传播和控制网络信息，引导网民(或受众)在全面客观地接触信息的基础上，选择吸收正确的信息，从而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在主渠道教育之外的另一种教育形式，它通过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网络社区、师生网络互动、易班(E-Class)、网络化的日常管理和交流互动等形式，达到潜移默化的教育目的。它主要由学校的特定职能部门(宣传部、团委、学生会等部门)和特定人员(主要是辅导员)来组织实施和完成。与之不同，作为思政课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虚拟实践教学是由思政课的任课教师基于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基本规律，制定详细的实践教学计划和流程，通过激发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依托网络平成拟定的虚拟实践教学任务。任课教师基于学生提交实践成果的形式(主要有电子书、网站、网页、视频、电子报等形式)和质量给予合理的评价，并最终纳入整个课程的总成绩。信息化时代的来临，网络伸展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网络参与人以年轻人居多，在大学生中尤为盛行，是吸引大学生的文化、生活阵地。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指出:“电脑网络的建立与普及即将彻底改变人类生存及生活模式，而控制与掌握网络的人就是人类未来命运的主宰，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将拥有整个世界。”因此，大学生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们不仅要意识到网络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而且要主动进入网络，了解网络的特性，由一个游弋于网络外的关注者迅速变成网络运用操作的使用者。因此，高校的思政课教学必须渗透到网络空间中，充分利用网络空间阵地，建立思政课的教学网站，着力创建大学生思政课校园网络实践教学平台。虚拟实践教学就是这一探索的初步结晶。通过这一形式可以极大地激发学生学习理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能动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之一，反映和标志着实践活动的“属人性”特点。人正是通过实践证明着自己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动物仅仅利用外部，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虚拟实践比现实中实践具有更大的能动性。由于网络空间是人的创造物，是全然的人工自然，人对其摆脱了天然自然的不可预测的客观必然性的制约，因此相比较而言，人在其中比在纯客观的物理的自然中拥有了更大的能动性，而且其电子的瞬时的反馈性和动态性又使这种能动性如虎添翼。此外超文本的流动性使人的思维处于激活状态，也为主体的能动性奠定了基础。在虚拟实践中，大学生主体可以突破现实社会中的性别、身份、地位等的限制，因而可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这也是其能动性的表现。而且由于主体的匿名性和实践范围的全球性，很难有某个外在的力量来支配主体的实践，也难使主体成为受外界力量任意摆布而无力掌管自己命运的木偶或奴仆，主体有了更大的自主性，可以支配自己的实践，因而更利于能动性的发挥。在思政课中实施虚拟实践教学，正是充分利用了大学生的这种虚拟主体身份，也正是通过这一崭新的实践平台，大学生学习思政课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二、虚拟实践教学的支持系统
根据我们的研究，虚拟实践教学的支持系统至少应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教学管理规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作为探索性改革举措，虚拟实践教学能否取得实效，关键在于教学管理是否规范、合理。为避免流于形式，应当从事前、事中、事后三方面订制规范，加强对教师和学生的管理。我们主要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课前制定并动态完善教学计划。将“分析社会问题和网络现象、培养提升学生辩证思维能力”作为教学目的，明确实践类型和具体形式的内涵与要求，同时为学生推荐参考选题、学习网站。该计划在开课第一周即公告全体学生。二是制定以过程考核为主的教学文件，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实践作业要求和评分标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虚拟实践教学手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期末免考细则(修订版)”“上海政法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虚拟实践作品比赛评分标准”等。贯穿其中的基本理念是“过程管理”“过程考核”，突出之点就是将实践教学的成绩作为重要指标纳入课程总成绩，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三是做好教学总结和档案整理。通过举办大赛和实行期末免考，让优秀学生脱颖而出;对于实践作业、实践手册和获奖作品，及时进行分类整理，遴选部分作品刻录光盘，作为资料长久保存。同时，进行教学总结和研究，不断探索实践教学规律，为下一轮教学提供支撑。其次，虚拟实践教学考评体系。考评应当做到两个结合:过程与结果结合、思想性与技术性结合，二者缺一不可。具体包括:一是分类考评。校外、课外的“虚拟实践教学”具有分散性特点，应以结果考评为主，辅之以过程管理。校内、课内“虚拟实践教学”具有一定可控性，尤其是课内“虚拟实践教学”集中性则更高，应当坚持过程考评为主，辅之以结果考评。二是考评指标要体现思想性与技术性相结合原则。