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缩放法”灵活分析阶段特征
“以阶段特征来理解史实,以史实印证阶段特征”是高考命题的常见思路。有鉴于此,大多数历史教师在二轮复习中会以通史形式组织教学,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阶段分析实现模块知识整合。这不失为知识重组和查漏补缺的良策,但是如果仅仅停留于此,则难免使学生的历史理解停留于较浅的层面上,从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角度看,也容易养成教条主义的分析习惯。要使学生在巩固知识的同时,深化历史的理解、有效提升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必须更灵活地分析阶段特征。
1.从历史趋势着眼分析“长时段”特征
“缩放法”中的“放”是放宽历史的视野,将事件、人物、制度放在“长时段”中加以考察,是宏观分析历史发展的总体特点。这种长时段的阶段特征在分析一些历史现象时有特殊意义,如2007年宁夏高考文综卷:
中国古代强调“家齐而后国治”,这种观念的经济和思想基础是什么?
参考答案: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或自然经济);儒家的伦理道德(或儒家思想)
此题就是要求运用秦汉以后几千年的经济和思想特点分析“家齐而后国治”的观念。由于长时段的历史所涉及内容纷繁复杂,从具体事件、制度中概括阶段特征比较困难,因此,长时段的阶段特征分析的主要方法是看趋势。如2011年浙江文综卷第38题:
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历史趋势。
本题涉及的时间范围是“近代以来”,要求考生答出时间跨度超过150年的政治变革的趋势:从专制到民主,从人治到法治,从沦丧到国家独立。这一趋势事实上就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特征。如果教师没有在近现代史的阶段复习中分析这类长时段的阶段特征,学生就难以全面地分析出这三个变革趋势。引导学生分析此类长时段的阶段特征不仅可以深化历史理解,也可以提高调动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首先要学会分辨历史事件是否反映历史趋势。例如,近代中国有袁世凯复辟帝制,有日本全面侵华,有“”,但这些事件不能反映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变革的趋势,因而不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领域的阶段特征。其次,要善于在比较中分析历史发展的趋势。例如2011年浙江卷第38题要求“分析说明周秦政治制度的主要差别”:
西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国家政治机构,最高执政集团尚未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秦形成了中央垂直管理地方的制度,君主集权的官僚取代贵族政治。
在周秦政治制度的比较中,可以发现周秦之际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过渡,形成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2.从重大事件入手分析“中时段”特征
历史复习教学中的“中时段”是个相对的概念,在古代史中可能指一个朝代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在近现代史中则一般指几年、十来年的时段。与长时段的阶段特征着眼于历史趋势不同,中时段的阶段特征应该从本时段中的重大事件入手。一般可以通过“界定历史阶段——罗列重大事件——概括阶段特征”三个步骤来完成。只有详尽罗列史实,才能做到特征概括的准确全面。如五四时期中国的外交,主要事件是参加“一战”、参加巴黎和会、参加华盛顿会议,三个事件反映的特征是不同的,如果漏列了其中一项,就会影响对当时中国外交的理解。又如五四时期思想领域的特征,如果只看到必修三的“新文化运动”,就只能看到“民主、科学成为时代精神和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这样的阶段特征,但如果联系必修一的“”,就能认识到当时另一种重要思潮是“爱国主义成为时代强音”。
阶段特征的把握还应注意不同史观的综合运用和史学新成果的引入。仍以五四时期为例,要看到“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特征(革命史范式),又应看到“共和制度逐渐巩固,北洋军阀统治下,专制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文明史范式)。要看到“中国仍是被列强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民族独立仍是中国人民面临的最迫切任务”的一面,也要看到“开始参与国际事务,走出半殖民地的最低谷”的一面。
3.从历史背景切入分析“短时段”特征
这里说的“短时段”是将阶段特征缩到某一个时间点。给出一个时间点,要求分析它所体现的阶段特点,或者给出某种典型的历史情境,要求判断相应的时间点,是高考命题的常用手法。如2011年浙江卷第18题:
在西北小山村的土坯墙上,写着醒目的黑字标语:“打倒喝我们血的军阀!”“打倒把中国出卖给日本的汉奸!”“欢迎一切抗日军队结成统一战线!”“中国红军万岁!”这一历史场景最早出现在
A.九一八事变前后 B.一·二八事变以前
C.西安事变前后 D.八一三事变以后
给出的历史情境提供的信息是:已经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但红军尚没有改编,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在逐步形成,但又没有最终形成。根据这一阶段特征可以判定最早可能出现在“西安事变前后”。这种短时段的阶段特征,一般可以从历史背景切入,将之纳入“中时段”中进行分析。如2011年浙江卷第21题:
迄今所知,在中国出版的书刊中,最早介绍马克思的是1899年上海广学会编译的《大同学》,其中称:“其以百工领袖着名者,英人马克思也。”由此可见
①新兴的中国工人阶级找到了自己的领袖
②当时介绍到中国的马克思身份是“工人领袖”
③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
④当时的介绍者连马克思是哪国人都没有搞清楚
A.①③ B.②④ C.①②③ D.②③④
将1899年这一时间点纳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时段”中,就可以发现:当时思想界的特征是维新思想的传播和革命思想的兴起,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从而排除错误的选项(本题还涉及史料的证明力问题,此处不展开论述)。
二、以“辐射法”深度理解历史概念
历史概念是叙述历史的细胞和单位,掌握历史概念不仅是 历史学习的基本功,也是深化历史理解的关键。复习中可以用“辐射法”全面分析概念的产生、特征、影响等要素,从而深度理解历史。
1.步步为营,逐节梳理
就高考而言,有些历史概念要全面掌握其定义、时间、性质、主要特征、历史地位等方方面面,有些概念则不需要说出具体定义,只要能够理解其大致含义、主要特征,并能运用于分析问题就可以了。所以概念复习的第一步是根据“教学指导意见”和考纲要求将教材中出现的历史概念逐一排查掌握。以必修一专题一为例,宗法制、分封制、郡县制、三公九卿制、三省六部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明内阁制、军机处等概念属于前一类,要求掌握得比较“细”。而血缘政治、官僚政治、专制主义等概念则属于后一类,只要“观其大略”就可以了,要求掌握得比较“高”。
2.变换角度,全面掌握
无论哪一类历史概念,在掌握时切忌片面地、僵化地理解,而要善于变换角度,通过“移步换形”认识历史概念的多个侧面,形成对概念的多重理解。例如,对于“斯大林模式”,一般会从其政治经济特征入手,肯定它在推进苏联工业化中的积极作用,指出它给前苏联政治、社会、经济带来的各种弊端。但这种常规的理解尚不足以应对高考的挑战。试看2009年浙江高考调测卷第39题:
根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用一句话概括“斯大林模式”,并分析其对苏德战争的影响。(材料略)
本题不但要求考生知道“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而且要求变换角度分析“斯大林模式”对苏德战争的影响。这类对历史概念的“换位”审视在高考命题中屡见不鲜。多做变换角度的训练,不仅能深化对历史概念的理解,也能有效地提高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
3.纵横联系,形成网络
历史概念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概念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复习中要注意概念之间的联系。例如,“官僚政治”这一概念出现于必修一专题一:“郡县制的建立是中央集权制度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的重要标志。”在教材中可以说是鳞爪偶现,但它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变迁有着重要意义。复习中就应该引导学生纵横联系,从多个角度去理解它:
从时间上看,它是秦汉以后中国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从特征上看,它不是以血缘为分配政治权力的依据,是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僚由统治者任免并有一定任期的垂直管理体制;从具体的表现形式看,体现为三公九卿制、三省六部制、郡县制等制度;从政治发展史上的作用看,它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形成中的重要环节;从官僚的产生办法看,在否定了以血缘为依据的世官制后,先后形成了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等选官制度。如果将官僚政治纳入整个古代政治体制中,就可以得到如下的图:
通过上述纵横联系,学生就可能对官僚政治有深入、全面的理解,从而实现历史知识的系统化和网络化。
三、以“问题法”多向梳理专题线索
现行高中历史课程的内容框架是专题式,由于很多教师在一轮复习中遵照教材体系,所以在后阶段复习中可能会出现两种误区:一是认为专题线索的梳理在第一轮已经完成了,不再重视;二是仍然遵照教材的专题框架,大而泛。其实,从2010年和2011年浙江历史高考的命题情况看,拉线索的小专题形式在浙江历史卷中已悄然出现,如2010年高考卷第38题民国时期民族工业发展情况的小专题;2011年第38题中国政治变革的小专题,而第39题也带有苏联史的小专题色彩,这是2009年高考卷中所没有的新变化。因此,以小专题形式梳理历史线索在后阶段复习中绝不能忽视。
1.灵活选择专题
