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世界 经济 发展 由高走低大转折的一年。由于银行业危机不可能在短期内结束，经济严重衰退、调整需要更长时间，房地产业依然低迷， 金融 创新走入死胡同，消费和投资双紧缩局面今年内难以扭转，国际贸易失去往日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活力，美、欧、日三大经济体抗经济下滑的政策余地变得越来越小，各国大规模刺激经济的计划要取得成效还有一个滞后期，这八个方面的原因决定了2009年世界经济难以迅速摆脱困境。为此，我国应对这场危机应处理好树立坚定信心与认清当前形势的关系，加强国家干预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关系，扩大内需与促进外贸的关系，加速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与保持传统优势的关系，国家对陷入困境的中小 企业 给予政策支持与激励企业自保或抱团“过冬”的关系，鼓励企业“走出去”与慎重“抄底”的关系，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房地产“过热”与房地产“过冷”的关系，缩小失业群体与稳定社会的关系，保持
二、我国应对全球性 经济 危机应处理好的十大关系
经济全球化使我国在当前这次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很难独善其身。实际上，我国无论虚拟经济还是实体经济均已遭受严重冲击，尤其是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我国整体经济已出现急速下滑势头，经济困难面显著增加，为此必须采取有力、有效的相应对策。中央已重拳出手，对宏观经济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出台了4万亿元、十项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这对于有效应对世界经济危机，促进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有重要意义。为了更好地落实中央刺激经济的计划，我国在对策层面上应处理好以下10大关系：
(一)树立坚定信心与认清当前形势的关系
坚定信心是战胜当前经济困难的必要前提，有信心才会有决心。总理自去年第四季度以来在国内外多种场合一直强调“信心是最重要的”。但坚定信心必须建立在对我国当前面对的经济形势的清晰和正确的认识上。一方面要看到这次的世界性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面很广、冲击力度重、冲击持续时间也会较长，我国经济面临的挑战空前严重，对此不能掉以轻心，必须认真对待，应做“困难可能更多更大”的思想准备。另一方面也要客观地看到我国有着战胜困难的许多有利条件。例如：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总规模已跃升世界第三位，综合国力大增，拥有比较雄厚的抗危机物质和技术基础；我国长期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国家必要的引导和监督，又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积累了综合运用经济手段、 法律 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来进行宏观调控的丰富经验；我国正处于 工业 化、城镇化快速 发展 的 历史 时期，内在动力强，发展机会多，回旋余地大；我国有世界最大的国内市场，特别是8亿人口的 农村 市场，可以容纳各种商品、技术、资金的进入，可以主要依靠扩大内需来维持经济的较快增长；我国的银行业虽然逐步商业化但有政府一定的引导和严格的监管，银行不像西方国家完全自由化的银行那样容易倒闭。国民储蓄率较高，2008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21.8万亿元。外汇储备多，2008年末达1.95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资金来源比较充裕和稳定，防御 金融 风险的能力比较强；我国出口美、欧日的大多数商品价廉物美，在西方国家消费者由于危机的打击收入剧减的情况下仍有一定市场，我国仍能保住世界贸易大国的地位。我国目前经济总体情况比西方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要好，对外资仍有较大吸引力，因而，我国在发展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以往的经济长波理论都不能对1857年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长期性波动特征进行完整描述或给予正确解释。本文在马克思《资本论》的基础上，结合大量历史资料和国内外有关经济长波的著作，通过对四种具有内在一致性规律的波动的解析，试图描绘出一幅周期为50年的世界经济波动图卷，进而对世界经济前景进行预测。
关键词：经济危机经济长波经济预测
一．经济长波研究综述
经济长波通常是指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大约周期50年的波动。1925年，原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D.Kondratieff）在其著作《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波动》中，运用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价格、利率、进口额、出口额、煤炭和生铁产量等时序资料对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波动现象进行实证研究，最早系统而明确地提出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长度为48-60年、平均约50年的周期性波动，他认为固定资本的更新是经济长波产生的原因。在此之后，许多经济学家都对现实经济中是否存在长波进行证实与检验，并定性分析经济长波产生的原理。在实证上，最著名的要数麻省理工学院福雷斯特（Forrester）教授所主持的美国系统动力学模型。该模型模拟结果表明经济活动中确实存在着一种交替出现的波动，间隔时间大约是50年，包括10年萧条期，30年技术创新和活跃的资本投资期，以及10年经济不稳定期。福雷斯特认为这种50年左右不断重复的上升和下降的经济活动就是康德拉季耶夫经济长波。在定性分析上，影响最大、居于主流的是以熊彼特（JosephA.Schumpeter）、格•门施（G.Mensch）和范•杜因（J.J.vanDuijn）为代表的技术创新理论。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在其1939年出版的《商业循环》一书中首次提出技术革新是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的主要诱因，熊彼特用技术革新解释经济长波的理论被后人称为长波技术论。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现代长波技术论学派，该学派经济学家强调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起关键性作用，代表理论有英国克•弗里曼的劳工就业长波论、美国格•门施的长波变形模式论、荷兰范•杜因的创新寿命周期长波论，其共同点是都把基础技术创新看作产生经济长波的根本诱因。除了技术创新长波论以外，国外许多经济学家也从其它角度对长波的形成进行分析。如罗斯托（Rostow）的相对价格长波论，曼德尔（Mandel）的以分析平均利润率为核心的利润率变动长波论。我国对经济长波理论的研究以赵涛为代表，她的《经济长波论—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长期波动研究》是目前国内关于经济长波理论的权威著述，下面援引了该书的一些重要内容：
经济学界一般把1640-1660年发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看作是资本主义历史期间的起点。而对于长波周期的划分，一般的说，研究经济长波的学者均认为经济长波运动的起点迟于资本主义历史期间的起点，要从英国进入产业革命算起，时间大致为1760年左右。比如，英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曲线第一次波动从1760年到1830年，第二次从1830年到1880年左右，第三次从1880年到1930年左右，第四次波动从1930年到1980年（以上端点年份为峰值点）。再如，日本一桥大学经济学家篠原三代平认为“世界经济当然不会是对过去历史的简单重演，但我们暂且假定今后的历史进程同过去是一样的”，他对世界经济周期的划分为：1870-1920，1920-1970，1970-2020，各个时间段分界点都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顶峰。又如，美国动态系统模型对美国经济长波的划分是：1830年以前，1830-1880，1880-1930，1930-1973（1973年为应用模型的年份，不是该长波的端点）。
二．新理论范式的建立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谈起，本文力图通过对经济危机的研究，创立一种新的模式，来诠释这种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为期约50年的周期性经济波动。《资本论》指出，社会再生产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在扩大再生产阶段，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得以放大，生产力、生产关系不相协调，商品生产、商品消费彼此对立，再生产链条发生断裂：生产难以为继（投资不足），销售困难（“惊险的一跳”—失败了），社会信用爆发危机，出现相对生产过剩，经济整体下滑；经济结构在破坏中得以重建，而伴随着能量释放，将开始新的一轮再生产循环（扩大），这就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爆发，既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上一轮再生产过程中的旧有矛盾，又孕育了下一轮再生产过程中的新生矛盾；危机以后的恢复与重建，不仅是向原有经济规模的简单复归，还是经济结构做出调整以后经济规模的超量恢复，是量的扩大与质的提高，而内生的资本追逐利润的冲动，在经济再次实现繁荣以后，马上使其走向对立。从这种意义上说研究经济危机就是研究经济周期。
赵涛指出，经济危机周期是指资本主义再生产（其物质基础是固定资本的更新）的周期，包括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四个阶段。危机是周期的基本阶段，它标志着上一个周期的终结和下一个周期的开始。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于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必然要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无限扩大趋势和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因而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在经济周期循环中发生的经济危机，主要作用是通过危机暴力破坏过剩生产能力。然而赵涛认为长波周期是和经济危机周期不同的周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运动的长波周期（物质基础是劳动工具系统的更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矛盾运动的周期，包括长波上升波，长波下降波，和大危机三个阶段。大危机的根本原因也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但因为生产力达到新水平，原有生产关系过于狭小，一般性经济危机已无法继续调整经济运行，于是爆发大的危机。
本文认为不能割裂经济危机周期与长波周期之间的联系。既然长波周期是由若干个经济危机周期组成的，那么通过对经济危机周期中危机阶段的研究，以各次危机爆发或终止的时点为分界点来研究长波周期，在理论上可行。本文把世界经济看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用发展的、联系的观点考察波动，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期性经济危机为指标，研究长波周期。
三．定性分析下的长波周期
世界上第一次经济危机1825年爆发于英国。此后，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逐渐形成，世界各国经济危机的爆发也逐渐趋同，1857-1858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由于1857年之前的世界经济正处于发展与趋同阶段，波动缺乏同期性，所以本文选取1857年（含）之后的世界经济，以《资本论》为指导，通过对历次危机（参见文后附表和补充资料）的研究，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长波体系。1857年以来的世界经济按波动情况可划分为三个长波，长度各为50年，即1857/1858到1907/1908为第一波段，1907/1908到1957/1958为第二波段，1957/1958到2007/2008为第三波段（包含未来年份，不完整）。如此划分得到的世界经济长波具有以下特征：
一．周期中间年份经济危机爆发频繁，持续时间长，能量释放强烈。在1857/1858到1907/1908这一波段中两端点年份分别只爆发了为期一年的经济危机，而1873-1878年危机（以下所谈危机均指世界性经济危机，个别国家个别年份发生的孤立的经济危机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持续了6年，是19世纪影响最为强烈的一次经济危机；1873-1893这20年中危机爆发三次，年份累计12年，而1857-1873这16年中危机只爆发两次，年份累计2年，1893-1908这15年中危机爆发两次，年份累计3年。在1907/1908到1957/1958这一波段中两端点年份分别只爆发了为期一年的经济危机，而1929-1933年危机持续了4年，是20世纪影响最为强烈的一次经济危机；1920-1940这20年中危机爆发三次，年份累计7年，而1907-1920这13年中危机只爆发一次，年份累计1年，1940-1958这18年中危机爆发一次，年份累计1年。在1957/1958到2007/2008这一波段中端点年份1957/1958年只爆发了为期一年的危机，1979-1982年危机持续了3年，是二战以后最为强烈的一次经济危机；1973-1993这20年中危机爆发三次，年份累计8年，而1957-1973这16年中危机爆发一次，年份累计1年，1993-2008这15年中，至今为止，危机爆发一次，年份累计1年（2000/2001）。
二．危机年份具有对称性。在以端点年份为中值的年份两侧危机分布大体对称，危机年份累计大致相同。在1857/1858到1907/1908这一波段中中间年份是1882年，1857-1882年危机年份8年，1882-1908年危机年份9年，其中1957/1958与1907/1908对称，1866/1867与1900/1902大体对称，1873/1878也大体对称于1883/1886和1890/1893。在1907/1908到1957/1958这一波段中中间年份是1932年，以1929/1933大危机为中心，两侧的危机年份也大体相应；但由于一战（1914/1918）和二战（1939/1945）的影响，该经济周期不完整，缺乏足够的或相应的匹配。在1957/1958到2007/2008这一波段中中间年份是1982年，1957-1982年危机年份6年，1982-2008年危机年份4年（目前只发生1990/1993和2000/2001这两次危机），以1979/1982大危机为中心，两侧的危机年份也大体相应。
三．长波周期50年。1857-2007年这150年间，世界经济恰好分成三个波段，前期危机年份加上周期基本等于下期危机年份。比如相邻波段的分界点，从1857/1858到1907/1908再到1957/1958，时间跨度各为50年。但对长波规律而言，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难免受到诸如战争等因素的影响。比如找不到与1866/1867经济危机对应的危机，1890/1893、1900/1902经济危机只能和1990/1993、2000/2001危机对应。此外在1957/1958分界点两侧，各国近似对称的存在着非同步性经济危机。同样在1990/1993经济危机两侧存在两次近乎对称的金融危机，一是1987年全球金融危机，不规则对应1937/1938年经济危机；一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可以看成是1987年金融危机的延续。