学生提交的“虚拟实践教学”作业，摆在第一位的是思想性，包括内容的科学性、学术性、创新性，同时还要考核其技术含量，如技术难易程度、操作的便利性等，当然还有信息量大小、资源类型的丰富性等因素。三是考评主体应当是学生互评和教师考评二者结合。由于学生是“虚拟实践教学”活动主体，让那些选取同一类型虚拟实践的同学之间互相评价，既可以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又便于互相促进，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为考评环节的实践教学。又次，建设虚拟实践教学资源库。该资源库不同于思政教育与研究专业网站，也不同于思政课网上课程中心，而是直接服务于课内、校内管理可控式“虚拟实践教学”需要的一种新型资源库。建设时应坚持以下原则:一是使用的便利性，既可以供课堂教学师生共用，也可供学生在校内任何一个网络接口连接使用，同时也可以在不同模块之间切换。二是共建共享性。本资源库由师生共同开发，共同使用;共建的过程也是实践教学的一种形式。三是实践性，即便于师生、尤其是学生开展网络调研型、问题研究型虚拟实践活动(另外两种不适宜在校内或课内完成)，而不是简单地浏览信息。在内容构成上，资源库应当包括两个层次:一是集成单元库，包括微教学单元、网络经典案例库、经典问题库等等。本库的功能是为师生选定虚拟实践教学的具体问题提供帮助。在设计上，宜采用模块化集成的方式排列，即以课程内容的若干微教学单元为轴心和统领，配置相应的案例库和问题库，并适时更新、补充。二是基础素材库，包括文本库、图形图像库、动画库、音频库、视频库、参考资料库、相关网址等。本库的作用是提供开展虚拟实践教学所需资料、完成实践作品必备的素材，在资料的搜集与更新上，动态对应于集成单元库的需要。
三、虚拟实践教学的育人功能
(一)让学生学习传统文化，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我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让同学们去学习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使其受到古人优秀传统道德的熏陶，从而达到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目的，可以在学校组建传统道德文化的学习小组或者是开设传统道德文化选修课程，让学生去了解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同时学生可以学习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学习方法、孝悌理论和道德修养等等，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可以让学生在喧闹繁华的现代，通过与古代圣人的对话，沉淀自己的思想、净化学生的心灵世界。以此对我国传统文化知识有一个概况的了解，使学生明白“以史为鉴”的道理。教师教授传统知识的同时，还可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最终达到实现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目的。
(二)通过思政教育的途径，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体制
学校要想实现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效果，就要做好充分的教学准备。在开展教育教学的工作之前，首先了解当代学生的基本思想政治观，然后根据实际的学情，制定适合学生健康发展的教育方案。而这也是做好思想政治教育、不断提升学生管理水平的关键所在，要想不断地完善思想教育模式，也需要教师充分发挥“为人师表”的作用，不断提高教师的个人素质，选取其中表现较好的作为其他教师学习的榜样，树立模范意识。组织其中的部分教育工作者去先进的教育院校进行实地考察与经验学习，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提供优秀的教师资源，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从而逐渐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利用正确的思政教育模式，不断地提高学生的管理水平。
二、创新思政教育模式，不断提升学生管理水平的原因
(一)学生群体在不断地变化发展
如今，大部分学校都从传统的教育模式中解脱出来，实现了教育教学模式的创新，突破以往教育教学制度中存在的弊端以及传统教学中不适合现代教学管理的部分。我国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对教育的投入也在逐年的增加，当今世界各种竞争日益激烈，但究其根本，实质就是人才的竞争。国家也越来越重视人才的培养，如何为祖国明天的发展培养出综合能力强和综合素质高的优秀人才，更好地完善人才培养的管理模式，是目前学校教育工作的初衷，也是思想政治工作者需要探索与研究的一个全新的课题。所以，当今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工作，就是找出一个适合当今思想政治发展的有效机制。
(二)社会政治环境的不断变化
目前，我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当今的学生处在社会发展多元化的大环境中，会受到许多外来因素的影响，一旦学生自控能力较低，就存在着会被错误的文化思想所误导的危险，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要全面考虑到学生可能会遇到的各种社会化思政导向、思想问题，及时对学生做出正确的引导，并使他们懂得该如何去正确判断和选择，以免受到复杂的社会环境弊端的影响。
三、当代学生思政教育模式不断提升学生管理水平的措施