后阶段的专题复习要摆脱教材框架的束缚,做到依托教材、以问题为中心多向梳理。问题的选择可大可小,以经济发展的线索为例,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到后工业文明是“大线索”,从中国古代“市”的发展到近现代城市化进程则是“小线索”,各有其不同的复习价值。要抓住重点问题,在调动知识的基础上形成多向的线索体系,以达到“围绕历史问题,梳理历史知识,理解历史趋势,形成历史认识”的复习目标。
问题可以是围绕现实热点的历史挖掘。例如,2011年初和年末分别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讨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我们可以将文化和教育问题作为线索。如教育问题的线索:从先秦“学在官府”到“私学”出现,从汉代太学到唐宋明清时期与科举制相配套的教育,从西学东渐和近代教育出现到新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建立,这样的线索梳理不仅可以深化历史理解,也可以变换复习视角,扫除二轮复习中容易出现的“腻味感”。
问题也可以是史学热点的教学运用。2009年、2010年的浙江卷中连续出现民国史试题就反映了民国史研究这一史学热点;2011年苏联史的试题则既是苏联解体20周年的纪念性时事热点,也反映了冷战史研究的学术热点。备考中教师要适当关注学术热点,作为问题选择的依据。例如,社会生活史是近些年来史学研究的一大热点,新课程中也增加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复习中可以选取适当的切入点梳理线索,如从服饰演变看历史:从古代葛、麻、丝、棉纺织业的发展到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从古代严格的服饰等级制度到近现代中西融合、平等、多元的服饰趋向。这样,通过“服饰演变”的小专题梳理,运用和调动了经济、政治史知识,实现了知识整合和理解的深化。
2.多向梳理线索
问题中心的线索梳理还应该注意“多向性”。例如,自美国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以来,引起的经济震荡至今没有过去,“应对危机”是近几年来经济史考查的重点,也可以梳理出很多线索:
一是从生产的角度应对危机的线索。前苏联和新中国前30年的计划经济模式是通过计划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20世纪前半期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政府干预经济模式;在几次科技革命不断推动下新兴产业的不断崛起则改变了产业结构。生产的“计划、干预、升级”三种路径互为补充、相互借鉴,推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二是从拓展海外市场的角度应对危机的线索。从工业革命前后通过殖民扩张和“炮舰政策”拓展海外市场,到通过自由贸易制度的拓展世界市场,不仅可以梳理近代欧洲殖民体系建立和瓦解的历史线索,也可以梳理从19世纪欧洲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条约到世界贸易组织诞生的历史线索。
三是从促进社会公平、扩大国内市场的角度应对危机的线索。从19世纪欧洲国家相继出台的工厂法和劳动法,到罗斯福新政期间《联邦紧急救济法》、《全国劳工关系法》、《社会保险法》、《公平 劳动标准法》等法律的颁布,再到20世纪中后期,欧美国家开始建立福利国家。
3.问题提升能力
小专题的复习也不能仅仅停留在线索梳理,而是要通过问题设计,提高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实现专题知识的“题型化”掌握。下面以教育发展问题的线索为例,来说明“问题法”梳理专题线索的路径。首先提供材料:
材料一:《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上书汉武帝:“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
材料二:蔡元培在1912年2月发表的《对新教育之意见》中将公民道德教育作为教育的五大内容之一,并说:“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榜者,曰自由、平等、博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
材料三:1949-2008年全国各级类学校招生数统计:
关键词:学校 “经济、合理、实用、美观” 青少年心理特征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1)09(a)-0070-02
在新时代条件下,如何体现时代精神,贴近青少年心理特征,以及合理的控制造价,成为学校设计中必须面对的问题。立足于“经济、合理、实用、美观”的设计要旨,希望可以将青少年对未知世界的渴望与发现同现代建筑艺术的空间和形态组织结合在一起,创造一个灵活多变、富有朝气的奇妙空间,做到既符合现代青少年心理特征,又节约造价。作为一个年轻的建筑师,本人在短短2年内,有幸参与了上海周边多个新建居住区的学校方案设计,这几个项目大小不一,但其核心问题都是集中在以下的几点。
经济―― 在保证良好的设计同时控制造价;
合理―― 集中紧凑布局,合理分区,便捷联系;
实用―― 从青少年的心理特征出发,将青少年对未知世界的渴望与发现的心理同现代建筑艺术的空间和形体组织结合在一起;
美观―― 创造一个造型活泼、灵活多变、富有朝气的建筑造型,营造学术气氛及人文气质。
1 设计工程实例
1.1 市属航头基地M-3地块45班九年一贯制
基地位于上海市配套商品房市属航头基东南部。基地东侧为经五路,南侧为纬二路,西侧为经四路,北侧与居住小区相接,为45班九年一贯制。建设用地面积约36480m2,建筑面积18092m2。
以下是设计需解决的问题。
(1)根据设计任务书要求,绿地率应达到郊区新建学校35%的要求,而现建设用地面积比规定用地少了7862m2。
(2)由于规模为45班,面积大,功能多,需认真规划,合理布局,解决好学校的出入口设置和大量人流集散的问题。
(3)作为公建配套项目,预算投入有限,因此,在突出建筑形象的同时,通过合理的平面布局,恰当的材料运用来控制造价。
如图1所示。
设计构思如下。
从中小学的心理特征和学校使用特征出发,满足其生活需求的同时,打破了学校的常规布置模式,设计以半圆弧的建筑结合“1”造型的斜插式铺地形式创造出具有特色的奋进广场,寓示了每个学生争取进步的精神。巧妙的创造出了校园门口三角形的缓冲地,有效的解决了人流集散及非机动车停车的问题,缓解了上、下学时对城市道路的压力。并有效的延长了校园门口与城市道路交叉口的距离。
奋进广场结合建筑半圆形的设计,使其形成了大气、别具一格的校园生活,同时又强调了其空间感,序列感,增加了校园的可识别性及归属感。
如图2所示。
结合整个基地的周边环境,沿基地西侧布置篮球场、排球场和风雨操场,与运动场共同形成校园的运动区域;东侧则是教学区。
基地出入口要求布置在南北向的经五路上,因学校人流较大,怎样处理好学校的出入口与道路交叉口的关系成了关键。
本设计通过斜插的广场与经五路相交,创造了校园门口三角形的缓冲地,有效的解决了人流集散及非机动车停车的问题,缓解了上、下学时对城市道路的压力。并有效的延长了校园门口与城市道路交叉口的距离。
教学区根据使用功能设有:三幢普通教学楼、一幢实验教学楼、一幢行政楼及图书馆,几部分单体通过连廊和庭院加以联系。
整个校园以贯穿南北的立体走廊联系起来。在东部以教学楼,图书馆及行政楼围合成开阔的入口广场,既提升了校园气势,又能满足学校大量人流集散所需要的空间。图书馆采用弧形设计,既加强了与教学楼的联系,又在纬二路上形成了较好的建筑形象。
食堂及风雨操场位于整个基地最北侧,两者结合设计,提高了建筑的利用率。位于走廊的尽端,方便学生就餐。同时靠近学校位于经五路的次入口,便于食堂货物车辆进出,并邻近西侧运动场地,方便学生运动。
各单体在满足所有的使用功能的同时,建筑面积控制较少,体现了其经济性。
根据规划条件,考虑在经五路设置2个出入口。
其中,主要人行出入口位于经五路中部,由几幢建筑围合成一个大的校园景观广场,满足了大量人群集散的需要,合理避免人流混杂。
在经五路基地北侧设置一个机动车入口,结合入口处设置机动车停车场。
校区采用人车分流的交通布局,机动车道沿学校基地布置。人行流线以交通主轴为核心,分别向南北发散进入各个功能体。交通主轴采用立体式交通,整合各层交通空间,形成多流线、立体化的交通流线体系。
机动车停放采取就近布置的原则。非机动车停放在主入口外侧和实验楼的路边,及行政楼西侧,方便了学生上下学的问题。
校园内部景观通过入口广场景观节点、内部及外部的绿化以及组团建筑间的庭院绿化3个不同层次的绿化,采用点、线、面结合的景观布置手法,构造富有变化的园林校园环境,提升效益环境质量和视觉感受。
校园内部绿地主要沿基地布置。在交通主轴两侧结合功能需要设置3个集中绿地,把绿化引入到建筑中,有机结合,提升了校园建筑的品质。
方案立足于中、小学生本身的心理特征及航头基地的地方特色,强调简洁、典雅的元素,塑造教育文化氛围,提倡典雅的学校理念,突出教育建筑的形体特征,建筑色调以相对典雅的浅黄色块为主,大面积采用涂料,局部采用面砖的形式,既符合现代学生心理特征和地块的整体公建设计风格,又节约造价。
建筑设计严格按照规范要求设置,空间利用率高,结构形式合理,平面布置规整,可以有效降低工程施工难度,控制造价。
行政楼、图书馆和教学楼在学校入口出围合出气派的入口广场。设计中,考虑强化门洞的概念,通过立面材质变化,在立面上界定出一个醒目的入口形象。整组建筑立面通过典雅建筑元素的变化组合,形成风格统一的整体。在满足功能需要的基础上,避免了校园建筑的单调。颜色以浅黄色为主色调,在局部构架上使用了跳跃的白色,活泼了整个建筑立面,体现了学生活泼好动的心理特征。
整个设计富有新意,突出了传统设计的框框。设计在保证功能合理的同时,充分考虑了青少年的特征以及工程造价的问题,使得“经济、合理、实用、美观”的设计要旨得以很好的体现。
如图4所示。
2结语
本方案设计立足于“经济、合理、实用、美观”的设计要旨,立足于高中生本身的心理特征及三林基地的地方特色,强调上海海派文化元素,塑造教育文化氛围,提倡现代学校理念,突出教育建筑的形体特征,建筑色调以相对活泼的砖红色块为主,大面积采用涂料,局部采用面砖的形式,既符合现代高中生心理特征和三林地块的整体公建设计风格,又节约造价。
参考文献
关键词：浙商文化；钱庄；会计技术
中图分类号：F23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54（2013）05-0070-07
一、引言