以上表明，确实存在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各国之间互相协同，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长波特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一对辩证关系，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要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力的变革决定生产关系的变革；二是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种反作用表现在对生产力的促进和阻碍两个方面。以下本文将引进有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函数，记作生产力生产关系普适函数，分别求其1-3阶导函数，依次命名为经济繁荣度指标函数、经济增长率指标函数和创新函数，通过定义生产力生产关系普适函数的4阶导数（即创新函数的导数）等于其自身，可以建立经济波动标准方程，求解标准周期，进而扩展出理论中的长波周期。
四．标准周期与长波周期
下面给出第一个函数——生产力生产关系普适函数，记作FC-R（t）=C（t）－R（t），表示生产力随时间变化的函数C（t）与生产关系随时间变化的函数R（t）之差，t是时间变量（单位年），min（FC-R（t））<0表示特定生产能力小于特定生产关系，FC-R（t）=0表示特定生产能力符合特定生产关系，max（FC-R（t））>0表示特定生产能力大于特定生产关系。接下来给出第二个函数——经济繁荣度指标函数（FC-R（t）曲线上各点切线的斜率代表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状态，斜率越大所代表的世界经济状况越良好），记作FP（t）=（FC-R（t））＇，表示生产力生产关系普适函数对时间t的导函数，也可表示成P（t）=（C（t））＇—（R（t））＇。再给出第三个函数——经济增长率指标函数（FP（t）曲线上各点切线的斜率代表了不同的经济发展速度，斜率越大所代表的世界经济发展的速度也就越快），记作FV（t）=（FP（t））＇，表示经济繁荣度指标函数对时间t的导函数，也可表示成V（t）=（P（t））＇，最后给出第四个函数——创新函数（熊彼特首次提出创新概念，这里借用了这一概念，FV（t）曲线上各点切线的斜率代表了不同的加速度，斜率越大所代表的世界经济发展的潜力也就越大），记作FI（t）=（FV（t））＇，表示经济增长率指标函数对时间t的导函数，也可表示成I（t）=（V（t））＇。定义FI（t）=∫（C（t）—R（t））dt，即创新函数是生产力生产关系普适函数对时间t的积分，也可以表示成FC-R（t）=C（t）—R（t）=（FI（t））＇。叠代得到FC-R（t）=（FC-R（t））（4），这是一个4阶微分方程，特征函数为λ4—1=0，特征根是λ1=1，λ2=-1，λ3=i，λ4=-i，对应的特征解是x1=et，x2=e-t，x3=sin(t)，x4=cos(t),方程的通解为FC-R（t）=c1*et+c2*e-t+c3*sin(t)+c4*cos(t)+c5。因为FC-R（t）是连续函数，FC-R（t）穿越时间轴，在正负值之间不断变化，依据零值定理，FC-R（t）=0有多个解（如果设其周期性有解则更为简化）；不失一般性，选取恰当的初始条件，令c1、c2和c5都为0，剔除趋势变化项和截距项的影响，得到FC-R（t）=a*cos(（t+φ）)，称为经济波动一般方程（这里=1）。
为方便起见，将一般方程标准化为标准方程：令a＝-1，=1，φ＝0，有FC-R（t）=-cos(t)；FP（t）=sin(t)，FV（t）=cos(t)，FI（t）=-sin(t)，标准周期T=2л。在同一坐标下描绘上述4个函数，发现曲线交点在时间轴上的投影(用A2-I2表示)将周期2л等分成8个特征区间。如果令每一个特征区间都恰好包含一个标准周期，周期延宕为16л，大约50年，应设FC-R（t）=8*（FI（t））＇=82*（FV（t））＇＇=83*（FP（t））＇＇＇=84*（FC-R（t））（4），其中8=1/，类似解得FC-R（t）=-cos(0.125t)，FP（t）=sin(0.125t)，FV（t）=cos(0.125t)，FI（t）=-sin(0.125t)，这就是理论上的长波周期。如果令实际周期等于50年（由0.125调整到2л/50，约等于0.12566371），依据前面的划分，初始相位为1857年（=-1857），得到新的正余弦函数（FC-R（t）=-cos(2л（t-1857）/50)，依次类推），在同一坐标下绘出世界经济长波解析简图（如下），其中生产振荡曲线代表新的FC-R（t），景气变化曲线代表新的FP（t），增长波动曲线代表新的FV（t），加速调整曲线代表新的FI（t）。
结合上图，很容易刻画世界经济的长波特征。生产振荡曲线的两个最低点A3（表示1857年以来所有的57/07年时点）与I3（滞后A3约50年）是端点年份，代表min（FC-R（t））<0，既是上一个长波下降的终点也是下一个长波上升的始点，历史数据显示它们是一年期经济危机相位点，世界经济平稳过渡，在这两点生产关系可以最大限度容纳更为先进的生产力；最高点E1唯一（表示1857年以来所有的82/32年时点），代表max（FC-R（t））>0，是当期长波由上升转为下降的转折点，其中A3-E1是长波上升波，E1-I3是长波下降波，在E1点附近世界经济通常会发生剧烈的振荡并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因为生产力已经最大限度的超过已有的生产关系；C2（表示1857年以来所有的70/20年时点）和G2（表示1857年以来所有的95/45年时点）两点代表FC-R（t）=0，在景气变化曲线上分别对应C1和G3点，C1是世界经济最繁荣点（与篠原三代平对世界经济周期的划分类似），G3是世界经济最萧条点（美国新经济是具体国际环境、战争因素及国内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1989年东欧剧变，1990/1993经济危机及该期间苏联解体，都对世界经济格局造成巨大影响，对美国相对有利；有利因素还包括海湾战争，其意义在于释放美国经济过剩能量，利于美政府发挥引导功能，调整国内经济结构。美国的高速发展看似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不相协调，但就其特殊性而言，并没有改变长波经济的轨迹）。C2-E1-G2是世界经济危机密集段，生产力已经超过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限度，A3-C2和G2-I3是经济危机稀疏段，生产关系可以容纳现有的生产力。
五．世间经济前景展望
如果将1916年、1940年、1950年、1966年以及其他可以根据战争等因素调整的年份视为经济危机在长波周期上的相位，结合相位A3、E1和I3，依据对称规律，可把实际长波周期分成6个长度大约8年（50/6≈8.33）的特征区间。经济危机映射在长波周期上的相位可简写为07/57相位，16/66相位，24/74相位，32/82相位，40/90相位，50/00相位。而理论上长波周期包含8个特征区间，每个区间包含一个标准周期，产生这种差异原因有二：一是实际长波周期和经济危机周期按整数计算，分别是50年和大约8年，理论长波周期和标准周期则是16л年与2л年。一是经济危机周期与标准周期性质不同，标准周期体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抽象函数关系，经济危机周期体现现实经济周期性能量释放。本轮长波周期将会在2007年结束，下一个长波周期开始于2007年，结束于2057年；未来50年里，2007年、2016年、2024年、2032年、2040年、2050年和2057年都是下一长波的危机相位，预计最严重的危机可能在2032年（E1点）左右爆发，由于2007年是长波周期端点年份，预计世间经济会发生短暂危机（2007-2008为期一年）。
世界经济是一个硕大的分形系统。正如马克思开宗明义，在《资本论》中首先解析商品那样，无论大到跨越国界，还是小到个体之间，相似的经济规律无处不在。虽然从商品中能够抽象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部内涵，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全息摄影；但是要描述宏观经济运行状态，只有微观基础还不够，本文运用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透过危机现象研究世界经济长波规律，以期实现对《资本论》内容的补充。由于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尽管各国政府都对经济加以干预，但是只能通过国内协调与国际协调，减轻经济危机给社会带来的阵痛，无法阻止经济危机的到来。世界性经济危机只有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根本性调整，社会主义在全球取代资本主义的地位以后才可以真正消除，预计2107-2157年之间，世界将正式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并在2207年以后最终进入社会主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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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论坛：许多人对目前是否面临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持有不同看法。一些经济学家把连续两个季度的经济负增长定义为“衰退”，所以尽管美国有次贷危机，但是否已陷入衰退还在争论。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李旭章：最近《纽约时报》载文指出，技术上是否严格符合衰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人人都感觉到衰退，不得不按衰退的状态行为，而这又加重了正在衰退中的衰退。针对此，伦敦著名金融评论员本杰明诙谐地说：“左看是只鸭子，右看是只鸭子，那它是什么？它就是一只鸭子！”。
对世界经济危机从来都没有各方都能接受的量化定义，但是我们感觉到了危机的存在：我们感觉到了石油危机，从2003年到现在石油价格涨了3倍，美国人天天议论油价，甚至说“谁控制了油价，谁当总统”；我们感觉到了粮食危机，从2006年以来，小麦、大豆、大米价格涨幅均在100%以上，甚至更高，几十个国家因粮价出现动荡，联合国不得不紧急成立专门委员会处理粮食危机问题；我们感觉到了金融危机，不仅是美国次贷危机，还有我们的邻居越南股市动荡，亚洲新兴经济体个个面临挑战，不禁在想：下一个受到冲击的会是谁？
人民论坛：有观点认为，正是美国的金融危机，拖累了全球经济。中国应该如何在处理以美国为主的国际关系中展示应对危机的智慧？
李旭章：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各国为保持出口份额本币纷纷贬值，中国以大局为重，坚持人民币不贬值，避免了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为我国赢得了负责任大国的声誉，事后看来也最好地捍卫了我们的国家利益，显示了决策者的大智慧！10年多过去了，正在来临的危机至少不比当年的小，还要复杂许多。比如与美国之间在美元、人民币升值贬值与否等诸多问题上的争议，如何应对现在的危机，或者说如何继续走好前行的路，其实是与如何处理好与头号经济强国美国的关系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世界性经济危机与经济的国际化直接相关，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经济全球化。上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以及70年代的危机与我国几乎无关，因为我们与主流世界分离。现在不同了，世界经济已经融为一体，因此没有任何退路可走，与世界只能走合作共赢的道路，与美国也要“以斗争求团结”。次贷危机暴露出西方金融体系的一系列弱点，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全盘否认这套引领许多国家走上繁荣之路的制度。
我们是幸运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为我们提供了太多可以借鉴的东西，但我们不可以走极端，更不可以走回头路；现代金融改革的路要继续，在“游戏”中把我们行之有效的规则融入到共同的规则中。我国宏观调控遇到了困难，但基本面稳定，与越南的问题不同，强大的外汇储备和稳健的内外平衡可以使我们避免陷入越南式的危机；我们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也不同，大国的回旋余地会帮助我们持续更长的经济增长期。
[关键词]复苏悬念 风险因素 “二次探底”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12）01-0106-04
[作者简介]王东（1955―），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金融。
一、留给2012年世界经济的悬念
2011年世界经济的总体形势，用“风雨飘摇”来形容并不为过，下半年出现的一些意料之外和意料之中的变化，对正在复苏中的世界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导致世界经济始终处在有“惊”有“险”的氛围中。虽然，最终2011年依然延续着金融危机后的复苏性增长，但在多种风险因素的打压下增速减缓显现端倪，不仅增长数据与早期的预测相差甚远，而且增添了更多的风险，并加大了不确定性，将世界经济能否保持金融危机后持续复苏的悬念留给了2012年。
2011年12月1日联合国的《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显示，自2010年下半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速出现了下滑迹象，2011年这一迹象更加明显，增长率由2010年的3.6%下滑至3.1%，增速减缓趋势已没有什么悬念了，2012年世界经济复苏能否延续，哪怕是缓慢复苏，国际机构的预测普遍悲观。根据联合国的《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预测，2012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低于2011年，仅为2.8%，其中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主要来自发达经济体。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预测与联合国的预测基本一致，对2012年世界经济前景也给出了悲观预测。因此，受发达经济体经济疲弱、欧债危机深度恶化、有关国家财政紧缩措施、各国应对危机政策缺乏协调以及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由强转弱等因素影响，未来几年世界经济将继续在“二次探底”的边缘徘徊，从而加大了能否延续金融危机后复苏的悬念。当然，近期许多国际机构的预测还不能说是最终判断，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和最终的增长数据有可能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修正，但无论预测是上调还是下调，不可否认的是，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领域的风险在短期内难以消除，因此仅从国际机构的预测数字来判断世界经济的前景显然不够充分，需要从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基本面进行全面分析和理性看待，警惕复苏出现反复。
从总体形势看，虽然世界经济已步入了一个复苏型增长阶段，但由于复苏态势的不稳定和风险因素的增多，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进一步显现。
