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升伯一生始终不渝地怀有一个梦想：渴望发展我国纺织工业，由纺织业起步，不仅使我国成为一个棉纺大国，而且成为服装时尚的出口大国，继巴黎、米兰之后，将上海做成世界三大时尚中心之一。为实现此理想，李升伯身体力行，鞠躬尽瘁。
投身实业，在南通大力拓展纺织事业
李升伯1896年出生于浙江上虞，1922年留学美国，在宾夕法尼亚纺织学院攻读纺织工程。此后，他先后到美、欧、日六国考察纺织工业，探索实业强国之途。他研究发现，欧美发展之初多由纺织工业起家，便提出培养人才、改良棉种、改进管理和自制纺织机械4项发展我国纺织事业的基础工程。
20世纪20年代初，南通大生纱厂陷于危机。李升伯受大生纱厂张謇邀请，到南通考察了纺织业，并与张謇谈起中国纺织业的发展前途，提出解决市场经营、纱厂管理及发展的想法，此想法与张謇的不谋而合。由此，张謇聘请李升伯担任大生纱厂总经理。到任后，他凭借与钱庄的渊源，聘请了纺织管理人才，废除工头制，建立棉花基地，聚集了一大批纺织专才，创立了我国第一家棉产改进研究所。同时，他增加产品种类，提高棉布质量，并筹措资金，收回大生副厂，建立了发电厂，扩大了经营规模，生产成本逐步降低。经过10多年的努力，不仅挽救了大生纱厂，而且进一步拓展了张謇在南通兴办的各项事业。
李升伯特别注意搜罗人才，集聚智慧。当时，陈维稷刚好从英法学成归国，在南通学院纺织科染化系任主任、教务兼教授，讲授工业化学、染色学等课程。李升伯与陈教授一见如故，两人对于我国纺织业的开拓与发展的见解竟然不谋而合。
抗战时期，制定战后纺织工业恢复规划
抗战初期，李升伯在上海的租界创办了诚孚纺织专科学校（今东华大学前身）。后来，他带领员工撤退到重庆，在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办公地点，着手组织人员研究战后重建规划。
1939年春，陈维稷到安徽青阳从事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受中共的指派回到重庆，担任合作事业管理局特品供销处协理。
不久，李升伯和陈维稷在重庆重逢，两人都有百感交集之意。李升伯对陈维稷学非所用甚为不安，力劝陈维稷继续回到纺织界工作。不久，陈维稷重拾专业，担任了重庆民治毛纺织厂总工程师，并协同李升伯一起制定战后恢复全国纺织工业的规划。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李升伯出任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副总经理、经纬纺织机械制造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有意在沪浙大展拳脚。他调集纺校师生，聘请纺织专家顺利接管日本在华各纺织印染厂，迅速恢复生产，并将战时拟定的复兴建设发展纺织工业的计划付诸实施。中纺公司聘请陈维稷先生出任上海的中国纺建公司第一印染厂厂长。李升伯到达上海后，中纺公司投入实际运作，公司即请陈维稷担任中国纺建公司的总工程师，协助实施在重庆时制定的规划。
重建恢复的第一要务是建立我国自己的纺织机械制造厂，李升伯等人多次带领专家到杭州拱宸桥踏勘，决定将柳州经纬纺机制造厂之设备直接运往拱宸桥工地安装，作为未来大型纺机制造厂的基础设备；并招募专家负责实地筹建。
拱宸桥，地处江南水乡，周边地区盛产棉花、稻米，交通便捷；靠近大都会上海，原料、购销、科技、市场信息均极为便利。土地物色洽购好后，李升伯即请著名美籍华裔建筑师作了初步设计，规划设计未来工厂建筑之蓝图。他兴奋地说：“多年抗战，民生凋敝，百业待兴，不过，等到我们的纺织母机启动，将会生产大批价廉质优的纺机。届时，不仅可以解决大江南北大批工人就业，民生得以改善；而且苏北、江南，以至于华北、东北大平原，包括整个西南地区有大片棉田将为之受益。”
李升伯又道：“我看欧美诸国强盛之路，无不以发展棉纺业为始，今日之中国，经济虽弱，然发展纺业有‘投资少、筹资易’之称，且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能解决大批人员生计，此举乃我们国家创强盛之始也，且人人要穿衣，产品无忧销路。积累了足够资金，就可进而发展重工业及其他产业。我们的经纬纺机制造厂生产之廉价优良织机投入市场，势将产出更多棉布，制成轻柔之服饰，再在上海舞台展示给世人；我国步巴黎、米兰之后，成为全球三大服装中心的设想，指日可待！”
从拱宸桥回来之后，李升伯等人入住西湖湖畔之新新饭店。此时，李升伯推窗外望，只见湖中之小岛孤山历历在目，湖边荷莲斗艳；远眺，湖上之白公堤，云柳拥堤沙。水上游船荡漾，晚风拂过，送来阵阵荷香，令人心旷神怡，不由感叹道：“吾生平发愤，多年来奔波操劳，别无所求，仅四件大事，惟独一件，自制廉价优质之纺机乃吾心腹之忧。而今，完工之日，屈指可数。大功垂成，了却心头之愿，此生无求，别无他愿，足矣！”面对西湖美景，他禁不住触景生情，感慨人生，又叹道：“有道是‘五十而知天命’，吾已五十又一，功绩垂成，当全身而退。上海乃浮华之地，喧哗尘嚣，观西湖之静幽超脱，乃退身之阶也。已令小女佩芸在湖畔筑小屋数椽，聊以避风遮雨。西湖距吾乡之上虞白马湖，乘车只需个把时辰。垂暮之年，垂钓于白马湖畔，泛舟于西子湖上，此生无求！”
此后，他一边调集人力、资金筹建拱宸桥的经纬纺机制造厂，一边在湖畔筹措建造一所小楼（北山路97号），委托龚文千设计图纸、营造等，欲以此小楼作为退隐之所。经纬纺机制造厂开始紧锣密鼓筹建之时，李升伯经常到杭督察业务，虽房子尚未完工，仍不忘前往工地察看。他一向仰慕西湖山水，念念不忘隐退后，能在杭州颐养天年。
解放在即，愿在新中国实现“纺织梦”
1948年6月后，军节节败退，经济上危机重重，已出现了全面崩溃的前兆。此时，经纬纺机制造公司在美国、瑞士订购的大批纺织母机设备已准备就绪，整装待发。这批机器也是战后美国军火工业转为民用后的首批精良重型机械装备。此时，陈维稷拜访了李升伯，谈及解放以后国家纺织业发展的前景。他说：“政权更换，然民生国计，百姓需要吃饭、穿衣乃生存必不可少之举，希望李先生以及那批纺织母机能够留在大陆。”他又说，“全国解放以后，如果有了这批纺织母机，不仅对亿万同胞的生计发生重大作用，而且，还能够重拾当年在重庆规划之纺织梦。”他力劝李升伯将这批母机运回祖国大陆。又说，此举必将实现李升伯一生渴望实现的“纺织梦”。
1949年春，上海面临解放之际，李升伯在上海寓所（茂名南路163弄1号）里接待了一位不速之客，此人是诚孚纺校的一位学生，名陈正诗。陈正诗是中共党员，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前来会见李升伯。他向李分析形势说：“由于时局的变化，‘中纺’员工及诚孚纺校的同学们恳请先生能够留在上海，继续开展公司工作，并开展战后的纺织事业复兴工作。希望升伯先生能够运用您的影响力，保护好‘中纺’的工厂设备，迎接解放。”
李升伯认真听着，思索了一下，说出自己的想法：“我明白你的意思，大势已去，下一个步骤工作就是保护好‘中纺’设备，迎接上海解放。此举当然重要，因为‘中纺’的那些设备与资产对于今后的国计民生会有直接影响。”他停了一下，继续说，“不过，现在‘中纺’各厂的纺织机器数量有限，且大多是日人留下的，难于满足战后和平建设时期的大规模发展需要。经纬纺机制造厂的同人以及诚孚纺校的师生都清楚，多年来我辛苦筹划多年的纺织母机设备（制造纺织机的成套设备）已在美国订购，这些机器能够制造出大批纺织业急需的成套新型纺织机。如能将此套母机运回国内，国内纺织厂将更换新机，不仅老百姓的穿衣问题无须忧虑，而且，对于战后国家的经济复苏，以及今后民族纺织业的开拓世界市场均颇多助益。我在杭州洽购了土地，厂房建造近期已经完成，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此成套机械设备在美国整装待发。只是时局演变，时势难料，听说美国议院有动议，即将对华实行‘经济封锁’。一旦此项议案通过，那套重型机械设备就可能被华府扣留冻结，前景难以预测……近日，我已急电在纽约的两位代表，请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任何代价，无论如何必须赶在两周之内，将这批母机送上轮船，装运回国。”
他看着陈正诗说道：“你知道，这批母机如被华府冻结，那么，不仅我为之奋斗多年的心血付诸东流，而且，今后国家的纺织事业也会倒退多年。因此，我必须要马上赶往香港，指挥他们抢运母机回国……至于这里的情形，有这么多同事的努力，加上你的四处联系，工作一定能做得更好。”陈正诗连连赞许。
不久，李升伯即赴香港。此时获悉美国议会正在讨论议案，即将对华实行贸易禁运的消息，他急电驻美代表，不惜一切代价，排除一切困难，赶在禁运前将在美国、瑞士订购的纺织机械制造母机抢运到香港和菲律宾。
这些机器运抵香港后，除寄放在公共仓库外，为防不测，他将一部分当时最尖端的巨型母机存放在永生、开源厂的厂房内。母机虽运到香港，但西方国家对华实行贸易禁运，仍不能运回国内。李升伯只得以自己的两家厂——永生、开源厂为抵押，向银行购买这批巨型纺织母机设备。
海外赤子，心系祖国纺织业
20世纪50年代初，纺织工业部派代表至香港与李升伯商洽这批母机，希望能运回内地，由国家将经纬纺织机械厂建成，完成他的毕生夙愿，并为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纺织工业奠基。李升伯听后，一口同意，将价值连城之成套制造纺织母机设备全部无偿交给国家。
那批纺织母机终于被装运送达上海，杭州经纬纺机制造厂接到提货单后，龚文千等人到上海提货，以便运回杭州安装。
根据当时中共中央人民政府的考虑，这批成套纺织母机放在沿海地区不安全，决定将它运至山西榆次，装备新中国的第一家大规模纺织机器厂——山西榆次经纬纺织机械厂，使它成为发展建国以后纺织工业的有力基础（拱宸桥的经纬纺织机械厂上世纪50年代后更名为“浙江麻纺织厂”）。
不久，中共中央人民政府委派纺工部的孙友余到港，会见了李升伯。孙感激地说：“李先生为新中国的纺织事业立了大功，政府非常感激李先生的所作所为，不知道我们能为先生做点什么？”
李升伯谦逊地说：“我现在衣食无忧，不需什么帮助。”
孙友余又说：“希望李先生能回到国内工作，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蓄势待发，正需要像李先生这样的建设人才回来施展抱负。您如果回国工作的话，一定会有所作为的，回来后您的地位决不会低于原来的位置。”
李升伯想了想，说道：“现在香港正在开始发展工商业，纺织业刚起步，我的两家厂——永生、开源厂还在筹措之中，百事纷杂，恐怕一时抽不出身来。等到这里的事务告一段落后，我一定会回来的。”他思索了一下，接着说，“不过，我有个女儿在内地工作，务请政府多多关照！”
当时李升伯的大女儿李佩贞夫妇及两个儿子还在国外读书，二女儿夫妻跟李升伯住在香港，内地只有三女儿李佩芸一家，孙友余一口应承。
1952年，他的女儿李佩芸到港探亲，临别时，似有恋恋不舍之情，李升伯一再说：“你回杭州安心工作好了，这里不用牵挂，我已经拜托过我的一位老朋友来照顾你们全家，他是共产党员，在北京很有影响力，不会亏待你们的，你只要能常常回来看看我就行了。”
其实，李升伯为了抢救、购买及存放这批大型纺织母机设备，已欠下了巨额债务。上世纪50年代，由于此笔过于巨大的债务难以偿还，他的永生厂与开源厂深受拖累，资金链断裂，先后被迫停产倒闭。由此，李升伯携眷移居美国，他在美国特拉华大学教书，作为一名助教，逐年用自己的有限薪水，归还为购那批纺织母机所欠下的巨额债务，自己始终过着清贫的生活。此时，李升伯两个正在美国大学读书的儿子也是依靠自己勤工俭学完成学业的。此笔巨额债务直至20多年后的1972年才算最后厘清，李升伯时年已76岁高龄。而他所运回国的纺织机械设备装备了山西榆次经纬纺织机器厂，形成了每年制造纺织机100万锭的能力，为新中国创造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纺织工业，为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支柱产业，这批纺织母机对我国上世纪50—70年代的纺织机器制造与纺织工业及国计民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退休回国，为中国纺织业的强大出谋献策