近代以来浙江地区的经济由于其独特的重商文化而逐渐兴盛起来，而发达的经济环境孕育出中国第一批民族资本工商业，同时也孕育出与之发展相适应的民间金融机构——钱庄。经济越是发展，作为“过程控制和观念总结”的会计就愈发重要。为适应日益复杂的经济业务，钱庄的记账技术不断革新，内生出以“龙门账”和“四脚账”为代表的中式复式簿记，与当时绝大多数工商企业仍采用单式簿记进行会计核算形成了鲜明对比。英国学者Gray（1988）提出文化价值观可以通过其自身对会计文化或亚文化产生影响。因此，本文从文化决定论的观点出发，分析钱庄会计技术的特点，即认为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的选择、会计模式的形成以及会计实务的发展方向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会计所处的文化环境决定的。基于上述观点，我们认为浙商独特的文化特质催生出独特的钱庄会计技术，并影响着近代钱庄会计技术的发展与传承，同时钱庄会计为西式会计在中国的传播运用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因此，本研究试图从文化对会计实务的影响角度展开史料研究，论证浙商文化对于近代钱庄会计技术发展产生的影响；另外，与当前研究多将中国传统会计看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不同，本文通过细分区域及行业，选取了扎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长三角地区且会计核算水平较高的钱庄会计为样本进行研究，论证中国传统会计具有的开放性和先进性。同时近代钱庄绝大多数由浙商兴建，因此对钱庄会计的深入探索不仅能够丰富浙商研究的内容，同时也能够拓展中国传统会计文化的研究视角。而现有文献尚无从这一角度进行研究，相关成果主要独立地从浙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钱庄会计三个方面展开，因此下文从这些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简要文献回顾。
二、文献综述
（一）浙商文化研究
当代浙商崛起之谜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仅从浙商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角度进行的研究就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陶水木（2001）认为浙江精神即实业兴国、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矢志不渝精神和敬业精神，是近代浙商长盛不衰的主要原因。章剑鸣（2005）指出浙商文化形成的众多营养源中，重商的地域文化是浙商大面积活跃的最主要的深层原因，这种区域文化传统哺育了浙江人适应市场经济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和生存技能，是浙商文化之根。而曹旭华等（2010）的研究支持了陶水木和章剑鸣的观点，曹旭华等从历史文化角度，特别是从浙江地区独特工商经济思想的演进与传承角度，阐释了当代浙商崛起的原因。王晓华（2010）则指出浙商精神在越俗文化质朴骁勇影响下，开疆拓土的价值取向和术实创新的努力显示出一种“传统创新”的理性文化特征。
上述学者的研究中都或多或少地注意到浙江区域孕育的商业气质是“民商”，杨轶清（2007，2008）则对浙商的民商特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与陶水木视角不同，尹铁（2011）从经济学角度总结出近代浙商具有重视企业管理制度建设，具有强烈的市场意识，其经营的企业具有多元化、集团化的发展模式，以及重视企业人才培养的特征。上述研究均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总结了近代浙商的文化特征，目的都是从文化角度对当代浙商崛起之谜给予解释。
与多数学者侧重当代浙商如何传承近代优秀的浙商文化不同，张仁汉、罗许成（2011）指出浙商文化需要一个提升品位、负载人文使命的批判和重构的过程，而经由浙商文化的批评与重构是建构“人文浙江”的一条可行的新路径。张仁汉等人并未沉醉于欣赏优秀的传统文化，而是以动态的眼光关注文化自身重构发展的过程以保持其鲜明的时代性，在浙商文化研究中可谓独树一帜。
另外，探讨浙商文化的特点离不开多角度的比较研究，张炎兴（2005）将改革开放后崛起的浙商与韦伯的“新教伦理”进行了对比研究，指出两者具有时代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差异，因此不能用韦伯“新教伦理”解释浙商精神的孕育机制。
李杨等（2011）则从文化心理学角度分析了近代浙商与晋商的文化差异，指出浙商文化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厚重的文化性、鲜明的进取性、富于冒险的开拓性和浓厚的工商性，这一文化特征成为当代浙江企业家无法被他人克隆的基因。与上述研究只注意到浙商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不同，徐淑华（2010）将当代海外浙商和闽商的商业文化进行对比后，指出海外浙商深受浙东传统文化的影响，强调经世致用和务实，但存在目光短浅，极端功利等问题，不利于浙商在海外的发展及融入当地社会。徐淑华是首位关注浙商功利文化中具有的消极因素的学者，其研究丰富了当前浙商文化研究的内容。
而杨轶清（2007）则令人耳目一新地指出即使是被看作整体的浙商同样具有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据此他将浙商细分为浙西龙游商帮，浙东南地区的温州、金华商人以及绍兴、宁波商帮。作者指出宁波商帮具有的民商特质，是浙商能够跨越时代的保证。
上述作者仅关注同时代横向比较，而曹旭华等（2010）基于文化传统视角对当代浙商与近代浙商进行了历史纵向比较，指出新浙商对旧浙商传承的最本质、最重要的表现是对浙江区域工商经济思想的文化传承。总体而言从浙商文化角度进行的研究，视角较为单一，研究成果尚停留在总结浙商文化具有的特征层面，且基本上达成了浙商文化中具有的重商、功利以及民商等特质。
（二）中国会计文化研究
近20年来国内学者多运用Hofstede（1984）归纳出的四个区别民族文化特性的社会价值层面：即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Versus Collectivism）、权力距离大小（Large Versus small Power Distance）、阳刚性和阴柔性社会倾向（Masculinity Versus Femininity）、未来不确定性回避程度（Strong Versus Weak un，certainty Avoidance），分析当代中国会计文化与西方的显著差异。率先使用该理论进行分析的是李相直（1998），其他如吴革（2003），刘冰（2001），刘冬荣和陈晟（2001）都是对该理论的运用。总体而言上述研究成果质量不高，研究侧重介绍国外相关理论，而缺少运用理论进行深入的分析。与上述研究不同，劳秦汉（2001）对Hofstede与Gray的理论做了发展并分析得出我国当代会计文化存在着集体主义、权力距离大、阴柔性和高度回避不确定性等特征，这些会计文化特征导致了我国会计实务中具有法例管制、统一性、保密性和决策有用性的特点。
刘骏（2005）则另辟蹊径，以公共合约观为框架，分析了文化对会计规则制定、执行以及监督的影响来研究文化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研究认为文化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是基础性和全面的。
刘开端（2000）认为中国传统会计文化在其形成期表现出开放、吸收和进取的特点，后来逐渐表现出内聚、封闭和保守，显现出思辨、徘徊与逐渐觉醒等特点。而对于中国现代会计文化，刘开端（2001）认为具有广泛的社会性、鲜明的政策性与时代性、多维性等特征。张云（2007）粗略梳理了中国自古代到现代会计文化发展历史及其特征并归纳了会计文化的内涵。
与研究浙商文化的学者多关注曾经辉煌的传统文化不同，研究会计文化的学者其视角多局限于当代中国会计文化，对中国传统会计文化缺少兴趣，因此中国古、近代会计文化的研究非常薄弱，总体性研究尚且如此，更遑论分行业分地域细分会计文化的研究。目前仅有的几篇对中国传统会计文化的研究成果均忽略了中国这个地域文化迥异，近代行业会计核算水平极不平衡的现实，而将我国的会计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研究得出的结论有失偏颇。
（三）钱庄会计研究
国内率先对钱庄会计进行研究的非郭道扬莫属，郭道扬（1988）从会计组织机构、会计制度、会计方法三个方面系统展开研究，指出钱庄会计核算水平居于当时工商行业之上。郭道扬和曹大宽（1993）首次研究了钱庄使用的“四脚账”的基本记账原理及其特点，指出“四脚账”法是内生于我国的成熟的复式记账法，也是我国会计方法由古代向现代过渡的媒介，虽然在科目体系完整性、账簿组织严密性以及基本账理的科学性等方面都显得幼稚，但并不能抹杀其在我国会计发展史上具有的重要地位。郭道扬对于钱庄会计进行了全面的先驱式研究，之后的研究如康均（2006）、康均和王涛（2008）等无论是内容的系统性还是分析的科学性而言，均无出其右。而现有钱庄会计的研究多集中在会计账务处理技术及起账簿原理研究，并未关注文化因素对钱庄会计技术的影响。
而与本文选题最相近的徐红军（2009），其研究对象只是当代浙商的理财文化，该文笼统地总结出浙商财务文化具有务实性、讲究投入一产出、以及具有鲜明地域性等特征，并未对钱庄的财务文化及会计技术给予关注。因此当前钱庄会计研究有待于继续深入，不仅因为它代表着中国近代会计环境中内生出的最先进的会计核算水平，同时近代钱庄绝大多数由浙商兴建，因此对钱庄会计的深入探索也能够一定程度丰富浙商研究。因此本文尝试着从浙商文化对于钱庄会计的影响角度展开分析。
三、浙商文化孕育出独特的钱庄会计
（一）“义利并重”的经济思想与钱庄业的兴起
与主流儒家“重义轻利”、“重农抑商”文化不同，浙商文化一直倡导功利、注重工商，逐渐形成了务实功利、求利求富的功利性文化价值观，因此下文将把这一独特文化价值观投射到钱庄业的会计技术中，从文化角度解释钱庄业的兴起及其记账技术的特点。
关于钱庄业的兴起，上海钱业公会会长秦润卿曾指出：早在明中叶，绍兴商人开始旅沪经商，主要从事柴碳业、锡箔业、豆米业、绍酒业、染坊等行业，到乾隆初年，因柴碳店略有余赀于是开始兼营货币存放业务。由此可以看出早期钱庄资本多由商业资本转化而来，身为民间商业的一份子，浙商敏锐地捕捉到江浙沪一带大量存在的中小规模的民间手工业作坊及商号有资金融通的需求这一商机，于是“放款于临近商店，以权子母，继而逐渐推广”，建立起为中小作坊和商号解决资金融通、汇划等问题的中小规模的民间金融机构——钱庄。而钱庄贷出的资金全为信用贷款，不需抵押，凭借的都是商户之间的彼此信任。钱庄业与中小商业的关系密切，直至1930年《银行周报》仍评论到：“我国商业，凡百营运，全恃钱庄之周转调剂，盈绌可通，青黄可继，为百业之枢纽。一般中小商人，尤赖钱庄之信用放款，资为周转流通之需。”可见自明清钱庄兴起开始，钱庄就一直是近代中小工商企业解决融资问题的主要渠道。
而在明清之际，重农抑商已然成为社会主流文化，经营商业被认为是末流，商人的地位极其卑微，而浙江地区独树一帜的“义利并重”的人文环境使浙商并未被封建主流经济思想所束缚，因而能够敏锐地觉察出民间商业资本融通的需求进行制度创新，建立起主要为中小商业融资的场所，因此说“义利并重”的经济思想是中国钱庄业建立的文化基础。
（二）“礼治”文化在钱庄组织中的体现
虽然钱庄是浙商突破传统经济思想的束缚建立起来的，但它仍然是脱胎于封建经济的一种民间金融组织，自然带有那个时代主流文化的特征。钱庄组织架构中或多或少地体现出儒家“礼治”文化的特点，具体可从钱庄组织层次中看出。
钱庄中处于组织最高等级为“太上皇”（名誉经理），一般由为钱庄发展贡献巨大但年事已高的人担任，名誉经理并不过问具体事务，但钱庄倚重其历史声誉，属于钱庄的顾问角色。处在组织第二层级的是“阿大”（经理），多为股东亲属或门生担任，负责掌管钱庄实权。处在第三层级是“副手”，作为经理的助理。第四层级的分别是：会计部门、业务部门以及文书部门。钱庄内部以资历辈分论道，长幼有序，明显地表现出封建社会“家国同构”的特征。
