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运行机制;比较研究;书评
财政学是经济学中最古老的分支之一,其中心任务是阐明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具体地讲,就是弄清楚政府参与了哪些经济活动,尽可能预测这些活动的后果或经济影响,在此基础上帮助我们评估政府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的得失,进而为改进相关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提供有价值的见解。在中西方各国的发展历程中,财政学产生了许多宝贵的思想和理论,财政学的研究方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今,财政学已经成为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完整的框架体系和较为成熟的理论对中西方各国政府经济活动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莫过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这种唯物史观是我们研究一切问题的指针,同样也适用于对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因此,中西方各国的社会经济变迁便成为决定中西方财政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因。
由张平博士所着的《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一书是关于中西方财政运行机制异同的一部力作,是作者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这部着作将中西方财政比较的对象设置为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当前中国公共财政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共财政,内容涉及中西方财政理论体系和现实运行状态及现实背后的深刻财政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并最终通过对中西方财政的多方比较探求其存在差异的深层次根源。该书已于2010年6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28万字,分为7章19节。
一、着作确定研究方向的三个原因
张平博士对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的关注从攻读硕士研究生阶段即开始了,她对此问题感兴趣并关注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一是当前中西方财政在相同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运行状态和运行机制的巨大差异性,同是基于市场经济条件,中西方财政有着越来越趋同的理论基础,但由于彼此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不同,中西方财政在运行过程和运行结果上有着迥异的差别。
二是财政学界对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或者说研究成果相对滞后于现实情况。目前国内外学者有关中西方财政比较的研究多是基于具体的某项财政制度或财政分配关系的中西方比较与借鉴角度展开的。尽管在这些领域国内外学者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并没有实现将中西方财政整个的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系统的、完整的进行研究比较的目的,而且只是就财政论财政,并没有把中西方财政比较问题融入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背景中去研究。
三是张平博士对本选题的持续关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她的导师——财政学知名学者武彦民教授自她读硕士阶段就已开始的启发和指导。在张平攻读硕士期间,武彦民教授向她提问,作为财政学专业的教师,为何在给学生授课时要同时讲授财政学和西方财政学两门课,难道这两门课不能够合并,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现象?导师的这个问题促使了张平的硕士、博士论文均以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为方向,终于在《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这一专着中很好地回答了导师提出的问题。
二、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比较研究的现状及欠缺
多年来,中国财政学界已经感觉到中西方财政运行的趋同性。它们都以市场经济作为财政运行的经济基础,公共财政是中西方共同认同的财政模式。它们都将财政政策作为熨平经济波动,稳定经济运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所使用的财政政策工具也大致相同。它们都将税收作为主要的财政收入手段,公债、收费、基金、罚没等收入形式也并存于财政收入行列,有关收入原则、收入效应、收入决定等理论体系也高度雷同。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财政补贴、国防安全、经济发展等是中西方财政共同的支出项目,支出方式理论、支出效益理论、支出总量理论等均体现在中西方财政学者的教材或着作中。绩效预算、赤字预算、周期预算、中长期预算、复试预算、行动预算等都是中西方财政学者耳熟能详的国家预算术语。在中国财政学者关于财政体制或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着述中,也经常出现菜单理论、分权理论、俱乐部理论、“用脚投票”理论、公共物品层次理论等西方色彩浓厚的理论模型。西方学者经常使用的定量分析方法也频频出现在中国学者的财政学着作或教材中。规范性分析与实证性分析、横向分析与纵向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顺向分析和逆向分析等研究方法,已经被中西方财政学者共同认可并被熟练地运用到分析过程。但是,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毕竟有根本不同的制度环境,毕竟有相差悬殊的发展水平,毕竟有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毕竟有严重冲撞的价值观念,因此,反映在财政分配过程,中西方财政在运行过程和运行结果上也有着迥异的差别。本书作者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关注了中西方财政运行的趋同性,更关注双方在诸多领域存在的区别或差异。我认为这是本书将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的主要原因。 财政学界对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研究动机和研究成果相对滞后于现实状态。人们的研究重点大多放在财政运行的局部或个别环节,并未对整个财政运行机制进行系统、完整地比较研究;人们往往习惯性地站在就财政论财政的狭义研究视角,并未把中西方财政融入到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背景中去认识;人们经常从具体的财政制度、财政政策、财政手段等较浅层面去研究中西方财政的异同,但缺乏从社会制度、发展水平、价值观念等层面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人们往往机械地甚至僵化地将中西方财政类型理解为计划型财政和市场型财政,殊不知西方国家财政也有强烈的计划性,中国财政的运行环境也越来越转变为市场经济。1992年中国确认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体制改革的总目标,1998年中国又提出要构建公共财政的新模式,这两大变化必然会对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
目前国内外系统地进行中西方财政比较的论着也比较缺乏,只有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6年1月出版的马斯格雷夫(美国)的《比较财政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的邓子基的《比较财政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91年7月和1992年6月出版的姜维壮的《国际财政制度比较》和《比较财政管理学》,上海三联书店于1992年1月出版的平新乔的《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3月出版的张馨的《比较财政学教程》(第2版),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6月出版的杨志勇的《比较财政学》,南开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8月出版的李炳鉴等人的《比较财政学教程》。在这些论着中只有杨志勇和李炳鉴等人拓展了传统比较财政学的研究范围,比较了20世纪以来中西财政学的不同发展轨迹,剖析中西财政理论及制度的基本异同点。其他论着则还是基于传统比较财政学的研究框架,比较分析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市场型财政与中国计划经济基础上的计划型财政的异同点。由此可见,国内外关于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系统性、完整性和与时俱进性不够,对待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需要引入更多新的角度和新的方法。 国内学者从事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工作,公认最早的当属邓子基教授,其1987年主编的《比较财政学》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出版的第一本比较财政学教材。该书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着重研究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理论与实践,侧重点放在具体财政制度的比较上。之后,姜维壮主编的《比较财政管理学》和《国际财政制度比较》研究重点主要是对各国财政实践活动的梳理和总结。
在国外,情况也大致如此。国外的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比较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发展起来的。由于比较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差异,其着重点也在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不同上。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制度》就是作为“比较经济学研究”丛书之一出版的。该丛书的目的是为了考察各种不同背景下经济制度的运行与经济事务的处理。马斯格雷夫在《自序》中说:“我也不提供许多国家间具体制度和政策的系统的比较,这涉及大量的细节问题。相反,我试图考察财政制度在经济生活的一些主要方面所具有的基本特征。”许多西方财政学家也发现,即使是同样研究市场经济的财政学,也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三、内容简介
关键词：绿色经济；发展；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深化，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瞠目的成就，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我国的经济发展都是粗放型的发展模式，这对于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普及以及科学发展观的深化落实，党和政府开始认识到发展绿色经济的重要性，于是先后提出系列政策与法律法规，推动了我国绿色经济的发展。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如何推动绿色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已经成为集中关注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能够清晰的认识到我国绿色经济的发展现状。
一、绿色经济概念解读
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不断普及的背景下，人们对绿色经济的理解也在不断的发展，纵观绿色经济的发展历程，对于绿色经济的理解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从1989年-2006年的发展历程中，人们开始认识到发展绿色经济的重要意义，但是对于绿色经济的理解比较单一，只是强调为了改善生态环境去采取的相关经济措施；第二，从2007年-2009年，人们对于绿色经济的认知开始深化，开始关注经济发展的转型与升级，进而达到经济与生态环境和平共处的目标；从2010年之后，人们对于发展绿色经济的必然性开始有了新的认知，于是绿色经济具备了较为全面的定义，也就是可以为人类带来幸福观的经济发展模式，调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要实现和谐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
二、我国绿色经济发展现状