1978年，已82岁的李升伯先生退休后居住在美国加州的一所公寓，虽然年事已高，仍时时关心着祖国的变化。当他从电视上获悉“”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消息，立即感受到祖国即将要进入全面的现代化经济建设进程了。
有一次，他在电视中看到中新社的一则新闻，谈及上世纪50年代初他将经纬纺机厂机器抢救回国的事情，以及那批机器后来对国家纺织业作出的贡献，令他大感意外。
他没有想到，事隔多年，政府仍记得他当年的所作所为，他也仿佛感受到，这则新闻报导的背后，或许有许多人对他的召唤。此时，他不由得老泪纵横，当即写信给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陈维稷，一方面对政府不忘旧情表示感激；另一方面谈及自己因年老体弱，想念家乡与内地的女儿，渴望回国定居，并说，后悔当初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回国工作。
陈维稷接到信后，立即通过中侨联回信，欢迎李升伯回国参观或定居。陈维稷（1902—1984），1902年10月15日生于安徽省青阳县；1925年—1928年在英国利兹大学学习，后去德国实习；1930年回国后历任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苏州工专教授，南通学院教授、教务长，上海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和纺织系主任。曾任重庆民治纺织厂工程师、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一印染厂厂长、总工程师。20世纪30年代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主持出版《天下日报》和秘密刊物《起来》。193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从事过中共的地方组织建设工作和中共领导的民主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1949年起至1982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纺织工业部副部长；20世纪50年代他主持全国纺织厂开展节约用棉运动，解决了当时国家纺织厂合理使用原料的问题。他曾领导国产棉纺织印染成套设备的研制工作和静电纺纱等重大科研项目并取得显著的成果。
在中央统战部、中侨联的安排下，1979年李升伯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上海。
回国后，李升伯应中央政府纺织工业部、上海市政府邀请，担任上海市纺织局技术顾问。他一方面为看到祖国纺织工业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他当年抢救回国的纺织母机仍在正常运转而兴奋不已；另一方面，又为国内大量纺织机械设备陈旧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产品原始、档次低、质量差、附加值低与工业化发展进程极不相适应而担忧。他向纺织工业部上书，提出发展我国纺织工业的策略。可以说，他的这些建言全部获得中央有关部门的采纳。
这些年来，在担任纺织局顾问期间，李升伯先生尽职尽力，仔细研究分析了近代以来各国工业化发展规律，探讨纺织工业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期的地位和作用，认为由于中国当前工业化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远没有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所以，纺织工业在今后较长时期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尤其是内地人口众多，需要纺织工业这样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提供大量工作岗位。他除了工作、开会外，还到各纺织企业、大学视察和讲学。同时，他撰文倡议国家今后应将发展服装工业作为纺织业的主攻方向，提出要引进最新服装制作设备、技术。他还不断上书纺织工业部，建言在全国高等院校设立服装专业等议题，全部得到政府高层重视与采纳。
一、近代纺织工业兴起的原因
中国近代纺织工业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不断侵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出现的。具体来说，它的兴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1 洋布、洋纱的大量输入，使中国传统手工纺织业受到严重打击，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同时，纺织品商品市场的发展，为近代纺织工业的兴办创造了条件。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凭藉天津、北京条约，不仅继续在通商口岸大量销售洋布、洋纱，而且不断向中国内地渗透，行销日广。据统计，1842年中国常年的进口总值中，棉制品仅占8.4%，1867年上升为21%，到了1885年就以35.7%的优势跃居进口贸易的第一位（注：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第8-9页）。这种状况极大地排斥和打击了中国土制棉纺织品的生产与销售。洋纱以其质优价廉很快挫败土纱，成为中国手工织布者的首选之物。这样一来，手工纺纱者大量减少，手工织布者在洋布的冲击下也日渐减少，中国的手工棉纺织工业不再依赖农业。其结果是，农民劳动力大量过剩，手工业者成群破产，成为兴办近代纺织工业及其近代工业所需的廉价劳动力。与此同时，大批原来纺纱织布以自给的人，成为纱、布的消费者，商品市场上的纱、布流通量扩大了。纺织品市场的日益发展，为兴办近代纺织业创造了条件。
1.2 洋布、洋纱的大量输入，也使洋务派官僚感到财源不保，白银外流，认为只有购置机器，设立布局，才能保我利源，堵塞漏卮。李鸿章指出：“英国洋布入中土，每年售银三千数百万，实为耗财之大端。……亟宜购机器纺织，期渐收回利源。”（注：李鸿章全集．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第5册，第2684页。）又说：“自非逐渐设法仿造，自为运销，不足以分其利权，盖土货多销一分，即洋货少销一分，庶漏卮可期渐塞。”（注：李鸿章全集．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第3册，第1339页。）为此，李鸿章积极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棉纺织企业。张之洞较李鸿章的认识更为深刻，更为焦虑不安。他在给光绪皇帝的《拟设织布局折》中说：“窃自中外通商以来，中国之财溢于外洋者，洋药而外，莫如洋布、洋纱。……考之通商贸易册，布毛纱三项，年盛一年，不惟衣土布者渐稀，即织土布者亦买洋纱充用，光绪十四年（1888年——引者注）销银及将五千万两。……棉布为中国自有之利，反为外洋独擅之利。耕织交病，民生日蹙，再过十年，何堪设想！”因此他提出：“今既不能禁其不来，惟有购备机器，纺花织布，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权利。”（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第一辑下册，第907-908页。）1888年，张之洞决定在广东创办纺织厂。不久，他由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遂将纺织厂移到湖北筹创，先后建立了湖北纺织四局。
1.3 西方近代纺织技术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对一些买办、地主、商人和手工工场主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量，他们或是仿造纺织机械，或是直接投资购买西方机器办厂，从而导致了民族资本纺织工业的兴起。如华侨商人陈启沅早年在南洋经商之时，曾遍历各埠，对机器缫出的厂丝之精美极为羡慕，从而“考求机器之学”。回国后，他于1872年在广东南海县仿造机器，创办继昌隆缫丝厂，开中国近代民族纺织工业的先河。上海买办黄佐卿则于1881年投资10万两，从法国购进缫进车100台及其它辅助设备，创办公和永缫丝厂，成为上海民族资本机器缫丝业的先导。
综上所述，西方近代纺织技术的日趋成熟和洋布、洋沙的大量输入中国，使棉纺织手工业受到严重打击，但同时也促进了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
二、近代纺织工业的兴办
纺织工业包含许多行业。即使在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时期，也有缫丝、轧花、纺织机器制造、毛纺织、棉纺织等行业。
近代纺织工业发端于缫丝业。1872年，华侨商人陈启沅创办继昌隆缫丝厂，仿造法式双捻直辖式丝车，取名“机汽大偈”。其基本特点是使用蒸汽锅炉 ，把蒸汽通过蒸汽管输送到各缫丝工作台上煮茧，大大提高了缫丝质量和产量。该厂投产3年，盈利丰厚，影响日广，南海等县民营机器缫丝厂随之相继出现。到1881年，广东有10家缫丝厂，2400台丝车，每厂有工人四五百人。同年，上海公和永缫丝厂诞生。1887年，法国向中国订购生丝，出口增加，公和永缫丝厂的丝车由100台扩展到900台。到1894年，上海有机器缫丝厂12家，丝车4000余台，年产丝4400担。据不完全统计，1894年全国机器缫丝厂有120家，丝车3万多台，工人3万余人，工人总数占10余种新工业的一半。（注：中国近代纺织史．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上卷，第17页。）这种情况表明，机器缫丝业已成为近代纺织工业的一支排头兵。
轧花业也是较早引进机器生产的行业之一。1876年前后，上海奉贤县程恒昌创建轧花厂，拥有轧花机100台，柴油发动机5台，工人224人，是中国最早的动力机器轧花厂。此后，较著名的有宁波通久源轧花厂，成立于1887年，引进日本机器，聘请日本技师，雇佣工人三四百人。在上海，1891年前后相继成立了棉利公司、源记公司、礼和永等轧花厂。仅上海、宁波两地在1895年就拥有240余台动力轧花机，工人1200人左右。动力机器轧花业初步形成。
随着缫丝业与轧花业的兴起，中国纺织机器制造业应运而生，但当时还处于仿制洋机器阶段。上海永昌机器厂是最早仿制缫丝机的工厂，成立于1882年。该厂仿造意大利式缫丝车及丝厂用的小马力蒸汽机，产品畅销于江苏、浙江、山东等地，为这些地区机器缫丝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张万祥锡记铁工厂则是最早仿制日本式轧花机的工厂，成立于1887年，其产品在最盛时供不应求。因轧花车畅销利厚，许多铁工厂也陆续购进车床仿制，并有所革新。
上述这些企业，就性质而言，属于纯粹商办的纺织企业。而毛纺织、棉纺织企业，在近代纺织工业兴起时期则属于官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性质。
毛纺织企业的创办，当时仅有甘肃织呢局一家。1876年，清朝陕甘总督左宗棠拨款20万两在兰州筹建，从德国购进蒸汽机2台、毛织机及其配套设备56台，并聘请德国技师13人。1880年9月建成开工，日产呢绒145米左右。1881年，全年共生产呢绒1.8万米左右，但销路不佳。1882年冬，德国技师合同期满回国，次年即发生锅炉爆炸。这家官办企业就停工歇业，近代毛纺织业在其草创阶段只昙花一现即行夭折。此后25年里，中国再没有出现新的毛纺织厂。