而钱庄各职位的人事安排更体现出浓重的家族色彩，钱庄用人时强调家族关系，重要职位首先安排子弟和近亲，其次是同乡至好。虽然钱庄业较早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股东一般从外界聘用职业经理人打理钱庄事务，但钱庄经理中却存在着不少父子相传的现象。据史料记载：上海“存德”钱庄经理由张蓉洲、文波、启梅祖孙三代担任；其他如安裕、乘裕、聚康、同润等钱庄，经理一职都是父子相传。就连处于钱庄职位最末层级的学徒，也多半为股东的子侄或亲戚。
钱庄中独特的组织架构及人事安排，将钱庄变成了一个“大家庭”，便于将家庭中的长幼尊卑有序的“礼治”文化完全应用到钱庄内部管理中，在钱庄早期的运营中确实可以节约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
（三）民商经济特征与钱庄业过账制度的创造与运用
与其同时代传统金融机构票号相较而言，钱庄没有票号资本雄厚，同时它与政府的关系也远称不上密切。而钱庄能够屹立于长江以南，并与票号形成南北对立之势，靠的是其扎根于广大中小工商企业的土壤中，钱庄的草根特征使得他们能够以顾客利益和市场需求为出发点，创新金融服务。
起初，钱庄与客户的业务仅是银钱的收存与支取。随着商品买卖频繁发生，钱庄与客户之间业务往来日益频繁，也促使钱庄与其同行之间接触日益增多。这样一来，一方面钱庄因业务剧增而易发生错账，另一方面客户在银钱转手过程中也存在被盗、被劫的危险，另外当时中国币制混乱，盗铸私铸钱币猖獗，客户也面临着钱钞真伪辨别的问题。因此扎根于民间工商业的钱庄很快就意识到客户在现金支付与存取中的诉求，因而创新了其金融服务，产生了以虚洋本位为基础的过账制度。所谓过账制度，即各商家的资金收支从使用现金改为借助钱庄系统进行汇划，通过大同行钱庄在交换所中彼此账簿的汇划，实现同城统一清算。而从过账制度产生的历史时期进行分析，过账制度产生于太平天国运动兴盛之时。而这并不是巧合，因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阻断了产业扩张获得正常货币供应的补充，于此同时政府还需大量筹措军饷。这样，在货币供应量已显不足的情况下货币的需求量激增，加剧了宁波地区市面上的“钱荒”问题。而钱庄业主的民商特征使他们最易感受到市场中现金紧缺，银根紧缩的问题，因此早在1864年前宁波钱庄就已创造出并系统地实施了钱庄之间的过账制度以解决当时货币供应短缺的问题，此后这一制度逐渐扩散到其他地区的钱庄中。
正如有学者指出，过账制度的实行“开始了实体货币（M0）到信用货币（M1）的革命性变革，货币供应量的定义被第一次深化，用一种虚洋本位与现金货币对接”。过账制度不仅提高了支付效率，同时也节约了现金交易成本。而与钱庄同时代存在的票号，其存款“以官款为大宗，放款只借给钱庄、官吏及殷实商家，虽也面临着市面上现金短缺的问题，但因为有较充裕的资金来源以及拥有殷实资产的顾客群，因此票号对于银根紧缩的感受显然不及草根“钱庄”强烈，因此无法相提并论地创新出同城结算工具。
（四）“经世致用”思想在钱庄会计凭证管理中的体现
儒家的诚信文化侧重自律，倡导人的内省以及“克己复礼”，即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也能自觉地讲诚信，因此这样的文化环境造就了民间会计实务普遍不注重会计凭证管理的现象。而浙商很早就认识到单靠道德的软约束解决不了钱庄内部控制问题，因此自清代起钱庄业就十分注重原始凭证的审核与管理，并特别关注往来转账环节的凭证管理。
以钱庄票据设计为例，票据一般采用一式三联也有两联式，主要依据业务性质和经营环节的重要程度而有所不同。支票为三联式设计，其中“第一联为‘上根’，由解款钱庄留存，待付款时作为对证；第二联为‘正票’，由出票人填写金额并签字盖章，解款数目上加盖合法印鉴，同时在其左右上角分别标明收款人及解款人各自庄号；第三联为‘下根’，由出票人留存，同时盖有各钱庄特有的骑缝号码和图记。”三联式凭证的设计体现出钱庄业较为严密的内部控制水平，它不仅能够监督银钱收付，防止欺诈冒领，而且是账房会计核算的原始凭证。
钱庄注重原始凭证的管理不仅出于内部控制需要，同时也是顺利实施钱庄之间过账制度的需要。从过账制度的程序看，首先由交易双方在各自开户钱庄的过账簿中做收付记录，接着各开户钱庄与其他同行之间进行账簿清算，最后再由钱庄与开户的客户之间做收付确认。由此看出，钱庄系统过账制度实施的基础在于各钱庄账簿正确和完整的会计记录，而账簿记录的完整和真实性又依赖于科学的原始凭证设计及严密的凭证管理。
因此可以这么说，钱庄业在会计凭证管理采取的慎重态度，扭转了几千年来民间会计中所存在的重信义轻凭证的局面。
（五）抵御风险的观念在钱庄利润分配方法的体现
早期钱庄业乃至民间工商企业都没有统一的行业会计制度，因此对于经济业务的确认以及利润核算方法存在“千人千面”的情况。同时钱庄的投资者不喜欢大起大落、大风险，而较容易接受渐进的、稳健的行为方式。因此钱庄在编制财务报表（红账）没有统一的会计规则可循的情况下，钱庄每届的经营成果基本都以投资者意愿或根据经理的谨慎程度进行分配。在经营活动比较顺利，获利较多的年景，“编制红账，将洋价做小，将资产隐藏在现金里，或将全部可疑的放款开除，次年收还后，收入回春项下。”在废两改元前，钱庄一直以银洋作为记账本位币，因此将“洋价做小”，就可以使以货币形态存在的资产的账面价值减少，由此少确认经营成果；另一方面，“将全部可疑的放款开除”，即是采用了现代会计的谨慎性原则，对不能100%确定收回的贷出款项，以100%的比例计提坏账准备，由此增加期间费用，目的仍是少确认当期利润。
有学者认为这是钱庄会计保守性的体现，而本文认为钱庄红账中采取的这种独特的利润核算方法与当时钱庄所处的历史环境密切相关。清末民初，钱庄资本规模都不大，一般在2-4万两之间，而本文认为造成钱庄资本规模不大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钱庄的年终结账制度造成的。由于年终歇业后于正月初二、三日钱庄账房编制出红账后，根据经营成果各股东分得与其投资份额相适应的利润，或者承担相应的损失，于此同时股东有权在红账公布的一、二天内决定继续投资或者撤资，一旦有股东做出撤资决定，则钱庄经理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就此关闭钱庄；要么需在正月初四前设法补足撤出的资本，才能在正月初五顺利开市。
表面上看，钱庄普遍资本规模不大没有或者很少有资本积累，而实际上红账的会计处理中存在着隐藏利润的做法，正是为了防止钱庄股东年终撤资，使钱庄免受关门的危险，因而创造出的隐藏资本的方法。另一方面，如果股东不撤资，则这一部分隐藏的利润则可以在营业获利较少的年度，采取相反的账务处理方法，增加当期利润。因此，浙商为了有效抵御风险有选择地使用了审慎性原则，目的是平滑各期利润以适应投资者的偏好及钱庄业特殊的投资撤资政策。
（六）锐意进取的精神在钱庄会计技术改革中的体现
钱庄业不仅在凭证管理的严密性上远超一般工商业，同时随着其业务数量的增加及业务复杂程度的提高，钱庄的会计技术也不断改进，其会计技术革新逐渐由传统单式簿记过渡到中国特有的复式簿记三脚账、龙门账的使用上。中国会计史研究泰斗郭道扬指出“钱庄业运用的一套会计方法，在民间会计中处于先进地位”。正是由于钱庄业会计核算水平较高，因此在西式复式簿记传播到中国，于20世纪30年代形成轰轰烈烈的改良中式簿记运动中，钱庄业能够较快地完成由中式复式簿记到西式簿记的变革。
以上海钱庄中经营能力较强的三大钱庄：福康、福源、顺康为例，在经历了数次金融风潮的影响，三大钱庄不仅目睹了同行关门歇业的悲惨现状，同时也深切地感受到旧式金融机构面临的危机，他们意识到需要从改善企业内部管理中寻求出路，因此锐意进取的浙商在内外的压力下，力求改良旧式会计方法以增强钱庄在竞争中的抵抗力。三大钱庄不仅建立起内部审计机构，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在“看账如抄家”的普遍社会认识中，三大钱庄还定期委托注册会计师审计钱庄的报表，促使钱庄业提高会计核算质量，同时树立钱庄的社会信用。微观个体钱庄有如此力度改进会计技术，那么钱庄行业整体的会计改革又是如何呢？钱庄业的会计改革由其行业公会——上海钱业公会发起，公会聘请了注册会计师石祥和制定钱庄业会计科目及统一的会计账簿名称，后经钱业公会执委修正通过，于1937年1月1日上海钱庄业统一使用新式会计记账，在所有行业中率先制定并实施了统一的行业会计制度。
会计技术的改革使三大钱庄能够在十分艰难的经营环境中顽强生存下去，据史料记载：1937-1949年，三大钱庄放款业务均保持在正常水平之上，即使在通货膨胀时期，其仍然能够获利。因此说锐意进取的浙商精神促使钱庄业迫切地认识到会计技术革新的重要性，因而钱庄业的会计革新能够走在各行业前列，获得较为丰厚的回报。正是因为钱庄业的核算水平在一般工商企业之上，同时部分钱庄又积极地改进现有会计方法，因此早期中国新式银行会计制度改革主要依靠的是钱庄中的会计从业人员，据史料记载，谢霖先后于1912年和1917年分别主持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两家新式银行会计制度的改良，从钱庄中挑选数人为其讲授西式簿记，培养出中国第一批掌握西式会计方法的银行会计从业人员。理论上说，近代中国新式银行完全仿照西方银行建立，因此无论从组织结构的科学性还是会计核算体系的严密性方面均应超过钱庄，而先进的会计方法的传播方向是由钱庄从业人员到银行从业人员而不是相反的路径，不得不承认正是由于浙商钱庄锐意进取的会计改革，钱庄会计人员才易于通过已掌握的中式簿记账务处理方法而理解西式簿记理论，因而能够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中、西复式簿记沟通的桥梁。因此钱庄能够率先实现全行业使用西式复式会计核算方法，同时钱庄的从业者中诞生出中国第一批银行会计从业人员。
关键词：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实践理性 课程特征 教学特色
自高校“两课”设置调整的“05方案”全面实施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课程作为这一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新最具特色的课程陆续展开教学业已几个轮次。作为一门年轻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如果说当初其课程特征与教学特色确实有待一线授课教师在进一步积累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基础上逐步生成，那么到目前为止展开的教学实践已经足够探索出有迹可循的特征和特色。而我在这里提出的有关纲要课程教学的课程特征与教学特色其实正是植根于对本门课程教学深入展开的经验总结和理性把握，即所谓的“实践理性”思考。
一、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特征
第一，本课程在“05”高校“两课”中发挥着中间桥梁和社会历史背景的独特地位与作用。本课程的设置目的和主旨是引导学生深刻领悟和准确把握所谓的两个明确和三个选择，而这只有在围绕基本线索（近现代革命和社会历史运动的变迁、两大历史任务的不断解决、走向近现代化的历史变迁及党领导人民跨世纪的创新实践等）的教学中立足中国近现代史的大的发展阶段的展开讲解才能得以体现并最终落实[1]。本门课程绝非突兀地孤立于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之间，实则与其有紧密的内在逻辑，进而形成课程系列设置与教学基本思路。“思品”课程涉及学生个人道德修养的提高和自我人格完善的个人层面[2]，“原理”则主要涉及学生观察思考世界特别是社会革命历史运动的科学原则和思维方法的层面[3]，而“毛”则显然聚焦到学生了解掌握党领导人民奋斗的历程和理论的国家治理这一层面[4]，“纲要”课程则是勾连“西马”和“中马”，即展示“西马”何以深化为“中马”的中间桥梁和社会历史背景，他肩负的是推动学生完成民族国家认同的光荣使命。