针对我国绿色经济的发展现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和考核。文章主要从单位CDP所消耗的能源以及用于治理生态环境污染的投资这一角度来分析和审视近年来我国绿色经济的发展实际情况。现阶段，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绿色经济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深化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提出，绿色经济的增长速度正在不断的加快。与GDP的增长情况相比较来看，绿色经济几乎与GDP的增长速度相同，截止到2017年绿色经济在全国GDP总量当中的占比情况已经达到了10%，这对于我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经济新常态下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绿色经济发展的范畴当中，对于生态环境污染的治理、对于可再生资源的有效利用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从现阶段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对于交通领域污染治理投资的增长速度非常快，在2015-2017年三年的发展历程中，其增长了54%。据国家部门发表的相关数据显示，从2005到2017这几年的发展历程中，我国经济建设实践中，万元GDP的能耗水平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在2017年万元GDP的能耗为0.635万吨煤/万元，与2005年相比下降了50个百分点。在科学发展观深化落实的背景下，党和政府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对于绿色经济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于是国家财政部门加大了对于环境污染治理的投入力度。从2005-2017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家针对生态环境污染治理的投入力度正在不断加大，基本上都维持了年增长1.2%的水平，在2014年达到了1.9%的增长水平。由此可见，针对生态环境污染治理力度的不断增强，一方面将极大程度推动我国绿色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绿色经济在国民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不断提高。
【关键词】 贫困发生机制 理论解读 经济增长 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
不同的学者对于贫困发生机制的研究视角各不相同，且他们在同一视角下对于贫困发生机制的理解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已有分析表明：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影响贫困的重要因素，这三个方面的因素通过不同的机制和渠道导致不同的贫困状况结果。然而，在现实经济社会中，实际的贫困状况是以上三类因素联合作用的结果；同时，从已有贫困研究的成果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城乡贫困表现出显著的贫困动态演化特征，且城乡之间的贫困动态演化状况也各不相同。本文基于上述三类因素，将中国城乡贫困发生机制已有研究成果其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着重从多维和动态的视角构造了贫困发生的联合作用机制。
一、在该联合作用机制中，经济增长的涓流效应和扩散效应
在该联合作用过程中，经济增长主要通过涓流机制和扩散机制来影响贫困状况。具体来说，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得到扩展，经济活力也逐步提升，同时政府的财政和税收收入也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这不仅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使部分贫困者可以实现就业，改善自身收入地位，而且还促进政府相应的扶贫政策绩效的提高，从而为贫困问题的缓解产生积极的作用。同时，经济增长过程中投资和技术能通过乘数机制而得到扩散，并且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公共服务会逐渐得到普及，从而有利于改善贫困者的非收入状况。
然而，结合相关理论研究结果和现实经济状况，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的上述两类机制并不会自动地发挥作用，其最终减贫效果受到经济社会环境，特别是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具体来说，当经济增长速度一定的情况下，现有的收入分配体制越有利于穷人，那么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就越明显。而对于贫困群体自身而言，单个的贫困者无力改变现存的经济增长状况和收入分配体制，或者说他们是经济增长结果和收入分配制度的被动接受者。
从中国实际情况看，世界银行在2009年的《从贫困地区到贫困人群：中国扶贫议程的演进中国贫困和不平等问题评估》报告表明，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中国的一系列经济改革帮助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对于中国取得的扶贫成就至关重要。1981—2005年期间，实际人均GDP实现了年均8.3%的增长速度，贫困人头指数年均下降7.1%。因而，人均GDP每增长10%，贫困率就降低9%。同时，该报告还指出，尽管经济增长对扶贫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扶贫效应已经开始下降。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能使贫困率下降2个百分点以上，然而在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贫困率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已经下降到1左右。
二、在该联合作用机制中，人力资本主要影响经济成果的分享
随着研究的深入，部分学者开始重视人力资本反贫困效应的发挥。他们强调贫困者可以通过一些行为和方式来改善其参与收入分配能力，从而能有效地分享到经济增长成果，并最终摆脱贫困。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指出，以教育、技能、健康等形式存在的人力资本，不仅对个人生活是重要的，而且能够使个人更有效地参与经济与政治活动。在这个意义上，人力资本的缺乏，或具体来说即教育机会的缺乏以及不能享受到有效的医疗保障，不仅是贫困的表现也是贫困产生的实质原因。因此，通过必要的人力资本的培养，贫困人群就可以重新获得被剥夺了的“基本可行能力”，从而为他们的长久脱贫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在我国反贫困政策选择中，对下岗失业人员、进城务工人员、大学毕业就业困难学生的技能培训、创业支持、职业指导、求职介绍将是一项长期的制度建设。
但是，尽管现有的研究已充分表明人力资本对个人收入状况的改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贫困者也认识到人力资本对其贫困状况的缓解意义重大。然而在现实经济中贫困者的人力资本存量一般较低，其人力资本的投资倾向也较小，同时当劳动力市场不健全时，贫困者所拥有的人力资本难以通过市场体系的供给机制实现人力资本价值的最大化。
从中国现实情况来看，个人的受教育状况以及营养和健康等人力资本因素是影响其收入状况的重要因素，并进一步对个人的贫困状况（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产生重要的影响。姚毅等（2010）借助“中国营养健康调查”（CHNS）数据库从统计描述和计量分析两个方面考察了教育水平对于城市家庭贫困状况的影响。其结果表明：从统计分析来看，户主为初中以下学历的城市家庭的贫困发生率为47.06%，而户主为初中以下学历的城市家庭的贫困发生率仅为22.11%；从计量分析结果来看，户主的教育程度能显著改善城市家庭的贫困状况，其边际效应为负的0.15。张车伟（2003）的研究在控制了营养和健康变量内生性的前提下，估计了不同的营养和健康指标在中国贫困农村的弹性和回报。其研究表明：几乎所有的营养和健康指标都会影响到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其中，营养摄入和疾病的影响最为显著。平均来看，卡里路的摄入量每增加1%，种植业的收入会相应增加0.57%；而家庭劳动力因病无法工作的时间每增加一个月，种植业收入将减少2300元。
三、在该联合作用机制中，社会资本主要影响人力资本的价值实现
实际上，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面向于未来预期收益的投资，从最初的人力资本投资到其最终的价值实现经历人力资本投资决策、人力资本的匹配以及人力资本的价值实现三个阶段，而人力资本价值的最终实现程度（即人力资本的支付）取决于上述三个渠道的畅通，这不仅取决于现有的市场正式规则和制度，还受到个体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具体来说，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对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三个阶段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最终影响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
首先，社会资本影响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对于该问题的最早也是最经典的研究是科尔曼的《人力资本构建中的社会资本》一文，他指出在教育信贷市场不完全或缺失的发展中国家，社会关系网络是人们筹措子女学费、获得教育信息和机会的重要渠道，故而社会资本对家庭人力资本的积累有显著的影响。处于同一社会关系网络的个体之间存在着互相模仿和互相竞争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的存在使得网络成员之间的人力资本投资的大小和类型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
其次，社会资本影响人力资本的匹配。个人就业状况的改变不仅仅是由于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个人工资收入水平的改善也并不完全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来实现。如格兰诺维特等的研究发现60%～90%工作是通过非正式渠道（主要是社会关系）找到的；同时还发现社会关系网络和个人工资收入状况密切相关。由此看来，社会关系网络对个人工作的搜寻以及个人的工资状况改善至关重要。
再次，社会资本影响人力资本价值实现（即人力资本的使用）。从经典的工资决定模型——内部人—外部人模型可以看出，模型在两大理论假设的基础上，主要从厂商的角度分析了工资决定和就业。然而从劳动者的角度来看，作为内部人的雇员具有一定的讨价还价能力能影响厂商的工资决策，从而获得生产的联合剩余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充分就业。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其原因在于内部人成员之间具有较强的社会网络关系，而正是由于这种社会网络关系的存在使得内部人能有效地传递信息，并通过社会网络关系所衍生的网络信任和网络互惠有效地解决“囚徒困境”而节省交易成本。
综上所述，社会资本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的三个阶段均产生重要的影响，进而影响个人的基本可行能力，并最终影响在分享经济增长成果时个人在收入分配体系中所处的地位。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社会资本匮乏是导致城乡居民（家庭）贫困发生的重要因素，而通过改善贫困者社会资本状况能有效降低其陷入贫困的可能。如边燕杰（2004）的研究表明，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的网顶、网差、网络水平和网络规模等变量是影响个人和家庭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同时还会影响其相对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评估。同时，王朝明等（2009）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社会资本总量对于中国城市贫困家庭人均贫困距离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另外，网络规模、网络差异、互惠、参与和共享等不同纬度的社会资本也能显著改善城市贫困家庭的贫困状况。
四、结论及建议
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个方面的结论：第一，单一时点上的贫困状况的产生是经济增长因素、人力资本因素以及社会资本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且各因素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交互效应；第二，贫困问题的本质是一个动态问题，即微观层面的贫困状况随着上述三个方面因素的作用，而处于不断地变化过程之中，单一时点上的贫困状况仅是贫困动态演化中间过程的外在表现，而非其最终结果。
由上述结论我们可以看出，“中部崛起”计划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部级贫困县”的设置和反贫困的“区域开发战略”、“整村推进计划”等反贫困的经济增长策略并不能自动地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其实际绩效的发挥取决于贫困家庭相应资源禀赋的积累，取决于贫困家庭脱贫能力的构建。而人力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性资源，对于贫困状况的缓解至关重要。同时，社会资本对于贫困状况也有显著的缓解作用。因而，中国未来反贫困政策调整应通过相应政策提高贫困家庭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存量，从而提高其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能力，并使得我国贫困问题最终得到有效的缓解。
（注：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社会资本视角下政府反贫困政策绩效管理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编号：70873097），本文为该基金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王朝明、姚毅：中国城乡贫困动态演化的实证研究：1990—2005[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3）.
