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探索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实践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迫切关心的重大课题,成为国际学术界的探究热点。可持续发展观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观,它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包括它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和实现观,还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广泛的讨论,尤其对可持续发展的哲学基础、伦理学底蕴、经济学内涵等新问题的熟悉不尽相同。可以说是众说纷纭,相去甚远。其中,在西方,可持续发展被生态中心论者视为人类中心论或者被人类中心论者引为同道,这就影响我国学术界,并出现了一种很流行的似乎被公认的观点,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是全人类的中心主义的必然选择;它的本质内涵是全面发展的人本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实现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转变。这种说法完全把可持续发展纳入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框架,使可持续发展观变成西方近现代以人类中心论为基本内核的传统发展观在现时代的变种。因而以人为中心的传统发展观披上了可持续发展观的华丽外衣,使可持续发展观布满了人类中心论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和实现观。它不仅否定了可持续发展观和传统发展观的本质区别,而且使可持续发展失去了科学性和合法性的内在依据。于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根本新问题摘要:什么样的可持续发展观能够科学阐释人类文明发展和地球生态系统生存的关系,才能确证它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呢?这就很有必要对可持续发展观进行重新界定。为此,笔者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假说摘要:生态文明的发展观和实现观的生态本位理论,以此构建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因此,可持续发展不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和实现观,应该是一种以生态为本位的发展观和实现观,从而形成生态本位的可持续发展观,即把可持续发展理论构建成以生态为本位的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理论。这是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新发展。
二、20世纪世界发展的宝贵经验和惨痛教训
当我们对20世纪世界文明的历史发展作一整体的鸟瞰,就不难发现,在20世纪里,世界文明发展明显地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景象摘要:在20世纪的上半叶,人类遭受了全球的经济大危机和世界的战争大灾难,在20世纪的后半叶,人类取得空前未有的科技和经济大发展的同时,却遭受着全球的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大灾难,这又使当今人类陷入空前未有的生存危机和发展困境。正因如此,才使人类逐渐地从自然界的无情惩罚中醒悟过来,引起一场全球的生态觉醒运动,这就是生态觉悟的产生和发展。它是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意识和观念的最伟大的革命。由此形成人类对世界系统存在极限的熟悉,发现了地球资源和环境有限性,这是20世纪头等重要的科学发现之一。
1、两项辉煌的成就
20世纪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纪。今日之现代生产力不仅和19世纪相比已面目全非,即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年左右的时间里,人类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多。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使世界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突出表现在20世纪下半叶世界经济的大发展,固然因素甚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两点摘要:一是现代科学技术的飞跃进步,二是世界经济市场化正在形成全球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这就是闻名学者汝信先生所说的20世纪人类取得的两个方面的伟大成就。
在工业经济时代里,发生了三次具有划时代的科技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8世纪中叶,确立了以蒸汽动力技术为主导的工业生产技术体系,实现了人类基本生产手段由手工工具向大机器的转变,揭开了工业经济时代的序幕。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9世纪中叶以后,确立以电力动力技术为主导的工业生产技术体系,实现了人类基本生产手段由蒸汽动力机械化向电力动力自动化的转变,创造了辉煌的工业文明。第三次科技革命即人们常称为现代科技革命,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70年代以来,进入了人们所说高新技术革命阶段。八九十年代形成了以信息科技和生命科技为核心的现代科技革命新高潮,进入新世纪正在迅速发展和产业化。现代科技革命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是前两次科技革命所望尘莫及的,它把工业文明推向了顶峰,使工业经济时代走到了尽头,正在迎接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随着现代科技的飞跃进步,现代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此相适应的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实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从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以来,就实行市场经济,只是到了战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才由传统市场经济发育成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二是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独联体国家和中东欧国家都陆续走上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道路,正在形成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三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推进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四是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市场化进程中,除少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已走上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轨道外,大多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正发展和完善不发达的市场经济,加快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因而,当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在探索适应自己国家国情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使各国经济运行的“游戏规则”能够按照国际社会通行的现代市场经济规则建立,甚至要纳入其制度框架,推动现代市场经济的世界化,或者说是加速世界经济发展的市场化,这已成为21世纪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
2、两大严重的灾难
众所周知,在20世纪上半叶,人类生存和发展曾陷入席卷全球的经济大危机、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大灾难。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99摘要:不战而胜》一书说摘要:“到1999年,我们将把20世纪追忆为人类历史上最血腥和最辉煌的时期。1.2亿百姓受戮于这个世纪的130场战争——比1990年以前的全部战争中的死亡的总和还多”。然而,值得幸庆的是,这场空前的灾难及其所带来的各种新问题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出现战后经济发展繁荣时期,就标志着从世界全局来说基本被消除。因此,在世界范围内,人和人的社会关系方面,概括起来,就是“和平和发展”的关系新问题。人类避免世界战争是大有希望,即是说人类是不会葬身于核战争灾难之中。但是,值得高度重视的是,20世纪以来,现代科技在人类利用及其发展市场经济中产生了一种反自然的异化力量,使科学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发展在创造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却摧毁了人类自身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即不可持续发展危机,人类遭受着空前的生态灾难。正如美国闻名科学家卡普拉在《转折点摘要: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一书所说摘要:现在全球生态体系和生命进化处于危险之中,处于一场大规模的生态灾难之中。我们可以肯定,人类取得科学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繁荣的两项伟大成就时,又使两者具有“反自然”性质,甚至可以说正在毁灭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体系。因此,在世界范围内,人和自然的生态关系方面,概括起来,就是“环境和发展”的关系新问题。人类即使摆脱了世界核战争威胁下的有毁灭的危险,假如处理不好“环境和发展”即人和自然的关系,也难免葬身于生态灾难之中。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当今世界确实存在着威胁全人类和地球上其它生命的全球生态危机,它是20世纪人类遭受的巨大灾难,并成为21世纪世界文明发展的最大危险。
3、一次最伟大的觉醒
自从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以来,一些先知先觉的人们都在思索,人类文明会像几千年以前的世界三大文明一样忽然湮灭吗?在人类进化史上的巴比伦文明、哈巴拉文明和玛雅文明,是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它们却主要毁灭于生态灾难之中。但是现代人类和玛雅人却有不同之处,就在于现代人类全面反思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尤其工业文明的发展道路,深刻熟悉到工业文明及传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是一条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不可持续发展道路。正是这条道路才使“人类正走向自我毁灭”!因此,人类在生态环境新问题上逐渐觉醒过来,引起了一场人类意识的伟大革命。它的根本标志就是生态意识或生态觉醒的产生和发展。这就表明,现代人类具有生态觉醒,是和玛雅人根本不同的。当今人类从未没有像今天这样清醒地意识到自我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知道必须做些什么和怎样去做,从而避免玛雅人的生态毁灭。
众所周知,传统意识主要是以人统治和征服自然为指导思想,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尺度,强调人和自然的分离和对立,形成人统治、主宰和征服自然的理论体系,它在本质上是“唯人论”的意识。生态觉醒突破了这种理论框架,强调人和社会、人和自然有机统一和和谐相处和共同生息,形成“人—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理论体系。所以,我们可以把生态意识定义为摘要:人、社会和自然和谐发展关系所反映的思想、理论、感情和意志的总和。它的核心内容,就是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把世界系统看作为“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是“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意识。这是人类意识的一次深刻革命,是人类对人、社会和自然关系熟悉的一次伟大觉醒,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觉悟。正如樊浩教授所指出的摘要:“生态觉悟的实质不只是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反省,而且是对世界的合理秩序,对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对人的行为合理性的深刻反省”。因此,“20世纪人类文明的最重要、最深刻的觉悟之一,就是生态觉醒。从遍及全球的绿色运动到联合国和世界各国制定的生态伦理的规范,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理论,无不在实践和理论的层面上标志着20世纪人类文明的生态觉醒”。[1
4、一个头等重要的发现
关键词：优秀传统文化；西方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
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3-0068-03
（一）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从纵向看是从“史前史”向“人类史”的转变，从横向看是从“民族史”向“世界史”的转变。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结束了长期与世隔绝的闭关自守状态，逐渐纳入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并开始了社会转型。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1]276这里的“文学”是广义的“文学”即文化。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使世界各民族的需要、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行为，从而加速了各民族多元文化的交流互动，而且呈现出超越时空限制的特点。各民族文化由狭隘地域性的民族历史性文化向开放的“世界历史”性文化亦即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现代文化是对“世界历史”的观念呈现，本身是一种“世界历史性的存在”。[1]87近代中国社会革命的文化任务就是要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使狭隘封闭的农业文化转变成“世界历史性存在”的现代文化。但是民族救亡的重任使文化现代化始终不能在和平的环境中顺利实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20年时间，依然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还没有真正介入“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华民族从狭隘地域性的生存空间走出来，迈向了开放的“世界历史”的大舞台，逐渐树立起了开放的整体性“世界历史”文化观。
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历史”文化场域中，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为指导，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价值取向，把中国与世界相联系，传统与现代性相对接，整合创新，形成的民族性、开放性、现代性的多元文化互动的文化成果。
（二）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邓小平理论之文化结构的生命源泉。邓小平创造性地吸收了传统文化关注民生的富民思想，注意功利、讲究实效的实用理性传统，革故鼎新、变法自强的思想，“和而不同“的思想，以及西方的重视科学技术的功效作用，强调个人生活幸福的工具理性精神、民主法治精神、竞争创新精神相结合，扬弃了其中重义轻利、因循守旧、人情本位、忽视法治的落后观念，重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化为指导，对中华民族传统的政治伦理文化与民主科学、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的第一次整合。由于它以平民化的立场、大众化的情怀来阐释自己的文化理念，在全社会各阶层获得了普遍认可，所以，它形成了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理论创新的浓郁的文化氛围，也以观念形态的精神力量激励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这样，民族传统文化在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世界，不仅获得了理论创新的民族形式，更转化成了强大的精神源泉。
重视多元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注重文化系统内部各文化要素之间的互动互渗。他是从系统性、结构性的视角来解读文化的，着力于在开放的“世界文化”场域中对文化意识的自我反思和批判超越，所以，的文化理念是文化精神层面的理念。他把文化从因素构成上理解成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多元互动体，从内容上看成是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统一体，从物质形式上看成是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结合体，从内在精神上理解为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他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主要体现为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民族精神概念，并系统阐释了它的功能意义，较完整地概括了中华民族精神。在中共十六大的报告中，他深刻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民族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2]559应当指出的是，并不是孤立地解读中华民族的传统政治伦理精神，而是把它放在文化全球化的大舞台和大熔炉之中，与西方的资本主义是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在碰撞中对话，在冲突中融合，在批判中吸收，在扬弃中提升。的民族精神体系是传统精神、革命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结合体。对“井冈山精神”、“长城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的重新诠释，就是要寻找传统文化精神在革命战争岁月中的延续机制，并把它与时代精神相对接，形成源远流长的一脉传承的精神结构体。所阐释的“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救灾精神”、“64字创业精神”和“6种精神”是民族的时代精神，那就是科学求真、改革开放的创新精神。“64字创业精神”是对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集中阐释。他在1993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知难而进，学习外国、自强不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同心同德、顾全大局，勤劳节约、清正廉洁，励精图治、无私奉献，这些都应该成为新时期我们推进现代化建设所要倡导和发扬的创业精神。”[3]301它们统一于爱国主义这一基本思想之中，是以科学性为基础，以伦理性为动力，以开放性为条件，以创新性为特质的时代精神。总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历史传统精神，以救亡图存为主题的革命精神和以创新为特质的时代精神，是所考察阐述的中华民族精神的三大历史形态。其中，历史传统精神是民族精神的历史源头，革命精神是革命战争年代民族精神的崭新形态，其所高扬的共产主义信仰、人民本位的价值伦理观正是传统爱国主义的政治伦理精神的革命化体现；而时代精神则张扬、肯定了传统、革命精神的政治伦理情怀，以之为底色，以科学性、创新性、开放性来保证理想信念道德等人文精神的实现。可见，族群主义的价值观念和奉献牺牲的道德情怀，统领于爱国主义这一历史主题，它是传统、革命和时代精神共同的价值本体。而勤劳自强、艰苦奋斗、科学求真与开放创新，不过是实现这一价值理想的主体品质和能力而已，是民族精神的外在功用。中华民族精神是爱国主义的政治伦理精神和求真务实的主体性精神的有机统一体，具有体用统一、知行合一的特点。对民族精神的概括，鲜明地体现了他对多元文化的批判继承，整合创新的精神旨趣。
