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女权主义 女性主义 理论研究 相关研究
近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女权主义进行研究，也因此开展过很多的座谈会，下面对国内学者的研究做简要的论述。
1.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
女性主义（feminism）是来自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概念，对它的定义从未形成普遍接受、完全一致的观点，公众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更是各不相同。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研究生郭爱妹在其博士论文《西方女性主义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中简要总结了女性主义的概念：女性主义是提倡两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平等的理论，代表妇女的权力和利益的有组织的活动；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与实践包括男女平等的信念，以及一种社会变革的意识形态，旨在消除对妇女及其他受压迫社会群体在经济、社会及政治上的歧视；女性主义是一种分析的方法和一个新素材的发现，一种提问并寻求答案的方式，而不是一系列关于女人受压迫的政治结论。［1］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杨希在其论文《西方民主的女权主义阐释》中提出对女权主义的理解：“女权主义”最早出现在法国，泛指女性有关争取与男性同等的社会权力的主张，后传到英美逐渐流行起来。较为流行和权威的定义之一是英国学者戴维・米勒等主编的《布来克维尔政治思想百科词典》中的定义，即该词是对一种复杂现象的总称。它主要被理解为基于妇女因其性别遭受痛苦这种认识而对妇女在过去和现代社会中与男人的关系方面的社会作用的一种关注。［2］
《中国妇女大百科全书》将“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分做了两个辞条，分别界定：女性主义是西方19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前流行的妇女运动理论和基本妇女观；女权主义则被称为“男女平权主义”，以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为基础，要求结束妇女的从属地位，主张男女两性平等，是资产阶级妇女运动的主要理论基础。这是国内对西方女权主义最权威也是最早的解释。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的宋少鹏认为：“女性主义”对“女权主义”的小心替换，是希望试图消解“权”（特别是“权力”）所蕴含的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对抗性。“女性主义”的自我命名，不仅失去了对宏观社会制度的批判力，而且把女权主义定位于“女性”个人利益和个性的张扬。［3］
延安大学的闫占萍在其文章《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中提出，西方女权主义文论传入中国的变异主要体现在“女权主义”向“女性主义”这一词汇的转变上，并非是简单的女性向男性争取权利或权力，而是对以男性中心文化和社会秩序发出挑战，改变在传统积淀如此深厚的中国的女性命运。［4］
2.女权主义的理论研究
杭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的倪志娟在其文章《当代女性主义的意义综述》中提出，当代中国女性主义的研究存在弥散性的特点，各种看法都弥散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问题上，还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主张。女性主义曾经存在三大派别；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而近年来女性主义涉及的领域更为广泛，较有影响的有生态女性主义，或现代女性主义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5］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杨希在其论文“西方民主的女权主义解释”系统论述了女权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主要理论并对这些理论做了简要的解释，主要包括：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是指近代自由主义思想产生后发展起来的女权主义思潮和女权主义运动，它是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也是各女权主义流派的起点；激进主义女权主义，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主要代表年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中产阶级妇女观点，它不赞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关于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阶级压迫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探求女性受压迫的根本原因，高度重视被压迫女性在创造历史、推动社会伟大变革中的作用，女性真正获得解放的根本前提应是消灭私有制；生态女权主义是西方社会环境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结合的产物，它的宗旨在于揭示在人类思想领域和社会结构中，统治妇女与统治自然之间的密切联系；后现代女权主义，是女权主义加后现代主义，它不仅要颠覆男权主义秩序，而且要颠覆女权主义据以存在的基础。［2］
虽然女权主义流派众多，有着很多不同的观点，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消灭两性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这个共同的目标把各个流派的女权主义者结合在一起。
3.相关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研究生郭爱妹在其博士论文《西方女性主义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中从女性主义心理学的理论高度全面系统地研究和阐述了女性主义心理学的历史逻辑与实践，揭示女性主义对心理学分支学科的影响和女性主义心理学的方法论蕴涵，并在考察女性主义心理学的理论纷争的基础上对女性主义心理学的意义与贡献作了一个较为全面的、综合的评价，最后将它置于反主流文化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的背景之上展望其未来的发展前景。女性主义已经渗透到心理学领域对二元对立的消解和促进心理学研究多元化等方面，对于心理学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6］
大连海事大学的朱颜在其论文《当代中国女权问题研究》中概述了中国女性在参政权、受教育权、就业权和婚姻生育权等方面与男性存在的较大差距，并分析了差距存在的原因；传统文化造成的性别歧视根深蒂固；女性自身权利意识淡薄；经济发展水平和程度制约了女权的全面实现。还阐述了实现女权的基本途径:社会经济发展是女权充分实现的物质前提；法律制度的完善是女权充分实现的制度保障；权利意识的增强是女权充分实现的内在因素；外部环境氛围是女权充分实现的客观基础。并一一做了具体的论述。对推动女权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7］只要拥有个人选择的权利和机会，女性就能得到发展，国家的责任在于保障这种权利和机会。
综上所述，我国对女权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方面的研究，研究得很全面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但是很少应用在实践中。主要是因为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影响较大，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人们对女性的态度并实现男女平等。对女权问题的研究并不是想要把男性和女性对立起来看待，不是想要追求凌驾于男性之上的女性权利，只是对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和社会秩序的挑战，想改变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和谐相处，为社会的稳定做贡献。
参考文献：
［1］郭爱妹.西方女性主义心理学的理论研究［D］.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04，5.
［2］杨希.西方民主的女权主义阐释.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2008.3.
［3］宋少鹏.“社会主义妇女解放与西方女权主义的区别：理论与实践”座谈会综述［J］.陕西师大学报，2011，38，（4）：149.
［4］闫占萍.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发展［J］.社会研究，2011，（4）：55.
［5］倪志娟.当代女性主义的意义综述［J］.陕西师大学报，2009，36，（6）：124.
摘 要：女性人类学就是将女性主义研究理论与人类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弥补传统人类学研究和女性主义研究理论的不足和偏颇。同时，女性人类学不局限于对女性的研究，其研究范围是也包括男性在内的社会性别研究、性别关系研究，力图建立一种由女性视角和男性视角交错共视的人文视野。本文简明介绍了女性人类学的发展及学科特点、研究方法，对女性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
女性人类学(Feminism Anthropology)就是将女性主义研究理论与人类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弥补传统人类学研究和女性主义研究理论的不足和偏颇。同时，女性人类学不局限于对女性的研究，其研究范围是也包括男性在内的社会性别研究、性别关系研究。
女性人类学在西方已渐趋成熟。然而在国内人类学界，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刚起步。本人拟简明介绍女性人类学的发展及学科特点、研究方法，对女性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进行探讨。
一、妇女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Women)与女性人类学
传统的人类学从一开始就有对妇女的研究，只是散见于对亲属关系、婚姻、礼仪的研究之中及各民族的民族志中，女性作为非主流文化群体，只是研究者用以说明其他问题的构件与材料。
自20世纪60年代起，在女性主义影响下人类学对自身进行反思。人类学家对以往民族志反思，开始了以女性作为研究主体和本体的研究。首先引起部分人类学家注意的是民族志中所表现出来的男性意识偏见。大多数西方人类学家在遥远的民族中做田野调查时，仍然本民族中男性文化带着主导的意念，认为他文化中也是男性掌握最主要的知识。因此，男性调查对象提供的情况便代表了全社区、全文化，而妇女的存在以及她们的观点和经历常常被置之不顾，其结果是所谓“真实地”再现文化的民族志每每只表述男性的活动和世界观。
因此，第一件事就是开展以女性为调查对象的田野工作。这一时期，开始了以女性作为研究主体和本体的研究，把注意力集中于妇女身上，研究和描述妇女真正的所作所为，记录和分析她们本人的陈述与态度。一批描写各种文化和社会结构中女性生活的民族志问世了。就此产生了与以往传统人类学不同的妇女人类学。在把女性带回人类学研究视野中，妇女人类学是十分成功的。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只注重对女性的研究，明确地把研究的焦点集中于“女性”及“女性的观点”而与男性生活的研究相分离，会造成与主流相隔离而被边缘化。
亨瑞塔·摩尔认为：“妇女人类学中大量描写妇女生活的民族志，成功地把女性带回到人类学研究人类社会的整个画面里来，是女性人类学的前奏。而女性人类学不仅仅研究妇女，更侧重研究性别，研究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研究性别在构成人类社会历史、思想意识、经济制度和政治结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女性人类学力图建立一种由女性视角和男性视角交错共视的人文视野。因此，它既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同时也是一种独特的思考方式。它力图通过对女性生存格局的综合考察和哲学反思来描述“完整的女性”，进而描述“完整的人类”。
1974年出版的美国人类学会年会和斯坦福大学“跨文化观点看女性”研讨会论文集《女性、文化与社会》、1975年出版的密西根大学人类学系关于妇女研究的讨论会论文集《迈向妇女人类学》两本书的问世，标志着女性人类学的成熟。
二、女性人类学研究的核心概念“社会性别”
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女性人类学家即开始了关于性别特性的研究，米德(Margaret Mead)的一系列有关文化如何塑造性别特征的著述，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关于文化与人格的分析，都表达了文化对性别人格形成的作用，她们的研究开创了人类学女性研究的先河。
米德在《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中，以她对原始部落的研究表明：某种性格特质被认为是男性气质还是女性气质是因文化而各异的，是人为的，并不是什么与生俱来“自然秩序”。米德的研究给予了生物决定论有力的质疑。转贴于
在生物决定论与文化决定论之间进行激烈的学术交锋后，文化决定论最终为大多数学者赞同，构成人类学女性研究最基本的理论。基于性别文化决定论的共识，提出了不同于生物性别的概念“社会性别”。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社会性别”是文化建构成的观点已被普遍接受并成为女性人类学研究的最核心概念。而熟练地运用社会性别这一概念去观察我们周围早已熟悉的日常生活的各种现象则是人类学入门的标志之一，“社会性别”概念的提出，也使原有的以妇女为关注点的理论，转移成以社会性别为关注点。至90年代，美国学者提出了“社会性别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Gender)”的概念，强调社会性别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分析劳动大军中的社会性别分化、社会性别关系以及社会性别与民族主义、妇女与国家的关系问题，研究的重点已从社会性别差异研究过渡到对社会性别关系的研究。
三、二元对立的分析模式与多元的视角
自人类学开创以来，基于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 Strauss)结构功能理论的二元分析，一直作为有效的分析框架和工具，用来探究社会结构的功能，发现文化的深层结构以总结人类社会文化的规律等。www.qikan.com.cnqLQrGsjS7WN0EAl9
奥特娜(Sherry Ortner)从自然与文化二元结构入手思考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探讨不平等的文化象征意义及其导致不平等的原因，分析了社会性别关系的建构与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直接联系。她将男女两性关系比作文化与自然的关系，认为由于男性从事的生产劳动创造了超自然的文化，即控制自然、征服自然的工具，所以创造文化的男性比与自然联系的女性价值高。罗萨多(Michelle Rosaldo)则从政治权力的角度，运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来解释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原因。
她们都采用结构人类学二元对立的方法和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概念，对性别不平等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使我们对性别不平等有了深刻的认识。
然而，在人类学家运用二元对立结构分析范式研究了许多非西方文化后，发现二元对立结构存在两方面的缺陷：许多非西方文化中要么并不存在上述二元对立结构，要么呈现出与西方(上述)模式不同的二元结构。二元对立并不是普遍存在的。
20世纪后期，二元论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质疑，把二元对立作为唯一的分析框架，存在着男性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缺陷。女性人类学开始抛弃二元对立的结构主义分析框架，转而接受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步入后结构女性人类学阶段。
后结构女性人类学首先对“女性”范畴进行解构，认为“女性”视角其实隐含着一个“同一性”。在对待其他种族的女性时，“女性”视角意味着性别优先于种族、阶级、民族、宗教等其他因素。而事实上不同种族、阶级、民族、宗教的女性有不同的文化、利益观念，性别的生理基础并不具优先性。因此“女性”的含义也必须放到具体的情境中加以考查，这一阶段对女性身份的多重与差异性研究，构成了女性人类学的多种声音。
女性人类学的发展趋势提倡差异、强调多元，反对普遍性。后结构女性人类学的目标，不是为全球女性寻找改变性别不平等的统一模式，而是在具体的社会文化中寻找多样性的解决方式，即“在差异中寻找平等”。
四、女性人类学的学科特点及研究方法
同人类学的其他分支不同，女性人类学并不侧重对女性作纯粹的实证性考察，而侧重于对女性进行哲学上的抽象研究和探索，对女性之迷做出解答。
1．女性人类学的特点
(1)女性人类学以“人”的存在作为自己思考的出发点和回归点。认为对女性存在之谜的解答，有赖于对人类存在之谜的解答，因为女性是作为人的女性，女性存在是作为人的存在；人的存在具有无限丰富的内涵，它既是一种现实状态，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因此，女性人类学首先立足于从哲学意义上论证人的存在的基本构成，即人的存在的结构、人存在的本质和人的存在的终极价值。
(2)女性人类学以“女性”作为自己思考的聚焦点，既注重女性存在与人的存在的同一性，也着力于探讨女性存在的特殊性，力图在女性存在的现实及历史的考察中，揭示出女性存在作为一种特殊存在的生成过程及其特殊规律，描述女性为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而奋斗的历程。
(3)女性人类学以“男性”作为思考的参照点。人的存在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是由具体的男性和女性组成。女性存在和人的存在的相互关系，就是女性存在和男性存在的相互关系。因此，女性人类学始终把男性作为思考的参照点。
2．女性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是人类学家研究的基础。田野调查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实践，深入实地进行参与式观察、深入访谈等调查研究。田野工作要求观察的准确性，研究者需要与其研究的人们生活在一起，学讲他们的语言，亲自观察他们的习俗。通常要求受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家在所研究的民族或地区生活1年(或1年以上)的时间，用参与观察和亲身体验来获取充分、翔实的民族志资料。
一大批女人类学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实践，借鉴人类学传统的田野调查、主位与客位研究相结合、个案研究等研究方法，以女性主义的视角，提出以往人类学仅仅是“男人学”的观点，倡导撰写“女性主义民族志”。丽拉·艾布—庐古德(Lila Abu-Lughod)在《存在女性主义民族志吗?》一文中认为，“只有逐渐认识到在相同中存在差异，自我身份可能包含有多种认同，而他者身份也可能是自我身份的一部分，我们才可能超脱僵死的本者身份与他者身份、主观与客观的约束”。卡麻拉·维斯卫斯瓦朗(KamalaVisweswaran)是目前女性主义民族志研究中最有成果的女性主义人类学家之一，在其代表作《虚构的女性主义民族志》中，不是从正面讨论怎样建构女性主义民族志，而是首先否定主体性的基础，认为不可能建立单一的女性主体，如果女性主义民族志只表现单一的女性主体就是一种失败。她结合自己的研究，讨论了怎样写超越女性主义的女性主义民族志。
女性人类学发展运用了人类学传统研究方法“比较分析法”。比较分析法被广泛应用于对妇女在社会地位、社会角色和权力的掌握等方面同男性差异的分析中，以及揭示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条件下妇女生活意义的研究。如在妇女生育研究中，对现时的育龄妇女和历史上某一年代育龄妇女生育率的比较：有关妇女地位的研究中，对同时间内男女地位的差异的比较等。
女性人类学借用哲学人类学中“思辨”方法，对“社会性别”、“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及“性别在构成人类社会历史、思想意识、经济制度和政治结构过程中的作用”都进行了综合研究和哲学探索。
五、中国女性人类学的理论建构
中国女性人类学研究刚刚起步，处于初创阶段。禹燕的《女性人类学》，是国内学者所著的第一部系统地介绍女性人类学的著作。作者力图在各学科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对女性进行“哲学抽象”。全书环绕着“女性存在与人的存在”、“女性历史与人的历史”、“女性解放与人的解放”三方面展开，试图说明：“无论是女性的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都是一种文化存在；无论是女性存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女性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在不同文化时序中的不同形态：而女性解放从其实质来讲，也是女性从文化中的解放，是女性对自身的文化现实的不断否定和不断超越。因此，女性人类学实际上始终是在描述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的女性存在，是在描述女性存在的文化格局与文化时态”。这种从人类文化的角度探求女性文化的研究，实际上也正是女性人类学的着眼点和重要的研究内容。