首先，美国经济虽然有望进入危机后新的增长周期，但增长受到内需疲软和高失业率以及债务风险上升等因素的影响，将会有所减慢，消费低迷仍将是困局，失业状况要想从根本上得到改善目前还十分困难，债务风险上升增添了新的隐患，为此美国需要继续维持较长一段时期刺激经济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甚至不能排除推出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可能。因此，即便美国经济二次衰弱可能性或许因宽松货币政策所排除，但不等于能够恢复到正常的发展轨道。一旦极度宽松货币政策也失去作用，美国经济将难免再度陷入衰退，世界经济也将会受到严重冲击。
其次，在债务危机仍得不到有效缓解和救助机制不能确切落实的情况下，欧盟的经济复苏最有可能出现反复或剧烈波动，财政和债务状况的恶化将在较长时期干扰着欧洲各国经济的恢复，甚至不能排除债务危机继续恶化的可能。由此可见，债务危机仍将是欧元区切肤之痛，受其影响欧洲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最为突出，甚至有可能将整个发达经济体拖下水。
其三，日本经济虽然在前一段时期逐渐摆脱了长达近20年之久的衰退困境，但2011年发生的严重地震和海啸及其后的核泄漏危机，又将其带入了一个既要恢复经济又要进行灾后重建的艰难时期。再加上受日元不断升值和其经济结构性问题以及政府频繁更迭等负面因素影响，日本经济增速自然会受到一定制约。因而，日本经济要彻底从近20年的停滞和地震的阴霾中摆脱出来绝非易事，未来日本经济出现反复可能性也存在，其中也不排除出现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
其四，尽管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形势大大好于发达经济体，仍将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速，依然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世界经济的重心已逐渐向新兴经济体转移。但是，2011年以来全球范围不断升温的贸易保护主义正严重阻碍着新兴经济体的进一步复苏，此外如果发达经济体陷入经济衰退必然也会殃及新兴经济体。因此，2012年新兴经济体能否排除各种不利因素的干扰，继续保持经济的强势也存在着不确定性，显然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态势的强或弱，在很大程度上为2012年世界经济的复苏增加了又一层面的悬念。
其五，随着发达经济体刺激经济措施力度的增强，以及西方货币新一轮的轮番贬值，发达经济体将其风险向全球转嫁使新兴经济体承受的压力必将增大，同时全球性通胀压力有可能升温，导致世界经济增速减缓。2011年以来国际市场上各种大宗商品价格轮番上涨的“综合症”，虽然有受到全球极端天气和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但也进一步表明市场上流动性泛滥和投机炒作推高了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从而在全球范围形成了事实上的通胀，成为世界经济形势基本面中潜在的重要风险因素。尽管受欧美债务危机深化和发达经济体经济前景堪忧影响，国际市场上各种大宗商品价格在前期的高点上一度大幅下行，但各种大宗国际商品价格剧烈波动和跳水并未减缓全球通胀预期压力，市场上流动性充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全球性通胀形势也没有改观。全球性通胀压力的有增无减，一方面反映了发达经济体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市场流动性泛滥；另一方面，在世界经济脆弱复苏的环境下，通胀预期风险使许多国家经济政策转向扼制通胀，导致其经济增速减慢，受此影响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也随之放缓。
从上述基本面看，2011年世界经济笼罩在发达经济体债务危机和经济疲弱及失业率上升的阴影下，欧洲能否从债务危机的泥潭中拔出？发达经济体的经济颓势是否能够扭转？世界经济的走势又将向何处发展？这一切答案仍存悬念，需要时间做出回答。但可以确定的是，未来一段时期，世界经济复苏的脆弱性和风险依然主要体现在：由于目前世界经济并未全面走出危机，也没有恢复到正常的发展轨道，经济下行的风险始终没有排除，一有风吹草动便会“风生水起”。特别是欧洲、美国以及日本不仅经济复苏乏力，而且均处在高额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台高筑以及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状态，这种财政不断恶化和高负债以及高失业率的复苏，必然导致发达经济体向外释放风险，从而使世界经济风险大增。事实也是如此，近期发达经济体经济不仅仍无改善迹象，而且衰退的可能性不断增加。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恐怕只能背着沉重的债务包袱无奈选择继续实行货币刺激政策，且不论这对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推动作用是否有效，但无疑会在全球范围催生新的资产泡沫，带来新的资产和通胀风险，使世界经济复苏大打折扣，甚至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经济或金融危机。因此，主要发达经济体再次陷入衰退的风险正在加大，成为影响2012年世界经济走向和复苏的关键因素，如果发达经济体不能及时有效控制债务风险和修复经济，并有可能拖累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世界经济陷入新一轮衰退成为现实恐怕也在“情理之中”，这也就是留给2012年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和悬念的主要因素。虽然新兴经济体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也需要警惕发达经济体经济与金融风险的外溢，同时还需要防范输入性和内在通胀的上升，避免经济增长出现大幅度的下滑。由此，2012年世界经济前景不仅难以乐观，甚至二次探底之虞则有可能进一步加深，导致全球悲观情绪弥漫。与此同时，伴随着欧债危机有可能进一步扩散和解决的难度越来越大，以及发达经济体普遍经济形势前景的不妙和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的减慢与通胀预期压力的增大，世界经济又一次面临着何去何从的严峻局面。
二、2012年世界经济的主要风险
2011年在多种风险因素的影响下，世界经济面临着二次探底的风险，至今这些风险仍未消除，留给了2012年。
概括当前世界经济的风险因素，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1. 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和市场信心的缺失，导致国际金融市场“风生水起”。2011年下半年以来，世界经济二次探底之忧弥漫全球，在极度恐慌的氛围下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已，先是全球股市的恐慌性下挫和大宗商品价格不明方向的上窜下跳，尔后全球股市和大宗商品价格虽有技术性修复和企稳，但投资者对经济二次探底的忧虑并未消除。在经济二次探底氛围的烘托下，不能排除国际金融市场仍然酝酿着新一轮的动荡，2012年的国际金融市场不会风平浪静，稍有风吹草动便有可能再次遭受冲击，全球股市则首当其冲，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同样难以避免，国际金融市场的风声鹤唳也会使世界经济雪上加霜。此外，虽然世界经济已步入复苏的轨道，但毕竟增速严重下滑趋势已显现端倪，2012年世界经济再度反复和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动荡的可能性依然不能排除。
2. 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严重下行，导致世界经济走向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从欧盟、美国和日本这三个发达经济体2012年的经济走势看，各界的基本判断是，当前主要风险和不确定性来自发达经济体，其增速的下行将是世界经济复苏进程停滞的主要危险，同时使得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经济环境变得更加严峻和复杂，正常发展受到拖累，使2012年世界经济的增速减退。
3. 债务危机威胁着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安全，欧债危机远未结束导致发达经济体国家人人自危。2011年欧债危机的深度恶化导致欧洲许多债务高危国在经济、金融、政治和社会各领域危机四伏，甚至涉及到欧元的存续。欧债危机未了，美国信用风险又随后爆出。2012年美债危机是否会如同欧债危机一样进一步深化，虽然目前还不能下此结论，但可以断定的是美债危机还会不断发酵，只是何时“发作”并不清晰。同样，面临债务高风险的英国和日本等国也是岌岌可危，危机随时以可能相继爆发，目前只是被欧债和美债危机所掩盖，遮挡了各界关注的视线。一旦英国或日本的债务风险进一步升级，发达经济体的债务危机有可能全面爆发，并有可能导致发达经济体陷入一场以债务问题为形式的金融危机。当前，欧债危机与美国等发达国的信用风险交织在一起，不仅严重阻碍着发达经济体的复苏，也干扰着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增长。2012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将有超过7.6万亿美元的债务到期，世界各国都将面临着巨大的还债压力，其中日本和美国到期的债务最多，分别为3万亿美元和2.8万亿美元，其他发达经济国家包括欧元区国家到期债务数额也十分惊人，因此发达经济体面临的还债压力也最大。
4. 全球宽松货币政策集体“亮相”，其影响难于预料。2011年，由于世界经济复苏势头减弱，面对经济复苏与通胀矛盾，全球各大央行不得已纷纷选择了宽松货币政策。意味着世界各国将刺激经济放在了首要位置，防范通胀似乎并非当务之急，其后续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目前还难于预料。有人担心，全球范围新的宽松货币政策导向，将导致世界经济复苏与通胀矛盾进一步加剧。如果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走高和通胀压力增大，必将使已然复苏乏力的世界经济大伤元气。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实施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也有可能会引发又一轮的货币竞争性贬值，从而使各有关国家的货币摩擦升温，逐渐演变成一场新的货币战和汇率战，演绎出新一轮贸易战，导致世界贸易发展受阻，严重危害世界经济的复苏。
三、2012年的期待与机遇
尽管发达经济体增速乏力，世界经济前景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但世界经济复苏的大方向已然确立，这使得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经济面临着较好的国际环境和最佳机遇。一方面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范围拓展外部发展空间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世界经济体系和治理结构进入调整期，使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国际事务成为可能，并在未来世界经济格局中将进一步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
在世界经济艰虞之际，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目前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不仅对多边贸易体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也严重危害和影响着全球贸易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受到的影响最为显著。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将长时间处在一种不均衡发展状态，使得各国间经济和贸易关系的争端将不断增多。特别是由于美国长期存在着巨额贸易逆差，在短期内不仅难以改变这一状况，甚至贸易逆差还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对此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会进一步上升，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贸易矛盾和摩擦将有可能激化，并有可能导致相互间爆发“贸易战”。二是发达经济体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面临不断上升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不得不适度调整货币政策应对通胀的上升，从而也在一定程度制约了经济的快速增长。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结构和效益的关系趋于改善，经济与社会发展趋于协调，一些突出矛盾正在逐步缓解，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2011年中国经济增速略有放缓，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动调控的结果，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强劲，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突出。显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前景仍将是促进世界经济复苏的强大力量。
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一是各主要经济体经济形势千差万别和复苏不平衡，其中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依然保持着强势复苏；美国在失业率居高不下和经济不振的情况下，经济前景则更加不确定；而欧洲多国债务危机使其陷入了经济政策的两难选择。二是经济复苏形势的差别导致各国政策上的不一致，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一段时期世界各国应对危机的合作与政策协调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分道扬镳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状态。三是世界经济复苏的脆弱性难以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因此世界经济走向处在一个不确定性时期，复苏与风险并存的局面没有改变。尽管，近一段时期美欧经济复苏乏力，主要新兴经济体为缓解通胀压力纷纷收紧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出现了放缓趋势，但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没有改变。
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国际环境总体上仍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在全球化发展趋势没有改变和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变化的今天，一方面为中国在全球范围提高配置资源能力、拓展外部发展空间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全球科技产业变革趋势，为中国发挥后发优势、实现技术和产业整体跃升创造了条件；同时，世界经济体系和治理结构进入调整期，发展理念和模式的多样性更加受到重视，为构建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使中国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国际事务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经济展望报告[R].2011年9月20日.