也非常重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吸收。他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和谐世界的思想，就是对中华民族古代和谐思想的批判继承。早在西周时期，史伯就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4]470的宇宙生成论思想。老子亦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5]196其中，“三”即“和”。可见，“和”乃万物生成的根本法则。我们的老祖先把“和”诠释成天人和、人我和、人人和、身心和。强调人和天地万物的同根性，主张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人类对自然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反对过度开发，造成天人相违的不和谐困境。在处理人和人的关系方面，主张“和为贵”，[6]176 “仁者爱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7]95要求“待人如己”，爱天下所有的人和物，建设“天下归仁”、“天下一家”的“大同”世界。在达到和谐世界的方法途径上，推崇“和而不同”， [6]131 “执两用中” [8]21的人道主义和“中庸”方法，反对强人所难和走极端，这些对于今人锤炼和谐思维，养成和谐人格，建构和谐社会及和谐世界，都是珍贵的本土文化资源。的和谐社会（世界）思想无疑是传统和谐思想的当代创新。当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化基础是中华和谐文化，优秀传统和谐文化是其本土文化资源。当然，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文化创新，不是全盘接受传统文化，而是以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文化为指导，以西方的民主文化为借鉴的整合创新。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扬弃了传统和谐文化之轻视个人的整体主义理念，吸收了西方文化之尊重个人的人本思想，用马克思的“真实”的集体主义[1]119整合中西新旧文化思想所形成的开放包容的现代文化结构。所以说支撑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文化结构是经过批判反思、价值和逻辑双重整合之后的多元一体的精神体系。这里的传统文化是内隐着马克思主义主导型文化理念，包含着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合理性因素的传统文化，是经过现代性阐释之后的传统文化，它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文化结构的民族性之基。
（三）
邓小平在全球化的新时代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他认为经济一体化促使人类形成了整体性的世界联系，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外生性，使对外开放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开放的世界整体性格局是中国现代化的前提性条件，学习西方先进的肯定性文明成果，把西方先进文化植入传统文化的土壤，实现传统与现代性的成功对接，是传统文化重生的根本途径。因此可以说，西方先进的现代和后现代文化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共通性的现代性根基，缺失了它，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只能建立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邓小平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吸收是全方位的，包括科技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明；态度是明确的，体现了历史认知与价值评判的统一，走出了近代以来历史与价值背反的文化误区；评判是辩证的，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管理经验、民主法治以及效率、竞争意识的肯定性吸收，同时就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文化重人伦轻科技的道德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批判，对轻法治重人情的人治模式的否定，对苟安顺从的奴隶意识的批判；他对西方科技理性至上所造成的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腐朽文化的批判性否定，又意味着对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合理因素的肯定。
对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科学精神的高扬，对民主法治精神的肯定，对西方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吸收，是在文化精神高度对中国传统文化在精神理念上的融合。他的中西文化观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2000年8月6日，他在北戴河会见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获得者时的谈话中说：“科学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控制自然和人自身的能力。但是，科学技术在运用于社会时所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工业的发展带来水体和空气的污染，大规模的开垦和过度放牧造成森林和草原的生态破坏。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涉及人自身尊严、健康、遗传以及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伦理问题。……有的国家利用高技术成果提高自己的军事实力，在世界或地区范围内谋取霸权，干涉他国内政。互联网可以迅速、广泛地传播大量有用的信息，但也存在大量垃圾和虚假信息。如何区别网上哪些信息是真实的？哪些信息是被歪曲的？科学技术本身难以做到这一点。在21世纪，科技伦理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应该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 [2]104 “科技伦理”问题的提出，是对“科学万能”的西方主导性文化理念的批判反思，意识到了科学技术的局限性，看到了人文精神对科学技术的引导作用。“科技伦理”还是对科学与人文相统一的文化理念的时代肯定。 （下转第72页）（上接第69页）的西方文化理念同样是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人本性的文化思想指导下，实现了传统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对话之后而整合成的多元文化互依互渗的整体性文化理念。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对西方传统发展观的扬弃。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观是以工业化为中心、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单线条发展模式，其优势是促进了经济的急剧增长，满足了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其缺陷是导致了贫富严重分化和社会不公，人的精神家园的缺失，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科学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背反，是西方传统发展观在文化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上的最大缺憾。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注重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强调人的价值的全面充分实现，这无疑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超越，同样也是对中国传统的以重均平、轻效率的伦理中心主义文化理念的批判超越。但它又充分肯定保留了西方现代科技理性至上文化理念主导下的幸福、正义、自由文化价值的合理性。由此可见，西方先进文化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文化结构的现代性之基。
（四）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文化结构中始终居于统帅地位。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思想根源，多元互动的“世界文化”理念构成其文化基础。以人的劳动实践为基础的社会历史发展史与人的发展史相统一的整体性历史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唯物史观指导，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属物性和属人性的双重理解，的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念的提出，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形成，都是马克思整体性历史观指导下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价值理念也启迪了邓小平追求人民幸福的价值观的成型，也直接导引了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价值本质的新论断，更成就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人本文化精神的自觉。而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整体性与主体性相统一、批判性与重构性相统一、历史规律性与历史能动性相统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针。当然，这里的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中国共产党的现代阐释而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吸纳了时代精神精华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体现了多元文化互依互渗的整体性文化概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徐元浩.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
[5]陈永栽，黄炳辉.老子章句解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6][宋]朱熹集注・论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从纵向看是从“史前史”向“人类史”的转变，从横向看是从“民族史”向“世界史”的转变。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结束了长期与世隔绝的闭关自守状态，逐渐纳入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并开始了社会转型。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276这里的“文学”是广义的“文学”即文化。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使世界各民族的需要、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行为，从而加速了各民族多元文化的交流互动，而且呈现出超越时空限制的特点。各民族文化由狭隘地域性的民族历史性文化向开放的“世界历史”性文化亦即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现代文化是对“世界历史”的观念呈现，本身是一种“世界历史性的存在”。[1]87
近代中国社会革命的文化任务就是要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使狭隘封闭的农业文化转变成“世界历史性存在”的现代文化。但是民族救亡的重任使文化现代化始终不能在和平的环境中顺利实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20年时间，依然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还没有真正介入“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华民族从狭隘地域性的生存空间走出来，迈向了开放的“世界历史”的大舞台，逐渐树立起了开放的整体性“世界历史”文化观。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历史”文化场域中，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为指导，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价值取向，把中国与世界相联系，传统与现代性相对接，整合创新，形成的民族性、开放性、现代性的多元文化互动的文化成果。
（二）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邓小平理论之文化结构的生命源泉。邓小平创造性地吸收了传统文化关注民生的富民思想，注意功利、讲究实效的实用理性传统，革故鼎新、变法自强的思想，“和而不同“的思想，以及西方的重视科学技术的功效作用，强调个人生活幸福的工具理性精神、民主法治精神、竞争创新精神相结合，扬弃了其中重义轻利、因循守旧、人情本位、忽视法治的落后观念，重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化为指导，对中华民族传统的政治伦理文化与民主科学、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的第一次整合。由于它以平民化的立场、大众化的情怀来阐释自己的文化理念，在全社会各阶层获得了普遍认可，所以，它形成了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理论创新的浓郁的文化氛围，也以观念形态的精神力量激励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这样，民族传统文化在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世界，不仅获得了理论创新的民族形式，更转化成了强大的精神源泉。
重视多元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注重文化系统内部各文化要素之间的互动互渗。他是从系统性、结构性的视角来解读文化的，着力于在开放的“世界文化”场域中对文化意识的自我反思和批判超越，所以，的文化理念是文化精神层面的理念。他把文化从因素构成上理解成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多元互动体，从内容上看成是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统一体，从物质形式上看成是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结合体，从内在精神上理解为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他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主要体现为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民族精神概念，并系统阐释了它的功能意义，较完整地概括了中华民族精神。在中共十六大的报告中，他深刻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民族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2]559
应当指出的是，并不是孤立地解读中华民族的传统政治伦理精神，而是把它放在文化全球化的大舞台和大熔炉之中，与西方的资本主义是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在碰撞中对话，在冲突中融合，在批判中吸收，在扬弃中提升。的民族精神体系是传统精神、革命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结合体。对“井冈山精神”“、长城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的重新诠释，就是要寻找传统文化精神在革命战争岁月中的延续机制，并把它与时代精神相对接，形成源远流长的一脉传承的精神结构体。所阐释的“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救灾精神”、“64字创业精神”和“6种精神”是民族的时代精神，那就是科学求真、改革开放的创新精神。“64字创业精神”是对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集中阐释。他在1993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知难而进，学习外国、自强不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同心同德、顾全大局，勤劳节约、清正廉洁，励精图治、无私奉献，这些都应该成为新时期我们推进现代化建设所要倡导和发扬的创业精神。”[3]301
它们统一于爱国主义这一基本思想之中，是以科学性为基础，以伦理性为动力，以开放性为条件，以创新性为特质的时代精神。总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历史传统精神，以救亡图存为主题的革命精神和以创新为特质的时代精神，是所考察阐述的中华民族精神的三大历史形态。其中，历史传统精神是民族精神的历史源头，革命精神是革命战争年代民族精神的崭新形态，其所高扬的共产主义信仰、人民本位的价值伦理观正是传统爱国主义的政治伦理精神的革命化体现；而时代精神则张扬、肯定了传统、革命精神的政治伦理情怀，以之为底色，以科学性、创新性、开放性来保证理想信念道德等人文精神的实现。可见，族群主义的价值观念和奉献牺牲的道德情怀，统领于爱国主义这一历史主题，它是传统、革命和时代精神共同的价值本体。而勤劳自强、艰苦奋斗、科学求真与开放创新，不过是实现这一价值理想的主体品质和能力而已，是民族精神的外在功用。中华民族精神是爱国主义的政治伦理精神和求真务实的主体性精神的有机统一体，具有体用统一、知行合一的特点。对民族精神的概括，鲜明地体现了他对多元文化的批判继承，整合创新的精神旨趣。也非常重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吸收。他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和谐世界的思想，就是对中华民族古代和谐思想的批判继承。早在西周时期，史伯就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4]470的宇宙生成论思想。老子亦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5]196
其中“，三”即“和”。可见，“和”乃万物生成的根本法则。我们的老祖先把“和”诠释成天人和、人我和、人人和、身心和。强调人和天地万物的同根性，主张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人类对自然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反对过度开发，造成天人相违的不和谐困境。在处理人和人的关系方面，主张“和为贵”，[6]176“仁者爱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7]95要求“待人如己”，爱天下所有的人和物，建设“天下归仁”、“天下一家”的“大同”世界。在达到和谐世界的方法途径上，推崇“和而不同”，[6]131“执两用中”[8]21的人道主义和“中庸”方法，反对强人所难和走极端，这些对于今人锤炼和谐思维，养成和谐人格，建构和谐社会及和谐世界，都是珍贵的本土文化资源。的和谐社会（世界）思想无疑是传统和谐思想的当代创新。当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化基础是中华和谐文化，优秀传统和谐文化是其本土文化资源。当然，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文化创新，不是全盘接受传统文化，而是以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文化为指导，以西方的民主文化为借鉴的整合创新。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扬弃了传统和谐文化之轻视个人的整体主义理念，吸收了西方文化之尊重个人的人本思想，用马克思的“真实”的集体主义[1]119整合中西新旧文化思想所形成的开放包容的现代文化结构。所以说支撑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文化结构是经过批判反思、价值和逻辑双重整合之后的多元一体的精神体系。这里的传统文化是内隐着马克思主义主导型文化理念，包含着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合理性因素的传统文化，是经过现代性阐释之后的传统文化，它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文化结构的民族性之基。
（三）
邓小平在全球化的新时代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他认为经济一体化促使人类形成了整体性的世界联系，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外生性，使对外开放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开放的世界整体性格局是中国现代化的前提性条件，学习西方先进的肯定性文明成果，把西方先进文化植入传统文化的土壤，实现传统与现代性的成功对接，是传统文化重生的根本途径。因此可以说，西方先进的现代和后现代文化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共通性的现代性根基，缺失了它，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只能建立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邓小平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吸收是全方位的，包括科技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明；态度是明确的，体现了历史认知与价值评判的统一，走出了近代以来历史与价值背反的文化误区；评判是辩证的，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管理经验、民主法治以及效率、竞争意识的肯定性吸收，同时就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文化重人伦轻科技的道德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批判，对轻法治重人情的人治模式的否定，对苟安顺从的奴隶意识的批判；他对西方科技理性至上所造成的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腐朽文化的批判性否定，又意味着对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合理因素的肯定。