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编的女性研究文集《主流与边缘》，其中收入的论文既包括历史民俗、女性心理研究，也包括对当代影视、传媒、文学中性别文化的探讨，特别是有关中国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的阐述多建立在田野调查基础上，以第一手材料为依据而行文，为读者展示了中国多元文化的色彩及少数民族文化对于中国文化学研究的独特价值。从该书的序言中可以了解到，编辑者的初衷是希望出版一本人类学女性问题研究专辑，“期待着来自田野的气息、来自生活的朴实信息”。但结果与其预期目标之间仍有距离：“想做的是人类学方面的专题，却无奈于我们目前人类学研究仍然滞后。专门的人类学稿件很难拿到，囿于专门的人类学家眼下十分有限。遵照人类学的要求，即使有了专门人才，能够去做性别上的专门研究，也必须有一年的时间‘在田野上’作业。根据这样的国情，我们不得不‘顺手牵羊’，在已经‘做着’相关研究的学者中寻觅，在他们各不相同的专业中寻找与性别有关的角度，取所谓‘田野’一域‘边缘’，因此有了我们手中的这本集子”。编辑者的“无奈”真实地道出了目前中国女性人类学研究的困境。与西方女性人类学发展的现状相比，中国的研究处于初始阶段，需要借鉴西方女性人类学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研究。
1997年，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妇女：漫长的革命》一书出版。和前一部著作均由中国学者评述西方理论不同，此书完全是从西方当代著名女权主义理论家和学者最具代表性、最为深刻、影响最大的论述中精选出来的。在中国女性学研究走向世界之际，无论是以西方研究经验为借鉴，创建具有本土特色的妇女学研究体系，还是以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妇女学为动力，开创自己的道路，研究西方的经验已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妇女口述史方面的代表作是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定宜庄的《最后的记忆——十六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可谓开创之作。2002年又出版了“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让女人自己说话》共三部。
六、女性人类学在中国的实践
从文化多元的角度来看，中国有56个民族，若从各民族特有文化的历史动态发展中去研究妇女，展示文化是如何限制和塑造妇女而妇女又是如何创造文化的双向运动过程，不仅对于进一步了解中国社会及文化的多元性有重要价值，而且也将为世界妇女人类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具有填补空白的性质。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经正规训练的女性民族学家王同惠深入到广西瑶族山区调查家庭和亲属制度，建国之后训练的一批女性民族学家并没有以性别为自己的研究中心，而是重点研究不同民族的社会发展模式并出版了许多重要的文献。不同的专家和学者在中国各民族地区进行深入实际的田野调查也留下了宝贵的社会调查报告，如陈乃文教授反映藏族和门巴族的报告：何青教授所撰写的少数民族音乐舞蹈研究报告：龚佩华教授所撰写的景颇族调查报告；黄淑娉教授所撰写的广东地区不同族群的报告和人类学理论书籍。
自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对少数民族妇女问题进行了多视角、多层次的研究。1994出版的论文集《华南婚姻制度与妇女地位》，为从事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的学者深入华南地区田野调查之作。书中着重探讨了“不落夫家”婚俗的名称及类型，从不同历史背景出发阐释了该婚俗的成因及其文化上的差异性。此外，一些作者还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对香港、闽南侨乡、湖南及广东地区的当代婚俗进行了论述。
李泳集的《性别与文化：客家妇女研究的新视野》一书运用宏观和微观、点与面结合的分析方法，对粤东客家村落进行调查，探讨了客家文化对妇女地位的影响和她们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变化以及各种变化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意义。最可贵的是作者提出：“客家妇女地位的低下并不能从她们所从事的劳动进行解释，而应该从制约她们地位的文化的深层意义去研究”，探究了中国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模式在不同族群的变异，此类研究是重建中国女性人类学的基础。
20世纪60年代在摩梭人中发现的“母系家庭”和“走访制”(以前国内研究者通称“阿注婚”)一直吸引国内外人类学家关注，并展开了调查和理论探讨。早期进行民族学人类学探索的有王承权的母系家庭和严汝娴的摩梭母系制写作，后有和钟华的专著《生存和文化的选择——摩梭母系制及其现代变迁》，都是基于长期田野调查对云南纳西族摩梭人的探讨。还有翁乃群的文章《女源男流：从象征意义论川滇边境纳西文化中社会性别的结构体系》等举不胜举的篇章从不同角度在探讨摩梭人的婚姻和家庭。
1997年，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蔡华博士的《一个无父无夫的社会：中国的纳人》，2001年纽约ZoneBooks出版社出版了该书英文版。该书详细描述了纳人社会独特的母系制度，归纳了该社会的建构原则和运行机制，并得出结论：一个社会在没有婚姻制度和家庭组织的情况下不仅可以存在，而且和其他社会一样运行正常。2002年法国科学院授予蔡华教授2002年度“法语国家大奖”金奖，以表彰他在人类学领域做出的贡献。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Geertz)的长篇书评《走访》(Visit)对蔡华教授的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项研究成果证伪了二战以来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关于社会结构的两种基本理论：即“单系继嗣理论”和“集团联姻理论”，并说蔡华关于纳人的精确细致的著述将会被人们记住。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蔡华著作的荐言中称“蔡华博士对西方人类学做出了重大贡献……纳人由此在人类学文献中获得了一席之地”。
关键词：女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效性;先进性别文化;“四自”精神
中图分类号：D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1-0011-0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和个人这三个层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引了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原则，而这些价值目标、取向和原则只有通过培育被理解和掌握，成为行动的指南，才能得以践行，才能取得一定的实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实效性是关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否具有长久生命力的问题，也是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败的问题。所以，研究和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实效性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女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女大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和所担负的使命与责任缺乏充分的认识。只有充分认识女大学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中所担负的特殊使命，充分发挥女大学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中的主体地位，才能提高女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实效性。
一、女大学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主体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的主体既包括国家和社会，也包括个人，但最主要的主体应是个人，大学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主体。但是，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理论与实践中，大学生被质点化为一个无差别的群体，没有关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性别差异，更没有把女大学生作为大学生群体中的一个特殊群体进行专门考察和研究。客观地说，无论是在认知方面还是在行为方面，女大学生和男大学生都呈现出各自不同的性别特点，因此，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大学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充分考虑大学生的性别差异，根据大学生的性别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要明确一个问题，女大学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主体，这有助于提高女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效性。
二、女大学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中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
由于性别和社会角色、家庭角色的差异，女大学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中肩负着重要而又特殊的责任和使命。
（一）女大学生肩负着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先进性别文化的责任和使命
社会主义先进性别文化是以性别平等、性别公正和性别和谐为核心的性别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平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题中应有之意。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先进性别文化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中国妇女生活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就是在实践中不断进行性别理论创新和性别文化创新的过程，就是不断用先进的性别理论和性别文化指导妇女生活的过程，就是不断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一个自觉能动的过程，需要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女大学生作为女性群体的精英和广大妇女群众的知识代言人，她们既接受了较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具有较高的理论修养和文化素养，又能够深切感受女性在社会生活中所遭受的性别歧视等问题，深知实现性别平等、性别和谐和性别公正对女性发展的重要性和深远意义，所以，她们能够积极宣扬和践行先进性别文化，引领女性社会生活的新潮流和新时尚，成为弘扬和践行先进性别文化的重要主体。女大学生系统地学习和接受先进性别文化，正确理解先进性别文化的内涵及意义，成为先进性别文化的践行者，成为走出校园走向社会传播和弘扬先进性别文化的先进分子。传播、弘扬和践行先进性别文化的过程也就是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
（二）女大学生肩负着弘扬和践行“四自精神”的责任和使命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妇联针对传统社会中压抑女性的状况，提出了彰显女性自我和女性个性的“四自”精神。“四自”精神成为新时代女性道德教育的指导思想。“四自”精神是社会主义先进性别文化在新时期女性道德教育中的具体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是推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落实的精神力量。“四自”精神是需要一定的社会群体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逐步实现的，女大学生则是实现“四自”精神的主要社会群体。女大学生由于接受了系统的、高层次的文化知识教育，更能理解“四自”精神的内涵，在生活和学习中自觉地践行这种精神，成为实践“四自”精神的重要主体。
（三）女大学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目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性别文化的角度讲，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实现性别和谐，实现性别和谐就是要消除性别歧视，以先进的性别文化指导和引领和谐性别关系的实现。女大学生是实现性别和谐的重要社会力量。因为只有消除了性别歧视，实现了性别公正和性别平等，才能实现性别和谐。推动性别公正和性别平等、消除性别歧视需要具备先进的性别文化，女大学生恰恰是掌握了先进性别文化的一个女性知识分子群体，她们不但具有推动性别平等和性别公正、消除性别歧视的愿望和热情，而且具有推动性别平等和性别公正、消除性别歧视的能力。从两性关系的角度讲，和谐的性别关系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因此，女大学生不但是实现性别和谐的重要社会力量，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
（四）女大学生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和树立良好家风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女大学生当下和将来在家庭生活中要陆续扮演女儿、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是弘扬家庭美德和树立良好家风的重要角色。孝女、贤妻、慈母对促进家庭和美、社会和谐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女大学生在弘扬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三、提高女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实效性的措施
提高女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实效性是一项系统工程。首先，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要明确女大学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重要主体，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其次，对女大学生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的重要主体采取有针对性的培育措施。
（一）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的主渠道作用
毫无疑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是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渠道，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课给大学生系统传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知识，使学生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承继关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间的关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意义和重要性，理解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个人成长的意义和价值。思想政治课教学要避免“假、大、空”，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结合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达到践之以行的效果。另外，思想政治课教学要采用性别视角，对男女大学生进行差异化教学，重视发挥女大学生的主体性地位，调动女大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二）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先进性别文化教育和“四自”精神教育结合起来
女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先进性别文化教育和“四自”精神教育结合起来。先进性别文化、“四自”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内在统一的，先进性别文化与“四自”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外在体现。女大学生肩负着弘扬和践行先进性别文化与“四自”精神的责任与使命，提高女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实效性就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先进性别文化教育和“四自”精神教育结合起来。高校要开设女性学课程和性别文化类课程，在女大学生中广泛普及先进性别文化和“四自”精神的一些基本知识，让女大学生深知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意义和价值，并自觉落实到行动中去。通过组织女大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调查了解社会各领域中存在的一些性别歧视现象和限制女性发展的“玻璃天花板现象”，深刻认识落后性别文化阻碍女性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社会事实，激发女大学生弘扬和践行先进性别文化、“四自”精神的积极性。
（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结合起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社会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高校要重视对女大学生进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通过选修课、学术沙龙和学生国学社团等途径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和普及，提高女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把女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结合起来，一方面有利于女大学生深入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一方面有利于女大学生吸收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女性道德的文化元素，使女大学生立足于优秀传统文化，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准确理解来自于西方社会文化背景中的女权主义，正确理解男女平等与孝女、贤妻、良母之间的关系，积极推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落实，做一个贤惠的现代女性。
论文关键词：女权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男女平等
翻阅当前国内几家权威教材，笔者发现，对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称呼基本分为两种：一种就是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如马新国主编的《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朱立元先生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等；另一种则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如朱刚编著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朱志荣的《西方文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而翻阅其他相关专著或论文，这两种称呼也是屡见不鲜，交相呼映。对同一种理论，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的称呼?作为两个概念，其内涵和外延是否完全一致?二者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呢?