[2] 世界银行：从贫困地区到贫困人群：中国扶贫议程的演进中国贫困和不平等问题评估[R].2009（4）.
[3] 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中国人民出版社，2002.
[4] 姚毅、王朝明：中国城市贫困发生机制的解读——基于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视角[J].财贸经济，2010（10）.
[5] 张车伟：营养、健康与效率——来自中国贫困农村的证据[J].经济研究，2003（1）.
[6] 李建民：人力资本通论[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
[7] 格兰诺维特著，张文宏译：找工作—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关键词：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运行机制；比较研究；书评
财政学是经济学中最古老的分支之一，其中心任务是阐明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具体地讲，就是弄清楚政府参与了哪些经济活动，尽可能预测这些活动的后果或经济影响，在此基础上帮助我们评估政府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的得失，进而为改进相关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提供有价值的见解。在中西方各国的发展历程中，财政学产生了许多宝贵的思想和理论，财政学的研究方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今，财政学已经成为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完整的框架体系和较为成熟的理论对中西方各国政府经济活动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莫过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这种唯物史观是我们研究一切问题的指针，同样也适用于对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因此，中西方各国的社会经济变迁便成为决定中西方财政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因。
由张平博士所著的《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一书是关于中西方财政运行机制异同的一部力作，是作者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这部著作将中西方财政比较的对象设置为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当前中国公共财政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共财政，内容涉及中西方财政理论体系和现实运行状态及现实背后的深刻财政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并最终通过对中西方财政的多方比较探求其存在差异的深层次根源。该书已于2010年6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28万字，分为7章19节。
一、著作确定研究方向的三个原因
张平博士对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的关注从攻读硕士研究生阶段即开始了，她对此问题感兴趣并关注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一是当前中西方财政在相同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运行状态和运行机制的巨大差异性，同是基于市场经济条件，中西方财政有着越来越趋同的理论基础，但由于彼此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不同，中西方财政在运行过程和运行结果上有着迥异的差别。
二是财政学界对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或者说研究成果相对滞后于现实情况。目前国内外学者有关中西方财政比较的研究多是基于具体的某项财政制度或财政分配关系的中西方比较与借鉴角度展开的。尽管在这些领域国内外学者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并没有实现将中西方财政整个的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系统的、完整的进行研究比较的目的，而且只是就财政论财政，并没有把中西方财政比较问题融入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背景中去研究。
三是张平博士对本选题的持续关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她的导师——财政学知名学者武彦民教授自她读硕士阶段就已开始的启发和指导。在张平攻读硕士期间，武彦民教授向她提问，作为财政学专业的教师，为何在给学生授课时要同时讲授财政学和西方财政学两门课，难道这两门课不能够合并，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现象？导师的这个问题促使了张平的硕士、博士论文均以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为方向，终于在《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这一专著中很好地回答了导师提出的问题。
二、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比较研究的现状及欠缺
多年来，中国财政学界已经感觉到中西方财政运行的趋同性。它们都以市场经济作为财政运行的经济基础，公共财政是中西方共同认同的财政模式。它们都将财政政策作为熨平经济波动，稳定经济运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所使用的财政政策工具也大致相同。它们都将税收作为主要的财政收入手段，公债、收费、基金、罚没等收入形式也并存于财政收入行列，有关收入原则、收入效应、收入决定等理论体系也高度雷同。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财政补贴、国防安全、经济发展等是中西方财政共同的支出项目，支出方式理论、支出效益理论、支出总量理论等均体现在中西方财政学者的教材或著作中。绩效预算、赤字预算、周期预算、中长期预算、复试预算、行动预算等都是中西方财政学者耳熟能详的国家预算术语。在中国财政学者关于财政体制或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著述中，也经常出现菜单理论、分权理论、俱乐部理论、“用脚投票”理论、公共物品层次理论等西方色彩浓厚的理论模型。西方学者经常使用的定量分析方法也频频出现在中国学者的财政学著作或教材中。规范性分析与实证性分析、横向分析与纵向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顺向分析和逆向分析等研究方法，已经被中西方财政学者共同认可并被熟练地运用到分析过程。但是，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毕竟有根本不同的制度环境，毕竟有相差悬殊的发展水平，毕竟有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毕竟有严重冲撞的价值观念，因此，反映在财政分配过程，中西方财政在运行过程和运行结果上也有着迥异的差别。本书作者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关注了中西方财政运行的趋同性，更关注双方在诸多领域存在的区别或差异。我认为这是本书将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的主要原因。
财政学界对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研究动机和研究成果相对滞后于现实状态。人们的研究重点大多放在财政运行的局部或个别环节，并未对整个财政运行机制进行系统、完整地比较研究；人们往往习惯性地站在就财政论财政的狭义研究视角，并未把中西方财政融入到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背景中去认识；人们经常从具体的财政制度、财政政策、财政手段等较浅层面去研究中西方财政的异同，但缺乏从社会制度、发展水平、价值观念等层面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人们往往机械地甚至僵化地将中西方财政类型理解为计划型财政和市场型财政，殊不知西方国家财政也有强烈的计划性，中国财政的运行环境也越来越转变为市场经济。1992年中国确认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体制改革的总目标，1998年中国又提出要构建公共财政的新模式，这两大变化必然会对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
目前国内外系统地进行中西方财政比较的论著也比较缺乏，只有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6年1月出版的马斯格雷夫（美国）的《比较财政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的邓子基的《比较财政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91年7月和1992年6月出版的姜维壮的《国际财政制度比较》和《比较财政管理学》，上海三联书店于1992年1月出版的平新乔的《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3月出版的张馨的《比较财政学教程》（第2版），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6月出版的杨志勇的《比较财政学》，南开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8月出版的李炳鉴等人的《比较财政学教程》。在这些论著中只有杨志勇和李炳鉴等人拓展了传统比较财政学的研究范围，比较了20世纪以来中西财政学的不同发展轨迹，剖析中西财政理论及制度的基本异同点。其他论著则还是基于传统比较财政学的研究框架，比较分析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市场型财政与中国计划经济基础上的计划型财政的异同点。由此可见，国内外关于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系统性、完整性和与时俱进性不够，对待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需要引入更多新的角度和新的方法。 国内学者从事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工作，公认最早的当属邓子基教授，其1987年主编的《比较财政学》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出版的第一本比较财政学教材。该书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着重研究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理论与实践，侧重点放在具体财政制度的比较上。之后，姜维壮主编的《比较财政管理学》和《国际财政制度比较》研究重点主要是对各国财政实践活动的梳理和总结。