首先，提升学生的自我约束能力。目前学校普遍使用的教育模式是以班集体为主要形式的，一个班集体一般只有一个班主任老师或者是辅导员，实行一对多的管理体制。但是又由于班主任工作任务比较繁重，没有办法时时刻刻对所属班级的每一个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和日常学习管理，所以难免会有疏漏的地方。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有效且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提高学生的自我管理和约束能力，从而将学校整个学生的思政教育模式变得逐渐完善，不断地创新学生的管理方式。其次，加强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学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里度过，所以说学校在学生的成长和学习过程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学校教育的整体理念也会潜移默化地对学生的人生理念产生很大的影响。除此以外，家庭教育也是对学生教育管理的关键组成部分，要想实现学生的科学发展，就必须将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为学生的成长之路搭建一个沟通的桥梁，给学生创造出一个优雅舒适的学习氛围，为学生提高学习能力做好引导，这样更加有益于学校思政教育工作的进行，利于对学生的管理。最后，提高学生的自我服务能力。在倡导和平发展的当今世界，施善于人，助人为乐一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担负着这样的教育责任。加强学生社会主人翁的意识，提高学生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思政观念，将学生从“小我”的精神层次提升到“大我”的精神层面。比如，可以定期组织学生开展各种公益活动，如去敬老院帮助老人打扫卫生或者是为他们带去自编自导的精彩节目等，多让学生参加这种积极向上的活动，有益于学生建立正确的思政观。通过这种思政教育的方式，来实现学生自我服务能力的提高，使学校的管理体制充分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四、结束语
首先，要变教学目标设计的“片面性”为“全面性”思想政治课教学存在的心理误区之一，就是做为施教主体的政治教师在教学目标追求上只重视知识的传授和学生的“考分”，反映出教学目标的“片面性”，这种“片面性”又表现为：在教学指导思想上同化于社会上的错误认识----感到只要认真完成课堂45分钟，只要让学生的考试成绩理想就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好教师”，就是一个“高水平的教师”；在教学设计与备课上只注重于构思知识的讲解与传授；在组织教学上仅敏感于学生知识理解掌握和成绩的差异；在对学生的评价观念上认为成绩优秀的就是“好学生”，平时关心学生大多是作业与成绩等等。显然，教师如果只倾注实现这一目标，存在上述教学心态，势必同思想政治课教学任务相悖，同教育心理学相违，也会同自身教学企盼相反。思想政治课教学大纲提出的教学任务和目标要求是多方向的、深层次的，整体性的。如果只重视理论知识的“讲解与说教”“检查与考试”是非常片面的，显而易见，这是“折扣”的执行《大纲》，不利于《大纲》的真正落实。从教学过程本身而言，它既是复杂的师生智力活动过程，也是奥妙的师生心理活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完美的课堂教学整体目标，应该促进学生的个性全面和谐发展。前苏联著名教学论专家赞科夫认为，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不仅要获得知识，同时要得到一般发展。
限于智力开发显然是不够的，特别是对于特殊的具有多重任务的思想政治课更是如此。事实上，政治课教学如果在目标上存在“单一性”“低标准”“小范围”，就自然地捆住教师的教育思想，限制了教学思路，就会阻碍学生各方面能力和个性心理的发展。为此，思想政治课教学在目标上应注意“全面性”和“高要求”。
政治教师要在每堂课教学中想方设法努力让学生的知识、能力、觉悟和心理素质水平得到提高；“高要求和全面性”的压力下促使自己的教学走向成熟、走向新的境界。
其次，要变教学心理氛围的“逆反性”为“相容性”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心理误区之二就是存在“逆反心理”。这种逆反心理不仅存在于学生之中，而且在政治教师中也存在。教师的逆反心理主要表现为教师对其职业、专业的不顺心；对教材“多变性”的反感；对教材理论与实际“差距”的茫然；对高考教学难度提高的困惑；对政治教师言行特殊要求的潜在压力等。
学生的逆反心理主要又表现为对一些枯燥教材内容的乏味；对社会存在轻视政治科现象的认同；对为应试而大量背诵的厌倦；对教顺简单古板教学的失落感；对教师言行不合“理论要求”的不满；对教师教育要求的直接或间接抵触等等。上述师生逆反心理的存在严重阻碍了思想政治课教学成功的取得。为此，变师生对教学的“逆反性”为“相容性”就成为政治教师自我提高的一个客观要求。一方面教师要不断地进行自我教育，克服自身的逆反心理，消除一些不正确的观念，立志于政治课教学事业，拿出勇气和信心排除心理障碍，“轻装”教学。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要不断努力学习锤炼，提高自己的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实现以精辟的政治理论说服学生；以精湛的教学技艺吸引学生；以良好的师表感染学生，让学生感到政治课教学可亲、可近、可信，有兴趣、有作用、有收获，从而缩短学生与政治教师、学生与政治教材的心理距离，消除学生的抵触、不顺心的心理状态，更好的保证思想政治课教学顺利健康、稳步的发展。
第三，要变教学中师生交往的“单向性”为“多项性”思想政治课教学存在的心理误区之三就是教学中的“民主”牎“平等”、“和谐”牭氖ι叵瞪形唇ⅲ师生教学的交往相当一部分处于“单向性”、“一言堂”。这种单向性突出的表现为两大方面：一是课堂教学由教师一灌到底，来不得学生的应有活动；二是教师听不进学生独立的、有益的、新颖的思想认识和观点看法，教师表现出对教材内容理解的绝对权威，教师没有以平等的心态对待学生。教师在教学中常常只是搞演说、发指令、提要求、查结果的监督人，以教师的“一言”“一行”淹没了活跃的学生思想和聪明才智。学生成为被动的吸收器。这种教学，学生感到压抑，教师也十分疲倦，缺乏活力与生机。思想政治课教学也应做到师生交往的“多项性”。政治教师应明确创建民主、平等、和谐的课堂心理氛围的重要性，放下架子，改进教法，彻底改变“一言堂”的家长式教学，不断探索出符合师生多顶交流的好方法、好举措，大胆创新。从心理学角度上讲，思想政治课教学过程，实质上是师生之间和学生之间在认识、情感、意志方面的交流过程。认识上的一致、情感上的共鸣和意志信心方向的相鼓励就能更好的取得教学上的成功。