要搞清楚这一问题，就需要追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的历史，通过对其来龙去脉的把握，揭示概念差异和演变背后的社会历史背景、文化内涵及变化规律。
“女性主义”一词最早于1870年在法国出现(法语为f6minisem)，用来表述患上肺病并呈现出女性特征的男性少年，但很快就成为“妇女解放”、“女权主义”的同义词。19世纪80年代，这个词首次在英语中出现(英语为femi—nism)，1910年后在美国流行，其内涵就是追求男女在法律和政治权利上的平等，但之后，它的意义就一直处于演变之中。20世纪初，英文feminism一词开始在中国出现，有的音译为“飞米尼斯主义”的，称其意是“女权主义或男女同权主义”，有的译为“男女平等主义”、“争取男女平等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等等，但最具代表性的译法还是“女权主义”。从外文词本身来看，feminism原指女性，ism则被译为“主义”。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1992年版)序言中指出，汉译文“女权主义”中的“权”一字是根据feminism的政治主张和要求而译出来的，尤其是根据西方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汉语中“女权”的含义比较明确，用朱刚先生的话说是“指历史上女性为了获得自身‘权益’而进行的努力，其目标明确，颇有声势，涌现过不少知名的女权活动家和积极分子”。确切地说，女权主义真正兴起于l9世纪的欧美，也称“妇女解放运动”，20世纪初随着女性权益的逐渐落实，女权运动也基本完成了使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feminism”要求的已经不是传统的女性权益，其涵盖面更广，意义更深，影响也更大。
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曾提出过妇女文学发展“三阶段论”，把19世纪以来的女性创作分为“女子气的”(feminine)、“女权的”(feminist)、“女性的”(female)三个阶段。有鉴于此，学界一般也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归结为三个阶段：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的大背景是法国和西欧的学生造反运动，以及美国的抗议越战的和平运动、黑人的反种族歧视运动和公民权运动。欧美政治斗争的风起云涌，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直接导火线，也直接带来了西方第二次女权运动的高涨，从而引发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一时期的主题是文学与社会的性别迫害，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女性主义者渴望在历史的线性时间中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要求在象征秩序(即男性话语)中得到同男人平等的机会和权力，并通过剖析男性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和揭示男性支配女性的方式，达到抨击父权制观念的目的。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尚处于初级阶段，它的主要任务在于打破长久以来的菲勒斯中心文化价值体系和父权统治的社会格局，争取男女平等尤其是女性独立自主的权益，其核心目标应该是“女权”，其基本根本使命在于“解构”，在于“破”。可以说，女权主义所标榜的是一种政治立场，所以这个阶段在女性主义文学发展史上我们可以称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
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探讨的重点不再限于男女平等待遇等权益的论争，而是更倾心于对语言、文学的论述和批评。女性主义者在这一时期实现了一个转向，一反初期注重争取男女平等等权益的策略，转而强调性别差异与独特性，并以差异性为名否定男性象征秩序。她们重新解读女性作家的经典作品，通过对各国和各历史期的妇女文学的大规模重新挖掘和重新解读，来追溯和建构女性文学传统。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在这一阶段逐步发展壮大，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开始在英美传播，开始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多元化时期。这一时期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史上是“建构”或“立”的时期，女性主义的概念和内涵在此真正确立和明确，至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真正进入名副其实的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经不再局限于文学本身，而是把性别区分和女性心理置于意识形态的作用中深入探讨，发展成为一种跨学科、跨性别的女性主义文化批评和研究。一方面把文学研究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美学等相结合，并引进人文科学的新思潮、新方法，不断向纵深发展；另一方面则把视野从经典作家、作品扩展到大众作家和大众文化媒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转向跨学科、全方位的文化批评，呈现出一个多元的开放性体系。这一时期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超越前期女权主义阶段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更加注重当今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通过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和内在逻辑的考察，从总体上看来，可以说，“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代表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反映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奋斗目标和历史任务，从“女权主义”到“女性主义”，所反映的是历史语境的变迁，社会文化思潮的转变，以及女性理论所肩负的责任与使命的变化。从“女权”到“女性”，概念的变化意味着女性主义理论发展到今天已经被赋予了新的丰富内涵。由此，我认为国内理论界应该明确这两个概念的区分，不应将其作为同一层次的概念加以混用，翻译界也应该逐渐把“女权主义批评”改译为“女性主义批评”，这样一来避免了概念上的模糊和混淆，同时也将有利于促进我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建构的不断深入发展和完善。
西方女性主义目前还处在不断发展、演变之中。它伴随着妇女解放的政治斗争而诞生、发展，因此它具有强烈的社会政治色彩。从总体上看，女性主义批评顺应了西方社会妇女解放运动逐渐深化的趋势，对父权制社会给予了全面、深刻的批判，而且其批评、研究成果也有许多新的创造和拓展，对西方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发掘出许多新的资料，在理论概括和阐述方法上也多有创意，无论在文学理论、批评史，还是在思想史上，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应占有一席重要地位。但无论英美派或法国派，还是黑人、女同性恋主义者，都有各自的局限，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她们都未把批判男权中心的触角深入到社会政治、阶级斗争的层面，而且消解男权中心的策略大都停留在语言、文化层面，因而带有相当程度的乌托邦色彩，很难与现实的妇女解放斗争真正结合在一起。
关键词：社会性别理论；当代女大学生；婚恋观
一、社会性别理论概述
社会性别概念是在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运动中孕育产生的，是女性主义思想和实践发展的结果。
首先，社会性别理论从社会文化视角和生理学视角对性别作出区分。生理性别是由人的生物特征所决定的，是指男女的生物属性，它是与生俱来的；而社会性别是由特定的社会文化所建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是通过社会、文化和心理的影响所形成的男女两性在性别角色和行为等方面的差别，它是后天习得的，是社会文化影响的结果。
其次，社会性别理论分析了性别差异产生和延续的社会文化机制。社会文化造就两性的社会角色及其所处的社会地位。社会与文化赋予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不同意义，女性所扮演的性别角色并非由生理因素决定，而是社会文化的产物。社会性别是一个由社会文化所不断被构建的动态过程，并形成了通过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伦理、道德等种种因素的交互作用的社会制度和结构。
第三，社会性别理论主张在社会背景下研究女性问题。要将妇女问题置于男女两性的社会角色和权力结构之中去认识，不可以在脱离社会文化背景下研究。在男女两性关系上，社会性别理论主张尊重男女两性的共同发展，主张建立两性间彼此尊重、平等相处、协力互助的和谐伙伴关系。
二、社会性别理论视角下的当代女大学生的婚恋观
（一）恋爱心理不成熟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市场的运行机制的不断完善，当代的女大学生在恋爱的问题上也出现了价值观失衡的现象，由于社会的整体发展并不平衡，贫富差距过大，因此，很多女大学生在恋爱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明显的心智不成熟的现象。尤其是在大学期间，女大学生们选择的爱情，并不是基于纯粹的爱情所驱动，有很大一部分的女大学生只是把校园爱情当做排解寂寞的一种方式，因此这样的恋爱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还有很大一部分的女大学生的恋爱是为了满足其虚荣心和攀比心，为了更好地展示自己的魅力，他们在恋爱中往往并不负责任，而同样年纪的男性则心智更加的不成熟，因此导致了很多女大学生造成终身的遗憾，这样的恋爱是不稳定的，容易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二）择偶标准更现实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快餐时代的急剧膨胀，我国正在进入全面转型和建设的重要阶段，社会经济和市场结构都发生了天反覆地的变化，因此，社会上在金钱和物质上的疯狂追求也影响了当代女大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在社会风气和物质金钱的诱惑下，即羡慕社会上的成功人士，但是有不愿意奋斗打拼，因此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冲击下，很多的女大学生选择了“小三”和“二奶”这样的身份来实现自己对金钱和物质的追求。他们对成功和物质享受的欲望不断膨胀，通过自己的青春和外貌，来实现这些所谓的成功，而忽略了内心真正对情感的需要。
（三）更加追求男女平等
很多的女大学生都一直认为在以后的家庭生活中，要实现男女平等，由于当代女大学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其自身素质已经可以满足其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价值，因此，女大学生早已不认同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而是希望在以后的婚姻家庭中，男女做到互帮互助，互相体谅，无论是在家务劳动的分工上，还是工作的月薪上，都希望可以得到平等的待遇，传统的以夫为天，夫为妻纲的理念逐渐被社会摒弃，更多的女大学生开始逐渐思考自身在社会上的价值和地位，并积极谋求自身的发展以及事业方面的提升。这可以说是当代女大学生对自身权益的坚持和飞跃，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女性在社会上的价值，其要求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是当代女大学生自身素质的一个质的飞跃。
三、社会性别理论对当代女大学生婚恋观的影响
（一）历史传统文化的影响
社会性别理论认为：应该用变化发展的眼光看待社会性别。人的社会性别观念是在对家庭环境和父母与子女关系的反应中形成的，并在社会文化的变化中不断改变。人的社会性别观念不仅因时间而异，而且因民族地域而异，是一种特定的社会构成。社会性别理论打破了性别不可改变的宿命观，对传统的性别观念提出了挑战。历史文化传统至今还在影响社会思潮，其主流文化的一部分思想对当代女大学生的婚恋观仍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当今社会环境的影响
生理上的本质上差异无法改变和消除，但是在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性别角色可以加以改变。因此，社会大环境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代女大学生的婚恋观。由于社会急速发展，社会上功利性的追求日渐明显，社会上的成功人士在大众传媒的宣传下，让很多的女大学生看见了物质的重要性。在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中，她们开始逐渐追求独立自主的生活模式，在事业和爱情中实现自我的价值，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她们自身价值观念的转变，摆脱了依赖男性的心理需求，开始丰富自己，充实自我，努力提升社会地位，努力奋斗完成人生梦想。
（三）个人自身情况的影响
无论是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还是学校和家庭教育的缺失，总体而言，女大学生的婚恋观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来自于自身，女大学生处于心理和生理求新求异的新阶段。在她们看来，死读书已经被社会淘汰，应该追求真正的独立的生活，多参加业余活动，在这种虚荣心的支配下，便会产生很多婚前同居的行为。
由于新时期的教育以及在经过了高考的束缚之下，女大学生在进入大学后，开始追求独立自主，喜欢追求时尚，追求个性，不喜欢循规蹈矩的生活，追求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在此前提下，当遇到了使其困惑的感情问题时，较少的考虑到责任和义务，则更多的凭借自我的感觉做主。表现为更多的自我性。
四、当代女大学生婚恋观的社会性别理论指引
社会性别理论提出了在社会环境大背景下的作为社会人的属性和行为特征，强调了人的生理属性的自然和社会文化对于人的影响，强调了两性之间的社会关系，进一步规定了女性的社会属性，也再一次强调了女性的性别角色特点和社会地位是由于其所处的环境和接受的文化教育相关联的。而并非它的生理属性决定的，生理状况的这种自然属性是不能主宰女性的性别角色的。男性和女性都在社会大环境中不断的变化和进步，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社会性别理论视角下，社会开始纠正以男性为为主导的社会价值观，更加的关注女性的权利和地位，提倡男女平等。社会性别理论为解释女性所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找到了很好的理论依据。同时，也为可以更好的打破男权社会制度，建构新的社会性别角色定位提供理论依据。用这一理论分析女性的角色定位，可以加强男女两性对自身社会角色的理解，清楚自己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地位，为建立和谐的两性关系奠定基础。（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参考文献：
[1] 刘晓伟，李东风. 在校女大学生婚恋问题的人文关怀与思考[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2，（3）：70-73.