在国外，情况也大致如此。国外的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比较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发展起来的。由于比较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差异，其着重点也在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不同上。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制度》就是作为“比较经济学研究”丛书之一出版的。该丛书的目的是为了考察各种不同背景下经济制度的运行与经济事务的处理。马斯格雷夫在《自序》中说：“我也不提供许多国家间具体制度和政策的系统的比较，这涉及大量的细节问题。相反，我试图考察财政制度在经济生活的一些主要方面所具有的基本特征。”许多西方财政学家也发现，即使是同样研究市场经济的财政学，也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三、内容简介
《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一书共分为7章19节。
第1章的内容是沿着中西方各国社会经济的历史变迁这一脉络，揭示中西方财政理论体系迥异的发展历程和当前相同市场经济条件下中西方财政理论出现的日益趋同。第2章通过数据比较当前中西方财政支出总量及结构上的运行状态，反思导致中西方财政支出总量不同运行现状的深层原因，分析中国目前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的原因，并通过构建经济模型分析各项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贡献率，探求中国财政支出的最优结构。第3章通过比较中西方各国宏观税负的数据和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得出本书对中国宏观税负高低与否的评判，阐述中国宏观税负不低这一结论得出的原因。明确中国宏观税负便于国际研究的口径，通过构建税收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经济模型分析出当前中国宏观税负的最优区间和今后发展的合理空间。介绍西方国家税制结构的演变及最新发展趋势，比较中西方税制结构的不同特点，提出中国税制结构改革的主要思路。第4章比较中西方财政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各自效应，在总结中国近年来财政改进社会公平状况成果的同时也指出其差距，特别是财政在促进起点公平和机会公平方面的差距，指出需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提升中国财政促进社会公平状况的能力。第5章从财政决策、管理和监督的财政运行先后顺序，比较中西方国家财政运行机制的不同表现，借鉴西方国家更符合公共财政要求的财政运行模式和做法，提出中国财政运行机制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的措施。第6章立足更广泛的社会经济背景，分析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运行机制上存在差异的根源，并分析这些根源哪些是必然的、合理的、稳定的，哪些是是暂时的、不合理的、有待变革的。如中西方生产力水平上的差距、迥异的所有制结构、不同的国有经济活动领域；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的政治制度；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至善论”导致社会理念中不相信制度的约束，倾向于相信德治和人治，而西方国家基于基督教“性恶论”的人性假定提倡法律高于政治，相信“宪政制度”以及中西方国家不同的社会目标等。第7章为结语，总结了全书的研究路径，指出了理论创新之处，并总结出17个主要学术观点。
四、评价
作者从六个方面对中西方财政运行过程进行了较深入的比较研究。沿着中西方各国社会经济的历史变迁这一脉络，揭示中西方财政理论体系迥异的发展历程和当前相同市场经济条件下中西方财政理论出现的日益趋同。通过数据比较当前中西方财政支出总量及结构上的运行状态，反思导致中西方财政支出总量不同运行现状的深层原因，分析中国目前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的原因，并通过构建经济模型分析各项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贡献率，探求中国财政支出的最优结构。通过比较中西方各国宏观税负的数据和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得出本书对中国宏观税负高低与否的评判，阐述中国宏观税负不低这一结论得出的原因。明确中国宏观税负便于国际研究的口径，通过构建税收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经济模型分析出当前中国宏观税负的最优区间和今后发展的合理空间。介绍西方国家税制结构的演变及最新发展趋势，比较中西方税制结构的不同特点，提出中国税制结构改革的主要思路。比较中西方财政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各自效应，在总结中国近年来财政改进社会公平状况成果的同时也指出其差距，特别是财政在促进起点公平和机会公平方面的差距，指出需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提升中国财政促进社会公平状况的能力。从财政决策、管理和监督的财政运行先后顺序，比较中西方国家财政运行机制的不同表现，借鉴西方国家更符合公共财政要求的财政运行模式和做法，提出中国财政运行机制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的措施。立足更广泛的社会经济背景，分析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运行机制上存在差异的根源，并分析这些根源哪些是必然的、合理的、稳定的，哪些是是暂时的、不合理的、有待变革的。
本书丰富了中国公共财政理论——特别是其中的比较财政理论——的研究成果。从实践应用的角度上来讲，本书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探讨了一个深层次的话题，即中西方财政的理论及现实中存在的趋同与差异。特别是在揭示中西方财政运行现状及运行机制差异性根源的时候，作者没有将视野仅仅局限在财政理论与实践的狭小空间，而是立足于更为宽泛的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来详细展开并深入探讨。这是本书的主要创新点。
当然，科学研究没有终点，对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也远未到达理想的彼岸，而且，真正的研究者都有这样的体会，某项研究往下深入一个层次，遇到的困难或挑战肯定不止增加1倍。书中还有许多未能详细展开和深入探讨的地方，例如中国财政支出结构如何能够在满足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社会公平的前提上实现进一步的优化，各项财政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最佳比重到底为何，能否分析出一个极具参考和调整价值的具体数值。再如西方各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对中国这样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来说是否真具有借鉴的可能，能否开辟更全面、更适合中国国情的研究角度来分析中国宏观税负高低与否及其合理取值的问题。最后，西方国家较为健全的财政运行机制背后有何深层次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中国如何根据自身情况有选择地将西方国家构建财政运行机制的经验本土化，并真正把各项完善财政运行机制的措施落到实处。另外，本书开展的是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但在研究过程中，由于在很多经济指标和数据上国内外的统计口径不同或者是国内统计数据的匮乏和粗化，以至没能做出技术性更强、更具说服力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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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营经济；硕士论文；研究方法
一、选题意义
民营经济的发展是现展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国际国内学术界对此都有大量论述。在实践中，民营经济的发展也受到各国政府和民众的广泛关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其中民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经济腾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我国的民营经济是在激烈的争论中发展起来的，它的存在与发展体现了中国改革的进程和深度，民营经济用自己的竞争力赢得了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赢得了越来越宽松的政策环境，但其发展还面临着诸多问题。
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是与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民营经济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并且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加入WTO以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及世界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民营经济将迎来新一轮大发展的机遇。但是，民营经济在发展中也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其中包括民营经济发展中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外在环境的制约。因此，在进一步统一对民营经济的思想认识，明确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时，深入研究新时期民营经济内在发展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探讨民营经济发展的方向定位和拓展途径，努力营造有利用民营经济发展的内外部优良环境，对推动民营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促进民营经济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论文研究方法的分析
为能全面、深刻地分析民营经济相关论文的研究方法，共搜集四篇论文进行分析。它们分别是吉林大学徐进的《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研究》、延边大学李英哲的《对延边州民营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西北工业大学殷亭国的《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现状分析及制度反思》、郑州大学阎中洋的《县域经济与民营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在论文研究方法分析梳理中发现，有些文章专门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方法，而有些文章只是在摘要部分提及那么一两句有关的研究方法，有些甚至一点都没有涉及自己论文的研究方法。例如：
延边大学李英哲的《对延边州民营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中，就有专门的小节是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本论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理，分析过程中采用了从一般到具体，即先从民营经济的一般状况（全国）的分析研究出发，弄清民营经济的含义、形式及作用和阻碍因素等。然后研究延边州的状况，进行对比比较，从中找出来差距，发现差距很大，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甚大。对于延边州民营经济的分析，运用对立统一、一分为二的原理，从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上来探讨延边州所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是从民营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三个方面分析，指出努力的方向与建议（对策）。”