棉纺织业的创办起步最晚，但后来居上，迅速发展成为近代纺织工业的主体。上海机器织布局是一家官督商办、规模较大的棉纺织企业，创设于1876年，实际筹创始于1878年。历经12年周折，终于1889年12月28日试车，1890年投产。该厂共有纱锭3.5万枚，织机530台，工人约4000人。织布局开工后，营业甚盛，纺纱利润尤厚。据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1893年5月10日所记：织布局每月获利1.2万两。李鸿章为大利所诱，决定大规模扩充纺纱，令出使英国大臣速购纱机百部。不料新机订购未妥，织布局于1893年10月19日发生严重火灾，延烧全厂，损失70余万两。访局被焚后，李鸿章急图恢复，并于1894年9月部分建成开工，改称“华盛纺织总厂”。在上海，由官商合办的棉纺织企业则有华新纺织新局，成立于1891年，有纺锭7000余枚，1892年增加2000余枚，1894年增设布机50台。据统计，至1895年，上海共有棉纺织厂7家（包括被毁的上海机器织布局），纱锭约21万枚，布机2300台。（注：中国近代纺织史．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下卷，第8页。）在武昌，张之洞创办的湖北织布局是当时一家规模较大的官办棉纺织企业。该厂于1892年底正式开车，设备有布机1000台，纱锭3万余枚。该厂纺织的棉纱、棉布“甚合华人之用，通行各省”，因而“利源日广”。只是该厂从筹办起就靠官方贷款维持，以致形成沉重负担，而织布局所得利润又被张之洞用于补助铁厂及枪炮厂，使织布局的发展举步维艰。此外，张之洞在甲午战争后还相继建成纺纱局、缫丝局、制麻局，与织布局合称“湖北纺织四局”。
近代纺织工业兴办的状况表明，至1894年甲午战争，以棉纺织工业为主体的近代纺织工业已初具规模，形成了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和商办的格局。
三、近代纺织工业兴起的历史作用
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为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初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它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内容，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3.1 近代纺织工业的兴办，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作用。如前所述，洋务派官僚兴办纺织工业的动机除了追求利润之外，就是为了保护利权，堵塞漏卮。而一些具有“实业救国”思想的有识之士，更有与外国资本势力“商战”的意图。参加过上海机器织布局筹建的郑观应提出：“方今之时，……筹一暗收利权之策，则莫如加洋布税，设洋布厂”，“自织洋布，以与之抗衡”。他还上禀李鸿章，请“给十五年或十年之限，饬行通商各口，无论华人洋人均不得限内另自纺织。”（注：转引自陈梅龙．论晚清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性质．近代史研究，1986(3)．）鲜明地提出了限制洋人设厂的问题。结果，李鸿章给予了十年专利权。这一“十年专利”，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抵制外国资本势力的作用，打击了洋人试图在中国公开设厂的阴谋。1882年，美商丰泰洋行经理和英商祥生般厂经理集资在上海办纱厂，就被当时的两江总督左宗棠所禁止。1888年，日本资本家在上海筹建轧花局，李鸿章三令五申，指示上海道台据约与日商力争，禁止设立。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企图涉足棉纺织工业的尝试屡次受挫。当然，“十年专利”同时也不准华商另行设局，这样就束缚了民族资本棉纺织业的发展，削弱了抵制外国资本的力量。当时，洋布、洋纱的输入有增无减，进口额从1882年的2300万海关两增至1891年的5200万海关两，十年间增长1.3倍。而上海机器织布局年出布24万匹，湖北织布局年出布90多万匹，两者之和相当于1890年进口棉布1556万匹的7.4%。（注：中国近代纺织史．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上卷，第13页。）这虽然打破了国内机织布市场“外洋独擅之利”的垄断局面，但两相比较，洋务派官僚从洋商手里收回的利益，实在是九牛一毛，只起到了“稍分洋商之利”的作用。洋务派官僚“保护权利”的动机与实际效果的巨大反差，正说明他们在洋务运动中所标榜的“自强求富”是何等苍白！
3.2 近代纺织企业，采用大机器生产，代表着社会生产力的新发展，引起了生产变革和社会变革。一方面，采用大机器生产的纺织企业，劳动生产率得到了很大提高。按照当时的生产水平，工人人均日产棉纱是手工纺纱的近50倍，人均机织布是手工织布的6倍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反映了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不论是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还是商办企业，都是以商品生产为目的，追求利润，因此都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在中国出现。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然而，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从一开始，就受到封建主义管理方式的种种限制。封建衙门式的管理制度束缚了企业的生命力。政府委派的总办、督办等负责人掌握着企业用人、理财和业务经营的大权，这些人不懂得近代企业经营管理方法，更不懂纺织技术，在生产管理上依赖洋人，而在生产技术和管理等方面过分依赖洋人，又导致企业往往受控于洋人。在本国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下，近代民族纺织工业不可能得到发展。在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很难得到充分的发展，归根结底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所造成的。
3.3 近代纺织工业兴起的过程，既是一次引进西方纺织技术、开拓近代纺织生产过程，也是一次训练和培养纺织工人和技术力量的过程。通过大规模生产实践，中国第一批近代纺织产业工人和技术力量开始出现。尽管那时纺织工人受封建管理制度的压迫和洋匠的欺凌，但他们在实践中掌握了生产技术，成了后来发展纺织工业的先驱。
3.4 纺织产业工人是中国早期工人阶级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之一。自从国人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甘肃织呢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出现到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已有纺织厂79家，纺织产业工人总数达5万人，占当时全国产业工人总数15万人的1/3。正如毛泽东指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注：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1卷，第8页。）纺织产业工人一诞生即展开了革命斗争。1891年，上海机器织布机匠就为争取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率先罢工。1891-1911年，有记载的纺织产业工人罢工斗争达35起。这预示着中国政治舞台上一种新的重要的政治力量正在形成，将对中国革命产生深远的影响。
总之，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不仅对纺织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中国社会政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关键词】棉纺织业；效率；劳工；资本规模和结构
一、方显廷的生平事迹和活动
方显廷（1903-1985）出身于浙江宁波，是我国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学者，在民国时期与马寅初、何廉、刘大钧并称四大经济学家。1903年，方显廷出身于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家庭，3岁那年家里遭遇一场火灾，一切化为灰烬。1917-1921年，在穆藕初的资助下去美国求学，先在威斯康辛大学读预科，后来在1921-1928年这七年时间里分别在纽约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耶鲁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学位论文《英国工厂制度之胜利》对1840年前后英国工业组织的传统划分方式做出了创造性的革新。传统的分类按个体镀金工、家庭生产制和工厂制度划分，方显廷改述为手艺工人、商人雇主和工厂制度。这种划分方式获得多方好评，并在1959年编入教科书《欧洲经济史》当中。1929-1946年，方显廷赴天津南开大学任教。1947-1968年，方显廷受聘于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1971年由于身体原因，方显廷决定退休，后辗转英国、美国后于瑞士定居安享晚年。1985年于瑞士日内瓦去世。
二、方显廷的棉纺织业研究
（一）中国棉纺织业之区域分布
中国的棉纺织业多数集中在几个省或者几个市，江苏省在棉纺织业界中地位算是最高的，紧接着是湖北、山东、河北、辽宁、浙江。从1918年至1930年，上海、青岛、武汉、天津、通崇海、无锡六个城市纺锤总数则占全国总数的85%，方显廷把棉纺织业区域集中的原因分为以下几点：
第一，这几个市都处在中国的棉产业的中心。从1918年至1929年间，江苏、湖北、河北、山东四省每年的棉产量最高的时候占全国的总产额的90.7%，最低的时候也达到66.6%，除此之外，在这几个城市中，还有的城市是棉花进口的中心。
第二，生产经营享有煤和电力供给的便利。河北和山东二省是中国产煤的地区，上海和汉口是煤炭运输的中心，江苏则在电力供给方面优于其他的省份。
第三，棉纺织原料、设备及产品运输的便利。这六处棉业中心，除了通崇海以外都是我国主要的铁路干线必经之地。上海、无锡、青岛、汉口还是铁路的始发站和终点站。天津又是必经之处。其次这六处棉业中心不仅是铁路干线的必经之路，而且还靠近大河，同时也是航业发达的地区。
第四，这六处棉业中心人口密度大。如山东、湖北、河北、江苏这四省的人口密度非常的大，并且交通运输工具都非常便捷，纺织业中心的产品，不仅可以在省内销售，在其他相邻省份都可以销售，并且附近各省市的人口密度也非常高。
第五，这六个市是靠近广大地区的市场和金融的贸易中心。汉口、青岛、天津、上海都是通商口岸。而且这四处口岸都有最大的棉花进出口商，并且这几个城市都有保险公司、银行、交易所等金融机关，市场供求和人口密度相互影响就促进了中国棉纺织业区域的相对集中。
第六，我国纺纱厂发展的起源就在这几个棉纺织业集中的地方。上海是我国最早设立纺织厂的地方，无论回顾以前，放眼现在还是展望未来，其中心地位都是不可动摇的。
（二）关于棉纺纱厂的效率