关键词：性别差异理论 女性主义 传统理论
中图分类号：I3/7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4-0106-02
一、背景
作为社会最小细胞的核心组成部分――男性与女性，在一生中，从出生到死亡，生理结构到社会化过程，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与所处的社会地位等各方面有许多的差异和不平等。更确切地说，女性在出生之前就已经因为性别的原因而受到歧视，随着现代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很多夫妇可以做胎儿性别鉴定，这导致了女婴有较高的被堕胎几率。台湾男婴相对于女婴的比例严重出现失衡，而且堕胎次率越高差距越大。（张珏，1993）女性在社会化过程中常常被排除在资源享用过程之外，并被一系列规则所约束。1998年联合国人权发展报告指出，“没有一个国家对待女人像它对待男人那样好”。全世界女人比男人遭受更大程度的贫困，世界三分之二的文盲是女人。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女人的基本人权没有得到保障，她们被歧视、从事低收入、超负荷并且不被尊重地工作。即便是在现达的社会里，女人也并没有从家庭中彻底解放出来。毫无疑问，与性别差异相伴而来的种种问题不容忽视，对它全面且较为准确的理论认识也成为重要的课题。而理论的完善也将引导更适当的实践方式，在思维和行动两方面共同作用于与性别差异相伴的种种社会问题。
二、关于性别差异的传统理论和观点
性别差异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永恒的主题，一直被各个领域热烈讨论。关于男女性别差异的理论发展了几个世纪，今天也还在不断被更新和完善，然而性别之间的差异和不平等却没有消失。西方社会中，关于性别的理论较为丰富，它们互相联系，有的理论之间前呼后应，有的却针锋相对，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观点和理论有以下几个：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应保障妇女基本的受教育权利是关键，然后才是取消各种限制女性发展的规则。他们假定人是理性的，女性受到教育以后会从愚昧无知中解放出来，可以发挥自身的潜能。例如女性的教育程度应当相称于她们的社会地位，主张女性是国家的必要成分，并用大量篇幅反对卢梭提出的女性无需理性教育的观点。（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792）然而它忽略了西方社会中存在的权力关系，忽略了经济、政治因素在男女不平等中起的重要作用。就论现在，女博士是社会的一个精英群体，但她们不但无法同男博士一样享受自我实现的喜悦，还背负了一个沉重的称谓――“第三性”，成为“另类”群体。这样，除了来自家庭、职业、学术等方面有形的束缚之外，多了一道“身份认同”这个社会蓄意树在她们面前的无形屏障。（李延茹，2008）这足以说明，仅仅提高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并不能彻底改变她们的社会地位。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强调的是以男性为标准，未能触及父权社会的本质。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则认为，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男人通过控制剩余产品来控制权力，为了私有财产的有效传承，开始控制妇女，由此产生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更为重要的是，还决定了权力的分工，男性掌控公共领域，女性却被束缚在私人领域。性别不平等如同社会其他不平等现象和压迫形式一样，其根源是阶级关系，即私有制结构。（陈一筠，1988）而大部分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两性之间不仅有差异，而且必然不平等，这成为统治阶级征服和控制女性和不同种族人们的有利工具，并通过各项法律得到维护。在结构功能主义者看来，由于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天然差异，女性的功能在于承担母亲和妻子的角色，承担家庭事务，而其他社会事务由男性来承担。两者的角色分工和功能分化，构成了社会有机体趋于稳定的基石。因此，父权制在结构功能主义中被当作是社会体制的一种自然演化形式。（J.C.Ollenburger，H.A.Moore.1988）
综上所述，几个世纪以来不同的理论家对于性别差异的观点不同，这些理论模式都是建立在男女性别差异的“生物决定论”基础上，以男性的经验和利益为核心，因此女性在传统理论中处于无形、边缘甚至是歪曲的，更准确地说女性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随着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女权运动、民权运动、反战运动的发展，社会学本身的知识模式和研究方法受到了挑战，质性研究开始受到更多的关注。因此，当代女性主义等新的性别理论和范式，从研究视角、方法与技术等多个层次上对传统社会学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抨击，换句话说，对社会学研究议题进行了重新规划和修正，并开发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
三、当代性别理论对传统性别差异理论的抨击
具体来说，随着第二次女性主义思潮的开始，西方女性主义者开始深入研究性别不平等的根源，西蒙・波伏娃用一句名言描述性别关系：“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逐渐形成的。”她认为社会性别（gender）和生物性别（sex）不同，女性的受压迫不是自然的，是父权制社会建构的产物。（ 西蒙・波伏娃，1988）有的学者则补充到性别分工并不是由男女生物学上的差别决定的自然体，而是社会有意造成的性别不对等的社会规范，从性别规范上揭示了性别的社会文化建构性。（安・奥克利，2001）有的学者则认为不存在任何基于生理需求和所谓天然角色分工的家庭形式，家庭结构和意识形态是社会建构而成的，同时被建构的还有外在的社会和权力关系。（M.W.Osmond&B.Thorne，1993）而有的学者不仅关注性别关系，更是将它与权力关系结合在一起分析问题，认为性别是一种权力关系，即一种“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成分”和“区分权力关系的基本方式”。（琼・斯科特2004）
除了关注性别不平等造成的原因之外，当代的性别理论直接抨击社会学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中的“价值中立原则”。著名的女性主义社会学家Dorothy Smith认为对社会生活的男性特色理解与社会学所推崇的概念框架以及统治他人所需要的知识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幸的契合，它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统治所需的概念霸权的一部分，它代表的是男性所谓的社会普遍性，是一种意识形态，我们社会的统治是通过概念和符号完成的，社会学的概念和模式对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它可以被视为社会统治实践的一部分，或者说使女性被迫和从属地位得以延续的帮凶。（D.E.Smith， 1987）她还指出填补空白式的把女性问题纳入到社会学分析中的策略是不够的，它们不能改变既有的社会学程序，仅仅使得女性社会学成为客观知识的一种附属品。
从方法论上讲，社会学以往的研究方法是延续实证主义的套路，将社会和人当作客观物质来进行研究，因此分成主体与客体。西蒙德・波娃在《第二性》中谈到，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和文化长河中，男人是作为绝对的主体存在，女人作为男人的对立面存在，是男人的客体和“他者”。如同史密斯强调那样，女性在理解自己的生活时，不是从自身角度出发，而是由男性话语建立的概念出发，渐渐地被系统地排除在整个知识体系之外而被迫保持沉默，反映了文化和知识结构中存在着的男性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机制 。对此史密斯还提出了女性主义社会学就是一种“为女性的社会学”，即从女性所在的日常生活世界出发，应重新构造社会学家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将研究者置于具体的情境之中，倡导一种反思社会学模式。当代性别理论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比如同性恋问题。有关学者认为性关系和性取向不是自然的、本能的，而是社会历史和文化共同建构的，同性恋倾向是个人根据自身的环境和经验，对于自身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而不是应被社会唾弃和禁止的病态的性取向。中国著名性学家李银河认为女性主义倡导的“酷儿理论”对所有权力边缘化的人们行为持包容态度，同时挑战了传统男性女性，同性恋异性恋的两分法，挑战了正统的同性恋文化和价值观点。（李银河，2000）新的性别理论同时关注犯，性暴力，揭示了中存在的权力关系，为女性的身心健康和自我保护提供了理论基础，丰富了女性性别与发展相关理论的内容。
综上所述，近代迅速发展的性别理论对传统理论假设、研究内容、方法等提出了许多挑战，换句话说，打破了以往的“二元论”观点，将性别因素看作解释社会现象和行为的重要变量之一，鼓励构建一个更加人性化，温馨的社会，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更丰富的尝试，为社会学的完善注入了新的血液。
参考文献：
[1]安・奥克利 .性别、社会性别和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2]陈一筠.西方社会科学中关于性别差异和性别分拥睦砺[J].社会学研究，19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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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贝葛尔・罗宾等.酷儿理论：西方90年代性思潮[M].李银河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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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琼・斯科特.性别与历史学[M]. 李小江译.上海：华夏出版社，2004.
[7]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古籍出版社，1988.
[8]张珏.由出生性别比例谈多台与妇女健康[J].妇女研究通讯，1993（2）.
[9]D.E.Smith.Woman’s Perspective as a Radical Critique of Sociology in Feminism and Methodology[M]. ed，Sandra Harding，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7.
[10]10Human Development Report.For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摘要：随着西方社会性别论尤其是约翰・斯科特（Joan Scott）“历史与社会性别”概念的传入和影响，日本女性史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成为这时期学界最令人注目的领域之一。其研究成果构建了“性・身体・生殖论”、“近代以前家族史”、“近代家族论”等研究领域。这些研究几乎都是在社会性别维度和视角下展开的。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004-2563（2008）03-0059-07
Research on Japanese Women's History
ZHANG Li-hua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t the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Yunnan Province, China)
Keywords: Japanese women's history, gender, scope of analysis, gender role
Abstrac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western concept of gender, especially Joan Scott's conception of history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encouraged the opening of new areas for research on Japanese women's history. This research has grown rapidly and produced works on "sex, body and reproduction" "pre-contemporary family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family history". These research products have nearly been developed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gender.
随着西方社会性别论尤其是约翰・斯科特（Joan Scott）“历史与社会性别”概念的传入和影响，日本女性史研究有了飞跃性的发展，成为这时期学界最令人注目的领域之一。它扩宽了学者的视野，扩大了日本女性史研究课题的版图，研究方法具有了学际性倾向，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为了对日本女性史研究的全貌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在此，以时间为基轴对其研究尤其是导入社会性别概念之后的发展变化作一个粗浅评述，以期对中国女性学发展有所裨益。
一、前期的研究概况
迄20世纪80年代止，日本女性史的研究已有了一定程度的积累。其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按时间顺序可分为以下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二战前由北山茂夫、西冈虎之助、井上清等执笔的《女性史研究》和高群逸枝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在西方第一波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其代表学者高群逸枝同时也是女性主义运动的忠实参与和领导者。
第二部分包括两个方面内容：首先，战后为了明确男女平等的含义，由著名学者高群逸枝和井上清分别所著的两部《日本女性史》[1]及带刀代的《日本人》[2]成为其中的代表。高群的研究指出，日本的婚姻形式从妻访婚经过渡期的招婿婚到嫁娶婚的过程亦即母权制向家父长制的转变过程。尖锐地揭示了婚姻从分居到同居的变化。她关于母权制存在的设定以及中世（1192-1568年）嫁娶婚的成立导致了女性从属地位的主张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绝对性的影响。其次，战后的民主改革给女性解放带来了新希望，引起了学者对女性史的高度关注。除通史类研究外，由民主主义科学者同盟妇人研究会女性史小组所倡导的一系列活动，如对由女工书写的生活记录进行整理、书写母亲的运动、对庶民女性个人史的发掘等，也成为这时期的一大特点。60年代到70年代初，不论有名与否，出现了大量的自传、传记和战争体验记，由山崎朋子提出的“底边女性史”一词成了固定用语。80年代后期才引起史学界关注的所谓“口述历史（oral history）”的方法，这时期已被运用于日本女性史的研究中。其代表作有《黑暗 来自女矿工的采访》、《啊野麦岭――某制丝女工的哀史》[3]等。