对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科学精神的高扬，对民主法治精神的肯定，对西方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吸收，是在文化精神高度对中国传统文化在精神理念上的融合。他的中西文化观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2000年8月6日，他在北戴河会见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获得者时的谈话中说：“科学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控制自然和人自身的能力。但是，科学技术在运用于社会时所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工业的发展带来水体和空气的污染，大规模的开垦和过度放牧造成森林和草原的生态破坏。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涉及人自身尊严、健康、遗传以及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伦理问题。……有的国家利用高技术成果提高自己的军事实力，在世界或地区范围内谋取霸权，干涉他国内政。互联网可以迅速、广泛地传播大量有用的信息，但也存在大量垃圾和虚假信息。如何区别网上哪些信息是真实的？哪些信息是被歪曲的？科学技术本身难以做到这一点。在21世纪，科技伦理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应该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2]104“科技伦理”问题的提出，是对“科学万能”的西方主导性文化理念的批判反思，意识到了科学技术的局限性，看到了人文精神对科学技术的引导作用。“科技伦理”还是对科学与人文相统一的文化理念的时代肯定。
的西方文化理念同样是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人本性的文化思想指导下，实现了传统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对话之后而整合成的多元文化互依互渗的整体性文化理念。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对西方传统发展观的扬弃。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观是以工业化为中心、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单线条发展模式，其优势是促进了经济的急剧增长，满足了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其缺陷是导致了贫富严重分化和社会不公，人的精神家园的缺失，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科学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背反，是西方传统发展观在文化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上的最大缺憾。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注重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强调人的价值的全面充分实现，这无疑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超越，同样也是对中国传统的以重均平、轻效率的伦理中心主义文化理念的批判超越。但它又充分肯定保留了西方现代科技理性至上文化理念主导下的幸福、正义、自由文化价值的合理性。由此可见，西方先进文化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文化结构的现代性之基。
目录
第一章 科学与科学研究(概论)??????????????(1)
第一节科学的概念及其性质?????????????(1)
第二节科学研究的概念及其能力培养?????????(9)
第二章 科学研灾的方法?????????????????(15)
第一节科学研究的思维方法?????????????(15)
第二节 科学研究的实践方法 ?????????????(26)
第三节 调查研究的方法 ???????????????(38)
第三章信息检索与利用????????????????(44)
第一节信息和信息检索 ??????????????(44)
第二节 信息检索工具及其利用????????????(48)
第四章学术论文概论?????????????????(64)
第一节学术论文的概念??????????????(64)
第二节学术论文的性质??????????????(68)
第三节 论文的特点 ????????????????(75)
第五章学术论文的选题????????????????(81)
第一节课题类型和选题原则????????????(81)
第二节 选题的途径、步骤?????????????(100)
第三节 选题的方法????????????????(105)
第六章学术论文的写作过程 ?????????????(109)
第一节 拟定提纲?????????????????(109)
第二节 写作初稿?????????????????(112)
第三节 实施论证?????????????????(114)
第四节 修改论文?????????????????(118)
第五节 论文定稿?????????????????(122)
第七章学术论文的写作方法??????????????(124)
第一节社会科学论文的写作方法??????????(124)
第二节 自然科学论文的写作方法??????????(133)
第八章学术论文的写作规范??????????????(151)
第一节学术论文写作规范的概念及常用标准的使用??(151)
第二节 学术论文写作规范的相关要求????????(152)
第九章毕业论文的答辩与评价?????????????(167)
第一节学术论文(毕业论文)的答辩?????????(167)
第二节 学术论文(毕业论文)评价??????????(175) 3/27/2013Page 1 of 5
第十章 部分专业论文示例???????????????(183)
范文一：少数民族研究论文?????????????(183)
范文二：教育学类论文???????????????(191)
范文三：文学类论文．???????????????(197)
范文四：英语类论文????????????????(204)
范文五：数学类论文????????????????(2l0)
范文六：物理学类论文???????????????(2l6)
范文七：化学类论文????????????????(224)
范文八：生物学类论文???????????????(230)
附录一学术论文的编排规范??????????????(240)
主要参考文献?????????????????????(250)
后记???????????????????????(250)
第一章科学与科学研究(概论)
本章从介绍科学与科学研究的概念及其特征开始，对科学的概念、科学研究的可能性、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及建立基础等等问题做了探讨。并强调了要以更快的速度促进科研创新，必须对科研能力的养成教育的重要性进行再认识。
第一节 科学的概念及其性质
一、什么是科学
(一)科学的概念
“科学(scienc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scienta”，意为“知识”、“学问”。16世纪传人中国，当时将英语“science”译成“格致”，系“格物致知”的简称，以表述实践出真知的含义。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教育学家福泽吉把“science”译成“科学”并在日本广泛应用。1893年．康有 为引进并使用“科学”二字，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也用了“科学”二字，此后“科学”替代了“格致”，并沿用至今。
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在使用和讨论“科学”这一范畴时把它与知识联系在一起，认为科学是关于事实的原因的知识。被誉为近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的培根，在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口号时，进一步把知识与科学联系在了一起。这里我们所要明白的是．科学是知识，但是却不能说“知识是科学”，即有的知识可以被称之为科学．有的则不能。那么，哪些知识可以被称之为科学呢?罗素曾经把“科学”规定为诉诸人类理性的“确切的知识”，指关于有限领域、有实证根据、有明确适用范同的知识。达尔文说“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以便从中得出普遍性的规律或结论”，指出科学是反映客观事实和规律的知识。科学学的创始人之一J．D．贝尔纳说，“科学可作为一种建制．一种方法，一种积累的知识传统，一种维持或发展生产的主要因素，以及构成我们的诸信仰和对宇宙和人类的诸态度的最强大势力之一”，科学是反映客观事实和规律的知识体系相关活动的事业。
《韦伯斯特新世界大辞典》给“科学”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科学是从确定研究对象的性质和规律这一目的出发，通过观察调查和实验而得到的系统的知识。”这一定义首先规定了科学的对象；确定研究对象的性质与规律。这个确定研究对象是不依赖于我们认识主体而存在的客观世界，这个世界有着自己的规定性和发展规律。这一点是一切科学的前提。我国的《辞海扒1979年版)认为：“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科学应该按照内在迟辑关系把已知知识条理化、系统化、综合化，使之成为反映客观事实和规律的知识体系．而且这种知识体系仍旧在不断地补充和完善。
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考察，以加深对科学概念的认识。
1．科学是知识体系
这是从理论方面对科学进行考察。
所谓知识体系，是说科学不是零星知识的简单堆砌，而是系统化的知识总和。科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是一种意识形态；作为观念形态的科学从来就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因素，科学发展受到哲学、宗教、艺术等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它又是促进整个人类精神文明进步的最强大的力量。
科学是经过实践验证的发展着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里，科学的萌芽还没有从物质生产中分离出来，并且与原始乙术、原始宗教结合在一起；古代科学除少数学科取得理论形态外，绝大部分是实用科学，条理化了的经验知识；以科学实验为基础的近代科学是15世纪以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从19世纪末叶算起．其历史
才100多年。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形成了特殊的认识方法——观察、实验、模拟、科学抽象、假说和理论等一般科学方法，各门学科还形成了各自的特有的方法；而科学方法一旦形成，反过来就成为促进科学发展的有利因素。科学不仅是对客观世界认识的结果．同时又是认识过程本身，是特殊的“精神生产”。
20世纪初，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等六大基础科学以及电力、机械、建筑、钢铁、医药、农学等工程科学都已比较成熟，科学不再只是事物或规律组成的知识单元，而是由许多知识单元组成学科，由学科组成学科群，形成了一个由很多门类交织组成的知识体系。爱因斯坦指出，科学并不就是一些定律的汇集，也不是许多不相关的事实的目录，它是人类用其头脑对自由发明出来的观念和概念所作的创造。
2．科学是社会活动
这是从社会分工方面对科学进行考察。
科学作为知识体系，其结构只能是各种知识成分之间的逻辑关系。科学作为一种活动，其结构则必然是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科学活动的主体是科学家，科学认识的主体是集体，是一定的社会集团，而不是个人；科学只能是社会集团的活动，是社会事业，不是个人活动。科学活动的工具包括思想工具和物质工具．由世界观、信念、理论、方法和仪器等组成，科学活动的对象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客观世界。
科学家共同体、科学活动的工具和科学活动的对象这三者的相互作用，即所谓的科学的“三体运动”构成一定的科学活动方式，使科学成为整体性的统一事业。不同的科学活动方式，决定着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科学形态，正如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着各种社会形态一样。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并不在于它拥省多少可靠的知识，而在于内这种特定的“三体运动”所构成的自觉的、能动的、有目的的研究活动e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思的科学观是：科学是科学家集团即共同体的活动。认为科学不是，至少不仅仅是现成知识的堆砌，而是人类探索知识的活动。
3．科学是实践力量
这是从作用方面对科学进行考察。
科学是人类进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事情。人们对科学本质的认识，从科学结论的实际应用与社会作用方面的考察，提示了科学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实践力量。人类信赖科学才得以建立起今天的物质文明，而到了现代．科学已成为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发展因素。
科学作为一种人类实践力量给社会带来了巨大进步，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科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科学最终将把我们引领何方?乐土抑或深渊?要把科学放置于整个价值观念体系中去思考，因为科学只有和其他社会因素相互作用，才能呈现出正面的价值。因此我们说，科学的发展，更增加了人类自身的责任，保护他人，发展自己，保护地球，发展未来。
最早把科学作为一种力量来认识的是英国哲学家培根，他认为知识不是一种纯思辨，而是一种力量，是认识自然和驾驭自然的力量、人性自我完善的力量、滋养信仰的力量、社会改革的力量。“知识就是力量”成为科学最概括、最切要的箴言。
总之，科学的概念应当是认识过程、认识结果和认识力量的统一体，即科学作为知识体系是事实，是人类文化积淀的结果；科学作为社会活动是过程．是人类文化的繁衍；科学作为实践力量是作用，是人类文化的动力组成。因此，科学有了一个较为综合的定义：科学是关于现实本质联系的客观真知的动态体系，这些客观真知是由于特殊的社会活动而获得与发展起来的，并且由于其应用而转化为社会的直接实践力量。
(二)科学与技术
1．技术的概念
“技术(technology)”一同来源于希腊语，是希腊语“techne”(技艺、手艺)、“logos”(文字、语词)的组合，本意是一种实用的技艺，包括艺术、技能、本领等。与科学一样，技术是一个动态概念，随着社会历史和人类认识的发展而变化，技术与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当人类创造第一个生产工具时就产生了最初的生产技术。作为改造世界的手段，技术就是人类自然肢体的延长。古
希腊，亚里士多德把技术看做是制作的智慧；17世纪培根提出技术是操作性学问；到了18世纪，法国科学家狄德罗认为技术是人类借以改变或改造其环境的方法或活动，“技术是为某一目的共同协作组成的各种工具和规则体系”；20世纪以来，技术的含义更加宽广，除了技巧、技能以外，还包括加工方法、工艺流程和技术思想等。
根据不同的功能，技术可分为技术中最基本的生产技术与军事技术、科学实验技术、文化教育技术、卫生技术、日常生活技术等各类非生产技术；根据不同的性质，技术可分为满足社会需要的各种物质手段的硬技术与运用各种物质手段的软技术，如决策技术、预测技术、评价技术以及各种专业技巧手法，以达到一定社会目的的知识、技能、技巧的软技术。
技术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技术发展的每一历史阶段都有其中心技术和相应的辅助技术。能量转化是技术的主要功能之一，从人力、畜力到蒸汽力、电力、核力的能量转换方式的变革，每一次都引起了重大的技术革命。原始社会以石器技术为中心，以后是青铜技术、铁器技术，现代则以机器和自动化技术为中心。中心技术往往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时代。过去的技术主要是在经验知识的基础上缓慢发展起来的，现代技术则几乎都是科学发展的结果。
综上所述，技术是人类为实现社会需要而创造的手段的总和，是把科学知识和实践经验应用于生产过程，以达到利用和改造世界目的的手段和方法的知识体系。它的基本要素是能源、材料、信息和工艺，是一种既包括生产工具、设备等硬件，又包括工艺、方法、制度等软件的技术系统，是如何将科学知识转化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手段。
2．科学与技术的关系
对于科学而言，技术是科学的延伸，对于技术而言，科学是技术的升华。二者足辩证统一的关系。
科学与技术既有差别性，又有统一性。
制度对于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具有重要的制约和推动作用，制度创新构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因为在唯物史观看来，制度创新的过程就是一个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过程。制度创新的研究可以从不同角度展开，本文探讨的制度创新，主要是指社会主义制度创新，而提出这一问题的前提是，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创新是坚持、发展和丰富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理论，而绝不是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就坚持了制度创新的原则，因为对于科学社会主义而言，本身就是在一个新思维方式基础上的，是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矛盾的科学概括。科学社会主义只有不断面向运动变化的社会生活，不断创新、不断发展，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恩格斯在1893年同法国《费加罗报》记者谈话时指出，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1](P17)马克思倾注其一生心血，深入研究解剖了资本主义社会，得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结论。应当说，这一历史结论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但必须指出的是，要真正实现这一人类理想，还必须依靠我们的现实努力，尤其需要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也就是说，历史方向的正确把握还并不完全等于制度的正确制定和实施。
如何将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转化为制度创新的现实过程,马克思本人为我们作出了典范。1861年，当时的沙皇俄国废除了奴隶制，俄国社会应当选择什么样的的社会制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于是，处于这场辩论中心的查苏里奇便写信求教于马克思。针对查苏里奇提出的问题，马克思则显示了辩证创新的思维方式，努力探求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制度创新之路。在深入分析了俄国的具体情况后，马克思认为，一方面，俄国社会是和现代世界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在近代所创造的生产力、世界市场及其交往方式是俄国社会走向现代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指出，俄国社会由于其独特的公社公有制的存在，这就可以使得俄国社会在吸取资本主义现有物质成果的基础上，可以避免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两个因素基础上建立的东方社会制度，将是一个创新的社会制度。当然，由于各种社会客观条件变化和制约，人们对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理解还不完全一致。但无论如何，马克思关于制度创新的思维方式却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种制度创新的思维方式是建立在其历史辩证法基础上的。“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部分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1](P131)