[2]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R].2011年12月1日.
[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世界经济危矣[N].奥地利《新闻报》网，2011年12月27日.
2012: Suspense and Risks of the World Economy
Wangdong
(Inustituti of World Economics & Poli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就金融危机来说，全球经济结构将在整合中向信息化发展。处在信息化产业核心部分的计算机、无形资产、咨询业以及新科技、人才和社会资源开发在经济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大。国民经济将由能源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信息密集型转化，信息业蓬勃兴起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信息含量和知识含量逐步提高，物质资源的地位下降，信息、知识和人才资源将日益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由于发展中国家在信息、知识和人才资源方面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意味着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会进一步提高，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难以实现跳跃式发展，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将会继续增大，它们将更加依赖西方国家的资本输入和信息化推动，西方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也将进一步发展。因此，金融危机由世界经济结构调整所引起的可能性增大。
金融危机继续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金融危机发生的一般原因是资本全球化运动和价值实现过程中矛盾的尖锐化。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不仅同发达国家一样有生产过剩、金融过度膨胀的问题，还有本国货币与国际货币之间的矛盾。商品价值、金融资产价值和国际价值的实现这三重矛盾相互交织和日益发展是金融危机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前提。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对称依赖或中心主导与从属的经济体系，则是金融危机在发展中国家产生、发展的现实基础。在资本主义生产由中心向扩散，中心对资本的垄断和对商品市场的控制加强时，发展中国家内部生产过剩、金融过剩和与外部联系中的国际价值实现问题正不断深化发展。由于历史造成的经济脆弱，在国内要求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压力下，发展中国家极易陷入依赖外部推动、三重矛盾日益发展的状况。这就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因西方资本流入和出口发展而快速增长，又因对外收支状况恶化和西方资本回流而爆发金融危机以至金融危机反复发作的原因。
21世纪初期世界金融危机的发展前景最终取决于世界经济中各地区、各国之间相对经济实力的变化。前述世界经济运动的模式已经表明，世界经济运动的状况和金融危机的发生与否根本上在于中心与依存关系的发展，从本质上看，这就是两部分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状况。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也就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经济主体以实力为基础的博弈。货币金融垄断是经济实力的集中体现，就是竞争优势；处于垄断地位的一方总是支配着另一方和整个经济运动的方向，这就是世界运动的法则，也就是决定世界金融危机走势的基本规则。
世界经济中经济实力反映为科学发展、生产力水平、经济规模、金融市场规模和其货币是否充当国际货币。科技发达、经济和金融规模大、货币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从经济金融到文化都对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产生影响。这种客观规律决定着世界经济和金融运动的发展趋势，也决定着世界金融危机发展的前景。未来世界金融危机问题根本上取决于世界体系中各地区和各国经济实力的消长变化。
世界金融危机集中于发展中国家这一趋势将很难改变。首先，如前所述，世界经济格局不会有大的变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仍将处于严重不对称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1975-1995年，除东亚少数所谓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中国之外，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相对发达国家的人均gdp都处于连续下降状态。西方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得益者，发展中国整体经济地位下降。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又给予东亚经济严重打击，从而使中经济全面受挫。目前，发达国家占有世界财富的3/4，最不发达国家则增加到49个。从历史来看，金融危机发生后，在经济格局不变、依存状况总体上不变而作部分调整时，几乎所有受危机打击的发展中国家都不得不再度依赖外部资本流入和外部拉动。
其次，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外部债务（见表1），国内经济结构和社会调整面临诸多困难，出口创汇又因技术革命发展滞后和西方国家的限制十分艰难，当西方资本流入时，可能导致新的生产和金融失控，而不会产生较多国际收益。这势必成为新危机的隐患。
表1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和负担率
年 份 债务额（亿美元） 债务出口率（%）
1980 1990 1998 1980 1990 1998
所有发展中国家 6095 14728 24651 85.3 155.8 146.2
东亚及太平洋 941 2861 6978 93.1 113.4 107.4
欧洲及中亚 755 2210 4354 44.8 96.9 126.7
拉美及加勒比 2573 4754 7358 201.9 256.1 202.5
中东及北非 838 1830 2058 41.4 119.1 137.4
南亚 380 1299 1645 160.5 317.5 201.0
撒哈那南部非洲 609 1774 2258 66.4 209.8 232.1
再次，经济全球化将继续发展。国际资本和国际货币的多元化，以及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与金融竞争总会对世界金融贸易和资本运动产生难以预料的扰动和冲击。在世界经济不对称结构和发展中国家债务沉重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和出口方向的多元化不仅不会缓和或抵御这种冲击，反而可能严重化。如果实行金融和资本自由化，再度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即使发展中国家认识到这种危险性。
金融危机与经济周期分离的趋势进一步加强
传统的金融危机主要是由经济危机发生而引起的，金融危机所反映的是实物经济严重过剩的状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推动西方经济长驱直入金融资本主义，也促使一些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加速发展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在所有发达国家和一些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占据重要地位，成为金融危机的主导因素。金融危机所反映的是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后的崩溃。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金融危机和90年代的金融危机都是如此。
虚拟经济是指以虚拟资本膨胀和交易为特征的经济，信用发展是虚拟资本膨胀、虚拟经济兴起的推动力量。虚拟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是社会生产规模扩大、速度加快，要求融资形式的多样化、融资范围拓宽、融资成本降低和融资的便利。虚拟经济发展表明一国金融活动和经济货币化程度提高，社会生产和社会财富积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虚拟经济或金融经济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标志之一，是人类经济活动发展的一个必经的阶段。
但是，同实际经济的发展一样，虚拟经济在一定时期内的发展也不能超出它应有的范围。虽然人们目前还不能准确地指出这个范围，不过，从它服务于实际经济这一点来看，它确实存在发展约束。然而，由于虚拟资本市场脱离实际经济运动的特性，虚拟经济又往往出现加速膨胀的势头。虚拟经济逐渐超越实际经济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最活跃最主要的方面，这就造成了金融危机领先实际经济独立发生的新趋势。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西方国家，也促使一些发展中国加速发展虚拟经济，一方面是因为生产的规模和速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方面是因为支撑虚拟经济膨胀的资本来源全球化，使虚拟经济的膨胀完全可以超出一国国内财富和生产增长的限制。金融危机因虚拟经济过度发展而发生的条件得到强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问题显然更为普遍和严重。一般来看，西方国家的虚拟经济是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高收入和大规模对外投资为基础的，国家信用如国债和货币发行是虚拟经济的主要支撑力量，货币金融政策是虚拟经济的主要调节杠杆，这就是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而在发展中国家，虚拟经济往往是以工业基础不完善、出口增长波动、收入分配严重失衡为前提的，资本流入和被动的货币扩张成为虚拟经济扩张的主要支持力量，货币金融政策调节虚拟经济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可以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虚拟经济是由外来资本拉动促成的，更具有外生性、泡沫性和敏感性与易崩溃的特点。起源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直接由虚拟经济极度膨胀而开始也就十分自然。当然，在发达国家，由于长期向外转移生产，一些产业已出现“空心化”，加上运用信息技术控制生产，实际经济过剩问题得到缓解，主要问题仍在虚拟经济方面。如果货币政策不当，国际金融资本在规模流入后急剧转为流出，仍然会导致虚拟经济崩溃和金融危机发生，只是在程度上与发展中国家不同而已。
21世纪金融危机发展的这一趋势不会改变。第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继续加速，全球资本运动将继续高涨。由金融危机导致的货币贬值将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经济转为复兴，进而吸引西方资本涌入，虚拟经济将因资本流入而再度高涨。第二，还会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化高速增长阶段，原有的新兴工业化经济则会跃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虚拟经济占优势会是一个经常性问题，而国际国内的不确定因素仍大量潜在，国际投机资本极可能卷土重来。第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经济基础是很难改变的，如出口导向的生产结构、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对西方资本的过分依赖，等等。第四，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将进一步发展，但发展会不平衡。特别是欧元成为强势国际货币后，将对美国和日本的虚拟经济发展产生冲击，美国的货币政策可能不会像以往那样有效，日元资本外流将使日本的金融经济受到打击。西方的金融资本主义虽不会发生严重的挫折，但出现类似1987年的股市危机还是有可能的，这要看西方金融资本在内部滞留的时间长短。
金融危机的时间间隔规律大体上不会改变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金融危机发展的进程来看，金融危机没有按某种固定规则周期性出现。1960年在西欧出现战后第一次美元危机后，间隔7年又出现美元危机，然后紧接着出现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危机，以及1971年开始的布雷顿体系危机。金融危机的频率明显加快。7年后，到1982年，金融危机转向发展中国家。此后又经过7年，由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开始，随后实行固定汇率的拉美和东亚发展中国家受到危机打击，金融危机的频率又明显加快。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经济运动的中心是资本运动，特别是金融货币资本的运动。由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它们加速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而由于资本短缺，发展中国家只能接受资本和开放市场进行工业化，由此形成了资本由北方流向南方、商品也由北方流向南方的不对称状况。这种状况使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和商品流入中经济社会失控（一般只需5~7年的时间），风险日益增大，因此，西方资本内在的追逐利润和实现价值的行为极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变化。
在发达国家之间，不同的货币资本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发达国家的经济不平衡和货币金融政策的变化刺激不同的货币资本不断转换，因而由大规模货币资本运动所产生的金融货币危机不可能有什么固定规则。假若说有规则，那就是危机随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和利率之间的差异相对变化，并且随着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国的金融资本膨胀而加速发生。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的金融危机正是如此。但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货币资本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西方金融资本主要是在西方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进入发展中国家的，高利率、固定汇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是主要吸引因素。尽管如此，一旦西方金融政策和经济形势变化，或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社会经济问题暴露，货币资本间的差异和矛盾就会显著激化，中心与之间的资本运动状况就会改变，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也不会呈现周期性。世界金融系统的变化和矛盾、世界经济系统的不对称发展是这种非周期发生的客观基础。资本循环、复杂系统混沌原理足以解释这些问题。简而言之，在一个无规则、内外经济金融紧密联系、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世界体系中，任一对外收支不平衡和资本耗散能力较强的国家和地区都会随时随地发生金融危机，只要存在扰动和资本自由移动的条件。如果说有什么规律，那就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开放的时间长短和资本流入规模，它们决定危机条件是否成熟，决定扰动是否导致资本大量外逃。
危机随世界经济和货币结构调整发生的可能性增大