西北工业大学殷亭国的《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现状分析及制度反思》在摘要部分提及了有关自己的研究方法：“本文以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运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我国在转型期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历程中出现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全文的线索是民营经济发展历程中制度创新安排的发生机制和形式以及由此带来的市场化程度的加深。”
郑州大学阎中洋的《县域经济与民营经济发展问题研究》在摘要中也提及“在研究方法上，以定性分析为主，兼顾定量分析，以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论述县域经济与民营经济二者之间的关系，阐明当前我省在经济发展中应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加快壮大县域经济的基本观点。”
吉林大学徐进的《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研究》中并未提及有关的研究方法。
综合分析这四篇文章，它们大体使用了以下几种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资料分析方法、比较分析法、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三、论文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
通过分析论文的研究方法，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第一，民营经济硕士研究生的方法意识比较薄弱，研究方法的运用呈现出结构性失衡的特征。硕士论文中定性规范的多，定量实证的少；理论归纳的多，经验分析的少；二手资料多，第一手客观材料少；描述统计多，推断统计少；文字说明的多，图表曲线模型解释的少；比较研究中简单罗列的多，学理性深入分析的少；直接断言给出结论的多，假设推理证明的少；低水平简单重复的多，较高水平的创新少；问卷调查和访谈法的应用整体上较为简单、粗糙，甚至多有错误，且对所得数据不会进行科学整理。因此，总体来说，民营经济的研究生论文在研究方法方面是极其薄弱的。
第二，学科理论缺乏自身的理论体系，学术研究缺乏原创性。就是说，目前我国民营经济整体上尚未成为具有逻辑严密的数量结构知识体系。国内学者更多是注重西方理论与方法的借鉴与应用，而忽视了国内原创性的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探索与构建。值得肯定的是，国内不少学者或提出了一些好的理论观点，或其研究成果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然而，这些理论观点和成果并未能很好地融合起来构成思路连贯、结构严密、假设严谨的完备的科学体系，因此，未能达到学科整体科学化的程度。
关键词：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甘肃省
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7（5）-0009-07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货币政策作为总量政策，其传导是一个涉及诸多环节、渠道和因素的复杂过程。我国不同区域间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导致货币政策在不同区域的实施效果可能存在不同，进而对区域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产业结构、市场供求等产生差异化的影响。站在中央银行角度，在差异化区域经济金融发展水平条件下，如何科学、客观地分析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差异，是货币政策理论和实践中的重大课题。本文以甘肃省为样本，运用计量经济分析方法构建了货币政策在甘肃省实施状况指数（RMCI），对其他可能反映货币政策在甘肃省实施状况的指标作了比较研究，初步搭建起了一个衡量货币政策在甘肃省实施状况的分析框架，并对货币政策实施状况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作了简要探析。
为衡量一国货币政策状况的松紧程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货币政策及理论领域出现了一个新概念：货币状况指数（Monetary Condition Index，MCI）。MCI是一个被构建出来用以衡量货币政策松紧程度的指标。经典形式的MCI是在选定一个基期后国内利率和汇率相比于基期水平的加权平均数。经典形式的MCI适用于开放经济体，且假定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利率和汇率渠道来传导：
其中，r为实际利率，q为实际有效汇率的对数值，β是相应变量的权重。
近年来，国内学者就构建适合中国的MCI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和研究，代表性的文献主要有卜永祥和周晴（2004），李子联（2010a，2010b），李建军和李波（2010），郭红兵和杜金岷（2011），刁节文和容玲（2012），段军山和郭红兵（2012），刘林川（2013）等。其中，卜永祥和周晴（2004）在构建中国MCI时，考虑到货币供应量这一渠道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重要影响，在利率和汇率之外加入了货币供应量指标（参见公式（2）），这一方法也被之后许多学者所接受。
其中，m为货币供应量的对数值。
还有许多学者基于不同分析角度，在构建中国MCI时纳入不同指标，如李建军（2008）加入了贷款指标，刘林川（2013）加入了房地产和股票价格。
此外，也有不少学者在MCI的基础上，尝试构建反映整体金融环境松紧程度的金融状况指数（Financial Condition Index，FCI）。FCI主要是考虑了资产价格的变动对金融环境的影响（参见公式（3））。
其中，c为资产价格。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献主要有余辉和余剑（2013），徐国祥和郑雯（2013），易晓盏龋2014）。
关于β的计算，目前经典的做法有三：一是单方程估计（总需求曲线）；二是多方程估计（VAR，结构VAR）；三是一国对外贸易额占GDP的份额。较常用的估计方法是前两种，单方程估计法较为传统，其对样本的要求相对较低，多方程估计法更为精细，但其对样本量和数据的质量等要求相对较高。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国内研究货币政策在区域内实施状况松紧程度的文献还非常稀少，原因不外是部分区域经济金融数据获取的困难和大部分学者的兴趣和研究方向集中于宏观经济而非区域经济。
二、理论基础及分析框架
能否科学构建货币政策区域实施状况分析框架，首先需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同时也构成了本文货币政策区域实施状况分析框架的理论基础。
（一）货币政策在不同区域的实施状况是否存在不同
一般来说在单一经济体内货币政策是唯一的，其货币政策实施状况的松与紧也是一致的。这是因为：（1）单一经济体一般只设有一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作为总量性政策，其制定当然是全局适用的、唯一的；（2）基于无套利原理，流动的资金会促使不同区域的利率水平处于均衡状态，从而难以出现某一区域资金流动性显著高于或低于其他区域的情况。我国只存在一家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其制定的货币政策当然是唯一的。但货币政策制定的唯一性并不一定意味着货币政策在不同区域实施状况的唯一性。事实上，基于以下几点理由，我国货币政策在不同区域乃至不同省份间的实施状况会存在不同，至少在松紧程度上会存在不同：（1）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区域间经济金融情况差异较大，如不同区域所有制结构的不同可能导致信贷资源在经济主体间的配置和分布存在差异，不同区域经济主体利用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的能力存在差异，地方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程度存在差异，不同区域经济金融的开放度存在差异等；（2）出于支持不同区域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需要，中国人民银行的再贷款、再贴现等政策在区域间存在差异；（3）无套利原理的成立需要相当严格的假设条件，包括资本市场的完全流动性、无交易摩擦等，无套利原理在我国不同区域间不一定能够成立。
（二）如何衡量货币政策区域内实施状况的松紧程度
货币政策实施状况的松紧程度会直接作用于资金的量和价两个方面。因此，衡量货币政策实施状况的松紧程度，无非是从量和价两个方面来进行。从量的方面来看，有货币供应量（M1，M2）、社会融资规模、信贷投放、存款增L、金融市场流动性等指标可供选择；从价的方面来看，则主要是利率和汇率指标。从货币政策能够对其产生直接作用的角度来看，则主要是货币供应量、利率和汇率指标。经典文献也是通过构造货币状况指数（MCI）这一方法来衡量货币政策实施状况。MCI无非是对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等指标的一个加权平均，其本身相当于调和了量和价两方面的因素来综合反映货币政策的实施状况。然而，在借鉴MCI方法来衡量货币政策在某一区域内实施状况的松紧程度时，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货币供应量指标在区域范围内不存在，这就必须考虑运用其他替代指标。通过对甘肃省经济金融发展特点的分析，本文发现信贷在甘肃省经济金融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信贷是甘肃省货币投放的主渠道，信贷政策是调控甘肃省金融市场流动性的主要抓手。因此，本文主要以信贷投放作为衡量货币政策在甘肃省实施状况松紧程度量的方面的衡量指标1。在利率指标的选择上，则是基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选择了具有较好市场代表性、传导性的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利率（详见下文）。在此基础上，构建了RMCI指数以综合衡量货币政策在甘肃省实施状况的松紧程度。RMCI指数、信贷增速和贴现利率也就成为了本文衡量货币政策区域内实施状况的核心指标。货币政策作为一种总量性政策，对其实施状况的衡量应该尽量选择具有宏观性、总括性、直接性和客观性的指标，以上三项指标的选择秉持了这一原则，也能得到经典文献方法的佐证，应该说具有一定科学性。
为更好衡量货币政策在甘肃省实施状况的松紧程度，本文建立如下分析框架：
“一个综合指数”：构建货币政策在甘肃省实施状况指数（Regional Monetary Condition Index，简称RMCI），用以直接衡量货币政策在甘肃省实施状况的松紧程度。
“两个直接指标”：通过对信贷增速和贴现利率的分析，找出导致甘肃省RMCI变动的直接原因。以上两步构成本文衡量分析框架的核心。基于对货币政策传导过程的理解，本文认为资金的量与价是最能直接、客观反映货币政策实施状况的。
“五个参考指标”：本文主要从物价水平、银行存款、民间借贷、相关调查指数等方面对货币政策的实施状况做了补充研究。研究发现，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民间借贷利率、银行存款增长率、货币政策感受指数和感受预期指数基本能对货币政策在甘肃省实施状况作出较好反映，是衡量货币政策在甘肃省实施状况松紧程度的重要参考指标。