列宁领导俄国人民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建国之初，由于严峻的国内外形势，迫使列宁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一政策对于克服困难、保卫苏维埃政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当人们将这一应急性的对策视为走向共产主义的便捷之路时，一场政治经济危机便迅速出现了。严峻的现实使得列宁开始探求一条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之路。列宁对社会主义制度创新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在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但这种过渡必须是在全面吸取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基础上的；二是必须把提高劳动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三是要建设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权，并充分利用这一政治权力尽快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四是社会主义制度设计和实施不能机械照搬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而必须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不断加以创新。这一条也是最为重要的。在论及东方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时，列宁特别强调了在复杂的现实面前要不断创新的重要性。
根据中国的国情，提出了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伟大战略，这一战略也体现了制度创新的原则。在经济制度方面，开始突破苏联模式，注意区分根本经济制度和具体经济制度，在所有制结构上开始考虑允许非公有制的存在和发展，提出了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新思路。在政治制度上，一是提出了政治协商政党体制，而不是苏联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体制；二是提出了一切权力归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体制，这也不同于苏联所坚持的苏维埃和两院制的政府体制。在文化制度方面，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明成果、创建以现代化为坐标的新的文化制度。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尤其是党和国家于50年代后期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导致了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没能在正确的方向下坚持下去，但必须承认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创新方面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同样构成了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体系的活的源头。
我们说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最根本的意思就在于邓小平继承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品格，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方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社会主义的生命力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邓小平制度创新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最突出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制度定位的创新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主义遇到挫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对自身制度作一个科学清醒的历史定位。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段时间内，对本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定位过高，从而滋生了一系列“左”的失误，如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夸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经济建设中不切实际的高速度、高指标等，都使得社会主义蒙受了损失。因此，在拨乱反正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进行科学的历史定位，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方针政策的制定就无从谈起。邓小平也正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宗旨，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从而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发展依据。他曾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2](P252)
2.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为框架的经济制度的创新针对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对生产力的破坏，马克思、恩格斯设计的未来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产品经济，在这一经济形态中社会将对生产进行自觉的计划调节，按照社会需要合理分配社会劳动和利用资源。但这种产品经济的实现是有条件的：一是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每一个社会成员在生产资料的占有上是平等的。二是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工厂，社会总劳动由一个计划统一调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设计的产品经济的条件并不具备。因为首先从所有制形式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着不同的经济成分。其次，在现实中社会的计划中心无法保证个人劳动都能转化为社会劳动。个人劳动要转化为社会劳动，必须达到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劳动者的个人劳动必须在企业里集合成为企业联合劳动；二是企业联合劳动成果必须满足社会需要，在市场上完成了商品交换。面对国际新技术革命的冲击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定位，邓小平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指出，计划和市场不带有社会制度的属性，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2](P148)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创新的突破口，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上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
3.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创新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本质上是先进的，具有资本主义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本身就标志着根本政治制度的实质性转变。1954年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的颁布，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框架和氛围。但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是曲折的，从具体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实施来说，建国后，为了迅速医治战争所带来的创伤，集中有限的资源进行建设，我们选择了一个党、政、经、社一体化的政治制度，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必要的。但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这种具体制度便暴露出许多弊端，如权力过分集中、等，进而最终导致“”的灾难。在总结“”的教训时，邓小平就曾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3](P333)为此，邓小平设定了政治制度改革和创新的基本目标，这包括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从长远来看，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就曾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3](P322)从近期来看，包括三个具体目标：第一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是克服，提高工作效率，第三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2](P179-180)
4.以“四有”和“三个面向”为目标的文化制度的创新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创新是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制度创新，就体现在以培养“四有”新人为目标的精神文明建设上，体现在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特征上。从“四有”到“三个面向”，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的文化制度创新，贯彻着这样一个原则，即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西方文化有机结合起来。首先，必须树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一个没有共同理想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而共同理想的形成又是建立在文化价值基础上的。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一个共同的科学的理想信念。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2](P137)面对当今世界复杂的政治经济格局，我们要不断深化改草，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就更需要能够凝聚人心的共同理想。凝聚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标志，也是检验一个国家文化制度创新的首要标志。其次，当代中国的文化制度创新必须吸取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面向未来和继承传统是内在统一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在理念层面上，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二是在实践层面上，中国人民在长期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和反对剥削和外来侵略的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优秀的文化积累，推动中国历史的进步。这两者都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20世纪上半叶，西方的各种思想、理论纷纷被介绍进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一时间各种理论被传得沸沸扬扬。实用主义、社会进化理论、弗洛伊德主义等等，都曾以各种形式在中国的学界亮相，也曾吸引一些年轻人的注意。但这些理论各领没几时，很快便成为过眼烟云，明日黄花。惟有马克思主义才在中国站稳了脚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和彻底胜利，首先是因为其理论本身是真理的反映。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一举击败各种思潮，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种结合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汇合。中国历史悠久，传统文化源远流长。马克思主义作为全新的世界观在中国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首先是它取得了传统文化进步或优秀因子的认同，两者在严峻的现实基础上发生了一次现代性整合。同样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所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一个创造性整合，是在继承优秀传统基础上的一次综合创新。离开这种文化承传关系，邓小平理论作为一种文化就不可能真正进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难以在中国形成一种民族凝聚力。第三，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创新必须立足于世界，当代世界正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市场经济突破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造成了社会的开放性和竞争性，带来了人类交往方式的一次革命。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造成了全球性的信息同步效应。当代中国要进入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在世界经济交往和新技术革命的大潮中有所作为，就必须有一种开放意识，必须构造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的文化制度和理念。“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闭关自守。”[3](p64)
二、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全球化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地理条件的阻隔，不同的民族、地区和国家是在一种封闭的状态中生存和延续的。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确立，人类历史发生了一个转折，历史开始向世界历史转变，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避免。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4](P114)。
世界历史的形成也就是现代社会交往不断扩大的过程，就是经济全球化不断渗透的过程。正是在这种普遍性的交往活动中，人类才能在现代化的轨道上谋求共同发展。“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4](P88)列宁曾用一个著名的公式说明世界交往的重要意义。他指出，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马克思在分析印度的历史时曾指出：“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5](P768-769)毫无疑问，中国的历史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正如邓小平所言：“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3](P78)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电子计算机、通讯卫星、互联网的出现，人类交往更加密切，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更呈现为世界历史的最重要趋势。经济的相互交往和相互依存在当代世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生产的国际化。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必然要求生产的专业化分工。现代产品的成本取决于世界市场的交往程度。正是在世界经济的普遍交往中，才会使产品的成本效用降低。
二是资本的国际化。国际资本已成了现代世界经济发展基本走向。资本在国际交往中得以优化集中，将大大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市场的国际化。
三是世界贸易的比重增强。世界贸易的繁荣是建立在生产的国际化和资本的国际化的基础上的。世界贸易的迅速发展是反映世界开放的综合性标志。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有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依靠现代科学技术，通过资源和资本的优化配置，推动全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如：它们控制和操纵国际经济组织，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经济规则，并力图将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固定化、合法化；它们在全力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以不等价交换关系，迅速获取最大利益；它们还在开放的金融市场上，利用资金和技术的优势，全方位地进行金融扩张和金融投机，造成他国利益的损失，自己从中获利。
不难看到，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有着很大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全面展开，就是资本主义向整个世界展示其“资本文明”的过程。黑格尔认为，历史并不是人的各种意志相冲突的无序的过程，而是存在着一定的客观规律的，主宰历史命运的力量就是绝对精神。绝对精神具有世界历史性，这就决定了历史的世界性。黑格尔指出：“‘世界历史’不过是自由概念的发展。但是‘客观的自由’——真正的‘自由’的各种法则——要求征服那偶然的‘意志’，因为这种‘意志’在本质上是形式的。”[6](P503)由此可见，或许各个民族有不同的具体情况，但最终都要被“自由概念”所统一，最终都要走向世界历史的共同道路上去。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化实质上也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因为他认为，世界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已达到了尽善尽美的顶峰，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无限的永恒性。
长期以来，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交往中居于中心地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种资本主义控制世界交往的状况，并不是经济全球化的全部含义。
理想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是建立国家和民族间相互独立和平等基础上的对话。人们在普遍交往中将自己的优势换取对自己不足的弥补，正是在这种互补关系中，世界性的交往才能在健康的轨道上运行。从目前经济全球化的态势来看，发达国家诚然力图利用其种种优势控制发展中国家，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依赖，即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颠倒的经济依赖”关系也越来越明显。因为第三世界的市场在国际资本流动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发达国家如果失去第三世界广大的市场，它们的整体经济发展就会出现结构性危机。邓小平深刻地指出：“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西方政治家要清楚，如果不帮助发展中国家，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2](P79)
从哲学层面上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内生的一种价值误导，即制造出一种价值理性，这种价值理性表现为一种抽象普遍性。资本主义把理性推到了极致，他们认为理性既是自然的巨大力量源泉，又是人生幸福的最后根据。他们将整个世界纳入到由理性决定的抽象普遍性模式中。在这一价值坐标中，一切具体的民族和国家，都是这种抽象普遍性的特殊表现。事实上，在公平交往中所形成的全球化，表现为一种共生性和整体性。也就是说，世界历史是各个民族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总和。列宁从“器官”的意义上来看待部分，认为世界历史是个整体，而各个民族是它的器官。如果说，在世界历史之前，人类的存在方式主要表现为“普遍—特殊”的关系的话，那么世界历史的转折标志就体现在“整体—部分”上。