众所周知，在一般的经济学研究中，如何计算和分析效率问题，不仅非常繁琐，而且是一个难点。中国有许多纱厂同时经营纺纱和织布两部分，但是这两部分的原动力和工人又没有划分，所以计算时很不方便。在这种情形之下，方显廷选择先以仅经营纺纱的纱厂来计算纺锤的效率，然后纺织厂也拿此纺锤效率作为计算仅织布所需要的工人数量和原动力总额的依据。方氏用此方法对筛选出的中国127家纱厂的织机、纺锤和工人数进行计算，对于日商和华商得出来一个多层次的结果，他们各有特点各具备经营和效率优势。如果从每锭纺锤的产纱量以及销棉量两方面来看，华商纱厂效率要优于日商，前者比后者产量多。是如果依据每个工人的工作效率即每个工人控制的纺锤数量来看，日商纱厂工人控制的纺锤数量比华商要多，所以纺锤的效率要高于华商。但也可以换句话说，一个工人要控制的纺锤数量多了，其精力不容易集中，即日纱厂的效率又低了。方显廷通过能体现纱厂效率的12个经济技术指标，分别选择合乎调查标准的日商和华商纱厂，并且严格地按照程序计算出纱厂的效率，把日商和华商的工作效率的比较编制成表格。
我们可以看出此表格通过繁琐的调查及统计结果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华商的某项指标低于日商，相反反映出来的是日商和华商纱厂在一定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各自效率特色。这也给经营者们提供了很大的便捷，投资者可以通过其决定一些经营措施。这是最能反映出方显廷在中国棉纺织业效率的研究方面的成果的地方。
（三）中国棉纺织业之劳工
方显廷在对劳工的研究可谓是非常详尽，内容不仅涉及工人的数目、籍贯、年龄、性别、身高、体重而且还包括劳工的状况（工人雇佣率和移动率、工资与生活程度、工作时间、童工与女工），劳工组织，劳工立法（工会与劳资纠纷）和劳工福利设施（生活需要及设备、教育与娱乐），其视角宽广，面面俱到，能兼顾棉纺织产业的各方面。
方氏统计出工人之雇佣大多从外县或外省招，或者采取学徒训练的方法招募。天津纱厂的解雇率除了北洋纱厂，总体是不高的并且有随着时间推移，近几年有递减之势。在研究中国棉纺织业工人的移动率方面，大致研究后得出结论为，天津纱厂的工人留在纱厂的时间比较久正好和近年来天津纱厂劳工移动率低落的趋势相吻合，而上海纱厂的工人留厂的时间比较短是因为上海是我国的工商中心，工作机会比较多，所以劳工的移动率也就比较高。
方显廷对棉纺织工人工资及生活状况的作出了深入的调查分析，这是一大质量特点。调查显示旧中国的纱厂通行的支付工资制度分为三种：计时、计件及计时计件混合制三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选取天津之裕元纱厂、华新纱厂以及上海纱厂的工资制度作为调查，考察了不同工种的工资类别的关系，并且分析各类工资应用的条件及其利弊得失。例如方氏发现对于扎实肯干的工人，无论计时还是计件工资在一定条件下都有着激励工人的作用，但就混合制度而言，无论是在厂方还是工人这一方都不是最完善的制度。
难能可贵的是，方氏又以上海和天津的棉织厂和棉纺厂为典型，编制成统计表对与不同的工种的工资制和工资率进行调查统计。方氏先以裕元纱厂作为天津纱厂的代表其工人日资率与上海纱厂的日资率做比较，后来又以上海棉纺工人和棉织工人为两部分与天津纱厂日资率作比较分析。方氏对于支付的工资制度的实际实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手法的细腻，内容的详实，深深令人折服。
在工人生活程度上，方显廷根据上海国定税则委员会与北平社会调查所以及南开经济学院的调查结果，将1927-1930年间上海和天津纱厂的工人家庭的收支情况作了比较和分析。分析结果得出，从收入上讲，上海每家每年的收入比天津家庭高，而在天津家庭中丈夫的收入占全家总收入的比率则高于上海。并且随着收入的增多，天津地区家庭的收入用于食物和燃料的比率要比上海家庭高；在衣着和杂项（娱乐、人际交往、应酬等）消费上，上海家庭明显高于天津家庭。
方显廷还根据对上海曹家渡的230个家庭作为调查，调查工人家庭的储蓄情况，方氏发现各种借贷方式，有会钱、借贷、印子钱等。并且根据这一状况为上海纱厂工人家庭编制了家庭的“假收”和“假支”表。从这一小部分的细致调查数据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当时的中国棉业工人生活相当困苦，这也是当时中国产业工人贫困的生活写照。这份有关中国棉业工人家庭财务详细的资料能够保留下来，十足非常珍贵。
（四）中国棉业资本规模和结构的分析
中国整个棉纺业的竞争整合、经营势力和盈亏动态都跟棉业资本的规模和结构栖息相关。方显廷根据民十九年的一些中国纱厂的统计做了非常细致的研究。方氏通过搜集的资料从三个层次进行了统计和分析：
第一，方氏先从全国81家华商纱厂中按照厂址在上海或外地及资本规模的大小进行分类，去除无投资7家，纺锤和织机混合34家，从剩下的40家中算出纺锤资本额。资本额从最高到最低，从其中变动的幅度方氏归纳出了数因，包括数家纱厂的出租、金银兑换率的变动、投资统计包括资本及公积金两项以及纱厂的经营情况等等原因均是影响纺锤资本的因素。
第二，方氏也按照在上海的厂址与否及资本规模的大小将43家在华日商纱厂分组，并按每厂的投资额分配列成表格。从中可得知在全中国，43家日商纱厂的投资总额为14892万元，每厂的平均资额为346万元。方氏又通过周密复杂的计算指出从全中国的日商纱厂来看其资本的中位数为275万元，按众数计算则为222万元。
第三，当时在华的英商纱厂只有3家，方氏通过华商、日商、英商纱厂的资本大小分配以及纱厂所属的国籍和地域的不同将中国所有的纱厂的资本分配列为了两个图表。从中体现出各国在中国投资的纱厂情况各有特点千变万化，但是通过分析统计在投资额方面却能看出一致的现象，即众位数比算数平均数低，中位数居中，算数平均数为最高。
（五）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前途
方显廷从中国棉纺织业的世界地位以及棉纺织业的阻力两个角度来分析棉纺织工业的前途问题。方氏首先指出自从1914年的欧战爆发以来，在这个特殊时期中国的棉纺织工业是发展极为迅速的，从纺锤增加率论就可以看出，但是如果从每千人所有的纺锤数来说，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是数最低的。中国每锭纺锤的产纱数量以及每千锭纺锤的销棉量亦为其他主要棉纺国最高的。中国的棉织机的数量就大战以来和纺锤的数量一样也是增长的速度极快，但即便自1914年以来棉织机数量陡增，中国的棉织业在世界上的地位也不可以与棉纺业同日而语。如以每百万人口所拥有的棉织机数量来看的话，中国还是拥有数量最低的国家。
自从1925年以来中国棉纺织业的增长率已不及大战期间及以后数年（1914-1925），除了有一部分原因是进口货的竞争恢复了，方氏还分析出其他阻碍中国棉纺织业发展的根本原因，即政治原因和经济原因。由于内战频繁并且延续时间长，人民的苛捐杂税变多等原因阻碍了棉纺织业的发展。资本缺乏、管理不良、劳工效率低微是阻碍华商纱厂发展的三大经济原因。在这样情况之下，我国的纺织业不但不能发展停滞不前而且日益衰退。方显廷在这样的情况下指出，中国的纺织业如果想谋求发展的话，最首要的是停止内战，没有了政治原因来自于政治方面的阻力，在经济方面的其他阻力都是可以解决好的。方显廷最后呼吁我国国人要奋起图强，这是一个伟大学者的由衷心声。
参考文献
[1] 方显廷.方显廷回忆录：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七十自述[M].方露茜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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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杨西孟.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M].北京：北平社会调查所，1931
[4] 大詹姆斯・路易斯・加尔温等著.英百科全书（第十四版）[M].1929.
一、上海纺织对“走出去”的认识
我们对“走出去”的认识基于三个方面：
第一、国内竞争太激烈。从客观上看，我们被是“逼”出去的，因为在“红海”里竞争，生存十分艰难。原材料价格波动、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传统纺织业的持续发展带来很大的困扰。尤其是商务成本居高不下的上海地区，传统制造业的生存空间日益狭窄，所以必须“走出去”。同时，以实业为依托、具有产业链优势的上海纺织不能没有制造业。上海纺织集团在产品“走出去”的同时，还必须让产业链延伸出去。
第二、全球资源太丰富。从主观上说，上海纺织要持续发展，蓝海生存发展的空间又大又多。尤其是各国开放、开发意识普遍增强，机会远远大于挑战。打开窗户看世界，是纺织产业发展的一片大好天地、蓝色海洋。其中纺织原料资源、劳动力资源和市场资源非常丰富。有关数据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口占了全世界的60%，但人均GDP只有5500美元，只占全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这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市场。面对巨大的国际市场，怎么把上海纺织的优势做到国际市场上去，一直是我们思考的重点。
第三、我们有走出去的初步实践。上海纺织有150年历史，建国后在国际化进程中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60年代）。响应国家号召，参与计划体制下的援外纺织厂设计、建造和工厂运作。先后在亚洲越南、非洲埃塞俄比亚等13个国家援建了32个项目。
第二阶段，内向国际化（20世纪80～90年代）。先后创办全国第一家合资企业――沪港合资上海联合毛纺织有限公司，第一家在境外开办的合资企业――申达制衣厂;第一批获得工厂直接进出口外贸权。目前，上海纺织集团对外贸易达到了50亿美元的规模。
第三阶段，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内外联动产业国际化进程。即从对外贸易向对外经济发展的转型。
正因为我们有“走出去”的历史经验，有综合实力，有相应的人才，大踏步“走出去”时不我待。
二、上海纺织“走出去”的基本做法
从历史实践和认识出发，上海纺织集团在去年开始启动的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总体方案中，确定了国际化战略。我们认真思考了集团定位、国际化布局、国别选择、可以集成的力量、内外联动的方法，以及“走出去”的路径，即外贸+外经+收购+合作，形成了“走出去”的总体思路。
十六字定位：全球资源、中国集成;上海总部，全球销售。就是运用上海纺织集团科研、时尚、产业链和对外贸易等优势，整合全球要素资源，形成贯通海内外的纺织产业链。对外经济的总部在上海，贸易和服务全球化。
6+6联动：就是内外贸联动。我们依托集团旗下申达股份全国布局的26家车用纺织品配套企业和龙头股份近3000个全国布局的品牌销售终端，将全国市场划分为6个大区。同时以所属9大外贸公司现有18个海外机构为桥头堡，建立日韩、亚太、美国、欧洲、非洲和拉美等6个全球区域公司，6+6联动，向外扩张。
1+5布局：就是全球产业产能、产业链布局。“1”是一条国际化的通路;“5”是“走出去”要建立的海外原料基地、海外制造基地、海外销售基地、创新设计集成基地、海外供应配送中心等5大基地。
翻一番目标：就是计划用5年时间，将进出口总额从现有的50亿美元增长到外贸与外经结合的100亿美元，其中，自营占比50%左右。集团综合收入相应达到800亿元以上，利润15亿元以上。
三、上海纺织“走出去”的初步成果
围绕上述战略构想，集团总部和相关企业整合资源，积极落实海外发展的举措，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果。
一是进军非洲，建设苏丹新型纺织产业园。上海纺织集团与新疆建设兵团等单位合作，利用苏丹丰富的土地、充足的光照和水资源，发挥中国农业生产经验丰富、农业技术设备先进、农业管理模式科学等优势，打造集团海外最大的棉花种植、纺织印染和服装家纺加工、物流贸易一体化基地。该项目第一期计划总投资10亿美元，建设约10万公顷棉花种植基地及配套的轧花厂、纺织厂。项目已于2014年下半年启动，目前已经进入纺织厂建厂前期准备工作和棉花试种阶段。