21世纪，世界货币结构也将发生重大改变，当前存在的美元中心结构将为美元和欧元的两极结构所取代。2002年欧元实体货币已正式流通，估计3~5年后欧元将会有力地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并对日元的国际化发展产生抑制作用。在未来10年左右，美元和欧元将平分秋色。还应看到，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正在加速发展并逐步走向区域货币合作或货币一体化。这也将对世界货币结构产生有力冲击。在这种结构变化、调整和转变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来源、外汇结构都将经历大幅度的调整；不同的国际货币也将激烈竞争、相互取代，由此引起金融冲击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加大。
就发展中国家而言，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世界货币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除了外资大规模进出产生的金融震荡之外，还可能集中在资本外逃方面。资本外逃指一国资本所有者向境外转移资本的行为。资本外逃有多种方式和渠道，主要包括：（1）贸易融资。通过低报出口合同金额和高报进口合同金额，将多出的外汇资本移往国外，投资国外资产，本国损失外汇资产。或者干脆虚报进口，骗汇抽逃。（2）推迟和提前贸易结算。对出口该收汇的结算推迟，对进口则在预期本币汇率下跌时提前结算汇出。（3）转移价格。有国外分支机构的国内公司或在国内经营的跨国公司，利用内部贸易中的定价机制转移资本。（4）对外投资。对境外投资时，采用虚报投资、截留投资收益等方式将资本大量移出和留存海外。（5）利用非法商品贸易活动转移资本。资本外逃导致一国外汇资产大量流失，使发展中家外汇资源枯竭、货币持续贬值、国际收支和对外债务日益严重。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之后拉美国家出现经济长期萧条、债务危机反复发作、国内金融近乎崩溃状况的重要原因就是资本外逃。20世纪90年代东亚、俄罗斯和墨西哥金融危机前，国内资本外逃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作用，例如俄罗斯从1992年以来，每年资本外逃达gdp的6%，占国内储蓄的8%~18%。
从经济全球化发展和20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的政策反应看，区域货币合作、资本市场开放、浮动汇率和经济结构调整代表着一种主流趋势。这种趋势的发展，完全可能为新的金融危机生成创造条件和时机。
金融危机的范围和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金融危机由国别性危机演变区域性和全球性危机的基本途径，是经济与金融联系加强的多样化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则是基本机制。所谓危机的传染性和传导性，就是指金融危机由区域内一国向区域整体、进而向其他区域蔓延扩散的特性。
研究表明，金融危机传染的第一种机制是区域内和区域之间的贸易联系。就区域内而言，当一国爆发金融危机后，该国货币大幅度贬值，使其贸易伙伴国处于不利的地位。这种状况极易诱使投机者对其贸易伙伴国进行攻击并获得成功，因为贸易伙伴国出口减少、进口增长导致外汇储备减少和失业率增高，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难以在投机攻击中维持固定汇率；区域之间也是如此。金融危机传染的第二种机制是资本市场联系。当区域内一国发生金融危机时，该金融资产价格大跌，由于区内各国之间的资本联系，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也遭受损失，流动性受到破坏，相互支撑的力量减弱，因而导致其他国家资本市场和金融状况恶化，从而也易被投机者攻击导致金融危机。第三种机制是区外国际信贷者和投资者对区域内各国经济作相似的判断和预期。当区域内一国发生金融危机时，区域外的投资者困难以获得全面的信息，通常认为区域内各国经济金融状况基本相似，出于减少资产损失的考虑，不是从区域内其他国家抽回资本就是减少信贷提供，导致整个区域爆发危机。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内容是促进区域内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资本和金融联系，缩小相互之间的经济差异。区域一体化无疑加强着金融危机由一国向另一国的传递，区域内各国之间会出现反复震荡、交叉传染的状况，使各国危机不断深化。区域之间也是如此，某个区域发生金融危机传递到其他区域，其他被传染的区域又会将危机回溯到最初爆发危机的区域，形成遍及各个区域且不断深化的全球危机。20世纪90年代由泰国开始的金融危机正是如此发展的。区域一体化从最终实现货币一体化的角度看是有助于抗御外部资本冲击和抵御金融危机的，但是，在实现稳定的货币一体化之前，侧重经济贸易合作的区域一体化对金融危机的传递力度是不容置疑的。
就金融危机来说，全球经济结构将在整合中向信息化发展。处在信息化产业核心部分的计算机、无形资产、咨询业以及新科技、人才和社会资源开发在经济中的功能将越来越大。国民经济将由能源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信息密集型转化，信息业蓬勃兴起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信息含量和知识含量逐步提高，物质资源的地位下降，信息、知识和人才资源将日益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由于发展中国家在信息、知识和人才资源方面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意味着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会进一步提高，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难以实现跳跃式发展，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将会继续增大，它们将更加依靠西方国家的资本输入和信息化推动，西方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也将进一步发展。因此，金融危机由世界经济结构调整所引起的可能性增大。
金融危机继续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金融危机发生的一般原因是资本全球化运动和价值实现过程中矛盾的尖锐化。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不仅同发达国家一样有生产过剩、金融过度膨胀的新问题，还有本国货币和国际货币之间的矛盾。商品价值、金融资产价值和国际价值的实现这三重矛盾相互交织和日益发展是金融危机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前提。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对称依靠或中心主导和从属的经济体系，则是金融危机在发展中国家产生、发展的现实基础。在资本主义生产由中心向扩散，中心对资本的垄断和对商品市场的控制加强时，发展中国家内部生产过剩、金融过剩和和外部联系中的国际价值实现新问题正不断深化发展。由于历史造成的经济脆弱，在国内要求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的压力下，发展中国家极易陷入依靠外部推动、三重矛盾日益发展的状况。这就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因西方资本流入和出口发展而快速增长，又因对外收支状况恶化和西方资本回流而爆发金融危机以至金融危机反复发作的原因。
21世纪初期世界金融危机的发展前景最终取决于世界经济中各地区、各国之间相对经济实力的变化。前述世界经济运动的模式已经表明，世界经济运动的状况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和否根本上在于中心和依存关系的发展，从本质上看，这就是两部分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状况。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也就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经济主体以实力为基础的博弈。货币金融垄断是经济实力的集中体现，就是竞争优势；处于垄断地位的一方总是支配着另一方和整个经济运动的方向，这就是世界运动的法则，也就是决定世界金融危机走势的基本规则。
世界经济中经济实力反映为科学发展、生产力水平、经济规模、金融市场规模和其货币是否充当国际货币。科技发达、经济和金融规模大、货币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从经济金融到文化都对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产生影响。这种客观规律决定着世界经济和金融运动的发展趋向，也决定着世界金融危机发展的前景。未来世界金融危机新问题根本上取决于世界体系中各地区和各国经济实力的消长变化。
世界金融危机集中于发展中国家这一趋向将很难改变。首先，如前所述，世界经济格局不会有大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仍将处于严重不对称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1975-1995年，除东亚少数所谓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中国之外，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相对发达国家的人均GDP都处于连续下降状态。西方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得益者，发展中国整体经济地位下降。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又给予东亚经济严重打击，从而使中经济全面受挫。目前，发达国家占有世界财富的3/4，最不发达国家则增加到49个。从历史来看，金融危机发生后，在经济格局不变、依存状况总体上不变而作部分调整时，几乎所有受危机打击的发展中国家都不得不再度依靠外部资本流入和外部拉动。
其次，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外部债务（见表1），国内经济结构和社会调整面临诸多困难，出口创汇又因技术革命发展滞后和西方国家的限制十分艰难，当西方资本流入时，可能导致新的生产和金融失控，而不会产生较多国际收益。这势必成为新危机的隐患。
表1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和负担率
年份债务额（亿美元）债务出口率（%）
198019901998198019901998
所有发展中国家6095147282465185.3155.8146.2
东亚及太平洋9412861697893.1113.4107.4
欧洲及中亚7552210435444.896.9126.7
拉美及加勒比257347547358201.9256.1202.5
中东及北非8381830205841.4119.1137.4
南亚38012991645160.5317.5201.0
撒哈那南部非洲6091774225866.4209.8232.1
再次，经济全球化将继续发展。国际资本和国际货币的多元化，以及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和金融竞争总会对世界金融贸易和资本运动产生难以预料的扰动和冲击。在世界经济不对称结构和发展中国家债务沉重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和出口方向的多元化不仅不会缓和或抵御这种冲击，反而可能严重化。假如实行金融和资本自由化，再度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即使发展中国家熟悉到这种危险性。
金融危机和经济周期分离的趋向进一步加强
传统的金融危机主要是由经济危机发生而引起的，金融危机所反映的是实物经济严重过剩的状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推动西方经济长驱直入金融资本主义，也促使一些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加速发展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在所有发达国家和一些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占据重要地位，成为金融危机的主导因素。金融危机所反映的是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后的崩溃。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金融危机和90年代的金融危机都是如此。
虚拟经济是指以虚拟资本膨胀和交易为特征的经济，信用发展是虚拟资本膨胀、虚拟经济兴起的推动力量。虚拟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是社会生产规模扩大、速度加快，要求融资形式的多样化、融资范围拓宽、融资成本降低和融资的便利。虚拟经济发展表明一国金融活动和经济货币化程度提高，社会生产和社会财富积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虚拟经济或金融经济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标志之一，是人类经济活动发展的一个必经的阶段。
但是，同实际经济的发展一样，虚拟经济在一定时期内的发展也不能超出它应有的范围。虽然人们目前还不能准确地指出这个范围，不过，从它服务于实际经济这一点来看，它确实存在发展约束。然而，由于虚拟资本市场脱离实际经济运动的特性，虚拟经济又往往出现加速膨胀的势头。虚拟经济逐渐超越实际经济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最活跃最主要的方面，这就造成了金融危机领先实际经济独立发生的新趋向。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西方国家，也促使一些发展中国加速发展虚拟经济，一方面是因为生产的规模和速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方面是因为支撑虚拟经济膨胀的资本来源全球化，使虚拟经济的膨胀完全可以超出一国国内财富和生产增长的限制。金融危机因虚拟经济过度发展而发生的条件得到强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新问题显然更为普遍和严重。一般来看，西方国家的虚拟经济是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高收入和大规模对外投资为基础的，国家信用如国债和货币发行是虚拟经济的主要支撑力量，货币金融政策是虚拟经济的主要调节杠杆，这就是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而在发展中国家，虚拟经济往往是以工业基础不完善、出口增长波动、收入分配严重失衡为前提的，资本流入和被动的货币扩张成为虚拟经济扩张的主要支持力量，货币金融政策调节虚拟经济的功能十分有限。因此，可以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虚拟经济是由外来资本拉动促成的，更具有外生性、泡沫性和敏感性和易崩溃的特征。起源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直接由虚拟经济极度膨胀而开始也就十分自然。当然，在发达国家，由于长期向外转移生产，一些产业已出现“空心化”，加上运用信息技术控制生产，实际经济过剩新问题得到缓解，主要新问题仍在虚拟经济方面。假如货币政策不当，国际金融资本在规模流入后急剧转为流出，仍然会导致虚拟经济崩溃和金融危机发生，只是在程度上和发展中国家不同而已。
21世纪金融危机发展的这一趋向不会改变。第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继续加速，全球资本运动将继续高涨。由金融危机导致的货币贬值将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经济转为复兴，进而吸引西方资本涌入，虚拟经济将因资本流入而再度高涨。第二，还会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化高速增长阶段，原有的新兴工业化经济则会跃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虚拟经济占优势会是一个经常性新问题，而国际国内的不确定因素仍大量潜在，国际投机资本极可能卷土重来。第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经济基础是很难改变的，如出口导向的生产结构、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对西方资本的过分依靠，等等。第四，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将进一步发展，但发展会不平衡。非凡是欧元成为强势国际货币后，将对美国和日本的虚拟经济发展产生冲击，美国的货币政策可能不会像以往那样有效，日元资本外流将使日本的金融经济受到打击。西方的金融资本主义虽不会发生严重的挫折，但出现类似1987年的股市危机还是有可能的，这要看西方金融资本在内部滞留的时间长短。