总之，世界经济全球化并非是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化，而应该是建立在各国、各民族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基础上的现代交往。从这个意义上说，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一方面我们应充分认识到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要通过经济全球化，学习和借鉴外国的先进管理经验，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广泛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并尽可能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另一方面我们要始终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战略方针，深入研究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挑战，不断维护国家和经济安全，不断深化我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以一个独立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参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
三、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根据工业社会的特点，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并高度评价科学技术是“一种在历史上起着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对于资本主义而言，科学技术的发展，是资本主义通过工业革命完成对封建社会跨越的重要原因之一。马克思指出：“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7](P424)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正是科学技术的作用，才使得“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总和还要多，还要大”[8](P277)。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深刻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意味着：
1.科学技术在当今社会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邓小平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指明了科学技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在无产阶级的条件下，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3](P86)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当今世界国家间综合国力的竞争主要是生产力的竞争，而生产力的竞争又直接表现为科学技术的竞争。科学技术正日益渗透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成为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因素，并且归根到底构成了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现代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洞察这一历史大趋势，鲜明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学说，对于我们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9]科学技术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人口众多，资源相对匮乏，发展资金相对短缺，这是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不利因素。我们要注意避免单纯依靠资本投入、资源消耗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要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2.科学技术必须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起着决定和驱动的作用。据统计，5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0%，到了70年代，上升至50%，到了90年代则上升至70%以上。美国90年代仅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达到30%左右。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特别是由于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3](P87)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必须指出的是，科学是潜在的生产力，科学技术水平高，并不完全等于生产力水平高。只有将科学技术同生产力的各要素相结合，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把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和科技体制改革有关，而且和经济体制改革也有着直接的关联。针对中国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的现状，邓小平提出了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改革思路：
一是从科技体制改革入手，进一步明确依靠科技进步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科技体制是建立在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管理基础上的，条块分割，科技与经济脱节，科技研究中低水平重复的现象还比较严重，科学技术缺乏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内在机制和动力。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必须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在1985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讲话。他指出：“现在要进一步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所谓进一步，就是说，在方针问题、认识问题解决之后，还要解决体制问题。”[3](P108)目前，我国的科技体制应从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的长远需求，从适应世界科技发展的新趋势的角度来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革。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建立明确的科技目标、评价标准、人事制度、分配机制等，进一步解决我国科技体制中重复设置、人员臃肿、机构僵化的问题。
二是以发展和解放生产力为目的，建立科技体制与经济体制相结合、相配套的新机制，改变科技与经济相脱节的现象。邓小平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3](P108)在邓小平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在推动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机制和渠道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改革，取得了较大的进展。1992年10月，国家科委、国家体改委提出了“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改革思路，通过分流和调整、优化资源配置等做法，比较有效地调动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1996年9月，国务院又作出了《关于“九五”期间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目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原则。我国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新体制正逐步形成。但应当看到，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改革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的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更有许多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这就需要我们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断研究和解决新的矛盾和问题，探索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新思路。
3.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推动我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基本政策导向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经济和科技的竞争条件下，知识和人才的价值越来越突出和明显，因为经济和科技竞争的根本就是人才的竞争。邓小平从整个世界现代化发展趋势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基本的政策导向。邓小平所提出的新时期人才政策的内涵有以下几点：
第一，人才的培养和选拔是涉及到我国科技和经济体制改革能否成功、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成败得失的重要问题。科技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能否完成这一历史性改革，改革能否使大批人才脱颖而出，这是邓小平最为关心的。他指出：“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2](P108)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讲，面向21世纪中国能否在世界竞争的环境中有所作为，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能否完成，最终还取决于我们是否拥有一大批高素质的人才。“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2](P380)
世界科学中心转移过程中科技期刊的准备
日本学者汤浅光朝认为科学中心（数据指标）是指某国或某地区某个时期取得的重大科学成果的数据超过同时期取得的重大科学成果总数的25%（汤浅光朝.解说科学文化史年表[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4)。从16世纪开始，科学中心共发生了4次大的转移，从意大利到英国，再到法国，后转移到德国，自1920年开始向美国转移。有学者对历次科学中心的转移与科技传播关系进行分析，认为科学中心转移的规律与科技传播力度有关，科技传播力度大的国家必然会成为科学发展的中心。这说明科技传播中心也会随着科学中心的转移而转移(徐海军.科技传播与世界科学中心转移[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27)。
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统计，2009年中国被国际权威检索系统收录的科技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数量占世界总数的12%，排在世界第二位（美国仍位居世界第一位，其论文总数占世界总数的25%），较多的国家还有英国（7%）、日本(6%)、德国(6%)和法国(5%)(王丽，从科学中心转移的角度研究科技期刊语种的布局策略[D]，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硕士论文，2011年)，虽然中国与美国还存在巨大差距，但已经在过去10年超越其他国家。与此同时，2010年，我国的科研投入已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三位。按照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2015年我国科研投入占GDP的比重将达到2.2%，经费将达到1.2万亿人民币，中国届时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科研投入国。我国本科及以上学历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以及科研人员数量，如今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5.88万亿美元，超过日本的5.47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我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提出要为在本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奠定基础。
科技期刊是科技成果推介的方式之一，也是科学事业的组成部分。百年来，诺贝尔奖得主的重要研究成果都是以期刊论文的形式首先发表的。通过对《乌利希国际期刊指南》研究发现，在科学中心从德国向美国过渡时期，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科技期刊出版的中心，这也说明科技期刊的发展先于科学中心的转移。在科学中心从德国向美国过渡时期，各国都重视多语种科技期刊的出版，同时更倾向于选择英语。
发展一定比例的英文科技期刊。目前，英语是国际学术交流的主要语言。作为我国与国际科技界之间学术交流的桥梁，英文科技期刊对内促进我国与国际学术的交流与合作，对外展示我国学术领域的科技成果，在扩大我国的学术影响等方面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因此，发展一定比例的英文科技期刊是必要的。
发展多语种科技期刊。汤森路透的《期刊引证报告》（JCR）中数据显示，多语种期刊的影响因子高于本土语种期刊，而我国多语种科技期刊的比例很低，因此，为了增加我国科技期刊的国际显示度，也有必要发展一些多语种的科技期刊。
办好中文科技期刊。在提高我国的英语和多语种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的同时，发展中文科技期刊，做中国的精品科技期刊也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做的必要准备。《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已经注意到这一点，该刊过去刊发的文章摘要有英文和法文两种，考虑到文章的内容关注亚太地区，最近用中文摘要取代了法文摘要。中国科研工作者的论文80%是发表在中文科技期刊上的。未来，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学汉语。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将中文科技期刊办好。
我们可以借鉴荷兰、日本等国的期刊发展经验。日本科技期刊的出版语种有日语、英语以及日英语混合，其选择依据主要是看该期刊所在学科的发展水平及国际影响力。
发展本国科技期刊是占有科学发现优先权的重要一环。作者时，可采取英语与母语相结合的策略。多发表英文论文有助于加强国际间的交流，论文的学术思想容易被外国学者获取。但若能在本国的科技期刊上尽快发表成果，则有利于争夺科学发现的优先权。对1901年到2009年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在获奖之前的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本国的科技期刊对科学家的早期事业发展有一定的帮助与促进作用(马彩峰等，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及发表期刊的语种分析，情报学报，2011，6)。科学家在本国做科研时，最初的选择是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在本国的期刊上，随着国际交流的加强，与国外科学家的合作日渐增多，后来较多选择将在国外期刊上。这一研究证明，国家重视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非常重要，应着力扶持一批精品科技期刊成为国内各学科的顶尖学术期刊，这样就是为培养人才和培养大师做准备。
战略机遇期我国科技期刊与学科前沿的契合度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调查显示，75%的科技工作者认为应将作为科学研究人员的一项要求，且高达70%的科技工作者选择国内期刊作为发表自己论文的第一渠道。发表学术论文确实可以起到学术交流、合作研究的目的。我国的科技期刊约5000余种，按国家标准分类，在39个一级学科中都有，那么科技期刊与学科发展是否同步，能否与学科前沿相匹配则应该作为科技期刊主办方追求的目标。
仍以汤森路透研制的《期刊引证报告》（JCR）进行分析，德国和日本的科技期刊凡是进入本学科国际期刊前四分之一的，基本上都与该国该学科在国际上的地位相一致。比如德国的数学、应用物理、动物学和化学等研究水平均在世界前4位的水平，其进入本学科前四分之一的期刊就相对较多。再如，日本的物理、化学、自动控制、海洋工程领域的科技期刊也
与本学科的国际地位相一致。而我国的工程技术、材料科学、化学、数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所占世界的比例较大，可以算是优势学科，而我们的科技期刊却缺乏影响力。2009年仅有7种科技期刊能进入本学科国际期刊前四分之一行列。
我国学术研究与国际同行的研究热点是否一致，也与科技期刊的趋势和方向相关。以2010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石墨烯为例，检索到国际相关文献8438篇，79个国家的
500多种期刊上发表了该领域的前沿论文。我国国内科技期刊上发表652篇，有12个国内期刊发表该领域的论文10篇以上（王丽等，石墨烯的研究前沿及中国发展态势分析，新型炭材料，2010，25）。研究还发现，我国的研究方向与世界的研究方向存在差异，我国科学家研究的热点并不与获奖科学家的研究方向一致。
关注热点和前沿问题，应是提高科技期刊影响力的重要举措，只有提高科技期刊与学科前沿的契合度，才能使科技期刊真正走上推动学科发展实现良性循环的轨道。《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部署了11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以及68项优先主题，16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专项，8个重点技术领域的27项前沿技术，18个基础科学问题，4个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它们涵盖能源、资源、农业、制造业等领域，载人航天和探月、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等战略工程，生物、信息、制造等领域的前沿技术以及蛋白质、纳米等科学研究。在未来5至10年间，将有大量的高质量科研产出来自这些领域，对于科技期刊来说，也是步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期，能否抓住这个契机，则是科技期刊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同时，作为科技期刊，也应提前布局，在重点领域使高水平的科技期刊尽快成长起来，或者创办与这些前沿研究相匹配、契合度高的科技期刊，为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保障。
传统论文在出版链条转变中的新机遇
世界科技创新风起云涌，特别是新兴技术的使用，云计算、云服务理念的引入，作为媒体一员或者说是信息产品一员，科技期刊业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和新机遇。现在，科技期刊的出版流程发生了变化，科技期刊出版过程从过去的收稿-审稿-加工-出版-发行的直线型流程，转变成发散型的多元立体网络。其中，从研究工作开始就有新成员加入。比如研究过程中的中期研究报告的发表和会议交流，出版之前的预印本，发行之前的数据库数据的提交和解析，各种全文数据库的参与交流，尤其是掌上阅读和微博等新媒体形式等，更为科技期刊的出版提供了新的途径。
目前，较为发达的因特网技术，传统期刊的印刷出版成本以及期刊价格的上涨，科研成果产出的不断增加，商业出版机构的整合，系列出版物价格上升引发图书馆人员寻求更为低价的替代产品，新的电子格式搜索的出现，特别是开放资源搜索的运用等，这些因素形成开放获取（OA）发展的主要驱动力。2010年12月“开放获取期刊目录”DOAJ（Directory ofOpen Access Journals）收录世界开放获取期刊5922种。《2010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所收录的1946种科技核心期刊中，采取了开放获取出版模式超过4年的期刊有140种，占所有1946种科技期刊的7.19%（王菁婷，中国开放获取期刊的路径研究[D]，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硕士论文，2011年）。比较国内外开放获取期刊的学科分布，可以看出我国的开放获取期刊的学科分布与国际的期刊学科分布相近。国际上开放获取期刊的学科分布排名前三位的是临床医学、基础医学以及生物学，而国内的学科分布排名前三位的学科是生物学、工程与技术基础学科以及临床医学。这也就说明全世界对于开放获取的学科倾向还是较为明显的，许多重要的开放获取期刊平台是依靠这些较重要的学科发展起来的。
国外开放获取期刊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萌芽阶段，1998年至2004年为初步发展阶段。随着大家对开放获取的定义组织形式等达成共识，许多国家大力发展开放获取项
目，并且制定了一些开放获取政策，对于开放获取期刊论文的版权问题也制定了一些原则，与此同时，国际上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开放获取期刊平台，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影响。目前