二是上游拓展，控制低成本制造基地。集团旗下外贸企业积极向贸易链前道延伸，采用投资、品牌资源等方式，在东南亚地区集成了一批低成本制造基地。目前已经在缅甸、柬埔寨和孟加拉国等国形成了每年400万件套服装的加工能力、60万件套检品的能力，并计划在“十三五”期间力争翻一番。
三是合作并购，提升生产、贸易能级。集团利用旗下上海诚尚纺织品服饰有限公司的综合实力，完成了对香港一家羊毛衫企业的整体收购。该公司自主毛衫设计、制造能力达年产2500万件，80%以上的产品供应欧美知名品牌零售商和大型百货商场。下一步，集团还将收购欧美的有关车用纺织品生产销售公司。上海纺织集团的目标是做羊毛衫亚洲第一、车用纺织品亚洲第一。
四是搭建平台，整合全球纺织原料资源。上海纺织集团与新疆建设兵团联合发起并投资成立了上海国际棉花交易中心，这是设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内全国唯一的国际棉花、纺织原料及纺织品交易平台，也是国内唯一的进口棉花及纺织品的国际性电商交易平台。上海国际棉花交易中心将整合全球棉花纺织原料资源，成为联通东西南北的交易平台，目标是立足成为亚洲第一。
五是高优联手，推动时尚产业国际化。上海纺织集团集成承办了时尚活动品牌“上海时装周”和“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20多年，获得成功，上海时装周已经跻身国际五大时装周的行列。在今年米兰世博会期间，与意大利米兰时装周缔结了战略联盟。今年9月，受中央政府委派，上海纺织集团总裁朱勇率团参加了中英文化交流年活动，举行了一系列精彩活动，受到了英国时尚界的关注和好评。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见证了上海时装周与伦敦时装周的战略合作签约。上海纺织集团还与全球行业领先、规模最大的哥本哈根皮草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此举将使全球皮草时尚落户上海，也帮助更多的中国原创设计走向国际，提升上海时尚产业和国际贸易能级。德国、荷兰、比利时、巴西和中东欧的很多设计师、时尚品牌都在探索与上海时装周开展多方面的合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始酝酿创建天山毛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天毛）是在粉碎“”后不久。我当时是乌鲁木齐市工业局的干部，有幸参与了天山毛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建，公司投产后，我担任了副总经理，一直到退休。
筹建补偿贸易专厂
1951年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总工会调我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总工会工作。我在工会先后任宣传部干事、劳动保护部副部长、生产部部长、办公室主任等职。“”结束后，我被分配到乌鲁木齐市革委会工业处的三大组之一的生产指挥组（后改称生产技术科）工作。
1978年6月，为发挥新疆原料资源优势，发展新疆经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计委、外贸、轻工等部门向区党委提出与外商合作，进口先进技术设备，兴建羊毛衫、羊绒衫出口专厂的建议。区党委高度重视，指示用补偿贸易的方式发展“两衫”生产。所谓补偿贸易就是在信贷的基础上，从国外买进机器、设备、技术、原材料，约定在一定期限内，用其生产的产品或劳务，分期清偿贷款的一种贸易方式。当年9月，区计委、外贸局、轻工局联合向国家计委、外贸部、纺织部上报了《关于开展羊毛衫补偿贸易的报告》。当时，区党委、政府和乌鲁木齐市委、政府以及区计委领导设想的是在乌鲁木齐利用现有企业组建补偿贸易的小项目。12月2日，国家计委、外贸部、纺织部下文，正式批准筹建羊毛衫、羊绒衫补偿贸易专厂，同意与香港有关厂家开展补偿贸易，并指示与香港华润公司（中资企业）联系办理。
1979年1月，筹建羊毛衫、羊绒衫补偿贸易专厂的第一次会议在天山大厦召开。会议由区计委副主任丁兆琪主持。会议首先传达了国家计委等部门和区党委、政府的批示意见。会议决定在乌鲁木齐天山染织厂、市针织厂和人民针织厂原有的基础上筹建“两衫”补偿贸易专厂，确定由丁兆琪具体负责这项工作。不久，以丁兆琪为组长的补偿贸易领导小组成立。我于1978年12月开始担任乌鲁木齐天山染织厂副厂长，因此参与了“两衫”补偿贸易专厂的筹备工作。
根据国家计委、外贸部、纺织部的批示意见，经国家外贸部、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区经贸局联系香港华润公司牵线搭桥，香港半岛针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唐翔千先生作为合作伙伴，于1979年1月中旬到乌鲁木齐对新疆的资源进行综合考察。
考察团主要成员是香港半岛针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唐翔千、香港国际棉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孝先，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王明俊、香港华润公司纺织品公司经理张庆福等陪同。这是我们和香港公司的第一次接触，也是初次谈判。考察团住在当时乌鲁木齐最好的外宾接待宾馆――延安宾馆。参与接待工作的新疆方面的人员主要有：区计委副主任丁兆琪、外资负责人陶河滨、区轻工局副局长张力波、工程师李汝诚、区外贸局书记、局长张义德和纺织品公司杨进科等。
经过洽谈，双方初步商定在乌鲁木齐建设一个综合性的先进的毛纺织针织企业，由香港方面负责提供先进生产设备和工艺，新疆则用生产出来的产品进行逐步偿还。
1979年4月下旬，区轻工局副局长张力波和区外贸局、天山染织厂等方面的领导前往香港考察，进行第二次洽谈。经过洽谈，双方签订了《羊毛衫、羊绒衫补偿贸易协议书》和备忘录。在这次洽谈中，关于引进先进技术和购买毛纺织设备的问题，经唐翔千先生介绍，张力波等与日本大阪东洋纺丝工业株式会社进行了接触，该会社社长小林龙三家族搞羊绒生产已有100多年历史，技术水平比较先进。当时，唐翔千先生的半岛针织有限公司在针织方面与之进行了合作。此前，唐翔千出于开发边疆的爱国热忱，为引进东洋纺丝的先进技术，曾先后两次到日本邀请小林龙三先生为羊绒分梳和毛纺技术合作人。5月下旬，我们邀请大阪东洋纺丝工业株式会社组团来新疆考察。在唐翔千先生的弟弟唐仑千的陪同下，大阪东洋纺丝工业株式会社考察团对新疆的资源、建厂条件等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就引进羊绒分梳和粗梳毛纺技术及购买设备等问题与我们进行了商谈。
与此同时，为落实拟建的工厂厂址，区革委会副主任白成铭、区革委会副主任兼计委主任张思明和乌鲁木齐市委书记任戈白亲自察看了天山染织厂等三个相关的工厂，还主持召开会议，研究确定了实施方案。经过考察，天山染织厂原是新疆在“”时期修建的生产建设兵团行业，其厂房为窑洞式，破旧并有漏雨、漏雪现象，需要掀顶重建，不适于新的生产，而被否定。其他两厂的条件也不是很好，但可以作为备选。随后，羊毛衫、羊绒衫补偿贸易专厂重新选择厂址。初选的厂址有延安路、鲤鱼山路、九家湾等处。其中，靠近九家湾一带还开始了测量、推土工程，后来发现该地处于地震带，不得不放弃。后来，几经分析比较，才选定了现在的厂址，并确定了基建施工单位。
1979年7月，我被任命为羊毛衫、羊绒衫补偿贸易专厂筹建处副处长，伊犁毛纺厂副厂长谷贻涛被调来任处长，并挂职天山染织厂厂长，他担任这些职务大约有半年多时间。当时，筹建处在乌鲁木齐市委办公楼办公，主要是从区计委、区外贸局、区轻工局、乌鲁木齐市工业局等几家单位抽调的干部，负责筹建。羊毛衫、羊绒衫补偿贸易专厂原计划以补偿贸易的形式，以乌鲁木齐天山染织厂、市针织一厂、人民针织厂为主开展。由于以上三个厂都隶属乌鲁木齐市工业局，因此我作为市工业局的代表参加此项工作，主要负责补偿贸易的调查研究、文件起草等工作，后来转为合资经营后又负责公司章程、合同的起草、可行性报告研究、项目审批等工作。
新疆羊绒衫、羊毛衫补偿贸易项目的实施需要大批业务、技术骨干，在这方面，区有关单位给予了大力支持。技术人员由区轻工局提出名单，在区党委和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门的协助下，先后从伊犁毛纺厂、七一棉纺厂、八一毛纺厂等单位调来大批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他们多数是20世纪60年代大专院校纺织专业的毕业生。
从补偿贸易到中外合资
1979年7月1日，正当新疆羊绒衫、羊毛衫补偿贸易专厂进入紧张实施阶段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颁布了。这就为“两衫”补偿贸易项目建设带来新的契机。这年7月，区计委副主任丁兆琪到北京向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和中国银行副行长卜明汇报“两衫”补偿贸易项目的进展情况。两位领导听了汇报后，都建议将补偿贸易转为合资经营。
丁兆琪立即打电话把这个情况汇报给区领导，区领导也都认为这个意见非常好，还明确指示说，具体的问题一定要同唐翔千先生商谈。唐翔千当时是香港工业总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颁布，也引起了他的密切关注和思考，他也在考虑把补偿贸易转为合资经营。他认为在新疆投资有三个有利条件：一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乌鲁木齐市的领导特别热心和大力支持；二是新疆的纺织工业有一定的基础；三是新疆原料比较丰富，可以就地取材。新疆虽然比较偏远，交通也不发达，条件肯定不能和沿海地区相比，但为了发展祖国的经济，开发建设大西北，在新疆投资办厂的意义非常巨大。
经过和唐翔千联系沟通，我们很快决定把补偿贸易转为合资经营。正是这个转变，使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纺织企业在新疆诞生了。
1979年8月，丁兆琪率谷贻涛、李汝诚等工程技术人员前往日本考察毛纺设备。9月上旬，在途经香港时，又与唐翔千、周孝先洽谈，草签了一个合资经营的协议书。在国内，我们则分批分区域进行考察：由谷贻涛带队，主要考察珠海的香洲毛纺公司；我带队主要是到内蒙古、天津、兰州等地，重点考察内蒙古东胜毛纺公司（即现鄂尔多斯羊绒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整理者注），经过比较后最终确定从日本引进羊绒分梳和纺纱设备。
关于合资经营公司的合同、章程，由于当时没有蓝本可以借鉴，经我们起草后，上报到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审批。当时，国家外资委刚刚成立（1979年8月成立，谷牧任主任，汪道涵任副主任，其中汪负责中外合资项目），缺乏经验，对我们的合同、章程进行了逐条逐句的研究。同时，还开具了一个征求意见单位的名单，要我们向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外贸部、财政部、劳动部、中国银行、税务总局、海关总署等10多个部委登门拜访，征求意见，确保公司章程等文件的全面、准确。
就这样，我们在北京跑了大概有3个月左右的时间。在这方面，丁兆琪起了主要作用，因为他曾在北京工作过，对北京的环境和单位较为熟悉。当时北京还没有出租车，交通条件差，我们就挤公交车往返于各部委之间，还随时向国家外资委汇报，争取各方面的支持与配合。例如从日本引进的设备，需要及时通关和专列运输，为解决这个问题，海关总署和铁道部分别下文特批，优先放行。