第三部分则以村上信彦的论文“女性史研究的课题与展望”[4]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论为核心。文中村上在对高群、井上的著作进行批评的同时，就女性史研究的方法论也提出了质疑。他的主张遭到了伊藤康子、米田佐知子和大木基子等的反论。高群以原始母权制的存在为前提，认为中世嫁娶婚的成立和女性继承权的丧失是导致女性地位下降的决定性因素。井上把女性的从属地位归于建立在家父长制基础上的国家权力体制，并指出私有财产的贫乏致使被统治阶层缺乏贯彻家父长制的愿望。而村上则强调了明治时期庶民阶层中家父长制存在的事实。显然，他们的争论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新论题，即对各阶层内家父长制形成的契机和存在状态进行详细研究的必要性。这场争论掀起了女性史研究的一个高潮。但是，当时的研究只是为女性提供的一部“启蒙”教材，还未被纳入史学领域，更没能冲击到史学本身的结构。
如上所述，当时的研究多以书写女性被压抑的历史状况，揭示导致女性从属地位的原因为主旨。这时的女性史受战后解放史观的影响，“在揭发女性被压抑的同时，希望通过近代思想的贯彻找到女性解放的可能性”。[5](P177)
二、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由日本女性史综合研究会编辑出版的《日本女性史》[6]和《日本女性史研究文献目录》[7]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前者共5卷，是该研究会6年共同研究的成果，该书试图对各时代的不同社会结构中女性的存在状态进行剖析。至20世纪80年代初迄今为止，关于继承权、统治与被统治、共同体内社会关系及其构成单位“家”等的研究只以男性为研究对象。该书则以女性为视点，分阶层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论述。并在前言中提出了近代于女性之意义以及女性史独自的时代划分等问题，据此向传统的历史学提起了挑战。他们认为，束缚女性的性别角色规范不是封建遗制，而是近代的产物，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近代产业社会。1983年出版的《目录》收集介绍了1968-1981年日本女性史研究的所有成果。之后，该研究会把这种收集制度化，以5年为期对共同研究的成果进行整理，现已有5卷问世。此外，女性史研究的视野甚至延伸到了日本近代天皇制和种族歧视的双重结构――对北海道、冲绳、爱衣奴人（虾姨）、被歧视部落和朝鲜的研究――中。与从前以运动和个人史为中心的叙述方法不同，这一时期的研究引入了“口述历史”（oral history）法，强调对女性日常生活进行描述的重要性，重新提起了生活史的叙述方法。其成果便是1990年出版的《日本女性生活史》。[8]至此，日本女性史成了日本史学界不容忽视的存在。
这时出现的很多女性史学者皆深受欧美“新女性史”的影响，他们认为，女性不是被历史所规定的被动的存在，更不是历史的受害者，她们也是历史的主体。并把批判的眼光投向了近代史，对以往女性史的解放史观、压抑史观提出了挑战。其核心理论还是“父权制”。“父权制”是用于解释女性从属地位的内容丰富的概念，它是包括家庭和社会在内的一整套的制度秩序和系统。
三、导入社会性别概念后的研究
1992年荻野美穗的《社会性别论与历史》[9]把后结构主义史学家约翰・斯科特（Joan Scott）的“历史与社会性别”概念介绍到了日本。社会性别概念认为，两性差别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这概念很容易为一直把母性分为社会性母性和生物性母性来考虑的日本女性史学者所接受。无疑此概念的导入对日本女性史的研究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1.关于社会性别概念
“Gender”（社会性别）源于拉丁语的genus或法语的genre，意为“同一系统或同一类人的总体”，在现代语法中表示“男性”、“女性”、“中性”。对Gender的再定义则源于性学者约翰・玛奈和精神分析学者R・J・斯托拉20世纪50年代的研究。玛奈在对所谓半阴阳男女和因事故失去生殖器的患者进行研究治疗，在表达包括到社会角色在内的性别概念时，想到了语法上的Gender。并证实性别是由生殖器官以外的社会、文化等各种因素所规定的。[10](P44-61)斯托拉通过对性别同一的研究指出，雌、雄与男女的性别不一定是一致的，社会对性别意识的决定作用远强于身体的规定性。1975年玛奈与记者巴特里西亚・塔卡共同发表了著名的《性的署名》（Sexual Signatures）。该书打破了性别的生物学决定论，正式提出了作为社会、文化产物的Gender概念。同时，1975年盖尔・鲁宾在《女人交易》中提出性/社会性别制度（sex/gender system）概念，试图寻找女性普遍受压迫的根源。她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把性别制度界定为精神、人际关系、政治经济和历史的产物。她的观点很快赢得女性主义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并成为各学科和社会运动的有效的理论工具。
1988年约翰・斯科特（Joan Scott）在其著名的“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中对此概念作了进一步的界定，她认为，社会性别是一种代表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不仅是权力形成的源头和途径，而且是维护权力的方式。[11](P7-9)她的研究在西方社会两性关系的基础上，总结了西方特别是美国女性史研究的经验和女性主义发展的成果，在理论上吸收和整合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关系（两性的分工和组织）的理论和福柯后结构主义关于“话语”、“权力”的结构理论，以及精神分析学派拉康的象征主义的理论。其旨在通过更加深刻全面的分析，将男女两性视为社会权力关系的制度规范的历史生成而非自然本质的造化。[12](P169-170)显然她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以往的“父权制”理论，把社会性别差异视为一种无所不在的社会性别话语通过社会文化建构形成的权力和紧张的表现。[13](P34-37)社会性别概念作为一种维度和视角，企图从历史角度解释女性处境和两性关系的根源所在，成为历史的重要分析范畴。此分析概念在实证研究、反省和批判的过程中在学术界拥有了一席之地。直到现在，关于这个概念的争论还在进行中。持肯定态度的学者也没有停止过反思。但正如日本著名女性学者田晴子所指出的一样：社会性别概念把性差别作为社会、文化的产物来理解的同时，容易忽视自然的、生理的性差别。但是，研究女性和母性的存在的问题时，是不能抛开或轻视自然性别因素的。重要的是，必须清楚自然性差别是在社会、文化的经营过程中与权力支配、优劣和歧视相结合的。[12]
2.社会性别概念对日本女性史的影响
尽管社会性别概念本身还存在很多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但是无疑它为诸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日本女性史学者馆薰就此概念对女性史的有效性作了如下整理：（1）为存在于历史文化中的各种性别概念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表述概念。（2）女性史的分析对象从女性到男女性别的差异，发生了转移。从前的女性史把女性和男性作为两个相互对立的项目，以对女性生活状况的把握为中心。而社会性别概念关注的则是性别差异的构筑过程。它认为在社会秩序和体制的构筑过程中，性别差异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它试图通过对各社会、各种文化和各历史间段的性别差异运行机制的研究，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历史进程进行解读。（3）阐明了男女性别的差异是一种权力关系。（4）女性史的研究范围从私的领域扩展到了公的领域。（5）近代人文诸学科的课题设置――把性别角色、家庭、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作为私的领域，把其外部社会规定为公的领域――受到了质疑。（6）对两性关系及其内涵和社会功能的研究成为一种有意识的行为。[14](P50-51)
社会性别概念关于女性存在的时代特性的阐述，扩宽了学者的视野，扩大了女性史研究课题的版图，研究方法具有了学际性倾向，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其影响下的最新成果是田晴子和S・ B・汉勒等编著的《社会性别的日本史》。[15]该著作包含了美、英、法国学者在内历时5年的共同研究成果，也是横跨历史、文学、民俗学、宗教学等诸学科的跨学科研究成果。论文集从内容上分4部分：“宗教与民俗”部分以宗教、民俗、民间传说和神话对女性的规定性与救济，以及女性对此的认识为主要内容；“身体与”则以身体、、疾病、生殖和婚姻的分析为主；“主体与表现”部分通过对文学作品和语言的分析，揭示女性是如何表现自我，确立主体的；“劳动与生活”部分在生活史的基础上加入了关于杰出女性的职业劳动的叙述。
同时，社会性别论也被引入到了文学研究领域。《岩波讲座日本文学史》[16]从意识与表象论出发，对文学、歌谣、传统表演艺术、绘画与女性的关系进行了阐述。而1993-1996年出版的《岩波讲座日本通史》[17]在选题和方法上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主要有古代和中世的家与家庭的研究，近世有地克直的《近世思想中的性意识》和 薮田贯《文字与女性》的研究。[19]米田和横川子分别就近现代的主妇和地域女性史进行了研究。上野千鹤子在《历史学与女权主义――超越“女性史”》[13]中对有关历史叙述整体的方法论提出了质疑。而地克直、泽山美果子的合著《男性和女性的过去与未来》[20]通过现代与历史的对话，对两性关系的存在方式进行了思考。内容涉及到了家庭、高龄化、女性的劳动及近代的性情报泛滥等问题。
社会性别概念的导入对日本女性史的学科建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学科自身的理论构筑和完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几个研究领域：
（1）性・身体・生殖论
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性、身体、生殖论等研究领域有了快速的发展。之前，有关生育的研究只散见于民俗学中。而关于性和身体的研究多集中在买卖春和废娼运动方面。荻野美穗1988年出版的《性差别的历史》首次把性和身体列为史学的研究对象。并强调身体不是“自然”的，而是社会、文化的产物。在近代社会体制的构筑过程中，身体领域的制度化是不可或缺的。其主要观察内容为：医疗机构、社会、国家对卫生、性病、生育及流产等的介入及有关问题，身体观的历史变化。长谷博子和荻野美穗甚至认为今后的研究应以性、生殖及男性、女性和孩子的关系为中心。这种观点几乎全面否定了以往的研究，给女性史=解放史的使命观划上了句号。
日本史研究会在会刊《日本史研究》中组织编辑了以“从身体论看女性”为主题的专集。川田文子等的研究揭露了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全貌。荻野美穗编辑的论文集《被社会性别化的身体》[21]收集了近20年来的研究成果。山本俊一的《日本公娼史》则是一部详尽的公娼制度史。泽山美果子在《生育与身体的近世》[22]中涉及到了生育、产科与女性的身体观等问题。关于避孕和计划生育制度的研究有樱井由的《溺婴与坠胎》、藤目的《战时日本的生育限制制度及其思想》、石崎的《生殖的自由与生育限制制度》等。田间的《绝育社会史》和荻野美穗的《绝育与自我决定――战时的日本》则就绝育与国家、社会等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某接生婆的日本近代史》、《某接生婆的生活史》是由落合惠美子等对接生婆进行的采访，记录了接生的细节与女性的感受。大林的《助产妇之战后史》则认为生育方式的变化剥夺了产妇的主体性。地克直的《性和身体的近世》[23]揭示了近世性与身体意识的变化，是在对近代进行反思的潮流中，关于什么是丰富多彩的生的思考。
这些研究把剖析的手术刀深入到了最接近“自然”的性（sex）和身体本身，显然其旨在于深刻揭示性和身体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是如何被构建和规定的。
（2）近代以前家族史研究
同时期，欧洲社会史研究与女性史和社会性别论相结合描绘出了不同以往的新的历史画像。社会史、历史人口学、超构造主义和身体论的兴起，以及历史民俗学、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等学科中历史分析法的运用促使学者对如何离析人的存在的史学方法进行反思，其结果促进了家族社会学和教育学领域中女性史研究的发展。[24]欧洲社会史与女性叙述史交叉融合所产生的“家族史”便是典型的例子。1990年创刊的《JUSTITIA》二号[25]“家族・社会・国家”专集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即近代家庭成立之前的家庭形态是怎样的？其中包括：家族和家庭的结构。家族或家庭成员的相互意识和情感。对家族和家庭内劳动等诸活动的认识。同时，近代与近代以前家庭的比较研究被提到了议程上。他们主张研究应涉及到家族的外部环境――传统共同体的衰退，家族、家庭成员间的相互意识与感情的变化，家庭功能的变化――由消费、生产的场所到再生产功能被特化了的家（family）。
日本的家族史研究关于“工业化时代”的家庭形态的研究很薄弱，近代以前的研究却有丰厚的积累。从统治者、工商业者到农民阶层，近代以前的家都是作为一个经营单位而存在的。在那里没有社会劳动和家庭劳动的分离，因此，脱离社会劳动、专职于家内劳动导致了女性的从属地位的理论模式不适用于近代以前的社会，需要一种符合时代特殊性的分析模式。[26](P191)
可以说日本近代以前婚姻家庭的研究是在对高群逸枝学说的继承和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高群提出妻访婚（走婚）过渡期的招婿婚嫁娶婚的变化即家父长制的成立过程，它导致了女性的从属地位。关口裕子的《日本古代婚姻史之研究》[27]主张必须注重对等的对偶婚的存在价值，社会学者江口五夫在《历史中的女性》[28]中则强调了父系制和父权的重要性。围绕古代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包括母系、父系、双系及多系共存等在内的各种观点。试图凭借有限的史料和考古资料，重新描绘古代家庭关系图。除此之外，服藤早苗的《家成立史之研究》[29]指出，平安时代（9-11世纪）氏族佛寺的实质是具有母系血缘关系的群体的共济机关。五味文彦在《女性的所有与家》[30]中揭示了镰仓时代（中世）分割继承制度下女性所有形式的多样性导致了她们家庭地位的复杂化。江明子的《日本古代的祭祀女性》[31]则描述了村落共同体的祭祀活动中女性的参与情况。在近世（约1585―1868）村落与都市共同体中，源于血秽观念的女人禁忌已经一般化，近世被视为女性存在的黑暗时代。与此相对，大口勇次郎[32]和薮田贯[33]则描绘了作为和生命再生产的场所的家的另一个侧面。峰岸夫编著的《家族与女性》[34]聚焦中世社会，收录了上至皇室、武士，下至村落、侍者的家庭，以及由于各种原因没有组成家庭的尼姑、游女等的研究成果。
这些研究透过近代以前各时代严格的身份制度、复杂的婚姻形态、政治权利关系和等因素错综交织而形成的家庭文化现象，试图从各种角度离析出女性存在的原型。很显然，女性生存环境的复杂性使这项工作变得长期而艰巨。