国外开放获取期刊进入了稳步发展阶段。从2004年底开始，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推出一系列开放获取计划，之后许多国家也相继推出开放获取计划。关于开放获取发展中一些版权法
律也得到修正，政府机构对于开放获取提供资金以及政策方面的支持。
然而，我国开放获取期刊才刚刚进入最初发展阶段，还存在期刊运行费用低、作者对于开放获取期刊的认同度不高等问题。但是我们也高兴地看到，中国科学院科技期刊开放获取平台已初具规模，而且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中华医学会等各种学术团体对于开放获取持积极态度。依托中国庞大的科研市场，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相信一定能够提高我国开放获取期刊的国际影响力，打造出国际知名的开放获取期刊平台。
回顾国际期刊发展历史， 世界上最早的期刊是1665年法国出版的。也就是说，西方国家的期刊发展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我们常说的SPRINGER、ELSEVIER均历史悠久，其中SPRINGER有160年的历史。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期刊的发展，在二战后的1950年前后，都经历了一个崛起期。据考证，中国的第一本科技期刊出现在19世纪，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产物，名曰《瀛寰琐记》，但一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科技期刊，且连续出版至今的是《中华医学杂志》，其创刊至今仅有百年历史。截至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中国仅有科技期刊80多种；期间，科技期刊出版几乎处于全部停刊状态；1978 年以后才陆续恢复、新办出版科技期刊。
中国科技期刊真正开始正常发展是从1978年开始的，可以说，中国科技期刊的繁荣与飞跃仅仅用了30年的时间，相对于科技期刊发展的历史规律来说，我国科技期刊正处于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又身处网络技术日新月异创新发展的关键阶段，我国科技期刊的发展应该是没有包袱的，且可以充分利用最先进的技术工具和理念，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引领世界科技期刊的数字化时代。目前清华同方的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的知识服务平台已经初具规模，且两家都在新兴技术的提供和应用上狠下功夫，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增加了期刊的传播速度，减少了运营成本，实现了网上信息资源的共享集成，这正是适应了人们网络时代的阅读需求和习惯，而且我国期刊的数字化发展速度和普及程度不亚于一些发达国家。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理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提出了“遏止领先”法则，即在转变时期起先最发达和最成功的社会要改变和保持其领先地位将是最困难的。相反，落后和较不成功的社会则更可能适应变化，并在转变中逐渐处于领先地位，使弱势转化为优势。国外出版商曾指出，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的图书出版市场没有形成先进高效的体系，所以这有可能就是中国数字出版的机遇。有关负责人表示，搭建内容投送平台是开发数字阅读市场的关键所在，“十二五”期间中国将建设8至10家海量数字内容投送平台。而据预测，今年数字出版市场整体收入将超过750亿元人民币，“90后”是未来消费的主力，越来越多的传统出版企业将投身到数字内容投送平台建设中。那么，科技期刊也处在这一次浪潮中，其提供的内容是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成果，将这些创新成果以最有效的方式向国际和国内的科研工作者推介，是科技期刊出版者的责任。
[论文摘要]进入21世纪，中国针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提出了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适应知识经济的发展，加深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解；为保持社会主义的活力而不断地推进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这都是21世纪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的新贡献。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科技生产力；社会制度创新
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西方文明的产物，在20世纪的中国引发了一场伟大的变革，作为有效的理论武器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作为发展的理论体系，一经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并随着社会实践、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在中国的发展
在新旧千年交汇之时，英国BBC和路透社等国外媒体所作的民意测验中，马克思被评选为千年来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随着如德里达的名著《马克思的幽灵》等类似著作的出版，国外西方思想界掀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潮。中国学术界更是把这两件事情作为代表“马克思思想当代复兴”和“马克思哲学世纪性凯旋”的标志性事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马克思被评为千年最有影响的思想家，这的确是马克思莫大的荣耀和成功。那么，马克思的荣耀和成功究竟体现在何处呢?
马克思及其理论有着丰富的超越时代的思想内涵。这充分体现在马克思所留下的经典原著之中，马克思及其好友恩格斯对他们生活的时代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并以敏锐而深刻的洞察力和独特而深邃的思想见解，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作出了系统的分析和全面的阐述，有的甚至提出了具体有效的解决方案。马克思关注的问题，很多都是蕴涵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根本性问题，这往往使他的理论具有跨超时代的穿透力。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的和发展的理论体系，具有不断创新的理论传统。马克思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其理论天赋和庞大卓越的理论著述，还在于他开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以辩证法与唯物史观为视角去看待和解决时代的问题。他立足于实践，以革命性、批判性为重要的理论品格，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理论内涵。我们认为，马克思所开创的乃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和生命力的思想“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为后人留下了充分的参与和创造空间，即狭义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胡锦涛“构建和谐社会”及“科学发展观”的思想一脉相承，使马克思主义传统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地丰富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制度创新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进入了21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如何应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如何应对知识经济大趋势的新挑战，如何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永远保持社会主义的活力，是使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立于不败之地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也是作为我们主导价值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回答的理论课题。
制度对于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具有重要的制约和推动作用，制度创新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从唯物史观来看，制度创新的过程就是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过程。科学的社会主义只有不断面向运动变化的社会生活，不断创新、不断发展，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恩格斯在1893年同法国《费加罗报》记者谈话时指出：“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他还说“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马克思倾注其一生心血，深入研究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得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一科学结论。这一科学结论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但必须指出的是，要真正实现这一人类理想，还必须依靠我们的长期努力，尤其需要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也就是说，社会方向的正确把握还并不完全等于制度的正确制定和实施。
马克思关于制度创新的论述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是不同的，把这些相关论述中的每一个部分都分别进行研究，然后再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社会现象的钥匙，获得解决当代问题的有益而独特的理论视角。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最根本的意义就在于继承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品格，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进行了系列的理论思考和制度创新。正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制度创新方面，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制度定位，坚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为框架的经济制度的创新，坚持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创新，坚持以“四有”和“三个面向”为目标的文化制度的创新，才使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大国逐步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在中国的新发展
马克思在其著述中多次强调，世界历史的形成也就是现代社会交往不断扩大的过程，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经济全球化不断渗透的过程。正是在这种普遍性的交往活动中，人类才能在现代化的轨道上谋求共同发展。“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马克思在分析印度的历史时曾指出：“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毫无疑问，中国以往的历史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正如邓小平所言：“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电子计算机、通讯卫星、互联网的出现，人类交往更加密切，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更呈现为世界历史的最重要趋势。经济的相互交往和相互依存在当代世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转贴于
一是生产的国际化。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必然要求生产的专业化分工。现代产品的成本取决于世界市场的交往程度。正是在世界经济的普遍交往中，才会使产品的成本效用降低。二是资本的国际化。国际资本已成为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向。资本在国际交往中得以优化集中，将大大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市场的国际化。三是世界贸易的比重增强。世界贸易的繁荣是建立在生产的国际化和资本的国际化的基础上的。世界贸易的迅速发展是反映世界开放的综合性标志。
世界经济全球化并非是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化，而应该是建立在各国、各民族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基础上的现代交往。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一方面审时度势作出了加入世贸组织的重大抉择，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学习和借鉴外国的先进管理经验，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广泛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尽可能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坚持了自力更生为主的战略方针，深入研究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挑战，不断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不断深化我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以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参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中。
四、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早在l00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根据工业社会的特点，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高度评价科学技术是“一种在历史上起着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邓小平同志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在当今社会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邓小平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指明了科学技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洞察这一历史趋势，鲜明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学说，对于我们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科学技术必须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起着决定和驱动的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科学是潜在的生产力，科学技术水平高，并不完全等于生产力水平高。只有将科学技术同生产力的各要素相结合，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把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和科技体制改革有关，而且和经济体制改革也有着直接的关联。
针对中国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的现状，21世纪初我国提出了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改革思路。一是从科技体制改革人手，进一步明确依靠科技进步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二是以发展和解放生产力为目的，建立科技体制与经济体制相结合、相配套的新机制，改变科技与经济相脱节的现象。邓小平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
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改革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的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许多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这就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研究和解决新的矛盾和问题，探索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新思路。
关键词:技术哲学;经验转向;文化批判;切身化
abstract:explores what is challenged now concerning the empirical turn of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in view of the cause and eff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criticism on technology the classical cultural criticism on technology is discussed through an analysis made for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heidegger's phenomenological standpoint based on existentialism and his hermeneutic methodology taken for studying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then, the inexhaustiveness of empiristic methodology that is currently prevailing in cultural study on technology is discussed further to expound the necessity for “embodying” as an empiristic methodology to study the technological culture the way to spread over the embodying in technological study is therefore taken into account to deepen the empirical turn of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key words: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empirical turn; cultural criticism; embodying
若把人文主义技术哲学放在当下称为“文化研究”的理论发展脉络中考察,它实际上就是关于技术的文化批判的经典理论形态;而所谓技术哲学经验转向则是顺应文化研究的经验转向而展开的探索。技术哲学经验转向发展至今,最突出的一条路径就是技术哲学与文化的经验研究模式的融合,也即文化批判与建构论经验研究的融合,其哲学根基是实用主义与现象学。这让笔者意识到,经验转向发展到当下的建构论纲领,虽然突破了经典文化批判理论对技术的结构主义文化批判的抽象性,而融合了后结构主义的、经验的文化研究的描述方法与经验研究进路(即以建构论为标签的诸多进路),但由于它一直根植于文化理论(文化人类学、符号学和文本分析)的语言学方法论和文本分析传统,所以经验转向仍不彻底没有突破语言学的桎梏。那么究竟如何才能超越语言的囚禁?本文试图通过讨论技术的文化批判理论在经验方法上的不彻底性及其根源而展开思考,最终提出探索性途径这将为“哲学维度的sts”提供些许有益的参考。
一、 技术文化批判经典理论的困境:
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缘起技术哲学被语言囚禁,根源于弗洛伊德、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后继的德里达、拉康、福柯、德勒兹、瓜塔里等对技术的文化批判模式。
以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对技术现代性的文化批判,一方面因其把技术作为对他们的理论主张进行历史化的途径,从而为技术哲学经验转向提供了先导性理论根基;另一方面又因其语言中心主义和解释学方法论,而导致了这种经验转向的不彻底性。