三、甘肃省RMCI的构建与计算
（一）甘肃省RMCI的构建与计算
1.指标的选取
（1）在省域层面无法统计货币供应量，因此在构建甘肃省RMCI时就必须考虑用其他量的指标来替代货币供应量。具体到甘肃省，作为一个内陆欠发达省份，其货币政策的传导仍然主要是通过信贷渠道，企业外部融资来源主要是商业银行贷款，对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依赖和获取能力都还相对有限2。因此本文以甘肃省内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来替代货币供应量指标。
（2）自2005年汇率体制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较大，考虑到对外贸易在甘肃省经济中占比相对较小3，如果在构建适合甘肃省省情的RMCI时纳入人民币汇率指标，将使RMCI对实际货币政策在甘肃省实施状况的反映有偏差，为此忽略汇率因素。
（3）在利率选取方面本文选择了具有较好市场代表性的甘肃省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利率（yr）、票据买断式转贴现利率（pr）和金融机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dr）作为备选。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yr显著地表现为pr和dr的格兰杰因，yr的传导性更好，因此本文选择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利率（yr）作为构建甘肃省RMCI的利率指标（见表1）。
2.甘肃省RMCI的构建与计算
建立如下甘肃省RMCI模型：
以100为基准，作标准化处理后为：
其中，r为甘肃省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利率，lnd为甘肃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的对数值。根据公式（5），相比于基期而言，利率水平越低，贷款余额越大，则货币政策区域内实施状况就越宽松。
颖酒谖2008年1季度至2016年1季度。为估计总需求曲线，选取甘肃省地区生产总值（GDP）季度同比增长率作为产出指标，记为y。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为计算权重β，并考虑到货币政策传导的滞后效应，根据回归分析相关解释变量系数估计值的t检验、模型整体显著性的F检验和R2值，建立如下总需求模型：
其中，为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的缺口，产出缺口由HP滤波法得到（平滑因子为1600）；甘肃省第二产业占比st具有显著的季节周期性，为此通过HP滤波法对其进行平滑。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
据此，可计算得出相关变量的权重β：
关于基期的选择，卜永祥和周晴（2004）的选择标准是产出缺口最小。根据本文计算，2008年2季度和2015年4季度甘肃省的产出缺口相对最小。为此，本文选取2008年2季度为基期，计算得出甘肃省RMCI（见图1）。
从RMCI的角度来看，相比于2008年2季度的基期水平，2008年以来货币政策在甘肃省实施状况总体趋于宽松，其中有两个时期“宽松化”比较明显。一是从2008年4季度至2010年4季度，二是从2014年2季度至今。从RMCI与GDP增长率的走势来看，前一时期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状况有效促进了经济增长，后一时期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状况却并未带来经济增速的反弹。对此，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深入分析。
从宏观经济理论和各国经济发展历史看，一般来说货币政策实施状况的松紧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然而二者间的关系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极有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在总需求函数中，一般假定存在从货币政策到经济增长的因果传导关系。但必须指出的是，经济增长与货币政策实施状况的松紧程度间的正相关性也不是必然规律。实体经济的增长源泉在资本、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和技术进步；对于面临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的经济体来说，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经济增长缺乏实体层面增长因素的支撑时，宽松货币政策不仅难以推动经济增长，而且会导致通货膨胀。在供求关系拉低实际价格水平的情况下，宽松货币政策甚至不能导致通货膨胀。
（二）甘肃省RMCI的特点
从模型构建及计算来看，甘肃省RMCI具有如下特点：一是考虑到对外贸易及海外投融资在甘肃省经济金融中的占比相对较小，在构建甘肃省RMCI时未纳入汇率因素；二是在建立甘肃省总需求函数时，纳入了产业结构变迁指标；三是甘肃省RMCI赋予“量”的权重要显著高于“价”的权重，这可能表明货币政策传导在甘肃省更偏重于“量”而非“价”，也可能表明甘肃省经济主体对资金的价格――利率反应不够敏感。
四、货币政策在甘肃省的实施状况
甘肃省RMCI由贷款余额和贴现利率两项指标经加权得出，通过分析贷款增速和贴现利率的变化，可以探究导致甘肃省RMCI变动的直接原因，进而也可以进一步判断货币政策在甘肃省的实施状况。本文第三部分已从甘肃省RMCI角度对货币政策在甘肃省的实施状况进行了分析，下面从贷款增速和贴现利率的角度作进一步分析。
从贷款增速看，2008年以来甘肃省贷款增速一直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且在2009年4季度至2010年3季度间出现过一个较高的波峰期；近3年增速则相对平稳，大致在23%―26%之间，却仍然显著高于2008年平均14.64%的水平。
从贴现利率看，2008年4季度至2010年4季度是甘C省利率水平相对较低的一个时期，2011年1季度至2012年1季度利率水平上升明显。2014年3季度以来，随着中国人民银行多次降准、降息，甘肃省利率水平也处于一个不断下降的态势。
由此可见，2008年以来货币政策在甘肃省实施状况相对“更宽松”的两个时期都表现为高贷款增速和低利率水平，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状况在量和价两方面都得到了体现，而RMCI则综合反映了这一特点。这也表明，RMCI是一个能够较好反映货币政策在甘肃省实施状况的良好指数。另外，也可以看出RMCI、贷款增速、贷款利率三者之间具有平行性。
四、货币政策实施状况在其他指标上的反映
（一）物价水平变动对货币政策实施状况的反映具有滞后性
现代货币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共识是，货币政策在短期会影响到产出，但在长期则只会影响到价格水平。价格水平固然不是货币政策的操作（中间）目标，但却是货币政策的重要最终目标（在通货膨胀目标制下，价格水平甚至是货币政策的唯一最终目标）。不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的角度看，价格水平一般都能反映出货币政策实施状况的松与紧，只是具有滞后性。也就是说，价格水平是判断货币政策实施状况的重要滞后指标4。从甘肃省RMCI与CPI的走势来看，这种关系在2014年以前表现得较为明显。但2014年以来尽管货币政策在甘肃省实施状况的“宽松化”趋势明显，但价格水平却持续走低。这种“背离”反映出实体经济层面的供需不平衡已经严重制约了物价水平随货币政策实施状况变动的一般关系。当然也不排除大量流动性进入了其他领域或在金融系统内“空转”。
（二）民间借贷利率对货币政策实施状况的反映直接而微弱
银行信贷与民间借贷的关系，是关乎到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健康发展与否的重要问题，也是关乎到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畅通与否的重要问题。可以猜想，银行信贷对民间借贷在规模上可能具有“挤出”效应，而在利率上则可能具有“引导”效应。据此，当货币政策的实施状况较宽松时，民间借贷利率将走低；当货币政策的实施状况较紧时，民间借贷利率将走高。从图4可以看出，甘肃省民间借贷利率与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利率的走势基本是一致的，与RMCI的走势呈负相关关系，均验证了上述猜想。这也表明货币政策的实施状况在民间借贷中的传导是有效的，同时也表明民间借贷利率可以作为判断货币政策实施状况松紧程度的一个价格平行性指标。
（三）银行存款的“货币”角色依然很重要
银行存款是货币供应量（M1）的主要构成部分，存款本身即可被视为“货币”。因此，一般而言存款增速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货币政策实施状况的松紧程度。从甘肃省RMCI与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增速的走势来看，2008-2011年二者的走势是高度吻合的，且存款增速表现出先行性，但2014年3季度以来二者的走势出现了“背离”。必须看到，近年来银行存款增速下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与经济下行导致居民收入增长放缓、理财产品等影子银行业务的发展大幅挤压银行表内业务等有关。因此，2014年3季度以来存款增速的下降，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如实”反映货币政策在甘肃省实施状况的松紧程度。但这并不意味着银行存款的“货币”角色不再重要，纳入理财产品等影子银行业务之后的广义存款范畴可能会更合理地反映货币政策在甘肃省实施状况的松紧程度。
（四）相关调查指数：对货币政策实施状况的主观感受
一直以来，人民银行坚持通过抽样调查的方法来了解货币政策的实施状况，并构建了货币政策感受指数、货币政策感受预期指数及货币政策实施效果指数等相关指数，取得了显著成效。本文对甘肃省RMCI与以上指数作了比较分析，发现甘肃省RMCI与货币政策感受指数、货币政策感受预期指数之间具有较高的正相关性，而与货币政策实施效果指数的相关性则较弱（相关系数分别为0.799，0.756， 0.593）。从图6还可以看出，当货币政策在甘肃省实施状况的松紧程度出现“拐点”时，三项指数基本都能做出较一致的反映，但货币政策感受指数、货币政策感受预期指数的持续期较短，而RMCI则表现出一定的持续性。这种差异可能来自于指数的构造机理不同：甘肃省RMCI由贷款增速和贷款利率两项指标经加权得到，数据具有较高的客观性。而货币政策感受指数、货币政策感受预期指数则来自于问卷调查，被调查对象往往会由于自身所处行业、所处地域、所面临问题等的不同而给出不同判断，导致相关调查指数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另外，被调查对象往往对当期货币政策的重要变化（如降准、降息）感受明显，而对之后一段时期的持续性则反应迟钝，这种现象在心理学、行为经济学中都有着坚实的理论支撑。综上分析，货币政策感受指数、货币政策感受预期指数对货币政策实施状况松紧程度的反映是显著的，也是短期的，二者应当作为衡量货币政策在甘肃省实施状况松紧程度的重要参考指标。
六、主要结论及进一步研究方向
本文以甘肃省为样本，着重构建了货币政策在甘肃省实施状况指数（RMCI），对其他可能反映货币政策在甘肃省实施状况的指标作了比较研究，初步搭建起了一个衡量货币政策在甘肃省实施状况松紧程度的分析框架。实证研究表明，相比于样本基期2008年2季度，近年来货币政策在甘肃省的实施状况相对“宽松”，货币政策在甘肃省大开发、大跨越式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有力的支持作用。