（3）近代家族论
近现代史研究的主题之一是探求国家与女性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以社会学为中心的近代家族论研究成绩斐然。其背景是：经过了经济高速发展期的日本家庭变得非常不稳定。家庭内暴力、亲子关系的疏远、儿童犯罪的低龄化等问题变得非常显著。女权主义的近代家族论开始追究家父长制和资本制经济之间的联系，试图揭示近代社会中性别歧视的原因；日本家族史研究会成立，并开始进行跨学科比较研究。相关理论涉及到资本制社会中家父长制的重定义和近代家族的历史性等问题。
落合惠美子在《近代家庭的诞生与终焉》[35]中指出，近代家庭成立于19世纪，其特征是家庭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分离、以孩子为中心、家庭成员的感情性结合。自此，在家族社会学和教育学领域展开了对近代家庭成立的实证研究。以《近代日本的家族观明治篇》[36]为代表的作品试图描绘明治时期家父长制下的家庭原像。泽山美果子的《近代家庭的成立与母子关系――第一次大战后的中间层》等则把目光投向了近代家庭成员间的关系。西川裕子则通过居室的分配对家庭成员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落合惠美子的论著《面向21世纪的家庭》[37]揭示了20世纪50-70年代日本现代家庭的形成过程。同时，她的另一作品《近代家庭的转折点》[38]收集了江户时代以来的诸多数据，对家庭、主妇和女性的存在形式进行分析，从而期望对21世纪女性的生存方式给予启示。
（4）女性与战争
国家、战争与女性的关系也是日本近代家族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一方面，研究者揭露慰安妇、从军隶等女性作为战争受害者所受到的非人待遇。荻野美穗在对战争・国家・民族与女性的关系所进行国际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严厉指出，慰安妇问题是男性对女性的犯罪，是男性的性的问题，而不是所谓脱离日常轨道的战争犯罪，更不是战时异常事件。并强调了男性研究的重要性。[39]另一方面，学者们也没忽视女性的战争协助问题。加纳实纪子的《枪后史笔记》（1977年）和川名纪美的《女性也承担了战争》（1987年）明确指出了战时后方女性的战争责任。铃木裕子在《女权主义与战争――妇女活动家的战争协助》（1986年）和《开拓女性史》（1989年）中，严厉地指出女性领导者的战争责任。而石月静慧的《战时民众女性的战争协助》（1996年）则有意识地揭示了家庭生活与战争协助的关联性。其次，近来的研究把战争视为构筑社会性别的契机之一，亦即守护者和被守护者，男性、女性和孩子的差异化是战争得以实施的要因。若桑绿在《战争描绘的女性像》（1995年）中揭示了女性在战争体制维持过程中的重要性。[13](P183-185)关于女性战争协助的理由，男女平等派和母性主义派皆认为是：显示女性自身的力量，得到部级别的认可，从而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13](P183-185)这很大程度上是由参战国的战争政策与社会评价意识所决定的。而如何看待战争中的两性问题，是决非近代家族论一家所能解决的。但是，不管怎样，近代家族论的研究为女性史领域和国家论领域搭建了一座桥梁。[13](P169)
（5）女性劳动研究
同其他工业化国家一样，日本在明治20年代（19世纪后期）也出现了职住分离、“专职主妇”等现象。这是所谓资产阶级理想的家庭模式。正如安・奥克莱指出的：产业革命导致的最具戏剧性的结果就是明显的社会性别分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职业劳动不仅被认为是个人获取社会资源的主要途径，更是人生成长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据2001年的国家统计，现在日本女性的雇用者数超过了40%，但其中约70%的女性从事的是收入较低的临时工作。其实，这种现象与同工不同酬、性骚扰等以女性劳动研究会为中心，早已在日本掀起了女性劳动研究热。其中，竹中惠美子的《战后女性劳动史论》论及女性职务的分离和工会完全由男性支配的事实。林玲子等编的《亚洲女性史》中有很大篇幅涉及到日本女性雇佣劳动的历史。《20世纪初女性的就业率和M字型就业》[40]揭示了女性为了家庭和工作的两立，不得不暂时中断工作所形成的就业轨迹。加藤千香子的“战时的女性劳动及政策”[41]通过“家庭工资”的实行和男女工资差别的形成的分析，揭示了劳动和劳动者的社会性别化过程。金野美奈子的《OL的创造》[42]从“差异构筑”的角度出发，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到现代职业场所中社会性别差异化的历史过程，明确指出，职务上的男女差异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而是战后到高速成长期这一特定时期的历史构筑产物。
四、结束语
从作为史学补充的女性史到将社会性别作为联系观察的分析范畴，考察各领域、各时代的各种阶层各种身份的女性存在形态，日本女性史的课题和方法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性别概念对世界各国的女性史研究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是与各国女性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现在的日本面临着严重的高龄化和少子化问题，这与女性的存在形态、两性关系和社会的规定性有着根源性的联系。它既是历史问题，同时也是现实问题。日本女性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日趋得到巩固，如今，大多数大学和大学院都开设了相关课程。社会性别概念通过教育、文学作品和媒体等多种渠道赢得了一般人们的认知。另一方面，男性作为主要挣钱手的意识已经开始淡薄。把供养妻儿作为男性的义务和生活意义的资本主义伦理作为男性的自我认同意识，已经开始动摇。在日本以人类学和心理学为中心，开始了对另一性―――男性的尝试性研究。在这种变化趋势中，日本的女性史学家们将向人们展示怎样的历史画像呢？笔者将在另稿中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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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心理学，社会建构主义。
分类号B84
女性心理学（feminist psychology）是当代西方心理学的一个独特分支。它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力图揭示主流心理学内容和方法中的男性中心偏见，反对扭曲和病态化女性的经验与行为。女性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经过了女性经验主义、女性立场论和后现代女性主义三个阶段。这三种形式的女性主义虽然在反对心理学中的男性中心偏见方面是一致的，但是在方法论和认识论方面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1女性心理学的进化
女性心理学源于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女权主义思潮。20世纪初期，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着一种观点，认为男性和女性由于生物学上的差异，两者之间在心理上存在着极大的不同，相应地，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上也应该承担不同的角色，占有不同的社会地位。这种观点维护了男性在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地位，保护了父权制社会中的既得利益者。实际上，这种“男尊女卑”的观点并不新颖，它在20世纪之前的西方社会生活中由来已久。但是在20世纪初，这种观点在科学的名义下获得了新的意义。一些学者借助于新兴的生物学、生理学和解剖学论证了性别差异的存在。如女性的大脑比男性的大脑小，特别是用于推理的大脑区域，女性明显比不上男性。生理上的这一差别决定了女性的智慧天生不如男性。新兴的心理学也推波助澜，一些心理学家以实验证实女性天生保守、被动、优柔寡断、富有同情心，不适合家庭范围之外的社会活动。著名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心理学的创始人桑代克通过测量，认为女性的智力大部分处在中等水平，即女性的智慧水平比较平庸，高智商的人大多出于男性。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高等教育的对象主要是男性，女性在这一方面应该受到限制。另一位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卡特尔在这一结论上走的更远。他甚至认为接受高等教育会损害女性的生育能力。总之，社会偏见在科学的名义下粉墨登场，科学成为社会价值观的奴仆。
随着越来越多女性进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女性天生不如男性的观念受到了严肃的挑战。一些女性心理学家以新兴的实验心理学为工具，挑战传统的性别差异假设。美国心理学会的第一个女性会长，玛丽・卡尔金丝（Calkins M）首先站出来反对源于两性差异假设而对女性的限制，她认为区分男性心理和女性心理就像区分男性食物和女性食物那样没有任何意义。与玛丽同时代的另一位美国女性心理学家海伦・汤姆森（Thompson H）以心理学的实验证实男性和女性的智慧能力并不存在极大的差异，现有的一些差异并非生物性的，而是文化风俗和环境条件造成的。
当时社会上许多人都相信，女性由于月经周期的原因，会周期性地出现能力降低的现象，因此，女性不宜从事家庭之外的职业活动。女性心理学家丽塔・郝林沃丝（Hollingworth L）进行了一系列实验，结果证实月经周期同心理能力和运动能力并不存在实质性的联系。这些研究都有力的驳斥了性别固有差异的假设，为女性经验主义的产生铺平了道路。
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第二次女性主义思潮，心理学中的女性经验主义观点产生了。女性经验主义接受经验主义的科学观和方法论，认为心理学中的性别偏见是没有真正贯彻科学研究的客观原则造成的。她们认为使用科学的方法和程序可以排除传统心理学中的性别偏见。女性经验主义同早期的女性心理学家一样，主张男性和女性之间除了生理上的差别之外，在其它方面并无本质上的差异。男性和女性的区别在于生理性别（sex），而不在于社会性别（gender）。社会生活中两性之间在行为和心理方面的差异不是由于生物原因，而是由于不同的社会化过程造成的。在心理学的研究中，女性经验主义忠实于心理学中的科学主义传统，主张在心理学的研究中贯彻科学的客观、公正和价值中立原则。在女性经验主义的经典论文《心理学建构了女性，或男性心理学家的幻想》一文中，女性经验主义心理学家南希・维斯太恩（Weisstein N）认为心理学关于女性的研究所描绘的不是科学的发现，而是裸的文化价值观。她指出了在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性别偏见，并对这些偏见提出尖锐的批评。由南希所领导的这场女性经验主义运动强调了男性和女性的平等和共同特性，论证了两性差异的虚假特征，其基本观点是主张两性在心理和行为上并无本质的差异，因此被称为“差异最小化取向”（minimalist approach）。
女性经验主义的研究强调了两性的平等和共同特性，指出了性别差异的社会文化原因，为男女平等提供了心理学的基础，因而吸引了大量的女性心理学家，成为女性心理学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但是，女性经验主义取消差异的倾向却没有得到所有女性主义者的赞同。从维护女性价值的立场出发，一些心理学家强调两性的差异，并认为女性的心理特征和行为具有独特的适应价值，在人类生活中具有比男性心理特征和行为更为重要的意义。由于这些心理学家强调性别差异的存在，因而被称为“差异最大化取向”（maximalist approach），且由于这些心理学家强调女性视角和立场的独特价值，因而又被称为女性立场论的观点（feminist standpoint position）。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这段时间里，女性立场论的观点形成了强劲的势头，其代表作品有乔杜萝（Chodorow N）的《母性的再造》（1978）、米勒（Miller J B）的《新女性心理学探索》（1976）和吉利根（Gilligan C）的《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女性的发展》（1982）等。这些女性立场论的观点都认为传统的科学是男性的科学，在父权制社会的框架之下，男性的经验被当作人类的普遍经验，男性的心理和行为被看作是人类标准的心理和行为，女性的声音受到压抑。她们认为现在是到了建筑另外一种科学的时间了。这种科学不同于传统的“男人的科学”，它并不追求普遍性和通用性，而是一门能代表女性知识的科学。从女性立场论的观点来看，女性的经验与行为不同于男性，女性有女性的立场，男性有男性的立场，女性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和认识论，不同于男性的价值观和认识论。但是女性的经验在价值上并不低于男性的经验。女性具有注重关系和人际交往，富有同情心，感情丰富、善于形象思维等特征。这些特征在人类生活中具有比男性的那种冷漠、孤僻、理性等特征更大的实用价值，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具有更大的适应意义。实际上，从女性立场论的观点来看，女性的经验要优于或高于男性的经验，因为女性的经验更接近现实生活，而男性由于必须生活在一个人为的工作世界里，必须经常以假面具面对生活，因而远离了现实，其经验具有更多的虚假特性。因此，“立场论的女性主义者并不象女性经验主义那样，试图与男性平等或象男性那样生活，而是倡导创造完全不同的生活形式，即矫正或忽视男性的生活形式及其所使用的科学方法和学术风格，以便于发展一种更为真实的女性化方式。”[1]
女性立场论的观点明显不同于女性经验主义的观点。对于女性经验主义的观点来说，公平和公正、价值中立是根本的，强调心理学的研究不能仅仅以男性为对象，忽视女性的存在；对于女性立场论的观点来说，重要的是把女性摆在第一位，强调女性经验的独特价值，强调女性经验优于男性，在心理学的研究中进行以女性为唯一对象的研究。女性立场论的观点承认性别差异的存在，并且把女性的经验和行为放到一个更为重要的位置上。因此，这一观点产生之后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形成了女性心理学的另一个重要阵营。
20世纪80年代之后，后现代主义的产生和传播改变了女性经验主义和女性立场论的对立局面。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后现代女性心理学产生了。
2后现代女性心理学对女性心理学的重建
作为人类思想和文化的一种思潮，后现代主义的最明显的特征是反对基础主义（fundamentalism）和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是现代主义的两个特征。依照基础主义的观点，真理、知识和语言都是以客观实在或实体（reality）为基础的。真理和知识是以语言形式表述的客观实在。本质主义则认为，每一种事物都有区别于其它事物的内在本质。例如，在社会性别的问题上，本质主义观点认为性别（gender）作为一种特性或特质（trait）存在于个体的内部，是个体的一种稳定的、同经验和行为相分离的抽象存在，决定着一个人的人格、认知和道德判断等等。后现代主义反对这种观点，认为所谓的真理和知识不过是一定文化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建构。心理学的知识并不是对心理实在的客观表述，而是一种文化建构物。社会性别也并非个体的特质，内在于男性或女性，决定着人们的经验与行为。相反，性别也是一种社会建构，是社会对于生理性别相适应的行为活动的一种规定。性别并不是固有的和内在的，而是被建构出来的，存在于社会的人际互动中。