一方面,在他们的现象学或心理分析范式下,对技术的讨论包含着一种不断增加的本体化(ontic turn)转向,即对思想和记忆的地方化和历史化。比如说,海德格尔非常明晰地把技术与存在的联结主要定位于对现代时期的解放;而弗洛伊德也为他讨论的无意识的发现和心理分析的产生设置了确定场景,即技术的历史发展的一个具体时段无法再还原的“现代性”这一时段。这种本体化转向是历史主义在哲学中的一种复兴,为技术哲学经验转向预备了关键性的哲学根基。但另一方面,这些技术文化批判先驱继承了西方哲学的语言学本体论和解释学传统,这又限制了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充分发育。本文在此对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上述观点加以说明［1］1－22?。我们将看到,海德格尔“面向世界本身”的存在论现象学立场和他采用的语言学、解释学方法论导致的冲突如何成为经验转向必然面临的矛盾。
为更好地理解上述矛盾,我们从胡塞尔谈起。胡塞尔提出要“面向事物本身”,然而胡塞尔并没有达到我们所理解的面向“世界”本身,更没有达到面向“物质”世界本身,而是最终走向了先验论即他的先验现象学。胡塞尔认为现象学还原之后的剩余物是先验自我及其纯粹意识,纯粹意识是一种绝对的、观念的存在,其存在无可置疑,至于世界则被悬置起来不加考问。
笔者认为,胡塞尔之所以走向先验论,与他从意向性问题入手及其采用的方法论紧密相关；即他首先就假设了意识的重要性并从“表述活动”开始分析。他认为,表述是意义的记号,表述的外壳是字符或语言,而表达的内容则是意义；此意义是我们通过赋予意义的行为加到表达的物质外壳上去的。因此,与表述活动相伴随的意识行为就包含三个环节,即意向行为、意向内容和对象。对胡塞尔来说,这里的关键在于区分表述的意义和对象；这二者的分离就奠定了他的先验现象学基调。对于前期的胡塞尔来说,对象尚外在于意识活动；而对于后期的胡塞尔来说,对象就成了意识的一部分。问题的核心在于,“对象”已被加了括号,排除了其先在的假定,而意识也就成了先验意识；这样,意义和对象就合为一体,共同组成“意向对象”。总而言之,外部世界已不在胡塞尔的考问中了。
由此看来,胡塞尔是从语言学分析（表述）通向他的现象学的。因而他的现象学还原（还原为先验自我及纯粹意识）本质上是一种语言学、符号学还原从根本上说,因为纯粹意识的核心是语言,那么先验自我就仅仅只是以“符号”的形式存在了而先验自我之外空无一物,所以世界就被他悬置或者说被他的“先验自我”完全内化。
海德格尔继承了现象学基本原则:“面向世界本身”。但他认为,现象学的研究对象或要把握的“事物本身”并不是胡塞尔的纯粹意识及其意向性特征,而是存在者的存在及其意义。不过他又认为对存在意义的把握必须借助于人“此在”这种特殊的存在者,因为“对存在的领悟本身就是此在的存在规定”这是一种本体论解释学立场,即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方法不是本质直观和描述,而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诠释学。这样,海德格尔就滑向了西方哲学的思维传统,即语言中心主义和思维高于物质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换言之,海德格尔所谓的“把握世界本身”并不是指我们用五官的感觉去“把握”,而是通过语言用思维或思想去“把握”;世界在“此在”的把握过程中已成了语言符号,而不是能用感觉和知觉去体验的“物”。同样,海德格尔在对“此在”的规定中,仍然遵循了“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有思想(灵魂)”的西方哲学传统,从而在本体论上把“此在”设定为以语言为中心的思维主体,还是一个被囚禁在语言牢笼中的、以意识的形式存在的自我这个自我通过把世界符号化来进行解释,以求把握世界以及自身的意义。
这样,海德格尔就还是没有在真正意义上“面向世界本身”面向世界作为具有实实在在的物质性的物本身;换言之,海德格尔在本体论立场和方法论之间存在着矛盾。
海德格尔在关于技术的哲学思考中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论,试图从考察“技术”的古希腊语词的来源来获得对技术本真意义的理解;而最后达到人的解放的方法也归于语言操作即诗化语言。这样,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也就存在矛盾,即存在论现象学的本体论主张与语言中心主义的解释学方法论之间的矛盾。他主张要面向技术本身,而结果是把技术符号化。但是显然技术并不就是“语词”,技术并不仅仅是“座架”(思维范式),技术的本真意义也不仅仅就是古希腊语词。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技术文化批判经典理论既为人文主义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提供了哲学根基,但也仍留置了本体论与方法论之间的矛盾立场。这种方法论转换的不彻底性一直延续到当下对技术开展的文化研究,从而导致了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不彻底性。
二、 技术文化研究陷身于语言牢笼:
经验转向的不彻底性当今技术文化研究包括建构论的诸多进路:如早期的技术社会建构论(来自巴斯学派的启示)、实验室民族志研究,后期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和话语分析纲领,还有技术女性主义研究。此外还可更广泛地包括国内学者至今不太关注的“文化研究”领域的许多经验研究,比如对物质文化的人类学研究,对社群、工厂、企业的文化研究,对网络与其他媒介文化的研究等。这类研究或者把某种技术物当做“文化符号”进行人类学解读,或者考察与特定技术相关的社会群体、文化建构等,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技术文化研究。
迄今为止,绝大部分这类研究把科学和技术理解为表征(representation)或符号,采用的方法论是语言学和解释学。为使下文的分析更好理解,首先我们参照汉森的归纳,把当今技术的文化研究划分为以下四类［1］5－9?。
第一类,“科学论”或“技术文化”(technoculture)研究中的批判模式(比如安德?鲁·芬伯格),?属于对“大众文化”的讨论。以大众文化理论为基础,它把科学技术看做话语和一种文化现象,尽管它注意到这种文化受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比如全球经济)所强加的限制,但该进路还是自我安慰地把科学话语和技术建构成实体(一种大众文化),并认为这些实体既接受来自理论的也接受来自大众品味的建构。这样,该进路就把科学话语和技术视为大众对社会限制进行反叛从而展开建构身份和共同体认同的反叛活动的有效工具其中科学技术不仅实体化为理论体系,而且实体化为科技共同体这样的社会实体。
第二类,科学技术建构论的批判模式(如卡隆、拉图尔的建构论纲领)。它把科学事实和机器视为一个过程而非产品,它们只有在社会网络中各异质性要素展开斗争和磋商的过程中才得以存在并产生影响。这样,以文化研究的符号和读者理论为基础,该进路把科学技术视为符号或文本,或者说各异质性要素互为文本,互为读者与作者,它们互相解读和建构、磋商意义并展开权力斗争,最终试图建构有利于自己的话语霸权和社会网络。
第三类,认为“虚拟现实是一种幻想”(virtual?reality?is?an?illusion)的学派。它反对虚拟现实支持者那种认为“社会越是在技术上变得复杂尖端,我们对财富和资源分配的担忧就越少”的立场,把支持者对赛博空间的“认同幻象”的“去现实化”斥为一种集体幻想赛博空间的支持者认为,赛博技术的发展可以增加大众的交流和政治参与与协商,这样就可以破除统治阶级的话语霸权所制造的“认同幻象”,增加大众的反叛与协商,从而促进资源分配的民主化。。该学派区分了产生幻象的虚拟技术与幻象的内容(赛博空间),从而揭露说,虚拟现实决不可能置身于表征的政治学之外表征的政治学是指,符号、文本的意义实践总是与权力运作联系在一起。虚拟现实也是一种文本、表征。,因为它始终是对技术所试图编码或抹杀的阶级、社会性别和种族之间冲突的一种规划;这又恰恰是因为虚拟技术仍然根植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现代性中技术是负荷政治的人工物。
第四类,以“沟通的物质性”为研究主题的一些松散的研究纲领。它扩展了德里达的“外在性”(exteriority)概念的功能,该概念是一个用来指称“语言的物质的方面”的术语,认为外在性提供了对解释的霸权的一种强有力的对抗,并能倡导一种意义构建的新模式,该模式可以把人的身体、心理系统和新的沟通技术之间的配对关系产生特殊的主体效果的“场景”(situations)带入我们的视野。
通过以上概括,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得出以下结论,即这些关于技术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判经典理论具有继承的一贯性;换言之,后结构时代的文化理论家仍然把技术处理为“比喻”(trope)或表征(representation)而不是存在于世界的物理实在。汉森把这种传统称为“技术之思”(technesis)或“把技术翻译成话语”(the putting?into?discourse of technology)［1］6－7?。他们都把技术的物质性等同于文化的物质性,即“物”所显现的仅仅是文化意义,也就是把技术还原为机器;而机器则仅仅在整体上被视为一种文化符号。
比如说,第一类把技术概念化为“话语”、“文本”(理论体系)和“社会结构”,把技术作为“大众文化”来解读。第二类则在认识论上把科学技术定义为“表征”sts学者所关注的是科学技术的“表述”活动及其表述物(如科学事实、实验报告、论文、铭写装置、作为符号存在的机器等)。他们所理解的科学技术实践,指的是科学技术的表述实践以及使表述合法化的实践,这种实践脱离了科学技术的研究对象(自然界),也脱离了以实验仪器形式存在以及以日常用品形式存在的技术的物质性。第三类也因为旨在显现人工物包含的“文化意义”尤其是权力分配结构,所以仍忽视技术作为“物”的实在性和给予人的感知体验。第四类研究也还是局限于德里达的“外在性”概念,把技术的物质性导向语言。
为何如此?劳斯指出,把科学技术理解为知识或者发明物(表征)的传统来自于知识研究的哲学传统和语言学传统［2］。汉森进一步指出,那是因为当下的文化批判研究技术,并不是为了讨论技术本身,而是把技术作为阐明人的主体性的构建过程建构社会身份与认同——的一条可能途径和一种物质支撑;而所谓人的主体性,在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中,就是指人的思想与思维;同时,他们认为只有语言才是思想和思维的工具从而人的主体性就是作为表述者的那种主体性,除此无它。这样,一旦“思想”被赋予了判决究竟是什么构建了人的身份或能动性的特权地位,认为只有通过思想,物质性才得以获得文化价值,那么,技术就总是被处理为仅仅作为主体性构建活动的物质支撑。
对此作一概括,他们认为,思想对物的“符号意义”的把握优先于对物本身的感知和操作实践,认为认识来源于思维对物的符号意义解读而不是对物的直接操作;更进一步说,认为意义来源于对符号(语言)的“解释”而不是对实物的感知、操作以及行动者的其他行动。以此为哲学根基,技术哲学经验转向就始终受困于语言学。即在经验转向中,我们仍把人作为思想者(而不是感知体验者),而把技术仍看做语言符号(而不是存在于世界的具有物质性的物,而只是具有符号性的物),我们与技术和世界的作用也仅在于意义的解读活动(而不是切身感知体验)。这种困境使得我们忽视身体与技术的直接关系。那么如何寻求解困之道?笔者以为那就是要重视技术的物质性、人与技术结合的切身体验,并发展出一种可以描述和解释这种物质性体验的理论。
三、 强调“切身化”的技术文化研究:
经验转向的深化要重视技术的物质性、人与技术结合的切身体验,就需要扭转哲学的解释学方法论,即要超越把人与技术的关系仅仅局限于依赖语言的“思想”或“思维”层面的认识关系而关注更广泛的感觉、知觉关系关注处于情境中的身体与技术的相互作用。笔者认为其哲学指引来自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3］?。
梅洛?庞蒂综合了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笔者认为其根本含义在于使得哲学的研究方法与存在哲学的本体论主张“面向事物本身”相匹配,即用现象学的描述方法来代替海德格尔的解释学方法。通过对知觉现象的分析,梅洛?庞蒂有力地批判了把知觉与思想割裂的二元论思维方式;同时他采用的“身体—自我”分析视角也为超越语言和逻各斯中心主义提供了新思路。
梅洛?庞蒂认为,胡塞尔所说的先验还原是不可能彻底进行的,因为向着先验自我而进行的还原必然假定了意识的内在性,而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已表明,人并没有所谓的内在性,人就存在于世界之中,且只有在世界之中才能认识自身。梅洛?庞蒂进一步指出,世界也不是我们能够掌握其构成法则的对象,而是我们所有知觉行为和思想的出发点,我们也不可能把世界的存在悬置起来。因此,梅洛?庞蒂认为,海德格尔的命题“在世界之中存在”乃是现象学还原具有可能性的唯一背景;不过,梅洛?庞蒂也不愿就此倒向海德格尔的解释学方法。摆脱这一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把现象学的经验描述方法和存在哲学的立场结合起来。所以他最终的结论是,世界就是生活世界,就是人在其中生存的世界,因此对这一世界的现象学描述就已经站在存在哲学的立场上;且这种描述又无需脱离意向性分析的方法。
梅洛?庞蒂的对生活世界的现象学描述就是对身体参与世界的知觉实践的现象学描述。他将身体置于其知觉解析的中心,认为世界是经知觉意识而通达于我们的,也就是说通过我们的身体在世界中存在的情境而为我们所把握。他把主体还原为时间性和空间性的存在,即认为身体并非处于世界中的一个固定不变的物质实体,相反,身体是感知过程,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我们对于世界的看法;而且我们的自我意识就从位于身体的地方产生出来。因此主体性不是本质的、形而上的:自我就位于身体中,身体则位于时空的展开中。
这样,对身体参与世界的知觉实践的现象学描述作为一种方法论,就为把自然世界、技术人工物、身体、思维等分离的哲学范畴统一起来奠定了哲学根基,从而与存在哲学的本体论立场契合。本文将此称为“切身化方法论”,认为由此导引的技术哲学经验转向才能真正实现经验论的本体论立场与经验描述方法论的统一。从而,我们就可能从身体与技术物的感觉、知觉作用关系上来考察科学认识和发明创造以及使用技术的切身实践。
理论根基找到了,接下来要构建的就是思考的范畴。本文提出以下范畴作为分析工具。其一是“情境化的身体”。该概念强调,我们的身体总是技术化的身体,也总是处于技术化的情境中。我们首先讨论人—技术的体现关系(embodiment)。按照唐·伊德的理解,它指技术与人的身体结合去感知和操作世界,而技术本身在人的注意力中隐退这事实上就是人对技术的一种熟练操作和习惯,从而产生一种技术与身体结合的“感觉”。“体现关系克服了人与技术之间关系的机械主义和主观主义倾向,打破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清晰界限,技术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是人造物与使用者的一个共生体。”［4］可以说就是技术化了的身体和技术的身体化的统一。事实上我们通常是以这种方式在与世界打交道而产生认知与情感,就像伊德的现象学公式所表达的:(人—技术)世界。其次我们讨论人—技术的背景关系,即人总是处在技术化的情境中。它改变了人类经验的格式塔,对人的身体感知和情感产生影响,对人经验世界的方式施加微妙的作用。最后涉及人—技术的他者关系。人把技术物视为异于自身的他者,这种关系的建立依赖于一种身体与技术之间的区分关系。正因为存在他者关系,人才会把技术经验作为背景,或者说人才会认为自己与背景是分离的。
“情境化的身体”主要关注的是技术与身体的关系,更进一步,当人作为身体的、思想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存在而与技术结合时,该概念就扩展为第二个关键词:“杂交体”。所谓“杂交体”,在拉都尔那里是指,技术是自然的、个人的、文化的、社会的等因素的杂交融合而成的实体。笔者在此进一步补充两点,首先是认为“杂交体”包含“赛博”的含义。“赛博”是哈拉维(donna haraway)对技术和人的结合存在状态所作的隐喻,她指出技术就是这样一种结合体:它像人一样能够学习(learn)、感觉和体验意识(consciousness);同时也能够像机器一样提高被程式化的程度,来用特定的方式学习、感觉和体验事物(things)。其次笔者强调,技术作为上述异质性要素的杂交融合,它是一个进行性的过程,而并非一旦形成就固定不变的实体。“杂交体”所启发我们去考察的是技术、身体、自然、文化和话语系统如何汇集到一起而制造了“合作者”(coagent)的过程,这个过程始终是情境性的、开放性的。这个概念解构了认为文化、自然、身体、技术等是独立单元的观念;而且把对身体—技术的考察扩展为对技术—社会—自然的考察。? “情境化的身体”所关涉的第三个范畴是“情境化的身体实践”人总是以这种技术—身体的方式去参与实践的,包括切身体验、符号与文本的阅读和意义的建构等。人的这种实践同时体现了四种人—技术的关系,即体现关系、背景关系、他者关系和解释关系。比如说一个人在建筑工地上操作挖土机挖土,挖土机对于操纵者而言首先是一个他者,即独立于人的存在物;在操作中人又与挖土机结合成体现关系和背景关系才能对土地进行处理;而同时操纵者对挖土机、对自己的操作活动,以及人—机一体对土地、空间位置等都会建构一定的意义即产生解释学关系。
这是一种“感觉世界”它区别于概念化了的“思想世界”、“社会世界”和“物质世界”。“思想世界”作为分析工具往往指引我们依据公开的或文字的语言来考察某人的思想和心态的逻辑,但这事实上不足以昭示人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复杂心态和所思所行。而“社会世界”则通常把人的实践归类到政治、阶级、文化或社会组织的框架中去审视,而忽视了人的日常生活实践的整体性和无法化约的性质。而“物质世界”则被概念化为仅仅是上述两个世界的基础,其重要性反而被遗忘。笔者对“感觉世界”的强调试图突出人的身体的感受力和感知方式,突出切身体验和微妙心态对理解方式的复杂作用,从而弥补上述分析工具的不足。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通过对人—技术组成的“感觉世界”的现象学描述,我们将深化对技术的存在状态、技术与人的生存状态的结合状况、技术与权力及社会规则的紧密关联等问题的理解。因此笔者最后试图采用“驯化”概念来统一这四个“世界”。
最初lie和sorensen这样解释“驯化”概念:“我们驯化我们日常生活中周围的技术。这种驯化过程以相互改变为基本特征。因此使用者/消费者是在积极努力地通过创造性地操控与他们的实践需要和能力相关的人工物、符号和社会系统而塑造他们的生活……。这种融入日常生活的过程因而成为具体性的,也是象征性的当技术被驯化时,地方性的日常工作和符码都被采用了。”米歇尔进一步深化了该概念。他认为,由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并非仅仅由社会规则来决定,而是技术、身体、自然、文化等异质性要素结合而成的“杂交体”,所以他细致考察了那些已经处于世俗生活中的(以前认为是“被社会化了的”)技术如何脱离地方性的社会化;最终表明世俗化了的技术如何不仅在符码层面上,也在实践的和物质的层面上产生局部性的混乱和去统一性［5］?。
这样,结合“情境化的身体”和“杂交体”概念,我们得以明确,日常生活中对技术的“驯化”也就是伊德所提到的人—技术的多重关系的杂糅过程。这种“驯化”并非通常的“社会化”概念所能够容纳,而是既在符码层面上,也在实践的、物质的和切身体验的层面上发生的情境性的对“杂交体”的“占有”和“融合”,或者是产生局部性的混乱和去统一性。这样,“驯化”概念就把个体的“身体实践”扩展为文化的、社会的实践;把上文所述的“感觉世界”、“思想世界”、“社会世界”、“物质世界”等概念的对立解构了,并试图重构一个统一的情境化的“驯化”世界。循此路径,技术哲学经验转向就能得到进一步深化。
参考文献:
?［1］?hansen m embodying technesis: technology beyond writing［m］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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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曹继东 伊德技术哲学解析［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 2006
1信息与情报
1.1“信息链”
信息与情报是情报学的核心问题。什么是信息？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情报？对这些基本概念如果没有明确的认识，就不可能获得对情报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科学理解。“信息”和“情报”，英语都是“Information”。英语的Information是一个连续体的概念，“信息链”由事实（Facts）数据（Data）信息（Information）知识（Knowledge）“情报”、“智能”（Intelligence）五个链环构成。简单地说，“事实”是人类思想和社会活动的客观映射。“数据”是事实的数字化、编码化、序列化、结构化。“信息”是数据在信息媒介上的映射。“知识”是对信息的加工、吸收、提取、评价的结果。“情报”、“智能”则是运用知识的能力。换句话说，“事实”、“数据”、“信息”、“知识”、“情报”五个链环组成“信息链”（InformationChain）。在“信息链”中，“信息”的下游是面向物理属性的，上游是面向认知属性的。作为中心链环的“信息”既有物理属性也有认知属性，因此成为“信息链”的代表称谓。
1.2“三个世界”模型
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Popper）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从哲学高度阐述了信息的属性。波普尔认为，信息有“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物理领域，第二世界是主观现实领域，第三世界是客观知识领域。根据这个理论，信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有关客观物理世界的信息，即本体论意义上的信息，它反映事物运动的状态及其变化的方式；第二类是有关人类主观精神世界的信息，即主体论或认识论意义上的隐性信息，它反映人类能感受的事物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处于意识、思维状态；第三类是有关客观意义上概念世界的信息，即主体论或认识论意义上的显性信息，它反映人类所表述的事物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用语言、文字、图像、影视、数据等各种载体来表示，汇成一个实在的自主的“信息世界”。以“三个世界”的理论来研究信息、知识、情报，它们之间存在以下关系：
并列关系。事实—数据—信息—知识—情报。
转化关系。数据不会自动变成信息，信息也不会自动变成知识，数据、信息、知识同样也不会自动变成情报。实现从数据到情报的关键要素是人。是人通过信息组织与管理，知识组织与管理来实现信息、知识、情报相互转化。知识本身也是一种信息，情报本身也是一种信息，相互之间可以转化。但是，知识、情报不是一般的信息，而是体现人的认知因素而且在运用中能改变人的行为的特殊信息。
包含关系。信息存在于全部的三个世界中（主观世界、客观的物理世界、客观的概念世界），知识存在于主观世界和客观的概念世界，但不存在于客观物理世界中，因此知识包含于信息之中。情报也存在于主观世界和客观的概念世界中，是活化了的知识信息，包含于知识、信息之中。
层次关系。从数据提升到信息，主要是对数据之间建立相关性，使其有序化和结构化。从信息提升到知识，主要根据信息的相关性、有序性，进行比较、分析、综合和概括，从中发现问题的本质。从数据、信息、知识提升到情报，主要是采取各种有效的手段和方法激活它们。