最后，变教学情感的“消极性”为“积极性”思想政治课教学心理误区之四，就是学生对政治课教学的“冷漠”，缺乏应有的学习愉悦与激情，表现为情感的“消极性”。这种消极性导致了教师上起课来“没劲”，学生学起课来“乏力”，教学空气沉闷，学生学习欲望低落，教学效果差。众所周知，思想政治课自身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许多理论的阐述，本身就较为枯躁，为此，如果不消除学生情感上的“消极性”，实现朝“积极性”转化，必将很大程度上影响思想政治课教学任务的完成和教学目标的实现。事实上，在思想政治课教学过程中，情感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赞科夫说得好，“扎实地掌握知识，与其靠多次地重复，不如说靠理解，靠内部的诱因，靠学生的情绪状态而达到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应该说是多方面的，但关键还在于教师，教师自身对马列主义的笃信程度，对政治理论传授热情的高低，以及对政治课教学技巧的掌握驾驭水平直接牵动着学生的情感。政治教师若能坚信马列主义、思想的真理性，热情饱满地投入课堂，具有娴熟的艺术教学手段，就会激发学生对学生政治理论的强烈需求，产生对政治课的教学的兴趣、愉快、满意、欢乐等积极的教学情感，这种情感正是思想政治课教学获得成功所必不可少的。列宁同志也曾指出：“没有人的情感，就
论文摘要：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关键环节，、邓小平、对此非常重视，有过许多的论述。本文从思想教育的地位、内容及方式方法等方面展开论述了党的三代领导人关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观点。
青年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他们对马列主义的认知程度，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21世纪中国的面貌。学校做为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要培养出社会主义事业所需的合格的接班人，思想政治教育是关键环节。党的三代领导人、邓小平、都非常关心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对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十分重视，有过许多的论述。他们关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
一贯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思想政治工作学说的创始人之一。他对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是非常重视的，早在抗战初期他就提出了“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的论断，把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放在了学校一切工作的首位:认为，学校一切工作的中心是学生的思想教育，学生思想教育的中心环节又是政治教育。1938年4月，他对抗大学生的讲演中要求学生首先要学到的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新中国建立后，各级学校取消了统治时期的公民、军训等课程，开始开设革命的政治教育与思想教育课程。50年代中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一些波折，由此引发了我国的一些青年学生忽视马克思主义、忽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倾向，针对着这种情况，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别提请青年学生们要努力学习，除学习专业之外，还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以求在政治上思想上有所进步。还提出了“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把教育的政治方向提到了重要位置。
关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强调的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行动的指南，学生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延安时期，为我党创办的各级学校选派了许多思想素质好、理论水平高的的同志担任教员，讲授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他自己也经常去学校作专题报告，曾系统地为抗大学员讲授了《辩证唯物论》，演讲过《矛盾论》《实践论》。其次是强调艰苦奋斗教育。一直把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看成是转变学生思想的重要方面，战争年代他就经常教育青年人要艰苦奋斗、永久奋斗，曾说“如果讲道德就应该讲这一条道德”“模范青年就要在这一条上做模范”，解放以后，同志更是时刻不忘叮嘱青年一代要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1956年，我国个别地方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分析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学生缺乏艰苦创业的思想政治教育，为此他劝告青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川他指示学校要大力进行艰苦创业的思想教育。