1980年5月，国家外资委由汪道涵主持对我们的合资项目进行了审核，丁兆琪和我参加了这次会议。6月23日，国家外资委以外资审字〔1980〕5号文件正式批准设立中外合资经营新疆天山毛纺织品有限公司。
合资公司的诞生和发展
1980年4月17日，新疆天山毛纺织品有限公司基建工程正式破土动工。区计委指派滕志荣为甲方代表，抓质量、抓进度，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完成了4万平方米的建设任务。1981年3月底，基建施工基本结束转入员工培训，5月设备开始试运转，7月全面开始试生产，10月1日正式开工投产。仅仅18个月，一个崭新的毛纺企业就建成了，其建设速度和质量受到国家有关部门、日本和香港合资公司以及区领导的肯定。
1981年1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正式批准中外合资经营新疆天山毛纺织品有限公司成立，并颁发了营业执照。当时，公司下设天山毛纺厂、乌鲁木齐针织一厂、人民针织厂和驻香港办事处等机构。新疆天山毛纺织品有限公司的成立，创立了四项第一：全国首批中外合资企业、纺织系统第一个合资企业、西北第一家、新疆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同期获批准成立的中外合资企业还有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中国迅达电梯有限公司（上海）、北京建国饭店、北京长城饭店、天津王朝葡萄酒公司等。
新疆天山毛纺织品有限公司的成立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人民日报》、《新疆日报》都给予了报道。香港《大公报》和其他报纸、日本的新闻媒体也报道了这一消息。
1980年7月12日至15日，新疆天山毛纺织品有限公司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丁兆琪、唐翔千、小林龙三等10位董事和特邀董事出席了会议，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王明俊应邀列席会议。公司成立以后，丁兆琪为第一任董事长，他在开完第一次董事会后即因工作需要调回北京，由区副主席兼计委主任张思明接替担任第二任董事长。后区党委书记处书记祁果出任第三任董事长，并在公司上市前后一直担任名誉董事长。第四任董事长是唐翔千。现任董事长是张自强，其前任是滕志荣。
新疆天山毛纺织品有限公司开业后，在合资各方真诚合作和广大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各项工作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有了良好的开端。但由于是初创，在公司成立初期，即前两年，公司是亏损的，这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和质疑，比如有人说“中外合资是肥水外流”等。其实亏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当时，由于有关政策还不到位，购买原料要付外汇，税收政策也不够优惠，再加上开业初期，管理薄弱、汇率双轨制、物价等因素，1981年公司亏损近百万元。
新疆天山毛纺织品有限公司的经营状况和出现的问题引起国家有关部门和区领导的关注，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曾在一份关于天山毛纺织品有限公司遇到的困难情况反映上批示：“请经委财贸会同财政、银行、物价、税务等部门研究一下，提出建议，使这个合营企业改变亏损状态，有利可得。”谷牧、王震等也曾多次过问公司的情况。
不久，因全国首批合资企业效益均不佳，国家有关部委派人下来调查，从而催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1983年9月20日由国务院――整理者注）。这也说明我们当初是摸着石头过河，发现问题就及时修正，并以法律形式给予约束，保证了合资企业的正常运行，也为后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这家企业的名称已经换了几次，但他们仍然在最近的报告上沿用了“八一毛纺织厂”这一旧称。2003年6月，新疆金天阳纺织有限公司接管了“八毛”2．4万枚纱锭，755台各类织机，228台服装设备。“八毛”主要的生产、销售业务均收在“金天阳”名下。
刘应忠一班人的主要职责是“留守”，本部有近千名职工上岗，但只是为“金天阳”做一些受托加工性质的工作。这家企业综合性生产的功能已于2003年6月终止。
“金天阳”就在与“八毛”老厂区一墙之隔的地方挂牌。它的第一大股东是具有农八师石河子市国资委背景的新疆天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天富电力因为“八毛”欠下的巨额电、热费而成为第二大股东。
“‘金天阳’具备年整理450万米各种呢绒产品的能力。”中国纺织网黄页关于新疆金天阳纺织有限公司有这样一段描述。
但是，今非昔比。去年，“金天阳”只发挥出三分之一的产能，它和新疆天川毛纺集团两家合一仅生产了300多万米呢绒。“葡萄牌毛线几年前已停产，现在的毛纺产品主要直接对服装厂，很少有零售。”刘应忠说。
“委托加工的订单少则几百米，5000米以上已是‘大单’，很难形成批量生产。”而在上世纪90年代前期，一个品种的订单就有几万米，只要能生产出来，就能卖出去。刘应忠对此无限感慨。
“八毛”遗留下的设备，装备水平可属上世纪90年代国内中上水平。中国毛纺协会的一位负责人到“八毛”考察时曾语出惊人，他说“新疆已不具备毛纺优势。”
他的分析一方面缘于装备水平的考虑，另一方面则出于对新疆毛纺原料的担忧。上世纪90年代以后，新疆细毛羊数量连年滑坡，2004年细毛羊数量已不足900万只，年产毛2．7万吨左右，细毛羊数量占绵羊总数的比例由51％下降到30％，而且倒改（细毛母羊产土种羊羔）现象严重，导致了细毛羊的不断减少和整体生产水平的下降。“金天阳”目前所用原料的70％是澳毛，而国内最大的毛条市场目前建在江苏南京。
实际上早在1997年，江苏方面便向八一毛纺织厂发出了预警信号。阳光集团通过10年的发展，纺锭规模扩张至8万绽，成为国内第一大毛纺集团。江阴“三毛”也有6万绽的规模。与“八毛”不同的是，江阴“三毛”每万绽的用工只有1000人，而“八毛”当时1．8万绽的用工却有3800人。
江苏这两家民营企业老总当时甚至断言，中国仅有极少数几家毛纺企业能跨入21世纪，他们私下里估算的数字是10家。
预感到危机的八一毛纺织厂很快作出反应。1998年7月，“八毛”2883万元的技改方案获得通过，兵团、农八师将分别向“八毛”“输血”1000万元。当时的农八师师长丁兴端希望这笔钱能用在“刀刃”上，并且说“扭亏脱困关键还是要靠企业自己。”
“这是为数不多的几次，另一次是造纸厂要上一条纸浆生产线，师里给了500万元。”原农八师主管工业的副师长钟久回忆，“农八师对农业的投入很大，动辄几千万元，但对工业的投入少之又少。工业企业‘拨改贷’后，就基本上‘断奶’了。”
但是，这“最后的晚餐”仍未让八一毛纺织厂“起死回生”。
为“医治”“八毛”的“顽疾”，有关部门曾经开出许多剂“药方”，“八毛”也曾亲历过多种治疗方法。1994年11月，八一毛纺织厂被列入全国百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1998年，“八毛”成为兵团第一批资产经营制试点企业，它的“产量工资含量，次品自己买回”分配制度曾备受关注。2000年4月，八一毛纺织厂成功实施债转股5．1亿元，资产负债率下降到33．7％左右。
石河子第一家上市公司的“入场券”曾在“八毛”门前停留。“当时最有可能的就是‘八毛’，它最先改制，又有品牌、资源方面的优势。”卢代昌当时负责上市工作，对此记忆犹新。
当时实行的是额度制上市，有关部门给各省份分配名额，计划单列的兵团好不容易挤进这趟末班车。然而，“八毛”却两度与这张“入场券”无缘。1997年11月，当“八毛”兼并位于伊犁垦区的农四师西部毛纺厂之后，有关人士无奈地表示，“它已经被拒于证券市场的大门之外。”
“除了一套设备较好，‘西毛’实际上一无取处，它的净资产‘不太健康’，地理位置又不好。”卢代昌十分谨慎地评价当年的“跨地区兼并”。
但是在1998年，兼并的热潮在兵团此起彼伏。1997年起，石河子被列入国家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均可列入被称为“输血工程”的“优资”工作。1977年至1998年，业内人士称作“8家兼并10家”的大规模兼并工作在石河子市展开。
兼并西部毛纺厂之后，“八毛”又相继兼并了石河子益群针织厂、天羊绒纺织厂。而后一家企业是在原破产倒闭的石河子第二毛纺织厂基础上重组的企业，“天羊绒”并入“八毛”距离第二毛纺织厂破产不足半年。
“这些都是沉重的包袱，只有等待‘八毛’进入破产程序后一并解决。”刘应忠有些忧心忡忡。
2004年，八一毛纺织厂费尽周折退出了债转股。长城、信达、华融、东方等4家资产管理公司全身而退，5．1亿元的债务再次回归八一毛纺织厂。“然而，真正的破产‘盘子’可能要超过10亿元，那几家被兼并的企业都要算上。”刘应忠粗略估算了一下。
招商引资、租赁、合资合作也是刘应忠“留守”任务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一家内地客商借旧厂房与“八毛”合作经营300万米亚麻布项目，很快就要投产。还有几家民营企业租赁了部分厂房，搬来了织布机，做起了棉纺生意。与韩国一家客商合作生产牛仔布的项目正在积极推进。八一毛纺织厂原先单纯的生产区目前已成为各路客商角逐的战场。
“我们也看中了牛仔布项目，正在洽谈中，等‘八毛’破产后，那片地方将成为天宏发展纺织业的又一平台。”天宏纸业董事长王世超对此也十分关注，这家上市公司去年开始涉足纺织业，并承担着农八师、石河子市“振兴西工业区”的重任。
然而，两人都有维护自己声誉的强烈欲望，也都带着持有某些投资过久的伤痕。
巴菲特1965年接管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时，后者只拥有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德几家陷入困境的纺织厂。如今，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以一家极为成功的上市控股公司闻名于世。然而在长达20年期间，这几家濒临破产的纺织厂曾一直是巴菲特不愿丢掉的包袱。
格林爵士2000年收购了零售集团BHS，使之扭亏为盈，这证明了他作为一名企业家和老板的天赋，但他在去年接受我与同事采访时――那是在他以1英镑的价格最终将BHS连锁店转给一个由几家不知名买家组成的财团几个月后――表示：“我希望本可以早就把它卖掉……我本应卖掉，但是我没有。”
声誉风险是激励这两位投资者的动力。对正在进入破产管理程序的BHS连锁店的1.1万名员工而言，格林爵士的话听起来或许有些空洞，但他告诉我们，他本不愿切断与BHS之间的长期纽带：“归根结底，我身边有从一开始就跟着我的人……我不想只是把门关上。我要尽全力确保大家过得不错。”
当年，对之前退出内布拉斯加一家风车制造商所引发的负面反应感到惊愕的巴菲特，担心关闭伯克希尔的纺织厂会造成工人失业，引发当地反弹。1969年，为了向合伙人证明继续持有这些纺织厂的合理性，他写道：“我不想用严重的社会混乱换取每年几个百分点的额外回报。”
然而，根据爱丽丝・施罗德所著的巴菲特传记《滚雪球》（The Snowball）一书，1985年，他最终不得不关闭了原伯克希尔公司旗下最后几家工厂，并且只给被裁员的400名工人“两个月的额外报酬”。他在2001年承认，用20年时间试图重振纺织业务是他最大的错误之一，尽管在施罗德的笔下，在他最终将其出售时，这些纺织厂只是这家控股公司的“一个小不点”。
作者：吴亮