第二，本课程就根本属性而言不是政治的历史，而是历史的政治，归根结底属于意识形态的政治理论课。虽然同属“05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相关课程，本课程却有着不同于其他三门政治课程的显著之处，即同时兼有历史和思想政治两门课程的色彩，实际形成作为政治理论课程的本门课程恰恰以历史内容为主的独特景象。由此带来教学过程必须正视、无法绕过前述有关课程性质定位的关键问题。这个作为政治的历史还是作为历史的政治，既是历史教学与思想教育关系的关键问题，又包含两个相互关联层面：讲授教师扮演角色的定位与本门课程根本性质的厘定，其中前者的解决往往来源于对后者的清醒认识和精准把握。本门课程归根结底属于政治理论的意识形态课程，而不是纯粹的历史课程，是作为历史的政治而不是作为政治的历史，因而侧重点不在历史关注细节而在于政治要求的线索、规律及其整体把握。任课教师不是在讲授作为政治的历史因而是历史教师，而是在讲授作为历史的政治因而是政治教师。正因如此，任课教师及其教学不可能其实也没有必要沉浸在纯粹的历史细节的深耕细作上。
第三，本课程教学任务（内容、结构和知识点）的庞杂众多与教学设计（课时与实践教学）的压缩简略之间存在巨大张力。“纲要”课程涉及的中国近现代史体大思精、问题众杂、头绪繁多，领域广博，其教学任务远非轻描淡写般轻松自如。但是出于“05”方案的整体安排与基本思路的相应考虑，再加上各个高校开设讲授面临的各种实际原因，本课程所给课时少之又少，由此造成任务与设计之间与生俱来的结构性矛盾和冲突。课程本身涉及的教学实践环节在设计和开设中基本被简略，留给这门课程教学讲授可以发挥的空间和舞台因此进一步受到严重压缩。在这种情况下总结教学特色，只有从课堂教学本身打转思量了，就是在不断深化教学中围绕教学规律总结教学特色。
第四，本门课程与受众学生的既有知识和其他课程的相关内容与生俱来地存在重置、至少部分重合的结构性矛盾和冲突。不分文理科的高中生在中学阶段，特别是高中阶段所学历史内容都涉及中国近现代史，甚至在相当长时期内还以这一内容为重点，这在文科生群体中表现尤为明显。因此，本课程明显在涉及内容上与受众学生，特别是经历专门训练的文科生既有知识呈现重置、重复的巨大张力。除此之外，本课程与“毛”中的思想讲解不能回避的历史背景、内容与知识出现部分重合的巨大张力。现在问题是在一所文科生为主的文科高校开设讲授本门课程，单纯围绕线索阶段展开、突出教学目的和主旨的特色，显然会因受众学生的需求难以满足而不能做到最起码的因材施教。前述本门课程的特征和结构性矛盾和冲突又要求必须围绕线索阶段展开、突出教学目的和主旨。这一悖论唯一的也是可行的破解之道是延伸课堂教学、打破课堂有限时空的限制，进一步开展课堂之外的教学互动。因为要厘清作为政治理论课的“纲要”课与中学历史课、大学本科历史专业“中国近现代历史”课及“毛”课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促进“纲要”课教学效果的增强，以历史细节论证历史逻辑的方法丰富教学手段，提高学生学习、思考的兴趣，这是我们必须考虑和努力践行的。而这只有靠增强课堂上下、内外的教学互动（或者在课间围绕学生的问题、思考辩难质疑、相互砥砺，或者在课堂外通过电子邮件、电话和校园偶遇展开络绎不绝的讨论和沟通）。当然这就对任课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增强更重的教学工作负担。
二、关于“纲要”课程的教学特色
正是从上述关于“纲要“课程教学规律的精准把握和理性思考出发，其自身特色就有迹可循并富有逻辑地呈现为突出线索阶段教学、着眼历史国情教育。再进一步深究其理，不难看出至少包括两个重要层面，其中围绕线索阶段展开，突出教学目的和主旨是就教学内容、结构和相关安排的具体层面而言的，而增强课上课下互动，着眼历史国情教育则是就教学手段和整体境界的更高层面而言的。具体展开可作如下初步理解：
第一，围绕线索阶段展开，突出教学目的和主旨这一特色设计的教学内容、结构和相关安排是有具体指涉的。这里强调的线索就是为突出中央设计的这门课程两个了解、三个选择的教学目的和主旨，强调在教学中应当着重把握近现代革命和社会历史运动的变迁、两大历史任务的不断解决、走向近现代化的历史变迁及党领导人民跨世纪的创新实践等主要方面和重大问题[5]，简而言之，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何以成此、何以在斯及何以往赴的基本脉络、基本样态及基本趋势。这里强调的阶段乃是紧扣教材、课程内容和近现代史实际情况的三大历史阶段：110年的近代史，其间包括风云变幻的前80年旧民主主义革命和翻天覆地的后30年新民主主义革命两大具体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来年的一大阶段。
第二，增强课上课下互动，着眼历史国情教育这一特色则是必不能少、无可或缺的。别的政治课程本身就有教学实践环节，而本课程则从设计伊始就略去此一重要环节，别的政治课程本身就十分充裕宽松，而本课程同样在设计伊始其课时就少得可怜。延伸课堂教学，即增强课堂上下、内外的互动就成了不得不为之的负责任的举动、就成了不得不为之的勇于担纲的特色方式。关于本课程教学诸多方面的相关探讨，都无法回避、必须追求的题中应有之意的鲜明特色，就是必须使一切教学活动和各种努力最终应当着眼历史国情教育，即关于中国近现代史面临的特殊国情、社会历史条件、革命运动独特规律、所处时代的鲜明特征和社会基本性质及其历史变迁，从而达至推动学生形成国情历史意识、完成民族国家认同的应有责任与义务。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这一“理论理性”在教学实践中的持续深入，必然带来与这一过程伴行而生地“实践理性”，就是本文前述相关的课程特征与教学特色。这门课程应当且必然继续开设讲授着，使其本身的“理论理性”继续带来相应的“实践理性”，从而形成“理论”与“实践”两大理互式推进演变的状况。从事本课程一线教学的教师，特别是大量年富力强的青年教师，理所应当地在这一状况中不断努力经由“理论理性”的教学实践而生产推出自己的、类似这里的所谓“实践理性”，做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光辉业绩。
参考文献：
[1]本书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8.
[2]本书编写组.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律基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8.
[3]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8.
【关键词】信息技术中医药分析鉴定中医药辅助设计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现代信息技术也迅速地应用到各个领域。信息技术在医药学领域的应用和其它学科一样也十分普遍，尤其是在西医药领域，各种应用应运而生，而中医药领域的计算机应用起步却比较晚。近年来，随着一些新方法、新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结合，信息技术在中医药领域中应用的速度和质量稳步提高，有力地促进了中医药事业的快速发展。近年来信息技术在中医药领域主要应用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医药分析鉴定识别
由于中药材品种数量日益增多，因此一些珍贵的中药材出现大量赝品，虽然传统的中医药检验方法经历长期实验，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个人主观经验、地方局限性、中成药组方和工艺的复杂性以及方法的准确性和广泛性等原因，鉴定分析结果容易造成失误。而计算机具有下面几大功能：强大的数据检索功能；图像被完全格式转化后，可用特定的图像分析程序进行分析测定；用模糊数学的方法对检测数据进行处理，衍化为聚类分析和模式识别技术。正是利用了计算机的这些功能与常规的中医药分析鉴定方法相结合，才形成了独特的计算机中医药分析鉴定技术。
1.中药材质量及真伪鉴定。应用计算机图文管理功能，将生药原植物图、生药标本图、药用部位图（多幅），通过彩色扫描或者数码照相摄像采集信息，形成GIF或PIG图像文件，经过图像标准化、压缩、编码、分类建立图文数据库。同时选用生物标本对生药的理化性质、化学组成等特征建立特征代码库，其特征代码库可以包括近红外图谱、提取物的紫外光谱、毛细管气相色谱裂解图谱、挥发油成分的闪蒸气相色谱图谱等。鉴别时只需输入其外形的特征代码，通过计算机检索其图象，利用辅助特征代码数据检索来确定某种药材，提高鉴别速度和精确度。
2.中药制剂成分分析。药物分析是计算机应用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特别是化学计量学方法的引入，给药物分析注入了更强劲的活力，应用最为广泛的是计算分光光度法，如双波长分光光度法、三波长分光光度法、导数光谱法、正交函数法、导数光谱等值点法等，在中药制剂的分析中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些方法均以计算机技术为手段，可不经分离用紫外光谱法直接测定混合物的组分，通过数学方法消除干扰因素。但由于中药本身因原料来源等的差异，一些干扰组分的不确定性，有时会造成试验重复性不理想等问题。为此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讨，也衍生了不少新的方法，如遗忘因子分光光度法、双波长回归分光光度法、导数光谱系数倍率法、互补三刺激值法等。特别引起关注的是一种全新的模拟人脑功能的信息处理方法一人工神经网络技术。它主要借鉴了人脑神经系统处理信息的过程，以数学网络拓扑结构为理论基础，以巨量并行性、高度的容错能力、信息加工和存储的一体化、自组织自学习功能为特征，其处理复杂信息量的速度和能力是传统的处理方法无可比拟的。人工神经网络技术在中药制剂分析中已初步得到了应用，随着方法的不断完善，其应用将会更广泛。
二、中医药辅助设计
中医药研究各个领域计算机辅助设计应用最为多见，是进行中药现代化研究的行之有效的方法，通过了解复方相关组分的信息，采用计算机模拟筛选方法探讨其可能的作用机制，再利用实验加以验证，方便实验进程的实施，快捷地达到实验目的。
近年来，应用各种理论计算方法和分子模拟技术，进行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已经成为国际上十分活跃的研究领域。其中高通量药物筛选技术将大大推进中药现代化进程。高通量药物筛选是集计算机控制、自动化操作、高灵敏度检测、数据处理和自动采集和处理于一体，以药物作用靶点为主要对象的细胞和分子水平为筛选模型，通过样品于靶点结合表现，判断化合物的生物活性，从而实现药物大规模、快速、微量的筛选。高通量筛选促进中药研究主要体现在：①对中药中各种成分进行大规模生物活性筛选和开展全面广泛研究，真正做到对中药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开发；②在分子水平、细胞水平阐明中药的作用及其作用机制，提高研究水平和层次。
关键词：气候变化；气温；降水；日照
中图分类号：P46文献标识码： A
0引言