对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同志有过许多的阐述，第一是主张学习马列要联系中国的实际。对于学校教育中那种“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的理论脱离实际的教学方式十分不满，提出要重视理论的运用，他曾对延安中央党校的学员说过:“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川他还建议党校应该根据学员运用马列观点分析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来评判成绩。解放以后，在会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还特别谈到了学哲学的问题，说“讲哲学就是书本上的哲学，如果不到社会上、人民中间去学哲学，不到自然界去学哲学，那种哲学学出来没有用处，仅仅懂得点概念而已。”〔2〕第二是倡导走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则，每次给结业的抗大学生讲话总是鼓励他们要向社会学习，说“那是无字之书”，他多次强调“有书本知识的人要向实际方面发展”，期望青年学生去和工人农民交朋友，到大风大浪中去经受锻炼，增长才干，并认为这是青年们改造自己世界观的必由之路。第三是鼓励又红又专。他要求思想政治工作不但要管红，而且要管专，要求学校师生的红，不仅应该表现在政治思想方面，也应该表现在教与学的活动之中。第四是要求各部门共同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认为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各部门都要负起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
20世纪50年代，同志关于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基本正确的，虽然有过偏差但很快纠正，总的看，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培养了一批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到60年代，同志思想中“左”的倾向滋长起来，随之而来的“”，政治被抬到高于一切、可以冲击一切的地位，学专业搞业务受到排斥和批判，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不能得到有效贯彻，结果是耽误了一代青年，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极大损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二)
做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同志，关心青年、关心教育是广为人知的。早在建国初期，他就说过学校教育搞不好，关系重大。1978年，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强调要对学生进行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提高学生的理想、道德、纪律素质。以后又进一步提出了要把青少年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的培养目标，并认为必须“加强各级学校的政治教育、形势教育、思想教育，包括人生观教育、道德教育”，〔’〕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培养“四有”新人的任务。1980年，邓小平同志曾在一次会议上谈到:“学生从到学校第一天起，就要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又红又专，那个红是绝对不能丢的”。}4}0
1989年3月，他针对青年学生中的思想混乱，指出:“十年来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不够”，〔’]要求更加重视青年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邓小平同志一直认为我们的教育不仅要担负起科学文化建设的重任，还要担负起思想道德建设的重任，教育必须把坚持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重要内容，把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
对青年学生进行怎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呢?邓小平同志曾谈到过许多方面，首先是理想信念的教育。他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看成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而现代青年普遍缺乏理想信念，因此重要的是要向青年进行有理想的教育，“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在谈到“四有”人才的培养时，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要把理想教育作为“四有”教育的核心。其次是爱国主义教育。邓小平把爱国主义教育看成是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以及团结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一面旗帜，他在很多场合都提到要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并认为通过历史教育来宣传爱国主义思想是一种好的形式。再次是法制、纪律教育。邓小平认为我们的国家封建社会持续的时间很长，缺少法制的传统，现在这么多青少年犯罪与法制观念的淡薄有关，加强法制观念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在学校和全体人民中，“都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关于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方面，邓小平同志一是注重讲求实效。