陕西省机器制造局的建立甲午战争爆发后，由陕西抽调各路援军，然而陕西的军事工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武器装备严重匮乏，“所需军火大多从沪、鄂两地购置，缓不济急。经陕西巡抚鹿传霖疏奏清政府，将甘肃省旧存制造军火的全套机器，运回陕西，开办陕西省机器制造局，募工试造枪炮弹药。”［1］到青海再次爆发回民起义，陕西抚标永兴军受清政府调遣，前往镇压，并由陕西护理巡抚张汝梅筹备各军军火粮饷。张则以“甘回扰乱，各军分赴防剿，需用枪弹为数尤巨”。［2］由于开支巨大，所需枪炮众多，其再次向清政府提出重新创建陕西省机器制造局，试造枪弹，来供应平叛所需的经费。后获得清政府的批准。在省城西安风火洞开局，成为陕西的官办军事企业，由政府派人管理一切事物。到了1899年休整的洋枪达到快四千杆。不但能修配各种枪械，而且能制造的产品种类和规模也进一步的扩大，硝酸、铜火帽、铜管拉火和洋式钢铲的产量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
轻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棉纺织业的发展由于陕西地区有着丰富的棉花原料，加上关中地区自然条件优越，为战时陕西的棉毛纺织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并形成了以关中地区为首的棉纺织经济带。1937年，上海华商纱厂共有纱锭约1111408枚，线锭122666枚，织机8754台，而盛产棉花的陕西省却只有纱锭11960枚，线锭1150枚，织机320台。［3］(第4辑)P235战前,陕西仅有棉纺织工厂2家,到1942年，新兴棉、毛工厂发展为36家，占当时全省工厂总数(154家)的23.3%；资本总额达20736400元，占全部工业资本的47.1%；工人4385名，占全部工人的37.2%。其中，以大华纱厂、咸阳纺织厂、申新四厂宝鸡分厂、雍兴公司蔡家坡纺织厂4家规模最大，资本也最为雄厚，总计资本为17000000元，占纺织业资本总额81.9%，占全部工业资本的38.6%。［4］176抗战结束时，陕西年产纱增至48300件，布522092匹，使陕西纺织设备能力突增了5-6倍［3］。大华纺织厂是国营陕棉十一厂的前身，可以称为是西北建立的最早的近代化纺织企业，从1936年建立来投入使用至今已有近50年的光景。大华纺织厂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三个阶段，从私营到公私合营，体现了民族工商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成为陕西轻工业发展的典范。西安大华纺织厂的原棉均来自陕西本地，就近购买，价格比较低廉也可节省成本。抗战爆发后，大华的产品由国民政府命令统制，当时的总产值约为全省财政收入的5/1。其统制的价格为14磅布每匹10元，16磅布每匹11元，比市面售价每匹低5.6元，每月总计低16万元以上。1938年起承织军布，每月约3万余匹。大华厂产品除少数用于民用外，其余全部供应军需。军布数量1939年占72.26%，至1942年占87.17%，其价格上的规定，14磅每匹10元，16磅每匹11元，比市价低20元，相当于每月贡献政府约值70万元以上，全年约为800-900万元。由此可见，大华纺织厂在支援政府抗战上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面粉制造业的发展关中地区盛产小麦，人民的生活也以小麦为主食，由于交通不便导致机器面粉制造业发展迟缓。随着抗战的爆发，粮食供应紧张，陕西面粉制造业便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先有1936年的成丰、华峰两家面粉工厂顺势而出，开创了陕西境内机器面粉制造业的先河。经历千辛万苦，冲破重重艰难而取得了不小的收获，奠定了自己的基础，打开了机制粉的销路。随后又出现了由沦陷区迁入西安的和合、福豫，迁往宝鸡的大新、福新，和渭南新建的象峰。陕西的面粉工业，起源于1935年在西安创建的成丰面粉公司和华峰面粉公司，其投产经营后，产品分头、二、三等，粉质细腻，色泽洁白，含水杂低，便于保存，这些优点是土粉所不曾拥有的。这些机制粉进入市场之后，在1937年“七七事变”以前，并未取得预想的效果，与其当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西安成丰面粉厂，为济南成丰面粉厂的分支机构，1935年投资100万在西安建立分部。其中用于厂房建筑、设备投入资金约为60万元，剩余40万元作为流动资金，成丰装设的发电机组，功率为2千瓦，面粉厂的制粉需250千瓦，电力无法充分的被利用，造成了一定资源损失。而当时西京电厂的正常发电仅有450千瓦，远不足以满足西安市的照明和中小企业对电力的需求量，他们在供电上非常紧张。然而电业管理条例又有所规定，无论任何工矿企业，所发的电只能供应本单位自身使用，不得转给其他企业单位使用。必须按价售予当地供电部门，再由其统一分配给各个用户进行使用。后来经过多方的调节。西京电厂与成丰打成了协议，成丰将其多余的电200千瓦提供出来用以解决西安市用户照明用电和中小型工厂用电方面的需求。这样一来，成丰间接性的为当时西安市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抗战时期也是关中地区近代工业发展的高峰时期，关中地区的重工业和轻工业都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工厂的数量与规模、资金的多少。分析各方原因，找出了关中地区近代工业发展的因素，得出结论如下：首先，政府逐渐认识到关中地区位置的重要性，并不断加强对其的发展与建设。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战败使政府将沿海地区作为发展的重点，加上洋务运动的进行，进一步加强了对沿海城市的发展，关中地区发展则比较缓慢。抗战爆发后，沿海地区逐步的沦陷，工业成为日寇打击的首要目标。沿海工厂受到日本的轰炸，损失甚大。抗战爆发后，为了进一步打击中国，日本封锁了中国沿海各港口，先后切断滇越、滇缅交通公路线，断绝中国与外界的联系，使中国丧失外部援助的渠道。此种情况下，国民政府便开始寻找新的落脚点，制定了开发西南、西北大后方的战略规划，制定了国家发展战略转移计划。而关中作为西北地区的中心地带，并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地理位置重要，这就成为关中地区发展的原因之一。其次，沿海工厂的内迁，为关中地区工业的注入了新的活力。“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战火徐素席卷整个中国大地，东南沿海各大城市无一幸免，为了保存实力，国民政府协助各大工业，迁往内陆地区。在迁往内陆的企业里，来到陕西就有42家，这些内迁工厂仅此于四川。他们的到来，带来大量的资金和技术，促使了关中地区工矿企业的发展，为关中地区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生力量。这些内迁的工厂不仅有重工业，还有大量的轻工业，其中的面粉业有大新、福新，火柴业有秦昌、协和，他们都成为所在行业的支柱产业。这些内迁企业，在资金和技术上对关中企业的发展给予支持，为关中地区工业的转型奠定了基础。再次，国家鼓励与政策上的支持。为保证自身的安全，国民政府在1934就曾提出开发大西北的战略构想，以西安为中心，到抗战的全面爆发后，最终确立了在西北建立后方基地的方略。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许多东部企业开始向西北内陆转移，特别是陕西的关中地区，并鼓励大后方民营工业的发展，关中地区的民营工业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同时，积极支持后方的有关国防民生的近代工业，在经济上提供资金支持。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使得内迁工厂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3月12日中午11点，石家庄市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棉三分公司轰鸣的机器突然安静下来，本应在机器前工作的职工纷纷往外走。值班长在门口不断地告诉他们，有事好商量，回去干活吧。没有人吭声，也没有人回头。车间办公楼的楼道很快堵满了人，他们罢工了?“约有百十来号人吧。”目击者告诉记者。
下午4点多，中班来换班，根本没有上楼，而是一群群地站在工厂大院西侧和车棚下。停工在继续。纺织厂一般分前纺、细纱、准备、整理和南北布机六大车间，每个车间又分常日班和运转班，常日班主要对机器进行检修维护，运转班进行生产。在棉三这次停工中，职工告诉记者，几大车间的运转班基本都关了机器。
无奈的选择
在石家庄市的一条主干道和平路上，棉一、棉二二、棉三、棉四一字排开，这4个棉纺织厂和略远的棉五一起，构成了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平时，在非上下班时间，这些工厂的大门口只偶尔有人匆匆走过，而在3月14日，这些工厂的大门口长时间堵满了人。“有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和平路都有点堵，后来工人发现堵了路，便纷纷让开，聚在了厂门口。”当日路过的出租车司机说。
3月14日，当棉四来上班的职工把自行车放到存车棚的时候，遇到了特意赶过来的已经停工的棉三职工，“大家心里都有怨气，所以棉四也跟着罢工了口”有职工骑车转了一圈，发现从棉一到棉四，都有停工的工人聚集在厂门口。棉五因为略远，没有看到，但是“听说也是这样。”因为六大车间是一条龙作业。一道工序停了必然导致后面的工序无法继续，这次机器停开，直接间接造成起码五六千人甚至上万人停工。
“大家都是自发的，没有喊口号，没有拿横幅，也没有工人代表。”有职工这样形容这次事件。原因是工资太低、劳动强度太大，因为怨气已经日积月累，所以一触即发。
“其实在棉三开始停机之前几天，棉四已经有过一次短暂的停机。主要是前纺车间，由运转班丙班开始，先是机器关了一两个小时，后来夜中班都不扛纱。”有职工告诉记者，他认为，这次没有弄出多少声响的小事件是引发棉三情绪的导火索。
3月17日，各分公司都贴出公告，称恢复上班的工人每人发50元钱，并会开始实行绩效工资制。50元钱，现在只能买三斤多猪肉，却差不多是纺织工人两天的收入。虽然公告除了50块钱并没有实质性的东西，虽然结果和初衷离得很远，但工人们还是陆续恢复了正常工作。
并不复杂的停工过程，很简单的停工原因，采访起来却异常困难。“厂里派人到家里做工作，让不要乱说。”有职工这样告诉记者。在接受采访的人中，没有一个人愿意表露真实姓名，他们说自己害怕，怕丢了工作，怕单单不给自己涨工资，怕被整……而这些接受采访的人，其实已经很勇敢，更多的人是在辗转接到记者的采访要求后婉拒，由第三者转告记者自己不敢说、不想说或者并不知情。最糟糕的一天，记者在楼下等，一名愿意接受采访的职工上去敲同事的家门希望他们能出来一起接受采访，他敲了五六家的门，但最终没有人下来。
“我并不赞成罢工，这对工厂和工人都有损失，但我愿意让工人们通过这次行动让企业的主管领导认识到企业问题的严重性，并尽快去解决它，让企业能更好更快发展，让工人不再在社会的最底层徘徊…一”
这是纺织工人的“心声”，他们“没有人真的愿意罢工”，“我们不是罢工，是维权，生存都成问题了。”李先生这样说。虽然这次事件中涉及的停工人数多达数千人，但其实这并不是一次有声势的罢工，用职工的话说是“草草收尾”。
这是一次无奈的停工。
距离上次停工已经一个月了’但到记者截稿，涨工资的具体方案并没有下来，有职工告诉记者，《常山快讯》连发了4期，主要是让大家好好干，说涨工资方案正在拟，预计5月份出台。公司已让各级传达新的分配改革方案，其中包括推行全新岗位绩效工资；岗位工资会有所提高，也会照顾到老职工的利益；公司承诺，不管新方案何时出台，从将从2008年3月1日起执行。
但公司职工李先生(采访中唯一一名愿意透露真实姓氏的人)认为：“没有实质内容，尤其是第一条，弹性很大，因为厂务不公开，职工不掌握企业实际利润，绩效工资随意性很强。”“工人情绪不稳定，有人怀疑说预计5月出台不过是在拖延时间。”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职工这样对记者说。
挣扎在最低工资标准线上