进一步研究和改进的方向可能包括：一是扩展数据样本并改进计量分析方法，持续完善衡量货币政策在甘肃省实施状况的分析框架；二是持续跟踪未来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检验并调整优化该分析框架；三是就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总量效应、结构效应、效率等相关问题做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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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Framework of Monetary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Gansu Province
Research Group
（Lanzhou Central Sub-branch PBC， Lanzhou Gansu 730000）
关键词： 新民主主义社会 “过渡性” 理论思维
一
高校是培养人才的基地，人才不能缺少思想政治素质。高校的公共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对于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是普通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之一，它一方面要对学生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教育，另一方面要适当进行理论思维的教育。在基本的知识点教学方面，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是重点；但是在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方面，理论思维的教学是重点。总体说来，基本知识点的教学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是同时进进的，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但是，在这门课程的具体教学中，有的章节偏重于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教学，有的章节偏重于理论思维的教学。我认为，第四章《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当中的知识点“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的教学，应该偏重于理论思维的教学。在这个知识点的教学当中，“过渡性”是要重点把握的概念，要把“过渡性”解释清楚，“过渡性”具有辩证特性，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概念，具有此消彼长的过程性特征。这个知识点的教学可以分为三个步骤来进行。
第一步，要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状况、阶级结构状况和文化结构状况讲清楚。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经济、政治和文化都是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社会也不例外。经济结构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五种经济成分必须讲到，它们就是：国有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其中，既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又有个体经济，还有资本主义的经济。阶级结构是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中，主要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等。其中，工人阶级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民族资产阶级是走向资本主义的基本力量，而农民和手工业者既可以走向社会主义又可以走向资本主义。文化结构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是受经济和政治制约的，同时又反作用于经济和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相适应，就应该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既有社会主义文化，又有封建文化，还有资产阶级文化。其中，社会主义文化代表新文化，而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代表旧文化。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的这些情况，初步看起来是静态的，但是它们却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动态发展准备了条件。没有静态的，也就无所谓动态的。只有在这一步骤的教学当中把这些基本的情况讲清楚了，才可以转入下一个步骤的教学。
第二步，要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各种经济成分和阶级成分及新旧文化之间的“过渡性”讲清楚。“过渡性”是非常关键的词，“过渡性”就是动态地发展变化的意思。既然是“过渡性”，就表明这些经济成分、阶级成分及新旧文化之间的地位和作用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历程之中。因而，新民主主义社会就不是一个相对独立和相对稳定的社会形态，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暂时性，各种经济成分和阶级成分及新旧文化都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之中。从经济方面来说，社会主义经济力量同非社会主义经济力量之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使得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地位和作用在发生变化，即国有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之间总是处于此消彼长的过程之中。从政治方面来说，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同非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之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使得各种阶级成分之间的地位和作用发生着变化，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之间总是处于此消彼长的过程之中。从文化方面来说，各种新旧文化之间存在着激烈的斗争，社会主义文化、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处于此消彼长的过程之中。各种经济成分和阶级成分及新旧文化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就促使社会向前发展，但是，它既可以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又可以发展为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这些情况从本质上讲都是动态的，这一步骤把这些发展变化的基本情况讲清楚了，就可以转入第三步的教学。
第三步，要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各种经济成分、阶级成分和新旧文化之间斗争的结果讲清楚。由于各种经济成分、阶级成分和新旧文化都处于矛盾和斗争之中，各种经济成分、阶级成分和新旧文化都处于此消彼长的变化之中，最终必然会出现斗争的结果。在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的因素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文化上都居于领导地位，但是非社会主义的因素仍有很大比重。由于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领导地位，加上当时的国际条件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决定了社会主义的因素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都将不断增长并取得胜利，非社会主义因素将不断受到限制和改造。在经济上，各种经济成分斗争的结果是，国有经济得到了发展，合作社经济发展为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得到改造也发展为集体经济，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就直接转变为国营经济。在政治上，各种阶级成分斗争的结果是，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农民阶级在得到改造后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阶级，而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经过改造后，已经不能构成一个阶级了，而是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和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在文化上，社会主义文化战胜了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被消灭了，社会主义文化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成为主流文化。总之，是社会主义因素战胜了非社会主义的因素，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就顺理成章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二
必须注意的是，在对大学生的教育当中，既要有基本理论知识的教学，又要有基本理论思维的教学。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这个知识点的三个教学步骤当中，始终要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的教学。这里的理论思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的教学，就可以培养学生独立观察和思考社会问题的能力。
其一，在这个知识点的教学中，要加强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教育。发展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新民主主义社会各种经济成分和阶级成分及新旧文化始终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存在着此消彼长的状况，这本身就是发展。要把发展的观点教给学生，培养他们用发展的眼光对待事物和社会的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总是处于彼此联系之中，他们之间既相适应又不适应。这种既相适应又不适应是由于相互之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联系。联系本身就是一种现实状况。在教学当中，要引导学生用联系的观点观察和思考社会问题。任何社会，包括新民主主义社会，是由各个方面有机构成的，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能，这就要求我们用全面的观点观察和思考社会问题。同时，矛盾的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新民主主义社会各种经济成分、阶级成分和新旧文化之间始终存在着彼此间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对待矛盾，要有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能害怕矛盾，而是要冷静对待矛盾，并遵循一定的方法，促使矛盾得到合理的解决。矛盾得到合理的解决，其实就是社会在发展进步。在处理矛盾问题上，还要把“一分为二”的思维方法教给学生。对待各种经济成分、阶级成分和新旧文化，不能武断地认为它们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而是要根据历史的观点评判它们。只要是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促进作用的就是革命的、进步的，相反，就是反动的、退步的。在一定历史阶段上起进步作用的，可能后来会变成阻碍作用，反之亦然。