近年来,全球气温明显上升,天气气候极端事件频繁发生,不仅对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影响,还对人类生活和生态环境构成威胁。因此,气候变化的研究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万安县位于江西省中南部，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热量丰富、雨量充沛、光照充足，四季分明。利用万安县50多年的气温、降水、日照资料，统计分析万安县的气候变化，初步探讨了万安县气候变化规律，为气候分析预测提供依据，更好地服务于政府和广大民众。
1 资料和方法
选用万安县国家气象观测站1961―2010年的年降水量、气温、日照等资料，绘制变化曲线和5年滑动平均曲线，以年代为自变量，各要素为因变量，用最小二乘法估计气候变化趋势函数(y=ax+b)分析年际、年代际和四季的变化特征[3]。
2 气温的变化特征
2.1 平均气温的变化特征
分析万安县的年平均气温变化（图1）可知，平均气温呈递增趋势。万安县1961-2010年气温平均值为18.5℃，这段时间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呈冷、暖两个时期，1981―1990年为相对冷期，持续时间长达10年，该时段负距平占70%，平均气温为18.2℃，比历年平均值偏低0.3℃，万安县50年平均气温最低值出现在1984年，气温偏低1.0℃；2001―2010年为相对暖期，正距平占80%，该时段平均气温为18.8℃，比历年平均值偏高0.3℃，平均气温最高值出现在1998年，气温偏高1.1℃。统计1961―2010年的观测资料，建立一元回归方程为：Y（t）=18.51+0.022t （1）。结果表明万安县平均气温每10年上升0.22℃。其中，春季、夏季、秋季、冬季万安平均气温每10年上升0.09℃，0.04℃，0.06℃，0.10℃，表明万安县50 年平均气温的上升以冬季气温增暖贡献较大。
2.2 平均最高、最低气温变化特征
分析表明，万安1961―2010年的年平均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都呈现上升趋势 ，其中年平均最高气温以0.09℃/10a 的平均速率上升，最低气温则以0.118℃/10a 的平均速度上升，
是最高气温增温速度的1.31倍，存在较为明显的不对称性。
图11961-2010年万安县平均气温及5年滑动平均分布图
3 日照时数的变化特征
3.1 年日照时数的变化特征
万安县日照时数平均值为1710.3h ，年日照时数最多为2158 h，出现在1963年，日照时数最少为1321.9h，出现在1997年（图2）。50年来万安县日照时数呈现减少趋势，其变化的气候倾向率约为−24.2h/10a。从年代际变化看，日照时数在20世纪70年代持续偏高，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日照时数基本接近均值， 90年代后期至2010年，日照时数大幅度减少。年日照时数振幅变化规律为：80年代振幅较小；60年代、90年振幅摆动较大，最多和最少年日照时数均出现在该时段内。
图2 1961-2010年万安县年日照时数统计图
图31961-2010年万安县年日照时数累积距平变化
从万安县年日照时数累积距平变化曲线来看(见图3) ，20世纪50年代初期日照呈下降趋势，50年代中到60年代未呈线性增多趋势，70年初到80年代中为稳定少变期，1988年以后日照时数呈波浪式递减趋势。3.2 四季日照时数的变化特征
1961―2010年万安县春、夏、秋、冬各季日照时数变化趋势与年日照时数的变化相同，呈减少趋势。但各季节的变化情况不一样，其中夏、冬两季减少较大，春、秋两季的变化较小（表1）。多年季节日照时数平均值从大到小的顺序为夏季>秋季>春季>冬季。
表1 1961-2010年万安县各季日照时数平均值和线性倾向率
4 降水量的变化特征
4.1 年降水量的变化特征
分析万安站1961―2010年的年降水总量，发现该地区年降水量呈减少趋势，其减少率为259.0mm/10a。多年平均年降水量为1415.0mm，最大年降水量为2091.9mm，出现在2002年；最小年降水量为796.6mm，出现在1963年，最大与最小年降水量相差约1.6 倍。70年代―80 年代降水量趋于平稳变化期，90年代中期以后至2010年，降水总量开始发生较大波动变化，大涝大旱年份频繁发生。
4.2 降水量年代际变化
以万安站多年平均降水量为比较对象，通过统计万安1961―2010年的平均降水量，对万安站各年代的年降水量进行了丰、平、枯水期的分析。其中90年代为丰水年；70年代和2001―2010年接水年；60年代和80年代为枯水年。根据（图3）分析降水量年平均距平值可知：90年代为降水高峰期，其平均年距平值达到+100.2mm（ 显著偏多）。出现了1997年（ 年降水量2084.8mm）和2002 年（年降水量2091.9mm）两个大涝之年；70年代的降水总量正常，70年代和2001-2010平均年距平值分别为−18.0mm、-17.0mm（降水正常），该时段内各年降水总量变化不大，趋于平均；60年代和80年代降水偏少，其中，60年代的降水总量最少，平均年距平值为−42.9mm。
4.3 旱涝等级
用年降水量的距平百分率（P）将旱涝分为如下7 个等级[4]：
①P≤−60 特旱 ；②−60＜P≤−40 重旱 ；③−40＜P≤−20 轻旱； ④−20＜P≤20 正常； ⑤20＜P≤40 轻涝 ；⑥40＜P≤60 重涝； ⑦P＞60 特涝。
分析表明，万安县在过去50年中旱涝总年份占到94%，其中旱年占48%，涝年占46%，旱年比涝年发生次数稍多。因此，旱涝灾害年以特涝和特旱为主。
5 结论
通过对万安县主要气候要素的特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1）万安县平均气温呈递增趋势，变化趋势为每10年上升0.22℃，且阶段性明显；历年和四季的平均最高气温、平均最低气温均成上升趋势，但上升幅度却呈现非对称性；各季平均最低气温的升温速度均远大于最高气温的升温速度，成为气温日较差缩小、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
（2）万安县日照时数呈现减少趋势，其变化的气候倾向率约为−24.2h/10a，历年日照时数呈波状变化。四季日照时数也呈减少趋势，且春季减少最为明显。
（3）万安县年降水量呈先增后减趋势，年内、年际降水分配不均匀， 90年代和2001―2010年降水偏多；70年代和2001―2010年接均值；60 年代和80年代降水偏少。
（4）1961-2010年万安县旱涝总年份占到94%，其中旱年占48%，涝年占46%，旱涝灾害年以特涝和特旱为主。
参考文献：
[1]刘志超,孙智辉,雷延鹏,曹雪梅;延安地区近50年气候变化的特征分析[J]; 陕西气象;2010年01期
[2] 戴熙敏,张超美;江西省冬季异常气候特征分析[J];江西气象科技;2001年04期
关键词 管理会计 信息 质量特征
1 会计信息质量特征
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是指为了实现会计目标而要求会计信息应具备的品质。会计的基本目标就是为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是对会计目标的具体化，它主要回答什么样的会计信息才算有用或有助于决策。它是会计人员在提供会计信息时所应追求的质量标志，是评价会计工作成败的标准。因此，会计信息必须符合或具备一系列质量特征。
在确定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时，要首先考虑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及其特点。会计信息系统所积累的信息主要是向企业内外部使用者提供。由于信息使用者的不同，由此产生了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两个子系统。财务会计主要为投资者、债权人，政府机构以及其他的企业外部使用者提供财务会计信息，即侧重于为企业外部关系人提供信息服务，发挥会计信息的职能，从而要受企业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制约。其提供信息的质量特征一直受到中外会计界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已取得相对一致的认可，主要包括客观性、可比性、一贯性、相关性、及时性和明晰性等。在我国这些质量特征是通过企业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规定来约束和实现的。财务会计师只要遵循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要求来提供财务会计信息，就能满足企业外部信息使用者的需要。
2 管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
管理会计主要为企业内部管理人员的计划、控制、决策等管理活动提供信息服务，发挥会计信息的管理职能。管理会计信息的加工和输出，只服从管理人员的需要，不受法定会计规范和固有会计程序的束缚，它主要通过预测、计划、、评估、比较等程序加工信息。但管理会计信息对管理当局的有用性取决于其所提供信息的质量特征。管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是管理会计目标的具体化，而管理会计目标则是决定管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基础。直到，管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尚未引起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视，更未达成共识。笔者认为，根据管理会计的基本特征和侧重于为企业管理者提供信息服务这一基本目标，管理会计所提供的信息必须具备以下质量特征：
2.1 相关性
相关性是指管理会计所提供的信息与管理当局的决策相联系，有助于提高管理人员决策能力的特征。无论是进行短期经营决策还是进行长期投资决策，都需要在备选方案中寻找最佳方案并做出判断和决策。只要存在可供选择的不同方案，就表明决策中存在“差别”，需要进行、比较和评价，以便从“差别”中选出理想的方案，作为未来行动的依据。因此，管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就是指帮助信息使用者提高决策能力所需要的那种发现“差别”，分析和解释“差别”，从而能从“差别”中做出选择和判断的特征。故相关的会计信息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通过预测获得未来信息，二是在各可供选择的方案之间发生的各种用货币计量的“差别”。为此，会计人员必须熟悉企业的经营活动，并了解管理当局的信息需求，以便从大量的数据中，选择对管理当局决策有用的重要信息。特别是在当今的信息爆炸，这一选择过程将更为困难。要完成这一任务，会计人员首先必须确定管理当局决策对信息的需要性，然后对各种可取得的数据加工分析，并从中选择对管理当局决策有用的信息。
2.2 及时性
及时性是指管理会计必须为管理当局的决策提供最为及时的、迅速的信息。只有及时的信息，才有助于管理当局做出正确的决策；反之，过时的信息将会导致决策的失误。强调信息的及时性，必须明确及时性与精确性的关系。在需要信息时，速度往往高于精确。信息获得速度越快，则经理人员越能迅速解决。经理人员往往宁愿以牺牲部分精确性换取信息的立即可用。因此，在管理会计上，估计值或近似值可能比精确的信息更为有用。及时性本身不能增加相关性，但不及时的相关信息将使相关性完全消失。