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生产、科研、贸易为一体的大型纺织上市公司，是石家庄市建设全国重要纺织基地的龙头企业，根据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的官方网站上的资料，常山股份公司自成立以来，经济效益一直保持全国同行的前列，2004年在全国同行业中，常山股份实现利税排名第三、销售收入排名第七。主要产品为国家免检产品。产品以外销为主，直接、间接出口达80％以上，远销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尤其棉坯布系列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享有盛誉。
在这样一个企业中，纺织厂的职工工资到底有多少?采访中他们告诉记者，很多工龄有30多年的老工人，一个月只能挣八九百，青年工人则更低，以前不少人只能拿四五百。今年2月1日，石家庄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了680元，而在此之前，常山股份各分公司中，常日班的很多工人达不到这个标准，为了能达到最低标准，他们终于涨了工资，但名义上够680元的工资，经过各种名义的七扣八扣，拿到手的一般只有550～570元。
而运转班的工人几乎天天上班没有休息日，工资也才720元左右。有的工龄很长的三班倒老职工，加上夜班费等所有补助，能拿到1000出头，这差不多是纺织厂普通职工的最高收入了，常日班是肯定到不了1000的。让工人们气愤的是，工资已经很微薄，却还没有加班费。三班倒每天都加班，却从来没有加班费，年轻工人一个月28、29个工作日加上中夜班费月工资才700多元。
采访中工人们告诉记者，因为效益不太好，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下的几个分公司纷纷实行工资下浮，最高下浮幅度高达18％。后来虽略有上调，但直到现在，纺织厂工资依然比应拿的工资下浮4％到9％不等。因为行业不景气。
而常山股份(000158)2007年度报告显示，2007年常山股份营业利润47,976,268.73元，利润总额55,447,089.20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45,881,492.01元。报告显示，2005年、2006年、2007年3年的利润是递增的，虽然增幅不大。
到底哪种情况是真的，无从知晓。
“物价像胡子一样长个不停，而工资却
像眉毛一样原地踏步，这就是纺织工人的现实生活!谁来关注我们苦难的纺织工人!”这是纺织工人在网上论坛的留言。工人们表示，现在物价这么高，如果是双职工，夫妻俩一个月加起来才挣1000多块钱，根本没有办法生活，而孩子上学、老人看病又是一笔大开销。老职工还好，起码赶上了福利分房，用很少的钱买到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年轻一点的职工却要完全靠自己买商品房，这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一些年轻职工虽然已婚，却不但不能孝敬父母，给父母生活费，还天天在父母家蹭吃蹭喝，只为了省几个钱。买不起房子的，婚后只能和父母挤在一起。他们小心翼翼维持着艰辛的生活，努力让日子过下去。而近一年来的物价飞涨，打破了他们使劲维持的平衡。
在采访中，记者不断听到一个重复的故事，其真实性已经无可考证，但每个人都讲述得栩栩如生。停工期间，有上级领导来安抚：纺织厂的工作的确比较累，休息时间也太少，但是你们的工资可不低，一个月工资少的1300到1400元，多的有1700到1800元，你们挣多少钱，我们每个月都会收到报表的。工人听后很是纳闷，拿出工资条给领导看，赫然只有700到800元。这其中，存在着被遮起来的部分吗?
春节后，据媒体报道，中国纺织名镇佛山西樵镇的纺织工人平均工资已经达到每个月1600元至1700元，比去年上涨了20％以上。
随着中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在GDP飞速增长的同时，纺织厂的工人被抛下了。
三班倒的“白毛女”
纺织厂的工人劳动强度有多大?
大约四五年前，纺织厂大多实行四班三运转，就是干两个白班，两个中班，两个夜班，之后休息两天。干6天，歇两天。那时的工人一个月可以歇上六到八天，工资是600到700元。后来厂里开始搞减员增效，把四班三运转改成了三班三运转，即三班倒，但是工资并没有涨。由于纺织厂工作太累，钱越来越少，近几年，棉纺厂人员流失严重。因为人员匮乏，纺织厂一些班又改8小时为12个小时。
粉尘密度大，对肺很不好，而棉纺厂车间里总是棉絮翻飞，每个人的头上都粘满了棉絮而成为“白毛女”。因为机器轰鸣声巨大，在车间里说话，必须揪着对方耳朵喊，否则根本听不见，耳病的发病率在纺织女工群体里尤其突出。
挡车工在织机前要一刻不停地来回走动，检查织机，防止断线出现次品。除了中午吃饭可以停半个小时的机器，剩下的7个半小时挡车工只能一刻不停地忙碌。据估算，一名挡车工一天要走近20公里路。整理车间的女工每天要猫着腰把十几块八九十斤的布搬来搬去。腿部静脉曲张或者腰椎间盘突出等症状在老纺织工人身上非常常见。
网上有网友留言：我的妻子是棉纺二厂的一名普通工人，一个月辛辛苦苦才能拿600多块钱，还一回到家累得就想先睡一觉。她休完产假后上班的第一天回来说饿了，我就问她中午没吃饱么，她说中午没吃饭，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不为什么，再问妻子却掉泪了，说是没时间吃饭。当时我的眼睛就湿了。
有职工告诉记者，现在他们有时还会有一些额外的活，比如常日班，因为现在的棉花往往掺有杂质，于是有的分公司让常日班工人做完自己分内的工作后去拣棉花，最高时规定每人负责拣一包，最初还给10块钱补助，后来不给钱了，完全就是额外白干。2套机器包括2节粗纱机和4节条机，原来人员配备是一个擦车组长，3个牵身，一个擦车后，一个检修，后来去掉了一个牵身。诸如此类的看上去很小的细节，却一层层加重着工人的劳动强度。
“我不知道企业高层运行这个企业有多难，花费有多大，但作为一个基层工人，我知道我们一直有干不完的活儿。我不知道我们的产品卖多少钱，我只知道7年来我们从没有因产品卖不出去而停过机……”纺织工人如是说。
以前，纺织厂工人有一项福利很让人羡慕，那就是到青岛等地疗养，因为在纺织厂长年累月工作会损伤身体，到一定年龄一定工龄的职工都可以排队去疗养。劳动强度在加大，这项福利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取消了，一些40年工龄的老工人到退休也没能享受这项福利。
有职工认为，不仅仅是工资和劳动强度问题，工厂改制以来存在很多问题，这几个厂现在面临着搬厂解散，但工人的安置等问题都没解决，再加上可能存在的腐败，这次事件是多年积压的矛盾的总爆发。
198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颇有知名度的片子《街上流行红裙子》，讲述的就是当时纺织女工的生活。那是纺织行业的辉煌时期，那时，纺织厂的工资比钢厂、药厂等其它工厂略高，但是工作却更轻松和干净一些。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棉纺厂工人的收入和当时主管部门纺织工业局的干部几乎相当，能进纺织厂工作是让人羡慕的。更有纺织厂女工自豪地称自己为“织女”。而现在，在石家庄比较大的购物中心北国商城和东方城市购物广场，一个纺织女工一个月的工资收入，基本买不到一条漂亮的裙子。日益繁重的工作强度，更让她们无心关注漂亮衣服。昔日纺织女工幸福浪漫的生活早已是明日黄花，如今她们只知一日日在生活的重压下像陀螺般转个不停，隐忍而卑微。
纺织困局
在劳动力成本亟待提高，工人急待安抚的同时，纺织行业还面临其它巨大的压力。既有国际环境变化的因素，也有国内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同时也有行业内部结构调整的问题。2008年棉纺织行业将面对国家从紧的货币政策、人民币升值、社会责任和节能减排成本增加、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增加、出口退税率下调的风险、部分纺机进口税优惠政策的取消和过高的棉花进口滑准税等减利因素。棉纺织行业生存状况不容乐观。
因为人民币不断升值，2007年以来，企业出口换汇成本已经提高了20％至25％。油价和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去年下半年以来，国际油价不断攀高，直接导致作为纺织品原材料的石油化纤产品价格水涨船高，给纺织企业带来巨大的成本压力，运输费用也大幅提高。与此同时，棉花等纺织服装的原材料价格也在大幅上涨。
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棉纺织行业受上游原料棉花价格走势影响非常大，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棉花消费国，中国的棉花进口量直接影响国内的棉花价格，也影响着两个行业的利润：棉花经营企业希望少进口棉花，以保持行业利润；而棉纺织行业则希望多进口棉花，以便降低原料采购成本。
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三届六次理事扩大会于3月10日至12日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来自国家发改委、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以及全国棉纺织企业及相关企业的代表近300人参加了会议。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会长徐文英指出，2007年棉纺织行业虽然保持了平稳发展，但是行业中2/3的企业实际利润率只有0.62％。会议纪要显示，由于国内2/3的棉纺织企业处于亏损边缘，棉纺织行业呼吁国家给予减免税收等政策照顾，其中包括取消棉
花进口滑准税，出口退税至少保持在现有的水平别再降低等等。
纺织企业负责人希望国家能在针对行业的政策上给纺织企业一个公平竞争和发展的空间，否则2/3面临亏损的企业将会出现停产或倒闭的危险，发改委正在针对纺织行业目前遇到的问题进行调研，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
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已经对消费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美国消费者的信心正在下降。次贷危机波及到纺织行业，就是成本危机、价格危机、利润危机乃至生存危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河北的坯布对美出口就大量减少，形势很不乐观，中国一些纺织企业对美国的出口基本陷入停顿状态，更多的企业订单大幅减少。由于未来经济走势仍不明朗，因此市场预期业内人士普遍看淡。
美方采购商对同类供应商进行比价询盘，但中方企业报的价格已经很难再压缩，利润非常薄，已经有一些做对美出口的中小纺织企业因为无利可图而停业。目前南方很多依赖对美出口的中小纺织企业已有不少倒闭。
统计数字显示，2007年我国纺织品服装累计出口额1711.7亿美元，同比增长18.88％，是2003年以来最低水平。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中国纺织服装出口164.4亿美元，仅增长5.7％。
随着宏观政策的调整和全球经济的波动，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纺织品行业正首当其冲地遭遇严峻考验。2008年将是纺织行业最艰难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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