从上述后现代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后现代女性心理学认为尽管在女性经验主义和女性立场论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对立，但是两者都认为存在着某种内在的东西决定着社会性别，因而都是本质主义的，属于现代主义的范畴。女性经验主义否认性别差异的存在，认为男性和女性在本质上都是同样的；通过严格的科学的方法和客观公正的实验程序，最终可以确定男性和女性的普遍和共同特性。这种观点实际上假定了男性和女性有一个共同的本质，存在于每一个个体之内。这是典型的本质主义观点。女性立场论从相反观点出发，强调性别差异的存在，认为通过不同的社会化过程，男性和女性各自形成了不同的“特质”。男性培养了独立、理性、刚毅等男性气质（masculinity），女性则形成了关联（relateness）、互助、同情、怜悯等女性气质（femininity）。特质的不同，决定了男女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不同的行为表现，因此，性别就像阶级、种族那样，成为决定人们思想意识和行为表现的决定因素之一。这种观点同样假定了一个内在本质的存在，因而同样属于本质主义的观点。
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性别并不是一种内在的特质或特性（quality）。从社会建构论的观点来看，性别是社会协商和互动的结果，是社会对适合于某种生理性别（sex）的活动而产生的社会一致意见。概括地说，性别是特定社会的文化建构。换言之，后现代女性主义并不把性别定位于个体的内部，而是认为性别存在于社会交互作用之中。举例来说，我们可以把某个个体描绘为“友好的”，也可以把某个谈话说成是“友好的”。如果说某个个体是友好的，那么我们就假设了这个个体具有“友好”这个特质；如果我们说谈话是友好的，我们是在谈论谈话者之间互动的性质或气氛。在这里，“友好的”具有特定的含义，这个含义是谈话的双方都同意的，且与谈话双方所属的社会群体赋予“友好的”这个词的意义相一致。性别也是这样一个现象。本质主义把性别看作类似于那个友好的人，而后现代女性主义更倾向于把性别看作类似于那个友好的谈话。
从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许多社会活动通过社会的协商和互动，带有了性别化的色彩。如女性似乎比男性更友好，女性的天性似乎就是友好，而男性天性似乎就是冷漠。不管这种性别差异的起源是什么，即究竟是生物因素，还是社会化过程，或者两者的结合造成了这种差异，总之，友好成为女性的一个特质。后现代主义反对这种观点，认为友好行为的性别化是社会协商的结果，是社会对某种行为的适当性而产生的社会一致意见。并没有某种起源于生物因素或社会化过程所造成的某种内在特质决定女性比男性更友好，而是社会风俗和情景线索诱使或迫使女性更友好。有研究表明，处于权力和领导岗位的女性，其行为特征更加男性化；在职业领域里，处于相同或类似岗位的男性和女性，其价值观和行为表现出同样的特征。另外的研究也表明，若与一个保守、正统、大男子主义风格突出的男往，女性更易于表现出温顺、柔情等传统性别风格，而同一女性若与柔弱、体贴、优柔寡断的“小男人”交往，则表现出更多的男性化风格。此外，日常生活的观察也表明，单身父亲比双亲家庭的父亲，其行为更加具有女性化的风格； 孤儿寡母家庭中的母亲的行为更多的男性化。所有这些事例都表明了一个事实，即在我们看来的那些属于性别化的行为（如女性的温柔和男性的刚毅）并不是由生理性别决定的，而是个体的社会地位和所从事的活动决定的。性别并不是人“具有”的内在的东西，性别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应对社会要求而做和实践的东西。因此，从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性别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于人内部、等待着人们去发现和测量的实在。实际上，性别是存在于社会互动中的一种协议，是我们同意接受的那种东西。界定某种行为风格是男性化的或女性化的并不决定于表现这一行为风格的个体的生理性别，而是这一行为发生的情景参数。总之，性别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后现代女性主义解构一个统一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女性”范畴的存在。女性立场论从本质主义的性别理论出发，认为性别是由那些与某一生理性别相联系的内部特质而构成。按照这样的理解，性别是某种生理性别共同具有的特质，是这一生理性别的成员都具有的。所以，女性作为一个统一的范畴，其成员都具有女性化的经验模式，如强调关联性、注重人际关系，重视友谊等等，因为女性内在的某种特质决定了女性必须这样。但是后现代女性主义对这样一种观点提出质疑，“首先，性别本质主义同一、均匀化了女性，这意味着所有的女性以同样的方式产生生活体验；其次，性别本质主义把经验的这种共同性同女性本身的特质相联系，而不是同社会安排相联系。这种观点的批评者们指出，所有的妇女并非以同样的方式体验现实，而且也不存在一个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妇女。相反，女性的经验随历史、文化、政治和个人环境的不同而有极大的差异。”[2]后现代女性主义指出，从女性立场论的观点来看，似乎存在着一个统一的女性的声音，但实际上，这个声音并不是所有女性的，它仅仅代表了白人的、异性恋的、健康的、中年的、中产阶级的和从事学术研究的女性的声音，黑人和其它少数民族的妇女、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妇女、同性恋的妇女和其他在肤色、阶级、年龄、民族、文化上不同的女性的声音并没有得到反映。因此，以一个统一的女性范畴来指涉所有的妇女忽略了经验和行为的文化历史特性，因而是有失偏颇的。
所以，后现代女性主义要解构性别差异的概念，抛弃诸如“男性和女性”、“同性和异性”以及“男人气质和女人气质”等两极对立的性别概念，因为这些表达性别差异的概念本身就是“大男子主义”的话语，且这些概念本身已经蕴含着女性不如男性的意义，起着压抑妇女的作用。而且，在这样的话语参照框架之下，若男性被表征为理性的、强壮的、逻辑的、冷静的，那么处于另一极的女性就是非理性的、虚弱的、非逻辑的和感情化的。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主张“处于男性/女性两极对立中的女性所遭受的痛苦为我们抛弃这些对立的观念奠定了基础。在这些对立的观念中，一个主要的关注点是，女性被认为占有着同处于支配地位的男性相对立的那些特性――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观点是：一旦这一束缚的逻辑被冲破，则男性支配的西方整个世界及其它的看似价值中立的问题解决方法，就都处于危急的境地了。在这一框架之下，女性主义者才有了挑战所有传统的机会。那些被创造出来，用来控制、界定、分类、边缘化女性的社会形式变得令人怀疑，不再受到人们的推崇。每一个关于女性和男性应该怎样生活在一起的宏大叙事都破裂了。在这里，模糊化的疆域概念变得引人注目，且具有了政治的意义。”[1]
但是，后现代女性主义对反映性别差异诸概念的解构也引起了其它女性主义者的焦虑和担忧。因为女性刚刚从默默无闻的状态走出来，妇女的声音开始在政治领域受到社会的关注，这个时候把受到压抑的女性和作为压抑者的男性一起“解构”了，那么怎样维护妇女的权益和促进妇女的解放呢？在一个没有男性和女性之分的社会里，显然就没有了所谓的父权制和母权制，这样一来，又怎么揭示当代社会的父权制实质呢？面对这些疑问，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重要的是分析这些范畴和概念究竟服务于什么目的，究竟是维护了妇女的权力，还是维护了男性的支配地位。由于这些概念和范畴都是父权制的话语，在这样的话语之下，根本不可能实现女性的根本目的。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既不愿意通过寻找男性和女性的共同特质而使得男性和女性达到平等的地位，也不想确立女性的独特之处，弘扬女性对男性的高贵之处，它要解构和消解性别差异，从中发现社会怎样建构了男性和女性范畴，通过什么样的过程建构了男女不同的形象，最终达到解放妇女的根本目的。
总的来说，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基本主张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性别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性别不是由生理性别决定的，而是由社会规范、人际交往等社会情景因素决定的。“没有什么女性的生活方式，有的只是一些存在方式，且我们同意把这些存在方式理解为性别化的。因此，从理论上讲，所有的存在方式对于两性都是适合的，特定的情景诱发和支持了其中的一个。”[3]第二，持一个多样化的女性观。本质主义的观点把女性看作是一个统一的、均匀的范畴，似乎女性生理性别上的共同性决定了女性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不存在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女性范畴。生理性别仅仅是决定妇女生活风格的一个因素。仅仅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生理性别上，并用以界定女性的经验，就会同质化、均匀化女性，从而把一个多维的现实描绘成了一维的画面。第三，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后现代女性主义不回避价值问题。换言之，在后现代女性主义那里，科学研究与政治宣传等社会活动的界限是模糊的。它不像女性经验主义那样采取价值中立的立场，相反，后现代女性主义就是要把个人的价值倾向和政治哲学观点揉合进自己的学术研究活动。它要在性别的解构中，揭示其中存在的权力问题。性别差异实际上是一种权力的差异，是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因此，性别的分析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3后现代女性心理学的意义
后现代女性心理学摆脱了女性心理学的两种传统，从强调性别差异和抹杀性别差异的对立和争论中跳了出来，挑战性别本身的本体论意义，从社会文化的建构来分析性别差异的产生过程，这种观点对于正确认识性别差异的社会文化原因有着重要意义。正如女性心理学家丽萨・科斯格雷夫（Cosgrove L）指出的:“把后现代的观点纳入女性心理学将使得我们可以摆脱经验主义和立场论争吵的两极化对立。后现代主义为解构，而不是为调和性别差异和性别规范提供了强有力的认识论基础；它通过集中注意于制造性别的复杂过程和社会背景，支持和推动了女性心理学。”[4]
后现代女性主义为女性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论基础。女性心理学在其发展的早期，一直以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作为其认识论的基础，这种认识论的观点假定了一个独立于主体的客观实在的存在，认为人格、情绪、认知、性别等都是一些精神实在，相对于主体来说，这些精神实在都客观地存在于某个地方，等待着研究者去发现和认识，等待着心理学家对其进行实验和测量。虽然女性经验主义质疑传统心理学的公平性，认为传统的研究方式以男性为标准和中心，充斥着“大男子主义”的偏见，导致对女性经验的扭曲和对妇女的偏见，但是在认识论上女性经验主义与主流心理学是一致的，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来看皆属于本质主义的范畴。
女性立场论的认识论基础是现象学的。现象学主张对经验的如实描述，反对设置任何的假设与前提。女性立场论从这样一种认识论出发，主张对女性经验的忠实描述。持女性立场论观点的学者认为，女性在社会上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女性经验的独特性，对这种经验的研究应该更多地使用现象学的质化方法，因为经验主义的量化研究方法具有更多的男性化色彩。依据女性立场论的观点，女性因为其在社会上受压抑的地位，其在认识论上不同于男性。男性处在优越的地位，其认识问题的角度和方式自然不同于处在卑下地位的女性。遭受压抑越多的群体，其认识问题的方式越是全面，在对现实的理解上扭曲的成分越少。因为在社会上受压抑的群体不得不适应于主流群体的文化，接受社会上优越群体的认识角度和方式，但是受压抑的群体同时又具有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认识角度和方式，这样一来，受压抑的群体就有了双重视角，因而认识问题较少地扭曲，更具有全面性。所以，女性立场论反对性别歧视，强调女性的价值观、认识论，弘扬女性经验的独特性。
后现代女性主义者以后现代主义作为其认识论的基础。后现代主义的认识论包含着两个方面: 其一是解构的，其二是建构的。解构是对现存那些理所当然的知识和信念进行分解，找出其基本成分，发现其中的冲突和矛盾，解除其对我们思想的主宰。“通过解构那些通常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概念，我们有可能批判性地分析和分解那些流行的观念。这些观念可能被看成是基本的和稳定的，但实际上是通过现存的社会关系而创造和维持的。”[5]利用解构的方法，后现代女性主义重新评估现存的性别关系，找出决定性别关系的政治、经济和权力因素，指出男女的性别差异实际上是一种权力上的差异。通过解构的方法，也使得后现代女性主义挑战女性立场论的观点，提出了一个多元化的女性概念。后现代女性主义指出，强调女性经验的独特性，不加分析地接受所谓女性的认识和行为方式，其结果可能是强化了父权制社会对妇女的压抑。因为那些看似女性化的行为，如关联性、同情心等，并非是女性的生理性别决定的，而恰恰是妇女世世代代受压抑的结果。
另一方面，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认识论是社会建构主义的。在后现代女性主义看来，有关性别的所谓知识和真理并不是性别的真实写照，性别并非一个独立存在的实在，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和认识。所谓性别差异不是科学发现的结果，而是父权制社会的“发明”，是特定文化历史中的社会建构物。这样一种认识论的观点反对性别问题上的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把性别的认识放到社会人际互动和相互协商的过程中，相对于女性经验主义和女性立场论，这是一种新颖别致的认识论观点。
后现代女性主义也为女性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论基础。女性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强调以经验事实为依据，突出观察、实验和数量化方法的作用，贯彻客观、中立的原则。女性经验主义认为，心理学的研究中出现的对女性的忽视和偏见是由于心理学工作者没有真正贯彻科学研究的公正和公平原则。因此，一旦这些科学的规范真正得以贯彻执行，就可以发现性别差异方面的客观真理。另一种女性心理学，即女性立场论的观点以现象学的方法论作为其基础，认为实验和数量化的方法更多地具有男性化的色彩，对于女性经验的研究更为适当的方法是现象学方法，即一种定性研究和质化描述。女性立场论的观点认为质化描述具有更多的女性化色彩，是女性心理学推崇的方法。后现代女性心理学在方法论的问题上持开放的态度和多元论的观点。从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化和多样化的观点出发，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方法应该多元化和多样化，而不是执著于某一种方法。女性主义研究面临着尴尬的处境：一方面，它要为妇女的权益而奋争，因此要挑战现存的社会；另一方面，女性主义研究又是由现存的社会所支持的，因此或多或少地起到维护现状的作用。要突破这种困境，就不能局限于一种方法。必须采纳多种多样的方法，突破传统方法的束缚和限制。正如一些女性心理学家所指出的:“女性主义对科学的批评使得人们呼吁采纳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这包括话语分析、人口学的方法、存在―现象学的方法、访谈、叙事研究、表演法等等。”[6]后现代女性主义并不反对经验主义的实验和量化方法，同时也主张容纳现象学的质化方法。每一种方法揭示的可能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多样化的方法才能对性别问题产生全面的认识。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方法并不是研究者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她们要抛弃对方法论的迷信，超越具体的方法论。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方法论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问题的框架和形式。研究者的焦点应该在研究问题上。应该问题中心，而不是方法中心。问题驱动方法的选择，而不是相反。