金融危机的时间间隔规律大体上不会改变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金融危机发展的进程来看，金融危机没有按某种固定规则周期性出现。1960年在西欧出现战后第一次美元危机后，间隔7年又出现美元危机，然后紧接着出现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危机，以及1971年开始的布雷顿体系危机。金融危机的频率明显加快。7年后，到1982年，金融危机转向发展中国家。此后又经过7年，由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开始，随后实行固定汇率的拉美和东亚发展中国家受到危机打击，金融危机的频率又明显加快。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经济运动的中心是资本运动，非凡是金融货币资本的运动。由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它们加速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而由于资本短缺，发展中国家只能接受资本和开放市场进行工业化，由此形成了资本由北方流向南方、商品也由北方流向南方的不对称状况。这种状况使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和商品流入中经济社会失控（一般只需5~7年的时间），风险日益增大，因此，西方资本内在的追逐利润和实现价值的行为极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变化。
在发达国家之间，不同的货币资本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发达国家的经济不平衡和货币金融政策的变化刺激不同的货币资本不断转换，因而由大规模货币资本运动所产生的金融货币危机不可能有什么固定规则。假若说有规则，那就是危机随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和利率之间的差异相对变化，并且随着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国的金融资本膨胀而加速发生。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的金融危机正是如此。但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货币资本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西方金融资本主要是在西方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进入发展中国家的，高利率、固定汇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是主要吸引因素。尽管如此，一旦西方金融政策和经济形势变化，或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社会经济新问题暴露，货币资本间的差异和矛盾就会显著激化，中心和之间的资本运动状况就会改变，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也不会呈现周期性。世界金融系统的变化和矛盾、世界经济系统的不对称发展是这种非周期发生的客观基础。资本循环、复杂系统混沌原理足以解释这些新问题。简而言之，在一个无规则、内外经济金融紧密联系、多因素共同功能的世界体系中，任一对外收支不平衡和资本耗散能力较强的国家和地区都会随时随地发生金融危机，只要存在扰动和资本自由移动的条件。假如说有什么规律，那就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开放的时间长短和资本流入规模，它们决定危机条件是否成熟，决定扰动是否导致资本大量外逃。
危机随世界经济和货币结构调整发生的可能性增大
21世纪，世界货币结构也将发生重大改变，当前存在的美元中心结构将为美元和欧元的两极结构所取代。2002年欧元实体货币已正式流通，估计3~5年后欧元将会有力地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并对日元的国际化发展产生抑制功能。在未来10年左右，美元和欧元将平分秋色。还应看到，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正在加速发展并逐步走向区域货币合作或货币一体化。这也将对世界货币结构产生有力冲击。在这种结构变化、调整和转变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来源、外汇结构都将经历大幅度的调整；不同的国际货币也将激烈竞争、相互取代，由此引起金融冲击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加大。
就发展中国家而言，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世界货币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除了外资大规模进出产生的金融震荡之外，还可能集中在资本外逃方面。资本外逃指一国资本所有者向境外转移资本的行为。资本外逃有多种方式和渠道，主要包括摘要：（1）贸易融资。通过低报出口合同金额和高报进口合同金额，将多出的外汇资本移往国外，投资国外资产，本国损失外汇资产。或者干脆虚报进口，骗汇抽逃。（2）推迟和提前贸易结算。对出口该收汇的结算推迟，对进口则在预期本币汇率下跌时提前结算汇出。（3）转移价格。有国外分支机构的国内公司或在国内经营的跨国公司，利用内部贸易中的定价机制转移资本。（4）对外投资。对境外投资时，采用虚报投资、截留投资收益等方式将资本大量移出和留存海外。（5）利用非法商品贸易活动转移资本。资本外逃导致一国外汇资产大量流失，使发展中家外汇资源枯竭、货币持续贬值、国际收支和对外债务日益严重。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之后拉美国家出现经济长期萧条、债务危机反复发作、国内金融近乎崩溃状况的重要原因就是资本外逃。20世纪90年代东亚、俄罗斯和墨西哥金融危机前，国内资本外逃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功能，例如俄罗斯从1992年以来，每年资本外逃达GDP的6%，占国内储蓄的8%~18%。
从经济全球化发展和20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的政策反应看，区域货币合作、资本市场开放、浮动汇率和经济结构调整代表着一种主流趋向。这种趋向的发展，完全可能为新的金融危机生成创造条件和时机。
金融危机的范围和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金融危机由国别性危机演变区域性和全球性危机的基本途径，是经济和金融联系加强的多样化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则是基本机制。所谓危机的传染性和传导性，就是指金融危机由区域内一国向区域整体、进而向其他区域蔓延扩散的特性。
探究表明，金融危机传染的第一种机制是区域内和区域之间的贸易联系。就区域内而言，当一国爆发金融危机后，该国货币大幅度贬值，使其贸易伙伴国处于不利的地位。这种状况极易诱使投机者对其贸易伙伴国进行攻击并获得成功，因为贸易伙伴国出口减少、进口增长导致外汇储备减少和失业率增高，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难以在投机攻击中维持固定汇率；区域之间也是如此。金融危机传染的第二种机制是资本市场联系。当区域内一国发生金融危机时，该金融资产价格大跌，由于区内各国之间的资本联系，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也遭受损失，流动性受到破坏，相互支撑的力量减弱，因而导致其他国家资本市场和金融状况恶化，从而也易被投机者攻击导致金融危机。第三种机制是区外国际信贷者和投资者对区域内各国经济作相似的判定和预期。当区域内一国发生金融危机时，区域外的投资者困难以获得全面的信息，通常认为区域内各国经济金融状况基本相似，出于减少资产损失的考虑，不是从区域内其他国家抽回资本就是减少信贷提供，导致整个区域爆发危机。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内容是促进区域内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资本和金融联系，缩小相互之间的经济差异。区域一体化无疑加强着金融危机由一国向另一国的传递，区域内各国之间会出现反复震荡、交叉传染的状况，使各国危机不断深化。区域之间也是如此，某个区域发生金融危机传递到其他区域，其他被传染的区域又会将危机回溯到最初爆发危机的区域，形成遍及各个区域且不断深化的全球危机。20世纪90年代由泰国开始的金融危机正是如此发展的。区域一体化从最终实现货币一体化的角度看是有助于抗御外部资本冲击和抵御金融危机的，但是，在实现稳定的货币一体化之前，侧重经济贸易合作的区域一体化对金融危机的传递力度是不容置疑的。
关键词：外宣媒体；深度报道；经济新闻
中图分类号：G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4-0202-01
在全球性重大事件中，承担着对外传播功能的主流媒体，对重大国际新闻事件的报道，最能体现一个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和在国际上的地位。人民日报海外版承担着对外传播的功能，分析人民日报海外版对于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报道，可以一窥宣传策略对于外宣媒体的重要性。
一、站在高度，全球视角
外宣媒体在对金融危机进行报道时以全球视角，面向世界传递信息。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对金融危机进行报道，不仅传播金融危机如何发生，还剖析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阐释其对世界发展带来的影响，分析其利弊，并预测未来的经济走势。报道不是局限于传递信息，还体现出一种倾向，引导国际舆论，呼吁全世界联合起来，以饱满的信心克服危机。人民日报海外版9月24日发表文章《华尔街给我们什么警示》，10月16日报道《看好中国2条理由》，10月22日报道《全球金融体系当推倒重建》，10月27日报道《恢复信心 从何着手》，11月14日报道《“金砖四国”打造全球经济之锚》等文章客观反映国际金融危机的健康状况，详细阐释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引导国际舆论，解疑释惑。
二、全面细致，形成体系
金融危机是一个复杂的议题，外宣媒体围绕金融危机展开多角度诠释，使世界全面了解金融危机。
（一）关于金融危机本身的报道传播信息是媒体最基本的社会功能，在金融危机爆发的最初阶段，人民日报海外版主要报道了金融危机在世界范围的表现、各国的应对政策等基本情况。2008年9月17日发表了《雷曼公司破产预示着什么》，10月24日发表了《亚欧携手应对挑战》等报道，主要介绍了金融危机发生的历史原因，导火索以及各国面对经济危机的措施。
（二）对金融危机的深入解读，外宣媒体更加注意宣传专家的观点。2009 年2月1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全球金融危机何时现曙光》一文，主要内容是专家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解读，解答它正处在一个怎样的阶段、何时结束、今年全球经济形势如何、怎样评价当前各国的经济救助措施等问题。2008年10月7日发表了《我们如何吸取金融危机教训？》、《金融危机两面看》等一系列解读性质的报道。总结金融危机带来的教训，客观分析其带来的有利因素。深度报道成为媒体对金融危机进行解读最常用的报道方式。这是由于金融危机专业性极强，而媒体报道不仅要传递信息，还要进行舆论引导，尤其是外宣媒体，对外传播代表着国家形象，这样只有权威人士、专家对其进行解读才有更高的可信性。
（三）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和成效，我国积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在实施的举措和取得成效方面，外宣媒体的报道主要涉及国家、地方、企业、个人四个层面。一是国家层面实行的政策调控、大规模的财政投资激励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优越性、国有骨干企业的社会责任机制等；二是地方开展的好的活动，出台的政策等，比如人民日报海外版在 2008 年 12 月 10 日发表的《金融危机给广东上了生动一课》，通过报道广东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指明科技创新、结构调整是回避金融危机的一项有力措施；三是展现我国企业在国际性金融危机中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树立我国负责任大国的国家形象。
对外报道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对外传播首先应该力图融入读者群体所在的区域，做到“入乡随俗”。外宣媒体的传播理应做到，与当地受众的文化背景、信息需求、生活规律、收视习惯相接轨，增强节目的针对性和适应性。
同时，要摒弃传统上中国媒体倾向于“报喜不报忧”的做法，平衡报道，既要看到中国经济的成就和对世界经济恢复增长的贡献，同时也要报道我们经济效率不高、市场调控手段有待更加科学等一些问题，摆脱“宣传”的痕迹，增强“客观报道”的分量，这样才能逐渐赢得更多西方受众的认可。
总之，媒体报道是展示国家形象的窗口，我国外宣媒体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为展现国家成就、提升国家形象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的对外传播正在积极探索新的路子，在重大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逐步实现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
解读1
世界经济发展态势生变
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二战后最严重的“大衰退”，经济全球化则使所有经济体均未能独善其身。未来全球发展很难不受危机后遗症缠绕，但世界经济不会重蹈“大萧条”覆辙，原因是新兴市场正成为一股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新生力量。
一、世界经济复苏速度之快超预期
在世界经济史上，“大萧条”非常罕见，迄今只发生过两次，分别是1870年和1929年，前者引发通货紧缩并导致而后20年发展停滞，后者造成全球产能大量过剩，失业异常严重，经济持续衰退，且1937－1938年因政策失误出现“第二次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自第一次大萧条以来的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作一统计，表明在过去137年(1870-2007年)中，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最近30年提高到3.25%（1977－2007年），其中2004-2007年高达5%。其用意在于给世人提供一个信息，免于大萧条后的世界经济前景应该是曲折多变的，但全球经济复苏仍能持续。
上世纪80年代初，拉美爆发债务危机，而后10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年均减缓一个百分点，拉美经济在低谷徘徊20年，至今未完全摆脱“拉美陷阱”的阴影。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而后经济一蹶不振，整个90年代与本世纪前十年景气持续低迷，迄今依然呈L型发展轨迹。今天，“大衰退”后的世界经济虽然结构调整难度大，但经济复苏速度之快超出国际机构预期。原因何在？关键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已经多元，力量格局趋于多极，呈现“西方不亮东方亮”态势。
据IMF估计，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5%，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分别增长3%和7.1%。这一增速远远高于IMF早前预期(2009年10月，IMF预测为3.3%，2010年6月调到4.2%，2010年10月再调高至4.8%)。全球经济复苏明显好于预期，主要原因是本轮世界经济复苏由新兴经济牵引，而且东西方合作空前紧密，“同舟共济”应对危机，特别是主要国家领导人具有极强的洞察力与决策睿智，采取的遏止衰退措施远比之前高明。IMF估计，2010年全球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规模即可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达到61.963万亿美元（2008年为61.187万亿美元），国际贸易将于2011年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进出口商品总额将达35.967万亿美元（2008年为35.586万亿美元），全球直接投资（FDI）回复到历史峰值（2007年全球FDI达到19790亿美元）需要2-3年，估计在2012-2013年。IMF预测，2011年世界经济将增长4.4%，2012-2015年将年均增长4.6%，其增速几乎恢复到危机前水平。