2情报学研究范式
情报学的多学科特性，正是由情报学的多种研究范式决定的。围绕情报学理论研究，可归纳为以下研究范式。
2.1机构范式（InstitutionParadigm）
机构范式是一种视图书馆和情报中心为社会机构的一组思想和观念，以社会学和教育学观点研究图书馆，从图书馆实践出发，研究资料（采集文献）、组织（行政机构和人员管理）、知识属性（分类、编目、采编政策等），从而驱动资料和组织的有效管理以发挥机构的社会功能。我国20世纪60—70年代情报学以及所探讨的文献合理布局，情报所的地位、作用以及情报政策、管理等都是从机构范式出发，对本行业的问题进行研究。
2.2信息运动范式（InformationMovementParadigm）
该范式起始于申农和维纳《通信数学理论》一书的通信数学模式：即信息源—传输器—噪音—接受器—信息端。信息运动范式关注的是信息运动的过程——反馈和控制。它构成了当代情报检索系统和文献计量学研究的基础。显然，通信数学模式的概念不适合应用在信息语义上，情报用户被视为情报检索系统以外的被动接受者，要去适应检索系统，利用现有的信息。因此，该范式只是从系统角度去对待情报用户，而不是从情报用户角度了解用户的情报需求。
2.3解释学范式（HermeneuticsParadigm）
伽尔默尔提出解释学的依据是人对信息、情报的解读、解释因人的知识与经验的不同而取舍，因此要研究传播、语言、文字、知识、理解及解释。如果说卡尔·波普尔偏向把情报作为静态的客观知识来加以纯技术性的分析和处理，伽尔默尔的解释学认为，社会文化以及情报消费主体的知识结构和心理状态在查询、解读和利用情报的过程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关注情报流动过程中情报客体与情报消费主体的交融。
2.4技术主导范式（IT-centeredParadigm）
V.布什关于实现情报检索自动化的构想，使情报学研究的主流向着利用技术解决问题的范式演变，技术范式对情报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计算机技术突破了人类生产、处理和存贮信息的能力在数量、时间和智力等方面的限制，通信技术的进步，突破了人类传递信息的能力在距离和时间两方面的限制，信息内容开发从点（字、词）、线（字符串、全文文本）、面（数据库、关系数据库）、立体（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结合）、三维空间（A/V、数据挖掘）到万象空间（虚拟真实）不断向纵深发展。情报学研究致力于发展各种先进、高效的情报系统和信息技术应用，但是，情报技术的应用并不是情报学的全部内容，不但如此，由于过分夸大技术的作用，反而导致了重技术轻理论的倾向，忽略情报学的整体研究。
2.5认知范式（CognitiveParadigm）
由于认知科学的发展，一些研究者开始从认知过程，如注意、知觉、表象、记忆、思维、语言等，来观察信息和情报现象。认知范式强调入的知识结构，研究人的信息处理原理，关注情报的利用和吸收，目的是支持和改善情报系统的设计和情报服务。认知观的变迁意味着情报学研究主体从情报检索系统的设计和开发扩大到强调情报用户的知识结构、认知过程、情报行为和人机交互等认知范围。
2.6知识主导范式（Knowledge-basedParadigm）
传统情报学的研究对象是文献单元而不是知识内容。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1980年提出了著名的布鲁克斯基本方程式，明确地指出情报学的任务是探索和组织客观知识，情报学要对客观知识进行分析和组织，以便绘制出知识的“认识地图”并最终按“认识地图”来组织知识。情报学从文献层次向知识层次的深化、演进与发展是情报学研究的新趋势。知识有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之分。显性知识存在于信息载体上，通常经过符号化、编码化或结构化等文献处理，内容是固定的，外在的。隐性知识存在于人的大脑中、行为上及概念里，是个人的，没有经过文献化、内部化的，以经验为基础的。隐性知识比显性知识更能激活灵感和启发创新，是一种更有价值的知识，但以往这类知识只能靠个人交流获取，无法收集和加工利用。情报学要超越显性知识，研究收集、筛选、加工、整理隐性知识的理论和规律。当前知识经济、知识组织、知识管理、知识发现、数据挖掘、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的研究正在成为情报学界研究热点和学科体系成长的标志，最终将使情报学成为研究知识与知识活动包括知识的激活、扩散、转移、组织、增值、吸收、利用等规律性的一门学科。
2.7经济学范式（EconomicsParadigm）
情报学与经济学的联系早期仅仅只是引入经济学中的效用、效益等概念，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等基本方法，借用政治经济学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模式来评价情报服务的成本与效率。随后，情报的价值、情报传递的成本与效益以及情报工作的效率等也成为情报经济学的主要议题。1979年在荷兰海牙召开了国际情报经济学年会，内容主要围绕情报商品与情报市场研究、情报经济效益研究、情报经济管理研究、情报产业和信息化社会发展研究等方面。面向21世纪，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方兴未艾，网络革命掀起的全球信息化所提出的众多理论课题与实践课题正在推动情报经济学开拓新的领域。例如，信息（情报）经纪业、竞争情报、博弈论、微观经济学中市场结构理论等，都成为情报经济学研究热点。
2.8人文范式（CultureParadigm）
以人为本的思想必然要同人文科学这一更高层次的概念进行整合，从而研究信息民主与信息专制、信息自由与信息保护、信息平等与信息歧视、信息富裕与信息贫穷、信息共享与信息垄断以及信息污染、信息灾害、信息伦理、信息法律、信息政策、信息文化等以人为主体的信息环境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文化的相互关系。突出人文因素的研究，提高人的信息素养，将使情报学更加符合信息化时代特征和情报学自身的发展要求。
3国内外情报学发展现状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情报学研究范式的多元化，拓展了情报学研究视野和研究内容，使情报学研究带有时代特征，同信息科学群的其他学科协调、融合、互补，进入了一个情报学整体更新的发展阶段。信息技术是情报学创新的原动力，但国外情报学研究迅速改变“技术至上”的倾向，技术与理论并重，技术与人文并重，技术与经济并重，不断探索情报与技术最佳匹配模式。情报学研究从强调信息需求和信息利用，重视以用户为中心来设计信息系统和情报检索开始，逐步引入解释学、认知观、人文因素等新成分，现在关注的焦点移向知识管理和利用、以人为本、用户/信息/技术/社会和谐共处的生态平衡。情报学不断对传统观念提出质疑，与时代的要求俱进，与技术的发展俱进，与社会的进步俱进，不断拓宽情报学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目前已形成为一门多范式交叉、多学科集成的全方位情报学。
我国情报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掀起了两个高潮。一个高潮是引进国外情报理论，开始学习和探讨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布鲁克斯的知识方程式以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等，为我国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打下基础，一些有影响的情报学专著如《情报学概论》、《情报数学》等相继问世。另一个高潮是开始计算机情报检索的试验、应用和研究，出现了计算机编制主题表、汉字切分、中文全文检索、自动标引等应用研究。我国情报学关注领域和研究重点开始从文献转向技术，从理论转向应用。截止1998年统计，新中国成立50年来情报学领域计18369篇，按11个论文主题分类，论文数排名分别是情报组织管理、情报基础理论、情报检索、情报分析研究、情报服务、情报搜集、情报技术、情报事业、国外情报事业、情报整理、情报教育。关于理论研究方面，情报学界出版了《现代情报学理论》等专著，近年来在面向21世纪的情报学、情报学研究的定量化、情报学认知观、经济情报学、知识组织和管理、竞争情报、内容开发等广泛领域也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论文，说明我国情报学研究有新的发展。据2000年9月统计，我国目前培养情报学硕士的高等院校和情报中心有22个；培养情报学博士的单位有4个；情报学作为一级学科单位的有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2个。
4情报学与相关学科
4.1情报学与图书馆学、文献学
美国学者S.Hemer1984年在“JASIS”上发表的《情报学简史》认为，情报学是在图书馆学、计算机和穿孔卡片、研究与发展、文献学、文献与索引技术、传播学、行为科学、微观与宏观出版、视频与光学等学科领域相互整合的结果。情报学与图书馆、文献学在学科性质上有许多共同之处，都要研究编目与分类、存档与索引、检索与获取等技术。图书馆学和文献学是情报学的基础之一。图书馆学是以图书期刊为对象，以馆藏、出纳、阅览等为工作重点；文献学以文献为对象，以揭示报道、加工、研究、提供每篇文献以至每个数据的内容为重点。情报学以信息和知识为对象，以内容开发利用为重点，广泛采用情报技术产生、搜集、整理、检索、传递、分析、利用情报。情报学对信息加工组织有质的飞跃，对组织信息是由线性组织（字符串、全文文本）、平面组织（数据库、关系数据库）到立体组织（A/V数据），进而到虚拟组织（虚拟真实、时空信息）。
4.2情报学与信息科学群
信息科学群的崛起，是信息现象日趋复杂化、信息爆炸性增长、知识重要性增加、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同学科领域对信息现象的共同探索，形成了信息科学群。信息科学群是以信息为基本研究对象，以信息运动规律和应用方法为主要研究内容，以扩展人类信息功能为中心研究目标而形成的一个横断性、综合性学科群体。情报学是信息科学群的一个分支学科，起着重要作用，为信息科学群各个范畴提供新思路、新概念和新方法。综合有关研究，信息科学群的研究范围包括：哲学范畴、认知范畴、计算机科学范畴、信息交流与管理范畴、社会科学范畴、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有关信息范畴等。
4.3情报学与信息管理学
情报学与信息管理学具有血缘关系和学科延续性，信息管理学在广度上超过了情报学，而在深度上则逊于情报学。二者之间不是一种取代关系，而是一种衔接关系。从发展趋势看，两者将形成互补互动的学科关系。情报学50多年的发展形成的研究方法体系可为信息管理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建立提供借鉴。信息管理学开发和利用当代信息资源的新技术和方法可为情报学弥补学科空缺领域提供借鉴。对于情报学和信息管理学来说，一方的研究向另一方研究领域发展会给双方学科带来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研究方向。
5情报学核心研究内容
情报学应该有自己的核心研究内容。情报学作为信息科学群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阐述信息现象并回答有关信息查寻过程中的智力行为问题，而且这种回答必须是科学的并基于在一定程度上是本领域独有的调研方法。ASIS主席萨拉塞维克（T.Saracevic）认为，情报学科分为两大块：情报分析和情报检索。情报分析是指：情报学家对文献和文献结构的分析研究，研究作为内容载体的文本；研究不同群体中的信息传播，尤其是科学传播；情报的社会背景；情报利用；情报搜寻和情报行为；关于情报和相关论题的各种理论。现在情报分析与情报检索之间存在鸿沟，情报学的任务就是填平这道鸿沟。他认为，“待这两端成功相连之际，便是情报学这门学科羽翼丰满之时”。综合萨拉塞维克等学者的观点并从现实出发，情报学的核心研究领域可包括理论方法、信息管理和服务、情报分析、信息检索、知识管理、信息技术应用等6个组成部分。核心领域涉及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理论方法。主要探讨和研究情报的性质、现象和过程、各种理论范式、情报学与相邻科学的关系等学科建设方向。当前尤其需要关注信息与社会进步、信息与经济活动、信息与大众传媒、信息与教育、信息与人文、信息构筑、信息生态、信息政策法规、信息伦理、知识产权、行为科学等课题。
2）研究方法。需要关注文献计量学、信息计量学、网络计量学、科学计量学以及情报的量化分析、引文分析、文献知识发现等课题。
3）信息管理。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存储、传播、分析和服务活动；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的分类、信息资源管理体系、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等；信息生产者与用户的关系；信息系统质量评价等；有关信息格式、内容加工和传输的各种标准和规范等。
4）信息检索。以信息处理和情报内容加工为主的研究。包括：元数据、界面设计、可视化、主题词表、分类表、概念分类、Web网站构筑、多媒体检索、跨语言检索、检索策略、搜索引擎等。
5）知识管理。知识单元、知识存储和管理、知识获取、知识提取、知识发现、知识表述和分类、知识挖掘、自然语言理解、语料库、知识工程应用研究、知识管理与统计学、机器学习、自动推理、问题求解、人类常识和专业知识的分析研究、最佳实践（BestPractice）和实践团体（CommunityofPractice，COP）、协同网等。
6）情报分析研究。从信息挖掘、抽取，对信息进行分析、加工，提供情报咨询服务，以及其相应的信息系统，如竞争情报（CI）、电子数据处理系统（EDPS）、决策支持系统（DSS）、群体决策支持系统（GDSS）、在线分析处理（OLAP）系统、计算机支持协同工作（CSCW）等。
7）应用和服务。应用范围包括电子商务、电子政务、在线教育、在线学习、在线保健、在线娱乐、在线金融等。服务范围包括网络接入商（LAP）、网络服务商（ISP）、网络内容商（ICP）、应用服务商（ASP）、网络培训商（ITP）、系统集成商（SI）、网络咨询等。
8）技术应用。技术对情报学发展的影响。信息内容技术：信息数字化、全文检索、搜索引擎、多媒体内容检索、自动标引、自动翻译、自动摘要、数据挖掘、文本挖掘、信息提取等。计算机与网络技术支持的知识内容加工和知识吸收、转换等。数字图书馆技术。
9）信息教育与人才培养。包括数字鸿沟、计算机文明、信息技能、专业结构、人才素质、教育制度、在职培训、继续教育、网络教育、网络学习等课题。6情报学研究方法
1）社会调查法。情报调查法是指人们在社会情报实践活动中对客观情报情况的调查了解与分析研究方法，是搜索、跟踪、获取和开发利用情报资源的一种基本的、有效的方法。这种方法又可分作直接方法与间接方法两大类，前者主要是用现场观察法，后者又分作访问调查与调查表调查。
2）引文分析法。研究文献的被使用和被引用，也就是研究质量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由于《科学引文索引》（SCI）的创办，引文分析法已成为一个有相当深度和广度的情报学分支。对引文这一线索进行研究，可以了解某项发明或技术的应用范围、现状、著作水平、学科发展趋势等。
3）系统科学方法。从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出发，主要研究科技情报系统的结构、功能和最优设计，以及解决科技情报系统的最佳运行、实现最优服务等问题。
4）文献计量法。文献计量是情报学与数学、统计学等相互交叉和结合而产生的研究方法。文献计量研究方法包括布拉德福定律、洛特卡定律，齐夫定律、引文规律、文献老化规律、文献增长与冗余等已形成的理论体系。文献计量法开始向其他学科输出、扩散、渗透，利用文献计量统计方法，可以描述和解释许多分布机制相似的社会现象，如收入分布、利润分布、人口分布、不合格元件分布、通信间隔分布等。
5）科学计量法。科学计量试图通过定量方法寻找科学活动的内在规律和准规律，并为更有效率地开展科研提供指导。20世纪60年代初，D.普赖斯等人倡导并采用定量方法来研究科学自身，E.加菲尔德创建了“SCI”大型数据库，视为科学计量学的肇端。30多年来，许多情报学研究人员在该领域作出了许多重要成果，此外社会学和政策研究人员也投入这一新领域，使其研究对象不断增加、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科学研究的生产率问题、科研资金投入的最优化、预测学科发展趋势、识别不同学科之间以至科学活动同技术活动之间的联系、科研绩效评估、描述科学活动规律和准规律、研究科技人才和科技教育问题等等，形成蔚为大观之势。
6）信息计量法。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和他的学生埃格希（L.Egghe）1988年主张用信息计量学代替文献计量学，提出了如下信息计量的发展逻辑过程：书目统计学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信息计量学。信息计量学的提出表明情报学定量化研究已由文献单元深入到文献中的各个信息单元、知识单元；已由文献计量分析发展到信息计量分析，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最终将真正实现“知识信息的计量必须从语法层次向语义和语用层次发展”的这一飞跃。
7）网络计量法。1997年Almind和Ingwersen首次提出网络环境下引文分析的概念和“网络计量学”（Webomet-rics），将传统信息计量方法使用在Web分析上，对诸如语言、单词、词汇、频次、作者特征、作者合作的能力和程度，以及对作者的引文分析，学科或数据库增长的测量，新概念、新定义的增长，信息的测量，检索措施的形式与特征进行了研究。网络计量法可用于研究因特网的知识结构、学科性质、信息组织特征，研究网络环境下的科学信息交流规律，探讨学科、机构、国家、地区的科学发展趋势，研究网络用户的信息需求和网络查寻行为，指导网络建设和网站管理。
8）基于文献的知识发现法。由于科技文献和知识的爆炸增长，科学分工越来越细，跨学科的信息传递变得更加困难，就会产生知识的分裂，并且随着知识的持续增长，分裂现象会更加严重，尽管现代每个人懂得的东西越来越多，但是必定有许多未被人们发现的知识点、知识领域之间的相互联系。假设某学科发现医学状况A与症状B相联系，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学科发现某营养成分缺乏C与症状B相联系，则A与C也发生了关系。但是两个完全不同领域的学科隔行如隔山，A与C的联系则长期蛰伏着，未被发现。198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情报学专家K.Swanson博士创立了基于文献的知识发现法，并开发了Arrowsmith系统。
7情报学前沿领域
情报学的发展将通过与不同学科的碰撞交叉而产生前沿研究领域，不断丰富它的内涵和扩大研究范围。据有关研究，前沿领域有：
1）“数据库知识发现”（KDD）研究。数据库知识发现是目前十分活跃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情报学家利用“基于文献的知识发现法”，开发出各种软件系统，揭示数据库中不同领域知识的联系和问题的答案，找到了知识发现的新途径。
2）语义网研究。语义网实际上是一种智能网络技术，能理解人类语言，并能推理，不仅可以理解词和概念的涵义，而且还能理出其间的逻辑关系。语义网技术一夜之间得出的组合方式将比一个人穷尽一辈子心力想得到的还要多，有助于人们提高自身的直觉和分析能力，促进全球范围内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合作。美国互联网之父伯纳斯·李希望到2005年用“语义互联网”取代目前的万维网。他将互联网变成一个巨型大脑，每一台接入互联网的电脑都能享受人类自5000年以来的全部知识。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语义网问题，也是情报学将有很大作为的领域。这方面的研究项目有：面向自然语言处理的语法、语义计算机模式的研究，潜在的语义索引，复合词的分析模型研究，自动构成多语种词库，存取多语种信息，用户自适应集合分类法研究，知识共生现象研究，网络知识搜寻等。
3）3G（GreatGlobalGrid）研究。欧洲各国正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3G技术，主要目的是将各种网络信息资源连接起来，像今天的电力网格一样，方便地送到每个用户那里。目前在因特网上，信息资源分散在各个网络站点，将来，可以通过网格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对用户提供各种一体化的信息服务基础设施，也就是将分布于全世界的计算机、数据、信息、知识等组织成一个逻辑整体，用户可通过网格门户透明地使用整个网格资源。核心技术包括：信息优化使用技术，网格资源管理技术，网格中的作业调度技术，网格安全技术。
4）信息构建（InformationArchitecture）。美国建筑师R.S.Wurman于1976年在美国建筑师协会年会上首次提出IA的概念。1989年，他在《信息悬念》（InformationAnxiety）一书中对IA作了定义，就是如何组织信息，把复杂的信息变成明晰，以帮助人们有效地实现其信息需求。随后，随着因特网的发展，IA的理念和应用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在情报学界和信息管理学界。IA是把传统图书馆学情报学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组织信息和构建信息环境，以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的一门科学和艺术，已引起国际情报学界重视和关注，成为情报学的核心问题，并把它的理念合理地运用到情报学研究领域上来。
5）知识管理研究。知识管理不仅包括对知识本身的管理，还包括对知识有关的各种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的管理，涉及知识组织、知识设施、知识资产、知识活动、知识人员等全方位、全过程的管理。目前的研究热点在于：知识组织、知识链、知识发现、自然语言理解、知识管理工具、知识转换模式和4力场（4Ba’s）研究、实践社区、最佳实践库、智能、知识网络化研究等。
6）数字图书馆研究。数字图书馆正引发一场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媒介迁移运动。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一些文化机构将进入经济开发的中心地带，传统文化资源将被开发成经济资源，导致一个国家的文化生态从根本上发生变化。数字图书馆需要跨行业、跨学科、跨地区、跨国界的合作，共同解决技术问题、管理问题、运营问题和法律等问题，不同学科将从不同领域对发展数字图书馆作出贡献。情报学的理论、方法、技术是建设数字图书馆的重要支柱，同时情报学也将吸收数字图书馆集成的各个学科的养分进一步实现现代化。
7）信息技术应用。技术方面前沿课题很多，包括：元数据技术、语料库技术、海量信息存储与压缩技术、信息可视化技术、图像检索技术、语言检索技术、人机界面技术、多语言浏览器、跨语言信息检索、自然语言理解、人工智能、大规模真实文本处理、自动抽词、自动索引、自动分类、自动文摘、概念分类（Ontology）、信息安全和保护技术等。当前要着重内容和知识开发利用的新技术和新应用的研究和探索，以及实现这些技术和应用不可或缺的基础研究、基础建设和标准规范的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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