在方法论的选择方面，后现代女性主义明确反对实证主义的价值中立说。后现代女性心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美国心理学家玛丽・格根曾经明确指出：第一，事实并不独立于理论和方法，事实不是独立的，它处在一定的理论框架之内；第二，科学家和被研究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影响着研究的结果，科学家不可能“客观”和“中立”。特别是对于女性主义这样一个充满价值色彩的事业，不可能为了加强研究结果的效度而保持“价值中立”。女性心理学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活动，它同时也是一场政治运动。它的目标是“为了”（for）女性而研究，而不仅仅是“关于”（about）女性的研究。因此，女性心理学的价值色彩是明显的，它的根本目的是要揭示压抑女性、病体化女性的社会条件，促进妇女的真正解放。
参考文献
1 Gergen M. Feminist Reconstructions in Psychology. Sage Publication, Inc. 2001, 26, 27
2 Bohan J. Sex differences and/in the self: classic themes, feminist variations, postmodern challenges.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2002, 26: 81
3 Bohan J. Regarding gender: essentialism, constructionism, and feminist psychology.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1993, 17: 17
4 Cosgrove L. Feminism, postmodernism, and psychological research. Hypatia, 2003, 18(3): 92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语言学；解构主义；言语行为理论；二元论；男权
Saul，Jennifer(2005)认为女性主义语言学主要是批评语言本身和语言哲学，在评论的基础上呼唤语言变化。Gorny(TracyWeanr，2002)给女性主义语言学作了定义：女性主义语言学是旨在提倡性别公正的一种语言批评。
一、女性主义语言学的哲学理论基础
女性主义理论的两个哲学基础是二元论和解构主义，从20世纪60年代到9o年代，女性主义语言学研究是建立在性别研究的二元对立模式之上的，这一理论暗含着男性的支配地位，即所有男性统治所有女性。其实，差异论(differencetheory)，支配论(dominancetheoyr)缺陷论(deifciencytheoyr)等女性主义理论的极端发展导致了女性主义激进派的出现。
90年代后，在女性主义语言学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是解构主义思想。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家反对普遍化理论，原因是普遍化理论认为男性是企图维护自己的男权地位，女性则被排除和被错误地展现。普遍化理论忽视了性别的不稳定性和妇女间的差异，如用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代指第三世界国家女性和黑人女性。这也是一种形式上的帝国主义。而且它承认太多形而上学的女性范畴，普遍化理论反而让女性掉进了男权的陷阱以致不能质疑男女二元论(Ca-meron，1992)。这一时期的主流女性主义语言学理论代表是社团实践论(communitiesofpractice)(Lave&Wenger，1991)，依据社团实践论的解释，男女在言语行为上所表现的差异与变体，首先说明他们是分别来自两个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体现了不同的社团关系与身份认证。社团论在解释语言性别差异的成因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它将社会性别的建构视为一个社会过程，用发展的，联系的眼光看待性别差异。另一个女性主义语言学理论是表演论(performancetheory)，其代表人物是JudithButler，她的批判跨越了多年来的陛别平等’，‘性别差异’的争论，超越了社会性别二元论，指出性别不是预定的，性别角色和性别特征是靠表演决定的。男性和女性在交际过程中表演着自己的性别，性别身份在表演过程中不断被协商，但永远没有终结。
二、女性主义语言学的理论途径
(一)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的女性主义运用
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认为，语言形式决定着语言使用者对宇宙的看法，语言怎样描写世界，我们就怎样观察世界，世界上的语言不同，所以各民族对世界的分析也不相同。萨丕尔曾说：“人并不是独自生活在客观世界之中，也不是像平常理解的那样独自生活在社会之中，而是受着已经成为社会交际工具的那种语言的支配。”沃尔夫认为，“背景性的语言系统，不仅仅是表达思想的一种再现工具，而且是思想的塑造者，是一个人思想活动的大纲和指南，被用来分析自己的种种印象，综合大脑中的一切东西。”90年代以前的女性主义理论家运认为，语言决定我们的思想、观点和我们的现实，那么，正如在男性社会中控制其他资源一样，男性控制了语言，并决定着语言的运用方式、语言的定义，以致最终让语言把男性奉为神圣，对女性则导致了厌恶女性的世界观。激进的女性主义理论家认为，妇女在语言运用中被置于不利地位的情况下，她们就要力图用男性的语言来表达思想，这样就会导致其实践和观点不合真实。如果她们尽力地更真实地表达自己，她们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发现缺少适合女性的语言来源，找不到恰当的女性话语。男性语言不是帮女性了解这个世界，而是一个束缚，是把女性经验放入一个不适合的范畴，正如把灰姑娘姐姐的丑陋的脚放在水晶鞋里一样(Cameron，1992)。激进女性主义者Spender(1980)认为：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的绝对论是正确的。她说：语言是我们的区分，是调整这个世界的方式，即调控我们现实的方式，意义规则一部分是语言的，非自然的……，在这关健的潜在的规则中，世界被划分为‘男性’和‘非男性’(+mlae，一male)范畴，这是男权的结构秩序，我们就降生在这个符号秩序中，成为社会的一员，进入了这些符号所代表的意义中，开始帮助建构这个世界，男性由于创造了语言而控制了语言，进而由男性语言控制了我们的思想，控制了我们的现实。
激进的女性主义认为女性除了解放别无他途。但是也指出其不足：女性自己创造的女性语言L&adan如市井行话一样，只局限在很小范围内使用，根本没有政治斗争的意义，是乌托帮式的女性极权主义，而且一部分女性的模式是不同于所有女性的模式的，不能代表所有的女性群体。女性创造一种新的语言是不可能的，因为女性不能与男性共用一种语言，这种乌托帮式的语言又怎能被其他女性共用呢?
(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女性主义运用
女性主义语言学的主要理论途径之二是运用言语行为理论。Austin(1962)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认为，人们说话时不只是传递信息或描述事物，通常以言行事。根据的Austin观点，说话可以在三种事上被看成做事。第一种发话行为(10-cuifonaryact)：我们说话的时候，要移动发音器官，发出按照一定方式组织起来，并赋予了一定意义的声音；第二种是说话者意义：语境意义或附加意义，即言外之意(illocutionaryact)；第三种是涉及话语对听话人产生的效果，即取效行为(perlo-cutionaryact)(胡壮麟2002)。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男性话语对女性的不利方面。根据言语行为理论，话语让妇女沉默并处于隶属地位，话语本身不仅仅是话语，而是一种行为。Langton(1998)指出，猥亵语(opmogra·phy)在言外之意会使女性沉默，在取效行为上可能会导致强奸行为的发生。Langton(1998)提出了下列三种行为观点：说出有特定意义的话语(theactofutteringwordsthathaveparti-cularmeanings)；说出有特定效果的话语(theactofutteirngwordsthathaveparticulareffects)；言外之意就是说话行动本身。Langton认为，根据以上三种话语行为，面对猥亵语就有三种对应的沉默：(1)一个人如果吓得不敢说话或者不让说，那就是发话沉默；(2)如果她不能执行她在想做的行为，那就是言外沉默；(3)如果她的话没有达到她预其的效果，那就是取效沉默。
在女性主义者看来，猥亵语是一种性强迫，是性别政治的实践，是性别不平等的一个组成。由此看来，猥亵语连同它介入的强奸和卖淫构成了男性对性的最高权威。Catharine MacKinnon(1997)认为，猥亵语本身就是一种性暴力行为，应该被看作现代女性主义的核心问题。猥亵语引发了以下三种女性主义观点：
一是激进的女性主义观点。其观点是，不管有什么样的文化差异，都有不可打破的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因为男性和女性有着利益冲突，是分开的的对的两个范畴，男性的利益由称做男权的资本结构表达和维持。男性通过话语和社会意象(imagesfosociety)来建构女性的性(sexuality)。法国哲学家Foucauh称这些话语和意象为“社会语篇”。即通过猥亵语，男性定义女性的性，此定义决定了女性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作用。要结束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就要摧毁男权和它的社会语篇。RobinMorgan，是一个突出的反性(nati—sexfeminist)的女性主义者。她认为猥亵语就是理论，强奸就是实践(if”pornographyisthetheory，[then]rapeisthepractice)。这些女性主义者主张取消所有色情的东西，希望能把女性从性压迫中解放出来。 二是赞成性的女性主义者(Sex—positivefeminism)观点。此观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回应反性运动(nati—sexmove．ment)而产生。她们认为自由的原则是：“女人的身体，女人的权力”。女性对自己身体的选择应受到充分的法律保护。女性有参与和消费黄色音像制品的自由。
三是亲审查女性主义者(pro—censorshipfeminists)观点。这些女性主义者认为，猥亵语及其分支如黄色音像制品是女性受压迫的主要来源。应该用美德的道德扫帚来清理那些猥亵话语的玩笑及黄色音像制品。
(三)符号学的女性主义运用
女性主义语言学的主要理论途径之三是运用符号学。索绪尔创立了现代符号学。其符号学的特点是将单一符号(sign)分成能指(signifier)和意指(signified)两部分。能指是符号的语音形象；意指是符号的意义概念。由这两部份组成的一个整体。称为符号。
在Lacan的理论中，意义秩序(symbolicorder)就是一个符号系统(sing—system)，Lacna指出symbolicorder(symbol与signiifer／singifed的关系)是社会文化实践的总和。lacna认为意义秩序(symbolicodrer)是男权制的，置身于文化中就是从属于男权制下，而意义是话语与所指物之间的关系，lacan认为意义是语境的社会结构和互动的功能，同时又是社会结构和互动的自我建构。意义是在一定的语境下在个人基础上被创造出来的，而又限定了文化和主体位置(subject—opsi-tion)。主体性是意义的结果。成为社会主体性的过程就是学习语言和把自己置身于语言的过程(Cameron，1992)。女性主义理论者对lacna理论的女性主义解释为：在这个场所中，男性和女性儿童就进入了不同的意义秩序(symbolicodrer)，二者不同的原因就是菲勒斯(phallus)的关健的位置(crucialopsition)，这是控制整个order的symbol(象征符号)，也是性别差异的标志。
Lacan的这种观点启发了解构主义女性主义者，一个是LuceIrigary，另一个是JuliaKristeva。LuceIrigary做了一个心理分析实验，分析了在不同话语中男性和女性的实际话语，包括一些心理分析的学术研讨会的录音，她得出这样的结论：(1)女性不象男性那样使自己成为谈话主体，男性开始写句子时更多地使用代词I(je法语)开始。(2)女性很难发话(speak)，在谈话中总是不能清析地展示自己，基于此，她反对用语言性别差异中性化的方法来解决女性问题，而要在语言、文化和社会中找到两性间更好的平衡。Juliakristeva的兴趣在于改变现状，认为女性符号语言的瓦解可以带来社会变革。她认为一个人的主体位置在进入symbolicorder时，男性可以获得一个女性位置，而女性也可获得男性位置。那么JuliaKristeva就认为：女性要争取自由平等权力就得溶入这个社会秩序(symbolicorder)而不是被边缘化(Cameorn，1992)。
四、中国的女性主义语言学研究
九十年代以来，我国语言学界对“性别语言”虽然有些进步，总体而言，仍进展缓慢表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我国的女性主义语言学发展状况基本上还处在80年代的发展水平，即分析男女性别的差异阶段，也是二元论阶段女性主义理论的主要特征，我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只是属于社会语言学的一个方面，而没有自己的理论研究和发展空间。还有些社会语言学者在其社会语言学专著中探讨了语言与性别问题。有的从语音、用语交谈等方面论述了男女语言表达差异，并简单地综述了国内外性别研究状况。
二是分析性别语言差异并引入西方女性主义语言学理论。杨永林(2004)在《社会语言学研究一功能，称谓，性别篇》中详细综述了西方的性别理论发展史，论述了性别差异现象在英语中的具体表现，并从社会学，话语分析，跨文化等方面论述了男女性别差异，这些仍然是传统的性别差异模式，只是强化了人们对女性话语劣势的偏见。杨永林指出，“女性承担着生儿育女的社会职责，将对子女的话语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研究年轻女性的话语行为有助于语言学家对于语言变化的前景的预示”。他还认为，女性应“承担着生儿育女的社会职责”反映了很大_部分社会语言学家的态度。慈丽妍在(2006)论述了女性主义理论家克里斯蒂娃在符号学和心理学基础上的女性主义理论。鲁玉玲(2002)论述克莉斯蒂娃的符号学理论对父权制的男女二元对立的颠覆性意义及其女权主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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