上述现象从一侧面说明，当今全球经济确实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经济基础不但量变加剧而且质变加速，观察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需要用新思维与新理念，才能号准未来全球经济发展脉络。因为，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正进入表面强劲、实际脆弱、不确定性上升的风险发展期。
二、新兴经济体以V型强劲复苏
本轮世界经济复苏主要靠新兴市场拉动，全球所有发展中地区经济增速均好于预期。据IMF统计，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危机前5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近期估计，近3年全球需求增长的一半将来自发展中国家，其高劳动生产率与人口增长，将使GDP年均增长率高于6%。特别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首次成为世界经济“火车头”，且主要靠内需拉动。IMF估计，未来五年（2011－2015年）全球经济将再现8－6－4－2发展格局，即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将年均增长8%、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将年增6%、世界经济将年增4%、发达国家将年增2%，亚洲整体经济依然鹤立鸡群。
受危机冲击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强劲，主要支撑因素有：其一，新兴市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远未结束，工业化与城市化依然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动力；其二，经济全球化进程未因金融危机而中断，区域经济一体化继续深化，全球化与区域化将是新兴市场保持经济强劲增长的外部动力，且与世界经济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其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维持较高且合理价位，使非洲、中东、独联体、拉美等资源出口国外部收支持续改善，使内部发展环境相对宽松；其四，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财富效应日益凸显，中产阶级消费群将迅速壮大；其五，南南合作因金融危机而加强，新兴市场的决策层驾驭和管理危机能力增强。其具备上述发展优势，且发展方式加速转型，有潜力保持经济较快发展，由此加大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三、新兴大国成为全球经济重要引擎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最大特点是，新兴经济体先后进入稳定快速增长期，所有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同步扩张，为历史所罕见，尤其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大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其经济先后崛起，在增强自身实力同时，改写着世界经济发展蓝图。即使面对二战后最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IMF仍对“后危机”世界经济前景持相对乐观态度，认为危机后全球产出将能恢复到4%以上的增长，依据主要源自对新兴大国经济的信心，认为在中国、印度等带领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仍将保持较好增长态势。
事实上，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已离不开新兴大国，它们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据IMF统计，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最近五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其中“金砖四国”占一半强，尤其是中国与印度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以危机前的2007年为例，据IMF按PPP汇率计算，中、印、俄、巴西与石油出口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美、欧元区和日本不足20%；按市场汇率计算，前者超过40%，后者不足35%。2009年，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经济全军覆没，仅澳大利亚因矿产资源出口及价格回升之惠，GDP增长0.8%，其余发达国家均为负增长，平均降幅达3.4%。新兴经济体则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唯一“起搏器”。OECD报告认为，非OECD国家经济率先复苏，特别是亚洲经济引领世界走出衰退，带领全球制造业恢复增长，使世界经济触底反弹。
后危机时代，“金砖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经济增长依然强劲。IMF估计，2010年中国、印度和巴西GDP分别增长10.3%、9.7%和7.5%，即使受危机严重冲击的俄罗斯经济亦增长3.7%。2011年“金砖国家”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但中国和印度经济仍可增长9.6%和8.4%，仍是全球增长最快的。IMF乐观预测，未来五年中、印经济将分别年均增长9.5%和8.2%，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将年均增长4%以上。期间，美国经济增势仍好于日本和德国，将年均增长2.7%，日、德经济只能维持1.7%左右的增长。
四、发达国家深陷危机“后遗症”陷阱
后危机时代，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发达国家如何摆脱危机“后遗症”。这些国家经济遭遇金融危机沉重打击，结构调整难度大于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前者需制造业转型，后者涉及经济命脉——金融业改革、结构调整与发展模式转型，且需要更长时间。其实质是生财之道与生活方式转型，将提高融资成本，影响劳动生产率上升，降低财富效应，抑制居民消费，减缓发展势头。OECD据此认为，金融危机将永久性减缓发达国家的潜在产出水平。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普遍呈现“三高三低”现象，即高失业、高赤字、高债务与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将制约其经济持续发展。
一是“无就业”复苏。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普遍面临周期性与结构性失业难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估计，2010年其成员国的失业人口比危机前（2007年）增2100万，失业率升至8.3%，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分别达到9.7%、9.9%和5.1%。估计，近中期发达国家就业形势很难明显好转，完全恢复到危机前水平需要3-5年时间。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悲观预测，到2019年美国的失业率才能恢复到危机前水平。2010年3月，美国《大西洋月刊》刊登唐·佩克《一个新的无就业时代如何改变美国》的文章，认为到2011年甚至2014年，美国的失业率只会略有下降，要使失业率回到危机前的5%，就业岗位缺口达1000万个。由于人口增加，新人不断进入就业市场，仅为不使缺口扩大，美国每年需要创造150万个就业机会。周期性与结构性叠加，又以结构性为重，发达国家无就业复苏现象将持续很长时间，由此导致经济发展呈低消费与低增长态势。
二是资产重组与去杠杆化。危机使西方银行资产与家庭财富严重缩水，修复资产负债表要很长时间，无疑将影响私人消费与投资。IMF预测，全球银行需减记2.2亿美元，已累计减记三分之二，但尚剩5500亿美元的有毒资产待处理。据OECD统计，房价与股市下跌，使美家庭净资产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由危机前的6.3倍降到2009年第二季度的4.9倍，累计缩水14.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时GDP规模（14.266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财富损失，迫使居民储蓄与消费行为发生巨大变化。OECD估计，修复资产负债表将使美私人储蓄率提高3个百分点，欧元区提高1.5个百分点，日本提高1个百分点。
三是财政赤字与债台高筑。危机使发达国家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攀升至二战以来最高，已经处于不可持续状态。OECD估计，2010年其成员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将升至8.3%，比危机前高出7个百分点。高财政赤字影响美国经济增长0.9个百分点，影响欧元区与日本经济增长各0.8个百分点。后危机时代，西方债务危机是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欧洲债务已被危机化，日本债务正内部化，美国债务将国际化。据统计，到2010年2月，全球政府债务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2011年将达到40万亿美元。与历史不同，当前世界主要债务国多为发达国家。OECD预测，2011年其成员国平均债务将超GDP规模。若不采取措施削减支出、提高税收、改革劳动力市场、提高竞争力，西方债务困局将拖至2025年。IMF认为，发达国家债务高峰期尚未到来，最困难应在2011－2018年，若能削减政府开支达GDP的8.8%，2030年前才能恢复到60%以下。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更悲观，认为主要工业国（日、德、英）将深受债务之困直至2084年。可见，未来20-30年西方国家将深陷债务危机不能自拔。这无疑将影响其经济持续发展，新兴市场持有的债权安全风险将上升。我们面临的风险不仅来自债务国偿债能力减弱，更缘其偿债意愿下降。因为其货币可兑换，只要央行增发钞票，使债务货币化，并借助通胀或货币贬值，即可达到稀释债务目的。
解读2
国际力量格局加速调整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三组力量——“旧与新”(美欧日与新兴经济体)、七国集团(G7)与“金砖国家”(BRICS)、三大经济板块(北美、西欧、亚洲)加剧重组，重心由西向东转移，暴露出上层建筑（全球治理）与经济基础（世界经济结构）严重脱节。
一、格局演进呈“北降南升”态势
近10年来，世界经济发展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一个世界，两种速度”现象，即发达经济低增长，新兴经济体高发展，导致全球力量格局出现前所未有变化。后危机时代，这种“一个世界，两种速度”的发展势头将持续，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更明显，使全球力量重心由发达经济向新兴经济加速转移。
从经济规模看，上世纪80－90年代，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绝对优势，且比重持续上升。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发展出现有利于新兴经济体迹象。据IMF统计，按市场汇率计算，2000－2009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的比例累计增加10.1个百分点至33.6%，发达国家降为66.4%；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占全球产出的比例增加9.3个百分点，由40.7%升至50%，发达国家则由59.3%降到50%。IMF预测，2010-2015年，无论按市场汇率还是PPP汇率计算，发达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均呈下降趋势，前者降至58.1%，后者降到41.9%，分别减少5.7个和3.5个百分点。到2020年，即便按市场汇率计算，国际经济版图都将出现新兴经济与发达经济平分秋色局面。在商品市场上，新兴市场的商品出口占全球比重由2001年的29.7%增到2009年的43.5%，增加13.8个百分点。另外，新兴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中产阶层人口猛增，未来，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步伐加快，新兴市场的商品消费占国际市场比重将持续上升。特别是，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数量剧增，且国际竞争力提升，进军全球500强的企业明显增加，尤其是危机前几乎由西方掌控的金融、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新兴市场企业的竞争优势开始显现。
从板块经济看，三大地区经济——北美、欧洲、亚洲之间出现结构性调整，亚洲整体性崛起最明显，是导致21世纪国际力量格局嬗变的关键因素。有识之士据此预言，21世纪将是“亚洲世纪”（历史上，16－19世纪是欧洲世纪，20世纪为美国世纪）。21世纪能否真正成为亚洲世纪暂难断言，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亚洲经济作为整体将持续发展，应是不争的预期。从发展趋势看，未来十余年亚洲经济将是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地区。据OECD预测，2007－2030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实际GDP将年均增长5.5%，明显高于北美的2.1%、欧洲的1.5%。根据IMF以名义GDP计算，2010－2015年亚洲、北美和欧盟的名义GDP将分别年均增长8.3%、4.6%和2.9%；GDP规模将分别达到233190.8亿美元、216187.7亿美元和194820.8亿美元；到2015年，亚洲、北美和欧盟分别占世界经济的28.5%、26.4%和23.8%，而2009年分别为24.9%、28.4%和28.4%。如果不出意外，亚洲经济规模将于2014年超过北美，成为全球最大的地区板块经济。
从大国发展看，全球十大经济体排列将发生巨大变化，新兴大国将整体性量增位升，发达经济则量减位降。根据IMF数据估计，到2015年“金砖四国”均将进入全球前10大经济体，依次排列为美、中、日、德、法、俄、英、巴西、意大利和印度。全球著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预测，到2030年世界前10大经济体名次将重新洗牌，分别是中、美、印、日、巴西、俄、德、墨、法、英。如果普华永道的预测正确，那么届时新兴大国将在全球前10大经济体中占半壁江山，发达经济只有美国和日本能进入前5强。由此可见，未来20年将是国际经济版图嬗变的关键期。
二、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发展严重失衡，新兴经济体成为国际资本的净流出国，美国则变成全球最大的资本净流入国。上世纪60年代与80年代，世界曾发生过两次不平衡，但均在西方体系内，经常项目逆差方主要是美国，顺差方为日本和西欧国家。第一次以美元放弃与黄金挂钩，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第二次通过签订“广场协议”，让美元兑日元、马克等主要货币贬值，后又签订“卢浮宫协议”，以制止美元过度贬值，而后间接诱发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至今不能自拔。然而，这一切都在西方体系即G7机制内调整解决。但在当前全球发展失衡中，经常项目逆差方依然是美国，顺差方则既有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更以中国等东亚经济体和中东等石油输出国为多。也就是说，本轮全球失衡包括体制内和体制外，且以体制外为甚。这是美国匆忙启动G20机制，又草草让其升级并替代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的真实用意。