在某些情况下，管理会计信息的及时性，要求会计人员定期提供计划性信息。例如，每日的现金收支报告，将有助管理当局有效地管理安排日常现金使用。而每周的产品成本报告，则有助于管理当局对产品成本的有效控制。在另一些情况下，管理会计信息的及时性，则要求管理会计师以不定期为基础或只在需要时编制管理会计报告，为管理当局提供决策信息。
2.3 准确性
准确性是指管理所提供的信息在有效使用范围之内必须是正确的。不正确的信息会导致管理当局的决策失误。例如，如果将一份不准确的有关客户过去的付款情况的报告提交给管理当局，就将使管理当局做出给客户提供信用的不明智决策。强调信息的正确性，必须明确信息的正确性和精确性两个不同的概念。要求提供正确的信息，并不意味着要求提供的信息越精确越好，在许多情况下，采用近似的，以线性关系代替非线性关系，以基于确定性方法代替基于不确定性的分析方法，反而可以取得较好的实践效果。例如，在制订生产计划时，有关未来销售的预测数据，比来自过去销售的精确数据更为有用。
2.4 简明性
管理会计信息的价值在于对决策有用。而简明性是指管理会计所提供的信息，不论在还是在形式上，都应简单明确，易于理解，使信息使用者理解它的含义和用途，并懂得如何加以使用。明确而易于理解的信息，有助于管理人员将注意力集中于计划与控制活动中的重大因素上。例如，在管理当局提供有关成本控制的信息时，揭示成本差异的信息将有助于管理当局重视差异，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不利差异，保持有利差异，从而促进的健康。
2.5 成本——效益平衡性
以上各项管理会计的信息质量特征可以看作是为适应管理当局的各种需要提供信息的通用指南。在运用这些指南时，必须同时考虑各管理人员的各种特定需要，并根据其需要提供管理会计信息。但取得这些信息要花费一定的代价。因此，必须将形成、使用一种信息所花费的代价与其在决策和控制上所取得的效果进行具体对比分析，借以确定在信息的形成、使用上如何以较小的代价取得较大的效果。无论信息有多重要，只要其成本超过其所得，就不应形成、使用这一信息。因此，信息的成本——效益平衡性，可以看作是管理会计信息的一个约束条件。 3 结语 企业会计由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两个子系统构成。无论是财务会计或管理会计所提供的信息均应具备一系列质量特征，才能更好地实现会计目标。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已为人们所共识，并体现于企业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等相关会计法规之中。而管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一直被人们所忽视，尚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和相对一致的看法。根据管理会计的基本特征和目标，管理会计提供的信息应具备相关性、及时性、准确性、简明性、成本——效益平衡性等质量特征。
[关键词] 中级财务会计 对比分析法 教学
“中级财务会计”是会计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它主要阐述企业财务会计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传统会计主要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运用复式记账原理,按照规定的程序,对某一会计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记录、计量、分类整理,定期编制反映一定期间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情况的合计报表。
一、《中级财务会计》课程特点
由于会计是一门随总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发展而发展的动态学科,因此,理论界往往把会计工作的具体内容概括为财务会计的定义:财务会计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法规、制度的规范要求,运用若干普遍接受的合计惯例,通过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等程序,对企业或其他主体范围内的大量的、日常的业务数据进行加工,把数据转换为有助于决策和合乎其他日标的有用信息,旨在向企业或其他主体外部提供以会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将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定义为:由目标和与它关联的基本概念组成的一个连贯、协调、内在一致的理论体系,用于评估企业财务报告,解决会计准则尚未规定而产生的新的会计问题,主要包括财务报告的目标、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财务报告要素、报表要素的确认和计量原则等基本问题。
二、对比分析法的作用
对比分析法又称比较分析法,是通过经济指标在数量上的比较,来揭示经济指标的数量关系和数量差异的一种分析方法。对比的方法是会计分析最基本的分析方法,没有比较就没有分析,不仅对比分折法本身在会计分析中被广泛应用,而且其他分析方法也是建立在对比分析法基础上的。而在财务会计的教学中,不仅要让学生学会在财务会计实务中使用对比分析法,还要将对比分析法运用在教学方式中。
思维品质是各种品质的基础,思考能力是各种能力的灵魂。”思维能力是人才必备条件之一,不善于思维,很难成为高级人才。培养思维品质是发展智力和能力的突破口。在中级财务会计的教学中融入对比分析法,抓住共性和特点,进行比较分析,针对异同,探索原因,弄清优缺点和适用范围,寻根究底,提出新设想、新方案,不仅有利于融会贯通,掌握基本理论,还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素质和创造能力。
三、对比分析法的应用方法
比较法是对具有某种联系的事物,通过对比、分析,以认识其差别、特点和本质的方法。比较法运用广泛,有各种具体的比较方法:
1.按比较对象是否相同分类。同类比较法:它是同类事物中各种事物之间的对比,以认识其共同点、差异点和本质的方法。同类比较主要是对相同的事物中认识其相异点,即“同中有异”。这种同类是相对的,可大可小。如中国与美国会计管理体制的比较,中国与美国注册会计师管理的比较;在研究中,中国的《财务会计》与日本的《财务会计》的比较,中国的“资产的确认与计量”与日本的“资产的确认与计量”的比较;国内的不同单位编著和出版的相同的《会计原理》(或《会计基础》、《基础会计》)的比较等。
异类比较法:它是异类事物之间的对比,以认识其共同点、差异点和本质的方法。异类比较主要是对相异的事物中认识其相同点,即“异中有同”。如会计工作与审计工作的比较,会计师事务所与审计事务所的比较,会计核算与统计核算的比较,研究方法与统计方法的比较,会计科目与统计指标的比较等。
2.按比较对象的历史发展分类。纵向比较法:它是同一对象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对比,以认识其发展变化规律的方法。这种比较法是同一对象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比较。如现代会计学与近代会计学、古代会计学的比较,现代记账方法与近代记账方法、古代记账方法的比较,现代会计机构与近代会计机构、古代会计机构的比较。
横向比较法:它是比较对象在同一历史发展阶段的对比,以认识其共同,点、差异点和本质的方法。这种比较法是比较对象在同期的比较。如在古代社会或近代社会、现代社会,中国与西方国家记账方法的比较,20世纪90年代中国会计理论与西方国家会计理论的比较。
3.按比较对象是否宏观。宏观比较法。它是比较对象在大范围内的对比,以认识其共同点、差异点和本质的方法。如中国会计法规与美国会计法规的比较,我国会计管理学派与会计信息学派的比较等。
微观比较法:它是比较对象在小范围内的对比,方法。如某地国有大中型商业企业人员职务结构的比较。
4.按比较对象的要求分类。现象比较法:它是比较对象在表面现象上的对比,以认识其共同点、差异点和本质的方法。对表面现象(如事物的数量特征)进行比较,目的在于透过现象认识本质。如同行业各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比较。
本质比较法:它是比较对象在本质属性上的对比,以认识其共同点、差异点和本质的方法。如企业信用等级的比较,同行业各企业实行目标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比较。
5.按比较对象的项目分类。单项比较法:它是比较对象在某项特征上的对比,以认识其共同点、差异点和本质的方法。如某行业各企业机构设置的比较,某行业各企业利润指标的比较等。
多项比较法:它是比较对象在若干项特征上的对比,以认识其共同点、差异点和本质的方法。如某行业各企业机构、人员的比较,某行业各企业利润指标、资本指标和成本指标的比较等。
6.按比较对象是否定性和定量分类。定性比较法:它是比较对象在性质上的对比,认识其共同点、差异点和本质的方法。比较对象可以在某项特征上或多项特征上进行对比。如某部门各企业生产同种产品的质量比较。
定量比较法:它是比较对象在数量上的对比,以认识其共同点、差异点和本质的方法。比较对象可以在一项或多项标志上对比其数量。如某部门各企业社会员献率或社会积累率的比较。
参考文献:
[1]罗殿英:中级财务会计[M].大连出版社.2009(11)
关键词：广州；近代建筑；建筑饰面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641（2017）02-0021-06
收稿日期：2017-03-06
修回日期：2017-03-23
Abstract： Guangzhou has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modern architectural heritage， which has multiple building facing types. The diverse facing constitutes the unique city historical style of Guangzhou. The study of modern architectural facing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continuation of historical landscape in Guangzhou.By using the methods of spot investigation， mapping drawings and relevant document’s collection，we categorized main facing types and applica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the research aim to find out some enlightenment for today’s facing design， so as to be a better continuation of Guangzhou city historical landscape.