其二，在这个知识点的教学当中，要加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教育。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的发展总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表现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是社会基本矛盾在推动社会发展。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及其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基本推动力量。在一个具体的社会当中，社会基本矛盾深深地内含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之中。虽然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但是，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依然存在着，正是人民群众参与社会历史的创造和发展，才形成了历史发展的合力。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演进是一个客观的历史现实，我们不能阻碍它的正常发展，要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主动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样，我国的社会历史发展就会更加顺利，走向社会主义就更加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并更能激发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当然，我国经历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发展，是一种特殊的情况。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不能排除特殊现象的存在，社会的特殊发展丰富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要教育学生正确看待我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及其合理性。
学习好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维，学生们就能够在现实生活中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做到举一反三，为做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打好了思想和理论的基础。
总之，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的教学当中，既要加强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教学，又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的教学，只有这样，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关键词： 体育公共服务 非均等化 资本公共服务是21世纪公共行政和政府改革的核心理念，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为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等提供保障。公共服务满足公民生活、生存与发展的某种直接需求，能使公民受益或享受。体育公共服务是公共服务的一部分。本文从布迪厄资本理论视角分析我国体育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现象的原因。
1.我国体育公共服务非均等现状
1.1体育公共服务区域非均等化
经济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梯度推进的区域发展政策。邓小平同志指出：“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了让东部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以带动全国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提高，政府给了东部地区全方位、而中西部所不拥有的优惠政策。这种政策倾斜，成为导致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
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不仅经济发展不平衡，体育公共服务水平、质量与绩效也处于一种极不均衡的状态，整体上呈现出由东向西递减的格局。
1.2体育公共服务城乡非均等化
城乡体育公共服务非均等不仅体现在经济基础的不平衡上，更多的是观念文化上的不平衡。近年来，全民健身沸沸扬扬地进行着，从体质测试到社区健身器材的安装，以及广场舞的火热发展，更多的是代表城市体育公共服务的发展，并不能真正代表广大乡村体育公共服务的声音，尽管乡村体育发展本身有很多问题，但事实上体育公共服务带有明显“城市取向”的设计，乡村体育公共服务只能沿着我们的设计往上攀爬，没有敏锐地触及那些身处社会最底层的人们的生存状况。
2.布迪厄资本理论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人们可以使用的资源和权力，即由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及符号资本构成。经济资本是指用于生产商品、服务的金钱和物质资料。文化资本指借助教育的行动所传递的文化物品。社会资本指一个人所拥有的持久的人际关系网络。一个人占有的社会资本的数量，是由关系网规模的大小决定的，并且取决于关系网中每个人所占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象征资本的数量。符号资本也译作象征资本，指运用符号使占有不同形态的其他三种资本合法化，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通过符号而获得合法化的形式。
3.布迪厄资本理论对我国体育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现状的解释
布迪厄认为，经济、文化、社会和符号这四种资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经济资本是其他类型资本的根源，通过经济资本直接就可以获得商品或服务。体育公共服务是一种产品，而国家是主要的供给主体。目前，该产品的供给大部分是有形产品，即健身器材和场地，但此类产品的提供需要国家财政与地方财政的绝对支持，东西部地区、城乡经济基础的不平衡决定了我国体育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现状。
布迪厄的文化资本内容广泛，包括习惯、态度、语言、风格、教育制度、格调、生活方式，以及人际交往、接人待物的方式等。当让乡村接受我们设计的、他们并无多少选择余地的体育公共服务模式时，我们也把“城市取向”的价值预设渗透其中，使之成为乡村体育公共服务的主导性价值取向与价值目标。在这种模式中，他们有意无意地放弃――也不得不放弃“他们的世界”中潜在的价值特质。乡村地域文化中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地域、民俗文化传统，以及乡村生活现实中原本就存在许多合理的文化因素。国家这个供给主体在保障有形产品丰富的前提下，更应该考虑提供体育公共服务中的无形产品。国家可以在这些区域开拓和发展地方特色的体育文化市场，一方面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可以丰富人们生活，树立健康生活理念。
在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中，应促进东部与中西部、城市与乡村之间社会资本的流动。布迪厄认为，一个人占有的社会资本的数量，是由关系网规模的大小决定的，并且取决于关系网中每个人占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象征资本的数量。这个理论适用于地方政府，不同区域之间建立某种社会关系网成为一种投资策略，将某些原来仅仅是偶然的关系转变成持久的关系，也就成为一种重要的投资。
推进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个长期远大的目标，需要长期的坚持才能取得明显效果。目前，我国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施尚处于起步阶段，东部与中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巨大，缩小差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参考文献：
[1]李强.社会分层十讲[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改革之为一个“过程”的复杂性，在于它同时改变一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格局，产生“游戏规则”的社会选择(政治的)过程与资源配置的经济过程同时展开，从而整个“过渡时期”成为一个“政治经济过程”，其复杂性首先表现为“无序”，或“混沌”，或“前秩序”。
不论我们如何试图讨论“纯经济学”问题，张春霖已经指出了包含在中国经济的效率问题里面的两个政治经济学主题:建立以“资本－劳动”关系为轴心的市场经济所面对的公平与效率的冲突问题；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全球资本主义化”的大背景下所面对的民族认同与文化冲突问题。
在社会选择过程中起着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包括:既有的权力格局、意识形态、知识结构、社会文化习俗(前三项因素的“余项”)。这些因素塑造了社会成员的“正义”、“公平”、“自由”、“幸福”等等观念，从而决定了社会成员经济行为的目标函数与他们对经济格局的评价体系。正是这些因素之间以及这些因素与其它因素(包括经济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生活的“复杂性”。在此我以一张高度简化了的“效率增量－收入平等增量”相平面图来说明这一复杂过程所包含的诸多可能性当中的四种。
所谓“相平面”，指若干(通常是两个)变量关于时间的导数之间的动态关系。如果我们把纯粹经济因素“简约主义”式地归结为“效率”，把政治经济因素按照同样的(常常是不可容忍的)“简约主义”归结为“收入平等程度”，那么在关于这两个变量的“相平面”上标出的就是这两个变量在一定时间间隔内发生的“增量”。
我列出四种可能的状态:状态I，效率增量从一个较低水平不断上升并且公平增量从一个较高水平不断下降，因此假如选择合适的原点和初始条件，公平程度本身就会表现为从一个较高水平不断下降的过程；状态II，效率增量上升并且公平增量也上升，这是所谓“帕累托改善”的状况；状态III，效率增量下降并且公平增量上升，这是所谓“福利国家”的状况；状态IV，效率增量与公平增量同时下降，这是马克思说过的“东方式的腐败”状况。最后，图中还标出了状态V，相当于一个更高(或更低)循环里的状态I，用来表示“福利国家”(或前俄国和东欧国家)为改善效率而进行“自由化”改革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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