一是新兴市场经常项目顺差不断增加。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参与国际贸易能力明显增强，尤其是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使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积累起大量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储备，总债务率下降，对外支付能力提高。据IMF估计，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顺差由2000年的929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7031亿美元，因受危机影响2009年降至3391亿美元，但后危机时代顺差将再次增加，到2015年将增至7638亿美元。其中以亚洲和中东为主，尤其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经常项目顺差将由2010年2732亿美元增至2015年的7312亿美元。故此，美国十分清楚，没有新兴经济体参与，本轮全球发展失衡根本无法解决，而失衡无序的世界经济将直接威胁西方经济恢复。
二是新兴市场外汇储备逐年飙增。即使受危机冲击，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依然由2008年的49614亿美元增到2009年的55002亿美元(中国占43.6%，为23992亿美元)，比2000年(为8025亿美元)增加5.45倍，年均增长26.3%。IMF估计，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将呈持续增长趋势，2010-2011年分别增到61944亿美元和67763亿美元。鉴于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其外汇储备只能以购买国债等方式投资于美国等富裕国家。这种资本逆向流动现象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加速于金融危机爆发前5年。据联合国统计，由发展中国家流向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本由2000年的1950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8907亿美元，转型经济体则由515亿美元增到1530亿美元。从发展态势看，只要经济全球化趋势不被逆转，新兴市场经济仍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后危机时代全球资本逆向流动趋势不可能改变，尤其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均面临严重的债务问题，更需要新兴市场资本流入，以解债台高筑之困。
三是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截至2008年6月，美国长期债务规模由2002年6月的32.169万亿美元增到2008年6月底的51.543万亿美元，年均增长8.2%，尤其是2006年和2007年增幅分别高达15.8%和15.3%。进入21世纪以来，海外持有的美国债券规模和所占比重逐年增加。以长期债券为例，海外债权人持有的长期债券由2000年3月的3.558万美元增到2008年6月的9.463万亿美元(如果加上短期债券8580亿美元，其海外总债务高达103220亿美元)，占美国长期债券的比例由2000年的9.7%升到2008年的18.4%。事实上，美国经济失衡很大程度上源自寅吃卯粮的生活方式，根源在虚拟经济，关键是发展模式，错在宏观经济政策。但奥巴马政府错误认为，由于中国等新兴市场“操纵货币”，使美国企业失去出口竞争优势，故此出台“全国出口计划”，强压人民币等东亚货币升值，推动产品出口，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重振美国经济。这是在G7机制内不能完成，必须由中国等新兴大国参与。
解读3
国际经济秩序酝酿变迁
全球金融危机加剧国际力量格局演变，加速国际经济关系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亦提上日程，凡此均为重塑国际经济秩序提供契机。
一、二十国集团成为全球治理主平台
历史上，每一场跨越国界的经济大动荡往往会撼动世界经济基础，导致旧体系瓦解，1945年即如此。本次金融危机使柏林墙倒塌后美国霸权不受挑战的单极世界不复存在，一个多极世界体系正在加速形成。事实上，此次金融危机已经成为国际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变迁的催化剂，推动国际经济关系重心由大西洋两岸向太平洋两岸、由西方向东方、由欧洲向亚洲转移。理念上，危机打破了人们对西方体系的迷信，西方不再独大，非西方国家开始寻找符合本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实践中，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已经开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正提上日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谋求更多话语权与影响力，以保护自身利益。结果将使滞后的全球治理机制与剧变中的国际力量格局更加协调。
同时，金融危机为全球提供观察国际经济规则与秩序变迁的新视角，建章立制候选创造新契机。因为，危机迫使美国等发达国家意识到，应对全球化下的金融经济危机，西方体系已力不从心，必须借助东方力量。改革国际金融体系、让渡部分话语权、寻求新兴大国支持，成为发达国家应对危机的无奈但明智选择。G20领导人峰会仓促上马，并匆匆替代G8成为全球经济合作主要平台，正是这一选择的现实反映。G20机制化为重塑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巨大机遇，其对多极世界的形成影响深远。
G20机制化事实上等于向世界宣告，发达国家正为发展中国家揭去粘在其身上长达60多年的“配角”标签，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在IMF、世界银行等的地位将不可逆转地向有利于新兴国家转移。这从去年世界银行和IMF先后降低发达国家所占份额，增加新兴国家份额中可见一斑，以此相对削弱发达国家影响力，同时增加新兴市场的话语权。在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全球失衡治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及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G20机制成为商讨全球经贸合作的主平台，标志着中印等新兴大国将在世界金融经济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另外，作为地位、身份和影响力的象征，G7长达30多年的“霸业”步入历史终结期。可以预见，G7过渡到G20的全球治理架构，虽然始于金融经济危机，最终不会仅限于国际金融经济，其职能将不断扩大，影响范围日益拓展。
G20机制化为重塑国际经济秩序提供巨大机遇与动力。一是颠覆传统理论。G20峰会机制化已经打乱西方发展经济学有关“中心－”理论。在G20机制内，以BRICS国家为代表的“”国家与以G7为核心的“中心”国家开始平起平坐地（起码在形式上如此）磋商原先在“中心”国家集团内（G7内）商讨的全球性问题。二是瓦解西方体系。G20机制取代G7，说明全球治理体系（上层建筑）必须随世界经济结构（世界经济基础）嬗变而调整，开始由发达国家独霸向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平分秋色转变，“南北共治”格局初露端倪。三是挑战美国霸权。一方面，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实力呈阶段性衰落，美元地位显现趋势性下滑。另一方面，在G20架构内，美国仍是核心国家，主导地位短期难动摇，但霸气开始收敛，合作意愿上升。尤其是，作为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本质上是对美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尤其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将最终触及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元霸权地位。四是认可中国和平崛起。G20机制化从另一侧面表明，以美为首的西方体系开始接纳中国，认可中国和平崛起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这一事实。同时，美欧欲以增加我在世行和IMF的话语权，让我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让我在其设计的体系内崛起。五是开启国际新秩序构建。全球治理由G7过渡到G20，本身说明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启。它虽然始于金融经济危机，但终将产生政治与安全影响。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上日程
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绝对垄断地位。自上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逐渐形成以美元为主导、马克（后为欧元）、日元和英镑等货币为补充的“一极多元”货币体系，但美元的绝对垄断地位不变。危机对国际货币体系冲击不小，美元霸权地位受到多方质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于2009年3月撰文，认为“危机的爆发及其在全球的蔓延表明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易受损性和系统风险”。文章建议“建立一种由国际机构管理的超主导货币，将有助于创造和控制全球资金流动”。联合国金融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施蒂利茨持同样观点。他认为，“目前以美元为基础的体系存在重大缺陷，我们需要一种全球性的储备货币。”俄罗斯等新兴国家也表示，支持建立一种全球货币。在2010年5月的“金砖四国”领导人会议上，四国提出将探讨以本币进行贸易结算问题。虽然美元的主导货币地位在短期内无法撼动，但从长期看各国会加快外汇储备结构调整，从而威胁美元的国际地位。德国前财长施泰因布吕克认为，美国最终将失去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超级大国地位，国际金融体系将朝多极化方向发展，美元、欧元、人民币和日元等将共同成为稳定而重要的货币，国际货币体系趋向多极化。今年的G20东道国法国总统萨科奇已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列入下半年召开的戛纳峰会议题之一，建议创建一种“以多种国际货币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毫无疑问，后危机时代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势在必行。
三、国际经济体系酝酿转型
在世界近代史上，国际体系先后经历过两次大转型。第一次发生在16世纪初叶至19世纪末期，历时4个世纪。基本特征是分散孤立、不成体系的体系转变为整体发展的全球体系；第二次发生于20世纪初至2000年，历时约100年。国际体系转型的基本特点是，英国主导的全球国际体系朝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转型，即由所谓“英国治下的和平”向“美国治下的和平”转型。
当前，国际体系正进入第三次转型阶段。如果说2001年的“9·11”事件是正式开启国际体系第三次转型的发动机，那么当前金融危机则是加速国际体系第三次转型的催化剂。与前两次不同的是，21世纪国际体系转型是在西方国家整体力量与影响相对下滑，非西方国家力量与影响相对上升背景下发生。转型的结果应该是，东西方力量与影响加速向相对均衡方向调整，西方国家主导国际体系的连续性可能因此被中断。
我们不能指望一种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会因本轮金融危机而赫然建立。在多变、多元、多极世界中，国际经济秩序与经贸合作机制正步入一种多层次并存、功能性细分的时期。任何一种新机制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另一旧机制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也就是说，一种更多边机制的出现，不需要匆忙整合现有各类合作机制，“新”与“旧”需要和平共处，互补有无，相得益彰，旨在保障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均衡发展，以真正建立起更加有效、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经济学博士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后，出现了一个很值得重视的现象，那就是美元再次被看成是安全的资产，它的币值趋于稳定，并且呈上升之势。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拥有外汇显得比以往更加重要，充裕的外汇储备被证明是抵御金融风险最为有效的屏障。为应对这场危机，俄罗斯和韩国都被迫用掉了大量的外汇。而一些外汇短缺的国家，如乌克兰和匈牙利，则不得不向国际金融机构紧急求助。美元币值的上升也说明，到目前为止，这场危机仍然是典型的金融业危机，并没有朝着美元危机或国际货币体系危机的方向演变。
过去一些年里，美元币值一直在下落。这是因为美国每年都会出现巨额的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去年美国的逆差规模为7390亿美元，相当于全世界经常收支逆差的一半左右。而其他主要国家，包括几个制造业强国，如中国、日本、德国和韩国每年都有大量顺差。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等资源出口大国，也同样常年有顺差。美国对其他各主要国家都有逆差，这种结构被国际经济学界称为“全球不均衡”。一般认为，这一不平衡的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增长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很危险。照最简单的经济学知识看，这样的全球性失衡状况是无法持续下去的，必然会导致美元币值的崩溃，从而引发世界货币体系的瓦解。
但从目前的情况看，一时还不会出现这种局面。这可能是现代世界经济运行机制所决定的。一旦危机从美国扩展到全球范围，美元所面临的压力反而会相对变小。如果世界经济能够有效地抵抗住这场危机带来的一系列冲击，美元危机或国际货币体系危机将可暂时得以避免。
全球金融的萎缩是世界经济面临的第一个冲击。多年来一直遭到抨击的金融衍生品，这次被普遍认为是导致危机的罪魁祸首。许多从事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美欧大型金融机构是自食其果，正面临被清算的命运。各国政府开始介入并进行干涉，将制定新的法规对金融衍生品进行限制。世界金融业将逐渐回归到传统模式上来，比以往更加重视存贷款业务。由此，全球金融业势必会陷入一个低潮。
尽管许多政界和学界人士呼吁要“干掉”金融衍生市场，但金融衍生品与股票一样，都已经成为全球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自己生命力，一经出现就不可能再被彻底消除。在过去的一些年里，金融衍生品让无数人懂得了它的便利性，这是它将继续存在的基础。现代世界经济各个领域中，金融业是最为活跃的。各主要国家的政府如果有能力做出明智的决策，出台一系列足以保障全球金融体系稳定的新方案，全球金融业的衰退就有可能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内结束，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也会恢复到以往的水平，甚至有新的飞跃。
第二个冲击在国际贸易领域。金融和贸易是现代世界经济的两大支柱，从本质上讲，贸易是金融的实体部分。在全球金融业陷入衰退期，国际贸易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对于许多国家而言，贸易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贸易的萎缩意味着经济的衰退。上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之所以陷入“大萧条”，直接原因就是在金融业崩溃期间，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实施了贸易保护主义。从目前来看，出现全球范围的保护主义浪潮的可能性很小，这是防止世界贸易萎缩的必要条件。此外，石油、金属、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下落，对于资源匮乏的新兴市场国家贸易条件改善相对有利。
与金融萎缩相比，国际贸易的低迷期会更长些。这是因为，即便金融危机被消解，金融市场恢复稳定后，经济衰退也无法一时止住。美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严重的衰退期，至少要三五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元气。英国经济同样也已陷入衰退。日本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也在衰退的边缘。东欧、南亚、东南亚、拉美和非洲都有国家陷入金融危机或政治动荡之中，恢复的难度甚至更大。总之，今后一些年里世界贸易会经历一个很困难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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