他一直反对追求表面文章不讲实际效果的形式主义作风，经常强调“学马列要精，要管用”，多次倡导少讲空话多干实事，做深人细致的思想工作，“这样，理想纪律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才会有效”。}50}二是注重教师队伍的作用，他认为一个学校能否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人才，关键还在教师，指示“要提高教师的水平，包括政治思想水平、业务工作能力以及改进作风等”，以适应培养现代化建设人才的需要。三是重申了同志提到过的一些方法。比如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上，他就提出:“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这是培养理论与实际结合、学用一致、全面发展的新人的根本途径，是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重要措施”，为此他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对学生参加什么样的劳动，怎样下厂下乡，花多少时间，怎样同教学密切结合，都要有恰当安排”。[60}在对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管理问题上，邓小平同志非常强调各部门的合力，要求“各个有关部「丁的同志，整个社会的家家户户，都来关心青少年思想政治的进步”。对红与专的问题邓小平同志也非常强调，他曾解释说:“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但这并不是说要把大量的课时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生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这不仅不排斥学习科学文化，相反，政治觉悟越是高，为革命学习科学文化就应该越加自觉，越加刻苦”。要求学生“对又红又专要有正确的理解”。
(三)
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同志对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一直是十分重视的。在刚过的1989年国庆40周年大会上，同志明确提出:“各级各类学校不仅要建立完备的文化知识传播体系，而且要把德育放在首位，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1999年6月，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从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高度强调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在各级各类学校都要摆在重要地位，任何时候都不应放松和削弱”。[’]在这次会议上，他还谆谆告诫教育战线的同志们“如果轻视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知识教育和人格培养，那就会产生很大的片面性，而这种片面性往往会影响人的一生轨迹”，要求教育战线的领导者、管理者和广大教师千万加以注意。
关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同志在1994年6月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归纳了五点:一是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教育;二是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二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四是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和国情的教育;五是我国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的教育。此外，同志还经常联系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国情特点，强调对学生进行艰苦奋斗的教育;在谈到宗教问题时，他又提出要加强学生的无神论思想教育;他还在多种场合提到要加强对青年学生的法制教育。从同志有关论述看，他有两个方面的内容比较强调，其一是正确的理想信念教育。理想信念是我们前进的精神支柱，同志特别强调“青年人一定要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而“当代青年要树立的理想，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当代青年要建立的信念，就是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不动摇，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4]要求学校一定要重视理想信念的教育。其二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同志非常重视邓小平理论在我党的指导地位，强调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心内容是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此他明确指示教育系统要编写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教材，作为学校政治课的主要内容。1998年，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专「丁开会讨论并通过了全国普通高校“两课”课程设置方案，“邓小平理论概论”成为大学生政治理论学习的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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