Key words： Guangzhou； Modern architecture； Building facing
广州作为近代大都市的典型代表，近代建筑遗存众多，在秉承岭南传统装饰工艺砖石雕作、木雕、灰塑等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多样的建筑饰面，如清水砖墙饰面、石材饰面、拉毛粉刷饰面、水刷石饰面、水磨石饰面、面砖饰面等，各类饰面异彩纷呈，构成了广州独具特色的城市历史风貌。
1广州近代建筑的典型饰面
通过对广州各类近代建筑的现场调研、查阅部分测绘图纸和相关文献史料[1]，从而归纳出广州各类型建筑的饰面有如下六种主要类型：
1.1清水砖墙饰面
清水砖墙指砖外墙砌成后，只需要勾缝即完成工作，不需要进行外墙面装饰，质量高且美观的砌砖本身加上规范整齐的灰缝构成了优美的建筑外观。清水砖墙工艺在中国古已有之，广州传统建筑通常运用“丝缝”“淌白”“糙砌”等工艺砌筑清水青砖墙，砌筑的墙面平整而美观，特别是丝缝做法，广州地区俗称“壁上磨”，墙体砌筑完毕后还须进行水磨青砖，使墙面平滑如镜，多用于门面等部位[2]。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式红砖开始广泛运用于沙面租界建筑和各地西洋式建筑[3]，洋务运动之后，机制红砖的生产从无到有，产量不断提高，红砖被用于各类西式建筑，清水红砖墙饰面也成为这类建筑的标志性“外衣”，成为广州近代建筑重要的外墙饰面类型之一。
有别于传统清水青砖墙，近代广州的清水红砖墙主要采用英国式砌法（English bond）和佛兰芒式砌法（Flemish bond）（图1），并在墙腰、窗套、檐口、窗下墙等装饰重点部位做出线脚花饰和拼花图案，再结合不同勾缝的处理营造出更为丰富的装饰效果。典型代表如岭南大学（现中山大W）马丁堂，该建筑采用的中式屋顶和西式墙身的组合方式奠定了岭南大学建筑风格的基调[4]（图2）；沙面大街2、4、6号原海关馆舍，正立面红砖白缝的清水砖柱与白色饰线搭配，使得体量庞大的建筑看起来轻盈通透，是为典型的安妮女王复兴风格特征（图3）。
1.2石材饰面
广东的石矿资源较为丰富，远古时代便已开采。在广州传统建筑中，石材主要用于基础、台基、柱梁、门窗套等，通过石面本身的纹理图案和精美的雕饰表达装饰效果。
近代以来，石材也被应用于广州各类西式建筑中，除了整石砌筑的石构建筑如石室圣心大教堂等，石材也被用于半地下室外墙、基座层外墙以及各类西式建筑元素如柱式、山花、额枋等处。对于此类的石材饰面，严格来说也属于“清水”饰面形式的一种，即通过石材本身的表面纹理、砌筑方式和石作线脚来表达装饰效果。典型代表如粤海关旧址基座层粗斫的蘑菇状花岗岩饰面（图4）。而石材作为贴面材料应用于广州近代建筑的实例也有不少，如原市立中山图书馆大厅的大理石墙裙和铺地，中山纪念堂的大理石铺地，辽宁青石墙裙，等。
1.3水刷石饰面
水刷石在广州地区又被称为“水洗石米”“洗石子”“上海批荡”，是以水泥砂浆为胶凝材料，以小粒径的天然石粒石渣为骨料，混合制成水泥石渣混合浆涂抹于建筑表层半凝固后，用毛刷蘸水刷洗并以水喷淋使石渣半露后硬结形成的饰面层。水刷石因经济实用、耐久耐候及其天然美观的装饰效果在20世纪初传入广州之后就得到迅速推广，广泛应用于各类建筑，成为清水砖墙饰面之外最为常见的饰面类型之一。
作为一种仿石饰面，通过不同粒径、色泽、质感的石粒石渣以及色料的选择，再结合分格缝的处理，水刷石可以模仿天然石材的装饰效果。同时，水刷石具备很强的可塑性，不仅可以替代石材装饰整个立面，还可以作出复杂的线脚、花饰来表达各类西式建筑元素。
基督教东山堂采用白色水洗石米外墙，通过分格缝模仿石砌立面，远远观之似与石材无二（图5）；龙津西路83号原昌兴大押为骑楼建筑，正立面的仿爱奥尼式柱头、巴洛克浮雕都体现了水刷石的可塑性（图6）。
1.4水磨石饰面
水磨石同水刷石一样也属于仿石粉刷，在广州地区又被称为“水磨石米”“磨石子”“意大利批荡”，是在水泥浆内加入石粒和颜料，制成水泥石粒浆进行罩面粉刷，然后再进行水磨磨光，制成可见石粒的平整饰面[5]。根据骨料、颜料的不同可以制作出色彩、图案丰富的水磨石。
水磨石强度高、耐磨耐水的特性在潮湿多雨的广州地区既不容易褪色也不容易脏污，非常适合作室内墙裙饰面、地面铺装以及室外图案装饰。所以广州近代建筑虽然没有把水磨石作为主要的外墙饰面材料，但常用于檐下彩绘装饰、柱身饰面、地面铺装、楼梯饰面、室内墙裙饰面，应用也十分广泛，典型代表有中山纪念堂，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区的理学院生物地质地理教室（现华南农业大学5号楼）（图7）、文学院楼（现华南理工大学5号楼）等。
1.5拉毛粉刷饰面
拉毛粉刷是在水泥砂浆或水泥混合砂浆抹灰中层上，抹上水泥混合砂浆、纸筋石灰或水泥石灰浆等，并利用拉毛工具将砂浆拉起波纹和斑点的毛头，做成装饰面层。作为西方传统的外墙抹灰工艺，拉毛粉刷随着西方建筑体系的引入而应用在广州的近代建筑中，常见于沙面洋行建筑、骑楼商业建筑、近现代住宅等。
岭南建筑师黄玉瑜设计的自宅，外墙采用乳黄色水泥花饰拉毛粉刷，花朵形的拉毛图案形成了丰富的装饰效果，与底层的火焰形券一道构成了西班牙风格的建筑特征（图8）；光孝堂采用红砖砌筑，外墙全为黄沙水泥拉毛粉刷饰面，与中式坡屋顶组合，融西方建筑艺术与岭南特色于一体；同光孝堂一样采用红砖砌筑和黄沙水泥拉毛粉刷外墙饰面的龙骧大街8、10、12、14号民居，其方正的体块和立面几何形的装饰线条则体现了早期现代主义的建筑风格。
1.6面砖饰面
面砖材料也是近代以来出现的饰面新材料，广州近代建筑饰面常用的饰面砖主要有泰山砖、彩釉陶砖、陶瓷锦砖（马赛克）、琉璃砖等，另外广州近代建筑常用花阶砖和水泥花砖作为地面铺装材料，风靡一时。相较于民国中后期上海蓬勃发展的建材业，除了生产花阶砖和水泥花砖，近代广州专门生产外墙饰面砖的厂家较少，几乎全部依靠进口或购自国内上海等地的现代陶瓷制品厂家，如中山纪念堂外墙的黄色泰山毛面砖即来自上海泰山砖瓦公司。
其他面砖饰面，如彩釉陶砖和陶瓷锦砖因其色彩绚丽、防水耐候，多见于广州近代“中国固有式”建筑的檐下、天花和墙身重点部位装饰，以展示各类中式装饰图案。岭南建筑师杨锡宗设计的仲元图书馆、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区教学楼、宿舍楼等建筑的檐下彩画和墙身饰面采用的彩釉陶砖绚丽多彩，至今仍熠熠生辉[6]。
2广州近代建筑饰面的典型特征
2.1装饰艺术的风格特征
从西方建筑体系传入之初的殖民地外廊式风格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建筑风格，广州的近代建筑紧跟西方建筑的潮流，其间各种风格粉墨登场，如古典复兴、浪漫主义（哥特复兴）、折衷主义、中西合璧等等[7]。在这些风格的演变中，建筑饰面作为建筑的“外衣”，也具有了各类建筑的风格特征。
纵观各种风格的建筑，似乎都能见到清水砖墙饰面的影子，然而清水砖很难表达西方古典主义建筑的柱式、山花等部位，最初只能由石材或灰塑等代替，随着水泥的普及以及仿石饰面的引入和发展，古典主义建筑元素得以通过水泥批荡、水刷石、水磨石等新的饰面类型来表达。至于后期的现代主义风格卸下种种装饰时，饰面则成了包裹现代主义“骨架”的“皮囊”，作为装饰建筑的纯粹表皮。
如沙面的K联领事馆，清水砖墙饰面配上白色批荡的饰线，构成了英国维多利亚式建筑风格特征；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区理学院化学教室（现华南理工大学6号楼，图9），其清水砖墙的西式墙身、水磨石的红柱、彩釉陶砖的彩画和涂饰的雀替，以及中国式的大屋顶构成了此类建筑的直观印象，成为“中国固有式”建筑风格的外观特征。
2.2中西合璧的地域特征
西方建筑体系在传入广州之初即存在着文化适应的过程，从最初沙面建筑的西式移植到近代教会建筑的探索实践，再到“中国固有式”形式的提倡与实践，广州近代建筑的饰面成了中西文化表现的载体。同时，广州地区鲜明的传统文化带有强烈的地域特征，转嫁到饰面表现上即是与岭南传统材料、工艺的融合[8]。
如沙面北街73号和沙面大街61号（图10）两处建筑，正立面采用清水青砖与水刷石相组合的饰面形式，将岭南传统的水磨青砖对缝工艺和当时流行的水刷石仿石工艺相结合，形成了中西合璧的地域特征。而教会建筑和“中国固有式”建筑的探索实践则更进一步，除了典型的大屋顶之外，檐下额枋上的彩画饰面、墙身的琉璃砖和灰塑装饰、清水砖拼花的中式图案等，皆从饰面上表达了在西式建筑体系中融合中式元素的欲望。其中尤以表现彩画的水磨石饰面为代表，超脱其作为西式仿石材料的初衷而用来描绘中式彩画，这一饰面本身即是中西合璧的典型，而水磨石也因其适应广州潮湿多雨的气候而被赋予了鲜明的地域特征。
2.3“表里不一”的时代特征
从最初的清水砖墙饰面、石材饰面到随后出现的各种粉刷饰面、面砖饰面，虽然清水砖墙这种“皮骨一体”的饰面类型一直流行着，但由于钢筋混凝土、钢结构等现代结构形式的应用，广州近代建筑饰面走向了内外有别的时代。即使墙内采用的仍是红砖，最外层却可以采取任何类型的饰面。
即使是清水砖墙饰面，当其应用于钢筋混凝土结构之上时，也呈现了其“表里不一”的特征，如建于1934年的国立中大石牌校区发电厂（现华南理工大学发电所餐厅，图11），为现代主义风格建筑，其钢筋混凝土的骨架外包裹的虽然是清水红砖墙，但是最外层的清水红砖已经成为纯粹的外墙面材，长宽尺寸虽与同期其他建筑用砖一样，而厚度却仅约32 mm。其每块砖之间的竖向通缝也诚实地表达了贴面的做法，而不是如砖墙一般的丁顺砌法。
2.4仿石工艺的技术特征
水刷石和水磨石作为仿石饰面，由于其特殊的工艺带有了典型的技术特征。仿石饰面的诉求来自于石材成本过高，以砖石为主要原料的西方建筑体系传入广州的时候即有仿石饰面的探索和实践。如沙面一街3号建筑，外墙饰面为仿海边水成岩石装饰。同样的手法也可见于广东邮务管理局旧址（图12）。
有趣的是水刷石和水磨石这两种仿石饰面发展到后来都超脱了其仿石的初衷，变成了纯粹的建筑表皮或图案纹样的载体。如通过分格缝模仿石砌的勾缝，水刷石可以更真实地模仿石材砌筑的样式，而到了后期，在大片水刷石饰面上，只有横向上有分格缝或甚至直接取消，相较于建筑风格的表现，其仿石的意义和作用相对减弱。而水磨石在广州近代建筑中的运用最初仅限于地面铺装、楼梯、墙裙等处的饰面，但到了吕彦直、林克明、郑校之、余清江等人设计的“中国固有式”建筑中，水磨石因其适应气候的特性成了檐下彩画的载体，这一转变不只是因为其仿石效果，更多的因素还在于其适应V州气候、色彩丰富、拼花自由、不易褪色和剥落的优良特性。
3小结
观察广州当今的城市建筑风貌，众多的近代建筑常被各种新建建筑所包围，新旧建筑杂处，最明显的差异莫过于建筑饰面。随着各种新材料新工艺的出现，现代建筑饰面有了更多的选择，广州近代建筑饰面对于建筑风格、地域、时代和技术特征的表达或许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注：图1根据詹姆斯・W・P・坎贝尔所著一书自绘；图9的测绘图引自赵建华学位论文《原国立中大石牌校区历史建筑保护初探》；图11根据测绘数据自绘；其余照片均为作者自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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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敏锋. 明清广府地区砖作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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